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经典篇1
汉代大儒扬雄也表达出同样宗经、征圣的主张。他高度推崇儒家圣人的言论和著述，认为其是道及是非标准的体现。其云:“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弃常珍而嗜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2］(p．67)，又云:“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2］(p．221)可见，在大儒扬雄看来，儒家经典除了思想上的权威性和典范意义之外，在文辞方面也是后世学习的楷模，这种推崇经书文辞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主流推崇古代经典的文化风气之下，也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最有代表性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对世俗崇古抑今的观念进行猛烈抨击。王充在《论衡·案书》中言:“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3］(p．1173－1174)当然，王充是从思想的角度进行论说的，他所重视的是直接服务于政事的应用文及学术著作，所以，其所说的书并非是指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典主要是儒家典范著作，还没有独立的文学经典的概念，思想性是人们判断著作价值高低的最高标准。即使偶尔谈到儒家经典的文学性，也是以其思想上的典范性作为基础。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4］(p．526)，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文学批评繁荣，文学逐渐摆脱功利的束缚，不再仅仅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教，而是开始慢慢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并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逐渐摆脱儒家经典的束缚，形成独立的文学经典观。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儒学式微，道家、佛学等各派宗教盛行，这样宽松的思想环境为文学观念的解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对于经典的观念，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此时期文学理论最高成就的体现，其对于经典的看法也最系统和深入。《文心雕龙》在前人基础之上，将原道、征圣和宗经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发挥，在中国古代经典问题的讨论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前人一样，刘勰依然是首先从思想上肯定儒家经典的思想价值，他认为，文章是道的表现，而道是文的本源，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是为了表现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于教化、治理国家。其在《文心雕龙·原道》中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5］(pp．2－3)同时，刘勰又认为，经典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渊源，而且还在思想及艺术上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标准，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典范，将经典的文学意义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其在《宗经》中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5］(pp．22－23)又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5］(p．23)可以看出，刘勰不仅详细地剖析了后世各体文章与经书渊源，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创作审美角度的六标准，即其所谓的“六义”之美:感情深诚而不虚假，风格清朗而不繁杂，记事信实而不荒诞，思想正直而不回曲，体制要约而不芜秽，文采美丽而不淫滥。因此，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及明确的艺术标准始于《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南朝文论又一力作。此书是中国文论史第一部诗学专论，总共评述了汉魏至齐梁的122位诗人，且将这些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对诗人的品评，树立良好的准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起指导作用。钟嵘对所评诗人进行品第的区分本身便体现了一种文学经典意识，被其列为上品的诗人如曹植、陆机、谢灵运等，都是钟嵘心中经典诗人的代表。钟嵘秉持的是文质兼备的文学经典原则，因此，在推崇他心目中经典诗人的同时，依据这一原则，对他们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无形中也就树立了他的文学经典标准。如他赞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6］(p．20)，真正做到了思想和文辞的完美统一，是经典诗人的最高成就代表。另外，《诗品》还突破了儒家经典的束缚，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正视并高度评价五言诗的成就，其云:“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6］(p．2)这无疑是对以往论诗以《诗经》为标准、重四言的传统诗学观的修正和挑战。可以说《诗品》是第一部以文学经典的视角分析诗歌的著作，在古代文学经典及经典观的形成与独立中意义非凡。魏晋六朝时期崇尚古代经典虽然是主流，但也同样有别调。代表性人物是东晋葛洪，葛洪继王充之后，又对崇古抑今的风气进行强烈批判。其《抱朴子·尚博》云: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所患矣。［7］(pp．118－120)他甚至认为今胜于古，其《抱朴子·钧世》云:“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7］(pp．69－70)他觉得《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在文辞方面逊于两汉魏晋时期辞赋。一方面抨击了贵古贱今的传统，对古代经典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文辞的重视，从文学的角度对著作进行评判，颇具进步色彩。
三
隋唐至宋，经历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其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以往经典的问题。在这几次文学复古运动中，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自觉性也更强，而传统儒家经典的文学经典地位，也得以凸现和巩固。第一次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发生在诗歌领域。经历六朝诗风和文风的浮华之后，初唐陈子昂首先举起复古大旗，其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8］(p．55)这里，陈子昂表达了对晋宋以来，尤其是齐梁颓靡不振诗风的不满，大力提倡风雅、风骨与兴寄，要求保持《诗经》的风雅传统，学习汉魏诗歌刚健、质朴的风格。很明显，他是将《诗经》、汉魏诗歌当成诗歌创作的楷模，即他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文学经典。他的矛头是对准初唐盛行的片面强调文采的浮靡诗风，因此，经典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和法则，同时也成为一种革新的手段。陈子昂大力提倡复古对唐诗的风格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复古与革新便交织在一起，对唐诗创作高峰的到来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盛唐名家都主动从传统中寻求汲取创作营养，如李白就是陈子昂复古论的直接继承者，他一生钟情古风，而且也是其诗歌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其他诗人也是从传统中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由此一来，诗坛为之一振，尽扫齐梁余风，这不得不说是复古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第二次复古浪潮在中唐开始席卷，这一次是在散文领域展开，矛头指向了六朝以来产生的一种新文体———骈文。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质朴，内容充实，而且极富思想性，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然而，六朝时期，随着骈文这种片面追求语言形式美的新文体的产生和兴盛，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丧失殆尽，这种不良文风一直延续到中唐。面对社会的矛盾、文风的凋敝，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反对浮华艳丽的骈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首先吹向复古号角，他在《答李秀才书》明确表达了他的主张:“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9］(p．5589)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10］(p．5741)很明显，韩愈提倡古文，不仅仅是学习古文的文辞和表达方式，更要学习古文之道，即里面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指儒家思想。韩愈十分推崇先秦两汉古文，在《答李翊书》中提到自己开始学习文章时，“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11］(p．5588)，同时他还在《进学解》中，对他认为的前代经典有更为具体的说明:“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12］(p．5646)很显然，韩愈主张的学习面很广，不仅限于儒家的《五经》，还提倡学习《庄子》、楚辞、《史记》、扬雄等作家作品。以先秦两汉经典古文为标准，对文学思想性和艺术规范双重要求是古文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此次文学复古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雄奇瑰丽的艺术风格，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典范。第三次大规模复古运动是发生在宋代的诗新运动。此次运动贯穿整个北宋，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代表人物是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姚铉、孙复等人，中期以欧阳修为领袖，响应者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及王安石、曾巩等人，是此次运动的高潮。后期是诗新运动的完成阶段，以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为代表。此次运动以复古为旗号，以革新为目的，他们最初反对的目标就是盛行于宋初诗坛的西昆体和晚唐五代延续下来的颓靡文风。为了达到革新目的，他们主张学习古代经典:散文领域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韩柳古文，诗歌方面则以《诗经》、《离骚》、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及李白、杜甫等杰出诗人诗作为标杆，主张以复兴古道改革文风与世风。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动机和背景与韩柳的古文运动颇为相似。以欧阳修为例，他非常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提倡从前代经典中追寻古道，《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13］(p．1177)很显然，对文学思想性的强调与韩愈是一致。因此，欧阳修对韩愈古文极为推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叙述自己读韩文的经历和感受:“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13］(p．1927)诗新运动的领袖都如此，其他人对道与古文的重视可想而知，因此诗新运动可以说是韩柳古文运动精神的延续。
四
古代文学经典篇2
关键词：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幼儿化改编运用
中国经典著作是民族文化教育精神的一个庞大的载体，是民族生存的根基，使孩子们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形成良好的品行。但古典文学古奥深涩，其神韵往往是几层相互交织叠加的，对于四五岁的幼儿读者群来说，远远超出其能力。生硬诵读，违背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如何将古典著作带入幼儿的生活阅读教育中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题材选择
首要原则是以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为出发点。题材上的选择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幼儿熟悉的事物或者是他们能理解的事物，这些用以构成艺术形象的生活材料较能唤起幼儿有限的经验，对于幼儿的接受能力也相对比较适合，可以激发他们阅读和诵读的兴趣。古典文学主要有以下类型的素材可供选择改编。
（一）选择古代诗歌及简单的题画诗，尤以咏物和叙事诗为佳。它们描述的对象、情节都相对比较单一，而且形象突出鲜明，甚至在教师的某些提示下能做到可观可感。例如贺知章的《咏柳》对于柳树的形象给予惟妙惟肖的比喻描写，有十分浓厚的趣味。
（二）选择一些充满趣味性的谜语。例如《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诸如此类的谜语，题目就是谜题的答案，浅显形象的语言描述，教师可使用挂画等辅助手段，让幼儿结合游戏的形式积极参与。
（三）成语故事或古典文学中的典型片断。成语故事几乎取材于生活，而且一些简单的成语常常在生活中提及，幼儿对此有相当的表征经验。参考儿童文学三大主题内容（培养幼儿优良品质方面的主题，知识性主题，趣味性主题），都广泛涉及，是幼儿中国古典文学改编素材最丰富的宝库。例如狐假虎威、井底之蛙、三心二意等，富有情节性、趣味性，而且故事中的道理比较浅显，即使幼儿不能理解故事的深层含义，也可以让幼儿享受阅读故事。与此类似，长篇古典文学中，并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幼儿阅读，但是可以截取其中某一细微情节加以概括或扩展，如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等。
（四）古代寓言故事、神话传说故事等。寓言故事与成语故事相类似，而神话传说故事，典型的成功例子是《西游记》长篇故事，因为形象上的典型夸张、内容上的天马行空符合幼儿喜爱幻想的心理特点，这类题材很受幼儿欢迎，易于幼儿接受。
二、改编创作过程
选择了题材，就可以对已有的素材做幼儿化的艺术处理。如对题目的制定，结构的处理，艺术形象的典型化突出，以及艺术表达的处理等。
（一）题目的制定。郑板桥说：“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但是诗，其他文体也是这样。适合幼儿文学的题目应该是直接单纯并且富有趣味性的，可以作比较夸张的修饰，也可以是对故事概括化的总结，例如李绅的《悯农》，一般出现在儿童读物中，常见题目为《锄禾》。
（二）结构安排。一般是针对有情节的故事扩展而言的。诗歌如果是有故事情节的，就同样可以故事化，例如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可以写成一个农民辛苦耕作的故事，并且在改编的结构重设上可以更随意。文学作品的结构上一般分为开头、展开及结尾。开头做到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展开一般采取顺叙，但也有倒叙，还可以设一个简单的“包袱”激发幼儿阅读兴趣；结尾处要巧妙，有意境，令人回味。
（三）艺术形象典型化处理。有些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是很突出，或者缺乏趣味性，要对内容中的某一个或两个形象加以修饰夸张，使人物性格更鲜活，植物动物形象拟人化等。例如，可以把贺知章《咏柳》中的柳树或风儿拟人化，给《狐假虎威》中的老虎和狐狸起名字等。
（四）艺术表达。文言文语言的改编，对教师的文字功底要求相对比较高。对语言浅显化、拓展化、形象化等处理是整个古典文学幼儿化改编的关键。具体语言要求正如儿童文学家朱庆坪所说的：“形象而有趣，浅显而美听。”例如《猪八戒吃西瓜》：“西瓜一块不够吃，我把孙悟空的一块吃了吧。”他又吃了一块。“西瓜真解渴，再吃一块不算多，我把沙和尚的一块也吃了吧。”他又吃了一块，这下只留下唐僧的一块了。他捧起来，又放下去，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憋不住，把这块西瓜也吃了。”虽然对话中猪八戒的话只是简单句式的重复，但是有音乐美的排列效果，而且充满趣味性，是相当适合幼儿的。
三、运用
改编好的作品可以直接运用到教学或生活的阅读活动中。当然也可以加上一些辅助手段，例如挂画、相片、玩偶等。其次，形式上也可以丰富。可以是表演游戏、角色游戏，也可以组织幼儿观看动画片，例如《成语大观》。幼儿教师对经典文学的运用不必执著于文学价值的挖掘。经典文学的作用除了教育性以外，就是为幼儿提供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能够恰如其分地将其与幼儿教学相结合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及幼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瑞祥.儿童文学创作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2]黄云生.儿童文学教程[m].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
[3]杨实诚.儿童文学美学[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古代文学经典篇3
关键词：文学经典；意识形态；文学性
abstract:ancientliteratureandcontemporaryliteraturearetwoformsofconcept，andsoareancientliteraryclassicsandcontemporaryliteraryclassics.Contemporaryliteratureisafactualdescriptionwhileancientliteratureisanexplanatoryconcept.ancientliteratureagreeswithancientliteraryclassicswhereascontemporaryliteraryclassicsmeanborrowingandvariationofancientliteraryclassics，hencecontainingunavoidableimaginativeelements.aconfusionofthesedistinctionswillresultinsomeunnecessarytheoreticalperplexity，whichoccurredastheviewofideologyofliteraryclassics.withtheremovalofthisconfusion，wewilldiscoverthetwosideofliteraryactivity，thatis，literaryclassicsandliterarycharacter.thehierarchizationoftheseconceptsmeansmainlyadiagnosis，whichispreliminarybutwon'tcontinuetillallrelatedconceptsarediscriminated.
Keywords:literaryclassics;ideology;literary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canon，一个是literary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整理。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JonatHanCULLeR．Literarytheory［m］．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
古代文学经典篇4
关键词：中学生；阅读；古代经典
当今社会进入到信息时代，同样书籍也进入到电子时代，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渠道筛选自己所要的阅读材料。与此同时，对于中学生来说也是一个诱惑的时代，由于中学生的识别能力有限，很容易被一些阅读内容所迷惑。据调查：现在阅读古代经典著作的中学生不到20%，而能看完一本完整古代经典著作的不到5%，但是阅读网络小说的占60%，《读者》《萌芽》《微型小说》等书籍所占比例也超过了50%。
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语言艺术，是文化中极具感染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经典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中国古代经典文学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词、赋、曲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中国经典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图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对传统文化更具有深刻的影响力。中国古代经典文学是中国文化历史的结晶，因此它对培养当代中学生的爱国思想，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学习中国的古代经典著作有利于培养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孔子的《论语》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而且还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宝贵财富，当今世界正在掀起一股儒家思想的热潮，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扎根生长，这让我们作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正当世界在研读孔子的书籍时，却很少有中国学生去阅读它，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误，我们不仅要学习其中的一两篇，更应该把其他的内容作为中学生的必读古文。
学习经典古文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在荀子的《劝学》中“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等句子教育我们学习要持之以恒，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虽然《劝学》作为中学生语文教材内容之一，但还有其他著作不被人所知，我们应该把名人书籍的经典著作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必读内容来指引学生阅读。
阅读古代经典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灵活性。孙膑的《孙子兵法》堪称世界兵法书籍的经典，很多国家的军校把它作为必读教材之一，但是在中国却很少有学生完整地读过，只闻其名，不见其书，这可以说是教育的一大缺陷。学生学习《孙子兵法》可以从中学到做事要有谋划，如“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当今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无形的战场，适者生存，学习它有利于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学习古代经典著作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古代经典著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学古才能知今，当代中学生是祖国的生力军，是祖国的希望，不了解中国的过去怎能面向未来，学习《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可以让你知道历史兴衰的原因，学习《论语》《三字经》可以让你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精髓，读《诗经》可以让你体会古人的生活，等等。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让中学生重视古代经典文章的阅读，并在日常教学中有所指引性地指导学生阅读古代经典文章，让中国的古代经典文学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让中学生了解它们、领会它们，让他们和古代先人的灵魂去沟通。
参考文献：
王慧琴.开展经典诵读传承民族文化[J].小学语文教学，2011（18）.
王大磊.青少年阅读经典著作的现代意义[J].思想理论教育，2009（6）.
曹明海.大众文化与经典阅读[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2）.
古代文学经典篇5
关键词：大学语文古典文学作品价值现状探究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2（c）-0231-02
大学语文是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目的在于对大学生语言文化方面的能力进行培养，从而促进大学生们人文修养的提高。对于非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大学语文课与专业性、针对性较强的专业课和技能课有较大不同，它的存在在于增进非文学专业大学生语言文学修养。大学语文在课程设置方面，不仅要考虑到对学生语言和文学阅读能力的培养，还需要考虑到大学生文学鉴赏能力及表达能力的培养。叶圣陶先生曾说过，大学生必须能够读书、能够作文，语文课就是很好的训练场地，古典文学作品都是先人留下的宝贵，必须熟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我国传统文化凝结的精髓，具有独特的个性风貌和高度的审美价值，时至今日，它们仍具有重要的人文教育价值。因此，在探讨现阶段大学语文教材中古典文学作品减少的现状前，首先应对古典文学作品的价值有一定认识。
1大学语文中古典文学作品的人文教育价值
古典文学作品是我国数千年来古人智慧的结晶，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和民族情感的培养有重要意义，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对于现代的学子来说，古典文学作品仍然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教育价值，是大学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1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内涵能够激发大学生们对真善美的追求
在不断向前的历史长河中，我国文化在积累中日趋深厚，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沉淀为一种“仁爱、爱国、诚信、知礼”的内质，被人们一代代地传承下来。从《老子》中的“上善若水”，到《孟子》中的“老吾老，幼吾幼”，再到黄宗羲《原臣》中的“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都可以看出从古至今我国文人志士都在将“仁、爱”为己任，前赴后继地追寻和践行着传统美德。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已经提出君子应“修身齐家”的观点，历代文人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贯穿着对国家、人民、自己的理想抱负，并为此不断努力，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通过对古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古人知礼诚信等美好品格必然会对大学生们产生积极的影响，激发他们对真善美的自觉追求。
1.2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有利于当代大学生获得文化归属感
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发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对古人人格、精神的认同、继承和发扬。正是有了这些人一代代的思想基础积累，才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精神基调，历代文人的人生道路和人生态度中其实包含着很多值得被人们关注和挖掘的人文精神因素。大学生们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解读过程，实质上也是对作家思想感情、人生选择的了解和品评，是对作家优秀品质进行弘扬的过程。学生们喜欢屈原的《离骚》，喜欢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杜甫心怀敬畏，这些都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在认同的过程中学生们往往会在不知觉中模仿和学习他们的人格精神。比如大学生们对陶渊明作品的喜爱，就是喜欢其中透出的率真和自然，对杜甫作品的喜爱则是其中透出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透过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大学生们处处都能感受到自身内心深处相同的呼唤，有利于当代大学生获得文化归属感和安定感。
1.3大学语文中的古典文学作品可促进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培养
大学阶段的学习正是塑造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大学生除了对本专业课程认真学习外，还应多进行课外阅读和学习，以实现全面发展。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在人文素质方面还存在着普遍偏低的问题，比如行为举止不够雅观，对长辈、老师缺乏礼貌等，在生活方面不少大学生过分依赖父母，自我中心主义较强，将传统的谦仁礼让抛之脑后，对同学、班级缺乏热情和关心。新版的《大学语文》教材包含主题众多，概括来说主要为仁者爱人、和而不同等，从这些主题也可以看出《大学语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培育大学生的理想人格。《大学语文》中选取的古文基本都包含着理想人格因子，如司马迁《史记》中的《魏公子列传》，其中记述了信陵君保存赵国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出信陵君的不畏、不矜富贵的一面，他的真诚与坦然透过文字扑面而来，《汉书》中的《苏武传》记述的是苏武出使匈奴的事迹，从中可以深刻感受到苏武的爱国之心。这些古典文学作品所透出的人性美好品质一面，都能够感染阅读者，对促进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培养有重要意义。
2现阶段大学语文教材中古典文学作品减少的现状
古典文学作品对大学生们的影响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从当前阶段大学语文教材来看，其中古典文学作品的学习却一直在减少。概括来说，主要呈现出以下现状。
2.1大学语文古代文学教材和教学以中国文学史为主
明代以前，中国古代文化的正宗为诗词歌赋，杂剧、传奇、小说都属于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类别，要进入社会主流诗词唱和是必不可少的。清末科举被废除之前，对古代文学的学习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写作能力和艺术品位的提升，文言文和旧体诗词写作在当时是读书之人必学的功课，唐宋诗词和韩柳古文也各有其实用价值。后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科举制度的废除，尤其白话文运动后，古典文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开始成为“文学遗产”。
由于受到西方风气和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大学讲堂学习文学逐渐由过去的富于灵性感悟的“文章学”过渡到条贯系统的“文学史”学习，中国文学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但当时的士人还仅仅是将文学史作为入门中国文学的拐杖，希望学习者通过中国文学史由浅入深地学习古代文学，并没有将其作为古代文学学习的主流。随着胡适等人反对文言文开始，古代文学开始被列入“国故”之列，至此后古代文学自然就成为不适合青年学生模仿的文学，古代文人的偶像作用轰然倒塌，大学语文中的古代文学也开始重视文学史的教授而越来越忽视古典文学作品的学习。
20世纪40、50年代之前，很多大学语文教师都是作家、诗人兼学者，之后的大学语文教师能够亲自作文的越来越少，教师本身对古典文学作品的了解就不够深刻。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语文教材中的古代文学部分，基本都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古典文学教育实质上已经成为“史学教育”，在泛政治化严重的阶段，阶级性和人民性成为评价古代文学优劣的重要准绳。改革开放后，大学语文古代文学的教材依然以文学史为框架，直到今天大学语文中的古典文学作品越来越少，教学基本以文学史学习为范式，学生虽熟知文学史上的各个人名却很少真正去翻阅古典文学作品。
2.2大学语文教学对知识的系统性与古代文学的特殊性顾此失彼
现阶段大学语文教学几乎皆以文学史学习为主，严格来说这种模式虽然较大程度地泯灭了古代文学学习的本质，但并非完全一无是处。现阶段大学语文教材中分章分节的写作形式与现代大学的教学模式更加相符，课堂上教师对时间和进度也更容易控制与掌握，学生们在笔记和知识梳理方面也更加方便。但古代文学教学演变到今天的大学语文教学，并非仅仅出于便利，更多的是出于现代学术形态的考虑，与传统文章流别一类著作相比，现代大学语文教材中的文学史更加符合“科学”特征、也更加“系统”。很多学者认为，这种教学模式更能够帮助古代文学找到出路，都能却无法让学生掌握我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
近百年来，我国教育界一直在力求先进性，对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有关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种文体的研究越来越少。现阶段人们认为古典文学作品并不能算真正的学术研究，只有系统性的、具有归纳性质的才算得上真正的古代文学学术研究，无论教学还是治学都应遵循进化的观点。1949年后的大学语文教学，除了对科学性和系统性进行强调外，同时将政治性置于其中，尽管现阶段这种现象已经得到极大改观，但古代文学的课堂仍然着重知识的宏大性和系统性。而古代文学本身是以作品为支撑的文学，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能完全按照年代、人物来分门别类系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与古代史虽然都属于人文学科，但知识特征却完全不同。学习中国古代史，学生并不能了解当时的具体文学作品内容和范式，并不能真正感受到当时的文学意境。古代文学是一种饱含着情感温度的课程，而能够激活这种温度的只有古典文学作品，但古代文学从文学作品向文学史的过渡，无疑会导致大学语文教学对知识的系统性与古代文学的特殊性顾此失彼。
3对现阶段大学语文教材中古典文学作品减少的思考
现阶段的大学生们在学习古代文学之前，很少接触古典文学作品，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学习使他们身处云里雾里，对中国古代文学并不能有真正的心得体会。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个时期一样，高等教育的教学主体对古典文学双双无视，现代大学生古典文学功底较低已经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可以断言，如果大学语文教材一直如此忽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古典文学真的会变成一种“死”的文学。因此，现阶段大学语文教学必须对大学语文教学课程开设的真正功用和成效及语文教材中古典文学作品减少进行思考。
对中国的语言来说，古典文学无疑是其根基所在，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文献，由于都是文言所著，几乎都可以列入古典文学，说得直白些，中国文化几乎全部存在于古典文学作品中。古典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体现，虽然数千年来历史发生了无数的变化，但古典文学作品所传承的精神内涵却并没有太大变化，通过古典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千百年前的中国，就像跟古人对话一样明了千百年前的中国文化。正是古典文学作品的连接，促使我们的传统文化继承不会被中断，才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如果没有古典文学作品，现代的语言和书写将会失去自己的文化之根，处于游离状态，网络语和流行语的夹击将会使我国的语言与文化越来越芜杂而贫薄，而语言与文化一旦芜杂，民族智力与创造力也将失去维系的重心。
针对这一现状，大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的当务之急在于将其以文学史教学为中心向以古典文学作品为中心转变，正本清源，在课堂上迎接文学本位的重新回归。应立足当今大学生的实际水平，重拾中国古代的诗学和文章学，不再将古典文学作品看做“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存在，而是将“中国文学史”转变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对古代诗歌的分析应立足古代的诗学，对古代文章的分析立足古代文章学，将文学史上的每个名字都与其作品对上号，每个朝代的文章都与其时代特征对上号，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和细腻地感受到古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学技巧。可以对西方的文论和美学系统学习，然后将其与古典文学独特的艺术价值进行比较，从而在双向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下更好地认识我国古代文学。
大学语文教材在对古典文学作品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不仅应考虑到古人与今人审美标准的不同，同时应对各个朝代、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尽可能地选取，对那些直到今天仍然拥有旺盛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加以选讲。此外，为了让下一代对古代文学精髓可以真正领悟，在对古代文学作家作品进行讲析时，最好将西方文学理论范畴实施闲置，通过古代诗学和文章学对古典作品进行分析。当前大学语文教材应重开“历代作品选讲”，将古代文学真正地激活，使其由一种已死的“遗产”转变为一种仍然活在当下的文学，并促使其融入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建构之中。
参考文献
[1]王娟.关于课改背景下高师院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J].大学教育，2014，2（15）：21-22.
[2]胡辉洲.学习文化的构建与文学经典阅读[J].文学教育（下），2010，1（1）：44-46.
[3]田维武.文学经典阅读及其思想教育功能[J].文学教育（下），2010，4（8）：77-80.
[4]邵炳军，张静，路艳艳.文学“元典”教学在古代文学课程中应给予更有力的关注[J].中国大学教学，2007，2（28）：33-36.
古代文学经典篇6
首先,整个社会的古典文学水平普遍偏低。在当今的中国,不说用口语文言文,读不懂文言文文章,不认识繁体字的大有人在。中国古文博大精深,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化之一,其中“假字”是文言文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各大古典电视剧中,由于怕电视观众看不懂文言文,而对其字幕的配制全套是白话文。其次,古典文学人才的严重匮乏。现代教育中,也许只有大学开设的汉语文学专业的学生和一些古典文学爱好者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了解,而大多数只是迫于义务教育或无意识而接触到它,古代的文学着作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中国古典文存在危机的原因
首先,文学教育以现代文学教育为主。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至文革期间,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的文学思想。直到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高考,才让中国古典文学教育重新回到教育的层面。但由于深受文革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还是以“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为主。
其次,应试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以高考古典诗词鉴赏为例,中国的高中教育,老师会给出文言文中高考的重点,而学生则根据重点去刻板的面对高考。从2002年开始,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的诗歌鉴赏考查由选择题型变为简答题型,改变了以往的诗歌鉴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为选项分析能力考查的状况。
第三,现代文学多元化的趋势对古典文学造成威胁。文化也是在时代中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1998年,第一本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使台湾和内陆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网络文学的狂潮,此后的题材除了爱情,也有历史、武侠、恐怖、魔幻、侦探、悬疑、纪实等,拉开了一股“新新人类”的“新新文化运动”,人们更加愿意喜欢阅读新颖的题材类型。文化种类的增多,人们更愿意接受网络带给我们的快捷、娱乐化的信息,使得古典文学的地位更加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文学的教育。
第四,古典文学的接触渠道较少。中国教育的模式普遍是填鸭式教育,这也让在校的学生能够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机会只限在课堂。但书本上的文言文、古典相对于中国2500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古代文学在地域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使得学生在接受时有一定的难度。
三、如何面对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危机
首先,加强教师的职业知识素养。古典文学的传教,不一定要按严肃、古板的方法。而是要课内课外的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教师也必须加强古典文学“深”度、“广”度,才能满足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讲诗经侧重于艺术的角度,突出情感的渗透;讲唐宋文学,侧重想象力的发挥,扩散学生的思维;注重自己在各方面知识的扩展,不应只按教材式的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应用现代教学方法将古典文学拓展到学生心理。
其次,通过多渠道传播学生宣传古典文学教育。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把古典文学上传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古典。老师经常带动学生到名胜古迹、博物馆等地进行交流学习,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美;不断拓展古典文学的传播渠道。
第三,在先进的网络技术中发展古典文学教育。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随着电脑的走家入户,我们的学习、写作条件已相当优越。我国最早论述为学问题的着名专论——荀子《劝学》即通过“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的联翩喻体强调了诵读积累的重要意义,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方法常为人们所称道。古典文学电子版的出现,能给那些爱好古典文学又无迹可寻的人,提供一个大量的传播信息库。
古代文学经典篇7
现代西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和新认识而达至，中国要想真正崛起，为世人瞩目，也应如此，要对中国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证明，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和创新，都是以“复古”为名，借以对古代文明的新认识而达至。当代中国文化要充分发挥他宾的民族性和创造性，取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就必需对古典文化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梁启超在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宝典”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这资鉴。”现代古典文化研究，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古代经典不是离民众越来越近，而是离民众越来越远，没有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仍是照搬古代的经解，还堂而皇之地斥责古代经典有糟粕。所谓的“糟粕”，不过是不同时代的学者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用以服务当时的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有新认识和再发现，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著名学者顾颉刚说：“不同时代对孔子思想的阐述都不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
经典该不该读，问题不是经典本身，而是对经典的注解。学生阅读古代经典的关键，是要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以现念重新解经。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中，唯一的先秦经典是《论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本是徐志刚教授的《论语通译》。我们不敢说此书有什么不对，但可以肯定地说，此书只是延续了封建文人为当时朝代服务的认识，而没有用现念去再发现和新认识。让中学生读这样的注解经典，自然是不读为好。
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这本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书 ——《论语》。书中有一句话使人对孔子颇有微词：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认为这表明孔子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现在，各民族和睦共处，这种歧视性的传统注解不利民族团结，只会助长大汉族主义。现在的读来自然不合时宜。
且不说孔子作为周的臣民，是否会冒杀头的危险把中原称为“诸夏”，但也没有必要沿用封建文人的注解。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把这章断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都心中有君，不这样（爱君尊君），是夏朝的灭亡原因”。夏被臣国商所灭，商被臣国周所灭，是同样的以下犯上，但孔子作为周的臣民，不便指责周，故只言夏，也是讲得通的。后儒的解释，原因想必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是以下犯上取得天下，而不敢直解。
宋儒释“中庸”为“不偏为之中，不易之谓庸”，已把中国人的性格塑造成没有棱角的“谦谦君子”。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庸”重新释为“中和之用”。
古代文学经典篇8
现代西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和新认识而达至，中国要想真正崛起，为世人瞩目，也应如此，要对中国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证明，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和创新，都是以“复古”为名，借以对古代文明的新认识而达至。当代中国文化要充分发挥他宾的民族性和创造性，取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就必需对古典文化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梁启超在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宝典”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这资鉴。”现代古典文化研究，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古代经典不是离民众越来越近，而是离民众越来越远，没有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仍是照搬古代的经解，还堂而皇之地斥责古代经典有糟粕。所谓的“糟粕”，不过是不同时代的学者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用以服务当时的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有新认识和再发现，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著名学者顾颉刚说：“不同时代对孔子思想的阐述都不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
经典该不该读，问题不是经典本身，而是对经典的注解。学生阅读古代经典的关键，是要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以现念重新解经。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中，唯一的先秦经典是《论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本是徐志刚教授的《论语通译》。我们不敢说此书有什么不对，但可以肯定地说，此书只是延续了封建文人为当时朝代服务的认识，而没有用现念去再发现和新认识。让中学生读这样的注解经典，自然是不读为好。
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这本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书——《论语》。书中有一句话使人对孔子颇有微词：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认为这表明孔子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典型的。现在，各民族和睦共处，这种歧视性的传统注解不利民族团结，只会助长。现在的读来自然不合时宜。
且不说孔子作为周的臣民，是否会冒杀头的危险把中原称为“诸夏”，但也没有必要沿用封建文人的注解。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把这章断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都心中有君，不这样（爱君尊君），是夏朝的灭亡原因”。夏被臣国商所灭，商被臣国周所灭，是同样的以下犯上，但孔子作为周的臣民，不便指责周，故只言夏，也是讲得通的。后儒的解释，原因想必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是以下犯上取得天下，而不敢直解。
古代文学经典篇9
当代中国古典舞自建立至今，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它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精神及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也已成为当代舞蹈文化建设的理性依托。当代中国古典舞的重建与发展既融合了外来的艺术元素，也结合了时代的审美需求，是时代性与开放性的表现。虽然冠以“当代”的字样赋予“时代”的气息，但是中国古典舞仍然立足于“古典”二字，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艺术形式。
重建中的当代中国古典舞要继承与传扬民族文化，提炼审美特质。中国古典舞是以戏曲为直接产生母体，传承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古典舞的重建是以继承与传扬民族文化为根基的。我们认识到，当代的中国古典舞尽管有了很大的创新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感的当代体系，但是作为“古典舞”的属性注定其不能脱离传统的审美特质。如果对时代感过度强调，将使中国古典舞冲淡原有的传统审美特质并逐步远离传统，从而造成中国古典舞风格属性的模糊与流失。因此，确立传统审美特质的鲜明性，弘扬传统文化，对于今天中国古典舞的发展具有返璞归真的意义。
当代中国古典舞要想发展，首先必须要扎根于传统之中，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传统的认同和回归，是当代性运作不可脱离的历史基础。抛弃传统的当代性，只能是水中捞月、沙上建塔。当代的中国古典舞并不是恢复已经不复存在的历史陈迹或把戏曲、武术奉为根源，不断去丰富完善其他艺术种类，而是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当代性重建来为新古典舞事业服务。客观地、积极地寻求发展，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典舞学科建设积极构建的方向。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创新”，既要避免全面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又要防备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提炼优秀特质。落实到当代中国古典舞如何面向当代这样的实践性课题上，是要坚持“立足于传统才能够面向当代，只有面向当代才能深入研究传统、继承传统挖掘传统的审美价值的基本立场”。因此，“所包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取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笔者认为，对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的认识和实践，仍需要进一步地挖掘探索。
中国古典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反思”，开始对古典舞有认知上的突破――继承与发扬民族传统舞蹈的风格，并不是简单地模拟戏曲、武术的动作，而是在完成了对外在动作形式的模仿之后，透过肢体来凸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倾向，这才是中国古典舞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开始“从‘形式’上继承传统转向了从‘审美性’去继承传统的思路，从‘套路’上和‘动作’上去整理传统转向了从“提炼训练元素”上来建立教材的设想。“舞蹈者们更多地去关注动作的“规律”“韵味”“气息”和“神态”等，从而为“身韵”的创建以及发展打下基础。
同时又通过对西方芭蕾艺术的科学借鉴，真正了解东西方艺术在审美上的区别。我们通过比较来学习西方芭蕾的科学方法，不仅仅学习它的训练方法，更多的是它审美标准整合提炼的方法，学科体系构建的方法，以及教学、创作、演出的结构方法。用西方的方法来整合我们的文化财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与吸收外来因素，加快自我发展的进程。
通过分析中国古典舞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古典舞的完整的具有主体性的体系。由提出“以戏曲为基础创立崭新的中国舞蹈艺术”的崔承喜开始，到“从东西方舞蹈比较中研究中国舞蹈”的叶宁，到“戏曲舞蹈为基础建构中国古典舞”的王萍，“从武术中吸取元素”的张强，到“里程碑式”的人物唐满城、李正一，标志着中国古典舞体系的基本完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这个中国古典舞体系可以分为“教学训练体系、表演体系和创作体系以及理论体系”四个大的部分。其中最为成熟的是教学训练体系和表演体系，它们所建立的中国古典舞基本原则，引导了本学科在“教学、科研、创作、演出”诸领域中的主要方向，形成了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感与科学性的古典舞蹈主流。
目前，中国古典舞的学科体系处于一个不断完善构建的状态，一方面在训练体系和表演体系上，已经日趋完善(当然其中都还有可以继续开发探索的空间)，另一方面创作体系和理论体系还处于一种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我们能够解放思想，兼容并包，积极进行思考试验，要以“和”的品格对待当下中国古典舞的发展，多样追求，多元发展，为当代中国古典舞蹈体系构建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
德国现代舞蹈艺术家玛丽・魏格曼曾说：“舞蹈是表现人生命情调的一种活生生的语言。”这“生命的情调”就是“借身体动作以表达思想感情”(邓肯语)，这“活生生的语言”就是以人体为媒介的动作姿态。所以，人体的动作姿态是舞蹈艺术的根本特征和艺术形象的表现手段，舞蹈的语言就是舞蹈化了的人体的动作姿态。与其他的表演艺术相比，舞蹈艺术具有更强的虚拟性和象征性，它为舞蹈艺术开拓了极其宽广的表现途径，在当代中国古典舞的重建和发展过程中，有代表性的舞蹈语言的运用至关重要。
然而，当代中国古典舞在重建创作的层面上，由于在作品中过多地直接“引用”教学训练中的技法性语言，从而导致了剧目的大量雷同，有些剧目仅仅是大量的技巧的炫耀而不顾及是否与艺术表达相符合，似乎古典舞的剧目不展现演员的功夫就不是古典舞。于是我们不断地在舞台作品中看到控腿、搬腿、旋转、跳跃等一味追求高难度的技巧，李、唐也对“单纯技术观点”的现象发出警示；还有一些剧目陷入悲悲切切地追求深沉的风格模式中，似乎古典舞的“古典”要这样才是“艺术”，于是我们看到大量的舞台作品都徘徊在压抑悲闷的氛围之中，“怨声载道”的冤魂充斥着古典舞的舞台。除此之外，有些剧目盲目地运用现代的编舞技法而忽略了对古典文化的理解和呈现，在技法的玩弄中消解了传统的审美特质，使得古典舞偏离了自身的文化价值，成了老百姓眼中的“四不像”。面对着创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确立与完善当代“中国古典舞”创作语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创作中题材和内容的局限与雷同问题。
语言是民族的语言，有它特定的结构；艺术语言也一定是民族的，有它特定的审美。那么如何才能确立与完善当代中国古典舞的语言体系呢?
首先，要提炼和巩固现有的中国古典舞语言，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程式化、规范化的那些舞蹈语言。这些语言是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检验，并且通过作品的呈现积累下来的，属于经典的语言，也是古典舞的标志性语言。我们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炼、整理和巩固这些语言中的传统审美特质，维系中国古典舞特有的文化标志性。中国古典舞“身韵”则是本土地道的古典舞语言系统，要在此基础上，提炼和加工更多属于本舞种自己的语言系统。
其次，要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文化，学习芭蕾系统科学的整合方式，对我国大量的民族民间舞蹈进行整合，拿来为我古典舞所用，广大的民间，生生不息的民间将会给我们的古典舞提供源源不断的语言素材。应该重视这个环节，一方面要学结出把丰富的民间舞蹈元素“古典舞化”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用“发明”“试验”的态度对待艺术元素，用古典舞的方法和标准来重新排列组合这些元素，使他们成为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古典舞标准的舞蹈新语言。
第三，我们要有探索与追求的态度，从历史宝库中挖掘丰富的古典舞语言素材。以敦煌舞学派的高金荣和汉唐舞学派的孙颖为代表的学者，就是在建立了大量的古典舞审美标准的基础上，以古代壁画、美术作品、雕塑以及诗词歌赋等为线索，挖掘整理出大量鲜活的古典舞语言形态来。这些语言形态由于有根有源，而且往往带有那一时代强烈鲜明的特征，成为古典舞语汇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舞蹈语汇。
第四，笔者觉得还可以在有所依凭的基础上进行语言的创造。其实现在很多古典舞作品中大量使用现代舞、当代舞等多个舞种的语汇来作为造型和造型之间转换，或者成为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连接，这就是编导渴望的创新古典舞语言的一种表现方法。古典舞蹈语言体系的构建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中国古典舞自身的审美标准，有了这个尺度，才可以有章可循，才能使创作更加自由灵活。
当下舞蹈理论与其教学、表演体系相比是比较滞后的，从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该学科的进步，笔者对当代古典舞的重建与发展的研究，希望能唤起更多舞蹈理论研究者对当代中国古典舞重建与发展的重视。
古代文学经典篇10
关键词：先秦文献词典 注音 现代音 中古音 上古音
先秦文献词典是汉语历史语文词典的一种，据统计，成书于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共有20种左右，从20世纪60年代到目前为止，我国内地共为12种先秦文献编纂、出版16部专书词典，共包括7部单本词典和2部丛书中的9部词典，其中“先秦要籍词典丛书”4部，“十三经辞典”丛书5部。由于这类词典既要为现代读者标注现代音，又要考虑历史音韵标注古代音，这就要求编者和编辑除了要掌握词典注音的普遍规律，还要具备一定的历史语音学知识，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解决好其中的注音问题。本文着眼于此，就先秦文献词典如何注音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近年来已出版的先秦文献词典的注音情况
1.不注音。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杨伯峻编的《论语词典》《孟子词典》和《春秋左传词典》都没有注音，但这以后出版的先秦专书词典一般都有注音。
2.只注现代音。这些词典一般都用汉语拼音来标注现代音，根据注音的范围，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标注所有单音词的现代音，如周民《尚书词典》、王世舜和董治安主编的“先秦要籍词典”丛书等；另一种是仅仅标注部分词的现代音，主要是多音词的现代音，如王延栋《战国策词典》等。
3.古代音和现代音都标注。向熹《诗经词典》、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词典》、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和陕西师大所编《十三经辞典》(以下只举词典名，编者名从略)皆如此。其中复音词一般不标音，单音词的现代音一般用汉语拼音标注，少数词典还兼用注音字母标注；单音词的古音不仅注上古音，且注中古音，但在注音的内容上略有差异。
以上这些词典注音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编纂目的的不同造成的。不注音或只注现代音的词典，是为一般读者阅读文献服务的，这些读者一般不具有古音学的知识，也不需要知道词的古代音，因为他们查阅这类词典，主要是为了了解疑难词语的释义和今读；再加之有些词典是在注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注释中已为疑难词语注了现代音，所以就出现了这些词典不注音或只注现代音的情况；而那些今音和古音都标注的先秦文献词典，除了有以上功能外，还要积极为先秦汉语研究服务，如此，词在先秦以及之后的中古时期的读音问题自然是研究的重点，因此这类词典的语言学的价值要大于训诂学和文献学的价值。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现象，也可说明这一点，即这些词典的编纂者一般都另外著有该文献语言研究的专著，这些专著和词典可看成是他们多年从事先秦文献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先秦文献词典标注现代音的情况
近期出版的先秦文献词典，一般都用汉语拼音标注现代音，少数还兼用注音字母标注。由于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这方面的问题较少，只是在多音字的处理上有一些问题。这具体又分两种情况，下面以《吕氏春秋词典》为例来说明：
1.古音不同，今音相同。
这时只要是语音不同，不管意义有无联系，都要分别立为词条后再注音，例如(举例时多义词只列最多2个义项释义，例证等其他从略，下同)：
惟1wéi：①思考。②只，只有。
惟2wéi：通“帷”，帷幕。
“惟1”上古音属于喻母微部，“惟2”属于匣母微部，二者只是音近关系，语音不同。
2.古音相同，今音不同。
这时要在一个词条下分立不同的音项，不能分立成不同词条分别注音，例如：
知1.zhī①知道。②表现出，显现出。2.zhì聪明，才智。
“知”的两个义项在上古时读音都属于端母支部，语音相同。
注意的是，先秦文献词典中，复音词一般不标音，如果记录复音词的某个字是多音字，这时也有必要注出这个字的读音。以王延栋《战国策词典》为例：
和调(-tiáo)：调和。
和乐(-yuè)：和谐的音乐。
目前在先秦文献词典中注现代音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的词典只注现代音，不注古代音，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现代读者阅读古书时，有些古字不知读音的难题，并不考虑古今音差异和由此带来的立目问题；二是在处理多音字时，上面提到的两种注音标准容易发生混乱。也以《战国策词典》为例：
“丧”条下有两个音项：1.sàng丧失，失去。2.sāng哀葬死者的仪式。然而，该词典“王”条下义项①“夏、商、周三代天子”和③“统治，称王”。在这两个义项上“王”也应不同，分别是wáng和wàng，但该词条下却只有一个音项：wáng。同样的情况，有的标注，有的不标注，不免使读者产生疑问。
可见，先秦文献词典标注现代音和立目有密切关系，词典编纂者可根据不同的目的，进行相应的调整，但要符合基本的语言学理论。
三、先秦文献词典标注中古音的情况
在音韵学中，中古音一般要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分析，其中韵情况最为复杂，又有摄、等、呼等内容，整个音节通常用反切法来注音。先秦文献词典在注中古音时，各家由于对中古音的认识和编纂目的的不同，在所注内容上各有不同，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只注单音词的声母、韵部、声调和反切，其余内容不注。如陈克炯《左传详解词典》依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注了声韵调，依《广韵》和《集韵》注了反切。例如：
代《广韵》徒耐切定代去(即声纽为“定母”，韵部为“代部”，声调为去声)
这和《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大字典》)注中古音的情况是一样的，大概是该词典借鉴《大字典》注音的结果，因该词典出版于《大字典》之后，编者陈克炯同时是《大字典》的编委。张双棣《吕氏春秋词典》和“《十三经辞典》丛书”都是这样注中古音的，也应是借鉴了《大字典》的注音。
2.既注单音词的声母、韵部、声调和反切，又注韵部所属的摄、等、呼。目前只有向熹《诗经词典》这样注音，它先注反切，然后在圆括号内依次注出摄、呼、等、调、韵、声。例如：
残昨干切(山开－平寒从)
上述4种先秦文献标注中古音的情况如表所示。可见，最近出版的影响较大的几部先秦文献词典都主张标注中古音，标注内容包括声、韵、调和反切4项，其中前三项主要参考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反切则来源于《广韵》《集韵》等韵书，其他更细致的项目一般不标注。这一点恐怕是受到了《大字典》注音方式的影响。
四、先秦文献词典标注上古音的情况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先秦文献词典都应标注上古音。和标注中古音的情况一样，这些词典标注上古音也是既有相同，又有差异，各词典标注上古音情况见下表。其中，相同的是一般都不标声调，不同的是声母和韵部的标注有别，具体又分两种情况：
1.只标韵部，不标声母，如《左传详解词典》和《十三经辞典》“舂”条，这两部词典上古音都只标了“东部”。这种处理方式也是受了《大字典》的影响。之所以不标声母和声调是因学术界对其存在很大争议，尚未形成定论，比如声母方面“上古汉语是否存在复辅音”的问题和声调方面“古无去声”说，至今无定论；而韵部根据《说文解字》谐声、中古反切和异文现象可以进行推求，争议较小。这些词典本着稳妥的原则采取了只标韵部，不标声母和声调的处理方法。
2.声母和韵部都标注，如《诗经词典》和《吕氏春秋词典》二者标注体例不同，《诗经词典》是在词条后直接标注，先标韵部，再标声母，例如：豺之部、崇母；而《吕氏春秋词典》全书采用的是王力《汉语语音史》战国时期的音系，词条先按三十韵部排列，韵部相同者按声母，声母相同者按谐声偏旁，所以，并不是和《诗经词典》一样在每一词条后标注声韵。
这样注音的词典一般都采用某一确定的上古音系统，常见的就是王力先生的上古声母和韵部系统，其观点或者直接来源于王力著作，或者更多来源于郭锡良《汉语古音手册》。王力在声调方面主张“古无去声”“平入二声又各分长短”，由于争议较大，所以这些词典一般不注明声调了。其实声调中平和上都问题不大，但入声和非入声区别较大(实即韵母的问题)，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似乎在去声字的处理方面更公允一些。可见，目前先秦文献词典在标注上古音时，基本上都没有较为完整地标注出其音韵地位，或只标韵部，或只标声母和韵部，但都不标声调，这是不太科学的。笔者认为，同一部词典选用的上古音体系应保持一致。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