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天际的女子篇1
【关键词】服饰变化角色心态个性解放因素
服饰是人类独有的生活技能和人类智慧的创造。它是各族人民生活内容、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外在反映，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服饰除了能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之外，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其产生及演变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中国漫长的历史来看，每次改朝换代以及每个政权建立，都带来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风俗的变化，而服饰变化则是社会风俗变化的最直接的反应。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由于西方风俗的传入和社会新思潮的兴起，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也带来了中国传统服装的大变革。
一、清末民初主要的服饰变化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的大变革与大发展，服饰变化随之而来。中国的服饰开始呈现多元化，男女服饰样式繁多，中西服装交相辉映，一时间百花齐放，在中国服饰史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1.男子服饰变化
（1）由薙发留辫到剪辫风潮。清军入关后，为迫使汉民服从其统治，强令成年男子一律改易满洲服饰，薙发留辫。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西俗缓慢进入中国。剪辫之风首先在留洋学生和中国外交官之中开始盛行。后来清末推行新政，通过了剪发议案，清廷被迫同意官民自由剪辫，但是，此时剪辫并没有推广开来，仅在拥护新政的各级官吏之中盛行。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号召全民剪发，激进的革命政府颁布剪发令，强制军民剪发。经过疾风暴雨的剪发风潮洗礼，国民逐渐接受了剪发辫留短发，民国后20年间，发辫逐渐在民众中绝迹。
（2）由长袍马褂向西装与中山装过度。清朝的男子服装一般是长袍和长衫，马褂穿在长袍外边，这样便于骑射。马褂又分为半袖、短袖和无袖几种，根据官品等级和家庭状况分不同的布料制成，等级最高的是黄马褂。与剪辫风潮同时而来的便是易服风潮。在近代西风东渐和中西文化碰撞、对比与筛选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服饰颜色单调晦暗，穿起来十分不便，而且给人一种老气横秋、缺乏朝气之感。随着人们的服饰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化，西装在这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最先着洋装的是开放地区如香港、上海、广州等地的买办商人。随后，留洋学生也开始着西装。维新变法、清末新政后，服饰上华夷大防的坚固防线被打破，西装大量进入人们的生活。以西装为底版改装的军服、警服、校服越来越多的在国内传播开来。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和学界青年称为服饰新潮的领军人物。中山装就是在这新旧服饰文化交替转型之际诞生的，它由孙中山先生依据中国人的生活特点以西服为底版改制的，孙中山不仅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移风易俗的倡导者和服饰改革家。
2.女子服饰变化
（1）女子剪发与卷发的流行。近代随着女子地位的提高，参加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传统的长发给她们的工作与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于是剪发之风兴起。妇女剪发始于民国初年，一开始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学生中比较流行，这也是她们愿意接受新事物，适应新形势，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到后来，女子剪发风气逐渐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一些时尚的女子出于对美的追求，开始模仿西方女子烫发，后来在上层妇女和交际女子中逐渐流行起来。
（2）新式旗袍、洋装与高跟鞋。清军入关后，满族妇女着旗装，汉族妇女着明装，满汉服饰杂糅。传统的旗袍风格不容易展现女性曲线美，民国后旗袍样式不断的改进：袖子从宽到窄，从长到短，从有到无；下摆也由长到短，然后又由短到长。同时，下摆开衩也成了旗袍显著的标志。这些变化，越来越符合现代的审美标准，使其日益成为上层女性中流行的服装。除了旗袍的流行，女性洋装也开始兴起，但西式服装“起始不过私娼所为，继则女学生亦纷纷效法”。[1]伴随洋装而来的就是增加女性修长与美感的高跟鞋，高跟鞋可与洋装或是新式旗袍搭配穿着，能更加突出女性美，为当时的上层妇女和贵族女学生所喜爱。它从兴起便一直流传不衰，更成为现代女子的必备法宝。
二、服饰变化的特点
1.等级观念渐弱而角色心态明显
（1）传统的封建社会，服饰起着“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非其人不得服其服”。这种服装的等级观念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辛亥革命前后的剪发易服风潮，冲击了等级式的服饰结构，人们的着装开始出现多样化。如机关教育界穿西服、制服，工商界及农村乡绅依旧穿长袍马褂，城市人与农村人在穿衣上有更大的不同，城市新潮女子穿旗袍、高跟鞋，农村女子多穿土布或洋布的便装。根据各自身份，按不同的角色来穿戴，成为清末民初服饰界的一大风景。这时人们的服饰心态由等级地位的代表转向社会角色的反映。在角色心态影响下，人们选择服装往往对号入座，一般不超越自己的类别，“间或时髦妆饰，多非笑之”。[2]
（2）随着西俗东渐与社会的变革，服饰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向现代文明趋近，例如打破了封建等级的服饰观念，但是人们心中存在已久的定制观念并没有消除。服饰角色化现象的出现就是这种定制观念的反映，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尽管政府不再规定，但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依然墨守陈规，一般不会僭越。究其实质，笔者认为这是长期以来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人们头脑中分类别分等级的观念依然很牢固。只有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平等观念进一步的传播才能够消除人们心中这种观念。
2.从保守到开放，更注重个性解放
（1）长久以来，服装一直被看作遮羞保暖御寒的工具，在制衣的时候，很少注重美感，加之礼教的束缚更不用说男子或女子本身的形体特征。清末民初，受新思潮的影响，人们思想观念逐渐文明开化，服饰开始产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逐渐开放和注重个性解放上。男子脱掉老气的长袍马褂，穿上笔挺的西装或制服。西服更能显示出男性的阳刚之美，意气风发，紧凑灵活；旗袍洋装则更好的勾勒出除了女性的自然美。
（2）尽管社会风气逐渐开放，服饰花样渐多，女性社会地位比以前有所提高，女性追逐时尚的现象很普遍，但是男尊女卑地位仍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许多妇女追求美丽的服饰，仍然是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观。另外，在对新潮服饰的追求中，一部分人开始变得崇洋，这存在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政治制度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辛亥革命理论和其推崇的社会制度模式都是直接源于欧美国家，效仿西方成为一时风气。当时，许多大城市兴起一股西化思潮，服饰崇洋风气便受到其推动。1912年初，民国政府制定新礼服方案，一些人倾向以西服为定式，这对服饰的趋洋风气不无推波助澜。[3]
三、引起服饰变革的多种因素
1.东西风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交融
（1）西俗东渐来势凶猛。由于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广泛社会影响，封建旧制度崩溃，西方思想大量传入，形成一股西学东渐的强劲势头，这股新思潮首先反映在文学界和思想界，后来逐步及于社会生活，最终，社会政治的大变革带来了西俗东渐与整个社会的文明开化。“西俗东渐”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着装观念与着装形式，使中国的传统服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个总体上由封闭转向开放的转折时期。清末民初这一时期中国服装由自成体系转向被国际时尚化所同化、由纵向的历史传承向对横向的外来时尚借鉴的分水岭。可以说，在这之前，中国人是从古人那里找衣服穿，服装上“求同、求弱、求禁”的特点比较突出，而这以后，中国服装开始与西方趋近，迈出了走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
（2）“中庸之道”根深蒂固。前面说过，中国的服饰观念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由等级观念向角色观念转化，人们选择服装对号入座，一般不会“乱穿衣”。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上述封建等级观念的残留以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国人心中存在的处世的“中庸之道”，既不落后也不冒尖。剪辫风潮盛行时，有些人就随大流的剪发，复辟势力来了又买假发戴。西装开始流传了，一部分人看别人穿了自己也会去穿等，这些例子统统反映出国人追求服装的雷同性而不愿意标新立异。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审美的滞后性，以及小农文化重经验、轻革新的惰性在服饰上的体现。
2.政治变革的推动
（1）清末新政的推动。清末推行新政，立宪已大背祖宗之法，剪发则更不值得大惊小怪，并且成为推行新政所必须。一些开明官吏、外事大臣等纷纷剪辫。同时各大报纸呼吁剪发之声日益高涨，并指出留辫的种种弊端，号召“免豚尾之讪笑，导文明之先机”[4]在服饰上，新政推行者肯定正朔服色与西国一致，不仅可以定民志，而且可以促邦交，故而主张服色革新。1903年，《天津日日新闻》发表《论断发易服之大利益》，公开肯定支持剪发易服。可以说清末新政的推行，直接促进了服饰的近代化。
（2）革命的涌动。清末，许多在国外参加革命党的学生毅然断发易服，以示同满清政府决裂和帝制的决心。辛亥革命爆发，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表示，革命“一俟成功，全体军民一律剪发。已饬府中各部办事人员一律剪发，否则不认为同胞，并先行将烦恼丝一并剪去，以为各部表率”。[5]这一时期，剪发与否被直接的看作是否同意革命的标志，剪发与蓄发的斗争由此开始，上演了一幕幕由头发引起的血案。
3.禁锢思想的解放，各种思潮的碰撞
清末民初是妇女解放运动高涨的一个新时期，天足运动，天乳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思潮的发展，为女性追求自由与美丽提供了新的平台，减少了羁绊。天足运动极大的冲击了扭曲的封建礼教和自私的男性审美观念，使女性的脚得以解放，不但方便了劳作，也大大促进了制鞋业的发展。天乳运动则使更多的女性挣脱世俗偏见的束缚，转而关注自身，追求身体的自然美，同时，也直接带动了女性内衣、泳衣等的广泛传播。西方文明思想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与自由，改变服饰是他们行动的第一步，也是思想转变的外在表现。
参考文献：
[1]粤女学生怪装[n].大公报，1913-6-15.
[2]丁世良，赵放.全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m].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3]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放逐天际的女子篇2
关键词：新女性女性解放反思
如果社会、历史、时代没有为女性提供解放的环境、条件，女性依旧固守着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为其“量身定做”的角色地位，恪守着各色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做着旧家庭中婉顺的女儿、妻子、母亲，诚然可悲；然而现实是，与旧式女子相同，觉醒的新式女性在解放的过程当中依然难以避免其悲剧命运的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激荡下，女性问题广受关注，女性的女奴似的命运在人的解放、女性解放推动之下获得了巨大改观，这是值得女性骄傲的。但实际上，经过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反封建反传统思想革命的冲击，“包括封建女教在内的封建纲常礼法并没有根除”[1]，因袭重负下的女性悲剧还在不断地上演，大部分女性的命运仍旧掌控在父与夫的权柄下，三从四德、贞节守礼的贞操观念等社会思维与行为模式依然野蛮地践踏着女性的人格、尊严。在女性解放的现代意识外套下，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物、玩意儿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新女性被社会上的男子以“自由爱情”的名义玩弄、亵渎、轻薄的现象屡见不鲜。
“五四”女作家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女性解放过程中女性的真实的生存处境，无论是凌淑华、石评梅、庐隐、白薇还是袁昌英，她们通过自己的文学写作，真实地展现了女性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处境。以对女性在爱情、婚姻生活当中的真实处境的还原，这些敏锐的女作家在用文学创作呼应女性解放运动的同时，也及时地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女性解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1924年身为学生的凌淑华以白话执笔为文，在《晨报》副刊上，以瑞唐为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此时距离“五四运动”刚刚五年，各种新变革、运动包括女性解放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凌淑华却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新旧女性在解放过程中悲剧命运的不可逆转。借助三个新旧女性的爱情、婚姻现实，凌淑华对当时的女性解放发出了警示并进行了反思。小说中的婉兰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父母为其择定了丈夫，虽然自己不甚满意，身边“讲平等自由”的新女性——“表姐”也极力劝其趁早摆脱这种不自由的、将会“失掉自己一生的快乐”的包办婚姻，然而婉兰最终顺从了父母。正是“父母之命不可违”的传统观念以及“人生死活都是刹那间事，何苦认真”的悲观意识让这个新时代的女性，正如她的三姨娘一样，陷入了一夫多妻制的旧式婚姻生活而不能自拔，葬送了一生的幸福，只能自嗟自叹身为女人的不幸与凄苦。而那位曾经“讲平等自由”的新女性——表姐，她的命运更是悲惨：因为追求男女平等，其交际不顾忌男女范围，无意间成为男子竞相交际的对象，与不同男子的交际最终引起男子相互间的嫉妒，招致外界的流言蜚语，自己一气成病，丧失了生命。细究一下我们便可明白作者的意思，那就是新女性往往成了“平等自由”“自由恋爱”招牌底下男子的追逐物，她们只是男性捕猎的目标。而就新女性自身的思想意识来说，其自由交际的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对女性解放的片面理解。
以“自由恋爱”为招牌，男子猎艳似地追求、捕捉着刚刚挣脱家庭牢笼的五四青春女性。而很多男子早已经是“使君已有妇”，他们有的隐瞒了已婚的事实，以自由恋爱的名义欺骗、玩弄女性，满足自己兽性的欲望；有的则以人的解放、反包办婚姻为由，与新式的女子发生了恋爱而要抛弃家中旧式的妻子。面对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悲惨遭遇，石评梅在其小说《弃妇》中就针对“五四”时期铺天盖地的“自由爱情”对男子进行了讨伐，表同情于可怜的女子：“旧式婚姻的遗毒，几乎我们都是身受的。多少男子都弃了自己家里的妻子，向外边饿鸦似的，猎捉女性。自由恋爱的招牌底，有多少可怜的怨女弃妇践踏着！同时受骗当妾的女士也增加了不少……”[2]
庐隐也曾在其小说中不时叹息有子的事实，同新女性佩贞恋爱结合，最后因为经济拮据，将佩贞和孩子送回家乡与不曾离家的前妻同住。[
。[6]20世纪50年代，已经定居海外的张爱玲也曾针对20年代的女性解放特别是“自由爱情”进行了反思，创作了短篇小说《五四遗事》，用极具讽刺意味的笔调再现了当时男女青年的爱情结局：罗文涛几经恋爱、结婚、离婚，最终落得个“三美团圆”，和罗因自由恋爱而结婚的新女性密斯范在现实的压力面前也只好妥协，同意丈夫将其两位前任夫人接回家。所谓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结局还是复归到“一夫多妻”式的封建婚姻当中。[7]
对于“五四”时期的大批“娜拉的出走”，始终关注女性解放的鲁迅较早地觉察到了女性将要面临的现实，他告诫人们，尤其是当时“新式的女子”：“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8]正如鲁迅所言，满怀激情出走的五四女儿们一出封建的樊笼，便经受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侵扰，遇到了“鹰”“猫”之类的追逐和猎捕，一旦辨识不清，一些女性便走着“花瓶时代的红运”[9]，成为新式男子、公子哥们的玩意；一部分女性误入了所谓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牢笼，甚至是旧式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将自身解放终结于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失却了出走时的斗志和激情……对于女性的凄凉命运，鲁迅更是一针见血地说道：“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变了，其实还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人。”[10]无论是“五四”女作家还是当时的男作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女性在过渡时代的遭遇，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展现女性解放过程中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试图借助文学舆论引起民众的关注和警觉；然而作为过渡时代的牺牲者，作家和其笔下的主人公们都无法改变历史，也无力改变女性的生存境遇，不禁让人感叹：女儿身世太凄凉。
注释：
[1]《鲁迅与易卜生》，见李春林主编：《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3页。
[2]石评梅：《弃妇》，《石评梅作品集》（诗歌、小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放逐天际的女子篇3
上月11日，危地马拉警方和政府官员奇袭了“卡萨基维拉儿童之家”，在里面发现了46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婴儿。当地警方对该收养所提起了诉讼，认为他们未能提供相应的收养文书。但更糟糕的是，当地官员表示，这个收养所正在接受调查，因为这些襁褓中的婴儿很可能是通过非法途径买来的。
霎时间，此次搜捕的新闻占据了危地马拉各媒体报道的头版头条，甚至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也被挤出头版。
近日，已经失踪了很久的“卡萨基维拉儿童之家”的负责人，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克利福德・菲利普斯和他危地马拉的妻子桑德拉・冈萨雷斯却露了面，他们坚持说自己是危地马拉反对国际收养风潮的受害者。菲利普斯说，媒体和司法界对他们的控诉是非常不公平的。必须要停止，而他自己即使被判有罪，日后也会证明他是“清白的”。事实上，经过调查，“卡萨基维拉儿童之家”中有两个孩子的收养确实是合法的，但在其余的孩子中却有九个已经患上了肺病和其他疾病而需要送院医治。
危地马拉媒体的报道新闻引起了26岁的危地马拉妇女安娜・埃斯科巴尔的关注。去年春天，埃斯科巴尔被一伙武装分子挟持在自家鞋店的储藏室里，而她仅6岁大的女儿被两个女人当面“偷走”。埃斯科巴尔看到消息后，立即从家乡赶到安提瓜岛。想要辨认一下这46个婴儿当中有没有她的女儿。面对媒体，悲伤的埃斯科巴尔举着女儿的照片控诉道：“我们不是被卖来卖去的动物。”
事实上，这些天来，越来越多危地马拉的母亲和来自美国的养母们正在经历着同埃斯科巴尔一样的感受。这些事实反映了危地马拉越来越频繁的黑社会贸易，而这些贸易总额高达数百万美元。危地马拉畸形的“收养经济”由私人律师和公证人进行管理。充满了腐败行为，他们伪造收养文书，贿赂同意收养孩子的妇女，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还会从医院和母亲手里窃取新生婴儿。
究其原因，危地马拉的婴儿倒卖潮的动力来自于美国的巨大市场需求。在美国，婴儿的收养问题一直是政府的梦魇。随着来自偏远地区供收养的婴儿数量越来越少，危地马拉逐渐成为美国夫妇收养孩子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危地马拉拥有全球最高的儿童被收养率，在这个人口只有1300万的国家中，每100个儿童中就有1个被外国人收养。仅仅在去年，危地马拉就有5000名婴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平均每天的收养数量达到14个，而这5000个婴儿中有95％到了美国。而从1990年起，总共已经有超过25000名危地马拉血统的孩子被美国家庭收养。
一对美国夫妇花费了两年时间和5万美元的“高价”收养了他们的危地马拉血统的女儿艾拉。收养不久之后他们却发现，他们女儿的生母是个不折不扣的“生产工具”，这个危地马拉母亲将她八个孩子的大部分都卖给了别人。艾拉的养父气愤地说：“太肮脏了，就好像我们被卷进了孩子交易一样。”
其实，国际收养的热潮使得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女性铤而走险，成为了生育工具。“代孕”也逐渐成为国际上流行的婴儿交易。无论是欧洲的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的贫困国家，无论是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妇女还是拥有高学历高智商的年轻女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与到“代孕”这种婴儿交易中来。她们所获得的报酬相当可观，却也同时带来很多的问题。曾经有一对来自西欧的夫妇，因为离婚而拒绝来领养已经出生的孩子。还有一个代孕母亲替客户产下了3个孩子，可是客户坚持要根据合同只领取一个，而把另外两个孩子留给了孩子的生母。迫于无奈，孩子被送入孤儿院或是受到其他方式的“处理”。
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特别是危地马拉黑暗的收养交易的报道逐渐浮出水面，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关注国际收养的问题。以危地马拉为例。今年3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不再鼓励美国人从危地马拉领养小孩。另外，美国方面近期宣布将对申请移民的危地马拉儿童进行两项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查，以确定送养妇女是否为儿童的亲生母亲。
放逐天际的女子篇4
我是一位因心理疾病而辍学在家的女孩子。我出生在农村，没有心理学知识，爸妈文化低，想请您帮助找位心理医生。我读高一时，不适应学校环境，害怕别人看自己，尤其是总觉得男生注意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最终，我流着泪，含着苦楚退学了。
退学后，我以为少见人精神会放松，哪知越陷越深，最后发展到无论见到谁都害怕。看电视不能与家人一起看，吃饭也不能同桌吃，老是觉得自己的眼睛"瞟"着别人，总怀疑别人在注意自己。不知道从哪天起，我逐渐地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因为我不敢想象明天会是怎样。
--一个有求于您的女孩
求助的女孩：
编辑部转来你的求助信。"见字如见人"，透过工整的字迹，我可以猜想到你曾经是一位不错的女孩。从信中反映的情况来看，你可能是得了社交恐怖症中的一种--异性恐怖症，它是一种轻型精神疾病或称心理障碍，但不属于精神病的范畴，所以你不要过于悲观。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的各个阶段，如上学、工作、就业、恋爱等方面都可能遇到心理问题，不必过于介意。
异性恐怖症常在性成熟期前，约14～17岁年龄段的女孩身上发生。青春的萌动易使她们潜意识中对异性产生"好感"。性格内向、疑心重、胆小、怕羞、争强好胜的女孩子，更容易产生别人在注意自己的错觉，表现为与男孩子说话害羞、紧张，甚至是像你一样出现逃避行为，陷入了"精神紧张害怕越紧张越害怕"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
追其缘由，有专家认为异性恐怖症是青少年时期性心理冲突所引起的。青春期的女孩对异性十分敏感，但又害怕有关性的妄想等问题，害怕这会影响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从而极度压抑自己趋于成熟的性本能，使心理负担日趋沉重。其实，真正引起恐怖的"祸首"倒不是异性，而是自己的性妄念(不正当或不实际的念头)。尤其是从来没有接受过性教育的女孩，一旦出现性妄念就不知所措。往往会陷入理性与本能、性妄念与性禁忌的矛盾漩涡中不能自拔。这种心理冲突超过一定极限时，就可能产生对异性的恐惧。这种病态的胆怯，包括害怕男同学接近自己、害怕男性凝视，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折磨。这种倒错心理可以首先从视线中表露出来，害怕别人注意自己、害怕见人、总觉得眼睛在‘瞟‘向别人。
了解女性心身发育的有关性知识，是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的重要环节。它可变误解为理解，变神秘为平淡，放松心情，让女性学会正确对待自己生理和情感需要，减少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怎样摆脱异性恐怖症呢？建议你学习以下行为矫正治疗方法。
首先，应在正确认识疾病、认识自我的基础上，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消除自卑、完善个性，凡事不必或不应求全责备；要经常暗示自己只不过是集体中的一员，从过多顾忌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
其次，掌握社交技巧，克服社交困难，多参加集体活动，在人际交流中减少羞怯和恐惧，使自己乐观、开朗起来。
第三，在心理医生指导下进行系统脱敏疗法，试着逐渐地与人接触，锻炼自己。可以每天规定自己与家人或邻居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以后逐渐增加接触的次数和时间，直到与陌生人接触完全不恐怖为止。
第四，坐在软椅上，双手放在扶手上，使身体处于舒适的，借用生物反馈仪或音乐治疗仪进行放松训练，每次30分钟。
放逐天际的女子篇5
我不知道原子笔为什么会决定去流浪，此刻它正躺在教室角落的桌脚下面。不过我知道，它既然做了这样一个决定，肯定鼓足了很大的勇气。我曾经也是鼓足勇气把它介绍给一个女孩。它刚开始倒不是很情愿，然后我就对它说，那是一个百分百的女孩，或许有可能爱上你，即使这个可能像千分之一那样微乎其微。
流浪的原子笔，失魂落魄地躺在教室角落的桌脚下面。我看不到它的眉眼，却还要体会它的哀伤。它也开始唉声叹气。但是它曾经是一个多乐观积极的小伙子呀，但是现在却要成为一支被抛弃的原子笔。它说它从来没有做错什么，却每每都要被主人遗弃。我问我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这么做，并且乐此不疲。我不能理直气壮地去回答，因为我也是其中之一。
那个百分百的女孩，丢弃了我送给她的原子笔。我想象不出她此刻的心情，快活或者悲伤。但流浪的原子笔肯定是悲伤的，或者说是彻头彻尾的绝望。它已经下定决心了要去流浪，毕竟我欺骗了它。那不是它要的百分百女孩。百分八十五，百分五十，又或者加不上百分号。
我想象那个女孩的模样，她在阳光下笑得灿烂，她的长发在微风中飘扬。她是我心中的百分百女孩吗？如果我没有欺骗原子笔，那么就一定是欺骗了自己。我都干了些什么样的好事。把自己最形影不离的朋友送给了自认为百分百的女孩，可能实际上这个女孩连百分五十都不到。
但是原子笔已经被抛弃了，像扔掉垃圾一样理所当然而又不经意。我是否该憎恨那个女孩，至少她不该背离我的朋友，但是我只允许自己的内心装着愧疚。我可以对着每一个人说不喜欢，讨厌。可那却是我心中的百分百女孩。既然是这样，那么她就不会无缘无故地抛弃原子笔。
“那么，原子笔，我的朋友。是不是你做了些什么事让她生气了？这可不行，一定不能让百分百的女孩生气。”我对着原子笔说。
“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呀。”原子笔悲伤而又委屈。
“那么她是否跟你说过什么话。”
“有的，她说如果笔尖没有温度，内心就会感觉很冷。”
我开始不懂得百分百女孩。如果笔尖有了温度，那么人岂不是会变得浮躁？我曾经听人说过，出生的季节会影响一个人对冷热感知的喜好。我的生日在圣诞节之后的第二天，所以我也就注定了要和夏天格格不入。我喜欢的是冰冷的空气还有刺骨的寒风。但百分百女孩不一定会喜欢，就好像即使我喜欢她，她却不一定非要喜欢我不可。
我一直以为，只要我们不在悲伤处说再见，不在快乐的时候道别，这样就可以过得幸福。但是原子笔已经决定流浪了。流浪它的人是我心中的百分百女孩。它流浪的地方是这间教室或者这栋楼或者这个学校或者这个国度或者整个世界。
百分百女孩可能不会在意，因为那只是一支笔尖没有温度的原子笔。普通而且平凡得让人都觉得有点讨厌。所以她要毫无怜悯地舍弃，她要让自己深恶痛绝。我记不清百分百女孩的样子，因为我忘记在什么时候见过她，或许我还请她喝了珍珠奶茶，又或许她还很客气地跟我说了声谢谢。但不知是时间地点出了问题，还是奶茶的味道不对。百分百女孩走了，我既没能握住时间，也没能握住她离开时的手。
我心中的百分百女孩，终究还是要离我越来越远，她一定要让我再看不清她的身影。她的白色的发卡和白色的发带。它们可以永远的光鲜亮丽，因为它们的主人是一个百分百的女孩。但是它们还是注定了要被遗弃，因为百分百女孩不喜欢没有温度的冰冷的东西。
应该还会有一场对话的，在我与百分百女孩之间。因为故事不会那么简单地结束，它至少需要一个完整的结局。或许我还可以听到百分百女孩的一声叹息：多好的原子笔呀，只是笔尖缺乏了温度。我却只能握住自己的手心，体会那残留的温度。
“笔尖没有温度的原子笔，你是否已经抛弃了它。我在教室角落的桌脚见过它，它悲伤地说，要在这个世界上流浪。”我看着百分百女孩的眼睛。
“它注定了要去流浪，因为这就是原子笔的命运。”百分百女孩的眼睛回答我。
“那么是你放逐了它，还是它放逐了自己。”
放逐天际的女子篇6
ZhaoLing
（Baoji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s，Baoji721013，China）
摘要:双语现象或多语现象是指在同一个社会中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语言，亦即是指个人或群体能够并且经常使用至少两种语言进行交流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民族接触、语言接触带来的直接结果。但这种现象对于地处中国大陆内地的陕西省宝鸡市来说是几乎没有的，而双方言现象和多方言现象却普遍存在。
abstract:Bilingualormultilingualphenomenonisthattherearetwoormoreofthenationallanguageinasociety,alsoisanphenomenonthattheindividualsorgroupsoftenuseatleasttwolanguagestocommunicate.thisphenomenonisadirectresultofthenationalexposureandlanguagecontact.thephenomenonalmostdoesnotexistinBaojiCityofShaanxiprovincewhichlocatedinmainlandChina,butthephenomenonoftwodialectsandmultipledialectsisubiquitous.
关键词：双语现象多语现象双方言现象多方言现象
Keywords:bilingualism；multi-lingualphenomenon；thetwosidesmadephenomenon；manydialects
中图分类号：H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9-0315-02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言对于社会全体成员来说是统一的、共同的。但语言在人们的使用中可有不同的变异、不同的风格。“双方言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指同一民族语言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言或全民共同语与地方方言同时使用的一种语言现象[1]。
位居于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市，渭河由西向东穿城而过，北边的黄土高原和南边的秦岭山脉使这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盆地，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民风淳朴，从远古时期这里就是华夏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炎帝神农在这里教民稼穑。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生存条件，使宝鸡自古以来就成为多民族的聚居之地。历史上，天灾人祸使人口变动异常，尤其是抗战时期，外省人口大量流入这个安宁之地。解放后，随着我们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跟随工厂一起搬迁至宝鸡的南方人也有不少。近年来，又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宝鸡这个交通枢纽地区也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逐渐发展成了东西南北商品交流的集散地，跟随着商品的流通，又涌入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2004年宝鸡市通过国家卫生城市鉴定，2008年，宝鸡市又被国家命名为最佳人居环境城市，宝鸡商品房的优惠政策也吸引了很多外地居民。现今在宝鸡市境内，由河南、山东、四川、甘肃甚至江苏、上海等外地移民就有不少。因此，在宝鸡市与人交谈，往往就能听到河南方言、山东方言、四川方言、甘肃方言、江浙方言等等以及普通话的交替使用现象。
宝鸡话是当地固有的一种方言，该方言分布在全市境内，河南话、山东话、四川话、甘肃话、江浙话等主要存在于移居宝鸡的河南、山东、四川、甘肃、江浙籍人口中，而普通话则主要是宣传语言和教育语言，存在于教育活动或一些正式场合及生活在城镇的很少一部分外来干部及知识分子中间。为了了解宝鸡市的语言使用情况，我专程对一些不同语言的使用做了调查。
刘某，男，现年70岁，籍贯山东。宝鸡某国营企业退休职工。其妻王某，67岁，山东籍老乡，无业。刘某从部队转业被安排在宝鸡工作，一大批工友都是他的老乡，工作中的交流语言都是山东话，但是他生活在陕西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也学会了宝鸡话，他有三个女儿，从小出生在宝鸡，在学校学会了说普通话，在家里跟随父母说山东话，他们也都会说宝鸡话。大女婿是宝鸡本地人，二女婿是河南籍，三女婿是山东籍，走进刘家，感受到的是山东人的豪放、耿直。在和我的交谈中，他一直使用宝鸡话，当我问到他们平常的人际交往中语言使用情况时，他自豪地向我做了详细介绍。他们家的孩子语言表现能力都极强，语言使用的频道转换速度都很快，虽然山东话发音不够标准甚至极不标准，但第三代当与他们的祖父母等会话时用山东腔，与小朋友玩耍时，也是因人而异，碰到山东籍的小朋友用山东话，河南籍的小朋友用河南话，与本地小朋友又用宝鸡话。讲完这些情况后，他还介绍了他的同事其他山东籍居民的语言使用情况，特点大致和他们家是一样的，只不过因家庭成员构成不同而稍有差别。周某，52岁，祖籍河南，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黄河泛滥，年幼的父母跟随祖父母逃难至陕西宝鸡，两家人都居住在渭河滩的简易窝棚里以乞讨和拾荒为生，是因逃难而聚居于渭河滩的河南籍贫民。因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不同，周围本地原住民很少与他们通婚、往来，使得河南人相对比较封闭，由于弱势群体自我防卫意识的提高，他们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语言、风俗带有浓厚的河南风味。惺惺相惜，成年后的父母结婚生子，逐渐地用劳动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解放后，随着棚户区的改造他们被宝鸡市接纳住进了工房，直到今天，儿女们都成长为有一定地位的国家公务员，家家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过去，他们的交流语言都使用河南方言。因为他们是河南籍，在他们家庭内交流不存在方言现象，上下三代人交谈也都是河南方言，且很纯正。虽然周某出生在宝鸡，他本人又是教师，由于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他的普通话水平相当出色。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儿子23岁，上大学）在语言使用上除了河南方言外也能用普通话和宝鸡话熟练地与外人交谈。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人际交流日益频繁、活跃，现在的宝鸡市，尤其是年轻一代走出了过去封闭的环境，在语言使用上已经相当灵活自由，能够同时运用河南话、宝鸡话甚至普通话与不同的对象进行交流。
李某，35岁，上海籍。五十年代父母亲随着搬迁至宝鸡的大工厂从上海迁居于此，她和姐姐都出生在宝鸡，可以说是宝鸡人。但在他的家庭里，父母子女之间交流都用上海话，我们这些外人一句都听不懂。因为随着工厂一起来的江浙人不少，所以在他们的居住圈里有很多说江浙话的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江浙话的势力范围。姐姐后来回了上海发展，他则留在了宝鸡，娶妻宝鸡当地人。现在，在他的家庭里面，当他与父母交流时用上海话，与妻子交流时用宝鸡话，与女儿交流时用普通话。时间长了，孩子和妻子都能听懂上海话，但就是不会说上海话。她的父母与儿媳及孙女之间交流时都使用普通话，反之也是。李某两口子交流时却是使用宝鸡话，因为他们两人从小到大都是同学，上学时就经常使用宝鸡方言交流。一个家庭三种方言之间的转换非常自如，习以为常，没有丝毫别扭之处。
赵某，29岁，宝鸡本地人，经营小商品批发，其父母均为宝鸡当地郊区农民，其妻王某26岁，四川人，与其同业，儿子三岁。在他的家庭中也是普通话与宝鸡方言并存，赵某及其儿子操着一口带有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其父母则是地道的宝鸡方言，其妻子操着一口四川风味的普通话，赵某与其父母交流时是当地方言，与其妻儿交流时就是醋溜普通话，其妻只有在与四川老家通话时以及与四川老乡交流时是地道的四川方言，其它时间与人交流都是“川普”，甚至她还在努力学习宝鸡方言，用她认为的宝鸡话来与公婆交流。这样的语言交流在他们家庭中不存在任何困难，对外交流也是如此。
通过对这几个家庭运用语言状况的了解，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就是人们运用语言的状况与年龄、性别及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等有极大的关系。年龄越大或者年龄越小（未到学龄）的人对自己固有语言运用熟练，而对第二语言的掌握比较困难甚至不懂，这与活动范围和受教育的程度有关；性别上女性掌握语言的情况不如男性，这是男权社会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行为观念造成的。长期以来，男性为了更好地生存、生活，他们常常需要走出家门，与外面世界的各种人流来往，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学会其它语言。女性除了从事家庭生产外，还得哺育小孩，操持家务，不可能有很多的时间外出，与外人交往的机会较男性少的多。这样他们就无必要学会其它语言，这种情况在中老年妇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中青年及青少年之间差异缩小，原因是因为我国近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她们也与同年龄的男性一样走出了家门，有了更广阔的谋生之路，于是多数女性也掌握了生存必须的其它方言。
在我国长期的农业社会生活中，封建家长制的烙印仍时时影响着人们，表现在语言的掌握和使用上，就是处于家长地位的人们对母语方言的极力维护，如刘某的家庭，虽然作为母语方言的山东话，其使用范围在这里正在逐渐萎缩，实际功能也正在逐渐减弱，但处于对母语的极力维护，虽然无法要求来自非本籍贯的女婿学说山东话，但仍坚持使用，使他们至少学会听，其中两个女婿就是只会听但不会说的，而老夫妻俩交流时，却用山东话，与他三个女儿说话时也用山东话，但与第三代交流时就使用普通话，这很能说明问题。
我曾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至今记忆犹新。说的是一个大学生放假回家，有乡邻问：“你啥时候回来的？”他用普通话回答：“我昨晚回来的。”乡邻大吃一惊：“你坐啥碗回来的？”他这才醒悟过来，在家与人交谈是不能用普通话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上世纪中叶人们梦中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经成为过去。基础教育的飞速发展，电视的普及，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的使用，使人际交流和联系更为方便、及时、频繁。人们真正地体会到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实际意义。社会、文化、交通的变革，真正应验了明朝音韵学家陈第提出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革，言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观点。在语言使用方面，一改过去区域语言多年变化不大的状况。语言的使用也逐渐走向大融合，强势语言走向普及。在我国，由于推广使用普通话，表现在我市上述四个特殊家庭的人们在语言使用时，不再固守各自独有的方言，而在不断吸收别的语言、方言的词汇、语音和语法。现在的年轻一代在语言交际中，真正纯粹的宝鸡话、山东话、河南话几乎不存在，表现出来的是带有普通话特点的语言。如宝鸡方言对“父亲”的称谓“爹”已经基本没有了，而被普通话中的“爸”代替，称“母亲”为“niá”的也已经消失。人们交谈时虽然仍有山东腔、河南腔、南方腔之分，但很大程度上，交际不象过去那样用原味的河南方言、山东方言或宝鸡方言交谈难懂。
现代社会发展对人们使用普通话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语言习惯因素及第一语言的干扰、影响，有时也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宝鸡市利用这两年在应对国家二类城市语言文字达标检测中也做了大量的推普工作，公共场所及工作环境提倡使用国家规定的普通话，再加上电脑的普及，由于微机使用中智能aBC中文输入是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但在输入汉字时，往往由于普通话不标准，在拼音时就用带有本方言的发音而始终把有些汉字找不出来的情况时有发生。因而，推广使用普通话在现代社会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就对我们教育工作者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培养新时期适用的高素质人才，我们从小就要抓好推广普通话工作，在教学中力求使我们的学生普通话达到标准，另一方面国际交流日趋频繁，使学生掌握更多的语言也成为必要。会说母语方言是一种本能，还会说母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才是本领。所以，我们的教学工作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努力让语言这个工具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放逐天际的女子篇7
[关键词]《最好的时光》；侯孝贤；文化反思；艺术性；观赏性
谈及一部影视作品的成功与否，我们往住不自觉的将观赏性置于一种逻辑在先的位置。这其中当然有影视作品自身艺术特性的要求，观赏性强不强、能否迅速而有力的占有受众市场，诚然也是影视评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侯孝贤近几年的作品中，《最好的时光》无疑是一部充满文化反思意味而不是很有“观赏性”的独特个案。它的成功，再次提醒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下影视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两维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许，对于类似《最好的时光》这样的作品，我们恐怕必须要换一种“看”的思路，或者说更应该发掘“观赏”一词中“赏”的层面。因为这类带有文化反思意味的作品光有“观”显然是不够的。
一、一种价值观演变史的反思
任何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最直接的反映可能都会是：它说的到底是什么?
三个时代断面――1966、1911、2005，三个故事――恋爱梦、自由梦和青，相近的故事情节――三对青年男女(均由张震、舒淇饰演)的情感离合。三对主人公的名字在三个故事中显然是逐渐被模糊化的，阿震、秀美――书生、艺旦姐――酒吧女、青年男子。名字不过一种符号，三个故事所展示的实际可以说正是不同历史时代青年们主导生活面相的一个浓缩。在这三个不同的历史年代中，60年代的一代(或可称之为前当代)追求爱情，世纪初的一代追求自由(男性追求政治自由、女性追求人身自由)，而当代的一代追求什么呢?吸毒、同性恋、……当代青年对青春的体验?
裴多菲的诗，告诉世人的是一种“生命――爱情――自由”逐步递进的价值理念，而这一逐步递进的价值观在影片中的中国，却是自“世纪初――前当代――当代”的历史演进中呈现出了一种倒转过来的序列：世纪初的青年讲自由，前当代的青年讲爱情，而当代的青年则似乎只剩下了对肉体生命的依恋、沉迷。这种人生价值含量的递减，恰恰展示了一种社会现实：青年――最富时代创造力的人群，他们价值观的日益滑落和生命热情的衰减或萎缩。尽管我们说，影片对当代青年的刻画不乏过于冷峭了些，但未必不说明当下时代潜藏着的某些问题。
第二个故事中曾出现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很显然，这种对往事的追怀与哀思也正是笼罩全片的题旨所在。那么，当“最好的时光”正一天天离我们而远去的时候，我们难道不需要对此有所警醒和反思吗?其实，片名中的“最好”一词本身就已作出了一种思考的提示。
二、反常的叙事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三个故事的历史年代，并没有按照通常的时间顺序排列，而是先60年代，再世纪初，再当代，有些类似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的论述格局。
三个故事讲的都是与男女爱情或情爱有关的，尽管第二幕讲的是一个世纪初的新派知识分子和歌女，而第三个故事展示的更是一个女同志与异性的迷乱。就此表现题材而言，第一幕无疑是最唯美的。画面很干净，干净的只剩下男女主人公最后离别前的拉拉手而已。导演或许也是按照自己最钟情的方式来处理的，所以，即便是拉拉手，也是漫溢着浓浓的爱意。但是，如果联系第二幕表现的传统青年男女的隐蔽性或私密性，以及第三幕表现的当代青年男女的狂野和放任。那么，第一幕中的爱情表达方式恰可视为传统和当下情爱表达方式的过渡状态。再联系第一幕镜头处理的场景――远在五四之后数十年的一个撞球厅，那么这实际上也就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虽始于世纪初，但其真正的转变却是在数十年的历史流程中逐步展开的。由此，一种打破常规历史线索来设置叙事方式的形式本身，实际上既指出了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方向，也道出了这种转变中的隐忧。
三、语言的演变与文化的变革
影片的三个故事中，分别运用了三种具有时代表现性的人际交流工具。作为时间最久远的第二幕虽出现了书信，但主要是面对面的对话交流――最传统的方式，而且片中处理很好，即没有直接出现人说话的声音，而是借字幕表现对话人所说的内容。从字幕看，他们的语言交流，实际是古典意味很浓的书面语的口头运用。而第二幕男女主人公虽也有直接的对话，但占据叙述主线的是书信，完全白话的表达方式。第三幕则是当下流行的电话和手机短信。
三种语言交流方式，体现了_一个年代的历史氛围，而这三种话语实践的演变，无疑也展示出外在时代的“现代化”和“科技化”。但是往深层看，这种语言交际方式的演变，直接关联着三个时代青年的生活状态、思维世界和价值理念的变化。那么，当我们看到这种话语演变本身印证文化变迁的同时，自然应该想到，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语言实际也正逐步走向衰落。而这一由典雅而通俗的结果，将是简洁的不知所云，同时，当一种语言逐步走向死亡的时候，它所维系的这个文化系统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细节背后的文化史
这部影片还有一个颇能引起思考的，就是它的细节处理。这些细节处理，不仅是为了刻画人物的，而更多的是包裹着一层深深的而又审慎的文化思考。
放逐天际的女子篇8
【关键词】生育意愿变迁人口结构社会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
生育意愿是指社会成员和社会个体对生育子女的数目要求、生育子女的性别和生育子女的目的等意愿的总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迅猛、社会变迁剧烈，社会成员和社会个体的思想和生育意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跨地区和全方位的，它不仅表现在东部地区，同时也表现在中西部地区；它不仅表现在汉族地区，同时也表现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种变化不仅仅表现在对于剩余子女数目的变化方面，同时还表现在生育子女性别和生育子女目的方面，这样的改变是全面和彻底的，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运行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学术界对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做了不少探索，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顾起来，费孝通老先生在其《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等著作之中均有论述，特别是在《生育制度》一书中对于生育的目的和生育子女的性别均有较大篇幅的论述。该书就农村地区的生育目的和性别的论述中，写到农村地区家庭生育孩子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增加家庭劳动力和传宗接代，这也是农村家庭大多数的生育意愿更偏重于男性的原因。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育意愿转变》一文中，刘长瑜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出发，基于对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的思考。由改革开放而发生变迁的经济状况、思想转变和物质条件转变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和论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育意愿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表现在生育子女数量的变化和生育目的的变化，还呈现出区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张雨绮从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育意愿的变迁。本文将从现阶段中国人口结构实际情况出发，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的背景以及由此造成社会变迁的基础上对我国生育意愿等方面的转变及其转变的原因进行合理性的论述。
我国现阶段人口结构出现的原因
人口问题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这个世界性表现在，世界各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要么就是国内人口出生率严重不足，致使人口结构极不合理，人口再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人口的更新滞缓，人口老年化严重；要么就是国内人口出生率过高，人口急剧增加，给国家和社会乃至家庭的正常运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目前的一个基本状况就是，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低，人口结构呈现出倒金字塔型；而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一般较高，特别是在除北非和南非以外的非洲大陆出生率全世界最高。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普遍认为人口出生率不仅受政策影响，而且还受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口结构往往与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社会成员的生育意愿是分不开的。我国社会成员的生育意愿却极大地受计划生政策、经济发展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人口模式为“高高低”模式，后来逐渐转变为“高低高”模式，现在已经接近“三低”模式了。从“高低高”模型到“三低”模型的转型，中国大概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主要是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来实现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成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当然也在这一人口模式的转型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逐渐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的强制实施使得我国人口出生率大大下降，为我国人口的控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这一政策所扮演的角色性质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其发挥的社会功能也在发生转变。
自从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家庭人口结构越来越呈现出“421”的结构。“421”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家庭结构，所谓“421”家庭，指由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四人，父亲、母亲二人和一个独生子女所构成的金字塔形的家庭。当前中国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根据这一生育政策，人们从家庭的角度推算出“421”家庭结构，由此而担心将来由两个劳动力抚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负担太重，抚养系数过大。针对这一不合理的家庭人口结构，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单独二胎政策。这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计划生育政策不足的一种弥补，同时也降低了生育二胎的门槛，可以有效地改变和缓解目前不合理的家庭人口结构。
20世纪六七十年的时候因为人口增长过快，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其内容和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效地控制人口，国家干部、职工、城镇居民除有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可以生育二胎以外，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体的确有实际困难，经过批准间隔几年后才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为减少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数量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如此，由于人口基数大，所以人口增长的绝对数还是很大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到经济的刺激和影响，人口的迁移和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口的增长。由于社会不断发展，大量农村人口逐渐迁移和流动到城市。而流动的人大多数都为年轻人和青壮年，正是生育意愿高的时期，但年轻人要想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必须努力工作，心无旁骛。一个孩子从怀孕到上幼儿园至少要花四年时间，在日益竞争的工作状态下，很多年轻人选择先成就事业再成家。因此迁移和流动中的人口生育意愿不高，这使得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不仅仅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多年，也是社会状况和物质条件得到极大地改善的三十年。这一点对于我国生育意愿的影响是非常显著和明显的。在经济水平和物价暴涨的今天，孩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孩子的每一步成长都需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怀孕、生产、宝宝的身体健康、上学等费用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人计算过孩子长到18岁需要花费几十万。18岁之后的孩子其实才真正开始花钱，因为那时候他们刚好应该上大学，大学四年的费用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现代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期待值很高，因此教育投资越来越大，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各种附加的费用就更高了。孩子的抚养成本和教育投资成本越来越高，这一点使得社会成员普遍偏向于少生甚至是不生了。对于现在崇尚自由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对孩子的问题更是有自己的想法。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保障机制与养老机制不断完善，也使得社会成员重男轻女的思想发生了改变，“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思想和观念开始被大众所接纳，生育意愿对生育性别影响方面发生了改变。
社会成员受教育水平影响了生育意愿。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成员受教育的机会和水平不断提升。各级各类学校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加之义务教育所带来的教育均等化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全民素质。由此使得社会成员的社会认知能力、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得到了极大改善和提升。根据社会现象分析，受教育程度越高，妇女的生育意愿越低。这一规律同时也体现在中国社会这几十年的变化之中，即较改革开放前相比社会成员的生育意愿大大降低了。
生育意愿的转变
生育意愿是社会成员在生育后代方面所表现出的意愿，具体包括三个方面意愿：生育数目、生育性别以及生育目的。它是人口再生产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对人口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这三方面的转变也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这三十多年的历程之中人们生育意愿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以及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生育数目方面的转变。在生育数目方面的转变这个其实是很明显和显著的。这一点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小学、初中、高中这三级学校的在校人数逐年减少，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很多乡镇小学由于学生人数逐渐减少而出现学校教学点的取缔合并等现象非常普遍，有的地方初中学校改变为小学学校，高中学校变为初中学校。有数据显示，进入到21世纪之后发生过合并和改组的学校比例达到59%，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现在独生子女家庭的数目迅猛增加，新出生的人数在逐年减少这一现实。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1年，我国独生子女人数高达1300多万，这就是说我国总共存在着1000多万的独生子女家庭，不仅仅是独生子女人数和家庭数目在增加而且多生家庭（即家里生育子女数超过3个家庭）比例和数目也在逐渐地减少。
以上的数据都不约而同的说明一个事实：社会成员的在生育数目方面的意愿倾向于少生。这一意愿与目前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中，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条件发生巨大变迁：物价飞速上涨、工资上涨速度低于物价上涨速度、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等等这些都使得人们抚养后代的成本和精力的投入在提高。由于社会高速发展，个体在每天承受了巨大工作压力之后，难以有其他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子女的教育等方面。由于个体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更加注重自我的发展和子女质量的提升，因此社会个体更注重少生优生提升子女的质量。
生育性别方面的转变。相较于生育数目方面转变和变化，生育性别的意愿变化尽管不是很明显，但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是一个拥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在人们思想和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受传统文化和思想影响特别严重，因此在对待男女性别差异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这表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在生育性别方面仍然倾向于生育男孩。只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城镇居民对于子女性别开始淡化，“男女都一样”的思想开始被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接纳。这一点在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的状况比西部地区明显要好。
在西部某些地区“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思想还比较广泛地存在。尤其是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很严重。一个家庭里如果没有男孩，在这个家族中的地位就会变得很低。男孩不仅是这个家庭的血脉的传承，更是一个家庭兴衰的标志。这说明对于男女性别的重视和观念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受外来思想影响的程度是有关的。例如，在大部分东部地区的男女平等和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思想早就被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接纳。东部地区的经济相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总量更大、密度更大、增速更快等等这些优势；同时东部地区的思想和观念受外来思想和观念的影响较中西部相比较大，因此在生育性别的观念方面东部地区转变的程度比中西部地区的要快，但是中西部地区的这种男女观念在这些年相较于之前也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总而言之，这种转变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状况、地区开放程度以及人们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生育目的方面的转变。在社会生活早期，人们生育后代的目的基本上都是用来充当从事社会生产的劳动力，即人口的再生产变成了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们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和改善，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开始发生转变：现代化的劳动机器逐渐的取代原始的人工劳动，大规模的生环境中只需要操控机器就可以完成生产。因此整个社会一方面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的减少（当然这也是失业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方面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对操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素质要求在不断的提升，人口再生产所扮演的劳动力在生产角色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科技和创新在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越来越重要，因此人们初期的生育目的变得不再重要。人口再生产所扮演的增加劳动力的角色的功能不断被削弱，人口再生产过程更多地在扮演着延续人类社会的角色。
我国人口再生产所扮演和所发挥的功能同其在世界社会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是如出一辙的，这个转变也是类似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个体的认知能力低下整个社会处于较原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口的再生产更多的是扮演着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角色，也就是说人们生育的目的更多的是倾向于增加家里的劳动力或者弥补家中劳动力不足的状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人们认知能力不断提升，开始进入到一个相对前进的社会，即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改变以及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因此人口再生产所扮演的增加劳动力的角色已经发生转变，由劳动力再生产逐渐地向人类社会延续的功能方面转变。
生育目的转变另外一个方面即由以前的养儿防老转变到了成为一种家庭精神需要。在家庭社会学看来，家庭的凝聚核心在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孩子在维护和凝聚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上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孩子是维系家庭的重要纽带，整个家庭的愿景和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和孩子密不可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个家庭最基本的特点是有后代、子女，才不枉活一生。社会的高速发展，这种传统思想受到严重冲击，由于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子女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满足父母精神需求和完整家庭的角色。
结语
人口结构一直以来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是深远持久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人们的生育意愿同时受其它诸多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影响着人们生育意愿的最大因素则是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迁，计划生育政策在影响社会成员生育意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将逐渐弱化。
经济发展程度、社会个体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也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同时也将会对我国未来的人口结构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随着转型的逐步深入和彻底，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个体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生育意愿由传统型转到现代型的转变也会更加明显。当然这种转变需要时间，也需要条件。这种现代型的生育意愿将会更加适合和促进我国社会更加良性地运行与协调发展。
放逐天际的女子篇9
关键词：明德尚美;女子教育;因性施教;现代淑女
中图分类号：G77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9094（2015）12a-0011-04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认为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更甚于男子教育。他曾从女子的社会责任与需要、性格特点与家庭作用等方面较全面地阐释过女子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教育家蔡元培也认为女子不接受教育不仅会危害自己，危害家庭，最终将危害国家。世界女性教育的先驱者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果你在家教育儿子，就是在教育公民;如果你在家教育女儿，就是在培养整个民族。”
当今世界更是越来越重视女子教育。在2015年9月举行的世界妇女峰会上，8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纽约，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从承诺到行动。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峰会上对妇女权益做出承诺，这在联合国尚属首次，各国领导人均认为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组成部分，并指出男女平等对于全体人类的进步是不可或缺的。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5年最新的报告指出：如果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相同，到2025年，全球经济将会增长28万亿美元――增幅达26%。
一些国家纷纷采取措施，从不同方面改进女学生的培养和教育工作。如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均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促进女生教育。女性渴望成长，期望对社会有所贡献已是当今各国普遍的共识。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需要，把握教育契机，因性施教，培养更多更出色的女性建设者。
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建于1884年的明德女子书院，由基督教北美长老会创办的教会女子学校。辛亥革命后，更名为“私立明德女子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更名为“南京市第五女子中学”、“南京市第三十六中学”、“南京市女子中等专业学校”。1989年，创建于1979年的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并入，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统一管理、分部办学”的模式。2005年，升格为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学校的校训为：明德尚美[1]。
在新的形势下，南京幼儿高等师范这样一所女子学校教育改革的最高目标是为女性的全面发展奠基。
一、遵循“因性施教”的教育理念
“因材施教”――两千多年前著名教育家孔子提出的这一理念，一直以来为教育界所公认。近年来，一个新的教育理论――“因性施教”逐渐地为人们所熟知。许多学者对因性施教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当中不仅有教育理论专家，甚至还有自然科学家。被社会各界重视的多元智能理论也为因性施教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性施教不仅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也重视到了男女性别间的自然差异，它能最大限度地发掘女学生的特长，有利于培养其自信心。因此“因性施教”为女生教育者所广泛接受。
许多女校的学生也认为，在女生班中，不用担心被男生嘲笑，在课堂上发言胆子都比较大，这对自信心的树立是非常有利的。相较于男女混合学校，女校的女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也显得大方，在异性面前，也不像他人所想象的那样不知所措。历史上的女校可能有意无意地限制了男女生的交往，而新时代的女校大可不必担忧女生们将来的社会交往包括与异往的能力。当今社会十分便捷的交通、通讯、网络等现代科技提供的条件使得交往几乎无处不有、无时不在。而且当今女校也绝对不是军营式的全封闭教育，只是在教学时段实行分性别的教育而已。
我们一直在探索适应女性成才及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出了“一主线、两加强、三结合、一书多证制”的人才培养模式。即以基本素质和专业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加强实践性教学和女性修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产业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结合;学业完成后具有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和各类技能等级证。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本质载体，是达成育人目标的关键因素。围绕培养目标，我校积极开设更能发挥女性优势的特色专业和课程，满足女性人才成长的特殊需要，加强性别意识、女性气质修养等方面的教育。在原有女性礼仪、形体训练、插花、茶艺、陶艺等特色课程的基础上，继续增加扩展女性知识面和视野的综合性课程，不断提高女生综合修养。通过女性传统美德教育、女性气质修养熏陶、女性独立意识培养等诸多途径，把学生逐渐培养成“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新女性。
为了提升“因性施教”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水平，我校在2008年创办了校刊《金陵女子教育》，至今已出版了20期。
二、创设具有女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我们树立“明德尚美”的学校精神，遵循现代、生态、人文、开放的理念，校园建筑的色彩和布局体现女校特色，为学生的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走进我们学校，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温馨、宁静、质朴的气息。一座座欧式建筑，红瓦灰墙，错落有致;高大的银杏、香樟、雪松与梅、桂、兰交互掩映;女生们抱着书本行走在校园里，欢笑声、读书声、音乐声回荡校园，美不胜收。学校分别以“明德”、“弘德”、“馨德”、“淑德”、“爱明”、“思明”、“尚美”、“正心”为校园建筑冠名，在赵元任先生为明德女中时期写的老校歌的基础上谱写了新校歌《钟山苍苍，江水汤汤》[2]，并在校园传唱。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逐渐明晰了学有专长的“现代淑女”的具体内涵：礼仪文明，儒雅友善;博爱敬业，自信自强。其中“礼仪文明”注重外在形象：现代淑女应彬彬有礼，落落大方，成为一个“舒女”;“儒雅友善”讲求内在气质：现代淑女需腹有诗书，有智慧有学问，气质温文尔雅，对人友善谦虚，成为一个“书女”;“博爱敬业”兼顾事业家庭：现代淑女要以博怀、热忱之心热爱大千世界，热爱平凡生活，热爱服务对象，成为社会、家庭中的一个“枢女”;“自信自强”要求现代淑女要有自主独立的人格，自强不息地笑对人生，成为一个“殊女”。[3]我们还组织学生围绕校训“明德尚美”展开讨论，提出“因自信而美丽，因气质而动人”等20条“校园淑女新主张”，使学校成为女学生的成长乐园和精神家园。这些主张和具体内涵通过学生手册、橱窗、学校宣传册、班级黑板报、学生活动等途径在校园传播，让“现代淑女”深入人心。[4]
三、培养学有专长的“现代淑女”
在教育实践中，我校紧紧围绕“女”字做文章，依照女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开展以“四自教育”、传统美德教育、文明礼仪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搭建“校园淑女课堂”、“我行我秀展示”、“集体舞比赛”、“尚美之星”评选、校园主持人大赛、幼教之星评选等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与舞台。
学生社团是培养学生兴趣、锻炼多方面能力的重要阵地。近年来先后成立了礼仪队、文学社、话剧社、手偶布艺社、合唱团、舞蹈队、健美操队、器乐队、龙舟队等等几十个社团。每当社团招收新社员时，学校操场就变成了同学们的宣传阵地，同学们使出浑身解数，制作精美海报。校礼堂举办社团巡礼演出。吹拉弹唱、美服走秀、技能演示等等，场面如火如荼，堪称“社团大战”。合作、互动、沟通、协商、分享等技能及品格，毅力、忠诚、同情、通情达理等修养在未来社会越来越重要，而这些社交技能在传统学校要么不被重视，要么被迫无奈必须为升学率让路。
设立学生辅导员也是提高学生自治自理能力的有效尝试。每学年初通过择优选拔高年级学生来担任新生班级的辅导员，通过她们的示范引领和精心指导，使新的班集体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良好的氛围。由于她们与新生年龄比较接近，对新生的兴趣爱好、行为习惯了如指掌。同龄人之间的交流也比较自然顺畅，她们的指导和帮助也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同时，她们自己也在管理、协调中得到了洞察力、情商以及合作等多方面的锻炼。
技能竞赛是展示学生专业技能的主要平台。各专业负责人根据专业技能要求，参照省职业学校技能竞赛标准，精心设计学校技能竞赛项目和内涵标准。学前教育游戏节、童话剧、幼教之星等主题活动，旅游、文秘专业技能月，艺术系学生采风作品展、毕业设计作品展等，都与时代和学生的专业紧密联系，学生通过参与泥塑造型、结构游戏、体育游戏、儿童画比赛等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对其身心成长、综合素质的提高等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演讲比赛、辩论赛、朗诵比赛、讲故事比赛、景点导游词比赛等活动对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自信心、普通话水平、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等具有非常高效的作用。经过持续的、多途径的锻炼，我校的毕业生普遍自信、善言、会沟通、懂协调。
四、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格
人格是指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女性人格中包含女性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我们的教育，应使女性形成完美的个性：即强烈的自信心和进取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开放豁达的胸怀;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女生将来都要在家庭中承担“母亲”这一崇高和伟大的社会角色，加强对女生的人格教育，培养女生的人格素质，不仅对未来个人婚姻家庭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将来社会发展和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
我们通过做人、做事的教育来发展学生的人格。我们非常重视学生家庭观念的教育。通过主题班会、专题讲座、社团活动等渗入现代家庭教育理念，让今天在校的女孩，及早接触、了解、掌握正确的“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为将来组建幸福家庭，当一个称职的妈妈，培养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提前做好准备。
五、拓宽国际视野，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今天的学生将来一定会面临更加开放的环境，国际交流将日趋频繁。为了适应这一趋势，我校常年聘请外籍教师，深入研究国外相关的课程体系及女性教育研究的新成果，从而改革与创新我们的课程理念、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同时加强与境外女子院校的联系。我校合唱团多次赴韩国、日本、白俄罗斯等地参加国际合唱节，她们精湛的技能、全面的素质给国际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利用现代化的教育设施和校园网络与国外女校建立联系和交流。与意大利友好学校建立友好班级，通过视频进行班级与班级“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些国际交流中既能充分展示当代中国女生的精神面貌，又能开展人才培养、教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把学校置于国际教育的大背景下，使我们的教育真正融入国际教育潮流。学校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也在逐渐提高。
六、加强礼仪教育
我们国家自古有礼仪之邦之称。当今社会更要加强文明礼仪教育，特别是女生教育。因为她们是未来的妈妈，将来主要承担培养下一代良好行为习惯的重任。
我校制订了“现代淑女”大德育模块方案，按照“感恩教育”、“礼仪教育”、“淑女教育”、“公民教育”等十大模块五十多个专题开展系列德育活动。学校有明确的日常行为规范，每年新生入学都要集体学习。通过开设礼仪、形体等课程加强礼仪教育，要求学生在服饰打扮、言谈举止上重视仪容仪表，待人接物、人际交往中讲究礼节礼貌，促进学生在仪表、谈吐、举止、思维上的自我规范。邀请行业专家、知名校友等开设“校园淑女课堂”系列讲座。各周班会、学期大型活动都围绕德育模块开展。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来努力培养语言文明、举止大方、仪容规范、心理健康、内外兼修的现代淑女。我校学生的气质、修养、言谈、举止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赞誉。
七、培养终身学习的理念
早在1946年，陶行知在苏州振兴女校毕业典礼的演讲中就说：“今天我们毕业了到社会上去，是进社会大学的一天，……毕业是开始独立生活的一天，决不是自己学识达到最高峰的一天。”他特别告诫女生们“不能满足自己的毕业，应该到处研究学问，承认自己一无所成。要学到人家所不能的，不但把人家会的学过来，还要学到人家所不会之处。”[5]现在国家正在采取许多措施努力建设一个学习型的社会，鼓励终生学习。人们不再满足于职前教育，而是投身于不断的职后学习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成人继续学习的大军中，女性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这对女性职业适应能力的提高、潜能的发挥和事业的发展以及自身素质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为什么女性参加职后学习的比例不高呢？我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偏差，在工作上的进取心远逊于男性，因而对继续学习缺少热情和耐心。所以我们要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通过组织读书会、报告会、座谈会等多种活动，培养女生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和动力，使21世纪的中国女性群体能在继续不断的学习中得到可持续发展。这一点对于知识爆炸、技术迅猛发展、价值观多元的未来世界尤其重要。
历史上的女校，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促进女子教育发展、促进男女平等和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在继承过去女校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怎样根据时代特点，更新教育观念，创建多种办学模式，培养女生的自信、独立、创新精神，成为有理想、有智慧、有才干的新女性，使她们适应未来开放型的社会，是时代赋予我们女校的重要课题。
我们要从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来探讨女生教育的重大意义，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设计女生教育的内容，分析职业学校女生面临的实际情况，研究职业学校女生的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探索适合职业学校的女生教育新模式，以增强女生的社会竞争力，提高女生的职业发展能力。普通高中、男女混合学校同样面临着如何因性施教的问题，混合学校与独立设置的女校只是外部形态有所区别，培养对象性别不同，培养人才的根本使命是一致的。只是它们的培养方式会有不同的特点，而这也正是需要我们继续探索的课题。
参考文献：
[1][2]唐志华.走百年女校特色发展之路[J].江苏教育研究，2013（7）.
[3]许洁.倡导“现代淑女教育”，彰显女校德育特色[J].江苏教育研究，2013（7）.
放逐天际的女子篇10
精神分析理论将电影比作是“梦”，电影批评者的工作就好比是“释梦”。所谓释梦，是将梦作为其中欲掩盖真相的表意系统来予以分析，以发现掩藏于其下的愿望与童年的或创伤性的记忆内容和意义。“梦经过一旦释梦解析之后，便不再是一个以形象构成的叙事系统，而成为、还原为表达多种愿望、记忆的话语结构。”“释梦说，既提供了一种阐释观众观影心理与观影的途径，又提供了一种电影文本分析的解读可能”。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在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与精神分析学汇合，在一般电影理论中形成一个重要潮流。它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分支，同时也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与颠覆。该理论的奠基批评文本是劳拉・穆尔维的《视觉与叙事性电影》。该文把精神分析当作一种进行政治批判的武器，深入地阐释了父系社会的无意识如何构成了电影的叙事模式。精神分析学没有提供关于女孩成长的阐释可能，商业电影也没有提供关于女性成长经历的可读文本。劳拉・穆尔维通过这篇文章呼吁，“要敢于和常规的期望断绝关系，从而孕育出一个欲望的新语言。”
本文试用释梦的方法读解《朦胧的欲望》和《绿茶》两部影片；同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塑造的类型化揭示男望是如何在影片中得以释放的，以及男女的性别差异和社会角色是如何在影片中依照男性的意愿得到建构的。
二．《朦胧的欲望》、《绿茶》女性角色分析
《朦胧的欲望》通过男主人公的讲述，在观众眼前展现了一个善变的、难以琢磨的、时而充满诱惑时而充满威胁的女人。片中欲望的目的是隐晦的，而人性就在这隐晦的目的中更加显得复杂而难以捉摸。钱、性、爱情，还是征服的，所有元素都无法解释孔奇塔的行为；女人之复杂，善恶之难分都从孔奇塔莫名其妙的行为中得以揭示。布努埃尔刻意用两个演员来饰演孔奇塔这一个角色，从而深入地展现了这样的境遇：女性的善变、不可琢磨使男人陷入深深的困境。
《绿茶》的叙述者是赵明亮，他由于偶然的机会遇到长相酷似而性格迥异的研究生吴芳和风尘女子朗朗。他在两者之间犹疑不定，吴芳女友的神秘故事，吴芳的矜持保守，朗朗的风情万种都让他神魂颠倒。他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一个，只是迷失在女人的“陷阱”里不可自拔。
不难看出，两部影片的女性角色塑造都延续了传统影片女性角色的类型化模型，那就是魔鬼／蛇蝎美女与天使／纯真少女。这两种基本类型呈现了男性生命经验中女性的双重意义――对女性的欲望和来自女性的威胁。所不同的是，这两部影片中的这两种类型在影片中实际上是一个角色。表面上看是因为影片中角色自身的精神分裂或歇斯底里使得男主人公身陷困境，隐藏的含义是这里的女性角色恰恰象征着女性作为一个整体造成了男权文化的内在矛盾――来自女性的吸引力和来自女性的焦虑。
我们知道，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第一阶段的工作，就是分析并划定好莱坞电影也是主流商业电影中的若干种不断被复制再生产的女性类型化角色。就像克莱尔・约翰斯顿提出的：“为什么在电影中男性人物总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而女性人物却总是保持着原始的类型?”笔者发现用这种类型分析的方法对现在的影片进行读解时依然有效。
《朦胧的欲望》中扮演孔奇塔的两个演员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西班牙人。两者从相貌到穿着到性格都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呈现的都是两个极端，极端的热情似火，极端的冷酷无情。《绿茶》中的吴芳是我们所说的高级知识分子，同为研究生的笔者不得不指出，赵薇扮演的吴芳的形象决不是现实中的女研究生的形象。而是为了和朗朗相对而刻意塑造出来的导演或者说男性观众想象中的研究生形象。她每天穿着正式的职业装，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盘着头像一个中年人，带着恐怕20年前的知识分子才会带的那种黑色方框眼镜，把自己和对方隔阂开来，让你看不到她的心里去。极端的保守(给人一种假正经的感觉，也许导演就是要给人这种感觉)，极端的清高，还成天说着杀夫的恐怖故事制造男，性的恐惧。而朗朗呢，漂亮，开放(来者不拒)，爱钱(男人眼中女人最大的优点，使得爱情物化成为看得见可量化的目标)，太多的追逐者又勾起男人的竞争欲望。两部影片中的女性角色的类型化倾向是不言而喻的《绿茶》更是将这种女性类别赋予了自己的说法“森林型”和“罗马型”。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笔者不禁要问：究竟为什么会有这种给女性分类的倾向?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真的表现为这样的类型吗?《朦胧的欲望》中表现的是女性的天性吗(人人都说女性天生善变)?男性的这种困惑真的是由女性造成的吗?想一想女孩子在社会中受到的“教育”：千万不能让男人看透你，女人越神秘，男人越感兴趣。符号学告诉我们，“现实不是既定的，而是被建构的。视觉世界的含义并不单纯根据能指与参照物的自然关系呈现出来，实际上是编码的产物。现实主义也是再现模式中的一种。”影片对现实的这种建构直接影响女性观众的自我意识，反过来又影响建构着现实。毕竟在男权社会，把握住了男人才把握的住权力。劳拉・穆尔维未能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阐释女性观众的位置和女性观众的观影体验。就像格莱德希尔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女性没有作为女性表现在电影中?为什么还有女性去看电影?”阿尔杜塞认为：“制度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主体，主体则在社会制度给与它的映象中逐渐认识自己”也就是说，女性通过认同于男性转而确认自己的女性角色。就这两部影片而言，女性通过认同男主人公的困境从而收到这样的讯息：这样的女人可以将男人捕获可以牢牢地抓住男人的心。于是更进一步的促使影响现实中女性性格的形成。这就是为什么说“解放女性也是解放男性自身”。
三．《朦胧的欲望》、《绿茶》影像与叙事分析
前面我们说了，这两部影片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成功地设置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造成了男权文化的内在矛盾的困境――来自女性的吸引力和来自女性的焦虑。然而影片又是如何通过结构女性在影像与叙事中的位置来成功的实践男权／父权文化的复制再生产，如何成功的使之服务于对男权文化的内在矛盾的想象性解决的呢?
“主流商业电影的影像与叙事的基本构成原则，首先是男人看／女人被看：是建立在男人／女人、看／被看、主动／被动、主体／客体的一系列二项对立式间的叙述与影像序列。”根据劳拉・穆尔维的观点，要是男性的欲望得到释放，男性主体得到认可的途经之一是物化和美化女性的身体，赋予女性的身体以神奇的力量和欲望的联想，经过充分的客体化的女性的身体，已不再是相对于男性的差异性的他者，而成了某种观赏对象或欲望对象，从而成功的放逐并遮蔽女性身体所传达的象征威胁与焦虑。途径二是揭穿或识破女性的威胁：将美好、纯真的女人与邪恶、病态的女人区分开来，以男人的爱和庇护作为对好女人的褒扬，以监禁、放逐作为对坏女人的惩戒。从而使男性主体得到进一步的确认，给男性主体以想象性的满足和抚慰。
就影片而言，叙述的视角均为男性的。《朦胧的欲望》以男主人公的叙述作为叙事线索，从而完全将女性推到了客体的位置。男性作为看的主体，女性作为被看的客体。这种关系是贯穿始终的。
《绿茶》同样是以男性的叙述为主，男性朋友间关于女性的探讨，这些都将女性推至了客体的位置。绝大多数镜头在表现女性角色时，镜头都在不知不觉地缓缓在女性的身体上滑动。吴芳不经意间的胳膊，朗朗性感的大腿。
值得注意的是，《绿茶》有很多试图掩盖影片男性立场的设置。从表面看创作者似乎塑造了一个独立自主，坚强任性的女性形象(吴芳)，由于父母的爱情失败造成了心理阴影，从而形成了分裂的人格。男主人公通过吴芳叙述的故事了解她并将故事叙述给吴芳的另一个自我――朗朗，最终将两个自我合一，解除了吴芳对于爱情的障碍，接受了男主人公――赵明亮。其实不尽然。吴芳和朗朗的内心世界始终未向观众打开。吴芳说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从她无所谓的神情中丝毫看不出她的内心想法。朗朗也是。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她对男主人公的看法(因为这在创作人员看来根本就不重要)。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女性的主观视角。于是不难得出结论：吴芳、朗朗的性格塑造只是为了在观众心理增加最后征服她的难度；那个故事只是创造一种威胁：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在影片最后男人美梦成真时创造更多的。
《朦胧的欲望》影片最后男主人公因为克制住了欲望，逃脱了女人的威胁。男人的一场恶梦得以解脱，男性的焦虑得以释放。
《绿茶》的结尾也是颇具意味的。男主人公成功地揭开了女子的身份，从而美梦成真，同时得到了知识分子和风尘女子两种女性的接纳。男人在拉着朗朗去开房的时候，画外音是男人和吴芳的一段对白：男――你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吗?女――是什么?男――就是缺少一点女人味。男人的欲望以一种关切的口吻说出，很容易让人认同。但是，什么是“女人味”?在影片中，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既定概念，那就是现实生活中由男权文化决定的，女性能够吸引男性的品质，吴芳缺少这种品质便是缺点。影片中的男人无需为他的朝三(吴芳)暮四(朗朗)承担任何道德的谴责，因为观众都清楚吴芳和朗朗代表着同一个人，是女人的扑朔迷离迷惑了男人，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男人是因为两人的酷似才深陷其中，这并不是背叛，不是不忠。这种叙事结构成功地放任和成就了男性的欲望。于是，在这个镜头中，吴芳和朗朗身份的确认使得吴芳拥有了女人味，缺陷得到弥补，一个完美的女人诞生了，男性的困惑也就随即消失。之后的一切似乎也就水到渠成。
影片的末尾，男人脱掉了朗朗的鞋子(风尘女子的性感象征)，摘掉了吴芳的眼镜(之前使男性受挫的道具，也是知识分子的象征)。于是两种女人在影片的结尾合二为一了。然而我不禁要追问，女性原先对男人的拒绝怎么就忽然烟消云散了呢?于是我突然读懂了，原来，男人们眼中认为或者说潜意识里期望，爱情的主动权在于男性，当男性的困惑得到解决，爱情就可以开始了，女性只是接受的客体而已。换句话说，在这个电影文本中，男人是梦想的追逐者，而女人只是要尽量作得完美以期望能够成为男人追逐的那个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女人会欲擒故纵，会半推半就，但是最终都不会拒绝。不是有一位哲人(男人)说过吗当一个女人说“不”的时候，她的意思往往是“是”。既然是这样，影片当然不用对这一点做出解释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创作者潜意识里的男性意识，他们欲盖弥彰地表达了自己作为男人对于矜持的所具有的复杂而真实的欲望。也使得男性观众的欲望得到了释放。如果说《朦胧的欲望》表现出的男望是朦胧最后遭到克制的，那么，《绿茶》中的男望便如绿茶般昭然若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