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理名句篇1
1、沉默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风度，更是一种品格。
2、成功人的周围，环绕着鲜花和掌声；失败人的前后，浸透着汗水和奋斗。成功的歌是用鲜花和掌声为音符谱成的乐曲；失败的歌是用牺牲和奋斗为号子写成的催人奋进的战歌。
3、尝试是乌云蔽日时能直上云霄的那种勇敢的鸟；尝试是大浪迭起时海上勇往直前的一叶扁舟。对于勇敢者，尝试是一条崭新的生活之路；对于懦弱者，尝试是一座铁筑的高墙。比喻是画家手中的颜料，为景物增色；比喻是诗人想像的翅膀，为抒情添彩；比喻是哲人智慧的火花，点亮永远激励人们前进的真理之灯。巧妙的比喻可绘难状之景，可状难抒之情，可议难说之理。
4、不要再对着昨天扼腕叹息，虽然它曾是前天的明天；不要再对着明天想入非非，因为它将是后天的昨天。
5、创业艰辛须努力，求知深广要谦虚。
6、不懈奋斗，生命才有辉煌；努力学习，思想才有灵光。
7、成功的人的周围，环绕着鲜花和掌声；失败的人的前后，浸透着汗水和奋斗。成功的歌是用鲜花和掌声为音符而谱成的乐曲，失败的歌是用牺牲和奋斗为号子而写成的催人奋进的战歌。
8、诚实的人的精神世界的空间是有限的。善念多了，恶念少了；信念多了，消磨少了；追求多了，无聊少了。诚实是一块板子，坦率是另一块板子。这两块板子可以夹得你很直。
9、不是所有的欢笑都表达高兴，就像不是所有的眼泪都表达痛苦；不是所有的掌声都表达欢迎，就像不是所有的喝彩都表达赞颂；不是所有的职称都表达才能，就像不是所有的名声都表达实情；不是所有的膜拜都表达虔诚，就像不是所有的誓言都表达真诚。()
10、春蚕和蜘蛛虽然都在忙忙碌碌地织网，但一个在奉献，一个在索取。奉献者给予人类的是无价的财宝，索取者留给人们的却是轻蔑的鄙弃。清风从水上掠过，留下粼粼波纹；骆驼从沙漠走过，留下了深深蹄印；雨滴从林中飘过，留下了寸寸滋润；阳光从云中穿过，留下了缕缕温暖；岁月从树林中走过，留下了圈圈年轮。朋友，我们从时代的舞台上走过，留下了什么呢？
11、常常台上的老师已经教得七窍生烟了，台下的学生仍然一窍不通。
12、不是山，却需要攀登的是人生；不是渊，却需要跨越的是自己。
13、雏鹰只有离开温暖的窝巢，才能奋起翅膀去搏击那变幻莫侧的风云；马驹只有离开舒适的圈栅，才能扬起铁蹄，驰骋于烽火连天的疆场。孩子只有逐渐离开父母的呵护，才能逐渐独立踏上漫长的人生征程，去开创人生宏伟的业绩。
人生哲理名句篇2
1、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
2、我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妥善安放，细心保存。免我惊，免我苦，免我四下流浪，免我无枝可依。
3、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4、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心中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与议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
（来源：文章屋网）
人生哲理名句篇3
1引言
本文将重申和展开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想法:语言哲学与语言研究的关系,就像营养钵对钵中的小苗的关系,也像摇篮对摇篮中的婴儿的关系。
西方语言哲学是发生在西方哲学20世纪初期至70年代的那一场由语言性转向带来的分析革命及分析哲学的产物。它的初衷是“以语言为手段来重铸哲学的千年老题”(baghramian1999:xxx)。由分析革命而来的“西方语言哲学”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著述,这些著述富有智慧、营养和启发。我们将这一丰富资源称为“营养钵”(anutritivebowl或feedingblock),这一营养钵无意中或实际上已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营养,酝酿、发育和激励了语义学、语用学、句法、翻译论、修辞、外语教学及二语习得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尽管这些只是语言哲学的副产品。下文的每一小节的结尾处,我们将呈现每一语言学分支所沿承的哲学轨迹。
尤其是,我们将在第3节看到,我国一些学者从语言哲学这营养中,发掘出全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向和新的解答方式来引领新的语言研究和发展。这种语言研究,既吸收分析传统的营养,又对中国当代语言研究作出新的探索。
2从语言哲学到语言学的轨道
本节探讨语言学各分支是如何从语言哲学那里发展来的。
2.1从指称理论到语义学
哲学的各种指称理论告诉我们语词如何与世界关联。指称问题是语言哲学中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何以如此,martinich的一句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指称问题的确重要,因为哲学家的典型看法是:语言与实在相联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指称”(martinich2001)。这个实在(reality)就是西方哲学家时时关注的存在(being)。看人们怎么用指称,就是看人们怎么用语言表示存在。frege的“论含义和指称”(frege1952/1999),russell的“摹状语”(russell1956),strawson的“论指称”(strawson1950)等等,都是哲学家对指称问题的关注成果。他们的工作只是表明他们的观点:“语言与实在相联系的主要方式是指称”。也就是说,他们为了弄清实在是什么,才对语言中的指称感兴趣。
基于同样的理由,哲学家也对名称与指示词感兴趣,因为名称、指示词与指称相关。searle认为,每一个专名都与一组或多或少是确定的摹状语相联系,这组摹状语确定一个名称指示什么样的对象(searle1958)。简言之,名称间接指示。kripke论证说,名称与它们的命名物直接关联。他推断说,专名确保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辨别出相同的个体(kripke1972)。evans认为,无论是描述理论还是因果理论都回答“假定出现指称,什么东西确定什么样的对象被指称”这个问题(evans1973)。
关于命题态度,哲学家是这样考虑的。“哲学家想要知道信念的对象是什么。”信念可否用一种语言学方式表述?他们认为,“信念可以有一种语言学的表述方式”(martinich2001)。于是就出现了哲学家大量研究“玛丽相信/知道/认为/愿望/期待(等等表示命题态度动词)”的语句。实际上,这就是:存在某个被相信的事件(事件也可以成为对象,不是哲学家想不到这个上面来)或人。这是在用语言描写存在。
围绕语句的真值与词语的意义(truthandmeaning)这个项目做文章的作者及作品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语句的真值问题有什么哲学意义呢?西方哲学家大致上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逻辑实证主义者有这样的看法: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然后,另一些哲学家持不同意见:语句有没有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具有真值。若是这个语句是在做某件事,虽然它没有真假可言,却是有意义的语句。第二,哲学家传统上关注于人们所持的信念或所说的话是否为真;倘若为真,那么语言似乎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相联系。只有语句为真,哲学家才能从语言中看到与世界相联系的地方,而一谈及“世界”就关上了西方哲学的千年老题:存在。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语义学轨道。轨道1: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世界关联+语词/名称/命题指称什么→指称理论→语义学基础;轨道2: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其他语词关联+语词如何与使用该语词的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相关→意义理论(指意义的真值条件理论)→语义学(作为一种副产品)。(注意:在二值逻辑的前提下)
2.2从意义理论到语用学
2.21二值逻辑的束缚
根据二值逻辑,一个句子非真即假。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却认为:一个语句仅当它具有真值时才是有意义的。于是语言中大量没有真值的句子,如祈使句“请开门!”所有疑问句,道德判断句“你不该那样做”等等,都成了无意义的句子,但直觉告诉我们,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2.22austin的哲学研究对语用学的提升
为了挣脱二值逻辑的束缚,austin提出“言有所述句”(constatives)与“言有所为”(performatives)的划分(austin1962)。前者描述事态,事态为真为假,依赖于它们是否与世界的样态相符。后者不具有真假值,但有适切条件(felicityconditions)的限制。后来他取消了这样的划分,认为一切言语都是言有所为,我们说话就是在做事。searle发展和改进了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言语行为与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的关系。言语行为理论后来成为语用学家的经典话题,而austin等哲学家的原意不过是在为没有真值的句子也有意义而寻找解释的理由。
转贴于
2.23wittgenstein的意义使用论
wittgenstein的“意义即使用”观点认为,句子的意义在于使用,“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wittgenstein1953/1999)。也就是,他将语言意义约束在语言使用的游戏中。在他看来,运用语言是一种活动,我们使用的语词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义。“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formsoflife)(《哲学研究》第19节)。这是当代语用学中较有影响的意义使用理论。
2.24grice的意义理论
grice(1957)批驳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证实论。他认为,意义是会话双方互动的产品,不能脱离人的交际意图孤立地进行分析。说话人a必须试图使话语x在听话人身上产生某种效果;同时,听话人必须领会到说话人的这一意图。交际实际上是意图的传递与交流。显然,grice把语言的意义与人的心智关联了起来。grice意义理论一直是语用学的经典话题。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语用学轨道:世界的样态→语词如何与其他语词关联,语词如何与使用该语词的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相关→意义理论(意义的使用理论+多元划分+意义是互动的产品)→语用学(作为一种副产品)。(注意:冲破了二值逻辑的束缚)
比较上文提到的轨道2,才知道为何都从世界的样态出发,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一个是语义学,别一个却是语用学。
2.3从意义理论到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翻译论
tarski为了最终地提出真(值)的语义理论(thesemantictheoryoftruth)(tarski1956),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其中之一是如何避免像说谎者悖论那样的语义悖论。他的智慧是,首先区分工具性语言(ametalanguage)与对象性语言(anobjectlanguage)。我们用工具性语言来谈论、解释和分析对象语言即被讨论的语言的特性。为了避免自我指称问题,他建议,“为真”、“为假”这个两个词应该放在工具性语言里做谓语,而不是放在对象语言里作谓语(baghramian1999:42)。于是,对tarski的t-约定:xistrueiffp,我们可以这样例示:
“snowiswhite”istrueiffsnowiswhite.
此句中,引号内为对象语言,引号外为工具性语言,是对对象语言的解释。
工具性语言概念被钱冠连(2003d)扩展,而应用到对翻译的思考。他说,工具性语言是解释、分析和讨论对象语言的语言。也就是说,工具性语言是对对象语言的解释和再度解释。这是一种语言之内的解释。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正是一种语言之内解释关系的延伸。因此,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是一种工具性语言的扩展观。
直接关注和思考翻译问题的英美哲学家有quine(1960)和其学生davidson(1970/1975)。为了搞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纯经验的方式证明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问题,quine提议应研究最原始翻译(radicaltranslation)的情形,即“迄今为止从没有接触过外界的人的语言的翻译”。他把翻译场景拉远到一个文明世界首度发现的原始部落,假想一个田野工作的语言学家,试图翻译该部落的土著语言,通过对这种情形的考察,我们可以弄清楚,翻译的要求和条件是什么。davidson将“最原始的翻译”扩展为“最原始的解释”(radicalinterpretation),以包括同一种语言之间的解释和理解。要理解某人的语言,必须依赖双方具有相同的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davidson,quine所称的“信念沟通原则”(principleofcharity)。davidson论证,如果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说话人认为是真的句子,而且,如果我们不能设想他的语言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那么,我们连翻译的第一步都无法迈出。既然对信念的认识来源于解释词的能力,那么,我们从一开始便必须假设存在着普遍的一致。因此,信念沟通原则便是认定某人具有某种信念心态的前提条件。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翻译论:轨道1:语义悖论→对象语言与工具性语言的区分→解释关系(同一语言之内解释)→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翻译→翻译论(作为副产品);轨道2:翻译手册→最原始的翻译→解释(早先不知道的外语的翻译)→(学习/翻译/解释一种语言的要求和条件)→翻译论(作为一种副产品)。
2.4从哲学研究到作为其副产品的句法
结论:从哲学旨趣到作为其副产品的句法轨道:dummet的轨道:哲学的目的→思想结构的分析→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作为思想的工具)→句法(作为副产品)(dummet1991);russell的轨道:传统的哲学问题→哲学句法的功用→句法(作为副产品);钱冠连的建议:句子的结构→宇宙的结构→思想的结构→语言、宇宙、思想三者的同构→语言全息论→句法(作为一种副产品)(钱冠连2003a)。
3受分析传统的语言哲学启发而产生的新的语言学发现
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以新的视角去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这便是所谓的节外生新枝。下面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几个例示。
3.1纯分析性考试模式危害外语教学
这个问题,对于处在相当迷信现代化考试手段(纯分析性考试,即打钩钩、画圈圈)的中国外语人,是听不进去的。我们曾经在多种场合指出:还是要整合性考试,纯分析性考试弊大于利(钱冠连2003b)。如果我们搬出著名哲学家的话便是:“现在存在着一种很大的压力,竞相利用新的教育技术,借助最新的科学发展来设计课程与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加害与扭曲创造能力的正常发展,因为这些方法削减了呈现在爱探索的头脑面前的这些材料的范围与复杂性,把行为放在一些固定的框框之内限制起来了”(chomsky1972,baghramian1999:295)。
难道,搞掉人的创造能力就是现代教育的目标吗?
3.2修辞新论
猜想:凡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呈现方式、描述属性与认知活动时,必涉及修辞活动。修辞可以是一种哲学活动:(1)从寻找不同的呈现方式与不同的认知内容出发(frege1952,1999):土豆(埋在土里的黄豆,比喻),洋芋(从南美洲输入的芋状植物,报告来源),洋芋就是马铃薯(像挂在马脖子下的铃,比喻);(2)从转贴于
描述(摹状)事物属性与交待事物指称出发(russell1956):“打不倒的矮个子”(形象比喻与坚强比喻);(3)从讨论事物的非严格(非固定)指示记号出发(kripke1972/1980);(4)从工具性语言出发(tarski1956);(5)从认知相似性出发(wittgenstein1953/1999):这里的修辞用法的机理是:选择了一个既相似又偏离于原型的最新最巧的表达式,如“猪脑袋”形容愚蠢如猪;(6)从寻求命题事态出发;(7)从寻求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出发:“猴子探海”:我们是在欣赏像猴子的岩石,还是在欣赏导游的语言艺术(钱冠连2003c)?
3.3后语言哲学路子
分析哲学家本来是用语言分析解决形而上学的千年老题,我国一批语言哲学博士从分析哲学的老问题中,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以新的视角去关注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他们用这种节外生新枝的办法,解答了一些颇有意义的哲学问题。例如,《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刘利民2007),这个研究以语言性认知操作三模式论为框架,对先秦名家的思想命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种新解释,引起了我国哲学界的充分注意。又如,《咖啡的芳香:论感觉经验的不可说性》(梁瑞清2007),该文在对不可说进行概念分析的基础之上,指出传统的不可说问题其实是指感觉经验的现象属性以及感觉话语的现象意义具有弱式不可说性,提出了语言地图说、感觉话语的意义三分说和经验网络假说等原创理论。又如,《明达语言维度观及其哲学关照》(王爱华2007),这个研究在前人从哲学和语言学路向对明达语言(metalanguage)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明达语言维度观(adimensionviewofmetalanguage),并以此视角审视语言哲学里的三个重要而又具有争议的话题:(1)语言与实在的关系;(2)语言与心智(mind)的关系;(3)语言的不完备性。对每一个话题,本文 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4结论
人生哲理名句篇4
〔论文摘要20世纪初，西方传统哲学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1962年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这一概念，此后，美国哲学家塞尔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修正和完善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我们在新时期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域。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首先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1962年在他的著名哲学著作《论如何以言行事》里提出来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aus-tin,1962)。奥斯汀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使用上，把语言的使用视为一种行为，抓住了语言的动态特征，开拓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
塞尔((j.r.searle)是奥斯汀的学生，他同意奥斯汀的观点，即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词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言语行为。不过，他对“言语行为本身夕，与“用以完成言语行为而说出的话语”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两者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塞尔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思想，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奥斯汀和塞尔都是语言哲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研究都是在哲学轨道上进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为我们全面理解语言的现象和本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口
一、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话语是一种行为，它不仅包含“言有所述”，而且包含“言有所为”，甚至涉及“言后之果”(austin,1962)o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的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奥斯汀把“言有所述”的句子称为述谓句(constatives)，如句子“中国在亚洲”和“天在下雨”，这两句话有真假值，即对这两句话，我们可以问:“这句话是真的吗?”另一方面，他把“言有所为”的句子称为“施事句”cperformatives)，如老师对一个学生说:“我要求你认真听讲。”起初，奥斯汀把他的主要力集中在对“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上。不过，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人，他发现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根据他的观点，施事句的典型句式为“我+施事动词(现在时直陈式主动语态)(+其他成分)”，诸如“我命令……”，“我宣布……”，“我请求……”等等。然而述谓句也可以用这种句式，如“我宣布我是一位歌星”，说者一方面在做宣布，是一种行为，另一方面也在做陈述。所以，他发现述谓句与施事句两个概念之间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
摒弃了述谓句与施事句的区分，标志着奥斯汀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探索上有了新的飞跃。他认识到，归根结蒂，我们所要阐释的唯一现象就是在完整的言语环境中所做的完整的言语行为。这时他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一个人说话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说话行为(locutionaryact)、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通俗地说，说话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为说者所为;施事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言语行为力量"(illocutionaryforce)，即语力，为说者所为;取效行为指说话行为或施事行为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某种效果，为说者与听者共同而为。
奥斯汀首先提出了现代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概念，但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展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就过早地去世了。不过，这一理论提出后很快便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这一理论把客观世界、人的思维以及语言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
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正式出场
塞尔首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个概念，他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或者说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searle,1965)
间接言语行为在语言交际中是非常普遍的，陈述句不是陈述，祈使句不是祈使，疑问句不是疑问的情况比比皆是。那么，在实际的言语行为交际过程中，如何实施并理解这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呢?塞尔将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两种。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对“字面用意”作一般性推断就可以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这类行为已经形成一种习惯用法或语言形式，说话人和听话人可能已经感觉不出这类言语行为在字面上的施为用意。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为复杂和不确定，它更多地取决于互知的背景信息和所处的语境。
奥斯汀的功劳在于开拓了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这条道路，而塞尔则把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不但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而且为解释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之间的不一致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它解释了人们在交际中为什么和如何大量使用间接言语行为，使得我们明白不仅要了解话语的字面意义和交际的内容，还要了解说话人的目的以及说话所进行的语境，这对我们重新理解“语言”这一概念提供了哲学思考的新视角。
三、奥斯汀和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1.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哲学背景
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追溯该理论产生的源头，可将其与西方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发展通常被概括为一个三阶段模式，其中心论题为:本体论一认识论一语言。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产生了语言哲学。所谓的语言转向，指的是哲学将语言的研究对象作为自己探讨研究的对象，从哲学的角度对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特别是对关于语言意义和语言使用所进行的哲学研究。(付习涛，2004)就语言哲学而言，“它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涂纪亮,1996)。西方哲学界之所以出现“语言的转向”，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必须首先弄清楚语言的意义，而研究语言的意义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言语行为理论源起于哲学家对意义的研究，它是一种对语言的意义进行研究的理论。
2.奥斯汀的语言哲学观
“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开始。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两大派别。其一为逻辑分析派，又称逻辑实证学派。逻辑实证学派主张从逻辑方面分析科学语言中的语句或命题的逻辑结构，他们所持的一种假设是:陈述之言的作用要么是描述事物的状态，要么是陈述某一事实，两者必须要具备其一，否则说出来的话语便是无意义的，而陈述之言所作的描述或陈述只能是真实或者是谬误，必须满足语义的真值条件，即这种陈述必须具有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可以被验证真伪。(yule,2000)其二为日常分析派，又称日常语言学派。日常语言学派着眼于对日常语言，即自然语言的分析。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属于日常语言学派，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真值条件语义论提出了异议，认为“许多陈述只不过是‘伪陈述’(pseudo-statement)，人们所说的许多话语貌似陈述，但它们根本不以坦直地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是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austin,1962)。他在探讨语言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人说出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许多其他的行为。换言之，语言不仅是用来描写和陈述客观世界的，而且也是一种行为。他指出:“所谓的‘毫无意义的’‘伪陈述’本来就不是用来做陈述之用的，它们的意义在于以言行事。”这是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哲学观点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3.塞尔的语言哲学观
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的理论建构体现在他对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philosophy)与语言哲学(thephilosophyoflanguage)的区分上。语言学哲学试图用分析语言中的特定词语及其他成分的普通用法来解决特殊哲学问题，语言哲学则试图对语言一般特征做出哲学的阐释性描述。在塞尔看来，前者是关于方法的研究，而后者是关于主体的研究。塞尔认为他的理论属于语言哲学而不是语言学哲学。在语言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塞尔把言语行为界定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把言语行为放在研究语言、意义和交际的中心地位。
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从言语行为角度研究语言现象，打破了传统上对语言的静态研究(梁骏,2000);其次，塞尔对言外行为分类标准的研究是他对现代语言哲学的一大贡献(韩静静，2009);再次，他对言语行为理论的整体研究有力地促进了语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塞尔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严密化，并且把它放在更大的哲学背景下加以论述，强调言外行为的研究，强调说话人的意识活动和心理状态对言语行为的影响与作用，因而使得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语言分析哲学研究方面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和领军人物。
人生哲理名句篇5
技法一，灵活运用词语，尤其是动词。古人作诗讲求炼字，力求一字传神，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不仅让人想到杏花开得热烈，还让人联想到花丛中蜂蝶飞舞的景象，把盎然的春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写文章也要注意恰当地运用动词，把人、物写活。如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对康大叔的描写，“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连用几个动词，一个凶残、贪婪的刽子手形象便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技法二，句式上注意整散结合。整句是指结构相似，形式整齐的句子，如对偶句、排比句，运用整句可以使文章节奏和谐，气势贯通。散句是指结构不同，形式错落的句子，运用散句可以使语句灵活自然，富有变化。作文中交错使用整句和散句，可以使语言变化多姿，挥洒自如，节奏鲜明，能产生一种特殊的美。如学生习作《风景这边独好》的开头“有一种风景叫安宁闲适。如一湾清泉，汩汩而出，水光旖旎。那是王维在青青竹林间一声声古琴的高雅；那是嵇康在山野草庐中一下下打铁的铿然；那是陶翁于东篱悠然采菊的安适；那是陆羽静静地泡上那杯香茗的沉稳。他们用生活告诉我们‘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那份恬然、那份对名利的不屑，让我们铭记于心，不会忘怀，于是知道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风景这边独好”，交错运用整句和散句，语言生动活泼，读起来琅琅上口。
技法三，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排比、拟人修辞。运用比喻可以化平淡为生动，化抽象为具体；运用排比，抒情淋漓尽致，说理透彻，增强气势；运用拟人，赋予物以人的情感，富有感彩，便于表现人物的心情。
技法四，有意识地写富有哲理性的语句。哲理性的语句可以提升文章的品位，为文章增添亮点。许多哲理散文大多是先记叙事件，后揭示蕴涵的深刻哲理，如哲理散文《人生如茶》，先写用温水沏茶和用沸水沏茶的不同味道，然后揭示人生哲理：“人生就犹如一片茶叶，只有在艰难险阻中沉浮，在痛苦辛酸中磨砺，才能真真实实地体味到生活的原味与魅力。在那一次次的沉浮与磨砺中，生命便变得光彩照人芳香四溢”。同学们平时要抓住灵感，写些关于人生、追求、处世方面的哲理句，并灵活运用到考场作文中去，如一个学生写过这样几句凡人睿语：“假如命运折断了希望的风帆，请不要绝望，岸还在；假如狂风凋零了美丽的花瓣，请不要沉沦，春还在；假如生活迷蒙了我们的双眼，请不要难过，因为阳光还在，道路还在，我们还在”，在一次考试时就把它作为作文的开头，贴切自然，为文章增色不少。
技法五，恰当地引用诗文语句、名言警句，为文章增辉。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恰当引用，会为文章增添文化底蕴；名言警句含义深远，恰当引用会使文章内容丰富、深刻。如文章《诗意地生活》开头写道：“如果你有两块面包，你当用其中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或许应该如陶潜‘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悠然自得。诗意地生活，或许应该如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般的飘逸洒脱。诗意地生活，抑或应如易安居士‘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般的温婉简约。”引用名言和诗句写出了有些人对“诗意地生活”的认识，使文章典雅，充满文化气息。
技法六，追求语言的幽默。辞藻华丽是一种语言风格，幽默也是一种语言风格，而且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语言幽默可以使文章生动活泼，更容易吸引读者。如学生习作作文《三个和尚新传之一——变，变，变》，考生写道：“话说三个和尚三身傲骨，谁也不愿再下山挑水，庙也破啦，扁担也腐啦，破坛子破摔啦，于是三个人就背对着背，一个和尚一本经地念”“一根直溜溜的水管就从山脚下的泉边一直伸到破庙里，这下可好了，什么扁担，什么水桶，一边凉快去吧，咱三个使用的可是高级的自来水，自来，自来，它自己就乖乖地来了”，语言幽默生动，既令人捧腹，又引人深思。
技法七，从散文和语言表达题中积累语言材料。语言的出彩不是一蹴而就的，平时要注意多阅读抒情散文、哲理散文，摘抄自己喜欢的段落。如冰心在散文《谈生命》中写道：“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便成了死湖；不是每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便成了空壳。”林清玄在散文《生命的化妆》中写道：“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这些语言平实，充满哲理，可以积累下来，运用到写作中去。还要注意从语言表达题中积累语言材料，语文试题中的一些仿写题、衔接题都是很好的语言材料，可以积累下来。
人生哲理名句篇6
作文究竟难在哪里呢？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发现，其实学生最缺乏的是积累。在作文中，学生作文经常有这些问题：没有昂奋的精神，格调情趣不高远；没有亮丽的语言，语言积累太贫乏；没有深切的感悟，思想感悟太平淡。
相应地，笔者把这三方面的问题归纳为三种作文病症：
一是“正气不足症”，表现为缺“人格之血”，作者个性偏激消极。
二是“文气不足症”，表现为缺“文采之血”，作文语言淡而无味。
三是“灵气不足症”，表现为缺“思辩之血”，作者思想僵化保守。
作文“气血不足”，怎么办？当然是要给作文“补血益气”。如何“进补”呢？那就要靠学生去积累。
为了便于学生操作，笔者把学生所需的作文积累都称为“材料”。作文材料可分为三类：“人材”、“文材”、“思材”。作文教学中就要引导学生分类积累材料。
一、积累“人材”，补“人格之血”，益“正气”
“人材”，即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材料，也可叫“事材”，主要记一些名人伟人的事迹，重在以榜样感人，从而培养学生的正气。笔者经常给学生介绍一些名人事迹，比如北大村官吴奇修、自学成才的张立勇、想到就能做到的乔慧存等等。也有一些不太出名的小人物，比如宁夏一位妇女周玉蓉，经受了离婚、失业、丧母等多重打击，却越挫越勇，靠着她的“用心”打工，终于成了百万富翁。从这样一些人物身上，学生很容易感受到他们的人格力量。他们理想远大、心地善良、意志坚定、胸怀宽广，正是当前中学生学习的榜样。学生大量积累这样的“人材”，作文内容还会不充实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这些榜样在胸中激荡，学生还会没有健全的人格和坚强的个性吗？年轻人最需要读使自己充满力量的书，而积累“人材”，正是要让学生充满人格力量。
二、积累“文材”，补“文采之血”，益“文气”
“文材”，即以优美文字为主的材料，也可叫“语材”，这些材料多是优美的描写性抒情性的句子，哲理性语句不在此列。“文材”重在以文采动人，重在培养学生的文气。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要培养学生的文气，就要引导学生多读诗书，多背诗书。也可经常给学生听写一些美妙的语句，但最好是让学生自己摘抄一些优美的句子。最后，可组织学生把这些语句按话题分类，汇编成册，作为语言资料使用。
要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语言的形式能为内容增添光彩。可教给学生三招：一是遣词要生动，尤其是动词、形容词、副词要用得好；二是造句要别致，比如排比句、对比句、押韵、倒错结合、句式变换，可以增添文章的诗意；三是修辞要精当，要用好比喻、夸张、顶真、反复等修辞手法。
“文材”的积累的方法可称之为“死去活来”。“死去活来”有两层意思：一是先“死”而后“活”――“死”是“活”的基础，不“死记”则不能“活用”；二是去“死”则来“活”――要学会去除死搬硬套，才能活学活用。所以，积累文材就有两个步骤，一是熟读成诵，二是仿写以至灵活运用。
三、积累“思材”，造“思辩之血”，益“灵气”
“思材”，即以哲理思辨为主的材料，也可叫“理材”。这类材料可以是哲理性名言名句，也可以是一个个小的哲理故事。“思材”重在教给学生感悟生活的能力，重在启发学生的思辨能力。简言之，即以哲理醒人，重在培养学生的灵气。在作文之中，这一类材料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化典故，比如塞翁失马、刻舟求剑、南辕北辙等成语，都含有不少哲理。教师要有意引导学生积累并运用这些成语典故。同时，要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哲学理念。比如辩证法的两个基本观点、三大规律、五对范畴。然后，把文化典故与哲学理念相结合，化哲学术语为文学语言。
人生哲理名句篇7
一、通过反复吟诵品味古诗的语言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古诗则是用最精粹的语言写成的。因此，在古诗教学中引导学生品味语言美，对于理解古诗的思想内容和写作艺术，以及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诗的语言美，首先是指语言的音乐美。原始诗歌是原始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为协调劳动节奏和激发劳动热情的歌唱。它合乎乐曲的韵律、节奏，讲究韵脚的合辙、平仄的搭配，以及字数、句数的整齐、均衡。因此，凡称诗，即便不唱，诵读起来也琅琅上口，铿锵有声，自然而然地产生乐感，让人感受到悦耳顺畅的音韵美，均匀和谐的节奏美。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中一、二、四句的“光”、“霜”、“乡”押韵，但句内平仄交错，句间平仄相对，充分显示出语言的音韵美。古诗的节奏五言诗与七言诗也截然不同，五言诗如李贺的《马》：“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马／踏／清秋。”七言诗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节奏划分各不相同，古诗的语言就显示出一种疏密相间、缓急交替、整齐匀称的节奏美。
古诗的语言美，还指语言的精确美、凝炼美。每首古诗的字数有限，因而诗人十分讲究用词的精当确切、凝炼含蓄，有时一字一词，包含极丰富的内容。如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终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诗写天门山附近长江的雄伟景色，以简洁的画面，表现长江的磅礴水势及天门山夹江对峙的险要，其中“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一句中的“出”和“来”化静为动，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地势的险要，给人以动态美。
古诗的语言美，也表现在语言风格的多样性上。不同的作品或不同的诗人，表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如李白诗歌的豪放，杜甫诗歌的现实，白居易诗歌的通俗等，显示出古代诗人语言的不同风格之美。
教师在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感受和理解古诗的语言美呢？教师首先要指导学生反复诵读，体会出诗歌的音乐美、节奏美，然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自己动手通过查阅资料弄懂诗中的词义、句意，正确理解诗的内容和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最后指导他们反复吟诵，进一步感受古诗的语言美。
二、通过启发想象感受古诗的画面美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在评论唐代大诗人、画家王维（摩诘）的《蓝田烟雨图》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可见诗与画是有共同点的。
诗与画之所以能够相通，是因为两者有某些共同的审美特性，如诗与画都具有色彩美、结构美、韵律美、意境美，等等。因此，唐宋许多著名诗人的诗句，常常被告人选作绘画的题材。从小学教材中所选的古诗看，其中不少堪称“诗中有画”的名篇。如杨万里的《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诗人着眼于小池，抓住泉眼、树阴、小荷、蜻蜓等景物的特点，用清新活泼的语言，描绘了一幅静谧、温馨而富于生机的“泉池小荷”图。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全诗一句一景，合起来则宛如一幅浑然一体的画卷。其中对景物色彩的描绘有鹂之“黄”，柳之“翠”，鹭之“白”，天之“青”，雪之“白”，还有暗含诗中的江之蓝、船之褐等。这些色彩绚丽的景物，远近高低相映成趣，真是一派春和景明、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
诗和画虽然有某些共同的审美特征，但是，画是视觉艺术，诗是语言艺术，两者的审美特征也有明显的区别。画，是用线条、色彩、形体、构图等来表现的，具有直观性；诗，是用语言描述的“无形画”，具有间接性。因此，教师在古诗教学中，必须通过语言这个媒介，启发学生去想象，才能使学生感受诗中的画面美。
怎样启发学生的想象，让学生感受到古诗中的画面美呢？首先，教师要善于运用幻灯、绘画等辅助手段。有些诗，通过观看教学挂图或幻灯片课件演示，能帮助学生感受诗中的画面美，加深对诗的理解。如教学《咏柳》时，我先出示柳树的图片，请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看到的柳树，然后再学习古诗，学生能够以自己描述的情景为依据展开想象，进而理解古诗的内容，学习之后，再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描绘一幅柳树的画面，很容易使学生感受到古诗的画面美。其次，教师要善于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如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描绘的是人们喜迎除夕，忙碌愉快的情景。教学时我启发学生联想自己过年时的心情，使他们脑子里呈现出喜悦的画面，再介绍一些旧俗，学生会展开想象从而感受到诗中的画面美。其三，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感官去感受。如骆宾王的《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其中“红”、“绿”、“白”、“清”等词能引起视觉上的美感，“歌”有听觉感受，“浮”、“拨”等动词有触觉感受。如果教师能引导学生运用眼、耳、鼻、皮肤等多种感官去感受，学生就能感受到诗中有声有色、有静有动的画面美。
三、通过理解词句领悟古诗的意境美
意境是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意，指作者的立意，即思想、情感；境，指作者所描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谓意境，是艺术家的审美体验、情趣、理想与经过提炼、加工后的生活图景融为一体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
就古诗而言，诗人往往将自己的感情、愿望寄托在所描写的客观事物之中，使自然事物好像也有了人的感情，从而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事物的情感是随着人的情感变化而变化的。正如清代吴乔在《国炉诗话》中所云：“诗以情为主，景为宾，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如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国家残破，在诗人眼中，连盛开的花儿也会落泪，鸟儿的鸣啭也令诗人心悸。可见战争之乱给诗人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这两句诗情景交融，意在言外，构成了风韵天成、含而不露的独特的意境美。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古诗的意境美，是诗人在创作中的刻意追求。因此，在古诗教学中，教师也应该十分重视引导学生领悟诗中的意境美。如何引导学生领悟古诗的意境美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诗人“情动而辞发”，诗中蕴含着强烈的感情。教师必须引导学生“披文入情”，才能使学生领会诗人的感情，进而领悟诗的意境美。具体说来，主要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动之以情，并通过自己动情激发学生动情，使学生情感的琴弦得以奏响，使他们一同进入或欢欣或伤感的情态。这就要求教师讲课的语言、表情、动作等富于感情，切忌无动于衷的一般讲解。二、教师应根据每首诗的不同特点，从具体的语言文字出发，启发学生体会诗中所表达的感情。既要从一首诗的整体上去把握诗的感情，又要体会诗中某些词句的感情色彩。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既要引导学生从整体上体会诗人如何借描写江畔雪景，借歌咏垂钓“寒江”的渔翁，来寄托自己的清高和孤傲，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心情，又要抓住“绝”、“灭”、“孤舟”、“独钓”、“寒江”等词语仔细品味，体会诗人的感情和用词之精妙。
意境是由作者的主观感受和客观景象融合而成的，而作为主观感受的“意”又往往寄寓在客观景象的“境”中，因此，教师在古诗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入其“境”，才能使学生“悟其神”，会其“意”，领悟古诗的意境美。
四、通过探求意蕴理解古诗的哲理美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草》蕴含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扼杀的”的深刻哲理。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是一首古今传诵的写春景的名诗，它给人们以启迪的哲理是：一切新生事物、美好事物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任何人想压制它都是不可能的。
然而，诗人表达哲理与哲学家阐述哲理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说话，诗人用图画和形象说话……一个用逻辑上的论证，而另一个则用图画罢了。”古诗诗人在进行创作时，往往把自己的情操、理想等融入景物描绘之中，或给人以鼓舞，或给人以启迪，因而诗中暗含深刻的哲理。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表面上写庐山，然而，只要我们深入思索，就能悟到这样一个哲理：对任何事物，只有全面观察、了解，不局限于一隅之见，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人生哲理名句篇8
哲学与语言学渊源深厚，语言学讨论的基本范畴有许多是源于哲学家的思想。语言哲学认为，语言本身镶嵌了人类概念图式，每一种语言都是我们能够理解、组织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的一种概念系统和思想方式。语言不能独立于经验、现象、行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第一，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第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陈嘉映，2003：17）。语言哲学对意义的研究与语言学的语法和语义研究有强烈的互动。普遍语法是一个争议已久的话题，那么，研究语法的基础――词类范畴，是否也存在普遍性？如果没有普遍性词类范畴，那么，不同语言背后的思维与逻辑机制是否有根本的不同，基于不同语言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是否能够真正相互沟通？汉语语法的研究从《马氏文通》开始，仅有百余年的历史，词类划分始终是一个根本的困难，很多学者对此的批评都指向借自印欧语的语法体系不适用于汉语语言特点。汉语语法研究需要语言哲学高度的思想和方法，需要哲学思辨。
一、词类范畴界定的哲学起源
古希腊哲学家最早的研究为传统语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早期的语法研究是建立在哲学范畴的基础之上的。据柏拉图的《克雷特利斯》记录，苏格拉底将一个句子分成名词部分（onoma）和动词部分（rhema）（刘润清，1995：9）。亚里士多德则全面地探讨了语词的分类、性质及词类关系问题。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对语词做了范畴分类，“语言的形式或者是简单的，或者是复合的。……每一个不是复合的用语，或者表示实体，或者表示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动作、遭受”，并对这些范畴一一作了探讨：指实体的如“人”和“马”，指数量的如“二丘比特长”，指性质的如“白的”“通晓语法的”，形容词是由相应性质的名称引申而成的，指关系的如“二倍”“一半”“较大”，地点范畴如“在市场里”，时间范畴如“昨天”“去年”，表示姿态的如“躺着”“坐着”，表示状况的如“着鞋的”“武装的”，动作范畴如“施手术”“针灸”，而“受手术”“受针灸”则是遭受范畴。在《解释篇》中，他进一步详细论述了名词和动词，指出“所谓一个名词，我们的意思是一个由于习惯而有其意义的声音，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它的任一部分离开了其他部分就没有意义”，并且指出“没有什么东西借其本性就能够是一个名词或名称――只有当它成为一个符号的时候它才能是一个名词或名称”；“一个词在其本身的意义之外尚带着时间的概念者，称为动词。动词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独立的意义，动词永远是那说到另外一件事的某事的记号”。他举例说，“健康”是名词，“是健康的”是动词，因为在它的本身意义之外，它还指出所说的状况现在是存在的。而“他曾是健康的”“他将是健康的”等等，并不是动词，而是动词的时式，其区别在于：动词标志现在的时间，而动词的时式包括除现在以外的时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到几个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但显然他对名词和动词的界定是适用于印欧语屈折语言的。
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者――斯多噶学派区分了五种词类：名词、动词、连词、冠词和关系代词，区分了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又从普通名词中区分出副词，提出了格、时、体的概念，并认为格的变化是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基本区别之一。亚历山大学派的语法研究集中体现在斯拉克思的《语法科学》中，这是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全面的语法书，提出词是语言描写的最小单位，句子是描写语法的最大单位；区分了八种词类：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并逐一描写了各个词的语法属性，包括性、类、形、数、格、人称等变化（刘润清，1995：11～14）。后世，印欧语语言学家不断地完善传统语法理论中词法和句法描写的范畴，对词的语法分类也不断完善。
从上述分析来看，词类概念从起源来看是哲学范畴，对于词类区分所需要的格、时、体、数等特征的认识，源于人们对语词如何表达事物、事件和世界关系及其意义的判断。古希腊哲学是西方语言学研究，特别是传统语法研究的基础，当时创造的一套语法术语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世界上各种语法理论研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这些基本的概念和范畴，而这套语法范畴和概念被用来描写世界上各种已被发现的语言。源于对西方语言观察和思考的西方语言哲学通过西方语言的结构和特征来观察世界，同时也赋予了语词以相关的对世界观察得出的特征意义。比如名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不具有时间意义；动词表现人或事物的动作或行为，具有时间意义等等。这些观察反映在其语言结构中，语言哲学的讨论也建立在这些范畴基础之上。虽然语言哲学主要关注语词的意义问题，但事物之间的抽象关系意义当然也包括在其中。我们的问题是，这些词类的概念范畴具有普遍意义吗？对世界上各种语言都有普遍性吗？世界上的语言是否具有“普遍词类”？这个问题既挑战语言哲学的普遍性问题，也是对语法研究中元语言的重大挑战。
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传统语法词类范畴的挑战
传统语法起源于欧洲，在欧洲影响很大，而在美国的影响较小。美国结构主义传统的几位代表人物博厄斯、布隆菲尔德和萨丕尔在研究和比较印第安土著语言的基础上，都曾经提出过对传统语法词类范畴的批评。
美国语言学创始人博厄斯认为，各种语言的逻辑范畴不同，每种语言对事物的分类方法不同，不能把自己的语言形式强加给别人。语言学家的重要任务是分析每种语言特殊的语法范畴。欧洲语言学家总认为自己语言的语法范畴适用于一切语言，实际上这是荒谬的。博厄斯比较了印第安土著语言和印欧语的名词、代词和动词，证明印欧语的词类范畴并非普遍存在的。例如印欧语的名词要区分性、数、格的变化，而印第安土著语言根本不存在这些范畴（刘润清，1995：166～167）。博厄斯的学生萨丕尔在1931年写道：“语言不仅谈论那些在没有语言的帮助下所获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它为我们规定了经验的性质，因为它的形式完整，又因为我们不自觉地就把语言的隐含要求投射到经验领域之中……诸如数、性、格、时、态等范畴，不是在经验中发现的，而是强加于经验的，因为语言形式对于我们在世界中的倾向性有种残酷的控制。”在这段话中，萨丕尔所举的例子是印欧语的语法范畴，显然，在非印欧语的语言中，说话人的经验领域不可能无意识地受到这些语法范畴的控制。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发展了他的观点，在1940年提出，语法是人类的背景现象和背景知识，因此，所谓的自然逻辑有两大错误：其一是它没有意识到语言现象对语言使用者来说是一种背景性质，他们对它既没有意识也没有控制。所以，人们谈起什么道理、逻辑、思维规律时，都是按照自己语言中的事实来加以论证并非一切语言中都有的概念。其二是自然逻辑混淆了通过语言达到的一致意见和语言过程的知识。沃尔夫特别提出了下列想法：背景性的语言系统（即语法），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一个人思想活动的大纲和指南……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是某种语法的一部分。语法不同，形成过程也不一样。我们都按照自己本族语所规定的框架去解剖大自然。沃尔夫以词类为例，说明语言的结构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世界的观察。英语的大部分词汇分为名词和动词，认为“雷电、火花、波浪、闪电”都是名词，但它们都是短暂的动作，在霍皮语中就将这些词认为是动词（刘润清，1995：180～183）。
美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布隆菲尔德反对传统语法把词分成动词、名词、形容词等，主张用形式类这个概念。他在《语言论》中提出，一种语言的语法包括极为复杂的一组习惯（即选择法素），这组习惯使得每一个词汇形式只用于惯例性质功能，每一个形式总是按照习惯势力指派于某一形式类。要描写一种语法，就是说明语言使用者赋予这些形式类的各种特征。传统语法试图用类别意义来区分形式类，即指出一个形式类中的词汇形式所共有的意义特征。例如，把名词规定为“人、地方或物体的名称”，这种定义远远超过人类所掌握的哲学和科学知识，把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分类与语言学上的分类混为一谈。我们把“火”说成是名词，其实很久以前物理学家认为“火”是一种动作或过程。布氏指出词类范畴是依具体语言而定的，“印欧语语言具有许多独特的词类，……认为像英语的词类体系可以代表全人类词语的普遍特征，是错误的。如果像物体、动作和属性这样一些类别是不依赖于我们的语言而存在的，作为物理的或心理的现实，那么在世界各地它们都是存在的，但很多语言里缺少相应的词类，那还是真实的。”他还认为，“想要划出一个绝对清晰的词类表是不可能的，词类本来就是交叉和重叠的”。布氏虽然在语言哲学方面没有突出的理论贡献，但他提出的对词类概念的挑战，却是有见地的。语法研究依据的是哲学范畴的逻辑意义的概念，本身就是不恰当的，这导致了后来的语法学研究的问题：当我们想对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基本概念究根探源时，却发现没有办法说清其语言学上的概念。布龙菲尔德认为，形式类应依其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来区分。而且形式类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形式类可以分为两种：大的形式类和小的形式类。小的形式类只区分个别词汇。大的形式类可把全部词汇归类，这叫做范畴。各语言的范畴不同。关于性、数、格、时、体、态的范畴，不同语言之间就有很大差别。布氏的贡献在于一是区分了哲学范畴意义上的词类与语言学意义上的词类，二是从跨语言比较的角度来看到词类范畴的差别，这本身就是对独尊印欧语语法传统的挑战。
美国的语言学家们由于接触了大量印第安土著语言的一手材料，又不受传统语法理论的束缚，更能够从语言事实出发，看到人类语言结构的本质。他们的词类观和语法观值得我们反思现在以印欧语传统语法词类范畴为基础的语言哲学讨论是否科学和牢固。
三、洪堡特关于汉语词类的观点
在近现代语言哲学史上，大量的多语言比较研究对我们认识词类的普遍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洪堡特在《论汉语的语法结构》和《致阿贝尔・雷慕萨先生的信：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姚小平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2011）这两篇文章中，对汉语的研究可谓是深入细致而且相当准确的。他敏锐地提出，汉语的语法结构是他已知的语言中最不寻常的，它与所有其它的语言都有或多或少的区别，尤其是和印欧语系中所谓的古典语言区别最大。因此，它在世界语言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洪堡特认为汉语语法主要是隐性的，对形式关系的表达采取非语音化的手段，句子结构是完全建立在概念的排序上。所以，“就语言的性质来看，汉语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领域。”他认为，汉语词不是根据语法范畴来连接，汉语语法不是建立在词类划分的基础上。汉语没有形态标记和词类范畴，因而在汉语里，名词和动词也就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汉语没有语法意义上的动词、名词，而只有动词性、名词性概念的表达。汉语里表达动词概念的始终是一种类似不定式的形式，这种形式无所谓主动和被动，并且兼有动词和名词的性质。时间只是由于语境意义的需要才指明，它并不是从语法上限定动词的形式。因此，“别的语法分词法、句法，汉语就只有句法。别的语言要理解句子，先要看词的语法性质，然后根据性质解释词义。而这对汉语来说是不可能的，你必须直接去查字典，搞清了词义、词序和语境意义，句法结构和句法关系也就明了了。”
洪堡特为什么说汉语有词类却没有词法呢？因为词法讨论的是词的语法类别的用法，而汉语的词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语法类别。他认为词本身的类别和词的语法类别是不同的。他指出人们把词当作真实的个体与现实中的物体对应起来，并按照词本身所表明的类别对之进行分配是一种自然趋势。有一部分词天生就具有名词性、形容词性或动词性的含义，表示独立的实体、特性或行为，但这些词同样可被用于别的语法范畴。比如一个具有动词性含义的词可以被用如名词，反之亦然。如果一种语言的词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标志或别的什么方式被分配到某个特定的类别中的，那么这种语言就拥有了真正的语法意义上的词类。西方古典语言通过屈折形式对词加以分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法类别，这种词类是“由语言本身构成，并为语言而构成的”。而汉语的词类只是词本身的类别，其语法意义由它们在句中的位置及语境意义决定，它与真正的语法词类是内容与形式的差别。
洪堡特指出，汉语词常常没有确定的语法形式，汉语的词类似于梵语的根词。但梵语的根词并不能单独使用，而汉语的词即使在言语中也是独立的。首先是没有屈折动词。动词可以用作一个纯粹的系词，面对一个句子中互相冲突的时间而不作任何附加说明，也极少指出一个动词是用作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动词的主语和补语也不随动词变化。从来不用给动词添加语法标记来表明时态，即使语义需要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指明。总之，整个句子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添加成分，尽可能靠近数学等式的形式。同时，由于没有屈折动词，也就无从判断和确认一个汉语句子的起止。汉语其实只是对动词性概念的表达。这个动词性概念始终以不定式的方式出现，实际上是界于动词和名词之间的一种状态。
四、反思
基于对汉语的观察，洪堡特在《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中指出：“词的语法分类作为一种语言的内在规律，不知不觉地潜藏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但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表达，则取决于每一种语言的语法特性”。词类研究必须尊重每种语言自身的特点，不能依赖印欧语普遍词类范畴为基础。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研究“普遍词类范畴”问题的意义在于，各种语言的词汇都可能区分出类别，但词类的具体划分则不是普遍的，可能大部分语言都有名词、动词，但每种语言对名词、动词的意义理解不同，通过词类可以看出，每种语言所表示的对世界事物及其关系的理解方式不同。各个词类所附加的语法范畴则是因语言而异的。传统语法所建立起的词类概念已经成为语言学家和语言学习者的“背景知识”，人们在日常运用这些词类概念时不自觉地认同的是它们的原初哲学范畴和母语框架下对语词意义的理解方式，但语言学家必须能够从哲学的高度反思词类以及语法的不同层面的不同意义，必须具有反思意识。汉语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反思汉语的研究，一是要确定汉语的词类，不必依赖印欧语的体系；二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词类范畴，比如表人的专有名词，就有性、辈、尊卑、亲疏、属的范畴，而英语则只有性与辈的范畴。而这些范畴当然与意义有关。
词类现象的研究提醒语言哲学家们摆脱自己母语的不自觉影响，不要将母语的规律认为是所有语言普遍的规律，导致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视点考察名称问题。他以意谓和命名的区别为依据，认为“纯粹的名词不起命名的作用，名词本身可以说不是名称。名称必须是一个完全的符号，才能够完成一个陈述的主词功能。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在名词前冠以定冠词或不定冠词。因此，人不是名称，这个人才是名称”（涂纪亮，1996：69）。显然这个结论无法适用于汉语这种没有冠词的语言。语言哲学家的观点受制于其母语所在的体系。
一个语言学家一方面必须从哲学高度出发把握人类语言的本质以及建立一套独立于实际语言现象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具有史学家的批评意识，从大量经验事实之中为普遍的原则寻求证据，认识人类语言的存在形式。在“总体语言研究”中必须把抽象的哲学思辨与经验的个案考证结合起来。如何从语言哲学角度理解词类范畴的本质？语言哲学家认为，是语言的机制将事境分析为物与物、物与属性的、物与动作的关系。物体、形式、举止行为、关系等等首先是哲学范畴，这些范畴反映在语法范畴中，我们于是分出名词如“狼”，动词如“飞跑”，连词如“假如”，名词多用作主语而动词用作谓语，等等。把事看作围绕着物发生的，先有一个主体，然后这个主体具有某种状态或作出某种行动；先有一个指称，然后“进一步”对所指称者加以描述，这是语言设置所要求的一种理解。“固然我们看不见没有任何主体的喝水种地，但同样，我们也从不先看到一个不喝水，不种地，不站着也不坐着，不也不穿着衣服，其衣服不是蓝的不是绿的也不是任何别的颜色的张三”（陈嘉映，2003：395～396）。这种语言设置就是语言的线性结构。本来是一个完整的事物和事件，由于语言表述的线性方式，必须由人将事物和事件的主体与特征加以分解，抽象出其各个部分的本质，然后再根据语词表达的需要按照组合关系进行线性排列，以此将事物、事件的整体性转换为语言的线性结构。从结构主义角度来看，每一个句法位置上的聚合，就是人们对某一主体或特征共相的判断结论的表现，每个组合则是人们对事物、事件主体与特征重组其完整性的判断的表达。词类范畴是人们受语言机制限制并生成的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观察、分析与归纳的结果。语言比较的结论是各种语言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不同语言的不同词类范畴体现出民族心智与认知方式的差异性。语言哲学建立在语言共性基础上，在如何把握语言差异并做出结论时必须谨慎。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兼类分歧词动态标注及信息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0BYY066]的研究成果之一；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2tHC740019]“基于类型学的英汉形容词比较研究”的资助。）
参考文献：
[1]BertrandRussell.ahistoryofwesternphilosophy[m].
newYork:Simon&Schuster，1945.
[2]布隆菲尔德.语言论[m].袁家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C].姚小平译注.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1.
[5]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6]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6.
人生哲理名句篇9
在整个德国，在整个中西欧，你都很难见到如海德堡般柔和的小镇，它一点都不德意志，但又不是普罗旺斯或托斯卡纳那种明信片般的丰盛与淫逸之美。这是一个沉静而清峻的小镇，东边是苍郁群山，西边是坦荡平原，内卡河穿城而过，将它分为老城区和新城区。
提到海德堡，德国人总少不了那几个“最”：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最长的购物街、最美的大学城。还有那一长串伟大名字：从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到韦伯、海德格尔，再到当代最著名的女政治家汉娜・阿伦特，他们都曾在此地求学，并因自己的著作闪耀人类思想星空。
和欧洲许多古老大学城一样，海德堡大学没有校园，也没有校门，全城15万人口有10万人不是学生，就是大学相关人员，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大学。
海德堡的名称最早出现于1196年。1386年，德国的第一所大学在海德堡诞生了。它现在的全名是“鲁普莱希特・卡尔大学”，鲁普莱希特选帝侯是海德堡大学的创始人，巴登的卡尔大公则是海德堡大学的再造恩公，所以大学现在就以这两人的名字来命名。海德堡大学的传统学科是哲学、神学、法律和医学，但是在尖端科学上也绝不逊色，先后有10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有“欧洲硅谷”之称。
这座美丽的小城，亦是德国最浪漫的文学之城，有不少风雅传说：马克・吐温赞叹这里是“天下最美的地方，美最后的可能性”：维克多・雨果说：“我来到这个城市10天了……我不能自拔。”歌德8次来访，在此爱上了玛丽安娜，写下“我的心遗失在这里”的诗句；诗人艾辛朵夫曾为海德堡作颂；龙应台有篇小说叫《在海德堡坠入情网》；二战期间季羡林曾来这里寻梦。汉娜・阿伦特在此攻读哲学，并爱上了她的老师海德格尔。
二战期间，盟军曾试图袭击海德堡，但负责空投炸弹的军官正好毕业于海德堡大学，他心生恻隐，这片清静之地才得以保存完好。坊间亦传言二战时德英两国曾有秘密协议：德军不炸牛津剑桥，英军不炸海德堡和格丁根。虽然未必可信，但也表明了它们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对一个外来者来说，再没什么比海德古堡地下室的大酒桶和“哲学家小径’，更能感知这座小城的体温。
著名的海德堡酒桶是世界上最大的酒桶，有200多年历史，木制，高3米，长6米，能倒进25万升葡萄酒。相传古代它由一个叫佩尔欧的小吏看管，但他嗜酒如命，以酒代水，有次别人劝他酒后喝了杯水，居然暴毙而亡。它让你相信日耳曼人也有着狄奥尼索斯的那一面：无穷尽地狂欢，也布施欢乐与慈爱。
至于“哲学家小径”只是一条通往古堡山的平常小道，两边古木参天，是黑格尔最喜爱的散步小道，也是“欧洲最美的散步场所”。这条小道的常客还有音乐家舒曼、文学家歌德、哲学家谢林与海德格尔等等。“哲学家小径”旁一所花园门口竖着一个向上平伸的手掌模型，掌心里写着简单的一句话：“HeuteSchQnphilosophiert?(今天哲学了吗?)”
人生哲理名句篇10
在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一向是哲学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
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长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不仅如此,即使在自觉地与古典哲学划清界限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之中,哲学家们仍旧在研究形而上学问题,当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形而上学。然而令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20世纪以来不知有多少哲学家宣称形而上学已经被彻底清除了,可是人们直到今天却还是一而再在而三地批判形而上学。这一奇特的历史景观向我们表明,如果不是形而上学本身仍然有其生命力,那就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实在是太沉重了,以至于人们花费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还在为清除形而上学的影响煞费苦心,这至少说明哲学还没有彻底卸除它的负担。种种迹象表明,或许我们注定了要与形而上学纠缠不休。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无论我们对形而上学持什么样的立场或态度,无论我们反对它还是赞同它,其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形而上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要弄清楚形而上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理清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十分混乱的问题。我们今天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这门“学问”,其实并不是一门严整划一、具有普遍认同性的“学科”,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种哲学体系就有多少种形而上学,人们经常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甚至批判形而上学的。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有许多,在这些原因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曾经作为古典哲学核心部门的形而上学并非一经确立便固定不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之中逐渐形成的,在它的演变过程中,人们关于形而上学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或者说从狭义上说,形而上学意指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而从广义上讲,形而上学乃是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我们可以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以及近代本体论等等都称之为形而上学,因为它们虽然形态各异,但是在问题、对象、结构和方法等方面毕竟或多或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本文在此主要从广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目的是通过对于形而上学从巴门尼德存在论到近代本体论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疏理,为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一些基本性的帮助。
一、存在论
从广义上讲,形而上学发端于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如果我们把巴门尼德的思想称为“存在论”的话,那么可以说存在论就是形而上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形式。
作为西方哲学诞生初期的早期希腊哲学以自然作为思考的对象,通常我们将这个时期称之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时期,它的主要问题是“本原(arche)”问题。所谓“本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规定,亦即万物从那里来,毁灭之后又回到那里去,一切皆变唯它不变并且以“质料”为其主要内容的“始基”,它是宇宙最原始的开端和主宰。[1]当时的哲学家们从朴素、直观和经验的自然主义态度出发,围绕着宇宙自然的本原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他们企图以自然来解释自然,用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自然万物。于是,有人说本原是水,有人说本原是气,也有人说本原是火……。总之,在本原问题上,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形成普遍的共识,结果离他们要求认识自然的理想越来越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门尼德对自然哲学的道路进行了反思。
自然哲学所关心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问题,这种知识主要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且通常表现为某种独断式的论定,巴门尼德对自然哲学的批评也正在于此。在留给我们的着作残篇之中,巴门尼德首先指出了哲学探索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以“非存在”为对象的“意见之路”,一条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在他看来,自然哲学家们的局限就在于他们对本原的探讨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之上,而经验的对象都是生灭变化、相对而偶然的“非存在”,对此我们只能获得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而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因而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真正说来,哲学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按照他的观点,唯存在是存在的,非存在不存在,因为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则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所以,能够被述说和思想的一定是存在的,“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2]由此,巴门尼德便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为后来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
与追问宇宙自然“在时间上”最古老最原始之开端和主宰的自然哲学道路不同,巴门尼德致力于探讨宇宙自然“在逻辑上”处于第一位的根据或本质,他称之为“存在”。就哲学思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而言,巴门尼德与自然哲学家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乃在于究竟“时间在先”的“质料”是知识的对象,还是“逻辑在先”的“形式”是知识的对象,当然,巴门尼德的“存在”还不是纯粹的“形式”。在巴门尼德看来,一切存在物都存在,但是它们总有一天将不再存在,唯有使一切存在物存在的存在本身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虽然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并不就是形而上学,但是在他的存在学说之中已经蕴含着构成形而上学的基本要素。
西方哲学从巴门尼德开始以“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显然有其深刻的语言学背景。与汉语不同,印欧语系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以系动词为基本联结方式的语句结构。在人类语言的形成史中,最初出现的可能只是很少的一些孤立的音节,然后是一些简单的语句。这些原始的语汇还没有明确区分为动词与名词,它们主要与人类日常的生活劳动密切相关,因而带有十分浓重的感性色彩。随着人类交往和实践活动的逐渐密切和复杂化,语言也进一步得到了进化,人们需要将对于事物的表达联结为语句,以便来表述事物与其属性等各种关系,于是在印欧语系中就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系词结构,即以一个系动词来联结主词与宾词,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S是p”的语句结构。在希腊语中,这个系动词的一般形式是eimi,我们通常可以译作“是”、“有”或“在”。据海德格尔考证,希腊语中的这个系动词在印欧语系中有两个词根,一是es,与此相应的希腊语是eimi和einai,在梵文中则是asus,拉丁语是esum和esse,原本的含义是生活、生者、由其自身来立于自身中又走又停者:本真常住者。一是bhu、bheu,希腊语中与之对应的是phuo,其本义是起来,起作用,由其自身来站立并停留。前者后来演变为系动词,后者则变成了phusis亦即“自然”。[3]由此可见,“是”、“有”或“在”这个语词在没有成为系动词之前与其他动词一样也是一个实义动词,只是后来当人们用它来表示不同概念之间的某种联结关系时,它才变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非实义性系动词。但是随着动词的不定式和名词化例如动名词、分词的出现,这个系动词亦有了不定式和分词形式,如einai和toon等。作为无界说的、不确定的不定式,这个系动词在语言中起着普遍的联结作用而其自身是没有什么实际含义的,但是作为动名词或分词,它又像名词一样具有特定的含义。这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像追问其他名词的意义一样来追问这个系词的确定含义,而它的名词化就使它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最广泛最普遍的抽象意义。
我们经常说:花是红的,水是绿的,苏格拉底是人,这是一棵树,如此等等。在这些语句中,主词与宾词都可以是变化不定的,唯有其中的系词“是”不变。当早期希腊哲学家们企图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之中发现某种永恒不变的“质料”的时候,巴门尼德却发现真正不变的乃是这个抽象普遍的“是”或“存在”,它是使事物是什么的“是”,使存在者存在的“存在”,因而哲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追问这个“是”或“在”“是什么”,它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宇宙万物最普遍的“本质”。于是通过巴门尼德及其后继者们的努力,追问宇宙自然之时间上在先的原始开端即“本原”的宇宙论,便让位于追问宇宙自然之逻辑上在先的“存在”即本质的形而上学,并且从此蔚然大观,主宰西方哲学长达2000多年之久。
自从康德提出“存在不是宾词”的思想以来,尤其是在现代哲学的分析哲学之中,“存在”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象备受诟病,人们认为形而上学的形成实际上乃是基于语言之误用所产生的结果。不错,“存在”这个概念的确是由语句之中联结概念的系词演变而来的,但是我们似乎不能由此就判定它仅只属于语言学的问题,因为人们完全有可能用它来表达另外的问题。后来海德格尔要求重提存在问题,自有他的道理。
巴门尼德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现象与本质之间作出了区分,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从此哲学不再追问自然的本原或构成元素,而是探索宇宙统一的、最普遍的本质,这就为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他亦以“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哲学之思辨思维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公式”:通过感觉经验不可能达到与认识对象的同一性,唯有在思想或理性认识中才能获得真理。因此,无论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与后来的形而上学有多么不同,实际上他已经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范畴学说乃至黑格尔的逻辑学开辟了道路,这就是通过概念、范畴的方式认识和把握存在的科学思维方式。一部西方哲学史通常都是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讲起的,我们也无意否定他的哲学始祖的地位,然而如果考虑到形而上学乃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主旋律并且至今余音未绝,我们不妨将巴门尼德看作是西方哲学的真正奠基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巴门尼德的存在作为开端。
二、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