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1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微观经济学;发展
通常微观经济学上的创始人被认为是亚当•斯密。自其以后，微观经济学有了十足的进展，至19世纪30年代，已经建立起微观众经济学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如马歇尔预言般达到高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微观经济学有了更大突破，其中显著代表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诸多成就。从微观众经济学理论出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在管理经济学上挑战完全理性假设，公共经济学上进行理论突破，管制经济学上开辟实证研究，劳动经济学上进行理论修正与补充，福利经济学上深化不断。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开始，已有47年历史。通过分析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成果上看有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变化和研究方法的应用，发展趋势更加综合、多元、交叉。
一、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微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微观经济学在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应用创新。一是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作为数理经济学的一种重要创新，其从公理化角度研究经济系统整体均衡的稳定性、有效性、存在性，被当作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基本方法在微观与宏观经济学中都应用广泛。一般均衡体系由萨缪尔森提出，使其成为统一处理各种经济问题的一般方法，希克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建立，并将规模报酬因素引入，结合起资本与投资理论。二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应用。约翰•福布斯•纳什通过不动点定理，使均衡点的存在得到证明，奠定了博弈论一般化的基础，海萨尼对不完全信息博弈领域进行了新的开辟，让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得到发展，维克里与莫里斯开创了不对性信息条件经济激励理论研究，并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石。三是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应用。通常资源配置的完成依靠价格体系的调整，康托罗维奇首次提出解乘数法，在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中引入线性规划方法，将定性研究发展到现实计量阶段，赫克曼与麦克法登则建立了微观计量经济学理论，使统计方法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在个人、家庭、企业统计分析应用中广泛，使经济信息在反映社会本质上更深刻。四是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应用。该经济学研究领域新的开创依赖于卡纳曼与史密斯的研究，提供了克服西方主流经济分析方法关于基本方法论困难的解决出路，提出期望价值理论遵循条件，使实证经济学方法的缺陷得到弥补，推动了经济理论现展。
二、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一）经济学的解释力因经济学的放松与拓展持续增强
经济学理论大多建立的基础为一系列假设和假说，假设又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一种非现实主义抽象理解。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历年理论来看，研究微观经济学主要通过理论程度、信息确定性两条主线，再结合放松假设，向现实世界不断走近，以拥有更强的解释力。在20世纪50年代后，人们逐步认识到依托“经济人”假说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为理想模式，难以在实际中有效指导决策，而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理论贡献，正是建立在逐步放松的理性假设上，让更加复杂的人性假定来替代“经济人”假设。此外，从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以分析出，对于完全信息假设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逐步抛弃，转而研究不完全性信息与其下的人类选择行为问题，让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发展空间更大，并使其作为经济学分支有更强的现实世界解决力。信息经济学着重分析研究人性假设与外部环境的决策约束因素，数量化不确定性，在激励理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的模型构建上给予方法论基础。不确定信息对新古典主义理论前提进行改变，开创了新的经济学理论空间。在放弃交易成本为零假定后，交易成本理论得到了更广泛应用，在真实世界更准确审视上拥有了更有力工具。从该角度来看，微观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为对非现实主义旧的假设不断放弃，让假说向真实世界更加靠近的成长过程。
（二）经济学研究方法与领域综合性、多元性、交叉性特征更加明显
综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近年来趋势，微观经济学里获奖理论在研究上更趋向于数理化，且分析方法显现出综合性、多元性的特征。在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主要表现在：数学结合经济理论，开创数理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结合经济数据，通过计算机定量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研究范围上，学科研究越来越广泛，并推进经济学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更加多元化。多元化的倾向表现使得经济科学能逐步独立并树立一元化地位，逐步向人口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实现多元化发展，使得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多元性、综合性、交叉性与前沿性特征更加明显。
三、结束语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前人成熟的理论体系知识，更大程度地理解与掌握单个社会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对多样化假定条件、非经济化研究领域等发展趋势更加透彻、了解，使学科知识能更好转换成社会生产力与社会财富创造驱动价值力。
作者:夏侯健丹单位:新余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2
(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其简评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原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结合两种经济理论中切合现实的一些假设观点上,提出了本理论的基本假设,主要概括为3个方面。1.市场非出清假设市场非出清假设是新凯恩斯主义最为重要的假设,该假设实际上来自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假设条件,其基本含义在于:如果经济出现需求冲击或攻击冲击后,工资和价格并不能够迅速调整到使得市场出清即供求均衡的状态,也就是说市场将持续处于非均衡的状态。而这其中又暗含着工资和价格具有黏性的假设,而在传统凯恩斯主义假设中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刚性,前者假设前提是工资和价格是可以调整的,只是调整的速度缓慢,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后者却认为工资和价格是不具有弹性的,或者说完全不能进行调整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工资合同和长期劳动合同结束时间不一致导致的工资需交错调整使得工资具有黏性,而由于菜单成本理论和价格交错调整理论导致了价格也具有黏性,而价格黏性成立又暗含着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假设。由此可见,市场非出清假设中同时又递推出另外的两个方面的假设,且该假设又不同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市场非出清假设。2.利益最大化假设在吸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精华的基础上,为弥补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微观基础的缺失,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现象是所有微观个体经济行为的结果,同样提出了经济当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假设。这一假设实质上源于微观经济理论,同时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承认并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实际上表明了该理论已经承认宏观经济学必须具有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且认可了这一基本假设,从而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学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不得不说,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这一点上较传统的原凯恩斯主义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3.理性预期假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理性预期理论,该理论强调理性预期对经济行为与经济政策的作用与影响,认为经济人是根据理性预期而作出经济决策的,市场运作的结果是使得市场出清的供求均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理性预期为主要假设之一,实质上包含了3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作出经济决策的经济行为人是理性的;其次,为了得出正确的预期,经济行为人在作出决策之前试图得到一切相关信息;最后,经济行为人在做出预期时随时会根据得到的信息不断调整其预期,因此,总体上从长期来看,经济行为人对未来的预期与未来的实际值是一致的。[3]事实上,该假设暗含着经济行为人能够获得完全信息这一假设,从而才能保证预期的正确性,其实也并不难理解,因为从长期来看,任何一个经济行为人总会有矫正原来信息不准确的时间,从而会准确地或趋向于能够预测到经济变量所应该的数值。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沿用了这一假设,并将其与其他两个假设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其自身的经济理论观点。
(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评析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在上述基本假设的前提下,通过理论推导与数理分析,主要持有以下观点:①否定了古典学派的“二分法”①,认为货币等名义变量的变动会导致产量和就业量等实际变量的波动。换言之,货币是非中性的,而货币的非中性缘于价格是黏性的,由于价格是黏性的,并不具有完全弹性,当货币等名义变量发生变动时,根据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它不仅会影响价格水平等名义变量的变化,而且会导致产量等实际变量的波动。所以,古典的“二分法”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是失效的。②经济中实际市场的不完全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该观点早已被用来解释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20世纪80年代,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就基于外因并从工资和价格具有完全伸缩性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的原因,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认为实际经济周期的市场出清模型并不能用于解释短期经济波动的,他们认为更准确地确定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解释短期中工资和价格行为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了工资和价格具有黏性,从而引起产出和就业的短期波动,造成了经济偏离了自然率水平。如果根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总供求模型来解释,那么就是由于工资和价格的黏性使得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而并不是呈垂直的状态。因此,总需求的波动会引起产出和就业的短期周期性波动。由此可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更加符合现实的角度对经济的短期波动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③在政策涵义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是:第一,政府应该出台政策,干预宏观经济,刺激总需求,从而达到使非均衡的经济状态能够较快地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第二,政府应该采取相机抉择、斟酌使用的稳定化政策。[4]事实上,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与传统凯恩斯主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强调政府应该“作为”,审时度势,主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从而达到减缓经济波动,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所以,该理论与古典学派所主张的政府“不作为”的经济自由化是完全相反的。
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对现实的一个微观解释:名义价格黏性模型
在解释价格黏性这一基本假设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由于改变经济中的价格就要使用经济资源,然而厂商只有在价格变动的利益大于成本的时候,他们才会改变价格。这种解释产生的问题是,改变价格的成本很小,但是经济波动大约占GDp的几个百分点,可能变动价格的利益几乎要大于由此产生的成本,而且这种解释本身也比较宏观,显得不够具体,缺乏较强的可信度。随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在前沿理论中,能够从微观的角度比较可靠地解释这种现实的理论模型也出现了,其中,以曼昆的名义价格黏性模型最为典型。名义价格黏性模型要回答的是: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经济中的各个厂商面临名义货币变动时,为什么依然会保持各自名义价格不变?我们在这里列出该模型的简化分析过程。假设一个经济中的生产领域包括众多的厂商,他们在各自的市场中都有一定的垄断力量。将厂商i所面临的需求表示为:其中,pi是厂商i制定的价格,p是总体价格水平,m一般表示名义货币供给量,而ε(ε>1)是需求价格弹性。假设生产中劳动是唯一的投入要素,劳动边际产量为a,名义工资为w。作为垄断者的厂商采用成本加成的方法给产品定价。因此,边际成本为w/a,那么根据垄断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即为mR=mC其中mR=p(1-1/ε),得出厂商的定价为:如果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当货币供给增加时,假设增加1%时,则名义价格和工资均为上升1%,即方程(2)中的左右两边均上升1%;因为m、p和所有的pi均上升了1%,方程(1)中的实际需求保持不变。由方程(3)知,名义利润上升了1%,但由于总体价格水平p已经上涨,所以实际利润是不变的。现在假设各个厂商如果提高价格pi,就必须承担菜单成本支出费用k,因此,厂商就将面临维持其当前较低价格的损失与将价格提高2%时潜在利润增长之间的取舍。以图1来说明,纵轴上以最优产出的百分比来度量,横轴表示价格偏离最优价格的百分比,曲线1表示一个中等程度垄断的厂商的利润损失。假定厂商的当前价格低于最优水平的价格1%,则厂商放弃了相当于产出0.25%的潜在利润,如果菜单成本k大于这个损失,厂商就不会改变价格,其他厂商面临同样的是同样的选择,所以也不会改变价格。由此造成的净效应就是所有名义价格保持不变,总体价格水平p仍然固定,实际货币供给增加,总需求会随着实际货币供给上升。由方程(1),实际货币供给m/p与产出会上升2%。[3]由此可见,新凯恩斯主义从微观厂商的视角,认为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各个厂商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少量的菜单成本就很可能大于潜在利润的变动,解释了经济中当货币价格变动时,名义价格保持不变的原因。该模型从现实出发,给宏观假设提供了严密的微观证明,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建构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3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生产者行为理论；企业
沙盘模拟微观经济学教学中主要介绍产品市场的局部均衡理论。局部均衡理论由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三个理论构成。在局部均衡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均衡价格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所描述的情况是学生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而生产者行为理论描述的是厂商的行为，学生几乎接触不到，造成学习困难。所以，微观经济学的教学需要着重于学生对于厂商行为的感性认识。而企业沙盘模拟课程便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一、企业沙盘模拟介绍
用友eRp沙盘将实训学生分为4～6组，每组运营一个企业，这些企业在起始的时候具有同样的配置，并且面对同样的选择。包括：广告费投入的选择，生产线的选择，原材料采购的选择等。各个企业需要充分考虑本企业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其他企业的发展策略对本企业的影响，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争取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二、企业沙盘模拟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通过理论加实验的方式合理安排微观经济学课程
高校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课时基本为48学时，且全为理论教学。这种教学模式无法将企业沙盘模拟引入微观经济学教学。所以，根据企业沙盘模拟运营等环节，理想的教学时间是16学时，故需要将微观经济学48课时划分为：理论课时32学时，实验学时16学时。
（二）调整企业沙盘模拟规则以适应微观经济学教学内容
在生产者行为理论当中，厂商的行为原则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教师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应用企业沙盘模拟时，必须要对企业沙盘模拟的规则进行调整以适应微观经济学教学内容。例如，在完全竞争市场当中，假设有很多厂商，单个厂商的产量只占总供给的一小部分，对于价格没有影响。而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是：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对产量进行控制。生产者理论的前提假设是要求厂商的产量要小于需求量，而在企业模拟实训当中，有四种生产线：手工线、半自动线、全自动线和柔性线。而每个生产线的全年产品数各不相同，为保证总供给小于需求，需要对企业进行限产，调整生产线。在教学中运用企业沙盘模拟微观经济时，为使企业沙盘模拟符合微观经济的实际现状，应适当调整模拟规则，进而更好地实现教学内容。
（三）提炼企业沙盘模拟中包涵的微观经济学理论
1.经济人假说。用友eRp沙盘将学生分为六组，每组运行一个企业，运行六年后，以利润多少作为判断胜负的标准，这体现了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利润最大化目标是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说的表现。2.可变成本和不变成本。用友eRp沙盘中将企业中的成本具体化，主要包括：原材料费用，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广告费，设备维护费。教师可以将这些具体的成本进行归类，形成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使学生产生直观的认识。在实验当中，原材料费用和生产费用随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属于可变成本。在第一年内，由于只能使用手工线生产p1产品，所以，原材料费用和生产费用都等于1m•q，其中q代表产量。可变成本的公式是：tVC=2•q。而设备维护费，设备折旧等，都不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属于不变成本。3.显成本和隐成本。企业生产的显成本是指厂商在市场上购买或租用他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支出；企业生产的隐成本是指厂商自己所拥有的且被用于自己企业生产过程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总价格。4.停止营业点。如下表所示，第一年在广告费用为零的条件下，除数量为7的订单外，其余都是亏损的，是不是应该继续生产？这涉及停止营业点的概念。判断是否停业的标准是收益和可变成本，收益大于可变成本，就应该继续生产。如表所示，每个订单的总收益都大于可变成本，所以，应该继续生产。总之，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引入企业沙盘模拟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企业的同时了解企业运行中的相关问题，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1]赵富荣,吴红英.提高高校eRp沙盘模拟实训课程教学效果的措施[J].中国市场,2015(33):132-133.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4
关键词金融不稳定假说；金融危机；随机微观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金融自由化不断加深，金融危机爆发规模大、频率高、破坏力度大，但经济恢复时间愈来愈长，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重创各国经济，也影响各国政治稳定，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货危机引爆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欧元区债务危机至今还没有解决良方.金融危机及金融危机理论形成国内外学术研究热点与难点，如何防范金融危机也是各国政府实践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国际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理论学说试图对金融危机进行解释，主要理论有：1）费雪于1933年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论（Fisher，1933）[1]；2）以霍特里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纯货币危机理论（Krugman，1979）[2]；3）海曼·明斯基于1963年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minsky，1982）[3]；4）以麦金农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道德风险论（mekinnon，1997）[4]；5）戴尔蒙德和荻伯威格1983年提出的金融恐慌论（Diamond&Dybvig，1983）[5]；6）弗里德曼1979年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论（Friedman.，1968）[6].至今，相对于从外部宏观角度解释金融危机，对金融危机比较有解释力的是海曼·明斯基于1963年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minsky，2010）[7]，它从金融内部去解释金融危机，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本文首先简单分析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的危机解释力，其次拓广C.Chiarella和C.DiGuilmi（2011）[8]提出的随机微观模型及其相关结论.通过融资关系将企业、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建立随机方程对企业状态和资本的演化过程进行随机动态分析，说明金融系统中不稳定性的生成机制，从金融系统内部和随机微观角度探索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探讨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
2金融不稳定假说的危机解释力
金融不稳定假说的核心内容是从金融系统内部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波动性及其危机是以复杂金融系统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固有属性，投融资活动是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经济体系不稳定主要体现在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方面.
海曼·明斯基在分析企业财务结构变化与风险形成基础上，根据“债务收入”关系，将企业按其融资结构分成三类，第一类为对冲型企业，融资产生的现金流能够完全偿还利息和本金；第二类为投机型企业，融资产生的现金流只能如期偿还利息，不能如期偿还本金，但从长期来看，所产生的现金流能够偿还利息和本金，投资带有某种程度投机，主要是依靠债务滚动维持企业运营，吸收冲击的能力较弱；第三类为庞氏型企业，融资产生的现金流不能如期偿还利息，这类企业主要依靠出售资产或者再借新钱来履行合同支付承诺，庞氏型企业对冲击毫无吸收能力.从海曼·明斯基的融资企业分类法中可以看出，一个对冲型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系统能够维持均衡；若经济系统中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的比重越大，经济系统就越有可能偏离均衡状态，从而趋向不稳定.因此，经济系统在某一种融资机制下是稳定的，在另一种融资机制下是不稳定的，这就是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第一定理.海曼·明斯基还认为，经济系统在经过一段时间扩张后，会遵从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第二定理，即经过一段长时间繁荣，经济会从有助于稳定系统的金融关系转向有助于不稳定系统的金融关系，如果经济系统中对冲型企业所占比重非常小，而庞氏型企业所占比重非常大，此时经济会产生过度负债，从而发生费雪的“负债通货紧缩”过程，爆发金融危机（minsky，2010）[7].
当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时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引起社会动乱，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发展环境下，设法将金融部门的资金转移到实体经济，减少金融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投机炒作，突出金融部门为实体经济服务功能，保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如图1所示.
为了更加直观分析金融危机发生原因以及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C.Chiarella和C.DiGuilmi（2011）[8]对异质资本结构的企业建立随机微观模型，并将海曼·明斯基融资企业分类中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归为一类，统称为投机型企业，经济系统中企业相应地分为对冲型企业和投机型企业两类，但由于经济系统中企业数目众多，以单个行为主体建模来分析企业状态变化很复杂，利用aoki（2002）[3]提出的平均场方法，建立随机微观逼近模型，通过代表性企业的状态变化来分析资本的演变过程.
本文在分析C.Chiarella和C.DiGuilmi建立的随机微观模型基础上，将企业由对冲型和投机型两类还原为对冲型、投机型和庞氏型三类，把企业划分回归到海曼·明斯基原本的企业分类，然后拓广C.Chiarella和C.DiGuilmi的随机微观模型，并通过融资关系将企业、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通过随机微分方程对企业状态和资本的演化过程进行动态分析，说明金融系统中不稳定性的生成机制，并探讨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本文还原海曼·明斯基融资企业分类如图2所示.
3随机微观模型的基本假设
3.1对企业的假设
3.2对投资者的假设
凯恩斯认为，由于货币具有使用上的灵活性，人们基于三大动机（即交易动机、预防性动机和投机动机），总是偏好持有一定的货币.基于凯恩斯的这三大动机，明斯基将人们对流动性资产的需求看成是收入、利率、资产价格、企业贷款和近期货币供给的函数.利用类似方式确定流动资产的需求，并假设投资者是有限理性的；为了将每个时期市场信心水平数量化，将投资者分为基本面分析投资者、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三类；基本面分析投资者关注于公司的实际价值，偏好投资对冲型企业；技术分析投资者在作投资决策时时刻取决于外部平衡表，偏好于风险高的股票，这类投资者偏好投资于投机型企业；投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将高收益高回报作为唯一条件，这类投资者偏好投资于庞氏型企业.
3.3对变量ρ的假设
金融市场预期决定了企业投资决策，而变量ρ又决定了金融市场预期，所以变量ρ在整个模型中起关键性作用.对于ρ如何确定，本文仍引用C.Chiarella和C.DiGuilmi（2011）[8]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变量ρ取决于市场基本面投资者、技术分析投资者及投机投资者三者之间比例；第二，变量ρ与金融市场预期构成有关，当金融市场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比例之间增高时，提升了对负债企业预期；当市场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之间比例减少时，基本面分析投资者更多.因此，不同类型企业的ρj是不同的.假设nc为市场中技术分析投资者所占比例，ns为市场中投机投资者所占比例，
因此，整个经济系统会经历债务扩张，当投资者预期突然发生反方向变化时，会导致企业债务无法如期偿还，造成资金断裂，使得整个经济系统越来越脆弱，特别是当庞氏型企业所占比重较大时，大量企业无法正常经营直至破产，使得整个经济系统面临严重危机.相反，当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分析者比例减少时，基本面分析投资者比例会增加，则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的投资、生产和债务会减少，这时，整个经济系统就趋于稳定.
3.4对资本市场的假设（财富分配）
根据其风险程度可以相应的将三种不同类型企业股票分为三种类型.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根据市场预期将其部分财富配置在这三种股票上.因此，投资者财富总额由股票、借贷和流动性资产三部分组成，即
4随机微观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建立随机微观模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三种不同类型企业所占比重的动态变化描述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变过程.为了说明这个过程，提出三个假设：
假设1企业从一个类型转换为另一个类型的过程服从跳跃马尔科夫链；
假设2企业总数n是常数；
假设3企业只能从对冲型企业转换为投机型企业，从投机型企业转换为对冲型企业；或者从庞氏型企业转换为投机型企业，从投机型企业转换为对冲型企业；而不能从对冲型企业直接转换为庞氏型企业或者从庞氏型企业直接转换为对冲型企业，也就是说，不同企业之间转换服从跳跃马尔科夫链过程.企业在不同类型中转换方向如图4所示
在进行分析时，首先需要确定一个企业从一个类型转换为另一个类型的概率，即转化概率.但在该模型中，由于企业数目庞大，确定每个企业从一个类型转换为另一个类型的概率是不可行的，所以，首先通过平均场方法在每一个类型企业中选择一个代表性企业，然后用这个代表性企业的转换概率代表该类型所有企业的转换概率，将转换概率与企业转换之前属于三种不同类型企业的概率相乘便得到转换速率，转换速率衡量了在单位时间内一个企业从一个类型转换成另一个类型的转换概率.为了刻画三种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随机演变过程，用转换概率建立主方程.
4.1转换概率
一个企业从对冲型转换为投机型的概率取决于投资需求和留存利润的大小，当投资需求大于留存利润时，即当对冲型企业所获得留存利润不足以满足投资需求时，该企业必须通过发行新股或借贷来满足余下投资需求.这时，一个对冲型企业就转换成了投机型企业，因此，一个企业从对冲型转换为投机型的概率ζ为
4.2随机动态过程分析
在上节定义了一个企业在不同类型之间转换的微观过程，在以下分析宏观动态过程中，将关注每种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变化.假定企业总数是一定的，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变化反映了宏观状态的变化过程，这个宏观状态包括了三种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由于不同企业之间的转换是服从跳跃马尔科夫链过程，因此将不同企业之间转换分为两部分来建立关系，首先根据对冲型企业和投机型企业相互之间转换建立主方程得
由式（31）至式（39）可以看出，经济系统中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随机动态变化仅取决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相互转换速率.由转换速率公式可知，转换速率是由有不同预期的技术分析投机者和投机投资者所占比例决定，故决定经济系统中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随机动态变化过程关键因素是期望利润.
4.3金融不稳定冲击实体经济的传递机制分析
上述随机动态过程描述了在实体经济中不同类型的企业数目的动态变化.由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可知，当经济体系中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的数目越来越多时，这个经济体就显得越来越脆弱；不同类型企业数目的变化主要取决于转换速率，其转换速率是不同投资者比例与投资者预期ρ的方程，所以当投资者的投资预期发生变化和不同投资者比例发生变化时，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经济扩张时期，投资者预期乐观，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的比例会增加，信贷条件宽松，企业的融资方式从对冲性融资向投资性融资比重、庞氏融资比重逐步升高的方向发展，因而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比重增加，经济体由稳定向不稳定发展，一旦资金链突然中断，大量企业无法如期偿还债务，庞氏型企业的数目会激增，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因此，整个模型随机动态的过程取决于两个动态变量：第一个动态变量是反映投资者预期和非理的资本积累；第二个动态变量是资本市场中不同偏好投资者所占比例.影响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所占比重的主要因素是转换概率，根据式（23）到式（26）可知，转换概率是由经济系统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比重决定，而经济系统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比重反映了投资者预期，所以影响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所占比重的关键因素就是投资者预期；当经济系统中技术分析投资者和投机投资者比重增加时，他们对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预期乐观，因此会增加对这两类企业的投资，这就使得经济系统中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的比重大大增加，在面对投资者预期突然发生变化时更加脆弱.
富比例；dpkK/dt表示经济系统中资本总额随着时间的变化.ρ是本文分析研究的关键所在，不同类型投资者所占的比例变化决定了ρ的变化，进而会导致不同类型企业所占比重和资本价格的变化.而不同类型企业所占比重的变化和资本价格的变化通过影响投资者的财富分配比例和投资决定了经济系统中资本的变化.可以看出，该模型通过融资关系将企业、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联系起来，揭示了企业状态和资本的演化过程和经济系统中现金流的运作方式.当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时，会对企业投机融资提供支持，随着社会总投资增加，总利润开始下降；金融市场资本短缺，利率上升，由于已经进行的投资项目还要继续，金融需求依然很大，这导致利率进一步上升，利润进一步下降，于是对冲型企业会向投机型企业转变，而原为投机型的企业会向庞氏型企业转变.此时，原本健全的金融结构转变成脆弱的金融结构，若经济中对冲型企业所占比重非常小，而庞氏型经济主体所占比重非常大，此时经济会产生过度负债，从而发生费雪的“负债—通货紧缩”过程，爆发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当经济系统中对冲型企业所占的比重较大时，金融系统是比较稳定的；当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所占的逐渐比重增加时，金融系统会越来越脆弱，这种不稳定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会爆发金融危机.
5小结
本文在C.Chiarella和C.DiGuilmi提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随机微观模型的基础上，将企业融资分类由对冲型企业和投机型企业扩展还原为海曼·明斯基的对冲型企业、投机型企业和庞氏型企业三类，通过分析企业数目状态动态演变过程，说明金融系统中不稳定性的生成机制，从随机微观角度揭示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主要取决于两个动态变量：一个是反映投资者预期和非理的投资积累；另一个是不同类型投资者比例的变化，同时该模型还揭示了金融部门冲击实体经济的传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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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5
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1994,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Lange-Lerner-taylortheorem)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ek,1988,chap.5)。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ro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中国的传统伦理资源，这就是：忠义礼智信、推己及人、克己复礼。这一资源应当加以当代意义的正面阐释。利他可以视为一种偏好，满足利他偏好的是利他行为的效用。这与最大化利己者的偏好动机不矛盾，而且隐含了合作的精神。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博弈时要顾及对手的策略，重复博弈还要反复顾及下去，推己及人，推人及己，……合作有时比不合作对于利己主义者更有利，合作往往能够实现集体和个人的长远利益。为什幺要忠义礼智信？集体有时可以办到个人无法办到的事功，要事功最大化走合作的路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个人违悖了这种常情和传统，对于集体而言，当然是不忠、不义、不信、而且不智的行为了。如何做到忠义智信呢？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推己及人，推人及己，事功厥成。中国人的礼，就是道德共识，传统的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事功，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利益。演进的博弈的均衡止于礼。传统中国人不是不利己，而是明智的利己，利他的利己。从这一面看，对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广义理解，就应该包括利己心和利他心，利他心可以看作利他主义者满足自己利他偏好的动机。
关于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我以为，西蒙的过程假设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命题是成立的。由之可以引申出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假设，引申出决策和结果会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一般来说，决策和结果多少会偏离动机，因为要约束条件不变几乎不可能。例如信息总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经济人在形成动机的初始，极难预期到信息不足的严重性，也无法确知获取信息的成本，他是在决策过程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上述信息的，这一过程是信息渐次充分化、却不能完备的过程。经济人行为的决策和结果，不仅受到动机的制约，而且受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等条件的约束。外在的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约束了经济人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效果，素质和能力高强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具有理性动机的经济人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是否理性，也就是最优，取决于信息约束。信息约束不仅体现为它本身对理的约束，而且反映了经济社会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传布快，透明度高，经济人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现机会主义的概率小，决策和结果与动机的偏差小；反之则反是。
国外文献中有关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的分析，说明了行为动机对于行为结果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幺出现偏差，但将这些偏差简单地归结为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不能令人满意，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经济人的理性受到环境约束所致，如同我上述对于有限理性的分析。说到底，近似理性、准理性或不完全理性等“非理性”概念，依然是围绕着理性轴心旋转、不时展露出离心倾向的理论现象，实际上构成了理性的补充概念。如果这些概念能够作为经济分析的独立的基本假设，经济学早就有一片新天地了。可惜，均衡和演进（制度）的分析方法，或者演进的均衡方法，难于被证伪，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而均衡和演进的方法又只能在理性假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阿罗，1989：《信息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胡佛(1988)，1991：《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黄淳、何伟，1998：《信息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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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1996：《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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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gler,G.,1961,“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Jpe,June,69:213-225.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6
初步顺次考察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和基本特点，是本文的任务。本文认为，已经形成并仍在发展的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区分经济人行为的动机、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对于理解这两条基本假设，理解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特别关键，而且与笔者读到的新古典主义和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各种观点，都有所不同。本文只在信息范式基本假设的框架内，有所侧重地讨论涉及经济学理性的相关概念；对延续了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不多讨论。
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从信息视角出发的评析
在现代经济学语汇中，新古典范式、瓦尔拉范式、完全竞争范式、一般均衡范式、竞争－均衡范式或传统微观经济学范式是同义语，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模型蕴涵的基本方法和假设。前面提到，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还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经为信息范式所承续；无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
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设，是通过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提炼和广泛传布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这一假设由四个特征性条件构成：
·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人──买卖者众多，他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 各厂商生产的商品在品质上无差异。
· 资源（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
· 经济行为人对有关的商品交易的信息（知识）完备。
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论证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出乎他们意愿地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会比他们自觉或依靠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利益（亚当·斯密,1994,第27页）。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竞争市场或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市场机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使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上述假设、原理和基本问题，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并通过福利经济学定理得以精炼表述。
在我看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经济行为人信息完备假设最为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价格可以传递市场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备和对称的，于是经济行为人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他们有效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激励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励的问题。
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信息成本为零是交易成本为的必要条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备假设。
第三，既然信息完备，市场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确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没有容身之地。
信息完备和确定性保证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动机的实现。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没有必要区分经济行为人在动机、决策和结果三方面的理性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的，不受限制的。
信息完备、不存在获取信息的激励、交易成本为零、理性完全、价格接受者、商品同质、资源进出市场无障碍，使经济行为人成为无差异的同质人；现实经济行为人的差异性、他们私人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性、个体行为人之间的竞争等相互作用，被综合从而化解消融于市场价格这个公共信息之中了，竞争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这个竞争完全性的本来意蕴，被竞争的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异化意蕴替代了，这与经济学的个体主义出发点和微观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分析，实质上至多微观于个别市场或行业，个体经济行为人的风险类型、如何决策、由谁决策的问题无关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信息完备假设加上完全竞争市场的另外三条假设，使得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必然实现，市场机制不可能失灵。因此，运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论分析的必然结论就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预不必要，或者政府干预越少越好。
这六点推论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对经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显得过于严峻，过于乌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讨论经济社会如何处理新信息的流动问题，不考虑人们如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甚至不承认经济社会传递信息的效率与获取信息的激励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场信息不完备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数量”现象；又例如投资人或创新者的创新活动，意在获取报酬，不可能免费传布技术知识的信息。如此等等，说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释域的偏狭和解释力的疲弱。
今天看来，1920－3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中，兰格－勒纳－泰勒定理(lange-lerner-taylortheorem)所表述的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为造成完全的定价体系运行的困难，相应地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资本的困难；4.误判了中央计划功能和竞争功能的作用；5.忽视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这一系列低估与高估，都建立在对于经济学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误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正如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指出的，是人们对于自身理性和科学的“致命的自负”，高估了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获取、传递信息配置资源的能力(hayek,1988,chap.5)。一句话，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励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一结论，不仅为经济理论所证明，为全世界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所证明，而且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开放的决策和进程所证明。
新古典范式对经济运行的解释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严重不和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说，新古典范式类似于物理学的无摩擦真空世界，是与“实然”相对照的“应然”，向人们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坐标，至少在理论上很有价值。如果经济学延续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这话倒是不错。问题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优参照系？有没有改进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进，替代范式是什幺？这几个问题有点像当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时，面对牛顿定律的情形。
现在，回答这几个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经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优的参照系，有可能改进，改进的一个可行方向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十几年来，信息经济学及其整个经济学的进展表明了这一点。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响
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阅读所见，最先提出信息范式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会主义凋萎了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信息理论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roachtoeconomics)，简称“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为区别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p.5）。囿于该书论题，他没有详细讨论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讨论了涉及
信息范式的经济学一般问题。不过，从他讨论的问题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理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脉络。
谈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础，至少有四位经济学大家必须提及。
奈特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并且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它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knight,1921)。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思想的萌芽。
在19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只有通过深远地分散于竞争和自由定价的市场体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王宏昌,1994,第241页）。他在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中，探讨了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结构问题，也就是人类的信息获取和结构问题。他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1945）中指出：现实中完全竞争并不存在，价格体系可以传达稀缺性信息，但不能传达完全的信息。他批评经济学以完全信息为理论前提，从而无法认识市场失灵问题。他初步指出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每个人都对其它人有信息优势（哈耶克,1989,第2、4章）。哈耶克的论述，警醒人们注重知识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任何人和组织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备。
凯恩斯在《通论》中，用大量篇幅，从贷款人与借款人两类风险、人们的现有知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预期和投资乘数的角度，探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对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他强调，人们据以作出预期的现有知识和信息（情报）不足，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工商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和“血气”，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决策者的预期；预期波动和利率的对比，以及人们的货币流动偏好，影响资本边际效率波动；资本边际效率，与依赖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乘数，进而影响投资波动和就业波动，造成商业循环（凯恩斯,1997,第5、9、10、11、12章）。与其它人不同的是，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知识和信息不完备的强调，明确地与经济波动联系在一起。这构成了英国新剑桥学派琼·罗宾逊等人看重的凯恩斯的动态经济观的核心，也应当成为探讨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微观基础之一。
这里，应特别提到1937年科斯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在这方面的贡献。科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内的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厂商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有成本。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随着出卖相对价格信息的专业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可能减少，却不可能消除。”(coase,1937)他在开创性地分析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时，已经自觉地运用搜寻和利用信息有成本的概念了。由此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市场运行的信息不完备而且无法消除的更一般结论。因此，说科斯是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先驱之一，毫不为过。这一点被绝大多数学者忽视得太久了。
饶具意趣的是，被认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与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的奈特、哈耶克和科斯，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新古典范式，为信息经济范式的形成奠了基。这说明了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在强大的经济事实面前，具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经济学家，或者不自觉偏离新古典教义，或者自觉修正新古典教义，都或多或少推进了经济学的研究。因此我认为，指出经济学派的界限，有益无弊；过分强调经济学派的归属，不利于厘清不同学派学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相同或相异见解复杂交织的情况，不利于经济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促进了信息范式的形成。1961年，斯蒂格勒的论文《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和维克里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招标》(vickrey,1961)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建立（参见：黄淳、何伟,1998,第1页）。有两个方面的进展特别值得提出。一个是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另一个是经济行为中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
斯蒂格勒的论文涉及到第一个方面：同一种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中，同一种商品的价格是同一的，完备信息假设保证了这一点。他指出，作为经济信息的价格是经济行为人在搜寻中获得的，而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搜寻信息的成本使得价格的分散性存在。这意味着行为人获得完备信息的不可能，信息不完备会导致价格刚性、价格与商品质量差异。更重要的，由此引出的推论是，价格机制在市场中的运转有成本,完全竞争假设是有缺陷的。这位芝加哥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批评新古典范式的完备信息假设，建议用标准最大化行为假设来决定人们可能得到多少信息。
上述维克里的工作,以及对信息经济学发展作出卓越成就的阿罗1963年的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涉及到第二个方面：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风险交易。前已述及，在新古典范式中，经济行为人的私人信息从属于市场价格的公共信息，交易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风险不存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商品价格的分散性和交易者数量往往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与风险转移重要起来。维克里的分析，揭示了拍卖活动中，交易者“底细”这一私人信息及其不对称性，私人信息的相互作用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拍卖的方式。阿罗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论着，阿克劳夫（akerlof,1970）关于旧车市场的论文，以及其它经济学家的工作，大大推进和拓展了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尤其是引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的分析，显示了着重由具体交易过程理解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和潜力，使不对称或不完备信息问题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焦点。
这个新焦点的汇聚，伴随着相关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开创的博弈论和预期效用论，纳什1950年先驱性的非合作博弈论，1960年代塞尔顿和哈萨尼将博弈论动态化、引入不完备（全）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关于管理决策行为中的有限理性的论述，以及19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迅速崛起。这一系列发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论,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为假设，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产权理论，与问题导向的信息经济学的强有力结合，使经济学从价格机制分析向非价格机制分析拓展和深入。从这时起，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博弈，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关键作用，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内部化的问题，委托－合约与其它经济制度的约束和激励效应，对于新古典范式形成了根本性挑战，真正的从个体出发的微观经济分析才开始名副其实了。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分析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展阔了经济学的视野，是微观经济学的直接深化和广化，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的新福利经济学、新厂商理论或产业组织理论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的发展。
信息范式的形成，不仅对传统经济问题给出了新的回答，而且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例如，经典的经济学三大基本问题是生产什幺、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结合着经济行为人博弈行为的思考，和本章前面关于信息完备假设的六个推论，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出发，经济行为人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就不再是无关宏旨的，而是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经济学基本问题便不再是三个，而是四个。运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经济学模型，包括本文讨论的模型，证
明了第四个基本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如何决策与谁做决策的问题，不仅关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为，而且关乎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安排和变迁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约与激励问题。在这方面，新制度经济学派作出了贡献。除了前述科斯的贡献，巴塞尔（barzel,1985）将不对称信息与交易成本、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交易成本不仅仅是“成本”，它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实际产权边界处的“公共领域”，并由之产生对“剩余”占有权的不确定性（转引自:汪丁丁,1995,第64页）。反过来，信息范式的形成也促进了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发展，近年来的大量有关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组织、委托－和合约问题的文献，都反映出信息范式的深刻影响。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1)经济行为人最大化效用假设。
这一假设既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承续，又有对新古典范式的扬弃。承续与扬弃的关键是区分经济行为人的动机、决策和结果。动机最大化是公理，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除掉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
西蒙（simon,1992）对于支撑新古典理性的主观效用理论的归纳是：作为决策者的经济人，1.面临着给定的备择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概率分布知识；3.以这种方式最大化给定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他对这种理性的致命批评是，没有考虑经济人的实际决策过程、知识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西蒙（1992）提出了接近实际的“有限理性”假说，以替代奥林匹亚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设产生决策备择方案的过程，抛弃备择方案给定的假设；2.引入对于备择方案实施结果的估计程序的假设，即假设决策者寻求处理不确定性的策略，抛弃决策者掌握实施结果知识的假设；3.假设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
我以为，新古典范式理性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动机；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备假设，从而漠视了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漠视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及其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漠视了经济人决策及其结果在放松信息假设后与动机的偏离。既然新古典的理性过于乌托邦化，那幺建构新的理解经济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鉴西蒙的过程理性和知识、计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说，不妨将经济人的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内涵，减少不必要的旁逸斜出和无谓争论。
作为心理动机的经济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经济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优的自利心。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理性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信息条件怎样变动，经济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目标的偏差最小化。这意味着，动机最大化不随条件改变而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条假设，即用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设，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谓满意，意在面临环境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实质上经济人不会放弃最大化动机，他始终在力求尽可能的最大化，只不过这时的最大化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罢了。例如，一个创业的厂商，想建一个年盈利100万元的工厂。历尽艰辛之后，所建工厂仅仅年盈利70万元。他满意吗？能不满意吗？实际上他心有不甘，不得不满意，满意他在环境约束之下，尽他所为了。满意尽他所为，就是满意他尽可能地最大化了，他的最大化初衷并没有因为环境不如设想的好、他历尽艰辛而改变。与此例类似的生活事例比比皆是，很可以说明“满意”实质上就是“有约束的尽可能最大化”。因此，西蒙的这一条假设是名替而实不代的假设，不能成立。反过来，如西蒙所述，经济人是寻求满意的，那幺试问：满意的指标是什幺？若以数轴衡量，满意不可能是一定点，定点意味着最大化点，只能是一区间，区间总可以作无限分割，这种满意还有什幺意义？比最大化优越多少呢？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很少接受“有限理性”对于最大化的替代，我以为，就在于西蒙的假设尽管接近了现实，却很难用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有限理性”富于启发性，但失之于满意策略的假设，不如最大化动机来得简明有力。因此，即便是像斯蒂格利茨那样的批判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满意假设，仍然采用最大化动机假设。由此也可见出，最大化假设一直没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动机假设──经济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过程和结果必定最优的武断命题，最大化动机依然可以作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
为了深化和扩展动机理性的内涵，可以汲取
设的框架中展开，至少目前和可见的将来如此。总之，经济学必须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分析的结果可以突破对于理性的成见，作为对于理性内涵的新的理解和补充。
(2)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这意味着信息是不确定性的负度量，信息或信号具有经济价值，行为人花费成本才能获得信息，一个竞争的世界在研究和开发信息方面投资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资源使获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现实也是经济学至关重要的问题（阿罗,1989,第158－165页）。经济史尤其是当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从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这一假设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护带”──行为人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极大地影响到对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变，因而是信息范式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关键要素。
2、对相关经济学假设的辨析
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刻画了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对于经济人最大化效用动机的客观约束。从此出发，审视理论界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可以廓清混淆。
(1)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相当重要，却不能与信息假设并列。因为从根本上说，交易成本主要反映了信息成本，签约成本、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不过是搜寻、处理信息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
(2)非完全竞争假设，则主要是放松信息完备假设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3)有必要多说几句的，是机会主义假设或假定，这一假设多为赞成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的人们所采取。具有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的行为，在合约等制度约束有隙可乘时，呈现为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实施：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这些都是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引起的，也就是信息完备到不完备这一约束放松过程的产物。机会主义倾向内在于经济人最大化动机之中，有着深厚的社会的经验的哲学基础。我认为，人性本恶亦本善，人性自利亦守法。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惩戒，明白法律的惩戒性质是人性善的体现。体现这两点的是，经济人要牟利，在合约、法律等一系列制度约束之下，有择手段地牟利。经济人明白，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超出了法律的界限，就会受到制裁。“法律不告诉人们应该做什幺，法律只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幺。”法律就是对经济人牟利手段的界限，使他们不能不选择不触犯法律的手段去牟利。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决定了法律、合约等制度总是不完备的。制度必定存在的罅漏，使人性恶的一面──机会主义倾向，转化为实际行为，其中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已经被经济学家认识到、模型化的两种实际行为。如此看来，经济人理性的哲学基础，确实是体现人性恶与善两面的明智、守法的功利主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人们的美好企盼。而机会主义假设，是理性和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推论，不能与前两者并列。
(4)理性预期假设，可以由最大化和信息假设推出。
(5)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最大化假设的修正，并不是最大化之外的独立假设。
(6)对于“价格灵变”或“市场出清”假设，我们也可以推导：在信息完备的假设之下，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人能够迅速作出调整供求的反应，价格（工资、利率等）当然是灵活变通的，而价格灵变和其它新古典假设，保证了市场总是及时出清的。因此，价格灵变和市场出清也是推论的结果，被新古典主义者奉为基本信条，并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设。
综上所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只有两条：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假设，和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假设。前者是对经济人主观心理动机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对经济人受到的客观约束条件的抽象，两者是最基本层次的抽象，是经济理论据以展开的基本假设。其它假设，如机会主义假设、理性预期假设、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非完全竞争假设、有限理性假设、交易成本为正假设或假说等等，或者不是一个层次的假设，或者不能与最大化和信息假设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派生假设，不是基本假设。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方法，更多地承续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演进的动态方法等，它们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但是，这些基本方法结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设，被运用于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根源，解释力相当强，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7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8
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一个完善并且严格的定义。从时间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从内容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因此，现代增长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即主要的增长促进力量是系统地开拓科技的前沿，并将这些知识系统地应用于产业的生产技术。技术进步是新古典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最近几年来，看到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修补的文献，试图强调技术进步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内生性。然而这些“新的”新古典模型与那些老的模型同样是“机械的”。无论外生的技术进步，还是内生的技术变化，都在新古典理论范式框架下，新古典理想假定难以就复杂的现实作出合理解释。
然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演化(或进化)经济学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andmetcalfe，2001)。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产生，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受到了冲击，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正如庄子银所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技术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索罗模型虽是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但该模型以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难以合理解释人类漫长的经济增长史。因此，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时间进程，总结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程，以便进行总结与评价。
(二)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总结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别按照技术从外生到内生、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两条线路演进的
一条是技术由外生到内生的转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条技术演进的路径，即由新古典外生技术到新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由此，现代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一演进路径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中内部因素决定的，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注重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实现机制和具体表现形式：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知识积累、产品种类增加与质量提高等。
另一条演进路径是以市场结构为线索的。索罗模型在完全竞争假定条件下，认为外生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使得新古典模型陷于“解释一切却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境地。随后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理想假定，从两个方向超越新古典假定。其一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加入外部性因素。这类模型以阿罗边干边学模型为代表，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等。另一类是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新古典框架下，不仅存在凸性技术，而且拓展资本范畴。真正突破完全竞争假设是罗默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和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产品质量阶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考察了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因素，更好地说明技术进步的决定机制，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说，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模型等产品种类增加型模型的建立标志着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
2，同质性、加总与生产函数
无论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从总供给角度研究经济的长期动态变化，而总供给取决于宏观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经济增长由外生技术向内生技术转变的关键也在于生产函数。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由微观主体构成的，按照新古典内在的一般逻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
所以，在同质性假定下，厂商的生产函数加总构成了宏观总量生产函数。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同质性的、可加总的宏观生产函数为核心，这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由技术外生向技术内生转变的关键所在，更是一个经济具有“卡尔多稳态”的核心所在。从生产函数形式的角度考察新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看出，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家在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大多数采用了复杂和艰深的数学工具，但是新增长模型的内核非常简单，一个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使整个经济的增长进入“卡尔多稳态”，左大堵(2005)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总结出经济内生增长实现稳态的五大规律。
3，最优—一般均衡—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采用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最早由拉姆齐提出，卡斯和库普曼斯将其引入增长模型，其思想基础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核心是库思一塔克定理。按照这种范式，除非是由于随机事件，否则经济增长的运动轨迹可以也能够被当事人所确切预知。因此，这种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半机制”。
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的理念是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或基准点来研究经济问题(钱颖一，2002)，并认为经济会自动调整从而收敛于均衡状态。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的观点，及对均衡机制的理论描述，主宰了新古典主义理论(霍奇逊，1993)。均衡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刁伟涛则更倾向于把均衡范式理解为以均衡概念为核心构建的并得到普遍遵循的理论框架。
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纲领，这种纲领以最优为突破口，以一般均衡为核心钢构，以线性动态为基本处理方法，渗透着理性预期的卢卡斯思维范式。因此，理想假定的生产函数必然存在着稳态路径；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经济主体作出确定预测，因此，在这种分析范式中，任何经济主体一定找到稳态路径。
由此可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取得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和必要条件。无论索罗模型，还是新增长理论，都坚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所以要认识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法论作用，正如罗默(1989)在评价新古典增长模型时说，其方法论的影响是深远而带有根本性的；也正是这种范式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统一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二、基于演化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批判
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凡勃伦无疑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发出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的呼吁之后就始终未停止过赋予经济学以演化色彩的努力。阿尔钦(1950)借用生物演化和自然选择，利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解释经济主体的非最优行为，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演化经济学开始起飞，1981年，博尔丁出版《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演化思想的引入，为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素材。
(一)异质性、非加总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同质性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的前提，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内生稳态的立论基础。这种假设是以新古典式的“本质论”为基础的。本质论认为本质先于存在，群体中的理想类型(代表性个体)体现了本质，所有对理想类型的偏离都是偶然的，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只要分析理想类型就够了，没有必要去研究变异的情况。正是这种本质论的推理排除了多样性行为的可能，产生了新古典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的假定。
但是事实上，经济主体的行为、态度、特征等方面存在着异质性，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生产者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因此，在演化经济学范围内总量生产函数是不存在的。这样，构建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成为“无源之水”。从经济学一般理论角度来看，异质性表示所考察对象之间的差异化程度的，不论这些研究对象是家庭、厂商、部门还是区域或者国家，都会因为他们在产品消费或生产、生产方式采用、创新活动和密度追求或者组织环境上所作出的选择活动，形成其努力、行为和成功方面的差异。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异质性是指技术的异质性并以某一技术的局部应用为基础，这意味着异质性始终与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异质性来源于创新，因为新事物——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新的组合”——被引入市场，从而异质性又与动态性相联系。
所以，无论从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现实性角度而言，还是从探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机制来说，异质性是一个基准概念，以异质性为基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不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种平衡增长路径，而是建立在微观企业主体基础上的创新和技术的“集合体”，必须超越正统理论单一生产函数的限制，通过使用一种演化的里昂惕夫技术，采取一种微观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企业和行业的差异性，进而研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
(二)非均衡、非最优和非线性动态——经济学全机制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是信奉均衡思想的，认为世界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状态是均衡，均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秩序观，这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优一一般均衡一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但缺乏对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的关注，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却作为现代经济增长路径的常态存在。正如布劳格指出，“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一般均衡理论是不适用的，而不是谬论。
这一经济增长的“半机制”根源于牛顿力学的机械决定论范式，古典经济学在其经济秩序中，依赖机械轨道式的均衡概念，建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给定初始条件，就找到一条稳态路径。但是，均衡增长理论是静态的一个特例，因而，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变联系起来，在我们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非加总的和远离均衡的思维模式。
演化经济学开拓者阿尔钦早在1950年就批判新古典式的最优假设。他认为，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企业只需要“正的利润”而不是“最大化的利润”就能生存。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应该建立在“非最优”假设上。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性质，但是这种动态是古典式的转移动态，仍然没有超出静态范畴。在动态经济分析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只关注稳态路径，常常忽略局域发散情况，没有涉及动态方程的非线性现象。
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虽在市场结构方面逐渐突破新古典理想假定的束缚，但是由于该理论中同质性与可加总的生产函数和方法论的新古典范式的半机制，致使该理论只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寓言式的解释，而不是一种科学的阐释。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要突破寓言式的解释，重建现实式的理论架构。按照一般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首先要明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环境。按照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经济增长是在不确定、异质性和“历史友好”的经济环境下的一种非最优、非均衡和非线性动态的演化过程。
(一)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
现代经济理论的重建，不仅要从经济环境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论假设方面有所突破。要突破新古典理想假设，建立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应包括以下四个：
1，满意假设。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确切地预测结果，因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追求满意，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并且表现为一种试错过程。
2，不确定性假设。不确定性意味着变化，意味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3，多样性假设。多样性是分析的基本起点，多样性假设意味着经济状态、经济行为者、人的心智和选择行为等都具有异质性。
4，历史重要假设。历史重要意味着时间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作用、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
(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方法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沿袭新古典范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它分析同质的代表性个人行为，这使得该理论陷于致命的境地。因此，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必须摆脱新古典范式方法论，在整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个体群思维方法论。个体群思维方法认为个体群是由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个体构成，在个体群层面上可以观察到支配行为多样性变化的规律性。在个体群方法中，我们认为群体中的成员是不同的，为了刻画群体，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它的一般性质及它们在内部的分布。
大多数关于生产和增长的经济模型都没有明确地考虑到质变。如果经济系统的构成是前期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这种忽视将使得经济理论缺少因果分析。正是这种个体群方法不但将经济增长理论的因果关系更好地建立起来，而且还考量了经济增长的综合性、整体性、多因素性和动态复杂性。因此，我们主要的方法论选择是，现在要采纳一种实在论的立场。从实在论的观点来看，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开始，它为更具体的理论命题确定了框架。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准分析框架
依据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与方法论，构建了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分析框架。
与现代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不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异质性的企业作为研究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异质性、竞争、选择和创新共同作用，决定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演化过程。
企业内部生产采取了惯例指导的原则，惯例是代表了企业的技术系数，是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异质的“基因”，通过市场机制的竞争与选择，并根据企业的“实现利润”，对企业进行评价。市场机制进行竞争和选择时，企业的异质性可能会减少，为了保持企业足够的异质性，需要“创新”的注入。这样市场竞争与选择的结果是经济增长。
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理想假定的束缚，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有现实性。第一，经济增长不仅是各个要素单独作用的产物，而且各要素间的互补及互动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纳尔逊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而且是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产物。纳尔逊把技术分为物质技术与社会技术，物质技术主要在企业生产中使用，而社会技术主要指社会制度特征。社会技术与物质技术是相互作用的，二者的协同演化推动了经济增长。第二，深化认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机制。技术进步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进化过程，是企业为保持异质性而不断“搜寻”的过程，因此企业进行r＆d支出、发明和模仿，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累进的具有某种路径依赖特征的进化的“马尔科夫过程”，从而超越了现代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寓言式说明。
(四)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依据以上分析，可以对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比较。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9
关键词：非均质空间；古诺竞争；区位选择；空间集聚
一、引言
从微观主体的优化选择到均衡是经济学的一般逻辑，构建微观基础是各经济学分支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从区位主体的区位选择出发到空间集聚的分析对于区域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构建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古典区位论、区域科学等曾经尝试构建“从区位选择到集聚”这一路径的理论，在研究区位选择问题时，多以均质空间为假设，其中古典区位论以单个厂商视角探讨影响区位与区位选择的因素。在均质空间下，所有区位都是一样的，即在没有特殊性的世界里。均质空间的假设在简化分析手段的同时，但也忽视了空间差异性的存在。在非均质空间下，区位具有唯一性的特征，这种唯一性导致了区位差异性，才使得企业选择区位变得有意义和有必要。
二、文献回顾
我国区域经济学的著名学者，郝寿义、安虎森（2004）认为经济区位更能体现经济主体行为和要素禀赋的结合，内生性是区位的特质之一，经济行为主体受到区域环境的影响，又改造甚至创造环境。企业的战略性区位选择可能导致空间聚集或者分散，企业区位选择与区域环境相互影响。而这一点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为代表的学者建立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该学派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在总量上形成空间集聚进行一般均衡分析（Fujitaetal.，2011）。
1.区位选择、要素禀赋与经济空间。在古典区位论中，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廖什的市场区理论实际上都是均质空间假设，即要素禀赋的空间分布是无差异的，因此在研究中并未重视对要素禀赋内涵的界定。而韦伯的工业区论则考虑了要素禀赋的空间分布差异问题，他将要素禀赋分为一般性的区位因素和特殊的区位因素，区域性因素、集聚因素和分散因素，自然技术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三大类。
在现代区位理论中，艾萨德（1956）将要素禀赋分为随空间距离变动因素，不随空间距离变动因素，以及与空间距离无关因素三类。胡佛（1975）根据区域的内外以及要素是否可流动性两个标准将所有的要素分为四类，也纳入了空间因素，具体为地区性投入、地区性需求、外部输入的投入、外部需求等。
郝寿义（2007）按要素禀赋分布的密度差异将经济空间划分为均质空间与非均质空间两类。正是由于要素、要素禀赋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造成了不同区位之间的客观差异。这是这种差异导致对于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吸引力不同。经济行为主体根据其自身的需求偏好、预算约束条件以及各区位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进行优化选择。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与客观的地理空空间相互结合，形成了集聚经济。
2.区位选择与空间竞争。随着社会发展和科研进步，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因素相比韦伯时代丰富了许多，既包括自然禀赋、人力资本、制度，又包括技术、信息等（郝寿义，2007）。同时，区位决策的研究模型也日益丰富，集中在区位主体的博弈上，强调集聚的内生性。担负区域经济学微观基础重任的区位决策模型以Hotelling（1929）线性空间竞争模型为基础，一般包括两类不完全竞争方式（Hamiltonetal.，1987；Biscaia&mota，2013）：价格竞争（伯川（Bertrand）竞争）和产量竞争（古诺（Cournot）竞争）。以价格竞争进行研究的学者包括mayer和mucchielli（1996），piga和poyago-theotoky（2005），张剑虎、李长英（2010），Zhang和Li（2013）等；以产量竞争进行研究的有anderson和neven（1991），Gupta等（1997），金丽国（2006），ebina和Shimizu（2012）等。模型拓展的方向既包括环形空间（pal，1998），非均质的消费市场（Guptaetal.，1997），也包括非对称的产品结构（Shimizu，2002；ebina&Shimizu，2012），非对称的市场结构（张建虎、李长英，2010；Zhang&Li，2013），非对称的生产成本（Biscaia&Sarmento，2012），还包括进一步考虑企业间的其他交互关系，如知识溢出（piga&poyago-theotoky，2005；Zhang&Li，2013）等。研究一般认为价格竞争难以产生聚集（D'aspremontetal.，1979），而产量竞争可以产生聚集（anderson&neven，1991；mccann&Sheppard，2003）。
3.“产量―区位”竞争。Hotelling（1929）的根本论点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导致他们生产本质上相同的产品，这种效应被称为“最小差别原则”。模型假设两家同质企业，销售同质商品，消费者均匀分布在线性城市中。则得出的结论：企业都将集聚于市场中央。thisse（1979）发现当企业相距太近的情况下，不存在价格竞争的纯策略均衡。Hotelling最初的论述中，企业区位选择趋势并不能清晰得到，因为第二阶段的价格博弈的结果不是很稳定。考虑到价格竞争的混合策略，osborne和pitchik（1987）在第二阶段重新考察了均衡，但这个随后的区位均衡是在四分位点上的。D'aspremont等（1983）在其他应用中，比如政治选择，价格没有明显的对应。外生的固定价格的情况下，两个企业不会遵照最小差别原则。Hamilton（1989）考虑了出厂定价的Cournot竞争，在这个模型中，唯一的相关决策变量是总产能，而市场份额分布由出厂定价的规则所决定。作者通过计算机模拟发现了均衡可以产生集聚，这也正式我们研究发现的结果。
anderson和neven（1991）在均质空间框架下，讨论了对称双寡头“产量―区位”竞争的均衡问题。在消费者市场均匀分布的背景下，选择二次可微分的运输成本函数，通过企业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得出纳什均衡，即两厂商同时选择市场中央位置，并通过利润函数的二阶条件证实了纳什均衡的唯一性，最后将厂商个数扩展到3个来进一步展开讨论。Gupta等（1997）保留了假设市场上存在n（n>2）个同质企业，市场需求和产品运输成本均为线性的，但放松了消费者均匀分布的假设，允许更广泛的消费者分布，即在非均质空间的背景下探寻企业区域选择能否实现空间集聚。得出结论：消费者属于属于对称分布，集聚可以只发生在中心，并在中心集聚；对于消费者非对称分布的情况，双寡头也存在着一个分离均衡。金丽国（2006）在anderson和neven（1991）框架基础下，讨论了均质空间下双寡头空间集聚均衡，仔细考察了优势区位“获得性优势”的影响，进而对生产成本的函数关系分析了这种空间溢出，并讨论了三个厂商在考虑空间溢出下区位选择的关系。
在我们的空间分析中，企业既决定他们的总产量，又考虑企业总产能在若干个子市场上的分配。因而，根据关于价格竞争（Bertrand竞争）和产量竞争（Cournot竞争）文献的分析，当企业同时考虑总产量和总产能在各个子市场的分配的情况下，Cournot假设被认为是更合理的。本文选择了消费者密度钟形分布的非均质空间的情况为背景，拓展了anderson和neven（1991）消费者均匀分布的分析框架，并且结合企业之间空间溢出效应，在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下，探讨企业“区位―产量”竞争的均衡问题。
三、模型构建
1.基本假设。
（1）反需求函数。考虑存在两个企业的情况，假设两个企业分别将区位选择在x1和x2处，且x1和x2，xi∈[0，1]，i=1，2。本文采用最为简洁的线性需求函数的表达形式，对于假设在任意区位x上的产品反需求函数是表达形式如下：
（2）运输成本函数。两家厂商有相同的技术和不变的边际生产成本。企业承担运输成本，假设运输成本为线性的，单位产品由企业所在区位xi向消费者所在区位x的运输成本为ti（|x-xi|），为了简化推导过程，假设ti（|x-xi|）=|x-xi|，i=1，2。当企业位于消费者处，与消费者位于同一区位，则不存在运输成本，即t（0）=0。由于企业控制着运输，他们能够实行歧视策略，消费者的套利行为的成本被假设为非常高的。
（3）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聚集，从要素流动的视角表现为生产要素从周边区位向某一优势区位不断集中的过程；从微观经济主体的角度看，表现为区位主体在众多地理区位中选择最受偏好或者对其生产最有利可图的区位的过程，则被选中的区位必然某种先天优势或者潜在的影响未来收益的优势。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marshall的外部性思想，放松技术不变的假设，将企业的R&D内生化，将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引入企业的区位选择分析中，通过两厂商在考虑溢出效应后的区位选择分析聚集实现的微观机理。
假设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其自身技术水平决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受到选择优势区位，受到“获得性优势”影响的生产成本的节约。其表达形式如下：
（4）非均质空间。在本文中，我们旨在探讨在非均质空间的框架下企业区位选择到空间集聚实现的作用机理。在此处，放松消费者均匀分布这一假设。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分布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数都会至少存在一个分布密度最高值点，大体上可以分为单峰分布和对称分布两大类。实际区域景观中最常见的情况是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分布呈钟形分布，即消费者在区域中心密度较大，随着距中心地的距离增加而密度逐步下降。考虑单峰分布最常见的分析情形，并且对称分布也可以分解为多个单峰分布来求解。本文选择单峰钟形为列，考虑到密度函数的数学要求，取消费者市场分布密度函数为？准（x）=6x（1-x），x∈[0，1]。
（5）利润函数。遵循古诺模型假设，公司在市场中展开数量竞争。第一阶段，企业同时选择区位。第二阶段，每一个企业观察到其竞争者的区位，而后同时选择区位点上的产量以实现在该区位点的利润最大化。两个厂商同时选择各自区位x1和x2，则两个厂商都存在着此时的利润函数。通过利润最大化得出两个厂商销量的反应函数，进而优化区位选择。
2.模型构建。在Hotellingmodel中企业一直细分市场以至于它的市场份额能连续起来。相比较，本模型中，每个企业在所有区位供应，尽管在整个空间市场份额重叠，但企业在每一区位的产量分布取决于各自的区位。在任何消费者集聚点，离得近的企业获得较大份额。另外，在每一点企业份额会随着距离单调递减。
根据上文中得到的解，寻求第一阶段的解。由于整个消费者分布是连续的，任意区位上的每个厂商的利润函数已经在上文中求得，那么，可以通过积分的形式准确刻画厂商i在整个市场上的总体利润函数。每个企业可以获得的总利润函数可以写为：
五、结论与不足
1.根据上文分析，在非均质空间框架下，选取消费者单峰钟形密度分布（x）=6x（1-x）这一情况，两个厂商通过区位选择进行利润最大化的古诺博弈，同样可以得到两厂商在市场中心位置集聚的结论。
2.在本文中，由于参考Gupta等（1997）和金丽国（2006）线性运输成本处理，同时引入了空间溢出系数？酌，在最终的结果中，存在着消费者保留价格（在本文中a）、生产者生产成本（自身技术水平决定的单位生存成本ci和受关联企业空间溢出效应的单位成本？酌）相等的关系，这也进一步与“一个重要的含义是在企业自由进入均衡时不会赚取超额利润”相吻合（anderson&neven，1991）。同时，也凸显出关联企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企业空间集聚的重要性，符合经典理论的一般结论。
3.非均质空间框架下探讨企业区位选择到空间集聚的机理，基于非均质空间的复杂性（郝寿义，2007），其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中选择密度函数？准（x）=6x（1-x）为消费者分布作为非均质空间框架的刻画，才能保证厂商在市场中央（1/2）处集聚是纳什均衡，其他单峰的函数形式集聚为纳什均衡，但未必能确定在市场中心位置；与对称的消费者分布差异较大，所得的结论相距甚远（Gupta，1997）。
4.当然，本文只是将企业间的集聚经济假设为企业间距离的函数，而现实中企业的集聚收益不仅来自于空间的相互接近，还可能来自于知识溢出效应、供应链的匹配、交易成本的降低等因素，从这些角度对空间集聚现象进行解释，为区位选择到空间集聚提供微观理论基础，将是理论上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参考文献：
[1]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埃德加・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篇10
一、以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考察为立论前提
当前，西方的经济环境以及经济体制是研究整个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背景，其主要研究的是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宏观经济变量所起到的作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的着眼点主要在“宏观”上，也就是说这理论的建构必须要将目光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上，并将研究目标确立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规律与方式。还要通过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多个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当作考察对象进行分析，来发现与解决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要以国民经济的价格水平、就业水平以及产出水平为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从价格水平来说，通常经过对通货紧缩以及通货膨胀进行考察可以将其反映出来，而通过对整个社会的就业率以及失业率进行考察，又可以将就业水平反映出来，而产出水平，主要靠的是GDp来反应。从这里不难看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前提，是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考察，并通过对经济总量的变化与决定进行研究，来对如何最为有效的利用社会经济资源进行阐明。
二、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立论支柱
国民收入决定论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中心理论，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将国民收入作为了最基本总量，以国民收入的决定为出发点，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问题进行研究，进而对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资源的利用情况主要依靠国民收入来进行衡量。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理论的建构，就是要从整个社会的总供给以及总需求出发，对国民收入如何变动和决定的规律进行分析。所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并贯穿宏观经济学理论始末，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构与研究的立论支柱。
三、以最为有效的利用社会经济资源为立论目的
微观经济学是在以经济资源已经被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的假设前提下，对如何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使单个经济体能够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而与之不同的是，宏观经济学是在社会经济资源已经实现最优配置的假设前提下，对如何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进行研究。有三个理论研究与宏观经济学如何解决和实现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有关。第一个是怎么去最大限度利用经济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使失业率降低，第二个是如何对通货膨胀进行预防、解决，第三个是怎样将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平稳增长妥善的处理应对好。要真正的解决上诉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法则进行着重的分析、研究，实现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使国民经济能稳步、持续发展。
四、以实现经济的稳步、持续运行为立论出发点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研究视觉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所以怎样将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平稳增长妥善的处理应对好，实现国民经济能够稳步、持续发展，就成为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出发点。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政府为了实现某个目标，有意识的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与干预，阻止商业周期中的失业增长以及经济下降，对失业以及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预防、控制，保证价格水平稳定，实现经济均衡、稳步提升，使国际收支保持平衡，对宏观经济稳步、持续运行提供保障。
五、以总量分析为立论方法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所主要考察的是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总投资、总支出、银行信贷总额、货币发行量以及物价总水平等国民经济中总量的变动情况，所以，我们通常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分析方法称为“总量分析”。总量分析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即将国民经济运行中多个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当作考察对象进行分析，来发现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以解决问题。所以，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又被部分人称为“总量经济学”。在总量分析上，宏观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总物价水平、国民收入、总就业量、社会总供给和总经济增长率是如何决定的，以及总货币供求量、总储蓄、总投资、总消费是如何决定的。
六、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比较参照研究为立论基础
“微观”与“宏观”看似相互无所关系，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确实相互依存的，甚至是相互为前提的。比如，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如何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社会经济资源时，通常都是从微观角度出发，对经济资源进行了一番优化配置的假设。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上，总量分析与微观经济学的个量分析也是相互结合的，其原由是因为经济个量相加才能得到经济总量。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总量分析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了目标与方向，而宏观总量研究又以微观个量分析为基础。再如，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社会就业问题时，主要所关注的是社会总产量、总投资以及总需求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并假设人工成本开支、生产成本开支以及利润是既定的，这些既定的内容是如何假设决定的又是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同理，微观经济学在对收入分配进行研究的时候，主要所关注的是单个厂商所使用的土地、劳动、资本的价格和数量是怎样决定的，以及厂商的利润、成本与就业量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并假设社会总就业量以及总需求量是不变的，而这些假设的内容又恰好是宏观经济学理论所研究的重点。除此之外，宏观经济稳步、持续发展的主要依靠还是多个微观经济单体的合理决策，也就是说研究宏观经济理论相关问题，要以对微观经济决策的考察为基础。总的来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是以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相关研究为辅助，必须要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比较参照研究为立论基础。
七、结论
站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上来进行分析，不论是本文所讨论的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这两者都是对时代下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与规则的总结，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来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均衡的控制作用。也正式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理论所起到的作用，才保证了世界经济朝着今天的一体化格局不断发展、增强，我国如想进一步与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接轨，我们国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就必须进一步向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所采取的调控手段、方法靠近。比如，银行制度中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财政、金融以及税收政策，行政手段中对某些过热行为的管控措施，以使社会、资源以及环境能够相互协调发展。在这些不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相互共通的经济问题上，如果我们能够从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借鉴、学习其成功的经验，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均衡发展肯定能起到推动与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应当保持科学的思想态度，对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有一部分进行针对性的吸收，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形势，不断对我国自身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学说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1]高占勇.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及其启示[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0，（02）：168-169.
[2]尹伯成.关于西方经济学中几个问题的认识[J].当代财经，2007，（09）：320-323.
[3]段文斌.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