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篇1
一、现行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雏形已露端倪，它是以《对外贸易法》为基本支柱，以《商业银行法》等服务行业性法律为主体，以《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行业性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补充，依托《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跨行业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支撑，共同构筑而成。具体地说位于最高层次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其次是我国服务贸易的主体框架，即各服务行业的基本法律，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海商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民用航空法》、《广告法》、《建筑法》等；再次是作为行业基本法律重要补充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等，如《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等；与服务行业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等是构建服务行业法律框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要有《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价格法》等。
为了更为形象地表现上述法律框架，可参见下列简图。
1.调整服务行业内部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框架结构：
服务行业最高层次的法律（如《对外贸易法》）
某一服务行业最高层次的法律（如《商业银行法》《律师法》、《海商法》等）
某一服务行业中某一方面的基本法律规范（如《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
某一服务行业中某一方面的其他法律规范（如中国人民银行《信贷证管理办法》）
有必要说明的是：（1）行业内部的法律框架结构必定是呈一种宝塔型，其法律规范的效力也相应地由宝塔型的下（底部）向上（顶部），逐层上升。（2）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国内还是涉外服务贸易，行业内部的法律框架可分为一般的服务贸易法和涉外服务贸易法。
2.与调整服务行业有关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框架结构：
宪法
服务贸易基本法与服务贸易有关其他法律部门基本法
（如《对外法律部门基本法贸易法》）（如《民法通则》）（如《民法通则》）
行业基本法与服务贸易有关法律其他法律
（如《注册会（如《价格法》）（如《继承法》）计师法》）
贸易行业行政与服务贸易有关行政法其他行政法规、规章法规、规章规、规章
有必要说明的是：（1）服务行业法律制度是我国整个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应当纳入我国法律体系之中。（2）与服务行业有关的其他法律、法规仅表明其与服务行业法律制度的关系相对密切，它包括组织法、市场协作和竞争法、宏观调控和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和消费者保护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与服务行业法律制度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但绝不意味没有联系。（3）除宪法之外，服务贸易基本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基本法地位是一种平行的关系，都在各自的调整范围内具有最高的效力。（4）服务行业基本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法律效力的高低，而主要是反映法律规范的职能和作用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在职能和作用方面确实存在差异，一般认为，从动态的法律实施角度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规范职能和作用相对大一些，被视为经济宪法，因而将其作为经济法中有代表性的基本法律之一。
与调整服务行业有关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之间的框架结构：
wto
gats规范、亚太经合组织规范、双边和其他多边协定中服务贸易规范
国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
有必要说明的是：（1）国内法与国际法（包括在我国加入wto后，wto规则和gats规则）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国际法。但是，我国予以保留的条款或者规范除外。（2）国际服务贸易公约和条约的规范在适用中存在不少例外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国的国家或者市场参与者无法律约束力。（3）目前，在我国参加或者缔结的服务贸易方面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中，对所承担的义务有时采用一种较低的法律表现形式，如规章。这并不意味着该规范的效力相对较低。
二、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缺陷
在中国的经济立法中，服务贸易立法相对而言是最薄弱的环节，在相当一部分领域，法律处于空白状态。（注：见曹建明：《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与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第128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与此相对应，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也处于雏形阶段，其结构远未定型，存在的问题也相对较多。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缺乏一部统帅整个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我国的服务贸易大致分为国内和涉外二大部分，目前调整国内服务贸易的法律主要是行业性法律，以及跨行业的调整企业组织和交易行为的法律，缺乏具有统领全面的基本法，目前主要行使这一职能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调整涉外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是《对外贸易法》，但该法不是一部专门规范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基本的法律。该法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专章内容仅为5条，至多只能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原则，而尚不足以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基本法律。
第二，有一些服务行业尚缺乏基本的行业性法律。如我国旅游行业1995年国际、国内总收入达2098亿元，1996年达2487亿元，但还没有一部《旅游法》，而且很多省市也未制定旅游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致使旅游行业旅客投诉较多，问题层出不穷。又如我国目前在电信服务领域中消费者投诉较多，但缺乏一部行业的基本法（即《电信法》）规范行业的行为。
第三，现行服务行业普遍存在不少法律规范真空现象。主要表现为：（1）在有限的服务法律、法规中，对在华外国服务机构、服务提供者的规定很少或者没有，即使有一些规定，仍较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注：见曹建明：《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与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第131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2）有相当一部分服务贸易领域的规范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规范性文件，不仅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影响到法律的统一性和透明度；（注：见曹建明：《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与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第131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4）有一部分服务贸易领域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而简单地采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范；（5）现行的服务贸易领域法律规范中存在缺乏可操作性现象。如我国的《证券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法律规定的盲区，如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作补充，就会影响法律应有的可预见性、可资规范性的基本要求。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的过渡期、中国国情特点、立法与实践几乎同步进行因而缺乏成熟的立法经验和技巧等，都是造成立法难度的重要因素。
第四，对整个服务业的法律规范和保护有待加强。在整个我国法律体系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例如，在商品和货物贸易方面，有《产品质量法》，而服务业至今没有一部统一的服务质量法。《标准化法》也主要规定产品的标准。又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就明显侧重规定与商品有关的不正当竞争；1983年3月1日实施的《商标法》也只规定了商品商标，直到1993年2月22日修订后，才规定服务商标。再如，现行《刑法》第三章专节规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而在服务业方面除规定金融犯罪之外，几乎没有独立的保护服务业方面的刑事法律规定。刑法的第166条（注：刑法第166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规定。该条第二项：“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的”，和第三项：“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不合格商品的”，都规定只有涉及商品才能构成此罪。）规定也有厚此薄彼之嫌。可见，在保护整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方面，无论是行政还是刑事方面法律都有待进一步加强之必要。
第五，现行法律与gats规范之间存在不少冲突。这种冲突在目前我国加入wto之间已显露出来，一旦我国加入了wto，这一问题将更为凸现。例如，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法都是90年代以前制订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主要调整从事工业及其基础设施的外商企业，对服务性外商企业则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政策。随着我国逐步开放服务业，逐步取消有关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商企业的规定已提到议事日程。又如在规范透明度方面，gats透明度原则要求国内服务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以及其他的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必须最迟在生效之前公布。而我国长期习惯于内部文件或者政策代替规范、公开、明示的法律、行政法规，客观上影响了从事服务贸易者（尤其外国当事人）对有关规定的知情权。
此外，我国现行法律与法律之间衔接问题，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与党和政府政策之间关系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理顺和完善。
三、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思路
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总体思路是：立足本国，接轨世界，内外结合，自成体系。
所谓立足本国，是指根据我国的国情、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服务贸易法律原则，构建以调整服务业为主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总的来说，一是应立足于国情和现行法律制度，依照宪法原则，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二是应立足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并举，并以国内的服务业为主，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过去人们认为，服务贸易法主要就是对外服务贸易法，但是，如果构建一个对外服务贸易法律框架，其内容、范围和意义都必将十分有限，而且在逐步开放国内服务贸易的趋势下，服务贸易法与服务行业法必将呈现交融状态，因而这种试图将对外服务贸易与国内服务行业法律制度一分为二，以此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思路，与我国实行服务行业逐步开放政策和gats规范不相协调，其可行性和操作性也难以保证。我们强调立足本国，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淡化服务贸易与服务行业法律之分，并以本国的各具体服务行业为主体，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并举，以前瞻性、全球性视角，全方位地规划构建具有本国特色又符合发展趋势的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所谓接轨世界，主要是与gats规范接轨（其他还应包括与我国政府承诺的有关服务贸易方面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如亚太经合组织规范接轨）。gats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其法律规范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地区），但市场参与者同样受其规范的影响和约束。一旦我国加入了wto，与我国承认或者承诺遵守的gats规范接轨，将是我国一项当然义务。就其形式而言，不外乎三种：一是将有关的gats规范，以国内法的形式加以制定和颁布；二是将有关的gats规范，以法令的形式加以确定；三是只需有权批准机关（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批准，即自行生效。其中最理想化的是第一种形式，但其立法工作量庞大，且gats规范仍在不断扩张之中，因而其操作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第二、第三种形式的优点是简便，无需启动立法程序，且又能保持gats规范的原有特色。但因gats的法律文件并非能为一般人所能理解，势必产生了解、咨询等问题。一种较为可行的做法是，以简便为原则，只对重要的、定型的gats规范采用第一种形式。此外，还应加强废除与有关的gats规范相抵触的法律规范的工作。
所谓内外结合，是指在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时，必须将我国承认或者认可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规范，一并纳入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之中。换言之，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应体现：我国有关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在相当程度上与国际服务贸易规范接轨，并且这些国际规范已相当程度上反映在我国有关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之中。
所谓自成体系，是指服务贸易法律框架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成为一个新的法律学科。目前，视服务贸易法律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不会存在较大的争议，至少在对外服务贸易法律方面。但是，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则必定遭受批判。根据我国现行法律部门划分的主导理论，服务贸易法律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分别归类于经济法（如《商业银行》）、商法（如《海商法》）和其他法律部门（如《律师法》）。但是，现行的法律部门分类标准有三个缺陷，一是它是一个静态的，不能自行随着法律更新而更新。二是它主要以国内法划分为内容，对内外结合型的法律规范划分相对粗糙。三是划分的标准常常不一致，法律部门之间存在不少相容关系。事实上，法律部门的划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法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就是一例。基于服务贸易法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服务贸易；有特定的规范对象，即服务提供者；以及存在相对完善的国际和国内服务贸易法律原则和规范，我们有理由相信，服务贸易最终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
四、构建和完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构建和完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主要是通过制定基本的和主要的法律文件和制度，理顺各种服务行业内部及其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使得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规范健全，并且相互协调，共同形成结构清晰、层次鲜明、相互衔接、疏而不漏的有机整体。
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基本要求是：（1）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政策、内部文件作为构建法律框架的基本要求。（2）必须具有服务贸易领域的基本法。其形式可以集中在一部法律中体现（明文规定），也可以散见于多部法律之中（必须被人们普遍认识和了解）（3）在每一个服务贸易领域都要有相应的基本法律规范，不允许存在基本法律规范真空地带。（4）与其他法律之间存在合理的对应和衔接。据此，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主要对策应当是：
第一，完善服务贸易基本法律。这是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一项首要任务。就其形式而言，无疑制定专门服务贸易基本法是最理想的，但选择贸易法作为与《对外贸易法》相对应，由此共同构成调整国内外服务贸易的法律基石，也不失为务实之举。
第二，加快行业性基本法制定。应注重参照国际条约和国外的立法经验，加大立法的力度，尽快完成服务贸易领域的各项法律制定。
第三，减少服务贸易中法律规范真空状况，增强法律可操作性。对策主要是：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解释工作，根据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对有关条款作出补充性的立法解释；通过制定国务院行政法规或部委规章形式，进一步制定与行业性法律配套的各种实施细则。
第四，加强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相关的经济、行政和刑事立法。构建和完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必须建立一整套彼此紧密联系、相互衔接、相互依存、疏而不漏的法律制度。就目前而言，主要应防止在有关的经济、行政和刑事立法中忽视或者轻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保护。
第五，最大限度地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制度面临的一个现实而又重大的问题。虽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gats规范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而且也旨在将我国纳入这一规则之中，并以此约束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注：见《theeconomist》1999年11月20—26日。）但要加入wto，就必须接受gats规范，严格遵守规范，履行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清楚认识到：只有接受gats规范、履行自己的承诺，才能使我国融入国际服务贸易一体化之中，改善我国的服务贸易的投资环境。“对国外企业，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最看重的投资环境就是法律环境，有没有一个透明的法律环境，这套法律是不是和世界法律规则接轨，这关系到它的信心。”（注：见《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第9期，第9页。）
第六、设置高效的监督管理机构和有效的解决争议机制。服务贸易法律的规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行政机关的管理和监督水准有关。完善服务贸易法律框架还应考虑：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设置一套监督、投诉机构；建立有效的解决争议制度；规范自律性行业组织及行为；建立一套咨询和服务机制等。
「参考文献
［1］胡微波。最新中国经济法律实行全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2］汪尧田。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成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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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世忠。国际经济法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5］［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m］。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篇2
关键词：gats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一、服务贸易的概念
服务贸易是以服务为对象的，所以要想界定服务贸易，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服务。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明确提出了服务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即："对于提供服务的生产者而言，服务就是商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1]
我国学界对服务贸易的概念不存在统一通行的标准定义。有些学者认为国际服务贸易在概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国际服务贸易是无形的，指发生于国家之间的直接的服务输出和输入活动。而广义的国际服务贸易既包括有形的劳动力的输出输入，也包括无形的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在没有实体接触的情况下的交易活动，如卫星传送和传播等。[2]
《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以下简称gats）第1条中对服务作了笼统的说明："服务"包括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但在行使政府权限时提供的服务除外。gats第1条第2款中以服务的4种提供方式对服务贸易作了全面定义：(a)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b)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c)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d)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自然的存在提供服务。
二、gats基本框架体系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一揽子协议包括：gats条款，8个部门协议附件，各缔约方市场准入承诺的减让表。其中gats分为序言，六个部分共29个条款，其主要原则包括：
（一）最惠国原则
gats第2条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其中第1款规定："关于本协定涵盖的任何措施，每一成员对于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二）透明度原则
根据gats第3条的规定，各成员方应及时公布与服务贸易有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及签署的国际协定。除了不能公开的机密外，各成员方应及时将所有与服务贸易有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条例、习惯做法以及所签署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最迟于生效前予以公布，并立即或至少每年将其对有关服务贸易具体承诺产生影响的新的规定或对原有规定的修改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
（三）市场准入
根据gats第16条第2款的规定，成员方如果已就某一特定服务部门作出了市场准入承诺，那么除其在承诺表中另有列明外，一般就不能维持或采取6种限制措施：第一，不得对服务提供者实施数量限制；第二，不得限制其交易总额或资产总价值；第三，不得限制服务交易的总量或产出量；第四，不得限制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自然人的数量；第五，不得限制或要求外国服务提供者必须通过特定形式的法人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即不得对外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限制；第六，对参股的外国资本设置最高股权比例或对个别或累计的外国资本投资总额予以限制。[3]
（四）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是gats中很重要的非歧视性原则，与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一起构成gats法律框架的三大支柱。gats规定了在承诺清单所列的服务贸易部门，并根据该清单所规定的条件，每个成员国在影响服务提供的所有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成员国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自己的相同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三、gats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
（一）对我国服务业产生冲击
我国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水平不高，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值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而且长期以来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我国服务业不仅长期存在部门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且服务部门在服务技术、管理水平和运作机制上与发达国家也存在较大差距，这使得我国服务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服务业是服务贸易的基础，服务业的滞后会制约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暴露了我国服务贸易法律存在的问题
1、服务贸易立法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调整服务贸易的法律主要是行业性法律，以及跨行业的调整企业组织和交易行为的法律，缺乏具有统领全面功能的服务贸易法。处于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最高层次的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但是该法仅在第四章用5个条文对国际服务贸易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分别涉及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管理体制、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及目录管理五方面内容。这些条文过于简单，并不能有效解决我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2、服务贸易立法中存在很多空白
目前，我国某些服务部门尽管有专项规定，却没有其行业性法律，如电信服务和旅游服务部门，至今还没有《旅游法》、《电信法》等，这些行业的纠纷一直居高不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法律的空白与无力。服务业的分部门也有数百种，但是我国国务院对此的服务贸易法规却较少，不利于某些服务业的法律规制。此外，我国传统观念上对服务贸易的理解过于狭窄，一般理解为劳动力输出，而忽视了其他类型的服务贸易。致使我国现行的有关服务贸易的法律主要是规范服务贸易中的"商业存在"这一模式，而对gats中规定的另外三种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规定得很少。[4]
3、部分法律法规与gats存在冲突
gats作为一个国际服务贸易多边化和自由化的总体法律框架，确立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和规则。作为wto的成员国，我国相关的法律、政策、措施和政府行为必须符合gats的要求。尽管我国为适应入世的需要，已经对与gats相抵触的法律进行了清理，但在我国的立法中，有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及技巧方面与国际规范还存在着一定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出于局部利益驱动，仍有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只由有关部门执行，不对外公开，违反了透明度原则。同时在我国某些服务贸易部门法律中还存在着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违反了gats的国民待遇原则，这些做法都与gats相关原则背道而驰。
四、gats框架下国家管理服务贸易法律政策的思考
（一）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我国应当在遵守相关承诺义务的基础上，按gats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具体来说，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从总体上应符合几个基本要求：①与gats的原则制度相衔接，gats作为第一个全球性的服务贸易协定，规定了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等一般义务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特定义务，明确了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的目标。我国服务贸易立法应以此为基础，在原则精神和具体内容上与国际规则相一致，根据开放的序列和时间进程，作出立法的统筹安排。②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政策、内部文件作为构建法律框架的基本要件。③在每一服务贸易领域都应有相应的基本法律规范，不允许存在基本法律规范真空地带。④与其他法律之间存在合理的对应与衔接。[5]
1、要完善服务贸易基本法。完善我国服务贸易基本法有两种途径：一是制定专项的服务贸易基本法，二是修改《对外贸易法》。从我国现实的情况来看，笔者赞同第一种方法。因为我国在04年已经对《对外贸易法》做过一次修改，但是服务贸易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还是条文简单，可操作性不强。另外一方面，从gats对服务的分类来看，服务贸易涉及的范围非常广，而且在很多方面与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存在差异，且对其规制的方法也不同，在《对外贸易法》中对其做出详尽规定并不现实，因此针对服务贸易制定专门的基本法律是必要的。我国要制定的服务贸易基本法在服务贸易法律体系中应具有"服务贸易宪法"的地位。
2、要加快部门基本法的制定，填补我国行业立法的空白，并力求与gats保持一致。如上文所述，现在我国某些服务行业还有法律空缺，我国应该尽快加强对服务贸易四种服务提供形式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服务业的实际情况，完成对各种类型的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应注重参照国际条约和国外的立法经验，按照我国承诺的开放部门，加速公布相配套的部门法规。
3、要根据gats的要求，加快清理可能导致歧视和不公正后果的法律法规，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首先，对于gats规定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和规定，可以考虑在一些相关立法中直接予以确定。其次，应该协调我国各机关的职能，避免政出多门的现象，增强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之间的衔接性。
（二）gats框架下我国管理服务贸易的政策
为了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竞争中寻求自身发展，我国应该在gats框架下，根据自身特点不断积极调整策略，以应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给我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要坚持积极稳健的原则。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放服务业带来的竞争可以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提供广阔的市场，也为我国通过全球分工发展自身服务业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开放意味着竞争，会使国内的服务业面临挑战和压力。因此，我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国情，采取稳健的态度，实现我国服务业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开放。
2、要善于利用gats保护本国利益。gats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将服务贸易中的壁垒全部铲除，而是希望"在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大服务贸易，并作为一种有利于促进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此，我国可以在gats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形成合理的服务贸易投资壁垒，维护国家的安全以及重要的社会经济利益，扶植我国的服务业不断向前发展。从现阶段来看，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不可能无条件开放国内的服务投资市场，各国适度保护国内服务市场是必要的。我国可以利用那些外刚内柔的规定做出有利于民族服务业发展的承诺和规定。[6]
3、要把握自身优势求发展。我国在发展服务贸易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我国的整体优势，也要考虑国内不同地方的区域优势来求发展。尽管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整体处于弱势，但我国在一些传统服务行业还存在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人口众多，所以劳动力资源也丰富，在劳动密集型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内，我国有显著的贸易利益。我国应该多根据自己的这一优势，大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下自然人流动模式的市场开放进程。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优势也不同，我国应该根据地区和服务行业差异，做出差异化发展策略，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l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9页。
[2]汪尧田、周汉明主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3]林燕平：《gats协定中与竞争有关的规则与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
[4]李本森编著：《wto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实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8页。
[5]祁红丽：《gats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构建》，中国
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篇3
以入世为契机，我国从1999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外经贸法律制度的清理。在外经贸部修 订方案的指导下，不少专家和学者对我国《对外贸易法》的完善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 议(注：外经贸部的修订初步方案参见崔书锋《完善我国涉外经贸法律体系》，载《国 际商报》2002年6月27日第6版。专家、学者的相关建议可参见：(1)何茂春著《兼论中 国“入世”后外贸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2)张汉林、郭浑 仪《论入世与外贸法的修改与政策建议》，载《国际商报》2001年2月25日和2001年3月 4日；(3)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外贸易法＞的建议》，载《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4 期)。笔者认为，要真正做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工作，应当首先设定修订《对外贸 易法》的整体目标，进而应当明确提出修订我国《对外贸易法》的整体思路。如是，才 能配合入世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在我国现行的外贸法制框架下完成《对外贸易 法》的结构整合与内容调整。
本文拟从立法定位、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三方面提出我国《对外贸易法》修订的九条 思路，并据此对修订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一管之见。
一、关于《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定位
(一)思路1：《对外贸易法》的修订，首先应进一步统一和明确这部法律的调整对象
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对外贸易法》的调整对象是纵向的对外贸易管理 关系。因此，对外贸易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对外贸易法》的调整范畴 ，而属于内国涉外民商法的范畴。《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坚持这一定位，保持其调 整对象的稳定和统一。
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第12条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应 当信守合同，保证商品质量，完善售后服务。”第13条第2款在规定外贸制时指出 ：“接受委托的对外经营者应当向委托方如实提供市场行情、商品价格、客户情况等有 关的经营信息……”有关这些问题的规定都是私法层面的问题，不属于《对外贸易法》 规范的范畴。《对外贸易法》修订时应当将这些问题归还给我国的《民法通则》和《合 同法》进行规范。
诚然，私法上义务的违反也会引起主体在纵向法律关系上的责任，如行政责任或刑事 责任。但这并不等于在行政管理法上应具体规定主体私法层面上的义务。否则，既可能 引起法律规定上的重复，也可能引起法律规定上的矛盾。
另外，有学者提出“将外资法纳入外贸法中，使外贸法成为一部综合性的外经贸法”( 注：参见张汉林、郭浑仪《论入世与外贸法的修改与政策建议》，载《国际商报》2001 年3月4日)。笔者认为，尽管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都是我国外经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两者的相互促进关系日趋明显，但用一部法律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统一进行法 律调整殊有不妥。其原因在于国际贸易侧重于产品、技术或服务的跨境流动，而国际投 资则侧重于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外贸与外资法的调整对象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同时，政府管理外贸和外资的内容与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调整对象问题上，我们还必须明确，《对外贸易法》调整和规范的外贸管理关系是 针对祖国大陆这一“法域(legal territory)”而言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对外贸易 法》的修改中，有必要对单独关税区进行原则性规定(注：参见崔书锋《完善我国涉外 经贸法律体系》，载《国际商报》2002年6月27日第6版。另见沈吉利《入世与修改＜对 外贸易法＞的建议》，载《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第4期)。笔者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作为独立关税区或作为独立法域的法律地位，是我国宪法 及宪法性法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管辖的范 畴。除宪法性规范以外的法律规范，其适用的范围均只限于祖国大陆这一法域范围，没 有必要在这一类法律当中另行规定其他法域的法律地位及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
(二)思路2：《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坚持“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技术贸易” 与“国际服务贸易”“三位一体”的定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呈现出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三位一体、并驾 齐驱的发展趋势。2001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达6.2万亿美元，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1 .4万亿美元，而全球的技术贸易量也早已超过了1000亿美元。1994年制定的我国《对外 贸易法》已充分注意了国际贸易“三位一体”这一发展动向。《对外贸易法》第2条明 确指出，“本法所称对外贸易是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与此同 时，《对外贸易法》第三章(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和第四章(国际服务贸易)便是依 照“三位一体”的立法体例而展开。
然而，《对外贸易法》在国际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规定上是失衡的，在 立法的逻辑结构上亦存在一定缺陷：
首先，第四章(国际服务贸易)中，仅仅对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国际服务 贸易的限制与禁止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许多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制度均未涉及 。因此，建议将相关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用法律形式加以规定，尤其应当充分借鉴wto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业已确立、并为各成员方所认可的服务贸易管理措施，形成我国 完整的国际服务贸易管理制度。
其次，从严整的立法体系而言，我国《对外贸易法》第五章(对外贸易秩序)和第六章( 对外贸易促进)所规定的外贸管理制度应当既适用于国际货物贸易，也适用于国际技术 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然而，我国现行《对外贸易法》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规定的许多 制度却全然是针对货物贸易而制定的。例如第29条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定、第30条关于反 倾销的规定、第31条关于反补贴的规定都是在货物贸易项下而言，未曾涉及服务倾销、 服务补贴和服务保障措施的问题。笔者认为，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应当将类似服务 倾销、服务补贴和服务贸易的紧急保障措施(注：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0条已对 服务的紧急保障措施作了原则性规定。)等促进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和维护我国国际 服务贸易秩序的措施纳入进行规范，使三位一体的立法格局真正得以突现。
应当指出的是，wto现有的《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和《保障措施协议》都是 针对货物贸易的，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wto的协定》附件1a(货物贸易多边协定)项 下的专项协议。其所针对的范围与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并不完全相同。
二、关于《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内容
(一)思路3：《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体现8年来国际经济及我国外经贸发展对外 贸管理制度的新诉求
《对外贸易法》的立法初衷在于通过促进和保护等方面的措施始终使我国的对外贸易 管理符合经济自由化发展的潮流，使我国的对外贸易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19 94年7月1日《对外贸易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国的外贸背景和外贸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全面体现这8年来国际经济发展和我国的外经贸实践对 国家外贸管理提出的新诉求。
以对外贸易促进体系为例，现行《对外贸易法》第六章已从金融支持、出口信贷、出 口退税、进出口商会、国际贸易促进组织等方面就对外贸易促进措施进行了原则性规定 。随着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将面临更为 激烈的国际竞争。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审时度势，构筑起全方位的对外贸易促进体系。笔 者认为，如下四方面的贸易促进措施对于当前的中国外贸而言至关重要：
(1)政府要注重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各种行业中介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律和监管，在 政府和企业的沟通中发挥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现行《对外贸易法》中虽然对进出口商 会、国际贸易促进组织等中介组织有所涉及，但是其规定过于笼统，我们认为应该进一 步确立中介组织在促进外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其为企业服务和对行业进行协调和 监管的职能。
(2)政府要支持会展业的发展，并要鼓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参展获取商机。会 展业有巨大的吸金纳智的功能，是一块吸纳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巨大磁石。会展业的 健康发展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口)带来无限的商机。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扶 持会展业发展支持进出口贸易，另一方面又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便利于小企业参展 。
(3)政府要支持企业开发并出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入 世一年来，以DVD专利纠纷和关于温州打火机的CR法案为典型，我国企业遭遇来自日本 、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地区的专利侵权案件急剧增加。事实已向我们表明，没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产品，中国就无法真正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就无法成为真正的 世界制造中心。因此，政府可以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开 发、研制和出口给予一定的支持。
(4)政府应当建立企业出口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政府应当通过大使馆、领事馆等各种 途径，为外贸企业提供有关出口市场状况、相关法律法规、商贸制度等信息。与此同时 ，这些机构还可以为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提供具体咨询和服务。在 美国，中小企业数量占所有从事出口的企业数量的97%，其出口总额也已占据整个国家 出口总额的1/3左右，这与其为企业提供的较为完备的对外贸易信息服务和支持体系是 密不可分的。
建议在《对外贸易法》修订的过程中，应当将上述四项外贸促进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加 以确认，将外贸实践中产生的重要的管理制度在外贸基本法中加以规定，使外贸立法与 时展的需求相吻合。
(二)思路4：《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体现我国经济管理理念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变革。在这一过程 中，政府、企业与社会三者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政府正由无所不为的无限 政府转变为仅在有限领域承担管理和调控职能的有限政府。不仅如此，随着对市场经济 认识的深入，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即便是对于应当由政府进行管理的事项，政府在行使 其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也应更加关注市场功能的再发现。
《对外贸易法》的修订也应当体现这些经济管理理念的新变化。反映在外贸经营权的 管理上，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转变，另一方面要大胆引入告 知承诺的新方式。
现行《对外贸易法》第9条规定：“从事货物进出口与技术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必 须具备一定条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根据这一对外贸易经营者的 许可制度，企业取得自营进出口权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然而，在我国的外贸实践 中，这种设置高准入门槛的作法根本无法实现规范外贸经营者的资质、维护外贸秩序的 目标。事与愿违，严格的外贸经营资格审批制度在实践中却造成了如下尴尬的局面：一 方面，一些具有外贸经营资格的企业虽然经营管理不善、严重亏损，但却由于重重的行 政保护而仍然“重权在握”；另一方面，众多有条件经营外贸业务的优秀企业却由于种 种所谓的“条件”和“审批”而被审批机关拒之门外。同时，审批制度带来的“寻租” 现象又直接导致了行政管理成本高昂，办事效率低下。
2001年7月10日，外经贸部制定并了《关于进出口经营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明 确了进出口经营资格将实行登记和核准制。这一《规定》明确了进出口经营资格的授予 将按照统一的标准和管理办法，成为了加快我国进出口经营资格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过渡 的重要步骤。但是，此项规定对申请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所规定的标准依然十分严格( 注：例如在《关于进出口经营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中，对申请外贸流通经营权的企业 ，要求其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中西部地区不低于300万人民币)；对生产 企业申请自营进出口权的，其注册资本(金)不低于300万元(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不低于200万元，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机电产品生产企业不低于100万元)。)。这 种较高的资金要求实际上限制了广大中小企业经营外贸业务。
建议《对外贸易法》的修订中应当从立法上取消外贸许可制，明确外贸经营权登记制 的法律地位，逐步降低申请外贸经营权的资质要求，实现政府的管理理念由“管制”向 “服务”发生转变。
在外贸经营权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胆引入“告知承诺制”这一行政许可的新方 式。告知承诺制的主要做法在于：申请人只要对行政机关所提出的相关资质条件、经营 要求及法律责任做出承诺即可实现登记注册，而行政机关则是在其开业后的一段时间内 加强对其承诺内容的监管。这种制度用双方合意的契约形式代替了以往的单纯以行政机 关为主导的单方权利行为，突出了市场主体的能动作用，强化了申请人承诺、自律和行 政机关的事后监督，是对传统行政许可制度的一项重大突破，值得我们在对外贸易管理 改革中予以借鉴。
(三)思路5：《对外贸易法》的修订，要全面体现《加入议定书》中我国在对外贸易管 理制度方面的国际承诺
作为入世法律文件的核心部分，《中国加入议定书》记载了我国在外经贸管理制度方 面的承诺，对wto规则如何在中国得以实施做出了具体规范。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 应当将这些国际义务在国内法上予以确认，使我国的国内法与国际承诺协调一致。
具体而言，《加入议定书》第2条“贸易制度的实施”、第3条“非歧视”、第4条“贸 易特殊安排”——这些条款是针对我国外贸宏观管理制度的承诺。尤其是第2条，它就 贸易制度的统一、透明实施以及司法审查制度都做了详尽的规定。这些外贸宏观管理体 制的原则性承诺应当在《对外贸易法》第一章(总则)中得以全面、准确的体现，成为我 国对外贸易管理的指导思想。
《加入议定书》正文中还就贸易权、国营贸易、关税、非关税措施、进口许可程序、 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植物检疫等一些重要的外贸措施的施行做出了具体承诺。修订《对 外贸易法》时，应当根据《加入议定书》的规定将我国对这些重要外贸制度的承诺在外 贸基本法中加以规定。例如，《加入议定书》第5条规定，中国承诺在加入后3年内使所 有在中国的企业均有权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内从事所有货物的进出口贸易。从这一角 度而言，将外贸经营权的管理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同时又是履行入世承诺，使国内立法 符合国际义务的现实要求。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加入议定书》中涉及的这些重要的外贸管理制度，有的我国已 通过具体法律、国务院法规或部门规章加以具体规范，但尚未在外贸基本法中得到原则 性的体现，例如对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或动植物检疫措施的规定。建议《对外贸易法》修 订中应当充分考虑到其作为贸易基本法的法律地位，使外贸管理中最为核心的措施和规 则都能在《对外贸易法》中得到体现。
还必须指出，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制要与wto规则相融合——这并不是说我国的外贸法中 不能存在任何与wto规则相背的内容。事实上，存在一些问题上的差别并不要紧，关键 的是要有一种适用上的制度安排使这种差别规定不至于引起我国违反其所承担的国际义 务。美国的301条款已多次被争端解决机构裁判为违反wto规则，但美国以其仅留以适用 于非wto成员为由，仍然在其对外贸易法中予以保留。可见，国际法与国内法毕竟是两 回事。入世后，我国外贸法在一些问题上可以存在与wto规则相区别的规定，只要我们 同时规定这些内容在与国际义务相冲突时，以我国的国际义务为准。
(四)思路6：《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应当充分借鉴，博采众长，进一步体现与国际规 则的接轨，并充分利用国际规则所留下的空间和余地
在对外贸易管理方面，欧、美、日等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一些通行的作法。 这些通行的、成熟的外贸管制规则有的体现在西方各国国内的外贸管理法中，有的体现 在西方国家主导的一些区域性条约或国际性公约上。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在修订过程 中不仅应当广泛借鉴这些国际通行的外贸管制规则，还应当充分利用国际规则为我们留 下的空间和余地。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近年来，各种非关税壁垒在各国对外贸易管理活动中的运用日 益频繁、愈演愈烈。资料表明，我国已成为受外国贸易壁垒损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以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8月至2001年12月11日，已有3 0多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463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达150亿美元之多 。为了消除国外贸易壁垒，维护本国相关企业和行业的利益，我国应当制定贸易壁垒调 查制度。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欧盟已分别制定了以301条款和《贸易壁垒规则》为标 志的外贸壁垒调查制度，对外国贸易壁垒的审查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们应当充 分借鉴欧、美等国在这一制度上的成熟经验，全力保障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2002年11 月1日，外经贸部颁布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规定由外经贸部负责对国外 贸易壁垒的调查工作，并指定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负责具体实施，并对贸易壁垒的调查申 请、审查和立案、调查和认定以及采取的相应措施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们认 为，在《对外贸易法》修订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对国外贸易壁垒的调查做出原则性规定， 从而在外贸基本法中确立这一制度的地位。
再如在例外制度问题上，wto规则中有许多关于例外规则的规定。除了关于反倾销、反 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规定外，还有Gatt1994第20条/GatS第14条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 、Gatt1994第21条/GatS第14条副则关于“安全例外”的规定，Gatt1994第18条关于“ 幼稚产业保护”的规定以及Gatt1994第12条/GatS第12条关于“保障国民收支的限制” 的规定。
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外贸经济法律体系保护措施
入世五年来，我国忠实地履行入世承诺，逐年按计划降低税率，按入世谈判确定的进度放松对贸易的管制，一些领域的改革速度已经超出了入世承诺。同时，我国成功地渡过了入世的五年过渡期，入世时不少人担心的国内产业大范围受冲击的后果没有出现，国内需重点保护的产业蓬勃发展，抵御风险的能力迅速增强。我国正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是一脉相通的。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大部分产品相对成本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比较优势。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一些行业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行业仍不具备与国外相应产业进行短兵相接地竞争的能力。如果我国放弃适度的贸易保护，我国的一些产业可能将面临灭顶之灾，一些新兴产业或尚未建立起来的产业可能无法正常建立和发展。为了尽快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保护体系，特别是要对部分幼稚工业加以必要的保护。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尽快修订对外贸易法律
为全面履行入世承诺，适应入世过渡期后面临的新形势，急需迅速建立一整套完备的法律法规来管理我国的对外贸易。首先应对现行《外贸法》进行必要的修订。现行《外贸法》是我国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一部基本法律，于1994年颁布。12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营主体和经营市场更加多元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对外贸易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其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wto不少规则允许各成员方为维护公平的贸易环境采取适当措施。wto成员，特别是美、欧、日等均在其外贸立法中以各种形式列明这些措施，以增强其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与此相比，我国外贸法显得过于原则，手段不足，可操作性不强，不能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抵御形形的贸易壁垒。此外，为了应对进口可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冲击，我国先后颁布了新的《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和《保障措施条例》等，这些法规中的不少内容已经突破了外贸法，急需修改外贸法，使这些条例有上位法依据。新完善的法律首先应当成为适度的贸易管理法。既要加强政府对外贸发展的宏观调控，维护公平、有序的贸易秩序，又要充分保障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权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充分体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建立健全公正透明的贸易管理制度；要从法律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对外贸易促进体系，从而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切实有力的保障；应针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新形势，建立健全我国有效的贸易防御和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防止进口产品对我国造成的市场扰乱或产业损害，以保护我国国内产业的利益。同时，我国还应继续抓紧清理涉及对外贸易管理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内部执行的规范性文件。
二、进一步提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
要通过立、改、废建立和保持一套与wto规则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增强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当前，政府行为法治化方面的要求突显出来，简言之就是立法要公开、透明，执法要公正、公平。与货物进出口许可制度有关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等还需要进一步调整。我国承诺，所有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或外汇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实施或执行前，均应对外公布，不公开的不予执行；在执行前应留出一段时间以供向主管机关提出意见；与技术标准和服务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还要公布草案征求意见，或给成员提供磋商机会；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应在指定刊物上公布，并且应该容易获得。
三、进一步改进执法手段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管理方面立法无序、执法不严，出现问题相互推诿的现象仍然存在。为理顺国家对外贸易管理秩序，必须严格按照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和调整国家各有关主管部门的职责，避免交叉和重复。只有各部门各行其职、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处理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结果。为做到这一点，要克服“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倾向，在现有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按商品明确各部门管理范围，由多头管理向有序管理转变。由于外资企业在进出口许可制度上的优惠已经逐步减少，需对外资企业的管理办法进行清理，使之尽快过渡到“国民身份”，进而取消由商务部单独对外资企业实行特殊政策管理的规定，把外资企业进出口货物按照进出口商品属性，统一纳入进出口许可制度的体系中，不再“独树一帜”。要进一步实现贸易便利化，应通过法律法规的调整，促使政府部门进一步转变管理思路，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手段，在统一的信息化平台上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形成“政府部门建立平台，执法部门使用平台，第三方运行平台”的模式，实现网上发证和建立许可证件的“电子底账”，实现行政执法的“严密”和“高效”。
参考文献:
[1]刘萍屈广清: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关系的法理学思考[J].政法论丛,2005,(02)
[2]段丽娜郭晶:wto在国际经济法中的作用及对我国的启示[J].辽宁经济,2005,(02)
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篇5
但有资深法律专家认为，对现行《外贸法》进行小范围的调整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因为其当初的立法原则与wto规则不同。
这意味着，中国在加入wto后，在原有《外贸法》框架下出台的修改稿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困境重重。
“改旧不如建新”?
有专业人士认为，1994年7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带有浓重的计划管制痕迹和过渡色彩，存在着“外贸制度规定不合理；主管部门、职责规定不清；在有关货物与技术进出口规定方面数量限制倾向过于明显；而涉及服务贸易部分规则定得简单；没有针对外贸的特点对其争端解决程序做出规定；法律用语总体模糊缺乏透明度”等问题。
《外贸法》的修改前期工作早在入世之前已开始。据原外经贸部的一官员介绍，2000年10月19日，原外经贸部曾邀请了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司和加入司的官员、国际知名的wto规则研究专家来华进行中国入世和外贸法修定等相关问题的研讨。其后又分别于2001年8月、2002年3月和2002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
2002年6月，原外经贸部向国家五矿化工、纺织品、机电产品等进出口商会等业界征求外贸法修改意见的工作结束。
2002年年中，原外经贸部委托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进行外贸法修改第一稿的具体起草工作。
在2002年年底，原外经贸部就完成的《外贸法》修改稿第一稿，向国内知名法律专家和经贸部wto法律顾问们征询意见，部分专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第一稿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小范围的调整，改旧不如建新，理由是，再次修改法律的成本要比重新起草法律的成本高得多；《外贸法》现有的局限性下，重新起草的效果会更有效。
“我主张重新起草。这里面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wto的规则怎么在中国适用，也就是国际法转为国内法的问题。”3月27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资深研究员赵维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
在wto各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成员国都是不直接使用wto规则的，而是将其转化为国内法，以国内法的形式执行。
但中国的宪法在这方面是没有规定的，民法通则中规定：凡是本国民法中没有规定，而国际条约有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
wto协定包含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外汇等三大块，这实际上涵括了政府管理的多数部门。不仅是涉及到对外经济贸易部门，除了海关、商检、卫生检疫、技术监督、税务、外汇管制等专门性的管理部门外，还有各行业的主管部门和综合性的经济管理和监督部门。为此《外贸法》要承担把整个wto规则整合到国内法里的使命。如何协调与约束这些部门的利益和行为，也是新《外贸法》的职责之一。
“这是一个大工程，wto的本身是调整国际经济秩序，与中国的每个部门都有关系，连北京市政法委都要请我去给他们讲讲，看看有哪些地方是要涉及他们的。所以外贸法的修改也罢，重新起草也好，尽量要有更多的部门参与进来，这些部门的意见也都得听取，不要外经贸部一个部门在搞。”赵维田认为。
wto法律义务主要是由政府承担，在wto争端解决机制(DSB)中，负责任的是政府，原告、被告都是政府。政府是wto规则主要的义务人，因此政府必须做好法律上的准备。
修改稿中改审批制为登记制，放开了国内企业的进入门槛，消除了外商投资企业权限获得上的“超国民待遇”。同时也明确给予了国内自然人的外贸经营权。
消除对内歧视
据一位与会官员介绍，此次《外贸法》修改稿中增加了有关实施对外贸易调查、开展对外谈判、实施国内产业救济等内容的规定，增强了立法的主动防御功能。
针对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欧盟贸易壁垒条例等贸易壁垒调查机制，《外贸法》修改稿中增加了贸易壁垒调查的规定，以利于中国企业在国外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能够得到适当的法律保护。因为在利用贸易壁垒调查机制上，根据对等原则，我国可以在合法范围下采取报复措施。
针对业界事先对修订外贸经营主体等方面的预期，修改稿中改审批制为登记制，放开了国内企业的进入门槛，消除了外商投资企业权限获得上的“超国民待遇”。同时也明确给予了国内自然人的外贸经营权。
这是一条在此之前为国内业界所广泛关注的条款。因为根据《中国加入世贸议定书》第5条关于贸易权的规定，放开外贸经营权成为中国在wto框架下承担的义务。但并没有包括中国的自然人。所以，中国“自然人”能不能成为外贸经营主体并不涉及我们在wto规则下的义务。所以有业界人士猜测没有了外力推动，自然人外贸资格获得将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前一阵子关于对沃尔玛、家乐福等外资商业过度开放争议中，让业界领略到一个新名词——“对内歧视”。
此次对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协定和单独关税区法律地位问题上有所安排。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wto允许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平衡。而台湾地区作为单独关税区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在未来的对外经贸关系中，中国将越来越多地面临涉及香港、澳门、特别是台湾等单独关税区的法律问题。明确以上两条原则将有利于处理相关方面的事项。
倒置主次?
现行的《外贸法》第六条规定：“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单从法条上说我国是采纳了wto体制中非歧视原则，但这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
具体到非歧视原则适用范围和例外、关税优惠、配额措施、最惠国义务豁免以及关税同盟等方面都没有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适用中还要通过法律解释，这种原则性的法条缺乏一定的操作性。参与了此次修改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的王传丽教授也认为对此相关的补充还不够详尽，“比较原则”。
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篇6
但有资深法律专家认为，对现行《外贸法》进行小范围的调整无法满足实际需要，因为其当初的立法原则与wto规则不同。
这意味着，中国在加入wto后，在原有《外……
“改旧不如建新”?
有专业人士认为，1994年7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带有浓重的计划管制痕迹和过渡色彩，存在着“外贸制度规定不合理；主管部门、职责规定不清；在有关货物与技术进出口规定方面数量限制倾向过于明显；而涉及服务贸易部分规则定得简单；没有针对外贸的特点对其争端解决程序做出规定；法律用语总体模糊缺乏透明度”等问题。
《外贸法》的修改前期工作早在入世之前已开始。据原外经贸部的一官员介绍，2000年10月19日，原外经贸部曾邀请了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司和加入司的官员、国际知名的wto规则研究专家来华进行中国入世和外贸法修定等相关问题的研讨。其后又分别于2001年8月、2002年3月和2002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
2002年6月，原外经贸部向国家五矿化工、纺织品、机电产品等进出口商会等业界征求外贸法修改意见的工作结束。
2002年年中，原外经贸部委托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进行外贸法修改第一稿的具体起草工作。
在2002年年底，原外经贸部就完成的《外贸法》修改稿第一稿，向国内知名法律专家和经贸部wto法律顾问们征询意见，部分专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第一稿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小范围的调整，改旧不如建新，理由是，再次修改法律的成本要比重新起草法律的成本高得多；《外贸法》现有的局限性下，重新起草的效果会更有效。
“我主张重新起草。这里面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wto的规则怎么在中国适用，也就是国际法转为国内法的问题。”3月27日，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资深研究员赵维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
在wto各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成员国都是不直接使用wto规则的，而是将其转化为国内法，以国内法的形式执行。
但中国的宪法在这方面是没有规定的，民法通则中规定：凡是本国民法中没有规定，而国际条约有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
wto协定包含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外汇等三大块，这实际上涵括了政府管理的多数部门。不仅是涉及到对外经济贸易部门，除了海关、商检、卫生检疫、技术监督、税务、外汇管制等专门性的管理部门外，还有各行业的主管部门和综合性的经济管理和监督部门。为此《外贸法》要承担把整个wto规则整合到国内法里的使命。如何协调与约束这些部门的利益和行为，也是新《外贸法》的职责之一。
“这是一个大工程，wto的本身是调整国际经济秩序，与中国的每个部门都有关系，连北京市政法委都要请我去给他们讲讲，看看有哪些地方是要涉及他们的。所以外贸法的修改也罢，重新起草也好，尽量要有更多的部门参与进来，这些部门的意见也都得听取，不要外经贸部一个部门在搞。”赵维田认为。
wto法律义务主要是由政府承担，在wto争端解决机制(DSB)中，负责任的是政府，原告、被告都是政府。政府是wto规则主要的义务人，因此政府必须做好法律上的准备。
修改稿中改审批制为登记制，放开了国内企业的进入门槛，消除了外商投资企业权限获得上的“超国民待遇”。同时也明确给予了国内自然人的外贸经营权。
消除对内歧视
据一位与会官员介绍，此次《外贸法》修改稿中增加了有关实施对外贸易调查、开展对外谈判、实施国内产业救济等内容的规定，增强了立法的主动防御功能。
针对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欧盟贸易壁垒条例等贸易壁垒调查机制，《外贸法》修改稿中增加了贸易壁垒调查的规定，以利于中国企业在国外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能够得到适当的法律保护。因为在利用贸易壁垒调查机制上，根据对等原则，我国可以在合法范围下采取报复措施。
针对业界事先对修订外贸经营主体等方面的预期，修改稿中改审批制为登记制，放开了国内企业的进入门槛，消除了外商投资企业权限获得上的“超国民待遇”。同时也明确给予了国内自然人的外贸经营权。
这是一条在此之前为国内业界所广泛关注的条款。因为根据《中国加入世贸议定书》第5条关于贸易权的规定，放开外贸经营权成为中国在wto框架下承担的义务。但并没有包括中国的自然人。所以，中国“自然人”能不能成为外贸经营主体并不涉及我们在wto规则下的义务。所以有业界人士猜测没有了外力推动，自然人外贸资格获得将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前一阵子关于对沃尔玛、家乐福等外资商业过度开放争议中，让业界领略到一个新名词——“对内歧视”。
此次对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协定和单独关税区法律地位问题上有所安排。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wto允许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平衡。而台湾地区作为单独关税区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在未来的对外经贸关系中，中国将越来越多地面临涉及香港、澳门、特别是台湾等单独关税区的法律问题。明确以上两条原则将有利于处理相关方面的事项。
倒置主次?
现行的《外贸法》第六条规定：“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单从法条上说我国是采纳了wto体制中非歧视原则，但这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
具体到非歧视原则适用范围和例外、关税优惠、配额措施、最惠国义务豁免以及关税同盟等方面都没有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适用中还要通过法律解释，这种原则性的法条缺乏一定的操作性。参与了此次修改的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的王传丽教授也认为对此相关的补充还不够详尽，“比较原则”。
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篇7
[摘要]wto制定贸易救济规则的目的在于维护国际贸易公平和正常的国际竞争秩序。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这三大贸易救济措施是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各国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工具，它具有名义上的合法性。中国入世后过渡期的当务之急是要遵循和利用wto规则来完善和加强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以应对国外产品对我国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冲击。而当前中国的贸易救济制度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所以要借鉴世贸组织的贸易救济规则主要是从法律体系、组织体系、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三方面来不断地加强和完善中国的贸易救济制度。【论文关键词】贸易救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传统贸易手段作用的弱化，具有合法意义的贸易救济手段的应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中国入世后过渡期的当务之急是要遵3循和利用wto规则来完善和加强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以应对国外产品对我国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冲击。在了解了中国所面临的经济贸易环境，若不及时构建我国的贸易救济制度，外企和一些跨国公司可能会大量吞并我国企业，进而威胁到我国的民族产业。因此我们有必要在wto规则下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贸易救济制度。一、wto框架下的贸易救济体系为了维护公平贸易和正常的国际竞争秩序，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方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来保护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反倾销和反补贴针对的是价格歧视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保障措施则是针对进口产品激增这一特定情况，其目的都是为了在公平贸易原则下保护进口国国内产业不受损害。1.贸易救济的法律体系wto的反倾销规则，主要是明确规定了反倾销必须具备的条件以及反倾销的程序。认定反倾销必须同时具备如下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存在倾销，一般是以成本价、第三国价格和本国批发价为判断标准；二是存在损害的事实，即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者实质损害的威胁;三是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进口国国内相同或者相似产业的损害是由于进口产品的倾销造成的。wto的反补贴规则，主要是确定了补贴和反补贴的主要规则，要求各成员国在其框架下设计国内的补贴与反补贴立法。为各国提供了在不公平贸易条件下获取公平的一种合法性的补救手段。wto的保障措施，主要是按照Gatt的目标和体制要求，给进口国和出口国双方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贸易保障机制，这样可以为双方提供更强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能较好地维护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并防止贸易限制措施的蔓延。2.贸易救济的组织体系贸易救济的组织体系包括行政组织体系和产业组织体系。行政组织体系是指以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即现在的商务部）和海关为主的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地方政府。产业组织体系则包括各产业协会和企业。很显然，这一体系的职能一是要决定对进口产品是否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或对国外针对我国的贸易救济措施是否采取行动来应对；二是要决定怎样来进行。wto通过了以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协议为主体的应对办法，并建立了相对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DSU）以及一系列的预警防范机制，构建起了一整套的贸易救济措施体系。其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开展，而仅仅是为了给成员国在其国内产业遭受不公平竞争或面对进口过量增长的时候，提供一种保护方法和解决方式。它要求权力机关的监督要具有超脱性和代表的广泛性，以及拥有法律的权力，能够在审查机制中起到最大且最有效的作用。3.贸易救济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贸易救济的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是指各类政府和非政府性质的专门提供有关wto事务的各种调查、研究、培训、信息和法律服务的机构。wto基于市场经济，它要求各成员方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参与国际贸易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提供有效的服务。因此要求行政管理应寓于服务之中，而在服务中也应体现出行政管理。就政府的公共服务而言，它包括政府掌握的及所能提供的各类信息资源，提供生产经营活动所依赖的基础设施，组织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环境保护、城市规划、消防等等。而其中一种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就是“信息服务”，即政府要利用其所处的特殊的地位，及时有效地搜集、分析、整理各个方面的信息，并及时地把它们传递到各个层面去。通过各种形式的信息服务，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阶层提供诸如法律法规、政策信息、重要新闻、机构简介、信息公告和最新的市场动态等等，使社会各阶层对不同信息的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从而提高全社会的信息分享程度，降低了因信息不完全而造成的无效率。二、我国贸易救济体系存在的问题我国的贸易救济体系是根据wto规则和我国相关法律制定的，它是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我国国内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总称。这一体系的主要职能是要使贸易救济措施的施行有法可依。1.法律体系的漏洞目前，我国贸易管理中仍然普遍存在着法律依据不足或是无法可依的现象，法律、法规内容过于笼统，解释空间过大等问题还很严重。尽管现在的反倾销条例与1997年时的条例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是没有对反倾销的立法和执法中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进行完全的解决，也找不到可以有效衡量反倾销措施的成本与收益的机制。反补贴和反倾销的诉讼在具体操作环节和执法程序上都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譬如有些程序性的规定还不清楚、透明度不够等。另外，由于反补贴调查也是采用主管机关双轨制，因此同样存在着不同机构之间如何协调各自职能的问题等等。《保障措施条例》多是一些原则性、宣誓性的规定，比较空泛，缺乏配套的、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则。法律条文规定也比较粗浅，内容也存在空白。尤其是《保障措施条例》和规章在制度设计上还不能完全有效地衡量实施保障措施的成本和收益。2.组织体系的不足国内企业的反倾销意识薄弱、起诉速度较慢。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有一部分的生产企业自我保护意识较差，一方面对有效合理利用国际市场规则认识不够，错误认为国际经济竞争就是低价的竞争。另一方面在自己的产品遭到国外产品倾销时显得束手无策。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观原因是国内企业严重缺乏对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运行的规律和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充分认识，同时运用法律来保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能力十分缺乏。我国法律对商会的反倾销职责规定的不是明十分明确，这就使得商会没有明确的法定职责来支持遭受损害企业的起诉；另外，纵然商会有支持受损企业起诉的主观愿望，但因力量不够、经费不够、国家政策法规的不明确，也无力支持受损企业的起诉。同时国家政府对商会支持反倾销工作重视程度也不够。当前我国反倾销不利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滞后，我们缺少精通世贸规则的反“反倾销”和反倾销的人才。当务之急就是要加紧培训反倾销人员、政府官员，使他们尽快熟悉wto贸易救济的各项规则与法律；还要加紧在产业方面的宣传、培训与国际交流，并建立起国际反倾销、反补贴的案例库。3.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的缺陷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公开其文件、权力内容的义务和责任很少规定，逐渐形成了内部行政和秘密行政的习惯做法。政府的许多活动都是处于不公开的状态，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常常无法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政府部门所了解和已经掌握的统计数据，普通人想获取某种信息，却不知道应向谁索取。所以“入世”后我国政府要在履行wto规定的义务的同时，使得政府信息服务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我国国内产业在搜集信息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内产业很少有竞争对手的第一手资料的了解，顶多也只是知道其申请调查对象产品的工艺路线、产能等粗略数据。此外，还缺乏高效的预警机制、快速的应变机制和合理的内部协调机制等。从事贸易救济这方面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多，人才缺失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三、我国贸易救济体系的完善与补充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建立健全与贸易救济体系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为此，要做两项工作：制定有关的各项法律和法规;修改与完善法律与规章。同时在wto规则允许的条件下合理地运用贸易救济措施，加快我国的贸易救济立法速度，建立和完善保护国内产业的法律机制，从而来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的正当权益。1.法律体系的完善首先要丰富立法层次，完善反补贴法律体系。由于反补贴法调整的是我国的国际贸易关系，是保护国内产业的法律，因此应该由权威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来进行立法，使其成为补贴与反补贴方面的基本法律。其次法律规定要尽量的详细与具体，增加其可操作性。不只是照搬wto具体规则的内容，而是应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最后要合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确保经济弱国对经济强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提出挑战，这是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重要作用。2.组织体系的补充为了使反倾销制度能够发挥出最好的经济效应，在完善相关国内立法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反倾销调查机制。因为反倾销对维护企业自身利益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所以要让企业加强对反倾销运用的研究。尽管我国反倾销立法已经体现出了运用反倾销规则来保护国内产业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我国还应在适应国际保障措施发展趋势的同时，尽快建立健全运用保障措施的有效机制。我们要把保障措施与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综合起来运用，使之适应全面开展产业损害调查的需要。此外，我国还要积极运用法律，培养一大批熟识wto规则的经贸法律专才，建立完善的保障措施应对机制，用以保障我国产业利益和产业安全。wto保障措施的适用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参与。政府部门还要建立相应的快速反应机制，即建立相应的机构，对相关的事务做出快速的反应，避免经过繁琐的程序，耽误了时机。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要做好对企业的服务，如为企业提供信息。政府和企业在都掌握世贸组织规则的情况下，共享各种资源，便于企业更好地建立预警机制，在贸易争端发生之前、之中尽快地提出各种可能的预处理方案。3.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的健全政府要提供全面的国际贸易咨询服务。我国应组建专门的中介组织、咨询企业或机构，提供全面的国际贸易咨询服务。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政府相关职能的作用，为外贸企业打破技术壁垒限制和扩大出口提供有利条件。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使广大企业都能了解并掌握我国以及国际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法律的基本知识和相关规则。这就要求企业要正确并熟练运用国际通行手段，合法有效地保护国内产业安全。同时，尽量避免与减少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情况，抵制和规避国外有关歧视性反倾销法律条款，反对其滥用反倾销措施。此外，高校要与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与企业多方联合。相关出口企业要在面临进口国贸易救济调查的时候，积极应诉，主动地向高校及科研机构咨询，寻求对策。高校及科研机构不但要研究wto规则下的贸易救济措施的规则，为企业提供理论与技术的支持，而且还要为企业培养并输送熟悉wto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法律的专业人才。
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篇8
【关键词】入世中国法治法律化
2001年11月，以发展中大国的姿态昂首迈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殿堂。如果说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入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却将是迅速、直接、全面而深刻的。
众所周知，法律是主体间交往行为的规范。主体间社会化的行为伸展到哪里，哪里便有相关的法律规范。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人类经济交往全球化的产物，是这一情形的规范保障。它同一切具有国际性的法律一样，正在改变着人们关于法律的固有观念。
从wto基本法律原则和框架出发，它对中国法律制度提出了三项普遍性要求：一是法的透明度，二是统一的公正的合理的法律实施，三是独立的客观的公正的司法审查。
一、顺应规则，全面调整法律体系
wto倡导市场经济。它规范的是政府管理贸易及与贸易相关事项的行为，即政府怎样为市场的运作创造和提供条件。
就对wto的承诺而言，中国承担了必须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并按照wto协议的要求和中国政府的承诺管理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事项的义务。
《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全部条款都是围绕着要求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这个中心来写的。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自由贸易机制；
第二，是外国的产品和服务进来以后能否卖得出去的问题；
第三，是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决策和实施机制。
中国现行法律是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大体相通的。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了深刻的法治改革，建立了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是加入wto的必要条件，为保证自由贸易的实现，保证商品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创立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必须对目前既有的法规规章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同样也包括对地方性法规、部门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惯例的清理。要清除过去计划经济的痕迹，从而真正实现国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真正的依法办事，按规则出牌。
二、认识wto透明度原则、司法审查制度，促进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
长期以来，中国走的都是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由于历史原因，能够与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市民社会的力量一直都比较弱小，法治的进程与发展缺少一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与推进力。然而随着中国的入世，中国的法治建设获得了一份外在的强大的推进力量，wto将通过其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框架深刻地影响中国法治。
我们知道，完整的法制系统由立法、司法、守法和督法四个环节组成。在制度建设的层面上，透明度原则和司法审查制度正是紧紧围绕着这几个环节来进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实现现代法治的核心的。
1.关于wto的透明度原则
按照wto相关协议，透明度原则涉及一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各方面和环节，包括：一是要求各成员方将有效实施的有关管理对外贸易的各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迅速加以公布，以使其他成员国政府和贸易经营者加以熟悉；二是进一步要求各成员方应迅速及时地将其司法判决加以公布。
根据世贸组织的各项协议，我国实行透明度的范围是与贸易有关的一切政府措施以及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法令、指令、政策和其他措施。这个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等规范形式和直接涉及对外经济贸易的内容。
在《入世议定书》里，与“透明度原则”并列而且相辅相成的还有另一个重要程序规则：司法审查。这个程序要求，对有关“法律、规章及其它措施”的执行，为了能迅速加以审查，中国要设立或指定“法庭”。这种“法庭”（tribunal,或译作“审判单位”）要独立于负责执法的行政机关，并与之无实质利害关系，以保证公正审理。
这个规定，再加上“透明度原则”包括了公布司法裁决的要求，对我国司法机关目前的状况来说，确实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
三、入世进一步推动我国政府行为的法治化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世贸规则的承诺。中国政府将面临着如何全面履行世贸组织规则确定的权利、义务问题。世贸规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政府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及规则行事。
第一，“入世”全面影响我国公民和企业的行为，迫使政府行为全面走向法治化。
1．中国在议定书承诺：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或适用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
2．世界贸易组织（wto）管理的多边贸易协定，无论在范围上还是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过去的关贸总协定（Gatt）。
第二，通过约束政府行为，强力推进国内法律制度变革。
中国加入wto，其对中国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它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wto协定约束的对象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和其他有关的国家机关在wto协定的实施方面负有重要的法律责任。
四、入世促进国内统一法律实施，禁止和减少地方保护，取消地区间贸易壁垒，提高效率，完善地方立法的规范化
第一，wto一个普遍性要求是“统一、公正、合理的法律实施”，通过这一要求将全面推进国内法律的统一实施。
在法律上，wto协定在中国的统一实施是有保障的，其根据是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立法方面，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在行政方面，根据宪法规定，全国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二，地方保护行为违反wto规则，从我国的承诺及wto的规则可知，歧视待遇不管来自哪一级地方政府，在法律上都将视为中央政府的行为，保证统一实施的法律责任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的。
第三，加入wto对我国现行经济特区的制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将进一步统一现存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的有关法律实施和法律、法规的建设。
第四，入世进一步推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大力提高政府效率，促进政府制度建设。
入世之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落实中国对外承诺、保证wto规则统一实施更是重要。中央政府决定的事情和承诺的事项和需要全国各地都要执行的事项，一定要以法律
的方式统一落实下去，各地不能各行其是。
五、完善国内立法，主动适应wto规则，维护国家利益
1.wto规则国内立法化
就目前而言，wto法律体系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wto的基本法；（2）wto的货物贸易法律制度；（3）wto的服务贸易法律制度；（4）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5）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制度；（6）wto关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法律制度；（7）wto的复边贸易协定。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wto协议不能直接适用，在这一点上理论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分歧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些wto协议可以在我国直接适用。笔者认为wto协议在我国不能直接适用，tRipS协议也不例外，理由（1）wto的根本意义或作用不在于确立超越各成员方政府和国内立法机构的具体经贸规则，而在于给成员方进行谈判和协商解决国际经贸争端的场所。框架性和原则性的规定无疑是wto协议的主要内容。
（2）虽然各国理论界对能否直接适用wto协议争议较大，但从美国和欧盟的实践上看，做法却基本一致，即不允许wto协议在国内直接适用。道理其实很简单，如何在国内适用条约纯粹是国内法的事情。对于wto协议这个各成员方50多年来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成员国完全可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转化间接适用的形式，最大程度的趋利避害。
（3）国务院法制办权威人士强调，适应加入wto需要，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必须坚持我国宪法确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认真研究、准确把握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相关内容，通过立法程序，把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以此履行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
综上所述，我国不能直接在国内适用wto协议，而是坚持我国宪法确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认真研究、准确把握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相关内容，通过立法程序，把wto协议转化为国内法。
中国正在对一些法律法规进行“制定、废止、修改和保留”的工作。为了适应wto规则，已经修改和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
中国的立法修改还需要有一个对wto的法律结构和法律性质的认识过程和适应过程。当然对于已经确定的事项和看准的事项，确实需要“改”或者“立”。不“改”和“立”就违法的事项，wto协定称之为“强制性违法”，一般包括三种：明确承诺的、羁束性规定的与程序性规定的事项。在不知道wto协议的确切涵义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去修改，效果不但不好反而会出现新的混乱。
中国与一般的成员国不一样，她是一个有巨大市场潜力、最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都是wto的主要贸易国，但我感到他们远远没有中国这样充满活力，这样有发展潜力。
所以，中国修改国内立法，不能急，但一定要做，而且要做的有气度而不拘泥，有技巧而不笨拙。
我们知道，国际争端的最终解决主要依靠一个国家的实力。在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时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多数是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来解决。现在wto140多个成员中，其发展中成员方数量上占到多数，但是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四个成员方的贸易额却占到所有成员国国际贸易总额的大部分。贸易大国的作用与这个世界性多边贸易组织的存在休戚相关。
经济小国和弱国除了借助自己的特点与大国周旋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法律机制，获得平等说话的机会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力量，依靠法律机制制约贸易大国恃强凌弱的做法。
六、结语
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仅仅是我国法制建设迈出的一步，建设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根本目的。wto的规则和法律机制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强大外在推动力，她将全面影响和推动我国的法制建设。促成中国法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万鄂湘.入世：司法界面临的机遇.国际商报，2000-11-26.
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篇9
姓名：贾玉平 单位: 中国工运学院摘要：中国改革开放和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与结果应是首先在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方面建立起一个统一、公正、透明的法律法系。为此，本文详细研究和分析了对涉外经济贸易的思考。因此本文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实际应用。关键字：对涉外版权贸易; 对涉外经济贸易; 对涉外服务贸易; 涉外贸易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贸易纠纷。2003年中国企业遭遇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已居世界第一，知识产权争端．技术壁垒．宏观经济政策的摩擦也呈上升之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国际贸易摩擦的原因并且积极面对。积极推动贸易谈判，加入或成立国际经济组织(1)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可为参与贸易谈判创造条件。许多国际经济组织经过多边谈判．已达成许多领域的反对贸易壁垒的协议．并有一套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像wto一类的国际组织所起的关键作用在于减少成本，为各国提供信息并监督和协商各国的行为。我们加入该组织，不但可以享有其他成员国那样的待遇．而且可以寻求多边框架下的贸易摩擦解决机制。(2)建立定期双边协调机制。双边谈判和协调是解决贸易摩擦的基础。定期的双边协调可以使双方信息对称，不致陷入囚徒困境博奕。长期以来，为解决贸易摩擦，日美之间逐渐形成了协调体制和机制。它主要有双边政府出面，成立协商机构．通过谈判，签订协定．解决分歧，维护日美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今后，在中国的贸易摩擦问题上．也应借鉴日美经验．逐步完善和巩固这种定期双边协调机制。(3)成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不断降低贸易壁垒．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双边或多边的不断磋商与谈判，由此可以使区域内贸易量迅速提高并使贸易能够有序进行．减少贸易摩擦。我国和东盟的10+1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运作等．其发展态势良好就是印证。今后，我国仍要不断与周边地区建立此类组织．推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减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涉外立法涉及到某国法律的域外效力，有别于内国相关立法，所以涉外服务贸易法应该与内国服务贸易法相区别。与涉外货物买卖相比，涉外服务贸易关系中的涉外性更为复杂，而且更多地涉及到特定国家的主权利益，如国内就业压力、民族工业的保护、民族文化的传承等等问题。因此，将涉外服务贸易关系与涉外货物买卖关系、与国内服务贸易关系相区别，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和立项，是国家现实利益的要求。我国现在已经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wto的框架协议之一，被我国一揽子接受。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as》)不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谈判目标，服务贸易也不像货物买卖那样必须无条件执行国民待遇原则，但是，《gatas》既已出现在wto的基本协议中，国际服务贸易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各国法律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特别是仍然存在国际竞争和国家利益区别的当前，随着《gatas》的深入谈判，随着《gatas》几个附属协议的实施和推广，我国同其他的所有成员国一样，势必在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涉外服务贸易管制法，将是我国今后服务贸易法中得以重点发展的部分。①制定《对外贸易法》的配套法规根据《对外贸易法》的相关规定，外经贸部在认真研究美国、欧盟、日本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其做法，正在抓紧制定《对外贸易法》的配套法规。2000年已先后完成了修改、制定《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新制定《保障措施条例》、《货物进出口条例》、《技术进出口条例》和《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等条例草案的工作，均已正式上报国务院。②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及其实施条例(细则)的修改工作。1999年底，外经贸部完成了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的修正案(草案)的报告，经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初审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外经贸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三个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正式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提交了修改上述三部法律的议案。2000年l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掩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经营企业法》的修正案，并决议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修正案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2001年3月14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修正案。此外，2000年l0月中旬，外经贸部向国务院上报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的修正案(草案)。根据我国深化改革的进程及相关的对外承诺，外经贸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对相关行业利用外资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制定和修改做了大量工作。其中，2000年年底前已同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制定并了《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外商独资船务公司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铁路货物运输业审批与管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等部门规章。③根据我国的对外承诺，外经贸部正认真研究修改《对外贸易法》的有关条款，并已起草了《对外贸易经营资格暂行规定》的初稿。为配合我国《政府采购法》的制定，外经贸部正在草拟政府采购法中有关原产地方面的条款。此外，外经贸部正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积极推动《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的制定工作尽快激活。④为中国工作组会议提交修改与废止的法规清单为了配合我国加人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统一协调下，外经贸部会同有关部委，整理出与wto规则明显不符、需要修改或废止的法规清单(中英文)，报国务院有关领导批准后，及时向2000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作组会议提交了该清单。国际服务贸易活动更容易受到各国的行政管制，各国相关法律规范差异性较大，对国际经济交往有很大的影响。与国际货物贸易相比，国际服务贸易活动不仅涉及到各国的经济利益，还与其政治政策、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民族利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这种活动也更容易受到各国的行政干预；再加上国际服务贸易的不均衡发展，开放的全球市场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因此不可能达到像国际货物买卖那样的自由化和开放化程度。同时，国际服务贸易的进行也可能不需要跨越国境，所以单纯的边境管制措施无法对所有的服务贸易进行管理，这对国家的外贸管制能力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综上所述．将服务贸易法作为独立的法学分支也是国家宏观调控上的技术性要求。任何理论体系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上，任何法学学科的产生与完善都必须遵循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服务贸易法从无到有的提出，就是基于服务贸易的不断发展。但是，从目前来看，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还很有限，其国内的基础产业仍以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为主；所以，将国际服务贸易从其他产业中单独出来，对调整它的法律规范进行专门的研究并形成体系化的学科，尚不具备应有的实践基础。而国际服务贸易在国家间的不均衡发展、在商主体间的不平衡市场竞争。也会使相关的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出现国际间的不同步发展趋势。外经贸法规是中国外经贸体制的基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理、修改和制定这些法律规范，是我国外经贸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外经贸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制定工作将结合外经贸体制的改革和外经贸事业发展的需要，按照wto规则和中国政府有关承诺的要求，全面调整、充实和完善现行的涉外经济立法，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和wto规则的要求，并符合中国国情的统一、公正和透明的对外经济贸易法律制度。随着外经贸法规修改和制定工作的完成和外经贸领域依法行政工作的深入推进，中国政府管理外经贸业务的方式将发生重大转变，中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将得到极大的改善，我国外经贸事业必将更加繁荣兴旺。参考文献：[1] 郝晓晖. 国际贸易融资的风险控制[j]. 金融理论与实践 , 2001,(11) . [2] 吴家骏. 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的授信管理[j]. 新金融 , 2000,(01) . [3] 孙佩. 国际贸易中信用证结算中融资担保的法律问题[j]. 当代法学 , 2002,(12) . [4] 尚福俊. 论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业务及管理[j]. 金融理论与实践 , 2002,(09) . [5] 叶英姿,马德宝. 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的风险成因和特点分析[j]. 辽宁经济 , 2003,(09) .
对外贸易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中美贸易wto规则美国贸易法
一、中美贸易往来的法律支持
1.中美双边协定的签订
自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后，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和经贸合作，签订了众多的双边贸易协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协调、定位和规范双方的基本贸易关系和贸易协议的纲领性文件，如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贸易关系协定》和1999年《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一类是具体领域的贸易协定，涉及不同的部门、产业及领域，包括各种协议书、合作计划、促进措施、谅解备忘录，例如《中美纺织品协议》等。从法律关系来看，前者设定了中美贸易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后者则规定了具体的贸易领域政策操作规则。
2.wto规则对中美贸易的规范
国际协定对规范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起到了积极的约束和促进作用，使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降低了摇摆性和随意性。美国和中国同为wto成员国，需要遵守wto的基本原则。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市场准入原则和公平竞争等符合中美两国的基本利益，对规范美国的贸易行为和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处理中美贸易冲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2006年的报告中，UStR指出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六大目标，其中使中国以一个负责的成员更加全面地融入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体系、监督中国坚持国际与双边义务并保证完全贯彻与遵循位列前两位，充分表明美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倚重和强调，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从此在一个更加可预见的框架内进行。
3.入世后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与调整
入世六年来，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和规范，2005年完全取消了进口非关税措施，放开外贸经营权，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认真履行透明度义务，保障中美贸易顺利发展。法制是wto对政府的要求。六年时间里，我国在中央政府层面共制定、修订、废止了2000余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新制定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具体的要求。wto所倡导的理念在中国已逐渐为人们所认知，透明度和非歧视等wto原则已成为中国普遍适用的立法原则。将wto规则以国内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制定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法律法规，并根据wto规则，妥善处理了中美贸易纠纷。
(1)货物贸易领域
为了规范贸易发展，根据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外贸法》，商务部于2004年6月出台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并已于2004年7月开始施行，这标志着中国提前半年履行了关于放开外贸权的承诺。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中外贸经营者范围的扩大,以及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使外贸经营进入门槛降到了最低点，公司、企业和自然人只需要进行登记就可以从事对外贸易。
(2)知识产权领域
中美贸易纠纷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知识产权领域，按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要求，中国在入世前就启动了对知识产权立法的全面修改工作。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主要扩大了受保护权利的范围，明晰了各方权利义务、增强了司法审查制度，同时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查处力度。诉前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临时措施的实施增强了对权利人的保护力度。
知识产权的行政主管机关，包括工商、公安等部门在采取各种行政手段，如停止侵权的措施、罚款等等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与司法部门的工作联系，打击知识产权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中国政府在2004年专门成立了由所有与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统筹协调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督办重大案件。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对中国入世履约的评价是“尽管加入wto只有短短几年，但是，凡是受wto规则约束的领域——贸易、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国改革的进展都令人鼓舞。中国如约地降低了进口关税，2005年取消了普通商品进口许可证制度。如今，中国已普遍被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给中国打a＋。”
二、中美贸易中的法律局限性
1.国际协定在美国的非权威性
美国在贸易领域签订的国际协定并不能自动生效，因此产生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现状，造成国际协定约束性的下降。就具体的贸易领域、贸易政策手段而言，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在美国，双边、多边贸易协定不能自动执行，这是外部约束力下降的根本根源。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尽管宪法规定条约地位等同于国内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条约都可以直接在国内法中适用和执行。在实践中，需要美国支付金钱的协定、规定关税的协定、需要改变美国现行国内法的协定、处分美国财产的协定、任命政府委员会的协定，都是非自动执行的协定。因此，贸易领域的国际协定包括wto协定和中美双边贸易协定并不能自动执行。早在1979年《贸易协议书》中美国就明确规定了“发生冲突时美国(国内)法优先”的原则。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第102节(c)条同样规定乌拉圭回合协议与美国任何法律不相一致的条款均属无效。因此，国际协定对美国贸易政策的约束力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国内法要求，只有具体实施关税及非关税多边谈判协议的美国国内法和行政命令才是美国法院和海关当局可以适用的法律渊源。减税相对容易推行，因此美国在此领域遵守国际协定，而如果国际协定相关内容需要修改国内法时则需要国会通过，从而使国际协定的执行效果受到影响。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众多不合理的做法才得以在与wto原则冲突的情况下仍能推行，典型的如“301条款”；再如wto裁定美国关于反倾销税运作的法律“伯德修正案”违反了规定，但美国国会未能修改这项法律。
2.wto多边体制的缺陷性
现存的wto多边体制本身存在制度缺陷，使得美国得以利用其缺陷违背基本原则。wto的缺陷体现在法律制度体系和组织机构之间由于后者实施成本高昂而导致“约束力缺失”。协议本身某些规定具有模糊性，即原则性的东西多而可操作性的东西少，某些程序过于繁琐复杂而导致效率底下等。以美国为该条款规定如果一国实施不公正或不合理的进口限制对美国的贸易造成损失或歧视的，美国总统有权撤销对该国的关税减让，或者对该国的产品增加关税或者其他形式的进口限制，其201条款并不完全符合《保障措施协议》，该条款对增加进口并不作具体的原因分析，因而存在对出口方不公平的地方，但在现行的wto协议框架下却能够得以实施。此外，美国利用wto协议的某些灰色地带，制定了大量技术性法规、标准和评定程序，与wto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有关规定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有双边和多边协议作为规范，但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仍不能排除任意性，只要美国的法律体系和现行的wto体系不进行根本改革，贸易政策仍将很大程度上由国内因素主导，所谓国际协定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外部约束”只适用于符合其根本利益的情况。3.美国反倾销法与wto规则的不一致性
中国加入wto后，积极遵守相应规则，但美国法律特别是反倾销法却与wto规则不尽相同，这为中美贸易发展带来了一定难度。1947年Gatt第6条第1款对反倾销做了明确规定。根据Gatt规则的规定，进口国采用“反倾销”措施，必需确定两点：一是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倾销的存在，且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了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或对建立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二是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要求进口国不仅仅要根据事实来证明，倾销与进口国国内产业损害存在因果关系，还要证明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必须是倾销的进口产品，而不能是其他因素。Gatt规则把由于倾销的产品才导致了进口国有关工业的损害，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一个首要条件；把证明“严重损害”（国内产业状况的重大全面减损）或“严重损害威胁”（明显迫近的严重损害），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条件。可以说，Gatt规则中对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规定是明确的、是清晰的。然而，在美国的《反倾销法》中关于“严重损害”、“严重损害威胁”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界定，明显与Gatt规则的规定相冲突。
(1)美国反倾销法对“倾销与损害因果关系”的规定，与wto规则存在明显差异
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调查倾销是否存在时，不是去证明倾销与重大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仅看进口产品的数量及国内产业的状况。其做法严重偏离了Gatt规则的规定。针对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证明倾销是否存在时，仅看进口产品的数量及国内产业状况的做法。
(2)美国反倾销法在评估“严重损害威胁”时的令人费解的“累加”方法，明显与wto规则相背离
美国在确定“严重损害威胁”时采用了累计计算的特殊方法。即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认定某国外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产生“重大损害威胁”时，不是分别评估每一个出口国的出口产品占美国市场的份额，而是将所有出口国的产品累加。比如，假设甲、乙、丙、丁等国各自向美国出口货物，各自出口份额只占美国市场的5％，如果涉及倾销问题时，美国贸易委员也会按照Gatt规则的规定，证明“严重损害”及“严重损害威胁”的存在。然而，美国贸易委员会在证明“严重损害”及“严重损害威胁”时，将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把所有国家占美国市场的份额相加，这样倾销的产品将占美国市场的20％。根据这个结果，美国贸易委员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认定存在“重大损害”及“重大损害威胁”。美国贸易法中累积进口的规定，极大地增加了美国确定损害存在的可能性，严重扰乱了国际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