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经典作品篇1
4月25日上午9点30分，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经典”，603096.SH）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2017年全国首家登陆a股主板市场的优质内容企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新经典”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平凡的世界》《解忧杂货店》《人民的名义》《窗边的小豆豆》等大量优秀作品的背后，正是素以谦和、专业、高品质著称的：新经典。
梦想，耐心，造就传奇
十五年来，新经典为读者奉献出众多传奇杰作，其背后都蕴含了“梦想、耐心、快速行动”这一核心价值观。上世纪80年代，由于擅自出版引发的y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发下狠话：死后150年都不授出中文版权。
但新经典却用八年的不懈努力打破僵局。新经典版权负责人猿渡静子博士说，2008年，马尔克斯人曾派人到国内，对图书市场、出版机构进行了调查评估，新经典在业界“最懂书、最理解作者”的良好评价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才最终于2010年初拿到了《百年孤独》的国内版权。
经典作品重新焕发活力
很多人都对新经典发掘作品的能力感到好奇，许多原本销量不大的书，经过新经典的重新策划或发行后，都成了畅销书。
据三毛项目的负责人林妮娜介绍，进入21世纪后，三毛的作品销量大幅下滑。为此，新经典多次研讨，调整了十多次方案。最终，新版三毛面市之后，不仅老读者们将其作为珍品收藏，更引领年轻人开始重新发现三毛作品的魅力。
专业，是企业的立足之本
2013年初，一本直译为“奇迹的浪矢杂货店”的东野圭吾书稿放到了编辑部的案头，这部“非典型东野”的作品让一批专业能力深厚的资深编辑在经过20多次讨论、整体方案几易其稿后，都未觉完美。直到2014年5月底，经过一年半的反复推敲，《解忧杂货店》终于面市。据统计，《解忧杂货店》至2016年末累计发行量已超过396万册。
高品质绘本，是责任，是担当，更是远见
2003年，怀着“让每个孩子都成为爱书人”的初心，在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新经典开始了“奢侈”的绘本引进之路。然而，“当时的市场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一片诚心而感动，相反可以说是兜头泼下一盆盆冷水。”新经典旗下童书品牌“爱心树”总编辑李昕说，“2003年推出《爱心树》，首次印刷了5000册图书，直到2005年底才将库存陆续消化完毕。”
在同行、市场的冷眼中，新经典默默将绘本的项目耐心坚持了下来。十年后的今天，《爱心树》累计发行量已超过165万册。
多元、立体、全方位开发优质资源
自成立以来，新经典在立足版权资产管理、以内容创意为核心的同时，还积极布局国际市场，先后投资、收购两家国外优质出版社。
同时，新经典还对这些优质内容资源的多层次开发进行布局，先后成立的新经典影业和尔马影业，并获得了多部优秀作品的影视剧独家版权。
三毛经典作品篇2
6月9日，国内著名服装品牌――“凯撒”，在广东汕头展示新形象并2007秋冬新产品。以“极致荣耀，再征辉煌”为主题的新形象展示暨新产品会，展示了“凯撒”2007秋冬“经典映像”、“奢华之爱”、“衣色各异”三大系列的时装及皮衣，共计140多套产品(男装60多套、女装80多套)。其产品充分表现了“凯撒”品牌高贵奢华的风格，也表达了传承经典、再创辉煌的美好意愿。
第一系列
ReflectionoftheClassic(经典映像)
女装：
以essentialverdigris(精炼之蓝)、Hutedpurple(沉默之紫)为主色系。
从20世纪中期欧洲服饰中汲取灵感，是“经典映像”这一主题的女装设计精华。
设计师用极具雕塑般立体效果的设计，突现结构的变幻，彰显简约立体的尊贵，从欧洲浪漫风格中采集新元素，把经典展露得淋漓尽致。
柔和浪漫情怀直是几个季节以来的潮流，“凯撒”设计师们不断从欧洲浪漫风格中提取新元素，使这趋势持续至2007/08秋冬季节。设计师们捕捉到了纤巧温和的女性气息，以短腰夹克搭配花边、皮毛及蕾丝，唤起过往高贵、从容、优雅的女性魅力。
男装：
“冷调温情”系列，以深色西装、羊绒大衣、长风衣搭配衬衫及羊毛衫作为主打款式，彰显男人与生俱来的强者魅力，再结合隐约可见的紫色，映衬出男人硬朗下的温柔细腻。
第二系列
LoveofLuxury(奢华之爱)
女装：
以elegantBeige(优雅驼色)、emotionalBrown(情感棕色)为主色系，并在其中点缀少量金色。
将深邃古老又化所传承的高贵、奢华，以装饰厚重的金属花边融于“奢华之爱”这主题。并在清晰纹理的提花织物中配以巧妙处理的抛光效果，使华贵渗入到细微之处，为贵族的高雅特色添上浓重的一笔。
男装：
第一组为“冬日暖阳”系列。绿、深棕、褐色、土黄相融合的配色，显得既和谐又丰富，既厚重又温和。该系列重新诠释了“凯撒”荣耀的定义。柔软质感的单西装、羊绒大衣、风衣搭配衬衫、羊毛衫等，展示了男人荣耀的众多方面。
第二组为“惬意冬季”系列。浅杏、褐色、军绿等颜色巧妙组合，以棉服、力克斯、羽绒服、羊毛衫等舒适款式演绎冬季，让这份冷调的温情，在“凯撒”的尊崇下，等待焕发下个值得期待的奇迹。
第三系列
ColorfulFashion(衣色各异)
女装：
以appealingRed(耀眼之红)、SeriousBlacks(反面之黑)及其它色彩为主色系。
“衣色各异”这主题专注于微妙的细节，强调色彩、材质以及剪裁的设计，低调宣扬高雅精致，并在折叠和皱褶的设计中，以独有的方式释放出由内及外的绝然华美，让穿着者不露声色而俘获众心。
毛织品包括毛衣、毛织长裙、夹克及外衣，强调肌理结构的针织技术取代传统的图案印花方式，其设计风格预示着超大、宽松潮流的到来。
三毛经典作品篇3
今天全县毛竹产业开发现场会在我乡召开，这充分说明县委、县政府对我乡毛竹生产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在此，谨让我代表*乡广大干部群众对参会的各位领导、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根据县“十一五”规划要求和县林业局的统一部署，20*年我乡在*村实施“兴林富民示范村”创建工作。如今，*村三亩田下200多亩毛竹抚育基地已初具规模，毛竹产业逐步走向产业化、标准化、规范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并带动了全乡各村毛竹产业发展。现将我乡发展毛竹产业的有关情况作一简要汇报：
一、主要成效
近年来，经过全乡上下的共同努力，“兴林富民”毛竹示范基地已初具规模，并逐步形成了以*、*、*、*为中心的毛竹产业带；竹制品开发初见成效，形成了竹衣夹、竹签、竹工艺品、竹笋干等多个品种的产品；产业化经营初步形成，毛竹产业已成为我乡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一是提高了毛竹林产出效益。通过兴林富民示范村创建，建立标准化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带动了全乡的毛竹低产林改造。原来只有0.2元/斤的老、弱竹全部达到了0.33元/斤以上；冬笋的产量从原来的50斤/亩增加到现在的150斤/亩，每亩增加农民收入500多元。这对于我乡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活跃农村市场经济，另方面转变了传统的农业经营习惯，还就地安置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稳定了农村社会秩序。
二是树立了一批兴林富民的典型。“兴林富民”示范点在*村实施后带动了全村毛竹垦复抚育的又一轮热潮。全村完成一般抚育450亩，垦复抚育200亩，扩鞭20亩，新规划发展200亩。现在毛竹价格每百斤达30元，上半年全村毛竹销售收入50余万元，全年人均收入可达2800元。村民鲍士米全家六口人，共有竹林面积24亩，经垦复抚育，增加了产量、提高了效益。到目前为止，采挖冬笋400多公斤、春笋1000多公斤，光竹笋一项收入就有4000多元，再加上毛竹收入1.8万元，平均亩产达1000元。
三是加快了毛竹产业化进程。我乡有林地面积66949亩，其中毛竹林6400多亩，人均2.5亩。目前抚育改造了1200亩、新发展800亩。今年又成立了一个以中天衣夹厂为主的*乡毛竹专业合作社，新增竹木加工企业6家，全乡达19家；新竹材加工企业注册林产品商标3个，家庭式竹木加工点增加到8家，经营毛竹原竹销售达50多人，有力地推进了竹产业化进程。
二、主要做法
按照“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乡”的要求，立足毛竹资源优势，抓好示范，以点带面，加快我乡毛竹产业开发。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从加强组织领导着手，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示范村创建工作列入全年的重点工作，创建期间，乡干部做到时间、精力、人员三集中，全力以赴投入到该项工作中。
一是广泛宣传发动，提高种植积极性。我们在认真分析了本乡的区位、资源交通优势后，确定了“生态立乡、林业富乡、工业强乡”的工作思路，把毛竹作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主导产业来抓，积极引导农民发展高效毛竹基地。去年，在全乡党代会上我们提出了“五个一”的工作目标，其中之一就是树一大产业——毛竹，明确提出通过五年努力力争全乡毛竹达到万亩的工作目标。在日常工作中，将毛竹作为一项重要事情来督查和部署；在每季度的村书记、主任例会和每周的乡干部等会议上，毛竹发展情况都要有汇报；在舆论造势上，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广泛宣传发展毛竹的产业扶持政策、种植毛竹的致富典型，积极引导农民发展毛竹。通过层层宣传发动，毛竹产业的发展意义、发展思路及有关事宜在我乡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农民发展毛竹的热情空前高涨。
二是出台奖励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扶持意见》，设立专项资金，大力鼓励发展和壮大毛竹产业。我们的政策是：新发展毛竹基地连片5亩以上的，经县林业部门验收合格，每亩给予400元补助（含上级补助）；实施毛竹基地抚育管理，连片50亩以上，经县（乡）林业部门验收合格的，一般抚育管理每亩给予60元补助（含上级补助），翻土等深度抚育管理每亩给予120元补助（含上级补助）。政策出台后，农户们纷纷发动亲戚朋友帮忙新栽毛竹、抚育竹园，把我乡毛竹产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三是培育龙头企业，带动毛竹发展。中天衣夹厂在我乡已经有数年的历史，竹制品年销售产值130多万元，起到了领头雁的作用，很大程度地带动了我乡竹制品企业的迅猛发展。20*年，我乡又新引进了*竹木品加工工艺厂，进一步抬升了毛竹的销售价格，促进了农民增收。
四是创新经营机制，拓宽致富新路。积极引导企业加强与农民之间的合作，成立了以马家坑和龙溪村毛竹专业户为主的*乡毛竹生产协会，以中天衣夹厂为主的面向全乡范围的*乡毛竹生产专业合作社。通过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和共同经营，使毛竹产业形成了新型的“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企业为竹农提前、产中、产后服务，并承担市场风险，这一新型的经营机制使农户尝到了甜头，同时企业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达到了农户和企业双赢的效果。
五是加强科技服务，提供技术支撑。我乡坚持科技兴竹的指导思想，全面开展科研、技术推广和人才培训工作。今年投入资金8万多元，劳动力1000多人次，分别在去年入冬后和今年6月中旬对示范基地实施了2次翻土，并追施复合肥。对基地内的生产道路进行拓宽和改造，灌溉、排水和水土保持等基础设施进行了综合配套。
六是制订发展规划，细化目标任务。如何使毛竹这大产业能真正树起来，如何使五年新发展3000多亩毛竹的目标落实到位，我们主要通过制订规划求保障。在县林业局的帮助和指导下，乡林业站专业人员通过对各村宜竹山地资源的调查，制订了分年度、分村的多模式毛竹发展规划，从而使毛竹的总体规划更具操作性。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我乡的毛竹产业，我乡将以这次毛竹产业发展现场会为契机，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宣传造声势。加强发展毛竹的产业扶持政策、示范基地建设成效、毛竹产业致富典型等方面宣传，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毛竹产业开发。二是抓示范强辐射。在建好马家坑村毛竹低改示范基地的基础上，再着手建设1－2个高标准、高档次的新造毛竹示范基地，增强示范基地的带动辐射作用；加大中天衣夹厂、雪洁竹木品加工工艺厂扶持力度，促使他们成为龙头企业，进一步增强毛竹产业扩散能力。三是抓科技促管理。加强科技培训，增强农民种植毛竹、管理毛竹的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基地建设水平和效益；积极引导竹制品企业通过加快技改、开发新产品、加强品牌建设等科技创新，提高竹资源综合利用率和产品竞争力。四是抓质量促成效。实行驻村干部、技术人员专人蹲点，加强造林、垦复抚育等各环节质量管理，确保毛竹基地建设成效。五是抓机制快发展。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机制，细化目标任务，将每项工作落实到村、责任人，并明确要求和时限，加大考核力度，确保全乡毛竹发展五年规划各项目标和任务的落实。
三毛经典作品篇4
陆群20多年来，一直仗义执言，不惧压力、不畏繁琐，身体力行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在2014年的金银花改名事件中，陆群挺身而出，力图纠正他认为的错误决定，体现了身为一名公务人员以及一名共和国公民在依宪治国要求下的责任担当。
2014年，与“御史在途”这个网民们熟络的微博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普罗大众都很熟悉的“金银花”。
就中国民间百姓的传统认知而言，“金银花”是一个不需解释的名词，南北皆有分布，药理药性一致，同为忍冬属的不同种类金银花在药品、食品领域可以混用。然而，在2005年新修订的国家药典中，金银花只剩下主产于山东的“忍冬”一种，而主产于南方的几种，则被命以“山银花”之名。
这就意味着，广大南方地区基本上“不产”金银花了。
名字的改变只是一个表象，紧随而至的是利益格局的彻底重新划分。原本南方金银花可以作为原材料用于480种药品的生产，被改名“山银花”之后，只剩下36种。干花价格一落千丈，南方千万花农损失惨重，更多诡异的利益和逻辑怪圈浮出水面。
“御史在途”，是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他在今年5月获悉这一情况，用两个多月时间深入调研，前后阅读了与金银花相关的论文2000余篇，于8月12日连发13条微博，举报南方金银花被命名为“山银花”毫无根据，其实质是权力为利益集团代言的腐败行为。“名分”之争
川、渝、桂、湘、黔五省区市，分布着大面积的山区，山区百姓以少数民族为主，因为土地贫瘠，耕地稀少，世代生活艰难。
金银花，这种每个放牛娃都认得的美丽花朵，在这些地方随处可见。因为金银花入药、入食均应用普遍，山区百姓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便把它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进行人工种植。改革开放以后食品、药品市场不断扩大，种植金银花，成为武陵山区和秦巴山区不少百姓的致富门路。
2003年的非典疫情，让金银花的功效被市场广泛接受，金银花种植户迎来了空前的经济利好期。此时，南方的金银花产量，占据全国的60%以上。仅湖南隆回县，2001年种植面积已达13.7万亩，年产干花750万公斤，占到了全国金银花总量的一半左右，为此，当年隆回县被国家林业局授予“中国金银花之乡”称号。
灰毡毛忍冬是隆回金银花的主要品种，而在整个南方种植区，主要品种还包括黄褐毛忍冬。
那些南方种植户不知道，由于国家药典委更名，他们种植的早已不是“金银花”。“中国金银花之乡”，也基本“不产”金银花。
因为在1963年版的国家药典名录之中，“金银花”的来源只有“忍冬”一种，主要产于河南、山东。1977年修订过的国家药典名录，“金银花”的植物来源扩容，增加了“山银花”（广西岭南地区一种金银花）、红腺忍冬和毛花柱忍冬三种。虽然扩大了范围，但灰毡毛忍冬和黄褐毛忍冬两个南方主打品种，仍然不是“金银花”。
“非典”后，灰毡毛忍冬的产量已占全国金银花总产量近70%，隆回县政府为了让灰毡毛忍冬进入国家药典，多次向上级政府部门陈情，甚至不惜花钱“公关”。
2004年，正在修订的2005年版国家药典，终于收入灰毡毛忍冬，但并没有进入“金银花”植物来源，而是与原来属于“金银花”的“山银花”、红腺忍冬、毛花柱忍冬（两年后增补了黄褐毛忍冬）一道另取一名，统称“山银花”。“金银花”，又只剩下主产于山东的“忍冬”一种。
“山银花”，听上去就像“山寨金银花”，身价不到金银花的1/5。国家药典委对此的一个解释是，为科学计，实行“一药一名”。
“‘金银花’是一个沿用千百年的民间俗称，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品牌，中医界常用的金银花就有17种，凭什么仅仅归之于主产山东的忍冬，而南方的众多产品却以广西一个特定区域的名称‘山银花’呼之？你如果有证据证明这些金银花存在差异，为什么不在‘金银花’大项下进行细分？‘山东金银花’直接简称‘山银花’，不是更方便吗？”陆群的质疑从这里开始，“而且既然是想实现一药一名，为什么山银花下面还有5种植物？”逻辑怪圈
陆群说，原本南北金银花完全可以混用的制药市场，因为名称一变，格局彻底重建。以往可以进入480种药品原料的南方金银花，改名后可以合法使用的只剩下36种，南方金银花的出路基本被堵死了。
然而，真实的需求格局没有变化，南方金银花对市场的供给仍然稳定在70%左右。
这种满足，是通过对山银花的“洗白”行为来实现的。北方金银花商人到南方收购山银花，运到北方之后混同为金银花一起售出。南方种植户将山银花卖给金银花商人，每公斤仅20元左右，商人再把山银花当作金银花卖给制药企业，每公斤价格在120元以上。
陆群认为，这显然是在命名的文字游戏之下，对南方花农裸的掠夺。
改名之后，国家食药监总局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十分尴尬的逻辑怪圈。因为70%的市场供应由山银花承担，具体的市场运作事实上也默认了这一情况，那么，如果山银花入药与金银花入药并无区别，改名就是多此一举，还人为造成了南方花农和制药企业的法律困境;如果两者入药确有区别，则市场上以金银花为原料之一的药品，大部分都是符合质量要求的“假冒伪劣药品”，必须查处;如果严肃查处，那中国药品、食品市场的金银花又会出现人为的巨额短缺。
此外，很多药厂当年在做药品试验时使用的原料就是“山银花”，现在批量生产了就不能使用“山银花”了，那么这些药品是不是必须全部下架，重新进行试验？交锋
“一种中药多种来源的情况，在国家药典名录中比比皆是，专门拿金银花说事，时间节点又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金银花身价大涨之后，显然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利益阴谋。”
陆群指出，2005年主持修改国家药典名录的两名主要负责人，都是山东人，这部分印证了其阴谋论推断。隆回县当时的一名常务副县长曾亲口说出，2005年修订药典之前，曾有专家向隆回县领导索贿，“给200万元就可以把灰毡毛忍冬放到金银花项下面”。
在没有司法定论之前，这些都还属于现象。明面的交锋，看上去还是从医药专业的角度展开的。
陆群引领下的社会追问，也让国家药典委不断出示新的改名理由。陆群说，最新的一条理由是，山银花中含有大量皂苷，用于注射针剂可能导致溶血反应。“这条理由在当年修订药典时根本无人提及，近年来才有学者提出这个问题。溶血反应是要命的事情，所以这样一解释，老百姓觉得改名也就好接受多了。”
“问题是，注射针剂的制作，难道是直接把山银花熬水后打到人的血管里头去？那是一个严谨的提纯过程，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针剂只提取其中需要的成分。”
陆群说，人参、田七、柴胡都含有大量皂苷，但中国现在还有人参注射液、柴胡注射液甚至人参田七注射液，如果按照对方逻辑，那么这些久已有之的注射针剂早就是非法药品。“以前难道你就不管百姓死活？”
11月份，国家食药监总局已经向湖南省食药监局发出了复函，称为避免产生新的“同名异方”问题，相关生产企业应直接将处方中金银花变更为山银花投料生产。
三毛经典作品篇5
赛事得到在瑞留学人员的热烈响应。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有14个队120多人报名参加，队员们分别从斯德哥尔摩最北900公里的吕律欧到最南600公里的隆德自费前来。同台竞技的赛手最小的14岁，最大的50岁。家庭参赛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不是场下加油就是全家上阵。这样壮观的参赛和观战阵容，对于生活在仅900多万人口的瑞典的中国学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盛事。
教育处积极筹备
2007年2月在芬兰举行的第一届北欧中国学人羽毛球友谊赛中，临时组合的瑞典队曾战果辉煌，夺得男单金银铜牌和男双冠亚军，女单也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在瑞典举办这样的一个比赛，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增强留学生之间的凝聚力，同时也可以选拔一部分优秀种子选手将来参加比赛。”大使馆教育处的孙玲参赞说。
但是教育处的经费有限，除了场租、比赛用球和简易快餐，其它如交通和住宿问题只能由参赛队员自理。报名开始一周后只有4个队报名，孙参赞不免显得有些担忧，但平时热爱羽毛球运动的筹委会委员廖志刚说：“到报名截止日前肯定会有很多人参加的，大家都在积极准备呢!”透过这话音就能感受到瑞典的中国留学生对于羽毛球运动的执著和热情。果然，报名的选手很快就扩展到14个队的120多人。“大家都是自发的，看到学联贴出的通知后就主动来问怎么参加。”一个学联会的负责人说。
“这其中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在瑞中国学生学者的团结精神。”每一次说起在瑞典的新老留学生，孙参赞都赞不绝口：“我在这儿工作6年多了，很喜欢这儿的学生和这儿的氛围。”
比赛快要开始了，使馆教育处的老师跟十几个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起，都在紧张地做着最后一分钟的准备。连垃圾桶摆在什么位置，孙参赞都会细致地嘱咐工作人员。怕大家弄坏羽毛球场馆的地面，她还提醒拉拉队员换掉脚上的皮鞋。
快中午的时候，队员们已陆续从各地赶来，场馆内的气氛不断升温：“你手下留情啊!”“你太厉害了，不敢打。”上场前大家相互鼓励问候着。看了刚刚排出的赛程安排后，西斯塔队的队长章贞立刻跟队员们商量着战略战术：“我们第一场的对手比较强，打起来得用些力，第二场可以稍微放松一些。”
冠军明星志愿者
身为原国家羽毛球队队员的张翼，曾夺得亚洲杯青年羽毛球赛的冠军，是这次比赛筹委会的明星志愿者。他扎一标志性的翘翘的小辫儿，高挑儿的个头，精瘦，说话简洁。承担瑞典羽协和泰比羽毛球俱乐部两份教练工作的他，是瑞典羽协惟一的中国教练，也是目前全瑞典羽毛球水平最高的教练。一听说这次比赛，他二话没说，牺牲自己的休假时间热心筹备，甚至自己输入每个参赛对手的名字。以至最后一天各项比赛结果出来的时候，他可以将满满一页的获奖名单默写出来。“这里面一半以上的人我都认识。”张翼说。
在瑞典工作3年的他虽然很忙，但依然挤时间学瑞典语，现在已经可以用瑞典语跟球员们交流了。瑞典男单第一就师出张翼。除了教练，他也频繁地穿梭在欧洲各国参加各项赛事，也曾在2004年，2005年的夏天率瑞典代表队到广东羽毛球俱乐部交流训练。“进一步提高瑞典羽毛球的普及水平”――张翼在积极地实现着瑞典羽协对他的期望。
打球是每周的必修课
在这里参赛的。几乎每个队员每周都会挥挥拍子。在爱立信就职的廖志刚快人快语：“我们队的这几个选手都在西斯塔科技园的爱立信公司工作。当初都各自喜欢羽毛球，慢慢地形成了圈子。以球会友，练球已经成了我们每周的必修课，队里的成员年龄也从第二代移民的13岁到第一代移民的48岁左右不等。”练球不但是驱走瑞典冬季漫漫长夜的良药，同时也有益身心。
团体冠军斯德哥尔摩南城队的主力队员金永辉已在瑞典生活20多年，回忆起当初与羽毛球结缘：“我在爱立信搞研发，因为用电脑太多，胳膊不舒服，然后就开始打羽毛球，对身体很有好处。”现在他一周至少要打两三次。这次他和夫人一同参赛，为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
场上正在激烈角逐，比分咬得正紧，场下看球的队员们也很兴奋。来自乌普萨拉队的王沛时不时地点评：“江宁打羽毛球很有节奏，能控制住场面，看他打球是一种享受。”王沛现在号称瑞典最长的大学(南北校园距离900多公里)――瑞典农业大学工作，也是乌普萨拉队的资深球员了：“虽然整个球队(乌普萨拉队)在一起观摩，参赛的机会不多，但是每周都练，而且很注意培养新手。”同一队的李浩在第一天的团体赛中赢了男单，他觉得跟平时比，自己打得“特别投入”。
最壮观的参赛阵容
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裴志超一家都上场了，作为比赛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时刻密切注视着场上的各种情况：各队代表遇到的问题，志愿者工作的分配等等。他来回跑动着，手里拿着没有时间吃完的三明治――那是他的午饭。但一看到比赛紧急情况就会立刻情不自禁地大喊：“扣球……对，就这样打!”妻子刚刚从德国回来，膝关节带着伤，但是依然活跃在赛场上。儿子因为参加这场比赛，对羽毛球的热情明显提高了，这也应了父母的心愿。英俊潇洒的潘博骁刚刚15岁，已经有了多年参加羽毛球训练的经历，现在还担任俱乐部少儿训练队的业余教练。他的爱好源自爱好羽毛球运动的父母潘金山和何文乐。在这次比赛中，潘金山担任筹委会成员，潘博骁在夺得男单冠军之外，还与妈妈何文乐组成混双选手夺得第三名。
像这样全家参赛的家庭不在少数。羽毛球成了在瑞华人中的最大的家庭乐趣。
比赛中年龄最小的球员，14岁的胡文婷从开始热身就非常引人注目。第二天的上午手里已经捧着她获得的第二个奖杯了――团体亚军。她在上周瑞典“海盗杯”比赛中获得女单第二的好成绩，在此之前已经赢了很多奖牌。刚才站在领奖台上，小文婷的脸上分明有些失落。“这次来是要夺冠的，”她说，“不过现在不难过了。”妈妈很信任女儿，在一旁默默地观战，给她打气：“以前她输了球会越来越急，然后越打越差，但现在心理素质好很多了，输两个球也无所谓。”
小文婷在瑞典出生，刚开始跟爸爸妈妈打羽毛球，后来就去西斯塔俱乐部，每周要接受三到四次的专业训练，进步很快。考虑到她在瑞典出生，中文可能不太流利，我就用英语采访。但第一个问题还没问完就被她打断了“你说中文我能听懂。”她每周都要去中文学校。虽然才14岁，打球和说话都很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妈妈也很为她骄傲：“她的主意大着呢。”说起将来，她很自信地微微一笑“我在班上的成绩很好，不希望光打羽毛球，也想进爱立信这样的公司工作，当然如果能同时当
羽毛球明星就更好了。”
中瑞交流 共同进步
哥德堡队的女将丁菲菲打球很有气势，穿一身很中国的红色运动衣。休息的时候，她就像团火一样在场下跑来跑去。她的瑞典男友则穿着一身黑色的功夫服，在比赛间隙跟她讨论一些打球注意的问题。与大多数瑞典人不同，他非常健谈：“中国人很勤奋，慷慨，乐于助人。”他很早就对中国功夫产生浓厚的兴趣，一边练，一边也慢慢地跟其他瑞典人一样喜欢上了中国的功夫片。现在他已经是瑞典一个功夫协会的助理指导了：“现在在瑞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以前是日本，日本食物、卡通在这很流行，现在渐渐地中国开始火了。”
与他的座位相对的，赛场的另一边，一个瑞典的女孩子盘腿坐在台阶上，眼神一直紧跟着场上的一个中国男孩子：“我不太会打羽毛球，因为我男朋友才来的。在瑞典，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规模的中国人的比赛。”说话的时候眼神也一直没有离开那个跑动的身影，“我们是上课的时候认识的，他会说中文，我觉得很酷。”这个夏天她是在中国度过的，觉得中国人跟瑞典人最大的不同，是很有组织性。回瑞典后她一直在坚持学中文，也时常参加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举行的中文研讨会。
瑞典曾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也在2005年成立了欧洲第一个孔子学院。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也会折射在这次羽毛球赛中，影响着中瑞人民日益密切的生活。
交友的盛会
仅有100多中国留学生的耶夫勒也组成由4男4女参加的队伍参加比赛。大家都很热情，为了这次比赛每人需要花费600克朗用于交通和住宿，但是都觉得很值得。“能见到这么多朋友!不只希望这个比赛一定坚持搞下去，而且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类似的活动。”队长李诚毅话音刚落，大家都纷纷赞同：“我在其他国家的朋友听说我们有这样的比赛，都觉得很惊讶，很羡慕!我心里特美!”
比耶夫勒更远的，还有从吕律欧坐飞机只身前来的王锦晖，虽然自嘲自己属于业余中的业余水平，而且正处于博士论文答辩的最后紧张阶段，她也亳不犹豫要参赛：“我不在乎名次，能够认识很多朋友我很开心!”实际上她的水平很高，居然接连胜了几场。场下她的啦啦队中还有年过半百的老学者，锦晖很得意。
胡定医院队的代表在赛场上积极地为以后的羽毛球赛献计献策：“两点意见，第一，奖杯可以流动，每年的获奖队都在上面刻字，这样很有意义：第二，奖品就发体育用品。”领队陈明开了头，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一听说比赛报名，我们都特积极，找场地练啊，练得那叫认真啊，全都调动起来了。看，我们这儿，平时不大活跃的女士也被调动起来了。”
陈明接着说，“如果做个现场调查，大家肯定是百分之二百的满意。我来瑞典这么多年，除了看电影，就是这次比赛见到的中国人规模最大了。但看电影跟这没法比，大家来这不仅是比赛，更重要的是交到很多朋友。人与人之间很容易建立信任感，因为是使馆教育处组织的。”他来瑞典已经10年了，以前除了工作，也就是住在医院附近的中国朋友们周末会开个派对，偶尔聚一聚。在国内就开始打羽毛球，打了三四年后，妻子也受到感染，跟着练起来。
新一场比赛开始了，胡定队要换场地了，一边走一边还在讨论着以后要加强技术和战术的研究，备战来年的比赛。
三毛经典作品篇6
关键词：白毛女；芭蕾舞剧；民族化；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J7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190-2
一、芭蕾舞剧民族化的缘起
众所周知，芭蕾是起源于西方的舞蹈艺术。我国从1958年起成功出演芭蕾舞剧《天鹅湖》②，标志着正式开始接受西方芭蕾艺术。然而，这仅是我们对于芭蕾艺术的一个临摹，并非真正地把芭蕾变成我们自己的艺术。
直到1964年左右，我国的文艺政策要求“文艺为广大群众服务”，国家对于“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有着强烈的提倡与迫切的需求。面对这样的局面，老一辈艺术家们开始了勇敢的芭蕾革命。他们尝试打破芭蕾固有的模式，冲破西方芭蕾的传统教条，将中国的民俗传统、文化精髓、风格特色融入到西方芭蕾艺术，涌现出了《红色娘子军》③《白毛女》《大红灯笼高高挂》④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实现了西洋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对接，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足尖形象。
《白毛女》的编导胡蓉蓉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历了小型、中型、大型的不断创作与摸索后，最终为我们呈现出这部堪称经典的中国特色芭蕾舞剧。
二、《白毛女》中民族化的体现
（一）独具中国风的舞蹈元素
1.中国特色的舞段
在《白毛女》中，编导用心地设计了很多独具特色的中国风舞段，如第一场的窗花舞、参军舞，第四场的杨各庄红枣舞、毛巾舞、大刀舞、八路军舞、儿童舞以及第七场的烧地契、红缨枪舞、秧歌舞等等。这些舞段都是在西方芭蕾舞剧中不可能出现的，是独属于中国民族、充满着中国传统特色与文化的，是最贴近百姓生活、最接地气儿的芭蕾舞。编导通过这些舞段，展现出中国特有的文化，呈现出当时时代所独具的革命气息，刻画出当时大众所生活的环境，真正响应了“民族化”“革命化”“群众化”的文艺方针，真正地运用芭蕾传达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内涵、文化底蕴，揭示出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与场面，令整个舞剧凝聚出一股浓厚的中国色彩。
2.京剧戏曲的运用
在编排大型《白毛女》的时候，编导专门请了京剧大师周信芳以及表演艺术家刘斌坤老师亲临指导，两位老师经验丰富，为每一个角色都认真仔细地刻画形象、设计造型动作。在加入了中国的戏曲手法后，使舞剧中的表演手段更为丰富、人物形象更加饱满、演员的表演也更加自如。使整个舞剧中融入了中国独有的京剧戏曲元素，更加彰显出中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展现出中国独有的艺术风格。
3.中国古典舞的贯通
在舞剧《白毛女》中，还有不少中国古典舞的舞蹈语汇融入其中，如小蹦子、点地翻身、倒踢紫金冠、云门大卷等经典的古典舞技巧动作。这些动作干脆有力、急促干净，更加生动地刻画出演员的角色形象，展现出中国古典舞的韵味及特色。
（二）独具时代意义的中国风音乐
在西方芭蕾舞剧中，我们所听到的大都是气势恢宏、旋律优美的交响乐，然而《白毛女》却有了大胆的尝试与突破，其不但直接采用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和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还将戏曲音乐的素材、唱腔、表演手法、技巧等用到音乐创作上，使整部舞剧洋溢出丰厚的革命激情。同时，舞剧把歌剧中已经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唱段“北风吹”“扎红头绳”“小白菜”等都保留了下来，满足了广大观众的怀旧情结，使群众感到无比的亲切与熟悉，令舞剧更贴近大众生活。这些歌剧素材及民间音乐素材，与民族化风格的舞蹈相得益彰，给人耳目一新的视听冲击。
（三）人物刻画
在《白毛女》中，不论是正面人物形象的动作神情还是反面角色的狼狈丑态，都是编导精心设计安排、用心琢磨后的产物。编导在芭蕾的基本要求上，融入每个角色、每个场景的需要，刻画出生动经典的人物形象。在编排中，大至一个舞段，小至一个动作，都经过无数次的揣摩与推敲。比如黄世仁⑥看卖身契的一段，为了勾画地主阴险毒辣的面目，则要求演员出演时，用二指夹住卖身契，右手一甩、左手一接，一气呵成，看时需要耸目张眉、自上而下、由右向左、摇头晃脑，体现出得意之味。经过这样的刻画，人物形象入木三分、活灵活现。
（四）服装道具的运用
1.服装
《白毛女》中的服装与道具，也是对西方芭蕾中人物形象与穿着打扮的一次突破。与西方芭蕾中王子公主的形象、宫殿花园的华丽相比，《白毛女》所揭示的是另外一个社会阶层的故事。它的服装是最淳朴、简单的白头巾、长辫子、打上补丁的粗布衣裤，不似西方的层层纱裙、紧身华丽的服饰，却体现出了中国人最平常的生活状态，展示出淳朴干净的魅力。而地主的穿着则锦衣玉帛，与百姓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对当时社会阶层的一种揭示，对“”思想的一种体现。
2.道具
在道具方面，有着代表中国传统风俗的“喜字窗花”“红头绳”“米袋子”“斧头”以及地主手中的“拐杖”、仆人手中的“大灯笼”等等。这些道具都是在西方芭蕾舞剧中不曾出现也不会出现的，这样大胆的融入、勇敢的创新是值得我们鼓励与学习的。有了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具贯穿始终，整个舞剧的效果笼罩在一种浓浓的中国味道之中。
（五）素材的选取
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选材是由一个根据白毛仙姑改编的歌剧而来，其揭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感人故事。这样纯粹地选取中国的民间故事作为剧情展开，也注定了整个舞剧的民族色彩。这一次，它并不是在演绎西方的故事，不是在诉说离我们遥远的情怀；它所讲述的，就是我们身边发生的、我们眼睛所能及、耳朵所能听到的故事；它所传达的，也是我们自己民族的、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而它所要揭示的，也正是我们眼前的、我们生活中的现实。这样的作品，是距离百姓生活最亲近的，是群众最容易接纳、最容易理解的，是最容易感动群众的；这样的作品，是独属于我们国家的，是展现我们的文化底蕴的，是具有无上的艺术价值与意义的。它突破了西方芭蕾的传统，开启了一条中国芭蕾的道路，追求用芭蕾艺术来反映中国人的思想内涵、文化渊源，是无法复制的经典、不朽的民族芭蕾传奇。
注释：
①《白毛女》是1940年代抗日战争末期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创作的一部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文艺作品。此作品后来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经久不衰。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多人创作了歌剧《白毛女》。1951年初上映了电影《白毛女》。1965年上海芭蕾舞团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女主角：蔡国英、茅惠芳饰喜儿；顾峡美、石钟琴饰白毛女。芭蕾舞剧《白毛女》是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该剧在1980年代沉寂之后，从1990年代开始又多次上演。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也演出过该剧。
②《天鹅湖》原为柴可夫斯基于1875年―1876年间为莫斯科帝国歌剧院所作的芭蕾舞剧，于1877年2月20日在莫斯科大剧院首演，之后作曲家将原作改编成了在音乐会上演奏的《天鹅湖》组曲，组曲出版于1900年11月。天鹅湖是世界上最出名的芭蕾舞剧，也是所有古典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
③“红色娘子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由李承祥、王锡贤、蒋祖慧担当编导，由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出单位演出的芭蕾舞剧。
④《大红灯笼高高挂》是1991年出品的一部中国电影，由张艺谋导演。电影剧本是由倪震根据1990年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而成。2001年前后，这部电影被中央芭蕾舞团改编成同名芭蕾舞剧，导演依然是张艺谋。
⑤胡蓉蓉是我国第一个跳芭蕾舞的人。她不断进行新的尝试，改编了多部国产芭蕾舞剧，如《雷雨》《红色娘子军》，并带到国外演出，受到高度评价。
⑥黄世仁是《白毛女》作品中的一个主要反派角色，地主形象，坏地主老财的代表人物，象征着封建地主阶级长期压榨贫苦百姓的形象。
参考文献：
[1]王国俊.与《白毛女》相伴的日子[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3.
[2]唐玲.论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音乐特色[J].戏剧之家，2011，（01）.
[3]勒波.浅析中国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民族化[J].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1）.
[4]印丹萍.古典芭蕾舞经典赏析――论西方芭蕾舞剧与中国民族芭蕾舞剧在看点上有何异同点[eB/oL].百度文库
三毛经典作品篇7
“天价毛衣”引发争议
2011年年底，关于爱马仕“天价毛衣”的图片流传甚广，一位网友给图片配上了一段话：“爱马仕最新时尚毛衣已上市，售价三万四千元。上中学时就穿过，没想到这么贵。感谢妈妈，好像曾经拥有过两件……现在看来，爱马仕与母亲的差距是：落后20年。”这段话在微博上得到了数万次的转发，在评论留言中，随处可见网友的赞叹、怀念以及调侃。
这款引发热议的纯手工制作的男士毛衣，官方名称叫“锚链花纹高领羊绒套衫”，整件毛衣拗满了链条形的花纹，加上一个高领，确实像极了几乎每个80后小时候都穿过的“妈妈牌”温暖毛衣。粉丝晓玲更是把图片拿给妈妈看，妈妈告诉她，“图案是老的，就是普通的8字针法。这种织法，就是常说的走麻花，只需要前四针和后四针交换顺序就行，然后按照自己喜欢的大小操作就行。”据了解，爱马仕复古毛衣推出后，网上迅疾推出织法视频和图案解析，仿制爱马仕毛衣，一时间成为众多织友的流行。
天价爱马仕毛衣究竟卖点何在?在新浪时尚发起的投票中，七成网友选择“logo至上”。其实不难理解，以爱马仕在奢侈品牌中的份量来权衡，看起来再普通的东西也会立马身价不凡。其次以选择“向80年代中国记忆集体致敬”居多，占投票总数的20％左右。当然，网上也有人对“爱马仕纯粹的中国80年代元素”发出质疑，质疑者称：在法国很多手工儿童毛衣的图样上，我们的元宝针、麻花针都有运用，可见这并不是中国人的独创，在大工业化尚未普及时，全人类对于粗棒毛衣的集体记忆应该是一致的。
而关于这件无论是花样还是款式上都向上世纪80年代手工毛衣看齐的爱马仕毛衣究竟算不算潮品，爱马仕的品牌设计师Veroniqueniehanian这么解释，“我不做时尚，我只做服装。这件毛衣设计虽然简单，但是重在舒服。比如看起来非常贴身，但是并不觉得紧绷。毛衣的工艺则是用细线先织成粗线，然后再用织好的粗线手工织成衣服。”设计师的话，正迎合了2011年爱马仕主题“当代手工艺大师”，这是爱马仕从1987年就开始的一个传统，每年的设计有一个主题，从地中海到巴黎到印度到舞蹈，毛衣的确是在向传统手工艺致敬，但致敬的不是中国元素，而是粗棒针织手工艺背后的情感。
坚持品味和工艺，让时间见证一切
天价毛衣的背后，是爱马仕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营业额依旧持续上涨的骄人战绩。爱马仕近日公布的财报显示，爱马仕2011年实现销售额28.4亿欧元(约合37.8亿美元)，同比增长18.3％，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幅达15.8％，创历史新高。其中，手表、皮具、丝巾、服饰和香水分别增长23.2％、11.9％、22.2％、29.3％和15.7％。爱马仕在美洲、亚洲和欧洲销售增幅分别达到18.3％、18％和17.1％。在亚洲地区，爱马仕在中国的销售增长36％，在日本的销售受去年3月发生的地震海啸影响也仅下滑了1％。爱马仕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托马斯表示，如果不是出现库存紧缺，集团去年销售额有可能突破30亿欧元(约40亿美元)。2012年，集团将放慢开店速度，重点是扩大生产，调整库存，销售额预计至少增长10％。爱马仕旗下产品价格去年保持稳定，今年则有可能上涨。
爱马仕为何会逆市上扬，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也许从爱马仕日前在巴黎举行2012年度主题发表会――时间的礼物(theGiftoftime)中，能找到些许答案。“时间的礼物”，撷取自哲学家巴罗特(adrienBarrot)的文字，从爱马仕创意总监pierrealexisDumas当晚发表的一席谈话，或许就能道尽2012年度主题的精髓：“在爱马仕，我们热爱时间，而时间也同样对我们涌泉以报，因此，2012年我们决定赞颂‘时间’。一如我们的工匠们深知，唯有时间，是造物的密方，它蕴含无形的能量，必需透过相当的体会方能察觉并珍惜。”
时间被认为无法掌控而流逝于无形，但对于用灵魂创造艺术、用细节铸造永恒的法国顶级手工艺品牌爱马仕来说，时间见证并成就了其卓越的品质和精湛的手工技艺。爱马仕成立于1837年，最早是以马具制造为主的家族企业，后发展成奢侈品制造商，尤其以皮具和丝巾闻名。让所有的产品至精至美、无可挑剔，是爱马仕的一贯宗旨。爱马仕拥有十几个系列的产品，包括皮具、箱包、丝巾、男女服装系列、香水、手表等，大多数都是手工精心制作的。爱马仕的粉丝Jane对其丝巾尤其情有独钟，“爱马仕的每一条丝巾都是经典之作，诞生前后需时都超过18个月，汇聚了精湛的工艺，有着独特的故事和典故。比如本季最新推出的夏季斜纹绸方巾，采用比传统90厘米斜纹真丝方巾更轻的材质，硕大但却如鸿毛般轻盈，有不可思议的垂感。”
保持经典和高质，将一流工艺的制作、耐久实用的性能与简洁大方和优雅精美相结合，爱马仕不但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被誉为能够让你拥有一生永不落伍的时尚之物。更有人称爱马仕的产品为思想深邃、品位高尚、内涵丰富、工艺精湛的艺术品。从不追赶时尚潮流的爱马仕，反倒成为时尚潮流的缔造者，而时间将见证其工艺、创意和设计的魅力。
相关链接：什么是高街品牌?
顾名思义，所谓“高街品牌”就是高端的街头品牌。所谓的高端是指国外大牌设计团队，严谨的选料过程和精细的工艺，加上成熟的终端营销模式和国际接轨的终端形象、陈列等。而“街”字。则是指低廉的价格，在街上撞衫的几率很高。
三毛经典作品篇8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文革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虽在80年代以否定文革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Literacy:whateveryamericanneedstoKnow.Boston:Houghtonmifflin，1987;andallanBloom，theClosingoftheamericanmind.newYork:Simon&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andCulturalRevolution.”newLiteraryHistory，Vol.27，no.4(1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文革中的实践，其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文革等运动，通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第三，红色经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Kang，aestheticsandmarxism.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2000，Chapter3，“HegemonyandCounterhegemony:nationalFormandSubjectiveFighting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转贴于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味的解读。(注：XudongZhang，“postmodernismand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thepresent，”inarifDirlikandXudongZhangeds，postmodernismandChina.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文革时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和扭曲。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文革中导致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三、经典的沉浮与再造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文革悲剧密切相关，当文革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文革中跟政府官僚一道成为斗争对象。文革之后，他们自然对文革深恶痛绝，成为否定文革的主力。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的种种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文革的憎恨，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当时中国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文革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英和中坚力量。
三毛经典作品篇9
2013年12月4日，卡地亚典藏环球之旅将迎来极为重要的一站——法国巴黎大皇宫。此次展览由大皇宫荣誉厅首席传承策展人劳伦·萨洛美策展，将以“卡地亚：风格史诗”为主题，通过解读卡地亚的传奇历史，展现丰富的艺术理念和变迁的时代品位。“卡地亚：风格史诗”是在刚刚修复的大皇宫荣誉厅内举行的首个展览，与这个高大宏伟的空间及其充满诗意的设计完美契合。此次展览也是卡地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展览，详尽展示了为卡地亚奠定地位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及创作过的所有类型作品，从加冕皇饰到最私人化的用具：化妆盒、烟盒和腕表——现代主义时期的三大经典象征。600余件珠宝、器物、钟表，与礼服、外套、配饰、家具、绘画、广告摄影、版画和时尚杂志一道向观众讲述艺术理念和时代品位。展览深溯品牌历史的每一步重要举措，透析卡地亚的每一次风格演变的根源。200多张手绘稿，无数的档案文件（存货簿、创意记录本、与和平街圣店相关的手绘稿、照片、石膏模型……），将观众带到了卡地亚作品幕后的故事。
全新展览为期三个半月，将一直延续到2014年2月16日。作为与这座城市血脉相连的殿堂级品牌，此次回归巴黎的展览无疑将成为卡地亚典藏环球之旅中的一座丰碑。
巴西球星neymarJR.任police全新代言人
DeRigoVisionSpa集团旗下police眼镜品牌请来巴西球星neymarJR.担任品牌2014年度代言人，全新系列广告大片由时尚摄影师JohnRankin负责拍摄。品牌此前的代言明星包括演员布鲁斯·威利斯、乔治·克鲁尼、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以及球星大卫·贝克汉姆。police品牌目前已进驻80个国家，其中大部分位于欧洲、亚洲和美洲。此次与neymarJR.的合作可谓应景之作，后者是巴西足球国家队的球星之一，而2014年世界杯正是在巴西举办。
prada进驻纽约DoverStreetmarket
DoverStreetmarket品牌集合店于2013年12月21日在纽约开张。位于七楼的意大利品牌prada占据特别一席之地：经营面积40平方米，采用别具特色的装潢设计，其布局将持续变化，以此展示品牌的全新创意。门店的墙面装潢将定期更换。现在的装潢其创意灵感来自2013年9月份举办的2014春夏prada女装时装秀所采用的“intheHeartofthemultitude”艺术项目。该店展示品牌精选的经典时装、鞋履和配饰，它们全是从品牌旗下的“经典之作”之中精挑细选出来。该系列将冠以“pradanewYorkDoverStreetmarket”标签。
书籍展览推荐“GildednewYork”
monacelli出版社的新书“GildednewYork”将带我们领略品味逝去的、属于镀金时代的故事——那正是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涌现了许多的新兴实业家，也加剧了财富的聚拢效应，也体现在房产的蓬勃生根。“GildednewYork”将通过旧照片来重现镀金时代上流社会那些富丽堂皇的府邸，包括astors，Vanderbilts以及Fricks等首富家族在那个时期犹如宫殿般磅礴美奂的庄园，以及让实业大亨们流连忘返的沙龙。对于身处纽约附近的朋友更为幸运的是，这些有着历史价值意义的旧照，在纽约市立博物馆亦会对外进行同期展览。
thewoolmarkCompany与paulSmith展开合作
近日，全球最具盛名的纺织纤维品牌thewoolmarkCompany与英国设计师paulSmith宣布，双方将开展深入合作。澳大利亚美丽诺羊毛将会在paulSmith2014春夏及2014/15秋冬London系列中一展风采。paulSmith更是担当起美丽诺羊毛形象大使，以表对国际羊毛局的鼎力支持，为两个流行季中联合品牌推广活动尽心尽力。国际羊毛局这次选择与paulSmith联袂走向全球，不仅是为了彰显paulSmith“个性主义”这一设计理念，同时也要提升美丽诺羊毛高端、创新和多用纤维的地位。
三毛经典作品篇10
丹麦王储妃成最时尚王室成员
世界上最时尚的皇室成员是谁？
是剑桥公爵夫人凯特？错！
2013年6月，在英国一家网站发起的“世界上最时尚的王室成员”评选中，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丹麦王储妃玛丽将剑桥公爵夫人挤到了第二位，成功当选“世界上最时尚的王室成员”。
丹麦王储妃玛丽有“欧洲时尚界风向标”的雅称，她的时尚品位无可挑剔地符合王室风范，她不但是各大媒体追拍的对象，还是欧美杂志各种时尚评选的“常胜将军”。
姣好的容貌配上时尚的装束、优雅的举止辅以甜美的微笑，这是丹麦王储妃玛丽赢得整个欧洲倾慕的法宝。然而，最令时装界称道的还是她常常身穿奥勒·林高和耶斯佩尔·霍夫林等丹麦设计师设计的本土服装，并不遗余力地巩固它们的时尚地位。
平民出身的玛丽对于本土品牌情有独钟，在一些正式场合和宴会上，经常能看到身着Bogelund-Jensen等丹麦品牌波点裙的玛丽王妃。
快时尚的鼻祖在中国连开124家店
全球公认的世界级快时尚巨头有三个，它们分别是西班牙inditex的ZaRa、日本迅销的优衣库和瑞典的H&m。在这三个巨头中，瑞典的H&m被视为快时尚的鼻祖。
H&m的现任老板斯特凡·佩尔森是瑞典排名第二的富豪。2013年的福布斯杂志估计，佩尔森的个人净资产已达280亿美元，并处于大幅增长的状态。福布斯认为，佩尔森的资产增长得益于其遍布全球的H&m专卖店。截至今年3月，H&m在中国44个城市开设了124间门店。
与ZaRa和优衣库的“精打细算”不同，H&m非常舍得在服装宣传方面花钱，各大时装周的秀场上，H&m丝毫不输香奈儿、阿玛尼等奢侈级别的品牌，都会举办自己的专场，邀请诸如世界时装界领军20年的香奈儿头牌设计师卡尔·拉格菲（KarlLagerfeld）、世界顶级设计师StellamcCartney、双人设计师组合Viktor&Rolf等跨界合作。
北欧高街品牌早已在全球遍地开花。著名华裔服装设计师Galo·孤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与意大利和法国的服装相比，北欧走的是休闲和优雅的风格路线，而非追求高贵奢华。北欧设计师的作品秉持着为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打造优质时尚生活的理念，很受年轻人欢迎。”
北欧设计师显然打动了世界消费者。2013年前5个月，丹麦时装出口总量上升了2.6%至16.4亿美元。丹麦三大服装集团公司绫致服装公司（Bestseller）、布兰德服装公司（BtX）和iCCompany服装公司占据了丹麦纺织服装业出口75%左右的份额，三大集团旗下共有40多个品牌，大多品牌都享誉全球。
丹麦时装与纺织品协会Ceo托马斯·克劳森（thomasKlausen）认为，这些充满正能量的数据应当归功于丹麦劳动力资源的弹性和丹麦政府的出口贷款政策支持。
珠宝和皮草的诱惑
除了时装出口的井喷式回弹，北欧还有两个被誉为“奢侈品塔尖”的强项：珠宝和皮草。
每年的哥本哈根时装周上，都会有珠宝和皮草展览，今年也不例外。展览中，老牌珠宝品牌pandora展示了公司巨大的珠宝出口实力；而一批新兴品牌，包括mariaBlack、monies和SophieBillieBrahe，也在积极谋求国际化之路。丹麦珠宝协会（DanishJewelryassociation）指出，丹麦珠宝在其国内的批发市场总价值已达1.47亿美元。
琳琅满目的珠宝似乎只有和皮草配在一起，才能相得益彰。据国际毛皮协会统计，北欧是全世界最大的水貂饲养大国，占58%左右。北欧貂皮和狐皮为毛皮中的极品，1954年，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北欧四国的毛皮饲养协商联合组成的国际市场开发和拓展机构北欧世家皮草，以SaGa作为北欧原产地优质毛皮的标志，只有毛皮最优良的貂皮或狐皮，才能附有“SaGaminK“或“SaGaFoX“的标签。
一直以来，皮草都是奢侈品的象征，其高昂的价格令许多消费者望“皮”兴叹。据中国皮革协会统计，2012年，我国皮草市场发展势头迅猛，年销量达174.02万件，增长率为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