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作者篇1
[关键词]区适子王应麟三字经真正作者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8-0104-06
启蒙读物《三字经》经历近700年，家喻户晓。但作者是谁，一直尚无定论。长期以来，占主流的说法是出自南宋浙江学者王应麟之手，时下出版的《三字经》也多标明“宋・王应麟著”，但权威出版物也同时列出“区适子”和“黎贞”为其作者。笔者经多年考证，认为是王应麟著述的论点依据不充分，而广东顺德陈村登洲人区适子才是原书作者。
一、王应麟著述《三字经》的文献资料一直阙如
据现存文献资料显示，最先提出《三字经》作者是王应麟的为清代人王相。他于康熙五年(1666年)在《三字经训诂》序中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言简意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逮津，大学之滥觞也。”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庆元府(今浙江鄞县)人。师王野，宗朱熹，淳佑元年(1241年)进士。历任西安主簿、台州通判、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王应麟是一位以擅长考证称著的学者，同时又是位重视启蒙教育的学问家，他曾著有《蒙训》70卷。王应麟著述宏富。据《宋史・王应麟传》记载，他著有《深宁集》100卷等30余种书，700余卷。但在如此众多著述中，唯独没有《三字经》。
此外，《宋史・王应麟传》、宋《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元《延佑四明志》、《正至四明志》、明嘉靖《宁波府志》、康熙《宁波府志》、雍正《宁波府志》的《王应麟》条目中也没有任何关于他与《三字经》之间关系的文字记载。始编于1933年，结束于1951年，历经18年编撰而成，汇集当时浙江省内各领域文史专家，将历代宁波和鄞县志乘收集整理分类汇编而成的，被国内学界称为“所有民国志中的关门志”的《鄞县通志》也不见关于王应麟撰写《三字经》的记录。
另外，在清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浙江学者钱大昕主持的乾隆版《鄞县志》中，载有《王应麟著作目录》，其辑补了前人漏记的王氏著作，如《古易考》等，但也没提及《三字经》，反而记述了王的学生袁桷在元代首倡刊刻王著作的记录。《宁波通志》中也有“应麟所著述，昌世搜辑，考订赞助为多，蓄书万余卷，毁于火，露抄雪纂，至烹寝食以复原”的记载。[1]（p2023）而在《鄞县通志・文献志》中更记录了王应麟孙子“厚孙、宁孙校雠其祖所著深宁集等书累千卷，户分目别，肄业成诵，其玉海及他书二十种请于部使者侵梓以传学者读其书”。[1]（p2139）可见王应麟著作在他去世后29年才开始刻板印刷，广泛流传。
虽清康熙年间后国内坊间出版的《三字经》大多标明“王应麟著”，但宁波官方文献一直没有王应麟著述《三字经》的文字。另外，据《鄞县通志》记载的历代本县书籍刻板目录，鄞县直到清代才出现由汲绠斋刻板的《三字经》。汲绠斋是始创于清道光年间的宁波书坊，年代颇晚。尤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学者钱大昕曾撰有详细记录王应麟生平行状的《深宁先生年谱》，也没有任何他与《三字经》相关的资料。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浙东学者年谱》中，载有清代宁波学者陈仅、张恕纂辑的《王应麟年谱》，这本在钱大昕等历代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更全面反映王应麟生平事迹的年谱，也没任何他与《三字经》之间联系的蛛丝马迹。当代有关地方文献中，出版于1986年4月的《宁波史话》中有《宋三朝元老王应麟》一文，列举了大量王著目录，但也不见《三字经》。当代宁波学者骆兆平在《书城琐记》中有《王应麟海勤汲古》一文，对王应麟生平和著作多有介绍，但也没有《三字经》。当代学者史树青在1997年1月发表于《浙东文化》的《王应麟跋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铭〉书后》，曾细列其著作目录，也不见《三字经》。
作为宋代屈指可数且官居高位的学者，若王应麟果真编过《三字经》，他或其门生、后人都应在有关文献中提及此书。至少地方文献也应有所记载，但没有。历代熟读王应麟著作和《三字经》的学者们也都对王应麟与《三字经》的关系只字不提。只有王相于1666年在《三字经训诂》序言中首次提出。但晚王相提出此说法10年，动笔于1676年，完成于1755年，出自宁波同乡学者黄宗羲（1610－1695年）、全祖望（1705－1755年）之手系统研究王氏著述的《宋元学案・深宁学案》仍没提到《三字经》。笔者以为，以上现象不可能是钱大昕、黄宗羲、全祖望等人的“疏漏”，只能是《三字经》作者问题一直为人所疑。
二、古代学者对王著《三字经》的质疑
其实，《三字经》作者问题从明代就有不同说法。至今国内现存最早的《三字经注》作者赵南星在《家教二书序》中说：世所传《三字经》、《女儿经》者，皆不知谁氏所作。赵南星（1550－1627年），字梦白，高邑（今河北）人，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天启年间，因反对魏忠贤被矫旨削职发配，死于代州。从其序言中可知，《三字经》至少在明朝中后期已流行中原，但作者名未署。若出王应麟之手，则封面自应书其名，如康熙后的各种版本。且饱学的赵南星也应有所知闻，但他直言不知作者为谁氏，这也更佐证作者名确不明。
在清代，也有不少学者就王应麟著述《三字经》一事提出异议。如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浙江桐乡学者陆以指出：“童蒙所诵《三字经》，相传为王伯厚作，此俗流之说也。周公时无六经之名，不当云著六经……经史之大者，疏舛若此，其他可无论矣。”[2]（p334）清代福州学者梁章钜(1775-1849年)在《浪迹续谈》卷7《三字经》中称：“《三字经》，世传为王伯厚作，又曰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字正叔，广东顺德人，未知孰是，要皆宋人也。”他指出两个作者都有可能，并未肯定为谁，但也无疑提出了质疑。清光绪年间云南学者许印芳（1832-1901年）在《增订发蒙三字经》序中虽说，“予尝见古刻本，正文皆大字，一行两语，后有小字注释，其叙事截至五代，卷端题名书乃王伯厚所撰。”但他又认为按照王应麟的水平不应写出这本与他原有水平落差较大的著作，因而他指出：“惜其意主劝学而不亟讲学，详于策励而略于启发，书由考悌引入见闻，虽有知某数识某文之言，究竟开示寥寥，意谓研穷事理，岁月有待，然知乃入道始，其导先路者何容苟且如此……王书开示之外，几不知天壤间更有何事何物，欲植兰玉于庭阶，略不经意措语，遂有杂乱者，偏僻者……抵牾者，坊本读编史事，亦多[奢奴，语欠分晓，总论全书，败阙处不一而足……。”有鉴于此，他才提笔增订作注，“以塾师易于讲解，学童易于领会，揆诸伯厚劝学之初心当语更愉快而无遗憾也夫。”作为博学且见过古本王著《三字经》的许印芳也觉得此书与王应麟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广博深纯的见识相去甚远，也足证许印芳卓越的学术见识和王著《三字经》这一说法的确值得质疑。
三、古今学者对区适子著述《三字经》的提出
既然质疑王应麟，那么作者到底是谁？据现有文献记载，历史上最早提出《三字经》作者是区适子的学者是明代广东学者黄佐（1490－1566年）。他在明嘉靖刊本（约1531年）《广州人物志》中指出：“区适,字正叔，南海人(阮元在《广东通志》中注即今顺德县)……今训蒙《三字经》，适所撰也，童子多习诵之，与周兴嗣《千字文》并行云。”显然，北方学者如赵南星等因地隔南北而无法获得这些信息，因而他才在《家教二书序》中写道“不知谁氏所作”。
另外，明末清初岭南学者屈大均(1630-1696年)在其著作《广东新语》卷11《三字经》条目中肯定地指出：“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或问之，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与达鲁花赤俯仰耶。’”[3]（p329）他在小注中又写道：宋亡，适子不仕。为粥以食贫民。今《训蒙三字经》，即适子所撰。[3]（p329）于此，我们可知屈大均所处年代仍流传区本《训蒙三字经》。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及的王相在康熙丙午年（1665年）提出“宋儒王伯厚作三字经”之说。屈大均完成《广东新语》的时间是稍后的康熙十六年（1677年）。由此，我们可断定，若屈大均不知王相观点，那么他就是依据当时所见版本和《顺德县志》讲的。若屈大均知道王相主张《三字经》是“王应麟著述”之观点，那么他就具重申更正之含义。无论如何，这都表明他肯定区适子就是《三字经》作者。
在清代，江南学者也认为《三字经》为区适子撰。如清代散文家、湖阳派创始人之一的恽敬（1757－1817年）在《大云山房杂记二卷》中写道：“《三字经》，顺德区适子所撰……适子，字正叔，宋末人，入元不仕。”清代不少岭南学者因目睹或曾拥有过区适子著本《三字经》而指出区适子就是其作者。如清代岭南藏书大家伍崇曜（1810－1863年）在《叙古千文》中也写道：“《三字经》，吾粤区适子著。”伍崇曜于1850－1875年间出资在广州刊印《粤雅堂丛书》，汇集魏晋到清代重要著述，他见过古本区适子撰写的《三字经》也不足为怪。广东清代学者凌扬藻（1760－1845年）在其《蠡勺编》（清同治二年谭莹校粤雅堂刻本）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今蒙童所诵《三字经》，则南海区适子正叔撰，中亦多叶韵语。康熙间琅邪王相，字晋升，号仞庵者，从而笺释之，谓是宋儒王伯厚所作，以伯厚著述最富（凡23种共701卷，未尝见《三字经》也），中有蒙训七十五卷，讽咏四卷，遂臆度而归之尔，其实区撰无疑也”。凌扬藻的考证分析，直指王相想当然的错误所在。
前述许印芳的《增订发蒙三字经》，在其前言中学者陈灿写道：“曩在滇恒志局与南海谭公叔裕视察论及《三字经》一书，公谓曾见古本，节录史事截至五代止，乃宋末粤中逸老某所作，非出自王伯厚。公博极群书，考校精核，其言当不诬，是此书之为伯厚作未可定也。”谭叔裕，就是谭宗浚（1846－1888年），广东南海人，同治十三年榜眼。其父就是帮助伍崇曜校订编撰《粤雅堂丛书》的文史专家谭莹。作为榜眼及第、翰林编修、云南盐道、四川学政，在与部下谈论前人著述时，自不会信口开河，而这位“宋末粤中逸老”与区适子身份十分吻合。因在顺德和南海的历代县志中，都将他列入《隐逸》部类，且都指出他入元不仕，所以可基本判断这位“逸老”就是区适子。
近人张舜徽教授也指出：近世《三字经》缀以韵语，尤易上口矣。以此为王应麟所撰，固为假托。论者谓出自宋末区适子之手，亦有谓明人黎贞所造者，要非成于一时，出于一手，续有增益，以成今本矣，近世章炳麟又有重印本。[4]（p329）张先生下笔谨严，他不仅指出后人比附臆度为王应麟著述这一事实，也确认此书经过历代增添。另外，他提到的章太炎重印本也可作一旁证。因为章太炎在为《三字经》作序时也谨慎地写下“世传”二字，从上文所述，足可见古今学者们对王应麟的质疑和对区适子著述的认可。
四、地方文献记载中的区适之与《三字经》
综上所述，我们初步否定此书为王应麟所作。那么，上文所述的区适子到底是何方人士呢？据笔者长期考证认为，他是宋末元初广东顺德陈村登洲的乡间学者。
最早关于区适子的官方资料，是现存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档案馆、明万历年间出版的《顺德县志》。其中云：“区适子，字正叔，登洲人也。父_，仕宋，为德庆参军，廉介有声。适子幼俊爽能文辞，经史皆通大旨。及长，厚众寡言笑，以博学洽闻称，学者多从之游。所居乡名‘D洲’，而适子自号‘登洲’，于是人更名其乡‘登洲’，以适子故也。适子抱道不仕，或问之，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与达鲁花赤俯仰耶？’元法南人不得长治郡县，皆蒙古色目人治之，谓之达鲁花赤故云。刘与子序适子文曰：君，德人也。予以士人目之，浅矣。扶胥之南，粤台之下，宁复有斯人哉？故老传今《三字经》，适子所撰也。蒙童多诵之。子鲁卿，元末出粟四百石，作粥以食饥者，后饥民相率为盗，戒毋犯曾卿墓。曰：此作粥主人也。《广州志》遂以作粥为适子，误。”这段官方记载指出“故老传今”，与屈大均记载一致。
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出版的《顺德县志》中，关于《三字经》的条目大多取材明万历年间《顺德县志》，但没有沿用“故老传今《三字经》，适子所撰也”，而是改为“所撰《三字经》”来对区适子是《三字经》的作者作进一步肯定。并且在结尾处还增补了一句：“（区适子）裔孙景淳，博览史，持循礼仪，教授生徒，每令习诵小学，收其放心，师道端严，以为有区适子之风。”用其孙景淳的事迹反证区适子著述授徒的历史事实，也可知在县志编撰过程中民间提供的原始资料令区适子的历史记录不断丰厚翔实。
咸丰三年（1853年）的《顺德县志》则对区适子撰写《三字经》的史事作了清晰全面叙述：“（区适子）所著《三字经》，文极训雅，童蒙始就学，必首取以为训，而周嗣兴《千字文》次之……裔孙景淳，博书史，持循礼仪，每令生徒习小学，收放心。”[5]（p672-673）文字与康熙十三年版大同小异，但将“与千字文并行”改为“千字文次之”，反映出从万历十三年（1585年）到清末咸丰三年（1853年）这268年里《三字经》愈加为人们重视并超越《千字文》成为首选启蒙读物的史实和演变过程。
此外，在咸丰版《顺德县志》的《艺文略小学类》中，名列第一的就是《训蒙三字经》，作者为“元区适子”。并附有一条按语：此为粤中启蒙最初之书，相沿不改者数百年。坊间之版，如恒河沙，不可数计矣。其中承转变化，语极浅而作极难，即此可证其文字。[5]（p510）
由此可见，区适子是《三字经》作者从明代到清代在广东已是学界认可的事实，且顺德官方也承认它确是广东最早出现且沿用数百年不改的启蒙读物，并对其看易行难的编撰手法十分推崇。以上资料显示，明清以来，大多数掌握有关资料的岭南地区学者和认识区适子的学者都是区适子撰著《三字经》的提出者、支持者甚至是见证人。
五、族谱记载中的区适之与《三字经》
为进一步论证区适子著述《三字经》这一观点，笔者来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登洲村，找到区氏后人珍藏的族谱、《平阳区氏族谱登洲房世袭表》以及部分相关资料，发现了一些至今仍未为人所知的关于区适子的资料。
族谱清晰记载了区适子的情况：“公少歧嶷峻爽，善诗歌，工文词，博通经史，有神童之举。及长，厚重寡言笑，清心清欲，不事（脱字）暴，中式（脱字）。宋丁季元乱，抱道不出，撰有《蒙训三字经》行世，远近童叟多诵之，并有《绮业集》十五卷。累值兵、戈、水、盗，失之惜哉！吾乡先名D洲，因公自号为登洲，学者与称为登洲先生。后人慕公之德，因更名其乡曰：登洲，以公号故也。”这段记录与明万历版《顺德县志》记载大致相同，只是其中“吾乡先名D洲”改为“所居乡名D洲”。显然，《顺德县志》取材于此。最重要的是，这份资料明确表明《三字经》是区适之所撰。
族谱也明确交代了自身来源：“录自增城福都径头村《平阳区氏族谱》，原谱沿于明万历欧虞部大任公所撰之《平阳区氏家谱》，本收在公之《欧虞部集》中，其后部分散佚无存，此乃吉光片玉，今得之可更正世所误传《三字经》撰作人为宋王应麟，实非，诚可贵也。”欧大任(1516－1596年)，字桢伯，号山，陈村人，区适子同宗后人，以优贡出仕，与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并称“南园后五子”，著有《欧虞部集》。不过，现存《欧虞部集》（万历十九年即1611年）汇刻本上“平阳家乘”20卷有目无文，虽未能肯定增城《平阳区氏族谱》内记载区适子生平是否与欧大任所撰《平阳家乘》一致，但此处资料表明《三字经》非宋王应麟所撰，实区氏所撰也。
六、古本《三字经》与区适子
除地方文献、区氏族谱外，一些《三字经》版本也保存着可供参考的区适子信息。广东省中山文献馆藏有一本《三字经句释》，封面左侧标明：区适子先生手著、王应麟先生注释、李文田先生编辑。封面右上侧有两行文字。一行是“光绪二十九年孟冬由京师携回新镌”，另一行是“顺邑南溪朴山许炳带敬书”。从这两行文字中我们可知此书清末已在京城流行，顺德人许炳带见到这本乡贤前辈著作便带回家乡刊刻。
这本由李文田以广东方言注解的《三字经句释》与当时流行的版本内容有所不同，因而李文田每在他认为是王相更改处都特别注明“王氏改作”或“王仞庵改作”，共13处。另外，他手头这本《三字经句释》与他所拥有的原版区适子著《三字经》若有相异，他都注明“区本原作”，然后写出区本原文，根据笔者统计，共7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李文田在流行版本的“廿一史，全在兹”处清晰地注明：“区本原作十七史……今并宋史、辽史、金史和元史为廿一史，以上（即廿一史内容）均从蜀刻范士史本增入。”这又与《云南丛书》内许印芳著述《增订训蒙三字经》序言中谭宗浚所说的“节录史事截至五代止”相一致，更加证实了谭宗浚确见过区本《三字经》，而“粤中逸老”就是区适子。值得一提的是，赵南星的《三字经注》中的历史叙述一直到明代“穆宗隆庆”，也就是“廿一史，全在兹”，据此，我们可知谭宗浚和李文田所见古本《三字经》应在明万历前已出现。另外，《三字经句释》中印有一句李文田对区适子的评价，即在“若梁颢，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下他写道：区氏，隐君子也。为学久，无干禄之心矣。此处须知不过略及功名，其实勉人好学。盖学求伦理，无亏以成，不愧不怍之天而已。从这句话中，我们可知：首先，他肯定区适子是《三字经》作者。其次，区适子确是位不求仕进的隐士君子。第三，区适子写“若梁颢”这句话，并非劝人非要金榜题名，博取高官厚禄不可，而是通过这一例子劝勉后学者勤学索理，无愧于心。李文田可谓区适子的隔代知音，也为区适子著述《三字经》这一事实提供了珍贵的论据。
不过，在校勘区氏版本和王相版本方面，番禺学者凌扬藻（1760-1845年）比李文田更细致，他在著作《蠡勺编》中指出王相更改古本《三字经》文字共有19处，可知他也见过李文田拥有的古本《三字经》。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字经句释》出版时李文田已经去世十年，而封面赫然标明“王伯厚先生注释”字样。然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李文田注释并编辑，之所有此行文字，应是王应麟著述《三字经》的说法在清末仍占主流，出版商出此计策只是出于商业目的，因为内文注释全是地道广东话，王应麟断然不会用这些粤方言作注。存于顺德区博物馆的一本清同治年间由广州聚贤堂藏板的《登州三字经》，封面上印有“顺德登州区适子著，南海后学陈交明考订”以及“同治庚午春”（1870年）字样，但内文及注释与李文田著述的《三字经句释》基本相同，只是偶尔漏刻，而此书出版时李文田仍在世，显然后来出版的《三字经句释》在内容上沿用此书，但也从另一角度折射出当时社会对区适子为原作者的认可程度。
此外，在香港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本《解元三字经》，作者落款是“欧适子”。这是外国人以《三字经》形式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启蒙书，封面还有“芥子园藏”四字，在图书馆的《解元三字经》简介中还有一段文字：前部分与香港英华书院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版及《新增三字经》（184？年）同片，后部分与作者《三字经》（福州显比斯喜美总会185？年版）及《圣教三字经》（福州太平街福音同治九年）同片。作者modhurstwalterHenry既然在封面上标明作者为“欧适子”，也说明他承认“欧适子”就是《三字经》作者，只是他单纯从读音判断出“欧”字，不清楚作者为“区”。modhurstwalterHenry的生卒年龄是1796年到1857年，此书完成时间比《登州三字经》和《三字经句释》更早。
另外，在中山图书馆馆藏的一本由民国时期民智书局刻印的《训蒙三字经》，其图书索引上书有（宋）区适子撰（南海）字样。经核算，此书共1056字，与文献记载的1068字宋元版《三字经》非常接近，且内文与凌扬藻、李文田更正后相一致，这本“依韵府校正”的《蒙训三字经》与《顺德县志》、《广州人物传》、《广东新语》、《平阳区氏族谱》所记载的书名一样，应是最接近原本《三字经》的版本。
所有这些实物证据都有力地印证《三字经》作者就是区适子。至此，我们已拥有足够依据支持区适子就是《三字经》作者这一判断。
七、关于黎贞与《三字经》
一直以来，《三字经》作者三人并立，最后一位是南海（今新会）黎贞。其依据是清代邵晋涵曾有“读得黎贞三字训”这一句诗歌及“《三字经》为南海黎贞所作”这一注解。笔者查得《续修四库全书》邵晋涵的《江南诗抄》里此诗出处，里面确实涉及《三字训》及《三字经》，现全诗抄录如下：全家生计渔舟上，识字才教记姓名。读得黎贞三字训，便称渔浦小书生。诗后有一段作者小注：《三字经》为南海黎贞所作。赵考古自琼山携归以授村塾，别见《广东新语》。[6]（p616）一直以来，人们多引用邵晋涵第一句话，即“《三字经》为南海黎贞所作”来认定黎贞撰写《三字经》。其实，后半句话才是关键所在。
黎贞（1355－？年），字彦晦，号陶陶生，晚号秫坡，元明时新会学者。他是当时南海（今顺德）县诗人孙（1338－1394年）学生。孙曾为区士衡的文集《九峰先生集》作序，序中介绍：……向得闻诸里人区鲁卿谈上舍先生（区士衡）甚详，鲁卿得诸其父适子，适子与先生时地近也。可知孙与区适子的大儿子区鲁卿关系密切，而黎贞与他们属师徒关系。
小注中记述黎贞作《三字经》显然是笔误。因为邵晋涵列出可供参考的《广东新语》早已写明区适子就是《三字经》作者。此外，诗歌中黎贞的作品是《三字训》，而小注则是《三字经》，邵晋涵将两书混二为一。因此，若黎贞撰有《三字训》则应是《三字经》的训诂或另一本名叫《三字训》的书籍，即使是续写《三字经》也是根据《三字经》原文作增补，不存在原创可能。
小注中的赵考古（1351－1395年）也是关键人物。他原名赵谦，字古则，号考古先生，宁波余姚人。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太祖命词臣修《正韵》，他应聘而出。后来，他深觉朝中难有用武之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他放弃京官优越地位，主动到被称为“蛮夷万里”的海南琼山任儒学教谕。为培养人才，他曾编写识字课本《童蒙习句》和教科书《学范》。长期潜心教育，令海南“文风由是丕变”，被称为“南海圣人”。由此可见，明朝早期《三字经》已传入海南，在1392－1395年之间由赵谦带回宁波余姚一带，由他在村塾讲授传播。从诗歌可知，当时不仅城市小孩，即使是渔民小孩粗通姓名后也诵读《三字经》，熟读者可当识字先生，可知其流传深广程度。
另外，此诗作者邵晋涵（1743－1796年），字与桐，又字二云，号南江，浙江余姚人。乾隆间进士，授编修，擢侍讲学士。曾编校《四库全书》，是乾隆年间浙东著名学者。不过，他显然对《三字经》在作者问题上未作细究，将黎贞可能编撰过的《三字训》或可能续写过的《三字经》与区适子著述《三字经》相混淆。不过，正是这一笔误，却为我们解开了黎贞是《三字经》另一作者的谜团，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此书作者就是广东顺德人区适子。
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可判断赵谦携书回宁波前当地并没有《三字经》。因为在1315年宁波鄞县学者程端礼（1271－1345年）编成《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他指出,“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程逢源增广者。日读《字训》纲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孙芝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首教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干字文》最佳。”《日程》中既涉及当时流行的《千字文》、《蒙求》等儿童启蒙读物，也列出当时少年必读书籍，但没有《三字经》，而王应麟作为程端礼的同乡兼前辈，若写过一本在当时当地流行、在后世备受推崇的启蒙读物，程端礼既不采用，又不点评，于理不合。合理的解释应是王应麟并没写过《三字经》，而明朝初年的赵谦应是令宁波一带流行《三字经》的关键人物。
综上所述，王应麟著述《三字经》之说并不成立，而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真正作者。虽然，区适子的《三字经》在叙述与内容上存在一些失当处，但以千字短文融古今知识、伦理道德、孔孟圣言、古今楷模、历史变迁、术数伦理、鞭策激励于一体，成为人们处事为人、治学求知的潜在准则，且押韵简洁，朗朗上口，成为中国启蒙教科书典范之一，些许失误，如碧玉微瑕，难掩辉煌。尤其是作者在当时地处僻远、书籍缺乏、信息不灵的情况下，犹能编出如此一部家藏一册，不胫而走的启蒙书，历几百年间而尤盛，从知识与思想上哺育了一代代中国人并从明朝开始远传海外，堪称世界启蒙经典杰作。它在折射广东顺德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同时，也为珠三角成为中国启蒙文化重要发源地提供了有力物证。
[参考文献]
[1]宁波市鄞县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主编.宁波通志[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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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舜徽集・清人笔记条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三字经作者篇2
传统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一直备受关注。政策支持层面上，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以系统思维、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工程”形式，通过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开展，推动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安民、文化利民、文化强民，强调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实践应用层面上，教育部十二五规划课题“传统文化与中小学生人格培养研究”课题组，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课题研究成果《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包含《弟子规》（一年级）、《三字经》（二年级）、《千字文》（三年级）、《声律启蒙》（四年级）、《论语》（五年级）、《孟子》（六年级）等17种标准教材。
传统文化教育除了被融入学校课程之中，也渗透在校园活动、校园文化的方方面面。《光明日报》2017年2月23日发表李明泉文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之道》，提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主要有八条：以语言文字为中心，以文化经典为依托，以习俗节庆为纽带，以化育知行为关键，以文化传播为平台，以生活方式为目的，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对外宣传为渠道。作为传统文化传承主阵地的学校，在拓展校园文化里面，传统的戏曲、相声、国画、书法、武术、古建筑，甚至包括中医药，都可以吸收引进，为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创造更好的沃土、更好的氛围。不少学校为此用足心思，大胆尝试，各有妙招。如有的学校为了更好地营造诵读古诗词的氛围，课间铃声被替代成了古诗词，校园铃声“背诵”唐诗宋词。当学生们听见自己录制的古诗出现在广播里，成就感爆棚的同时，激发了诵读的热情和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传统文化传承以经典原著为依托，让传统经典发挥根本性、支撑性作用，需要大力推进经典作品的整理、阐释、翻译、改编、诵读等。传统经典的研究和阐释，虽然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总体上不尽如人意。如蒙学经典《三字经》的研究和阐释，仍需高度重视，认真发掘，深入研究，剔除糟粕，取其精华，以进一步端正价值取向，彰显理性精神，弘p优良传统，传承民族文化。
一、《三字经》是一本怎样的书？
《三字经》在中国有着独一无二的普及和厚重，是三大传统蒙学经典“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最重要的一部。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故此被誉为蒙学第一书。1990年，复旦大学教授潘世兹英文新译本《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2008年4月，最新修订的《三字经》，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首发，在全国中小学推广。2009年春节到同年5月，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系列节目，引发人们对《三字经》的浓烈兴趣，掀起一阵阅读《三字经》的热潮。
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王应麟为了更好地教育家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这本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
王应麟（1223―1296），南宋官员、经史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祖籍河南开封，后迁居鄞县（今浙江鄞县）。理宗淳v元年进士，宝v四年复学宏词科。历官太常寺主簿、台州通判、徽州知州、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为人正直敢言，屡次冒犯权臣丁大全、贾似道而遭罢斥，后辞官回乡，专意著述二十年。为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一生著述颇富，计有《困学纪闻》、《玉海》、《诗考》、《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证》、《玉堂类稿》、《深宁集》等二十余种，六百多卷。其中《困学纪闻》是笔记体著作，以考证为特色，集合了大量经史研究的心得成果，居“宋代三大笔记”之首；《玉海》为百科全书式著作，是准备博学宏词考试时整理的，囊括博学宏词考试所需的各类知识，对了解、研究宋代文化学术源流有重要价值；《汉制考》为历史著作，《通鉴地理通释》是历史地理学著作。很有意思的是知名度最高的，反倒是为家塾编写的三字歌诀《三字经》，风行700多年，流传海外众多国家，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三字经》三字一句，二句一韵，四句一组，琅琅上口，极易成诵。其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等，涉及面广，知识性强，生动有趣而又言简意赅。王应麟除了这本《三字经》，还有六本儿童启蒙读物，也多是三字句。这足以说明王应麟是一个关心儿童教育的学者，也有力地佐证了他是《三字经》的创作者。
王应麟是正统的儒家，《三字经》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为世人所公认。古人曰：“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礼。”
《三字经》的版本很多，历代多有修订，特别在“叙史”部分多有增补，涵盖宋以后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历史。这从《三字经》不同时期字数的添加即可看出：宋元时1068字，明时1092字，明末1122字，清初1140字，民国1500余字。清朝道光年间刊行的版本是最通行的一种。民国年间章太炎增订本，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流传最广的版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则是最新修订本。
二、《三字经》写了些什么？
《三字经》将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纳入一个完整清晰的框架体系，在古代被称为“小纲鉴”。章太炎说：“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
一共才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三字经》，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在看似浅显的字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礼”？
《三字经》三字一句，二句一韵，四句一组，基本上四句为完整的内容单位。从逻辑结构上看，大致应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什么要学（why），讲教育、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二部分，学什么（what），讲读书学习的内容、次第。第三部分，怎样学（How），列举勤学的榜样，劝勉儿童效仿。《三字经》的内容，通常又细分为六个板块，每一板块侧重一个方面：
板块一，为什么要教和学（why）：讲教和学的重要。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后天的教化，《三字经》开篇便从人性论的高度说起。“性相近，习相远”是孔子的观点，“性本善”是孟子的主张。孟子认为，要保有“善”的本性，就要接受教化，读书明知。所以《三字经》接着说“苟不教，性乃迁”，如果后天不受教读书，善的本性就有可能会迁移变化，孩子就会变坏，后天的训导、教诲是保持其本性不变的前提条件。“教之道，贵以专”，为了使孩子后天不变坏，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志地去教育孩子，时时刻刻都不能放松。儒家后期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持“性恶论”，因为要弃恶向善，后天的学习就更为重要，为此荀子作《劝学篇》，强调“学不可以止”。夸美纽斯也说过，教育“是人类得救的主要手段”，“是有教养的民族能利用的宝藏”，“它能使社会减少黑暗、困恼和倾轧”。“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孟母择邻断机、窦燕山教子有方的典型事例，则形象地说明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和家庭教育，对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三字经》认为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和老师担负主要的责任。古人有“发智在师，育善在家”的说法，让人们明白了父母和老师在教育孩子方面应担负的责任和义务。父亲往往是孩子的榜样，做父亲的对子女不仅要重“养”，更要重“教”。仅仅是供养儿女吃穿，而不好好承担教育的主责，是父亲的过错。严师出高徒，只是教育，但不严格要求，就是做老师的失职了，严格的教育是通往成才之路的必然途径。“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婴幼儿和少年时期是启蒙教育的最佳时段，也是智力发育的黄金期，早期教育尤为重要，读书学习要从幼年开始，要赢在起跑线上。“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愤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错过了打基础的最好时机，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可吃。
板块二，学什么（what）之一：首学做人。
儿童应该怎样开始着手学习呢？启蒙教育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呢？“亲师友，习礼仪”，“首孝悌，次见闻”，《三字经》强调孩童的启蒙教育应从亲近良师、亲近益友、学习礼仪三个方面入手。做人第一，先学习怎样做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以理玉作比，只有经过切磋琢磨，才能成长为对家国有用的人才。而在孝悌方面，《三字经》树立的榜样是：“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的故事，耳熟能详，众所周知。
板块三，学什么（what）之二：次广见闻。
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之后，接着要做的是广见闻：“知某数，识某文。”《三字经》以一到十二的数字顺序，罗列介绍生活中重要的名物常识。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唤起儿童求知的兴趣，便于儿童记诵。《三字经》“先举方名事类”，其实是自数字三开始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方面的知识。三有三才、三光、三纲，四有四时、四方、四渎、四民、四声，五有五行、五岳、五常、五色、五味、五臭、五服，六有六谷、六畜、六艺，七有七情，八有八音，九有九族，十有十干、十义，十二有十二地支。内容广泛，见闻广博。或许是照顾押韵合辙的缘故，或许是后人增补添加了内容（如“赤道下，温暖极。我中华，在东北”一类的地理知识），《三字经》的这部分内容在次序上有点凌乱，没有严格按照数字顺序排列。
板块四，学什么（what）之三：先读经子。
“为学者，必有初”，读书为学的次第，当从小学入手，自儒家重要经典开始。儿童为学要先从小学入手，即先识字，明句读：“既识字，讲说文”，“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识字、句读、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的内容，是读书为学的入门功夫。
夯实了小学基础，重中之重是读四书、六经等儒家传统的重要典籍。“小学终，至四书。”朱熹编定四书，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王应麟为学宗朱熹，所以推崇朱熹四书，主张读书先从四书读起。《论语》是孔子语录，“群弟子，记善言”；《孟子》发扬儒家学说，“讲道德，说仁义”；《中庸》是子思亲笔，“中不偏，庸不易”；曾子著作《大学》，“自修齐，至平治”。四书之后，读《孝经》和六经：“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孝经》专论孝道，是历朝历代教化的核心，六包括诗、书、易、礼、春秋（实为五经，乐经失传），是儒家的重要经典，理所当然成为读书为学的重点。经书之后还要读子书：“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对于子部书，《三字经》仅列举了五本书：“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板块五，学什么（what）之四：续读诸史。
经部、子部书读过后，读书当读史书：“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熟知历史，了解历朝历代沿革。史书“载治乱，知兴衰”，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史书最重要的是前四史：“史记一，汉书二，后汉三，国志四。”
《三字经》的历史部分原本截至宋朝为止，后世第次增补，涵盖宋以后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历史，以致这一板块成了文字最多的一块。出于篇幅的考虑，许多解读也因此将这一板块独立出来，究其实仍然属于“学什么”的范围。
板块六，怎样学（How）：学须勤苦。
勤奋是学有所成的重要因素，“成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席勒有言：“重要的是要勤勉，因为只有勤勉，才不仅会给人提供生活的手段，而且能给人提供生活上的唯一价值。”中国传统的读书法有两种：一曰“乐”，二曰“苦”。乐读的倡导者是孔子，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苦读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孙敬和苏秦。我们现代人都钟情于乐读，提倡愉快读书。实际上这两种方法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而“勤”则是两种读书法共同的要求。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三字经》例举了孔子、项橐、赵普、苏秦、孙敬、车胤、孙康、苏老泉、蔡文姬、谢道韫等十八位或勤w不辍、或颖悟聪敏的历史人物，为儿童树立勤学的典范，说明学成于勤的道理。《三字经》在语气口吻上，也是谆谆诱导，语重心长：“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三字经》的结尾，告诫孩子们：“有为者，亦若是”，“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二、为什么要提倡幼儿读《三字经》？
《三字经》深入浅出，非常适合幼儿学习。读《三字经》的好处很多，略说如下：
《三字经》作为蒙学第一书，其可贵之处即在于供蒙童记诵，锻炼幼儿的记忆力。幼儿时期正是儿童大脑接受大量信息刺激的最佳时期，为学须趁早。研究表明：六、七岁幼儿脑的重量约占成人的90%，也就是说，幼儿时期正是儿童发育的最佳时期，“越动脑，越聪明”。古代蒙学的成功之处，是特别看重背诵的功夫。《三字经》等童蒙读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记诵。《三字经》琅琅上口，富有韵律和节奏，可以发展幼儿的语言，培养幼儿的语感，同时朗读和背诵的训练形式，又可以锻炼幼儿的记忆力，刺激幼儿的大脑细胞更加活跃、敏锐，发展儿童的智力。
《三字经》可以“知天下事”。《三字经》涉及面广，知识性强，含盖伦理、道德、教育、历史、天文、地理、民俗、文化等方方面面，可以丰富幼儿的知识，开阔幼儿的视野。
《三字经》可以“通圣人礼”。“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三字经》其实是“王氏家训”。王氏家训，首在做人，特别强调品德培养和礼仪教育，因此《三字经》能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道德丛书”，是对幼儿进行品德和礼仪教育的优秀教材。
《三字经》的终极目的是文化传承。文化传承的一大路径，就是以传统经典为依托，以传统经典为滋养，以文化人，化成天下。提倡幼儿自幼亲近《三字经》，正是看重其文化传承的价值、意义。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三字经》功莫大焉，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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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明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之道[n].光明日报，2017.
三字经作者篇3
第二部分权利的行使
（二）不正当竞争
诚实信用一般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2.1】
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
173.在“LV”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4）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42号】，上海二中院认为，上海楼盘户外广告中一半蹲模特图像，模特手中拎一“LV”提包的图案，虽然并非广告商品的商标、名称或装潢，但仍然违反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174.在“携程”案中【（2007）民三终字第2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论经营者是否属于违反有关行政许可法律、法规而从事非法经营行为，只有因该经营者的行为同时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并给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才涉及该经营者应否承担不正当竞争的民事责任问题。
企业名称对企业名称【反不正当竞争法5.3；反法司法解释6.1；权利冲突司法解释2】
反不正当竞争法5.3：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
反法司法解释6.1：企业登记主管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以及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的外国（地区）企业名称，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
权利冲突司法解释2：原告以他人企业名称与其在先的企业名称相同或者近似，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其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为由提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175.在“振泰”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4）苏民三终字第059号】（6CtmR243），江苏高院认为，振泰公司诉同心公司商标侵权，因双方均为注册商标，应通过行政程序解决，不是民事诉讼审理范围。同心公司与振泰公司属同一地区、同行业，注册与振泰公司相同企业字号的行为，侵犯了振泰公司在先注册的企业名称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176.在“大众”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2007）长中民三初字第0074号】（8CtmR242），长沙中院认为，被告将原告商标“大众”突出使用在其生产的发动机油商品及宣传资料和网页上，构成商标侵权，误导相关公众，攀附原告市场地位，属于不正当竞争。
177.在“山起”企业名称案【（2008）民申字第75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并已实际具有商号作用的企业或者企业名称的简称，可以视为企业名称，并可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获得保护。
178.在“条形码”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2004）闽民终字第283号】，福建高院认为，天龙冒用华能条形码视为侵犯企业名称权。
姓名对姓名【反不正当竞争法5.3；反法司法解释6.2】
反不正当竞争法5.3：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
反法司法解释6.2：在商品经营中使用的自然人的姓名，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姓名”。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自然人的笔名、艺名等，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姓名”。
179.在“王跃文”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2004）长中民三初字221号】（5CtmR192），长沙中院认为，王跃文因其先前的创作行为而享有声誉，其姓名具有商业标识的作用，被告后在其作品上使用“王跃文”作为作者，是对其作品做引人误解的宣传，使消费者产生混淆，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180.在“吴良材”企业字号纠纷案中【（200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74号】（2CtmR240），上海高院认为，自“吴良材”被用作企业字号后，她具有了双重属性。被告在长期使用中，“吴良材”已脱离吴良材个人而成为企业名称乃至企业整体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企业名称权随着企业整体的转让而转让，除非转让双方对此有特别的约定。四原告个人不享有企业字号权。
虚假宣传【反不正当竞争法9】
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广告的经营者不得在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况下，、设计、制作、虚假广告。
181.在“8分钟”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1999）知终字第13号】，最高法院认为，118构成虚假宣传。
182.在“蓝月亮”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2001）粤高法终字第57号】，广东高院认为，广告中使用的瓶型是蓝月亮牌衣领净独特外观，容易贬低竞争对手。
183.在“南海岸鳗钙”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2002）民三终字第1号】，最高法院认为，构成商业诋毁、虚假宣传。
184.在“杰士邦”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2002）－中民初字第4266号】，北京一中院认为，杰士邦虚假标注其产品由英国杰士邦（国际）有限公司生产,客观上会误导消费者错误地认为杰士邦拥有很长的历史和很高的市场地位，这种误导性的虚假宣传使杰士邦获得了不应该获得的市场份额。
185.在“携程”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2007）民三终字第4号】，最高法院认为，在前述黄金假日公司与携程公司不正当竞争判决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虚假宣传行为需具备经营者之间具有竞争关系、有关宣传内容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对经营者造成了直接损害这三个基本条件；其中对于引人误解和直接损害的后果问题不能简单地以相关公众可能产生的与原告无关的误导性后果来代替原告对自身受到损害的证明责任。
诋毁商业信誉【反不正当竞争法14】
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186.在“南海岸鳗钙”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2002）民三终字第1号】，最高法院认为，构成诋毁诋毁商业信誉。
187.在“王”鸡蛋商业诋毁案【（2009）民申字第50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商业诋毁行为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直接指明诋毁的具体对象的名称，但商业诋毁指向的对象应当是可辩别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对商业诋毁的语言作出限制，诋毁语言并不一定要求有感彩。
（三）救济
停止使用
188.在“星群”不正当竞争案【（2008）民申字第98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恶意使用他人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因处于同一地域而极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不停止使用则不足以防止市场混淆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决该经营者承担停止使用其企业名称的民事责任。
赔偿【商标法L.56】
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189.在“敌杀死”商标侵权纠纷案中【（1999）知终字第11号】，最高法院认为，回函确认立即通知后还继续使用具有明显故意，应该加重赔偿责任。
190.在“嘉裕长城”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5）民三终字第5号】（7CtmR247），最高法院认为，因被控侵权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法院根据原告提供的注册商标商品单位利润与被控侵权商品销售数量的乘积计算，认定被告侵权获利10614090元。
191.在“雅马哈”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6）民三终字第1号】（2CtmR412），最高法院认为，原告选择被告侵权获利为计算赔偿标准具有法律依据。计算方法是以双方所认可的审计报告中的成本、销售量等相关数据，参照当地同类产品市场平均价计算侵权产品的销售价格，扣减现有证据能够计算的经营成本，非法获利为8300440.43元。
192.在“蓝色风暴”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7）浙民三终字第74号】，浙江高院认为，判赔300万元。
193.在“G2000”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6）杭民三初字第131号】，杭州中院认为，法院根据案件中的证据以及赵华的主张，分别使用3种方法对被告的销售获利进行推算，上述3种计算方式得出的侵权获利数额都远远超过了原告赵华要求的人民币2000万元赔偿数额，因此，确定被告纵横公司赔偿原告赵华人民币2000万元。
194.在“傲时”商标侵权案中【（1999）知终字第6号】，最高法院认为，赔偿应该细分。
195.在“红河红”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8）民提字第52号】（10CtmR），最高法院认为，侵犯未实际投入商业使用的注册商标，侵权人应该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并赔偿权利人制止侵权的合理支出，但可以不判决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196.在华纪平与斯博汀公司等“手提箱”专利侵权案【（2007）民三终字第3号】中，最高法院认为，在侵权产品销售数量可以确定的情况下，根据专利产品或者侵权产品的利润率，即可以计算出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并以此来确定赔偿额；在有关产品的利润率难以准确计算时，人民法院可以酌定一个合理的利润率来计算；在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时，可以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确定相应的赔偿责任，尤其是在需要酌定具体计算标准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
197.在“手提箱”专利侵权案中【（2007）民三终字第3号】，最高法院认为，权利人为调查、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各种开支，只要是合理的，都可以纳入赔偿范围；这种合理开支并非必须要有票据一一予以证实，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有票据证明的合理开支数额的基础上，考虑其他确实可能发生的支出因素，在原告主张的合理开支赔偿数额内，综合确定合理开支赔偿额。
诉讼费分担
198.在“手提箱”专利侵权案中【（2007）民三终字第3号】，最高法院认为，在侵权案件中，案件受理费的分担不仅要考虑原告的诉讼请求额得到支持的比例，更要考虑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本身是否成立，同时还可以考虑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的程度以及当事人各自行使诉权的具体情况如有无明显过错等因素，不能仅按照原告请求额与判决支持额之间的比例确定。
（四）商标侵权抗辩
正当使用【商标法实施条例49】
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199.在“片仔癀”商标侵权案【（2009）民申字第131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注册商标具有描述性时，其他生产者出于说明或客观描述商品特点的目的，以善意方式在必要的范围内予以标注，不会导致相关公众将其视为商标而发生来源混淆的，构成正当使用；判断是否属于善意和必要，可以参考商业惯例等因素。
200.在“敌杀死”商标侵权纠纷案中【（1999）知终字第11号】，最高法院认为，未采取措施存在疏于管理的情况，但在没有撤销前仍然受商标法保护。
201.在“雪花”商标行政诉讼案中【（2004）高行终字第303号】（5CtmR336），北京高院认为，原告系“雪花”商标注册人，被诉行政行为并未直接确认“雪花”文字为面粉的通用名，其答复并无不当。
202.在“挖坑、保皇”系列商标案中【2008）民三他字第12号】，最高法院认为，“挖坑、保皇”系扑克游戏通用名称，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被告使用该名称不易引起相关公众的误认混淆。对于在一定地域内的相关公众中约定俗成的扑克游戏名称，如果当事人不是将其作为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商标使用，只是将其用作反映该类游戏内容、特点等的游戏名称，可以认定为正当使用。
204.在“金州”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4）辽民四知终字第176号】，辽宁高院认为，“金州牌”商标中含有金州地名，权利人未能经商标使用金州二字产生特定含义，不能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205.在“百家湖”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4）苏民三再终字第001号】（5CtmR305），江苏高院认为，原告“百家湖”与地名“百家湖”相同，其权利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206.在“汤沟”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6）苏民三终字第0094号】（7CtmR347），江苏高院认为，商标权人将地名汤沟作为商标注册，无权禁止他人在相同或近似商品上正当使用，商标权人未使用商标，“汤沟”地名知名度高于“汤沟”商标。被告在产品包装上使用“珍汤”商标，与原告商标区别显著。被告对“汤沟”的使用属于对固有权利的正当使用，不会造成混淆或误认。
207.在“茅山”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4）苏民三终字第3号】，江苏高院认为，“茅山”为地名，被告在自制卤菜中使用“茅山”二字，以表示产品产地的来源，该卤菜在当地有一定名气，享有在先权利。“茅山”后被注册为商标，在后注册的商标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在先权利，侵权不构成。
208.在“BioFReSH”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8）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1号】（9CtmR329），上海高院认为，被告博西华公司为描述被控侵权商品的功能使用“Biofresh”字样,与他人注册商标“BioFReSH”相似，被告使用的方式、部位、目的、后果等均不会引起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不构成侵权。
209.在“Dp”商标不侵权诉讼案中【（2008）甬鄞民一初字第2691号】（9CtmR336），宁波鄞州区法院认为，“Dp”是一种服装面料抗皱整理技术的通用缩写，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
210.在“宅急送”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3）朝民初字第22372号】（3CtmR350），北京朝阳区法院认为，原告注册的“绿色猴子图形加文字”组合商标中放弃了“宅急送”文字的专用权，被告注册了“必胜宅急送”文字商标同样放弃了“宅急送”专用权。“宅急送”三字在快运行业已经丧失显著性而成为通用名，不会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
211.在“金华火腿”商标侵权案中【（2003）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39号】（6CtmR323），上海二中院认为，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保护范围的核心是“金华火腿”。被告永康火腿厂标注“金华火腿”的目的是表明原产地域产品，不构成对原告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212.在“法律人”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5）海民初字第17769号】，北京海淀区法院认为，被告对于“法律人”三字本意的使用，并不是商标意义上的使用，属于正当合理的使用。同时，由于原告及其合作伙伴尚未出版过相关的书籍，在图书市场上没有形成相应的影响力和读者群，被告对于“法律人”三字的使用不是出于误导公众的考虑，也没有使得读者产生误认的结果。
214.在“薰衣草”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7）高民终字第968号】（8CtmR299），北京高院认为，被控侵权商品包装上的显著位置标示有醒目的“心相印”商标，而“薰衣草”三字明显小于该商标，因薰衣草可作为香料用于纸巾的制造，该使用属于正当使用，不会产生混淆或误认。
215.在“避风塘”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3）沪高民三（知）终字第49号】（2CtmR386）根据“避风塘”的来历，是在长时期、不断发展的经营活动中，逐步成为一类特色风味菜肴和饮食经营方式的名称。“避风塘”一词并非由原告首先使用在餐饮业的经营中，原告不能排斥其他经营者使用该文字。但最高院认为可以对抗。
216.在“ForVolvo”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5）浦民三（知）初字第40号】，上海浦东区法院认为，被告突出使用“ForVolvo”，文字含义不清，容易让人误解，不属合理使用。
217.在“toFeL”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3）高民终字第1393号】（5CtmR278），北京高院认为，“etS”对“toFeL”文字享有商标专用权。新东方在由其发行的toFeL考试试题出版物封面上及听力磁带上在醒目的位置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toFeL”字样，属于为说明和叙述有关资料而作的使用，不构成侵权。
218.在“狗不理”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8）民三监字第10-1号裁定】，最高法院认为，判断使用他人注册商标行为是否构成正当使用时，应当充分考虑和尊重相关历史因素，对使用行为作出必要和适当的限制。被告在菜谱上使用不侵权。
219.在“白市驿及图”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5）渝高法民终字第90号】，被告在其商品上“驿”字去掉，使用“白市风味板鸭”只是将“白市驿风味板鸭”进行了拙劣缩减，不改变搭便车之主观意图。虽然“白市驿”是地名，但被告不在白市驿地区，不属合理使用。
220.在“彼得兔”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4）一中行初字第231号，（2005）高行终字第85号，（2004）高民终字第675号，（2003）一中民初字第6356号（6CtmR）】(6CtmR336)，北京高院认为，“彼得兔”作品的著作权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可自由使用。商标权人将“兔子小跑图”注册为商标，不能限制他人对公有作品的合理正当使用。被告在出版的《彼得免的故事》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图形，属于合理正当使用，但在其他童话书上重复、多次使用，已起到商标标识作用，有产生混淆或误认的可能。
在先商标抗辩【商标法9】
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商标注册人有权标明“注册商标”或者注册标记。
221.在“康乐磁”商标侵权纠纷案中【（1994）高经知终字第17号】，北京高院认为，被告并未注明在先使用，且在先使用不能抗辩。
222.在“扭扭”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0）知终字第1号】，最高法院认为，在先使用不能抗辩。
223.在“老槽坊”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1）民三终字第9号】，最高法院认为，在先使用不能抗辩。
224.在“万达”商标侵权纠纷案中【（1999）知终字第8号】，最高法院认为，两家共同创造了特有名称，可以共同使用。
225.在“张小泉”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27号】（6CtmR267），上海高院认为，原告的张小泉注册商标与被告的张小泉企业名称权均依法取得，均受法律保护。权利冲突有历史原因，应根据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处理。被告的字号早于原告注册商标，不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属于合理使用，但被告不得再扩展使用。
226.在“诸葛亮”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7）民三监字第37-号】，最高法院认为，“诸葛酿”是知名商品特有名称使用在先，“诸葛亮”注册前已有一定的知名，虽然读音、文字近似，但不会造成混淆。
227.在“荣华月饼”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7)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12号】，由于“荣华月饼”的优良品质和香港荣华公司对该产品长期、持续、大量的宣传和销售，使得市场一般公众已将“荣华月饼”与香港荣华公司联系在一起，故应当认定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尽管余国华在澳门注册了与香港荣华公司“花好月圆”图形商标相似的商标，但仅限在澳门地区使用，无权授权他人在中国内地使用。
228.在“好帮手”商标侵权纠纷案中【（2003）沪二中民五（知）终字第9号】，上海二中院认为，爱特福公司在蓝迪公司注册“好帮手”商标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84好帮手”名称。“好帮手”注册商标还没有达到驰名的程度，因而不能禁止爱特福公司在他们生产的知名商品上继续使用“84好帮手”的名称。
商标注册抗辩【冲突司法解释1.2】
原告以他人使用在核定商品上的注册商标与其在先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决。但原告以他人超出核定商品的范围或者以改变显著特征、拆分、组合等方式使用的注册商标，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229.在“玉兔”商标侵权案中【（2003）苏民三终字第008号】（4CtmR232），江苏高院认为，商标权人在使用商标时，明显突出强化某些字形的排列，淡化其他字形的标识作用，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对产品来源产生误认，商标权人将构成权利滥用，侵犯他人商标权。
230.在“金鳄”商标侵权及行政诉讼案中【（2007）高民终字第1243号】，北京高院认为，“金鳄”商标所有人在使用商标时，明显突出强化某部分，淡化其他部分的标识作用，与他人的注册商标构成近似，构成商标侵权。
三字经作者篇4
【关键词】古今字；区别字；素问；灵枢；太素；甲乙经
Fundproject:ResearchitemofShandongprovincialSocialScientificplan（no：06BwJ006）explanationsofancientandmodernwordsinHuangdi’sinternalClassicandotherSpreadVersions
abstract：Duringthespreadingprocess，Huangdi’sinternalClassichasdevelopedintomanydifferentversions，suchasaBClassicof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andtheComprehensivenotestoHuangdi’sinternalClassic.Huangdi’sinternalClassicisfoundtobedifferentfromotherversionsinwritingthesamecharacter，whichbringssomedifficultiesforpeopletostudy.thepapercorrectssomemistakesinHuangdi’sinternalClassic，aBclassicof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andtheComprehensivenotestoHuangdi’sinternalClassic，collectsandrecordsthevariantscausedbywriting，andsolvestherelatedquestions.
Keywords:ancientandmodernwords;differentwords;plainQuestions;miraculouspivot;taisu;aBclassicof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
古今字，是指在一个原有字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或改换形符另造新字，以分担原有字一部分义项的文字现象。原有的字称为“古字”，改造成的新字称为“今字”。古字又称“初文”、“本原字”，今字又称“分化字”、“后起区别字”。今以《黄帝内经素问》（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武陵顾从德影宋刻本）、《灵枢经》（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明嘉靖赵府居敬堂刊本）、《黄帝内经太素》（1982年影印《东洋医学善本丛书》所收日本仁和寺《太素》影印本及1980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影印《缺卷复刻黄帝内经太素》三卷）及《针灸甲乙经》（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明刻医统正脉本）为研究对象，对其中因使用或古字或今字而造成的异文现象进行研究。
1任妊
《素问·平人气象论》：“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灵枢·论疾诊尺》同。张介宾注：“妊，妊月，孕也。”“妊”，《太素》卷十五“尺寸诊”作“任”。“任”为古字，“妊”为今字。
任，本义为怀抱之义。《诗经·大雅·生民》：“是任是负。”郑玄笺：“任，犹抱也。”引申为怀孕义。《大戴礼记·保傅》：“周后妃任成王于身。”《汉书·元后传》：“李亲任政君在身。”颜师古注：“任，怀任。”又《汉书·叙传上》：“初刘媪任高祖，而梦与神交。”颜师古注：“任，谓怀任也。”具有怀孕义的“任”后换“女”旁另造“妊”字，专表怀孕义。《说文·女部》：“妊，孕也。”《广雅·释诂四》：“妊，娠也。”
2甲胛
《素问·藏气法时论》：“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甲间痛，两臂内痛。”高士宗曰：“甲，同胛。”又《灵枢·经筋》：“手太阳之筋，起于小指之上，结于腕，……其支者，后走腋后廉，上绕肩胛，……其病小指支，肘内锐骨后廉痛，循臂阴入腋下，腋下痛，腋后廉痛，绕肩胛引颈而痛。”胛，《太素》卷十三“经筋”作“甲”。“甲”为古字，“胛”为今字。
按《释名·释形体》：“甲，阖合。与胸胁背相会合也。”《说文·骨部》：“髆，肩甲。”段玉裁注：“《释名》作‘肩甲’，《灵枢经》作‘肩胛’。”又《玉篇·肉部》：“胛，背胛。”《集韵·狎韵》：“胛，阖也。与胸胁相会阖也。”由于“甲”字义项较多，后另加肉旁造“胛”字，“胛”则专表肩胛之义。
3匡眶
《素问·玉机真藏论》：“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目匡陷，真藏见。”匡，《甲乙经》卷八第一上作“眶”。“匡”为古字，“眶”为今字。“匡”为一形声字，从匚。《说文·匚部》：“匚，受物之器。”匡本为“盛具”义，后引申有“框廓”、“目眶”等多个义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于是（王）气怨结而不扬，涕满匡而横流。”匡即是目眶之义。《素问·刺禁论》：“刺匡上陷骨，中脉，为漏、为盲。”王冰注：“匡，目眶也。”匡，后另加目旁，专表“目眶”义。
4颓疒颓疒贵
《素问·阴阳别论》：“三阳为病发寒，下为痈肿……其传为颓疝。”颓疝，《太素》卷三“阴阳杂说”同。王注曰：“阳气下坠，阴气上争，上争则寒多，下坠则筋缓，故睾垂纵缓，内作颓疝。”又《素问·脉解》：“厥阴所谓疒颓疝，妇人少腹肿者，厥阴者辰也，三月阳中之阴，邪在中，故曰疒颓疝少腹肿也。”疒颓疝，《太素》卷八“阴阳病解”做“颓疝”。又《灵枢·经脉》：“肝足厥阴之脉，……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俯仰，丈夫疒颓疝，妇人少腹肿。”疒颓疝，《甲乙经》卷二第一上作“疒贵疝”，《太素》卷八“经脉连环”作“颓疝”。“颓”为古字，“疒颓”为今字；而“疒贵”则为“隤”的今字。《文选·潘岳〈寡妇赋〉》：“岁云暮兮日西颓。”李善注引《说文》：“颓，坠也。”《玄应音义》卷十“阴颓”注引《释名》：“阴肿曰颓。”又《说文》：“隤，下坠也。”《汉书·苏武传》：“士众灭兮名已隤。”颜师古注：“隤，坠也。”《释名·释疾病》：“阴肿曰隤，气下隤也。又曰疝。”王先谦疏证补引叶德炯曰：“颓与隤古字通。”毕沅疏证：“隤，《玉篇》作疒贵，下肿也。”“隤”、“颓”除了阴病义外，还有其它义项，后另加疒旁而造“疒贵”字和“疒颓”字，专表“阴病”。《集韵·灰韵》：“疒贵，《仓颉篇》：‘阴病。’或作疒颓”
5颠癫瘨
《素问·奇病论》：“帝曰：人生而有病颠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颠疾也。”颠，《甲乙经》卷十一第二、《太素》卷三十“癫疾”作“癫”。又《素问·腹中论》：“夫子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药，石药发瘨，芳草发狂。“张介宾注：“瘨、癫同。”汉字颠、槙、蹎、傎等皆有仆倒之义。“颠”《左传·宣公十五年》：“杜回踬而颠。”洪亮吉诂引《诗》毛传：“颠，仆也。”又“槙”，《说文·木部》：“一曰仆木也。”段玉裁注：“人仆曰颠，木仆曰槙。”《说文·足部》：“蹎，跋也。”《慧琳音义》卷十四“傎蹶”注引《广雅》：“傎，倒也。”后改变偏旁造“瘨”字，增加偏旁造“癫”字，表示与疾病有关，特指发作性跌仆、意识不清、四肢抽搐、角弓反张，甚则发狂等症状的癫痫疾。故“癫”、“瘨”为后起区别字。
转贴于 6雍壅癰
《素问·大奇论》：“肺之雍，喘而两胠满。肝雍，两胠满，卧则惊，不得小便。肾雍，脚下至少腹满。”雍，《甲乙经》卷十一第八、《太素》卷十五“五藏脉诊”均作“癰”。又《灵枢·脉度》：“五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府不和则留为癰。”《灵枢·痈疽》：“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癰肿。”按《说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徐灏曰：“邕、雝古字通。雝，隶作雍。戴氏侗曰：‘凡水之蓄聚为邕，平声；擁水为邕，上声；以粪土培殖为邕，去声，今俗作壅。血气邕底聚而为疡，亦作邕，且别作癰、臃。”“邕底”即有郁塞之义。“别作癰、臃”，即癰、臃是“邕”的后起区别字。
7章彰
《素问·著至教论》：“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彰，《太素》卷十六“脉论”作“章”。又《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彰，《太素》卷三“调阴阳”作“章”。按《尚书·尧典上》：“平章百姓。”孙星衍今古文注疏引郑康成曰：“章，明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赏罚无章。”孔颖达疏：“章，明也。”又《广雅·释诂四》：“彰，明也。”《吕氏春秋·怀宠》：“义理之道彰。”高诱注：“彰，明也。”《素问·气交变大论》：“善言气者，必彰于物。”王冰注：“彰，明也。”“章”为古字，“章”除了“明”之义，尚有其它义项，后加“彡”另造“彰”字。
8卷踡绻
《素问·举痛论》：“脉寒则缩踡，缩踡则脉绌急。”踡，《太素》卷二十七“邪客”作“卷”。又《灵枢·五味论》：“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则缩绻，约而不通。”绻，《甲乙经》卷六第九同，《太素》卷二“调食”作“卷”。按《说文·卩部》：“卷，膝曲也。”段玉裁注：“引申为凡曲之称。”《诗经·大雅·卷阿》：“有卷者阿。”毛传：“卷，曲也。”《淮南子·本经》：“赢缩卷舒。”高诱注：“卷，屈也。”《慧琳音义》卷二十五“舌则卷缩”注：“卷，曲缩也。”又《玄应音义》卷二十三“踡跼”注：“踡，亦曲也。”《玉篇·足部》：“踡跼，不伸也。”又《淮南子·人间》：“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高诱注：“绻，屈也。”《诗经·大雅·民劳》：“以谨缱绻。”陆德明释文云：“绻，字或作卷。”“卷”为古字，后加足旁造“踡”，加糹旁造“绻”字，皆为“屈曲”、“不伸”之义。
9兑锐
《灵枢·九针十二原》：“鑱针者，头大末锐，去写阳气。”锐，《太素》卷二十“九针所象”作“兑”。“兑”的义项较多，其中有“尖锐“之义，如《类篇·儿部》：“兑，芒也。”《墨子·备城门》：“兑亓两末。”孙诒让闲诂：“兑，与锐同。”《荀子·修身》：“则佞兑而不曲。”王先谦集解：“兑与锐同字。《史记·天官》言兑，《汉书·天文志》作锐。”“兑”为本原字，后另加金旁造“锐”字，专表锋利之义。《说文·金部》：“锐，芒也。”
10申伸
《灵枢·邪气藏府病形》：“取诸外经者，揄申而从之。”申，《甲乙经》卷四第二下、《太素》卷十一“府病合输”均作“伸”。又《灵枢·口问》：“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伸，《太素》卷二十七“十二邪”作“申”。“伸”为“申”的后起区别字。《广雅·释诂四》：“申，伸也。“《庄子·刻意》：“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成玄英疏：“如熊攀树而自经，类鸟飞空而伸脚，斯皆导引神气，以养形魂，延年之道，驻形之术。”由于“申”的义项很多，后另加“人”旁，专表“伸展”、“舒展”之义。段玉裁注《说文·人部》：“伸，屈伸”引宋毛晃曰：“古惟申字，后加立人以别之。”
11辟避噼僻躄
《灵枢·口问》：“黄帝闲居，辟左右而问岐伯曰。”辟，《太素》卷二十七“十二邪”作“避”。“辟”是古字，而“避”为后起区别字。如《荀子·强国》：“而辟于陈蔡之间。”杨倞注：“辟，谓自屏远也。”《墨子·尚同下》：“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者而辟之。”孙诒让闲诂曰：“辟，同避。”辟字本有躲避之义，另加辶旁造避字，专表避开之义。《灵枢·经筋》：“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噼，眦急不能卒视。”噼，《甲乙经》卷二第六作“僻”，《太素》卷十三“经筋”作“辟”。张介宾曰：“僻，歪斜也。此申言口眼歪僻之证，必系足阳明、手太阳之筋病也。噼、僻同。”“辟”是古字，而“僻”、“噼”为后起区别字。《尔雅·释诂》：“辟，罪也。”“辟”有犯罪之义，犯罪是邪恶、不正，引申有邪僻、偏斜之义。如《大学》：“辟则天下僇矣。”朱熹注：“辟，偏也。”《左传·昭公六年》：“楚辟我衷。”杜预注：“辟，邪也；中，正也。”辟，后另加亻旁造“僻”字，表不正、歪斜之义。又因口歪与“口”有关，故另加口旁造“噼”字。《灵枢·热病》：“热病面青脑痛，手足躁，取之筋间，以第四针，于四逆，筋躄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于金，金者肺也。”躄，《太素》卷二十五“热病说”作“辟”。“辟”为古字，“躄”为后起区别字，为足筋挛缩以致不能行走或走路不正之义。足有病，或者不能行走，或者走路偏斜，本写作“辟”，后另加足旁而写作“躄”。《荀子·正论》：“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驭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杨倞注：“辟与躄同。”
12道噵
三字经作者篇5
［关键词］敦煌洞渊神咒经一字多形俗字
［中图分类号］K87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8－0025－03
一、《洞渊经》概述
“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季羡林先生曾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①道经作为敦煌学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汉民族语言的宝藏。敦煌保存的这些大量的六朝隋唐时期的道教佚经，更是研究语言文字学的宝贵资料。敦煌写本是现存最早的道经文本，与《道藏》本相比，其语料具有更高、更可靠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文字上，有着很大的研究空间。
《太上洞渊神咒经》简称《洞渊经》或《神咒经》，二十卷，不著撰人。关于其成书过程及年代，现一般认为，此经并非为一时一期之作，很有可能经过两卷本、四卷本、十卷本、二十卷本四个不同时期。《道藏》洞玄部本文类“始”“训”字函收《神咒经》二十卷，后十卷盖出唐末五代。（参考叶贵良《敦煌道经写本与词汇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页112。）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序称：“西晋末，太上道君降授马迹山道士王纂，该经盖草创于西晋之末，刘宋前后增至十卷。”②而敦煌本所见多为十卷本。
敦煌有《太上洞渊神咒经》残卷37件，其中卷第一存4件：p.3233号，S.3786号，p.2576v前号，俄DX10306号。其中，俄DX10306号是在《敦煌道经•目录篇》成书以后发现的。
二、一字多形
《荀子•正名篇》云：“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则为之不宜。”③此谓之于文字亦然。在敦煌本《太上洞渊神咒经》卷第一中，在同一个写本中会出现一个汉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写法。
（一）“度”“”同现
《说文•又部》：“度，法制也。从又，庶省声。”④“又”部为“度”的意符，“又”与“攵”形近，意符形近换用，“度”俗作“”。“度”“”二字同现于卷第一，p.3223号中。
例如：1.告诸天人曰：众生可念，不知道法，不自求度……（卷一，p.3223）
2.怀愚受魔，了不知出。此等之人，将何之？（卷一，p.3223）
（二）“急”“”“”同现
“”“”，或是由于书手的书写习惯，或是由于字体协调原因，被繁化了。“急”“”二字同现于卷一，p.3223号中，“急”“”二字同现于卷一，p.2576v前号中。
例如：
1.（1）斩此鬼等，令作万分，吾不恕之。如律令。（卷一，p.3223）
（2）汝等耶王入渊，汝耶王入水，汝耶王入火，汝耶王万斩，汝耶王头破八十分，急摄汝灵，不得枉滥太上良民。急急如律令。（卷一，p.3223）
2.（1）若复故来纵暴、专行苦毒者，鬼王等斩之，斩之魔王等身作万分，不得恕之。如律令。（卷一，p.2576v前）
（2）若鬼王不承告下，纵放下人来犯受经之人及法师所救之身及其一门，故令遭毒，斩此鬼等，令作万分矣，不恕之。急急如律令。（卷一，p.2576v前）
（三）“隐”“”同现
比较“”与“隐”“”，后两个字比正字书写更便宜，有简化的趋势，而事实是，我们现在通用的规范汉字也正是使用了书写更为简易的“隐”字。《说文•部》：“隐，蔽也。从声。”⑤笔者拙见，结合上文的“急”“”，“”的声符“”与“急”“”字形极为相似，且在《说文中》“”“急”同属心部，受“急”“”字影响，“”也俗写为“隐”“”，二字在该经卷中同现于卷一，p.3223号中。
例如：1.时有下方世界真人慰罗，将诸人众九万人，到于三天上，听说无量大经，内外安隐。（卷一，p.3223）
2.此世世急，人思道心，山林隐士不可称数，见大劫欲尽，受经者十有七八。（卷一，p.3223）
3.刘氏迹，避地淮海。（卷一，p.3223）
（四）“禁”“”同现
《说文•示部》：“禁，吉凶之忌也。从示林声。”⑥与“禁”相比，“”字体变化不大，只在意符上少一笔。这或许是书手为了书写便宜或者书写马虎省去了一笔。此二字同现于卷一，p.3223号中。
例如：若有不，令中国之人，遭其疫病、刀兵、困苦、刑狱、囚徒、死亡，不巳理者，斯是魔王先坐不禁下人。（卷一，p.3223）
（五）“”“”同现
《说文•糸部》：“，缓也。一曰舍也。从糸声。”⑦《汉语大字典》中：“同‘’。《龙龛手镜•糸部》：‘，即容反。横也。南北为，东西曰横。’《宋元以来俗字谱》：‘’，《古今杂剧》《太平乐府》《绣红记》《岭南逸事》作：‘’。”⑧由此可见，“”“”二字之间也是一俗一正的关系，比较“”“
”两个后起俗字，则是在“”字的基础上产生的，“”
为书写方便省去意符“糸”，但又为了与“”相区别，因此多加一笔“丨”。“”“”两字的右下部分“”写作“”应是草书所致，比如，“走”作“”，“徒”作“”等等。“”“”二字同现于卷一，p.3223号中。
例如：1.小鬼不信大法，暴凶心，汝等听之。（卷一，p.3223）
2.使目不识字，但受雇人写之，静室供养，耶鬼自伏，一切不敢近人。（卷一，p.3223）
（六）“”“”同现
比较“暴”“”“”三字，“”写作“”“小”，部首变化很明显，应是为了书写省便而改换字体，书手抄写的任意性使得在同一个写本中出现两种写法，两字之间却也只不过是一点之差。“”“”二字同现于卷一，p.3223号中。
例如：1.众生相残，国主克。自作苦业，相牵而死。（卷一，p.3223）
2.小鬼不信大法，凶心，汝等听之。（卷一，p.3223）
（七）“若”“”“”同现
“若”字在该经卷中，或写作“若”，或写作“”，或写作“”。《说文•艹部》：“若，择菜也。从艹、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艹。”⑨改写意符“艹”，应是书手的书写习惯与书写的随意性。“若”“”“”三字同现于卷一，p.3223号中。
例如：1.有不禁，令中国之人，遭其疫病、刀兵、困苦、刑狱、囚徒、死亡，不巳理者，斯是魔王先坐不禁下人（卷一，p.3223）
2.国王、帝主、方佰、二千石，下之愚人，不问男女奴婢，能及此经，受其契录，名入仙品，受经众不枉死。（卷一，p.3223）
3.若闻见三宝，不欲受持，将知此人从六畜中来，与经无缘。（卷一，p.3223）
（八）“”“”同现
“”“”两字差别不大，后者应是在前者基础上增繁而产生的俗字，且后者看起来文字的字形更加协调。有时候我们不能否认，古人对于文字的认识和理解往往能给予我们更大的想象和研究空间。“”“”二字同现于卷一，p.3223号中。
例如：1.一切伏，勿当魁刚。叱叱叱叱。（卷一，p.3223）
2.山精水密，猛狩毒虫，一切伏，勿当魁刚。叱叱叱叱。（卷一，p.3223）
（九）“乱”“”同现
“乱”“”，书写简省而产生的俗字。《说文•乙部》：“，治也。从乙，乙，治之也，从。”⑩将“”的意符“”用“舌”代替，写作“乱”，没有意义相关性，应是只为书写省便所致。《汉语大字典》中：“乱，同‘’。《广韵•换韵》：‘，俗作乱’。按：今为‘’的简化字。”由于书手的简省，有了“乱”字，“乱”是“”的后起俗字。比较“”与“”，“”字变化不大，只是笔画有些许不同，这只能归于书手抄写经卷的随意性和书写习惯。“乱”“”二字同现于卷一，p.2576v前号中。
例如：1.死已卅六年，万姓叛乱，自共相。（卷一，p.2576v前）
2.灾起，大天下。天下荡除，更立天地，真君乃出。（卷一，p.2576v前）
（十）“氏”“”同现
“”乃增繁而产生的俗字。书手在抄写经卷时，出于书写习惯或考虑字形的整体协调而增繁文字，比如在字上加一点或者加几笔，比如“”“”“”“”“”等字。“氏”“”同现于卷一，p.2576v前号中。
例如：1.还及刘氏，苗胤生起，统领天下。（卷一，p.2576v前）
2.刘隐迹，亦僻地淮海。至甲午之年，刘还住中国，长安开霸，秦川，宾伏，悉居山薮，不在中川，道法。（卷一，p.2576v前）
（十一）“民”“”同现
“”亦是因增繁而产生的俗字，因避讳多加一点“丶”。“民”与“”同现于卷一，p.2576v前号中。
例如：1.道言：大劫欲至，治王不整，人呼嗟。（卷一，p.2576v前）
2.道言：五世之孙刘子王治天下，系其大汉人民多有值三宝者。（卷一，p.2576v前）
（十二）“”“”同现
“”是简省而形成的俗字。“”字的上半部曲折很多，书写较麻烦，于是书手在书写时便简写成“”，也有人说这是隶变俗字。“”“”二字同现于卷一，p.2576v前号中。
例如：1.天人百，善，汝等信之。（卷一，p.2576v前）
2.道言：世促人，信法者少，大水将来近，恐汝等沉溺死亡者众，不得出期，吾念甚哀。（卷一，p.2576v前）
（十三）“”“”同现
《说文•骨部》：“，十二属也。从骨声。”“”俗作“”，从文字结构上便可看出，这是意符意近换用而改换意符产生的俗字，“骨”与“身”皆与身体相关，意义相近。《汉语大字典》中：“‘’同‘’。《玉书•身部》：‘、，并俗字。’《干禄字书•上声》：‘，的俗字。’”“”作“”，意符意近换用。二字同现于卷一，p.2576v前号中。
例如：1.缘人身，流溢四支，面目青赤黄白黑熟，乍来乍去。（卷一，p.2576v前）
2.或有身寒热，反目白黑，狂走妄，歌唤哭泣，四支臃，忽忽短。（卷一，p.2576v前）
（十四）“”“”同现
《说文•攴部》：“收，捕也。从攴声。”将“收”的声符“”写作“丬”，没有意义相关性，只是书写的随意加上软笔书法的特色，“收”俗写为“”，而“攵”与“又”字形相近，后者又书写简单，因此，“”又俗写为“”。“”“”同现于卷一，p.2576v前号中。
例如：1.不从大法者，十方煞神而诛之，未令得脱。（卷一，p.2576v前）
2.一种九，人更益寿，寿三千岁。（卷一，p.2576v前）
（十五）“”“”“”同现
“”作“”“”“”，是因简省而形成的俗字，与上文的“”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字的右半部分，曲折拐弯书写起来甚是麻烦，书手抄写经卷时，为求书写省便，将“”写作“”“”“”也是情理之中，且文字整体变化并非很大，改写的右半部与原文字形似。“”“”“”同现于卷一，p.2576v前号中。
例如：1.受者，大水将来，九迎之，终不有厄。（卷一，p.2576v前）
2.唯有道士、受经之人，九来迎。（卷一，p.2576v前）
3.汝等若信吾言者，九之舆来迎子身。（卷一，p.2576v前）
（十六）“”“”同现
《说文•疒部》：“疫，民皆疾也。从疒，役省。”“殳”乃“疫”的简省声符。“殳”的上半部分“几”与“口”形相近，加之书手的书写习惯和随意性，因此经常可见“疫”俗作“”，又“殳”的下半部分“又”与“攵”相近，字形相近换用，于是，“疫”又作“”，这与上文的“度”作“”的形成，有某些相似之处。“”“”同现于卷一，p.2576v前号中。
例如：1.道言：大劫欲至，鬼流行，……（卷一，p.2576v前）
2.当此之时，多，天下九万种病，病煞恶人。（卷一，p.2576v前）
（十七）“”“”同现
“矣”在敦煌本的道经经卷中经常写作“”“”，“矣”“”“”三字比较，后两字变化并非很大，只是在原文字基础上省去一笔，加之书手的随意性，下半部分省去一笔之后或写作“夫”，或写作“天”。“”“”同现于卷一，p.2576v前号中。
例如：1.及国有大贼，读此经者，贼自去。（卷一，p.2576v前）
2.日月失度，五谷不成，人多死亡，大水比七。（卷一，p.2576v前）
（十八）其他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文字，两种或两种以上写法会同时同现在同一个写本中。譬如“”写作“”“”，“”写作“”“”，“”写作“”“”，“差”写作
“”“”，“作”写作“”“”，“”写作“”
“”等等。
在敦煌本《洞渊经》中有很多我们现在通行规范使用的简体汉字与其繁体字同时出现在写本中，而在古时，前者多是后者的后起俗字，两者往往是上俗下正的关系。或许这也正能说明汉字简化的趋向。
在同一个写本中同一个汉字会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写法，可见，书手在抄写经卷的时候，也并非是严格缜密的，在书写汉字时，带有些许的随意性。
三、结语
敦煌本《太上洞渊神咒经》卷第一包含丰富的俗字，本文只是选取部分例子进行分析。在该经中，我们可以见到文字演变的足迹。俗字亦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简化字就是来源于古时的俗字，比如“乱”“断”等等。《荀子•正名篇》云：“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则为之不宜。”这是我们对待文字特别是俗字应持的正确态度。
总之，敦煌本《太上洞渊神咒经》蕴涵丰富的文字资料，其中俗字多类别也多。笔者认为对其文字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阅读整理古籍，挖掘中古汉语的新语料。
注：1.本文所引敦煌文献使用符号标注藏家，“p”指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的敦煌写卷，“S”指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编号的敦煌写卷，“DX”指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写卷。
2.文章行文以简体文字为主，只有在解说文字需要时保留文字繁体形式或者是俗写文字形式。引例中，敦煌原文献中残缺或字迹模糊辨认不清的文字，用“”表示。在引用的敦煌本《洞渊经》中的例子时，为引起读者注意，例中文字下加下划线“_”。
注释：
①②叶贵良.敦煌道经写本与词汇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9月版,第29页,第112页.
③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4月版,第46页.
④⑤⑥⑦⑨⑩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2009.3重印),第65页,第305页,第9页,第272页,第24页,第308页,第86页,第69页,第156页.
⑧汉语大字典[Z].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等,1992年版,第3437页,第53页,第381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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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作者篇6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在收集经传的基础上对小篆所做的全面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学术价值极高，研究者代不乏人，著作如林。据阳海清等编撰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说，《说文解字》及其研究性著作共计1849种，其著录部数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有清一代，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非常盛行，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说文四大家，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重于形,桂馥《说文义证》偏于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侧重于声,独段氏注形音义三者并重。近XX年来，《说文解字》的研究,有综合性研究、词义研究、“六书”研究、历史文化研究、体例研究、比较研究、方言研究和许慎《说文解字》研究等8个方面的新成就，本时期《说文解字》研究显示出重视普及性研究和学科转向渐趋自觉等新特点。
礼学研究可分为四类：以礼经以及其它儒家经典中记载的礼为对象的礼经学，主干是三礼学，涉及对其它儒家经典(“十三经”)中记载的礼的研究;以仪制的撰作和仪制的研究为对象的礼仪学;对礼的本质、价值、功能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的礼论;由礼在中国的泛化现象滋生的泛礼学。礼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直是显学。孙诒让《周礼正义》是中国传统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宣告了传统礼学时代的终结。经过三四十年的沉寂后，礼学研究在我国学界逐渐得到复苏和重振，推出了一些相当分量的成果。特别是曹元弼、沈文倬、陈戍国师生三代，前后相续，成为20世纪以后礼学传承中引人注目的一脉。复旦大学杨志刚教授认为，现代礼学研究有以下特点：一是从比较早的时候起，就注意到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古礼。“文化”概念的导入，给礼学研究这门传统学问注入了新的研究意识，二是形成了一种多学科、多方位的研究态势，拓展了现代礼学的研究领域，三是注重古代文献资料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的互相印证，四是以沈文倬、杨宽等为代表，初步建立起新的研究范式。
二、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说文解字》不单单是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对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深远。XX年11月在河南漯河召开了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学者对《说文》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近代以来，戴震提倡以训诂明义理，学者多受其影响，致力于小学，但研究者多偏重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将其当作经学附庸。实际上，《说文》“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杂物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几乎是许慎时代社会生活的实录，有关当时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名物、思想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反映。对于这样一个宝贵的文献资源，历代研究者虽用力颇勤，但鲜有学者从社会学方面来研究，更没有从礼学的眼光来研究《说文解字》的。利用文献典籍及考古出土资料并参之于民族学资料来研究古礼已成共识，但利用《说文解字》以及相关古文字资料来从事礼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社会生活一方面由语言文字所反映，另一方面也在语言文字的发展中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礼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的总规范，影响、浸淫至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形态各个层面。以儒家经典“六经”言，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就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曹元弼先生说：“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许慎生活的时代，今古文争论激烈，“五经无双”的他不可能不在其著作《说文》时烙下礼的痕迹，反映自己的礼治思想。包括三礼在内的先秦典籍以及当时的礼既是许慎撰作《说文》的资料来源，也为其提供了编写撰作的指导思想，还提供了一种据礼释字的研究方法。研究《说文解字》，领悟作者的微言大义，可以更本真地认识中国古礼。
因此，把《说文》研究同中国古礼研究结合起来，运用礼学来研究语言学和运用语言学来研究礼学，准确地揭示其内在关联，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又为我们准确地认识古礼开辟了另一条途径，丰富扩充礼学研究的视野。
三、研究内容
《说文》引称的礼书。许慎在《说文》叙目里说，“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与所不知，盖阙如也”，引用的礼书是《周礼》，此外许慎还引用《礼记》等先秦礼类典籍。对《说文》引用的礼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对相应内容与今本进行比较，研究许慎引称礼书的依据和规律。
《说文》记载的古礼。《说文》保存了有关上古礼方面大量的重要信息，反映出先民们用礼行礼的痕迹，成为今之学者探索古礼的渊薮。许多精蕴的解说，资料性甚强，有助于考史和印证古礼。如：《说文》卷一上玉部：“瑁，诸侯执桓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礼》曰：‘天子执瑁四寸’”;十三下土部：“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于执蒲璧，男执谷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楚爵有执圭。”这是由瑞信礼仪说明等级制度。这一部分的研究将依据古礼的五分法进行分类梳理。
《说文》表述的汉礼。《说文》一书，大量记载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礼教、礼制、礼论等，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礼制礼俗的文献，可以看作是研究汉礼的一个可靠的资料来源。如第三部示部释祜和十二部释庄皆曰“上讳”，反映当时的避讳之礼。
《说文》涉礼小篆的追源。许慎博综篆籀古文之体，发明六书之指，因形见义，分别部居，可以上溯造字之原，下辨分隶行草递变之迹。清代学者孙星衍说：“说文不作，几于不识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文字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将结合古文字演变和当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对涉礼小篆进行词源学上的研究。
《说文》古礼名物制度铨释。经礼为三代制作精意所存，有非可仅执义理以求之者，固必释训诂，铨名物，征制度，而后义理乃现。《说文》分类别目、以类相牵，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博性，古礼许多名物赖《说文》而存之。本部分将按礼仪、礼器以及礼物等进行研究。
经礼与《说文》释字体例。许慎在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细考经礼，其中训诂之语多为许慎所用，其行文体例、风格亦多受礼经影响。本部分将考证经礼对《说文》成书的影响。
文字演变与古礼变迁。三代之时，礼乐大行，“郁郁乎文哉”，学出于官，文字受官方绝对控制，看起来比较统一。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私学昌盛，文字形体急剧变化。始皇隆法黜儒，有仪而无礼，虽欲“书同文”，但秦书实有八体。汉初，礼久不行，古今文字交接过渡，文字写法纷呈不一，点画出入随便。至汉武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字虽稍稍统一，但数百年之流毒，非竟日可除，《说文》成书前后的碑刻文字，也是别体繁出。这一部分研究礼之变迁与文字演变的内在关联。
经礼今古文之争。两汉之际，礼经学特别是《周礼》之学，在东汉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枢纽的地位。极力推崇古文经学的许慎是古文经学大家，在撰写《说文解字》时吸收了大量古文经学的成果，但也有极少部分吸收了今文经学的优秀成果。这一部分结合许氏所著的《五经异义》，参之以同时之贾马何郑，研究两汉经礼今古文之争。
《说文》礼治思想。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对同一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是不同的。许慎虽没有专门的礼学专著，但他的礼学思想在《说文》的注释及编排、所用资料的引称等方面得到体现。如在释玉有“五德”，提出“仁、义、智、勇、洁”之说：“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研究《说文》包含的礼治思想，可进而推衍出许慎的礼学思想。
四、研究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拟采取的解决方案
研究重点：许慎的礼学思想。许慎“五经无双”，《说文》出后，同时代郑玄注经，晋灼写史已多加引用，许氏对我国古代文字的发展自然功不待言，其礼学思想也意义非浅，上升、提炼其礼学思想，可以发现当时的思想发展轨迹。研究许慎的礼学思想必须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之中，通过与许慎同时代的经学家的活动考察中，发现与之相关的信息，确保其思想研究的真实、完整性。
难点之一：礼古文字知识。《说文》里集中整理保存了上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资料。在研究礼类文字的词源时，必须把握古代文字的演变规律和轨迹。古文字的研究涉及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而三者往往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例如，从文字上考察，“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但同时，“声在文之先，意在声之先”，即声音是用来表达意思的，而文字是用来记录声音的，“故凡发音部位相同的字，其义多相同或相近”，由此可见文字与读音关系也非常密切，要求研究者必须有扎实的古文字研究功底，这种素质就是相当艰巨的挑战。
难点之二：礼今古文之争。根据许慎的《五经异义》，两汉的群经各家学说，存在今文、古文两派的基本界限;两派的区分标准，又在礼制。晚清的廖平发挥许慎的观点，进一步指出：“今学博士之礼制出于《王制》，古文专用《周礼》，故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千谷百壑得所归宿”。经学今、古文分派问题十分复杂，虽然研究者虽众，但聚讼千载的学术问题还须探讨。
对于上述难点和重点，拟在熟悉掌握典籍和综合分析文献训诂材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中稽核出符合历史面貌的结论来。
五、论文工作量及进度
论文涉及《说文》学及古礼两大艰深学术领域，工作量浩大，体现在：
艰深的文献阅读：研究者必须对《说文》及三礼有充分的阅读和准确的理解，这些文献内容艰深、专业性强。另外须对前辈礼学与《说文》学的研究成果很好利用，对许慎时代的历史面貌有准确把握，需要古文字学方面的坚实基础，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就是说要有大量坚实的文献阅读作为基础。
繁重的文献梳理。作为交叉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只有在大量的资料占有、整理后并进行仔细认真和富有发散性的分析、归纳后，才能发现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材料梳理的过程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哪些有用，哪些会产生误导等，研究者应当正确处理。
严密的论证推理。许慎本身流传下来的资料并不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大都集中于文字学研究方面，这项研究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新结论必须有缜密的论证，运用严密的推理方法对观点进行支撑。
论文进度：
XX年6月前完成本项研究的资料收集与文献阅读
8月前《说文》引称礼书的整理
10月前《说文》记载的古礼疏证
12月前《说文》记载的汉礼考订
XX年2月前《说文》涉礼小篆的词源学研究
4月前《说文》记载的古礼名物制度考证
6月前三礼与《说文》行文风格特点研究
8月前经礼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考察
10月前《说文》礼学思想研究
12月前文字演变与古礼变迁关系
XX年4月前学位论文的润饰
6月前论文答辩
六、论文预期成果及创新点
论文预期成果：专著及系列论文。
创新点：
1、开辟《说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说文解字》，特别是从礼学的角度系统地进行研究，本研究尚属首创，并为今后与其他儒家经典的结合研究奠定基础，形成《说文》说经系列。
2、研究许慎的礼学思想。研究说文者虽众，但尚无对许氏学术思想尤其是礼学思想进行探讨。研究许慎的学术思想可对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提供材料学上的支持。
3、开创古礼研究新思路，也就是说，对礼学的研究可以从古代文献、地下出土、民族学资料“三重推理”法扩充包含古文字资料的“四重推理”法。
七、完成本课题拟阅读的主要文献
1、《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姚孝遂主编中华书局
2、《金文编》容庚先生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中华书局
3、《积微居小学述林》杨遇夫先生著中华书局
4、《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撰巴蜀书社
5、《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撰
6、《说文句读》义筠撰
7、《说文解字义证》桂馥撰中华书局
8、《古文字类编》高明编中华书局
9、《经典释文》陆德明著中华书局
10、《史记》(附三家注)司马迁著中华书局
11、《汉书》班固著中华书局
12、《后汉书》范晔撰中华书局
13、《三礼汉志疏证》刘善泽撰岳麓书社
14、《十三经注疏》阮刻影印本，中华书局
15、《周礼正义》孙诒让撰中华书局
16、《仪礼正义》胡培翚撰清经解续编本
17、《礼记集解》孙希旦撰商务印书馆
18、《仪礼图》张惠言著清同治九年楚北崇文书局重雕本
19、《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沈文倬著浙江古籍出版社
三字经作者篇7
关键词：D.0135；三阶教；《三阶观法略释》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4-0089-04
2012年4月，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邀请施萍婷老师帮助鉴定一批馆藏未定名文献的名称、年代等，当看到D.0135写卷时，我们无法从电子版《大正藏》中检索到写卷文字。研读内容，我们推测它可能是三阶教的文献残卷。
写卷高17.8厘米、宽11.0厘米，背面经过托裱，现存5行，写卷的上面部分残缺，各行存4—16字不等，共计62字。前面下方钤“任子宜”印。可知D.0135为任子宜（1901—1972）旧藏。任子宜是敦煌当地文人，曾任敦煌县教育局长，收藏敦煌当地文物较多，一些文物在1965年被没收，一部分入藏敦煌文物研究所，一部分入藏敦煌博物馆，D.0135即为任氏旧藏之一[1]。
录文如下：
1.……当来佛、佛想佛。二普真普正佛法，
2.……名于圣法中拔断一切诸见根本佛法，
3.……六名一人一行佛法，七名无人无行佛法。
4.……何者是如来藏佛、佛性佛、当来佛、佛
5.……功德出世间上上清净微妙。
写卷书法比较拙劣，似乎书写者的文化水平不高，笔迹不是“经生体”，但一笔一画都写得很认真（图1），显示抄写者可能是一名虔诚的三阶教徒。关于写卷的年代，我们请教过一些专家，大致认为是唐前期之物，我们希望学者在本写卷发表后予以进一步研判。
D.0135仅存5行62字，并且上面部分残缺，但从如来藏佛、佛性佛、当来佛、佛想佛等佛名和一人一行佛法、无人无行佛法等内容来看，可以判定这是一件三阶教文献，但我们从现存三阶教文献中无法找到这段文字，所以略作如下探究。
一与《三阶观法略释》的比定
从写卷“何者是”一词看，这是解释性的典籍，而写卷中的普法四佛、普真普正佛法等内容属于三阶教的基本概念，见于《三阶观法略释》、《第三阶佛法广释》、《对根起行法》等。对相关三阶教文献考察后，我们认为D.0135内容与《三阶观法略释》最为接近。
《三阶观法略释》仅见于敦煌文献p.2268，首尾均残，现存第一部分标题已缺，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已下明摄入一乘观”。第一部分有一段文字与D.0135接近：
云何名八种佛法？一如来藏佛法，二亦名普真普正佛法，三亦名无相无名佛法，四亦名于圣法中拔断一切诸见根本佛法，五亦名悉断一切诸语言道佛法，六亦名一人一行佛法，七亦名无人无行佛法，八亦名五种不干尽佛法。
一如来藏佛具四名义：一如来藏佛，二佛性佛，三当来佛，四佛想佛。
云何名如来藏佛者？即见前境身中如来藏性，是诸佛法身恒沙功德出世间上上微妙胜果，皆悉蕴积在此烦恼缠中，名如来藏。
比较可知，D.0135与p.2268《三阶观法略释》的内容基本一致，但在文字上有一些区别，如：
D.0135第1行中的当来佛、佛想佛没有编号，在《三阶观法略释》中无对应文字；第1行“二普真普正佛法”，在《三阶观法略释》中作“二亦名普真普正佛法”，缺“亦名”二字，并且第3行有“六名”、“七名”，似乎第一行漏抄“名”字；第4行“何者是如来藏佛”句在《三阶观法略释》中对应部分是“一如来藏佛具四名义”，没有“何者是”；第5行的“清净微妙”在《三阶观法略释》中作“微妙胜果”。
我们推测：D.0135可能是现存《三阶观法略释》第一部分开头部分的纲领性文字，前引p.2268文字是对应部分的正文解释。何以见得？一般写卷高27厘米，本写卷残高18厘米，现存前面4行各行12—16字，推测本写卷完整的一行约20字（考虑地脚也是残损）。《三阶观法略释》从“三当来佛，四佛想佛”到“微妙胜果”有34字，D.0135第5行存“清净微妙”4字，上面接第4行“何者是如来藏佛、佛性佛、当来佛、佛”，之间约缺15字左右，就是说如果是《三阶观法略释》的正文，第5行一行就有38字，但从本写卷行文格式看，只缺15字左右，本写卷的字体较大，一行不可能写38字。本写卷第4行有“何者是如来藏佛”，《三阶观法略释》前面引文部分是直接回答为：“一如来藏佛具四名义”。
D.0135是否可能是《第三阶佛法广释》呢？《第三阶佛法广释》见于S.5668、S.6344、BD.05840（北图8725、菜字40号），经过比对，内容相差较大。S.5668《第三阶佛法广释》首缺，如来藏佛的解释存一部分，其余三佛的解说保留完整，如：“第四佛想佛者，由一切法界众生同是如来藏佛性佛、当来佛故，相同真佛，名佛想佛。”其中“第四佛想佛者”这与D.0135中的“云何名如来藏佛者”用语不同（按照D.0135中的用语，S.5668《第三阶佛法广释》的“第四佛想佛者”应该是“云何名佛想佛者”），所以我们推测可能不是《第三阶佛法广释》的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三阶观法略释》、《第三阶佛法广释》是现代学者定的名称，在《开元释教录》卷18所记载的35种经典中不见其名，敦煌文献p.2412《人集录都目》记载的34种经典中也不见其名，现代学者定名似乎不可靠。那么，《三阶观法略释》、《第三阶佛法广释》在三阶教经典中究为何部经典？我们注意到，《开元释教录》卷18提到的三阶教35部经典中，有一部《十大段明义》3卷，《三阶观法略释》或《第三阶佛法广释》可能是其中之一。
至于与《对根起行法》的关系，见下文。
二普法四佛、普真普正佛法
D.0135所反映的三阶教思想，主要是普法四佛、普真普正佛法，试述如下。
1.普法四佛
第1行中的“当来佛、佛想佛”是三阶教“普法四佛”的后二佛。三阶教把“一切佛”分为数种，如由一乘真身佛、一乘应身佛、形像佛等三佛组成的“一切佛”，由三乘应佛、形象佛等二佛组成的“一切佛”，由真佛、应身佛、形象佛、邪魔佛、普真普正佛等五佛组成的“一切佛”，等等。其中的普真普正佛又分为如来藏佛、佛性佛、当来佛、佛想佛等四佛，即所谓普法四佛。
普法四佛除见于《三阶观法略释》外，还见于《对根起行法》等三阶教经典。《对根起行法》（全称是《人集录于十二部经修多罗内验出对根起行法》）见于S.832、S.2446、S.5841、俄1813、龙谷大学021-1-16-1等，《对根起行法》起首部分中的第二大段分五段，第一段分为三段：“第二大段，横说为三阶者……于上三阶内，明对根起行法者，于内有五段。一者明三阶出世道不同所由义……”关于“一者明三阶出世道不同所由义”部分的文字很长，分三大段落，与本文讨论有关的主要是第三段，这一段再分七小段，七小段的第一段再分五段，甚是复杂。“第三段：明第三阶空见有见颠倒邪见成就九种人对根起行出世道者，于内有七段：一者归一切佛尽……”。“第一，明归一切佛尽者，于内有五段。一者形像佛，唯就开眼得、合眼即去，邪正不别，如《观佛三昧海经》广说。二者十二种邪见成就众生所归一切邪魔佛，如《九十六种异学道经》广说及《杂类神咒经》等说。三者明十二种正见成就众生所归真佛，如《大佛名经》及诸大乘经等广说。四者明一切诸佛菩萨应作一切空见有见邪魔佛，如诸大乘经内应身处广说。五者明归普真普正佛。于内有四段：一者如来藏佛，如《楞伽经》说、《胜鬘经》、《涅槃经》等广说；二者佛性佛，如《涅槃经》说；三者当来佛，如《法华经》说；四者佛想佛，如《华严经》、《十轮经》等说。”[2-3]
2.普真普正佛法
D.0135第2—4行主要讲如来藏、普真普正等八种佛法。八法是三阶教的基本思想，较详细的记载见于《对根起行法》中的“明依修多罗内学发菩提心见法行法分齐义”，“于内有两段：一者能行人，二者所行法”。第一段能行人再分二段，“第一大段名能行人者，于内有两子段：一者明验能行人普别两根分齐义，二者明能行人见所行法及时节分齐义”。第二大段是所行法，再细分四段，“第二段明所行法分齐义者，于内有四段：一者明所行法之次第，二者明损益，三者明净土因果，四者明三佛因果”。第一段“明所行法行之次第”下再分八小段：“第一段明所行法行之次第者，于内有八：一者先学第三阶佛法。于内有三种：一者普敬，二者忍（认）恶，三者空观。第一段明普敬者，于内有八段。”这里的八段是指一者如来藏、二者普真普正佛、三者无名想佛法（即无名无相佛法）、四者拔断一切诸见根本佛法、五者悉断一切诸语言道佛法、六者一人一行佛法、七者无人无行佛法、八者五种不干尽佛法等八种佛法[2]130-133，[3]493-494。
唐代智俨集《华严五十要问答》中的第48问答是长达4千字的“普敬认恶义”问答，资料来自《对根起行法》，其中有：“问：人集教中说八种佛法，差别云何？答：为灭阐提病，成普敬认恶法，有其两段。第一段明普敬者，于内有八段。一者如来藏……二者普真普正佛法，莫问邪人学亦得真正，正人学亦得真正。何以故？如来藏佛性体唯是普法，唯是真法，于中无有邪魔得入其中。是故不问邪人、正人，俱得真正。”人集教即三阶教，因三阶教著作《人集录》而得名。文中提到三阶教“二者普真普正佛法”，而D.0135现存第1行正好有“二普真普正佛法”一句。
唐代怀感《释净土群疑论》卷3也提及到三阶教的普真普正佛法：“问曰：《无量寿经》说，于未来世，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教，止住百年，未知定用何时经道灭尽也。释曰：如三阶禅师等，咸以信行禅师是四依菩萨，于诸大乘经中，撰集《三阶集录》，言今千年已后第三阶众生唯合行普真普正佛法，得生十方佛国。若行别真别正佛法，及读诵大乘经等，即是不当根法，堕于十方地狱。今《无量寿经》等，即是别真别正，是第二阶佛法，千年已前合行此法，千年已后既无此机，斯教即废。”
敦煌研究院藏D.0135《三阶观法略释》（拟）的文字不见于现存各三阶教文献中，这就增加了一份三阶教资料，它的内容、抄写年代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附：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方广錩、张总、杨学勇、西本照真等先生的帮助，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魏锦萍.任子宜与敦煌文物[J].丝绸之路，2001（3）.
三字经作者篇8
在先秦文献里，已经留下人们探求字源的印迹。《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都是通过分析字形结构，追溯造字意图，来阐明某种理念的。这种风气，对于六书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强劲的推动作用。
系统的、大规模的字源探索，是从《说文解字》开始的。许慎立足小篆字形，借助六书手段，从形、音、义三个方面对9353个汉字逐个进行分析，对字源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由于汉字发展到小篆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字形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据小篆探究字源受到一定的局限。宋代以后，金文资料不断涌现，这些比小篆更早的文字，为字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林义光的《文源》，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宋至清代利用金文探求字源的成果。
19世纪末以来，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字，20世纪4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陆续出土了多批战国时期的简牍帛书。这些文字或比金文更早，或补充汉字发展史的缺环，对字源的探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学者们运用这些资料，在字源探讨上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大大改变了字源研究的面貌。
纵观字源研究的历史，有两条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一是要充分地、正确地利用字形资料；二是要有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依据的字形必须是未经讹变的形体，分析造字意图必须结合语言，形音义三者兼顾。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通过梳理汉字的演进序列，找到汉字的源头，通过归纳字的用法，理清它的本义和引申义的序列，然后结合早期的形体和用法，探求造字意图。
可是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做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掀起汉字文化研究的热潮，字源研究领域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和出版界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必须集合全国的力量，编纂一部能够反映时代水平的大型字源工具书。机缘巧合，这项工作历史性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
为了编好这部书，我们征询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意见。其中以裘锡圭先生、吴振武先生指导最多。22位编委、34位作者也倾注了巨大的心力。编委会先后召开三次研讨会，核心编委两度集中通稿，各位作者对稿件反复修改多次。整个编纂过程，断断续续，前后十余年。大家的毅力、耐心和团队精神都经受了巨大的考验。
三字经作者篇9
一、忠于义理
翁方纲认为凡考订之学必求根据，兼综汉、宋之说，坚决反对门户所见，强调考据、考证要以义理为归。后来学者大量收藏、鉴赏碑碣刻石，多延续先生之特色。或得其识语者，视为立言不朽，金科玉律，影响深远。晚年穷困窘态中，孜孜不倦，追崇求实，从无间然。故别于动辄就拿碑刻文字去推广、附会，或贸然信口雌黄的同代所谓的金石考订学者。例如：常与挚友钱氏共论唐文宗年号大和是“大”字，是大小之大，史料中皆误为“太和”，这种情况就得以石刻来证史料。涉及到岁月、职官、名氏文字记载的史料，都不得执一家之言以遽断。有的学者对金石考订持一种随便的态度，不知“艺与道是相通的”，有的在勘研碑帖时，先看是否与史料记载相同，然后就力表石刻文字以贬斥史传，避居论书之名，口出狂言，欺人耳目。先生则认为：“划道与艺而二之，吾不敢也。有训诂之考订，有辨难之考订，有校雠之考订，有赏鉴之考订。古之立言者，欲明义理而已，不知后人之有考订也。古之为传注者，欲明义理而已，不知后之人有考订也。”并举例东汉时淹洽诸经的郑康成，他知道后人会考订他的文字著作，便博览群书，并把诸条目逐一备之，所依据的音训出自哪里也都详细说明，翁方纲对他这种严谨的学术行为给与了肯定。
二、博证详稽
在阐述考据考证的同时“以衷于义理为主”这个基本观点时，翁方纲反复主张“考订之学”要多闻、阙疑、慎言等六字箴言，坚决反对嗜博、嗜琐、嗜异、矜己等个人意识行为。他曾这样表明：“盖尝反复推究上下古今考订家之所以然，具于此三言矣：‘曰多闻、曰阙疑、曰慎言，三者备，而考订之道尽于是矣’。”可见，先生严谨治学，以学术为重心，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
在鉴赏、考订《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时，先生认为“[欷”欷字洪释所阙，今以精拓本审视是“欷”字。“遂不w寤”的“不”字亦洪所阙今补。“考积幽穸”下洪阙三字，今谛视石本，上二字是‘丧至’。此下又阙四字，其第二字下半从‘日’犹仿佛可见。再如“明王设位”，“王”洪氏做“主”，是碑“主”字系上作横画，今无，是“王”字为宜。这就是先生用自己亲自目睹到的精拓本对洪氏关于此碑中阙失、模糊字的辨析，可以说是严守考据之法。决非人云亦云，甚而独持己见，不与人同。与他老眼摩挲、玩味碑帖，临砚池头之积累中所定当辨析刻石文字的。其中也有与其他牌本不同的是：譬如“恩弥兮”的“弥”字下一字，《两汉金石记》之书中阙，参见艺苑真赏社印宋拓本有“盛”字；又“石勒铭”，“石”上一字《两汉金石记》阙，今谛审拓本是“刊”字；“敦海岱”的“岱”字，《两汉金石记》作“外”，今谛审拓本为“岱”字。后来研究金石学的专家和先生一样，并不迷信一家一派一言，同样遵循他的“三多”原则。在对《景君铭》碑文的辨异中仍有多处可以看出研究金石学必须是要保持客观、理性、公平的态度。
先生于汉碑刻石的辩难考订中，最能表现的是“利弊洞若观火、谈言微中、殊有存见”的理性观念根深蒂固，以及执著顽强的治学方法，令人铭心。对《华山碑》的考辨做了仔细的分析、归类，后又附以考文。其中之辩难、鉴赏、考订尤为精辟，《华山碑》原石有唐、宋及元人等题记，几无隙地。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阮元《商丘本跋》云：“海内《华山碑》三本，商丘本最早，故字全。四明本次之，山史本又次之，皆缺百字矣”。由此而知，嘉靖以前该碑仅存三本为实（商丘宋荦获此碑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期间）。翁方纲在长垣本云“摹山史所藏《华山碑》后之二十年，始得见商丘藏本，既喜拙诗为订墨缘，且以洪氏原本审核，一字不差。虽漫堂自题云阙十字，然寿门钩摹时，尚未精审，其实竟谓是完足无阙之本可矣。山史本多阙，固不必言，即天一阁本宋元丰题，首一字已泐去，足徵此拓最在前也。”乾隆甲午冬月，先生得见王无异（字宏撰，号山史）所谓阙一百五字藏本，于此之后他反复见到《华山碑》之双钩本，或家藏本，或者从颜氏家传金寿门双钩商丘家藏本，与王宏撰所阙之字皆有，第四次便是从好友朱竹处借来细校力摹成册。“既而以商丘诗核之，则所谓宋拓仅阙十字者，盖即此本也（翁跋“华阴东郭王朱裱册剪本”语）。如第三行首“岁”字，八行末“门”字，十行“持节祀焉”的“节”字，末行“杜迁石”三字，“遣书佐”的“书”字，又“郸”字，又“苏张”下二字，“君”下一字，故原石残损十一字，皆稍可补上。但是过了近三十年后，翁方纲在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腊月出守黔州，中道经邗上，从旧友处所见《华山碑》并非宋漫堂本，得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确澄矣”。从而《华山碑》中则易见到书道之源流，认为“夫使人易见者，非其最至者也”。与此同时，先生亦以书法的角度考订，例如在汉碑的效法师承上认为汉隶以《礼器碑》为最佳，它上通篆，下亦通楷，几近楷法，能够直接观察其前后所以然。另外，先生认为看书学习必须要广博，并且学有专攻。在考订金石文字时有一部分人喜欢用自己的主观臆想去片面理解问题，这些人起初并非是在炫耀自己的学识，只是他们乍见到某书某处有所谓的漏洞可钻，而并没觉察到此处漏洞也许在书中的其他地方已经详尽给予说明；或者在考订书籍的过程中见某处可以互相依据，便欣然勘察，以为持这两端就可以做论断，而不知这种以为是遗漏或省略的观点，其实是别人早就阐释过的，只是没有亲眼见到罢了。
三、追崇求实
忠于义理、博证详稽的目的在于追崇求实，可以说，依据义理和博证详稽为手段对金石考订追崇求实，一直是翁方纲学术思想的中轴。翁方纲这种既博又专，精确严谨的考订在《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在《夏承碑》考后他又分别作了《成化本上半段原石考》、《成化本阙一百十字考》、《都濠本阙四十五字考》、《真赏斋本阙三十字考》、《嘉靖本又有重刻考》等五篇关于明成化本、宋拓本、陆谨庭及朱卧庵藏本、重刻本或摹本中去考异辨析跋语，来进一步解读此碑的诸多可疑问题。宋・赵明诚《金石录》云：“汉淳于长夏承碑‘在今持荩元v（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3年）间，因治河堤，得于土壤中。……距今千岁矣，而刻画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汉碑二百余卷，此碑最完”。此为传世本第一期，是“明锡山华中甫氏真赏斋本”中阙三十字（自“化行”至“十有”），“安知非装界成册时，以每行五字，每页六行为式，恰失去一叶，即是三十字矣”。至明成化乙亥年（明宪宗15年，公元1479年），该碑伏地年久藓蚀，石下半部分阙110字，郡守秦民悦视碑仆地，即建后堂东隅曰“爱古轩”。此为第二时期，其中有瑛君梦禅所藏成化本，上半截字依然遒劲大方，不减宋拓；其下半截，后人凿坏。秦氏所谓110字重刻可分两种。或者纹理漫患：如第一行“将弟也累叶”，第二行“禄传于”、“策”，第四行“掾功”，第五行“礼”，第六行“俯”，第七行“月”，第八行“人年五十”，第十行“哀其辞”，第十一行“轨积德”、“燕”、“之”，第十二行“慕”、“列庶”，第十三行“抱器”、“潜”，共三十余字；或者石泐遭人凿讹：如第二行“万世”，第三行“尚书兼览群艺靡不”，第四行“曹上计掾守令冀州”，第五行“允道笃爱先人后己克”，第六行“就羔羊在公四府归”，第七行“化行风俗改易n轩六”，第八行“有六建宁三年六”，第九行“百姓号G若丧考妣”，第十行“曰”，第十一行“勤约”、“于孙子君”、“群”，第十二行“前贤”、“同如兰意愿”，第十三行“幽”、“永归”，如此二者计110字。属第三期的则是据此七十年后，即嘉靖癸卯（明世宗24年，公元1543年）知府唐曜以成化本重刻漳州书院亭中。“此本既改易原碑之行次，又有成化时石泐而未凿讹者，嘉靖本已凿讹矣；有成化时已凿讹，而嘉靖本仍踵讹者；有成化本不讹，而嘉靖本独讹者，如第一行‘将’字，二行‘传’字，三行‘靡’字，五行‘礼’，六行‘俯’字、‘就’字，七行‘化’字，十行‘哀’字、‘辞’字，十一行‘轨’字、‘积’字，十二行‘慕’、‘前’字，十三行‘幽’字、‘潜’字，凡十五字。又第二行‘爵’字，第四行‘匡’字，第八行‘歼’字，此三字，却在石之上半段，成化本不讹，而嘉靖本独讹”。通过《华山碑》和《夏承碑》的详细研读，就不难发现先生之“多闻、阙疑、慎言”的治学理念，他考订历代金石著录的同时，又结合自己亲目所见，不厌其烦、宁多无缺，从碑碣、由碑阳至碑阴，或者是汉碑刻石的多个版本，每条都要认真记录，分条考证，不贻误后学，这种学术主张是值得后人于研究金石文字时贯穿始终的考证方法。
以上所述《华山碑》、《夏承碑》以帖学书法涉及经史本身，兼及经史传注和人物志、地理志，举凡前人史实，风俗人情，书法诗文等方面订证，有力地考证经史子集之什甚多。无论位尊显赫，饭蔬衣练之时，宏览多闻，不能自己；或是暮年艰涩，忧患贫困之时，不废旧业，浸觉有味。乾隆至嘉庆年间摹临碑帖不辍，当摹钩山史本二十年之时，偶借金冬心所购本，感慨“悔曷由追”，又得知宋漫堂自云阙10字本时，终悟“此为海内第一本矣”；时值78岁为嘉庆十五年春，再跋“华阴东郭王朱裱册剪本”时言“予讯之不获，循环于胸次者，垂三十年”。先生与《华山碑》真正结下不解之缘，同样体现了他的敏锐思想和审慎作风。翁方纲于学术研究方面，涉览宏富，身跻耄耋，累积平生精力而苦苦追循，收拾珍囊，遗著垂远，致使诸多的金石碑碣文字依然精灵闪烁，意蕴流畅，润泽如玉，同辉天壤。
三字经作者篇10
关键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俗字词汇成书年代
偶然
《入大梵天王宫第三》：“偶然一阵凡人气，大梵天王问曰：‘今日因何有凡人俗气？’”又《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又敲数下，偶然一孩儿出来。”
按：“偶然”一词文献中常见，《汉语大词典》收两义项，一为“事理上不一定要发生而发生的。与‘必然’相对”，一为“间或，有时候”。从各年代例证来看，基本上可用以上两义概括。然而仔细品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两个“偶然”，若要解释为常见含义，恐怕就不太妥帖。我以为“偶然”有“突然、不曾预料”之义。《入大梵天王宫第三》中讲的是三藏一行人在猴行者的带领下方能进入天宫，而大梵天王却不知。是突然闻到凡人之气才得以知晓。《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中是讲猴行者敲地来唤出蟠桃所化之孩儿，前两个孩儿因为年岁不够，猴行者均不满意，继而“又敲数下，偶然一孩儿出来。”这里的“偶然”其实是必然，只是敲的数量较前两孩儿多，时间长，从而当他出现时有突然、猝然之感。“唐代诗人慕幽有《灯》诗：“忽尔思多穿壁处，偶然心尽断缨时。”“忽而”、“偶然”对文，其义相同。又有南宋岳珂《桯史》卷十一：“题六言于上曰：‘蝴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群蚁争收坠翼，策勋归去南柯。’”这里讲的是蝴蝶命运的不可预料，突遭横祸。元张国宾《薛仁贵荣归故里》：“我恰才饮了三怀酒醉了，偶然睡着，一梦中直到家乡，见我一双父母如此贫穷苦楚。”这里的“偶然”指未曾料到。又如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一日，众人偶然高兴，说起打秋千，一哄的走到架边，不见了索子，大家寻将起来，筑玉夫人与如霞两个多做不得声。”这里的“偶然”显然是指“突然”，一时兴起而欲打秋千。
忩忩
《入九龙池处第七》：“猴行者曰：‘我师看此是九条馗头鼍龙，常会作孽，损人性命。我师不用忩忩。’”校注云：忩忩，指忧愁不安之貌。字又作“怱怱”，同文。
《入竺国度海之处第十五》：“入见街市数台，忩忩瑞气，人民马轿往来纷纷。”校注云：忩忩，犹纷纷，极言其多。此云“忩忩瑞气”，本书第十六节云：“瑞气盈盈”，皆言其多。
按：“忩忩”有忧愁不安貌之义，在文献中常见，校注所言是。其正字当作“悤”，《说文》：“悤，多遽悤悤也。从心、囱，囱亦声。”“忩”、“怱”均为后起字形，却逐渐取代了原字形。《正字通·心部》：“悤，隶作怱。”囱、匆形近，当知《正字通》所言非虚。“忩”则更为“悤”、“怱”之俗字，囱、匆两部件较复杂，故人们取声近之“公”代之（皆为东韵）。《宋元以来俗字谱》中“葱”俗字作“”、“总”俗字作“捴”；《敦煌俗字典》中所录甘博004-6《贤愚经》敦煌写卷“怱”亦作“忩”，皆可为证。心多遽则为心不定，则为忧愁不安，可见此义由来久矣。后人更有写作“匆匆”者，如郑燮《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当然，此词还有一“匆忙”之义项，今更为常见。
同样地，“忩忩瑞气”即“葱葱瑞气”，只不过省去草头而已。“葱葱”常与气象连用，形容气象旺盛、浓厚，多有褒义。《汉语大词典》便收“葱葱”此义项，其例如：李白《侍从游宿温泉宫作》诗：“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剪灯新话·鉴湖夜泛记》：“吾见其文顺而不乱，色纯而不杂，以日映之，瑞气葱葱而起。”
无千无万
《入鬼子母国处第九》：逡巡投一国，入其殿宇，只见三岁孩儿无千无万。
按：无千无万极言数量之多，此用法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可见。如元代《五代史评话·五代唐史评话》卷上：“那时黄巢在长安，夜梦黑鸦无千无万，飞从西北来；有一鸦待攫黄巢头上巾，巢走避得免。”明代的民歌集《挂枝儿·想部》：“假情儿调了千千万。假誓儿发了万万千。假泪儿流了无千无万。”又如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第十五回中有：“门下军官见了无千无万（金批：四字可笑，说大话人每用之。），都向着我喏喏连声。”可见至少在明代，此用法是颇为流行的。到了清代也能见到用例，如在著名清代吴方言白话小说《何典》第二回中有：“那四面八方到来看戏的野鬼，无千无万，几乎把一片势力场都挤满了。”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以上例证均在元代之后，时间上较晚，从“无千无万”本身构词特征来看，出现的年代也不会太早。而目前对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年代也还没有达成共识。刘坚先生认为最晚在北宋，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的作者李时人、蔡镜浩先生则将其提前至晚唐五代。袁宾先生则通过对该书中被字句和基础方言的研究，认为定于元代为宜。①从该词包括本书中其他词汇现象来看，笔者比较倾向于断代在宋末元初。例证的年代分布并不能直接证明某词某用法的确切出现及流行年代，更无法证明该书的成书年代，但作为辅助研究的旁证，是应该引起重视的。一般而言，通过语言现象进行作品年代的考证往往会迟于实际著作年代，因为一种语言现象的产生要决然地断定其起始年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也有版本学方面的证据表明，该书成书于南宋。②
布种
《经过女人国处第十》：“前行渐有数人耕田，布种年谷。”校注：“布”通“播”。
按：布种亦常见，在此词中不必通播。布、播二字同源，“布”有“分散、撒”等义，是由“播”字借得。《说文》：“布，枲织也。从巾父声。博故切。”可见其本义为麻布，与“分散”、“撒”义无涉。段玉裁注：“引伸之凡散之曰布。取义于可卷舒也。”其说牵强。其义来源于“播”字，《说文》：“播，穜也。一曰布也。从手番声。番攴，古文播。补过切。”二字音近相通，“播”上古属帮母歌部，“布”属帮母鱼部，阴声内旁转。由此可见，至少在东汉，二字都已经可以被用来表示“撒种”之义。之后两词亦均沿用。如《淮南子·原道训》“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高诱注：“布种百谷，因苗之生而长育之，以为后世之常教也。”《书·大诰》：“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孔颖达疏：“播谓布种。”陆游《闵雨》：“东吴贵粳稻，布种当及晨。”《文献通考·田赋考》：“乡村父老谓当春时布种，无一亩一角不耕之地。”通假字一般在上古汉语中比较常见，布种成词由来已久，并长期被使用，仍言通“播种”不确。
济楚骈马真
《经过女人国处第十》：“又行百里之外，见有一国，人烟济楚，买卖骈马真。”校注：“骈马真，‘马真’恐为‘阗’、‘填’之讹，‘骈阗’、‘骈填’指到处都是，接连不断。‘买卖骈马真’，形容商业的繁荣。”
按：“济楚”一词出现年代较晚，唐宋之后可见。其基本义项是形容衣饰面貌美丽，如张炎《题未色褚仲良写真》：“济楚衣裳眉目秀。”引申为借指人才出众，如《唐才子传》卷八：“时京师诸宫宇女郎，皆清俊济楚，簪星曳月，惟以吟咏自遣，玄机杰出，多见酬酢云。有诗集一卷，今传。”又如周邦彦《仙吕》：“有个人人，生得济楚，来向耳畔，问道今朝醒未。”也可指整齐鲜明之貌，《张协状元》：“尊兄，你看茶坊济楚，楼上宽疏。”又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只见酒筵多完备了，且是摆得济楚。”以上诸义常见，随手翻检可得，兹不赘举。
此处该词的含义显然略有不同，有“兴隆”、“繁盛”之义。如《大宋宣和遗事亨集》：“济楚风光，升平时世；端门交撒碗，遂逐旋温来。”《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那江家原无什么大根基，不过生意济楚，自经此一番横事剥削之后，家计萧条下来。”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出现在明代的《续西游记》第五十六回：“不说妖魔驾起云来追赶，却说行者赶上三藏师徒，坦然过了八林，走得三五十里大路，只见人烟济楚，店肆整齐。”这很清楚地展现出西游记故事的传承。该义项当从“整齐鲜明”之义引申而来，凡物多始可言整齐，物多则自然有繁盛之义。我们可以看到，“整齐”、“兴盛”义的例证年代较晚，基本出现在宋末元明之时，出现在五代宋初的可能性不大。
“骈阗”，亦作“骈田”、”骈填”，乃形容连属、多貌的迭韵连绵词，文献中习见。此词大概出现在魏晋之时，之后长期沿用。如何晏《景福殿赋》：“离背别趣，骈田胥附。”吕向注：“骈填，多貌。”又如《晋书》卷九十四：“会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桥，士女骈填，车服烛路。”宋元间亦常见，如《太平广记》卷四九五：“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施惠《闺幽记》：“中都风物景全佳，街市骈阗斗丽华；烟锁楼台浮锦色，月笼花影映林斜。”校注认为“马真”字为讹字，其实不然，该字乃是偏旁类化所产生的俗字。“马真”字受前文“骈”字偏旁的影响，为求得书写形式上的一致而采用了“马”字作偏旁。偏旁类话是俗字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十分常见，张涌泉先生《汉语俗字研究》一书中所举例证已多，不赘举。
扌真真
《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猴行者）答曰：“师不要敬，此是蟠桃正熟，扌真真下水中也。”师曰：“可去寻取来吃。”校注：“扌真真”，古典文学本改为“攧”，此两字字书均不载。本字当为“槙”，通用字即“颠”。《说文》：“槙，木顶也。从木眞声。一曰仆木也。”段玉裁注：“人仆曰颠，木仆曰槙。颠行而槙废矣。”《尚书·盘庚》：“颠越不恭。”传：“颠，陨也。”
按：“扌真真”是“攧”的俗字，将“颠”写作“真真”是常见现象。《宋元以来俗字谱》“颠”字条便收《列女传》中的“真真”字。敦煌写卷p.2173《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上》：“广大第一，常其心不颠倒等。”其中的“颠”字正作“真真”。此二字虽不见于字书，却也常见，有“坠落”义。如《新编五代史平话·梁史上》：“怎见得高？几年攧下一樵夫，至今未曾攧到地。”又如《警世通言·俞仲举题诗遇上皇》：“若我回去，路上攧在河里水里，明日都放不过你们。”
校注者认为其本字为“槙”，通用字作“颠”，并引段注为证。其实段玉裁在这里说明的只是“槙”、“颠”二字之间的关系，并不代表“槙”是本字从“坠落”义来看，二字均是借字，本字是“蹎”，同样是段玉裁注：“跋也。经传多叚借颠字为之。如《左传》：‘子都自下射之顚’是也。《汉书·贡禹传》：‘诚恐一旦蹎仆气竭。’从足。眞声。”这样，“颠”字便有了“坠落”义，后人增旁造“攧”。《诗人玉屑·雪浪斋日记》：“洪觉范诗云：‘已收一霎挂龙雨，忽起千岩攧鹞风。’‘挂龙’对‘攧鹞’，皆方言，古今人未尝道。”可见，由于此字来源不明，有人竟认为此字是一方言字，盖失之矣。
注释：
①方一新认为“袁文的论证和结论是比较有力的”.见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第451页.
②汪维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刊刻于南宋的文献学证据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2010，4：103-107.
参考文献：
[1]李时人，蔡静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佚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m].北京：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
[3]黄征.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m].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
[5]段玉裁著，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7.
[6]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