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篇1
一、城市房屋拆迁的现行法律规定及法律性质城市房屋拆迁，是指建设单位根据规划要求和政府批准的用地文件，在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依法拆除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房屋和附属物，将该范围内的单位和居民重新安置，并对其所受损失予以补偿的一系列法律行为。需注意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拆迁，是指国有土地上的拆迁，同时拆迁的进行必须以取得拆迁许可证为前提条件。长期以来我国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一直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其中最大的诟病是对于征收方式上没有区分政府征收行为与开发商的商业拆迁行为，以至于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物权法》的出台无疑使《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所确定的城镇房屋拆迁模式得到新的审视与修正。最终使得政府的行政征收行为与开发商的商业拆迁行为得以区分并适用不同的规则与标准。前者恪守公共利益原则，后者则贯彻契约自由的精神。对于“城市房屋拆迁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有：第一，拆迁是平等主体之间就财产权益的发生、变更、消灭而产生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拆迁而引发的纠纷由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第二，拆迁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具体行政行为，拆迁人是行使行政职权或经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拆迁权在本质上属于公权力，应适用行政法调整与拆迁有关的法律关系；第三，将与房屋拆迁有关的一系列行为实行“两分法”，即在拆迁安置完成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个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拆迁行为，实质上是实施法律法规授权的职权行为，建设单位或个人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在拆迁行为中成为授权性行政主体；拆迁任务完成以后，建设单位或个人就成为完全的民事主体，负责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开发建设。二、房屋拆迁的法律关系判断某一法律关系的性质关键是看主体之间的地位：若在主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参与法律关系并不受对方的强制，则该法律关系是民事性质；若主体之间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并能单方面设定、变更或消灭对方的权利义务，则该法律关系是行政性质。就目前《条例》的规定而言，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兼具行政和民事两种性质。首先，在拆迁许可、拆迁裁决、强制拆迁等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意志对相对人有支配性和强制性，此类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其次，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就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发生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因为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依据意思自治原则来进行协商。拆迁法律关系中的确包含了民事法律关系，但在政府主导拆迁的条件下，行政法律关系在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无疑是占据主要地位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是依附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存在的，具有从属性。房屋拆迁过程中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要有：（1）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公布的拆迁期内，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公布的的拆迁期内与被拆迁人就补偿、安置等问题签订书面协议，协议应当规定补偿方补偿金额、安置用房、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度期限等事项。（2）拆迁人与房屋拆迁单位因委托拆迁而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因民事法律关系而引起的争议，应当依法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房屋拆迁过程中涉及的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有：（1）拆迁许可法律关系。包括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与拆迁人之间因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审批颁发而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拆迁人与有关管理部门或被拆迁人因房屋或地面附着物是否应当拆迁，而发生争议引起的法律关系。从实质上讲，这一关系是有权决定拆迁的当地县级以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和被拆迁人之间因拆迁引起的行政法律关系。（2）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与被拆迁人之间因房屋拆迁公告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房屋拆迁许可证一经发放，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将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房屋拆迁公告或其他形式予以公布。房屋拆迁公告公布后，拆迁人、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3）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因处罚拆迁当事人违法行为而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4）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达不成房屋拆迁协议被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进行裁决而产生的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对房屋拆迁过程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时，可以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三、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的法律困境（一）开发商与被拆迁人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要保证拆迁补偿公平合理，前提是要保证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法律地位平等。《条例》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委托进行拆迁，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拆迁主体不平等。但2001年《条例》规定的法定拆迁事由是“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建设项目顺利进行”。这与2004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非为公共利益并给予补偿不得予以征收”的原则精神相违背，而且人为地使土地一级市场的开发商得到高于普通居民的法律保护。《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同时规定，开发商依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得到的土地出让权除非因公共利益不得收回。这说明，中国十多年来房屋拆迁法律对土地开发市场中开发商的土地出让权和土地转让市场中房地产买受人的使用权之间一直存在“双重标准”和权利歧视，其救济效果大相径庭，开发商和居民们的利益不能得到同等保护。如此缺乏公正的立法取向，直接导致了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不平等。（二）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减损了行政机关的公信力。《条例》中赋予政府权力过大，监督条款则失之阙如。该法规涉及政府职能的主要有第5、6、7、9、16、29以及34-38条，其中第34-37条是规定政府对其他拆迁主体的违法监督的。唯一规定政府责任的条款（第38条），也是概括性的，缺乏现实约束力。与此相反，该法规赋予给政府的权力却相当大。诸如：管理部门有权决定是否允许拆迁，一旦批准某块地的拆迁，就意味着这片土地的使用权已被收回，被拆迁人在前提上就已经失去和开发商讨价还价的余地（见5、6条）。再如第16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做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第17条：“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根据这两条之规定，政府部门可以直接干涉拆迁纠纷，决定拆迁补偿的合理与否，并主宰了被拆迁房屋的存续命运。而有关房产价格的评估条款以及搬迁补偿等项由地方立法机构规定的条款也等于明文限定了补偿的项目和数额，从而使拆迁补偿协议往往徒具民事协议之名而无平等协商之实。#p#分页标题#e#（三）民事救济手段难以有效维权。按照一般法学理论，房屋拆迁过程中存在的法律关系主要应包括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两种。前者包括：拆迁许可决定形成的行政机关与申请许可人之间的关系；行政裁决形成的裁决机关与申请人、被申请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强制拆迁及拆迁中的行政责任。后者包括：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协商拆迁补偿，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合同关系；被拆迁人不同意拆迁方案达不成拆迁协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拆迁人拆迁中侵犯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侵权法律关系。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协议提起民事诉讼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四）强制拆迁法定前置程序及法律监管机制不完善。其一，房屋是附着于土地上的不可移动物，其建成后即具有长久的居住和其他使用价值。事实上，除危房外，大部分房屋在其所附着土地的使用权期限届满后仍是很完好的，而一旦被拆除，则不论是墙壁斑驳还是崭新的红砖绿瓦，都没有完全恢复从前的可能。基于此，应该有一套更为严谨、慎重的制度设计和法律程序予以规范才公正、公平。从中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尽管《拆迁条例》规定需在给予了货币补偿或安置新用房后才可强制拆迁，但缺乏细化规定。例如：拆迁的货币补偿是提供一个总的拆迁资金银行账户的证明即可，还是每分钱都彻底落实到户？是对被拆迁户的总体补偿还是个别被拆迁户的实足补偿？拆迁安置新房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这些都需要细加斟酌。其二，城市规划调整随意，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拆迁和浪费。一些城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不切实际地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超越经济承受能力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降低补偿标准，侵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导致纠纷不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群体上访事件。其三，拆迁评估随意性大、损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新旧《条例》的补偿安置标准不一，被拆迁人对新《条例》实施后，仍按旧《条例》补偿安置反映强烈，引发大量的群体性上访。其四，房屋拆除缺乏监管，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其五，某些地方的行政主管部门突击发放拆迁许可证，人为造成拆迁矛盾。四、《物权法》的法律补位《物权法》对房屋拆迁的模式进行了全新的定位与规制，清晰界定了商业拆迁与征收行为的界限。《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这一规定，明确了以下几个最基本问题：第一，土地上房屋补偿和土地补偿的关系。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是模糊不清的，《条例》当中也没有明确的表述。土地是国家的，土地上的个人住宅是谁的？根据《物权法》可以看出：私房私有，土地上的房屋应归具体的产权人所有。国家有土地所有权，私人有房屋所有权，国家有收回土地使用权，但并不能剥夺私人的房屋所有权。因此，在拆迁的时候，对于房屋所有权必须给与补偿。绝不能因为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是无偿取得的，就对其地上物不予补偿。第二，拆迁的主体及程序。对于公民的不动产，谁有权拆除，需要怎样的程序才能拆除。从理论上说，要求拆除公民不动产的只能有两种办法：公权利的强制征收或私权力的平等协商。根据《宪法》规定，只有国家可以进行征收，通常就是政府征收。因为征收权是一个公权力，私主体是不可以进行征收的。《物权法》改变了《条例》所确定的公权力由开发商行使的错误模式，理顺了基本的法律关系。《物权法》同时明确了征收的目的只为公共利益。如果不是基于公共利益，仅为商业开发则不能适用《物权法》该条的规定，不能进行征收。如果开发商需要进行商业开发，看中了的地段，只能通过平等协商的手段与原土地使用人商谈。能谈成则通过合同进行补偿并转移土地使用权，不能谈成则开发商就无法取得该土地使用权。这样，政府得以从民事行为中退出，而不必要再扮演其不应该扮演的角色。第三，房屋拆迁时物权如何变动。城市房屋拆迁中，拆迁人的主要目的在于取得被拆迁房屋占地范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但是，在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下，被拆迁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变动时间却没有规定。《物权法》28条规定：“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因此，物权法中因物权公示需要而制定的物权变动规则对于城市拆迁产生了同样的约束作用，而这对于构建城市房屋拆迁中明确的物权变动法律规则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篇2
一、核发拆迁许可证
法律依据：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拆迁房屋的单位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时，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五）用于房屋补偿的房源证明；
（六）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资金存储证明。
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许可证。
2．《**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条：拆迁房屋的单位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时，应当向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五）用于房屋补偿的房源证明；
（六）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资金存储证明。
属政府确定的土地储备项目以及其他搬迁项目的，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时，应当提交政府有关批准文件和前款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资料。
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拆迁房屋的单位在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前，应当在拟拆迁区域公示规划方案、拆迁补偿方案，征求被拆迁人的意见。
行政处罚（共6项）
一、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
处罚种类：责令停止拆迁、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拆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2．《**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拆迁，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拆迁的；
（二）拆迁人擅自改变拆迁范围和期限的；
（三）单位或者个人委托未取得拆迁资格证书的拆迁单位进行拆迁的；
二、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
处罚种类：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罚款
法律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拆迁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1%以上3%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处罚种类：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责令停止拆迁、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拆迁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一）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四、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处罚种类：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责令停止拆迁、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拆迁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二）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五、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处罚种类：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责令停止拆迁、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拆迁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可以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3%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
（三）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六、转让拆迁业务的
处罚种类：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责令停止拆迁、警告、罚款
法律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让拆迁业务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25%以上50%以下的罚款。
行政征收（共1项）
一、拆迁管理费
法律依据：
1．《**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拆迁人必须按照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实施拆迁，并按照有关规定缴纳拆迁管理费。
2．《**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青政发[2000]121号）
行政确认（共3项）
一、项目拆迁计划
法律依据：
1．《**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
2．《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管理权交接的备忘录》
二、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审查
法律依据：
《**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条：拆除的房屋存在产权、债务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在拆迁公告规定期限内未解决的，由拆迁人提出补偿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办理证据保全手续后，可先行拆除；待纠纷解决后，按照本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给予补偿。
三、对拆迁人与群众签定的意向书进行确认
法律依据：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拆迁产权不明确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拆迁。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2．《**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
3．《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管理权交接的备忘录》
行政裁决（共1项）
一、对拆迁纠纷进行行政裁决
法律依据：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执行。
2．《**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拆迁当事人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达不成协议的，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调解或者作出裁决。拆迁人或者被拆迁人是批准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在裁决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诉讼期间拆迁人已给予被拆迁人补偿、安置或者提供周转房的，不停止拆迁的执行。但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除外。
3．《**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
4．《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管理权交接的备忘录》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共5项）
一、拆迁委托合同和拆迁补偿安置方协议的备案、拆迁档案的管理
法律依据：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应当向被委托的拆迁单位出具委托书，并订立拆迁委托合同。拆迁人应当自拆迁委托合同订立之日起15日内，将拆迁委托合同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2．《**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在公告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拆迁当事人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就拆迁补偿或者安置等事宜签订书面协议。
协议应当明确补偿方式、办法、数额，安置地点、面积，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及违约责任等。
协议签定后，应当报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3．《**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4．《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管理权交接的备忘录》
二、评估委托合同的备案
法律依据：
《**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拆迁人应当与选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订立拆迁评估委托合同，并自拆迁评估委托合同签订后十五日内，报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三、责令改正
法律依据：
《**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对在房屋拆迁过程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依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四、责令停止拆迁恢复原状
法律依据：
《**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拆迁人在拆迁期间，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恢复原状；给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造成损失的，拆迁人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对延长停办期限进行审核批准
法律依据：
《**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拆迁范围确定后，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通知有关部门，在拆迁范围内暂停办理下列事项：
（一）公安机关办理的迁入居民户口或者居民分户。但因出生、军人复员转业退伍、婚姻、大中专毕业、刑满释放等确需迁入户口或者分户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办理。
（二）城市房屋、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的房屋、土地使用权买卖、交换、赠与、租赁、抵押、析产等手续。但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生效的判决、裁决执行的除外。
（三）规划、建设部门办理的房屋新建、改建、扩建和装修等批准手续。
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篇3
内容提要: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公民私有财产权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及附属物所有权、预期收益权和其他相关权利。公民的上述财产权能否得到全面合理的补偿，是确保城市房屋拆迁平稳实施的关键因素。而现行拆迁立法没有区分“商业拆迁”与“公共利益拆迁”，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宪法》有关公民财产权保护的条款及征收征用条款。目前，备受关注并引起广泛争议的“新拆迁条例”，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但在各方利益的博奕过程中，改法阻力依然很大。目前很多地方仍在大规模实施强制拆迁行为，由此引发的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问题仍极为突出。
一、问题的由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拆迁”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应当说，城市房屋拆迁以及后续的开发建设，推动了城市的现代化步伐，也为公众直接或间接带来一定福利。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民主法治进程的发展，公民的财产权观念日益强化。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房屋是最重要的私有财产，也是保障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但是，近年来因城市房屋拆迁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暴力拆迁”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矛盾问题导源于城市房屋拆迁中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以及利益调控机制的缺失。政府利益、开发商利益、被拆迁人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政府要实现自身利益，某些政府官员为了发展仕途要大搞政绩工程，开发商要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被拆迁人要在其财产被剥夺或限制时得到公平补偿，少数被拆迁人甚至期望通过拆迁以谋取暴利。由此可见，城市房屋拆迁过程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如果各方利益无法达成均衡状态，特别是被拆迁人利益如果不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普遍的城市房屋拆迁纠纷、甚至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终将难以避免。
近年来，因拆迁引发的流血事件时常在不同的城市上演，令人触目惊心。城市房屋拆迁已经成为大众、媒体和政府高度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面对“兵临城下”的推土机，作为弱势群体的被拆迁人所能够采取的应对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几种：一是提起行政诉讼。近年来对行政裁决不服而由被拆迁人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二是持宪维权。这种方式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后较为普遍，但因缺乏有效救济途径，效果甚微。三是上访，即当被拆迁人发现行政诉讼效果不佳时，便愈来愈多地采用上访这种方式。四是“钉子”般地坚守，以2007年重庆的“史上最牛的钉子户”最为典型。五是自残，这也是最惨烈的维权手段。六是以暴抗拆，此种方式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房屋拆迁中比比皆是。因此，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多的不可调和的拆迁矛盾呢？
二、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性质界定
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性质做出具体规定，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2条有关适用范围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结合相关学理阐述，城市房屋拆迁可以大致定义为：“因国家建设、城市的改造、整顿市容市貌和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目的的需要，根据城镇规划和国家专项工程的拆迁建设计划与当地政府的用地文件，由拆迁人依法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进行拆除，并且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者、使用者给予迁移安置，并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予以经济上补偿的一系列活动。”[1](p88)从以上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基本特征包括：第一，拆迁行为的发生是因为国有土地使用用途发生了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多、土地资源的稀缺，要使新的建设项目顺利进行就需要改变原有土地的使用用途，尽而对原有土地上的房屋进行拆迁进行重新开发利用。第二，拆迁所涉及的房屋是位于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第三，城市房屋拆迁行为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一方面拆迁主体应合法，拆迁人应当是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另一方面拆迁要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第四，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者、承租者应当给予补偿安置。第五，城市房屋拆迁活动应是有利于被拆迁人与社会发展的行为。
应当说，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关系极其复杂，厘清这些法律关系对于确定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法律关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政府与拆迁人之间的房屋拆迁行政许可法律关系。《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拆迁申请人必须持有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准文件、拆迁计划与拆迁方案、具有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所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并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提出拆迁申请，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经过审查后，对符合条件的被申请人，发放拆迁许可证。”第二，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的安置补偿法律关系。在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规定的房屋拆迁期限内，拆迁人应该与被拆迁人就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宜进行协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签订书面的安置补偿协议。第三，行政裁决、行政强制法律关系。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经过协商，如果达不成安置补偿协议的，可以经当事人申请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被拆迁人在裁决限定的搬迁期限内没有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进行强制拆迁。[2](p157-159)
由于现行城市房屋拆迁行为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加之立法并没有对其法律性质做出明确规定，所以学界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性质依然存在争议，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一是民事行为说。认为城市房屋拆迁主要体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双方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是有关公民的私有房屋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达成的民事合同，应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此观点忽视了政府在公益性拆迁和行政裁决中的公权力性质。二是行政行为说。认为城市房屋拆迁主要是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其本质乃是政府的行政征收行为，所体现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双方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应该属于行政合同，应由行政法律规范调整。此观点忽视了商业性拆迁的民法性质。三是民事行政混合说。认为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拆迁行政许可、行政裁决和行政强制拆迁体现的是政府的行政行为，而拆迁当事人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则主要体现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的民事法律关系。因而，城市房屋拆迁应由行政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共同调整。[3](p57)
笔者认为，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两种行为兼而有之。但同时应当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目的的不同，明确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在拆迁中的主导地位。《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没有明确区分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使得在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进行定性时难以做出统一定论。因此，在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进行拆迁时，政府公权力占有绝对性的主导地位，政府与被拆迁人法律地位不平等，被拆迁人自由协商的权利相对有限。但是，在拆迁补偿的依据和标准方面要引进市场因素，以保障被拆迁人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所以，公益拆迁的法律性质应是以行政行为为主导而兼具民事行为性质。在商业拆迁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具有平等的法律人格和独立的财产权，在是否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和补偿费用等问题上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民法意思自治的要求，是双方当事人自由平等协商的结果。但基于商业拆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有着重大影响，实施商业拆迁应严格遵守行政审批制度。同时，当作为弱势一方的被拆迁人权利受到相当侵害时，政府公权力可以进行必要介入以保护被拆迁人权益。所以，商业拆迁的法律性质应是以民事行为为主导而兼具行政行为性质。
三、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缺陷
应当说，拆迁矛盾持续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的立法没有跟上城市房屋拆迁的发展步伐，在调整房屋拆迁法律关系时存在明显的缺陷。现行法律、法规与宪法或者相关基本法律存在一定的冲突，在保护被拆迁人私有财产权益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公共利益内涵的模糊性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只有为了公共利益，才能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或者剥夺，因此，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能为公权力介入城市房屋拆迁提供法律依据，也为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提供制度保证。在涉及城市房屋拆迁的具体建设项目上，如果我们不能准确界定该建设项目是否真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否真的能够为最广大群众带来福利，那么政府和开发商便会以“城市经济发展”、“旧城改造”和“公共基础事业”等名义，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进行商业拆迁，大肆侵犯公民私有财产权。因此，要实现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就必须对公共利益作出清晰的界定。但目前我国《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内涵及外延均没有做出明确的法律界定。主要原因在于公益的“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在立法上的模糊性，必然导致公共利益的解释权转移到了执法者手中。因此，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范围随之扩大，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就要依赖于我国的法治环境和执法者与法官的法律素质和道德修养。而部分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为了谋求政治利益或者商业利益，可能会做出有损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解释。
（二）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相混淆
根据目的不同，城市房屋的拆迁行为可以区分为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如前所述，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依法对公民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予以补偿，国家公权力才能够介入到拆迁行为，运用强制手段。商业拆迁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一种平等民事法律关系，应当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进行，由民法予以调整。在公益拆迁中，政府与被拆迁人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是公益拆迁的双方当事人。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可以对被拆迁人实施强制拆迁，被拆迁人负有为了公共利益而让渡私益的义务。而在商业拆迁中，拆迁行为的双方当事人是开发商与被拆迁人，他们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政府应充当拆迁行为的监督者角色，更多的保护相对弱势的被拆迁人的权益，而不是以政府公权力任意干涉商业拆迁。但是，由于现行有关拆迁立法没有明确区分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二者相混淆，不仅违反了《宪法》和《物权法》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条款，而且侵犯了《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确认的公民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民法和合同法规定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最终导致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出现秩序混乱、拆迁矛盾凸显、滥用政府强制力的现象，影响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被拆迁人这一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有力保障。因此，明确区分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是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立法的当务之急。在商业拆迁中应当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以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双方纠纷，保护被拆迁人的私有财产权。
（三）城市房屋拆迁的相关信息不公开
在实践中，被拆迁人通常无法全面获得与其私有财产权密切相关的信息。拆迁申请人一旦获得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发放的拆迁许可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被拆迁人房屋进行强制拆迁的权力，这直接关系到被拆迁人对其房屋所享有的财产权益。《行政许可法》第36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到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但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没有明确规定拆迁前期工作必须公开化和透明化，使得被拆迁人无法明确了解前期的立项、征地和规划等涉及自身重大利益关系的事项，只能在拆迁许可证已经发放的场合，才能通过拆迁公告了解拆迁人、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等事项。同时，由于拆迁信息的非公开透明化，使得被拆迁人对拆迁申请人申请拆迁许可证时所提交文件的合法性无法及时提出异议。
（四）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和范围存在缺陷
拆迁补偿是被拆迁人权益能否得到最大保护的关键因素，也是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核心问题。因此，拆迁补偿成为城市房屋拆迁中各种矛盾的焦点。首先，拆迁补偿标准不够明确。拆迁补偿原则决定了城市房屋拆迁中对被拆迁人损失弥补的程度，但我国相关立法却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城市房屋拆迁整体补偿原则并未做出明确规定。由此造成各地出现了补偿标准无法可依、标准各不相同以及补偿费用过少等严重侵害被拆迁人私有财产权的现象。其次，房屋拆迁补偿范围过窄，不能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私有财产权益。我国房屋拆迁补偿的范围主要包括房屋及其附属物、生产经营性用房的合理收益、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房屋拆迁费用，而对土地使用权、预期收益和其他相关无形利益损失的补偿，并没有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现行房屋拆迁补偿的范围狭窄，远远不能弥补被拆迁人因房屋拆迁而遭受的损失。
（五）政府公权力随意介入行政强制拆迁
强制拆迁是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中最为敏感的部分。行政裁决一经作出，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既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或者经民事诉讼裁决后，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进行搬迁的，则会出现政府行政强制拆迁或者法院强制拆迁。在我国实行的行政强制拆迁和司法强制拆迁二元拆迁体制中，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是政府公权力介入的行政强制拆迁。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的混同为政府强制拆迁权的滥用埋下了伏笔。政府公权力介入公益性拆迁是为了使符合公共利益标准的拆迁项目能够顺利进行，不能因少数被拆迁人与拆迁人之间的拆迁纠纷影响到城市建设的大局。但是在商业性拆迁中，《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所赋予政府公权力的强制拆迁权，则成为破坏被拆迁人与拆迁人之间意思自治和平等协商地位的最大元凶。“在非公益性的拆迁活动中，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即使双方已达成协议而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迁，也只能由双方当事人通过民事争议解决途径来解决，或申请仲裁或申请人民法院裁判，而不能由政府部门对公民的房屋强制执行拆迁，也不应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4](p209)对于拆迁人所提出的有关补偿安置条件，被拆迁人与拆迁人协商后有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的权利，其他个人、组织或者政府机关不得任意干涉其享有的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被拆迁人接受则视为民事合同的成立，不接受则民事合同不成立，拆迁人不得以任何其它手段强行拆除被拆迁人的房屋。
四、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
（一）加快城市房屋拆迁立法进程
目前，专门规范城市房屋拆迁的立法是国务院于2001年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该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效力层次较低，并且保护被拆迁人权利的制度构架极不充分，也因此广受诟病。尽管国务院正在修改该条例，并于2010年1月29日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但其仍以行政法规形式出现，似乎仍难以承担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重任。因为用行政法规来规范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征收，明显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20条和《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即行政机关对被拆迁公民的财产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没有被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而是遵从低位阶的行政法规，严重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和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的原则。所以，为了切实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减少城市房屋拆迁中恶性案例的发生，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城市房屋进行专门立法，提高法律层次和立法质量，从而增强法律实施的效果。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可以使城市房屋拆迁法律规范与《立法法》和《物权法》的立法精神及具体规定相衔接，并且也符合《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宗旨。
（二）正确认定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
公共利益作为判定房屋拆迁合法性的正当根据，既是对公民财产权的内在限制，也是国家依法行使财产征收权的界限。在拆迁过程中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是杜绝公共权力滥用的必要条件，但是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抽象法律概念，其内涵随时展而不断变化。那么，应如何判定“公共利益”呢？“判定公共利益应当坚持两个标准即程序性标准和实质性标准。”[5](p105)在程序性标准方面，程序公开是实体公正的前提，程序公开能使利益相关人充分参与决策、表达意见以达到公益与私益的调和，也能够形成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机制，这是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在城市房屋拆迁之前，政府应公开举行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并对项目决策做出充分合理的说明，使在正当程序下的决策行为能够最大程度的得到公众的支持。在实质性标准方面，要求从内容上判断这一利益是否是公共利益。首先，要遵循比例原则。公权力的行使要求必须在必要适度的范围内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使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必须要大于被侵害的公民基本权利，并且必须符合最小侵害原则，选择侵害强度最小的手段实现公共利益。其次，公共利益应使不特定的大多数人受益，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公共利益的具体判断标准可以参考以下因素：一是受益对象的数量。“公益”意味着超出个人范围，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即可认定为公共利益，但少数人的利益并非一定不能成为公共利益，因此，即使以“公共利益需要”为理由，政府的权力也不是无限的，不能将个人权利完全淹没在公共利益之中。总之，公共利益并不是绝对优于个人利益的。二是是否以促进国家的经济、文化、国防等建设为目标。国家在每一个特定时期都有特定的目标和规划，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不可或缺的。个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也可能促进了国家经济、文化、国防等建设事业的发展，如果其实施结果符合公益目的也应将其归入公共利益的范围。三是行动结果是否确实能使社会公众受益。实践中，有些行为虽然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但实际结果却是某些个人受益，而公共利益却未得到体现。如政府为解决当地居民住房紧张问题而征收土地，建造经济适用住房，这本属于公益目的，但新建住房最终普通居民很难买到，反而是少数不符合条件的公务员购买，这就是有违公益目的。
（三）完善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制度
首先，应明确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原则及补偿主体。补偿原则的确立是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民私有财产权能够得到切实保护的前提，应当确立依据市场价格给予公平补偿的补偿原则。对公民被拆迁房屋财产的补偿应符合拆迁时的市场价格，公民所得拆迁补偿数额最起码不低于因拆迁而造成的财产损失。在公益性拆迁中，补偿的唯一主体应为政府，即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的拆迁与补偿，改变以开发商为拆迁主体的制度设计。
其次，扩大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范围，明确把对土地使用权、预期收益和其他相关无形利益的补偿人法。城市房屋拆迁基于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而发生，公民在城市房屋上所体现的权利也主要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从法律上讲，土地使用权是对应于土地所有权的一种物权。因此，在拆迁中对被拆迁人的补偿应以房屋补偿与土地使用权补偿为主，并且还应当对因拆迁造成的预期收益及其他相关无形利益的损失予以补偿。
再次，完善房屋评估机制。《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补偿标准包括房屋的区位、用途和建筑面积，而房屋的新旧程度和建筑结构并没有被列为补偿标准之一。但是，在房屋买卖市场，房屋新旧程度和建筑结构的不同对房屋的市场价格有着重大影响。相同区位、用途和建筑面积的新开发楼盘与二手房的市场价格存在巨大差异，建筑结构的复杂性是构成房屋建筑成本的重要因素。因此，拆迁补偿时应视房屋新旧程度的不同而区别对待。要完善房屋评估机制，重中之重是要强调房屋评估机构的中立性，不仅使评估机构在人、财、物上脱离政府管制，以确保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与公正性，而且也应强化房屋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避免其在商业拆迁中与拆迁人勾结，损害被拆迁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四）加强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程序保障
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民私有财产权要想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必须以公平、合理、合法的拆迁程序作为保障，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因此，在房屋拆迁的各个环节应保证程序的公正。
1．在房屋拆迁决定阶段
首先，应公开房屋拆迁决定信息，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及专家意见，对拆迁具体事项进行论证听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房屋拆迁目的、范围和时间进行公告。公告时间不得少于60日，涉及范围广的，不得少于90日。同时对被拆迁人、公众及专家意见的采纳情况和理由以及房屋拆迁决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都应予以及时公告。如果被拆迁人以及与房屋拆迁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做出的拆迁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其次，应建立对拆迁补偿资金的专门监督机制。不仅要保证拆迁补偿资金到位，还要预防拆迁补偿资金被挪作他用，损害被拆迁人利益。
2．发生拆迁补偿安置纠纷阶段
依据现行的规定，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时，行政裁决是提起行政诉讼的前置性程序。这一规定屏蔽了被拆迁人直接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方式保护合法私有财产权的途径，使其只能通过审查行政裁决的合法性而非合理性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时，当事人既可以申请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增加被拆迁人对自己合法权益的救济途径。
如果当事人申请行政裁决，启动行政裁决程序，那么现行有关行政裁决的规定还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完善：首先，设立或者指定专门机构作为行政裁决主体。其次，进一步明确裁决受理前举行听证所需达到的户数及比例要求，可以规定“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户数超过三分之二或者比例超过四分之三的，应当举行听证。”最后，房屋拆迁因为涉及到当事人的重大权益，所以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应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决策权，应当在裁决审理过程中引人听证制度。应具体规定听证参与人的人员结构、人数、听证主持人以及各个听证参与人所分别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3．在强制拆迁阶段
如前所述，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必须明确区分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拆迁行为。商业拆迁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当处于平等地位的双方当事人发生拆迁纠纷时，不能适用行政强制拆迁，禁止公权力介入民事裁判领域，只能适用司法强制拆迁。但是，公权力可以以行政监督者的身份参与商业拆迁。[6]其次，在公益拆迁中适用强制拆迁的，必须明确强制拆迁的执行主体。笔者认为，鉴于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对被拆迁人财产权利的巨大危害，有必要让行政权力逐步退出强制拆迁领域，而仅保留司法机关的强制拆迁权。由司法机关作为独立的执行主体，不仅可以提高执行效率，也可以避免发生执行者与当事人混同的错乱局面，同时也有利于强制拆迁相对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时明确主张权利的对象。最后，禁止在强制拆迁中使用暴力手段。拆迁部门及其委托单位不得采取中断供热、供水、供气、供电等方式实施强制搬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暴力、威胁及其他非法手段实施强制搬迁。违法使用暴力手段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仅要赔偿造成的损失，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总之，城市房屋拆迁必然伴随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移与房屋所有权的变动。房屋所有权是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核心内容之一，房屋所有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直接关系到公民私有财产权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目前我国关于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等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对保护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非常不利的。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仅存在着违宪嫌疑，在制度设计上也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如何尽快完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规范，制定一部成熟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切实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成为当前法治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注释:
[1]史正宝.论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特征[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6，(3).
[2]符启林．房地产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郑显芳．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性质[J]．房屋拆迁，2008，(10).
[4]石佑启．私有财产权公法保护研究—宪法与行政法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篇4
[论文摘要]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是城市建设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拆迁人、被拆迁人的利益，还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以“重庆钉子户”事件法律分析为例，可以看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立法不完善和制度设计不合理。由于城市房屋强制拆迁即涉及到公法，又涉及私法领域，同时它又具有鲜明的公权力色彩，牵涉到很多行政法上的问题，其本身有一定得复杂性，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很深的法理探讨，本文主要从行政法的角度就该问题的行政法学现状进行一些讨论
2007年4月2日，备受瞩目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与开发商达成拆迁安置协议，那像孤岛一样耸立多日、被赋予多重意义的“标志性”房屋随即在挖掘机的轰鸣中倒塌。至此，广受关注的“最牛钉子户”事件落下帷幕，但这个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没有停止。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安土重迁”是一个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人追求安居乐业，不到万不得已不愿轻易搬迁，房子，是中国人观念里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而当房主的房屋所有权与公共利益、城市的规划建设或者开发商的某些商业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就出现了社会中一种并不少见的现象—城市房屋强制拆迁，在这个过程中，往往由于补偿或者安置工作等问题，出现“钉子户”。那么，如何定性城市房屋拆迁？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公权力在其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公权力介入后如何做到从行政法角度保证公正等等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城市房屋强制拆迁的性质及其实行程序中公权力介入概述
城市房屋拆迁，到底属何种性质的行为?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还是二者兼具?对此有各种倾向和争论，大部分的观点认为是两者兼具：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达成拆迁协议，倾向于是民事，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其中的准许、裁决、强制拆迁又是明显的行政行为。一些学者将拆迁定义为:因城市建设的需要，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由拆迁人拆除被拆迁人现有城市房屋及其他地上附属物，并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的法律行为⑴。从这个定义看行政色彩居多，因为，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房屋的拆除权并不仅仅基于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自愿协商达成的民事合意产生的民事权利，而是基于政府的行政权力。公权力的介入，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根据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规程》第3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程序是：1、拆迁计划管理2、拆迁人从政府处得到土地使用权3、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拆迁4、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5、协议不成，请求政府主管部门裁决6、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复议和诉讼7、进入强制拆迁。
这个过程中，从拆迁人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开始，就有公权力的进入了。被拆迁人虽然对房屋享有所有权，但却是在使用国有的土地。由此，房屋拆迁包含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改变。这个过程是通过国家先从被拆迁人处收回土地的使用权，然后再转移给拆迁人来完成的，是一种行政征收过程。其次，补偿协议达不成时，政府主管部门可以进行行政裁决，对裁决不服还涉及行政复议，同时，司法机关诉讼裁决后，在强制拆迁的阶段，房屋管理部门，即政府机关又往往是实际拆迁主体⑵，由此看来，政府的公权力几乎贯穿城市房屋强制拆迁的整个过程。
政府的公权力介入，房屋所有人成为实质上的弱者，甚至很容易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因此，如何从行政法角度对公权力进行规制，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显得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城市房屋强制拆迁的法律依据问题
关于城市强制拆迁具体的法律文件主要有：国务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建设部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建设部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规程》（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从这些法律文件看来，在房屋强制拆迁的立法方面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1、与立法法冲突
《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然而在关于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法律文件中，最高位阶的也只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由此看来，关于房屋强制拆迁方面的法律法规设置，是明显不符合《立法法》的规定的。
2、与上位法冲突
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授权，权力的合法性也来源于法律的规定。然而《管理条例》中第16条和第17条的规定明显与《民法通则》、《合同法》、新修订的《宪法》的规定相冲突⑷。
首先，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第3款对征用权作了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也对国家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做了相关规定，但是这些规定都严格限制在“为了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管理条例》的规定不仅仅限于公共利益⑸，是否又涉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滥用呢
其次，《民法通则》第4条、《合同法》第4条都强调了协议中的自愿、平等公平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按照法律效力的等级，国务院在制定《管理条例》时理应不得与上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内容相抵触。但是《管理条例》居然规定给予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强制拆迁权力，完全背离合同自愿平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等相关规定，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授权，其合法性何在？
三、城市房屋拆迁程序中的公权力介入引发的实际问题
1、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行政许可—拆迁许可证的核发
整个拆迁程序中，拆迁人从政府部门得到土地使用权之后，接着就是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这实质上是一个行政许可行为。
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7条：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
在这里值得质疑的是，首先，在拆迁人从拿到土地使用权到申请拆迁许可证中，完全没有被拆迁人的参与，仅凭相关文件和资金证明就可以拿到拆迁许可证。由于涉及到被拆迁人的财产权，被拆迁人属于利害关系人，法律制度却剥夺了其参与权，，完全是政府有关部门和拆迁人合议，实在有失公正。同时这又是一个连环套，拆迁人在被拆迁人完全没有参与的情况下拿到拆迁许可证后，才去跟被拆迁人谈判，而此时拆迁人的拆迁许可证已经到手，由此在谈判一开始，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谈判砝码明显悬殊。拆迁人背后有政府公文的支持，被拆迁人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
2、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的行政裁决、复议和诉讼
拆迁双方对拆迁事宜达不成一致时，当事人可以申请政府主管部门裁决，法律却规定裁决主体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
双方达不成协议，首先要提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对裁决不服的才能诉讼，也就是说当拆迁协议达不成，行政裁决是必经的第一步。这第一步就有不公正因素在里面：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就是颁发拆迁许可证的机关，既然已经给拆迁人颁发了许可，它就不大可能在裁决中做出对拆迁人不利的裁决，那样的话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否认最初其做出的行政许可行为，严重影响其公信力。所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裁决中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令人质疑。
如果对行政裁决不服产生的纠纷，经过此程序就变成行政纠纷，只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这更是一项不合理、不合法的权利救济程序。在这之前的一系列程序中，公权力介入已经给整个过程增加了很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而在此时，最重要的解决纠纷的的过程中，拆迁人居然得以逃脱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强势的政府部门作为一方当事人，出面替拆迁人抵挡。被拆迁人本来在拆迁协议中与拆迁人尚且是平等的协商双方，还有谈判的可能，但是当纠纷的解决意味着拆迁人却要面对强大的行政主体，能得到满意解决的可能性大打折扣。本来是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却变成被拆迁人、拆迁人、政府三方面，不仅仅涉及民事，还包括行政纠纷，实际上对被拆迁人不太有利。
3、司法权介入，能否真正保护被拆迁人利益？
当房屋拆迁过程存在纠纷已经到了需要司法权介入（即行政诉讼）来进行裁决之时，实际上公民权是否确实遭到侵犯就处于一个不确定的阶段，需要等到司法的裁判结果才能下定论。那么这个时候争议焦点，即房屋所有权也应该处于不确定状态，拆迁行为按理不应该贸然继续进行。但是，对于争议期间，拆迁是否停止执行，《管理条例》却给了我们否定的回答：《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依照本条例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也就是说，只要拆迁人已经给与拆迁补偿或者安置用房，即使被拆迁人不服、不接受，提起了行政诉讼，房屋强制拆迁这一实质性的行为仍然不停止执行，即“不管最后结果对不对，先执行了再说”，这实在是让房屋拆迁中对被拆迁人利益的保护有走过场之嫌，试想，一个暂且还存在着争议的行为法律却在争议期间给予默许，等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变相支持这一行为。且不说司法裁判被拆迁人的胜算有多少，即使司法的最后判决是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的话，其利益实际上已经不能完全保护了，因为房子已经被拆了，只能从经济补偿等其他方式去实现。
司法权往往是社会中公民利益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我们在城市房屋强制拆迁制度中却看到，司法权被虚设、被回避了，司法权介入之后拆迁行为依旧我行我素，这最后一道防线也显得十分脆弱，实在是有些悲哀。
4、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的“多面手”？
在整个房屋强制拆迁过程中，我们看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异常地活跃，最开始核发许可证的部门是它，而当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拆迁协议达不成要进行行政裁决时，裁决主体是它，房屋所有人在裁决期间没有拆迁，它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甚至在实际操作中，其本身就是拆迁主体。用一个比喻形象地说，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但是这场“运动会”批准者，而且在操作过程“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管理部门拥有一个“多面手”的角色是不合适的。在强制拆迁的利益博弈中，公权的享有者和行使者是政府有关部门，主要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相信政府是“大公无私者”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我们不应该忽视或回避政府的“经济人”特性。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不仅拥有自己的合法利益，而且还在积极的谋求种种非法利益，如寻租和设租利益等⑹。
很明显，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被赋权过多，权力过于集中，得不到有效监督，被拆迁人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
四、对城市房屋强制拆迁制度的改进及完善的建议
1、严格控制公权，保护私权—对公权力介入进行必要限制
在房屋强制拆迁过程中，各相关法律条文对公权与私权进行法律上配置实际上倾向于公权。《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均规定了公权的优位权，对私权的重视和保护完全不够。
行政法的核心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需要通过“控权”来实现，即行政法的核心理念是控制行政权力。因此，我们需要对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方面的公权力介入进行必要的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建设部颁布的2004年3月1日开始实行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从程序方面规定了很多有利于被拆迁人的制度规范，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被拆迁人权益的关注和保障。这应该是行政法在“控权”，保护公民私权的一个典范，但是，这些规定在调和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规程》只是作为《管理条例》的配套法规，法律效力不强。我们希望在《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控制公权，并对私权提供实在的保护。
我个人认为，法律法规对这方面的公权力介入的调整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对“公益拆迁”和“私益拆迁”清晰界定，公益拆迁中，公权力的介入是为了公共利益，应该以规范为主，限制为辅，而在私益拆迁中（比如房地产开发），公权力的介入要严格限制，行政主体应该是处于一个协调的中立者的身份，不应该作为一方主体参与进来，更不应该偏重于哪一方，因此，对这方面的公权力介入，要以限制为辅。
2、修改有关强制拆迁的相互抵触的法律条款
强制拆迁的法律条文，出现了相互抵触，其中，下位法对上位法有所超出，具体表现在我上文已经详细阐释的两方面：一、法律法规配置不合理，发挥实际作用的现行法规位阶太低，不符合《立法法》的规定；二、明显与上位法冲突。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两个明显超出上位法的地方：首先是对于宪法修正案中对征用权的规定“限于公共利益”范围有超出，然后对于行政主体在此过程中的赋权违背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关于“平等、自愿、公平”等相关内容。
有关房屋强制拆迁方面相互矛盾的法律法规需要予以纠正。法律条款之间的相互冲突、法律法规系统本身不相一致，不仅影响了法律效力的发挥，还给行政权力的非法侵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有必要对这方面的与上位法相互抵触的法律条款做出修改，保证法律系统的一致性。
3、行政强制拆迁的程序中听证制度的贯彻落实
程序的公正能够保证实体的公正，其独立的价值。城市房屋乃居民安居乐业的根本，属于重大的财产利益，应该保证被拆迁居民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语权。
程序公正需要对程序法加以深入细致和完善。这方面我认为非常值得探讨的，具有代表性，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具有操作性的，在于房屋拆迁中的听证制度的贯彻实施，这也是我在完善行政强制拆迁的程序主要想谈的一点。
现行规范性文件中也设置了听证程序，但是这不是一个必经的程序，所以应该在行政法规中规定强制拆迁必须有听证程序，以被拆迁人申请而启动。更为重要的是，保证听证为最后的裁判提供依据，被拆迁人提出的合理意见被政府所接受。而不能只是例行一个程序，对最后的结果不产生丝毫影响。
实际上，在本文开头的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一案中，当事人也申请过听证，但当事人的说法是“听证会就像过场一样，是为了听证而听证，并没有按照程序来，没有安排我的答辩，后来我抗议后才给了我时间⑻。”由此可见，房屋强制拆迁这一块的听证制度，走过场、当事人提出意见难、听证意见难落实等现象仍然很严重，需要很大程度的完善。
我提出的这方面建议主要有四个方面：
①扩大城市房屋拆迁的听证范围
从目前来看，中央及各省市的拆迁管理法中主要针对纠纷裁决和强制拆迁这两种行为举行听证，其他环节中尚未设计听证程序。各地在房屋拆迁立法中应扩大听证范围，注重听证效力，让听证这种各方意见集中地方式更多、更有效地运用在解决问题中来。
可喜的是，建设部2005年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规程》就对房屋拆迁工作中的听证制度做出了比较合理而详细的规定⑼，是在房屋拆迁听证制度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和探索。
②代表产生制度的完善
参与听证会的代表身份是听证会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因为“听”证，主要是听取利害关系人的“声音”，利害关系人能否参与到听证程序中来并充分发表其意见与建议是实现听证制度价值的核心问题。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仅规定了参加听证会的代表要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然而规范性文件中的这种粗略规定，在实践中就很难操作，甚至会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使听证会流于形式。因此，对于听证会代表选拔制度，需要加以细致规定，尤其是应具体规定相应代表的数量、标准和比例，在此基础上将自愿报名的产生方式扩大化，同时提高参加代表的基本知识和技术常识⑽。
③听证意见的落实，防止听证流于形式
听证程序流于形式，“听而不证”的现象非常严重。这几年，为了纠正这个问题，建设部颁布了城市房屋拆迁听证办法，规定城市房屋拆迁都必须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这种明确规定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的规定和过去那种暗箱操作相比，引人听证程序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如何保证听证会上能平等地收集各利益方的意见，经过合法的听证程序取得的听证笔录应怎样被赋予相应的效力，听证过程和后续意见处理的监督仍需要具体法规加以详细规定。
④听证信息的透明、公开及信息的平等性
在拆迁听证中信息的披露也是影响听证制度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现行的问题一方面是信息不够完全，真实，另一方面是听证会上拆迁人、被拆迁人、政府的信息不对等。
因此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一是信息要真实、完全，材料要易于理解和掌握。二是信息资料应提前发给代表并通过相关的媒体予以公开，以便与会代表能够提前做好准备，为其维护合法权益提供一种比较周全的制度安排。
总之，强制拆迁在现实生活中纠纷较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正确处理好公权力介入的问题，对适用行政强制程序进行拆迁的公权力使用过多过滥，因此常常会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同时，一方面大量本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问题都以行政方式解决，弱化了司法功能，增加了行政机关的压力。另一方面，行政权在拆迁中适用过广，行政强制的适用不合理增加了腐败和投机，容易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强制拆迁中行政行为的研究，严格廓清和限制其适用条件和范围，落实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应该进行精微的制度设计，杜绝现实生活中假借公权力介入侵害私人利益的情形。
限制行政权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公权力和公民权利两者平衡，具体在房屋强制拆迁中，对公权力的介入加以行政法上的规制，让被拆迁人有话语权，其个人利益能得以保护，达到公权力、公共利益和被拆迁人公民权利的平衡，才是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方面的行政法规所要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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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被强制拆迁.新浪新闻news.sina.com.cn/z/cqzndzh/
[10]在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贯彻以人为本-闵凡群-《法制与社会》2007年09期
注释
⑴赵红梅.房地产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43页
⑵《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7条：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⑷参见《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决”;第17条规定“被拆迁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市、县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
⑸参见《管理规定》第2条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
⑹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和谐，刘任平，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中图分类号:D922.1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7575(2005)01-0101-04
⑻参见《新京报》对“史上最牛钉子户”的采访实录
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篇5
论文关键字:城市房屋拆迁强制拆迁
2009年来从四川的唐福珍女士抵抗暴力拆迁引火自焚，到上海某拆迁户投掷汽油燃烧瓶暴力抗拆，中国强制拆迁恶性事件继续频发。其后，北大五位法学院学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或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称该条例涉嫌违宪。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己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争议最大、引起纠纷最多的一项制度。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构架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房屋拆迁大致分为四阶段:一是房屋拆迁的准备阶段，包括建设项目批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三个行政前置审批程序;二是房屋拆迁的决定阶段，包括拆迁许可证的审批和公告程序;三是房屋拆迁的协.苟及处理阶段;四是房屋拆迁的实施阶段。第三阶段中根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否订立补偿安置协议又分为三种情况(如图一所示):
1、顺利达成并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人对拆迁范围内的房屋予以拆除。
2、达成仲裁协议，但被拆迁人在规定期限内拒绝搬迁，拆迁人可以申请仲裁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申请法院先予执行。这种情形在实践中存在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逼迫利诱等情况，从而导致一系列行政侵权行为发生。
3、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由拆迁当事人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行政裁决。如果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若拆迁人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若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提讼而被拆迁人拒绝搬迁的，则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由裁决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可见，拆迁制度涉及到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行政强制等相关行政行为和房屋价格评估、拆迁补偿协议订立等一系列民事行为，涉及到政府、拆迁人、被拆迁人三方主体利益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稳定。因此，找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困境并进行制度重构显得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困境
(一)困境之一: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不健全
从宪法、法律到行政法规，国家实行征收的条件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然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规定缺失，导致部分房屋拆迁缺乏合法性依据。例如在一些商业开发而非直接受益于民的拆迁项目中，是否是”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就不存在直接依据。
依据《立法法》的规定，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包括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来实施。那么行政强制拆迁依据的《条例》，由于在法律渊源上仅属于行政法规，就与上位法《立法法》相冲突甚至违宪。虽然《物权法》第42条把房屋拆迁统一规定在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征收范畴中，却引发了一个更加深层次的思考:政府通过开发商业性项目获取私利难道也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吗?
(二)困境之二:政府主导型拆迁模式出现公权力滥用问题
政府在房屋拆迁管理别是在强制拆迁中的定位有失偏颇。不少拆迁行为中，存在拆迁人、拆迁许可证颁发人、拆迁受益人、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制定人与拆迁安置裁决人同为一个政府的情况。此外，政府相关部门也极易滥用权力干涉行政裁决结果。
(三)困境之三:拆迁程序设置与补偿机制不合理
我国现行拆迁制度之程序设计对被拆迁人的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保护不够，被拆迁人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拆迁补偿的范围偏小、标准低，程序和结果不公平性，加之各地拆迁补偿标准不一等等，都诱发和加剧了恶性拆迁事件频发。
(四)主要根源:没有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
目前《条例》并未对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分类规定，是导致房屋拆迁诸多矛盾纠纷的根源所在。公益拆迁一般指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拆迁，其中政府作为拆迁人与房屋所有人构成不平等的双方法律关系。除此之外都属于商业拆迁范畴。在商业拆迁中，拆迁人不是政府而是开发商，开发商和房屋所有人构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中政府不应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如何进行补偿安置有过多干预，更不能适用行政强制的手段来实施拆迁。拆迁人应当充分实行意思自治，按照市场规律来实施拆迁。
三、重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一)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确定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之基本分类
虽然我国法律、法规难以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但并不表示在某一具体领域也难以对公共利益作出具体界定。笔者认为此公益性可按实体和程序标准划分:实体标准即该拆迁项目以非营利为目的并得到公共使用、为公共所受益;程序标准即政府通过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方式由公众参与决策该利益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并且政府需就该公共利益充分说明理由。由此可见，1、通过制定《城市房屋拆迁法》对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的范围、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的基本分类统一规定。2、对于公益拆迁，政府必须尽量采取公开招投标或者拍卖的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并按公平原则补偿:对于商业拆迁，政府除了对开发商的资质以及拆迁进程合法监督外，不应再积极介入。3、对于是否采用强制权这个问题上，公益拆迁中应当允许强制执行权的存在，而商业拆迁应由法院来决定是否强制拆迁。
(二)以比例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为指导规范行政强制拆迁行为
比例原则包括了三个次要概念: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的比例原则。妥当性原则要求行政强制拆迁以立法规定的公共利益为前提。此外，根据法国公用征收的司法经验，强制征收的前提是权利人己受领补偿金。可见我国行政强制拆迁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才合法，一是必须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二是必须保证被拆迁人得到货币补偿或者拆迁安置用房;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要求在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选择对公民权利侵犯最小的方式。狭义比例原则又称均衡性原则，是指所采行为所引起的不利益应较行为所欲防阻之利益为低。房屋拆迁可得的公共利益必须大于预期损害才为合法。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完善如申请、受理、管辖、及回避制、制、职能分离制、听证制、证据制度等程序法的基本制度，特别是行政强制拆迁程序须更公开化、透明化，并保证公证机构参与证据保全过程。
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篇6
[关键词]城郊；农民房屋；拆迁；公共利益；法律完善
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是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一个必然要面对的问题。随着城郊农民房屋拆迁纠纷的逐渐增多，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的完善，越来越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对此，笔者将主要从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的规定现状、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行为性质分析、当前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立和完善城郊房屋拆迁法律体系的对策思路等四个方面对该问题予以分析论证，期望能对推进我国现时期的城郊农民房屋拆迁工作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我国目前有关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的规定现状
(一)法律中有关城郊农民房屋拆迁的规定
1、《宪法》中的相关规定
《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宪法》第十条、第十三条从根本大法的角度为建立城郊集体土地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奠定了宪法依据基础。
2、《物权法》中的相关规定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
《物权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物权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
《物权法》对构建我国城郊农民房屋拆迁制度产生了深层影响。城郊农民房屋拆迁实质是行政征收制度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城郊农民房屋拆迁制度的完善应受行政征收制度的指导和约束。《物权法》依据宪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3、《土地管理法》中的相关规定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
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
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音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四款的规定是目前在法律层面上关于城郊集体土地上农民房屋拆迁的较具体的适用规定，在这一条中，城郊集体土地上农民房屋被称之为地上附着物。
4、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除了《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在对城郊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拆迁时，往往利用城郊集体土地上房屋规划手续不健全等理由，依照《城乡规划法》对不同意拆迁的农民的房屋按照违章建筑予以。
例如，《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第六十六条规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可以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一倍以下的罚款：
(一)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
(二)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
(三)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第六十八条规定：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等措施。
(二)行政法规中有关城郊农民房屋拆迁的规定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除此之外，具体实施拆迁的地方政府能否找到其它的拆迁城郊农民房屋的法律依据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首先，地方政府能否依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或者某省市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规定对城郊农民房屋等设施进行拆迁?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省市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也类似，而农村的房屋设施并非城市国有土地上房屋设施，故不属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列。
其次，地方政府能否依据某个被批准的规划对城郊农民房屋设施进行拆迁?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为城郊农民的
房屋设施是农民的合法财产，它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受非法侵犯。按照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批准文件并不是法律，也就不能作为拆迁的依据。同时，批准规划也不等于批准拆迁。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即使建设项目被批准了，还必须要有土地使用权等批准文件，然后才能办理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城郊农民房屋也应如此，缺一不可。
最后，地方政府是否可以依据与农民签订协议的方式对其房屋设施进行拆迁呢?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城郊房屋与城市房屋不同，拆迁城郊农民房屋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变更，而这又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如果没有得到有权部门的批准，而仅凭拆迁协议就实施拆迁，则协议因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而违法。依据违法的协议进行拆迁，自然也是违法的。
拆迁与补偿必须依法而行。严格来说，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任何拆除城郊农民房屋的政府行为都是违法的。而在法律明确之前的过渡期，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严格根据《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来办理相关的手续，不能说不是当前城郊农民房屋拆迁依法行政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在城郊农民房屋拆迁的法律依据层面上，又有人认为城郊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的具体行为属于民事行为，可以不制定法律，理由是：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法律、法规规定，以强制的方式无偿取得负有法定缴纳义务的行政相对人一定金钱或实物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强制性使用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或劳务，并给予一定补偿的具体行政行为。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是由于国家征收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所产生的，只有国家有权征收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可以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新的土地使用者(可以是国家、单位或者个人)为了有效使用土地。就需对该土地上原有的建筑进行拆迁。所以土地征收征用和房屋拆迁是两个独立的行为，进行理论研究时应将两者区分开，做到化繁为简，以便于更好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拆迁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就有关安置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并履行协议的活动，其本质是一种民事行为。因此，拆迁不是国家对公民财产的征收，对拆迁活动进行规范可以不制定法律。
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上述意见，因为关于城郊集体土地上农民房屋拆迁，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调整。《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四款对征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作了规定，但它不是专门针对集体土地上农民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而且也不太具体。现行城郊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中适用的主要是各级地方人大、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及部门的文件。不仅这些法规规章内容简单，许多问题在法律上是空白的，而且这些法规规章本身与我国的《立法法》是矛盾的。《立法法》第八条第六项明确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狭义的法律)。同时，《立法法》第九条规定，对上述事项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授权给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目前，青岛市和武汉市制定的地方规章，杭州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等等，既非狭义的法律，也非行政法规，与《立法法》的规定是矛盾的。实践中各地出台的有关农村房屋拆迁的办法或者规定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但并不符合《立法法》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呼吁中央立法机关应尽快完善农村特别是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方面的法律，使城郊农民房屋拆迁工作有“法”可循。
在拆迁的依据问题解决了之后，拆迁房屋的补偿问题就成为一个农民非常关心的问题了。正当合理的补偿是得到农民认可的重要前提。但是目前，我国法律还缺乏对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补偿标准的相应规定。有的地方则按照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进行。应该说，按照行政法中最相类似的比照原则，在对城郊农民拆迁房屋进行补偿时，参照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才是最合适的。我们更期待有权部门能填补此方面的立法空白，尽快制定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给被拆迁农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依据。
总之，发展地方经济固然重要，但这种经济利益的获取必须以保护好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因此，在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过程中，只有地方政府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农民个人权益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双赢。
二、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行为性质分析
(一)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农民房屋所有权分属不同的主体
1、城郊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在我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房屋所有权属于不同的主体。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八条之规定：农村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范围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因此可以说，农村中土地除极少部分为国家征收后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外，所有权主要归集体所有。
2、城郊农民房屋的私有财产性质。房屋归公民个人所有，属于农民私人财产。《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而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加大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强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3、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农民房屋个人所有对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行为的影响。征地行为是政府行政行为，而城郊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不仅具有行政征收的性质，其在一般情况下是由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业主与房屋所有权人协商进行拆迁及补偿，在法律上是一种准民事行为。然而在实践中，却往往由政府在征地时一并对房屋进行强制拆迁，甚至按违章建筑予以，从而造成政府的违法行政和房屋所有权人的利益受损。究其原因，对城郊集体土地和农民房屋的财产所有权在认识上存在混淆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城郊农民房屋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的联系与区别
1、城郊农民房屋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的联系
笔者认为，不管是城郊集体土地上农民房屋拆迁还是城市房屋拆迁，其本质上都是一种行政征收行为，其拆迁行为本身都需要国家法律层面上作出规定。不能因为房屋在城郊集体土地上，拆迁就不是行政征收行为，而在相邻地段
的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就是行政征收行为。其实质上均是行政主体为了国家和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强制的方式取得行政相对人的房屋，并给予适当补偿的行为。不少被拆迁人甚至学者并不了解有关征收的法律制度，认为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平等协商的民事行为，与政府无关，而只要是自己产权的房屋，不想拆迁就可以不必拆迁，这种对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的理解是错误的，屡屡使拆迁工作陷入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宅基地上的房屋是作为征收的对象，适用征收规则，还是不作为征收的对象，按照“宅基地上的房屋所有权随着宅基地使用权终止而缺乏正当根据，于是消灭”的路径解释?这两种解释都说得通，笔者更愿意将房屋作为征收的对象，理由在于：第一，我国现行法将土地和房屋作为两个各自独立的物，为采取土地征收和房屋征收的二元模式提供了前提；第二，由于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国家，城市的房屋拆迁不涉及土地征收，只适用于房屋的征收制度，既然如此，将房屋征收独立于土地征收，有利于建立统一的房屋征收制度：第三，便于将土地征收的补偿款和房屋征收的补偿款分别支付，利于房屋所有权人实际获得补偿款。
2、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行为往往与征地行为联系在一起，与城市房屋拆迁相比，被拆迁房屋占用土地的性质不同
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以及实践，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行为往往是与征地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只是土地征收行为的一部分，而从法理上讲，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应与征地行为区分开来，因为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城郊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本身同城市房屋拆迁一样也是一种独立的行政征收行为，只不过其产生往往是由征地行为而产生的。但其与城市房屋拆迁行为也不是没有区别，两者的区别在于被拆房屋占用土地性质不同，在法律上由于城市房屋占用的土地本身属国有，不存在征收问题，而城郊房屋占用的集体所有性质土地，在法律上也应予以征收。
3、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行为是融合了民事行为的行政性质行为。因为在实践中，拆迁本身从法律层面讲是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行政征收行为，但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一般被认为与民事法律行为联系密切。从拆迁发生的原因考察，其可以归结为土地的所有者――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向土地使用权人征收土地使用权。由于土地与其之上的建筑物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国家要征收土地使用权必然会牵涉到这部分土地之上的房屋的拆迁问题。《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宪法》第四次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第十条第三款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种国家征收行为是典型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所作的法律行为。有人认为房屋拆迁的当事人是国家和被拆迁人，可能是将国家征收或者征用农民土地与房屋拆迁两个独立的行为混为一谈。还有人认为征地拆迁总体上是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是行政行为，这一行为的标的是土地，至于房屋拆迁，则作为集体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过程中对地上节时着物进行补偿的内容，整体上仍然包含在集体征收或者征用这一行为之中。这一观点将房屋拆迁行为视为集体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行为的从属行为，否认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行为的独立性，笔者实难赞同。
此外，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房屋拆迁过程中存在政府及有关部门大量的行政行为，如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核发：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补偿安置问题不能达成协议时，有关土地房屋管理部门负责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裁决等等。
综上所述，在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行为当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拆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所与民事行为联系紧密，但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房屋拆迁这一行为本身是政府行政征收行为的性质，因此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行为是融合了民事行为的行政性质行为。同时还应严格将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行为与拆迁发生的原因――国家征地行为区分开来。
三、当前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规定末形成独立体系，散见于有关征地补偿法律法规中
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已随着法制的逐步健全而逐渐规范，并形成一个独立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法规体系，与城市房屋拆迁不同，我国城郊农民房屋拆迁的法律规定由于种种原因还散见于《物权法》、《土地管理法》以及各地地方人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行政规章中，亟需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体系，建立起城郊农民房屋拆迁的法律体系。
(二)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够完善
1、“公共利益”规定过于宽泛，操作性不强
首先，“公共利益”失之过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而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国有土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仔细推敲可以发现：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国家以“公共利益”之名征收或者征用后，可以为单位或者个人建设使用。而何种建设可以申请使用国家征收或者征用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并没有做出规定，导致了公共利益的外延极为膨胀。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出面征收或者征用土地建立开发区以招商引资，迫使农民拆迁，这直接导致了土地征收征用权及农民房屋强制拆迁权的滥用。
有人指出公共利益的层级性理论：按建设项且本身计划审批的效力分类，可将拆迁的“公共利益”分为三个层级：高层级的公共利益、中层级的公共利益和低层级的公共利益。其中高层级和中层级的公共利益是直接的，而低层级的公共利益是间接的。考察国外的做法，法律普遍规定：国家征收或者征用土地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目的，而公共利益又明确限定为：国防、政府设施以及直接的公用事业，如教育、交通、环保等项目。笔者认为，“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想要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是极其困难的，而可行的做法是：规定哪一主体有权对“是不是公共利益”进行界定。并应当对界定“是不是公共利益”的程序加以规定。出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考虑，不宜对公共利益解释得过宽。上述公共利益层级性理论，试图解决滥用公共利益的问题。遗憾的是，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如此划分不可能网罗所有现象，然后再对各种现象进行层级归类。而且，高、中、低层级公共利益的界限难以
明确。还应当指出的是，公共利益是个整体的概念，无所谓高、中、低之分。因此这种划分本身就缺乏科学根据，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其次，是现有城郊房屋拆迁没有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由于区分不明，实践中因基于公共利益的征收补偿标准低，商业征收的补偿标准高，导致许多商业征收借公共利益的幌子，谋求高额商业利润，损害群众利益。按照我国《宪法》第十三条，只有为了公共利益，国家才可以依照法律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也就是说，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拆迁，国家权力才可以介入，才可以行使强制手段。如果纯粹属于商业利益，应在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基础上，具体征收拆迁由开发商和农民平等协商。现有法律法规不论公益私利，都允许国家行政权力介入，与前述根本原则相矛盾。试问：在市场体制下，开发商开发房地产是为了营利，有什么理由强制要求别的单位和农民为此牺牲利益呢?正因为没有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一些地方的商业拆迁行为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大行其道，商人借助公民赋予官员的公权损害了公民的利益。
2、补偿安置规定方面存在问题有待完善
在这个问题中，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安置问题和补偿问题。
首先，简要谈谈安置问题。各地对安置方式的规定很不一致，杭州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方式仅仅是两种，即迁建安置和调产安置；但有的地方如北京有三种安置方式，即货币补偿、房屋安置及另行审批宅基地。虽然现实中选择货币安置的可能性很少。但作为一种安置方式，作为被拆迁人的一项自利，如果在法律上不作出规定，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其次，我国现行城市房屋拆迁中，被拆迁人对安置方式的选择权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中，许多地方的法规规章都忽视了安置方式的选择权。
第三，制定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标准的权力下放，各自为政，补偿标准高低无据，随意性极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但有的地方转授权于下级政府，有的地方由市县级政府部门擅自制定补偿标准。这些都是违反《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的。
第四、补偿价格偏低，补偿范围不明确，各地补偿标准不统一。目前只有北京、上海等个别地方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补偿范围进行了规定。大多数地区对此并没有规定。房屋区位差价、商用营业房停业损失、房屋预期价值没有得到足额补偿。因此，在实践中，拆迁人仅就房屋进行补偿，对其他损失不进行补偿的作法，有违公平原则的。房屋区位补偿金，是房屋拆迁中对房屋所处地理位置所给予的补偿，是对房屋本身的补偿。城郊农民住房不仅具有居住价值，还具有增值价值和出租价值。这部分损失，从合理补偿的角度来说，应当列入补偿范围予以补偿，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拆迁补偿仅是适当补偿，补偿费用和标准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现有法律法规的拆迁补偿原则是适当补偿，但是在实践中却不断出现变适当补偿为象征性补偿的作法，一些人在借适当补偿之名行损害被拆迁入利益之实。行政法理论上有两种补偿学说，适当补偿说认为“法律并不一定要求全额补偿，只要参照补偿时的社会观念，按照客观、公正、妥当的补偿计算标准予以补偿，就足够了。”完全补偿说认为，“应按作为征用对象的财产的客观价值予以全额补偿”。基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笔者主张对被拆迁人进行合理充分补偿。被拆迁人在城郊房屋拆迁中所受的利益损失是为了满足能够房地产开发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无论是出于公益目的还是商业目的，拆迁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更大的利益；政府不仅改善了城市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还获取了大量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房地产开发商赚取了巨额利润；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享受了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多方及被拆迁人除外的整个社会都通过拆迁而受益，完全没有理由仅仅对被拆迁人进行适当补偿，使被拆迁人成为拆迁活动的利益受损者。在补偿费用和标准方面，由于“政府采用土地基准价格加房屋重置价格确定的补偿标准，而政府是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制定的基准价格和重置价格。”所以导致对被拆迁人补偿的费用普遍偏低。
另外，拆迁补偿也不及时。“房屋拆迁补偿不及时的情况在我国非常严重。拆迁人往往在还不具有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的资力时，就开始拆迁行为，导致被拆迁人长期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对被拆迁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
第五、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制度形同虚设。从实践反映的情况来看，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制度形同虚设。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的定位本来应当是有独立意志的社会中介组织，在2000年以后房屋价格评估机构也完成了与政府部门的脱钩改制，但由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绝大多数由政府职能部门的下级部门发展而来，虽然形式上实现了与政府脱钩，但在人事、财物等方面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在对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进行评估时难免会受行政意志的影响，不能做到独立、客观的评估。第二，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在经济利益上受制于拆迁人，作出的价格评估往往有利于拆迁人。“评估机构为了迎合拆迁人的要求，往往故意压低被拆迁人房屋的评估价格，做出不利于被拆迁人的评估结果，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这种违背市场公正性要求的行为使得价格评估制度被拆迁人所操纵，而被拆迁人的利益却难以通过价格评估得到实现。
第六、拆迁裁决制度的异化。目前的拆迁裁决制度不仅为被拆迁人所诟病，也被学界广泛质疑。究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行政机关在拆迁裁决中没有保持中立，而是偏袒拆迁人，所作出的裁决结果往往对拆迁人有利。第二，裁决前置使被拆迁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变窄。在被拆迁人和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形下，行政裁决成为唯一的争议解决方式。因为被拆迁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被拆迁人对裁决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话，司法机关也并不会处理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争议而只审查行政机关作出的拆迁裁决是否具有合法性。
3、对符合拆迁条件的拆迁行为，钉子户不让拆迁，政府通过法律手段予以拆迁方面缺少法律规定
钉子户是我国房屋拆迁的“顽疾”，在政府与被拆迁人的关系中，一般是政府居于强势地位，可能对被拆迁人进行强制拆迁，甚至野蛮拆迁。但有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符合拆迁条件的拆迁行为，被拆迁人死搅蛮缠，成为政府无可奈何的钉子户，向政府索要高额的补偿款。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征用工作实践中，有一部分符合“公共利益”的公益事业用
地，如某地学校用地，手续已经合法批准征用，涉及被征地29户村民中，已有28户同意征地并接受土地和房屋拆迁补偿，却因为一个钉子户的无理搅闹拒不接受补偿而无法实施征地拆迁。而依照目前的法律法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机制及房屋拆迁强制执行裁决机制并未有效建立，法院对类似问题也不受理，理由是对此进行裁决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
四、建立和完善城郊房屋拆迁法律法规体系的对策思路
(一)建立起独立的城郊房屋拆迁法律法规体系
笔者认为，按照《立法法》关于对公民财产进行征收应制定法律依据的规定，我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在各地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规定实施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参照《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制定国家层面的《城郊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法》，该法应明确城郊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拆迁及管理主体、拆迁补偿安置要求及内容、拆迁程序、拆迁救济渠道及方式五部分内容。具体来讲，一是应以保障城乡科学发展、维护城郊农民合法财产权为指导思想，明确为公共利益而强制拆迁的原则、合理充分补偿的原则、补偿安置到位再拆迁的原则、依法依程序拆迁的原则。二是明确为拆迁的主体是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拆迁机构，拆迁管理主体是市、县地方政府的规划建设主管部门。三是明确拆迁补偿应做到与市场价格基本一致，采用拆迁双方共同聘请的专业房屋评估中介机构评估的方式确定被拆房屋补偿价格。安置方式可以为货币补偿安置，也可以为房屋置换补偿安置，但补偿的总体要求是做到合理、充分。四是明确城郊房屋拆迁的申请、审核、批准许可、实施事后监管、救济等各项程序。五是明确被拆迁人对拆迁行为本身及拆迁补偿安置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裁决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有畅通有效的救济渠道。
(二)完善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法规规定
1、明确“公共利益”界定，规范强制拆迁行为
我们当前的城郊房屋拆迁(包括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并非单纯的法律不完善问题，还有很深的制度难题。《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从事城郊房屋拆迁行为的首要条件。但是物权法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从新闻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对物权法中是否应当对“公共利益”的内容做出明确界定，一直存在争议，最终物权法没有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做出具体界定。因为从本质上说，“公共利益”是一个类似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弹性条款的概念，难以在法律上对其内容加以明确界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公共利益的外延宽泛。公共利益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如国防、政府机关、公共卫生、教育、交通事业、水利事业和慈善事业等，它更多代表的是社会的福祉，包括教育、卫生、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利益。
(2)公共利益的内涵不断发展。从内涵上讲，公共利益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具有不断发展的特性，可以说是类型繁多，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实践中，理解和尊重公共利益主要是看大多数公民是否客观上受益，并逐渐反映成为社会公共政策的需要。例如，在几十年前，很多国家并没有把消费者利益看作公共利益的范围，认为这纯粹是一个商业利益问题。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随着世界各国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加强，很多国家的判例和法律规定，逐渐承认消费者利益也是公共利益保护的对象，这就表明公共利益的内涵在不断扩大。
(3)公共利益的内容不确定。由于公共利益的概念包含着“公共”与“利益”两个始终有争议的元素，这就使得对公共利益的探讨困难重重。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含糊的术语，它难以进行明确的界定。帕森斯指出，应该注意公共利益这个词组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可用来指与有关情境的系统价值一致的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的另一种含义是专指政治方面。”安德森指出，“包括政治科学家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能对这个概念进行一个普遍接受的和客观的界定。”而黛博拉?斯通的论述，则更直接地表明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在什么是公共利益的问题上，永远不能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公共利益有如一个空盒，每个人都可以往其中注入自身的理解。”布坎南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认为个人偏好只有个人知道，不存在所谓的普遍愿望或公共利益。
另外，从概念上讲，利益内容本身是一个价值判断的对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例如，要拆除某个地方的居民小区建造一个医院，一些人会认为此种行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另一些会认为，保留原来居民区的特征，维持原有的风貌，从而保护城区的历史，可能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共利益。以上说明，对于公共利益理解的不同，是因为人们做出评价和判断的角度不同。所以形成公共利益的内容不确定。
(4)公共利益的层次复杂。在法律上对公共利益类型化是十分困难的。公共利益中包含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如国家安全利益等)，不特定人关于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利益，消费者利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安全等等。这些利益本身有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公共利益，保护的力度也不同。如果各种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法律上需要解决的是，如何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这就需要分析公共利益的层次，优先保护更高层次的公共利益。
鉴于上述原因，物权法对公共利益进行了抽象的表述，没有采用正面界定和反面排除的方法规定公共利益的内涵，无论从立法技术和操作实践来讲，都有其合理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城郊农民房屋拆迁制度时，适时适地，合情合理地把握“公共利益”的丰富内涵。
就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将商业利益的开发界定为公共利益显然不妥，但将包含商业利益的拆迁行为简单地界定为不属于公共利益，对“钉子户”极端的行为和要求一味迁就，似乎矫枉过正，必然会产生城市发展受阻、拆迁补偿难以公平进行的局面，进而可能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城郊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法》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除了要参考《宪法》、《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外，更需要规定什么情况属于为了公共利益进行拆迁补偿?如果发生争议，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如何?笔者个人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确定公共利益：
第一，国家因修建铁路、公路、医院、学校公共娱乐场所、绿地等为全体居民利益而征收房屋的，属于为公共利益。
第二，符合城乡总体规划，符合城乡发展，不存在重复性建设，能够为城乡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的规划方案，政府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向农民公布，并据此以
符合公共利益征收的，也可以认定为公共利益，但向农民公布的规划方案不得改变，农民对此不服的，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第三，包含商业利益开发，已经办理相关拆迁、开发许可，并依法给予被拆迁人足额补偿，且仅有极少数拒不拆迁的，一旦拆迁人申请强制拆迁，可以认定属于公共利益。
第四，依据公共利益需要拆迁城郊农民房屋的，必须规定征收的法定程序，并规定，一旦违反法定程序，即不再属于征收问题，政府应作出高于征收数额的赔偿标准。
第五，依据公共利益需要拆迁城郊农民房屋的，必须规定足额的补偿标准，农民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对补偿标准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第六，赋予法官最终确定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权利。主要赋予法官依职权在审理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有权确定调查对象和调查群体，并以据调查结果作出最终的判决。
总之，要做到既保证城乡发展的需要，又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并在拆迁过程中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按此原则，制定出既符合《宪法》、《物权法》相关公共利益的精神，又符合现实社会，还能保证法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和程序。
2、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设定应科学、公开，充分协调农民和拆迁人的实际利益
从总体上说，凡行政补偿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立法上对于间接损失的补偿大多予以肯定，只是在具体规定方面不尽相同。在法国，“公正的补偿要求被征收不动产的所有者及其他权利人的全部损失都能得到补偿”。我国向来不承认完全补偿说，但我国现有的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连合理补偿、适当补偿的标准都算不上，实际上只是一种“抚慰性”补偿。笔者认为，房屋拆迁补偿即使不能恢复房屋的原有价值，也应当使被拆迁人与原有经济地位大体相当，即不能使被拆迁人的生活状况有显著的降低，这才符合公平的要求。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中明确规定补偿的基本原则――合理充分补偿原则后，还必须明确补偿标准的制定原则，即以被拆迁房屋的市场价格为主要标准，公平、公正、公开地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在补偿的具体方式上，被拆迁人可以选择实行货币补偿或者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但无论是采取货币补偿还是采取实物安置，关键是要明确对被拆迁人权益的保障，从“重建设、轻补偿”的观念转变为“建设补偿并重”的观念，切实从法律制度上解决对被拆迁人利益保护不够的问题。
拆迁评估也必须要进一步规范并充分发挥作用。房屋评估，是房屋拆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房屋评估报告直接关系到被拆迁人的房屋补偿价格。因此，房屋拆迁必然要涉及到房屋评估的问题。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中，也应当与城市房屋拆迁一样，确立被拆迁入对评估机构的选择权。这是公平评估的程序保障。同时，还应当由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定期每年公布房屋评估的重置价格标准，供评估机构作为评估时的依据。同时，还应当对评估机构的资质，评估的基本原则、评估程序的基本要求等作出规定。
3、建立健全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许可制度
一是严格设定发放拆迁许可的条件。目前发放拆迁许可的条件较为宽松，导致前几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居高不下和拆迁活动的不断增多，不利于调节宏观经济和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因此有必要严格设定发放拆迁许可的条件以抑制房地产业的投资过热从而使拆迁许可起到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作用。有学者提出，在商业利益拆迁中，应“将大多数拆迁当事人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拆迁人已履行协议作为拆迁许可证的法定条件。”笔者认为，这一主张一旦在今后的立法中得以确立将对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起到重大作用。二是改现有的拆迁许可审查方式为实质性审查并严格审核拆迁申请。许可机关对于拆迁申请不仅要看申请人所提交的书面材料是否齐备，还应对相关文件、手续、证明、方案等进行实质性审查，根据《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依照法定权限、条件、程序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拆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查，以验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另外，许可机关还应加强内部监督，保证工作人员能遵纪守法、恪尽职守，做到对拆迁许可的严格审核，防止将拆迁许可证发放给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拆迁申请人。
4、健全城郊农民房屋拆迁程序规定
程序公正方能确保实体公正。目前一些地方拆迁中出现严重损害农民权益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程序的混乱。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法律关系中，有的地方政府集法规制定者、参与者、裁判员于一身。使农民的公平受偿的权利至少从程序上得不到保障：在城郊农民房屋征用补偿标准制定方面，本无制定补偿标准权力的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以行政文件、命令、通知制定或决定适用某种标准，以此处分农民私有财产的现象存在：在确定房屋价格、补偿标准方面，公开性、透明性有待改进。
要解决上述问题，第一，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制定法律，对城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等问题作出一般性规定。其中明确各地方有权制定具体“补偿标准”的主体，严禁其他部门或个人私设标准；按照市场价格对农民房屋作价补偿，允许各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具体的补偿价格有所不同。建议引入听证制度，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当事人对评估价格有异议时，应有权申请重新评估，对重新评估的结果仍有异议，有权申请召开听证会对评估的依据、事实进行听证。当事人提出听证的申请，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听证。第二，必须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领域。目前，只有《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在城市房屋拆迁领域建立了听证制度，至于《行政许可法》中确立的许可听证制度则还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是《规程》中的听证只适用于拆迁裁决和强制拆迁，而且还没有切实推行。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在城郊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过程中，也实行了行政听证，但适用领域仅仅在强制拆迁过程中。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社会中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制度，它强调行政决策过程的公开和相对人在行政主体作出行政决定前的参与，要求行政主体要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在行政决定中反映出当事人的意志。为了体现民主和保证行政权力的正确行使以保护被拆迁人权益不受任意的侵犯，笔者认为有必要扩大行政听证在城郊农民房屋拆迁中的适用领域。具体而言，首先要建立拆迁决定的听证制度。即行政主体“在正式作出拆迁决定前应依法举行听证会，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然后在此基础上公告征收决定，明确拆迁对象、拆迁范围、拆迁时间、拆迁方式等。”这样可以避免以往行政主体在作出拆迁决定过程中的专擅垄断，有利于被拆迁人制约行政权力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其次就是各级行政机关要落实《行政许可法》的许可听证制度，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规范
拆迁许可证的发放程序。第三，建立健全城郊农民房屋拆迁行政裁决机制，同时保留被拆迁人自由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对于符合条件的拆迁行为，农民不让拆迁，政府可以启动拆迁裁决程序，但同时必须赋予被拆迁人选择权，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应允许被拆迁人既可以申请行政机关依法裁决，也可以以拆迁人为被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于现行的拆迁裁决制度排除了被拆迁人在与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从而在实际上否定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准民事性质，使得被拆迁人对裁决不服只能选择与裁决机关对薄公堂，将被拆迁人置于与行政机关的对抗中无疑是加大了被拆迁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难度。有论者认为，由于当前的拆迁裁决制度“没有从根本上切断政府与拆迁人的利益联系，仍难以在制度上保证政府在裁决中处于中立地位。”所以，应当“废除行政裁决制度。”笔者认为，在现行的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安排中保留行政裁决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但须为被拆迁人寻求司法救济扫清前置障碍，允许被拆迁人自由选择权利救济方式，为其设置行政和司法双重保护。理由在于：
①行政裁决的高效率。以行政裁决的方式能够较为迅速地解决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问题，使被拆迁人的权益得到及时的保护。而如果被拆迁人诉诸司法解决，则将遭遇繁杂的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更令他们不堪忍受的是漫长的审判周期。对于被拆迁人而言，“迟到的的正义便不再是正义!”因为他们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即将被侵犯，所以被拆迁人希望权利义务关系能尽快确定下来，而不是出现久拖未决的情况。这就要求权利救济方式具有高效率，能够快速地定纷止争，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行政裁决正好满足了被拆迁人迫切期待争议得到解决的需要，因此其存在是必要的。
②拆迁活动与行政管理的关联性。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在短期内行政权力仍将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今后即使城郊农民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得到规范完善，可以预见政府在城郊农民房屋拆迁中仍将会起关键性作用，所以废除行政裁决缺乏可行性。况且，“当今行政机关处理裁决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这样一种重要的行政作用方式，已被人们所接受。”
行政机关对拆迁人的袒护使裁决结果往往有利于维护拆迁人的利益，但这还不能成为行政裁决被废除的充分理由。毕竟，裁决前置才是拆迁裁决被歪曲的制度原因。因此，应当加强行政法制监督，改进行政裁决工作，规范行政权力在裁决中的运用，做到依法裁决和公平裁决，以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为整个行政裁决制度的中心。
5、建立健全城郊被拆迁房屋农民的基本生存权益保护相关法律制度
(1)逐步使城郊被拆迁房屋农民的身份变为城市居民。经过多年城市扩张征地，土地已所剩无几，城郊农民一般靠出租被拆迁的房屋赖以为生。房屋被拆后，这些农民有必要进行身份的转换，并获得新的谋生手段和工具，才能很快融入城市化社会中。否则，房屋被拆之时也就是贫困的开始。从当前城郊房屋拆迁情况来看，基本上倾向对农民采取的一次性的货币补偿方式，城郊被拆房屋农民最显著的特征是土地的大部分或全部丧失，造成了身份与职业的脱离，是农民身份却丧失了土地，是市民身份却没有适应的职业，未获得赖以谋生的手段，在城市化建设中找不到就业岗位，仅剩的出租房屋收入的丧失，必然导致其逐步贫困和不被社会认可。反过来，贫困会削弱其谋生能力，又导致其进一步的贫困，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就需要从法律和制度的角度，在房屋拆迁后完成这些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使他们获取在工业化社会中的自生能力。这就要求立法机关要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实施城郊房屋拆迁的地方政府积极转变职能，建立健全城郊被拆迁农民身份转换的制度性建设。同时，对于这些转为城市户籍的农民，实行社区化管理，在实质上让他们享有同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为其创业和就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具体可规定一定的条件，如村民房屋被拆迁后累积被征地数量占原村庄土地总面积80％及以上的村，应按规定撤销村建制变更为居民委员会建制。村民可按照自愿原则向公安部门申请办理“农转非”手续。对未撤村建居区域的被拆迁房屋农民，经本人申请，也可办理户籍“农转非”。对不愿“农转非”的被拆迁房屋农民，政府要尽快完成制度建设，使这些农民在就业、培训、管理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优惠政策与服务，帮助其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完成角色转换。
(2)按城市化的标准建设“安置房”，安置被拆迁房屋农民。一是统规统建安置。即政府在被拆迁范围内专门规划出一块商业价值高的土地，在征求大部分被安置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完善、经济适用”的原则，建设被拆迁房屋农民“安置小区”，并把安置小区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统一进行规划建设，由政府筹集资金集中兴建。对每名被拆迁人员可按20―30平方米的标准安排安置房，每户还可获得一间用于经商的门面，这样被拆迁农民就可在获得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住房的同时，还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为实现专项资金的滚动使用，对安置房按成本价计算、商铺按市场价计算，在被拆迁房屋农民的补偿金中抵扣。二是统规自建安置。即在被拆迁范围内划出部分地段，统一进行规划，供被拆迁农民选择统规自建。失地农民除得到拆迁补偿、安置费外，在统规自建的有关费用上采取地方政府投入基础设施或财政适当补贴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失地农民安置成本。三是对经济上特别困难的被拆迁户，拆迁补偿费用远远满足不了以上两种安置所需费用，就在建设城市廉租房时，把这些困难被拆迁户考虑进去，以较低的价格或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出租廉租房给这些被拆迁农民居住，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通过采取以上三种方式，使城郊被拆迁农民住有所居，并成为城市新的居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尽快融入城市建设行列，使其享受到城市化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加快城市化的发展。
(3)建立保障城郊被拆迁房屋农民就地就业法律制度。为妥善解决城郊被拆迁房屋农民的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问题，维护其合法权益，保持社会稳定，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各地方政府应尽快制定出台城郊被拆迁房屋农民就业培训工作方案，以这些农民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以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促进这些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为目标，按照“政府统筹领导、劳动保障主办、社会各方配合”的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展免费提供就业培训，努力提高培训学员的实际就业能力。培训结束后，组织学员参加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由城市劳动保障部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负责考核，考核合格者发给通用的《职业
技能培训结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为其在城区内就业提供有利条件，努力营造良好的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服务环境，努力提高城郊被拆迁房屋农民转移就业率，促进社会稳定。同时，还要大力开发城市管理公益性岗位，如保洁、保安、保绿、公共设施养护以及社区提供的非营利性文化、教育、体育、医疗、保健、托老、托幼、托残等公用事业服务性岗位，城市管理、劳动保障、公共交通、社会治安、民政、卫生监督、环境保护、人口计生、工会组织等部门提供的协助管理性岗位等，促进这些被拆迁房屋的农民就业。对这些被拆迁房屋的农民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比照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核发《再就业优惠证》，享受一定年限内的免征营业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等优惠，免缴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所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确保这些农民“房屋被拆不失业、长远生计有保障”。
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房屋拆迁;补偿机制
一、现阶段农村房屋拆迁的现状
1.拆迁程序不规范
实践中，拆迁程序需要严格报请相关部门审批，程序复杂，过程繁琐，报批环节多，耗时长，用地单位常为了追求效率和政绩，不严格按照程序履行审批报批手续，而大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不能充分了解相关手续和程序，常处于被动接受地位。虽然这样节约了时间成本，且迎合了政府快速做出政绩，却严重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
2.房屋评估不规范，存在抢修抢建等违法现象
对拆迁房屋补偿时，一般按被拆除房屋面积、价值及家庭人口数量综合评价，补偿相应金钱或房屋安置。在某些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是，某些农民为了更多拆迁补偿，在评估人员评估被拆迁房屋前，对房屋突击装修，乱搭乱建违章建筑增加房屋价值，抢种价值高的树木等。这种行为不仅大量浪费物质资源，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并且对其他村民是不公平的。对这种违法抢修抢建现象，需要乡镇政府人员以及村干部加强监督管理。
3.补偿标准不合理，农民后续生存问题难以保障
补偿问题是拆迁工作的核心，拆迁方与被拆迁方关于补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常会引起纠纷。总体上，我国现在实行的有两种补偿机制：金钱补偿和房屋安置。政府安置的产权调换房屋大都需要农民补足差价，会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使农民生活水平因拆迁而降低，而引起农民的反抗情绪增加拆迁工作难度。另外，当房屋被政府征用后，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他们大都没有一技之长，其后续的生活无法保障。如何保障农民的后续生存问题是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二、农村房屋拆迁问题法律层面原因分析
在农村房屋拆迁工作中，农民合法利益得不保障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
我国没有一部专门规范农村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仅有国务院针对城市房屋拆迁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中缺乏专门具体的法律适用导致拆迁程序不规范。并且，农民对房屋的私有财产权在没有法律依据时无法得到充分保护。如果按照城市房屋拆迁标准对农村房屋补偿是不合理的，势必使农民公平受偿的权利得不到法律根本保护。目前，我国的《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都有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依法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何为公共利益？我国法律并未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公共利益外延膨胀，政府以公共利益的旗号进行拆迁从中谋取利益，公权力被滥用，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
2.房屋拆迁补偿评估机制缺乏规范
我国各地房屋拆迁补偿评估机制在逐步建立，然而目前，大部分评估机制缺乏资质，特别是在农村房屋拆迁工作中，评估机构直接由乡镇政府人员组成，评估人员缺乏专业知识，不能对被拆迁房屋价值做出科学合理评估。政府在拆迁工作中既是拆迁标准的制定者又是拆迁工作的参与者，政府常会因某些利益干预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拆迁补偿数额，致使做出的评估报告偏离拆迁房屋实际价值。在我国现在新农村建设趋势下，势必需要依法规范房屋拆迁补偿评估机制。
三、农村房屋拆迁法律问题的建议
1.在立法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文件对农村房屋拆迁只是有所提及，且过于宽泛。《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对城镇居民房屋拆迁补偿的规定。总体上，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农村房屋拆迁补偿问题的法律法规，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所以我国应尽早制定符合农村具体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改变农村房屋拆迁无法可依的局面。
2.拆迁程序规范化、透明化
拆迁程序规范化需要做到明确拆迁补偿范围，建立合理的拆迁补偿标准，明确公共利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执行相关程序。同时在拆迁工作中，要做到公开透明，积极同农民协商，切实保护被拆迁农民的利益。
3.依法规范房屋评估
为充分保护农民合法利益，必须依法规范房屋评估机制。首先，严格审查市场上评估机构的资质，由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和专业的评估人员对房屋评估。其次，避免政府机关作为评估机构，撤销已由政府人员组成的评估机构。最后，政府机关要加强监督管理，严格监管评估机构不当竞争、假评估乱评估现象，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财产。
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篇8
【关键词】农村拆迁成因解决
一、案例介绍及其争议焦点
被拆迁人刘鹏鹏是某村一农民，由于县政府实施旧城改造计划，刘鹏鹏家的房屋被列入了拆迁的范围，随后政府拆迁小组就刘鹏鹏家的房屋拆迁补偿与刘鹏鹏多次进行协商，但一直未达成协议。刘鹏鹏认为其占地面积600平方米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至少应得到300万元的补偿费，而政府提出的补偿费用尽然只有150万元，故刘鹏鹏一直居住在其房屋，当起了专业的“钉子户”。后经过权威的房产评估机构评估，认定刘鹏鹏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价值200万元，遂政府将对其补偿费用提高到210万元（其中200万元为刘鹏鹏的房屋价值，10万元作为对其搬迁的奖励），但刘鹏鹏一口咬定，那个补偿文件的补偿标准过低，不给300万坚决不同意拆迁。因为不能拆除刘鹏鹏的房屋，政府的旧城改造计划不能顺利进行。
本案中的争议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不能就拆迁补偿费用达成一致意见，因而被拆迁人当起了“钉子户”，导致拆迁难以进行。
二、本案中上述争议产生的原因
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在我国，虽然近年来进行了许许多多的农村房屋拆迁工作，而且农村房屋拆迁纠纷也是此起彼伏，但是政府从未就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而是在部分法律中直接规定参考适用《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等法律法规，或者直接规定由当地政府制定相关文件。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实属不妥：首先农村房屋拆迁是一个大工程，值得制定一部效力较高的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其次，《土地管理法》侧重国家对土地的管理规定，而并不将农村房屋拆迁作为其规制对象，显得不够专业；而《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也只是针对城市的房屋拆迁进行规制，在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土地制度是有很大差别的，因而《城市房屋拆迁条例》也很难适用到农村房屋拆迁中来。因此需要制定一部专门规范农村房屋拆迁的法律。
拆迁补偿标准低。不管是已有的《土地管理法》还是《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或者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的拆迁补偿法律文件，其规定的补偿标准都比较低。这种补偿标准低不仅体现在每一项目的补偿标准较低，而且还表现在补偿的项目不够完善，没有充分考虑到被拆迁人的处境。笔者通过查找相关文件，仍未发现有任何一部拆迁法律法规或者地方规章有关注到被拆迁农民的日后生活和就业问题，农民本来生活在他世世代代居住的庭院里，但是突然让他们住进了高楼大厦，给他们的农业耕作带来很多不便，有的地方甚至在拆迁的时候也同时将农民的土地征收，使得农民更是无业可抄，精神更是陷入空虚之中。若是在此种情况下，还不对农民进行较好的一个物质补偿，农民当然不乐意，纠纷也因此产生。
政府服务意识差。政府服务意识差、失信于民，使得百姓对政府的行为缺乏认可，即使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在百姓看来就是政府官员贪赃枉法，非法作出的。事实上，在拆迁中政府部门枉法行政的行为也确实屡见不鲜，有时候往往拆迁房屋的面积和地段都差不多，但是，政府给出的补偿费用却相差悬殊。而只要被拆迁人闹腾的比较厉害，政府就会大额增加其补偿的标准。在这种背景下，只要涉及到拆迁补偿，哪怕政府给出的补偿非常合理，拆迁户都会想当然地认为给出的标准低，必须闹，只要闹就会多给钱，因而各种纠纷就不断了。
三、关于本案争议的解决途径
针对上述争议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上述争议：
（一）制定一部专门规范农村房屋拆迁的法律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由于一部专门规范农村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使得在农村房屋拆迁补偿的实际操作中，出现了种种矛盾纠纷，更严重者可能闹出人命。故笔者认为，针对这一情况，现阶段我国急需制定一部专门规范农村房屋拆迁补偿的法律，使得政府工作部门或者被拆迁农民在解决房屋拆迁补偿费用问题的时候，能够有法可依，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产生。同时，基于我国目前尚无关于农村房屋拆迁补偿的法律文件，故考虑到法律文件的急迫需要性与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也可以考虑先由国务院制定一部行政法规，以解决各地此起彼伏的拆迁纠纷，待时机成熟后再制定法律。
（二）适当提高农村房屋拆迁补偿标准
农村房屋拆迁纠纷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利益驱动，许多农民就是为了获得一个更高的补偿额才去当钉子户，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与政府对抗。因此，适当提高拆迁补偿的标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对农村房屋拆迁补偿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应高于城市，尤其不应该以上一年度平均收入为参考进行补偿。因为一方面农村居民每年的收入都是很少的，以收入为标准进行补偿显然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到较好的社会保障，而对于农民来说，最大的社会保障就是那块地，且农民在精神上也依赖于那一片土地，因此对农民的补偿应该适当地提高，必要时可以高于城市。
（三）提高政府服务意识
政府失信于民，源于政府职能的沦陷。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已经论述的很清楚了：人民通过公共契约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政府集权力于自身，其承担着运用公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职能，若其不能积极行使权力，定分止争，使百姓安居乐业，其首先已经违反了公共契约，则社会公民有权利解散共同体，那么政府将面临的危险。从我国法律的规定来看，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同时也承担着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职能。所以应积极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积极为百姓服务，建立人民可信的政府。只有人民对政府产生信任，百姓才能够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拆迁工作，才能减少拆迁纠纷。
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篇9
山西省洪洞县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041600
[摘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拆迁改造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些年因为城市房屋拆迁带来的纠纷、冲突也在不断的增加。违规拆迁、暴力拆迁等事件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本文针对城市拆迁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城市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一定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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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拆迁；权利受限房屋；拆迁补偿
一、正确确定拆迁和裁决的主体，尽量避免政府机关同时担当执行者和裁决者的局面。
在目前政府职能的转型时期，让政府完全退出城市改造和建设过程，是不现实的，但是应该尽量退居幕后，淡化主体色彩，让企业法人等市场主体在台前运作，政府的作用应该只是制定规则和管理裁决。政府机关退出经营活动是体制改革对于政府职能转换的必然要求。因此，不管是政府自身还是下属部门机构，都不应该作为拆迁人从事拆迁活动。那么，对于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要如何确定拆迁人呢？
对于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政府应当从当的是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协调机关。确定建设实施的主体应该依照政企、政事分离、拆管分离的原则。目前，有些城市成立了“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作为城市基础项目建设的具体实施方，这种方式可以使得政府投资的工程项目，由企业按照建设程序进行，使得政府完全退出拆迁活动，同时也有利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发挥作用。
二、在城市规划区的集体土地上实施拆迁时，应兼顾多种规定考虑，选择合法、便捷的拆迁补偿方式。
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目前在集体土地上实施拆迁，既可以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将需要被拆迁的房屋作为被征用土地上的附着物，给予折价的补偿或是以同等数量和质量的房屋予以置换，这种拆迁方式比较适用于农村部分土地被征用，不改变绝大多数的被拆迁者的农民身份。还有一种方式是依照城市房屋拆迁法律法规进行城市拆迁。即在征地过程中跟，先将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转化而城市市民，按照城市拆迁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拆迁补偿，这种方式适用于农村集体土地被全部或大部被征用的情况。
三、慎重处理权利受限房屋的拆迁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房产的权利总是在不断变化，在一般用途的房屋中，可能会因为出现某种法定原因使得原有房屋所有权受到限制的特殊的情况。对于这些权利受限的房屋进行拆迁的时候，必须按照法律的特殊规定处理，否则可能导致拆迁违法。下面将举例几种情况，对处理办法进行分析探讨。
1）抵押房屋拆迁纠纷的处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房屋产权作为抵押物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已经成为企业或个人取得资金的一种常见手段。对于这类房屋，在进行拆迁时，银行作为抵押权人，将要加入到拆迁法律关系中来。对于抵押房屋的特点是，一是所有权受到限制，即房屋抵押后不得变更房屋所有权，在拆迁活动中，未获得抵押权人同意，被拆迁人不得擅自做出处理决定；二是抵押权依附债权，即抵押义务的存在是随着债权的，这里债务应当是合法存在的；三是抵押权必须依法设立，在民间借贷中，经常是双方立字为据，而忽略了抵押登记制度的存在，使得抵押权存在漏洞；四是抵押房屋的性质变化，即目前抵押房屋中企业用房的比例正在逐渐加大，对于企业用房拆迁时就会出现安排职工与偿还债务的优先权矛盾，加大处理难度。
根据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拆迁设有抵押的房屋，依照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执行。”目前有两种拆迁补偿方式，一种是抵押房屋拆迁，采用货币补偿方式操作，即先有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协商是重新设立抵押权还是先偿还债务，也就是说，只有抵押房屋上的抵押权消失，被拆迁人才能向拆迁人领取补偿金。这种方式可以保障抵押权人的合同权益、担保的法律制度的贯彻执行。二是抵押房屋拆迁采用产权调换的方式操作，在这种方式下的补偿需要注意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应就产权调换后的房屋签订新的抵押合同，并依法成立生效，并且如果在拆迁期限内未能达成新的抵押协议，那么房屋将会被视为产权有争议房屋，由拆迁人提出拆迁补偿安置方案。
2）被司法机关查封房屋的拆迁问题
对于已被法院查封的房屋，一般应该采用货币补偿的方式，将补偿款存放到拆迁主管部门，以等待法院的最后执行。
3）改制企业房屋拆迁纠纷的处理
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使得企业资产开始呈现多元化。也导致被拆迁房屋补偿的权利主体出现多元化。例如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权人成为特殊补偿权利主体，对房屋拆迁补偿的协商内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变化。再者拆迁可能成为困难企业改制的契机，对于国企改制最大的困难就是改制成本资金的筹措，但也要遵循生存权有效与经营权原则来决定拆迁补偿金的使用顺序。拆迁对于改制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拆迁人在实施拆迁时，因充分考虑其机制变化带来的灵活性，准备多种方案，充分考虑企业的利益，减少房屋拆迁和改制给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还要注意把握企业改制引起的补偿权利主体的变化，针对性采取正确的对策，对于改制企业房屋拆迁纠纷的处理具有重要的正面意义。
4）代管房屋拆迁纠纷的处理
由于历史原因，各地都有存在着数量不等的由房管部门代为管理的房屋。对于这类房屋的拆迁，因为缺少房屋所有权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特殊的规定，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需要拆迁，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保全。”而对于委托给他人代管的房屋则没有直接规定，因此，对于代管房屋拆迁的操作随着代管主体的不同也会有不同。
5）有限产权房屋拆迁纠纷的处理
有限产权房屋在拆迁时不同于一般房屋，其指的是所有人对享受政府或企事业单位补偿购买或建造的房屋拥有不完整的产权。有限产权的房屋的具体形式有以市场价、成本价、标准价购买三种形式，在进行拆迁补偿安置的时候应该区别对待。对于以市场价购买的单位公房，拆迁时，拥有完全的处分权；以成本价购买的公房，产权归个人所有，一般在住用五年以后可以依法进入市场，在补交完有关税费后，收入归个人所有；以标准价购买的房屋，拥有部分产权，住满五年后可以进入市场，遇到拆迁时，采取产权调换处理办法的一般不存在争议，对于采取货币补偿的，按照补偿金如当时购房的标准价之间的差额，单位和个人按产权比例进行分配。
6）出租房屋拆迁纠纷的处理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住房实物分配制度，有许多房屋虽不符合房屋租赁的要件，但已形成了事实上的租赁关系，对于这些事实上的房屋租赁行为，在拆迁时也应当按照租赁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原则进行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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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房屋拆迁法律法规篇10
论文摘要: 公益性房屋拆迁在实践过程中,明确拆迁许可决定的性质是对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司法救济的前提,拆迁许可决定非行政许可和行政征收行为,而是公益征收行为,本文对此加以分析。
房屋拆迁按照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还是商业利益分为公益性的拆迁和商业性的拆迁,本文主要探讨公益性的房屋拆迁。公益性房屋拆迁是由一系列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组成的过程,实践中关于拆迁许可决定的案例最多,包括因拆迁许可行为引起的争议和因拆迁公告引起的争议,因为被拆迁人最先接触的就是公告或者拆迁许可证,关于房屋拆迁许可决定的司法审查就成了重要的关键问题,即拆迁许可决定的合法性是关键,明确拆迁许可的性质问题是给予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有效救济的前提条件。
一、公益性房屋拆迁中的拆迁许可决定行为依据
在现有立法体系中,涉及房屋拆迁的规范性文件很多,但最高位阶的立法还只是2001年6月6日国务院令第305号《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该条例为依据可以把我国房屋拆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房屋拆迁的决定阶段,二是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协商、裁决阶段,三是房屋拆迁的实施阶段。房屋拆迁的第一个阶段由申请和许可构成,需要实施房屋拆迁的单位必须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房屋拆迁的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查后作出拆迁许可的决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拆迁许可的决定后向申请拆迁的单位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同时对外房屋拆迁公告。在这一阶段有两个基本的行政行为:一个是拆迁许可,一个是拆迁公告(公告的内容包括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在拆迁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正式房屋拆迁公告后,房屋拆迁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协商、裁决和第三个阶段,即房屋拆迁的实施。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七条规定了拆迁人应该先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领房屋拆迁许可证,提交相关资料,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收到房屋拆迁许可的申请及其相关文件后,经审查认为该申请符合拆迁条件的,作出房屋拆迁许可的决定,并向拆迁人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同时向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人房屋拆迁公告。①这样就出现了两个行政行为:一个是以拆迁人为相对人的房屋拆迁许可,一个是以被拆迁人为相对人的房屋拆迁公告。这两个行政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合的行政行为,且又都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它们各自独立,但后一个行政行为从法律上看是前一个行政行为的结果,前一个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必然影响到后一个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
实践中关于拆迁许可决定的案例最多,包括因拆迁许可行为引起的争议和因拆迁公告引起的争议。因为被拆迁人最先接触的就是公告或者拆迁许可证,关于房屋拆迁许可决定的司法审查就成了重要的关键问题,即拆迁许可决定的合法性是关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拆迁许可的性质问题,只有明确了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才能给予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有效救济。
二、公益性房屋拆迁中的拆迁许可决定行为的性质分析
从表面上看,拆迁许可是一种相对人提供申请需要的资料,行政机关予以审查,作出不予许可或者予以许可发给拆迁许可证的行政行为。我国目前的立法是将拆迁决定定性为行政许可行为,学界也有认为其是行政征收的理论观点。那么拆迁许可是否是行政许可?是否是行政征收?
(一)拆迁决定非行政许可和行政征收行为
1.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失灵现象是政府管制行为存在的理由,行政许可是一种政府管制行为,以对公民权的一种普遍的法律禁止为前提,具有解除法律限制的效力。公民拿到行政许可证即是法律的个案解禁,可以获得从事该活动的某种权利或者资格。拆迁的客体是被拆迁人的房屋财产权,是公民的最基本人权之一,法律没有理由和依据对其设定禁止,不论拆迁人是建设单位还是行政相关部门,法律没有给予其违背被拆迁人的真实意思强制拆迁他们的房屋的权力。因而房屋拆迁不是政府管制的范围,即非行政许可行为。
可见,在我国行政许可法中将拆迁决定行为定性为行政许可是错误的。
2.拆迁决定亦非行政征收。有学者认为拆迁许可是一种行政征收行为,认为城市房屋拆迁实质就是一种国家代表社会要求公民履行其财产权义务的行政征收行为。②作为一种国家依据行政权力剥夺公民产权的强制性行为,房屋拆迁是否是行政征收呢?“所谓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向行政相对人强制地无偿地征集一定数额金钱或实物的行政行为。行政征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法定性”,其主要适用于税费的征收。③政府进行拆迁时,依法应当给予拆迁户合理的补偿,并不是无偿的,可见其并不是一种行政征收行为。
(二)房屋拆迁许可定性
我认为城市房屋拆迁许可是一种公益征收行为(或者公用征收行为)。所谓公益征收,就是指行政主体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并在给予相应补偿的情况下以强制方式取得相对人财产权益的一种行政行为。主要有以下特点:(1)公益征收通常是不固定的,只有在公共利益需要的条件下进行;(2)一般是有偿的,必须给予相对人合理补偿的前提下进行;(3)由于是剥夺公民财产权的行为,程序比较严格;(4)与行政征收不同的是,不以相对人负有行政法上的缴纳义务为前提,是公益需要相对人作出的牺牲。④而行政征收则是无偿固定持续的行为。可见,公益征收和行政征收是有严格区别的。拆迁许可决定符合公益征收的行为特征,实质是公益征收行为的一种。
需要说明的是拆迁公告。拆迁公告不是一种独立的行为,如前所述,是拆迁许可证颁发之后的必须实施的结果行为,实际上与拆迁决定书发放行为是拆迁许可决定的两种外在表现形式。为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单独对拆迁公告行为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
对拆迁公告理论讨论得更多的是其可诉性问题。目前实践中法院在受理该类案件时分两种情况,一种认为公告是抽象行政行为,对象不特定;或认为只是一种对拆迁事宜的告知行为,对被拆迁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有强制力。综合二者,公告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予受理。另一种就是认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受理。那么公告行为是何种行政行为?
赞同后者,首先拆迁公告是具体行政行为。拆迁公告是指拆迁管理部门对涉及拆迁事项,如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向被拆迁人及其利害关系人予以告知的行为。有以下特征:(1)公告实施主体是拆迁管理部门,是行政职权行为;(2)公告对象是被拆迁人以及利害关系人,通常限定在特定的某一城区内,数量通常很多,但是数量多并不能认为不特定,被拆迁人是可以统计的、固定的、特定的多数,这一点也决定了拆迁公告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3)公告行为对被拆迁人,以及利害关系的财产权益产生实际的影响,房屋通常是公民辛苦大半辈子的目标,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之一,公告内容对其产生直接的决定作用。可见拆迁公告是具体行政行为,非抽象行政行为。
需要分析的一种观点:公告只是一种对拆迁事宜的告知行为,对被拆迁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强制力。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公告内容有拆迁人、拆迁范围、期限等,⑤似乎只是告知行为而已,但是这里有一个“等”的规定,实践中就有公告中也规定逾期不拆迁的责任、强制措施等内容,导致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必然会受直接影响。如2003年3月18日,某中学经被告某县建设局批准,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被告按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于3月21日房屋拆迁公告,该公告写明了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同时还写明:望各被拆迁户顾全大局,积极配合,在公告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逾期不拆迁的,将按有关规定强制拆迁。⑥
一些地方立法依据国务院的条例,直接规定了拆迁公告内容包括被拆迁人期限内不如期自行搬迁。就强制依法搬迁。如南京的一个拆迁案例中,南京玄武区人民政府根据宁政发[2000]23号文向玄武区拆迁范围的居民发出《公告》,告知被拆迁居民:因南京地铁南北线一期工程建设的需要,经国家计委计投资(1999)411号文,市房管局宁拆许字[2000]087号拆迁许可证批准,玄武区拆迁范围内的居民近日拆迁,拆迁期限为2000年11月1日至2000年11月30日。要求拆迁范围内的居民、企事业单位均应以国家建设为重顾全大局,在规定期限内尽快搬迁,将空房交拆迁单位拆除,逾期不搬者,将依法予以拆除。第十四条规定: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或本通知十三条规定的裁决作出的拆迁期限内,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所在区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逾期不拆迁的,由所在区人民政府责令有关部门强制拆迁。⑦这种情形是地方规范性文件中直接规定了公告含有不如期搬迁就强制拆迁的内容,明显可见,拆迁公告不仅是单纯的告知行为,还直接影响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具有强制力。因此我认为拆迁公告应定性为是一种告知行为,是征收决定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城市房屋拆迁许可应定为公益征收行为。
注释:
①《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第七条规定: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
②顾大松,史笔.城市房屋拆迁行为法律属性简论.2004年江苏省行政法学会年会论文.
③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一版:217.
④王克稳.经济行政法基本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154.
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八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
⑥卢晴,马超,周伟.房屋拆迁公告是否具有可诉性.江苏法制报,2003.11.27.
⑦黄彦杰.张广仁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政府限期搬出《通告》案,大松行政网,2004-10-17.
参考文献:
[1]王克稳.经济行政法基本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