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欲伐陈篇1
关键词：动词；分类
一、普通动词、分类动词和存现动词
（一）普通动词
依据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普通动词主要表示行为、活动、状态、变化、性质、特征等属性。”1普通动词常用名词性词语或者代词做主语。
如：虢必亡矣。
虢其亡乎！
而收膳夫之秩
（二）分类动词
“分类动词主要表归属、类比、和解说等，它们通常不构成叙事句，而是构成分类句。”2《左传·庄公》常用的有：为、似、犹、如、若、譬、曰、谓等。如：
齐侯使敬仲为卿。
二十六年，春，晋士蔿为大司空。
斗谷于菟为令尹。
犹有妖乎？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
晋人谓之二五耦。
（三）存现动词
“存现动词主要表示存在、出现等。”3《左传·庄公》常用的“有”和“无”。如：
郑有人焉。
楚幕有乌。
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
无麦苗。
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间公。
二、基本动词、使令动词和能愿动词
此种分类是根据宾语的不同而分。
（一）、基本动词
“基本动词主要表示行为、活动、变化、关系等。”4“基本动词一般都可以带体词性宾语。”5如：其又奚言？
郑伯由是始恶于王。
（二）使令动词
“常用的使令动词有两个：‘使’和‘令’。”6使令动词一般不带体词性词语做宾语，而是常用主谓短语做宾语。
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
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
（三）能愿动词
“能愿动词主要表示可能性、可行性和愿望、态度等。”7它们常带宾语，主要带谓词性宾语。《左传·庄公》比较常见的能愿动词有：能、得、获、克、愿、欲、敢等。如：
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
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
弗得，鞭之，见血。
羁旅之臣幸若获宥。
邾子克卒。
吾愿与伯父图之。
岂不欲往？畏我友朋。
彭生敢见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三、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
（一）、不及物动词
“不及物动词是意义内向的动词，即动词所表述的行为、变化除了陈述主语之外，通常不支配或指向其他的人、物。”8
1、真自动词
真自动词是不及物动词的一类。主要用于表示死亡、疾病、灾患以及个别行为。真自动词一般不带宾语。《左传·庄公》主要有：卒、薨、疾、病、饥、灾、宴、次、宿、叹、否等。如：
秋，七月，齐王姬卒。
乙酉，宋公冯卒。
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卒。
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
公疾，问后于叔牙。
虢弗畜也，亟战，将饥。
夏，齐大灾。
冬，公次于滑。
春，王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
中国则否。
2、准自动词
“准自动词是具有及物动词某些特点的不及物动词运动。”9“主要表示运动、居止、情绪、态度及某种状态。”10《左传·庄公》常用的准自动词有：出、入、死、恐、降、盟、败等。
1）不带宾语
伏公而出，鬭，死于门中。
初，内蛇与外蛇鬭于郑南门中，内蛇死。
公及齐大夫盟于蔇。
公及齐大夫盟于蔇，齐无君也。
冬，公会齐侯盟于柯。
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
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
郕降于齐师。
2）带间接宾语或使动宾语
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
秋，七月，楚入蔡。
（二）及物动词
“及物动词时意义外向的动词，即动词所表示的行为、活动可以支配或经常指向主语之外的某个人、物。”11及物动词可以直接带宾语。
1、真他动词
“真他动词主要以某种事体或属性为对象的行为。”12《左传·庄公》常用的有伐、救、追、患、图、射、守、获等。如：
十四年，春，诸侯伐宋。
楚子以蔡侯灭息，遂伐蔡。
春，王正月，溺会齐师伐卫。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卫。
秋，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救郑。
射之。豕人立而啼。
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
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
羁旅之臣幸若获宥。
2、准他动词
“准他动词时具有不及物动词某些特点的及物动词。”13《左传·庄公》常用得有赐、语、饮、问、娶等。如：
皆赐玉五、马三匹，非礼也。
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
饮桓公酒，乐。
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
乃入见，问何以战。
四、结语
本文根据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学》将《左传·庄公》中的动词分为了普通动词、分类动词、存现动词、基本动词、使令动词、能愿动词、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等八类，可见《左传·庄公》中的动词的运用是非常丰富的，且以单音节动词为主。
注释：
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第85页
参考文献：
[1]刘利等译注《左传》，中华书局，2007年3月
楚庄王欲伐陈篇2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③，塞辕、缑氏④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⑤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⑥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⑦。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⑧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选摘自《战国策・秦策》）
【注释】
①司马错：秦将，公元前316年率兵伐蜀，前301年再次出蜀平定叛乱。②张仪：魏国贵族后代，战国时著名纵横家。秦惠王（即秦惠文王，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十年（前328年）为秦相，曾以连横政策游说各国，有功于秦，封武信君。③下兵：出兵。三川：指当时韩国境内黄河、伊水、洛水三水流经的地区，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灵宝市东部一带。④（hu1n）辕、缑(g4u)氏：当时的两个军事要地。⑤二周：指战国时周室分裂而成的两个小国东周、西周。东周都城在今河南省巩义市西南，西周都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⑥戎狄：古代对西部落后少数民族的泛称。⑦有桀纣之乱：以夏桀商纣之乱喻指巴蜀之乱。当时蜀王封其弟于汉中，号苴侯。苴与巴国交好，而巴与蜀为敌国。于是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蜀又伐巴，苴侯求救于秦。⑧陈庄：秦臣。公元前314年任蜀相。
【文学常识积累】
《战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编辑的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散文集。作者已不可考。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各国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故事，也记述了一些义士豪侠不畏、勇于斗争的行为。长于议论和叙事，文笔流畅，生动活泼，在我国散文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阅读提示】
秦惠王后元九年（前316年），秦王想利用巴蜀发生战乱之机，兴兵伐蜀，不料韩师侵犯秦境。他面对这种局势，举棋不定。于是，司马错和张仪在秦王面前展开了一场关于“伐蜀”与“伐韩”的争论。经过这场争论，秦国解决了用什么战略统一天下的大问题。
本文记述这场辩论，颇有特色，处处紧扣双方争论的主旨，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写得使人一目了然。
【知识考查】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弊：通“疲”，使疲劳
B.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易：容易
C.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拔：攻克，夺取
D.劫天子，恶名也劫：威逼，胁迫
2.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①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②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B.①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
②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
C.①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
②夫晋，何厌之有。
D.①以地与魏，王不能禁。
②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
3.下列句子分别编为四组，最能说明司马错伐蜀而不伐韩、周的原因的一项是（）
①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②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③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④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⑤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⑥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a.①③⑥B.②④⑥C.③④⑤D.①②⑤
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秦国的攻伐对象应该是蜀还是韩、周的问题上，张仪与司马错的意见针锋相对，张仪的观点没有被秦惠王采纳，主要是秦惠王对张仪“争名”“争利”的狭隘观点表示反对。
B.司马错赞同张仪的有关蜀地位置、地位等的论述，但他比张仪分析得更加透彻，更能看到统一蜀地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扩地富民，还能获得舆论支持。
C.司马错认为不能先攻打韩、周，一是因为攻打他们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使秦国陷入危险之中；二是考虑到秦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等的不利因素。
D.战国时代的谋臣大都能言善辩，本文中司马错的语言体现出他朴实无华、见解精辟的特点，透过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成持重、审时度势、追求实效的谋臣形象。
5.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答案点拔】
1.B（易：容易办的事）。2.a（a项中的“于”均为介词，可译为“在”；B项中，①连词，表承接关系，可译为“就”；②代词，可译为“你的”；C项中，①代词，可译为“蜀国”；②助词，宾语前置的标志，可不译；D项中，①介词，可译为“把”；②动词，可译为“带领”）。3.C（①②是张仪陈述舍蜀伐韩、周的。⑥是交代伐蜀胜利后，蜀地政权的变化）。4.a（“对张仪‘争名’‘争利’的狭隘观点表示反对”错。原文的“争名”“争利”是张仪的比喻，希望说服秦惠王攻打韩、周）。5.略。
【参考译文】
司马错和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进行了一场争论。司马错要攻打蜀国，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秦惠王说：“请你们说说各自的见解，让我听听。”
张仪回答说：“应先与魏、楚两国表示亲善，然后出兵三川，堵塞辕、缑氏两个隘口，挡住通向屯留的路，让魏国出兵切断南阳的通路，楚国派兵逼近南郑，而秦国的军队则攻击新城和宜阳，兵临二周的近郊，声讨周君的罪行，（随后）乘机侵占楚、魏两国的土地。周王室知道已经不能拯救自身，一定会交出九鼎和宝器。我们占有了九鼎，掌握地图和户籍，挟持周天子，用他的名义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敢于违抗的，这就能建立王业了。如今，蜀国是西边偏僻（落后）的国家，戎狄为首领。攻打蜀国，会使士兵疲惫，使百姓劳苦，却不能以此来建立名望；即使夺取了那里的土地，也算不得什么利益。我听说：‘争名的要在朝廷上争，争利的要在市场上争。’现在的三川地区和周王室，正是整个天下的大市场和朝廷，大王不去争夺，反而与那些野蛮的人争夺名利，这就离帝王之业远了。”
司马错说：“不对。我听到过这样的话：‘想使国家富庶的一定要扩大他的领地，想使军队强大的一定让他的百姓富足，想建立王业的一定要广布他的恩德。这三个条件具备了，那么，王业就会随之实现了。’现在大王的土地少，百姓贫困，所以我希望大王先从容易办的事做起。蜀国是西边偏僻的国家，以戎狄为首领，而且有像桀、纣一样的祸乱。用秦国的军队前往攻打，就如同用豺狼驱赶羊群一样。得到它的土地，能够扩大秦国的疆域;得到它的财富，能够使百姓富足，整治军队又不伤害百姓，蜀国已经归服了。因此，夺取了蜀国，但天下人不认为我们暴虐；取尽了蜀国的财富，诸侯国也不认为我们贪婪。这就是说，我们用兵一次，就能名利双收，还能得到除暴、平乱的好名声。如果现在去攻打韩国，胁迫周天子，胁迫周天子必然招致坏名声，而且不一定有利，又有不义的名声。去进攻天下人都不希望进攻的地方，这是很危险的！请允许我讲明这个缘故：周王室，现在还是天下的宗室；韩国，是周国的友好邻邦。如果周天子自己知道要失去九鼎，韩王自己知道要丧失三川，那么，两国一定会联合起来，共同采取对策，依靠齐国和赵国，并且向楚、魏两国求援，以解除危难。把九鼎送给楚国，把土地送给魏国，大王是不能阻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不如攻打蜀国那样万无一失。”
楚庄王欲伐陈篇3
【典故】今两虎诤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战国策·秦策二》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史记·春申君列传》
【解释】两只老虎相互争斗。比喻力量强大的双方相搏斗。
【用法】作谓语、宾语；指两败俱伤
【近义词】两虎相斗
【同韵词】海晏河清、事急计生、落落晨星、拖紫垂青、殉义忘生、梦撒寮丁、心头刺，眼中疔、弱不禁风、沐雨梳风、欺罔视听、......
楚庄王欲伐陈篇4
一、他胸无城府，又有不忍之心
曹无伤背叛刘邦向他告密，使他获取了刘邦军事集团的绝密情报，这无异于为他的部队增添了千军万马。可他却在刘邦试探时，马上交出这个“叛徒”――“此左司马曹无伤言之”。对于这样一位有功之臣，他不注重保护，而是直接把他暴露在敌人面前，以至于刘邦一回到自己的军营，立即诛杀了曹无伤。
“鸿门宴”原本是项羽君臣设计杀刘邦的一次宴会，可是在宴会之上，项羽对范增的多次提示毫无回应。范增让项庄以“军中无以为乐”为由，请求为宴会舞剑助兴，以便得时机“击沛公于坐”，项伯却擅自舞剑“翼蔽沛公”，项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宴会进行中，刘邦的参乘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按理说对樊哙擅闯会场之举应严加制止，可他不但未将樊哙逐出，反而先后赐“卮酒”“彘肩”，以欣赏的口气连呼“壮士”。面对樊哙指责项庄席间舞剑“欲诛有功之人”，他非但不怪罪樊哙的放肆无礼，反而赐坐。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他胸无城府，又有不忍之心的性格弱点。正是他的仁慈软弱以及缺乏原则性而错失了一次除去政敌的良好机会。
二、他缺乏远见，迂腐呆板
项羽听说“沛公欲王关中”的消息便“大怒”，立刻就要发兵“击破沛公军”。可当项伯从中调停、刘邦卑词“谢罪”之后，他又取消了进攻计划，反而要热情地招待刘邦，把范增事先分析刘邦“志不在小”的野心抛在脑后。可见他原先下令要“击破沛公军”的目的显然不明确，他行事冲动，决策轻率，缺乏远见。当刘邦不辞而别，脱身独去时，他不仅未加深思和深究，而且也不采取补救措施，结果放虎归山，留下无穷后患。这些事件都暴露了他缺乏远见，迂腐呆板的性格弱点。
三、他刚愎自用，不善用人又自矜功伐
他出生在“世世为楚将”的楚国贵族家庭，其祖父项燕为楚国大将，自己也是“力能扛鼎”，后来他当上了反秦盟军的首领，但这些也在无形中造就了他妄自尊大的性格。从诛杀义帝开始，他就很少倾听周围的声音，对那些进逆耳之言者，稍不顺心即斩杀；他不能选贤举能，大量使用亲属，降低了军队效能。他重用的叔父项伯直接导致了他在鸿门政治斗争中的失利。而曾被他抛弃的具有经纬之才的军事大将，如韩信、陈平等却在刘邦手下得到重用，并且与刘邦君臣同心。鸿门宴上因不听范增所献之计，而错失杀刘邦的良机，这就是他刚愎自用，不善用人的恶果。
楚庄王欲伐陈篇5
【关键词】老莱子;逃世;“隐”;“孝”
老莱子是发端于春秋时期的道家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自春秋而战国,后起道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道家原创者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溶合在一起,经过高度整合之后,以《老子》传之于世。《老莱子》十五篇(或曰十六篇)散佚。后世只知《老子》是道家思想的代表作,并不了解老莱子的思想,也有人认为老莱子就是老子,郭店《老子》面世,为我们认识老莱子,提供了文献依据。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老莱子的哲学思想。
老莱子是荆门历史上第一文化名人,清代荆门知州舒成龙认为,就《高士传》、《列女传》所记,“或言其隐,或称其孝,皆大节也。余谓莱子之孝,非隐无以成之;莱子之隐,唯孝益能终之。”(《荆门直隶州志·老莱山庄》)《史记·老子传》载:“老莱子亦楚人也。着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老莱子以“孝”、“隐”着称于世,为中国二十四孝之首;作为春秋晚期的思想家,以“言道家之用”奠定了中国天道伦理观的哲学基础,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历史典籍中的老莱子
《庄子·外物》:“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问曰:‘业可得进乎?’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抑固窭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欢为骜,终身之丑,中民之行进焉耳!相引以名,相结以隐。与其誉尧而非桀,不知两忘而闭其所誉。反而非伤也,动无非邪也,圣人踌躇以兴事,以每成历。奈何哉,其载焉终矜尔!’”
《战国策·楚策四》:“或谓黄齐曰:‘人皆以谓公不善于富挚。公不闻老莱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齿之坚也,六十而尽相靡也。今富挚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两尽也。谚曰:见君之乘,下之;见杖,起之。今也,王爱富挚,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德恭而行信,终日言不在尤之内,在尤之外。国无道,处贱不闷,贫而不乐,盖老莱子之行也。”
《史记·仲尼弟子传》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仲平,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
从《庄子》、《战国策》、《大戴礼记》、《史记》的记载来看,老莱子是与孔子同时的一位学者,孔子曾接受过老莱子的喻教。在孔子心目中,老莱子是一位德恭行信、安贫乐道的贤者。
《尸子》卷下:“老莱子曰:‘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也。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少矣,而岁往之亦速矣。”
《史记·老子传》:“老莱子亦楚人也,着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汉书·艺文志》:“《老莱子》十六篇。”
从《尸子》、《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老莱子有专门着述,是“言道家之用”的哲学家。
《列仙传》:“老莱子,楚人。当时世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莞葭为墙,蓬蒿为室,杖木为床,蓍艾为席,葅芰为食,垦山播种五谷。楚王至门迎之。遂去。至于江南而止,曰:‘乌兽之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
《高士传》:“老莱子者,楚人也。当时世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莞葭为墙,垦山播种。人或言于楚王,王于是驾至莱子之门,莱子方织畚。王曰:‘守国之政,孤愿烦先生。’老莱子曰:‘诺。’王去。其妻樵还,曰:‘子许之乎?’老莱子曰:‘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棰;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铁钺。妾不能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莱子亦随其至于江南而止,曰:‘鸟兽之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着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终。”
从《列仙传》、《高士传》的记载来看,老莱子是一位隐士,楚王“驾至莱子之门”,愿以“守国之政”相托,而老莱子却躲避到江南。
《荆门直隶州志·古迹》:荆门有“老莱山庄”,“山庄在城西顺泉侧,老莱子隐居养亲处也。”《州志》引《列女传》云:老莱子“作婴儿戏,斑舞诈跌,弄雏亲侧,博亲一笑。”《艺文类聚》引《列女传》云:老莱子“作婴儿自娱,着五彩斑斓衣裳,取浆上堂,跌扑,因卧地为小儿啼,或弄雏鸟于亲侧。”
从《列女传》、《荆门直隶州志》的记载来看,老莱子是以“斑衣娱亲”闻名后世的“孝子”。荆门古城西关外的“老莱山庄”,以及“顺泉”、“孝子田”、“孝隐亭”就是老莱子孝迹的写照。
二、老莱子的姓氏、籍贯
老莱子其人作为历史人物的存在,除司马迁《老子传》“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的疑笔以外,典籍中对老莱子并没有什么怀疑。其实,司马迁并不同意“老子”是老莱子的说法。司马迁说老莱子“着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就是证明。《老子传》是今本《老子》作者的“传”,也就是“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的那位“老子”的“传”。如果司马迁同意说“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的那位“老子”就是老莱子,他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地说什么老子“着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之类的话呢?这分明已告诉读者,老莱子另有他着,其学是“言道家之用”,与“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的那位“老子”不能混为一谈。“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的那位“老子”是战国时老学首领李耳,不是与孔子同时且长于孔子的老子。与孔子同时且长于孔子的老子姓老氏,名聃,疑为春秋宋国沛人。老莱子是春秋楚人,当然不能说老聃就是老莱子。
老莱子前面也有个“老”字,老莱子是不是姓老氏呢?(晋)皇甫谧《高士传》称“老莱子”,亦称“莱子”。清代荆门知州舒成龙直接称老莱子为“莱子”。沙少海《庄子集注》引毕沅说:“老莱子本为莱子,而以寿考称老莱子。”[1]《文选·孙绰〈天台山赋〉》注引西汉刘向《别录》:“老莱子,古之寿者。”《荆门直隶州志》引《列女传》称老莱子“孝养二亲,七十作婴儿戏,斑舞诈跌,弄雏亲侧,博亲一笑。”看来,说“以寿考称老莱子”应是持之有据,不是妄说。
如果说“老莱子本为莱子”,那么老莱子应该姓莱氏。据《通志·氏族略二》载,古有莱子国,鲁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齐灭莱,子孙以国为氏。老莱子不是齐人,是楚人,疑“莱”即“赖”。宋代罗泌《路史》曾说“赖乃莱也。”老莱子,姓“莱”氏,疑为“赖”之音转。上古“莱”属阳声韵,“赖”属入声韵;到中古“莱”(广韵落哀切,来咍开一平蟹)与“赖”(广韵落盖切,来泰开一去蟹)声纽相同,同为蟹摄,只有平声和去声之别。春秋时期有“赖”国(氏族方国),在今湖北随州市稍东而北[2]。楚灵王三年(公元前538年),楚灭赖。《春秋左传·昭公四年》载:“楚子以诸侯伐吴,……遂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衔璧,士袒,舆榇从之,造于军中。王问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王从之,迁赖于鄢。”如果,“莱”即“赖”,老莱子便是春秋赖人,即今湖北随州市人,楚灵王三年随族人迁至鄢。
三、老莱子与孔子相会
《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灵公三十八年(公元前497年)“孔子来。”卫出八年(公元前485年)孔子“自陈入卫。”卫出九年(公元前484年)“仲尼反鲁。”依此,孔子当于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离开鲁国到卫国,自此开始周游列国,于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回到鲁国,时年68岁,在外十四年,曾至卫、宋、陈、蔡、楚等国。孔子过蔡时,曾遇避世之士长沮、桀溺;在楚,曾遇楚狂接舆陆通,还会见了老莱子。这些都是“道家者流”。孔子具体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见老莱子的呢?《庄子》中很多地方提到孔子到楚国的事,有两处关于孔子南下到楚腹地的记载,一处是《徐无鬼》,一处是《则阳》。这两处都提到市南宜僚。《庄子·徐无鬼》载:“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市南宜僚,即熊宜僚,居楚市南,又称市南子,善弄丸,楚国勇士。《左传·哀公十六年》载:楚平王太子建,为郑人所杀,其子胜在吴。令尹子西召胜于吴,使处吴楚边境,为白公。白公胜为报父仇,请求子西派兵伐郑,子西迟迟不发兵。于是白公胜与子西反目,欲杀子西父子(子期、子西)。“胜(白公胜)谓石乞(白公胜的部属)曰:‘王与二卿士,皆五百人当之,则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乃从白公之言而见之。与之言,悦。告之故,辞。胜曰:‘不为利谄,不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淮南子·主术训》云:“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所关其辞。”上述事件,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载:令尹子西召白公胜于吴的时间是楚惠王二年(公元前487年),白公胜与子西反目当为楚惠王三年(公元前486年)。[3]《庄子·徐无鬼》记载孔子见楚王时,提到了“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的事,因此,孔子见的楚王,是楚惠王,时间是楚惠王三年,即孔子返回鲁国的前两年(公元前486年)。
楚惠王元年(公元前488年),楚迁都鄢(今湖北宜城市南)[3]。《庄子·外物》记载孔子见老莱子,是老莱子弟子“出薪”遇见孔子回报后,老莱子召见孔子的。这可能是孔子出游郊外而邂逅相逢的,因此,孔子见老莱子的地方,应是鄢都郊外(或远郊)的老莱子住所。楚昭王末年老莱子年近七十[4],迁鄢时的老莱子是21岁左右的年轻人,孔子时年14岁,老莱子长7岁。孔子见老莱子时66岁,老莱子73岁。这种年龄差异,与《庄子·外物》所记对孔子的态度相合。
《史记·仲尼弟子传》所谓“孔子之所严事……於楚老莱子”的具体记述,典籍中仅见《庄子·外物》一例。不过就此一例也足以说明孔子与老莱子的关系十分密切,实际来往并非仅此一次。孔子这次见老莱子不是有准备的专访,而是邂逅相逢。老莱子是位隐者,居无定所;也许因为其他原因,老莱子迁徙新居后,孔子还不得而知。所以这次孔子见老莱子,是老莱子弟子“出薪”遇见孔子回报后,老莱子召见孔子的。老莱子的弟子并不认识孔子,但老莱子仅凭弟子对所遇见的人的外表的描述便知“是丘也”,这至少说明老莱子不是第一次见孔子,或者说过从甚密。一般来说,客至,主请,正式谈话前总免不了寒喧几句,或者客人先致问候。然而,孔子见老莱子,却是主人先说,而且是以训导的口气要对方如何如何才“为君子矣”。这正是十分亲密的师友之间的见面和交谈。从谈话内容看,孔子和老莱子的关系也是很融洽的。孔子主张修圣德,以“仁”治天下;老莱子主张修“道”,以“清静(清廉恬淡)为天下定”(郭店《老子乙》第15简)。在治世必须先“进”(修进)这一点上,孔子与老莱子存在共识,两人的治世思想也有互补性。所以孔子请教老莱子,自己所学圣迹业行是否可得修进而为世用(“业可得进乎”)。老莱子并不反对孔子的以“仁”治天下,但觉得以“仁”治天下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老莱子说:“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郭庆藩注:“一世为之,则其迹万世为患,故不可轻也。”)老莱子认为“反无非伤也,动无非邪也”(郭庆藩疏:“反于物性无不伤损,扰动心灵皆非正法”)。他主张“治人事天”、“清静为天下定”(郭店《老子乙》第1简、第15简)。
四、老莱子的“隐”和“孝”
关于老莱子的“隐”,《古列女传》、《列仙传》、《高士传》记叙一致,即“当时世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根据前面关于老莱子出身籍贯的推断,老莱子出生小小的氏族方国,他能着书立说,当然是知识分子,在奴隶社会,奴隶恐怕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他至少是奴隶主贵族出身。楚灭赖迁鄢之后,赖国的贵族一部分降为皂隶,大部分变为楚国的庶民,取得自由民的身份,与鄢地原来楚的自由民及小生产者一起从事生产劳动。灭国的打击,使他萌发出贵柔的思想,不愿争强斗胜,只希望统治者对他们不干涉或少干涉。《古列女传·老莱子妻》所述“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棰;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铁钺”,便是老莱子当时思想和生活的写照。
老莱子为什么“逃世”?“逃世”是因为“当时世乱”。“世乱”,是老莱子所认为的“世乱”,并非一般所说的“世乱”,应是指老莱子随族人迁鄢以后所见到的楚灵王及以后楚王的霸政和征战,当然包括如“楚公室乱”在内的“世乱”。
楚灵王是十分热心霸政的楚王,他即位三年,即会盟诸侯于申,俨然自为盟主。六年,章华之宫落成,召鲁君往贺。八年,迁许于夷,迁城父入于陈,迁方城以外之人于叶。十年,诱杀蔡灵侯,灭蔡,以蔡世子为牺牲祭山。十一年,派兵围徐以威胁吴国。以上都是灵王霸政的行径。楚灵王热衷于霸政,对内不实行改革,这在鲁国实行“初税亩”(公元前594年)之后,各国不同程度地改变奴隶主贵族的所有制为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的当时,是一种十分落后的政治。楚平王篡夺政权后,继续实行霸政。《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人城州来,向吴挑衅。正如楚庄曾孙沈尹戌>！
楚灵王的贪婪、反复无常,楚平王的昏庸、丧心病狂,以及吴灭楚、秦救楚的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使楚国人民饱经世乱之苦。特别是楚惠王八年(公元前481年)孔子见老莱子五年后,楚公室发生“白公之乱”,使年迈的老莱子受到极大的冲击,致使他离开鄢地,“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荆门蒙山虽地处荆楚腹地,但比鄢地来说,却是远离楚都了。老莱子主张以“道”修身,像老聃一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不过,老莱子的“隐”更表现在行动上。老聃曾任周“守藏室史”(史官),是后世所说的“隐朝市”的“大隐”;老莱子却“逃世耕于蒙山之阳”,是后世所说的“隐陵薮”的“小隐”。
老莱子的“隐”,并非厌世,而是对楚灵王及以后的楚王霸政的批判。如果楚王能放弃霸政,也许老莱子会是另外一种态度。《古列女传》载,楚王驾至莱子之门,“王曰:‘寡人愚陋,独守宗庙,愿先生幸之。’老莱子曰:‘仆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复曰:‘守国之政,孤愿变先生之志。’老莱子曰:‘诺。’”这里的一个“诺”字,既表明了老莱子“隐”的矛盾心情,也揭示他“隐”的批判霸政的时代特征。老莱子的“隐”有着深厚的哲学内涵。老莱子的“隐”是一种爱身、自重的表现。郭店《老子乙》第5至8简:“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亡身,或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以举天下矣。”“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这是受外部精神性事物奴役的结果,是一种丧失自我的表现,也是人的“真”、“朴”的一种异化。如果人不重视身外的荣辱得失,而是“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便是保持人自身的“真”、“朴”。老莱子的“隐”,就是“爱身”、“自重”,是为了保有自己的“真”、“朴”,是对异化的对抗。
老莱子是以“斑衣娱亲”着称的“孝子”。老莱子的“孝”也有它的历史内容,是他的天道伦理观的具体表现。春秋末期,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初露头角,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已经动摇,奴隶制社会开始崩溃。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在这动荡的舞台上,以各自的方式表现自己。在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最高层,周王室的势力更加衰弱,与周王室的衰弱相对照的是诸侯的强大。到楚灵王时期,也就是莱子随族人迁鄢以后,楚灵王步春秋五霸的后尘,顽固地推行霸政,以挽救衰危的奴隶主统治。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也不甘示弱,也顽强地表现自己。在鲁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迅速成长,以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势力,于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以改组军队为名,废中军,四分公室,把从公室分得的土地重新作了调整,使公室的地位更加衰落,以季孙氏为首的新兴的地主集团牢牢地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在齐国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用大斗借出小斗收回的办法笼络人心,以对抗公室厚敛民财三分之二的奴隶制残酷剥削,逐步发展自己;后来田氏依靠武装力量和民众的支持,不断消灭贵族的势力,终于在公元前481年杀掉了齐简公,消灭了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力,掌握了齐国的政权。在晋国,赵、韩、魏三家分晋,晋公室名存实亡,政权落入新兴地主阶级集团手中。在楚国,奴隶主贵族内部权利再分配的斗争也十分激烈。公元前529年,楚灵王的三个弟弟(公子弃疾、公子比、公子皙)率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入楚,立公子比为王。后来,公子弃疾又迫使公子比、公子皙自杀,自立为王,是为楚平王。楚平王在与吴、越的争霸中,耗尽国力。楚昭王时期,公元前506年,吴与蔡、唐联合攻楚,破楚郢。面对这种社会大动荡,代表各阶级、各阶层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向社会发出呼声。孔子在鲁国,代表奴隶主阶级,一方面竭力保持旧制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新的势力作些妥协,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爱人”、“克己复礼”的主张。老子在周,作为周王朝的史官,面对周王朝的败落,主张以“道”治国,在彻底否定机谋、巧言、诡诈、贪婪、用己而背自然、私心忧虑的同时,提出了“视素保朴,少私寡欲”的治国方略。老莱子在楚国,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自由农民和小生产者,全面否定楚王的霸政,反对人的异化,要求“为道者日损,损之或损,以至无为”,主张“清静为天下定”。
早期儒家“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反映在社会伦理关系上,要求现实生活中的人,在夫率、妇从、父教、子孝、君使、臣事六位任六职的过程中完善自己,实现夫智、妇信、父圣、子仁、君义、臣忠。早期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智、圣作为道德规范的五种德行,儒家理想人格要在超脱世俗的生活中实现自己,以达到“德之行五和”的境界,享受所谓“颜子之乐”。早期道家的“视素保朴,少私寡欲”、“清静为天下定”的政治主张,反映在社会伦理关系上,就是“人性”的复归,主张反“朴”归“真”。早期道家认为人之本性为“朴”,即所谓“真”,现实社会的人因为受外物的诱惑,追求声色财货,而丧失自我,失去本性。“罪莫厚乎甚欲,咎莫憯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如果能“知足”、“无为”(没有贪欲),天下便能大治。
老莱子的“孝”,不同于早期儒家提出的“六位任六职”的“孝”,是以反“朴”归“真”为内容的“人性”复归意义上的“纯孝”。“孝”是人伦的核心内容,孝敬父母、善事长辈是无条件的。如果孝敬父母、善事长辈是有条件的,便是“为孝”,“为孝,非孝也。”(郭店《语丛》一)《艺文类聚》引《列女传》对年逾古稀的老莱子“作婴儿自娱,着五彩斑斓衣裳,取浆上堂,跌扑,因卧地为小儿啼,或弄雌鸟于亲侧”的描写,正是人性复归意义上的“纯孝”的形象表述。老莱子的“孝”,一方面是对春秋末期代表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霸政所带来的社会伦理破坏的批判,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由民和小生产者对社会伦理的理想追求。虽然这种追求不免带有空想色彩,然而这的确是阶级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对正常的社会伦理的一种企求。这种“孝”,同无私的母爱、父爱一样伟大,是劳动人民所追求的,是帝王和统治阶级内一切有“良知”的人所羡慕的。当然,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孝”是很难实现的,然而人们总是如老莱子一样,希望着、追求着。正因为如此,老莱子的“孝”几千年来为炎黄子孙称道、传诵。
[参考文献]
[1]沙少海《庄子集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2]杨伯峻《春秋左传·昭公四年》注。
楚庄王欲伐陈篇6
关键词：春秋；左传；避讳；影响
《春秋》是鲁国历代史官编纂的一部鲁国史，而《左传》亦是鲁国的史官所撰，以记录史事来解《春秋》，是先秦文献中可信度真实度很高的一部书。而《春秋》作为鲁国的史书，与后代一样，会有许多需要避讳的事情，虽然没有像唐宋明清那么多，然而也颇具规模，而且算是开历代避讳之先河。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春秋》为当代人记当代事的一条铁证。那么，对于《春秋》的避讳问题是需要总结和梳理的。在解《春秋》的三传中，《公羊》、《谷梁》总是与政治挂钩，且是处处体现汉代的政治，经常自相矛盾，不如《左传》对《春秋》本事本义的解读更符合事实情况。因此，从《左传》来看《春秋》的避讳则更真实可靠。
一、《左传》中关于《春秋》避讳的记载
大抵有两类，一类是直言“讳之也”、“且讳之也”等，一类是未直言，而推敲传意可知的。分条列于下：
第一类：
1、庄公十八年，经：“夏，追戎于济西。”《左传》：“夏，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1]夷狄来犯，《春秋》不书，为避讳夷狄。
2、僖公元年，经：“春王正月。”《左传》：“春，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2]此是因为闵公死，僖公出奔邾，国内大乱，而史官又不能直说国内大乱致使僖公出奔，因而不书即位来避讳这件事情。
3、僖公十七年，经：“九月，公至自会。”《左传》：“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3]此为《春秋》避讳鲁公为齐国扣留，好像鲁公依旧正常参加会盟一样。
4、文公二年，经：“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左传》：“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夏，四月，乙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书曰‘及晋处父盟’，以厌之也。适晋不书，讳之也。”[4]显然，晋人逼迫鲁文公朝晋，鲁文公只好前往晋国，故一开始不书“公如晋”，想要把这件事避讳过去。但后来晋国派阳处父与公盟，以此来辱公，故而鲁史官很愤恨，因此又直书“及晋处父盟”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当避讳而不避讳，可以看出鲁人对晋人做法的愤怒。
5、文公十五，经：“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左传》：“冬，十有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扈，寻新城之盟，且谋伐齐也。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于是有齐难，是以公不会。书曰：‘诸侯盟于扈’，无能为故也。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5]这里提出《左传》提出了《春秋》的一个避讳通例，即“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
6、文公十八年，经：“冬，十月，子卒。”《左传》：“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6]公子恶事被的，经文却书“子卒”，好像他是正常死亡一样，显是为当政者讳。
7、成公十年，经：“冬十月。”《左传》：“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7]鲁人以成公给晋景公送葬而感到耻辱，因此不书鲁公在晋国发生的事情，以此来避讳国耻。杨伯峻所谓“经不仅不书鲁成送葬，并依例应书‘葬晋景公’，亦不书”[8]，所言极是。
8、襄公三十年，经：“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左传》：“……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9]此为鲁人避讳，这次盟会诸侯所做之事是不道德的，而且鲁人实际上也参加了这次会盟，如果记载，则鲁国也应该被责备，故而此不书鲁人，实为避讳国恶。
9、昭公十六年，《左传》：“春，王正月。公在晋，晋人止公。不书，讳之也。”经文不书鲁公在晋，是因为晋人扣留了鲁公，史官避讳因此不书。
第二类
1、隐公十一年，经：“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10]通过《左传》的记载可知鲁隐公是被桓公和羽父合谋害死的，却书“公薨”，好像是正常死亡一样，杜注：“实，书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讳也。”[11]所言甚是。
2、桓公十八年，经：“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12]从《左传》来看，鲁桓公实际上是在齐国被杀，主使者即为，其中波澜曲折，而经文却仅仅书“公薨于齐”，好像鲁桓公是在齐国自然死亡一样，这是很明显的避讳，故而杜预说：“不言戕，讳之也。”[13]
3、庄公三十二年，经：“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左传》记载：“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公子般是被杀害的，但经文却书“卒”，与公子恶被杀一例相似。杜预曰：“不书杀，讳之也。”[14]所言极是。
4、闵公二年，经：“秋，八月，辛丑，公薨。”《左传》：“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贼公于武闱。”[15]《左传》明确记载闵公是被的，而经文亦是只书“公薨”，亦是避讳，故杜预又说：“实，书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讳之。”[16]
5、僖公二十八年，经：“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17]据《左传》所载，公子买本来是僖公派出戍卫的，而晋楚交战，僖公感到楚国不一定能赢晋国，故而杀公子买讨好齐国，又以“不卒戍”回答楚人，想两面都不得罪，于是公子买便成了替罪羊。而这种行为明显是僖公了两面都不得罪而采取的，公子买并没有什麽罪过，而经书却也按照僖公的意愿书公子买”不卒戍”，既可以做给楚国看，又可以讳僖公无故杀大臣之恶，一举两得。
6、文公十一年，经：“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左传》：“瞒侵齐，遂伐我。”孔疏因服虔云：“伐我不书，讳之。”[18]此与上面提到的庄公十八年情形相似，均是夷狄来伐不书。
7、文公十二年，经：“春，王正月，伯来奔。”《左传》曰：“十二年春，伯卒，人立君。大子以夫锺与来奔。公以诸侯逆之，非礼也，故书曰‘伯来奔’。不书地，尊诸侯也。”[19]大子带土地来奔，按照一般通例，一定会书地，如《春秋・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20]、《春秋・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21]、《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滥来奔”[22]，均是书地，以表示鲁人对土地的重视。然而，既已书地并书人，那么这些人则被永远钉在叛国的耻辱柱上，《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所谓“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矣”[23]。而此处不书大子以地来奔，《左传》认为是把大子当成了诸侯，即国的君主，故而其来不书地，是尊诸侯。而此处尊诸侯的本质其实就是避讳，避讳大子带着土地奔鲁，以显示他好像是没有带着土地来，让他摆脱“终为不义，弗可灭也”的罪名。
8、成公十一年，经：“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左传》：“晋人以公为贰于楚，故止公，公请受盟而后使归。”[24]此经承去年秋七月公如晋而言，鲁公被扣留，经文不书，是为避讳，与上文僖公十七年同为被扣留，故而《春秋》都不书。杜注谓：“正月公在晋不书，讳见止。”[25]
9、襄公四年，《左传》：“冬十月，邾人、莒人伐，臧纥救，侵邾，败于狐骀。”[26]而《春秋》没有记载这一事情，显然是输给了邾这个小国，鲁人感到很耻辱，因此史官不记以避国耻。故杜注曰：“败不书，鲁人讳之。”[27]
如上文所列，是从《左传》的记载中罗列出来的《春秋》避讳的例子，并加以简要说明。
二、从《左传》中看《春秋》的避讳原则
通过上文罗列的避讳之例，可以总结出《春秋》避讳有如下诸原则：
1、讳国恶。
《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其死皆书“公薨”。而鲁隐公、桓公、闵公均是被杀身亡，并非正常死亡，故亦书“公薨”是很明显的避讳。隐公、闵公的死显然是史官为当政者所避讳的，鲁公死无非三种情况，一种是自然死亡，一种是被本国人被杀（即），一种是被外国人所杀（即戕），隐公、闵公均是被，均是下一任国君或当政者所为，他们自然不想自己被冠上不忠不孝的君罪名，故而《春秋》就不能直书其恶。桓公之死书“讳国耻”，在此不加讨论。而庄公之子公子般，文公之子公子恶均是准国君，亦是被当政者所杀，故而《春秋》也只是书“子卒”，与“公薨”实质是相同的。另外像鲁国参加一些会盟，鲁公本应参加却没有参加，或是迟到了，《春秋》亦是为其避讳，还有如果鲁国史官认为某一件事是不合道义的，也属于“恶事”的范畴，而鲁国大夫或君主参与了，如第一类的第5条“讳君恶”、襄公三十年的澶渊之盟以及僖公二十八年的公子买被刺，也会予以避讳。以上所述均属于讳国恶的原则。
2、讳国耻
桓公之死书“公薨”、鲁文公给晋景公送葬以及鲁公被外诸侯国扣留，均属于讳国耻。尤其是鲁公如果被外诸侯国扣留，如、鲁僖公被齐扣留、鲁文公被晋扣留，经文均不书，只是象征性的书“公如齐”、“公至自齐”、“公如晋”、“公至自晋”等，其间被扣留一事只字未提。还有如襄公四年鲁国被邾国打败，经文不记载。因为鲁国在春秋时地位还是挺高的，邾国也一直是鲁的附庸小国，这次鲁国竟然被邾国打败，这是让鲁人觉得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故而《春秋》不记，以讳国耻。
3、讳夷狄
春秋时代“攘夷”的观念还是普遍存在的，中原诸侯国也一直自诩经济文化发达，除特殊情况外往往不愿与夷狄为伍。避讳夷狄也是《春秋》避讳的原则之一，夷狄来犯鲁，如庄公十八年之戎、文公十一年之瞒，均是夷狄来犯不书，而鲁国战胜后书，如果鲁国战败，可想而知是一定不会书的。而其它中原诸侯国侵鲁，无论鲁国是否胜利，大多是直书无讳的，如庄公九年“及齐师战于干时，我师败绩”、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侵我西鄙”等，夷狄侵伐其它诸侯国，如宣公三年“赤狄侵齐”、僖公二十一年“狄侵卫”等，《春秋》也时常书之，对比这两种情况，《春秋》避讳夷狄来犯明显是避讳的原则之一。
4、为外诸侯讳
大子奔鲁，鲁人以诸侯之礼待之，故而为其以地叛国避讳，不书其以某地来奔，《左传》所谓“尊诸侯”也，是为外诸侯讳亦是史官写《春秋》避讳的原则之一。当然，这个原则是特殊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不像“讳国恶”、“讳国耻”之类的原则普遍遵用。
三、《左传》记载体现的《春秋》避讳原则对后世的影响
以上总结的避讳原则中，讳国恶、讳国耻、讳夷狄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历朝历代的史书，为君主和当政者避讳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如陈寿为晋臣，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中没有记载曹髦讨伐司马昭一事，只说：“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十二。”[28]更不用说那一句古今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又如唐代安禄山叛乱，实为国之大恶，因此肃宗即位后，凡郡县名有安字多易之，如安定郡改为保定郡、同安县改为桐城等等[29]，均是出于避讳国恶。讳国耻者常因国家有难蒙耻而讳，特别是如南宋、明末，此类讳事极多，如《文献征存录》所载：“理鬯和，字寒石，西华人，本姓李，耻其姓与李自成同，曰：‘吾今姓理矣。’”[30]此即为讳国耻。又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宋南渡后，人主书金字俱作今，盖与完颜世仇，不欲称其国号也。”[31]又载：“按世庙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32]此等不仅是避讳国耻，亦是避讳夷狄。而夷狄向来是落后外族的代名词，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尊王攘夷”之说早在汉朝就已风靡一时，就是夷狄本身也不愿被称为夷狄，像在清朝，这一点是极为明显的。[33]这些均是《春秋》讳国恶、讳国耻、讳夷狄的演进与发展，而《春秋》的这些避讳原则无疑是其根源。后世避讳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这些原则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左传》记载关于《春秋》避讳问题的提炼，总结出有讳国恶、讳国耻、讳夷狄三种常用的避讳原则，以及为外诸侯讳的特殊避讳原则。当然，《春秋》成书的时代很早，那个时候很多东西都是不发达的，避讳也是这样。然而，说其为后世避讳的发展起了源头导向作用是丝毫不为过的，后世的许多避讳情况及原则也大多从是从此中诞生并发展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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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28]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楚庄王欲伐陈篇7
素，sù
(1)名词
①白色的生绢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孔雀东南飞》)
——十三岁就能织白绸子，十四岁就学习裁衣服。
②白色的衣服，丧服
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唐雎不辱使命》)
——流血到五步之远，使天下人都穿白色的丧服。
③平常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鸿门宴》)
——楚军的左尹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平时与留侯张良交好。
(2)形容词
①白色的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三峡》)
——到了春冬季节，那雪白的激流，碧绿的深潭，回旋着清波，倒映着各种景物的影子。
②朴素的，不加修饰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训俭示康》)
——大家都把奢侈浪费当作光荣，我心里却单单把节俭朴素看作美德。
③没有文采的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殽之战》)
——秦穆公穿着没有文采的衣服在郊外驻扎，面对着被放回来的将士痛哭。
(3)副词
①表情态，空，白白地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
——那些正人君子啊，可不是白白吃饭的啊。
②表时间，从来、一向、平素、素来
且相如素贱人。(《廉颇蔺相如列传》)
——况且蔺相如本来就是地位低下的人。
汤，读音一：tāng
名词
①热水
媵人持汤沃灌。(《送东阳马生序》)
——仆人用热水浇洗。
②汤药
臣侍汤药，未曾废离。(《陈情表》)
——我侍候她服用汤药，不曾停止、离开。
③同“烫”，热敷
病在腠里，汤熨之所及也。(《扁鹊见蔡桓公》)
——病在皮下，用热敷的方法就能治好。
④殷商的建立者
近古之世，桀纣**而汤武征伐。(《五蠹》)
——近古的时代，桀纣残暴，天下混乱，汤王、武王起兵征伐他们。
读音二：shāng
汤汤：水大流急的样子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岳阳楼记》)
——(洞庭湖)含着远山，吞下了长江，水势浩大，宽广得没有边际。
83.涕，tì
(1)名词，眼泪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捕蛇者说》)
——姓蒋的人非常悲痛，眼泪汪汪地说。
(2)动词，流眼泪，哭泣
儿涕而去。(《促织》)
——儿子哭着走开了。
徒，tú
(1)名词
①指服劳役的犯人
(陈胜)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过秦论》)
——(陈胜)是农村的种田人，又是被征发戍边的役夫。
②一类人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师说》)
——郯子之类的人，他们的才能不如孔子。
③门徒，弟子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齐桓晋文之事》)
——孔子的学生没有称道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
(2)形容词，空，光
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不辱使命》)
——百姓发怒，也不过是脱去帽子，光着脚，用头碰地罢了。
(3)副词
①表情态，徒然，白白地
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廉颇蔺相如列传》)
——想要给秦国(和氏璧)，又怕得不到秦国的十五座城，白白地被欺骗。
②表范围，只是，仅仅
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廉颇蔺相如列传》)
——强大的秦国不敢派兵来攻打赵国，仅仅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啊。
85.亡，读音一：wáng
(1)动词
①逃亡，逃跑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涉世家》)
——现在逃亡是死，发动起义也是死，同样是死，为国事而死可以吗?
②失去，丢失
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过秦论》)
——秦国没有丢失一支箭、一个箭头，而天下的诸侯已经疲惫不堪了。
③灭亡
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六国论》)
——所以燕国虽然是小国，却是后来才灭亡的，这就是用武力(抗秦)的效果啊。
④死亡
今刘表新亡，二子不协。(《赤壁之战》)
——现在刘表刚刚死去，两个儿子不和。
读音二：wú
动词，通“无”，没有
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论积贮疏》)
——生产有时间的限制，而使用却没有限度，那么物资一定会匮乏。
王，读音一：wáng
1.使
(1)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让
(2)人皆得以隶使之()使唤
(3)向使三国各爱其地()假使
2.是
(1)觉今是而昨非()认为正确
(2)是又在六国下矣()这
(3)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表肯定判断
(4)是故圣益圣，愚益愚()是故：因此
(5)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是以：因此
3.适
(1)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到…去
(2)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出嫁
(3)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顺从、适合
(4)从上观之适与地平()恰好
(5)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适应、顺从
4.书
(1)乃丹书帛曰“陈胜王”()写、记下
(2)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文字
(3)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书信
(4)家贫，无以致书以观()书籍、书
(5)拜送书于庭()国书
(6)《书》曰：“满招损，谦得益。”()特指《尚书》
5.孰
(1)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通“熟”，仔细
(2)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谁、哪个
(3)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孰与：与…比，哪一个更…
6-鄙
1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边界地方,名词)
2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庸俗，浅陋，鄙俗，形容)
3鄙人不知忌讳。(鄙人，复合词，自称的谦辞)
4孔子鄙其小器(轻视，动词)
7-兵
1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兵器，军械)
2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士兵，军队)
3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用兵策略，战略)
4左右欲兵之(用兵器杀人，名词作动词)
5赢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兵符，复合词，古代调兵用的凭证)
8-病
1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疾病，名词)
2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困苦，困乏，形容词)
3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毛病，缺点，名词)
4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担心，忧虑，动词)
5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损害动词)
6今人乃以俭相诟病(责备、羞辱，动词)
9-察
1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仔细看，观察)
2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详审)
3虽不能察，必以情(了解，弄清楚)
4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察察，洁白的样子，形容词)
5明足以察秋毫之末(看清楚)
6人至察则无鱼(精明，形容词)
10-朝cháo
1朝服衣冠(zhāo早晨)
2相如每朝时，常称病(朝见，朝拜)
3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朝见，朝拜)
4于是入朝见威王(朝廷)
5两朝开济老臣心(朝代)
6期年不听朝(朝政)
7坐南朝北(对、向，动词)
名词
①天子，帝王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五蠹》)
——现在想用以前帝王的政策法令治理当代的百姓，都是守株待兔一类。
②一国的君主，皇帝
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捕蛇者说》)
——当初，太医奉皇帝的命令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两条。
③封建时候的最高爵位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
——那些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
④战国时期，诸侯多僭称“王”。
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庄暴见孟子》)
——我被齐王召见，齐王把他系好音乐的事情告诉我。
读音二：wàng
动词，称王。指统治天下
沛公欲王关中。(《鸿门宴》)
——沛公想在关中称王。
87.望，wàng
(1)动词
①向远处看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曹刿论战》)
——下去看看那些车辙，又登上车，扶着扶手远远地瞭望齐军。
②盼望，期望
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鸿门宴》)
——日夜盼望着您的到来，怎敢反叛呢?
③临近
并、汾乔木，望秋先陨。(《采草药》)
——并州汾州一带的乔木，临近秋天就先落叶了。
(2)名词
①希望，打算
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廉颇蔺相如列传》)
——三十天(您)没有回来，就请允许我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要挟的念头。
②名望，声望
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送东阳马生序》)
——老前辈德高望重，学生多得挤满了他的书房。
③农历的每月十五日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五人墓碑记》)
——我还记得周蓼洲先生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的十五日那天。
恶，读音一：è
(1)名词
①坏事，罪恶
不幸吕帅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指南录〉后序》)
——不幸先有吕师孟和元军暗中勾结做坏事，后来又有贾余庆向元军讨好。
②坏人，恶人
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谏太宗十思疏》)
——害怕谗佞邪就要考虑使自身端正来斥退恶人。
(2)形容词
①丑陋，样子难看
花过而采，则根色黯恶。(《采草药》)
——开过花后再采，根的颜色就暗淡难看了。
②坏，不好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被子用了这么多年，像铁一样又冷又硬，我的爱子睡相不好，把被里都蹬破了。
③险恶.凶狠
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指南录〉后序》)
——但是危险凶恶的境况层出不穷，不是在人世间所能忍受的。
读音二：wù
(1)动词
①憎恨，厌恶
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鱼我所欲也》)
——憎恶的事情有比死亡更厉害的，所以有些灾祸就不去躲避了。
②嫉妒
表恶其能而不能用。(《赤壁之战》)
——刘表嫉妒他的才能而不能任用他。
读音三：wū
以小易大，彼恶知之?(《齐桓晋文之事》)
——用小的牲畜换掉大的，他们怎么懂得您的心意呢?
微，wēi
(1)形容词
①隐蔽，不清晰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上来客谈论瀛洲，(大海)烟波浩渺，实在难以找到。
②微小
岭峤微草，凌冬不雕。(《采草药》)
——两广五岭一带的小草，严冬时节也不枯萎。
③轻微
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庖丁解牛》)
——动刀很轻，哗啦一下子就把整个牛分解开了，像土一样散落到地上。
④地位卑微
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陈情表》)
——我凭着卑贱的地位，却担任侍奉太子的职务。
⑤不显露的，隐藏其高贵身份的
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
——带领数名骑兵出来，改换身份出行，进入一座古寺。
⑥精妙，深奥
其文约，其辞微。(《屈原列传》)
——他的文章简练，用词精妙。
(2)动词
①没有，一说“除了”
微斯人，吾谁与归。(《岳阳楼记》)
——没有这样的人，我又和谁在一起呢?
②不是
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触龙说赵太后》)
——不只是赵国，诸侯中还有子孙继续当权的吗?
③衰败，衰弱
天下分裂，而唐室固已微矣。(《教战守策》)
——天下分裂，唐王朝当然因此就衰败了。
(3)副词
①表程度，稍微，微微，略微。
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卖油翁》)
——看他放箭十支有八九支射中的，只是略微点一点头。
②表情态，暗暗地，隐约地
楚庄王欲伐陈篇8
一、发迹期:着重将项羽塑造成正面形象
这一阶段大致从书中第十一回《会稽城项梁起义》到第十八回《收耐生智借张良》。项氏叔父建立的勋业之初，靠的是“义”的号召力，因此许多猛将谋士纷纷投奔项氏一族，楚军也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起来，这时期的项羽颇具威望，一呼百应。
1 表现为项羽的能言善辩。
这在《会稽城项梁起义》一则项羽说服钟离昧等人归顺楚军摩下的情节中可以看出。当项羽拔剑杀了殷通后，郡守府内大惊，书中写道:
时有二牙将季布、钟离昧上堂责之曰:“入其邦，杀其主，夺而自立，非义也。籍曰:“在殷通为叛臣，在项公为义主，借秦地而报楚仇，天下之大智也。将军若肯相从，共伐暴秦，以复六国之后，名垂竹帛，不朽之功也，何必区区以通为念邓?”二将下堂拜伏曰:“愿从将军指挥。”面对二牙将的责问，项羽表现的不卑不亢，清晰明了分析了当前政治时局和天下大势，并向二人提出了“共伐暴秦”的战略需要，诚恳地劝说二人贡献力量，建立千古不朽的伟业，表现出项羽卓越的政治眼光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在此情况下，季布和钟离昧二人被项羽的一番说词成功说服，最终心悦诚服地追随项羽大展宏图。此时的项羽目标明确又善于辞令，是一位具有富有亲和力的大将。
2 体现为项羽的知礼重节。
文中描写的项羽禹王庙前举鼎展示了自己的神勇后带领一行人又来到了涂山，涂山大泽中有一黑龙常常扰民伤财，于是项羽捺衣近前，顺势将马鬃揪住，直身上马，当黑龙绕泽边飞驰十几圈后，终于停止了反抗，最终成功被项羽制服，百姓纷纷上前询问项羽大名，期间有一老者邀请项羽一行人到其庄上饮茶，书中写道:
项籍遂同恒楚一行人，入得庄来，施礼毕，老人殷勤进酒，籍问曰:“贤公高姓何名?未曾相识，乃蒙爱如此!”老人曰:“某姓虞，排行第一，人呼某为虞一公。敢问将军青春几何?”籍曰:“某年二十四岁。”虞公曰:“将军有室家否?”籍曰:“尚未择配。”公曰:“某年老无子，止生一女，生有聪慧，幽闲贞静，不轻笑语，虽内戚未尝轻见其面，自幼读书，明大义。其母生时，梦五凤鸣于室，后长成，知其必贵也。村中虽有豪家子弟，皆愚陋不足为配。适才见将军，力能扛鼎，勇敌万人，倡举义兵，志在天下，乃盖世之英雄也。愿以弱息为配。”籍即起再拜称谢。公随呼虞姬出见，兰姿蕙质，真国色也。籍遂解所佩之宝剑为定，又恐人马骚扰，于是传令起行。项羽作为招募义兵的统领，面对老者的询问并没有表现出傲慢无礼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十分谦卑地表达自己对于老者盛情款待的谢意，在老者将其女许配给项羽后，项羽“即起再拜称谢”，将个谦和懂礼数的君子形象刻画的十分生动。随后，项羽担心手下部队可能会惊扰到村民，于是即刻传令启程。这充分说明项羽待人接物的宽厚有加。
又如第十八回《收耐生智借张良》中，书中写细作从咸阳来，向怀王报知二世大肆暴虐口盛，百姓苦不堪言，朝中更有赵高专权害人，口甚一口，于是怀王遣刘邦项羽二人分东西二路分路伐秦，二人整点人马停当，前来辞别怀王，书中写道:
怀王曰:“卿等因秦无道，苦虐百姓，乃立我为王，以眼人望。今我质弱才劣，不足以副天下。卿等各领本部兵马，两路征进，以先到咸阳者为王，后到咸阳者为臣，不可负吾之约。卿等安天下之后，安置我于闲散之地，以为养老之所，乃吾之愿也。”鲁沛二公，同众将俯伏于地曰:“臣等尽心王事，务要恢宏帝业，建都长安，以复周家之旧，臣之志也。”怀王曰:“专望将军捷音，以慰我心。”二公拜辞怀王出朝，各领兵马，行至定陶，会合在一处，结拜为兄弟，沛公为兄，鲁公为弟。此时的项羽以拯救黎明百姓于火热为己任，对于怀王的派遣毫无怨言，还即刻准备妥当举兵伐秦。对于怀王在刘项二人安定天下之后能够有一席养老之所的请求，项羽欣然允诺，他的一席话体现出其宽仁憨厚的臣子形象，俯伏于地更彰显了项羽为人的谦和与知礼重节，这一表现与其口后拭杀义帝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3 体现为项羽的纳谏如流、爱才惜才。
如书中第十二回《范增献策立楚后》中，楚兵摩下众多勇士投奔而来，范增也被季布说服出山相助项氏大业，一时间项羽摩下谋士勇士云集，以项羽为首的楚军起义军威望口加强盛，各处诸侯望风而来。此时又有楚将宋义在江夏聚兵，听说项梁立楚之后，亲帅兵五万前来与项梁相见会合伐秦，楚军军队迅速壮大起来。项梁向怀王引荐宋义，怀王即封宋义为卿子冠军，命其统率人马与项籍征进，书中写道:
义曰:“淮西虽楚地，不足为都。现今陈婴驻兵吁胎，可合同将兵会婴一让，立为根本，西向伐秦，攻则可破，归则可守，此万全之策也。”籍曰:“善。”项羽十分谦逊地采纳了宋义的提议，并且与其叔父武信君一起奏知怀王，然后整率大军，与宋义项梁前后三路启行，前往盯胎。项羽深知宋义的建议对于伐秦事业十分有利，因此能够毫不犹豫地接受，其纳谏如流的形象也与以往作品中的刚腹自用的形象有很大不同。
又如项羽对范增的谏言也是言听计从。书中第十五回《楚项羽九败章邯》中项羽带兵大战章邯的秦军部队，在项羽和英布桓楚的合力围剿中，章邯折军大半，大败而走。项羽见天色将晚，担心秦军有埋伏的军队，于是不去追袭，鸣金收军，安下营寨。此时军师范增向项羽进言“将军深入重地，天色阴晦，须防贼兵劫寨”，羽曰:“军师之言是也”，范增立即传令于小山口，另安营寨，屯住大军，在大寨中堆积柴草，命令士兵虚立旗号以待来偷袭的敌兵。第十六回中项羽与章邯三口间九战，破秦军三十万，章邯部队被迫远遁，此时的范增又进言让项羽养精蓄锐，在漳南屯兵等待时机将章邯部队一举歼灭，项羽答道“谨如先生之教”，一个“谨”字把项羽的虚心和尊重人才的形象刻画的十分突出。
不论是对于作战盟友的建议还是谋臣范增的谏言和提议，项羽总是能以一种十分宽容且尊重的态度对待，诚意十足的接受别人对其军事部署上的一些意见，这一时期项羽身上更多表现出纳谏如流虚怀若谷的特征，也将他对人才的尊重体现的淋漓尽致。
4 表现为项羽的深明大义、舍小仇成大谋。
书中第十七回《项羽听谏伏章邯》中章邯与项羽三口间九战，折军三十万，章邯派司马欣前去赵高处奏事，却听闻赵高对于章邯的大败十分恼火，要问罪于他。于是章邯在陈余及陈稀等人的劝说之下决心投奔项羽。陈稀作为使节先行来到楚营中表明章邯部队要归顺项羽的意图。面对杀死叔父仇敌的归顺，一开始项羽十分恼怒，拍案而起大呼他与章邯的之间是千载之恨和百世之仇，要容忍其归附在自己摩下是不可能的事。项羽的此番言语却让陈稀不屑一顾，陈稀晓之以理向项羽说明接受章邯及其部下的益处，加之范增也劝说项羽不要顾念旧仇，对章邯要抚之以恩，结之以义，如此一来必定能使章邯感恩图报，蹈汤赴火。书中写道:
羽闻增言，遂悟曰:“军师之言，诚确论也。”即召陈稀上帐曰:“吾熟思子之言，始恨章邯有杀季父仇，本不容降，但以国家用人，不怀旧恨;季父之仇，一人之私也，国家用人，天下之公也，岂可区区以报仇为念，而忘用人之大公乎?如邯果有实心向我，姑免旧忿，准彼来降。就传吾言，可速斩秦使，统领本部人马，赴漳南来见。如能建立功勋，他日灭秦之后，富贵当与共之。”随后陈稀领命拜辞回复章邯，章邯又恐楚军以招顺为由诱而杀之，于是派陈稀再探虚实。面对章邯的担心，书中写项羽的反应:
羽曰:“大丈夫一言，重如泰山。欲杀章邯，岂无别计?苟诱而杀之，使人有 欲来降者，皆以章邯为借口矣，不亦自塞贤路邓?”羽遂折箭为誓，付与稀。随后章邯率军来楚营中，声泪俱下控诉赵高谗言二世不发兵相助，还下诏拘禁其亲眷的卑劣行径。章邯真情切切，坦言将奋不顾私，赴汤蹈火以报项羽之恩。项羽因此安抚道，尔等既归命于我，我今必当重用，正宜忠心报国，勿兴异念。灭秦之后，富贵共之。邯等众将，叩头谢恩，就着本部人马，伺候征进。面对宿敌章邯，项羽能够放下私仇，舍小成大，用贤略仇，真正做到接纳其部队，许下富贵共有之的承诺，彰显了其隐忍大度的大丈夫形象。
最后，体现为项羽的勇而有谋。作品中描写项羽一改往口有勇无谋的形象，《西汉演义》中的项羽被刻画成了战斗中临危不乱，章法有度的智帅形象。
文中大篇幅详细地描写了项羽与章邯之间的九次针锋相对，两军交战，战势激烈。第十五回中《楚项羽九败章邯》描写项羽率军持三口粮，破釜沉舟举兵进攻章邯，章邯听说项羽人马已经北渡河，当即召唤王离、涉间、苏角等商议对抗其楚军，众将得令，各调人马准备，只见楚兵已到，项羽一马当先，章邯出马对敌，只见项羽遂跃马挺枪，直奔章邯而来，章邯举枪迎战，二马交战，杀五十合，章邯败走。章邯走了不到五里有王离人马接应，于是章邯得以抽身而退，王离出马与羽交战，不到二十回合，就将王离绑缚归阵。章邯见王离被擒，于是拨转马便走，项羽骑着口行千里的鸟雅马直追章邯，书中写道:章邯见羽无兵复回马交战，正在危急之时项羽一根枪，恨不得即时刺死章邯，章邯只是架隔遮拦，如何当敌?
早有秦将涉间兵到，接住厮杀。羽更不答语，直取涉间。战不十合，项羽按住火尖枪，顺手取出鞭来，望间一鞭打去，涉间急躲时，早中左肩，翻鞍落马。秦阵上章邯见涉间落马，即领牙将宋文等死战来救，只见项羽大军又到，英布、桓楚各领兵冲杀过来，章邯折军大半，大败而走。项羽见天色将晚，恐有伏兵，不去追袭，鸣金收军，安下营寨。文中详细描绘了项羽和秦军将领对阵时候的情形，屡立奇功的章甘队王离在和项羽的交手中明显没有占据优势地位，都纷纷败下阵来。在追击章邯的过程中项羽见天色将晚，恐有伏兵，作出“不去追袭，鸣金收军，安下营寨”决定，不贸然进攻，而是先选择原地待命，待到时局清晰之后再出兵，一举打败敌人。从中不难看出项羽只是有作战神勇的能力，还拥有出色的作战智慧。
综上所述，处于发迹期的项羽无论在性格还是处事方式方面表现出的是谦和的特质，因而能够吸引许多贤将猛士纷纷投奔其摩下助其成就大业。此时项羽以其为人的大度不仅使诸侯闻其声势纷纷归附，对百姓的秋毫未犯的做法也得到了百姓的尊崇和爱戴，这一时期的项羽更有大将之风、君子之范。
二、膨胀期:突出刻画项羽的不修仁德的负面形象
这一阶段大致是书中第十九回《望夷宫二世被害》到第七十九回《周兰谏霸王出师》。随着伐秦斗争取得胜利，项羽在心理上明显开始膨胀，性格上也逐渐变得刚腹自用、急功近利。在项羽的本性中确实存在有着尚力不尚德的缺憾，一旦事业有所成就，他便变得性暴气刚。他领命东路伐秦后大开杀戒，所过地方百里飞火，血流成河，杀人唯恐不胜，与暴秦的暴虐别无二致，因此大失民心，从而也给了对手刘邦成功的机会。具体来说，其形象特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1 表现为项羽的狂妄自大、顾盼自雄。
《范增观象识兴衰》一回中，刘邦还军潮上，刘邦命人把住关口，项羽部队前哨因此不得进，此时范增谏言刘邦先行占领了关中地区，必然会按照怀王的约定先入关中者称王。书中写项羽的反应:“羽曰:‘料刘邦兵不满十万，强不如章邯，岂敢距关以敌我耶?”，随后项羽在范增的建议下给刘邦修书一封，书信中写道:
鲁公项籍致书于刘沛公帐下:前日与公共受怀王之约，结为兄弟，兴兵破，诛此无道。今公得先入关，虽谋献方略之速，然非吾之立怀王以服天下，降章邯以制诸侯，公何能以至此邓?乘人之功，而夺为己有，大丈夫所不为也。乃今拒关不欲我入，然此关岂能久拒而不破乎?见今兵雄将勇，破关如拉朽耳。关破之后，公何面目以相见乎?幸早开关，仍存大义，不失兄弟之情，然破秦之功，先入之约，谅自有处也，公无惑焉籍再拜。虽然书信中项羽言辞切切，表现的十分谦和有礼，还有理有据地论证自己在伐秦的斗争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实际上其欲王关中的野心昭然若揭。刘邦和众将经过商议，考虑到无论是兵马人数还是作战能力上都不敌项羽军队，于是下令开城迎接项羽大军，项羽大将英布听闻立即差人上报项羽，军马陆续进关，至鸿雁川下寨。书中写道:
鲁公安定大营，先差细作十数起，各处打听，沛公到关如何行事，好作预备。细作去半日，至晚归寨，将沛公行事，从头细说一遍。鲁公暗思:“刘季到关中，观其所为，决然是要遵怀王之约，我却着他空指望一场，关中还是我得。”从上述情节描写可以看出项羽对关中称王表现的十分有信心，对刘邦直呼其“刘季”，更预言刘邦意图王关中会是“空指望一场”，在对待刘邦的态度上表现的十分不屑。
如书中第二十三回《贺亡秦鸿门设宴》中写道:
鲁公坐了主席，众诸侯以次皆列坐，范增、张良、项伯亦得与坐，大吹大打，作起军中乐来劝酒。范增见第一计不成，又见鲁公无杀沛公之意，那埋伏的人亦不敢动，遂以所佩玉块，连举三次。鲁公卫沛公谦逊柔和，因思刘季为人，如何便能成得大事，范增只劝我杀他，今日请来赴会，无故便行杀他，反使诸侯笑我无能，以此不从范增之计。显然，项羽在对刘邦的判断上没有清晰准确的认识，对于刘邦的能力项羽并不认可，反而认为刘邦不足为虑，项羽对刘邦不屑一顾的言论和忽视范增处心积虑为其谋划的做法就将其表现的十分自大和狂妄。
又如书中第七十九回《周兰谏霸王出师》一回写道:
早有彭城细作，打听汉王屯兵于沛郡，星夜报与霸玉。霸王望西指而大骂曰:“吾不杀此胯夫，誓不班师!”便要吩咐三军，克日就起兵。季布、周兰谏曰:“不可!韩信伪计多端，陛下若动怒，才一起兵，必中奸计。”霸王曰:“脱纵横天下，未尝受一日之辱，若按兵不动，使诸侯闻之，岂不取笑?”急欲传旨起兵。项羽的手下探听得知刘邦人马的动向后向项羽报信，项羽即刻点兵出战，周兰和季布一起劝说现在不是出兵的好时机，应当提防韩信用兵，但是项羽却不屑一顾，认为自己身经百战，所向披靡。书中写项羽为了不被诸侯耻笑执意要出兵，可见他的盲目自大，在作战时机的选择上主观性较强，对于客观的环境因素考虑并不周全。
2 体现为缺乏修养、冲动易怒
《西汉演义》中的项羽不再是温文儒雅的君子形象，转而变成极端易怒且言语十分粗俗的莽夫形象。书中三十回《霸王拒谏烹韩生》中，韩生劝说项羽听从范增之言不要迁都，务必紧守关中，不能离开咸阳，韩生苦口婆心的的一番劝说并不奏效，项羽执意离开咸阳，坚持回到自己的家乡彭城建立帝业。书中写道:
韩生下阶，仰天长叹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今果然矣!”霸王在宝座忽听此言，问陈平曰:“此是何说?”陈平不敢隐讳，近前奏曰:“此仙上之言，其意以猴比王，说言你猴虽着冠帽，心非人也;又言称猴心不耐久，戴人衣冠，心实急躁也，又谓称猴着人衣冠，终非人性，戴不破，心弄破也。”霸王听罢，高声大骂:“老畜生!老匹夫!怎敢毁骂脱躬!”喝令左右执戟郎官:“将此老贼推赴咸阳市上，用油镬烹之!”项羽不仅对韩生的谏言不以为然，在韩生说自己是沐猴而冠后十分恼怒，更是用“老畜生”、“老匹夫”的词语大骂韩生，明显大失其翩翩君子的风度，项羽粗鄙不堪的形象跃然于纸上。
又如五十七回《张良智韩信伐楚》中，随何说服英布归汉，期间项羽派来的楚使宣布诏书，随何借机让九江王英布看清诏书中暗藏的杀机，英布一怒之下杀了项羽派来的使者。项羽听人来报英布撕毁诏书杀了使者并且已领兵归汉后十分愤怒，书中写道:“霸王怒曰:黯面贼，乃如此!，即分付诸将整理点人马，择口启行，誓诛此贼，就擒韩信以为叛逆之戒。”英布的叛变让项羽大为震怒，气急之下大骂英布“黯面贼”，项羽在小说中失掉了楚国贵族该有的涵养和气度，沦为一个没有修养的粗鄙不堪的莽夫形象。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多处项羽在与韩信的交战中大骂韩信“老胯夫”，与刘邦的交手中大骂刘邦“老匹夫”的情节描写，此番言语都是在项羽盛怒之下说出的，可见项羽不仅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更把自己有失风度的一面表现的十分突出。
最后体现为不辨是非、轻信谗言。《项伯夜走救张良》一回中，范增观天象算出刘邦将养成天子之气，劝项羽急击勿失，于是项羽集结人马准备夜晚三更时分奔杀潮上，擒杀刘邦。项羽的叔父项伯听闻此消息，快马抵达张良处通风报信，等到二更时分，范增请项羽即刻整点人马出发，项羽清点人数，发现项伯不在帐中，询问丁公方知项伯夜晚时分以打探军情为名骑马向刘邦的汉营方向奔走，对于项伯的夜驰，范增判断其必然走漏了消息，项羽听闻此言却极力辩解叔父为人忠厚绝不会做出通敌叛己的事情，还劝范增不要多疑。书中写道:
羽曰:“我叔父为人忠诚，又是至亲，岂有向外之理?先生不必多疑。”“项老将军虽不向外，但机事须要严密，若稍有漏泄，便难举动。古人云:密，则害成。”今晚不必动兵，再作区处。”增曰:机不此时恰逢项伯回到营中，项羽上前询问项伯去了何处，羽问曰:“叔父何往?”伯曰:“吾有一故友，书中写道:韩国人，姓张名良，恐今晚动兵，此人难保，我密与他一言，着他回避。因问刘季入关事体，与我极厚，他说刘季并无毫厘别意，遣将拒关，不过防秦盗耳，非敢拒楚也，宝物子女，俱封锁不敢动，子婴亦不敢发落，专候鲁公。某想来若不是刘季先入关，我等如何兵不血刃，容易便得入关，此亦他有功处。人有大功，而听小人之言，反要加害，若今动兵，似于理不可。他明日要来谢罪，公可从容相待，庶不夫大义。”羽曰:“就叔父所言，刘季似无大罪，若今动兵，反使诸侯耻笑。”项伯的回答不仅没有使项羽认识到项伯走漏风声的严重性，还对项伯的话深信不疑，最终竟被项伯说服，宣称坚决不做暗杀刘邦这等被诸侯耻笑的事情。在对待项伯和范增的态度上，项羽的信人唯亲将其愚昧和不辨是非的形象塑造的十分突出。又如在《项羽杀婴屠咸阳》中，刘邦借机从鸿门宴上逃出，留下张良应对项羽的询问，项羽得知刘邦不辞而别后大为恼怒，又听范增言刘邦的不辞而别正是张良的计策，于是愈加愤怒，命人斩良来报。张良大呼冤枉并辩解说刘邦并无异心，又极力夸赞项羽威震天下的地位，还用国玺和珍宝诱惑项羽。张良投其所好的做法颇得项羽的欢心，项羽即言“子房之言是也!不然，使天下之人笑我之怯，况我干戈已定，四海归心，量刘邦草芥耳，岂足与我为敌?若听范老之言，几坏我事!”张良寥寥数言就让项羽把他当成了心腹之臣，项羽还和他推心置腹地说出心中的想法，“若听范老之言，几坏我事”又将所有事情迁怒于范增，对张良的巧言辞令项羽表现出没有丝毫分辨能力，可见项羽在考虑问题上缺乏理性思考，不辨是非又易被利用。
处于膨胀期的项羽，在心理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自矜功伐，专行不义之事。在处理问题时，他多采用感性方式，缺乏冷静的思考，面对是非问题不能有明确的判断，这也导致他在许多关键时刻决策失误，一步步走向了失败。
三、末路期: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凸显
这一时期大致从书中第八十回《九里山十面埋伏》到第八十四回《楚霸王自刎鸟江》。楚汉之争中项羽失政，致使自己所建立起来的项氏基业一步步瓦解，分封诸侯的土地也被刘邦及其手下大将一点点蚕食，最后诸侯群起而攻之，一代英雄竟落的自刎鸟江的结局。项羽身上的悲剧性特征在其末路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
1 突出体现在霸王别姬、美人玉陨
书中描写张良用高歌楚歌的计策成功散尽了楚军，致使许多楚兵一哄而散，四散奔逃，各营的军士，十散八九。面对大势已去的局面，项羽叹息不止，他顾念多年来与虞姬的相随相守的情谊，伤感于怀，二人相偎相依，甚难割舍。书中写二人的作歌相和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五鼓时分帐外周兰桓楚催促项王即行杀出重围，项羽面对着爱妾，万千语言却只化为爱人分离时的泪水，霸王与虞姬依依不舍地分别，临行前不停地叮嘱虞姬要保重自己，虞姬同样不愿与项羽分别，她愿生死相随项羽，但霸王却不忍其跟随自己奔波居无定所，书中写道:
霸王曰:“万军之中，戈戟在前，军士围绕，又不能驰骑，徒丧却花容，半世青春，诚为可惜!晓勇尚不敢进，况汝从来娇媚”姬曰:“愿借大王宝剑装男子，紧随大王之后，务要出去。”霸王遂拔宝剑递与姬，姬接剑在手，妾假泣而告曰:“妾受大王厚恩，无以报大王，愿一死以绝他念!”遂一剑自刎而死。霸王掩面痛哭失声，几于坠马。项羽深知虞姬跟随自己随时有损命的可能，他不愿白白葬送虞姬的大好青春，言“徒丧却花容，半世青春，诚为可惜”，极力劝说虞姬离开，但是虞姬选择了借剑自刎，在项羽面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项羽伤心过度几乎坠马的描写不仅体现了项羽对虞姬的真挚情感，而且表现了项羽在大势已去之时不能保全爱人性命的无奈，乱世之中不能给予虞美人稳定的依靠是项羽最大的遗憾。其次，体现为项羽逞强，无力回天的无奈。书中八十一回写项羽兵马来到萧县，距离彭城五十里要合围的困境楚军遥望见有无数的旗帜布列从东山一带行来，面对彭城已失，诸侯将
钟离昧主张项羽领八千子弟径投江东，以图再举，不可恋恋于此，不然恐难脱身，一旁的大将周兰也随声附和，项羽却主张继续前进，书中写道:霸王性躁，大言曰:“脱自起兵以来，所到扑灭，今虽兵多，料汉诸将中，再无脱敌手，何乃弃兵逃遁，使诸侯闻之，不亦耻笑乎!汝等随吾军后，看我力战汉将，前进若锋芒少挫，即自杀以示其弱。”诸将见霸王性起，再无人敢谏，遂调动人马印情势危急之下，项羽依然想以一己勇力力战汉军，这种单枪匹马欲与汉军抗衡的做法将项羽的匹夫之勇彰显的十分突出。书中又写虞姬担心项羽一口间杀敌众多恐生劳倦，因而劝说项羽整顿军马，稍作体息养精蓄锐，项羽却表现出并不在意的态度，书中写道:
霸王曰:“昔救赵之时，九战章邯，数日未得饱食，尚获全胜，今一日之间，何足为劳!”左右闻之，莫不骇然。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项羽总是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但在局势明显不利的情况下其逞一人强，欲以一敌百的作战模式不仅使自己疲于奔命，也极大拖垮了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即使项羽穷尽毕生的能力去争取，在强大的诸侯大军的围剿中也是垂死挣扎，无力回天。最后，体现为项羽抵死不悟的可悲。项羽军队被刘邦大队人马追赶，项羽突出重围，逃至一古院，楚军得以整顿军马。至半夜时项羽做了一个与汉王刘邦抱口相逐的梦，项王被刘邦一脚迎面踢来落入水中，项羽即刻惊醒，长叹一声“天命有在，不可强也”，随后霸王闻汉兵杀到林外，急忙紧束衣甲扣辅鞍马杀出林来，与刘邦手下一众将士交手，书中写道:
楚庄王欲伐陈篇9
按：一条河的走向，是一条生命线，一个人的走向，是一段社会的生命线，一个女人的走向，是一部史书的生命线。女性在正史之外，却在生活之中。
如果说，社会进步是多股绳子拧成的缆绳，那么，女人则以自己有限的一生去充当一根纤维，这根纤维一断，整根绳索就不叫绳索了，只能叫乱麻。
母亲是伟大的，母爱是无私的，母性是人人歌而颂之的，自古及今，这几乎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提起母亲，无论是文还是诗，无论是词还是曲，从《母亲》到《白发亲娘》，从《游子吟》到《世上只有妈妈好》，古今中外，无一例外，都是歌颂，绝难有诋毁。但我认为，母亲也是人，所谓“人无完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性中的一些缺点母亲也有，而这些不完善的性格及心理，就有可能引起一场误会，挑起一场战争，甚至断送一个国家，改变一段历史。下面我就以《秦与赵兵相距长平》与《郑伯克段于鄢》两篇文章中的赵母和姜氏两位母亲为例谈谈我的认识。
一、《秦与赵兵相距长平》
《秦与赵兵相距长平》一文记载的是赵孝成王六年发生在秦赵两国之间的一次领土扩张战争。秦国攻打赵国，双方在赵地长平对峙，“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任用只会纸上谈兵而无实战经验的赵括为将，以致赵军大败，损失四十万兵力的历史事件。长平一役，赵国元气大伤，后十几年时间，秦灭赵。
这篇史料一开始就交代出赵国情况紧急，秦国屡次挑衅，“赵奢（赵括之父）已死，而蔺相如病笃”，名将已死，名相病笃，又加上“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廉颇时为大将军，采取了“固壁不战”，以静制动的战略方式，然而这些并不为赵王理解，秦国间谍在赵国造谣：“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很快，王便“以括为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赵王以名使括，胶柱鼓瑟的过失。毕竟，身为一国之君他肩负的责任太重大了，而又在打了几次败仗以后，“病急尚且乱投医”，何况是他苦心经营的江山面临危险呢！也不去探究无忠勇之人以死相谏力拒赵括为将的原因（廉颇冒着种种猜测劝了，但没有成功，还有谁敢劝阻？）；我在这里只讨论赵括的母亲做了什么，她的过失和对此事该负的责任。
“知子莫若母”，最了解子女，掂清子女分量的只有父母，因为赵括父亲赵奢已死，最能掂出赵括分量的当是赵母了。从小到大，赵括的性格、为人、能耐她最明白，赵括是否是当将军的料，能否在关键时刻委重任于他，她最清楚不过了，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这样一个视将军为身份地位一心只想藉此谋私利而不恤士卒的人，一心只求扬名立万闻达于诸侯的人，其动机如此不纯，怎堪委以重任？其实，早在赵奢还活着时，就已断言“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就是说“赵国不以括为将就罢了，如若以括为将，将来亡赵的必定是括”，这番话赵母想必记得比谁都清楚，然而，在“赵王将括”这件事上她不清楚了，她装做清楚“括不堪使”，在廉将军劝阻无效的情况下（请注意，她不是一开始就站出来），她也只好露面，多无奈呀！上书面谏赵王，陈说事由，表达“赵括父子异心，愿王勿谴“的意思，这样看上去很识大体，顾大局，而我认为，这只是象征性的做做表面文章，因为这样一来，一则尽到人臣之责；二则堵了幽幽群臣之口；再则，廉颇已出面，廉颇何许人，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廉大将军都知赵括不堪为将，不畏人言，站出来劝阻赵王，你赵母不出面能行吗？其中奥妙，大家一想即知。我们可以想见，一位丈夫已故的女性，一位曾经的将军的夫人，一位深谙三从四德以夫为天的封建女性，她缜密的心思非同寻常，所以我说，她劝阻了，而只是做做样子，因为她没有力谏，没有力陈其弊，没有直言以括为将将会给赵国带来的后果，以致在她欲拒还迎，欲劝还休的“劝阻”下，赵王也难辩其意，只当她是走走过程。
对于这一点，不妨看原文：
“其母上书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
初劝不成，便再不言，而是说“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意思就是“你要派就派吧，可别怪我没劝你，他若吃了败仗，可与我无关，你别牵连我”，简直就是划清界限，多么明白！这才是她此来的目的。可以看出，赵母本意就不是来劝赵王的，而是来撇清责任，替自己打算的。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想，古人讲“望子成龙”，有哪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出类拔萃、出人头地乃至出将入相呢？又何况是享受过无数荣耀的将军的妻子呢？而更何况是没了丈夫，后半生将绝对依赖于自己儿子的赵母呢？可以推断，她心存侥幸，赵括万一取胜呢？如果赵括能退秦军，岂不是大功一件，那她赵家一门功劳何其大，必定名垂青史，代代受用，而这样一次立功的好机会，怎能轻易错失？再者，在潜意识里，哪一个母亲不认为自己的儿子强呢？她的一番进言，可谓是“进有进处，退有退路，有福要同享，有难不同当”！因此，可以认定，赵母以一己之私心，以个人之侥幸，拿儿子做了赌注，拿赵国下了一局险棋，而这绝不单纯的赌注直接导致了赵四十万大军被活埋的结局，经长平一役，赵逐步走上覆亡之路，终为秦灭，这是后话，不再赘述。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赵母是真正该为这次战争负责任的人，至少是主要责任人之一。她的过错就在于没有力陈赵括之弊（先夫之言，从小到大的了解，只有她最清楚赵括），没有用心力劝，（为国为民计，以死相谏的人很多，可惜她不是），她只考虑身家性命与赵氏一门的绝对利益，而将赵国的利益置于脑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唇亡齿寒”这个道理竟然不懂，太自私太愚昧了！她的私心和愚昧以及莫可名状的侥幸在某种程度上越发促成了赵王“以括为将”的决定，以致改写了赵国的历史。
一直以来，我们大多数人的认识停留在对她声明大义，敢于直陈其子之弊的伟大母亲的理解上，却忽视了人性的本真面目。赵母是人，是没了丈夫的女人，是久经历练的将门夫人！她的看似简单的行为绝对有不简单的动机！史记惯于用这种貌似正常的特别简单的语言与情节表现真实的历史，而人性的本真面目在最非常的时刻总能完美呈现，信如此矣！
赵母不是这篇史料的主角，她在正史之外，但她，却又如此鲜活而真实地存在于其中，并彻底影响了赵国的历史命运，她的确是一位不简单的母亲！
二、《郑伯克段于鄢》
《郑伯克段于鄢》一文记载的是春秋初期郑国王室的一次内讧，作品描写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其母姜氏的偏心狠毒和其弟共叔段的贪婪愚蠢，通过郑庄公与其弟段为争夺王权而勾心斗角，以至兵戎相见的历史事件，表现了郑国统治者母子兄弟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激烈斗争。鄢地一战共叔段被驱逐出郑国国境，逃奔共国，自此兄弟反目。
本文一开始就交代姜氏的来历身份以及郑庄公母子兄弟不和的原因。“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既然姜氏是申国国君的女儿，那么必定有一定的政治头脑了。要知道，春秋时周天子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郑国是伯爵级的诸侯国，而申国是侯爵级的诸侯国，级别要高过郑国，那么，申国国君下嫁女儿给郑国，就不单纯是简单联姻，其实质是政治联姻。因为郑国虽然现在级别低，可实力不凡，因为东周立国主要靠郑的帮助，周平王对郑国那是小心又谨慎，所以，申国国君嫁女儿给郑武公，不单纯是简单联姻，其实质是政治联姻，郑申双方的政治预谋暂且不提，郑武公那可就是潜力股啊，申国国君下嫁女儿给他，其政治谋略的确了得。有如此有政治眼光的父亲，那他的女儿姜氏的政治头脑以及政治热情就不言自明了。
紧接着，“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寤生指生产时脚先出头后出，也即难产。通过这一句，我们知道在生庄公时发生难产，让姜氏受了罪，而后就不喜欢庄公，“恶之”，程度还比较深。身为母亲，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厌恶儿子，多么不可思议，姜氏的自私乖戾和偏狭可见一斑。而后生下次子段，就将全部的爱都放在他身上，对此，本文记载的很简单“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屡次请求郑武公废长立幼，虽遭武公拒绝，但姜氏并不就此罢休，立长立嫡是西周以来继承问题上的根本制度,而她就这一事情纠缠不休，无视长子继承王位的合法性，多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请立共叔段，这就充分说明这个女人不仅自私愚蠢而且顽固，姜氏的一恶一爱，始终贯穿于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激化的过程，正是行文的脉络所在。而这种偏心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庄公和她及共叔段关系的紧张与淡漠。作为庄公，有娘等于没有，从小到大，眼睁睁看着弟弟享受母爱的呵护，其内心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弟弟的恣意骄纵与为所欲为都可以被母亲无限包容，而自己就如同丑小鸭一般被母亲瞧不起。如果不是长子的身份以及对未来的希望那他恐怕是连活着的勇气都没有。
但也正是因为不受重视，恰恰促成了庄公的政治才能。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他必须循规蹈矩，所以他有时间熟读经史；因为他不被娇惯，所以他凡事必须拿捏分寸；因为他得不到爱，所以他只能加倍努力忘掉痛苦。所以纵然姜氏百般挑唆，但他嫡长子的身份与他的逆来顺受、他的中规中矩、他的克制与忍耐都使他成了王位的最佳继承者。他是最后的赢家，这也无疑令自己与母亲及弟弟的矛盾更加激化。
所以，庄公一登基，姜氏就“为之请制”，出面替共叔段要封地，“制”是军事重地，她的政治眼光的确让人佩服。但她的这一居心迅即被庄公识破，没有答应。那她当然不罢休，“请京”，又把眼光投向距国都最近的京地，其居心日月可昭。但这次庄公答应了。果然，一到京地，共叔段就扩高城墙，恣意妄为，置祖宗法度于不顾。谁纵容他这么做的？他仗谁的势？答案很清楚。就连老臣祭仲也忧心忡忡的进谏：“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可笑共叔段能力有限，欲海无边。在太后母亲姜氏的骄纵指示下，共叔段先“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又连收两地为己邑，将领土扩展到“廪延”，然后就“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太后将为他做内应打开城门！如此有序部署周密计划的策反行动怎会是他想得到的！他的军师正是他的母亲姜氏。春秋时期严格规定后宫不能干政。但姜氏却以事事为她小儿子着想的方式左右了政治的走向。
于是一场战争不可避免的发生了，郑庄公“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地的百姓不支持共叔段，失道寡助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共叔段逃奔鄢地，庄公穷追不舍，最终将其赶出国境。
楚庄王欲伐陈篇10
在学术上进行探索，发表不同的看法，这本是最正常的现象，也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鸣中，才能推动学术不断进步。但象牛氏这样，因为对方作出迥异于前人的学术见解，而又不够“大腕”，就对他的劳动成果、研究价值全盘否认，扣以“高估自己”“低估两千年学人”的罪名，实不多见。按照牛氏的逻辑，固守习见或剽窃前人的倒是“谦虚”“尊重两千年学人”的美德了？
诚然，“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十分复杂，甚至令人望而生畏。在牛氏看来，这样的问题，象笔者这样既非“腕”们亦非“爷”们的，竟敢斗胆过问，而且竟敢向传统挑战，推翻两千年的习见，指出其误区，“绝对背于情理”。照此说来，在科学研究上也应当恪守“长幼有序，贵贱有别”的祖宗遗训，那么，我们只应永远停留在孔子、孟子的水平，否则，岂不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两千年的圣人”？牛先生也许忘了一个“绝对”真实的史实：当年曾令“九国之士逡巡遁逃而不敢进”、自以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秦国，却正是被陈涉——这个“壅牖绳枢之子”“才能不及中人”的“氓隶之人”，首举义旗推翻，立下头功的。这是否也“绝对背于情理”？
笔者自感才疏学浅，更不敢妄自尊大，只想为孔子作《春秋》这个迷误了两千年而又“绝对”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问题，作一点探索，为之作马前卒鸣锣开道。虽明知有人会“白眼”相对，却不想临阵脱逃。笔者没有“高估”自己的意思，恰恰相反，正是两千年来学人对这个问题的种种探索、争议、研究，为笔者开拓了道路。笔者的论题和考证，正是在全面考察并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获得的，特别是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的有关研究中，他们已提出“传（《左传》）亦皆仲尼作也”[1]（《章太炎全集》三《检论》，《春秋故言》）的与笔者相近的见解，这给了笔者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遗憾的是在孔子“修《春秋经》”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未能摆脱传统习见，妨碍了他们对此问题作出更深入的探索）。笔者只是承其绪，纠其偏、博其证、成其果而已。
关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再辩
《淮南子》、司马迁等在称述孔子作《春秋》时，一致称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无疑是我们考明孔子《春秋》的重要线索。牛鸿恩既然承认它是“汉人所统计的数字”，自然应按汉人的标准来统计才有意义。它既不该按左氏的观念标准来统计；当然也不能用唐人颜师古、清人梁玉绳之流的标准，更不能用牛先生自封为“规范”的“界定”去统计，否则，结果必然不会与汉人的数字统一。牛氏认为，《左传》桓公十八年，鲁侯于出访齐国时被杀，不能算“弑”。这只是牛先生的的“主观愿望”而已。因为，《公羊传》作者——汉人——是明确称它为“弑”的。即使从《左传》的记载来看，表面上虽说是写“薨”，但从前后文看，明明是暗示非自然死亡：“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字里行间，作者都在暗示，鲁桓公的被杀，是姜氏与齐侯合伙谋杀。汉人称为“弑”，并非没有道理。汉人明明说是“弑”，牛鸿恩却硬要不算；《左传》弑君明明是“三十六”，牛氏却硬要说成是“三十五”，这除了证明牛鸿恩“主观愿望”之“强烈”以外，还能证明什么呢？顺便说一句，《左传》本事的作者，并没有对“弑”字下界定，他时而称弑君为“杀”，时而称之为“贼”。牛氏这么明确地予“弑”以“界定”，难道不“背离”《左传》本意吗？。
关于杀奚齐，牛鸿恩认为“应当视为弑君”，遗憾的是这并不能代表“汉人”的观点。《左传》作者称之为“杀”。僖公十年晋惠公虽称之为“弑二君”，然而是“欲加之罪”，夸大里克的罪名。《春秋经》记为“杀其君之子奚齐”，显见得是未正式称君。汉人对此的解释与牛氏不同，“《礼记·坊记》曰：“子云：升自客阶，受吊于宾位，教民追孝也。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2]（《礼记正义·坊记第三十》）案今《春秋经》僖公九年记：“甲子，晋侯佹诸卒。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僖公十年记：“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左传》僖公九年称：“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杀奚齐，在晋献公下葬前。按周礼，父未下葬，子不能称君，故称“杀其君之子”，而不称“弑君”。杀卓，在晋献公下葬后，故称“君”，且用“弑”字。牛鸿恩用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出不同于汉人的“界定”，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证出“弑君”之数为“三十”。然而，牛先生的标准及其统计结果，与笔者所研究的汉人统计之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实在是“瞎子点灯白费腊”。
关于“亡国五十二”，牛鸿恩先生的“考实”，的确考得比笔者详明，并指出了笔者的失误，笔者深表感谢。但牛先生对《左传》中亡国数的统计还是有遗漏处。比如僖公二十五年灭原。原，姬姓国，爵位为伯（详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应当符合牛先生的“界定”，应列入“亡国五十二”的统计中。牛文对史料的分析、“界定”及得出的结论，“主观愿望”太强，“凑”得“离谱”，不能令人信服。比如“梁亡”，是不折不扣的灭国绝祀。但牛先生却辩解说，“梁亡”，“三传都认为是梁自取灭亡，与其他‘礼乐征伐诸侯出’的亡人之国有别”，因而排除于“亡国五十二”之外。这是强辞夺理。考《春秋经》僖公十九年记载：“梁亡。”《左传》僖公十八年书：“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书：“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之。”《经》与《左传》明明都写着“梁亡”，怎能不算“亡”？即便按照牛氏的“界定”来分析，梁之亡，首先归咎于君主昏庸，大兴土木，不恤民情，导致民心溃散，给秦以可乘之机而“取之”。然而，“秦取”，依然属于“征伐自诸侯出”；若秦不“征伐”不“取”（曰“取”，言征之易。但无疑仍要“征”，方能“取”），梁也不会亡。所以，无疑不能排除于“亡国五十二”之外。牛氏却“认为梁‘自亡也’，自不计入”？试问，有多少国家的灭亡，能与内部的因素如腐败、昏庸、无能、无礼等因素无关呢？就拿被牛氏确认为“亡国”的灭曹来说。首先是曹伯的“背晋而奸宋”（见《左氏传》哀公七年），招来宋人讨伐。宋国原本只想整整他，占他几个邑，本已准备收兵回程，“将行”。不想曹人不识相，却“诟之”，辱骂不止，使“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之。”这不也是名符其实的自取灭亡吗？为什么牛氏不把他也排除在外呢？可见牛氏也在为了自圆其说而牵强附会地“凑”数字。
牛文说“‘三十六’‘五十二’都确有所指，是对《春秋经》《左氏传》通数的结果”。并强调说“五十二”是指“绝祀”而言。但通数二书，亡国绝祀者实在远不止“五十二”。
笔者经再次考察，认为“五十二”不当是灭国数，而是指孔子《春秋》所书的亡国事件，而且主要是反映“诸侯不能保社稷”的情况而言。春秋时期灭国数百计，诸侯不能保社稷者不计其数。以孔子学识之博大、治学之严谨，不可能只知道五十二个亡国之数。他作《春秋》，旨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研究君为何被弑、国为何被灭，注重于对弑君亡国的历史根源的研究，取其典型者而书之，借此警示后代统治者，而不是盲目记载或统计弑君亡国之数。故此“五十二”当是指“亡国”事件，而不是指灭祀之国。
细察《左传》全书所写的灭国者，有两种不同笔墨。一种是孔子《春秋》所书，它们大多比较具体写出亡国之因缘，并常常通过人物议论，突出题旨。另一种则似左丘明据《春秋经》而抄录的解经语。如成公六年《经》书：“取鄟。”《左传》书：“取鄟，言易也。”这分明是左氏所加的解经语，无任何实际意义。又如定公六年《经》书：“郑游速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左传》书：“郑灭许，因楚败也。”这也明显是左氏解释《经》文的，非出自孔子《春秋》。类似这些，显然不能统计于孔《春秋》的“五十二”之列。
考《左传》中符合前者的亡国事件，有如下“五十二”事：
1））州亡 桓公五年“淳于公如州，度其国危，遂不复。”按，“淳于公”即《经》文之“州公”。州，姜姓国，都淳于，故称。“国危”“不复”云云，暗示国灭。后入于杞，为杞都。（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2）灭纪：庄公三年：“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庄公四年：“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纪从此灭祀，不见于《春秋》。
3）灭谭：庄公十年：“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
4）灭遂 庄公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
5）灭邓 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6）灭息 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
7）灭权 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
8、9、10）灭耿、霍、魏 闵公元年：“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11）卫初亡 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卫师败绩，遂灭卫。……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12）灭弦 僖公五年“楚斗谷於菟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姻亲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
13、14）灭虢、虞 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弗听，许晋使。……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15）灭温 僖公十年“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
16）灭项 僖公十七年“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
17）灭梁 僖公十八“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僖公十九年“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18）灭须句 僖公二十一年“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
19）灭邢 僖公二十四年“卫人将伐邢，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僖公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
20）灭原 僖公二十五年“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
21）灭夔 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22）灭滑 僖公三十三年，秦将袭郑，到了滑，郑商人弦高路遇，借犒师为名，机智地暗示秦国郑已有备，同时报告郑国。“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23）灭江 文公四年“楚人灭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不举、过数。大夫谏，公曰：‘同盟灭，虽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惧也。’君子曰：‘《诗》云：“惟彼二国，其政不获，惟此四国，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谓矣。’”
24、25）灭六、灭蓼 文公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帅师灭六。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26）灭庸 文公十六年“楚大饥，戎侵其西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27）灭舒蓼 宣公八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
28）陈初“亡” 宣公九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宣公十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宣公十一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因县陈。”
29）灭萧 宣公十二年“冬，楚子伐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遂傅于萧。”（《经》“楚子灭萧。”）
30）灭潞氏 宣公十五年“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虽多，何补焉？……’晋侯从之。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
31）灭舒庸 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
32）灭鄫 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襄公六年“莒人灭鄫，鄫恃赂也。”
33）灭莱 襄公六年“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四月，陈无宇献莱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郳。”
34）灭逼阳 襄公十年“……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戍焉。……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卒攻逼阳，亲受矢石。甲午，灭之。”
35）灭舒鸠 襄公二十五年“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36）灭赖 昭公四年“遂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迁赖于鄢。……申无宇曰：‘楚祸之首，将在此矣。……”
37）再度灭陈 昭公八年“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过杀悼大子偃师而立公子留。……陈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而杀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灭陈。”
38）灭蔡 昭公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灵侯。灵侯将往，蔡大夫曰：‘王贪而王信，唯蔡于感，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冬十一月，楚子灭蔡。”
39）灭肥 昭公十二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
40）灭州来 昭公十三年“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可民力，败不可悔。……”
41）灭陆浑 昭公十七年“九月丁卯，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陆浑人弗知，师从之。庚午，遂灭陆浑，数之以其贰于楚也。”
42）灭鄅 昭公十八年“鄅人藉稻，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
43）灭鼓 昭公二十二年“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六月，荀吴略东阳，……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
44、45）灭巢 灭钟离 昭公二十四年“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
46）灭徐 昭公三十年“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吴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
47）灭沈 定公四年“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夏，蔡灭沈。
48）灭顿 定公十四年“顿子牂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二月，楚灭顿。”
49）灭胡 定公十五年“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二月，楚灭胡。”
50）灭蛮氏 哀公四年“单浮公围蛮氏，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蛮子听卜，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
51）灭唐 定公五年“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
52）灭曹 哀公八年“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曹人诟之，不行。师待之。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
以上是《左氏传》中所写得较具体的“五十二”起亡国事件。
牛文把向与极等计入“亡国”之列，笔者认为不妥，因《左传》并未书及其“亡”：“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左传》隐公二年）“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同前）这里丝毫看不出“灭”国的迹象。“灭”只是《公羊》的说法。既然牛文说“五十二是合《经》与《左传》”而言，就不当将《公羊》的说法统计在内。
牛文认为，“亡国”当作“灭祀”解，然考《春秋经》及三传，灭祀者无一符合“五十二”之数。据顾栋高统计，灭祀者多达九十余。所以无论从那方面说，作亡国事件解较说得通。
由于汉人对何者为“弑君”，何者为“亡国”，并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界定，三传对“弑”“亡”的说法也各不相同。同是汉人，古文经派与今文经派的标准，也相去甚远，因而，我们很难给予明确的“界定”。牛鸿恩根据自己“主观愿望”给予界定，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从史实的记载中去推断。虽然这在牛先生看来，有些“草率”，然而，这无关宏旨。因为我们并不仅仅凭借这个没有明确界定的数据就得出结论。“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只是孔子作《春秋》即《左传》蓝本的证据之一，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
诡辩否定不了史实
对孔子作《左氏传》蓝本的观点，笔者曾旁征博引，列举了一系列史实进行探讨。然而，牛鸿恩却故意视而不见，或避重就轻，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从古人那里拣一点迂腐的陈说，或从现代名人那里引几句未经严格论证的臆说，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捏造罪名。不仅强辞夺理地否认史实，说“没有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而且倒打一把，诬蔑笔者“说假话”“作假证”。为辨明视听，笔者拣其要，论列于下。
首先，牛氏坚持全盘否定笔者提出的孟子和司马迁关于“孔子作《春秋》”之说。牛文再次强调：“我现在仍然认为，孟、马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话，具有‘圣化’‘美化’孔子的作用，他们都积极参与了‘孔子形象的再创造’。……不过，‘圣化’‘美化’之说，出自郭沫若，‘造伪’之评，出自顾颉刚”，并说“假如《春秋》不被孟子等人大力抬举，说成是‘孔子作’，何以会‘被捧到了天上’？尊孔子必定捧《春秋》。”众所周知，《春秋》本是对史书的泛称，孟子和司马迁只说“孔子作《春秋》”，并没有说过孔子作《春秋经》。后者之说，出自汉代迂儒经生，把《春秋经》捧到天上的也是汉代经生。所以“造伪”“圣化”之说，不应该扣到孟子和司马迁身上。这是其一。其二，《春秋经》的被捧到天上，这与孟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以“学术阅历深”自诩的牛先生应该知道，《春秋经》的被“圣化”，始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大兴经学之后，而当时孟子尚未享有亚圣的殊荣。况且，董氏的“独尊儒术”也不过是幌子，其《春秋繁露》不仅在哲学思想上充斥着阴阳方术的封建迷信，背离儒家特别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道统，而且直接炮制了孔圣人受上天符命作《春秋经》的神话，同时以“立新王改制说”取代了孟子的“讨乱臣贼子说”，从根本上歪曲和篡改了孔子作《春秋》的史实。他与孟子大相径庭，怎能混为一谈？
牛文引杨伯峻先生否定孔子“作”或“修”《春秋经》之语，以此驳斥笔者的观点。但杨伯峻先生的话，只能证明孔子没作《春秋经》。以孔子没作《春秋经》，来证明孔子没作《春秋》，进而说孟子“造伪”，这是不合逻辑的。牛文说：“孔子作没作经尚且不能定论，又借‘作《春秋》’之说，移经于传，断言左丘明不过是脂砚斋般的评者，是不是加倍不可信？”孔子没作经，这是自唐以来经众多学者怀疑和证明，今天己得到学界多数学者（包括牛鸿恩先生在内）公认的事实。但孔子没作经，为什么就不能作“传”（称为“传”，不过是沿用传统的说法而已，孔子作的《春秋》，并非为了“传”经，而是有他截然不同于经的宗旨、观念的独立创作。详见拙著《〈春秋〉考论》）？牛先生不愿相信的事，不等于不存在。牛文追问：孔子“果真‘作’了《春秋》”，“他的再传弟子公孟子何以还向墨子宣扬‘君子不作，术（述）而已’，孔子既然‘口传弟子’，而且还可能‘人人异端’，其再传弟子何以竟懵然无知，再传弟子尚且不知，孟子又何从得知？”拙作《再论》已说过，孔子自称其《春秋》“述而不作”，意同司马迁自称《史记》的“述而不作”，称“述”，意在强调对史实的真实性记载。称“述”不等于承认不“作《春秋》”。牛氏说其再传弟子对此“懵然无知”，有何根据？《韩非子》中多次提到子夏“传《春秋》”，并大量引用《左氏传》中的史料，怎能说其弟子“懵然无知”？孟子如果“无知”，又如何一再提及并“捃摭《春秋》，著书无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牛文把孟子和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的推崇，与董仲舒为及汉后经生迂儒对《春秋经》的吹捧，混为一谈，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笔者头上，说什么“这在逻辑上就承认了上述诸人（孟子、荀子、司马迁、董仲舒）不遗余力抬举的是《春秋经》而不是《左氏传》。《淮南子·主术训》对《春秋》同样是表彰不是‘压制’，当然也只能是指经不是指传。”。真是“不知什么逻辑”！首先，《春秋》本是泛称，《春秋经》《孔子春秋》《左氏传》《公羊传》《公羊传》都称为《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说的《春秋》，与董仲舒所鼓吹的《春秋》，是截然不同的两本书，他们推崇的目的、内容也各不相同。不加区别、未经任何论证—用牛氏的话来说，即未经任何“界定”，就将二者混而为一，牛文至少在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其次，从经学历史上说，汉代春秋学分为古文经与今文经两派。以董仲舒等为首的经生迂儒推崇的《春秋》是《春秋经》和《公羊传》，而以司马迁、《淮南子》、刘歆为首的古文经派推崇的《春秋》是《左传》。牛氏抹杀这二者的界限，说司马迁、淮南子推崇的《春秋》是《春秋经》，这是对历史的公然歪曲和捏造，用牛氏的语言来说，是货真价实的“说假话”“造假证”。
牛文在统计《春秋》“弑君三十六”时，犯的是同样的错误。他举公羊派的刘向、班固之说为证，说：“要知道，汉代人述及‘二百四十二年’，是从来不把‘续《经》’即襄公（当为哀公—笔者纠正）十四年‘西狩获麟’以下……内容包括在内的”。这是真的吗？有经学常识的都知道，以《经》为孔子“修”、并以《经》绝笔于获麟，这只是今文经派《公羊》《谷梁》的作法。古文经《左氏传》则不同。刘歆称《公羊》《谷梁》为“末师口说”，并说他们“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汉书·刘歆传》），可见并不以为然。司马迁“表见《春秋》”的“十二诸侯年表”，也不绝笔于“获麟”，而写到了孔子卒。牛先生究竟是不知道这些常识，还是在有意“说假话”“误导读者”？
牛文为了否定笔者的观点，全然无视事实，或避重就轻，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典型者，对笔者所举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表见《春秋》”中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离《经》取《传》（《左氏传》）、背《经》从《传》的事实，置之不顾，却抓住其中关于天文的记载及极个别的合于经文，大做文章，以此证明司马迁所说孔子作《春秋》指《春秋经》。牛氏难道不觉得这种证明太苍白无力了吗？如果真如牛氏所说，为什么《年表序》中谈到孔子作《春秋》的渊源和影响时，只字不提逐字解《经》的《公羊》《谷梁》，而只把《左氏传》及与《春秋经》无关的《吕氏春秋》、孟、荀、韩等紧列其后。而《儒林列传》谈《春秋经》源流授受时，又只字不提亲见孔子、直接得《孔春秋》亲传的《左氏传》，而只提《公》《谷》两家。对这些要害问题，牛氏为何不置一辞，讳莫如深？
牛文把笔者所说孔子“维护周礼，尊重王权”，与司马迁所说孔子《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对立起来，责问：“‘维护周礼，尊重王权’，怎么会‘贬天子’呢？既‘贬天子’又怎么会‘维护周礼，尊重王权’呢？”难道这二者之间真是如此对立的关系吗？我们说，孔子的“维护周礼，尊重王权”，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目的在于使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而并非如后代迂儒的愚忠，盲目地为一家一姓的王权服务。孔子的“维护周礼”是有原则的，这原则就是“仁”字。“人而不仁如礼何？”如果天子抛弃和背叛了“仁”，那这个“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相辅相成的两方面。君不“君”，则臣不“臣”，天下就要大乱，君就要被“弑”，国就要“亡”。这正是孔子写“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孔春秋》的目的。从本质上说，孔子“贬天子”，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周礼，维护王权。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实在是非常皮相的看法，似乎不应该出于“学术阅历深”者之口。
牛氏认为《左传》“抑君扬臣”，《左传》称赞“‘鲁君世从其失（佚），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称赞齐国篡权的“陈氏之施，民鼓舞之矣。”等等，说：“如此称赞季氏、陈氏，如此看待君臣易位，都与孔子的思想相背”。前面说过，孔子崇尚周礼、尊重王权，出发点是仁，是“安民”。《左传》是否与孔子思想“相背”，这要看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抑君扬臣”，“抑”的是什么“君”，扬的是什么“臣”，更准确地说，扬的是臣的什么行为？《左传》扬的是季氏的“世修其勤”，而不是他的僭礼越位；抑的是“世从其佚”的昏君；扬的是“陈氏之施”，抑的是残酷地搜刮百姓残害百姓的暴君。请问，这与孔子的仁道德政礼治思想“相背”在哪里？《论语》中记载：“公山弗扰以费畔（叛），召，子欲往。……”（《阳货》）孔子甚至想接受邀请，到叛乱者那里去做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对此，牛先生是否也感到“瞠目结舌”而认为他是“伪”作？
牛文抓住《左氏传》中的某些预言，以此来否定笔者观点，他由“季氏亡鲁不昌”，断言《左传》作于季氏亡之后；由陈氏“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断言作于田氏代齐之后等等。这都未免失之武断。所谓“季氏亡，鲁不昌”，是从二者同根相联的关系上推理。孔子在世时，鲁国之政，已不仅不在国君之手，而且也已从季氏这些卿大夫进一步下移，出现了阳虎叛乱，“陪臣执国柄”的现象。“季氏亡，鲁不昌”正是由此作出的判断和预言。当时，齐国则陈氏篡权，晋国则六卿相争，三家分晋之势已形成。作这些预言，完全可能，不必等到成为现实以后。对于历史作了精深研究的孔子，写出这样的预见，是不足为奇的，牛氏大可不必“瞠目结舌”。
牛文责问笔者，《左氏传》主体史实既然出自孔子《春秋》，何以“‘下至哀之如越’，在孔子卒后十三年。”原因其实很简单，笔者早就说过，《左传》后半部分，有后人的插笔和续笔。这就象《史记》《汉书》《红楼梦》等都有后人续笔是同样道理。我们不能因为《史记》中出现了褚少孙等人的续笔，出现了扬雄，就否定他是司马迁所作，或说《史记》成书于东汉。
牛文说《左氏传》“颂扬‘乱臣贼子’”，“为僭主服务”，因而不“符合孟子之意”。笔者认为，说《左氏传》赞许赵盾等就是颂扬“乱臣贼子”，这只是迂儒的偏见而己。首先，赵盾并未弑君，相反，赵盾对国君忠言直谏，阻止滥杀无辜等等，孔子赞为“良大夫”，何以不“符合孟子之意”？其次，孟子自己也说民贵君轻，甚至说国君不行，就该“易位”，按牛氏的逻辑，孟子首先就是不折不扣的“为僭主服务”的“乱臣贼子”。岂有“不合”之理？
牛文又抓住《孟子》引《左氏传》中齐景公招虞人之事在具体文字表述上与《左氏传》上的差异，彻底否定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无法令人信服。牛先生应该知道，古人特别是先秦时引文，多引其意而不必忠实于原文，更何况孔子《春秋》只是“口授弟子”，当时就己“弟子人人异端”；孟子未得亲聆孔子，而得之孔子的再传弟子，其引用《春秋》与孔子原文差异大，本在情理之中。从孟子的这段引文来说，文字虽有异，但基本情节及主旨之相同，却是否认不了的。如果它与孔子《春秋》无关，何以其中明点孔子？牛氏还质问：“在自作的书中竟然明标着‘仲尼曰’，仲尼到底是不是这部书的作者不是一清二楚吗？”笔者说过，《左氏传》中的“仲尼曰”，是左丘明的插笔，也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时所加。牛氏对此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作糊涂？
牛文为了证明《左传》是左丘明作，不惜歪曲篡改司马迁的话——借用牛氏的话说，就是“作假证”。我们把他的这段文章一字不拉地抄录于下，看看牛先生是如何“规范”地论证的：“《左传》的作者是谁，姚文称为‘最深入地研究过孔子《春秋》’的司马迁曾说：‘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姚文却又以司马迁‘一笔带过’‘轻轻一提’为由，剥夺了左丘明著作权而完全归于孔子。就这样‘最深入地研究过孔子《春秋》’的‘千古良史’的话不算数了，使‘良史’陷入了‘造伪’的难堪境地。”真是不可多得的妙论！司马迁究竟有没有把《左氏传》的著作权给左丘明？我们不妨将司马迁的原文与牛氏的这段引文对照一下。司马迁是这样说的：“是以孔子明王道，……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很明显，《左氏春秋》是“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而成的，“孔子史记”是《左氏春秋》成书的基础。牛鸿恩口口声声说孔子没有作《春秋》，同时又引杨伯峻先生之语，承认《春秋经》不是孔子作，那么这本“孔子史记”是什么书？没有“孔子史记”，何来《左氏春秋》？并且，什么叫“惧……失其真”？没有孔子《春秋》，还谈什么“惧……失其真”？既然司马迁明言左氏为存“孔子史记”之“真”，而“具论”孔子《春秋》之语成《左氏春秋》，那么，《左氏春秋》还算不算左氏的独立创作，其著作权能不能归左丘明？司马迁为什么不说“左丘失明而成《左传》”？对笔者再三提到的这一要害问题，牛氏为何躲躲闪闪，不敢面对？牛文唯恐透露《左氏传》与孔子的真实关系，所以故意把司马迁的这段《左氏春秋》成书的表述，来了个釜底抽薪，删掉了全部最关键的文字——“惧……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等，然后将其作为《左传》著作权归左氏的证据。牛氏这种作法，是不是在掩盖真相，借用牛先生的话来说，是作“不实之证”“伪证”？“造假证”“说假话”的到底是谁？
对《左传》与《论语》之间的关系，牛氏以二书使用代词和连词频率不同，来否认孔子作《左氏传》蓝本的可能，其荒谬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曾说二书“文体不同、内容不同，所用虚词也必有别”。牛氏以为抓住了把柄，气势汹汹地反问：“姚女士从什么时候‘很清楚’《论语》与《左传》‘文体不同，内容不同，所用虚词也必有别’？假如操笔写《从〈论语〉考孔子作“春秋传”》之际，明知道‘必有别’，却说成‘吻合一致’，是不是有意误导读者？假如写《再论》时才‘很清楚’‘必有别’，‘吻合一致’之说因为提供了不实之证，要不要作废？”好一段妙文，牛氏真是抓住鸡毛当令箭。请问：二书“使用代词和连词出现的频率”的“必有别”，与“思想倾向到语言风格乃至措词造句文法虚词的吻合一致”有何矛盾？比如牛先生的这前后两篇“驳议”，因“内容不同”而“使用代词和连词频率”“必有别”，难道能否定二文“思想倾向、语言风格乃至措词造句文法虚词”的“吻合一致”吗？同理，《论语》所记的是孔子所说，《左氏传》的史实部分是孔子所写，二者文体和内容虽然“必有别”，但因都反映孔子的所思所想所言，故在“思想倾向、语言风格、乃至措词造句文法虚词”“吻合一致”，这有什么不合情理？笔者所举二书中的大量实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牛鸿恩没有找到任何事实反驳，就凭其不合逻辑的推理，破口大骂笔者“有意误导”“提供了不实之证”。这究竟是在搞学术研究，还是市井的骂街？
牛文对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一口咬定说《春秋》是指《春秋经》；但当谈到司马迁说孔子《春秋》“文成数万”时，则又说是指合《经》《公羊传》而言。然而《公羊》明明写于汉代，他与孔子《春秋》的“文成数万”有什么关系？能搪塞得过去吗？而讲到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时，又说是合《春秋经》与《左氏传》“通数”？牛文自己也承认，《左传》独立成书，并不附经，为何将二书“通数”？更何况通数的结果并不符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更可笑的是，牛氏一方面说董仲舒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二（六？）亡国五十二”的《春秋》，是指《公羊传》，另一方面又承认《公羊传》中“亡国”不合“五十二”之数，这不是自打耳光吗？如此自相矛盾，连牛氏也觉得无法自圆，下不了台，于是干脆说“以俟高明”，就想溜之大吉。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牛文故意歪曲笔者的话，捏造罪名。笔者按国别统计《左氏传》所书史料，发现他所书史实详尽者，除部分国家（晋、吴、越、秦）得之《国语》即得之“周鲁之室”外，其余皆孔子所游历之国。笔者明明说：“孔子虽没到过晋国，却读过晋史”，牛氏却指责为“一再把只‘读过晋史’说成亲自游晋……故意提供假证”。这不是有意栽赃吗？牛文又挖苦道：“孔子出游，多年居卫，其次是陈、蔡、，早岁居齐三年，何以卫、陈、蔡、齐四国史料不仅少于晋、楚，甚至少于郑（孔子曾途经郑，但郑没有接待——牛氏原文）？是不是因为孔子‘读过郑史’，没读过卫、陈、蔡、齐之史？”这样的问题，出于“学术阅历深”者之口，实出笔者意料。孔子作《春秋》，写的是历史，而不是游记；他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历史，而不是为某一国写史；他创作《春秋》有其独特的宗旨，必有其取裁，而不可能有闻必录。写这些国家史料的多少，岂能与之游历及其时间完全成正比？春秋时期国际政治舞台的主角是齐、晋、楚这些头号霸主，齐国自齐桓公死后，内乱不止，自然无力再争霸。此后百多年便是晋楚争霸的历史。陈、蔡、卫这些小国，只是配角而已，写他们的史料，当然不能与晋楚的相比。何况孔子游历卫、陈、蔡这些小国，未必仅是搜集这三个小国的历史，而更可能是为了从侧面搜集大国特别是楚国的历史，这就象文革期间，关于“四人帮”的内幕国内封锁很严，国外倒传闻甚多，是一个道理。当然，这也是笔者从侧面所作的推理，牛氏不同意，也无可厚非。但动辄扣以“作假证”“说假话”，又拿不出事实根据，令人感到牛氏似乎在用谩骂来济学术研究之穷，不免可悲。
牛文还提到一些问题，限于篇幅，不一一作答。因为多数己在拙著《〈春秋〉考论》中有所涉及并作了探讨。
孔子作《春秋》是学界困惑了两千年而至今未得到解决的重大问题。笔者学浅才拙，却自不量力，竟想涉足，错误在所难免，笔者愿接受学界同仁的中肯批评。然牛文因笔者“学术阅历浅”又得出不同于前人的结论，不仅指责为“一是低估了别人，二是高估了自己”，而且公然说：“姚女士选择的是一个没有学术价值的题目，她身边的人本应阻止她做这样的选择，更不应当鼓励。”实在不敢领教。牛先生难道真的就自以为代表真理、公义了？然而事实却与牛氏“主观愿望”相反，笔者的论题，不仅“得到身边的人”的鼓励，而且得到学界众多同仁的支持，其中不乏“学术阅历深”、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就在最近，有位蜚声海内外的老前辈还来信说：“甚感大作为近年学界出版物中之少见之力作也！先生高论，是多年艰辛研究之成果，既非泛泛空论，亦非一般性俗议，而是深入研究‘春秋学’，大量阅读对比“春秋学”论著所提出的带根本性学术问题。……先生提出孔子作《春秋》乃《左传》之蓝本，确是研究‘春秋学’上一个新思路、新解释、新提法。我读先生大作，甚感先生提出之论据得力，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愚以为沿先生思路研究下去，可以开拓经学史、思想史、文献学、文化史研究之颇多新领域、新课题。……其涉及学术问题之大、之深、之广，难以预料。”这位老专家的结论，与牛先生截然相反。不知牛先生作何感想？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