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篇1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国与国之间经济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旦危机爆发，注定要产生连锁反应。更何况，这次危机的源头，是来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我们又岂能独善其身？
投资、出口、消费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消费不足、投资和出口增长过快的矛盾，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超过40%。如今，出口重地美国和欧洲受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需求急速下滑，通过外贸迅速传导到国内相关产业。事实也是如此。沿海一带中小出口企业纷纷倒闭，工人面临下岗，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速开始大幅放缓。
寒流已扑面而来。中小型出口企业倒闭歇业现象的出现，也许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当前，全球各国政府开始不约而同地“救市”，其中最轰动的，无疑是中国政府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这个方案让人兴奋，又让人担忧。据以往经验，政府工程往往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投资越大，腐败越深。这一次能不能成为例外？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苛责美国政府放任自流、对金融衍生品缺乏管理的声音甚是强烈，认为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然而，历史无法假设。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选择，在当时、当地一定有着充分的理由，就算是换一种做法，也没有谁能保证，某种经济政策的万无一失。
危机来袭，使发达国家又倒向了干预主义。这很可能对中国人的认知理念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也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决策者相信：自由经济是不行的，政府干预是有效的；美国制度是不灵的，中国制度是最好的；改革任务已经完成，按照既定模式走下去就是胜利。
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篇2
夏延民
春秋时期，伍子胥因父与兄被楚平王所杀逃到吴国，帮助吴王阖闾攻打楚国，五战五胜，打到楚国都城郢城，楚平王已死，伍子胥为报杀父之仇，掘墓鞭尸，友人反对，伍子胥说：“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鞭尸的历史，每个新朝的国史馆在粉饰本朝文公武略的同时，不约而同的都在干着一件事，为被推翻的朝廷写不堪的秽史，真实不真实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口味要重，越把前朝写的非人，后朝的正当性越大。如果你掐其中的一段看，你总会感觉你能被生出来，而且一家子活到今天，完全是撞大运，不然无法解释你的家族从那么黑暗的历史中是如何走出来的。如果再思辨一下，你就会很有罪恶感，能够独存下来的，想必都是曾经助纣为虐过的，或者说是那吃人历史中邪恶势力的一员，不然得以苟延，无法解释也无法想象。伍子胥鞭尸泄愤，其实也仅仅就是满足自己一下变态的复仇心理。这种爱好长久的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鞭尸其实在泄私愤的同时，还可以扬新幡。为新朝为恶招魂，虽然新朝皇帝会为前朝皇帝修墓，以泄恋旧之民的愤愤，但是纸面上，朝堂上往往会抨击着前朝的罪恶沾沾自喜今日的辉煌。
周处除三害：“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也。父鲂，吴鄱阳太守。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死，皆相庆贺。处果杀蛟而反，闻乡里相庆，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吴寻二陆。时机不在，见云，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将无及。”云曰：“古人贵朝闻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忧名之不彰！”处遂励志好学，有文思，志存义烈，言必忠信克己。”这段故事出自《世说新语》，想必诸君读来并不陌生，而此书主要记录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换个说法，就是一本为名士贵族们写表扬稿的书，无奈上面这段故事泄露了天机，春秋笔法而已。作为一害的周处，还是难逃一害的定论。一个大恶之人，弃恶从善者有几何？为尊者讳也。新流氓把老流氓给剁了，除了老流氓年纪大了反应迟钝外，只能证明新流氓比老流氓更加的狠，更加的恶。
对于恶人的鞭尸，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与其口干舌燥的怒骂之，还不于想想如何不再产生恶人。如果只想着鞭尸的痛快，而不消灭产生恶人的土壤，鞭尸总有鞭不过来的一天，到时就不是鞭尸了，恐怕自己也被鞭了尸。《战国策·楚策》：“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集体、民族、国家之所以有进步，在于不断的吸取教训，不断的进取。没有一个国家从来不犯错误，而差距在于这错误是不是能成为镜鉴，如果一直跌到在一个坑里，那只能说明那个泥坑里面有金砖，不吸取教训是在偷偷往自己的腰包里摸好处。或者那个破损的羊圈，是故意与狼同谋，互取好处。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篇3
看着匆匆的行人面对刺耳的警报声,依然神色从容,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因为久享和平的阳光,幸福的生活,战争的阴云离我们是那么遥远;因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经济迅猛发展,今日的中国早已不是昔日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强大的祖国给我们每一个人撑起了安的巨伞;因为我们常备不懈,祖国的安危时刻牢记在心,那声声警报是对我们的激励、提醒。所以,我们只有振奋之情而无慌乱之神。我们有亿万坚强不屈的人民,有亿万时刻准备着捍卫祖国安全的大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镇定自着,有什么理由不为之骄傲、欣慰。
然而,欣慰之余,我们心中仍不免有丝丝隐忧。因为我在这从容的背后,也看到了或多或少的麻木:和平幸福的生活使人们头脑中的战争之弦已渐渐松懈,那声声警报对有的人来说,是那么的陌生、怪异甚至多余。他们或茫茫然,或充耳不闻。但先哲的话就在耳边:忘掉历史即意味着背叛未来,没有了疼痛总也不能无视伤疤的存在。历史提醒我们不应该忘却,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的铁蹄踏遍了欧洲大陆,东洋鬼子的魔爪伸遍了华厦大地。失去了国家的安全,岂能有小家的幸福,覆巢之下完卵,只能充当卖国求荣的奴才。
严酷的现实使我们更清醒地看到,台海上空的阴云久久不散,从“两国论”,到“一边一国”,李登辉和以武拒统,分裂祖国的图谋一脉相承,愈演愈烈。某些超级大国欲把台湾当作“不沉的航空母舰”,作为牵制中国强大与发展的司马昭之心,世人皆知。他们以人权为幌子,以反恐为借口,到处干涉别国事务,扩张自己势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权主义行径,始终没有收敛。世界并不安宁,战争的阴霾始终存在。如果我们沉湎于“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歌舞生平之中,那么,最终的结局将极其可怕。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篇4
古人有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大多数却是针对封建王朝那些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但是仔细想想，我们似乎比他们还要危险。因为我们生于安乐，长于安乐，至于会不会死于“买房，买车，去老婆”等忧患之中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至少我们别死于国破家亡的忧患中！那样的话，后世给我们立的纪念碑上恐怕会刻着“耻辱”二字。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当作为80后的我们，纷纷长大成人，考上大学，即将面对社会，迎接我们的将会是什么?是父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永远吃不完的麦当劳，肯德基?抑或是追求不尽的名牌时尚?个性十足的非主流?看不完的泡沫片，偶像剧?我个人觉得，陪伴我们一生的应该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责任。平时也许不会意识到，那是因为我们处在物欲横流，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我们必须无时无刻掩盖自己、包装自己，以达到我们的利益或欲望。而往往危急时刻到来时，我们却往往无言以对，手足无措。要不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地叫嚣，却往往以“达人”来结束。也许在这个强调个人、个性的时代中，你可以忽视你个人的责任，忘记你个人义务。可是当面对民族大义时，请不要像某些国字号队伍，用脚、手以及“中国功夫”玩球，背上想赢怕输的包袱。咱就是输也得赢得对手的尊重。这样至少别人还会拿走你的衣服，当作战利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如果（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不小心灭亡了，或是沦为满清政府一般的假政府了，我们还有心情追求西方的享乐主义或是那些非主流之类的东西吗?不太可能！真到那个时候，恐怕我们民族又会出现几个高明的人物（着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等），一群热血青年（而不是现在的大嘴青年），一两个百年难得一遇的作家（而不是现在所谓的作假）。大家付出巨大的代价来挽回所有的损失，而后再来总结一下我们胜利的原因。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吗?如果小标题里梁先生说的话比较“假、大、空”，那就请想想后面那句，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话吧。没错，面对今天我们国家经历的种种挑战，我们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这些事情是在向世界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有毅力，最有韧性的'民族。（没有之一，至少我个人这么认为！）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折断自己的四肢后再迅速恢复，以此来告诉别人我身体就是好，恢复能力就是比漫画中的圣斗士还快。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篇5
[关键词]：自然庄子独化此岸彼岸
[作者]程剑平，1963年出生，文艺学硕士。e-mail:jpcheng69@
（一）天道自然的彼岸感
凡道家无不谈“自然”。在《老子》中，“自然”一词出现5次，在《庄子》中“自然”一词共出现4次，在王弼《老子注》中，“自然”一词共出现27次，而在郭象《庄子注》中，“自然”无疑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仅在《庄子·内篇》注中，涉及“自然”一词共有46条，其中《逍遥游》注9条，《齐物论》注12条，《养生主》注1条，《人间世》注4条，《德充符》注8条，《大宗师》注12条。出现频率之高，恐怕没有哪本书可与之相比。难怪有人据此称郭象为“彻头彻尾执守道家自然之义”[1]
但老庄所谓“自然”多是指与人、人为相对的“天之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解释说：“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无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计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法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2]“自然”无论其为“价值原则”还是“终极实在”，显然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性和独断性。
庄子则常以“天”言“自然”:“天即自然”[3]。而“天”具有与“人”相对的不可通约性：“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4]“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5]。尽管在老、庄那里，“自然”一词的义涵极其复杂，如果不计细节，可以理解为“天与人的分限”。其“彼岸”性和本体论义涵十分浓厚。更为典型的表述是《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6]这个“一”虽然具有超越时间、超绝“言”“象”的性质，但它的“超形而上的优位”（transmetaphysicalpriority）[7]性质依然存在，尽管它是人的理智无法把握的。实际上，庄子总是努力去把握这个“一”，他的方法就是“游”，哪怕只能是“游心”，他总是期望着“与造物者游”，“游心于物之初”，去趋近那个神秘的存在。
庄子后学则扩展放大了“人之自然”，即既与庄子“天之自然”相别，又与人的社会性相对的人的自然属性。如果说庄子的基本倾向是扬“天”（本真的自然生命）抑“人”（人的社会性）的话，庄子后学则是扬“人”（人的自然属性）抑“人”（人的社会属性）；如果说庄子用来反抗现实的利器是远高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本真的生命”的话，庄子后学用来反抗现实的武器就是“个人的身体”。《庄子·马蹄》以马为喻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啮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8]“昔赫胥氏之时，居民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9]
郭象对此也不能认同。
（二）天与物：回到此岸
郭象吸收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一原则推到了极致，把一切还原为万事万物自然独化的现象过程，消除了《庄子》中保留的“彼岸”感的痕迹，把人生的超越完全安放在“此岸”。
试看他对“天”的解说：“此天籁也。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10]在庄子那里明显有差等分限的“天籁”、“地籁”、“人籁”，在郭象看来并无分别“夫天籁者，岂别有一物哉？”“天籁”与“人籁”“地籁”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天”，而这“天”又是什么呢？“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也就是世间万物的整体，除此之外，它并无别的义涵。所以，郭象说：“天然耳，非为也”，其内涵与庄子并不完全一样，“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在这里，只有万物自生自化，物与物之间各自块然独立，相与而不相为，没有不可知的彼岸，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宰，“莫适为天，谁主役物呼？”所有的，只有“物”的自生自得，自适自化，只是可感可即的当下。
郭象也常用“理”来解释“自然”。据钱穆先生统计，《庄子·内篇》中，“理”字只有《养生主》：“依乎天理”一处出现，而在《庄子注》中，郭象用“理”字共有70条[11]。那么，“理”又是什么呢？郭象以为，有“自然之理”、“必然之理”、“无为之理”、“至理”、“万理”、“群理”、“正理”，“理”虽万有，其中心义涵只有一个，即万物自生自化自得自适的“独化之理”。
理是万物与生俱来的禀赋：“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此岂好奇栽？直以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于其间哉？”[12]
“厝”即“措”，《说文》：“措，置也”。在此，“自然”即本然，是世间万物与身俱来的禀赋。这是人或“心”所无法更改的。既不能改易，也就无须改易：“夫物不尝有谢生于自然者，而必欣赖于针石，故理至则迹灭矣。今顺而不动，与至理为一，故无功。”[13]
“理至”即“至理”，“至理”即“自然”即本然之理，。成玄英疏曰：“诣于灵极，故谓之至”。它是与“迹”，即人事、人为相对待的。世间万物只须顺应自然之理，就能达到无功的神人境界。到这时，就能“无往而不安，则所在皆适，死生无变于己，况溺热之间哉！故至人之不婴乎祸难，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与自然会。”[14]
“理”即“自然之理”。只有“顺”之或“适”之，就能达到与自然冥然为一的境界：“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闻之者听荧。虽复黄帝，犹不能使万物无怀，而听荧至竟。故圣人付当于尘垢之外，而玄合乎视听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计，放之自尔而不推明也。今瞿鹊子方闻孟浪之言而便以为，妙道之行，斯亦无异见卵而责司晨之功，见弹而求鴞炙之实也，夫不能安时处顺而探变求化，当生而虑死，执是以辩非，皆逆计之徒也。”[15]
“自然”与“至理”虽为最高之境界，但并不外在于万事万物，而就在物自身，“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16]所以，“循而直往”，就能“冥然”与自然为一。在这种境界，任何言语、感官的强行介入，都是多余的，都只能增加疑惑和迷茫。：“既禀之自然，其理已足。则虽沈思以免难，或明戒以避祸，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至理所趋。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为哉？任之而自至也。”[17]
实际上，这个“理”只是物与物之间的“分”，所以，郭象说：“以其知分，故可以言理也。”[18]
既然禀有自然之性，那么，其定分已具，任何“定分”之外的思虑、忧戒和人为都是有违自然之理的。
郭象也常用“性”与“分”解说万事万物所禀赋的“自然”。郭象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块然自尔，突然而生，掘然而逝，物各有其性分，彼此绝对不同：“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向言二虫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毕志榆枋，直各称体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辩，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蹊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异。”[19]“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所以，万物各自独立，各为中心。实际上，这就取消了中心，取消了绝对者。如果说还有什么绝对的话，万物自尔自生，独立自存的“自然之素”“自然之理”才是唯一的绝对。所以，人生天地之间，既不可使人从己，也不必舍己从人。
郭象的“自然”观既有别于庄子的“天之自然”，有不同于庄子后学的“人之自然”。庄子以自然的本真生命为最高的价值原则，在其展开过程中势必以拒绝人类社会历史文明为提升进路。但是，这一价值原则的真正建立，又必须回答现实地生存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个体生命的自由的可能性。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人生中都会构成难以调和的悖论。向秀们是看到了这一悖论的乖谬的：“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隽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20]这不能仅仅看作向秀们在政治上的退却与趋附。在玄学第三阶段，个人的现实生存始终是士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庄子对“天之自然”即本然世界的无条件认同而又不否定个体感性生命,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极端绝望正是基于对生命之在的挚爱眷恋。这一矛盾恰恰使庄子思想中闪耀出强烈的终极关怀色彩。只是这种终极关怀一旦落实为人间关怀，便会矛盾百出、捉襟见肘。于是，庄子无为无待的逍遥之境就成为让人永远企慕而又永远不能实现的梦境。向秀所谓“巢许不达尧意，不足多慕”，郭象所谓“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正是在现实困境中对这种“可爱而不可行”的超越之途的自觉放弃。郭象以“性分”解说“自然”，以“独化”明“逍遥”，以万物“相与不相因”消解终极存在，化解了庄子思想中不可解除的悖论。注释：
[1]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学》第407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2]《王弼集校释》第65页，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
[3]见王叔岷《庄子校释》附录。
[4]《庄子·养生主》。
[5]《庄子·秋水》。
[6]《庄子集释》第97页。
[7]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394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8]《庄子集释》第页。
[9]同上，第页。
[10]《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注，p50。
[11]钱穆《庄老通辩》第364页。
[12]《庄子·逍遥游》：“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注，郭庆藩《庄子集释》p4。
[13]《逍遥游》：“神人无功”注，p22。
[14]《逍遥游》：“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注，p3。
[15]《齐物论》：“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鴞炙”注，p99。
[16]《齐物论》：“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注，p56。“有”版权所
[17]《德充符》：“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注，p219。
[18]《庄子·缮性》：“尔将可以语大理矣”注，p565。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篇6
[关键词]：自然庄子独化此岸彼岸
[作者]程剑平，1963年出生，文艺学硕士。e-mail:jpcheng69@
（一）天道自然的彼岸感
凡道家无不谈“自然”。在《老子》中，“自然”一词出现5次，在《庄子》中“自然”一词共出现4次，在王弼《老子注》中，“自然”一词共出现27次，而在郭象《庄子注》中，“自然”无疑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仅在《庄子·内篇》注中，涉及“自然”一词共有46条，其中《逍遥游》注9条，《齐物论》注12条，《养生主》注1条，《人间世》注4条，《德充符》注8条，《大宗师》注12条。出现频率之高，恐怕没有哪本书可与之相比。难怪有人据此称郭象为“彻头彻尾执守道家自然之义”[1]
但老庄所谓“自然”多是指与人、人为相对的“天之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解释说：“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无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计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法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2]“自然”无论其为“价值原则”还是“终极实在”，显然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性和独断性。
庄子则常以“天”言“自然”:“天即自然”[3]。而“天”具有与“人”相对的不可通约性：“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4]“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5]。尽管在老、庄那里，“自然”一词的义涵极其复杂，如果不计细节，可以理解为“天与人的分限”。其“彼岸”性和本体论义涵十分浓厚。更为典型的表述是《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6]这个“一”虽然具有超越时间、超绝“言”“象”的性质，但它的“超形而上的优位”（transmetaphysicalpriority）[7]性质依然存在，尽管它是人的理智无法把握的。实际上，庄子总是努力去把握这个“一”，他的方法就是“游”，哪怕只能是“游心”，他总是期望着“与造物者游”，“游心于物之初”，去趋近那个神秘的存在。
庄子后学则扩展放大了“人之自然”，即既与庄子“天之自然”相别，又与人的社会性相对的人的自然属性。如果说庄子的基本倾向是扬“天”（本真的自然生命）抑“人”（人的社会性）的话，庄子后学则是扬“人”（人的自然属性）抑“人”（人的社会属性）；如果说庄子用来反抗现实的利器是远高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本真的生命”的话，庄子后学用来反抗现实的武器就是“个人的身体”。《庄子·马蹄》以马为喻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啮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8]“昔赫胥氏之时，居民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9]
郭象对此也不能认同。
（二）天与物：回到此岸
郭象吸收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一原则推到了极致，把一切还原为万事万物自然独化的现象过程，消除了《庄子》中保留的“彼岸”感的痕迹，把人生的超越完全安放在“此岸”。
试看他对“天”的解说：“此天籁也。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10]在庄子那里明显有差等分限的“天籁”、“地籁”、“人籁”，在郭象看来并无分别“夫天籁者，岂别有一物哉？”“天籁”与“人籁”“地籁”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天”，而这“天”又是什么呢？“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也就是世间万物的整体，除此之外，它并无别的义涵。所以，郭象说：“天然耳，非为也”，其内涵与庄子并不完全一样，“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在这里，只有万物自生自化，物与物之间各自块然独立，相与而不相为，没有不可知的彼岸，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宰，“莫适为天，谁主役物呼？”所有的，只有“物”的自生自得，自适自化，只是可感可即的当下。
郭象也常用“理”来解释“自然”。据钱穆先生统计，《庄子·内篇》中，“理”字只有《养生主》：“依乎天理”一处出现，而在《庄子注》中，郭象用“理”字共有70条[11]。那么，“理”又是什么呢？郭象以为，有“自然之理”、“必然之理”、“无为之理”、“至理”、“万理”、“群理”、“正理”，“理”虽万有，其中心义涵只有一个，即万物自生自化自得自适的“独化之理”。
理是万物与生俱来的禀赋：“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此岂好奇栽？直以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于其间哉？”[12]
“厝”即“措”，《说文》：“措，置也”。在此，“自然”即本然，是世间万物与身俱来的禀赋。这是人或“心”所无法更改的。既不能改易，也就无须改易：“夫物不尝有谢生于自然者，而必欣赖于针石，故理至则迹灭矣。今顺而不动，与至理为一，故无功。”[13]
“理至”即“至理”，“至理”即“自然”即本然之理，。成玄英疏曰：“诣于灵极，故谓之至”。它是与“迹”，即人事、人为相对待的。世间万物只须顺应自然之理，就能达到无功的神人境界。到这时，就能“无往而不安，则所在皆适，死生无变于己，况溺热之间哉！故至人之不婴乎祸难，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与自然会。”[14]
“理”即“自然之理”。只有“顺”之或“适”之，就能达到与自然冥然为一的境界：“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闻之者听荧。虽复黄帝，犹不能使万物无怀，而听荧至竟。故圣人付当于尘垢之外，而玄合乎视听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计，放之自尔而不推明也。今瞿鹊子方闻孟浪之言而便以为，妙道之行，斯亦无异见卵而责司晨之功，见弹而求鴞炙之实也，夫不能安时处顺而探变求化，当生而虑死，执是以辩非，皆逆计之徒也。”[15]
“自然”与“至理”虽为最高之境界，但并不外在于万事万物，而就在物自身，“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16]所以，“循而直往”，就能“冥然”与自然为一。在这种境界，任何言语、感官的强行介入，都是多余的，都只能增加疑惑和迷茫。：“既禀之自然，其理已足。则虽沈思以免难，或明戒以避祸，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至理所趋。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为哉？任之而自至也。”[17]
实际上，这个“理”只是物与物之间的“分”，所以，郭象说：“以其知分，故可以言理也。”[18]
既然禀有自然之性，那么，其定分已具，任何“定分”之外的思虑、忧戒和人为都是有违自然之理的。
郭象也常用“性”与“分”解说万事万物所禀赋的“自然”。郭象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块然自尔，突然而生，掘然而逝，物各有其性分，彼此绝对不同：“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向言二虫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毕志榆枋，直各称体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辩，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蹊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异。”[19]“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所以，万物各自独立，各为中心。实际上，这就取消了中心，取消了绝对者。如果说还有什么绝对的话，万物自尔自生，独立自存的“自然之素”“自然之理”才是唯一的绝对。所以，人生天地之间，既不可使人从己，也不必舍己从人。
郭象的“自然”观既有别于庄子的“天之自然”，有不同于庄子后学的“人之自然”。庄子以自然的本真生命为最高的价值原则，在其展开过程中势必以拒绝人类社会历史文明为提升进路。但是，这一价值原则的真正建立，又必须回答现实地生存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个体生命的自由的可能性。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人生中都会构成难以调和的悖论。向秀们是看到了这一悖论的乖谬的：“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隽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20]这不能仅仅看作向秀们在政治上的退却与趋附。在玄学第三阶段，个人的现实生存始终是士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庄子对“天之自然”即本然世界的无条件认同而又不否定个体感性生命,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极端绝望正是基于对生命之在的挚爱眷恋。这一矛盾恰恰使庄子思想中闪耀出强烈的终极关怀色彩。只是这种终极关怀一旦落实为人间关怀，便会矛盾百出、捉襟见肘。于是，庄子无为无待的逍遥之境就成为让人永远企慕而又永远不能实现的梦境。向秀所谓“巢许不达尧意，不足多慕”，郭象所谓“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正是在现实困境中对这种“可爱而不可行”的超越之途的自觉放弃。郭象以“性分”解说“自然”，以“独化”明“逍遥”，以万物“相与不相因”消解终极存在，化解了庄子思想中不可解除的悖论。注释：
[1]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学》第407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2]《王弼集校释》第65页，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
[3]见王叔岷《庄子校释》附录。
[4]《庄子·养生主》。
[5]《庄子·秋水》。
[6]《庄子集释》第97页。
[7]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394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8]《庄子集释》第页。
[9]同上，第页。
[10]《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注，p50。
[11]钱穆《庄老通辩》第364页。
[12]《庄子·逍遥游》：“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注，郭庆藩《庄子集释》p4。
[13]《逍遥游》：“神人无功”注，p22。
[14]《逍遥游》：“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注，p3。
[15]《齐物论》：“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鴞炙”注，p99。
[16]《齐物论》：“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注，p56。“有”版权所
[17]《德充符》：“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注，p219。
[18]《庄子·缮性》：“尔将可以语大理矣”注，p565。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篇7
一、顺物道而行的农业哲学观
“道”一词并非道家文化的首创，它早在夏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但直到《老子》才第一次真正提出具有哲学意义的“道”，成为道家和道教的最高哲学范畴。此文中的“道”实际上已经兼具本体论和实体论两个层次的内容：就其本体论来说，首先以“道”作为世间万物的本源和始基;其次，又把“道”视为万物所具有的共性。就其实体论来说，具体讨论“道”与世间万物的关系，认为世间万物的共性和差异性均由“道”所致。所以，“道”“不仅高标独超，玄冥难测，而且还具有圆融贯通、首尾相衔的存在个性。道既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先，为万物之母。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莫不禀道而获得它们的生命”。“道”与物的这种关系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理论基础。
首先，它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道”生，早在《道德经》中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之说，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世间万物皆以“道”为源，“一”、“二”、“三”皆为“道”所生。后来的道家其他著作又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这就产生了我国哲学史上的“气”本论思想。它认为“道”生成万物以“气”为媒介，“道”不同则“气”不同，“气”不同则所生之物不同，也就是说“道性”决定“物性”，“气”决定“物”之实体。《太上妙法本相经》说：“十方众生，各有类气，各不依先业之所造也。譬如禽还生禽，兽还生兽，我见众生父母，四足之子亦四足。父母飞行子亦飞行。父母白黑其子亦白黑。父母能言其子能言。未有鸟能驰步万里者。”③还说：“吾见鱼止水之中，虎居长林，燕雀依人，蚯蚓居穴，类气受性，各有所禀。岂有非性而食之也!我见虫还生虫，毛还生毛，蝇还生蝇，蚁还生蚁，随气啖食，以养性命，岂有生业而改其形也!我见众生，若有啖肉者，其子啖肉，若有啖草者，其子食草，若有食木者，其子食木，若有蝎土者，其子啖土。一切众生各有定气，不相假受，错谬其类也!我见一切众生性不同，同体而异名，阴阳不同，受化不等，依斯理物，各有类气，不相改异。”所以，我们在农业生产中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识别和把握各种不同的“气”，就像《太上妙法本相经》所言“其名虽同，果成殊别，亦如禾莠生垄，其初难分，条穗秀类，结实乃别”⑤。把握不同物种的“气”时，既要“况一可知百，类一可知万”⑥地把握该物种的“类气”，这样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支出，可以进行同类嫁接等方法培养优良品种;也要把握此物种的“个气”，只有这样才会采取不同措施因物施种，不会出现“炼土成金，变猪为犬”⑦的结果。所以《太上妙法本相经》说：“猛虎所以入静，以其犬故;翔鹰所以罗网，以其鸽故。猎师不加追逐，不须绳索，而自缚之。何以故?以痴胶捕之，故不加追驰，绳索缚之。”⑧如果在农业生产中忽视物之“道”，则无异于它所说的“空中可以种栽，流中可以田耨，无父可以结子，无母可以生息”⑨和“其犹颠木之生苗，逸鱼之失水，假尔而生，命亦不久。譬如其树，若刖斩其根株者，万无一活，若露其根株者，遭冬则枯槁”⑩。不仅物由“道”所生，“道性”决定“物性”，而且物性的展示，或者说物的作用也需通过“道”来发生，离开“道”，物性也就毫无意义。《太上妙法本相经》继承和发挥此观点说：“日月无道无以耀明，星宿无道错乱不行，阴阳无道四时不成，草木无道则不能生，五谷无道则伤败不成，水无道则不流润，火无道则不热温，金铁无道则不锋坚，山石无道则崩退不全，百鸟无道则不飞空，兽无道则不驰走。”(11)这就是说，阴阳、日月、星宿、水、火、金铁、山石、百鸟等各得其道之后就产生了“四时、明、序行、流润、热温、锋坚、挺全、飞空”等作用，所以，在农业生产中，我们不仅要顺农作物的物“道”，而且对于农业环境和农业工具的使用也需顺其“道”而为之，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二、勤劳为本的农事观
农业生产是一种时空跨度较大、环环相扣、多种经营并存的系统工程，从事农业生产要求生产主体具有一定的计划、体力、耐力和勤于农事活动的精神。当农业产生后，在刀耕火种时期，以勤为本是社会的主流意识，人类社会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手段即农业文明以后，勤劳、朴实、团结协作仍然是农业社会中的主要思潮。勤劳、纯朴、团结互助也因此成为我国传统美德，成为我国各宗教的主要教义。就道教而言，在其经典中体现最多的就是“勤”和“善”两字，《太上妙法本相经》作为早期道教经典，自然也以“勤”、“善”为主要思想。“勤”在该经典中主要体现为“勤于农事”和“勤于崇道向仙”。其中的“勤于农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它首先以麦成膳之过程说明了“勤”的原因，它说：“一切众生虽有道性，不建不勤，终不成道，何以故?垄麦有膳，随垄而责，其膳终不可得。要须经冬涉春，至夏结实，捋杨入皑，罗夜付厨，和均膏水，巧手乃甘，浓昧调美，和成以为食膳。”(12)在此处，作者开门见山说明“一切众生虽有道性，不建不勤，终不成道”，然后再以麦粒成膳之过程说明“勤”的必要，如此过程中有一步无人完成，那么麦粒终不能成饭。同时，此经典还以“养生”和“务农”进行类比，说明“勤”于农事的目的在于“得粟免饥”，它说：“尚生者勤于生，贵农者勤于农。何以故?知生道重，故勤而行之，若知田道重，故勤修农。修农者不恐饥，修生者不恐衰。修生得生，无为常生;修田得田，遭饥不饥。农夫勤于田，道人勤于缘。何以故?田苗中明有粟，是故农夫勤伦之;至道中明有真，是故道人勤伦之。”(13)这里明确说明了务农、修道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农夫勤于田，道人勤于缘”的途径差别，但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维护自己的生命，由此看来，道教的“农道合修”思想重在于“勤修”。不仅如此，它还分析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不“勤”的后果，从正反两面对比阐述“勤”的必要。它说：“其朴不雕，不可成器;其荒不耕，终不成柔。何以故?朴不雕刻，终致朽弊;荒田不垦，荆棘茂盛。豺狼狸枭，长在其中，鸱枭鸟鹊，栖宿林中。田罴不治，终成荆棘。若朴不雕，终守枯朽。若遭工匠，加其绳墨，断斧锯凿，日加雕啄，必就功业，用之则如意，亨之则无损。是以修治荒田，故能得谷。何以故?朴质荒田，譬凡夫;经匠遭耕，譬师教;成器得壳，譬果显。”(14)此处更加明确说明“垦荒雕朴”的必要性，还以比兴手法将凡夫、师教、果显联系在一起，既突出了《太上妙法本相经》的宗教性，也凸显其重农的一面。这种以“勤”为本的思想并不是它的独创，《太上妙法本相经》同其他道教经典一样具有道教共同的思想基础。就道教的以勤为本思想来说，道教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间存在互盗作用，使大自然本身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各种动植物之间存在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半开放式的平衡关系，他们之间既互相依存也互相制约，彼此之间既是依存条件，也是天敌关系，所以在农业生产中必须排除天敌的干预，减少天敌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吸收，以利于所培植的动植物健康快速生长，这就需要勤。何况动植物在生长过程，由于受大自然天气变化和自身素质的影响，夭折的多于成熟的，人类要想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产品数量，只能广种薄收，这也需要勤。正如《太上灵宝元阳妙经》说：“又如鱼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又如果树，花多实少。”(15)只有勤才能补充这些被自然淘汰的动植物，才有可能获得丰收。《太上大道玉清经》说：“三阳之时，善役调牛，钩引悬树，陡捍绵密，踏乘通淳，加以好粪;次选良种，治择芜秽，温湿宜之;然后调树，芸耗秀碑，牵护苗根，晨夕看视，无令六畜侵食践蹋。如是苗子三月假生，萎蔚繁盛，水陆通美，无有赘舱。凉秋结实，高下通熟。即命伟仆收藏财积，藏吏监守，不令余耗，唯供食用，储备盈长，家给丰足，如是良农，终卒获利，不可称量。”(16)这段话既说明了农事活动的步骤，也说明了农业必须以勤为保障。道教主张报应说，认为天人之间通过气相互交感，有多少付出则有多少回报，因为人在劳动过程中所付出的精气神会被对象所接受，导致两者感通，如果农民越勤，付出的精气神越多，回报也会越多。这在《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经解》中说得很详细。
三、因时因地而作的“时宜”、“土宜”观
早在我国原始农业时期，人们已经关注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农时的观念。农时概念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就已经产生，但其文字记载最早体现在《夏小正》这一首诗中，此诗的农事安排类似于后来的《月令》。《月令》把一年分为四季，每一季分为三段，分别根据不同的物候现象安排农事、蚕桑、畜牧和虞衡工作。这具有非常明显的“时”的意义。有关农时的把握，最早来源于《尧典》中用“历正”立杆测影以定四季的神话，今天的华表就是立杆测影用的图腾柱。《易经》本于推断人事吉凶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强调农业生产与天时、地利之间的关系，强调不误农时，对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精耕细作的农业形成以后，“农时”不仅受到农民的重视，哲学家也日益关注“时”的含义及其形成，以及不误农时的重要性。《诗经》、《考工记》、《洪范》、《礼记》、《荀子》、《孟子》，尤其是道家的《淮南子》、《吕氏春秋》和《管子》等十分强调农时的重要性。到了道教产生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已经定型并走向成熟，所以道家、道教经典中也十分重视“农时”，从《吕氏春秋》开始，其中的“时”不仅具有“时令”之意，而且扩展到了客观条件、环境、时机等含义。《淮南子》将“时”与“机”等同起来，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机”既包括天和地所给予的外在时机，也包括生产对象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生机”。在《太上妙法本相经》中这种“农时观”也十分强烈，但它似乎只涉及到天地所给予的外在时机，不讨论生产对象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生机”。它说：“若时旱就于下田，若时水就于高田。”所以，此经典还重点介绍了利用天气变化和风变来把握农时时机的方法，就天气变化而言，它说：“锦云不润，高垂无泽，浩浪方平，风厉必溢，天声殷殷，其雨必谤，月离日云，雨必降之。”(17)这段话说明观察天象以预测天气变化的情况。它还继承了我国早已有之的“八风说”，用来指导人们把握农时。八风，一说为八方之风，在《吕氏春秋》、《淮南子》、《说文解字》、《左传·隐公五年》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另一说即为八种季候风，在《易纬通卦验》中记载有：“八节之风谓之八风。立春条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将物候与“八风”结合起来，它说：“尘青则风青，尘白则风白，尘赤则风赤，尘黑则风黑，尘黄则风黄。若立春风动，百草涤布阳气，一切方物，悉有条动之意，即名为条风。至春分，动作之物各有萌形，明有庶冀之仪，故名为明庶风。若立夏，一切受春阳之焉，各有青青之质，明有结叶之成，故名为青明风。夏至炎阳甚极，暑热盛矣，故名为景风。至立秋，炎阳极歇，阴道践阶，有色变之系，凉冷之貌，故名为凉风。若秋分，以春夏长，秋茂结实，乾宫之中，检校功德，彰效之益，从昌阐而兴，故名为昌园风。至立冬草木结，白霜落，方物不侍而行，使阴逼阳，寒厉，百草焦枯，松柏色变，人民愁惨，皆有不足之貌，故名为不周风。若冬至阴极绞结，百草援折，天下雪白，荡垄坟灭，旷荡厉厉，无所承均，度数更始，百师初缘，广兴天功，无物不然，故名为广莫风。春为谷风，夏为景风，秋为凉风，冬为凄风。”(18)另外，此经典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告诉人们不能纯粹靠等待时机，要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和与天地斗的行动，它说：“譬作田耨，恃天而雨者，将不遂其愿，不如先治渠堪，引水溉灌，定可获也。”(19)这些话对鼓舞人们战胜自然灾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经典除了强调“时宜”外，对“土宜”也非常重视。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诗经》、《禹贡》等诸子百家著作中均有十分明显的“土宜”思想，强调在把握土地类型、性质和肥力基础上进行农业生产。后来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管子》、《氾胜之书》等无不涉及“土宜”思想。所以在此经典中也说：“若世旱就于下田，若时水就于高田，若地墟浓则密种之，若地瘖薄则希种之，相地授种，必获所愿。”(20)这里明显指出了根据地势高低、水流方向、是否向阳等因素来决定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也指出了两种不同肥力土地的不同耕作方法，尽管此方法不一定正确，但还是对土壤肥力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最后明确指出“相地授种，必获所愿”，突出“土宜”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四、工具和过程相结合的农业技术观
早在老庄的著作中，就以“自然无为”为宗论述了科学技术产生的机制及其对社会发展、人的心性发展的影响，阐明了他们对待科学技术进步的主张。道教虽仍以道家思想为宗，但已从“自然无为”过渡到“自然无为”和“络马首”思想并存，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比道家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所以说“道教是世界上唯一不极度排斥科学技术的宗教”。就其所论生产经营中使用科学技术而言，它说：“譬如作船，非水不行，譬如伐木，非斧不尅，譬如钻火，非木不得，譬如深井，非索不获。置谷臼中，坐视不春，岂得精之?”(21)这里所说的船、斧、绳索、臼，无一不是农业生产所需工具，突出了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然后再以打鱼为例说明了生产工具使用的过程，它说：“譬如入海采于众宝，先知投简名刺之法，牢船铁，深帐帆，设轩之诣宝所缀沉，浮船乃发，沙石炮炉，营坟煎取，若多若寡，来往莫蹶。”(22)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和操作过程，打鱼的效果是不可想象的，这里也同时指出了使用工具必须是健全完好的工具，否则也会使整个生产过程无法顺利进行。它说：“譬如漏船渡水，水满必役，湍浮广水，中流必沉。”(23)在“入海采宝，不投简刺，舟船必翻”(24)中说明了从事生产必须做到有条不紊。这里仅仅以海上作业为例说明使用工具的重要性，但作者后来又以农业生产过程为例说明其农业技术观，它似乎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做到以多种取胜，它说：“譬如种之根苗，一株之果，不如方根之多，是故真人以多种，故得为多某报。”(25)这种以多取胜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开垦的田地增多，才能为轮作技术打下基础，为保护和提高土地肥力，做到“地力常新”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土地轮作制也被它所重视，它说：“譬如佃田，随种而种，因种而生，若改其种，则改种之。是故一地可易百种，而况一封改绝乎?”(26)这里就是说明当时的土地轮作制已经达到“一地可易百种”的技术水平，而且极力推荐这种土地轮作制，它说“而况一封改绝乎”，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在种植作物时，即使土地具有一定的肥力，但由于连续耕种，可能导致土壤肥力难以满足农作物的需要，所以重视择肥力较强的土地而种，或者肥料的施放，特别是讲求施肥的最佳时期。从此经典来看，它最重视施足底肥，认为施足底肥是农作物具有充足底气之根源，它说：“譬如肥生，以内居脂则肤肥妍。松柏所以经冬不零，以膏处其内;竹木所以遭霜不彤，以衣在其里。”(27)所以要想农作物具有抗风、抗寒能力，必须使其具有“内居脂则肤肥妍，膏处其内，衣在其里”的体征，而具有这种体征的基础就是施足底肥。作物种好之后，在其生长过程中不可刻意人为干预。对动物饲养要有爱心，要把握其物性，适当地使用和调养，才能永保其健康无恙。它说：“骐骥日涉千里无疲劳，驴行三百筋肉碎裂。”对农作物要做到深根固叶，它说：“深其根，固其叶，老而不衰。是以圣人贵于深根，重于固叶。”(28)“深根固叶，永无拔期。若种植危根，其叶必悴，花亦俱落。”(29)同时强调在深根固叶的基础上努力搞好中耕，松土除草，使农作物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所以它也十分重视中耕技术，它说：“麻有大质，止器不躯，惨地虽多，失其丈质，泽良侠墟，前缩希稠，锄绊秽类，耨其异党，除长去锄，骨坚皮厚，祈循纤理。”(30)这里就指出了中耕的要点在于“锄绊秽类，耨其异党，除长去锄”。只有“但深其根，离落四面”(31)，才能获得则可成林，责花得花，责果得果，丰饴饥乏，足以济物”(32)的良好收成。只有在选种、施肥和细心呵护的基础上，才能有“纯和之国信道，中有异食，名自然天厨更米，长七寸，一种九收。其土有酒泉，七里一池，其味如酒蜜，甘美香滑，饮之醉饱，不更有厌。亦有果山，高三百丈，长四千里，广六十里”(33)，丰衣足食的人间仙境出现，所以道教中的人间仙境无非就是农民辛勤务农的结果。
五、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观
原始游牧农业时期，人们为了生存往往目光短浅地采取涸泽而渔的生产方式。随着定居生活方式的产生和生产经验的丰富，人们才慢慢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对于定居生活的重要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述大都严格禁止了赶尽杀绝似的生产，鼓吹“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鰌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以及“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34)。强调自然的生态平衡，认为人力和天力或对自然的“用”和“养”之间需保持一定的张力。道家著述也是如此，例如《管子》主张以物制物保持生态平衡，反对人类过度破坏;《吕氏春秋》因提出“人亦为物、圜道、贵因论”等思想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生态农业模式。《淮南子》的保护性生态农业模式;后来的道教在思想上也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生态观，例如，《南华真经注疏》就注意到生物链的作用，《太上感应篇》中的禁忌论和因果报应说也具有生态思想。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篇8
7月10日12时20分左右，湖北省随州市南郊一化工厂发生爆炸起火，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截至发稿时，已造成1人当场死亡，6人受伤，2人失踪。伤者主要是工厂工人，还包括一名到场救援的民警。由此我想到春节期间，我回到地处江汉平原的老家过年，让我感受最深刻的并非浓浓的乡情和浓郁的年味，而是沿路可见的几个化工园区。其给我的冲击几乎达到惊骇的地步。提及江汉平原，人们脑海中立即浮现的影像应该是千里沃野、稻花送香、鱼翔湖底、荷花斗艳。惜乎沧海桑田，在工业化、城镇化双重挤压下的这片净土，也难现昔日美况。曾经的鱼米之乡、千湖之地，竟然已难见大片的水域。号称在湖区长大的小孩，却不会游泳，喝不到洁净的湖水……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为了迎接新一轮的经济转型、产业转移，内地政府纷纷到沿海地区招商引资。而相对利税较高的化工企业，便成为内地竞相争夺的对象。在产业政策不清晰、竞争无序的情形下，投资规模、利益回报成为主要衡量的指标，而技术门槛、污染处理能力则成为淡化甚至忽视的条件。所有化工企业，不管其技术样态或者管理模式如何，最终均离不开对水的利用与处理。江汉平原水系纵横但勾连成网，对某一个局域水体的破坏，往往会造成全流域水环境的严重损害。早先江汉平原各县市化工企业的选址布局，均采用了以邻为壑、祸水外流的方式。各自在所在水域的下游架机设厂，但狼性竞争下各自安全利益并不能苟全，覆巢之下难寻完卵。近年来汉江水域、长江水域整体水质的下降，就是上述恶性竞争结下的苦果。新的江汉平原化工产业群，或毗邻汉江主、支流水域，或依托历史上形成的泄洪渠道。一旦排污得不到严格控制和科学处置，将对整个汉江水域千万民众饮水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有些不良企业使用高压泵井向地下隐形排污，更会对整个区域水体造成历史性的损害。江汉平原地区是人烟高度密集地区，且不像山地或沿海地区可以利用地形屏障或者风向调节，预防并减少可能出现的化工灾难。一旦出现有毒、有害性气体泄漏或者爆炸，便将是一场人间惨剧。1984年12月3日凌晨，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属下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设于贫民区附近一所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引发严重后果。大灾难造成了2.5万人直接致死，55万人间接致死，另外有20多万人永久残废的人间惨剧。现在当地居民的患癌率及儿童夭折率，仍然因这一灾难远比其他印度城市为高。由于这次事件，世界各国化学集团改变了拒绝与社区通报的态度，亦加强了安全措施。这次事件也导致了许多环保人士以及民众都强烈反对将化工厂设于邻近民居的地区。殷鉴不远，岂可不惕然警然。技术人的狂妄往往使得技术的使用跳出伦理的轨道，人类理性的不及往往也导致出现始料不及的灾难。为了驯服技术崇拜的魔性，人类发明了种种政治、法律的制度来驾驭、控制技术的运用。环保制度作为工业技术发展的伴生物就是因应时代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但在GDp中心主义的思维主导下，相关环保制度僵滞落后，环保执法不利。环保人士和社会民众声嘶力竭的呼吁，环保事故接二连三的警示，也只是勉强助推环保行政部门历经几十年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一个政府组成部门。在环保执法过度依附党政权力的现行体制下，环保部门既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决策独立发声，更难以对不当决策有效制约。客观情势决定了必须反思现行环保体制，并在民主、法治的前提下进行制度的优化配置。党政主官异地任职制度，曾被视为防止利益牵扯、阻断权力寻租、屏蔽乡愿瓜葛、预防或者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但其实施效果某种程度上却背离了良好的初衷。那些只顾当下、罔顾未来，短视经营、掠夺发展、破坏生态、以邻为壑的荒诞行为，很多可以从这项制度中找到原因。地方党政官员任期制度不被恪守，又缺乏那种对故乡故土一草一木的珍惜之情，极易导致这些官员一切行为都围绕仕途升迁、利益吸纳而展开。既无对祖先的虔诚敬畏，又无殃及子孙后代的远忧，极易患上权力的大头症，甚至有哪怕调走后洪水滔天也不惜一试的荒诞之举。（原题：《内陆还有多少化工厂是定时炸弹？》，文章有删改。来源：2013年7月11日《南方都市报》）（编辑/冯立梅）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篇9
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急速和重大的变化中，经济增长下滑过快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矛盾。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很多的情况下，扭转经济增长下滑过快的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涉及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仅靠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不够的，而需要各方面紧密配合，也就是需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为了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与应变性的关系；经济周期波动中繁荣与调整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点评：能否实现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是由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任务的全局性和艰巨性决定的，即国内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后的调整与国内经济周期性调整相叠加；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相叠加；与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带来的世界范围大调整相叠加。
保增长、保就业、调结构哪个优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在“2008中国经济年报”专题节目盘点2008年的经济数据、展望2009年的经济前景时说：“从短期看，当然是考虑保就业，保增长是最终的目的。在保就业方面，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增长方式，不同增长方式对就业的促进程度是不同的。在执行短期政策，增加需求政策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怎么执行这一政策，一定要注意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提高整个产业的效率。同时，我们还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怎么转变增长方式、怎么提高我们经济效益上。”
点评：保就业与保增长不应该是一组矛盾，而应该成为相互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讲，2009年的就业状况如何，就在于在新经济基调中能否有技巧地充分融入“就业因子”，令其成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成为单独的“问题”。
中国经济将率先突围
谁将率先走出危机？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吸引全世界眼球的问题。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三大理由支持中国率先复苏。
第一个理由是，中国有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恢复经济是恢复“实体经济”，不是搞“虚拟经济”。中国多年来致力于最传统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和“世界工厂”，而且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中占据的是最基础的中低端产品部分。
第二个理由是，从总量上来说，中国具有相对较雄厚的财政实力。中国近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加强。这为政府增资解决民生问题、促进消费增长、拉动经济增长，提供了经济实力的保证。
第三个理由是，中国有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前几年中国进行了金融体系的一轮大规模的整顿和改革。而全面的制度建设以及相对较为封闭保守的现实，使得中国金融业在此次危机所受冲击较小。中国稳定的金融环境，在保证提供稳定金融服务的同时，也给货币政策在危机时期支持经济复苏提供了良好且巨大的实施余地，给宏观调控政策创造了巨大的弹性空间。
点评：中国经历这一轮经济“突变”，对外需高依存度增长模式的脆弱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全面拉动内需，防止经济大幅下滑，推动经济恢复增长已经成为共识。拉动内需的共识将兼顾短期应对策略和长期的战略方针，使中国较早地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真正把危机变成了机遇。
信贷扩张是银行自救行为
在接连出台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措施中，信贷扩张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先，通过商业化改革后，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风险控制能力已大大增强，不可能因为有关部门的鼓励就如同计划经济时代执行行政命令那般不顾风险地扩张信贷。
对银行来说，信贷扩张其实也是一种自救行为而非行政任务。银行的利益和企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如果经济形势好，银行业的发展空间也会比较大，如果经济形势不好，正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银行业岂能独善其身？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如果银行过于短视而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不积极配合国家的政策扩张信贷，纯粹基于风险考虑而畏缩不前的话，就会影响工业增长，导致大量企业因资金断裂而出现问题甚至倒闭，最终导致经济长期陷于低迷的泥沼之中难以恢复。如果那样的话，且不说银行业务增长和扩张无从谈起，恐怕连银行自身的存量贷款也将受到极大影响，最后危害到银行业的长远发展。
点评：银行业适时合理地扩张信贷，是一种于人于己都有利的明智之举。GDp和银行资产质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受宏观经济的影响，短期内银行资产质量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也属正常。银行的最佳方式是找到一个既能最大限度控制风险，又能最大限度扩张信贷的“平衡点”。
政府不会为高价房“托市”
日前，国务院下发了一份紧急通知，该通知要求重庆市暂停正在拟订执行细则的“购房退个税”政策。叫停“购房退个税”政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说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为房地产托市的态度。相继，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也表示，不会为高价房托市，将采取“抓保障、稳市场、促消费”的综合性措施带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篇10
整个实习分为三个阶段：首月，在市分行会计部综合科和结算科，从阅读会计制度汇编和分析财务报表着手，重点了解建设银行会计基本制度，会计核算相关流程和运行模式，以及对公支付结算业务的基本制度和相关流程；次月，在渝中支行公司部和个银部，从了解各种主要资产和负债业务的流程出发，重点领会建行各项内控制度在具体业务流程设计中的体现和运用，尤其关注信贷业务流程和各个环节风险的控制措施；最后月余时间，分别在观音岩分理处和渝中支行营业部，通过对记帐、复核、交换、信贷、出纳、个人理财、银保、银证等柜台相关岗位业务的学习，更为直接的观察到各种业务的工作流程尤其会计核算，以及建行基层分支机构日常运营情况，更在成功转型的观音岩分理处体会到了有效的制度带来的秩序与效率。期间，还先后参加了局机关年中工作会议及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新会计准则、三大模块等方面的培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对银行监管工作有了初步的轮廓。
实习期间，次贷危机愈演愈烈，从“两房”托管到巨人雷曼轰然倒下，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正迅速席卷全球。虽然得益于银监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所倡导和指引的逆周期建设，使得我国银行金融体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和对次贷危机的“免疫”。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无国界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亦难完全独善其身：四大行投资次贷亏损，更值得担忧的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着迅速恶化的外部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运营环境骤然变差；当前，房地产业调整带来的信贷风险，实体经济下滑和宏观政策压缩利润空间都已经迫在眉睫，银行业经营风险不可小觑。张瑞敏的成功秘籍是“向失败学习、向成功学习、向竞争对手学习”，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检查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镜子。因此，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监管如何失灵，以及如何提高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的思考就一直贯穿在实习过程中。
虽然关于此次金融动荡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例如超前消费的长期积累、金融领域激励制度的扭曲、金融创新领域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和欺诈、表外业务信息披露的不充分等等，但是各国监管当局没有阻止这些现象的产生和蔓延在我看来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一方面，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风险。而监管体制没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在过度相信市场自我监管能力的思维下，没有处理好安全和效率的平衡。监管机构不但没有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强风险防范，使得金融衍生品不但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而且也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督；而且缺乏对创新产品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的重视不够，没有深入分析和评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另一方面，监管机构缺乏全面严格监管的激励，因为实施严格的风险管理程序会提高服从成本，从而降低本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同时使得一些金融机构可能将部分业务向某些监管宽松的地区转移（本人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规制、管制或者监管竞争，只不过研究是环境保护领域）。
在我国，银行业的资产约占全部金融资产的九成以上，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业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通过实习期间对国际上银行监管理论的新发展，次贷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国外银行监管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历史现状的学习，结合对建行内控制度，尤其是相关高风险业务的工作流程以及主要风险环节措施的了解；我意识到，当前银行监管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必要予以改进和完善。首先，新的银行监管理念和技术的运用，虽然监管理念经历了从重市场准入管理到重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到以风险监管为中心，重外部监管到强调银行内部控制，但是这些理念要在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尚需完善非现场监管技术、风险识别技术以及信用衍生品监管技术上。其次，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当前人行和银监在监管主体职责上存在不明确的地方。而随着金融控股公司，银保、银证以及外资银行进入，混业经营已经出现并必将成为金融业发展趋势，传统金融子市场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因此，跨部门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日趋重要，不同监管部门之间更好和更紧密地监管协调和合作势在必行。其三，提高信息供给质量。信息是决定监管有效性的关键，信息供给不足会产生监管的高成本和低效率，目前存在信息缺乏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信息披露不统一（如会计制度的差异，是否上市），信息披露失真等现象。信息质量不高将直接影响直接监管，以及通过市场、中介组织和大众传媒等非正式渠道监管的有效性。第四，矫枉不能过正，也不能因噎废食。当前在次贷危机的阴影下人们更关注的是金融安全，但不能因此弱化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的盈利目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必须效率与稳定并重，在二者的平衡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强大自己和增强在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的机会。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金融企业改革，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加强金融体系核心竞争力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形成稳定的长远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在自身特色的企业愿景和企业文化，这是一家银行的成败和是否能够长生不衰的根本。
【1】
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监管人员不仅要熟悉被监管机构的内控机制、信息科技系统，还要具备良好的金融、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从而能对风险管理系统的合理性、可靠性、有效性及商业银行的风险程度进行检查和评判。实习结束以后，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基础理论学习，首先是商业银行理论、金融创新理论以及银行监管理论等金融理论的学习，尽快弥补自身在某些专门领域理论知识方面的先天不足；其次是会计理论和会计业务，要在实习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分析和评判财务报表并从中发现问题的能力；最后是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要加强对我国银行监管法律和政策的学习和研究，提高政策理解和把握能力。另外，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大量新知识、新的管理技术和新产品，监管人员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银行业的发展、实施有效监管，因此学习应当成为我以后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要积极参加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训。另一方面，希望能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不断提升作为监管人员所必须具备的各种专业素质和能力，争取早日成为合格的银行监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