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生平篇1
这份资料的原件收藏在鲁迅博物馆，是一本紫色封面的练习本，里面是普通的横条纹，像极了我们做作业的本子，记录者是许广平。虽然没有写明年份，但我们通过考证可以大约推断，这是鲁迅和许广平刚刚来上海的头一年，写下的，大约是1927年11月到1928年6月之间。
这一年非常关键，对于鲁迅和许广平来说。因为，他们终于从地下情到公开恋爱关系，开始同居了。
离开广州的念头，大约是从1927年4月开始的。那时候，因为营救学生失败，鲁迅打算辞掉中山大学的教职，但是去哪里，他还没想好。如果回北京，许广平就会有点难办，因为那里有朱安。
上海是个不错的选择，何况还有三弟周建人在那里。周建人早期和周作人走得更近，甚至娶了羽太信子的妹妹芳子。然而，周建人要去上海发展时，芳子却奇怪地选择和姐姐在一起，这也为后来周建人和王蕴如的相爱埋下了隐患。
1927年9月27日，鲁迅挽着许广平从广州动身，10月3日到达上海。一开始，他们住在共和旅馆里，大约那时候，鲁迅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定，定居上海。10月8日，两人从共和旅馆搬入景云里23号。许广平记录，这时候的两人，还是觉得不会在上海住太久，所以就购买了“每人一床，一桌，二椅”。
对于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们都认为，鲁迅此举实在有点欲盖弥彰，他租了两层楼，自己住二楼，许广平住三楼，而且，二楼和三楼的床，都是单人床。对外，他也介绍许广平是帮助自己校对文稿的助手。
但对于许广平来说，一个从来没有真正过过二人世界的小姑娘，对于上海的新生活，还是有很多梦想的。之前在广州，两个人其实算是半同居，许广平即使白天和鲁迅在一起，晚上还要回到自己的宿舍，现在，“鲁迅先生”总算完全成为“小白象”了，两个人的家庭生活即将开展，能不憧憬和期待吗？
所以，在这本紫色封面的练习本里，一开始，许广平记录了八个菜的菜谱。我想，她当时是打算自己烧饭，做一个下得厨房的好“乖姑”（鲁迅对她的昵称的）的。
但很快，她发现，鲁迅并不打算开伙。为什么呢？因为要开伙仓，就要买各种锅碗瓢盆，装修过厨房的我想要告诉你，那是相当复杂的。而鲁迅这时候，并没有想好未来的生活方向，况且，当时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如果自己开伙，肯定还要烧周建人的饭，这个工作量是相当巨大的。
于是，鲁迅和许广平决定加入上海当时最流行的吃饭形式――包饭作。
所谓包饭作，类似于今天的盒饭。当时，上海绝大多数的商店、工厂和部分家庭都采用了向包饭作订餐的方法。这些包饭作是没有店面的，做的是包饭生意，每天做好了去送到各处。
许广平耐心地记录鲁迅每日的午餐和晚餐，不仅菜式，连某些菜的配菜，也写得仔仔细细，比如：
芽菜炒肉丝（附豆干一块，芹菜少许）；蒸鸡（附金针木耳冬菇）；蒸藕饼（冬菇、虾米、腊肉）
……
除了配菜，还有每顿饭的钱数。许广平用表示“角”，刚开始的一个星期，每顿三个菜，两角五分。到十一月二十号，改为每顿四个菜，四角钱。这样吃了一周，又改为每顿三个菜。之后数月，基本保持，不是三碗菜，就是四碗菜，绝不多加。
根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在1927-1936年间，上海的米价每斤六角四分，猪肉每斤两角，白糖每斤一角，活鸡三角七分，茶叶每斤两角三分，而当时的普通教员每月工资在一百到两百元左右。鲁迅当时的经济收入，主要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每个月至少在五百元以上，吃包饭当然算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了。但看这些包饭的记录，至少从菜式上还是颇为丰富的。鲁迅和许广平的包饭，大多是上海和广州风味，比如十二月六日午饭和晚饭都吃了的“塌棵菜”，就是典型的江南菜式。塌棵菜又名“塔菜”，是江南冬日至春节颇受欢迎的青菜，清炒可，加冬笋可，加咸肉也可，烧年糕都可以，但关键是下猪油，油多一点，菜更甜。
而免治牛肉则类似于西餐，免治从英文mincemeat而出，其实就是牛肉末。菜谱里，炒鸽松也经常出现，许广平还专门备注“附生菜”，这当然是粤菜了，炒鸽松，顾名思义，就是将鸽肉煸炒至如肉松一般。这是一道吃功夫的菜，粤食名宿陈梦因就曾撰文公开批判一位“仁姊”的炒鸽松“名不副实”。用生菜包鸽松食用，也是广东特色，这道菜在当时颇为流行，唐鲁孙将其称为“广东餐馆不可或缺的名菜”。
鲁迅的包饭菜谱里，也狠吃了几次霉干菜，这是他家乡的菜肴，恐怕他再熟悉不过。所以，九斤老太在《风波》里，女人们吃的“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霉干菜的妙处在于醇厚之味，和肥肉一起蒸，味道鲜浓甜香。我外婆以前做霉干菜炖肉，我都是偷偷只吃霉干菜下饭，铺在米饭上，任由浓油赤酱浸染米饭，然后大口吃下，是最开心的时刻。
鲁迅的生平篇2
【关键词】鲁迅；许广平；妇女解放
鲁迅和许广平的深情，有1934年鲁迅在《芥子图画谱》的扉页上题献给许广平的诗为证，“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i。
1923年10月13日，许广平因为《中国小说史》这门课与鲁迅结缘。1925年3月，许广平因为时局的动荡和个人的苦闷写下了给“鲁迅师”的第一封信，鲁迅在复信中称她“广平兄”，之后的一个月中他们互通了12封信，信中出现了“小鬼许广平”的昵称，许广平则称鲁迅为“mYDeaRteatHeR”。鲁迅1925年4月12日的日记中出现了许广平登门造访的记录，ii他们的相恋从互通书信开始，在后来辗转厦门、广州、上海的生涯中，两人鸿雁往来不断，这些心心相印的书信结集而成了《两地书》。
《两地书》是鲁迅许广平从师生结谊到建立家庭的过程最生动的记录，这本书的问世是两人商量的结果，从整理修改结集到出版都凝聚了两人共同的心血，鲁迅还将定稿用毛笔手抄成册留给他们的儿子海婴。iii《两地书》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iv书信中的鲁迅和许广平就时局和人生发了不少真知灼见，对生活中的迷惘和痛苦他们互诉衷肠，也不乏“嫩棣棣”、“乖弟”之类的恋人絮语，而成家后小别其间互通的书信中多是生活琐事和相互关心，这些书信生动的说明他们如何在革命中相爱、在相爱中革命、在革命事业和家庭生活中相濡以沫。
许广平曾在二哥的鼎力相助下逃脱了包办婚姻，在这一点上她比鲁迅要幸运得多。鲁迅终生背负着对结发妻子朱安的责任和孝悌的精神包袱，他和这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毫无爱情可言，为了安慰母亲他没有走进非孝者的行列，这个无奈的选择造成了鲁迅肉体、精神的双重尴尬，也给攻击他的人留下了口实。朱安陪伴着鲁迅的母亲寂寞的度过了苍白的一生。鲁迅是同情女性的，他始终没有休妻之举，不忍心彻底毁灭一个无辜的旧式女子，虽然这段名义上的婚姻是他和许广平结合之间最大的障碍。
鲁迅和许广平结合无疑经过了思想挣扎的洗礼，鲁迅在许广平对他表示相爱之初就力陈了年龄悬殊、不可能休妻、相貌身体等种种不配的因素，以俗世的眼光她嫁鲁迅等于作妾或说骈居，这与新式妇女向往的理想归宿是有差距的，许广平的冲破阻力和俗见没有勇气和别拘一格的魄力是做不到的。鲁迅对爱情既不奢望又渴望，在《随感录四十》中这种矛盾的情绪很明显，在与许广平的师生恋中他是被动者，“害马”的爱于他是意外的惊喜。
鲁迅的战斗生活艰苦而卓绝，他和许广平经历了北师大、三・一八惨案，在广州厦门的四・一五大惨案，上海的文化大围剿、九・一八事变和淞沪大会战以及特务的盯梢和文人的围攻，在政坛和文坛的风雨中两人同甘苦共进退，堪称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在上海定居以后，许广平开始了家庭妇女的生活，而这种选择并非她的初衷。许广平思想敏锐很有抱负，热衷于社会活动，曾经是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文笔犀利很有才华，当年参加张竞生爱情定则大讨论的两位女性她是其中之一，鲁迅在广州演讲也有她的汗马功劳，投入公众事务于她是如鱼得水。她原本希望通过社会工作来施展才华，为国家民族尽己之责，却于鲁迅的想法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先生希望许广平留在家中。许广平的矛盾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留在家中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不能服务社会，出去工作不能全身心照顾丈夫，不情愿埋没才华又想鼎立支持鲁迅，最后她还是决定忘记自己留在家里。许广平把对两难处境和矛盾心情的思考写进了《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最后她以为“这是社会构成的病态现象，是社会组织落后的国家必然的现象，解决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会问题上，我以为都有关系”v。当时有没有折中的办法，确是一个很值得寻思的问题。
许广平悉心照顾鲁迅的起居，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于鲁迅的创作大有裨益，除此之外许广平替鲁迅完成了大量校对、抄稿的工作，为鲁迅的创作准备材料，作为鲁迅作品的第一个读者，通过与鲁迅的交谈她的评论成为修改的参考意见。正如周海婴所说：“父亲在跟母亲共同生活的10年中，在写作方面取得的成绩竟超过了以前的20年，这就是对我母亲自我牺牲所作出的巨大报偿。”vi
鲁迅永远是许广平的老师，为了让许广平继续学习，鲁迅以日文版的欧洲艺术史《尼罗河之草》教她日文，在日常生活中用日语对话，但是因为海婴的出世家务的增加使日语的学习一度中断。许广平后来翻译了《小彼得》和鲁迅用日文写的文章《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也算学有所成。vii鲁迅逝世以后，许广平重新提起笔写了很多回忆鲁迅的文字，并终生致力于对鲁迅著作的整理和宣传，从出嫁开始到孀居，她的生活和精力之绝大部分都奉献给了鲁迅和他的事业。
“五四”之前认为妇女理所当然该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而在“五四”以后女性走出家庭走进广阔的社会生活是“五四”知识分子普遍认可的理想，然而事实的情况和言论的提倡，似乎有一段很大的距离。象许广平这样受过教育的知识妇女，凭借其能力在经济上应该可以独立，从事社会活动也很可能小有成就，但是感情和相夫教子最终成为她生活的重中之重，更遑论那些仰男人鼻息生存的女性了。走入婚姻后的新女性许广平，在工作和家庭的对立中牺牲掉了事业，这实际上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相当。看来“虽然以传统为打倒对象，但是传统的许多惯性仍然起着作用，并无法彻底决裂”，viii知识分子往往政治观念激进，而心态行为却因受道德风尚影响迟滞不前。
“五四”妇女解放呼吁女性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加诸于古代妇女的严格人身限制得以破除，现代女性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囿于家庭的狭小空间，这是一大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妇女可以将家庭抛诸脑后。现代女性必须面对的是“女”和“人”这两重身份，前者意味着相夫教子、生儿育女的妻子和母亲，后者体现的是独立自主、发展自我的人的要求。这两种价值趋向并非不可兼容，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相悖，至今还是严峻的课题。
鲁迅对妇女解放并不乐观，《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的关系就像他和许广平的关系，不管是涓生还是鲁迅“都对这种引导-被引导的两性关系感到天经地义，他们似乎想象不出同一个要强的子君，一个并未堕落又未死亡的不被引导的子君该如何相处。”ix《伤逝》似乎很无奈的说明，在走到反抗父命、自由追求爱情和婚姻后，妇女解放遂告罄，虽然看起来这结论不应该也不完满。但是谁知道子君不死该何去何从？
注释：
i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78.
ii参见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6.
iii参见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62.
iv参见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5.
v许广平著，海婴编.许广平文集[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112.
vi倪墨炎，陈九英.鲁迅与许广平[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22.
vii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77.
鲁迅的生平篇3
1906年7月26日那天，经过拜祖先、迎花轿的仪式，鲁迅与朱安结为夫妻。鲁迅说过，与朱安结婚是母亲在娶儿媳妇，“我只能好好地保护她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当夜进了洞房后，鲁迅坐了半夜。婚后第四天，鲁迅就逃回了日本。
1923年，北平女子师范的女学生许广平走进了鲁迅的生活。许广平听了鲁迅一年的课就喜欢上了这个不修边幅的老师，开始以写信的方式发起情感攻势。经过反复思量，鲁迅作出了决定，他答复许广平说：我可以爱。
由于受到当局的通缉，鲁迅被迫南下，当时的文坛有关鲁迅和许广平的绯闻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如果娶了许广平岂不让她成了小妾？为了不引人注意，鲁迅让许广平住在三楼，自己住在二楼，对外则声称许广平是自己的助手。直到许广平怀孕，事情已经掩藏不住了，鲁迅这才负荆请罪，向母亲禀报了真相。由于旧时代早有纳妾传统，老太太并不感到吃惊，反而因马上就能抱上小孙子而喜上眉梢，鲁迅和许广平这才从同居走向了公开。
24岁的朱安从鲁迅离开那日起就和婆婆生活了一辈子――这是她绝没有想到的。她天天做针线、料理家务、侍候婆婆，她终日盼着先生回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她50岁时，等来的却是先生与许广平在上海的结婚照。朱安绝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我想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的。可现在我没有力气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朱安感到了蜗牛落地的伤痛，可她没有过分的嫉妒之心，她还为鲁迅和许广平有了儿子而高兴。她对人说，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直到晚年，她还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1936年10月19日凌晨1点，病重的鲁迅对许广平说：“时候不早了，你也该睡了。”这竟是他留给许广平的最后一句话。只有许广平知道她的鲁迅还有多少事要做，还有多少文章没写完，还有多少构思没有实现，可是年仅55岁的鲁迅还是独自离去了。
鲁迅的生平篇4
周海婴于1929年9月诞生于上海。这也是他名字的由来，即上海出生的婴儿。早在1919年，鲁迅曾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针对中国“亲权重”“父权重”的传统，表达了“解放”子女的态度。海婴出生后至鲁迅去世前，父子间生命重合的七年中，鲁迅这一想法贯穿始终，乃至后来影响到周海婴的一生。
鲁迅非常爱护这个迟来的孩子，海婴哮喘病发时，会想方设法为其治疗，有时还亲自动手，用芥末糊加毛巾热敷的方式，为他减轻痛苦。海婴关于父亲的回忆，多是温馨而甜蜜的，与平常人家的小孩子对父亲的记忆并无不同。
有一次，海婴听说要去看马戏，十分高兴，一直不睡觉等着。但父母担心有猛兽的表演会惊吓到他，所以将他留在家里，自己却悄悄从后门出去。海婴得知后哭闹不止，鲁迅后来只好答应另找机会，陪他去看一次。这才有了鲁迅于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观海京伯兽苑。”
1936年10月19日，不幸降临，鲁迅病逝。此时的海婴才不过7岁。去世前，鲁迅曾经留下一份遗嘱，其中写道：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在许广平先生的精心抚育下，周海婴努力践行父亲的遗嘱。他不学文，从根上断绝了“空头”与否的瓜葛。1948年他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后到华北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物理学。1960年9月，海婴先生进入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历任技术部副主任、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等职。一生自食其力。
周海婴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时代巨大的光环中心。这个光环，即使他不借光也耀眼，又使他笼罩在光环中格外吸引各色人等的各种眼光。比如，在北大读书时的周海婴，待人接物处处都谨慎。当其他同学们玩乐时，海婴哪怕凑上去瞧一瞧，都会被人说三道四，说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
周海婴最看重也作出最多努力的，是传播鲁迅精神，整理鲁迅作品等工作。他曾经出版著作《鲁迅与我七十年》，并整理出版《许广平回忆录》等书籍。而我以为，促成建立鲁迅研究室，才是海婴先生对于鲁迅作出的最大贡献。
1975年10月28日，海婴先生致信同志，提出三个建议。“关于鲁迅研究”，他建议“将1958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必要人员，并请一些对鲁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顾问”。三天后，于11月1日就作出批示，海婴先生的建议立即得到实现。
1976年2月27日，李何林先生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就任，宣布鲁迅研究室成立。我有幸在鲁迅研究室成立伊始，就忝列其中。报到不久，更蒙金涛先生引荐，海婴先生在他家里会见了我们，并且“赏饭”。这是屈指35年前的陈迹了。然而，我不能忘却。35年的交往，我略知海婴先生，敬佩海婴先生。
海婴先生是最关心鲁迅研究室的顾问。如今，他走了，鲁迅研究室的“室史”画上了一个句号。他带走了一个历史性的标识，即海婴先生建议成立的鲁迅研究室，顾问，都走了。从此鲁迅研究室再也聘请不到像他们那样见过鲁迅，钦敬鲁迅，帮助过鲁迅的专家学者了。他们是：常惠，曹靖华，杨霁云，孙用，林辰，戈宝权，唐，周海婴诸位先生。
海婴先生和他母亲一道，全部无偿捐献鲁迅的手稿、藏书、故居等一切文物给国家。当鲁迅研究室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鲁迅与许广平由师生到恋人到伴侣的全部信件都保留着。这些信件对于研究鲁迅、许广平，都是极其重要的“档案”。可是，这些又都是个人最为秘密的“隐私”。“闺房有甚于画眉者”；“内言不出于阃”。怎么办？当年真是慎之又慎。当征询海婴先生的时候，他表示所有留下来的文物，都可以公开，供人们研究。
周海婴虽然享受着、沐浴着双亲的阳光，但同时，他要面对人们对他父母无数的质疑、批判，甚至谩骂与中伤；又要承受一个人暴露在父辈巨大的光环中，面对无数异样的目光。有些是挑剔的、苛酷的。有时候，即使是善意，也不尽近人情，不尽合理。
1985年，全国政协有提案要求影印出版鲁迅辑校古籍和石刻的手稿。许多专家希望海婴先生放弃稿酬。背后议论非常热烈，当面又不开口。另一方面，海婴先生不是更加为难吗！为版权，为稿酬，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有多少次和解，多少次对簿公堂！
鲁迅的生平篇5
战士的生活
鲁迅是战士，但战士也需要生活，如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所言：“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实际上，鲁迅并非如常人印象中那样高大威猛、金刚怒目，而是矮小瘦弱、和蔼慈祥。许广平在回忆录中说，在平时，鲁迅对敌人说话也是少愤怒的。
生活中的鲁迅幽默、随和，喜欢笑和开玩笑，萧红、章衣萍等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有所提及。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写道：“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章衣萍的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鲁迅在路上，便隔着马路喊他，鲁迅却没有听见。等到了鲁迅家里，众人对鲁迅说在路上喊了他好几声呢，鲁迅就“噢噢噢”地“噢”了好几声。众人好奇，问鲁迅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着说：“你不是叫了我好几声么，我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拣小的吃，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衣萍太太明白，鲁迅这又是在开她的玩笑，因为她丈夫是小个子。
鲁迅不爱理发，有时忙起来数月不理。朋友开玩笑道：“豫才，你的‘地球’怎么还不削一削？多难看！”鲁迅一本正经地回答：“噢！我掏腰包，你们好看！”有一次，鲁迅终于去理发了，理发师看到鲁迅衣着普通，估计不是有钱人，便随便给理了理，结果鲁迅随意掏出一大把钱给了理发师。理发师看到鲁迅给的钱远超应该给的，于是第二次便给鲁迅认真地理发。不料理完发后，鲁迅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理发师，一个子儿也没多给。理发师大惑：“先生，您上回那样给，今天怎么这样给？”鲁迅笑道：“您上回马马虎虎地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这回您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
鲁迅是性情中人，有时喜欢搞些恶作剧。“女师大风潮”期间，被扫地出门的师生们聚会，鲁迅被大家强迫表演节目。无奈之下，鲁迅忽发奇想，表演单人舞。当时40多岁的鲁迅抱着一条腿，在场内毫无节奏地乱蹦，蹦了半个多小时。在厦门大学任教时，鲁迅经常一个人在相思树下思念许广平。有一次，正在思念之时，突然一头猪跑过来吃树下的落叶，鲁迅勃然大怒，竟愤然冲上去与猪搏斗。到了晚年，鲁迅依旧性情不改。有一天，鲁迅从外面回到家，很多客人在餐厅等他，他竟从一开门就跳着华尔兹，一路跳到客厅方才坐下。萧伯纳来华访问时，曾对鲁迅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听完后说：“我老了以后会更漂亮的。”
鲁迅的朋友圈很广，有许寿裳、台静农等老友，有蔡元培、陈仪等高层，有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有内山完造、史沫特莱等外国友人，有萧军、孙伏园等学生。鲁迅对青年朋友多有提携，对于青年人来信、来稿、出书等要求，一般都是尽力帮助。据许广平说：“他每星期的光阴，用在写回信大约有两天。”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最后落脚上海。有个青年一直追随着鲁迅，自认是鲁迅的干儿子。在上海，这位青年不仅自己住进鲁迅家里，还把“恋人”与将来的“大舅子”一起接过来同住。鲁迅则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及日常花销，还给他们找工作。找到一家书店，鲁迅讲好让那青年来上班，而工资由鲁迅负责。那青年却认为每月30块钱的工资太少，闹着要回家，鲁迅只好拿出100块给他们做盘缠。
对于论敌，鲁迅也并非冷酷无情，并非如他遗言所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实际上，鲁迅还是宽恕了周作人、高长虹、刘半农等人。
鲁迅对弟弟周作人一向非常呵护、扶植。是鲁迅写信求祖父把混迹街头的“小流氓”周作人带到南京上学，又将其领到东京。在东京，周作人“那时候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鲁迅带着周作人读书作文，翻译《域外小说集》，拜师章太炎，对周作人悉心照顾。每当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催促他。因为周作人要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鲁迅因此回国就业挣钱养活周作人夫妇，还经常寄钱给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家。周作人回国后，又是鲁迅托蔡元培聘请周作人到北大任教。
在北京，鲁迅一手照料着周作人全家。1919年2月，鲁迅卖掉绍兴老宅，买下八道湾房子，装修、搬家等全是鲁迅一个人在忙活，周作人则带着太太回日本优哉游哉探亲去了。装修完毕，鲁迅将朝南向阳的正屋让给周作人一家，自己则住在大门口朝北的小屋里。周作人生病，是鲁迅将他送进医院，四处举债为他看病，不断探视，还连写了10多封信关心慰问。可以说，没有鲁迅手把手地引导和扶植，不会有周作人的飞黄腾达。
鲁迅的生平篇6
阅报，得知新近有一种“去革命化”的鲁迅宣传理论。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像我这种年龄段的人，从懂事的时候起就一直在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的特定宣传理论影响下成长；直至年近古稀之龄，仍然无法逃避各种“宣传理论”的观念渗透。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借用的“宣传理论”一词是一个中性概念，并不包含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
如实地说，我在未从事鲁迅研究之前，就受过一本书的深刻影响，或曰接受过一本书的“宣传”，这就是“周氏家族”重要成员、鲁迅夫人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在当时，这本书不仅对我，而且对无数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一本重要的启蒙读物。虽然受当时写作环境和作者记忆的局限，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错讹，然而这本书的基本价值恐怕还是不能完全否定。但我并不是从“宣传”的意义上阅读这本书的，而是从了解史实的角度接受这本书的。尽管许广平先生跟鲁迅没有最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作为这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相濡以沫、甘苦相知的伴侣，她所提供的历史见证无疑是值得重视而为他人所无法取代的。书中有若干我至今难忘的章节，比如：《向往苏联》《瞿秋白与鲁迅》《“党的一名小兵”》《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我想，如果许广平先生活到今天，她至多也只会修正文中的个别提法，仍然确认她当年在白纸黑字上提供的那些重要史实。由于写这篇序言，我把这本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又重新翻阅了一遍。书中提到了苏联作家协会曾多次邀请鲁迅访苏而鲁迅也为此进行了准备，提到瞿秋白多次到鲁迅家避难并跟鲁迅在文化战线并肩战斗，提到鲁迅跟、陈延年的交往，跟陈赓的会晤，帮成仿吾接关系，以及参加党领导下的三个组织，等等。这些史实，业已为鲁研界公认并写进了鲁迅的年谱和传记。要抹掉或淡化对鲁迅的这些红色记忆，重塑另一个模样的鲁迅，至少对于像我这种不能“与时俱进”的人，是一件不容易轻易接受的事情。
这就迫使我进一步思考史实与阐释之间的关系。据我的粗浅理解，一部鲁迅研究史其实就是一部鲁迅的阐释史。由于鲁迅生活的时代具有历史的复杂性，鲁迅的文章具有语言的模糊性和意义的多重性，不同时期的不同阐释者基于价值准则、利益诉求、生活体验和知识素养的不同，对鲁迅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我们尊重这些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历史毕竟有它的客观性和“本相”，文本毕竟有其总体倾向和基本内核，所以阐释又必须得到文本和史实的支撑，必须与鲁迅的本体逼近或大体契合，而不能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对鲁迅的历史理解和文本的理解固然不易，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把握更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由于鲁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极为丰富并且不断消长起伏着的精神复合体，因此无视不同精神侧面的交叉互补而仅仅为了某种需要而任意取舍，就很容易从一种独断而趋于另一种独断。比如，鲁迅既重视个体尊严，更重视民族尊严；既关注个体生命，又关注群体生命；既主张大胆择取，又主张挑选辨别；既强调独立思考，又勇于服膺真理；既反对邪恶的施暴，又认同正义的抗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们顾此失彼，抑扬欠妥，就难于描绘一个真实的鲁迅形象。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鲁迅的红色相识》介绍了鲁迅跟60余位共产党人的交往。这是鲁迅博物馆社教部几位同仁合作的学术成果。作者并非鲁研界的知名人士，而只是一群默默无闻地将青春奉献给鲁迅宣传普及工作的中、青年人。他们决定通力合作撰写这本读物绝不是为了趋时应景，而纯粹是为了回答观众的疑问，并借此提升自己的素质和工作水平。我完全没有参与这本书的策划和写作。当我知道此事时，全书已经定稿。作者们处于对一位老同事的尊重，要我在卷首写几句感言，而我两天后就要出差，实在无法细读全文，贡献意见，只是感到他们的态度是客观的，完全以如实介绍鲁迅跟共产党人的交往过程以及这些共产党人的生平史迹为写作目标。研究鲁迅跟共产党的关系是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一定会有高明的研究者在这些史实的基础上得出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
最后还想就“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谈一点感想。毋庸讳言，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都跟政治与时代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既反对将意识形态泛化，也不苟同文艺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记得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讲过：中国的革命文学者有一种病根，就是把“革命”与“文学”当成两只靠近的船，革命高扬的时候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俨然是一个革命者；而当革命遇到暂时曲折或受难的时候，又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粹然成为文学家了。我们在研究和宣传鲁迅的工作中，也应该尽量避免发生这种摇摆，真正以“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为己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出版这本《鲁迅的红色相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唤起了人们抹不掉的红色记忆。
鲁迅的生平篇7
关键词：鲁迅演讲特色策略
长期以来，演讲家鲁迅被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盛名所掩盖，鲁迅的演讲思想和艺术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鲁迅无可置疑地应当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影响卓著、特色鲜明的演讲名家加以研究和学习。本文拟对鲁迅演讲的特色与策略加以探讨。
一、鲁迅演讲的特色
（一）平等化
鲁迅演讲时，他与演讲对象、聆听者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他多次强调：自己“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自己近来所想到的[1]。“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就算演讲也是“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并且声明：“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2]“没有什么东西可讲”，“随便谈谈”，“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3]。有论者认为这主要体现了鲁迅的内在焦虑和客套谦虚。其实，不仅仅如此，既有鲁迅发自内心的真诚，又有鲁迅对于演讲对象和聆听者的平等地位的尊重。质言之，就是把自己摆在与他人平等的位置，而不是导师、牧师等角色。这种定位和平视的态度关系，更容易拉近鲁迅这等名人与演讲对象和聆听者的心理距离，让人觉得平易近人。正如钱理群所说：鲁迅“演说的魅力”在于“享受话语权的平等与思想自由的欢乐”[4]。
（二）问题化
鲁迅演讲关注的主要不是纯理论的东西，他的兴趣似乎不在理论建构和理论阐释上，而是常常从社会问题、公共舆论热点焦点入手，由此展开文明批评式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对当时热议的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已经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经典文献。《未有天才之前》就当时文艺界要求天才呼声很高的问题发表看法，对天才产生与一般人才培养的清醒认知，以及泥土精神的倡导，时至今日依然掷地有声。一部《鲁迅全集》16篇演讲词，即使是学术演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也都勾连古今，联系现实，分析问题，而不是作虚空高蹈的“逍遥游”或空头讲章。
（三）生活化
贴近现实生活是鲁迅演讲的又一特色。林非指出：“鲁迅确实是一位善于从直面现实中获得深切感受的创作型的思想家。”他阐述自己的思想主要不是运用概念的解说与逻辑的推理，“总是透过自己独特的感受、揣摩与思考，提出了石破天惊那样令人震惊的结论”[5]。鲁迅演讲选题直面现实，题材和范围比较广泛，举凡社会经济制度变革及妇女解放（《娜拉走后怎样》）、天才与民众（《未有天才之前》）、改革与破坏（《记谈话》）、革命文学（《革命时代的文学》）、文艺与政治（《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青年的使命（《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等）、知识分子（《关于知识阶级》）、“左倾”的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上海文艺之一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等）、读书方法（《读书杂谈》）等问题都可以纳入演讲，而且都能信手采撷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这些平淡无奇的例子一经入微的观察、深刻的剖析和别致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无不让人拍手称快。
（四）形象化
形象化是鲁迅演讲的重要特色。鲁迅不喜欢从理论到理论，他的拿手好戏是如其杂感一样，擅长形象化议论说理。在演讲中，常常以比喻、象征等手法创造出广为传诵的艺术形象，使所议论的道理不言自明，留下深刻印象。除了以叙事援引古今中外历史的或现实的各种典型事例，增强演讲感染力说服力之外，鲁迅在议论时锤炼鲜明形象、饱含哲理的名言警句方面有极高的天赋，这使得鲁迅的演讲平添了许多文采、哲理，增加了其演讲的深度、厚度与亮度。“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6]。“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7]。“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8]。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五）幽默化
作为中国现代幽默大师的鲁迅，不仅生活中风趣，其教学、创作也同样富含幽默因子。无论教育教学演讲还是学术演讲、礼仪演讲，鲁迅演讲的幽默化特色给许多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据《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记录者之一欧阳山回忆：“鲁迅先生讲演的效果很好，会场很活跃，讲到很多地方都引起哄堂大笑。如讲到曹操杀孔融这个例子时，说：‘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大笑）‘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大笑）他很明显地指出，曹操是主张有才就行，不忠不孝也不要紧的，但后来却借不孝之名把孔融杀掉了。”“讲到‘吃药’（‘五石散’）、‘喝酒’、‘穿衣’和‘扪虱’之类的事情时，也是引起满场大笑的。”“‘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但他自己却不笑，大家越是笑，他的神情就更严肃。”[9]
二、鲁迅演讲的策略
（一）出场策略
除了职务性演讲外，一般均为非请不讲。鲁迅说：“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10]鲁迅并不热衷于四处演讲，甚至有些厌恶演讲。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颇觉得有点苦了，割去舌头，则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做报章文字，岂不舒服。”[11]他的不愿外出演说于此可见一斑。如同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是被动发声一样，他的演讲往往也是应邀而为、不得不讲，甚至就是被青年们“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12]。
（二）时间策略
鲁迅珍惜时间，注重演讲实效。他为自己规定了每次演讲的大致时间。在给李小峰的信中，他写道：“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13]所谓“十分钟”，应当只是一个较短时间的形象化说法，这句话的精神实质在于演讲应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力求短小精悍。这是符合听众心理的。据马蹄疾的《鲁迅演讲考》，鲁迅每次演讲所用时间可考的，一般是在二三十分钟至一小时左右；时间最短的大约五分钟，时间超过一小时的很少；至于学术讲演，一次讲不完就分成两次、多次讲[14]。演讲时间尽量短会迫使演讲者精心准备，有利于演讲取得最佳效果。鲁迅的许多演讲就成了精彩简要演讲的典范。
（三）定位策略
鲁迅把自己的演讲定位为“随便谈谈”。这个前面所述其演讲的平等化特色是直接相关的。由于“随便谈谈”，不是导师、牧师或者国师之类的高高在上的引导、教训，而是一种享受平等话语权的思想观点的交流乃至个人感受、情绪的分享。如前所述，他在《读书杂谈》《关于知识阶级》等演讲中多次反复强调自己不是来演讲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演讲中，他说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15]。此类言说，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有意把演讲营造成为比较轻松、随意的朋友似的谈话、交心。事实证明，这种定位契合鲁迅个人的实际，取得了很大成功。
（四）言说策略
独立、真实是鲁迅言说的基本策略。鲁迅说：人家“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16]。从如此决绝的语言中，分明可以感受到鲁迅对独立自由的发言权极其珍视。这种言说策略，在鲁迅的演讲中得到了一以贯之，也造就了鲁迅演讲独特的思想魅力和艺术光华。
（五）聚焦策略
“公共演讲，如其名曰，是一种将人的思想公之于众的方法，即一种与他人分享观点并影响他人的途径”[17]。鲁迅的演讲都是公共演讲，他关注的往往是公共话题、舆论热点，通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及学术批评的方式，凭借革命家的远见情怀、思想家的深刻睿智和文学家的隽永文采，沟通古今中外、直面现实困境，紧紧聚焦于他终其一生求解的国民性问题。这种聚焦式的观察、审视、思索和探求，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凝结成了鲁迅演讲挥之不去的基本范式。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5.
[2]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3.
[3][6][10][12][13][16]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7，458，420，465-466，465-466，420.
[4]钱理群.我们来看看鲁迅的演说词[J].武汉：文学教育，2009，（1）.
[5]鲁迅，江力.鲁迅报告：关于鲁迅和他的演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序）2.
[7][15]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136.
[8]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5.
[9][14]马蹄疾.鲁迅讲演考[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246-247，553-560.
[11]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3.
鲁迅的生平篇8
怎样从总体上估价《鲁迅与我七十年》
秋石先生说：“这本书，与其说是《鲁迅与我七十年》，倒莫不如取名为《我这七十 年》更要贴近得多。这是因为读者所要从中汲取的精神营养实在可怜得很。”
事情果真如此么?
无论就我个人读这本回忆录的印象，或者是看到、听到的许多朋友对《鲁迅与我七十 年》的读后反映，基本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好在哪里?首先是真实地 写出了伟大鲁迅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丰富的感情世界。海婴以他独特的视角和朴素 坦诚的叙述，不带光环地还原给读者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像有关海婴出生的陈述；像 清晨时分鲁迅躺在床上“眯起眼睛”看海婴为自己的烟嘴装一支烟的神情；像在庭院内 种南瓜以及收获时给内山家送南瓜所体现的鲁迅父子的情意；海婴与小朋友在家中玩耍 不慎撞碎玻璃以致右腕汩汩出血，鲁迅为之默默包扎，不加责骂；有一次海婴赖着不肯 去学校，鲁迅起初用报纸卷假意要打屁股，但当他了解海婴气喘病发作的实情后，立即 要许广平向老师请假，并亲自向堵在家门口的小朋友做了解释；……这些都可以说是一 篇篇好读的散文，充满着浓郁亲切的人情味，也渗透着鲁迅人文精神所特有的强烈的现 代性。即使后半本所记述的一些事情已在鲁迅逝世以后，却依然贯穿着“幼者本位”这 种人文精神。像192页所叙述的海婴9岁时一次受“测试”的经历，使作者几十年后想来 “仍不寒而栗”，禁不住要发出“祈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不要遇到这种‘测验’”的呼 吁；255页写到的光夏附小国文老师对学生体罚的惨烈场面以及许广平得知后采取的行 动；这些文字背后，可以说都有一颗鲁迅的灵魂在呐喊。也许在有的同志心目中，这些 都是无谓的琐事。但其实，离开了这类“琐事”，鲁迅精神的伟大也就无从突显。
不仅如此。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海婴还怀着深挚的敬意，写到了许多先贤们的 感人事迹。像瞿秋白夫妇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并且做了十分细致的说明所带给孩子 的无穷乐趣；萧军得知鲁迅逝世的与口号噩耗后奔上楼来“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 地号啕大哭”，“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许广平在日寇攻陷上海 ，租界成为“孤岛”后预作准备，销毁各种抗日的文字资料，被捕后遭毒刑拷打仍坚贞 不屈；与她命运相近的还有柯灵、杨霁云，也都饱受日寇刑审之苦，甚至被狼狗扑咬… …难道所有这些内容和文字，都可以像秋石先生那样，用“精神营养实在可怜得很”一 句话来轻松抹煞的么?
抹不去的须藤医生的可疑点
提出有关须藤医生的几处疑点，是《鲁迅与我七十年》的一个亮点，却也成为秋石先 生严厉批评、谴责的一个重点。秋石先生几乎花了比海婴《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原文 多出50%的篇幅来考辨和释疑，力图证明海婴书中那些疑点是“莫须有”的。
其实，对须藤五百三医生的治疗有所怀疑，是鲁迅逝世时许广平、周建人等家属当时 就产生的(批注和伏笔在须藤医疗报告的末尾用括弧所注的两行字：“追加疾病名称： 胃扩张，肠迟缓，肺结核，右胸湿性肋膜炎，支气管性喘息，心脏性喘息及气胸”，应 该就是家属当年留下的)，而且早在1949年10月通过周建人刊于《人民日报》上的文章 《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就已公开化。海婴先生在回忆录58页上明白交代了这 件事，他说：“关于父亲的死，……在我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 团排解不去的迷雾。”为什么会有这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原因在于，许广平发现须 藤医生在鲁迅死后应治丧委员会要求写的医疗报告上做了手脚。也就是周建人告诉海婴 的：“(你)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 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 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 疑。”(61页)请秋石先生注意，这不是海婴的话，而是周建人的话。任何人想要为须藤 医生洗清干系，都不应该回避这一重要关节。我不理解秋石先生花了那么多篇幅进行考 辨，却为什么独独不考辨周建人所说的这一段关键情节，为什么不找须藤医生写的这份 医疗报告来研究一下。报告的最大特点，是把鲁迅肋膜积水的检查与治疗时间提前了整 整3个月——从1936年6月提前到了3月份。报告内容哪些是真实的记录，哪些是子虚乌 有的编造，我们只要同鲁迅的日记、书信及相关人员的回忆文章对照起来考察，不难真 正厘清。
鲁迅在1936年8月27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说：“我的病也时好时坏。十天前吐血数十口， 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 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出，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 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积不已)，所以不甚关紧要，但麻烦而已。至于吐血，不过断 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这里说得很明确 ：到8月27日为止，“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须藤五百三在他的医疗报告 中却说至8月7日已抽过4次，两者明显不符。好在都有日期，我们可以由后而前一一核 对。
须藤提到的最后一次抽取肋膜积水是8月7日，查鲁迅日记，这一天确有如下记载：“ 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广 平、海婴亦去。”此与须藤报告完全吻合。
倒推上去两次，分别是6月23日和6月15日，在鲁迅日记中，没有这两次抽取肋间积水 的记载，原因是6月份鲁迅病重，自6月6日起即无法记日记。从情理和事实上说，这两 次抽液治疗应该是进行过的(日期可能比报告提到的要晚，大约在6月下旬)。做这种推 测，重要依据有二：一，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莱邀约了美国肺病专家邓恩(DUnn)医师 到鲁迅家中看病(史沫特莱对须藤医生的医术不大放心)，由许广平介绍病情，茅盾翻译 ，在座的还有一个多月前从陕北到达上海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邓恩医师用听诊器 对鲁迅胸部进行听诊，还用手指作了细致的叩诊，前后“足足听了二十分钟”(参阅茅 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册325—327页)。他认为鲁迅病情复杂凶险，指出鲁迅肋 膜间已有积水，判定鲁迅不但有肺病，而且正患着结核性肋膜炎，因而建议对病人实行 抽取肋间积水以消炎退热的治疗方案。事后，须藤医生也来到鲁迅家中，却不同意邓恩 医师的诊断，认为“肋膜里并无积水”(见周建人《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 二，到6月15日，鲁迅在上海福民医院拍摄了胸部X光片，其结果竟与邓恩医师的诊断非 常相近，证实年青时起鲁迅就两度患肺结核，还有肋膜炎和中度积水等。在这种情况下 ，6月下半月须藤也不得不改口并采取抽液措施，是符合逻辑的。
至于须藤医疗报告中所说的3月2日就怀疑鲁迅“胸膜炎”乃至疑有“水泡之声响”，3 月19日“作突刺试验”，“三月二十八日第一次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300公分”， 这些在鲁迅日记中均无记载。3月2日日记涉及疾病的只有“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 生来诊，注射一针”10多字。3月19日的鲁迅日记只记：“昙。上午得楼炜春信。得王 冶秋信。得三弟信。下午张因来。”3月28日的日记为：“昙。上午得增田君信，午后 复。寄吴朗西信。下午得唐 信。得孟十还信。萧军及悄吟来。得《漱石全集》(十三) 一本，一元七角。晚蕴如携 官来。三弟来。夜小峰夫人来并交小峰信及版税泉二百， 付印证四千。邀萧军、悄吟、蕴如、 官、三弟及广平携海婴同往丽都影戏院观《绝岛 沉珠记》下集。”后两天日记无一字提到医疗方面。两者如此不符，会不会是鲁迅漏记 呢?不可能。鲁迅的习惯是：凡须藤医生诊病或注射，日记中必作记载。因每次诊病均 须给医药费，漏记就会出差错。3月份日记中共记到须藤7次，有的只是寄一封信的平常 小事，他都没有放过；像胸部穿刺试验和抽取肋间积水这类比较重大的医疗措施，鲁迅 绝不可能遗忘。所以，医疗报告中提到3月份这一次穿刺试验、一次正式抽液，我认为 只能是须藤五百三在鲁迅死后的编造。从情理上分析判断，这种编造的痕迹也很明显。 试想：如果3月28日这天须藤真的对病人“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三百公分”，鲁迅 还有时间和精力来读信、复信、购书、付印证、接待萧军夫妇和三弟及弟媳、侄儿吗? 还会有这样好的兴致陪伴朋友、亲属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吗?据8月7日那次穿刺抽液200CC 目击者海婴回忆当时情景说：
……看见父亲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木椅上，斜侧着身体，衣襟半解开着。我顺眼一望， 他的胸侧插入一根粗的针头，尾部还有一段黄色半透明的橡皮管，地下接着一只广口粗 瓶，其中盛有淡黄色液体的半瓶，橡皮管子还在徐徐滴下这种液体，速度不很快，似乎 与呼吸起伏相适应。……
按此情形，那么，3月28日抽取肋间积水300CC需时不会很短，怎么可能不在鲁迅当天 生活中留下任何印记?而且更大的破绽在于：既然直到5月23日鲁迅在致赵家璧信中还在 抱怨：“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既然直到5月31 日下午，须藤五百三还表示不赞成邓恩医师关于鲁迅患结核性肋膜炎并有肋间积水的诊 断；既然直到8月26日，才查出鲁迅发烧的原因“由肋膜而来”(见前引鲁迅致曹靖华信 )；那么，须藤五百三怎么可能在3月份就怀疑鲁迅为“胸膜炎”并实行胸肋穿刺抽液治 疗呢?这不是在“死无对证”情况下明目张胆地伪造病历吗?无怪乎当年许广平一眼就望 穿这把戏而要产生怀疑了!须藤编造这类谎言，其用心难道不正是为了掩盖他本人“延 误”鲁迅病情的重大责任吗?
秋石先生对赵平声所提供的须藤五百三是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日语称作“在乡军人” )团体“乌龙会”副会长一事，也采取否定的态度。他以近乎不屑一顾的口吻说道：“ 从1932年‘一·二八’前到鲁迅逝世，须藤医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 性谋杀计划?”这里所谓的“须藤医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慢性谋杀计 划”，只是秋石先生自己的夸大性推断，无论是周建人或海婴都没有这样说过。因为事 实上，鲁迅经常请须藤看病，是从1934年7月才开始的，直到他逝世，总共才两年多， 何来所谓“五年左右的时间”?至于对须藤曾任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团体“乌龙会”副 会长一事，读读前述周建人1949年发表的《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一文就会知 道，当年提供情况者对须藤的政治面目其实是相当了解的。他不但说到“上海有一个日 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的会，是一个侵略性的团体，须藤担任副会长”，而且居然“ 知道须藤家的电话里所讲的多般(半?)不是医药上的事情，却多数是中日之间的交涉与 冲突”。可见此人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他应该与须藤有一点特殊关系，甚至肩负一点情 报任务。从鲁迅逝世后须藤五百三所写的《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载《作家》 杂志第2卷第2号，1936年11月15日刊出)来看，须藤为人虽似谦和，医疗收费亦较低廉 ，但却很了解和注意鲁迅的政治态度。文中曾经记述了他们两人之间一段颇有意味的对 话：
有一天我半谈半笑地对先生(指鲁迅——引者)说：“日本古时武士的习惯，是在每年 元旦那一天修改遗嘱。因为他们过的那种生活，究在什么时候遭人杀死，是很难预测的 。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日本武士的那种习惯 ，我觉得是颇必要的。”当时他回答说：“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我平生言论和主张 ，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没有必要吧。”
这段多少有点暗含机锋的谈话，值得人仔细捉摸。当然，迄今所知的有限材料，不足 以成为怀疑须藤医生有意“谋害”的依据(误诊和伪造治疗经过则完全可以肯定)。因此 ，我很赞成海婴先生的说法：“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海婴采取的态度是： 只把前辈的想法和有关的疑点记录下来，“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 ，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应该说，这是一种客观冷静、实事求是 的态度，不应受到误解和责备。
相关链接
《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于2001年9月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作者周海婴。据周海婴介 绍，这本书是他为纪念父亲诞辰120年而作。作为周海婴70年来的“第一次深情回忆” ，《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详细地记录了周海婴的经历和对父亲的思考，惊爆了许多鲜 为人知的秘闻，诸如鲁迅极有可能是被他的日籍医生须藤托延治疗谋害、回答“ 假使鲁迅还在”会怎样、周作人为何将鲁迅逐出八道湾等。该书出版发行后即登上畅销 书行列。
2002年9月17日，《文艺报》以大篇幅发表秋石文章《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 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对若干秘闻作“探究和澄清”，认为“历史的真实是谁也不 能捏造或篡改的”，并提出《鲁》一书究竟会留给后人怎样的鲁迅遗产的问题。
9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分别在头版和16版以《海婴先生请读读＜鲁迅全集＞》和《 海婴先生的记忆力与鲁迅遗产》两个标题选刊该文。一时间，文坛纠纷又起。
鲁迅的生平篇9
平凡与伟大:鲁迅的生平
鲁迅(1881—1936),其生活道路并不复杂,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无非是一个普通文人,一辈子以文字为生。生命也比较短促,只活了55岁。留下了300多万字的文字,其中大多是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也有不少针对时弊的杂文。
他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小官吏家庭,13岁时家道中落,后外出求学,18岁时曾在南京求学2年,后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在教育部任小官员,在大学兼职,后自由职业,完全以文字为活。他外表冷峻,不善与人交往,朋友有限,敌人众多。生前虽声誉很高,却争议甚多,毁誉并存。在他生活中唯一有吸引人眼球的是其爱情和婚姻生活:26岁时奉母命成婚,感情一直很疏离,几乎没有在一起生活;1923年认识学生许广平,后相爱结婚。因此,对他有过新旧道德观念的争论。
但是,鲁迅去世后却声誉甚隆。葬礼上他被盖上“民族魂”的大旗,数万人自发去送葬,长达2里余。这种场面,在文人中很罕见,说明大家对他的爱戴。后来他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影响。这么多年来,研究鲁迅的书籍数百部,论文数万篇,有许多学者专门研究鲁迅,其思想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一直到今天,我们谈论中国社会,依然绕不开鲁迅,这确实证明了鲁迅思想的深刻和伟大。
责任与智慧:鲁迅的生活态度
要认识鲁迅,除了其生平,应先了解其生活立场和生活态度,从其生活态度一面可以看出鲁迅的人格力量。其中,“爱”和“责任”是其核心。
1、对民族和人民的热爱。鲁迅外冷内热,感情很深。如对故乡的感情,《故乡》、《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表现很充分;对家人的感情,对母亲孝顺,对妻子、对儿子都体现了很深的亲情。对老师章太炎、藤野先生都很尊敬。对朋友、学生更是热情关心,如对叶紫、萧军、萧红等青年多方面的支持。尽管多次被人利用和背叛,有“无物之阵”、“人言可畏”之感,却始终不改。
更深广的爱是对民族和祖国的爱。忧国忧民,对民族现实和未来的忧患意识。其人生道路的选择可以看出,从学水师、矿物到学医,到最后“弃医从文”,这种变化背后体现的是鲁迅强烈的救国救民思想。这也决定他的文学观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一切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
2、强烈的责任感。他关注弱者,关注民生,敢于表达自己的批判态度,决定了他与各时期的专制政治力量产生剧烈的冲突。日本留学时,他曾经参加过反清组织光复会。他是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25年北洋军阀时代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学生与校方、政府发生冲突,遭到军阀镇压,学生死伤无数,鲁迅支持学生罢课,以悲愤心情写下《纪念刘和珍君》,公开申讨军阀作为,声援学生,遭到恐吓和通缉。时期,鲁迅同情受压制的共产党,支持作为受压迫者的左翼文学运动,发起成立“左联”。又发表对现实批评的签名,遭到通缉,被列入黑名单,后被迫逃亡。他在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明确表示对“左联”战士的怀念,对政府的批判。
3、很强的政治和生存智慧。不是盲目出动,而是有智慧。辛亥革命前,光复会派鲁迅回国来刺杀满清大臣,鲁迅以母亲年龄大无人抚养推却了。虽在当时遭人非议,实际却是智慧之举。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后,有人希望鲁迅发声明声讨,他意识到这一行为的没有意义,予以拒绝。
文明批判与自我批判:鲁迅的思想内涵
鲁迅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为什么到今天还要谈鲁迅,除了人格方面的魅力,更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贡献。具体而言,其思想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涵:
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他对“国民性”的揭示,深刻挖
掘民族文化中的惰性,如自我满足、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等等。值得提出的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往往是与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对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批判尤为突出:比如《孔乙己》对封建科举制度,《祝福》对“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故乡》对现实军阀政治。他揭露了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合一性,揭露了它的虚伪和残酷——以“吃人”来概括中国历史。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鲁迅的揭示最为犀利,也最尖锐。
2、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这是更为深刻的思想,也是鲁迅超越于同时代其他人的地方。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自居,缺乏自我批判意识。鲁迅不一样,他有深刻的自我反思,认为社会要发展,知识分子要进行不断的自我启蒙。同时意识到自己背负历史的重负,有“历史中间物”的特征。《祝福》中对祥林嫂悲剧的揭示,不只是认为鲁四老爷有责任,作为新知识分子的“我”也有责任,就是一种清醒的自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于是时时催促自己前行。
3、反抗绝望:清醒的理想色彩。鲁迅批判传统,批判自我,但不是虚无主义者,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将希望放在未来,愿意以自己的身躯为铺垫,让下一代更好地前进。不愿意将自己的绝望传染给别人,尤其是青年人,这是他第一部小说集取名为《呐喊》的原因。他内心虽然困惑,行动却很坚定。
鲁迅思想的特点:1、深刻。首先,民族文化的缺陷确实对中国发展危害甚大,尤其是在鲁迅的时代,缺乏现代意识的民族文化,必须进行批判,引入西方现代文化。其次,他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非常深刻,希望知识分子不满足于现状。2、犀利。鲁迅看问题往往能一语中的,非常准确,用语也很犀利。如将中国古代历史概括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如对梁实秋批评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不论对错,确实很入骨。以至于当时人都怕与鲁迅发生文字纠纷。3、彻底。“痛打落水狗”的风格,“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态度。立场上不是拖泥带水,也不模棱两可,而是旗帜明确,爱憎分明。
这些思想方面的贡献,加上以爱心和责任心为内涵的人格上的魅力,基本上构成了鲁迅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也是他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当然,这里我们只讲思想,不涉及他文学方面的贡献。
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鲁迅
关于鲁迅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存在着激烈的争议,有否定和肯定两种立场。有人认为我们已经走出了鲁迅的时代,已经不需要鲁迅的思想批判。有人认为我们社会是强调和谐,不应该出现鲁迅那么激烈的现实批判。我以为我们并没有走出鲁迅的时代,相反,时代的发展更显示了鲁迅人格魅力的伟大,鲁迅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依然有深刻的意义。
首先,鲁迅的人格和思想对当代知识分子具有榜样和启迪的意义:
1、在道德精神上。鲁迅敢于对抗权势,用手中的笔为弱小者说话,不畏权贵,不为权力服务,表现出很强的道德人格精神。当前社会虽然总体上是向上的,经济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如社会中的不公正(权力对正义的欺凌),如多方面的腐败。当前社会物欲文化盛行,许多人为金钱不择手段,惟利是图,应该受到批判。再一个,欺骗和虚假的文化依然广有市场,需要揭露和批判。许多知识分子在诱惑面前失去自我,失去道德的自律。知识者拥有比一般百姓更多的机会和文化权利,他的权利不在于获得更多,而在于对社会看得更清,能够有机会代表更多的人说真话,有更强的批判现实的勇气和更高的道德精神。这种批评不是反对社会,而是对社会的激励和促进。
2、在自我批评精神和发展意识上。现代社会的发展要依靠知识和文化,应该坚持文明发展的方向,但知识分子不能依赖现有的知识,应该有发展意识,更新自己。知识分子对自我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应该进行不断的自我启蒙。举例来说,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要有强烈的本土关怀意识,不应该高居于大众之上,尤其不应该与普通大众相隔膜。在当前社会中,不应当允许大众不信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很少联系大众的现象存在。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应该是现实,应该以关注现实赢得大众的信赖和支持,共同对抗社会转型期的黑暗面和物欲文化。
其次,鲁迅思想对当代文化有总体启迪意义。鲁迅对民族文化缺陷的深入批判,在今天有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在今天依然普遍地存在,而且,不只是存在于大众,而是存在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国民。应该有这种文化批判的自觉,要用现代意识来代替。比如说强烈的等级观念,由长期封建统治所造成,深入我们的脑海,使我们缺乏平等和民主意识,缺乏这方面的要求。当前与腐败直接相关的“一言堂”制度,事实上与我们许多人不敢维护自己的权益,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关。再如男尊女卑,再如我们民族缺乏更普泛的人性关怀意识等,都与文化缺陷有关。
继承鲁迅与超越鲁迅
除了要继承鲁迅,还需要发展鲁迅和超越鲁迅。鲁迅也有局限。毕竟我们距离鲁迅的时代已经快一个世纪,许多新的事物、新的变化,需要思想的发展。指出鲁迅的局限并无损于鲁迅的伟大,但只有超越鲁迅,中国的文化和思想才能有发展。否则,如果一直生活在鲁迅思想的“树荫”之下,社会文化将难以得到发展,这也是鲁迅所不愿意看到的。
1、对传统文化的客观全面认识。鲁迅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采用比较极端和全面的批判行为可以理解,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姿态有必要性。但是,今天看来,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更客观冷静,克服当时的极端处和片面处,对之进行纠偏,将继承和批判相合一。我们应该是文化批判和文化自信的结合。任何民族都有缺陷,中华民族能够这么顽强地生存下来,思想必然有其优点。新晨
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要进行更客观的研究和甄别,明确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底何为优何为劣,不是人云亦云,不是走两个极端:或者盲目地维护传统,或者彻底批判。在今天,我们应该比鲁迅时代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传统文化,应该明确何者弃之、何者保留。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说比鲁迅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要更好,才能说超越了他们。但现在我们还做得很不够。
鲁迅的生平篇10
摘要：鲁迅在当代经常出现的地方大概是教科书了。小到几年级，大到一个研究课题，在语文课本里在历史课本里。无疑，在当代鲁迅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资源，但是现在的教育界不断地出现“把鲁迅赶走”。本文就来大致讨论为何不能将鲁迅从教育界“赶走”。
关键字：教育界，鲁迅，当代
为什么说不能“把鲁迅赶走”。鲁迅对于现代的中国是一种当下就存在，是“现在正在进行时”的存在，是之前一直在，现在也在，以后同样不可以不在，这和中国当代的其他许多作家是不一样的，当代出现的大部分作家会随着时代慢慢退化，不再和起初一样受人关注大放异彩。有人想过把鲁迅送进博物馆，让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跟当代时事无关的存在。这个问题像极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开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当下，中国人已经不是奴隶了，也不需要用自己的血肉来筑长城，同样也不再是被人侵略的黑暗的时代。那为何我们依旧不改一改歌词？改成更符合时代的歌词？为何我们不换一换鲁迅的作品？换一些不是那么生涩难懂的文章？
在当下的中国，鲁迅是一个很好的批判性资源。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近些年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成为一个强大的思潮，鲁迅对这些论题的论述非常切合、深刻。我常常从鲁迅那里寻找资源，因为第一他是原创性的，第二是源泉性的。不管在哪个时代都会有“最危险的时刻”，这样的作品、歌词不止可以让我们铭记历史也让我们反省当下。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文化的大环境里经过毛泽东时代鲁迅已经被神话了。鲁迅在中国的价值,用毛主席的话说,在封建社会,能称得上圣人的是孔子,而在现代中国,能称为圣人的就是鲁迅了。因为他写的作品,深刻地抨击和剖析了存在于国人身上的劣根性,如奴性,如精神胜利法,如看客心态,并全面彻底地否定了封建的专制制度与封建的传统文化。随时时间的推移，鲁迅这一角色似乎也发生了些许的变化。不过他在任何时代都是在中心、被热议的对象。首先，《狂人日记》一出现就引起社会注意。到了后来的左翼更是如此。当然正统的中心人物一定是胡适，可以和胡适相对抗的就是鲁迅。鲁迅的悲剧也就在这里：第一个悲剧是大家并不真正理解他，所有人都在谈论他，他几乎和胡适同时进入教材；第二是没有找到真正对手。鲁迅在和陈垣论战的时候说过，我希望有人来批评我，言下之意是你们都不是对手。陈垣对鲁迅的批判在今天看都是低水平的，鲁迅的思想是越撞击越精彩的，（没有对手）从今天看是很可惜的。
对中小学教育来说，鲁迅是语言典范，是现代中国文学白话文的典范。让孩子学中国语文，中国现代白话文典范应该是三个人——鲁迅、周作人和胡适。胡适的语言比较简练、规范，再加上冰心、朱自清，一代一代中国人都是通过他们学习语言的。学生每天在学习的如何写作，鼻祖不就是鲁迅吗？
如果想要留下鲁迅，不止文人，更重要的是青少年就要接受鲁迅青少年要怎样接受鲁迅？试着交和他交个朋友？但是想想，私交鲁迅应该是很难的，因为他太怪、个性太强。这点从他的家庭生活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家庭生活有一个巨大的悲剧就是许广平并不是真正地理解他。许广平始终把鲁迅看作老师，这在夫妻关系中是不恰当的。比如许广平后来回忆提到，鲁迅常常因为她不知道的一句话生气，然后鲁迅就躺在阳台上——这是他非常独特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以我的理解大概就像他说的自己像一头“牛”，回到大地上、躲进丛林里，就像受伤的狼舔干净自己的血迹。海婴也学着爸爸躺在阳台上，看得许广平哭笑不得。放在我们现在来看这样的朋友相处起来也是不太容易，不过也会让人释怀，每每读他的作品总会有些灵魂得不到契合。我们时常会说知人论世，让青少年接受鲁迅，不如先让他们接受那个时代。之所以会感觉鲁迅的文章生涩难懂，除了语言的原因大部分还是因为无法感受到鲁迅本人当时的那种心情。痛苦的，无助的，歇斯底里的······也许当真正的了解了他所希望的，就会懂得他所要表达的。
鲁迅教给了我们那么多，从个人到民族再到国家。有人想把鲁迅从现代教育里移走，无非是因为他“跟不上潮流”。可事实并非如此。
如何看待平民？鲁迅提供了很好的资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方面同情，另一方面绝不美化和理想化，他很清楚自己和底层人民之间的隔膜。他写的农民是他看到的农民，并不是真正的农民，这一点他很清楚。鲁迅一生其实和农民没什么联系，小时候祖母在农村，也就看一下。鲁迅作品里形象只有两类型，一是底层人，二是知识分子。他笔下的农民都是有象征性的，闰土是一个漫画式形象，鲁迅没有进入闰土的世界，从来没写过农民家庭，只有街道上、在路边的农民。这和写知识分子完全不一样。鲁迅绝对不说自己是代言人，他只写出他看到的他们。这背后有一种乌托邦的想象。知识分子和农民是平等的，这也就意味着并不互相了解。对农民的弱点看得非常仔细。
如何看中国？鲁迅提供了很好的资源。我在很多场合都喜欢引用鲁迅的这句话，“你要看中国，不能看帝王将相，要看地底下的人。有一些真正为中国奋斗，不断奋斗又不断抹杀的人。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如果你看当下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会非常失望。鲁迅并不是悲观的、虚无的，总谈论“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之类的问题。
怎么看待中国的改革？鲁迅提供了很好的资源。“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还没阔气的人要改革”，这就无须再说了。现状大家都谈改革，要看改革的推动力是什么，利益需求，才能看清改革。
怎么了解中国国情？鲁迅提供了很好的资源：中国有的地方在用电灯，有的地方在用煤油灯，有的地方是汽车，有的在用独轮车——中国把各种东西凝聚在一个时空里。我看了大受启发，中国社会空前的复杂，用通俗的话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都挤在一堆。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很难用一种观点去面对现实。
等等，怎么可以说他过时呢？鲁迅是一个本体，每个人在不同时代接近的方式是不同的。鲁迅是我的精神指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背景是所有人都在摆脱当时集体主义、政治主义对人的束缚，更要强调个人的创造。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鲁迅是有各个层面的，有世界层面、民族国家层面、社会层面。
随之而来的又一个问题，为什么除去教育，在其他方面谈到鲁迅的少之又少呢？除了一些客观的没联系因素，当然现在还有很大的背景，你可以注意到，官方越来越回避谈论鲁迅。但因为有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不能彻底否定。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鲁迅的研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到底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事实上任何学术，比如说儒家，都是有杰出的人——王阳明、朱熹，才能成为儒学。儒学不仅是孔夫子的言论，还有后人的发挥和创造。鲁迅也是这样，面对现实中的很多问题，他只能给你启发，不能给你答案。我不是在重复鲁迅的话，而是用他的某些思想来映照现实。我相信所有的鲁迅的阅读者，甚至是中学生，都能有发挥的余地。鲁迅就成为一份公共财产，大家都能从中得到启发。
当时的鲁迅研究被毛泽东的“鲁迅论”所笼罩，我们提出一个口号“要突破毛泽东的鲁迅，让鲁迅研究回到鲁迅那里去”，这和八十年代的思潮是直接相关的。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我对自己有一个反省，我们太强调个人发展，社会性被忽略了。特别是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之后——顺便说下，鲁迅对我自身最大的影响是自我反省。比如说我在分析两极分化的时候，会反省，两极分化发生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太注重自己了，忽略了社会的大多数。当面临着“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论战的时候，我对二者都有理解，但都不满足。我要寻找另外一条路，仍然是在鲁迅这里找到。一个是知识分子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是批判性的，永远是边缘性的。第二是，知识分子是站在平民这边的。
有趣的是他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是自己，后来有所转变，和左翼文联分裂有关系，他认为左翼文学是和劳动人民同命运共抗争的文学。另外，他对左联一开始就是有保留的，他很清醒，“我又当一回梯子了”。鲁迅是少有的清醒，他也有特别痛苦的地方，他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当然这和现在的看法有所区别，现在对民国又过分美化。当时反抗国民党有规模的组织只有共产党，这是他看重的。这就是启蒙主义的局限性，“我的文章像一箭之投入大海，不会起半点波涛”，我到现在仍然有这个体会，所以必须和社会的反抗力量结合起来。鲁迅对农民革命有经典的论述，农民革命不过是换一个皇帝，他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也没有别的支持。“革命胜利了，我第一个逃跑，因为第一个被抓的是我。”他晚年极其痛苦，在遗嘱中说：死了，葬了，拉倒。他的个性可能许多人不会喜欢，批判别人时他是抓住一点不计情面的，这样可能会很深刻，但同时也有可能会造成对个人的冤枉。比如说“西崽”这个概念，本来极深刻，但是加到林语堂身上是不公允的。但这种偏激并不是他深刻的源泉。这是他的笔法，人是很复杂的，也不完全是笔法。当然鲁迅是没权的文人，所以这是无所谓的。对于这一点，想必大多数人都不会接受的，但又不得不佩服鲁迅的深刻性。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在当代中国，学胡适变‘戏子’，学鲁迅变‘流氓’。”为什么说是“流氓”呢？鲁迅提出新的问题，但没有解决。有两个地方，一是他对自由的态度，二是强有力和自由是矛盾。平等和自由是矛盾的。这样的命题可能到今天都很难解决。当强有力的统一、平等来扼杀自由的时候，鲁迅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当然他最终是会反抗的，大家坚信不疑。但他至少是困惑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信仰。常说鲁迅的弱点也是民族的弱点，就是不谈信仰，西方总有宗教主义的约束在那里。鲁迅支持个人意志，尼采对他有深刻影响，一切自己做主，他有强大的超人的个人意志。我们可能有更多柔软的部分，使得自己不能像鲁迅一样，始终是一棵独立的大树。曾经也看过这样一个对比，把鲁迅和卡夫卡相比较。比如对父亲的态度，时间都很接近。但他们的区别在于，卡夫卡是生前寂寞身后热闹，而鲁迅是自始至终都很寂寞。卡夫卡是奥匈帝国的后代，鲁迅是大清帝国的后代，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