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更抚养权的法律依据篇1
关键词：抚养，监护，监护权，监护人，未成年子女，立法瑕疵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实生活中，婚姻家庭关系包含大量的监护法律关系。审判中该类纠纷也时有发生。请看如下案例：
原告张静，女，1962年10月10日生，教师。
被告陈峰，男，1963年10月26日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驻黑龙江省黑河市。
原告张静与被告陈峰于1988年2月26日结婚，1989年4月21日生育女儿陈彦青。1995年4月21日原告与被告协议离婚，女儿陈彦青由陈峰抚养教育。因陈峰当时在黑龙江省黑河市部队服役，不能履行对陈彦青的管理、教育的监护义务，当日双方又达成《补充协议》如下：“女儿陈彦青归陈峰，因其服现役，暂不具备抚养条件，现由张静代为抚养，在此期间陈峰每月按现在物价出抚养费120元。在条件成熟时，陈峰可随时接回身边抚养。”后陈峰不按协议给付抚养费，其女儿陈彦青于1997年9月又回到易县大龙华乡西河北村其祖母家生活。因西河北村与被监护人所在野里店小学相距较远，上学不方便，加之祖母身体有病，故陈彦青于1999年8月不再去学校上学。其祖母打电话告诉张静，张静便于1999年11月27日将陈彦青接到身边，于次月初在易县第二小学入学。并于1999年12月6日诉至法院，要求变更陈峰对陈彦青的监护，由自己对陈彦青进行监护。
庭审中，陈彦青表示愿随其母张静生活。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陈峰现在部队服役，不能更好地对其女儿陈彦青履行管理、教育等监护义务，随原告生活更有利于陈彦青的健康成长，且庭审中陈彦青表示愿随其母张静生活。原告请求监护陈彦青应予以准许。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8条第2款及有关民事法律政策的规定，按特别程序于2000年6月5日做出如下判决：
变更原告张静为陈彦青的监护人。
判决后被告陈峰不服，提出申诉。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不属于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适用特别程序审理属于适用程序错误。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第183条的规定，做出裁定：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法院按普通程序再审后，所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没有出入。只是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补充协议》，虽系陈峰起草，但经张静签字同意，是双方真实意0思表示，应按协议履行；陈峰不按时给付抚养费，应通过法律途径追索；婚生女儿陈彦青不因父母离婚而改变其任何一方对其抚养、监护的责任，原判决以陈峰不尽抚养义务变更监护权不妥；原审判决适用特别程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18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1条规定，于2001年1月9日做出如下判决：撤销本院（1999）易民特字第03-13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审原告张静变更监护权的诉讼请求。
此案便是一起典型的夫妻离婚后，子女随一方生活，而另一方要求变更子女原来的监护关系，由自己对子女进行监护的案件。初审判决和再审判决所依据的基本事实相同，但由于对相关法律概念存在认识上的不同，导致判决结果迥异。堪称我国民法学专家的杨洪逵先生对此案进行评析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第1款关于“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规定，父母离婚并不影响父母双方仍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均仍应“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所改变的只是父或母哪一方为与未成年人一起共同生活的实际抚养人。抚养关系可以变更，但监护关系不能变更，况且在父母之间也不发生变更监护人的问题。但是，也有人认为，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是法定义务，并不因父母离婚而改变，不应存在抚养关系的“变更”问题。夫妻离婚后，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子女随自己生活，主张的不应是抚养权；变更的也不应是抚养关系。
在理论界，不少学者对监护和抚养不作区分，认为“夫妻离婚后，抚养子女的一方单方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对方要求恢复该子女的原姓氏，法院处理这类纠纷时一般以民法通则第99条、婚姻法第1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的规定为依据。”对此，杨洪逵先生认为，处理离婚父母关于未成年子女姓氏变更的问题，“一与未抚养子女的一方是否尽抚养义务、是否关心子女无关”。且不说监护与抚养有着实质区别，单就“未抚养子女”与“尽抚养义务”中两个“抚养”，内涵就不一致。既然“未抚养子女”，又谈何“尽抚养义务”？此种说法似有自相矛盾冲突之嫌。
在立法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意见》第15条规定：“离婚后，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另行起诉。”在此条款中，甚至也有“变更子女抚养关系”之说。
那么，究竟在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关系能否变更？对子女的监护关系能否变更？未成年子女原来随一方生活，另一方认为随自己生活对子女更为有利，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子女随自己生活时，主张的是抚养权，还是监护权？所变更的是抚养关系，还是监护关系？由于婚姻法在立法时回避了监护问题，不能从立法角度明确监护与抚养，监护权、监护权人与监护人等法律概念的区别，引起司法认识上的不统一，导致审判实践中的困惑。因此很有必要对此问题作一番探讨。本文试图从我国监护法律制度的概念、特征、内容，监护制度的立法宗旨等方面，明确抚养与监护，监护权、监护权人与监护人等相关法律概念的区别，进而分析《婚姻法》在设立监护制度方面的立法瑕疵，为进一步修改《婚姻法》建言献计。
二、我国的监护法律制度概述
变更抚养权的法律依据篇2
(1)申请人双方的身份证、户口簿、离婚证、离婚协议;
(2)小孩的户口簿、出生证;
(3)草拟好的变更抚养权协议书。
法律依据：
《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意见》第16条的规定，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支持。
(1)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
(2)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
(3)十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
变更抚养权的法律依据篇3
江苏泰州一读者来信咨询：离婚时，我没有固定工作，上幼儿园的儿子被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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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抚养权确定后还能变更吗？
江苏泰州一读者来信咨询：离婚时，我没有固定工作，上幼儿园的儿子被判给前夫抚养，我每月付抚养费。现在，儿子上小学了，我也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条件比前夫好很多。听说前夫再婚后动不动就打骂儿子，请问可以变更抚养权，由我抚养儿子吗？
答：《婚姻法》第36条规定，父母子女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的子女无论由哪一方直接抚养，仍是双方的子女，父母对于子女都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简单地称离婚后父母双方谁有抚养权，谁没有抚养权，是不贴切的。准确的说法应是，父或母哪一方有权同子女共同生活，有直接抚养权；另一方虽不同子女共同生活，依然有间接的抚养权利和义务。
《婚姻法》规定，父母离婚后，如果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出现了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情形，另一方想变更子女的抚养关系，法律是支持的。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离婚后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法院请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1）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2）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的；（3）10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4）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可见，你完全有权向法院提出变更直接抚养权的请求，因为你现在有了一份不错的固定工作，生活条件比前夫还好；尤其是前夫经常打骂孩子，这属于“有虐待子女行为”，十分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是过硬的变更理由；你的孩子已经上小学，若已满10周岁，他愿意同谁一起共同生活的意见，也是法院考虑的重要因素。
变更抚养关系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被告或被监护人住所地法院管辖。因此，你应向你前夫住所地（也是孩子的住所地）的基层法院，由法院作出判决。培训班的费用能退吗？
河北保定一读者来信咨询：我给女儿报了一个小提琴培训班，学费是10000元，全年50次课。培训合同除了约定上课时间和老师，还有“一律不退还学费”的条文，我虽然觉得不太合理，但想着老师是名师，女儿也喜欢，就签字交费了。3个月后，那位名师辞职了，继任的老师女儿不适应。我认为培训班违约在先，要求退费，对方却告诉我，合同约定不能退费。我究竟能不能要求退费呢？
答：你同培训班所签订的合同应该是格式合同，即培训机构为了重复使用，预先拟定好合同条款，学生家长只能表示全部同意或者不同意。
在格式合同中，拟定格式条款的一方往往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将双方的权利义务设立得极不公平。因而《合同法》要求，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第39条）。为约束拟定格式条款的一方，《合同法》进一步规定，格式条款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40条）。
你女儿参加的小提琴培训班，其“一律不退还学费”的格式条文存在一定问题，因为这排除了学生家长“若上课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则有权解除合同，不接受后面的教学服务”的选择权，这可是学生家长一方的主要权利，因而这一条款依法应属无效，对你没有约束力。
变更抚养权的法律依据篇4
论文关键词离婚抚养制度婚姻
男女双方到民政部门离婚，就孩子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离婚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对双方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任何一方没有特殊原因，都应该接受这一约定带来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参照此规定，夫妻双方因履行孩子抚养费承担协议发生纠纷，可以向法院起诉，让法院通过判决书的形式来确认离婚协议中孩子抚养费的承担约定。
一、离婚抚养概念简析
在探讨建立我国的离婚抚养制度之前，我们应该先对“抚养”这一概念进行了解。在我国，抚养、扶养、赡养是三种不同形式的权利义务形态，它们分别指的是不同主体之间在权利义务上的划分关系。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这三个词之间各有自己指代的对象，但是从现代汉语的广义上来看，广义的抚养，在内涵上包括了扶养与赡养两种形式。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离婚案件里，无论是抚养、扶养还是赡养权利的体现，往往与经济利益的划分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在我国的婚姻制度中，采取广义的抚养概念，来构建相关的法律制度并无不妥。本文中所说的离婚抚养制度，也是在这一广义概念的基础上予以展开。
对于婚姻关系的调整，我国主要集中规定的《婚姻法》的条文及其相关解释中，作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法》调整的对象对于整个社会家庭关系的构建与维护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在2011年8月出台的解释三，体现了在现实环境的影响下，婚姻法也在不断的做着调整。如何缔结婚姻关系，维护夫妻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利益，以及终结婚姻关系后夫妻既有权利与义务关系之间的分配和调整等，都是《婚姻法》关注的重点和对象。离婚抚养制度的构建，其贯彻和体现的是法律精神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平等。在民法中就是公平正义，具体到离婚后的抚养制度中，就是指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夫妻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以后由于分工不同可能会产生一种直接的经济利益价值的体现差异，这种差异的出现就会使得在离婚过程中财产利益分配问题上出现一个弱势群体，离婚抚养制度的构建，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为了实现夫妻双方利益关系的平衡，这种平衡包括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投入的劳动、创造的财富等。在学界，对于“离婚抚养制度”的另一种称呼就是“离婚抚养给付制度”。其具体含义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针对其经济上的收入的不平衡以及在婚姻当中合理的投入在双方离婚后给予适当合理补偿的法律制度。
抚养制度的构建，并不是我国的首创，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终结婚姻关系以后都会出现利益的补偿与均衡问题。这种制度的存在是为了使夫妻双方在结束婚姻关系成为独立个体的时候能够有独立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从个体利益的保障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并且，在现实的环境下，弱势群体不再单单是指女性，社会环境的多样化使得男女角色的配置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构建科学的离婚抚养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而言是一种必须。
二、现行法律对离婚抚养制度的规定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离婚抚养制度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和制度，仅仅是在一些民法的纲领性原则和《婚姻法》的零散条文中有相关规定。现行《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扶养费的权利。第42条规定：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是当前对于终结婚姻关系后夫妻关系的利益均衡做出的最为明确的两项规定。除此以外，在2011年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三中，对夫妻双方婚前财产的认定、不动产所有权的权属确定之间有了更多的规定。尽管如此，从现有的条文我们可以仍然看出，在当前的夫妻之间的抚养关系，仅仅限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利益的划分也是在双方在婚姻关系终结之时做出，在婚姻关系结束以后，夫妻之间就不再存有任何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离婚抚养制度从法学原理来看，并无不妥。因为一旦双方在婚姻关系终结之时对权利义务做出了明确的划分，从保护个体当事人生存发展的角度考虑，结束双方的权利义务才能保证独立个体更好的自我发展。这在国际上也是一种通用的方法。但是，在我国，这种离婚抚养制度存在弊端的原因在于，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婚姻缔结之前双方少有婚前财产协议，这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意识所导致的。这就使得，对于弱势群体的部分，由于缺乏婚前财产协议，在离婚程序中如何全面的保障其权益就受到了挑战。所以，在我国夫妻离婚抚养制度的构建必须在考虑国际准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环境。单独的两个条文无法对夫妻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科学的界定与划分，这是我国现存离婚抚养制度的重要缺陷。既没有体现社会主义法律公平正义的精神，同时也没有保障当事人之间的合法个人利益。
父母离婚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根据父母双方或子女实际情况的变化，依法予以变更。抚养归属的变更，有两种形式：一是双方协议变更。父母双方协议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只要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和保障子女合法权益，则应予准予；二是一方要求变更。凡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支持：（1）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2）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3）10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4）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父母双方协议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予准许。另外，对于在离婚诉讼期间，双方均拒绝抚养子女的，可先行裁定暂由一方抚养。应当注意的是，离婚后，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双方对此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另行起诉。这是因为：这一在新情况下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涉及原离婚案件的离婚问题和夫妻财产的处理问题，而是出现了处理原离婚案件之时不存在（或已解决）的子女抚养方面的新情况。因此，它不是原离婚案件诉讼程序的继续，也不是对原离婚案件子女抚养问题的判决、调解协议错误的纠正，所以，应当作为新的案件另行起诉。
抚养费如何给付应当首先由父母双方协议，或者经人民法院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按照协议确定。但人民法院对于父母双方协议约定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费的，应当进行审查。具体问题的解决，实践中应当掌握以下几个问题：（1）抚养费的数额。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分两种情况：一是对于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一定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工资总额的计算，应当包括工资、较固定的奖金、岗位补贴等。二是对于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其当年总收入或其所处同行业的平均收入。如农民给付的抚养费的标准一般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个体工商户、专业承包户、私营企业主的子女抚养费，应根据其经营状况和实际利润给付。（2）抚养费的给付方法。可依父母的职业情况而定，原则上应定期给付。通常，有工资收入的，应按月或定期给付现金，农民可按收益季度或年度给付现金、实物。有条件的也可以一次性给付，但对于一方要求一次性给付的要慎重处理，确有必要采取一次性给付的，要注意掌握条件。以下情况可以一次性给付：一是出国、出境人员；二是有能力一次性支付的个体工商户、专业承包户、私营企业业主等人员；三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
三、离婚抚养制度的构建研究
《婚姻法》不仅仅是要调整夫妻关系的缔结与缔结期间夫妻双方权利义务的关系，它调整的范围应该拓展到以婚姻关系为中心之后衍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构建离婚抚养制度，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是一种必须，离婚了居高不下，权利义务纠纷层出不穷，如何通过构建科学完整的抚养制度来解决这些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科学的确定抚养关系的存续期间。在我国，民法的诉讼时效决定了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是否享有程序上的权利处理能力，当前对于抚养关系的规定使得夫妻一方如果对离婚时权利义务的分配不均而引起的诉讼争议只能在相应的诉讼时效的规定内予以解决。并且解决的对象依旧是以婚姻关系终结的时间为终点，也就是只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问题予以解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离婚抚养制度的制定，从保护的时间范围上来看，不仅要重视存续期间各种权利义务的划分，根据现实的情况，对于离婚后的现实生活情况同样必须给予关注。特别是在子女抚养问题上，如果抚养子女一方在离婚后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或者支付抚养费一方在离婚后经济能力恶化，那么对于子女的抚养问题应该有权要求法院进行重新的调整和认定。这样才能在兼顾子女利益的同时对个体利益予以了重视和保护，关注全体的公平正义、而非是狭义个人的公平正义。
变更抚养权的法律依据篇5
新修订的《婚姻法》在第38条，新增加了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享有对子女的探望权。这一条文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这是一个很有人文意义的法律规定，对于离婚双方当事人的亲权将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对于这一条文在理论上怎样理解，在实践中怎样适用，都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一、探望权的概念和性质
在没有修改《婚姻法》的时候，在实际生活中也是有这个权利的。夫妻离婚以后，独生子女只能由一方抚养；有两个以上的子女的父或者母，也有可能将孩子交由一方抚养；即使是对几个子女分别抚养，父或者母也有探望不归自己抚养的子女的必要；而现在的绝大多数夫妻养育的子女都是独生子女，只能将独生子女由一方抚养，另一方享有探望的权利。离婚，只能消灭配偶关系，并不能消灭血缘关系，也不能消灭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因此，不论法律是不是有明文规定，夫妻离婚后，都是要探望自己的子女的。在《婚姻法》对此没有规定时，当事人离婚要进行约定，出现争议，要进行调解或者判决，但总不是理直气壮。现在，法律正式规定了这个权利，就使它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法定权利。它的后果就是确定，探望子女，在一方是权利，在另一方就是义务，不履行义务的，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所谓探望权，是指夫妻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义务协助非抚养一方行使探望的权利。在原来的《婚姻法》修正草案中，这个权利不叫探望权，而是叫探视权。修正案正式通过，改为现在这个称谓。有人问为什么不叫探视权而叫探望权？这是因为在法律上，探视已经用在了对在押人犯的探望，在生活中，对在医院就医的患者的探望也叫做探视。为了避免在概念上的混淆，也不至于将对子女的探望与对在押人犯和患者的探视混为一谈，故而叫做探望权。
探望权在国外通称为探视权，它起源于英美法系，为处理离婚后父母探视子女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各国立法和法理所接受。确立探视权符合世界婚姻家庭制度发展的潮流，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保留与子女个人交往权，请求告知子女的个人情况权（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限），及对子女财产利益必要时承担财产照顾权之全部或一部，还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和人身照顾权人不得为任何损害子女与他人的关系或造成教育困难的事由。我国台湾地区将探视权称作会面交往权，其民法典1055条第5项规定，“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为未行使或负担（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利义务之一方酌定其与未成年子女全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间。但其会面交往有妨碍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变更之。”我国婚姻法在修订时，正式把探视权规定为非抚养子女一方父或母对子女亲权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规定了抚养子女的一方具有协助的义务。这个规定弥补了我国婚姻法中探视权制度的缺失，是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规定探望权的意义在于，保证夫妻离异后非直接抚养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有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之间造成的感情伤害，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探望权不仅可以满足父或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和教育的情感需要，保持和子女的往来，及时、充分地了解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地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而且可以增加子女和非直接抚养方的沟通与交流，减轻子女的家庭破碎感，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我国宪法规定，子女从出生一刻起就有自己的权利，其中包括获得父爱、母爱的婚姻家庭权利，这些权利是他们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更是社会未来安定的重要因素，规定探望权有利于保护子女受关爱的权利，并对社会道德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这个权利究竟是什么性质，究竟是监护权，还是配偶权，还是其他的什么权利？需要研究。我们认为，这个权利既不是监护权的内容，也不是配偶权的内容，而是亲权的内容。我们设定一个前提，就是被探望的对象只能是未成年的子女，因为已经成年的子女接不接受探望，完全有识别能力，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只有未成年子女才是被动地接受探望。这个前提是成立的，那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就是亲权，是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照护权。探望权就是亲权这种身份权中的具体内容，是亲权的支分身份权，即亲权的具体内容。这种权利不可能是监护权，因为没有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既然没有直接抚养，当然就没有监护权。同样，它也不会是配偶权的内容，因为这是对子女的权利，不是对配偶的权利，况且享有探望权的人的配偶关系已经消灭，所以探望权不能成为配偶权的内容。
身份权都是法定权利。夫妻离婚后，基于婚姻关系的各种身份权、财产权归于消灭，但是离婚并不能消灭父母和子女间的身份关系。父母离婚后，子女还是父母的子女，父母和子女的身份关系并没有改变。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不仅是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也是非抚养方对子女的探望权的法律基础。只要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存在，探望权就是非抚养子女一方的法定权利，非有法定理由不得予以限制或剥夺。因此，在离婚的当事人之间，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探望权怎样行使，进行约定，并且应当遵守协议，不得违反。正如《婚姻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的那样：“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或者在判决离婚时，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协商出一致的协议，约定好探望的时间、地点、次数等等。如果在协议离婚或者在诉讼离婚中，对此协商不成的，则应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约定探望权内容的协议是什么性质，也值得研究。按照一般的道理，应当是合同性质。但是，在婚姻关系上，更多的人反对将关于人身关系的协议称之为合同，例如结婚，既然是双方自愿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为什么不能把缔结婚姻关系的协议就叫做结婚的合同或者契约呢？道理明确，不一定就在使用上没有障碍。其中的原因，不能说得太清楚。这种约定探望权内容的协议，大概也是这样。一方违反协议造成对方精神损害的，要承担赔偿责任，就顺理成章，认定为契约或者合同，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倒是有了障碍了，因为不能基于合同关系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二、探望权的主体及其权利行使的方式
变更抚养权的法律依据篇6
关 键 词：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行政收费，行政征收，收支两条线，法律救济
一、社会抚养费的名称由来
在我国过去的20多年里，尤其是在推行计划生育之初，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相当难做，地方政策或立法中往往都对“超生”规定了经济限制措施。1在早期，这种经济限制措施被称为“超生罚款”，后来有的地方立法修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1992年3月5日国家计生委、财政部联合颁布了行政规章《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对计划外生育费的性质、计划外生育者的范围、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办法、使用范围和监督检查等进行了统一规定3.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发[2000]8号），提出建立社会抚养费制度，即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以适当补偿因此所增加的社会公共投入4.2001年12月29日颁布、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下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对于不按照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相应的社会抚养费。至此，社会抚养费征收法律制度正式确立。
下面让我们来简略回顾一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定过程中对于是否需要规定“社会抚养费”和如何规定“社会抚养费”的情况：
我国自1998年底就开始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立法起草和论证工作。在起草与论证过程中，针对公民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如何处理的问题，曾有过严肃而激烈的讨论。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对计划外生育实行经济限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手段5.计划外生育孩子，违背了法律、法规关于生育数量的规定，客观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造成影响，加重了社会经费投入的负担，应当对计划外生育者予以必要的经济限制，作为对社会的一定补偿。所以大家普遍认为用“社会抚养费”这一名称比原来的“超生罚款”或“计划外生育费”更加确切和妥帖6.但在立法过程中对于将“征收社会抚养费”放在第三章“生育调节”还是直接放在第六章“法律责任”中 则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征收社会抚养费仅仅是生育调节的重要手段与措施，不应纳入“法律责任”部分；也有人认为，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前提是违反了相应的法规义务，除了作为生育调节手段外，也是一种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在法律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第二十一条中曾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说它被放入第三章“生育调节”中。但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对社会公共投入的补偿，是从经济上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为法律责任加以规定更为合适。因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将这一条与法律责任一章中的第三十八条合并，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建议表决稿第四十一条）”7.最终被审议、通过的法律吸纳和反映了这一建议。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关于社会抚养费的规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对于不按照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相应的社会抚养费。这样从法律上将过去长期使用的名目不同的“超生罚款”和“计划外生育费”等都统一规定为“社会抚养费”，起到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五条的授权，国务院于2002年8月制定、颁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8，进一步规定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管理原则、具体制度等内容。
从上述关于社会抚养费的名称由来与嬗变可以看出，这种看似“形式”的变化背后，其实隐含着的人们对其事物认识的变化过程，也暗含着立法者或者管理者观念的重大变化。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过去之所以用“超生罚款”一词，实际上是基于当时情境下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管理观念，即违反政策、违反了义务就应承担责任，那么最为简单也最为奏效的责任承担方式则首推“罚款”。所以在早期，由于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法制环境也较差，人们对于该问题的认识十分有限，尽管在文件中采用“经济限制措施”一词，但另一方面又大行“罚款”之风，这与当时广泛、普遍运用“罚款”手段于各项行政管理工作中有着密切关系。到了1992年前后，部委规章改称为“计划外生育费”，并明确指出它是一项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对计划外生育者征收的补偿性资金，这种认识较之过去已有进步。到最近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将其更名为“社会抚养费”，则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革，人们对于事物的本质认识更加深刻。
下面结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立法过程中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拟对社会抚养费的性质、征收主体、征收对象、征收标准、征收程序、征收管理体制、相关法律救济等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与论述。
二、社会抚养费的性质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1）款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社会抚养费制度。那么，社会抚养费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它同过去的超生“罚款”有何联系与区别？
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国家运用经济杠杆引导和推动人们有计划地调节自身的生育行为，它既是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适当的经济限制，也是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给国家和集体造成额外经济负担的必要补偿。
社会抚养费的性质是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对社会相应增加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给予补偿的行政性收费，它是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对违法生育的公民给予必要的经济限制，以调节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环境。
如前所述，尽管在实行计划生育的早期对于不按照政策超生的公民实行的是“超生罚款”或征收“超生子女费”，后来逐渐统一为征收“计划外生育费”，但是统一更名后的“社会抚养费”确实要相对科学和合理。尤其它跟早期的“超生罚款”相比，不能只看作是名称的变化，而应该说在认识上有着“质”的不同。因为它揭示的是一种补偿性的责任，是一种对于国家和社会公共投入给予必要补偿的行政性收费，并非惩罚性的罚款。笔者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社会抚养费应当属于行政收费的范畴，是行政征收的一种重要形式-行政收费，从2001年社会抚养费已被列入财政部、国家计委公布的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可见一斑。而“超生罚款”则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是行政惩戒、行政制裁的一种形式-行政处罚。
罚款是对行政相对人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的一种制裁形式，是对明令禁止行为的一种违反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具有惩戒和教育功能。行政收费主要是对于国家或社会的公共负担的具体分配形式，或者说是一定行政机关凭借国家行政权所确立的地位，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定的公益服务，或授予国家资源和资金的使用权而收取的代价9.在这里的社会抚养费主要是针对超过法律、法规关于生育子女的数量限制，对于增加社会公共投入的一种补偿形式。其重点不是惩戒其未依法履行相应义务的行为，而是基于对因此加重社会公共负担的一种补偿。虽然从单纯的表现形式上看，似乎“超生罚款”的表现形式与“行政收费”的表现形式都是货币，但其实二者有很大的不同。立法者对此制度设计的目的和着眼点是存在明显区别的。违反法规关于生育子女数量、条件（如生育间隔）等方面的规定，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违法行为，所以立法上用的就不是“罚款”，而是用“征收社会抚养费”。
实行征收社会抚养费制度，将对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强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制意识，规范、调节公民的生育行为，履行实行计划生育义务，起到重要的保证和促进作用。
三、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主体
2002年9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实施之前，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主体是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其依据是部委规章和各地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1992年国家计生委、财政部、国家物价局联合下发的《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第4条曾明确规定：“征收单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被征收者所在单位应积极给予协助”。地方性法规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湖北省1997年修正通过的《计划生育条例》第29条就规定：“计划外生育费由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征收。”
2002年9月1日以后，由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实施，根据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决定主体应为地方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10.这是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的显著特点和重大变化。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一是根据国家关于应由具有行政职能的部门作出行政收费决定的改革要求，体现国家对行政收费问题的高度重视，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水平。
不过立法也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特别是考虑到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后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编制偏紧，工作压力大，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又需要经调查取证、制作谈话笔录、制作决定文书、送达等程序，加之不少地方地域广阔、交通不便，仅靠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很难完成对违法生育公民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大量具体工作，因此行政法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这样的规定符合基层实际，增加了可操作性。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即使委托，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仍是法律意义上的征收主体。11如果出现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情形，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仍是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或行政诉讼中的应诉主体。因此，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征收工作的经常管理与监督，指导基层提高执法的规范性、合法性，避免征收过程中违法现象的发生。
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决定，原则上由当事人的生育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12.至于当事人的生育行为发生时，其现居住地或者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均未发现的，此后由首先发现其生育行为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征收决定。这些规定既体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行户籍所在地与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又与现行做法保持了一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有利于推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新的管理原则的建立。
四、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1条（1）款只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3条（1）款亦作同样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是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但是问题在于这里的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也就是常说的“计划外生育”或称“超生”或者“不依法生育子女”到底如何界定，则是实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此处以湖北省现行《计划生育条例》和湖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条例》应用中有关问题的解释为例。湖北省计生委认为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计划生育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禁止计划外生育。”这里“计划外生育”包括下列情况：（1）未到法定婚龄（女20，男22周岁）生育的；（2）非婚生育的；（3）按《条例》只应生一个孩子，而生育第二个孩子的；（4）虽然符合《条例》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但未达到生育间隔或未经批准发给《二孩生育证》而生育的；（5）生育第三个（不含计划内生育第二个孩子时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或第三个以上孩子的；（6）不符合《收养法》的规定而收养小孩的；（7）再婚夫妇不符合生育规定生育的。13
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婚姻法》、《收养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或政府规章）规定，有以下几种情形之一的公民，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1、公民再生育不符合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规定的条件，生育子女的数量超过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许可范围；2、公民未履行法定婚姻登记程序，在未形成法定夫妻关系的前提下的生育行为；3、公民收养子女的行为不符合收养法或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有关规定，或依法收养后的生育行为不符合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规定；4、公民再婚生育行为不符合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有关规定；5、公民再生育行为不符合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关于生育间隔或有关程序的规定；6、公民其他不符合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规定的生育行为。公民发生以上六种生育行为，应当按照《办法》的规定，自觉履行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义务。14
从上述规定情形可以看出，所谓“不依照法律、法规生育子女”其实有较广的适用范围。不仅有生育数量的限制，还有生育间隔即时间的限制；不仅针对正常情况下夫妻关系稳固、存续期间所生育子女数量的限制，还涉及婚姻关系产生变化后如再婚、重婚情形下生育子女的数量限制。不仅涉及夫妻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问题，还涉及收养子女的条件、数量等问题。总之情形比较复杂。所以这里极为重要的便是各地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因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只是作原则规定，具体生育政策实际上是授权省级权力机关制定。所以实践中，主要应当看各地的相关地方性法规是如何具体规定的。
我认为在这里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比如说，对于未到法定婚龄（女20，男22周岁）生育的、非婚生育的或符合《条例》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但未达到生育间隔或未经批准发给《二孩生育证》而生育的，是否应当“一刀切”，都一律征收社会抚养费，很有研究的必要。因为未到法定婚龄生育，有的是可以责成他们首先补办婚姻登记手续（当然有的可能也未必就能结婚）。如果生育子女的数量符合其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后依《条例》规定的子女数量，则似乎不应征收社会抚养费。当然有关机关应对他们的行为予以批评教育。另外对于本来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只是因为未达到生育间隔时间，或者未获《二孩生育证》而生育的，似乎也不应该征收社会抚养费。因为以上情形并未引起所谓社会公共投入的增加，所以也就谈不上对他们征收所谓社会抚养费。这样一来就有必要对各地地方性法规的类似规定进行审慎分析和清理，应尽可能地使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的设计更加合理化、科学化，使得其设定名符其实，而不应使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过于泛化，不应迁就原来甚或现在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否则就可能与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相背离或产生较大的偏差。如果一旦涉诉，就会招致对于这种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审查，或者引来对其合宪性的争议。从法理上讲，则涉及到对于那些地方性法规的正当性考量。
五、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之前国家并无统一的征收标准，即便是1992年颁布的部委规章《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中第六条也只规定“征收标准：由省计生委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计划生育条例》等有关规定和当地经济状况提出意见，经省级物价、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省政府批准”。所以实际上往往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计划生育条例进行规定。在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法规中如1997年《湖北省计划生育条例》第26条就较为详尽地规定了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标准和数额范围。15
当然即便在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也并未规定统一、具体的征收标准，而只是授权国务院制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办法（即行政法规）。基于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只对社会抚养费的计征标准作了原则规定，即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的计算，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16行政法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则将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进一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17
这就是说，国务院制定的《办法》仅规定了征收的参考基本标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征收数额，而是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予以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一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地所辖市、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每一区域内的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也存在差异，征收社会抚养费基本标准中的具体倍数和征收数额不可能也不应当“一刀切”，二是由于各省生育政策有所不同，各省认定的不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行为不完全一致。
变更抚养权的法律依据篇7
一、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现状
从1980年到1996年，我国先后修改、修订、补充和新出台的《婚姻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教师法》、《劳动法》、《母婴保健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都有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款，这些法律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施全面、系统的法律保护网络。其中关于我国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主要是现行《民法通则》中的相关内容。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感到，在现行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中，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使原则、离婚后应当如何依法履行监护权利，以及如何处理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在履行监护权利的过程中遇到影响其正常行使监护权的问题等，均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双方对离婚时子女监护权归属及离婚后因未成年子女监护发生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有的甚至还因此引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成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不稳定因素。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因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法规可依据，在处理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结果各异。如果对以上问题处理不好，势必会造成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最终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
涉及未成年人产生的纠纷，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目前的法规不完善，立法滞后等原因造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归属及如何监护等无明文规定。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9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据此表明，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的权利义务（教育、管教、保护均为监护内容之一），均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但由于父母离婚，父母双方已不能同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父母对子女监护权的行使及其他权利义务和抚养义务的履行方式上会有所变化，父母面临决定子女监护权的归属及行使方式问题，即子女监护权归属于父母双方行使或一方行使及如何行使的问题。从以上法条可推知，我国法律主张由离婚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子女监护权。这样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离婚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其未能反映出父母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监护所具有的特殊性，即未成年子女只能随一方共同生活的特点。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制约，造成未与子女生活的一方无法行使监护权：一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与子女共同生活，无法进行具体的随时哺育、教育、监管，也无法承担责任；二是离婚父母一方因种种原因如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及再婚等，愿意在离婚后停止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三是易引起纠纷，离婚后一律赋予双方均有监护权，这样离婚的父母对子女抚养问题因意见不一致，而发生矛盾和纠纷的情况常有发生，只好诉到法院，这样极不利于子女的教育成长。而立法有关监护权只采用双方行使原则的规定，是导致上述情况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缺乏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规定。虽然我国法律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中含有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探视的权利，但对这种权利如何行使、如何保护及其内容，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法院只能根据父母的经济情况、生活环境，判决子女随条件较好的一方生活，而对子女来说仅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是不够的。在审理中发现，离婚后有的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以种种理由拒绝对方探视子女，对方不能与子女见面，更谈不上对子女履行教育、监督、保护等监护权利义务；而有的与子女分居的离婚父母一方，频繁看望子女，影响到双方及子女的正常生活；有的因双方对探视子女的方式、时间地点、周期等与对方发生矛盾；在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或是侵害他人民事权利引争时，双方产生矛盾，如未成年人父母作为法定人进行诉讼时，因如何处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双方产生相反意见而发生矛盾等。对上述种种产生诉讼的情况，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情况使离婚父母之间发生纠纷，既增加讼累，也影响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身心健康成长。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官了民不了的情况，即当事人在法院的民事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当事人之间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产生的纠纷，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从而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协议离婚程序简单，草率离婚现象增多。据北京市海淀区工读学校统计，1／3的学生是离异家庭的子女。离婚对于未成年子女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因夫妻协议离婚行政程序过于简单，双方对子女的抚养未予明确的确定，甚至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调解中，考虑更多的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而忽略了子女的利益。
（四）未成年人抚养费标准难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规定：“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负担，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定。”在具体操作上，《意见》又作山规定：“即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比例给付。负担二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按此规定，确定抚育费数额应以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给付能力和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为前提，这对有固定收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有固定收入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来说，法院只要参照《意见》的规定即容易操作，当事人对此已无争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单位效益的波动，职工收入的增减，《意见》规定的尺度就难以掌握，部分单位效益差，只发给职工基本生活费，部分单位工资、奖金跟效益挂钩，收入波动幅度大。另外还存在着高收入阶层子女抚育费的确定，是否仍按《意见》规定的标准，以及个体经营者或”下海“经商者隐形收入更难确定等问题，如果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不加以研究和解决就难以切实运用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因有关对抚育费内容未作具体规定，双方对子女负担的费用上产生争议。对于子女入学投资费（资助费）如何分担，及随着私立学校、自费学校增多，这些学校不仅要交公费还要增加额外的赞助费或自费上学费用。法院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也存在争议。
（五）在赔偿案件中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难以认定。由于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殊性，成年之前基本是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其致人损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给予赔偿。该司法解释为处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学期间的致人损害类纠纷提供了适用依据。但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就学期间的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由于上述条文并未明确学校与监护人之间内部责任如何分担，各自所应承担份额或比例大小，仅规定学校有过错的，应适当给予赔偿，对受害人保护不利，从而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
（六）未成年人受家庭成员伤害的情况难以处理。因受传统的封建家长制的影响，家长在家庭中的权威性胜过法律，子女始终被视为家长的财产，家长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家长虐待未成年子女，甚至致伤致残，异姓旁人不愿插手，“官不管，民不究”。虽说我国目前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但在家庭保护这一环节上相关的规定过于概括，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同时也未设立专门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监督工作，因此难以约束监护人的行为。
造成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很多，但关键在于我国法制还不完善。因此，要使未成年人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三、完善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若干建议
（一）增加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单方行使原则。
在父母离婚时，将抚养子女的一方确定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赋予另一方对子女抚养与教育的监督权（即探视权），在抚养子女一方不履行监护职责时，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原裁决，由自己来担任监护人，抚养子女。从世界各国立法看，离婚时兼采取一方行使监护权的很多，如法国民法典1987年改为：“于父母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下，法官在听取父母意见后，决定由父母双方共同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我国香港特区的未成年人《监护条例》中规定，父母离婚时，可以确定未成年子女归哪一方监护。一方监护，不影响另一方对子女履行抚养义务和享有探视的权利。因此，在确定离婚父母谁为未成年子女监护人时，我们认为应明确以下内容：
（1）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则下，依父母协商决定监护权由父母一方单独或双方共同行使，如由双方共同行使监护权的应以书面形式认定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以何种形式参与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
（2）如果父母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据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则判决。
（3）如果父母达成的关于子女监护权协议不利于子女的，人民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本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未成年人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请求或依职权改定。
（二）明确规定关于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确认原则。
立法在明文规定由父母何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时，应考虑基本情形及便于审判人员执法操作。既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又可指导离婚双方依法处理其监护权行使问题，减少诉争和讼累，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根据最高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中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结合司法实践可增加规定为：离婚时，法院在确定监护权归属父母何方行使时，应根据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抚养成长的原则，综合考虑以下情形：1子女的年龄、性别、人数及健康状况；210周岁以上子女对父母的选择愿望、人格发展需要及子女生活环境、学习环境；3父母在监护权行使上的愿望及其对子女的感情状况；4父母的思想品德、职业、住房、经济条件、健康状况、照料子女的特殊情形；5父母一方或其近亲属有无优先行使监护权的特殊情形；6未成年子女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意见。
（三）增设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制度。
现代社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明确规定，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或未行使监护权的父母一方，有权同子女来往和有权探视子女并进一步规定具体内容及限制条件，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保留与子女个人交往权，请求告知子女的个人情况权（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限）及对子女财产利益必要时承担财产照顾权之全部或一部；还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和人身照顾权人不得为任何损害子女与他人的关系或造成教育困难的事由。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体现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应增补关于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立法，可考虑增加以下内容：
一是确定探视权人范围。考虑到目前我国已有一些虽未离婚，但因感情不和事实上分居的夫妻，其中与子女分居的一方事实已停止行使监护权，所以探视权人还应包括，因夫妻分居未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父母一方。
二是确定探视权的内容。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原则出发，停止行使监护权一方，除对子女有探视权或交往权外，还应享有参与教育子女权，监督子女抚养权等，以防止对方滥用监护权，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三是对如何探视子女及探视子女的方式，时间、地点、周期、能否与子女短时期共同生活（包括周末、节假日、寒暑假）等，有原则性规定。对此离婚双方应达成书面协议，规定以何种方式适当履行对子女的上述权利。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利益判决。
四是制定一系列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不具有探视资格的人，如可能伤害被探视人的精神病患者，以及有故意伤害其子女的应从法律上剥夺其探视权，对一方探视权行使可能妨碍对子女的正常教育或对子女产生不良影响时，则法院可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其与子女的交往。
五是在刑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明确对侵犯一方探视权或另一方监护权的行为的制裁措施。对离婚后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以暴力等非法手段从对方家中或幼托学校及其他场所强行抢（接）走未成年子女，使子女脱离对方监护范围的行为，有关法律应明确规定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对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故刁难，阻挠或拒绝对方当事人按照法律文书的规定行使探视子女的行为，或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将子女藏匿，使他人较长时期见不到子女的，有关法律也应作山明确的制裁措施。对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父母一方或双方故意不履行监护权利或义务，造成子女生活或学习受到重大影响的，如无固定住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无法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或身心受到严重侵害的，有关法律法规也应明确应当由有关机关作为其监护人向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四）严格规范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协议离婚制度。
（1）实行离异程序的分级管理。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离异，须经诉讼程序，而不适用行政登记协议离婚程序。对于夫妻一方在狱中服刑5年以上或被法院宣告为失踪的人，对方可适用行政程序离婚，而不受子女是否为未成年人的限制。尽管协议离婚更能体现当事人的自由离婚意志，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十多个国家确立了协议离婚制度。法院要求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通过诉讼程序离婚，可以保障法官有效行使调解手段来改善夫妻关系，争取弥合夫妻的婚姻裂痕；有缓冲期使得当事人“冷处理”相互的矛盾，慎重考虑何去何从；即使婚姻关系破裂已无可挽回的夫妻，在法官的主持和裁判一下，不纠缠婚姻破裂细节，心平气和地达成有利于充分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能够有效执行的离婚调解协议，也是极为必要的。
（2）无论行政或诉讼程序离婚，均须给当事人设立1个月的慎重考虑期。离婚不仅改变了当事人的夫妻身份，而且改变了子女亲权的行使方式，因而应慎重行使。在立法技术上，很多国家规定了当事人在申请登记离婚后，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考虑期，以使其理智冷静且慎重地考虑离婚行为的后果。在双方达成协议时，父或母均无权拒绝对方给付子女抚育费。
（3）对于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在协议随何方生活时，也应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虽系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在其行为能力范围内有准确的表达随父还是随母的意愿，也有一定的识别能力，故应尊重他们的选择，保护其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利。因此，《意见》有关“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发生争执时应考虑子女的意见”的规定，只限于父母对该问题发生争执时行使是不全面的。即使达成协议也不排除父母在协议时带有个人“急于离婚”或“惩治对方”等目的，故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应明确夫妻离婚时对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子女随何方抚养问题上均应征求该子女的意见。
（五）提高有关抚育费标准。
一是应明确抚育费内容，不仅包括《婚姻法》规定的基本抚育费，还应包括子女入学赞助费等正常的教育费。
二是当事人可以在离婚调解协议书中约定，一方不遵守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未成年子女抚育费给付及住房腾退等协议时，应承担支付一定数额违约金的民事责任。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庭可予以强制执行。
三是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中应分出一部分作为抚养子女的保证基金。有关法律只在夫妻财产均分时考虑到子女住房等利益，但对父母离婚后因突发事件又如何解决抚养费问题，法院并无明确规定。所以保证基金可以在发生上述情况时维持未成年子女利益。
四是明确“月总收入”的范围。应包括：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职务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以及属于企业单位职工的浮动工资。在确定收入数额上可参照以下标准：
（1）对收入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波动不大，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收入会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可以按照最高法院《意见》判决按月收入百分比给付，这不仅防止了今后物价上涨形成新的要求增加抚育费，减少诉累，而且在实际执行中也容易掌握，所在单位按法律文书确定的百分比每月从职工工资中代扣给抚育方。
（2）对个体经营者以及其他隐形收入较大，诉讼时一方对另一方的收入不能举证，法院又难以查明真正收入的，应当尽量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根据夫妻双方上年总收入确定一方的收入或参照同行业的年总收入，再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比例判决，但最高数额不得高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一倍，对经营亏本的，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给付。
（3）对单位效益不佳，企业面临倒闭，单位只发生活费的，如一方从事第三产业，收入又无从查实，可比照档案工资，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比例判决确定数额；对不参与第三产业的，可参照其基本工资，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百分比判决给付，比例高于当地生活水平的，按比例给付，比例低于当地生活水平的，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给付。
（4）对单位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而浮动的，可按照意见规定的百分比判决给付，由单位按照其每月所拿工资、奖金从中代扣。效益好的，父母一方收入增加，子女的抚育费也相应提高；效益差的，下浮工资拿不到，也不影响子女必要的生活教育费。
变更抚养权的法律依据篇8
关键词 抚养纠纷；未成年子女；地位分析；程序保障
中图分类号 D917.2 文献标识码 a
据统计发现，在2007年泉州地区两级法院受理的涉及少年权益的民事案件中，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案件约占总数的80.1％，其中与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相关的案件占九成以上。这些数字充分反映了当前涉少民事审判领域中，抚养问题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最为密切。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的地位和程序保障进行分析，以期对少年民事权益的保护有所裨益。
一、解读抚养关系的新视角
抚养纠纷的产生根源于正常抚养关系的异动。因此，欲探析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的地位问题，首先就应明确在正常的抚养关系中未成年子女究竟处于何种位置。
(一)揭开“抚养”属性的面纱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从父母的角度来理解“抚养”，并创造出一个名词“抚养权”，以至于人们对“抚养权”究竟是父母的权利还是义务争执不下。其实我们如果换个视角，从未成年子女的角度看待“抚养”，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抚养”乃教养并保护，简单地说，就是为了使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对其给予保护并教养。显然，抚养制度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子女的成长问题，从未成年子女的角度理解“抚养”更符合制度设计的本意。将“抚养”理解为未成年子女享有被抚养的权利并非没有道理，子女是抚养关系中的权利人便不言自明了。
那么，父母在抚养关系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抚养”对他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对父母而言，仅从权利或者义务的角度理解“抚养”并不贴切，“抚养”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利，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义务，而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一种责任。父母不能逃避履行抚养责任，一旦怠于履行或不履行这一责任，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因此抚养便表现出义务性的一面。同时，为了实现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法律允许作为抚养人的父母为一定的行为，不仅他人不得加以妨害且子女也必须服从管教，如此一来便使抚养呈现出权利的面相。
(二)用“抚养责任”取代“抚养权”
通过上文对“抚养”属性的分析，我们确立了未成年子女是抚养关系中真正权利人的理念。这一论断打破了以往婚姻家庭关系中父母本位的传统思维，代之以子女本位来构建和解读抚养关系。相应地，我们不宜再沿用“抚养权”这一模棱两可的概念，可以考虑用“抚养责任”一词取而代之。“抚养责任”取代“抚养权”不仅仅是一种称呼上的改变，从中更透露出儿童保护意识的强化，这与《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儿童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和我国实行的儿童优先原则相一致。
在抚养关系中，未成年子女是当然的利害方，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不再是行使抚养权的表现，而是在承担抚养责任。父母双方共同、直接地对子女进行抚养是抚养关系的常态，一旦正常的抚养关系由于某些原因出现异动，如婚姻关系的解除等，这种共同的、直接的抚养就会被改变，抚养纠纷往往也就随之而来。
二、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地位的确立
(一)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地位的现状
正常抚养关系的异动主要表现为抚养责任由父母双方共同、直接地承担改变为仅由父亲或母亲一方直接承担，另一方只是间接地对子女进行抚养。大多数抚养纠纷就产生在抚养责任的变动过程中。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往往将父母作为抚养纠纷的主角，认为抚养纠纷其实就是父母围绕“抚养权”展开的“争斗”，对未成年子女在解决抚养纠纷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1993年颁布实施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下文简称《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明确将“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作为确定子女抚养的基本原则，貌似确立了以子女为中心来解决抚养纠纷。但细察之下我们发现，很多情况下法律的具体规定并没能体现这一基本原则。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该条规定意味着，一旦双方在离婚时对子女抚养达成协议，那么法院就无权对抚养问题进行干涉。问题是，一旦子女对父母达成的协议存有异议该如何解决?在实践中，子女的意愿很可能就会被掩盖掉。或许有人会以《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第十条进行反驳。但该条规定的是，父母协议子女归一方抚养，并且抚育费由该方全部承担的，经法院查实，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不予准许。可见，第十条针对的是经济能力不足以承担全部抚养费的情形，试问，倘若协议并没有约定由一方承担全部抚养费，且子女只是对协议确定的抚养方有异议，那问题是否照样存在呢?
再如，《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第五条规定，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考虑该子女的意见”是否应遵循一定的程序要求抑或可以随便为之?考虑子女意见如何能体现出以子女为中心?即便子女没有意见，那也未必就能保证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决定就一定符合子女的利益。毕竟《子女抚养问题若干意见》的大部分条款都是以父母为本位来确定子女抚养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承认，在面对抚养纠纷时，我国当前的立法和司法均不自觉地将未成年子女放在次于父母的附属地位进行考虑，没有突出子女在解决抚养纠纷中的中心地位，不利于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在抚养纠纷中确立未成年子女中心地位的理论支撑
诚如上文所言，抚养对父母而言是一种责任，其真正的受益者乃是未成年子女，“抚养责任”取代“抚养权”强化了对子女的保护意识。可见，在抚养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对子女的保护而非单纯的对争议的解决。如此看来，以子女为中心解决抚养纠纷便理所应当。除此之外，在抚养纠纷中确立未成年子女的中心地位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那就是儿童本体观。
儿童本体观的确立其实就是发现儿童的过程，即发现儿童乃是不依附于成人而独立存在的社会群体。在文艺复兴之前，“儿童并没有作为具有独立生存价值的个体而受到尊重，他们只是被看作没有独立人格的小大人，被看作父母的隶属物，不能享有任何权利，甚至连生存权都
得不到保障。”人们习惯了从社会和家庭整体利益的角度看待儿童的价值，似乎儿童的存在就是为了承载家庭和社会的期望，没有丝毫的个体价值而言。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传统的儿童观遭到了极大冲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卢梭的观点，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儿童期的存在是自然规律，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人们应当尊重儿童，尊重儿童期，儿童是真正意义的人，儿童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认识到儿童期不仅仅是为将来的成人生活做准备，而是有其独立存在价值的观念在儿童观演变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促使儿童的概念从成人概念中分离出来。在此之后，“尊重儿童”的呼声日渐高涨，社会最终达成一种共识：儿童具有本体性。
三、诉讼程序中未成年子女地位的程序保障
未成年子女作为抚养关系和抚养纠纷重要的利害关系人，在诉讼中应如何体现和保障其中心地位呢?这主要表现为审判人员应深刻意识到，通过诉讼解决抚养纠纷其实是保护子女合法权益的一种方式，在此过程中应注重落实子女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使其得以表达自己独立的意志。
(一)征求意见程序的改革――实现子女中心地位的根本要求
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将抚养问题的解决相对独立出来，改变以往以父母为“主角”的审理方式，把重心向子女倾斜。目前，审判人员听取子女意见的做法比较单一，就是将子女单独请到办公室或会议室，对他们做一个简单的询问笔录，问他们愿意和谁一起生活。这种粗糙的询问方式带来的弊端十分明显。笔者建议，在征求子女意见时，在方式和内容上可进行适当改革。
1、方式上，在专门设立的场所内，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与未成年子女进行面对面交流，可以借鉴少年刑事“圆桌审判”的模式进行“圆桌交流”。为了实现与未成年子女良好的交流与沟通，整个过程不再记录，而是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交流结束后，再向其全程播放，询问他们是否还有补充，如果没有则制作笔录表明录音录像内容系其真实的意愿表达。
2、内容上，首先要将父母离婚的事实告知他们，帮助他们接受这一事实；其次要让他们明白自己作为子女的地位不会改变，但家庭生活方式会有所不同，只能与父亲或母亲一方共同生活，但可以定期与对方见面；最后引导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必要情况下可以借助其他社会力量，如学校老师、妇联、社区员工等，请他们参与和子女交流的过程。
(二)审判人员职权的发挥一实现子女中心地位的有力保证
在民事审判方式朝当事人主义模式迈进的大潮中，我们应在某些案件上谨慎为之，适当地向职权主义回归，抚养案件就是其中之一。抚养纠纷不同于其他民事案件，由于未成年人在此类案件中天然地处于弱势，在当前的制度框架内，作为利害关系方的子女无法和父母平等地进行对话，无法实质性地参与到与己相关的事务中。倘若审判人员还一味坚持中立，奉行“坐堂问案”的原则，那么，子女的合法权益很可能就会被淹没在父母的争斗中。因此，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应适当地向职权主义回归，以此弥补未成年人能力上的不足。在此，笔者将围绕两个问题对法官职权的行使进行分析。
首先，允许审判人员在一定情况下主动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借鉴少年刑事审判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由子女所在的社区或学校组成调查人员，对未成年子女的社会、家庭、生活、学习等情况进行调查，并提交调查报告。该程序并非所有案件的必经程序，而是交由审判人员自由裁量。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审判人员如果认为确有必要，如需对父母子女关系做更进一步了解，或认为父母的决定可能对子女权益产生不良影响，或子女对父母达成的协议提出异议等，可以依职权启动这一程序，并将调查报告作为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
其次，赋予审判人员介入父母意思自治的权限。在具体操作上，父母对抚养问题达成协议的，审判人员应该将协议内容告知子女，并询问他们的意见。如果子女对父母达成的协议有异议的，审判人员应将子女的异议告知夫妻双方，同时启动对抚养问题的审查，经审查后再对抚养问题作出判决并将相关情况告知子女。即使子女没有异议，但审判人员有理由认为双方的协议可能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可以通过再次询问父母、子女和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调查报告的方式就抚养问题做进一步的审查。
(三)指定人制度的灵活适用――实现子女中心地位的必要救济
一般来讲，父母离婚后，子女一方要求增加抚养费或变更抚养权的案件比较常见，但近年来，类似上文提及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双方的抚养案件开始出现，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根据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未成年子女属于无诉讼行为能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人代为诉讼。该规定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法定人与作为被人的子女有着共同的利益指向。但在这类案件中，未成年子女遭受的伤害恰巧来自其法定人即父母，怎么可能奢望父母子女参加诉讼呢?如此一来，没有其他人有资格代表子女参加诉讼，未成年子女的维权便陷入困境。
如前文所述，在诉讼中落实子女在抚养问题上的中心地位关键就在于确保其能独立地表达意思表示。《儿童权利公约》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也明确规定了儿童有权参与到与其有关的事务中并发表意见。如何才能实现儿童的这一权利呢?其实，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内，只要对法律规定的指定人制度稍加灵活适用就可解决这一难题。指定人制度指在法定人之间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以此确保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得以实现其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同理，在法定人都无法胜任人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立法目的，应该允许审判人员在有监护资格的人或其他适合的人当中为未成年人指定人。这样的制度设计着眼于为子女提供一个独立于父母的代表人，在子女与父母利益相冲突时，使他们的独立地位得到体现，彰显了对未成年子女的尊重，有利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变更抚养权的法律依据篇9
一、探望权的内涵和特征的理解
(一)探望权的自动取得。探望权是和直接抚养权相对的一种权利。父母离婚后,如果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抚养方就成为子女亲权的主要担当人,即监护人,取得直接抚养权,非直接抚养方的亲权则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其对子女的抚养教育在财产上便表现为支付抚育费,在人身方面便是行使探望权。因此,探望权取得内涵并不是产生于父母之间的协议,也不需要法院确认。父母离婚时只要直接抚养权确定下来,探望权也同时成立,非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父或母自动取得探望权。但探望权还涵盖了非自动取得的内容,这就是形式取得和实质取得,表现在方法上有协议取得和诉讼取得,表现在实质上就是自觉协助和强制执行。
(二)探望权的中止恢复。探望权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的法定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探望权也涉及到直接抚养方和子女的利益,探望权的行使可能危及利益关系人尤其是子女的合法权益时,便应当受到法律上的限制,这便是探望权的中止制度。《婚姻法》第32条第3款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该条款对探望权的中止事由采取了概括主义的立法模式,没有详细列举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具体情形。但已经涵盖了中止和恢复的特殊情形。
(三)探望权的法律特征。在新婚姻法中对探望权的规定条款并不多,但从内容上体现出一系列的法律要件,归纳起来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探望权的主体是曾经存在夫妻关系的男女双方的一方;二是探望权行使的时间是离婚以后;三是探望权的主体必须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四是一方行使探视权时,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二、探望权的适用和行使中的弊端或缺陷
(一)义务规定简单抽象。在现实生活中,离婚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父母离婚后,子女随一方生活就属于一方的子女,与对方无关,甚至不允许对方探望子女;另一种倾向认为,人民法院将子女判归哪一方,一方就完全承担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对方与之毫无关系,甚至主动断绝与子女的往来,以达到推卸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虽然,这两种倾向都会影响到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长。离婚后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经常探望并教育子女是权利,更应强调的是义务和责任。而在探望权的具体规定中欠缺。
(二)主体规定单一局限。新婚姻法在某种程度上仍受传统亲属法的影响,未对其他近亲属的探望权予以规定,仅把探望权的权利主体界定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而我国的传统是祖孙满堂,如果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孙子女或外孙子女感情融洽,当父母离婚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和外孙子女要寻求关心和爱护,就没有法律依据。现实有时确实相反。审判实践中遇到,有些劳改人员,刑事犯罪分子在离婚后可能再婚困难,加之现在家庭又是几代单传比例较高,让其出狱后无法再婚而又没有子女,很可能引起劳改等人员出狱后的赡养和对社会的仇恨以及祖父母老有所养等许多社会问题。
(三)中止恢复约束规定。新婚姻法对探望权的中止事由采取了概括主义立法形式,没有详细列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具体情形,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各地各审判人员考量的自由度太大。同样,当中止事由消失后,中止的探望权可以恢复,对恢复的事由情形不明。
(四)缺乏子女保护条款。婚姻法虽然对拒不执行探望子女等判决、调解或裁定赋予了一定的强制力,但在子女成长的不同过程中,实施强制力难度极大,因此类执行虽然是对离婚夫妇一方不行使协助义务的强制措施,但最终的焦点仍在子女身上,这就涉及到对子女的保护问题,而在现行婚姻法中缺乏探望权强制行使中的子女保护条款。
三、完善和行使探望权的几点思考
探望权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体现,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亲情感受以及人格的平衡发展均有利,体现了父母与子女双方的利益。但由于上述立法上的缺陷和各宗个案的特征,不少探望权发生矛盾案件即使申请强制执行,也难能得到实现。就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想法。
(一)从立法上求完善。笔者建议,一是在民法典亲属编应明确规定,离婚确定未成年子女监护时,对无再婚可能或无再婚能力的人应予以优先考虑,而无论其是否是劳改人员。但这种优先的条件可作必要的限制,必须是劳改人员的父母有监护和抚养的意志和能力。二是把阻碍探视的情形视为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理由。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探望权受阻,也不能仅据此变更抚养关系。如果可以在法律上完善这一法定诉讼理由,当然是变更诉讼的理由之一,相信会缓解不少此类案件的执行难。
(二)从思想上求疏导。在探望案件执行中,不存在无力执行问题。之所以需要强制执行,往往是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当事人,存在思想障碍,不愿意履行协助义务,甚至阻碍行使。其中既有感情的、非理性因素,又有当事人不懂法、不守法的原因。同时,此类案件还涉及到第三方即未成年子女。方法简单不利于解决争端,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因此,笔者认为从思想上排除障碍入手,耐心细致做好说服工作。
(三)从方法上求保护。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不能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将未成年子女交由探望权人,因为这样就涉及到人身执行问题,既不利于子女心身健康,也不利于双方当事人矛盾解决。笔者考虑,在具体执行时,可以让学校(幼儿园),特别是基层组织和大调解网络组织来介入,既可以消除负面影响,更主要的是可以避免无休止的执行。
变更抚养权的法律依据篇10
关键词：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行政收费，行政征收，收支两条线，法律救济
一、社会抚养费的名称由来
在我国过去的20多年里，尤其是在推行计划生育之初，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相当难做，地方政策或立法中往往都对“超生”规定了经济限制措施。1在早期，这种经济限制措施被称为“超生罚款”，后来有的地方立法修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1992年3月5日国家计生委、财政部联合颁布了行政规章《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对计划外生育费的性质、计划外生育者的范围、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办法、使用范围和监督检查等进行了统一规定3.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发[2000]8号），提出建立社会抚养费制度，即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以适当补偿因此所增加的社会公共投入4.2001年12月29日颁布、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下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对于不按照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相应的社会抚养费。至此，社会抚养费征收法律制度正式确立。
下面让我们来简略回顾一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定过程中对于是否需要规定“社会抚养费”和如何规定“社会抚养费”的情况：
我国自1998年底就开始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立法起草和论证工作。在起草与论证过程中，针对公民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如何处理的问题，曾有过严肃而激烈的讨论。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对计划外生育实行经济限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手段5.计划外生育孩子，违背了法律、法规关于生育数量的规定，客观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造成影响，加重了社会经费投入的负担，应当对计划外生育者予以必要的经济限制，作为对社会的一定补偿。所以大家普遍认为用“社会抚养费”这一名称比原来的“超生罚款”或“计划外生育费”更加确切和妥帖6.但在立法过程中对于将“征收社会抚养费”放在第三章“生育调节”还是直接放在第六章“法律责任”中则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征收社会抚养费仅仅是生育调节的重要手段与措施，不应纳入“法律责任”部分；也有人认为，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前提是违反了相应的法规义务，除了作为生育调节手段外，也是一种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在法律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第二十一条中曾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说它被放入第三章“生育调节”中。但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对社会公共投入的补偿，是从经济上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为法律责任加以规定更为合适。因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将这一条与法律责任一章中的第三十八条合并，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建议表决稿第四十一条）”7.最终被审议、通过的法律吸纳和反映了这一建议。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关于社会抚养费的规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对于不按照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相应的社会抚养费。这样从法律上将过去长期使用的名目不同的“超生罚款”和“计划外生育费”等都统一规定为“社会抚养费”，起到一个“正本清源”的作用。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五条的授权，国务院于2002年8月制定、颁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8，进一步规定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管理原则、具体制度等内容。
从上述关于社会抚养费的名称由来与嬗变可以看出，这种看似“形式”的变化背后，其实隐含着的人们对其事物认识的变化过程，也暗含着立法者或者管理者观念的重大变化。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过去之所以用“超生罚款”一词，实际上是基于当时情境下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管理观念，即违反政策、违反了义务就应承担责任，那么最为简单也最为奏效的责任承担方式则首推“罚款”。所以在早期，由于当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法制环境也较差，人们对于该问题的认识十分有限，尽管在文件中采用“经济限制措施”一词，但另一方面又大行“罚款”之风，这与当时广泛、普遍运用“罚款”手段于各项行政管理工作中有着密切关系。到了1992年前后，部委规章改称为“计划外生育费”，并明确指出它是一项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对计划外生育者征收的补偿性资金，这种认识较之过去已有进步。到最近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将其更名为“社会抚养费”，则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革，人们对于事物的本质认识更加深刻。
下面结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立法过程中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拟对社会抚养费的性质、征收主体、征收对象、征收标准、征收程序、征收管理体制、相关法律救济等诸多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与论述。
二、社会抚养费的性质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1）款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社会抚养费制度。那么，社会抚养费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它同过去的超生“罚款”有何联系与区别？
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国家运用经济杠杆引导和推动人们有计划地调节自身的生育行为，它既是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适当的经济限制，也是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给国家和集体造成额外经济负担的必要补偿。
社会抚养费的性质是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对社会相应增加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给予补偿的行政性收费，它是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对违法生育的公民给予必要的经济限制，以调节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环境。
如前所述，尽管在实行计划生育的早期对于不按照政策超生的公民实行的是“超生罚款”或征收“超生子女费”，后来逐渐统一为征收“计划外生育费”，但是统一更名后的“社会抚养费”确实要相对科学和合理。尤其它跟早期的“超生罚款”相比，不能只看作是名称的变化，而应该说在认识上有着“质”的不同。因为它揭示的是一种补偿性的责任，是一种对于国家和社会公共投入给予必要补偿的行政性收费，并非惩罚性的罚款。笔者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社会抚养费应当属于行政收费的范畴，是行政征收的一种重要形式-行政收费，从2001年社会抚养费已被列入财政部、国家计委公布的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可见一斑。而“超生罚款”则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是行政惩戒、行政制裁的一种形式-行政处罚。
罚款是对行政相对人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的一种制裁形式，是对明令禁止行为的一种违反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具有惩戒和教育功能。行政收费主要是对于国家或社会的公共负担的具体分配形式，或者说是一定行政机关凭借国家行政权所确立的地位，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定的公益服务，或授予国家资源和资金的使用权而收取的代价9.在这里的社会抚养费主要是针对超过法律、法规关于生育子女的数量限制，对于增加社会公共投入的一种补偿形式。其重点不是惩戒其未依法履行相应义务的行为，而是基于对因此加重社会公共负担的一种补偿。虽然从单纯的表现形式上看，似乎“超生罚款”的表现形式与“行政收费”的表现形式都是货币，但其实二者有很大的不同。立法者对此制度设计的目的和着眼点是存在明显区别的。违反法规关于生育子女数量、条件（如生育间隔）等方面的规定，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违法行为，所以立法上用的就不是“罚款”，而是用“征收社会抚养费”。
实行征收社会抚养费制度，将对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强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制意识，规范、调节公民的生育行为，履行实行计划生育义务，起到重要的保证和促进作用。
三、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主体
2002年9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实施之前，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主体是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其依据是部委规章和各地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1992年国家计生委、财政部、国家物价局联合下发的《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第4条曾明确规定：“征收单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被征收者所在单位应积极给予协助”。地方性法规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湖北省1997年修正通过的《计划生育条例》第29条就规定：“计划外生育费由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征收。”
2002年9月1日以后，由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实施，根据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决定主体应为地方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10.这是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的显著特点和重大变化。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一是根据国家关于应由具有行政职能的部门作出行政收费决定的改革要求，体现国家对行政收费问题的高度重视，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水平。
不过立法也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特别是考虑到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后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编制偏紧，工作压力大，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又需要经调查取证、制作谈话笔录、制作决定文书、送达等程序，加之不少地方地域广阔、交通不便，仅靠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很难完成对违法生育公民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大量具体工作，因此行政法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这样的规定符合基层实际，增加了可操作性。但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即使委托，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仍是法律意义上的征收主体。11如果出现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情形，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仍是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或行政诉讼中的应诉主体。因此，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征收工作的经常管理与监督，指导基层提高执法的规范性、合法性，避免征收过程中违法现象的发生。
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决定，原则上由当事人的生育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12.至于当事人的生育行为发生时，其现居住地或者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均未发现的，此后由首先发现其生育行为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征收决定。这些规定既体现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行户籍所在地与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又与现行做法保持了一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有利于推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新的管理原则的建立。
四、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1条（1）款只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3条（1）款亦作同样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是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但是问题在于这里的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也就是常说的“计划外生育”或称“超生”或者“不依法生育子女”到底如何界定，则是实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此处以湖北省现行《计划生育条例》和湖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条例》应用中有关问题的解释为例。湖北省计生委认为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计划生育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禁止计划外生育。”这里“计划外生育”包括下列情况：（1）未到法定婚龄（女20，男22周岁）生育的；（2）非婚生育的；（3）按《条例》只应生一个孩子，而生育第二个孩子的；（4）虽然符合《条例》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但未达到生育间隔或未经批准发给《二孩生育证》而生育的；（5）生育第三个（不含计划内生育第二个孩子时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或第三个以上孩子的；（6）不符合《收养法》的规定而收养小孩的；（7）再婚夫妇不符合生育规定生育的。13
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婚姻法》、《收养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或政府规章）规定，有以下几种情形之一的公民，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1、公民再生育不符合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规定的条件，生育子女的数量超过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许可范围；2、公民未履行法定婚姻登记程序，在未形成法定夫妻关系的前提下的生育行为；3、公民收养子女的行为不符合收养法或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有关规定，或依法收养后的生育行为不符合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规定；4、公民再婚生育行为不符合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有关规定；5、公民再生育行为不符合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关于生育间隔或有关程序的规定；6、公民其他不符合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规定的生育行为。公民发生以上六种生育行为，应当按照《办法》的规定，自觉履行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义务。14
从上述规定情形可以看出，所谓“不依照法律、法规生育子女”其实有较广的适用范围。不仅有生育数量的限制，还有生育间隔即时间的限制；不仅针对正常情况下夫妻关系稳固、存续期间所生育子女数量的限制，还涉及婚姻关系产生变化后如再婚、重婚情形下生育子女的数量限制。不仅涉及夫妻生育子女的数量和生育间隔问题，还涉及收养子女的条件、数量等问题。总之情形比较复杂。所以这里极为重要的便是各地有关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因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只是作原则规定，具体生育政策实际上是授权省级权力机关制定。所以实践中，主要应当看各地的相关地方性法规是如何具体规定的。
我认为在这里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比如说，对于未到法定婚龄（女20，男22周岁）生育的、非婚生育的或符合《条例》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但未达到生育间隔或未经批准发给《二孩生育证》而生育的，是否应当“一刀切”，都一律征收社会抚养费，很有研究的必要。因为未到法定婚龄生育，有的是可以责成他们首先补办婚姻登记手续（当然有的可能也未必就能结婚）。如果生育子女的数量符合其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后依《条例》规定的子女数量，则似乎不应征收社会抚养费。当然有关机关应对他们的行为予以批评教育。另外对于本来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只是因为未达到生育间隔时间，或者未获《二孩生育证》而生育的，似乎也不应该征收社会抚养费。因为以上情形并未引起所谓社会公共投入的增加，所以也就谈不上对他们征收所谓社会抚养费。这样一来就有必要对各地地方性法规的类似规定进行审慎分析和清理，应尽可能地使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的设计更加合理化、科学化，使得其设定名符其实，而不应使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过于泛化，不应迁就原来甚或现在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否则就可能与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相背离或产生较大的偏差。如果一旦涉诉，就会招致对于这种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审查，或者引来对其合宪性的争议。从法理上讲，则涉及到对于那些地方性法规的正当性考量。
五、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之前国家并无统一的征收标准，即便是1992年颁布的部委规章《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中第六条也只规定“征收标准：由省计生委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计划生育条例》等有关规定和当地经济状况提出意见，经省级物价、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省政府批准”。所以实际上往往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计划生育条例进行规定。在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法规中如1997年《湖北省计划生育条例》第26条就较为详尽地规定了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标准和数额范围。15
当然即便在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也并未规定统一、具体的征收标准，而只是授权国务院制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办法（即行政法规）。基于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只对社会抚养费的计征标准作了原则规定，即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的计算，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16行政法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则将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进一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17
这就是说，国务院制定的《办法》仅规定了征收的参考基本标准，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征收数额，而是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予以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一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地所辖市、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每一区域内的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也存在差异，征收社会抚养费基本标准中的具体倍数和征收数额不可能也不应当“一刀切”，二是由于各省生育政策有所不同，各省认定的不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行为不完全一致。
根据《办法》，各省、市、自治区在确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时，应当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符合《办法》中关于社会抚养费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二是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一些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高收入家庭在教育、医疗、住房、交通、能源等方面的消费，即所有的公共投入份额远远超过其他家庭。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对收入超出当地统计部门正式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当事人，还应对其超出部分加征社会抚养费；三是考虑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具体情节，对非婚生育、重婚生育、违反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多生一孩、二孩或多孩，对经多次说服教育仍执意违反法律、法规生育的，都应视情节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数额上有所区别。
问题是从过去的情况来看，所谓不依照政策、法规生育子女的大都发生在农村或者说多是老、少、边、穷地区。那里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也难度最大。而对于这些地区的生育人群来讲，无论当地政府部门制定的征收标准是多高或多低，如果一旦发生多生育子女的情况，他们都很难缴纳或负担得起。而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中又都没有关于社会抚养费减免的情形，相反只有在一定期限内一次缴清的原则规定，另外还有依当事人申请分期缴纳的特殊规定。那么针对上述事实上确已超生但又难以负担得起社会抚养费的生育人群来说，或者说对于他们应当缴纳而又无力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到底怎么办？如何执行？很显然行政机关不能采取传统上曾经适用过的所谓行政强制措施（如有的地方曾经出现过的“上墙扒瓦，牵牛拉马”-这种做法是严重侵犯人权的，也是属于后来国家计生委明令禁止的“七个不准”的范围）予以强制执行，即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也应当考虑被执行人的状况来作出是否执行和如何执行的决定。他们都要考虑到对被执行人基本人权的尊重。那么这样一来，岂不出现了一个悖论：那就是一方面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征收社会抚养费，可是另一方面由于违反者的经济状况使得他们无力承担那部分社会抚养费的，行政机关又显得十分无奈。若要强制执行，可能面临着诸多困难；若不执行，那么法律的实施效果又会大打折扣，法律的威信何在？这些问题，也是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面对这些情况，我们的立法机关应当如何评价这种制度设计？我们的执法机关又当如何处理类似的情况？恰恰是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我们充分注意到，计划生育工作应做在前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三为主”的工作方针，即以宣传教育工作为主、以避孕为主、以经常性工作为主。从政府的角度讲就是如何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提供各种优质服务等综合措施，促使人们能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支持和理解国家的基本国策。
为了防止在计划生育管理中乱搭车收费的情况出现，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办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增设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收费项目，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对此该行政法规还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18
对于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流动人口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则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国务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作出了三项具体规定：一是当事人的生育行为发生在其现居住地的，由现居住地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按照现居住地的征收标准作出征收决定；二是当事人的生育行为发生在其户籍所在地的，由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按照户籍所在地征收标准作出征收决定；三是当事人的生育行为发生时，其现居住地或者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均未发现的，此后由首先发现其生育行为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按照当地的征收标准作出征收决定。以上三项规定较好地涵盖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既体现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的管理原则，又较好地解决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有利于推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新的管理原则的建立。
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或者追收其差额部分。这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中的具体表现。
六、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程序
1992年国家计生委和财政部联合颁布的行政规章《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第二章征收办法第八条曾专门规定了征收程序19.不过在我至今所收集、了解的各地地方性法规中并无对于征收程序的专门规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本身并没有详细规定，只是授权国务院制定《办法》，在国务院所制定的《办法》中也同样规定得比较粗疏。
这里笔者结合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有关部委规章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程序作一概括：
（1）立案立案是指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对公民不依法生育子女的行为，经审查后决定作为征收社会抚养费案件处理。
（2）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是为查明事实，收集证据，依法定程序而进行的专门活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尽可能地收集各种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等。
（3）作出征收决定调查终结后，应分别作出以下决定：确有违反法律、法规条件生育子女的行为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作出征收决定。我认为，在作出征收决定之前，应将拟作出的征收决定的内容通知当事人并听取当事人的申辩与陈述，尤其是当事人的有关实际收入水平，认为其意见合理的应当予以采纳。
（4）制作征收决定书对于决定征收的案件，应制作征收决定书。征收决定书的格式宜由省级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规范制作。
（5）征收决定书的送达送达是征收决定书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条件。未经送达的征收决定书，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根据计划生育工作实践，参照行政诉讼法有关送达的方式，我认为这里可以有四种送达方式：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对于这四种方式，直接送达是原则，委托送达和邮寄送达是补充，只有在直接送达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委托送达或邮寄送达的方式，留置送达是直接送达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无论采用哪种送达方式，征收决定都是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6）社会抚养费的缴纳与接受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征收决定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如果一次性缴纳确有实际困难的，应当自收到征收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征收决定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分期缴纳的书面申请，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当事人的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分期缴纳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经批准的，当事人可自收到批准决定之日起按照通知书规定的时间、次数、数额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未批准的，当事人仍应一次性缴纳，但缴款日应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重新计算，期限仍为30日。
关于社会抚养费的缴纳方式，《办法》从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作出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具体缴纳方式的授权规定。各地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作出由当事人自行到指定的金融机构缴纳、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代收代缴、由当事人所在单位代收代缴、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依法承担代收代缴义务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当事人缴纳等规定。
征收社会抚养费，应当向当事人出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社会抚养费收据。社会抚养费应当全部上缴国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贪污、私分。
（7）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每月加收欠缴社会抚养费的千分之二的滞纳金20；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体制
（一）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体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对超生子女费实行“统收统支”到对计划外生育费实行“乡收县管、财政监督、专款专用”的管理体制，虽然逐渐规范了这项收费的管理，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自收自支、收支“挂钩”、“放水养鱼”等问题，加之缺乏监督或监督不力，致使少数地方滋生腐败，甚至形成行业不正之风。为此，《办法》根据国家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的要求，明确规定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和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体制。并规定执收单位要建立、健全内部稽核和会计核算制度，严格财务纪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贪污、私分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工作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予以保证。
关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体制，主要内容包括：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书面决定或者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作为机关负责征收。征收机关或机关依据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决定，向应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当事人送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所收社会抚养费应当上缴财政。这种规定体现了国务院关于行政收费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收支两条线”、当事人自行缴纳等重要精神，有利于从制度上、源头上杜绝基层因征收社会抚养费产生的行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二）社会抚养费管理的基本要求
1、社会抚养费的缴纳方式按照要求，应为当事人自行缴纳。同时，因交通等特殊原因，应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当事人不便自行到指定的金融机构或其他代收单位缴纳的，机关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可以会同指定的金融机构或代收单位的工作人员，为其提供缴纳方便，向其出具收费票据，并在指定的时间内将当事人缴纳的社会抚养费上缴指定的金融机构或其他代收单位。
2、加收滞纳金问题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1条关于加收滞纳金的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加收的滞纳金按欠缴之日起每月加收欠缴社会抚养费的千分之二计算。同时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滞纳金应当上缴财政。
3、社会抚养费的使用根据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经费投入体制，社会抚养费应纳入财政管理。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由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确保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需要。
八、不服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法律救济
在目前，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我国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极其重要的法律救济手段，也是监督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公正执法的重要的法律监督机制。行政机关在作出征收行政相对人社会抚养费决定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对事实的认定错误，是否存在作出征收决定过程中的程序违法，是否存在着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计算明显不当等问题，往往是引起有关社会抚养费行政争议的主要原因。
作为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的公民，若不服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所作出的征收决定（实践中大量的将是认为不该征收的却征收或者该少征收的却多予征收的情况），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在知道该征收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该县人民政府或者所在地的上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即地、市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由行政复议机关对该征收决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予以全面审查，并依法作出相应的行政复议决定。如果当事人对行政复议所作出的复议决定不服的，还可以根据复议决定的不同内容分别以不同的主体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具体说来，当事人若对行政复议的维持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被告应是作出原征收决定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当事人若对行政复议的变更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被告应为复议机关。如果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不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可以采取两种办法提起行政诉讼：其一是当事人可以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对其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职责的行为提讼，请求法院判决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其二是当事人可以以原征收决定机关为被告提讼，请求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作出撤消或者变更原征收决定等相应形式的判决。21
作为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的公民若不服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所作出的征收决定，还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2.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该公民应当在知道作出征收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23
无论是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过程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就是关于征收决定是否停止执行以及如何计算滞纳金的问题。
关于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征收决定是否停止执行的问题。一方面，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征收决定不停止执行（这一内容与《行政复议法》第21条、《行政诉讼法》第44条的原则相一致），但是后面的“法律但书”则又规定，“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可以看出总的来讲是与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的规定彼此呼应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法律、法规规定中，行政相对人只有申请停止执行的程序性权利，当事人的这种申请行为并不必然地引起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中止执行的效果。而无论是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程序中，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原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复议过程中的复议机关则有根据具体情况主动停止执行的权力，人民法院也只有在当事人申请的前提下，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不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才可以裁定停止执行。从这些规定看来，立法中的权利与权力配置还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我认为，应该尽快修改《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及早确立“复议、诉讼期间原行政行为停止执行原则”，不停止执行只是个别的例外，这样才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以免造成无可挽回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关于经过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案件如何计算滞纳金的问题。一方面，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当事人应在行政机关规定的期限内一次性缴纳或经批准分期缴纳社会抚养费24；另一方面当事人不服行政征收决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那么如何看待行政复议中或行政诉讼中该行政征收决定的法律效力（即是否必须执行）以及后续程序中如何起算欠缴之日从而计算滞纳金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当事人不服行政征收决定申请复议或，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会同时提出中止（停止）执行该决定的申请，或者由行政机关（这里包括原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依职权主动作出停止执行的决定，尽管法律、法规原则规定“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期间原行政决定不停止执行”，但是法律、法规仍然有其例外规定。或者说就象上文我所主张的，应该确立“复议与诉讼期间停止执行原决定”的原则。倘若如此，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原行政征收决定的效力暂时中止。必须等待最终的生效决定作出后（包括终局的行政复议决定、当事人未上诉的一审判决或者是二审终审判决等）才可以重新计算期间。如果终审判决或者生效的复议决定认定当事人仍然应当承担缴纳社会抚养费义务的，那么当事人就应当在生效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期间里履行缴纳义务，如果当事人在法律文书规定的期间里不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自欠缴之日起应当依法交纳滞纳金。而且行政机关还可以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
九、小结
征收社会抚养费虽是推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措施，但并非实行计划生育的主要措施和唯一手段。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应该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公民理解和自觉执行计划生育规定，规范自己的生育行为；通过提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建立经常性的随访服务和孕情检查制度，加强对生育过程的控制，努力减少和避免非意愿妊娠，防患于未然。应建立计划生育激励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帮助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尽快富裕起来；应继续深入开展“三为主”，深化“三结合”，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建立和完善适应民主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新形势的综合治理体制和基层管理机制，决不能简单地靠事后征收社会抚养费来推行计划生育。
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与其他有代收代缴义务的单位应严格执法，努力使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到位，真正发挥社会抚养费制度调节生育行为的功能，同时也要在征收工作中注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要防止为完成征收任务而不依法行政、不按法律程序办事、甚至随意损害育龄群众合法权益和不认真履行征收职责，应收不收，弱化执法力度的问题。充分发挥相关部门、基层组织和单位的作用，通过综合治理，促进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及时到位。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规范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的各个环节，堵塞漏洞，加强廉正建设，提高行政执法水平。要努力减轻农民负担，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增设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收费项目或者擅自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的，对于征收中个各种违反“收支两条线”规定的行为，要依据国务院《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25等法规严肃处理。对于截留、挪用、贪污、私分社会抚养费的，依照刑法相关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注释：
*作者系北京大学公法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曾作为国家计生委《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立法专家小组核心成员参与该法的立法调研、起草与论证。2002年9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法律顾问出席了联合国开发署/人口基金执行局（纽约）2002年第二次常会。
1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和1984年《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对此都有明确规定，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对于经过多次教育仍不按计划生育的，应实行必要的经济限制。
2如湖北省1987年制定、后经1991、1997年两次修正的现行《计划生育条例》第五章（法律责任）第26条就详细规定了对“计划外生育的”个人收取“计划外生育费”的不同情形。
3《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共6章23条，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对计划外生育者要给予适当的经济限制的规定，特制定本办法”；第三条规定“计划外生育费是一项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对计划外生育者征收的补偿性资金。这项资金必须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从这两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计划外生育费的性质。
4中发[2000]8号明确指出：“在现阶段，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给予必要的经济制约，收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确定。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上缴国家财政”。2001年，财政部、国家计委已将社会抚养费列入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
5有的国家由于人口基数本身并不大，或者虽有一定的基数，但较长时间内出现人口的负增长，所以就可能出现政府采取一系列激励机制包括各种奖励办法等来鼓励人们生育子女，刺激人口的相对增长。所以采取什么样的生育政策完全根据国情而定。在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太大，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采取经济限制措施来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当然从长远来看更为重要的则是如何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改善人口的结构问题。
6只有个别人认为还是用“计划外生育费”比较好，因为若称“社会抚养费”容易引起争议，且难保证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
7见王维澄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草案三次审议稿）》主要问题修改意见的报告（2001年12月27日）。
82002年8月2日，国务院第357号令颁布。该行政法规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该办法的制定过程。国家计生委起草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送审稿）》，于2002年1月31日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法制办收到此件后，征求了国家计委、财政部、审计署、监察部、公安部、农业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意见；并在北京和长沙分别召开座谈会，征求了16个地方政府和北京、湖南两地政府各部门、计划生育工作基层单位以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拟订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2002年4月7日召开的全国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座谈会上，进一步听取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座谈会后，国务院法制办同国家计生委对征求意见稿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草案）》。2002年6月19日，国务院第60次常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审议。会议认为，制定该办法十分必要，同时就确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和征收、缴纳方式以及减轻农民负担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会后，根据常务会议的精神，国务院法制办会同国家计生委经再次同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部门商量，对草案作了修改。
9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219页。目前我国的各种行政收费主要有公路运输管理费、车辆购置附加费、公路养路费、车辆通行费、港口建设费、排污费、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和教育附加费等。
10参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1条（2）款、《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4条。在《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制定过程中，一部分人曾主张应在肯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为征收决定的作出者的同时，也从实际出发，作出授权性规定，对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较低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也可由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作出征收决定。其理由是：1、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后，中等规模县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一般编制仅10人左右，中西部地区部分县级计划生育部门人员编制更少，难以承担大量的审核、批准任务；2、避免行政复议、诉讼上移，增加市级政府或计划生育部门的负担；3、部分省（区）多年来实行低数额社会抚养费（违反地方法规规定生育第一个小孩的）由乡镇政府决定征收，高数额社会抚养费（违反地方法规生育二孩及以上的）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决定征收的做法比较切合实际，实践效果较好，也有利于发挥县级计划生育部门对乡镇的监督作用。参见张维庆、乔晓阳主编《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教程》中国人口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11这里的委托就是行政法上的行政委托。一般而言，行政委托也应当具备一定的前提和条件，受委托者也应当具备一定的资格和条件。但委托的行政机关和被（受）委托的机关或组织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在受委托的行政事项的管理方面，受委托者只能以委托者的名义进行，并且由委托的行政机关对外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这方面，《行政处罚法》第18条、《行政诉讼法》第25条（4款）、《国家赔偿法》第7条（4）款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12《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4条规定：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
13见《湖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应用中的有关问题解释》（鄂计生委[1997]12号）。
14参见徐玉麟、赵炳礼主编《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中国人口出版社2002年8月，第19~20页。
15《湖北省计划生育条例》（1997年修正）第26条：对计划外生育的，应按下列规定处理：（一）干部、职工计划外生育的，妊娠、分娩、产褥期的一切费用自理，不得享受托幼补助和困难补助，从孩子出生之月起连续五年每月扣除夫妻双方百分之二十的工资，连续三年不得晋升，不得加工资，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二）农民计划外生育的，按所在乡镇当年农村劳动力人平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收取夫妻双方的计划外生育费五年。（三）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人员计划外生育的，按夫妻双方不同的年总收入水平，收取不同比例的计划外生育费五年；年总收入在五千元以下的，收取百分之三十；年总收入在五千员以上（含五千员）不足一万员的，收取百分之四十；年总收入在一万员（含一万员）的，收取百分之六十。（四）未到法定婚龄生育的，从怀孕之月起至达到法定婚龄准予登记后一周年止，每月收取男女双方计划外生育费各十五至三十员。计划外生育多胎或借外出之机逃避计划生育并超计划生育的，加重处罚。对此，湖北省计生委有更为详细的解释。见《湖北省计划生育条例应用中的有关问题解释》（鄂计生委[1997]12号）“四、关于法律责任问题1、关于征收计划外生育费的问题（1）、（2）……（10）”。
16合理确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是实行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的关键。在国务院制定《办法》的过程中，曾有四种意见：（1）以当地年人均收入水平为标准；（2）以当地人均社会公共投入为标准；（3）以征收对象的年实际收入为标准；（4）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确定征收标准。考虑到单纯以当地年人均收入水平或者当地人均社会公共投入为标准，难以限制高收入人群的违法生育行为，且现行统计指标体系中没有社会公共投入统计指标，核算人均社会公共投入在操作上也有一定难度；而单纯以征收对象的实际收入为标准，又会形成对同样的违法生育行为征收数额相差很大的社会抚养费，且逐户计算也很困难。为了有效地调节一般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的生育行为，避免“没钱罚不怕”和“有钱不怕罚”的现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以将当地年人均收入水平与征收对象的年实际收入结合起来计算、对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分别规定为宜。最后《办法》采纳了综合因素标准。这样的规定既体现了相对统一的原则，又体现了差别对待、公正处理的精神。
17这里涉及一个能否再授权的理论问题。一般来说在西方国家存在所谓“不得再授权”理论，即一旦法律授权某主体行使某职权、履行某种职责，如无法律规定，不得再转授权或转委托。否则与法律目的、精神相悖。在本《办法》中，行政法规的确规定了征收社会抚养费应当遵守的相对统一的原则，又从有利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各地现行征收标准也不致发生大的变化。那么这种规定就不完全是那种转授权的情形。《办法》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并未转授权。
18见《办法》第3条（3）款和第13条。
19《计划外生育费管理办法》第8条征收程序：（一）征收单位对计划外生育者要及时发给《计划外生育费征收通知书》。（二）计划外生育者接到《计划外生育费征收通知书》要在送达回执上签字，并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及时交款。如对征收单位的决定不服，可以在法定时间内申请复议或提出诉讼。（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又不按地方政府规定时间缴纳计划外生育费的，可加收滞纳金，滞纳金数额由县（市、区）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对拒不缴纳计划外生育费的，征收单位可申请当地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四）征收单位收到计划外生育费，必须及时向交款人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五）征收单位应及时按规定上交计划外生育费。
20从过去的情况来看，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农民。为了避免因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增加农民负担，《办法》除了在第3条（3）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增设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收费项目，提高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外，还在滞纳金的收取比例上参照银行存款利率作了适当的较低的规定（如果滞纳金的比例定得过高，则可能导致增加农民负担的问题）。《办法》第8条规定“……自欠缴之日起每月加收欠缴社会抚养费的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2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年8号）第22条。“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讼的，应当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当事人对复议机关不作为不服提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
22从理论上讲，也可能存在由于案件的影响重大或者其他原因等，当事人向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讼，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并作出裁判的情形。但一般讲来，对于县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行为不服，几乎都是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法院审理，除非有特殊原因才可能出现上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他法院审理或者根据该县级法院的报请由上级人民法院决定本法院审理的情况。
23当然，关于期限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年8号）第40、41、42、43条有更加详细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