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文学的认识篇1
关键词：考古；高中生对考古的认识；意义
对于考古进一步的认识是在初中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经过后期对考古的自我了解，才发现原来历史学和考古学着两者之间是相互融会贯通的。记得初中历史老师对我们讲述商周时代时关于青铜文化，那些经过现代考古人员发掘出来的青铜器和钱币，对于考古的认识也是在历史中一些古老的遗迹和器物上。随着近几年对考古学的研究，对于它具体的内容渐渐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在下面主要是谈一谈我对考古的认识。
一、考古基本概述
我国作为世界闻名古国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对古代文化遗址进行考究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来我通过相关资料的查询才发现在最初的考古是在北宋期间开始发展的，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金石学”。在19世纪末的时候一些西方探险家和考察队也进行潜到我国边疆地区进行勘察活动。到20世纪我国相关考察队在周口店等遗址进行挖掘研究，我国考古学才正式的诞生。
（一）考古学的含义
通过对考古学书本对考古学的定义翻查，发现它的意思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种解释是通过考古研究所得出的相关李叔知识。第二种是通过考古的方式一次获得相关资料或者是相关的技术，其中包括收集资料、保存资料、研究资料以及对此进行的技术。第三种解释是用以解释包含在考古资料中的因果关系，来发现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对此含义的解释，我还是认为第三种解释比较系统。
（二）考古研究范围
据我了解，对于考古的研究范围在空间上包含世界各地，但在研究上主要偏向于对我国古代史的研究和发掘。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理解，考古于我们现代是没有关联的。由于每个国家的发展之间的多样性，对于考古年限的界定无法对此进行统一，因此每个国家对此都定有一个下限。
（三）考古研究对象
对于考古研究对象的了解，在我的记忆中主要是对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各个朝代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书本知识，重要把它定位在遗址和器物上。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遗物：这里的遗物主要是指人类活动发展遗留下来的可以移动的器物。如：我们所知道的早期的器皿和生活工具。具体的器皿有，骨器、石器、木器等。生活工具主要是工艺品或是装饰作用的装饰品。
2.遗迹：对于遗迹的了解还主要是在现代古墓电视剧中所知道的，如：墓穴、房屋遗址、城墙等。我记忆深刻的是历史老师所教授的长江流域主要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以及秦始皇陵、兵马俑皇陵发掘。
3.文化：主要是人类进行生活生存带有地域性的遗址，一次了解他们生存的足迹。比如我们所知道的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元大都遗址等。
（四）考古方法运用
据了解，在进行考古研究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种方式进行。地层学顾名思义我们就可以知道主要是运用于对地质层进行研究所要运用的一种方法。类型学主要是运用生物进化论相关的原理对于考古发掘的遗迹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和分析。
（五）考古技术的运用
对于考古技术的运用，我们不要还停留在运用锄头、铲子这种基本的工具，随着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考古所运用的技术也在日益的更新，如对于年代的测定运用现代的铀铅测年法。勘测技术主要是空中摄影、遥感技术和地下勘探等技术的运用，分析奠定技术的应用主要是X射线荧光分析、热分析等，除此之外还有考古内窥镜技术的应用和现代计算机在考古中的广泛应用。
二、考古认识的意义
（一）增长见识，提高文化素养
作为学生的我们对于考古进行有效认识，主要是促进我们自身见识的增长，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在对考古认识和了解的过程中也包括实际的考古活动，我们对于相关历史资料和信息的收集，长此以往我们的脑海就会对这些历史资料形成一个数据库，也能够丰富我们的人文情感，促进文化素养的形成和提高。
（二）了解社发展历史
我们对于考古进行认识的主要意义就是通过考古对于我国发展的历史资料进行完整的了解，通过对以往的古代历史考古资料，一次触摸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现代的人无法像是电视剧或是穿越小说回到过去，但是通过这些以往古人生存所留下来的这些痕迹，促使我们像是面对面的进行对话。
（三）促进现代历史发展
我们所知道培根的一句话，“历史使人聪明”。对于考古促使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再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促使我们对当代历史的了解。如我们生活中对于以往经常所犯的错误，在长大后我们对此总结了经验在以后就不会在同样的事情上再犯相同的错误。对于考古的意义，这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意义总结。通过对于我国历史发展的了解和对相关事件进行历史的总结和分析，在我们现代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好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对此进行吸收，对于错误的经验我们对此注意和避免，一次发展，推动我们国家更好的发展。
结语：
随着上述我们对于考古相关知识和内容的浅要认识和了解，由我对考古认识的萌芽，那一张老师所展示的埃及金字塔的泛黄的老照片开始，再到后来初中学习历史的过程中的积累和明确，再到现在对考古知识通过各种途径的了解，对考古有了一个浅要的系统的了解。在这些途径中，我知道了考古的具体含义、它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以及它的方法和相关技术的运用。对于考古认识的意义的一个了解，从自我的角度上出发主要是通过考古知识的认识可以增长我历史知识的完善和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对社会而言是对于历史的传承延续以及经验的吸取，以此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炳华.加强考古研究深入认识西域文明[J].西域研究，2015，（4）：1-5.
[2]关玉文.对考古类型学的一点认识[J].中国民族博览，2016，（22）：240-242.
[3]范杨.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历程及认识[J].丝绸之路，2016，（8）：70-71.
对古代文学的认识篇2
关键词古典文献世界古代史教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K12-4文献标识码：a
1世界古代史教学现状
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由于内容繁杂和课堂时间有限，对于很多重要的历史问题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得到深入和拓展，这导致学生对学习世界古代史缺乏兴趣，学习效果大打折扣。笔者对某高校历史专业的学生进行调研后发现学生学习印象不深刻，在大三、大四的时候会忘记之前学习过的世界古代史的内容，且大部分学生反映教学内容不够深入。教学内容的陈旧和单一浇熄了学生探索历史奥秘、揭示历史真谛的热情，因此必须解决世界古代史知识层次老化，内容设置狭窄的问题，给历史课堂教学诸如活力，显示出历史教学的重要的社会价值。
通过网上查询等方式，笔者发现近些年西方学者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兴趣不断增强，这和社会希望回归西洋源头和原典，寻找新的文明灵感的需求相适应，因此研究该课题的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加。在中国，一些西方的古典文献也被译成中文，了解古典文献对于历史系的学生来说具有必要性，将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具有可行性。但这对教师的要求较高。历史教师必须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涵养，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课堂教学中要运用多种方式和方法帮助学生对世界古代史中的重要课题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探究。
2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教学中的价值
首先，在历史课堂中引入古典文献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使课堂教学内容变得更加充实。学生在学习世界古代史的过程中还可以对西方古典作家和作品、中西学者的学术观点等有一定的了解，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和学习的深度。其次，将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教学中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很多学生接触到世界古代史文献资料的机会比较少，在世界古代史的课堂中引入古典文献进行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探索的能力和认知原始史实的能力，对于教师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教学效果。最后，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一些原始的史料，能够帮助本科生积累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其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再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适当引入古典文献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回溯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让学生对历史的脉动的体会更加深切，这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和领会书本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古代文明和重要成就，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使其与之后的学习能够更好地衔接。
3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文献的形式
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文献的形式主要包括引入文字教学、图像教学、古典语言三种。
引入文字教学是指教师通过查阅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古典文献并进行展示，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如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引入一段铭文，可以使学生对古代的语言、文字、古人的生平等有一定了解；在讲述罗马的婚姻文化时，可以引入罗马墓志铭的记载，可以让学生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其次，世界古代史教材中对很多历史内容阐述不够具体，引入古典文献加深学生印象。如在讲述罗马土地洁净仪式时，可以引入加图的《农业志》，让学生深刻入认识到罗马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宗教活动。
引入图像教学的侧重点在于对场景的意义进行解释。世界古代史中图像教学材料主要指陶器。古代的陶器上会有反映各种社会现实点的各种场景和图像，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对古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进行考察和探究。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用图片或视频进行展示，相对来说更加形象和生动，能够加深学生对当时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如在讲解古希腊学校教育时，可以展示一件刻有公元5世纪初期雅典学校情况的陶器，同时展示古典作家的记述，可以使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刻。
引入古典语言主要是指教师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语言，使学生了解古典语言正确表述的方法，培养学生对历史的还原意识和能力。在中国的世界古代史教材中，很多词语的翻译不确切，使学生对其产生错误的认知，引入古典语言进行教学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世界古代史。如在讲解罗马早期历史时，会涉及到“旅行者”这一名词，指出现军事危机时被召唤到元老院但热独裁者的人。该词的拉丁文为viatores，其中via在拉丁语中意为“路”，因为他们需要游历农场去寻找这些政治家故有此称谓。引入古典语言进行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其含义。
4结束语
将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学习脱节。其次，古典文献中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对先进的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认真筛选古典文献，尽量让学生参与到古典文献的准备工作中，采用各种方法调动学生的兴趣，力求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范秀琳.浅谈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文献的价值[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6）.
对古代文学的认识篇3
师范院校在讲授古代汉语常识时，应尽量联系中学文言文的例子，这样，学生学起来觉得熟悉，既温习了旧知，又拓展了新知。在联系中学文言文知识的时候，应注意把中学相关文言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例如中学课本《山海经•夸父逐日》对“夸父”的解释很简单：“夸父，古代神话人物”，但在《核舟记》中对“虞山叔远甫刻”的注释则为：甫，通“父”，男子美称，多附于字之后。在学习古代汉语文选《夸父逐日》时，则应在此基础上把这些中学已有的知识串起来，进一步说明“父”的用法，既要说清“父”在古代是用在男子名称后面的美称，又要说明此用法又常写作“甫”［6］7。有的篇目中学课本有，而大学教材没有入选。这时教师在讲授古汉语课程相关知识点时，应联系中学学过的旧知。如《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学教材对“扑朔”的解释为：“据说，提着兔子的耳朵悬在半空时，雄兔两只前脚时时动弹，雌兔两只眼睛时常眯着，所以容易辨认。扑朔，动弹。迷离，眯着眼。”在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知识点“古无轻唇音”时，就可以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列举其他几种观点，相互比较，从而深化认识。据刘成德先生概括，对于“扑朔”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1）兔走足缩之貌（张玉谷《古诗赏析》；（2）跳跃貌（余冠英《乐府诗选》）；（3）扑腾，乱动的样子（北大中文系编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4）貌蓬松的样子（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尔雅》郝懿行义疏指出，“扑朔”与“扑、扶疏、朴簌”同一语源。树木丛生的样子为“扑”，枝叶丛生的样子叫“扶疏”，鸟兽的羽毛丛生的样子为“扑簌、扑朔”［7］11。对一个初中的学生来说，从语境出发，从易于理解的角度看，（3）更易于理解（这恐怕是中学教材采用这种解释的原因所在）。但从语源的角度看，显然，朱东润的解释是较妥当的。这样，在串起旧知的基础上拓展新知识，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此外，在讲授古汉语修辞方式时，也可以多联系中学文言文内容。上例“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句的修辞也可以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例如有人认为句中“扑朔”与“迷离”互补为义，即雄兔与雌兔均有“脚扑朔”、“眼迷离”的习性，这才难以区分雄雌。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联系下文“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讨论，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理解。这样的讨论是在中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展开的，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又比如在讲授古代汉语中有关对仗的知识时，不妨联系高中语文第二册《滕王阁序》课后练习。该课后练习五指出：“课文中有很多对偶句不但上下句相对，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对偶。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对‘孤鹜’，‘秋水’对‘长天’。这种‘当句对’的句式，是王勃骈文的一大特点。”学习新知，与已有知识相联系，可以使得学生对对仗的基本类型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在新旧知识对比的基础上，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例如，中学课本对通假字一般以“通”来表明，如《勾践灭吴》“三年释其政”，课本的注释是“‘政’通‘征’，征税”。但有的古今字则也用“通”来说明，如《烛之武退秦师》“失其所与，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则有的加以说明，如《论语十则》“不亦说乎”课文的注释为“说，‘悦’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册《烛之武退秦师》“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给；“秦伯说，与郑人盟”———“说”同“悦”。《勾践灭吴》“令壮者无取老妇”———“取”同“娶”。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则要系统讲授相关知识，要求严格区分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因此，在古汉语教学中一方面应该讲清古今字与通假字、异体字的区别，同时也应讲清中学课本这样处理的原因所在。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汉语相关知识，又可以使他们明白中学文言文教学因为教学对象、教学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相关术语。中学文言文有不少词类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随文注释，并未明确说明是哪一种类型的词类活用。我们在讲授古汉语常识之词类的活用时，就可以举这些例子，并且要让学生知道中学文言文为什么这样注释。例如，中学《寓言两则》（《韩非子》、《淮南子•人间训》片段）对“智子疑邻”的解释是：智，聪明，这里的意思是“以……为聪明”。《狼》中对“犬坐于前”的解释：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大道之行也》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解释：亲，用如动词，以……为亲；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个“子”也是动词。《过秦论》“瓮牖绳枢”———以破瓮作窗户，以草绳系户枢。等等。中学教材并没有细致分析这些词原来是什么，又活用为哪类，更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中学无此必要）。而大学古代汉语的学习则应使学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这样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并且加以理论概括，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可以深化学生对中学教材的认识。又如《木兰诗》中的句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以上句子课文并未注释，然而课文练“翻译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错、补充的”，其实已暗含“互文”的特点。虽然王力版、郭锡良版古汉语教材均未选入《木兰诗》，但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关于修辞方式的相关内容时，可以举这个例子，结合相关知识，使得学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错、补充”的内在含义。再如：中学课文《庄子•秋水》对“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释是“仰视的样子”，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望洋：叠韵连绵词，仰视的样子”；“少仲尼之闻”中学课文的解释“少，动词，小看”，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注释为“少，形容词用作意动，觉得……少”［6］624。通过这样的对比，结合系统性教学，就能使学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应明确高校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的区别
古代汉语教学，少不了一些语法术语。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不同，这既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困惑，也给古汉语教师带来难题。例如：高中课文《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者，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判断；“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这里的“者”、“之”的说明均不同于古代汉语课本。虽然王力、郭锡良两种版本均未选《师说》，但在通论及文选中郭锡良等把“者”看作代词，“者”在主语的后面复指，引出谓语；“之”郭本看作连词，王力则看作介词。对这类现象，在古汉语教学时不能回避，相反，应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语法体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诉学生这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法体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绍，但不需要详谈，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学生负担。此外，在对师范生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知识时，除了尽量多举中学教材中出现的例子外，对中学教材中出现但没有讲明的语法术语，也应予以明确说明。这显然有助于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用来……的，……的凭借，跟现代汉语中表因果关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汉语教学时，除明确讲明古代汉语“所以”的两种主要用法外，还应指出：古汉语“所以”是代词加介词构成，而现代汉语的“所以”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连词，不再是代词加介词。
四、讲授古代汉语知识时，既要注意其系统性也要注意补充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
对古代文学的认识篇4
[关键词]图书馆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
[分类号]G259
在从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之前，首先要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做出准确的概念界定和学科定位。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至少涉及到关于“中国古代”的时代断限、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什么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之“史”的本质等几个层次有别而又密切相关的内容。厘清这些相关概念的内涵及彼此关系，无疑是理解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的基本前提。
1 关于“中国古代”
历史学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其上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乃至“开天地”之际，而其下限则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我们知道，中国所谓“近代史”正是从1840年开始的。但图书馆学思想之“史”有其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并不完全接受历史学的规约。
首先，从上限来看，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根据这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笔者认为，图书馆从哪里开始，图书馆学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我国的官方藏书早在夏代便已经出现了”，因此，图书馆学思想史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上限应该是夏代。然而，存留于今的最早藏书实物是殷墟窖藏甲骨，因此，我们在现实研究中，只能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中所谓“中国古代”的上限，推源于距今3400-3100年之前的有藏书实物可考的商代晚期。众所周知，殷墟窖藏甲骨是盘庚迁殷到纣辛亡国汁八世十二王273年间(约公元前1395－1122年)商朝晚期(史称“殷”或“殷商”)的遗物。其次，再就其下限而言，中国近代图书馆及其与之同步的图书馆学思想并不是产生于1840年，而是直到20世纪初才真正诞生。
综上，图书馆学思想史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实际包括从殷商到20世纪初近代图书馆学思想诞生前夕约3000余年的时间跨度。
2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
20世纪初的学者们相信，图书馆“是现代新进事业之一”，这一认识事实上否认了中国古代有图书馆的存在。流风所及，一直影响到今人对中国古代图书馆的理解。例如，谢灼华主编的全国高校图书馆学核心课教材《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在述及1840年之前的古代图书馆时均采用“藏书”术语，而拒绝使用“图书馆”一词。台湾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一书以“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冠名而又以“自清末至抗战胜利”为副标题，事实上也是默认中国在“清未”之前没有图书馆。笔者相信，应该没有人坚称：衣服就是西装，中国古代没有西装，所以中国古人没有衣服。但中国学者似乎相信：“开放”是图书馆的核心特征，中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各种官私信息机构没有完全开放，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更遑论图书馆学或图书馆学思想。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藏书，无论是就其文献收集、整理还是保存和利用，都完全适应并支持了传统文化的生成、传播和发展，承担着类似library的文献支持和信息保障功能。虽然古代的文献信息机构与西方近现代library有不同之处，但并不妨碍我们认定中国古代有图书馆的存在。这就像中国古人的衣着与西服虽有若干不同，但它们都具有以布料为主要原料，以防寒、遮羞、美感等为基本目的的本质一致性，因而两者都是衣服一样。
3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理论、方法和原则的系统总结。然而，当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存在尚在质疑之中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也就丧失了基本指谓，有关建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努力遂成为无本之末的徒劳之举。由此导致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还只是停留在以历史事实或历史知识的再现为目的的史实描述层次之上，缺乏基本的学科建设诉求。从现有涉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著作来看，王酉梅《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卢荷生《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等著作所涉内容虽然包含古代的图书馆乃至图书馆学，但两者皆没有以“图书馆学”名书，事实上是否认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学”。吴仲强《中国图书馆学史》虽以“学”名书，但在该书所分9个章节中，“中国图书馆学史”只占1章，其余8章则由“中国图书学史”、“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版本学史”等邻近学科构成。并且，和其他八章一样，“中国图书馆学史”这一章再由古代、近代、当代(或现代)三部分组成。这样，我们期待的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内容在全书348页正文中只占了不足16页。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上述尴尬，本质上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前提：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并不是一门具有学科自律性的科学，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有“图书馆”。而基于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数千年图书馆实践，中国先贤也产生了关于图书馆的理论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总体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1807年德国学者施莱延格以来的近现代西方科学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并不完全等同，但并不妨碍我们称其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这正像中国古代的哲学或文学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西方哲学或文学并不完全等同，但不妨碍我们肯定中国古代有哲学或文学的存在一样。
承认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并非是为了满足“先前曾经阔过”的狭隘民族自尊，而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基本史实及其相关理论思考的清醒认识。从现代图书馆(而不是古代藏书)的角度对古代藏书进行学科认读，能够超越“整理国故”的史实描述层次，并在古今对读的过程中为现代图书馆提供基于中国先贤智慧的思想资源。毕竟，“古代”藏书的研究主体是今人，其成果也是为今人服务的。
4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
在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对比中，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本质得以突显。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是以古代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发展历程为对象，重在对这些图书馆史实的描述和分析。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则更为强调和重视古代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历程背后的思想旨趣和观念动机，从而从思想之源的角度揭示这些史实存在的精神动力。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所关注的图书馆现象、事件、经验、认识及其发展历程无一不是特定“思想”的产物。并且，只有在图书馆学研究成果所揭橥的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史实背后之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分析。因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既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重要前提。
总之，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研究，但两者毕竟存在学术立场、目标定位和致思路向上的重大差别，值得仔细辩明。
首先，学术立场不同。古代图书馆学是以历史上具体存在的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侧重对图书馆行为、事件、事实的知识构建与描述，是对图书馆现象和事物本身的诠释与分析。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则聚焦于对学科研究所关注的图书馆行为、事件、事实之知识和史实所蕴含的思想依据(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其核心是对某些或某种特定图书馆模式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深层动因予以阐明，从而揭示具体的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背后的文化观、价值观、社会观、历史观等。显见，思想研究以普遍性和深刻性为基本特点，以一般性的观念和理论系统的逻辑成因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为探索对象。总之，思想研究致力于向图书馆行为的底部和深层的挖掘，是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某环节或全部链条中的精神和文化表达。
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转变，也就是从重视直接的关于文献行为之历史经验的描述，转向探讨这些经验意味着什么。因此，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怀，而不只是纯粹的知识建构。例如，古代书目中有关文献的具体分类原则、排列方式等是古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而如此分类或排列的精神旨趣则是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内容。如果说图书馆学研究重视史实和知识，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图书馆学思想研究则重视史实和知识背后的精神活动，是关于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之意义的认识、定位及其可能的解释，着重解决“为什么是”的问题，因而更接近于对图书馆事实和行为背后的内在本质和深层规律的探讨。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关于“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对图书馆史实的认识既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深刻的。
其次，目标指向不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以古代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总和为对象，一方面要对古代的图书馆实践所折射出来的认识进行理沦总结，例如，将刘向的文献整理工作总结为“广罗异本”、“校勘文字”、“条别篇章”、“撰写叙录”等步骤。另一方面，又要对古人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总结再行总结，分析其是非得失和特点规律。例如，“通纪有无”、“类例详明”、“泛释无义”等是宋儒郑樵结合自己的文献工作实践而形成的理论总结，“古代图书馆学”研究需要对这些理论再行分析。然而，无论是对于古人实践的理论总结，还是对基于实践的古论的现论分析，都是紧扣古代图书馆实践的，都与古人的具体文献操作具有直接对应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古代图书馆学的学术旨趣是对历史实践的理论提升，并期待对当下的实践有所借鉴。例如，“广罗异本”是今人对刘向文献实践的总结，并对今天的文献整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类例详明”是郑樵对自己文献分类的总结，今人对该理论的再行分析，最终也将落实为该理论对古代图书分类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对今天图书馆文献分类实践有什么具体的借鉴价值。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以历史上具体存在的图书馆为对象，围绕文献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具体文献实践而形成的理论总结或再总结，是一门关于图书馆实践的理论知识之学。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则超越了直接回应实践的操作层面，致力于在实践及其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对当时总体文献文化的观念或设想。例如，刘向“广罗异本”、“校勘文字”等所有努力的深层动因是要纠偏“不复仲尼法度”的文化现状。这一“思想”既是刘向对当时社会文化总体认识的集中表达，也体现在具体的文献集藏和整理的实践操作之中。换言之，刘向表面上的“广罗异本”、“校勘文字”等文献实践，最终要服务于纠偏“不复仲尼法度”的文化理想，从而将图书馆学成果运用到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领域。由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也从基于实践提炼而来的知识真理走向意义和价值层次的深层表达，尤其强调图书馆在社会文化重塑过程中的作用。
再次，致思取向不同。图书馆学史把图书馆的历史视为人类文献实践的结果，侧重于描述图书馆现象本身。它虽然也要考察社会历史背景，但主要还是在“图书馆学”自身的学科视野下，以学术分科或专业分工的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理论框架和价值观念来分析问题，因而往往局限于事实实证，就图书馆自身的学科特点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具有十分明确的学科本位意识。而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把历史上的图书馆现象视为人类文化的自觉选择行为，致力于揭明现象背后的观念，并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把握和解释历史。因此，思想史研究固然要关注历史上的图书馆现象，但更应侧重于从思想之源的角度查找支撑这些现象的精神观念。
“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提出学术命题，这决定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史之间具有深层的统一关系。这就需要结合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思想史资源，在总体文化思想背景中考察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尤其要重视各个历史时期积淀为理论形态的图书馆观念，并将之整合到文化史的整体研究中，从而展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深层内涵及其历史演进的全貌。例如，据《汉书・艺文志序》可知，汉武帝曾“大收篇籍”、“置写书之官”。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角度来说，应该重点研究武帝此举的藏书建设内涵(如“大收篇籍”的具体方法和手段)、现实功效(如“大收篇籍”对官府藏书规模的现实影响，比如导致“书积如丘山”)、对今天文献资源建设的意义等方面的内容。而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角度来说，则应该重点研究其藏书建设背后所反映的文教政策及其所表达的行政目标(诸如以藏书建设为起点，宣示“稽古佑文”的政教动机)，从而揭示藏书建设这个“纯粹”图书馆学问题是如何影响社会文化的以及影响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因而不再是“纯粹”的图书馆学问题，而变成了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问题。正如许纪霖指出：“思想史与一般的知识史、学术史不同，它涉及的对象并非知识领域的一般或专业的知识，而是曾经或者能够对社会和时生重大影响的思潮、观念和公共意识，换言之，它也是一部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同样，图书馆学思想本质上是社会思潮、观念在图书馆文献活动中的反映。立足于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把握是思想研究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因而需要一种跨学科视野，具有相对于学科研究的思辨色彩。
综上，古人的全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都是根据某个目标而进行的，而该目标又是由支配全部行动的价值系统所决定的。这个价值预设就是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它作为一种意义模式决定了图书馆全部认识和操作的目标、取向、知识和态度，并导致古代图书馆认识和操作中应该努力追求什么而又刻意避免什么的倾向性选择。
5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之“史”
对古代文学的认识篇5
关键词：高考历史；复习重点；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992-7711（2015）12-0119
古代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显耀世界，不仅有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典科技，而且还有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学习古代中国的科技与文化不仅可以了解辉煌的中华文化，感悟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而且还可透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的变迁。古代中国的科技与文化是历年高考试题常考考点。对于高三同学来说，掌握对古代中国科技与文化专题复习的方法、明确复习的重点与注意的问题是提高复习效率与高考成绩的关键。结合对近几年高考试题的解读和备考体会，笔者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与建议，以与各位同仁共享，希望能给高三同学一些帮助。
一、把握命题方向，明确复习重点
从近几年的高考试题来看，古代中国的科技与文化专题考查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科技――以四大发明为主，集中考查纸发明前的书写材料竹简和印刷术产生的时间与历史作用，如2012年福建卷13题、上海卷13题、江苏卷3题，其次2012年北京卷40题考查中西地图的绘制，对其他科技成就和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原因、产生过程及与西方自然科学的比较考查较少；2.艺术――集中考查书法、绘画和京剧艺术，侧重于书法五种字体和山水花鸟画、文人画的特点以及京剧艺术的形成发展的过程，如2012年安徽卷12题、山东卷6、9、73题，2011年安徽卷13题等，对其他的音乐、舞蹈等艺术考查较少。3.文学――集中于《诗经》和宋元明清的词曲小说，如2012年课标全国卷25题、江苏卷1题、2010年广东卷38（1）题等对汉赋、唐诗等文学形式考查较少，侧重考查古代各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形式的特点及所反映的社会现实。
根据对高考试题的解析结合课标教学目标、高考考纲要求，在备考复习中我们要明确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突破。在复习古代中国科技这一部分时，（1）从内容来看要重点掌握四大发明及与古代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农学的成就；（2）从高考试题对科技的考查的目标方面来说侧重于对重要发明产生的时间的记忆和四大发明的作用的理解分析。由于科技与当今社会一些热点有着紧密联系，因此还需对古代科技发展特征的归纳概括、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科技发展的比较分析引起重视。当今社会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因此对古代科技成就、发展特征和中西科技比较的考查可以形成科技对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和显现中国人民聪明才智的认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同时通过对这些科技的比较分析能促进学生引发对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思考，积极投身于中国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中。
对中国古代艺术这一专题的复习要重点突破书法（篆、隶、楷、行、草书）、绘画、京剧的发展脉络和各自的艺术特点，适当分析一些作品创作的社会背景来理解作品产生的原因（尤其以文人画为重点）。在古代文学方面，备考复习首先理清各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形式的演变和特点，理解分析其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反映的思想内容。高考考查的意图除了基本知识的了解外更重要的是思想情感的形成与培养。因为学习古代文学艺术不仅有着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基本的文学艺术鉴赏能力与人文精神，增强美感享受，陶冶情操，形成健全的人格。因此，高考试题的考查就注重文学艺术作品的思想性（时代性）和文学艺术特点。但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我们首先要强调探究文学艺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理解文学艺术作品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精神需求，其次要了解其文学艺术特点能够对一些作品的流派风格做出判断。因为历史学习毕竟不是文学艺术欣赏，各有侧重，因此在复习这一内容时要注意把握重心的策略。
二、以理论指导加强理解，总结规律认识
高考考查的内容除了基本史实外，还包括一些历史理论。历史理论是帮助准确理解史实的武器。科技文化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近几年的高考试题较多考查了各自不同文学艺术反映特定社会现实，从能力要求来看不仅是基本史实的掌握，还有对“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这一理论的应用。在分析文化发展的背景时要运用这一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认识一些文化现象所反映的社会本质。如2012年课标全国卷25题对白蛇传这一民间传说故事的考查在于让学生了解这一故事反映的市民的的价值取向（思想上对“自由、正义”的诉求），要求学生运用这一理论透过现象看本质――宋代对人们的道德约束的加强和商品经济发展导致市民队伍发展产生的思想诉求。
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因此我们要从继承与发展关系的角度去理清古代中国文化发展脉络。各代文化是在继承前代文化成就基础上得到发展。通过对古代文化的复习，我们要进一步理解清楚各个时代文化的特色和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在古代文化发展中，汉赋与楚辞、小说与传奇、话本之间都有继承和发展关系。在搞清楚古代各个时代间联系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就能够更好的继承传统文化并创新发展。
对古代文学的认识篇6
关键词：考古学；知识；秩序；认识型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2011605
一、福柯式知识社会学
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是法国的著名思想家，其研究的主题思想丰富，充满着与传统不相衔接且存在于认识本身的“断裂”，也就是说，他认为传统的知识系谱学失去了连续性。愉悦、疯癫、监狱、犯罪、性、医学、文学、审美、人文科学诞生等都是他的研究主题，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1925―1995）把这些研究在《福柯》一书中总结为三个主题词：知识（savoir）、权力（pouvoir）和自我（soi）。福柯的研究脉络如同他对历史的看法一样，总是存在着非连续性――如历史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决定论的特征，这些非连续性不仅体现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如疯癫、权力等），而且也体现于研究方法（如考古学），就是在这些非连续性和多元历史性的交叉中，福柯构建了对知识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认识地形图。他的研究和方法是如此广泛和富有见解，以至于他的著作成了诸多学科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工具箱”。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以下简称《词与物》）是米歇尔・福柯于1966年出版的考古学三部曲（其他为1963年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和1969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之一。福柯的考古学既不是指一门学科，也不是要构建一种传统的连续的线性历史，而是一个研究领域，展示某种学科话语在一定时期产生的可能条件，呈现把不同话语事件（局部知识）和权力联系起来的机制的横向截面图。福柯认为，话语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他把这些条件称作“认识型”（épistémè），理解“认识型”是理解考古学方法的关键。这里的话语有别于语言学的概念，是指从属于不同领域但遵循相同功能规则的一揽子陈述。这本福柯自己并不看重的书――被认为是自己《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两本书的附记――却使他名声鹊起，享有了国际声望。自《词与物》（Lesmotsetleschoses）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福柯认为自己的“横向上”考古学研究走向困境，于是转向了“纵向上”系谱学研究。由“考古学”转向“系谱学”，其目的在于强调，在横向阅读话语性（即横切面构型研究）之外，还存在着纵向阅读我们话语体制的历史决定的必要性。从考古学向系谱学的转向表现为研究关键词从“认识型”向“装置”（dispositif）概念的转换，即从“不同理论和辩论生成的可能条件”或“特定话语的装置”向“权力的运作装置”或“所有非话语社会活动”的转换，从“研究话语对象”转向了“非话语现实的实践、策略、机构”等。由此福柯从横向上对话语生成条件的考察转向了纵向上的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考察。这种转换是在“认识型”认识上的过渡和延伸，“装置是一种比认识型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认识型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装置，它与装置的区别在于，后者既是话语又是非话语的，它的构成元素更为混杂与复杂”[1]300。
如果考古学是对某一既定时期“知识”（savoir）法语connaissances和savoir都可翻译为“知识”。在学界，福柯的savoir经常被翻译为“知识”。福柯对两者做了区分：connaissances与有关可认识对象的话语的构成相对应，也就是说，一种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对客体进行合理化、辨认和分类的复杂过程；相反，savoir指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变化和修正过程，简而言之，connaissances指有关不同客体话语的构成，savoir是描述认识（connatre）主体在认识中的变化过程。话语现条件（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等）的考察，那么系谱学则偏重从多元性、发散、偶然的开始出发，试图重构知识（savoir）与认识对象（客体化）及认识主体（主体化）发生关系的方法。换句话说，知识与权力构合的方法把事件重新置于它们的特殊性之中。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不是去构建一个传统的、连续的思想或观念史。“在写《古典时代的疯癫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时候，我认为自己正在书写科学的历史。”然而，在《词与物》中，他认为：“在科学的传统史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方法：不是过多地去考虑科学的内容，而是它的存在，一种探究社会事实的方法手段，它使我看到在西方文化中，科学实践有一个历史显露过程，它包含着历史性的存在和发展，遵循着一定数量与其内容无关的演变路径。必须把科学的内容和组织形式问题放在一边，来研究科学存在或一种既定科学开始存在并在社会中承担一定数量功能的原因。这就是我在《知识考古学》中试图界定的观点。”[2]157福柯的表述不但表明了自己的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史学特征，而且显示了考古学主题的一致性。
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构成了福柯研究知识、权力和自我的重要方法。从系谱学出发，福柯认为存在着三种系谱学可能领域：我们自己与真理发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认识主体；与权力领域发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影响他者的主体；与道德领域发生联系的历史本体论，使我们构建成伦理行动者。如，《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这三者都存在，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更多涉及真理，《规训与惩罚》涉及权力，《性史》涉及道德[3]。这种本体论与其说是在分析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性，倒不如说是在探讨有关某种历史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属于分析历史哲学的范畴。可以说，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构建了一个横向和纵向交叉的（客体化与主体化）知识、权力与自我研究的立体图景。但就《词与物》而言，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某种社会文化现实或知识的方法，尽管这些现实或知识在纵向层面上与权力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了知识生成条件的延伸。
二、福柯式知识理解格栅
“知识”（savoir）是福柯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词。自《古典时代的疯癫史》（1961年）和《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年）开始，他就在探求一种知识（savoir）与形成该知识的社会、经济、历史等条件间的关系。福柯的《词与物》仍是在横向维度上来思考不同科学间的关系。他的这部著作就是试图去回答《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中已经提出的问题：第一，在彼此完全陌生且毫无直接沟通的科学实践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根据相同形式、朝着相同方向同时发生的嬗变（transformations），这是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与欲望、需求和冲动可以表现在个体的话语及其行为之中不同，作为一种科学出现、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语境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在科学中并不表现为科学话语的形式。换句话说，非话语组成（如经济和社会条件）与话语组成（formations）内容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和纯粹的“表达”（expressif）关系，这是考古学层面上的问题[2]160161。具体地说，在第一个问题中，福柯选择了三个不同的、彼此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领域：语法、自然历史和财富分析，藉此展示它们在两个时期（17世纪中期和18世纪中期）所发生的一揽子相似的变迁，指出了知识围绕并进行组织的三种“认识型”原则：相似性、表象和历史性。在第二个问题中，他从考古学分析入手，试图从这些科学构建自己对象、概念形成方法以及认识主体相对该对象领域的定位方法的层面上来理解语法、自然历史、财富分析的变迁。
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的中心问题是“从何时开始人成为知识的对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向读者展现了在西方社会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勾勒其文化的认识构型。具体地说，福柯的《词与物》试图借助三种科学实践变迁（从“普通语法”到“语言学”，从“自然历史”到“生物学”，从“财富分析”到“政治经济学”）的比较来展示一种“认识型”的嬗变历史，“认识型”在于揭示形成于其中的不同理论和辩论的可能发生条件，是知识（savoir）的“历史的先验”或“认识场域”。在福柯看来，“在一个社会中，知识（connaissances）、哲学思想、日常观点以及机构、商业与治安实践、风俗习惯等，都指向一定的内在于这个社会的知识（savoir）。这种知识与在科学书籍、哲学理论、宗教辩护等中找到的知识（connaissances）不同，但就是这种知识（savoir）使一种理论、一种观点或实践成为可能”[4]498。换句话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场域”或“认识型”，它是不同知识（connaissances）产生的基础，并影响着它们的出现。找出“认识型”就是要去发现一种“真理”――一套能够在每时每刻让每个人发表被看作是“真实的”（vrais）陈述的程序[1]407――的根本体验。
福柯认为，自古典时代以来，在西方的文化上出现了两次重要的认识型间断性：“第一个间断性开创了古典时代（大致在17世纪中叶），而第二个间断性则在19世纪初，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始。”[5]13在这两个间断中，福柯明确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三种认识型：“相似性”占支配地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表象、秩序、一致性、差异占支配地位的古典时代的认识型，最后是现代认识型。在现代认识型中，生命、工作和语言成了研究的对象，历史性则是现代认识型的组织参照。人们从自然历史过渡到了生物学，从财富分析过渡到了经济学，从语法过渡到了语言学。在这些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可认识对象：在经济学方面，生产代替了交换；在生物学方面，生命代替了生物体；在语文学方面，语言代替了话语。科学改变了性质和形式，前后之间存在着断裂。
“在时至16世纪末，相似性在西方的知识（savoir）中起着构建作用。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指导文本的评注和阐释；相似性组织着符号规则，使可见与不可见的物的认识成为可能，引导着表达艺术。”[5]32在文艺复兴时期，相似性主要通过相配（convenientia）、仿效（aemulatio）、类推（analogie）和交感（sympathie）的方法战胜了时间和空间，存在与其自身的根本关系是相似性的关系，相似性成了知识的组织原则。古典时代（17和18世纪），问题在于创造一个符号系统，以便把所有的表象构合在一起来产生一种秩序。古典时期的认识型是通过普遍度量科学（mathesis）、分类学（taxinomia）和发生学（genèse）构合的系统来界定的，换句话说，这三个概念界定了古典时代知识（savoir）的普通构型。也就是说，在17和18世纪，普遍度量科学、分类学和发生学通过图表（tableau）来表达知识，根据一致性和差异性来组织的物的表象（表象使真实的存在变得可见）被秩序化于图表，图表成了知识（savoir）的中心，自然的历史、语法以及货币科学就存在于这个图表之中。
进入现代后，一致性的图表开始解体，图表不再是所有可能秩序的场所、所有关系的发源地，知识寄存于一个新的空间、存在于历史性（historicité）之中。换句话说，在19世纪，知识的构成不再基于图表形式，而是基于序列（série）、链接（enchanement）和变迁（devenir），这种变迁的流变被吸取在人类学的有限性（finitude）之中。对物所做的表述不再是展示使其秩序化的图表，而是一种有关人这种经验个体的秩序现象，这种秩序现在从属于物本身及其内部法则。用福柯的话说：“在这种（秩序）表述中，一致性不再是存在显示的对象，其显示的是它们与人这种存在所建立的关系。这种拥有自我存在和表达能力的人的存在出现于生命体、交换物体以及词所腾出的空间中。生命体、交换物和词放弃自己时至当时仍是其自然场所的表象，退缩回物的深处，根据生命、生产和语言法则回归到自身。”[5]324也就是说，物回归到自己的厚度并外在于表象的约束中，语言及其历史、生命及其组织和自治、劳动及其生产能力就这样出现了。面对这种情况，在起表象作用的“古典语言”留下的空间中形成了人，一个既生活、说话和工作又可在生活、说话和工作中被认识的人，即伴随被定义话语的古典语言停止了对经验世界的立法作用，人开始出现在19世纪。也就是在生活、语言和工作的自身回归中，出现了人的实证性并成了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
自康德以来，人的经验―超验双重特性使人文科学具有了独特的特征，人不但是认识的主体又成了认识的客体，实现了自己的主体化和客体化。“现代思想中的所建构的人的存在方式使人扮演着双重角色：它不但是所有实证性的基础，而且以一种不能说是特权的方式存在于经验事物的元素之中。”[5]355当人们决定把人当作科学对象时，人文科学还没有出现，只有当人必须被思考和认识而在西方文化中形成时才出现了人文科学。“一般说来，人之所以成为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不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形式，而是这种生命体在自己从属其中的生活内部构建因之而进行生活的表达，从该表达出发，人具有了表达生活的奇怪能力。人文科学实际在生活、讲话和生产层面上来研究人。”[5]356人文科学不是对“人本性是什么”的分析，而是对“在实证性（鲜活的存在、劳动、说话）方面人是什么”以及使该存在能够知道“什么是生命”、“劳动及其法则意味着什么”，以及“用何种方法进行说话”等的分析[5]364。不过随着后现代主义先驱的尼采（1844―1900）的“谁在讲话”的提问和马拉美（1842―1898）的“词在讲话”的回答，在福柯看来，作为实证性的人因语言话语地位的回复而有可能消失，就象画在“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被海水抹去了一样。
这两个重要的间断反映了“认识型”或人文科学产生的可能条件的嬗变，换言之，不同时代的知识（connaissances）的生产有着不同的“认识型”，即不同的知识发生的可能条件，或者说，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间的构合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话语实践”格栅――在这里，话语实践被界定为：“一系列无名的、历史的、常常在既定时空中被确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个既定时期，为某给定社会、经济、地理、语言等领域规定了陈述功能发挥作用的条件。”[5]153154
三、从象征走向现实：格栅的意义
《词与物》的原名为《物之序》，在编辑的要求下才改成《词与物》。《词与物》中的秩序（ordre）是与认识型、历史的先验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部规律和彼此借以审视的秘密网络而产生于物中的东西，又是只通过一种视角、关注和语言格栅才得以存在的东西；就只是在这种空白网格中，秩序才深刻地表现出来，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自己被陈述出来的时刻。”[5]153154寻找秩序及其存在方式的体验，就是“从去重新发现知识（connnaissances）和理论依据什么才成为可能；知识依据何种秩序空间才得以构成；基于何种历史先验、在何种实证性的元素中，观念才得以出现、科学得以形成”[5]13的过程。从书中看到，所谓的“物之序”意味着按不同的“认识型”或“历史先验”对物进行秩序化表述：文艺复兴时期按相似性组织的物之序，在古典时代通过依据差异和一致性而表述出的图表秩序，现代时期则因历史性而依据变迁途径等形成了19世纪的物之序。
总之，福柯的《词与物》体现三种知识的组织中心：文艺复兴时期的“上帝”，古典时代的“理性”（无限性）与现代时期的“人”（有限性），以及语言将成为“知识”围绕组织的中心而引发的人的消失。实际上，福柯的“认识型”演变也反映着西方哲学自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发展路径：神学、理性主义、有限理性、语言学转向。
就《词与物》的分析来看，福柯的研究一开始就表现为对作为唯我论的、非历史性的、自我构建的、绝对自由意识的大写主体的批判――在福柯看来，从笛卡尔到萨特以来的法国哲学中的主体意识成了为万物立法的尺度。他从“人之死”中来探讨西方文化中知识的形成，即不参照主体地来探讨知识、话语、对象领域等的形成，主体和客体都被看作构建于外部决定性基础上的对象而加以思考。福柯的“人之死”并不是来表示尼采的“上帝之死”，“而是主体之死，作为大写知识、大写自由、大写语言和大写历史来源与根本的大写主体之死。所有西方文明都是奴役的，哲学只需要进行笔录，把一切思想和真理都指向意识、大写的我和大写的主体。在这种今天撼动我们的喧嚣中，必须要认识到一个世界的诞生，在那里，我们知道主体不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Un），而是分裂的，不是至上的，而是具有依赖性，也不是绝对的本源，而是不断地进行修正的函数”[4]788789。在这里，福柯解构了西方文化中有关人的无限性描述和大写理性，于是历史不再是线性的、连续的历史，不再是不断完善的进步，历史变成了复数，一种出现于不同实证元素中的历史叉。非连续、偶然、独特性成了福柯描述历史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体现着西方文化“认识场域”的变迁。换句话说，西方文化中物之序的变迁，也正是这些特征成了我们理解福柯的知识、权力和自我的阅读格栅。
虽然《词与物》的法文版出版于1966年，但我们对其所作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可能是福柯本身的思想丰富、晦涩难懂和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不同语言间的可译阻止了人们进一步深入理解的热情。虽然福柯在当时的法国因自己的思想发生了许多论战，但我们无意去评判社会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是非，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之社会学”概念已经对我们有所启发――社会学研究有着自己的不同语境。不过从经验角度来讲，研读《词与物》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理论方面，一方面，《词与物》提出的非连续历史观丰富了对历史哲学的理解，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历史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即福柯的历史观既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又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另一方面，特别是，《词与物》中提出的“认识型”概念如同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一样，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知识变迁的框架，一种理解西方文化中知识变迁的框架（不过这不是一种结构主义的描述），一种构合能指（词）与所指（物）的认识格栅。
在实践方面。一方面，在进行史学著述时，它能促使我们从不同视角和方法来思考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撰写；另一方面，如福柯所说：“支配一种文化的语言、知觉图式、交流、技术、价值、实践体系等的基本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确定了与其相关并置身其中的经验秩序。”[5]11
福柯不断地提醒读者自己《词与物》的研究语境是西方文化与西方社会，并展示了西方文化中“认识场域”的变迁。这种知识社会学的启发性意义在于，不同时代和社会存在着解读当时知识生产的理解格栅。因此，理解福柯的“认识型”不仅有助于理解西方社会的知识变迁模式，而且也有利于领会中国语境下的知识生产精神。它使我们认识到，知识的生产因历史背景不同，会产生知识形成方式上的差异，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词”因“话语实践”不同而指向不同的“物”，即“能指”因话语实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所指”。理解“认识型”变迁的重要性在于，其揭示了认识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不同时代知识（connaissances）有着不同的认识逻辑或文化编码特征，话语实践是理解能指与所指间意义指称过程的关键。这种实践的必要性在于当前的发展势头迅猛的全球化整合趋势以及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与转型。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更是文化和传播的全球化。在传播全球化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全球―地方化”的过程中，文化间的彼此认识和融合成为必要和必然的趋势。在本土层面上，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体现为主体及其表达的多元化，而且需要借助信息传播来构建一种适合“和谐社会”和“和平崛起”理念的象征秩序。这都需要理解相关知识的生产与组织原则，而福柯的“认识型”则为这种理解提供了思路和启发。总体来说，这种隐含于西方文化的知识组织原则，对文化自身的生产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彼此理解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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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GridofKnowledge：Reviewontheorderofthings：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s
ZHUZhenming
（Centerfor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tudies，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24，China）.
abstract：
michelFoucault’sanalysisontheépistémèinknowledgeproductioncomesfromhisreflectiononthebirthofhumansciences.afteranalyzingthetransformationsofthreeindependentsectors（generalgrammar，naturalhistoryandwealthanalysis）inthemid17thandmid18thcenturies，Foucaultpointedoutthatindifferentperiodsinwesternsocietythereexisteddifferentépistémèsthatwereconsideredaspossibleconditionsforcertainscientificdiscoursesordifferenttheoriesanddebatsandtheknowledgeproductionwasorganizedaroundsomeépistémèprinicplesconcretizedindiscursivepractices；épistémèandtherelateddiscursivepracticescouldworkas“readinggrid”fortheknowledgeunderstandingandproduction.thisepistemologywouldfacilitatethecrossculturalexchangesandtheselfinterpretationofthecultureitself.
对古代文学的认识篇7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观念；分级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9-0268-03
一、选题缘由
汉语是母语，也是国语，作为国人，熟练掌握和准确运用汉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古代汉语是学习现代汉语的基础，学好古代汉语对于掌握和运用现代汉语，熟悉和运用国语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意义。然而随着信息化的到来，古代汉语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年轻的学者公然地提出古代汉语是一种“业已死亡的语言”[1]，认为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不禁让我们为古代汉语深深地捏一把汗，古代汉语真的会成为博物馆里的珍藏品吗？然而近几年，“国学热”的再次掀起，使“古代汉语重要性”、“强化古代汉语教学”等问题提上日程，并得到了国人们的支持。这样的社会环境，赋予了古代汉语新的发展契机，古代汉语教学研究也正期待一场全新的革命。本课题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的需求。本文将从教学观念的更新、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的多元化三个方面入手，探索全新的古代汉语教学方法，使素质教育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真正得到落实，并为21世纪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二、结合素质教育的目标，完成古代汉语教学观念的更新与变革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古代汉语处于尴尬地位的重要原因就是师生的观念问题。据此，我们认为可以治本的唯一方法就是教学思想的改变。
1.教师“教”的思想的改变。目前有很多老师不能正确认识“教”的目的，认为“教”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仅仅是教学任务的完成，仅仅是自己工作的职能。以这样的思想做指导就很难深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就古代汉语来说，就更难提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了。因此，作为古代汉语老师，要以提高学生古文兴趣为终极目标，要确立“领路人”的思想。老师要尽一切努力把学生领进自己的研究领域，把知识的本末完全交代出来，让学生在好奇与理解的基础上学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比如讲到《左传·成公二年》“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2]这句话的“越”字，教材上解释：“越，坠。”而在我们现在汉语中“越”并没有“坠”的意思，如果只是告诉学生在这句话中“越”就是当“坠”讲，让学生只是当成新知识记忆，这无疑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也会使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我们应该这样告诉学生：在《说文解字》中：“越，度也。”度，就是渡河的意思。那“度”与“坠”（坠入河中）的意思又相去甚远，为什么“越”可以当“坠”讲呢？原来这是在特定语境下的形成的灵活义。因为古代战车的形制大致是由车辕（辀）、车轮、车厢构成的，翻过车厢就会跌落车下，在这个特定语境，即“越车必坠”的情况下，“越”便有了“坠”这一灵活义。通过这番讲解，让学生既知道了词语运用的内在含义，又能了解古代的一些生活常识，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古义古训产生了探奇求根的兴趣”[3]，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热情也会由此高涨！
2.学生“学”的思想的改变。大多数学生对古代汉语提不起兴趣，主要是因为存在畏难心理，一旦形成这样的心理定式，就很难产生真正的学习热情。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克服学生畏难的思想。古代汉语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只有学习了古代汉语我们才能对现在汉语有更为系统的认识，要告诉学生从古代汉语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掌握到一些有用文化现象，另外，学习古代汉语不能一蹴而就，应该循序渐进，把握规律，先易后难，逐步提高。通过这些疏导让学生从根本上消除畏难的心理。充分利用汉字的表意性，把枯燥的知识讲出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采用“分级教学”方法，促进古代汉语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
由于古代汉语知识系统繁多，语法知识较为零散，某些理论较为深奥，这就为我们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尤其针对专科层次的教学，提出了难题。对此，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教学形式，即“分级教学”。所谓“分级教学”就是从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应用出发，实施不同水平等级的教育。目前所提到的“分级教学”大多针对外语教学，而我们发现“分级教学”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开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完成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学内容的整合，就是对教材内容的重新处理，即将其中每个知识点根据教学目标的不同进行重新分组。下面我们以专科学生的教学内容为例加以说明：专科学生的古代汉语知识较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以专业研究为终级目标，因此针对这样的班级，我们以常识性讲授为主，尤其侧重高中阶段所涉及到的基本理论知识，比如文字、词汇、语法等章节，进行系统、详细的讲解，并通过大量练习，使这部分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加深对古代汉语的了解。对于那些高中阶段没有涉及的内容，如古书音韵、训诂和修辞等理论知识，我们则略讲或不讲。实践证明，通过对教材内容的重新整合，进行针对性的因材施教，使所有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提高了一大步。因为学得会，所以愿意学，这也就调动了他们学习古代汉语兴趣。
2.促进教学内容的优化。所谓教学内容的优化就是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加工处理，用自己的认知结构来优化教材的理论知识。我们所使用教材的内容知识相对稳定，但是学科在不断地发展、更新，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关注本学科前沿的理论，并把获得的新成果、新知识融合到课堂教学中去，以充实教学内容。比如讲“之”字的词性时，王力教材上当介词用，教师不能仅仅把教材上的这一结论传达给学生，还应该告诉学生关于学术界对“之”字词性的争论，即连词“之”和助词“之”的说法，将这些学术的争论讲给学生，引导他们在将来的学习中，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些尚未定论的知识，避免钻牛角尖。再比如讲“古今词义演变”时，要与现代的词汇知识相结合，把最新的分析理论运用到课堂上，告诉他们所谓的古今词义演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重新分析”或“重新理解”。这样古今结合起来，教给学生的才是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知识。
四、利用现代科技，实现古代汉语教学手段的多元化
1.采用讨论辩论式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就是所谓“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老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缺少互动，即使老师讲得很投入，甚至激情澎湃，下面的学生依然东张西望，我行我素，好像事不关己，高兴了就听几句，不想听就干自己的事情。这样的教学状态发展到最终会导致教与学的双向恶性循环，是无论如何也提高不了教学质量的。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满堂灌”，采用讨论辩论式教学，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活泼、自主的课堂氛围，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教学中来。比如古代汉语文选作品中的字、词、句方面的疑难问题，像古今字、异体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等，或者通论中一些基本理论知识，此外，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变换教学地点，比如可以直接把学生带入图书馆，进行关于某一专题内容的讲解，这不仅帮助学生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而且还加深了课堂印象，提高了兴趣。
2.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多媒体技术发展的日渐成熟，为我们古代汉语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充分利用多媒体这一现代化教学手段，集图、文、声、像于一体，使教学形式既直观，又生动。传统板书时间的减少为学生直观的思考赢得了更大的空间，这样一来，教学内容自然就更为充实，教学效果也大大提高。比如，在“汉字的结构”这一通论里要涉及到汉字形体的演变。教师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描摹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到楷书的字形，既费时又费力，形体还不一定描写得准确。使用多媒体，教师可以将甲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文字直接投影在屏幕上，也可以制成动画效果，以动态的方式将汉字形体的演变展示出来。这样让学生真实、感性、生动地看到了汉字的演变过程，认清了它们造字理据，为进一步了解汉字的表意性质以及推求汉字的本义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关于文选教学，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可以找一些相关的视频，加深学生对历史背景、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的了解。如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之前，在学生预习过的基础上，先播放东周列国（春秋篇）中关于这一历史故事的视频，让学生置身于母子兄弟之间的一场权力与孝义的厮杀中，可以更形象地了解人物特征以及故事本身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此同时，教师再步步设问：共叔段的行为是否应受到惩罚？母亲姜氏是否可以原谅？郑伯认母是否有政治上的原因？让学生参与到故事中，并训练了他们的思维。在完全理解文意之后，教师再引导学生归纳出文中用字情况、特殊句式、词类活用，这样轻轻松松地把文言基础知识也落实了。此外，还可以利用办公自动化进行网上讨论，解答疑难问题，加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沟通，也弥补了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
3.注重实践环节，努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质量，不仅仅包括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注重实践环节，即引导学生通过反复实践，理解、掌握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技能，从而有效地加以运用。我们可以适当地安排一些语言研究方法训练，将教材中有争议的问题拿来让学生思考与探索，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关于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的说法有很多，争论也很大，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面”在《史记·项羽本纪》：“马童面之”中作动词“面向”讲。有的人说“面”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也有的人说是名、动词的兼类。像这样的问题，教师应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体会哪种说法更为合理。通过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从不同程度加强和培养了学生自觉观察语言现象、探索语言规律的习惯，提高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水平和质量。我们还可以在教学之外，设计完整情境，让学生进行模拟教学；还可以安排学生到中小学去听语文课教学，分析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使教学有较强的针对性，这样既巩固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也培养了大学生的职业技能。
综上所述，在遵循古代汉语教学目的与内容的前提下，正视高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实现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与质量，使素质教育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真正得到落实。
参考文献：
[1]摩罗.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J].粤海风，2001，（5）.
[2]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2.
对古代文学的认识篇8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对古代文学的认识篇9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改革
一、调整古代汉语的教学目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界的前辈们明确提出了古代汉语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现在的教学大纲也非常明确地作了规定。作为一门工具课，这一教学目的无疑是正确的，而且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然而，如单一地实施，不加多元化的调整，显然不适合时代的需要。现在的学生大部分具有较强的功利性，他们实际需要阅读古书的机会并不多，因此认为学而无用，不如不学。对教师来讲，目的太单一，也束缚了教学多样化的开展，使教学走向了死胡同。因此，笔者认为，在坚持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的同时，还应加强与现代汉语的联系，把培养学生的古汉语知识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能力作为教学目的。古今汉语是一脉相承的，有源与流的关系，现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语音、修辞等都是从古代汉语演变而来的，要让学生认识到，要学好现代汉语，必须要学好古代汉语，学习古汉语，并不脱离现实生活与学习，是学而有用，不是学而无用。我们教学要以此为目的，培养学生运用古汉语知识去深刻认识现代汉语，去解决生活、学习中碰到的问题，并从古代汉语中汲取营养，增强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教师在施教过程中，要注意古今联系，既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古汉语知识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能力。
二、更新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
更新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其中教材建设是关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包括三个部分，即文选、通论、常用词。这三部分有机结合，感性认识和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其合理性被学术界所公认，以后编的教材基本上只是在此模式上作些调整。但正如教学目的一样，此类教材也与当前的知识体系不甚吻合，主要表现在：一是文选与中学教材所选的文言文重复太多。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加重了文言文的比例，有相当一部分以前大学才讲授的作品现在在中学课本中出现，尽管侧重点和深度不一样，但学生总觉得在“炒冷饭”，没有兴趣；二是注释太简单。仅有释义，没有相应的例句，没有整句的串讲，学生容易过目就忘，留不下深刻印象。还有当注不注的地方较多，不便于学生自学；三是理论知识没有汲取当前的研究成果，使知识处于滞后状态；四是常用词部分选词和释义不精要，贪多图全，反而象字典、词典那样，给人留不下深印象；五是解字、释义上也没有突出历代演变的概貌，缺乏古今联系。因此，编写一部更新、更精、更实用的教材是教学内容改革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我们每一个教学工作者的期盼。当然，教学内容的革新还在于任课教师授课时的把握。教材固然起指导作用，但教师还是有很大主动权的，选讲什么，精讲什么，补充什么，要求什么，一般都由教师来决定。
三、改革古代汉语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古代汉语的教学方法比较刻板，大都按照教材内容，按部就班地系统讲授，往往教师在上面“咬文嚼字”，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造成了教师费力、学生乏味、效率低下的局面。笔者以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教学方法上应突出要改革的是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教学方法要有现代化手段。在多媒体时代，运用现代化手段进行教学，既能增加知识的形象性，符合当今学生的需要，也能节省课堂时间，事半功倍。教师可制作一些课件，把讲义中的重点、难点、例句放进去，可利用图片形式展示相关资料，也可利用语音播放功能和视频播放功能把一些语音材料、名篇朗读、经典场景提供给学生，还可在网上建立自主学习平台把重点提示、难点解析、练习答疑、复习指导等内容放上去，便于学生随时自学；其二，教学方法要有互动式内容。古汉语教学要生动活泼，教师必须设计互动式内容，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让学生参与其中并展开广泛的思考和讨论，教师主要作些点拨、指导，最后作好归纳、总结，其教学效果比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要提高百倍；其三，教学方法要有实践性活动。实践性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练习训练。在古汉语教学中，我认为阅读方面的练习训练必须突出，因为我们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而阅读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实践性阅读。实践性活动的另一方面是让学生走出课堂，把学到的知识应用起来。如可以带学生到图书馆、藏书楼去，真实感受古籍的原貌；可以带学生到名胜古迹中去，真实感受古代的氛围，用学到的知识分析其中的语言现象。总之，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兴趣，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对古代文学的认识篇10
【关键词】创新教育；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悖离与融合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创新教育的悖离
创新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源动力。积极探索并推动研究型教学模式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高校专业教学要结合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涌入国门，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不断发生碰撞与交流，使中国古代文学在高校的教学发展中出现了很多困惑，中国古代文学面临着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以及大众娱乐性为导向的新媒体文化取而代之的窘境。与此同时，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还面临着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不断被压缩、教学方式过于传统单一、教师队伍不断缩减、教学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学科整体教学缺乏配合和持续等诸多矛盾，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创新教育的教育原则走向了悖离。1.教育观念沿袭传统的文化教育理念，与当今时代对创新教育的需求严重脱节文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和其他意识形态混沌包裹在一起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呈现方式。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往往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仅仅注重文学史基本常识和经典文学作品的介绍。然而，从时代呼唤下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层面来讲，却是过于狭隘的认识。因此，从文化大视野下，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与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建立文史哲不分家、近现代与古代相延续的回归意识，更有利于在宏观背景下准确地人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古代文学在今天的传承意义。古代文学经典自身文体发展的局限性，及其与当下时代及话语氛围的差异，容易引起当代大学生在思想认识层面的困惑和不解。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及时修正和纠正学生对本门课程的认识误区，从而发挥其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2.教育模式呈现知识灌输和模式化的特点，无法真正起到创新教育和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文化强国的重担。然而，在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迅速崛起下，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载体却日益受到青年学生的误解和冷落。长久下去，必然导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沦入狭隘的恶性循环，原本活生生的文学课堂成为了僵死枯燥的文体讲授和知识传授。现有教学模式致使学生对课程的陌生感和隔膜感日益严重，使青年学生丧失了学习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的兴趣。3.教学测评形式单一，无法真正体现创新教育的成果古代文学教学受制于传统的考评方式，在学生学习效果和学习水平的评价上往往直观、机械和单一，不仅影响了课程教学的质量，还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因此，针对当前高校古代文学的教育困境，教师要改变过去以高低分来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旧观念，更多思考古代文学对于高校学生人文素养、创新能力的基础性熏陶和养成，在把握当下大学生个性特点的基础上，向素质鉴定观念转变。
二、创新教育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