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篇1
依据教材，零星积累。教材是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依据，它承载着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所以教材节选内容都是千百年来经过锤炼的经典内容，这些经典著作中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需要学生零星积累，如学习《烛之武退秦师》时，要求学生识记“《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著作”的古籍注释，学习《鸿门宴》时，让学生识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著作”的古籍注释；学习《氓》时，让学生识记“《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的古籍注释。又如在《荆轲刺秦王》中：“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句中，“变徵”是古代音乐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中的一种，“变徵”是“徵”音的变调，声音悲凉。在《张衡传》中：“公车特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句中，如果不懂“公车”和“郎中”在汉代的具体含义是官署名和官职名，就会错误地理解成“公共用车”和“医生”的意思，这样就不仅曲解了文意，而且也闹出了笑话。像这样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在教材中可以说不胜枚举，需要长期零星积累。
运用迁移，由此知彼。迁移是一种由此知彼的能力，在传统文化和文言文的教学中，涉及到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特多，零星积累有时容易遗忘，因此在讲解某一知识点时，可以用迁移的方法，如在讲解“陛下”一词时，首先让学生明确它是文言文中常见的一个词，是对古代帝王的尊称，“陛”的本意是台阶，是皇帝放龙椅的台阶之上的那个台阶，由于皇帝位高权重，大臣不敢正面看他的脸，只敢看他的台陛之下，故这样称之；弄清了陛下的来历，教学时顺便可以迁移到和它相似的殿下、阁下、足下、麾下、膝下、在下等常识，它们大都有不敢正面看，表示对人家的尊重的意思；见到太子或王子只敢看人家的宫殿之下，所以叫“殿下”；见到尊贵的上级只敢低头看人家的脚下，所以叫“足下”；“麾下”的本意是旗下，是对将帅的尊称；“阁下”是对一般人的尊称，多用于书信；“膝下”是对父母大人的敬称；“在下”谦称自己，表明在下等座位。又如文言文中经常出现“驾崩”或“山陵崩”字样，它们都指皇帝或皇后死了，在古代皇帝或皇后死了是一件大事，如同山陵崩塌了，故这样称之，为了区别和其他人的死，教学时也可以迁移到诸侯的死叫“薨”；士大夫的死叫“卒”，士的死叫“不禄”，一般人的死叫“死”，未成年人的死叫“殇”，吊死或绞杀叫“缢”。只要用心留意，学会知识迁移，就可由此知彼，由少知多，逐渐增加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储存量。
古今对照，辩证识记。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文言文中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发展到现在，名称变了，但功用近似，对于这些文化常识的学习和积累，如果用古今对照的方法，把古今含义放在同一层面上对照记忆，容易掌握。如古代被称为三公之一的丞相是辅佐皇帝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职权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具体负责国家的政务大事，下设右丞相和左丞相，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辅佐总理处理政务；三公之一的太尉是秦汉时中央设置的掌管国家最高军事之职，负责征兵、打仗和保卫国家安全等事宜，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军委主席；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是秦朝设置的地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等事宜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主任或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之职。又如起于隋代，盛于明清，废于清代的科举考试，它的级别多，结构复杂，只要和现在的考试制度进行比照，就容易理解掌握。古代把刚开始学习的小孩叫童生，童生参加县级考试，成绩合格者称为生员，也叫秀才，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生，这是最低级的考试，也叫院试；生员（秀才）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又叫“秋闱”，因在秋季八月考试。）合格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或称登贤书。考得第一名者，称解元，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毕业生，这是省级考，也叫乡试；举人参加考试（又叫“春闱”，因在春季参加考试。）考上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是部级考试，也叫会试，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专科或本科毕业生，国家不包分配；贡士参加考试，考上为进士，分三甲出榜：一甲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这是部级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因此也叫殿试，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并从此官服加身、荣耀无比，相当于现在的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基本都能找到工作。所以，用这种比照法积累知识，学生容易理解并接受。
演练习题，巩固强化。俗话说的好：眼过百遍，不如手过一遍，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内容繁杂，为了加深记忆，老师可将容易混淆的知识设置为练习题，让学生通过演练习题，加深印象，进一步达到巩固提高的目的。如：请同学们纠正下列习题中错误的地方。（1）在古文中“再拜”指再次拜谢的意思，是一种隆重的礼节，用于表达敬意。（正：是拜了两拜的意思）（2）“久视元年”和“高宗”都是皇帝的年号。（正：高宗是谥号）（3）嗣位是继承君位，我国封建王朝通常实行长子继承制，君位由最年长的儿子继承。（正：一般为嫡长子）（4）忠定是陈v的庙号，庙号一般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一生做一个概括性评价，危身奉上曰忠，安民大虑曰定，所以“忠定”是对陈v的一种赞美。（正：是谥号）（5）穆王府署v为尚书，其中“尚书”指儒家经典之一。（正：尚书在此句中为官职名）（6）在“孝宗初，除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中，“教授”是教师的职称。（正：此处为官职名）看来，长期进行诸如此类的习题演练，对于学生巩固强化古代文化常识大有益处。
联系生活，搜集整理。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长河里，有一类关于传统佳节和节气的文化常识，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学生也感兴趣，教师可作为课后作业布置给学生，让学生查询资料，系统整理，然后进行识记，学生也乐于接受。如传统佳节春节在古代称为上日、元日、正日、改岁、献岁、三朝、岁朝、岁旦、正旦、元旦、元辰、元首、新正、新元等；清明节也称寒食节这一天是禁火扫墓的日子，是我国最重要的祭祀节日；端午节又称端五、重五、端阳、中天、重午、午日等；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团圆节等；惊蛰也称启蛰等。又如为了让学生熟练掌握二十四节气的排列顺序及每个节气的气候和物候特点，让学生熟背“地球绕着太阳转，绕完一圈是一年。一年分成十二月，二十四节紧相连。按照公历来推算，每月两气不改变。上半年是六、廿一，下半年逢八、廿三。这些就是交节日，有差不过一两天。二十四节有先后，下列口诀记心间：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抓紧季节忙生产，种收及时保丰年”的歌谣，使学生在朗朗上口的歌谣中积累了有关的文化常识。
开设讲座，系统掌握。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内容庞杂，单凭平时的零星积累和练习，远远跟不上学生大量阅读文言文的需要，鉴于此，中学语文教师应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将这类知识分章节、分时段、分人员地开设专题讲座。如高一阶段由两位老师专门负责讲授古籍注释体例、地理常识和古代音乐方面的内容，高二阶段由两位老师负责讲授历法和刑法、服饰和器物、姓名和称谓方面的内容，高三阶段由两位老师负责讲授官职和科举、宗法和礼俗方面的内容。通过三年多次开设专题讲座，一定会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知，为顺利阅读文言文能扫除众多的疑难和障碍，使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能力会大幅度提高，并为中华文化立足于世界文化不败之地大放异彩。
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篇2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常识；教学实践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高中阶段要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在“大语文”教学的背景下，语文教育目标的实现一大重要根基就是对文化常识的积累和掌握。笔者针对文化常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对“文化常识”题的备考提供一些建议，以请教于方家。
一、文化常识的社会学内涵与概念范畴
“文化”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出自《易经》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我们可以把“文化”理解为能被传承的国家历史地理知识、民族风土人情、传统生活习俗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文化常识就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载体，可以陶冶、教化学生，影响学生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帮助他们成长为有知识修养和道德信仰的“文化人”。
二、对高考语文“文化常识”考查的梳理
1981年，高考语文试卷中首次出现“文学常识”题；1983年将“文学常识题”改为“语文常识题”，除“古代文化常识”外，还包括默写、文体知识、作家作品常识、汉字构字知识等。1984年以后历年高考都有文化常识题，逐渐涉及历史知识（1986年）、历史典故、传统故事、对联（1987年）、史地知识和古代文献知识（1989年）、古诗中描写到的传统节令（1993年）、传统礼貌称谓（1994年）、古代人物称谓（1995年）等中国传统文化常识。①
从近三年高考试卷来看，2014年大纲卷考查“解褐”、“南面”、“故事”、《春秋》。
2015年新课标卷Ⅰ考查“登进士第”“兵部”“庙号”“太子”；新课标卷Ⅱ考查“男子名、字”“谥号”“嗣位”“阙”。
2016年全国卷Ⅰ考查“首相”“建储”“有司”“契丹”；全国Ⅱ卷考查“中宫”“陛下”“吏部”“移疾”；全国Ⅲ卷考查“礼部”“教坊司”“致仕”“两京”。
可以看出，全国大纲、课标卷侧重对古代传统文化常识中“官职称谓、继承制度、科举司法、古籍常识、历史地理、风俗节日”的考查，内容广泛，范围不定，考查内容不具规律性，内容零散细碎，对考生的知识储备量和识记准确性的要求很高。
三、文化常识积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现状
一直以来，文化常识因在高考内容中占比有限、内容庞杂不易总结规律而在教学中被忽视，只有个别内容会因高考涉及而被从教材中截取出来进行割裂语境的识记掌握。由于各个知识点内容孤立，且不定时出现在各篇章中，教师教起来蜻蜓点水，学生记起来费时费力，且成效不大。
四、文化常识积累在教学实践中的方向和思考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高中语文教学应让学生阅读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在必修的五册教材及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的古诗文教授中，应注意挖掘古代文化知识，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适度讲读其与现实相关的深刻内涵。
高中阶段涉及的文化常识可作如下细致划分：
（1）制度与职官：宗法制、分封制、禅让制、客卿制度、古代官员的俸禄、退休、三省六部制、九品官人法、三公九卿等。
（2）教育科举：察举、征辟、孝廉、院试、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进士、举人、秀才、连中三元等。
（3）经济制度：井田制、屯田制、占田法、均田制、均输、平准。
（4）古籍常识：纪传体、编年体、起居注、方志、类书、善本、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与七阁。
（5）历史地理：“华夏”“中国”“九州”由来，四大名镇、洛阳史话等。
（6）古代礼仪：封禅、宗庙、丧葬习俗、五服、夺情、冠礼、笄礼等。
（7）风俗节日：元旦、人日、元宵节、花朝节、上巳节、社日、寒食、清明、端午等。
对于以上这些细致分类的文化常识，教师应该对其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梳理出各概念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努力探索学习积累文化常识的方法并总结有益经验，教会学生积极主动探索发现其内在深刻文化意蕴，了解感悟其时代意义，摒弃死记硬背，采用灵活记忆、分类识记，条理清晰，提高效率。希望通过本篇文章的探讨，对高中语文教学中文化常识的积累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为大语文教育目标的实现贡献一丝微薄之力。
注释：
①⒅一.文化常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载体[J].社会科学论坛，2009（12下）.
参考文献：
1.沈霞.在古诗文教学中渗透文化常识的实践与思考[J].文学教育，2010（7）.
2.任浩之.国学常识全知道[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9）.
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篇3
1蒙古族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在蒙古族快速发展中,蒙古族教育也发展非常迅速,在此其中,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对教育带来的影响较大,由于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精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并且能够给现代教育以启迪,明确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提高现代教育的质量。现进行详细的探讨与研究。
1.1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多年,其中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蒙古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对精神文明以及物质文明具有较高的需求,并且真正的融入到现代经济市场发展中,而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发展也非常迅速[1]。例如,从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上来看,蒙古族注重农耕、放牧的生活,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坚韧的品格,对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具有较大的渴望和追求,进而该种生活方式对现代教育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1.2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众所周知,现代教育主要是结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所进行的教育,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现代教育主要是让人们了解当前经济市场以及科技的发展,并学会如何将其运用来促进自身的发展[2]。从现阶段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实际调查中发现,其非常注重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进而也推动了蒙古族教育的发展。例如,现代教育从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上获得启迪,勇于创新,积极利用科技等。例如,蒙古族在进行农业发展中,积极创新生产方式,满足了现代经济社会生产的需求,并且对文化知识具有较大的渴望和追求等,从而促进了蒙古族的发展,也对蒙古族现代教育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在实际的教育中,也不断的追求创新,追求效率,进而提高了蒙古族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1.3蒙古族民俗习惯的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民俗习惯,包括蒙古族也是如此。蒙古族一些优秀民俗习惯对现代教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3]。另外,蒙古族的民俗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在现代教育中应该汲取蒙古族民族习惯中的精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例如,蒙古族民俗习惯中存在的思进取,勇追求的思想;敢于突破枷锁、勇于创新;注重团结合作,积极发挥集体的力量等等,这些都是民俗习惯中的精华部分,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的传承,以不断的促进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发展。
2如何利用蒙古族传统文化发展现代教育
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在蒙古族现代教育中,应该积极的做好文化传承工作,并且积极的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开展现代教育,以不断的提高现代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促进蒙古族教育的快速发展。
2.1将传统文化中的“解放思想”理念应用于现代教育中,树立现代教育意识
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解放思想”,作者认为应解放思想树立现代教育意识,这样才能够促进蒙古族教育的发展[4]。首先,在进行现代教育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应严格贯彻并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以及民族政策,加强对民族教育,树立现代教育意识,积极改变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提升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追求,推动民族思想观念的革新,不断的向着现代文明方向发展。其次,在进行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应紧密的与蒙古族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勇于创新敢于实验,这样才能切实有效的提升蒙古族现代教育质量,充分做到服务社会、发展民族经济,从而推动蒙古族教育的发展。
2.2打开门户,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优秀文化成果
在现代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应打开门户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优秀文化成果,从而推动蒙古族的快速发展[5]。首先,对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应加强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不断的用先进技术手段来武装自己,这样才能根据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来促进教育的发展。其次,应通过现代教育手段使蒙古族人民现代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来繁荣发展民族经济,而且,蒙古族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通过勤劳和智慧,再加上现代科技的结合,对推动民族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
2.3大胆尝试,激发民族学习竞争意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了解到,蒙古族的民族学习意识、竞争意识较高,勇于去尝试新的观念、新的理论、新的科技,从而提高了蒙古族的现代教育质量,为此,作者认为,对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应大胆的去尝试,不断的激发民族学习竞争意识[6]。首先,应通过现代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蒙古族人们的责任心,要将民族富强、民族发展作为积极的工作,应全心全意为民族振兴、民族繁荣服务,全面提升蒙古族人们的责任意识,提升现代教学效率,推动蒙古族的快速发展。其次,现代教育中应注重对蒙古族人们的学习生存观念培养,并不断的采用有效的教育策略来激发民族的竞争意识,这样才能保证蒙古族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以及快速发展的文化、教育等格局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推动蒙古族的教育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
3结语
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篇4
关键词：新课标背景教学；高中古汉语教学；古汉语教学策略
高一学生对于教材中的古汉语学习兴趣并不是很高，对于学习的目的并不明确，只有少数的学生认为对古汉语的学习非常重要，一部分学生认为古汉语学习可以提高人文修养，所以愿意学习，大多数学生对古汉语没有兴趣，态度非常的被动，为了考试而学习，学生对于目前课本中古汉语的篇目内容和数量都很不满意，觉得学习起来相对困难。
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没有被激发出来，自己学习的能力非常不足，学习效果不是很好。在学习的方法上，主要靠教师上课传授，自己不会用工具书，也不太会借助辅助材料，对于工具书，很多学生觉得没有必要使用。在古汉语的阅读上，很多的学生都存在困难，所以阅读也相对较少，更不要提背诵，对于教材中要求背诵的文章，大多都是死记硬背。因此，教师在古汉语的教学中，应该加强学习方法的指导，让学生自己学习。鉴于此类问题笔者做出一些施教方法和教学策略供大家参考：
一、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加教学中的趣味性和形象性
科技的发展和现代化教学设备的不断更新，特别是光盘和电脑的出现，为语言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光盘由于其储存量大，几乎可以将所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储存进去，发挥出课本所不能发挥出的作用，语言应该在真实的环境中使用，也只有在真实的环境中才能发挥其作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可以将真实的环境模拟出来，使学生在学习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直观的学习，可以让学生觉得语言学习很有趣。
古汉语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为了讲解语言知识，而语言知识内容深奥且单调，缺少形象性和生动性。如果教师只是讲解语言知识，学生肯定会觉得枯燥乏味从而对学习失去兴趣，所以，要想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就要求培养学生对于学习古汉语的兴趣。现代化教学手段可以使教学形象化和简单化，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提高教学的质量，增加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讲解效率，达到易教易学的目的。
二、业余生活和作业形式
现代的学生思维敏捷，所以应该发挥学生这方面的特点组织业余文化生活，让学生把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可以让学生参观名胜古迹，感受古代文化氛围，分析其中的语言，可以组织古汉语的知识竞赛或者古汉语诗文的朗诵比赛，这些都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
鼓励学生多读，用读来培养学生古汉语的语感。老师可以把繁重的动手写家庭作业转变成对课外读物的鉴赏，在阅读的时候写一些自己的感受。只有通过对文献的阅读，才能够对古代的文化产生兴趣，激发学生理解文献内容的愿望，《诗经》和《红楼梦》都是很不错的阅读对象，对于一些难度较大的经典文献，老师应该帮助学生有阶梯度的阅读，老师在教学中，一方面应该注意词语的相互呼应和联系，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对原文的背诵和翻译，加强练习，这样慢慢地对所学知识就可以灵活掌握了。
三、将古汉语的学习与阅读和表演相互结合
刚刚学习古汉语的学生，由于对古汉语词语及句式的积累不够，往往会觉得很多语句都读不通、看不懂。所以，语文老师则应该选择一些具有神话色彩或者一些文言短篇来让学生阅读，这样，学生就会被轻松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获得精神愉悦，忘记古汉语学习的乏味性，有时他们反而会觉得古汉语对事物的描述言简意赅，从而对古汉语产生兴趣，同时可以将文章的读和演相结合，让学生在课堂中积极参与进来，通过学生的亲身演绎，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比如讲授《触龙说赵太后》一文时，当学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这句时，学生可能会想象出不同的送别场面，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分别将学生对这句进行表演，对角色进行分析，对表演过程进行设计，这也是熟悉古汉语词语和分析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方法。通过表演，不仅活跃课堂的气氛，而且能够加深文章的理解。
四、古汉语教学的策略和展望
古汉语学习的选材应该生活化，尽管高中古汉语所占的比例非常大，但是离学生的生活相当远，不够生活化，在课堂上教古汉语，学生与教材主人公的生活还是有相当大距离的，阅读时很难理解当时的场景及意义。所以，在教材的选择上，应该选择一些平民化、生活化的教材，力求贴近生活，教材的内容应该既有人文性又有生活性、趣味性，应该是学生喜闻乐见的或者是充满趣味的，让学生好奇的，这样才能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提高古汉语阅读的兴趣。
教室的环境应该古汉语化，作为语文学习的教室，在古汉语的教学中，应该让学生明白，学习古汉语对为人处世和提高生活质量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学习古汉语能够提升交际能力，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汲取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教师应该不断引导学生积极品读古汉语中的人文美和人性美，领略可歌可泣的故事，发现古汉语的乐趣。在教室环境的布置上，设置文言文角落，也可以在墙上贴一些名言警句，上墙的名句应该积极向上，语句优美，书法精湛，比如韩愈“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
总之，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就是说教育应该是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古汉语教学的现代化主要是教学的内容面向现代化的发展，也就是说要着眼于国际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来进行课程的改革和课程体系的调整。随着我国综合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备受关注，古汉语教学的方法也应该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改进，抛开传统的束缚，增加古代白话文的内容，适应现代社会文化的需要。因此，很有必要对古汉语的研究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调整，使它能够涵盖古代语言的规律和基本知识，使它能够与社会的需要相符合，与学校的体制变革的趋势相互吻合。
参考文献：
[1]王力.古代汉语绪论.北京中华书局，1999.
[2]何勇文.言文教学的困境与出路：中青年语文沙龙纪要文学习，2003.
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篇5
（一）教学上重文学史轻文学作品，重教师主体轻学生个体
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主要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文学作品是核心。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学生可以逐渐熟悉中国文字的特点、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理解古代作家的创作用心、创作手法和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分类及其不同的文体特点。然而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偏爱文学史教学，他们乐于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占用大量面授课时，向学生讲授文学史基本知识，梳理文学发展脉络；而对于作品教学，则多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印证文学史的辅助材料，泛泛带过，错失了培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能力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居于主导地位，其讲授内容往往被视为“金科玉律”，难容质疑；学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实际学习能力和不同兴趣诉求常常遭受漠视。课程教学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授课教师的一厢情愿，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考核上重知识轻能力，重终结性考试轻学习过程考察
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授受教学情况相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也相对较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构成上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倾向，即以期末终结性考试的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认定的绝对标准，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考核。考核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其二是考试内容编设较为教条。教师的命题多依据平日的教学讲义或教材，命题内容多限于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风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等，这样的问题限定性、指向性强，难以让学生开展独立评议，提出创造性的识见。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学的评价模式。平时作业的批阅、考试试题的评阅，一般都是由教师独立完成的，即便有学生参与其中，也多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来评判，从而忽视了文学评论的多元性特征和学习的个体化特点。考核完成后，则多是通报成绩了事，很少有针对性的考核分析和评价反馈。
二、地方文献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积极作用
地方文献指的是记录某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教育、风俗等内容的地域性文献资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样性、长久性、稀缺性等特点。地方文献因其“包罗万象”的内涵，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适当引入地方文献，既可以推动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学术含量，提高课程的关注度，扩大课程的影响力，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一）树立作品教学观念和研读原典意识
地方文献汇集了某一地域长期科技文化发展的成果，内容庞杂，其中很多属于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研读这样的地方文献，可以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调动丰富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让学生能够研读地方文献，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就必然要将教学重心从文学史转到作品上，通过作品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地方文献多是第一手的资料，将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研读原典的意识和不从俗众、唯己是信的科学探索精神，培养研究性学习习惯。对于教师而言，地方文献的原始性特点也可以督促他们积极关注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科研水平，实现教学相长。
（二）深化课程考核改革，克服学习功利化倾向
近年来，基于高校过于注重实用的专业及课程体系设置、以分数为核心的较为单一的考核评价标准和脱离学生学习实际的教材编设等多重因素，很多大学生缺乏内在学习动力，在学习上越来越功利化。中国古代文学所面临的学习功利化现象更加严重，“陈旧无聊”、“脱离实际”之类的评价甚嚣尘上。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引入地方文献，可以在内容上增加课程考核的深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归属感和成就感，促进学生良好学习动机的形成，克服功利化倾向。如针对浙江嘉兴地区的学生可以根据《万历嘉兴府志》、《光绪桐乡县志》等地方志的相关记载编设关于明清时期嘉兴地区佛寺兴废、民间兴学等方面考题；针对杭州地区的学生则可以根据《湖山便览》、《西湖志》等地方文献编设诸如西湖的历史沿革、西湖历代名人题记等方面的考题，让考题充分体现出地域特色，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期待。
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篇6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改革
【分类号】i206.2-4
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本课程时间跨度长，从先秦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直到唐宋元明清，这段漫L的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萌芽发展与定型时期，文化差异变化大。从学科角度来讲，本课程在主讲文学的同时，还涉及到语言学、美学、文艺学、史学、哲学等交叉学科，学习难度较大，故本学科的教学，更应重视对教学方式的改革。
一、本学科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大众的轻视
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航空、金融等专业更受广大群众的重视，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一门似乎远离了市场经济的学科，普遍受到家长和学生的轻视，甚至连学校的重视程度都不够，能够迅速带来经济效益的专业则深受大家的喜爱。相反，需要静下心来大量阅读书籍、用心体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则受到不同程度的轻视。同时高校课程设置多样性与时效性的趋势使压缩传统课程学时几乎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古代文学作为一门课时相对较多的传统课程，更是首当其冲，在有些学校甚至被压缩到二百课时左右。以袁行霈版本为例，古代文学不仅包括四本文学史，还有六本作品选，通过笔者实际教学证明，250节以下的课时，基本要完全舍弃作品选的讲解，非常影响教学效果。
（二）缺乏兴趣基础知识薄弱
作为地方院校，生源的质量确实无法与国家重点高校相比，甚至有些学生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原因就是认为本专业不过是看小说而已，很容易能取得毕业证。另外还有很多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不甚牢固，而古代的文学作品与现今的用语习惯、写作习惯差异甚大。需要下功夫一点点学习的、一个字一个释义识记的、相对枯燥的基础专业知识、需要进行大量阅读的古代文学课程让很多学生望而却步，更加缺乏学习兴趣。
二、改革途径
（一）协调好与高中文言文教学的衔接
古代文学是从大一就开设的基础课程，而大一新生们在中学时期已经学习过大量的文言文和古诗词。以人教版为例，初级中学语文总共169篇课文，文言文和古诗词有43篇，大约占总数的1/4，而且每册后面还有十首课外古诗词背诵。高级中学语文总共65篇，文言文和古诗词有29篇，将近占总数的一半。大量的文言文和古诗词教学对即将到来更加大量的、更加专业的古代文学学习有非常好铺垫作用。在大学课堂教学中，处理好中学向大学的过渡有利于缓解学生对本学科的畏惧心理。
（二）处理好作品选教学与文学史教学
古代文学现在的教学模式比较固定，一般是介绍作家生活背景，讲解作家思想，简单举例作品，最后总结作家的艺术创作风格，基本舍弃作品选。这样的模式确实非常适合在有限的课时下讲授大量的知识，但这种僵化的模式也确实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让学生清楚把握作家的风格以及作品的艺术魅力。所以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利用作品选，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初步培养学生阐述自我文学观点的能力，为论文写作打下基础。
（三）注重学科交叉教学
古代汉语作为一门工具课，学好古代汉语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对欣赏古代文学作品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多阅读文学作品对学好古代汉语也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古代文学毕竟是一门文学课，是顺应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条无法与割裂的一条长河。因此学习好古代文学，对学习历史以及现当代文学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注重多学科间的交叉学习有利于学生知识面更加全面。
（四）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随着教学教法研究的深入，改革教法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多媒体教学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实际教学中，由于教学需要，教师常常要引用书本上没有的原典文献，若是只是说给学生听，学生往往听不懂教师说的是什么，而多媒体能直接展示给学生看，使学生紧跟教学进度。同时多媒体能够把视频、音频带入课堂，使实际教学更加生动，尤其是诗词教学，能让学生身临其境更透彻的体会作品中的意境。
（五）开设选修课
古代文学学科知识范围广，名家名作甚多。每个学生喜欢的范围不一样，每个老师擅长的范围也不一样。为了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设一些比较受欢迎的选修课，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开阔学生视野，真正实现因材施教，也能促进教师间的互相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以便更好的提升自我课堂教学效果。
（二）学习方式
1、课外阅读，培养兴趣
学好文学课的关键是要多读多思多写，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是学好古代文学的关键。大量的阅读原典文献不仅使学生更为直接的体会到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也能培养学生独自思考的习惯，引导学生形成自己观点，可以为日后科研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其文化水平、共享知识和读写能力都在降低”，甚至“没有准备，也比以前更不喜欢读书”①，因此开展一些能够调动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活动势在必行，比如读书月活动、文学创作社团等等。
2、课堂讨论，开拓思维
文学是一个比较开放的领域，虽然在无数优秀人士的努力下，已有很多作家作品都被发现并深度挖掘，但文学没有定论，在课堂讲授的时候，教师要紧跟科研新动态，把最新的学术信息引入课堂，加强师生课堂互动，展开讨论，让学生畅所欲言，从而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把传统的讲授式课堂转变为开放互动的课堂，更加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生兴趣，给课堂注入新的气息。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一定要与时俱进，借鉴他人的经验成果，“研究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获得所谓阶段性或终结性的科学结论，而仅仅是企望于能够提供一种视域、一种独特的文本形式来与前人以及当代人交流和沟通、相互启发”②，因此，所有的教学方法都应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取得更好的实际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美]马丁・特罗.从大众高等教育到普及高等教育[J].濮岚澜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4）.
[2]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3]刘鹤岩.关于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2）.
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篇7
【关键词】《古代汉语》；工具课；互文性串讲；字词切入；文化遗产
theory《ancienttimesChineselanguage》courseteaching
ZengZhenxing
【abstract】《ancienttimesChineselanguage》Beatoollessonwithverystrongbinetheteachingpracticeandof《ancienttimesChineselanguage》courseofteachingmethodmakequest,putforwardwitheachothertextstringspeakatteachingusageproblem,andcorrespondwiththeteachingmethodofmasterthegeneralintroductionandselectedworksfromthewordphrase.
【Keywords】《ancienttimesChineselanguage》;toollesson;witheachotherthetextstringspeak;thewordphrasecorrespond;Culturalinheritance
笔者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已有十余年，在教学实践中，逐渐产生了一些关于《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零星想法，今稍作归纳总结，以就教于方家。
1《古代汉语》课的性质及其目的问题
关于《古代汉语》课程的性质，一般都认为是一门“工具课”，而它的目的则是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序》（1962年）说：“经过1958年的教育革命，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教学必须联系实际，许多高等学校都重新考虑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以为它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性知识。必须把文选的阅读与文言语法、文字、音韵、训诂等理论知识密切结合起来，然后我们的教学才不是片面的，从而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又说：“汉语史是理论课，古代汉语是工具课，目的要求是不同的。”
许嘉璐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绪论》（1992年）作为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用书，也说“古代汉语”是一门“工具课”。他指出：“‘古代汉语’课之所以为工具课，是由它的教学目的而决定的，它不是仅仅传授关于古代汉民族语言的基础知识，也不是给学生以系统理论，而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又说：“我们学习古代汉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又说：“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最大贡献在于第一次确定了‘古代汉语’课程的工具课性质，建立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相结合的教学原则。”许嘉璐先生也非常强调《古代汉语》课程的工具课性质。此外，朱振家先生主编《古代汉语》（1988年4月第1版，1994年6月第2版），张世禄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教程》（2000年），易国杰、姜宝琦主编的《古代汉语》（2000年）等教材也都坚持《古代汉语》的工具课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靳贵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1997年修订本），也说“古代汉语是一门工具课。……掌握了古代汉语这个工具，就可以达到读懂古文的目的。”又说：“工具课，是相对于理论课、知识课来说的。就古代汉语课来说，是相对于古代文学、史学、哲学等哲学来说的，是学习这些课程的基础，是高等院校文科学生必须掌握的工具。”但在第二次修订本（2005年7月第3版）中，对《古代汉语》课的教学目的作了修改。靳贵生先生在《第二次修订本序》中说：“原版教材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现改为‘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和根据格律写作诗、词、曲、联以及写作应用文言文的能力。’”（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他指出：“培养阅读能力，是让学生动脑；培养写作能力，是让学生动手。既让学生动脑，又让学生动手，才能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才能使我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后继有人。”可以说这一修订是对《古代汉语》课程性质及其教学目的的最新认识，业已从单纯的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转向了对于文言文写作实践的强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既然《古代汉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工具课”，那就要紧紧围绕着“实践”与“工具”这两个方面进行《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活动。“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以改造世界为目的、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一定的中介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具体在《古代汉语》教学活动中，实践的主体就是学生，实践的客体就是《古代汉语》的相关知识并由此而拓展和深入的整体性的中国古代文化，所谓“一定的中介”，则是指实践的各种形式，主要表现为大量的阅读和练习，不仅要让学生动脑，更要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只有加强动手能力的培养，才能从根本上改造学生的意识活动和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教师在这一以学生为主体知识为客体的教学过程中，所扮演的应当是一个阐释者和一个引导者的角色。这就需要教师自己是一个学识相对渊博并且善于引导的人，对于学生来说则需要将字词的理解落到实处，而不是似是而非，或者只满足于印象式地把握。至于“工具”，原指工作时所需用的器具，后来引申为为达到、完成或促进某一事物的手段。《古代汉语》既是一门工具课，那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古代汉语》的时候，要有意识地将其置于“工具”的地位，真正让它为我们的古籍阅读服务，因此就必须有意识有计划地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可由教师指定课外阅读的内容，限时抽查。同时，也可结合《古代汉语》教材中的文选（包括详注部分、略注部分和白文古注部分）及《古代文学》课程进行学习。当运用古代汉语这一工具的时候，切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古代文学实际上只是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因此，绝不能将《古代汉语》的教学限制和束缚在《古代汉语》课程本身，那样的话无异于自我设限，画地为牢。但我们的《古代汉语》教学正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古代汉语教育工作者深思的。
2《古代汉语》的教法探讨
关于《古代汉语》的教法，虽然因人而异，但也都大同而小异，即是遵循王力先生所开创的方法，而有所损益。王力先生所开创的方法是：文选、常用词和古汉语通论三结合，也即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相结合。笔者对此所采取的策略是：以文选为主，古汉语通论为辅，而将常用字词的讲解贯串其中，尤其是贯串于文选的讲解之中，因为在我看来，常用字词的诸多意义从来都不是抽象地产生的，而是在具体的语境中逐渐累积而成的，因此，脱离了具体的文本和具体的语境来孤立地学习词汇，效果非但不大，而且容易陷入词汇义项的教条主义的沼泽，这样一来就有将学生变成零碎知识的奴隶的危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扼杀某些学生的创造性天才，而将他们培养成零碎而僵死的知识的容器，或古代文化的抽象而无奈的传声筒。
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怀特海（whitehead,alfrednorth，1861-1947）曾说：“凡有实际经验的教师都知道，教育是一种掌握种种细节的需要耐心的过程，一分钟，一小时，日复一日的循环。”又说：“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学生通过树木看见森林。”具体到《古代汉语》的教学，也是如此。知识是靠细节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的，在此积累过程中，教师的耐心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教师决不能因为自己上过很多年的《古代汉语》而产生倦怠厌教的心理，也不能因为自己觉得简单而想当然地认为学生肯定是一教就会，须知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因而充满新奇的知识之旅。同时，教师亦需具有一定的传授技巧和引导艺术，教师在讲解《古代汉语》的相关知识如文字篇、词汇篇、语法篇、修辞篇乃至音韵篇时，不妨有意识地做到穿插与贯串，使古代汉语的分门别类的知识成为一交叉性的知识链条，并由此在学生的意识里渐次形成一种可以自由渗透的知识的网络系统，从而真正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我们不妨称之为“互文性串讲”。举例来说，我们在讲解文字篇时，不但可以穿词汇篇和语法篇的相关知识，还可以穿文选中的相关语境乃至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而在讲解词汇篇或语法篇时，也有意识地做到与其他部门性知识自由链接。也许刚开始的时候学生会觉得有些散漫不羁，但只要坚持做去，渐渐地学生就会感到，很多知识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如此便可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觉得自己真的学有所得。因此，与其每一堂课都让学生疲于奔命地只学习新鲜的知识，倒不如让他们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对于所学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认知，正像孔子所教导的那样，“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教师除了要教会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学生一种方法，即获取知识和使用知识以提升自己、获得智慧的方法，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即此之谓。而且方法的传授要有意识地进行，举例来说，即可以通过讲解少数的例子以证成一种推导和探索的方法，再布置学生相应的作业，以实实在在的练习促进学生的动手能力，并由此训练他们的大脑。教师要善于从具体的例子（字词的分析如此，文选的讲解亦然）中抽绎出某种方法性的东西，并告诉学生，使他们不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此诚如怀特海所说：“真正有价值的教育是使学生透彻理解一些普遍的原理，这些原理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具体事例。……大学的作用是使你摆脱细节去掌握原理。”但是教师却应该通过对于细节的讲解而达到使学生掌握普遍原理的目的，而不能只是给学生灌输一些抽象的原理。讲解某些例子只是必要的手段，智力培养才是我们的目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耐心和技巧之外，教师尤其需要一种高度，这种高度不仅是指学问上的，更是指人格和抱负上的。近现代以来，因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反传统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人们对于传统文化逐渐淡漠，成了一种无根的浮物，当此之际，有志之士皆需尽己绵薄之力，而思有以建树有以复兴。作为《古代汉语》教师，虽不敢奢望有所建树，但也难辞其责，因而人格上的和抱负上的高度就变得尤为重要。这是一个观念性的问题，苟有此自觉的观念，便不难有探究的热忱，由衷的责任感，以及高度的耐心，相对而言，教学的技巧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孔子曾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言外之意就是，只有当我们自己有此复兴的热忱和探索的信念，才能很自然地影响到学生，使他们如沐春风般地受到熏陶和感化。教育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师的言不由衷，他只是机械地担当一个教书匠的角色，这样的自我定位当然不会使其产生任何意义上的高度。《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教师的学问人格和胸襟抱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向学的热诚。
3《古代汉语》的学法探讨
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教与学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古人所谓“教学相长”（《礼记•学记》），正道出了此中真义。在笔者看来，教师的教学方法往往取决于他的学习方法，而教师的学习方法又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学生的学习方法。具体到《古代汉语》的教学，我个人的策略是：有意识地在字词同其所表达的事物和观念之间建立起一种彼此沟通的互释关系，这样便能够或由字词而切入事物，或由事物而切入字词，或由字词而切入观念，或由观念而切入字词，知识便因为频繁的使用而真正为学生所掌握。不妨图示如下：
我们可以将世界分为人、语言（包括文字）和客观的物质世界三者，人通过语言以认识和把握客观的物质世界，语言对人的认识起到规范、启迪的作用，人离开语言便失去一切，而文字作为语言的载体，对文化的传承作用至大，以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字词入手，将字词的讲解贯穿在文选与通论的学习之中，并可视学生的实际情况而拓展到传统文化乃至思想智慧的领域。由于汉字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承载着大量文化的乃至思想的信息，因而从汉字切入，以贯通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与内在于人的思想观念，实在是最好不过的学习途径。
孔刃非先生曾提出“汉字全息学”的观念，他认为，每个汉字都是一件凝结时代信息的文物，通过对汉字全面系统意义的考证，我们能得到文字被创造那个时代的文明特征；汉字是汉民族文明进化的“全息码”，积淀着史前时期以来汉文化的一切信息。“每个汉字都积淀着文明进化的系统信息，汉民族进化的人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思惟科学等等无不存储其间。”可以说，汉字全息学为《古代汉语》的教学奠定了方法论原则。
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篇8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问题；改革策略
引言
素质教育背景下，现代高校一直致力于进行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以逐渐适应当前社会教育改革形势以及满足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的基础课程，在课程改革时依旧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教学观念僵化、教学内容陈旧、评价体系单一等。因此，为了提高汉语言专业学生的文学修养，应针对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出相应的策略，以深化教学改革。
一、当前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时间受限
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主要包含两大内容：文学史的学习，名家作品的具体介绍。但从文学史这一块，从内容的涵盖与教学资源上来看，我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资源，其中沉淀下来的名家著作以及历史时间数不胜数，就内容的学习而言，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绝非几篇诗歌、文言文或者散文，还包含了传统中国文化、哲学、历史等知识[1]。要让学生能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并形成独到的观念，就应要争充足的课时，但是随着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汉语言课程的调节出现错误的作法，中文专业课程的课时一直在压缩，从1994年的400~500课时逐渐缩减为200~250课时。如此丰富的教学资源，仅仅用这么短的课时，显然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很多内容在课程中不能展开，教师往往只是讲解基础，使学生只能知道事件或者文学作品的大概，对文学作品的思想不能进行深入的分析，这对教学质量的提升有较大的影响。
（二）学生学习目标缺失，兴趣降低
中国古代文学涵盖了我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积淀先人的思想，各种文学思想至今都能影响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品质。但是由于一些历史文献具有比较深刻的内涵，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很多学生再学完后就会产生“在现代社会，学习这些古代的诗文还有用吗？”的疑问。这种观念的产生，使学生没有明确的目标，学习兴趣骤减。
（三）教学模式落后
在教学模式上，高校教师在讲解中国古代文学时，依旧沿袭传统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这种模式虽说能够帮学生梳理文学知识，但是由于教学过程比较枯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难以调动，并且传统教学中教师对历史文学进行人为分段[2]。比如教师在讲解先秦到隋唐、宋代到近代有不同的老师讲解，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更加重视对各个时期文学的分析，而对文学作品、历史发展、思想等互补共生关系没能重点介绍，这使得学生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只停留在文学著作与诗歌上，很难形成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印象。
二、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
（一）明确教学目的，更新教学理念
为了提高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教师在进行课程讲解时就一定要明确教学的目的，充分认识到古代文学教学绝非仅仅教导学生认识文学常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文学的熏陶下逐渐完善人格，积累丰富的知识，并将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中国古代文学，是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其分量其实要比其他专业都中。历史文学家、诗人以及伟大的思想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比如伟大先贤孔子、孟子、老子等，其文化与思想概念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教会我们做人与做事的道理。比如孔子周游列国，虽然游说屡屡失败，但是他依然不灰心，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正是当前各行业所推崇的精神；再比如屈原为了自己的理想提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追求理想的信念是当前成功的重要依托。可见，中国古代文学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教师要想借此来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就应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通过展示古代先贤与历史名人的理想与作品情感，引导学生受古人优秀思想的熏陶，不断磨砺与锻炼自己的意志，提升自我，建立完善的人格。因此，在教学理念的建设上，教师应明确古代文学虽然没有科学技术那样作用直接，但是对学生的人格成长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优化课程体系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不仅仅强调专业课程体系，还要建立专业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相配合的体系网[3]。在具体设计上，可以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出发点，将课程各个内容模块进行剥离，形成选修课程，比如开设专门的诗歌赏析、文学史发展、文学思想等选修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方向选择相应的选修课程来不断补充一些与专业课程相关的知识内容。在课程的建设上，还应增加相应的课时，将课时增加到350~400以上，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把握课程内容，教师还应把握整个中国文学教学体系，制定教学大纲，明确每一章、每一节课的教学目的，突出重点。
（三）改善课堂教学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要讲解的精彩，教师本身的专业素质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教学方法更加关键。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在讲解古代文学常以口头讲解以及板书的方式，教学效率往往较低，为了解放这种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四）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师资队伍建设是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为了保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正常开展，学校应加大师资人才的培养力度，发挥学科带头人的榜样作用，鼓励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积极改良教学手段，使教师教学水平不断提升。
三、结语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课程，在新的教学体制下，应适应时代的发展，通过科学的改革，加快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改革。
参考文献
[1]谢遂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嘉兴学院学报,2012（S1）:264-266.
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篇9
201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这部书力图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顾和衡量上世纪考古学家的工作及成就。传文中，夏先生善于从世界范围和多学科角度考虑问题、追求国际水平和发挥固有学术传统的治学特点被进一步突显，而对夏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的总体评价，则与30年前的悼文如出一辙②。
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30年蕴含着发展和前进的机遇。这种发展，成为我们今天回顾和反思夏先生学术成就的契机。
一
对于专业领域意识日渐增强的当今考古学者来说，夏先生学识的渊博和研究领域的广泛几乎成为一个传奇。受因果思维习惯的影响，面对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我们愿意回顾其成长的心路历程，尽管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一个自由者成长历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个人的成长在根本上离不开时代的影响。夏先生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专业人士。夏先生求学的年代，中国正走在从封建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艰难道路之上，以现代西方科学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已初步建成，鲁迅当年“走末路”学洋务的日子已成为历史。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夏先生自订了一份“家世与少年时代”，他从其漫长的青少年时代撷取了三个事实：1922年，高小一年级时任儿童自治会图书馆主任，阅读文学研究会的新小说及《小说月报》，开始对新文学发生兴趣③（卷一，第6页）；1924年，在温州十中读书，周予同先生教国文，选陈独秀《新青年・发刊词》（卷一，第7页）；1925年，请父亲在游沪时购买鲁迅的《呐喊》（卷一，第8页）。看来夏先生明确意识到，他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新文化运动”是夏先生自我认同的成长背景，他的成长确也得益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自由学术风气。
那个时代文化和学术界大家云集。夏先生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学习时，就旁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张东荪的“西洋哲学”；在燕京大学听钱穆的“国文”，后在清华听钱穆的“战国秦汉史”、陈寅恪的“晋南北朝隋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单是日记中抄录的公费留美考试成绩单上考官的名字，就足以令人倾倒：“国文”朱自清、“英文”吴宓、“中国上古史”顾颉刚、“人类学”李济、“地质学”丁文江（卷一，第265页）。改革开放以来，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学术地貌学在摒弃了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非黑即白的标签式评价之后，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采。一时间，学界大有厚“古”薄“今”之势，当然也有如学者葛剑雄所指出的，那个时代的学术成就被夸大了，争议似乎不小④。其实，对一个时代的学术成就的科学评估不可一概而论，那恐怕应该是各学科发展史的课题。当我们夸赞三四十年代的学术时，我们或许并不是真的看中了那时的学术水准，而是思慕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题写的那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夏先生1931年在燕京和清华求学时，曾阅读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包括《哲学之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原著，以及考茨基、河上肇、拉斯基等人的著作。如果说在“思想改造”和“”期间，这份书单能够支撑夏先生对进步思想的追求，那么在今天，它们的存在证明的是其时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
作为留美预备校，清华园的美国校园文化和通识教育理想对夏先生的成长不无正面影响。夏先生在博览群书之余，经常与同学打网球、桥牌和郊游，虽然他常对自己流连于运动和牌戏深表自责，但那不过表明他是一个自律性极强的人。那时的北大可能允许学生偏科，但清华则要求新入学学生通过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课，以拓宽知识面⑤。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与秩序井然的学习生活的二重奏之间，夏先生的“智识”得到了拓展，这一点正是他日后在考古专业领域中得以自由驰骋的坚实基础。
“智识”这个词出现在夏先生的早年日记中，在不同语境下涵义不完全相同。简要归纳，有三种用法。比较容易理解的是“铸铜之智识”（卷一，第382页）、“地理学的智识”（卷二，第46页）、“制陶术的智识”（卷二，第195页），这时的“智识”就是现在所说的“知识-knowledge”。但在如“智识状态”（卷一，第397页）、“受智识及品行之训练”（卷二，第143页）等处，“智识”当兼有“智性-intellect”和“知识-knowledge”之义，其内涵应大于“知识”，因为“智性”是在“认知”基础上进行逻辑思考的能力和理解力，它和“知识”水平并不必然地对等。广为诟病的中国教育，就是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智性”能力的培养。第三种用法为“智识分子”，其间的变化颇耐人寻味。“智识分子”首次出现在1931年夏先生阅读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时所做的笔记中。在那本书中，“智识分子”或者是作为封建势力代表的士大夫阶级的依赖者，或者是作为“资本主义奴隶”；“智识分子”服务于统治阶级，不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卷一，第32页）。在1936年的一则日记中，记有夏先生对阅读Robinson所著“mindinmaking”一书的评论，说此书“叙述吾人智识之浅陋，遗习之深染，而力主思想自由之必要。书乃欧战初毕时所写，表示当时智识分子之见解，颇可一读”（卷二，第19页）。这里的“智识分子”显然不再带有贬义，它应该就是英文intellectuals的对应词，即后来的“知识分子”。从intellectuals的本意看，“知识分子”的用法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它只强调了对“知识”的占有，而忽略了对“知识”的自由追求。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源起于“好奇-惊赞”，其实人文科学又何尝不是如此。intellectuals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追求“知识”，但这种追求当是摆脱、超越于实用、功利的目的，是“为知识而知识”；只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人，才是自由者，才能真正从运思过程中获得。在这个意义上，用“知识分子”替代“智识分子”实则是对这一群体的贬低。在人文领域，仅有“知识”而缺乏“人文化成”历程的人，可以满腹经纶，但不过匠人而已。所幸二者的差异已为文化学术界所重视，“智识分子”的用法已经出现在正式出版的书刊之间⑥。
在培养“智识”的目标和相对自由的学术空气下，良性的学术批评体系正在建立。夏先生曾在《光华大学附中周刊》上就发表《吕思勉〈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对食物的进化和“茹毛饮血”的理解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清华期间，夏先生先是应吴晗之邀担任《清华周刊》的文史栏主任，后与吴晗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1934年5月，夏先生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深受导师赞许，但他依然发表文章，就蒋廷黻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的体例进行商榷，就书中的西历年月日、西文原字和标点等加以补正⑦。此类商榷和评论文章，在三四十年代夏先生还发表过多篇。
二
那个群星灿烂的年代，出现了很多文采和学问兼而有之的人，冯至、闻一多、沈从文、钱锺书、陈梦家、卞之琳，他们后来大多花落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他们相比，夏先生并无出众的文采，虽然他的文字功底非常扎实。夏先生是摆脱了传统文人气的现代专业人士，是走出金石学传统的考古学家，这个转变来之不易。
初闻考取留美考古门的一段时间内，夏先生对考古学并无兴趣，一时间怅然若失（卷一，第264页、265页）。及至安阳小屯实习，夏先生更是感叹，自己更喜欢也更擅长读书，不擅长从事需要组织和管理才能的田野工作（卷一，第302页、第311～312页、第320页、第326页）。但在中国考古学初创时期，人才稀缺，所以夏先生之步入考古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国家行为”。当时清华确定由傅斯年和李济担任夏先生的导师，在安阳实习时，李济和梁思永多次与夏先生商谈未来的学业规划――那也是在规划中国考古学的远景蓝图。当时夏先生承载的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一方面是学界前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是在内心祈盼“在职业以外去找一个可以安心立命的思想或信仰”（卷一，第265页）的渴望。但夏先生最终克服了内心的彷徨，从1934年开始阅读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书开始，历经1935年春在殷墟西北冈的首次考古发掘，至1941年学成归国后的西北考察团的调查和发掘，夏先生迅速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1950年夏先生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逐步开始全面领导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他主持河南辉县商周遗址、长沙战国两汉墓和明定陵等重要考古发掘，负责考古学期刊和考古专刊的编辑出版，组织《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若干重要论著的编撰等。考古学又因存在实际的工作对象和具体的田野活动而不同于其他学科，对遗址的发掘、规划、保护，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等，都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夏先生在这些方面也一直担负着领导职责。因此，对于“夏先生为新中国考古学指导者、组织者和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认识和评价不会因时代变化而改变。
但是学科初创者或许会遭遇到悖论式的命运：一方面，奠基性工作虽艰难但易显成效，犹如平地拔起的高楼引人瞩目；另一方面，随着学科向纵深方向发展，对学术问题的研究要不断向前推进，前人的观点可能会被后人超越，奠基者的工作有可能被颠覆、替代或降低到历史意义，如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某些成就。夏先生不仅没有遭遇这种命运，而且他的研究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在学术史上居领先地位。
夏先生的研究工作具有全局意识。过去，学界更多强调夏先生研究领域的广阔⑧，其实，他的全局意识与责任意识更加突出。从上世纪50年代以降直到80年代，夏先生每隔5年、10年或30年，都要对那个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展望。即使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夏先生也在《考古》复刊的首期总结了60年代后期的考古收获⑨。80年代，夏先生更多地从宏观上思考和认识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如果我们充分意识到中国考古学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开创期与曲折发展的话，当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论述在当时的引领性意义。
在心怀中国考古学全局的前提下，夏先生没有忽视对具体材料的精细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案例是他对新疆、青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广东等地历年出土的衣文钱币、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拜占庭金币、阿拉伯金币、威尼斯银币所做的系列研究⑩。对这些细小的钱币，夏先生详尽地统计历次发现的时间、地点、数量、埋藏背景，追溯国内外学者既往的研究，考察每一枚钱币的形制、花纹、文字、标记、大小，再结合国外的相关钱币考证中国出土钱币的国别、铸造年代和埋藏年代、历史背景和用途，最后再由此讨论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研究中，每一枚钱币的细节和每一批钱币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均无一遗漏。另一个突出例子是对新疆等地及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的研究11，具体到了每一件织品标本的分类、织法、经纬线的疏密度、经纬线的交织，等等，并配有详尽的结构图与组织图。这些论文讨论的问题极为专门、也极其细微，今天阅读起来都需要足够的耐性，很难想象夏先生当年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写作的。夏先生对黄道十二宫的梳理、对汉简中具体文字的释义等也莫不如此。这些研究不仅解决了相关的具体问题，更为此类研究提供了范例。
在立足大量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夏先生尤其强调要提高考古学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研究水平12。夏先生对考古学的认识、对考古学文化的讨论等有着深远影响。至少从上世纪50年代学科初创期开始，夏先生就在各种论著中不断论及考古学的对象、性质、研究目的与方法。至80年代，他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什么是考古学13。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对西方考古学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不断发展且趋于多元化，但夏先生对考古学的阐述在中国仍保持着百科全书式的主导地位。针对50年代全国各地的考古新发现骤然涌现的局面，夏先生又及时讨论了考古学文化是什么、如何确立和命名、以及考古学文化对于考古学研究的意义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4。时至今日，围绕考古学文化进行的深化研究仍然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夏先生对某些区域文化也有重要认识。1959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的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会议上，夏先生就谈及了长江流域考古。当时在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相比于今天还非常有限，但夏先生已论及古代长江流域对于中国物质文化的贡献，并从长江流域的角度提出了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问题15。在此后的50多年里，长江流域以丰富的考古发现极大地充实了夏先生立论的基础。今天，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一体、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不同区域间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等都被作为前沿问题。如果是资料的丰富、理论的发展、视角的变换促成了今天认识的进步，那么，夏先生半个世纪前提出的问题更突显了他认识的前瞻性和思想的先进性。在一些专门领域，夏先生也有高屋建瓴的论述，如夏文化、商代和汉代玉器、我国古代的丝织品与丝绸之路等。夏先生曾撰文系统讲述田野考古方法，相信这些方法早已融入中国的田野考古实践之中，其影响难以估量。
更难能可贵的是，夏先生始终致力于促进利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考古学研究。在夏先生出国学习考古学之前，即已发表近代史方面的论文。转入考古门后，他的研究涉及古文字学、数学、天文学，以及古代科技等。不通晓这些专门的知识是无力从事这些精深研究的。对洛阳西汉壁画墓中星像图、宣化辽墓星图、敦煌星图，以及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等的研究16，显见夏先生通晓中国古代的星图与现今西洋天文学上的星座，也熟知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希腊等古代天文学成就。前述夏先生对丝织品的研究，则让人叹服夏先生对中国及西亚古代纺织技术的了解――包括各类织品的纺织细节和各种织机的结构与使用。
夏先生认为，一门学科有它自身发展的具体特点，但又和其他学科相联系17；“当代世界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一方面专业化而另一方面整体化”，“后者是每一学科与别的学科在理论上互相渗透，在方法上也互相渗透”18。夏先生尤其注重科技史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认为考古学有很多地方需要依靠科技史专家的帮助，有些问题是考古工作者经常没有能力来自己解决的19。外国学者曾评论，正是由于夏先生在科技史方面的兴趣，才使得中国考古学家重视技术史研究20。碳十四测年方法在中国的推介、碳十四实验室的建立、碳十四测年工作的开展和数据的公布等，均与夏先生的认识与部署相关。1977年，夏先生利用已经发表的四批碳十四数据，结合考古材料，就中国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21。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并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三
在“”60周年之际，夏先生在《考古》上发表了题为《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明确将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在中国的落户与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联系在一起。夏先生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但“只有在的影响下，中国的近代考古学才得兴起和长成”。在一个讲到“科学”二字时仍需在前面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定语的年代，一个不便提李济的名字、而只说用英文出版过《安阳》的时代，夏先生对“”倡导的“科学”精神的解读依然深刻。他指出：“提倡科学，不仅是介绍和发展各门科学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鼓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结合实践的科学方法”22。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一直是夏先生在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坚守的原则。
夏先生从步入考古门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安阳实习的时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来参观。梁思永担心殉葬坑被外国人看见，宣扬出去有损国誉，故提前令人用松土盖住人架。那时夏先生就有“这又是何必”的感叹（卷一，第325页）。1959年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和残片，经化学分析为铝。但铝是到19世纪才被提炼出来的，遂有多个科研机构分别就残片重新进行了数次分析，结果发现成分有银也有铝。1964年夏先生再请中科院物理所鉴定，证实16件完整带饰都是银而非铝。夏先生撰文详述历次鉴定的始因与结果，又论证银带饰为公元3世纪之物，而墓中的铝片可能是后期混入的23。1972年河北蒿城台西出土的铜柄铁钺，夏先生虽亲见认定为铁制，但仍提出要对陨铁还是人工炼铁进行鉴定。随后，冶金部的冶金研究所鉴定初步认定是炼铁，因为杂质中含有炼铁中作助熔剂的石灰，相关简报由《考古》1973年第5期发表。夏先生在审读校样时为慎重起见，在“编者附记”中指出这一发现很重要，但仍有可能是陨铁，因为含镍量高，而石灰可能是沾污上去的。为此夏先生还被批为“打击新生力量”。最后夏先生请柯俊教授重新鉴定，最终证明是陨铁，这一结果遂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24。
夏先生还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多次提出，“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尊重客观事实，决不以所谓‘理论’来歪曲解释事实”25，“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26。1985年3月夏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这大约也是夏先生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再次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27。在那个时期，中国考古学界总体上做到了这一点。日本学者贝X茂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评论中国考古学虽然有民族主义和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等，“然而，在野外考古学调查、发掘现场，却是尊重事实。那种以理论歪曲解释事实的倾向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确实是罕见的”28。张光直也有类似评说：“翻检过去30年的考古学书刊，就会发现政治化的倾向始终存在。不过，概因忠实于传统的史学的独立性，在我看来，中国考古学还没有受到政治化极端的影响。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报告和论文中，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经纬分明，相互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29。之所以如此，应离不开夏先生个人的坚持与倡导。
有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夏先生一开始就把中国文化置于整个世界文化的背景之下，以世界主义的眼光审视中国考古学。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而言，世界主义已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那个年代的学人差不多都是“‘乡土中国’的世界主义者”。美国汉学家易社强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东南沿海接受西式教育的学人对纽约和伦敦的思想潮流的了解，远超过他们对本国农村生活的肤浅了解。“他们在社会上是精英，在思想意识上是世界主义者，在政治上是民族主义者”30。这一点是否造成了“知识分子”在未来的不幸姑且不论，只就考古学领域内的世界主义意识而言，这无疑是科学的、先进的。中国文明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古代文化的交互影响不仅不会损害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反而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多样性。更重要的是，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反观中国文明，能够对中国文明有更深的认识。
1935年安阳实习前后，夏先生在日记中郑重记载了李济的两则教诲：
“旋往谒李济之先生，……继言及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卷一，第285页）；“中国文化与西洋有关系，此为已证实之事实，惟关系深浅如何，则尚待证明耳。现今中央研究院集中精力于中原文化，欲先明了中国上古文化之主体，将来必扩充至南部及沿海”（卷一，第292页）。
今天看来，李济的话不仅是对夏先生的职业启蒙，也是为未来中国考古学指明方向。夏先生在伦敦大学求学时，舍弃了简便的以中国考古学研究换学位的道路，选择了艰难的埃及学，并以《古代埃及的珠子》为博士论文题目，这是他直接从事的世界考古学的研究。回国后夏先生依然保持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涉及埃及考古的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贝克汉姆岩以及瑞典的中国外销瓷等。对于很多中国境内出土的材料，比如古代纺织品、钱币、银器、瓷器和石碑等，夏先生都是把它们放在世界古代文明的背景下来认识的31。即使是中国考古学的论题，通常也都涉及到与西方文明的比较。
夏先生对西北地区的考古材料的重视和研究，或许可以归因为他一直力图从世界的范围内来看待和考量中国古代文明。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悼念夏先生的文章中写到，“1941年在抗日战争中归国的他的心，深深地向着国内。但是，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时，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地域仍然是以与西亚相近的甘肃为中心的地方，这是很有意思的”；夏先生逝世前约一个月正在研究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萨珊时期的镀金银瓶，表示今后要专心研究它，为此三上次男感叹道：“最后的研究对象和初期的研究对象结合在一起，不能不使人感到其间有某种因缘”32。
身为新中国考古学的领导者，夏先生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中的定位能够形成客观的认识。1983年3月，夏先生在应日本广播协会的邀请所做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出，“在商文化中，冶铜技术和艺术，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用马驾车，夯土建筑等，都出现了，都市也已兴起。但是这些文化元素的渊源问题，仍未完全解决”33。在日本的另一场演讲中，夏先生又提出，殷墟文化的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方面，都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外来的影响。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有来自国外的”34。如今我们已愈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境内各地区文化对中国文明的最终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新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一些家养动植物都不是本土起源的，它们来自于西亚与中亚；冶金术等似乎也可以从西方寻找源头。由此也可见，在30多年前甚至更早，夏先生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已有自己的判断。
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夏先生的思想意识里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这使他能够如实地看待和衡量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明成就。藁城台西的铁刃铜钺在柯俊的鉴定文章发表之前，英国的antiquity和日本的考古学杂志刊发的文章，都说殷代中期已能炼铁，不过又都指出因有人（即指夏先生）持异议还不能定论。在晋墓中的铝片被认为是后世的混入物后，夏先生即明示，今后“不要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还有一则事例是对玉v玑的研究。这种牙璧形玉器，西汉以来的学者多认为是天文仪器，国外的汉学家也加以接受。但夏先生根据出土玉器重新审核，认为这种玉器有其自身渊源，可证明与天文仪器完全无关35。以上这三项认识都曾将中国古代的发明提前、或将科技水平与文明成就放大，且都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夏先生都坚持予以更正。
没有人能离开时代的影响。但是，如何在时代潮流的涌动中坚守自己所信奉的原则，在学术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从而努力使个人超越于时代之上，使学术的精神传诸久远，这是夏先生以其实践向后人展现出来的“智识分子”的任务和使命。
注释：
①a.《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逝世首都隆重举行向夏鼐同志遗体告别仪式》。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沉痛悼念夏鼐同志》。c.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
②王世民：《夏鼐》，《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③夏鼐：《夏鼐日记》（十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下文引自日记的内容仅标注卷数和页码。
④葛剑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文汇报》2014年10月17日第15版。
⑤参见易社强（Johnisreal）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102～103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书中对清华生活的描述与夏先生清华日记中的诸多细节可相佐证。
⑥a.徐复观：《论智识分子》，九州出版社，2014年。b.史蒂夫・富勒著、焦小婷译：《智识生活社会学》（Sociologyofintellectuallife），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⑦夏鼐：《评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图书评论》第1卷第6期，1933年。又见《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即将夏先生的主要成果分为考古学通论与考古学史、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考古研究、外国考古研究、历史学研究等。
⑨夏鼐：《无产阶级中的考古发现》，《考古》1972年第1期。
⑩相关系列研究论文参见《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1a.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绵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b.《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c.《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12、33夏鼐：《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3a.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0期。b.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4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此文发表后，夏先生又于1961年撰写《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当时曾打印若干但未正式发表，2000年收入《夏鼐文集》（上）。
15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考古》1960年第2期。
16a.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像图》，《考古》1965年第2期。b.《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c.《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22夏鼐：《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18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
19、20、24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考古》1984年第5期。
21夏鼐：《碳十四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23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1972年第4期。1979年收入《考古学与科技史》一书时，夏先生补记了新测得的铝片成分，以及国外考古发掘中混入现代物的事例。经最后增补的文章见《夏鼐文集》（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5《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文物出版社，1984年。
26夏鼐：《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7夏鼐：《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考古》1985年第6期。
28贝X茂树：《中国文明的再发现》，1979年日文版。夏先生曾分别在《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考古》1985年第6期）中转引此评论。
29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
30易社强（Johnisreal）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73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
31在夏先生研究古代纺织品、钱币和古代交通等方面的文章中，相关的欧亚地图均未绘出国界。这一细节也许表明夏先生认为古代的文化是需要跨越国界来审视的。
32三上次男：《悼念夏鼐先生》，《考古》1986年第7期。
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篇10
关键词：先秦文学；上古神话；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97-03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高校中文系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其时间跨度大、内容涉及面广、容量多。许多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长期是以分段的形式进行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段式的教学形式：先秦文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其中以先秦文学最为艰深古奥，但地位也尤其重要。先秦是中国文化发生和开拓的时代，是中国文学上古期的第一段，这时期所确立的文化精神对后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有后世各种文学体式的胚芽或雏形，且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思维、传统及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最先接触的古代文学史的先秦文学段，对于学生更好地贯通和理解后面阶段的文学形态和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先秦文学教学的地位是特殊的。先秦文学教学的主体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神话、诗歌和散文，诗歌再进行细分为上古歌谣、《诗经》、《楚辞》，散文细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各部分由于作品的分布状况不均以及思想深度不一，因此在教学中往往有不同的侧重，由于先秦诗歌和散文有着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作用，因此教学中对这两部分的教学往往是浓墨重彩，对于“上古神话”部分因后世缺少与之联系紧密的文学样式，因此教学多采取的是课时少、讲解浅、蜻蜓点水式的教学，使得学生对“上古神话”的理解仍停留在中学的认识上，少有突破。
一、先秦“上古神话”教学的现状及误区
1.一带而过的教学思路
以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为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般安排两个学年完成，现由于课程设置的变化，使得中国古代文学课时量从原来的每周四课时进行教学删减至现在每周三课时，先秦文学段只有54学时。而且既要宏观勾勒先秦文学发展的大致演进脉络及文学形态、特征，又要讲授先秦文学中的重要篇目，课时相对就比较紧缩。诗歌和散文部分的文学史状况复杂难懂，名篇佳作也比较多，因此在课时设置上能忍痛割爱的就似乎只有上古神话部分，一般上古神话安排的课时量总体来说在6节左右，其实这个课时量对于讲解上古神话的基本知识和重要篇目是充足的，但教学中有的因为把重心完全移位在后面两种文学形态上，从而对上古神话蜻蜓点水似的教学，甚而把属于上古神话的课时摊分在其他的文学形态教学中，上古神话部分或以自学阅读的方式一带而过，这实质上是对上古神话的文学地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导致的。这种教学思路不仅将“上古神话”的内容“省”而且“略”，然而作为人类文学的发端，神话内容的教学不仅不能省和略，而且要讲解清楚神话理论和神话作品才能更好带动先秦文学其他版块的通识。
2.神话定义的单一化
在现通用的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及其他版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往往采用的都是马克思对神话的定义：“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从唯物主义的文学观来说这个定义无疑是比较合理的。但另一方面来说，仅仅只用这个神话的定义，学生往往很难理解神话是怎样产生的，及神话和其他我们常讲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有什么区别，亦很难理解神话本身的功能及其表现，许多学生受到唯物论的影响多对神话是持有偏见的，往往把神话等同于迷信，或不值一信的文学现象，因此讲解清楚神话与、文学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并使学生对神话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在教学中无疑是重要的。
3.神话作品讲解的表浅化
对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说，深化神话作品的讲解应与初中高中有所区别，但往往在讲解作品的过程中缺乏以神话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而是以文学的分析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方式比较普遍，分析神话时又常用现代人对于古代神话的一种延伸性认识为主，现代诠释造成了对神话所反映的社会原型、思维模式的曲解。以《夸父逐日》神话为例，分析夸父的形象时往往常以袁珂的延伸性评价作为讲解的依据，如：“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积极的幻想。”“神话中的巨人‘地之子’的夸父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当时客观上水不足，他不是懒死的，而是在追求水（知识和真理）的路途上渴死的。夸父英雄的悲剧结局，正是我们伟大的先人对自己的写照。”[2]总体来说这几种说法都有今人思想猜度古人的嫌疑，因此怎样结合上古文化向学生讲解“夸父逐日”这则神话的原始内涵无疑就很重要了，在神话理论的指导下使学生获得对夸父原型的突破性认识，教学中如果以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为指导，以神话产生的文化背景为出发点，对于夸父逐日的原因、“逐”字的深层次理解、夸父的结局与原因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引导性的深入分析，那势必会让学生在这则神话中获得较多的神话文本以外的对于原始文化认识的升华，从而也对神话本身的文学功能有崭新的认识。
二、“上古神话”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地位
1.“上古神话”教学是源头中的源头
上古神话从产生的时间来讲，无疑是中国古代文学各文学形态中最早的，但它却一直持续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方面。单在先秦文学中的《诗经》、《左传》、《庄子》、《楚辞》等先秦古籍中就记载了比较丰富的古代神话，以及神话内容的变形和发展。如《诗经》中周部族史诗的代表《大雅・生民》、商部族史诗《商颂・玄鸟》等篇目就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其中包含了部族起源神话中的母题类型，如果学生对感生型神话及历史神话化等神话基础问题不理解，就会在这些篇目的阅读中遇到困难。再如《庄子》一书中也有许多上古神内容的演变，像鲲鹏之变、黄帝遗玄珠等都是在上古神话的基础上的变形，《楚辞》更是将神话与文学经典结合的典范之作，可以说对神话的理解是深入理解先秦文学的其他文学样式的前提。
2.“上古神话”的思维方法和主题内容是后世文学的先驱
“上古神话”的思维方法对后世文学的创作方法影响巨大。其中必须要让学生有一定理解的便是神话最初产生的原动力――神话思维，神话思维也叫原始思维，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一书，这种思维的特征是人类原始的非逻辑思维，它是神话产生的主要原因，神话就是基于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对世界和人类自身进行的一种充满想象的描述和阐释，这种思维特征在神话之后的文学创作上仍体现地比较明显。比如六朝志怪小说中的异化主题就是这种思维特征的延续。六朝志怪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异化”的题材故事，如人与异类如动物、植物甚至无生命之物之间的互化，这些并非六朝小说家的原创，而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变形思维模式在六朝特有的社会环境下的继承和演变。明清小说中亦存在这种神话思维的因子，比如石头生人的神话思维方式在《西游记》与《红楼梦》中就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并且其作为整个叙事的开端与线索并不是无端肇始的，而是神话思维在后世文学中的延承。
并且上古神话的主题内容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大量素材。我国古代优秀的诗歌中有一部分关于神话题材的佳作，像古诗十九首的《迢迢牵牛星》、曹植的《洛神赋》、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再如古典小说中的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清小说，及现代小说的神话题材等无一不受上古神话的影响，如鲁迅的神话题材的历史小说《补天》、《奔月》、《理水》等，几乎贯穿了鲁迅《故事新编》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并从观念和形式上建构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
3.上古神话蕴含的民族个性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渊源
“神话是原始先民的文化结晶，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都是这个民族在人类早期发展中关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一种想象。原始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都渗透于他们的神话作品之中。作为民族性格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方面，也必然在这一民族创造出来的神话中得到或鲜明或隐晦的表现。”[3]不仅如此，上古神话作为民族精神的源泉，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如女娲补天神话、鲧禹治水神话、后羿射日神话中反映出的忧患意识、厚生爱民意识，刑天舞干戚神话中透露的反抗精神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民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探索上古神话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对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4]可以说，神话作为最古老的文学形态是很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的。
综上可见，上古神话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还是异常重要的，因此先秦文学中“上古神话”的教学并非可有可无的。
三、先秦“上古神话”教学的几点改革思考
1.利用好属于上古神话本身的课时
由于许多高校没有开设专门的神话学课程，神话学的知识只能在先秦文学和民间文学中才有所涉及，因此就更加要利用好有限的课时，不能因为这一段的文学史内容少就一带而过或者省略不讲。一般讲解上古神话应在6至8节课时为宜，涉及的内容应包括神话理论与神话作品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讲解。神话基础理论应涉及神话的起源、神话的特征、神话的类型、神话研究理论及方法等方面，对像神话定义讲解的重点应放在神话的产生上，对神话特征的描述上，并且再利用神话的基本知识对作品选中的神话作品进行分析讲解，可以重点讲解《山海经》与《淮南子》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神话作品，才能更好地有助于学生客观地认识神话和评价神话。
2.从神话欣赏过渡到神话研究
在初高中阶段涉及的神话文本阅读，主要是以阅读欣赏为主，先秦文学中“上古神话”的教学应充分联系神话的研究理论来阅读神话，而不能就神话而神话，脱离神话本身的功能及文化意蕴。
神话学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早在30年代，钟敬文先生就指出，神话中包含着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文化科学，因此搜集、研究神话作品，有重大的文化史价值。神话被称为原始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仅因为它包含多学科的内容，而且还在于神话是文化精神的集合。”[5]因此通过教学对神话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讲解，学生能在联系与神话相关的其他学科知识基础上，对神话文本阅读并解读，进一步研究神话之于人类生活习俗、思维方式、思想传统等方面的反映及影响。还可以利用纵向中国古代文学中神话脉络发展与演变以及横向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神话比较等研究方法对神话所反映的不同文化内涵做一些相关的论文练习，把神话研究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文学当中，使神话的研究更加灵活，从神话欣赏真正过渡到神话研究。
3.以神话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讲解神话作品
在上古神话作品的讲解中应注重神话思维的引入和神话原型分析在作品讲解中的运用。可以说上古神话的传承和记录还不是一种纯文学，它更多的是原始社会及文化经过想象和夸张后的反映，因此利用神话思维方式和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及研究方法去研究神话作品，更能接近神话反映的历史社会的真实，是带领学生认识和探究原始文化必要的途径。
“神话思维最能体现神话的生命力，通过神话思维可以探究文化之根。原始――神话思维直接孕育了审美意识的发生。西方文明受神话影响很深，所以西方学者一直重视研究神话。中国神话研究起步很晚。百年来中国学者在神话的发掘、整理和阐释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神话思维的深入研究还很欠缺。”[6]因此应该利用好中西方先进的神话理论来讲解中国古代上古神话作品是非常有必要的。
同时在上古神话的教学中，可以多联系中国文学中的神话题材和西方文学的神话题材，引起学生的兴趣点。如可扩展结合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中的《柳毅传》、《李娃传》，古典长篇小说《聊斋志异》、《镜花缘》、《西游记》，以及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圣经故事等进行讲解。但归根结底，先秦文学中的“上古神话”教学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引起学生对上古神话学习的重视与古代诗词、散文、辞赋同样重要。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3.
[2]沈怀灵.从上古文化看“夸父追日”神话的原始内涵[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3）.
[3]张.中西神话对比研究：以中国上古神话和古希腊神话对比为例[D].长沙：中南大学，2012.
[4]王娜娜.探索上古神话蕴含的民族精神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J].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