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文学常识篇1
关键词：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社会；积极意义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111-03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从创立之初就不断饱受着历代文人学者和朝中官员的争议。虽然科举制度在其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被中断过，直至最终被废除，但是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其所具有的相对公平、客观、合理等特性，对中国古代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国家层面
（一）有利于选拔治国之才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不论出身与门第，将知识水平和才能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标准，使衡量标准相对科学和公正，有利于选拔出综合文化素质较高的文官，为官僚机器的运转注入了活力和效率。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于应试者的资格审查十分严格，不仅对其德行进行规定，对其出身和履历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有利于从源头上确保应试者的品行端正。“自今以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轻狂，兼亏礼教，或曾为官司科罚，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虽薄有词艺，并不得申送。”[1]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由定期举行的常科考试和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制科考试组成，两者互为补充，尽可能全面地网罗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使文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得以提升。“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科举之所以不得才者，谓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则制举之庶乎得之者必其无常法焉。”[2]
（二）有利于巩固统治之基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始终坚持“投牒自应、公开考试、公平竞争、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等原则。一方面，打破了由权贵势力对于选官的垄断，为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为统治者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队伍，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巩固统治基础，维持整个封建社会的稳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考官有严格的规定。首先，在考官的选择上，注重考官品德的公正，规定“考试官皆访明经公正之士，于儒官、儒士内选用。”[3]其次，实行锁院制度，切断了考官与外界的联系，“诏自今知贡举及发解官并令门辞，遣官伴送入院锁宿，不得更求上殿及进呈题目。”[4]再次，实行弥封和誊录制度，以防止考校官，“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待考定等第后，“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5]，规定“如誊录潦草淡抹，句字差落，些小失误，责令重录，重者枷革。若截取文字，挪东移西，作奸舞文，以枉法赃律治罪。”[6]最后，明确规定了考试机构所有人员的职责以及处罚条例，有利于督促其恪尽职守，从而为科举考试营造公正的考试氛围，“诸试题未出而泄露者，许人告首。诸对读试卷官不躬亲而辄令人吏对读，其对读讫而差误有碍考校者，有罚。诸誊录人书写不慎及错误有碍考校者，重事责罚。诸官司故纵举人私将试卷出院，及■应人知而传送者，许人告首。诸监试官掌试院事，不得干预考校。诸试院官在帘内者，不许与帘外官交语。”[7]
第二，对考官及权贵的亲属实行回避制度，极大地保护了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权益。规定“举人与考试官有五服内亲者，自须回避。仍令同试官考卷。若应避而不避者，殿一举。”[8]到了清代，科举考试全面实行回避制度，“顺治十五年规定，凡乡会试考官、同考官、监临、知贡举、监试、提调之子，及宗族试者，除实系同宗，照例回避。”[9]为了防止官僚大臣利用职权舞弊，康熙时期下令“凡系大臣子弟，另编字号，令于此中较阅选择其文之优劣。”[10]
第三，在评卷标准上，自宋代起，逐渐废除隋唐时期的“公卷”“行卷”“请托”等惯例，采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规定“会试举人，场前投递诗文，于谒京官者，革去举人，下刑部究拟。京官不行举首，事发，一体治罪。”[11]避免了因此带来的裙带风和党争，保障了择优录取的原则，有利于统治者赢得人心，扩大并巩固统治基础。
第四，加入磨勘和复试两个环节，进一步强调了科举制度的严肃性和庄重性，有利于端正考官评卷的态度，消除应试者的侥幸心理，防止和打击科举考试过程中的舞弊行为，从而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贤士。对于磨勘，清代规定“直、省考贡限一日内，考经、书、策、论四篇，务取明通贯淹之士。照题定科场谢卷限期，将原卷印封，解部磨勘，不许转发誊红，以致改窜文字。”[12]对于复试，清朝规定“各省举人，一体至京复试。非经复试，不许会试。”[13]
第五，加强立法，对科举考试过程中的舞弊行为实行重典惩处，进一步强调了科举制度的严肃性，有效地保证了科举制度及相关政策的贯彻执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科举制度的公正和公平，巩固了统治基础。规定“有交通嘱托、贿卖关节，夤缘中式，事以情实者，按律从重治罪。”[14]
二、社会层面
（一）有利于促进文化发展
第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主要是“以文取士”，而不同朝代科举取士的标准不同，正是由于不同的标准，使广大知识分子潜心于研究不同的文章体裁，创造出了许多优秀的文章，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唐代主要是以诗取士，在社会上形成了讲究韵律、注重诗歌的风气，促进了诗歌在唐朝的发展。宋代注重策论，“正是因为诗、文在科举政治的影响下多言理、少言情，带有过多的说教气和道学气，却刺激着新的一种专门抒情的文学体裁――词大大发展起来。”[15]元代科举制度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特点，“大批儒生既求仕无门，转业工商又非所长，于是走上同民间艺人结合的道路。他们组成书会，将自己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创作才能贡献给面向社会大众的通俗文艺，极有力地推动了元杂剧的成熟和兴盛。”[15]“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大批儒臣文士编辑和刊印了许多卷帙浩繁的类书和丛书，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即是。这三部名著的纂修，既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又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为后人留下许多可资借鉴的成果和资料。”[16]
第二，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主要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和出题范围的，促进了儒学的推广与发展，使儒家思想在科举制度中的逐渐占据独尊地位，并成为全社会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坚不可摧的共同价值观和信仰，使得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得以长久发展。
第三，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上形成的积极向学、勤奋进取的氛围，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人数大增，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明清规定绝大部分考生需要来源于学校，这极大促进了官学和私学教育的发展，“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摩声序音，重规登矩，无间于下邑荒傲，山庵海涯。”[17]
（二）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
随着应试者的不断增多，科举取士从以前单纯的“唯以文章定取舍”，过渡到兼顾“逐路取士”即按地区分配录取名额。这有利于平衡各省知识分子在中、高级官僚队伍中的比重，促进落后地区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升与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差距，维持整个社会特别是落后地区的长久稳定。宋朝时，规定“增四川十人，并入会试南卷，余入北卷，南北各百五十人，著为令。”[18]到了清朝，演变为“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进士额数。考取之时，就本省卷内择其佳者，照所定之数取中。”[19]
三、个人层面
（一）有利于提升个人文化素质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不断向社会普通民众开放，同时，把知识和才能作为选拔官员的首要条件，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史为主，取士标准也日益严苛，这就提高了对所选拔人才的文化素养的要求，有利于提升知识分子的个人文化素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科举制度建立之初，考试资格就开始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开放，有利于增强广大知识分子致力于科举考试的信心，鼓励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向学。例如，唐代规定“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上贡。”（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杂记）
第二，科举制度取士标准的日益严苛，有利于知识分子个人更加努力研习儒家经典及相关古籍，从而确保自己在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上与朝廷对文官素质的要求保持一致。唐代规定“凡进士，先贴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兼举，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李林甫.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明代规定“论文要求纯雅通畅，不许用浮华、险怪、艰涩之词。对策要按照题目要求，明白对答，不许引用谬误杂书，所陈时务，须斟酌得宜，便于实用，不许泛为夸大及偏执私见。”[20]
（二）有利于抚慰鼓励落第士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选拔的最终结果使得一小部分士子能够脱颖而出，顺利步入仕途，然而，剩下的一大批人则会成为落第士子，或者为考取功名而终生努力着。“因此，历代统治者在取士的同时，也面临着平衡落第士子心态，妥善安置落第士子的问题。这就涉及对落第者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从历史上看，凡是统治者采取有效措施安抚、安置落第士子，科举制度就能发挥出它的作用，使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相对稳定。”[21]
明代规定“乞敕今后科场不中之文卷，并不成文、曳白卷，俱付提调学校佥事等官详校。如文卷无疵，考官忽略不取，具奏逮问。其不成文并曳白者，按临各学给与本生，晓谕其失量。施责罚如此，则为考官者不敢忽略，而不中生员知所改正，不成文并曳白者不敢萌幸进之心矣。”[22]这比较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在评卷过程中的误判，减少了遗漏优秀士子的可能性，同时，将落第士子的落卷发还给其个人，使其知晓其落第的原因，不仅可以抚慰落第士子的心理，而且可以勉励其再接再厉。
清代对于落第士子的政策更加完备。首先，在乡试录取的正榜之外设立副榜，规定各省直乡试卷“有文理优长，限于数额者，取作副榜，与正榜同发。”[23]这对于登上副榜的士子来说，也是一种资格的肯定，可以进一步勉励士子通过乡试进入正榜从而获得举人的资格。其次，建立健全落卷发还制，即责令阅卷官细心批阅试卷，对于未能录取者的试卷，标明原因。这不仅增强了评卷录取工作的细致性和透明度，而且有效缓解了落第士子的对立情绪。康熙时期，明确规定考生可在乡试、会试发榜后十日内在报考处领取试卷阅看，“倘有故误，许本生据实告部。”[24]再次，采取了其他补助措施。例如，依据距离远近给落第士子发放返乡路费，对于相对优秀的落第士子采取“分别以知县试用，教职铨补。”[25]。
四、结论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虽然已经被废除了整整110年，但是这个植根于中国土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人才选拔制度，对于当今中国而言，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为国家选拔治国人才、巩固统治基础、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维持社会稳定、提升知识分子个人文化素质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意义。我希望使人们正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合理、积极的一面，并为我国现代以公务员制度为主的行政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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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文学常识篇2
关键词：艺术教育；五育并举；高等教育；应试教育；艺术作品；艺术素质；审美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艺术教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应试教育晚于艺术素质教育。艺术教育具有艺术实践的性质，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教育。而应试教育则是记忆背诵知识，将知识变成得分点的考试得分教育。《礼记·学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可见应试教育是不合周礼的。中国古代教育由《周礼》六艺到《史记》孔子六艺，有一个从艺术技艺综合素质教育到全国统一的科举应试教育的演变过程。
一、中国应试教育的历史形成
（一）《周礼》六艺与《史记》孔子六艺的异同
《周礼》六艺是周代培养国家士子人才的六门课程。在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为四民之首。《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知识与技能是古代士子，即预备官吏必须掌握的知识与本领。学习礼、乐以培养政治礼仪与伦理等级制度观念。练习射箭、御马可以培养强健的体魄与军事体育才能。学习《尚书》与《周易》可以了解上古历史知识，培养研究推算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训练从政办事能力与辅助君主治国的政治智慧。以“礼、乐”为德，以“射、御”为武，以“书、数”为文，六艺教育可谓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周代素质教育，培养出的士子具有辅助君王的文武全才。
《史记》记载的孔子六艺与《周礼》六艺有很大的不同。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记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孔子所说的六艺阐释了六艺的功用归于一个目的，即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以《周礼》节制人的欲望，以《乐记》阐发中和的心境，以《尚书》记载上古的历史，以《诗经》抒发胸中的情意，以《易经》推算事物发展的规律，以《春秋》之事明了人间的道德与正义。《史记》“孔子六艺”删除了《周礼》六艺中的“射、御”二艺，增加了《诗经》与《春秋》，加强了历史与诗歌的教育，将诗歌从礼仪、音乐中独立分离出来。删除了技艺性很强的“射、御”二术，这对中国的军事与科学技术发展非常不利，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千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埋下了祸根。
在诸子百家中，兵家、墨家长于骑马射箭的攻防战术，儒家讲“郁郁乎文哉”。讲“可以言诗”，讲诗歌的比兴与“兴、观、群、怨”。所以说《史记》“孔子六艺”与《周礼》六艺有很大的不同。《周礼》六艺是古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而孔子六艺则重的是文史教育，难以培养出军事体育与自然科学技术人才。对于这一点孔子自己也很清楚，他自知种菜不如老农。这种纯粹的文史偏科教育，是现代中国教育文理分科的开始，长期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二）封建科举考试不能产生现代自然科学
中国封建科举考试制度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八股制艺是古代应试教育的极端发展形式。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形成高度程式化的作文程式，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以便于评分。标准答案是科举考试制度禁锢文人思想的一大法宝，形成了中国文人特定的僵化的思维模式。这种僵化思维模式也影响到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中国艺术中的京剧、文人画、章回小说都是脸谱化、程式化很强的艺术，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模式化、统一化的八股文章便于制表，便于量化，便于管理，深受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形成了一边倒、一刀切的简单粗暴的量才方法，扼杀各种不符合考试制度的人才。隋唐以来，朝廷以科举选拔官吏，科举有文武两科开科取士。顾炎武《日知录·科目》说：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昭曰制举。见于史著凡五十余科，故谓之科目。
遗憾的是，五十余科的科举考试其实质都是经史人文社会科学科目，缺少自然科学研究科目。中国自从古代四大发明以后，就难以再有新的影响世界的发明。历史无情地证明中国式考试制度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古代考试制度对现代中国教育制度具有深远的影响，现代应试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封建科举时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每年各省、市、县为高考实行交通管制，选出高考文、理科状元，有的地方还举行拜孔庙，穿状元袍，游文庙，地方媒体加以报道，学校贴出喜报，在浓烈的高考氛围中，人们忘记了教育的本质目标与义务，恍若回到了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时代。
（三）应试教育背离现代教育科学
科学与科考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辞海》中“科”的第一含义是程度与等级。宋儒朱熹说：“科，等也。”科举考试是考查举子掌握文史科目程度，分出考生成绩的等级，选出状元、榜眼、探花等第排名次序。现代应试教育与艺术考级是朱熹等级考试理念的逻辑发展，是以考试方式对学生进行等级分类。孔子说“有教无类”，教育应该是培养人帮助人的机构，而不应该是淘汰人的机构。将高分学生与低分学生分开，将低分学生淘汰成为落榜生、差生。以考试标准答案一刀切，等级考试制度深入到教育制度之中，不利于多样化人才的培养。
古代科举文学常识篇3
关键词：宦官制度；思想；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科举；八股文；李约瑟难题
一、宦官的产生及原因分析
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阉人事件发生在商朝，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凸刀”字，其形状为用刀去势，其义与“阉”字相通。如甲骨文合集第一册第00525片：庚辰卜，王，朕（凸刀）羌，不死。此片为第一期作品，说明商王武丁时期就出现了阉人。[1][2]此时王宫中是否使用阉人，尚不可知。但是到了西周时期，阉人服务于内宫已经有史可考，《周礼》卷九记载：“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当时的内宫阉人还被称为寺人、阍人、内竖等等。《策府元龟.内臣部总序》：“平王东迁，诸侯力政，霸者间起，多僭王制；晋、宋、齐、楚、鲁、卫诸国，皆有寺人；司宫、巷伯、太子内师、大阍、内竖之名，见于载籍”。由此还可见，宦官制度一开始即与专制王权——“王制”密不可分。但是，当时宦官人数不多，“宦者不过数十人，内小臣四人，寺人五人，阍人每门四人而已，不若后世之多”（《古今图书集成》卷121），而且宦官机构的设置尚不系统规范[3]。
到了秦汉时期，宦官人数急剧增加，机构的设置也渐趋系统化和正规化。仅从宦官人数来看，秦灭六国，把大量“诸侯美女”掳至咸阳，宦官人数也随之骤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发动，发兵攻入“望夷宫”，宫内“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一个宫殿之内的死亡宦官就达数十人，由此可想见秦皇宫中宦官人数之多。又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东汉末年袁绍诛杀宦官集团时，“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由此亦可见汉代宦官人数。秦汉时期，宦官已成为国家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宦官”之名，也始于秦。秦汉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宦官制度虽有不少变革改易，但是大多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没有脱离秦汉时代所奠定的基础[3]，直到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延续两千余年的宦官制度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宦官制度并非中国特产，用阉人在宫内供驱使，古代世界很多国家都曾经发生，如古埃及、西亚细亚诸国，以及稍后的希腊、罗马、波斯等，而且其活跃程度不亚于当时的中国，但上述这些国家的宦官，均较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4]。而中国的宦官制度则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并逐步得到加强，为什么？应该看到，宦官制度植根的土壤是君主专制和一夫多妻制。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的历史中，君主的权利不断得到加强，而一夫多妻制更是从来没有废除过。据《礼记》记载，周朝的制度是，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史记》载秦始皇“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于咸阳北阪上……所得诸侯美女，以充入之”。史记正义曰：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F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其后历代统治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宫嫔妃宫女，少则数百，多则数万人。黄宗羲曾愤怒地斥责这些名为皇帝，实则的人：“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正是中国肥沃的专制土壤，造成了延续数千年的宦官制度。
二、思想与肉体的类比关系
古代中国统治者使用因“去势”而丧失性能力的人为后宫服务，是因为后宫嫔妃为其一人所专有，而宦官则能保证不宫闱。专制之为害至于此！统治者为一己之私，践踏人权之罪恶，可见一斑。但是相对于后宫美女来说，“天下”则有更大的价值，拥有“天下”是统治者一切特权的基础，所以，统治者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了对国家的控制上，并把它作为私有之物，世代相传。自夏启“家天下”开始，“大人世及以为礼”，到了西周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天下的土地、臣民都当成君王一人的私产。关于他们的目的，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说得很清楚了：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像不让宦官后宫一样，防备臣民犯上作乱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在秦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之前，中国境内邦国林立，据说夏有万邦，商代有八千方国，到了殷纣时期随武王伐纣者也有八百诸侯，其后互相攻伐，相继湮灭。此时，各邦国统治者互相竞争，时刻有危机感，他既要贪婪地攫取别人的领土、财富、人口，又要防止别的邦国对自己这样做，主要的威胁在外部。因此，称王称霸的愿望使得各种新思潮和人才受到很大重视，以至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重士”、“征士”、“养士”成为时尚，思想相当活跃，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儒、墨、道、法、阴阳、名辩、纵横、兵、农、杂家等各种学派，他们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吸收补充，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繁荣景象。然好景不长，秦灭六国，统一海内之后，随着外患的消除，“兔死狗烹”，消除内部的威胁，已经成为“皇帝”的首要任务了。
为了达到自己家天下，传万世的目的，掌天下专制之大权的始皇帝最想让臣民丧失犯上作乱、取而代之的思想与能力。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以让天下人丧失作乱的思想，是根本的釜底抽薪之法，那么，能不能像宦官的生殖器那样，把臣民的思想掉呢？这已经被历史所验证：在秦皇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的同时，执行了严厉的焚书坑儒政策。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宦官制度自秦开始逐步加强，而全国性的思想禁锢也以秦朝为始。焚书坑儒，是对中国人的第一次思想，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中国思想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三、中国历史上关于思想的重要政策
（一）焚书坑儒
李斯是一位很有见识的臣子，他敏锐地把握到了时局和秦始皇心理的变化，他说：“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但是现在的形势却与皇帝的意愿不一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这番利害析说，使始皇大为称是，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禁止私学、以吏为师的建议。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以前古典文献，除了秦国的历史书籍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至今学术界仍然有秦始皇是否“坑儒”的争论，实在无聊的很。秦始皇一开始对知识分子实行拉拢政策：“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其目的很明显：其一兴太平，其二求奇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这一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这些文学之士“越言乃三代之事”、“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为这些人太不识时务，李斯称他们为“愚儒”；求仙药之事则“徐市费以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更为要命的是，这些人居然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默首”（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知识分子的不驯服，导致了秦始皇政策的转变。表面看来，淳于越博士分封之议引发了“焚书”，侯卢二生的逃亡导致了“坑儒”，但是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原因。“焚书”是秦始皇政策的转折点，“焚书”之后，“坑儒”仅仅就是时间问题了。而且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坑儒不止一次，前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的，后一次是在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地里用欺骗的手段秘密坑的（事见《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所以“坑儒”是秦始皇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并非少数人作奸犯科而偶然引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秦朝统治者几乎禁绝当时的一切思想流派：“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其二世而亡的命运。起来灭亡秦朝的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和基层官吏：“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焚书，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却并不是儒——亭长，走卒，翁牖绳枢之子，田亡隶之徒，根本不读诗书的人。没有武器，他们会斩木为兵，揭竿为旗[5]。这样看来，秦始皇的办法并不好。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律“敢有挟书者族”，到了汉初惠帝四年则“除挟书律”，诸子学说复苏。汉朝初年，政治上无为而治，经济上与民休息，黄老刑名之学占了上风，《汉书》儒林传：“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当时，诸家学派相互斗争，献媚争宠，热闹得很。汉武时期，经过卫绾、窦婴、田?、鲁申公、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学一步步地占据了统治思想的地位。
且不论汉武时期儒家怎样和黄老学派斗争并胜出，从史实看，西汉初年每一代统治者治国都有自己的一套指导思想，而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突出了一个“独”字。顾颉刚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6]。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汉朝统治者的意图是非常恰当的：这就像对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动，甚至干脆把它杀掉，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让它在那里拉磨转圈。被捆起来的驴子是要反抗挣扎“嗷嗷”叫的，杀掉驴子就不能利用它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幸福，也被利用得很好。汉朝统治者让知识分子拉的那个磨，就是儒家思想，而要他们转的那个圈，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7]。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8]。
虽然汉朝统治者为知识分子划了一个大圈圈，但是如何让他们进入这个圈圈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的缺陷，限制了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力。汉代统治者使用“察举”和“征辟”并辅以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分为孝廉科、茂才科、贤良方正科、明经科、明法科、童子科等，设置五花八门。由于察举大权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并且举荐的条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种制度就给了地方官吏的机会，知识分子没有门第和靠山便很难被举荐。而被举荐的人则：“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卷十五，《审举》）。至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把人按家世和才德分为九品，按品授官，更是有失公平，这就堵塞了底层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门路，以致发出“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
（三）科举考试
隋唐统治者开科取士的后果之一是给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希望，后果之二是学术的功利化。使知识分子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荣身之路，这一政策与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一拍即合。从此国家机器不仅为知识分子指定了学术的范围，更进一步指出了学术的目的：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天下知识分子尽被矣！
从“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见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上》）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象到唐太宗李世民洋洋得意的姿态。唐代科举可自由报名，以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不仅使得选拔的范围扩大，而且较以前的察举较为公平。唐代考试的科目，每年分科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称制科。据《新唐书》卷44《选举上》，常科考试的过程为：“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蓍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部试之”。唐代制科，名目繁多。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9]。通过了考试，就取得了当官的资格。所以“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干人，少犹不减干人。”（见《十通分类总纂.选举类》）。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见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
功利是学术研究的最大敌人，现代科学诸学科均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学术是排斥功利的。亚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篇就说：“求知是人的本性”，“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10]古希腊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德谟克利特因为花园的美景透过眼睛干扰了自己的思想，为了思想，他毅然挖掉了自己的双眼。亚里士多德避居海峡，因闹不清海峡水流变化的原因，竟然纵身跳进海峡。泰勒斯一心思考“天体”，走在路上跌入坑里，受到妙龄婢女的嘲弄。一个青年跟欧几里德学习《几何原本》，问学了几何后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勃然大怒，对仆人说：“给他三个钱币，因为他想在学习中获取实利”。至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冒着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和火刑的威胁从事科学研究，更是不能用功利主义的眼观来审视之。隋唐科举考试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引导了学术的功利化倾向，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也应该看到，唐宋间朝廷科举制度科目繁多，考试的范围也较宽泛，因此，知识分子的自由发挥余地也较大。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唐代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不求显达)科、“高蹈丘园”(隐居丘园)科[11]。常科之中，明算科要考试《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要考试《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要考试《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11]。但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科目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重帖经墨义，进士重诗赋杂文。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名公巨卿之门，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作，称为“投卷”。向礼部投献的称“公卷”，向达官贵人们投献的称“行卷”。（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投献的作品，有诗，有文，也有最能表现史才、诗笔、议论的小说。《幽径录》、《传奇》以及在宋代还广泛流传的唐诗数百种，都是当时考生们的投献之作（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发生了多次变化，但基本上是诗赋、经义并重，当时文体还是较为自由的散文形式。所以唐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主要被引导到文学方面来，中国文化以诗词文章为代表，达到了一个高峰。
（四）八股取士
明清八股取士，可以说吸收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唐太宗开科取士思想的精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类观点，古来有识之士多有论及，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林则徐举酒相属，叹为“奇论”。[12]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之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刃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明史记载其科举制度为：“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见《明史》卷70《选举志二.序》）八股文的题目限制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要求士子代圣人立言，用古代圣贤的思想和口吻，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必须按照一定格式和字数填写，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延续数百年，而今人却很少看到他们的八股文，是因为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此外无论公私文书、文史论著、抒情、叙事、说理等等，都不可能采用八股体裁。明清一整套苛酷、繁琐而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出专制政治全部精神的科举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就在于奴化、禁锢知识分子，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沦，他们被囚禁在程朱注疏、八股章句的枷锁中，颤栗在文字狱和科场案的屠刀下，挣扎攀爬在从童生、秀才到举人、进士的层层阶梯上，根本就丧失了唐宋以前知识分子阶层的魄力和自主精神。[13]
四、思想的危害
要之，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统治营造了单一思想体系的社会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人才选拔制度，而且最大可能地把知识分子纳入这一制度之内，从历史来看，很少有人能超脱于体制之外。
对于了肉体的人，他的出路在于进宫当宦官，而了思想的人他的出路也在于进宫，去当臣子，前者为皇帝服侍内宫，后者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并其他的人。正如被肉体的人不会产生的冲动，被了思想的人怎么会产生思想的冲动呢？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矮化和活力丧失，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当中历数了中国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最后提到：“文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无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12]。长期的思想使得明清以降中国人思想封闭，醉心名利，形同愚人，出现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思想自由是学术发展的基本条件。整体主义的控制必然导致思想一律，这意味着进步的终止。波普尔说：“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进化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可供选择的物质的多样性。仅就人类进化而论，这就是‘人们有自己的偏爱和有别于他人的自由’——‘有不赞同多数人和走自己的路的自由’”。[14]
近年来，讨论“李约瑟难题”的文章颇多，对问题本身也有许多争议，本文不再赘述。如果把这一问题的实质归结为：“中国古代曾出现过灿烂辉煌的文化、科学和技术。从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起，中国的科学技术出现长期的迟滞。并由于科学技术的迟滞，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在科学史研究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15]。那么，本文从一个方面阐述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虽然“专制统治限制了科学的发展”这一论断已是老生常谈，但是本文试图较深入地揭示其发生的机制和发展过程。一孔之见，希望求教于诸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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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文学常识篇4
ontheConceptualBasisof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
abstract:RecruitingtalentsfortheempirewasanimportantissueinancientChinesereigningtheory.SeveralfactorsinthedevelopmentofearlyChinesehistoryhadcontributedtotheformationofamechanismforcivilrecruitmentwhichhadlaterbecomeafixedpatternofthinkingforthedynasticrulersandtheconceptualbasisofvariousrecruitmentsystemsincludingthe“scrutinymethod”and“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theideaofrecruiting“shi”,asaconceptionoflonguedurèe,wasanimportantreasonforthelongevityof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
Keywords: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longuedurèe
科举制度虽然产生于隋唐，但科举的思想观念却由来已久。根据儒家的观点，在垂范后世的远古三代，乡举里选、选贤任能已是通行的做法，而且统治者能够选贤用贤被看做是一种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自汉代以降，选拔贤能似乎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统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制度正是这种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科举制之所以能延续一千余年，除了政治社会原因外，肯定有其观念上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会反映出特定的文化和观念取向。所谓观念，这里不是指孔子、荀子或哪位政治家、教育家的思想和观念，而是指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的和无意识层次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借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longuedurèe）的概念，称之为长时段观念，它不随着一朝一姓的更替变化而变化，而保持似乎静止不动的稳定性，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和成长节奏”。[1]也可以将它归之于葛照光所说的“一般思想”，这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2]
取士的观念
众所周知，科举是古代中国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公开地从社会中择材取士，征召官吏。从理论上讲，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可通过两种方式给予满足，用古人的术语说，一是养士，一是取士。养士即培养人才，根据不同的需要和数量培养所需的人才。而取士的出发点与养士迥异，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人才本来就存在于社会之中，只要取法得当，就会选拔出足够的人才。这种取士观念正是科举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其实，在科举制度之前的察举及九品中正制无不建立在取士的观念之上，无论是“以德取人”还是“以文取人”[3]，这只是选拔官吏的方式与标准的不同，而其基本的观念并无二致。可以说，取士的观念是古代中国两千余年选官制度的观念基础。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很少有人对取士的观念进行专门的阐述或进行讨论，但纵观历代统治者治国理念和求贤选贤的实践，便能明显地发现取士的观念是他们进行统治的一个根本性原则。以下略举数例，以说明取士这一“日用而不知”观念的存在。
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曾诏命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认为人才并不缺少，只担心渠道不通，因而无法选，如他所说：“今天下贤者智者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4]汉武帝也坚信贤良之辈无处不有，只是渠道不畅，他们无法得到任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5]曹操认为贤士就在巷闾中间，不去搜寻，当然无从获取，如他所说：“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6]据认为创立科举制的隋炀帝更是说得直接，认为“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7]唐高祖李渊认为求贤方法不当，致使他们“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并开“怀牒自应”的先河。[8]从这些言论不难看出，统治者们对于人才来源问题的考虑，均立足于取士的观念。
在实践层面上，取士观念所导致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取士和养士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当然也会导致两种不同的人才对策。从取士的观念出发，通常会轻视学校的作用，注重人才的选拔渠道。而从养士观念出发，则相对重视人才培养的过程，看重学校的作用。早在察举制实施的早期，就有人指出其不知养士惟知取士作法的弊端。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的著名贤良对策中指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并建议设立太学，以培养人才：“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9]。在对待取士与养士的关系上，董仲舒应当说很有眼光，而且汉武帝也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太学，但囿于取士观念，学校教育在后代在总体上始终处于附庸地位。而科举制度一经建立，则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有历史学家指出：“由于重科举轻视学校之势已成，则学校的地位终于不能挽回。学校和科举之间的关系，自隋唐兴科举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10]。钱穆也指出：“惟中国历史传统，虽上下皆知重教育，乃从未有坚稳之学校基础”[11]。中国古代学校历来有名无实，而科举体制香火不断，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其中虽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显然与取士观念根深蒂固，养士观念淡薄有直接的关联。
取士观念的形成
那么在中国的文化中，取士的观念何以会占据主导地位，而且长盛不衰？以下试从观念来源和相关历史因素来回答这一问题。
从观念的角度看，儒家的思想是取士观念的主要渊源。这不仅是由于儒家本身强调选贤任能，更主要的是，儒家为后世创造了一个三代这样一种选贤任能的理想社会。如商汤王访求到“耕于有莘之野”的伊尹，在他的辅佐下灭夏而得天下。商高宗武丁访求到为人筑墙的傅说，拜他为相而天下大治。周武王访求到渭水边的钓鱼老头姜太公，拜他为相而灭商得天下。周公更是爱贤心切，可以中断洗头或吃饭数次，以礼遇来访的贤能之士；而且根据《周礼》，西周“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由于儒家学说日后的特殊地位，这种儒家的理想社会就成为后代统治者心想往之的社会秩序，古人求贤用贤的佳话也就成为他们效法的样板。刘邦在下诏求贤时，就援引这些著名的事例，他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12]隋文帝杨坚也用三代的例子来说明自己求贤用意，他说：“况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运，独见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尧钦明，命羲、和以居乐，虞舜睿德，升元、凯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为殷之阿衡，吕望渔钓之夫，为周之尚父。此则鸣鹤在阴，其子必和，风云之从龙虎，贤哲之应圣明”。[13]
在儒家看来，贤人散布在社会之中，藏之于“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闭之所”[14]，统治者应当努力地去发现他们。而且，贤者出仕，野无遗贤被视为君主贤明和世道修明的表现。反则预示着统治面临危机，濒于灭亡。董仲舒认为，在“逆天暴物”的殷纣时代，“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15]。这使得统治者将求贤看作是一项重大的、关系到长治久安的政治任务。由于儒家自汉代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而儒家的选贤观念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之术的一项核心内容。正如金诤所指出：“儒家加工出来的这些传说，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意义却很重大，因为它们揭示出一个真理：默默无闻的下层社会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统治者必须善于从中发现并选拔出才智之士，才能发展并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很早就有了这一清醒的认识，他们才能够逐步创立并完善中国独有的科举制度，并与之相依为命地共同走完其历史旅程”[16]。
但是，取士观念虽然扎根于儒家的思想资源之中，但它之所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还得益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说，特定的历史因素选择、并强化了取士的观念。回顾中国古代的历史，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对于取士观念的产生并不断得到强化起了决定性作用，即春秋战国时代选贤用贤的实践、王朝的更迭的特点和缺乏稳定的学校系统。
（1）春秋战国时代诸侯选贤用贤的实践
儒家虽然把按德行选士贡士描绘成是远古社会的现实，并自称要恢复三代的传统。但众所周知，所谓三代传统，不过是儒家假托于古人的一种社会理想，并无多少历史依据。儒家关于选贤任能的主张与其说继承了三代的传统，不如说是春秋战国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争霸，各国君主基于其霸业的需要，亟需有知识有才能的辅助之才。在这种背景下，君主们在生死存亡的角逐中，常常不拘一格，争相延聘有真才实学之辈。这一时期为后世留下许多因拥有人才而强国的佳话。齐桓公接受鲍叔牙的建议，从鲁国迎回小商贩出身、一度并沦为罪隶的管仲，与他竟夕长谈，为其才能所折服，决定拜他为相。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之下，迅速强大起来，跻身于春秋五霸。秦穆公为了秦国的强大也是四处寻访贤才，听说流亡楚国奴隶百里奚有治国才能，遂以五张羊皮从楚国人手中赎回百里奚，并求教他如何治国理政，最后拜他为相，授以国政，秦国最终成为五霸之一。还有燕昭王筑黄金台礼聘天下贤人，或信陵君礼遇侯生等众多的佳话，广为人们所传诵。
显然，礼贤下士和搜寻天下贤才，在当时已成为统治者们的一种共识。这一共识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才散布于社会之中，而且往往埋没于社会下层，高明的统治者应当善于发现他们，任用他们，谁得到真正的人才谁便强大。取士的观念由此而产生并被广泛接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这种观念应当说是不错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春秋战国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许多统治及学术观念被后世统治者奉为圭臬。取士的观念也由于礼遇贤才的种种佳话而深入到统治观念之中，成为中国历代统治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后代的统治者无不在先秦的思想宝库中汲取灵感，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治国之策。
（2）王朝的更迭的特点
中国的历史自西周以降，几乎在每一个统一王朝建立之前，都有一个大的社会动荡时期，呈现一种周期性动荡的演进过程。取士的观念似乎与这种历史演进过程有密切的联系。回顾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以及科举制度早期历史，便会发现，它们均建立于某一朝代的早期或初创时期。察举滥觞于开国皇帝刘邦，初建于汉文帝时期、形成于汉武帝时期；九品中正制建立于操魏政权的初期；科举制创立于隋朝之初，真正形成于开国皇帝唐高祖时期。而且，在这几个朝代之前都有一个因政治军事争斗而形成的较长时间的社会大动荡，或按古人常用的说法，有一个丧乱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局面便构成取士观念与实践的重要前提条件。
每当新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和完善治理的需要，都会急于扩充官吏的队伍。但社会大乱之后，前朝的教育机构早已荡然无存，临时设立学校，又远水不解近渴，无法满足眼下的急迫需要。所以，统治者把急切的求贤目光自然就转向社会，转向民间。统治者的许多求贤诏令，虽然不能排除笼络人心的用意，但也的确反映出对人才的渴求。刘邦诏令天下：“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17]。曹操也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18]
显然，统治者这种求贤纳贤的愿望十分强烈，以至把举贤定为官吏们的义务，不举贤者无异于犯罪。如汉武帝诏令：“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并规定“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19]隋杨帝“令州县搜扬贤哲……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20]由此也可以看出统治者求贤的急切心理，如曹操明确地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21]。这种急切的心理当然有利于取士的观念。唐代的杜佑曾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认为秦汉以降，各朝不重庠序教育，只是急于取士。杜佑认为古人“选贤任能”以养士为主，“立庠塾于乡闾，建黉学于都邑，训公卿大夫之子弟，设俊、造之目而勖勉成之”。而“秦汉以降，乃异于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务速”。[22]他对取材务速的批评很值得注意，这一点道出了汉代以后取士观念和实践的特点。杜佑把古人的设学行教与后来的取材务速相对列，其实已经触及养士与取士的差别。
取士的观念以及与之适应的察举和科举制度一旦在汉唐之间确立，便为后世所沿袭，取士的观念从此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教育文化中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本观念。
（3）缺乏连续稳定的学校教育系统
在古代中国，虽然历来重视教育，但缺乏一个连续稳定的学校系统。自东周以后，私学虽然兴起,但学校教育却长期衰退。由于缺乏人才的正规培养机构，统治者自然把眼光转向社会，采取取士的方式以满足其对人才的需求,。察举制、科举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学校体系不足的一种替代性措施。
如前所说，察举和科举取士与学校养士是两种不同的选拔人才的思路。从理论上讲，两者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察举和科举本身就是弥补学校教育欠缺的一种应急性措施，而科举制度一旦确立,它反过来又对学校教育产生了抑制作用，致使学校教育的萎缩，而这又进一步加强了科举的地位。清代的王夫子赞赏董仲舒的建议，认为取士应与养士相结合。他说：“乡举之法，与太学相为经纬，乡所宾兴，皆乡校所教也。学校之教，行之数十年，而乡举行焉。”[23]然而，这样一个合理的想法，在两千年中间竟然无法实现。这本身就反映出取士观念与养士观念的内在冲突。
另外，取士和养士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不仅会导致统治者不同的选拔官吏的策略，同时也会在知识阶层中造成不同的价值导向。学校之所以得不到连续稳定的发展，与知识阶层的心态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学家吕思勉精辟地指出：“乡贡、学校，二者互为盛衰。盖学校有名无实；而不论其为由乡贡，由学校，凡应举者皆意在得官，欲得官必求速化，骛声华、事奔竟之术正多，何必坐学！此则学校之所以日衰，乡贡之所以日盛。至明世，法虽束缚之一出于学，究亦学校其名，乡贡其实也。其机则唐代肇之矣。”[24]
取士观念作为长时段观念
论者通常指出，科举制度为中国所特有，并一度为西方所推崇。这也说明，在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选拔官吏的机制有着不同的观念基础。从西方各国历史看，似乎养士的做法更为普遍。虽然贵族长期垄断的主要的公共职位，但培养专门人才的观念很早就为人所重视。如中世纪的大学就是培养法学、神学或医学的专门人才的学校，大学在近代又逐渐成为文官制度的基础。而在中国，取士的观念一直是各种选官制度乃至培养制度的基础。直到19世纪，当西方的培养官吏方法及理念进入中国以后，传统的取士观念仍未被改变。不少人希望对科举制度进行改良，吸收西方的实用性知识，即可满足福国强兵的需要。清代的官员沈桂芬说：“将来我们要把科举开放给科学的。那时考生自会与习文学一样，自去请人教导的；政府对于文学的研究，只奖励有成绩的人，并不为学习的人设立学校”[25]。这种论点便是典型的取士观念的反映。
但随着人们对西方了解的加深，更多的中国人也认识到科举制与西方官吏培养制度之间的根本性差别。如张之洞说：
“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无论或用选举，或凭考试，立法虽有短长，而大意实不相远。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要之皆就已有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故家塾则有课程，官学但凭考校”。[26]
张之洞的概括“皆就已有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道出了传统中国官吏选拔制度结症所在。而这种认识显然是在对比中西教育和培养制度之后才得到的。所以，改革的方向也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张之洞进一步说，“现行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旧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难危？”[27]这里所说的“改弦易辙”，无非放弃取士的观念，代之于养士的观念。从制度层面说，就是放弃科举制，建立新的、就是西方式的学校制度。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取士观念宣告终结。代之而起的西式学校制度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教育组织方式，同时也是一次根本观念的更新，即两千余年的传统取士为西方的养士观念取而代之。
总之，取士的观念滥觞于春秋战国时代，又在后世的种种历史条件下逐步被强化，从而孕育出了以察举和科举为代表的取士的体制。直到清朝末年，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取士的观念终于被放弃。就是说，在自汉代以后的两千年中间，取士的观念一直支配着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具体的做法虽然在不同的朝代和时期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出发点和主导观念一直保持未变。取士观念无疑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的长时段观念，它长期规范着历代统治者在选拔官吏和组织教育等方面行为。揭示这一“日用而不知”的观念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变化和发展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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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文学常识篇5
【关键词】唐宋制科人才贡献
【中图分类号】i【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7-0-02
1唐代制科人才贡献
唐宋时期古代文学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尤其以唐诗宋词享誉古今。诗歌在唐朝发展到了顶峰。唐朝著名诗人如王勃、杨炯、贺知章、王翰、王昌龄、高适、白居易、元稹、杜牧等先后考中制科,他们先后为唐代诗歌发展的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各个时期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另外,著名的“唐宋家”之一的柳宗元也是制科出身。他们的应制科目分别是:
王勃——幽素科
杨炯——应制及第
贺知章——超拔群类科
王昌龄——博学宏词科
王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手笔俊拔科
高适——有道科
白居易——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元稹——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杜牧——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柳宗元——博学宏词科
王勃、杨炯与卢照邻、骆宾王被誉为“初唐四杰”,虽然二者中制科后,被授予的官职很小,但文才很高,属于才高位卑的类型,王勃和杨炯擅长五言律,他俩的诗中拥有才子所具有的自负和慷慨情怀,这主要反映在他们的送别诗与边塞诗中。其次著名诗人贺知章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旧唐书》中记载:“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俭……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可见贺知章不但擅长诗歌创作,还擅长书法。他的诗文以绝句见长,著名的《回乡偶书》两首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今尚存录入《全唐诗》的诗共19首。他们三人都是唐初诗人的代表。
到了盛唐时期,王翰、高适登上了诗歌的舞台,二者同为制科出生,与王勃、杨炯相比,诗风有很大变化,属于个性鲜明的豪侠诗人。王翰及第较早,为人狂傲放纵,入仕后生活放荡,因纵酒蓄妓被贬。代表作如《凉州词二首》。同一时期,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在唐代极为流行,高适就是这一时期边塞诗的杰出代表。他于天宝八年,试举有道科中举,授封丘尉。他一直想通过立功边塞而封侯,但都未能如愿,正由于他对边塞的一腔热情,使他在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之后,创作出了著名的边塞诗《燕歌行》、《别董大》等。
中唐时期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元稹(779—831),子微之,洛阳人。贞元九年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两人又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等,授左拾遗,后成为监察御史。元稹性格刚烈,是一位才子型作家,我们所熟知的《莺莺传》传奇便是元稹创作的。元稹于53岁因疾病去世,留下《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三十多首。元稹与白居易友谊很深,常一起谈论诗作。白居易的仕途曲折,但在诗歌领域却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统治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其次他的的叙事诗都长盛不衰。著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又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
中唐诗歌高潮到唐穆宗长庆时期逐渐低落,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士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批怀古咏史诗,其中杜牧就是这一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太和二年,考中进士第,又举贤良方正科。杜牧性格刚直,做事胆大心细。其诗情致豪迈,人称小杜,以区别杜甫。著有《樊川》诗四卷,《外集》诗一卷,《别集》诗一卷,今存诗四百余首,大多是抒写理想抱负关心国民生计,感叹壮志难酬。其中《赤壁》、《山行》、《江南春》都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后世称杜牧与李商隐为小李杜,足见杜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朝除了诗歌以外,还有不少的散文、论文、传记等名篇传世。被称为“唐宋家”之一的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他提倡复兴儒学,成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写了很多文学体裁、风格迥异的文章,有哲学论文《天说》、传记文《捕蛇者说》等,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不仅在文学领域,还有众多的名臣贤相也是制科出身,据《
其应制科目分别是:
苏轼——才识兼茂
苏辙——才识兼茂
富弼——茂才异等
吴育——才识兼茂
张方平——茂才异等、贤良方正
三苏同属“唐宋家”,在他们的故乡四川眉山三苏祠中有一幅题词写到“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嵋共比高。”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颇喜言兵,著有《六国论》、《论衡》等。苏洵也曾参加过制科考试,但未得中。在父子三人中名气最大的就是苏轼,别号东坡居士,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苏轼从小好学,非常有才华,21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考入三等。他为人坦荡,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苏轼的仕途道路充满了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在他历任地方官以来,关心人民生计,很有政绩。其次,他在文、诗、词方面也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作品中辞赋有《赤壁赋》、《流侯论》等,以及诗词《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水调歌头》等为后人广为传唱。著有《坡集》、《东坡乐府》等文集,近存诗2700多首,是我国文学史上璀璨明珠。其弟苏辙与他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据《宋史·苏辙传》中记载:“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且史官论曰:“苏辙论事精确。修辞间严,未必劣于其兄。”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仁宗时期的宰相富弼同样是制科出身。《宋史》上记载:“弼少年笃于学,提笔能文,胸有大度,范仲淹见而称奇,誉为‘王佐之才’,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他于仁宗时举茂才异等科,授将作监丞,至元和二年被任为宰相,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疾恶如仇,历仕真、仁、英、神宗四朝,官居宰相。
据《宋史》上记载:“自宋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吴育,字春卿,少奇颖博学,仁宗天圣五年进士,后举贤良方正,擢著作郎,进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吴育性格耿直,敢说敢为,刚正不阿,他多年任地方官,兢业守职,积劳成疾,任河南知府时,吴育已重病缠身,还视事如平日,终卒于任上。之后赠吏部尚书,谥号正肃,著有文集五十卷。
张方平是北宋中期的一位文化名臣,仕历三朝。“其少颖悟绝伦,一阅不忘。家贫无书,从人假三史,旬日即还,巳得其详。宋绶、蔡齐以为天下奇才。举茂材异等,为校书郎,知昆山县。又中贤良方正,选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神宗时,累官参知政事,御史中丞。方平慷慨有气节,虽王安石用事,嶷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时。卒,谥文定。”张方平著有《乐全先生集》四十卷,流传于世。张方平不但有才学,而且为官清廉,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不愧为北宋有名的大臣。
综上所述,唐宋为制科在整理
参考文献
古代科举文学常识篇6
关键词：王先谦；史学成就：思想与观念
王先谦(1842～1918)，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晚清著名学者，与王夫之、王文清、王?运合称为“湖南四王”。
王先谦在史学方面成就卓著，撰述丰硕。所涉及的内容大致如下：对古籍的校勘、笺注和考证，如《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等。对旧史的补修，如《新修晋书》等。对史地学与民族史的研究，如《蒙古通鉴长绾》、《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等。史料的汇编和纂辑，如《十一朝东华录》、《湖南全省掌故备考》等。对外国史地的研究，如《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等。这些著述反映出王先谦如下的史学思想。
其一，求是思想。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术的精髓和灵魂。王先谦治学循乾嘉遗规，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其史籍校注和文献整理等史学实践中，如王先谦对《汉书》、《后汉书》等的校勘、笺注等。在此试举例说明，如《汉书·成帝纪》“越崔山崩”，《补注》“先谦曰：官本‘嵩’作‘隽’”。“嵩”和“隽”形相近。但读音和涵义均不同。在没有其他文献资料或更有力证据的情况下，王先谦只列出异同，不下定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
王先谦在校勘《汉书》、《后汉书》等时，对于不可解者。只是客观地集录众说，不轻易改动原文，不妄下断语，这样。不但给后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而且给后人留出了继续集恩广益的空间，以便时机成熟时得出更精确的结论。这不但对《汉书》、《后汉书》等原本的讹误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考订。同时也避免出现新的讹误。在校勘、笺注和考证古籍时，不轻易改动原文。不妄下定论，这正是实事求是思想在具体学术实践中的反映和体现。
其二，爱国思想。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史学上的一个主旋律。王先谦出生于鸦片战争后，对清王朝遭受外敌入侵的多舛命运有切身体会，在政治上是爱国的。王先谦在位期间，不畏权贵，上疏盲事，为清朝统治者提供抵御外侮的良策。比如奏请筹东三省防务、主张联手日本以防俄等。在辞官归里后，王先谦又组织收回路权，主张筹款自办等。这些都反映了王先谦爱国的思想，且王先谦的史学研究也同样饱含爱国情结。
从王先谦史学研究的内容中，可看出王先谦具有反抗侵略的爱国思想。晚清时期，外敌入侵，清王朝的西北和东南等边疆危机重重，备受学者关注。在此氛围下，王先谦也表现出对边疆史地的关注。如王先谦很早就意识到俄国在中国的北面对清王朝觊觎已久，主张联日抗俄，因而他对处于俄国虎口之下的蒙古忧心忡忡，非常关注蒙古的命运，故对蒙古的历史进行研究，撰著《蒙古通鉴长编》，以引起当世的注意。
又如，王先谦在《十一朝东华录》中详细记载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等内容，而蒋良骐《东华录》中却没有记载。《五洲地理志略》中也有一组图标示了中国北部边界的沿革及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当时的状况是俄国不断侵占我国北部的领土，因此他一再强调自古以来中俄边界的沿革。提醒民众注意俄国的野心，抵抗俄国的侵略，这些都说明王先谦的史学研究中具有反侵略的爱国思想。
其三，经世思想。王先谦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其门人曹典球曾说，“先生同重事功，讲经济，而如荀卿所谓有益人国之大儒也。匪惟义理考据词章之有可纪焉”。王先谦在日常治学中也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怀，他写有《科举论上、下》、《海军论》、《工商论》、《学堂论上、下》等，所谈论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以及国家发展、富强的事情。王先谦也关心河患及治理，其为《国史·河渠志》作序。历述黄河的泛滥和治理等，这些都体现了王先谦经世关怀的史学思想。
再如，王先谦对当代史的关注。晚清时期，由于内忧外患，清政府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一些具有经世意识的史家将目光从故纸堆中转向现实。开始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以期能为千疮百孔的清王朝筹治安之策。于是兴起当代史研究的热潮。在此氛围下王先谦亦开始关注当代史。表现为对清朝掌故的研究，编纂出一部多达624卷的浩瀚巨制——《十一朝东华录》。王先谦编纂《东华录》有着明显的经世意识，“刻既成，谨飚言简端，用告后世治国闻者。於虏!读是编者，敬念累朝高厚之施，必将感奋兴起，吏修其职，民勤其业，庶对扬列祖休命。以仰答我皇上生成之恩”。可见。王先谦编纂《东华录》即是追述清朝历代皇帝的丰功伟业，以使当世“感奋兴起”，达到“吏修其职，民勤其业”的目的，表现出王先谦现实关怀、经世的史学思想。
中国学者自古就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到晚清，由于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加深。经世思潮空前高涨，成为社会的主题和学术潮流。如徐世昌说：“嘉庆以还。士人始昌言经济之学，期于有裨实用。”旺先谦的经世思想正是这一时代潮流的反映。
其四，变易史观。中国古代文化中蕴藏着丰富、优秀的思想，发晨变易观是其中的一个。作为中华文化元典之一的《易经》的思想精髓就是发展变易，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晚清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清王朝已经到了非改革而不能自救的地步。因此当时的学者纷纷从《易经》中发掘变易的思想，以为清王朝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如龚自珍、魏源等。王先谦也继承了这一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精华。有着发展变易的史观。如论科举制度。光绪元年(1875)王先谦典试江西时还认为“制艺取士，前古莫尚之良法也。圣贤之微言奥理。备于四子书。学者正心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舍是无由”。可见，其对“制艺取士”的科举制度是非常赞同的。到了光绪丁酉、戊戌间(1897～1898)，王先谦连续作了《科举论上》、《科举论下》两篇短文，虽然也回顾了科举制度在历代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科举制度是“果无外惧，百世不易可也”之良法。但由于当时清王朝逭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故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弊端，与当时的形势不相适应，“至于制艺，则豪俊有志之士，类不乐为。章句所困。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甚至“深山困饿，把卷穷年。饮恨人地，不知几千万人，使生附志士之列，而死蒙鄙儒之称，谁之咎也?”因此，王先谦的看法有所改变。说：“一统之天下之士，以制艺造之；列国之天下之士，不可以制艺造之。今之世论海内则一统，合环球为列国。然而设科校艺。使仍前政，用时文取士，而罔识变通，殆未抉其弊也。”认为科举制度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方今时事多艰，墙才为急，将欲讲求实用，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王先谦认识到由于“时事多艰”，亟需人才，故“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反映了王先谦的发展变易观。对“制艺取士”的科举制度。王先谦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由赞同到反对，并不是盲目跟随潮流，也不是见风使舵，而是王先谦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已经到了科举制度不得不随之而变的程度。如果科举制度再不变化就会阻碍人才的选拔、社会的发展，因此科举制度必须要变革。
由此可看出，王先谦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一些不适应时代的制度等皆应随之而变，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促进社会的发展。体现了王先谦发展变易的观点。
其五，夷夏观点。夷夏之辨的本质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夷夏之辨。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以地域来划分华夏与蛮夷。认为中原是华夏，而四方皆为蛮夷之地。春秋战国之后。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地域的界限被打破，人们开始以礼仪文化来区分华夏与夷狄。汉代，由于董仲舒、何休等学者的系统阐发，夷夏之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明末清初，明朝灭亡，满族人关，建立了清王朝，并在其征服汉民族的过程中采取残忍的民族压迫手段和政策。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等等，这些都激起了当时民众反抗民族压迫的情绪。当时学者们认为满族入关、明朝灭亡与以往朝代的灭亡有本质的不同。即是“亡天下”与“亡国”的区别。这时期的夷夏之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合理因素。清代，随着统治的稳定。社会的发展，满族统治者逐渐被汉族文化所同化，特别是晚清时期，蛮夷不再是满族统治者，而是人侵清王朝的列强。从总体上来看，随着时代的变化，夷夏之辨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和变化。“夏”由最初的中原地带逐渐变为整个中国，而“夷”初指中原地区四周的蛮荒之地。后来逐渐变为中国之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或肯定。不同历史时期的夷夏之辨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并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对此。我们应历史地、辩证地分析。
王先谦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经世爱国史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其史学思想中也有以华夏为中心的夷夏之辨观念。在其史学著作中，王先谦虽然承认西方国家比清王朝强盛。并且也积极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史地等知识。即便如此，王先谦的著作中也透露出蔑视外国文化的意味，如王先谦说，“道、咸之际，知有海国矣，情事未灼也”，将外国称为“海国”，略带轻蔑的意味。他又说，“盖西人为学，以象数为体，工商为用，军旅为辅，其于文字、历史近之矣。百家杂出，各以术鸣，而道之大原，或未之知也。见有君上也，俄焉非其君上也；见有子孙也，俄焉若无子孙也。伦纪之爱薄，故乡土之念轻；仁让之意微，故争竟之情炽。非诗书不能和柔其血气。非道德无以澡雪其性天，此盖俟之千百年后者矣”、“夫工艺之学，形而下者也，与中学之形而上者，古今殊途，本非治世之要务”等等。可见，王先谦虽然承认西方国家工艺的发达，但还是认为他们的“工艺之学”是“形而下”的。这是晚清传统士大夫的主流观点，他们大多都认为，应该以儒家道德文化为主体，吸收西方实用的科学技术，且不能改变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结构。
古代科举文学常识篇7
摘要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对中国古代体育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概述以及详解，论述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思想观念、社会活动和我国体育运动的关系，以及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对民间体育的影响。
关键词学校体育中国古代思想体育游戏社会制度政治活动
一、原始社时期的学校体育
中华民族从打制和使用粗石器开始便产生了以传授劳动经验的原始礼仪为内容的教育。这种原始的教育没有专门的组织形式，大都是在劳动和生活的实践过程中进行的。像传说中燧人氏教民以渔、伏羲氏教民以猎、神农氏教民农作等，反映了远古先民的教育内容。原始社会的教育不单是传授劳动的知识和技能，还要进行原始礼仪和道德习俗的教育。
二、中国古代六艺与中国体育的联系
西周国学的教育内容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内容。大学以诗书礼乐为重点，小学以书数为众多，而射御则一以贯之。用现代的观点来分析六艺，“礼”是政治伦理课，包括整个宗法等级世俗制度、道德规范和礼仪。“乐”是综合艺术课，包括音乐、诗歌、舞蹈以及雕镂、建筑等造型艺术。“射”和“御”是军事训练课，“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书”与“数”是基础文化课，“书”是指书写文字，“数”是指计算、算法。其中与体育相关的主要是“射”“御”与“乐”中的舞蹈。
三、丰富多彩的体育游戏活动对体育的促进
中国古代体育游戏的发展伴随着古代中国文明的崛起、兴旺和衰落。在这一变迁过程中，中国文化的特点注定了体育游戏过于重视社会价值和教育性，忽视个人价值和娱乐性。对于中国古代体育游戏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体育、游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掘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古代游戏形式多样，以一下几项为例：
（一）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蹋、踢的含义，“鞠”最早系外包皮革、内实米糠的球。因而“蹴鞠”就是指古人以脚蹴、蹋、踢皮球的活动，类似今日的足球。据史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民间就流行娱乐性的蹴鞠游戏，而从汉代开始又成为兵家练兵之法，宋代又出现了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清代开始流行冰上蹙鞠。因此，可以说蹴鞠是中国古代流传久远、影响较大的一朵体育奇葩。
（二）技巧――古代的体操，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中，有一类独特的运动形式，这就是技巧。中国古代的技巧运动，源于史前人类自身的活动和生产劳动实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进步，至秦汉之际，这一运动形式已经成为统一专制大帝国精神文化形态之一的“乐舞百戏”艺术的主要内容。这种技巧运动形式的主要项目有筋斗、倒立、柔术、戏车、戴竿、绳技等等，其中许多项目都需要高度的身体技巧。这些丰富的以展现身体的高度技巧为主的运动形式，经汉代以后，基本上确立了其在中国古代盛行的“百戏”艺术中的地位。
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体育游戏，与人们的生活相交融，影响着中国的一代代人，从中也可以看出来中国体育史的丰富多彩。
四、中国古代思想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
我国古代强调整体健康的元气体育观，认为人是阴阳二气运行变化的产物，阴阳二气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基础。而儒墨两家有着不同的教育方法。
儒家私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学生主要由平民组成。孔子私学的教育目的主要是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从政人才。在教育内容上，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六艺的教育传统，时常向学生传授射箭礼仪和技法。此外孔子还经常和学生一起参加一些休闲娱乐活动，如登山、钓鱼、射猎、郊游等。
墨家私学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家学派是“农与工肆”小生产者的代表，政治上主张“兼爱”、“非攻”，生活上倡导节俭，教学上反对礼乐，重视自然科学。对于体育教学，墨子也很重视，身体强健、思维敏捷者是墨子喜欢录选的学生。墨子在教学中很重视“射”的教育。据说墨家弟子300人，多是优秀的手工业者和能赴汤蹈火的武士。
五、政治活动：武举和战争对体育的促进
我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
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清代情况大不相同，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顺应武举的发展，中国体育也随之得到发展。
可以说，古代体育与近现代体育还有很大的差别，在远古时期，那时的“体育”尚处于萌发阶段，很多活动界限不清，归属于原始文化的共同体；发展到后来的古代，体育逐渐成熟、逐渐独立，人们也获得了一些运动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认识，发明了有助于身心健康的方法，也有了一些自觉的体育行为，但是还是与近现代的体育有较大的差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体育顺应了我国的社会经济需求，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在不断地前进。
参考文献：
古代科举文学常识篇8
关键词：骈文；骈俪；对偶；科举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882（2015）05-084-01
一、骈文的含义以及发展历程
（一）骈文的含义
“骈文”二字当中的“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原意是二马并驾一车，引申义是文字的对仗工整，对偶。“俪”解释为“偶也”，也就是对偶的意思，古书当中“俪”又与“丽”相同，是指两张鹿皮并列，因此又引申为文字对仗、整齐。因此唐代以后的人称这种文体为“骈俪”。“骈文”这一名称直到清朝才真正出现和使用。
（二）骈文的发展历程
1、先秦时期的散文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骈俪的成分，散文当中出现了对偶句的形式。但是清代的阮元却不承认散文为文，只有骈文才是文，这话也许说的片面了，但是散文当中确实出现了对偶的成分。
2、魏晋南北朝的文章骈俪成分就显得更为成熟和丰满，骈文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章，风格不仅慷慨大气，文字句子更是讲究其结构成分和对仗。繁钦的《与魏文帝笺》，吴质的《答东阿王书》，《与侍郎曹长思书》都增加了骈俪的对偶成分。在《与侍郎曹长思书》中：“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际；学非扬雄，堂无好事之客。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这篇文章当中用的都是对偶的句式，不仅使得整篇文章看起来都很工整干净，而且更能使文章显得通透明了，很自然的表现出作者自己离群索居的状况，对偶句式在这个时期已经非常熟练地被运用了。
3、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体就是骈文，不管是奏章、写书还是诗歌，各种传记都采用骈体来写
这种写法不仅注重形式之美，更注重辞藻的华丽和唯美，此外，文章还注重风格的健劲。盛中唐之际，文学复古逆流思潮盛行，许多文人大家对骈出了批判，例如杨炯指出骈文只追求形式之美，过多的雕琢和修饰，反而失去了文章原本的自然美，过度的雕饰使得文章没有了刚建的风格和气节。因此他们相继联合起来倡导文风的改革，想要复古文学，相应的这一号召被许多人所支持，骈文就显得岌岌可危。发展的韩愈、柳宗元之际，他们提出了更为强有力地感召，同样是复古文学，在这时候“古文”与“骈文”就相对立了，对峙的时间持续的相当长。从此，散文与骈文的界限就十分清楚了。
4、晚唐时期，古文逐渐衰落
随着领袖人物刘禹锡被贬；韩愈将古文创作道路慢慢走入一种独特怪癖的方向，致使他的古文写作道路越来越窄，追随他的风格的人也是越来越不能很好地创作下去；白居易、元稹的文章向来比较平易，介于古文和骈文之间对古文也并没有起到什么支持的作用，渐渐地领导人物逐渐退出了古文的历史平台，其他人也无力活跃，骈文因此就复兴了。
二、科举制度与骈文的关系
（一）科举制度的内容与形式，唐代的科举制度从下层的官员、地主和各个阶级选拔人才，不仅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更是给下层的人士给了很好地平台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通过科举的途径来做官并且出人头地。
（二）科举制对骈文有促进作用。进士科的非常重视诗赋的创作，很多人都专心的研究这一方面。甚至重视诗赋的形式和辞藻之美而忽略诗赋的内容和策略，可见当时对诗赋的浮华形式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一步。进士科当中的规定文体并没有限制诗人的自由想象力的表达，反而使得读者看到了活灵活现的，湘灵和大自然。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骈文的发展，唐代科举考试只注重文章的形式而忽略其内容，因此大批的文人都是在不断地学习好的句法和写诗形式，对偶句便是当中最为流行和被人赞赏的一种。在当时为了迎合社会的发展，许多写古文的文人都开始写骈文，都向对偶句式开始转型，韩愈之子韩昶也为了迎合世俗的发展，不得不放弃古文的写作而改写骈文，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科举制是多么的有力，自然而然的正好和科举文体的骈文就占了上风，走向了更加辉煌的一面。
三、晚唐律诗向骈文渗透。晚唐时期律诗的发展最为迅速，逐步趋于完善。晚唐的律诗在格律上更是有了跨越式的进步。律诗在形式上已经趋于黏式，联内相对，联间相黏成为律诗的定式。而且在用韵上面也是相当严格的，一律要求以本韵相押，不能以邻韵通押，所以在偶句末字的位置上一般是不能掺杂邻韵，否则就会被视为出韵。这样的写作原则在当时是被非常重视的，在律诗的领域里押韵已经成了一种规则，每个人都会按照这种形式进行创作。诗歌和骈文在格律化的进程上呈现了一定的同步性。晚唐时代的诗歌和文章都向格律化靠拢的趋势。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晚唐的诗歌和骈文向格律化发展的程度也更为明显，比前代的作品格律化的程度更为深刻、细致、具体、严格。
四、骈文对现当代的影响
（一）骈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骈文在形式上非常讲究美感和句式的对仗，这是一种最为简单却也最为复杂的手法，简单是因为只要是对偶句就属于骈文的范畴，复杂是因为不能随意胡乱相押韵，是要讲究意向和韵律的。
（二）骈文对现当代生活的影响，骈文的华丽形式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影响很大，似乎也处处用骈文形式的存在。张学友的《情人》这首歌中“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汗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这几句歌词就是用了对偶的句式，使得歌曲充满美感。
五、结语
骈文在先秦到晚唐的发展历程是迅速的也是曲折的，骈体当中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成分，学习它优美的形式和句法，但是也不能因为讲究句法和形式美而使得整片文章显得空洞乏味，丧失了文章的真正的价值。我国历来就是一个讲究“中庸”的国家，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所以对待骈文也是一样需要在批判的眼光中继承和发展的。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古代科举文学常识篇9
一、文化常识题考查回顾
高考对文化常识题的考查是社会选择的结果。高考初创与探索时期（1952-1965年）以作家作品常识为主，文体知识（1956年）和表达方式（1957年）各出现一次。恢复高考后，自1981年始，文学常识题再次被纳入高考考查内容，1983年改“文学常识”题为“语文常识”题，考查内容愈加丰富，包括默写、文体常识、作家作品常识、古代文化常识、汉字构字知识和文体知识。
到2001年止，历年高考都以文学常识的考查为主。其中有几年涉及古代文化常识，如1992年考查对“太行山、江表、关西和百越”四个地理名词解释的正误辨析，1993年要求考生判断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这首诗的传统节令，1994年考的是传统礼貌称谓“令和家”的正确使用，1995年又是考古代人物称谓“名和字”的解说，这四年连续考查某一文化现象，而1998年则同时涉及古代的教育科举、职官沿革和纪年纪时等文化现象，真题如下：下列有关文化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九品中正制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
B.国子监的掌管人员为祭酒、司业，进国子监读书的统称为监生。
C.“六部”中吏部主管的事有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及科举取士。
D.天干和地支循环相配得60组，古代既可用来纪年，也可用来纪日。
此题考查的的文化常识较以前有很大变化，因没有上下文可供参考，难度较大，但不能不说这是对古代文化常识考查的一大亮点。
遗憾的是，1998年后的几年又只是考查文学常识而不见文化常识题了，而且2002年以后直到2013年全国卷乃至各省市高考试卷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对文学文化常识的直接考查。
二、古代文化常识命题特点
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全国大纲卷终于有了古代文化常识的身影，2015年和2016年的新课标卷继续出现。较以前不同的是此题放在了文言文中，需要结合具体语境解读，而非像1998年的单独命题，这就要求学生既要有相关的文化常识的积淀，又要能结合给定的文言文作出正确的判断。综观这三年的命题，大致呈现以下特点：
1.考查形式固定不变
古代文化常识题都是放在文言文中考查，该文言文都选自《二十四史》，如《新唐书・韦凑传》（2014全国卷）、《宋史・孙傅传》（2015课标Ⅰ）、《北史・来护儿传》（2015课标Ⅱ）、《宋史・曾公亮传》（2016课标Ⅰ）、《明史・陈登云传》（2016课标Ⅱ）、《明史・傅传》（2016课标Ⅲ），所选材料都是正面历史人物的传记文章，篇幅在700字以内。四个选项的词语都出自该文言文，以客观题的形式出现，位于三道客观题的第二题，要求判断错误选项，分值三分，题干措辞没有变化，是“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2.考查内容稳中有变如表
（1）三年的古代文化常识题都考了职官沿革这一内容。（2）对姓氏称谓的考查频率较高。
（3）古代典章制度多有涉及。（4）另外还考了文化典籍名词。
3.考查范围广而有据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天文地理、历法乐律、典章制度、职官沿革、文化典籍、行政区划、教育科举、宫室建筑、礼仪习俗、姓氏称谓、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名目繁多，而且由于年代久远，社会变迁，很多历史事物已难于理解，这对广大考生来说的确是一道难于逾越的沟坎。不过高考对古代文化常识的考查虽然很广，但是还是有据可循的，@连续三年的六套真题的考查点基本上和教材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1）见于教材课文的
故事（2014年）：“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六国论》）；
名/字、谥号（2015年）：必修五“梳理探究・古代文化常识・姓名字号”；
两京（2016年）：“衡乃拟班固《两都赋》作《二京赋》”（《张衡传》）；
教坊（2016年）：“名属教坊第一部”（《琵琶行》）；
有司（2016年）：“召有司案图”（《廉颇蔺相如列传》），“宜付有司论其刑赏”（《出师表》）；
陛下（2016年）：“且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苏武传》）。
（2）见于教材注释的
春秋（2014年）：《烛之武退秦师》注释①，“《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它依孔子修订的鲁史《春秋》的顺序”；
嗣位（2015年）：《虞美人》注释①：李煜，字重光，南唐中主李Z之子，公元961年嗣位，史称南唐后主；
兵部（2015年）/礼部（2016年）/吏部（2016年）：《狱中杂记》中有“余在刑部狱”，注释为：刑部，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之一，掌管全国刑法、狱讼之事，是清代最高司法机关；
太子（2015年）：《陈情表》中有“当侍东宫”，注释为：东宫，指太子，因太子居东宫。
（3）跟教材内容有联系的
解褐（2014年）：《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乃使其从者衣褐”句，注释为：穿着粗布衣服，意思是化装成百姓。按：“解褐”指脱去平民穿着的粗布衣服，换上官员服饰，比喻开始进入仕途；
南面（2014年）：《鸿门宴》中有“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按：按古代礼仪，宾主之间宴席的四面座位，以东向最尊，次为南向，再次为北向，西向为侍坐，故项王座次最尊，张良座次最卑。又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帝王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向南而坐，所以“南面”用以指居帝王或诸侯、卿大夫之位；
诣阙（2015年）：《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有“城阙辅三秦”，《水调歌头》中有“不知天上宫阙”，《满江红》中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按：“阙”是宫门两侧的高台，又可借指宫廷；“诣阙”既可指赴朝廷，又可指赴京都；
庙号（2015年）：《过秦论》中有“一夫作难而七庙隳”，《伶官传序》中有“入于太庙，还矢先王”。注释为：七庙，天子的宗庙；太庙，帝王的祖庙。按：“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如高祖，太宗，钦宗，庄宗；
登进士第（2015年）：《师说》注释①言韩愈“25岁中进士”，《书愤》注释①言陆游在“宋孝宗时赐进士出身”。按：登进士第，又可称为进士及第，指科举时代经考试合格后录取成为进士；
致仕（2016年）/移疾（2016年）：《张衡传》中有“上书乞骸骨”，注释为：封建社会，大臣年老了请求辞职为“乞骸骨”。按：“致仕”指将享受的禄位交还给君王，表示官员辞去官职或到规定年龄而离职；“移疾”指官员上书称病，实际是官员受到权臣诋毁，不得不请求退职的委婉说法；
中宫（2016年）：《长恨歌》中有“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西宫南苑多秋草”。按：“六宫”指古代皇后的寝宫，正寝一，燕寝五，合为六宫。“后宫”指天子或诸侯的宫室，此处当为“後宫”，指妃嫔所居的宫殿。“西宫”指离宫，别宫。“中宫”指皇后居住之处，因以借指皇后；
契丹（2016年）：高适《燕歌行》中有“汉家烟尘在东北”，注释为：“东北”是指开元十年至天宝初，唐与东北奚、契丹的战争持续不断。按：“契丹”是古国名，后来改国号为辽，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与中原常发生争端；
首相（2106年）：《论语・侍坐篇》中有“愿为小相焉”，注释为：相，诸侯祭祀或会盟、朝见天子时，替国君主持赞礼和司仪的官。相分卿、大夫、士三个等级，小相是最低的士这一级。《张衡传》中有“出为河间相”，注释为：相，汉朝王国的相，职权相当于郡的太守。《蜀相》中有“丞相祠堂何处寻”，丞相，古代辅佐君主的最高行政长官。按：首相，谓宰相中居首位者；
建储（2016年）：《陈情表》中有“当侍东宫”，注释为：东宫，指太子，因太子居东宫。按：太子，指封建时代君主的儿子中被预定继承君位的人。周时天子及诸侯之嫡长子，或称太子，或称世子。秦因之。汉天子号皇帝，故其嫡子称皇太子。金元时，皇帝之庶子亦称太子，如金有四太子兀术。明以后皇帝之嫡子称皇太子，亲王之嫡子称世子。因为太子是被皇帝封为储君的儿子，所以建储就是立皇太子。如宋苏轼《范景仁墓志铭》：“公在仁宗朝，首开建储之议。”
三、古代文化常识备考策略
由上文分析可知，近三年高考文化常识题的考查点基本来自所学文本，有的来源于课文，如“有司”；有的来源于注释，如“太子”；有的跟教材某知识点密切相关，如“南面”。考生们若要取得古代文化常识题质的飞跃，则需立足文本，夯实基础，适当拓展，由点及面，联系现实，深化认识。
首先，要精益求精，深挖内涵。例如，“陛下”一词在必修一《荆轲刺秦王》中就已经出现，荆轲携秦武阳来到秦国，“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书中注释为：“陛，殿前台阶。”那么“陛下”则是帝王宫殿的台阶之下。汉蔡邕在《独断》中作如下解释：“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阶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可见“陛下”是对帝王的尊称。此词又见必修四《苏武传》，“且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此虽为李陵的劝降之词，对朝廷的不满之意，但“陛下”的称呼则流露出自己仍为大汉之臣，且对大汉帝王之忠诚，不言而喻。
其次，要勾连相关，比较归纳。某一文化常识的出现往往不是单一孤立的，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比较归纳，勾连相关知识点，形成一知识网络。必修五的古代文化常识部分就天文地理、纪年纪时、姓名字号和礼仪制度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究梳理，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是中国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皓首穷经亦只能见其冰山一角。虽然如此，我们在梳理探究某一文化现象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尽可能多的掌握，知其一一定要知其二。比如教材中抛出这样的问题，“河内、河外、河东、河西、河南、河北，要分清楚是指黄河流域的那个地区”（见必修五“古代文化常识・天文地理”），我们就一定要明确：“河内”，古代指黄河以北的地区；“河外”，春秋晋人指河西与河南地区；“河东”，黄河流经山西省境，自北而南，故指山西省境内黄河以东的地区；“河西”，春秋、战国时指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之西；“河南”，指黄河以南地区，具体所指范围广狭有异，秦汉时代称今河套以南地区；“河北”，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这样“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必修一《鸿门宴》），以及“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必修三《寡人之于国也》）中的相关概念就迎刃而解了。
第三，要温故知新，联系实际。必修二《游褒禅山记》中，有“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句，此处“华山之阳”是指华山的南面，因为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可是如此记忆，有些学生反而容易混淆，这时最好的做法就是唤起学生的回忆，以故记新。学生初中学过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中有“衡阳雁去无留意”，此处“衡阳”就是衡山之南。又《愚公移山》中，一开篇就有“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此处“河阳之北”即黄河北岸的北边；该文结尾处是“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此处的“汉之阴”，即汉水的南岸。水之阴阳就是水之南北，一目了然。其实今天我国很多地名都与此文化现象有关，如湖南的衡阳市（衡山之南），陕西的华阴市（华山之北），无锡的江阴市（长江之南），武汉的汉阳区（汉水之北）等。如果学生能够将书本所学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则难者亦易矣。
参考文献：
[1]刘汉军《高考文学文化常识命题特点及应试对策》临沂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93年第1期。
古代科举文学常识篇10
一、统治者实施积极的文教政策，有利于语音规范的制定和推行
语言的规范和统一是巩固中央政权的重要条件。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认识到了这一点，建国之初，朱元璋便采取有力措施，干预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制定语言规范标准，并用行政力量予以推行，捍卫了汉语的国语地位，对于汉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公元1280年，蒙古族入主中原，并建立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统一政权――元王朝，他们以蒙古语为国语，并用蒙古语大量翻译汉语典籍，汉语和蒙古语相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蒙古语的影响。为了摆脱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恢复汉语的正统地位，明朝建国伊始，朱元璋就下令禁止臣民使用蒙古语，还命朝臣编撰韵书，制定汉语语音规范，即确定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并将这一“标准音”向全国推广，以维护国家语言的统一和规范。洪武八年（1375年），乐韶凤等人奉诏“参考中原雅音正之”，编成了《洪武正韵》一书。《洪武正韵》确定了当时汉语语音规范的标准，是当时最具权威的官修韵书，它成为了全国各地识字读书、作诗用韵必须遵守的语音规范。
语音规范标准即已确定，如何推行，而使其得以巩固和普及？这主要是靠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朱元璋虽出身释门，略知文墨，但是鉴于前朝的经验教训和亲身经历，非常重视学校教育，深刻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培养人才、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并从中央到地方逐级设立学校，明朝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匹敌的。因此，学校成了推广共同语“标准音”的重要阵地，在正音教学上，所有的学校都以《洪武正韵》为标准教材，以其所指定的标准来教学，“嘉靖八年，题准铸印局官儒今后应造印记关防专以《洪武正韵》为主，《正韵》不载方取许氏《说文》，二书无从查考者，方将先儒著述六书等书参考。”[1]由此可见，学校教育对于语音规范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语音规范推广的另一个渠道就是科举考试。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开科取士，科举取士是明朝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士人们都以科举登进为荣，很多士子通过科举考试取了功名利禄，明朝政府也从科举中网罗了许多人才，为巩固明王朝政权打下了人才基础。明朝的科举制度对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有所发展和改革，在明初科举考试科目设置上，“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2]，其中，复试时的“书”一事，主要考察的是士人的文字书写以及作文用韵，要求士人要通六书之义，手书正楷，时文取字用韵，以《洪武正韵》为准。因此，所制定的语音规范也因科举取士而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
明朝统治者实行积极的文教政策，由国家制定语音规范的标准，以“中原雅音”为汉语“标准音”，编撰官修韵书《洪武正韵》，并以行政力量，通过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在社会广为推行语音规范标准，明代汉语共同语的语音规范标准逐渐得以通行开来，在一定程度上语言也达到了规范和统一。
二、实学思潮的兴起有利于推动语音规范的研究
明初，统治者非常重视礼制的制定与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把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确立了其官学的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东林列传.高攀龙传》）科举考试也是以程朱理学为依据，“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明史.选举志二》）。到了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下令修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等，颁行天下，不让任何人非议，并将它们钦定为士子必读之书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从此，古人注疏废弃不用，崇尚时文，重文辞而轻实事，六艺不学，仅务八股，八股取士逐渐成为定式，从有明一代直至清末相沿近几百年不变。八股文内容空洞，形式僵化，将士人导向了不学无术的歧路，对人们的思想、学术、政治、社会风习等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对于语言规范而言，自《洪武正韵》之后，就再也没有一本官方主持编撰的韵书，语言规范也只能靠民间约定俗成自发地进行。
明代中后期，随着心学空疏学风对社会的危害日益加剧，心学也走向了衰落，一些有识之士在批判王阳明“心学”的过程中，反对空疏的不良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实学思潮兴起，具有实学思想的理学家、思想家队伍不断壮大，并逐渐形成潮流，由明而清，实学思想影响深远。代表人物主要有实学思潮的发动者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复社成员张溥、方以智等，这些实学思想家们以求真务实为原则，崇尚经世致用，倡导读书治学，并躬身践履，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等领域都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以及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开启了一代实学新风气。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考据之风渐盛，造就了一批考据学家，“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唯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面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3]在这些考据学家中，有的考究古词，有的解释今语，有的通方言，有的解释俗语，掀起了明代学术界研究语言的热潮，并为清代的语言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开启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时代。如方以智的《通雅》，“其大指，尤在乎变点画，审音义。因而考方域之异同，订古今之疑讹。……引据古文，旁稽谣俗，博而通之，总之不离乎雅者近是”[4]，是一部兼包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分类词典。其中的考究字音无疑对语音规范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考据之风影响下，方言研究在明代崛起，著作有岳元声的《方言据》、陈与郊的《方言类聚》、李实的《蜀语》，这些著作都是对方言词语进行描写，用通语释义，考订方言字音。对方言词语字音、字义的考订，辨明方言与通语的区别，这对于共同语语音规范的研究和普及起到了间接地推动作用。
三、对外交流的频繁，有利于语音规范的传播
明成祖朱棣矫正了之前对外贸易的一些偏颇，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永乐初年，为了进一步向外拓展贸易，加强与海外各国的沟通和联系，明成祖命大臣郑和、王景弘等人率官兵和水手共27800余人，乘坐62艘“宝船”，从苏浙闽南下，历南洋群岛，至非洲东岸。郑和船队前后共出使7次，游历了30余国，达到了宣扬明朝德威和肃清海洋通道的目的。在永乐年间，沿着郑和开辟的海路，亚非国家使节来华318次，平均每年15次，对外交流非常频繁。
1540年，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旧教国家同罗马教会结成了旧教同盟，并成立了耶稣会，该会以矢志忠于罗马教皇，积极推行海外传教而闻名，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成了他们觊觎对象。随着葡萄牙商人占据澳门，明嘉靖三十六年，耶稣会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传教，然而，由于文化冲突，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并未取得较大进展。为了进一步扩大传教活动的涉及范围，他们采取了“适应性传教策略”，即要求在华传教士必须实现“中国化”，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使基督教皈依中国民众的目的。“中国化”包括必须熟悉中国的精神文明、语言文字、习俗、生活方式等，其中，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达到会读、会写、会说，是实现其他项中国化的大前提。“传教士，他不得不学习某种陌生的语言，……学习它不仅是为了处理日常事务，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教和翻译圣经。”[5]因此，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是在华传教士以及此后来华传教士必须遵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