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代表作篇1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杜甫的代表作篇2
关键词：月亮；杜甫；意象；内涵
0引言
月亮不仅仅存在于古老的传说、神话中，还存在于诗词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中，用来表达诗人、词家的思绪与情感。此时的月亮相较于神话中的月亮来说不再那么遥不可及，通过诗人、词家的想象，我们会发现其实月亮与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是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的，月亮的阴晴圆缺对应着人们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所以这些演映着人类生活的相似之处就成为了诗人、词家灵感的源泉。我国古代以月为内容的诗词有很多，无论是诗仙李白的《静夜思》还是坡的《水调歌头》，都通过对月亮的吟咏来表达内心最真挚的情感，使得月亮这个意象的内涵不断加深，所能够应用的空间也不断拓展。[1]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时期，一生颠沛流离，忧国忧民，以其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穷毕生精力和天才创作诗歌，存世一千三百多首。其诗把个体人格融入广阔人生，襟怀博大，至情至性，内蕴深广，众体兼善，素有“诗史”之称。为何杜诗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本文试从诗歌月意象方面作简要分析。本文首先从“月亮”这一词在中外、古代时的应用，引出杜甫在人生经历中与“月亮”的渊源。然后从杜甫诗歌借月亮表达出的“勤勉、志向、思念、惆怅”分别对月意象进行分析。最后，总结杜甫通过诗歌中月亮寄托对当时社会的愿望。[2]
1杜甫诗歌月意象中的“勤勉”
《春宿左省》是杜甫于公元757年的九月在门下省值夜的时候写下的。此时唐军已经收复了被安史叛军所控制的长安。而杜甫也在这个时候从~州到京，官复左拾遗。就左拾遗这个官阶而言，它的主要责任就是讽谏，素有大事廷诤，小时上封事的说法。而这首《春宿左省》正是在杜甫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所写下的一首诗。“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一句颔联细腻的刻画出了时间的流逝，从夜幕到夜晚，我们能够看到杜甫始终都在忙于公务，抬头望去，已有明月当空，表现出了杜甫居官勤勉，尽忠尽职的为官之道。[3]虽然说在诗中杜甫的本意是为了通过星光月下之景来展现帝居高远的赞颂，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侧面看出在我国古代诗词中“月”这样意象同样能够用来刻画时间流逝，并展现出诗人的勤奋与努力。其实从整首诗中我们能够看到杜甫在任职左拾遗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的状态。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此时的杜甫为官的气息要重于作为诗人的气息，所以诗文中透露出来的是他身居高职的心绪不宁。特别是诗文的最后两句“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深刻的展现出作者此时此刻的寝卧不安，在唐王朝遭受了巨大冲击的情况下，杜甫回京办公还担任着如此重要的职务，展现出了杜甫一腔爱国之情。并且诗文中借月亮来表现时间的流逝，不仅将虚无的是具现化，同时也加深了我国古代诗词中月意象的内涵。[4]
2杜甫诗歌月意象中的“志向”
从我国传统的古诗词中我们往往能够看到诗人满怀一腔热血抒发自己宏远的报国志向与为国家，为人民担忧的那份忧患意识。杜甫作为我国唐代诗人中的佼佼者自然也不例外。[5]
特别是在杜甫的诗歌中也深刻的表达了其内心深处的志向与抱负，还有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而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在《古柏行》中杜甫曾写道，“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这颗孔明庙前的古老柏树高耸入云，云气直接巫峡，月光照耀，冰冷的寒气直通岷山，作者在这首诗中表达出了自己对诸葛武侯的敬仰以及其对诸葛孔明的推崇备至。他希望自己能够像孔明庙前的这个古柏一样能够直耸入云，做一个像月光一样纯洁的官。而且诗中很明显提及了诸葛武侯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是因为有君王的赏识，而杜甫也希望帝君能够看到自己的一腔热血，加以任用。所以杜甫在月亮中寄托了自己的为官之志和报国之情，但是奈何在这国家危亡之际，用人之时，如自己一样的拥有报国志向的贤才良将却不能够得到任用，那些奸佞之徒却能够扶摇直上，作者通过字里行间表达出自己报国无门的愤懑以及对当朝统治者的失望。从杜甫的生平中我们能够看到，杜甫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然而却先后遭遇了安史之乱、困居长安，一腔热血得不到君王的赏识而埋没在飘零之中。此诗是杜甫54岁在夔州居住时的咏叹之作。[6]
3杜甫诗歌月意象中的“思念”
正如我国传统诗歌中在月亮中寄托了无限的思念，杜甫的望月诗中同样也饱含着这种思绪。在《月夜忆舍弟》中，从诗的题目上就已经点出了作者要借明亮的月光抒发自己对兄弟的回忆和思念。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不仅道尽了时间匆匆，岁月恍然如梦的现实，同时也诉进了作者对于故乡以及故乡亲人的那份怀念。此时的杜甫面临着唐朝最大的动荡事件“安史之乱”。而这首诗正写于他与弟弟因战乱而分散在山东、河南一带，由于战火纷飞，诗人怀揣着对弟弟安危的忧虑和思念写下了这样一首月诗。从诗文内容上来看却又在情理之中，一轮明亮的月细致地刻画了当前作者微妙的内心世界，着重的突出了作者感景伤怀的思绪。
杜甫还有一首诗《月夜》同样是写在安史之乱的期间。天宝十五年，安禄山由洛阳攻潼关，而杜甫原本是举家迁至白水县，投奔其舅父，然而后来长安陷落，唐玄宗无奈逃蜀，使得叛军大举进入白水，致使杜甫又只能举家迁徙，七月肃宗在灵武县接下唐代的统治地位，而杜甫在知道此事之后随即奔赴灵武，却不料途中遭俘，被禁长安。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杜甫是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的阶段的，直到被禁长安，对妻子的思念，对生活的感怀让他在望见窗外那一轮皎洁的月亮的时候不由得思绪万千。“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杜甫此时通过月亮展现出来的情感不仅仅是一般夫妇之间的离别之情，而是在动乱的时局之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战争带给人的离乱之痛，所以正向浩淼的唐朝国土上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一样，杜甫也承受着家庭分散，各居一地的那份思念与忧愁。遥望夜晚悬挂的圆月，虽然和远在~州的妻子共赏一轮明月，却不能团聚，徒留妻子一人孤独观赏，一份浓郁的思念喷涌而出。看上去是妻子在独自赏月，杜甫又何尝不是呢。纵观整首诗，作者抒发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思念之情，还有天下千千万万个因战乱而失散的家庭，他是在通过月光来传递他们的思念。月是天下人的月，情也是天下人的情，月光是冰冷的，情却也是温暖的，因为其中有着浓浓的思念还有爱意翻涌。
所以，杜甫望月诗中的这种思念之情是非常深刻的，一如其一直以来的那份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他将所有无法具象化的情感都寄托在月亮这个独特的意象上，用月亮所展现出来的种种形象树立起诗人内心最深沉、最真挚的那份情怀。
4杜甫诗歌月意象中的“惆怅”
杜甫通过“月”这样一种文学意象抒发了许多复杂的情感，包括他勤勉的为官之道，包括他宏远的志向，包括他对妻子、孩子以及兄弟的思念。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感是始终贯穿于杜甫望月诗中的，那就是怀古伤今的怅惘。我们说生活的苦难给予了诗人无限的艺术灵感，而杜甫生存的年代正是一个充满了动荡与不安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杜甫满心愁绪无法排遣，只能通过月亮这样一个情感的宣泄口将所有对国家未来的忧患讲述出来。在《暮归》一诗中，“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杜甫一句诗道尽民生疾苦。天色已晚，一轮明月已然当空照耀，却仍有木杵捶打衣服的声音，百姓原本应该安居乐业，享受生活，却无奈只能在这战火纷飞的时代苟延残喘地活着。诗人怜悯之心顿起，他渴望回到长安去为皇室尽忠，为百姓改变战争的痛苦，奈何路上仍有兵患。所以这首诗中的那轮明月已然映现了杜甫内心的怅惘与烦忧，看着百姓受苦受难，但是他却无法改变民不聊生的现状，他的心，他的灵魂都是痛苦的，焦虑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感与思绪，所以杜甫的诗中满是忧国忧民的深刻情怀。
5结语
从杜甫的望月诗中能够看到一个感性的杜甫，他的情怀，他的心意都寄托在了一轮圆月，一弯残月之中，他用月光来传达思念，传递温暖，他也用月光来抒发雄心壮志，凌云气概。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个理性的杜甫，他深入地刻画了唐代动乱时期的民不聊生，让我们置身于那个残酷的年代感受那份悲凉，冰冷的月光一如那些挑起战乱的人的心。沉郁顿挫的笔解读出的是杜甫满怀天下的灵魂，是他对天下太平的渴望，然而冰冷的现实让他这些渴望与梦想无从安放，所以他只能将这些存放在天上的月亮上，希望那永恒存在的月能够洒下满是他希望和温暖的月光，希望能够有明君带领天下百姓远离战火与硝烟，真正建立一个平安喜乐的安宁社会。这种愿望不仅仅存在于杜甫的望月诗中，可以说他的每一首诗都表现了他对百信安居乐业，对天下和平安宁的期待，这就是杜甫，一个温暖的、感性的、理性的伟大诗人。
参考文献：
[1]刘茹斐.文化语境中的中西月意象[J].湖北社会科学，2014（08）.
[2]索祖翠.论王昌龄诗中的月亮意象[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02）.
[3]周新.浅谈古典文学作品中月亮意象的审美特征[J].昌吉学院学报，2004（01）.
[4]庄超颖.古代离别诗中月亮意象的社会心理内涵[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2）.
杜甫的代表作篇3
摘要：杜甫是我国唐朝现实主义诗歌派的代表，其作品充满对现实的讽刺，对社会现实的残酷，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其生平著作坚持以社会写实为主，一抒发个人情感为辅，反应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残酷。本文从多角度分析诗人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特点，从了解杜甫的生平经历入手，全面分析杜甫诗人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特色。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读者能更好地掌握和了解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特点，并且了解当时唐朝社会发展形势，从历史角度学习诗歌中的精华，传承文化知识。
关键词：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特点
诗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国古代诗人智慧的集体结晶，值得我国学习和继承发扬。尤其是我国唐朝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出现很多著名的诗歌创作人。当时唐朝有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同时还有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以社会现实为写作题材，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现实残酷的不满，通过诗歌的形式抒发出来，使得诗歌中蕴含着自己的独特魅力，值得我国学习和研究。
一、杜甫诗歌创作历史背景分析
（一）社会背景
杜甫生在我国唐朝时期，他出生的时期正是我国盛世唐朝由盛变为衰的过程，在唐朝安史之乱后，人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杜甫也是背井离乡，到处避难。在这种社会形式下，作者一生的阅历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使得其一生所见所感十分丰富，而杜甫本人又是一个比较容易感伤的诗人。所以，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诗人杜甫经过精神上的斗争，创作了一系列的现实主义诗歌。这些诗歌在当时被人们广为传诵，直至今日，人们在次翻读杜甫的诗歌依然能有一种感同深受的感觉。这就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精髓，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因此，我们研究和学习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必须要全面学习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特色，发扬民族文化精髓。
（二）个人经历
杜甫是我国唐朝著名诗人，被世人们称为“诗圣”，但是由于杜甫出生的朝代和青年时期经历的社会变动情况，导致诗人一生都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中，这导致诗人深切的感受到社会动荡不安的残酷和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和事情。因此，诗人才会从戎抒发自己心中的不满，并且结合自己游离在各国之间的人生经历，杜甫坚持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出来，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语言能警醒当朝为官的土豪绅士们，希望他们能将他们的力量用来帮助社会上的劳苦大众，进而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但是由于杜甫生活的现实环境与他个人意识完全不相同，导致其人生生涯中所见到和所感受到都是现实社会的残酷和人们的无情。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将生平的遭遇通过诗歌传达出来，用以警醒世人和抒发自己心中的郁结，也正是他所生存时代环境，造就杜甫一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诗歌风格，诗歌中都是真实的社会现象，无不透露着对社会现实的讽刺。
二、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特点
（一）社会写实为主
现实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从社会实际出发，全面分析现实社会的黑暗，并且对自己满心的报复感到很强烈的失落感和无奈感。如在杜甫诗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这样几句诗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鸣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几句诗歌是被世人传诵的绝句，其中表达诗人对社会上贫穷人们生活和富人生活之间的反差感到极大的不满，诗歌表达的意识就是如果自己能有豪宅，一定会给天下贫穷的百姓遮风挡雨，而不是只顾自己享乐。诗歌中一种宁肯自己委屈受罪也不愿意广大社会劳苦百姓受罪，这种思想中表达了诗人高尚的节操，同时也反应了当时社会的残忍和不公平，君王和土豪们不顾广大劳苦群众的生存，只懂得自己享受，这种现象激起杜甫的不满之情。在愤慨的情况下，奋笔疾书写下这首流传与世的千古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句诗歌经过千年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仍在被人们牢记在心中，现在读起来依然能感受到当时杜甫的无奈和愤慨。杜甫的这句诗歌使得
（二）抒发感情坚持理想的特色
杜甫的现实主义主要是由于其自己的理想和报复没有施展之地，才最终导致其走向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道路，其中蕴含着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如在杜甫《奉增韦左丞相文》中有提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句诗词表达诗人希望君王能贤明，能大治天下，让百姓过上舒服的日子。说明杜甫具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希望能为天下事做点贡献，他拥有高尚的情操，兼顾国家大事以及体恤民生和民情的理想，但是事与愿违，在杜甫生活的时代，唐朝君主越来越混匀，不顾朝事、贪恋美色，最终导致安史之乱，唐朝社会越来越动荡。同时还有杜甫的《同元使君春陵行》中“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这句话表达诗人忧民忧国的心情，并且对国家忠心耿耿的高尚品质，作者喜欢通过诗歌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毫不吝啬的诗歌言语，犀利的诗歌语言，使得人们在朗读杜甫诗歌时，也能有一种激情澎湃和愤世嫉俗的感觉。
（三）诗歌多样化的表现手法
诗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诗歌语言、结构以及手法上面，其诗歌写作中的表现手法多样多彩，他将自身经历和心中所想，通过想象力创作出具有特色的诗歌篇章，成为一代经典。如《读少陵集》中“少年莫漫轻吟咏，五十方能读杜诗……淋漓墨汁皆峥嵘”，这句诗歌中表达了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并且在诗歌中添加了对称以及顶针等表现手法。不仅读起来更加具有诗歌的节奏感，同时还能让读者有一种好奇心理，与愿意挖掘诗歌中的寓意和内涵。还有在杜甫《古柏行》一诗中有一句这样的话“霜皮溜雨十丽，黛色参天二干尺”，这句诗词中运用了明显的夸张手法。
（四）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
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特色就是源于现实，但是又高于现实，诗歌中的人物形象都是来自与生活中见到的人和事，但是作者能通过想象和描述，将人物更加鲜明化和生动化。如在杜甫诗歌《可惜》中有这么一句诗词“宽心应是洒，谴兴臭过诗。”这句诗词明确表达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之情，以兴磊诗，凡是乱离之感，不平之鸣，个人遭遇及人民的痛苦生活感受等，随有所触即为诗。从杜甫诗歌中最能感受到的是作者对现实的讽刺，而不是坚持一种浪漫主义的基调，这种现实主义诗歌特色，是我国诗歌流派中的一种主流代表，是民族文化的精髓。
结束语
研究和学习我国唐朝著名诗人杜甫的诗歌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其诗歌在唐朝时期曾经风靡一时，并且知道今天都是国民学习和膜拜的对象。杜甫坚持社会写实，他生平诗歌创作全部坚持以社会写实为主，进而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杜甫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就是其诗歌创作极具真实性和感染力，能让读者与杜甫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进而影响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意识。不仅如此，杜甫诗歌语言上也很犀利和尖酸刻薄，直接将显示的黑暗描写出来，让世人更加清醒的认识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以求得思想上的解放。（作者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晓蓉.明末清初的杜甫诗意图研究[D].上海大学：美术学（美术理论研究），2010
[2]吴天虎.浅议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J].课程教育研究，2012（15）
[3]张珂.杜甫诗歌“以记为诗”的艺术特色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08
杜甫的代表作篇4
其实，以戏曲的形式表现诗圣杜甫，本可以有多种写法。然而剧作家党小黄却是以正面表现的手法予以史诗般的强攻，这既可以表现人物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剧命运，也更能全方位地表现杜甫一生中的悲剧精神和悲剧人格。对于杜甫来说，一生经历了开元盛世和天宝之变，也经历了肃宗继位之后的平叛和代宗的中兴，经历了四个年号并目睹了大唐王朝的由盛至衰的全过程，因而在他的人生感喟中就会有诸如少年时期的踌躇满志、中年时期的人生磨难和老年时期的落魄潦倒，因而杜甫的一生可以用生不逢时来简练概括。而作为戏剧创作，我们没有必要做深沉状，也没有必要非要将政治家和文学家所进行的深刻思辨作为表现的内容，那样，观众会经受不了你的哲理思辨而远离剧场。好在剧作者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抓住了杜甫人生中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并以大的历史事件为脉络，以贯穿杜甫人生经历中的几个大的回合，从而展示作为一代诗圣始终与民族共患难的文化品格，显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人精神。
笔者以为，《杜甫》的作者党小黄基本完成了这样的艺术表现。
一
戏曲是以演员的唱念做打来实现作家的艺术构思的。同样，戏曲更需要作家对剧情做能够为观众所接受的合理虚构。在秦腔《杜甫》中，作者着意安排了年轻杜甫的踌躇满志，笑傲江湖。但这种笑傲不是李白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的自信，也不是中晚唐诗人那种小心翼翼地投石问路，而是一种介于盛唐和中唐之间的迷茫，正是这种迷茫，使作家在不自觉地运用戏剧创作中的凤头之笔，为杜甫后来的人生跌宕作铺垫。壮游是盛唐诗人能够胸襟开阔、写出豪情万丈诗篇的主要原因。在杜甫一生中，有壮游，有漫游，也有不得已的漂游。壮游作为盛唐诗人人生必不可少的人生阅历，对杜甫来说，则是把壮游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重要步骤，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在泰山之巅，几位诗友海阔天空地表述自己的人生追求，而泰山老道带有箴言意味的人生预测，似乎为我们展示了一代诗圣的人生坎坷。正是这一看似可有可无的序曲，揭开了杜甫一生的命运帷幔。我们不必去追问这种人生箴言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也许这正是作家的故弄玄虚，或者是作家为剧作展开故事情节而作的铺垫。然而，正是这次泰山漫游，一曲《望岳》的五言律诗，引领起了杜甫的人生壮剧，更为他与郑虔、王g、严武等众多诗友的日后谈话出了一个大致的命运曲线，与红颜知己娇娘的失之交臂提供了一个灵魂相遇的时空。在正史中，看不到一生身体力行着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杜甫与异往的绯闻，但是作为艺术，这却是作者一个不错的艺术构思。因为戏剧本来就是以表现人生错落跌宕的命运坎坷及表现在命运坎坷中的人格精神作为最根本的精神指归的表现性艺术，任何人物和故事情节的设置。都必须为表现人物在与命运抗争、与社会抗争、与朋友交往、与异性的情感交织中展示人的文化人格服务，从而表现作为讴歌对象的人的精神情怀和价值取向。在《杜》剧中，作者着力展示的是杜甫一生郁郁不得志，但却一直昂扬奋发地实现着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理想价值，虽历经挫折，但是不改对社稷的一腔热血，不改对朋友的义气衷肠，不改对拙妻的一往情深。不改对娇娘那种说不清是师生情谊还是男女恋情，抑或是作为对杜甫的崇拜者和精神信徒的人生关怀。正是在这几种交织着友情、仕途、师生情、社会人生不同理解和追求的情感中，作者所表现出的杜甫，才是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杜甫一生中所经历的是大唐帝国由盛至衰的全过程，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杜甫的性格发展必然经历着精神人格的巨大失落，也必然要表现他从对仕途的热衷和坚信自己的人生目标到对盛世王朝的质疑，从质疑到最后对自己毕生追求的质疑，再到精神人格的大彻大悟，从而完成杜甫作为诗圣的文化人格升华。在这样的艺术虚构中，可以而且也完全能够展开的是杜甫作为人的情怀。作为诗人的正义感，作为文人的人格价值，作为儒家文化造就的知识分子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追求。他不是王g，也不是郑虔，更不是严武。在这样一群诗人当中，王g可以曲径通幽，成为朝廷命官；昔日泰山之巅那些意气风发的诗友十年之后再度相聚于曲江池畔，严武、王g、郑虔似乎都获得了自己的人生坐标。然而。杜甫依然卖药于曲江池畔，依然“朝叩富儿门”无法为对自己心仪已久的徒儿解决卖身葬父的生活窘迫。十四年一梦，其实并没有击碎杜甫的宦海跋涉之醉心，他依然渴望能够获得一官半职以便为黎民、为朝廷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即便是在多次碰壁之后，依然不改初衷。尽管他已经看到了飘摇欲坠的大厦将倾，看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盛世隐忧，然而在获得左卫率府胄参军之后对自己人生的可怜安慰，儒家文化教导出来的报国情怀还能使他在回家之后对小儿的饿死、对多年在外求官而不得，愧对老妻幼子的为人夫、为人父的愧疚而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尽管经受着丧子之痛，忍受着妻、子的冻赢，在闻知安史之乱爆发、肃宗登基之后，依然痛别老妻幼子，踏上了“布衣寻天子”的西行之途。
在剧中，作者着力表现杜甫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表现土人的民本精神，表现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主人公的治世情怀。因而，一切个人荣辱和恩怨，都被这种情怀所消解。并且执著而可怜，专注而无奈，卑微而高尚。其实这正是儒家文化在杜甫身上所表现出的无意识自觉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脊梁精神和人格魅力所在。固然，我们可以说杜甫一生求官而未为官，一生追求清风明月的理想境界而未能实现。但是，正是他在对理想的追求中所显示的对社会人生的冷静思考。对民生的无意识关照。使得他由执著于仕途。沉迷于官场到自觉自愿、心无旁鹜地以如椽巨笔，忠实地记录下大唐帝国由极盛转至极衰这一历史巨变过程中民众所饱受的灾难，才能使我们由衷地感受到诗人人格的高洁与伟岸，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在个人仕途与民生困顿面前的两难选择。正是杜甫这些饱蘸笔墨抒写的人生挫折与壮志未酬的艰难竭蹶中所表现出来的治世精神、入世情怀，才使剧作在结构上呈现出猪肚般的充盈，人物塑造上渐趋丰满和有血有肉。
二
杜甫的人格精神，无疑是千百年来儒家文化所造就的知识分子命运遭际最真实的映照，也是作家着笔最多的地方。尽管长安一梦十四年，尽管多年求官而未得，但不改对朝廷的一往情深，不改对民众生存状况关心，这既是杜诗中最具感染力，也是后世儒家知识分子把杜甫奉作“诗圣”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在杜甫被安史叛军羁押，安禄山用郑虔画作、杜诗换取娇娘一笑的人生之大节的重要关头上，身为杜甫至交的王g宁可咬舌自尽也不愿出卖知己和自己的人格良心，已经身陷囹圄的郑虔宁可不认杜甫也不愿出卖朋友，杜甫宁可装疯卖傻也不愿屈己而卖身投靠，娇娘宁愿破相也不愿为叛军卖笑这些情节的处理上，显示了剧作家对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对杜甫儒家人格文化精神的高度赞誉。固然，由君不君而引起的臣不臣历来不被后世耻笑，甚至还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褒扬。然而，在正统文化那里，忠君即是爱国，忠君即是爱民，对君王的背叛也就是对民众的背叛。正因为如此，王g的咬舌自尽是一种壮烈。郑虔的变节而不出卖朋友是一种义气。娇娘的认师为父、宁愿破相而不出卖自己的人格是一种民众之节，杜甫宁愿装疯卖傻而不愿与叛军同流合污则是一种君臣大义和民族气节。郑虔被授伪职而托病拒不赴任，拼命要送杜甫逃走，并献以破敌妙策而显示出自己的无奈与悔过，其实都在展示儒家文化造就的社会文化品格，都在以杜甫作为自己人格的参照，进而宣示出一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儒家文化精神。
在剧作中。作者没有把杜甫塑造成一个道德完人，也没有把杜甫塑造成一个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而是一个始终充盈着激情与冲动、木讷与敏锐、既浪漫但又现实的具有诗人气质和灵动的人。他既重友情但始终不失做人的原则；既重夫妻之情与幼子的爱，也重与矫娘的忘年交；既痴心于做官但却对官场游戏规则浑然无知；既拥护王朝的统一和对安史叛军的切齿之恨，但又表现出对战争给民生带来巨大灾难的深深同情，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坎坷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因而也表现出他在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正因为如此，他羡慕王g、郑虔、严武这些当年一起在泰山极顶慷慨豪情的诗友一个个官场得意，既能为好友王g在叛军面前的大义凛然慷慨赴死而长歌当哭，但是也憎恶郑虔的变节行为；既能为郑虔的冒死献破敌之策而深感欣慰，也为他的官复原职当殿争辩。为郑虔被贬出朝廷而冒着丢官的危险仗义送友。在他看来，是非分明、功过分明、爱憎分明、忠义分明应该是人所具有的本质，但却忘记了朝政与友情有时是可置人于生死的官场规则，并因此而丢掉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左拾遗官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对此，杜甫幽怨过，并哀叹自己也像李白当年一样被贬出朝廷，然而，他却因此更多地了解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在这期间，“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的创作使他加深了对官府本质的认识，也更自觉地用他的如椽巨笔表现了民众的苦难，表现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自觉的民本情怀。
三
如果说，在正史的记载中旅蜀的几年是杜甫一生中最为闲散的时光，并因好友严武的关照而暂获生活安稳的话，那么在戏剧中，剧作家则对杜甫人生作了另一面的展示，表现了主人公不愿寄人篱下的刚直品行。按说，有好朋友的关照，有着一份不菲的俸禄，杜甫完全有可能过上不错的生活，然而，剧作家刻意表现出杜甫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吃嗟来之食的人格傲岸，为表现杜甫对其妻杨氏夫人的一往深情和夫妻间的灵犀相通增添了一场看似可有可无，实则是最能展示杜甫为人夫的感情场面，尤其是杜甫给妻子吟诵当年所作诗篇《月夜》一诗时所显示的夫妻相濡以沫，柔情蜜意，使杜甫作为丈夫的形象高大而丰满。而老妻在他的吟诵声中溘然长逝，则更把杜甫的悲剧命运从其妻子身上展示得凄凉哀婉，催人泣下。如果说，全剧始终是以杜诗为主线。贯穿杜甫作为诗人不甚得意的人生曲线的话，那么这个情节的设置，则更加深刻地表现了杜甫丰富细腻的情感和对老妻的深情，也使全剧洋溢着浓郁的人情人性和作为诗人的丰富感情世界。
娇娘无疑在剧作中是作者所寄予的一个理想化身。纯洁无瑕，始终追求理想，但始终在追求理想价值的过程中被命运折磨得历尽坎坷，然而不管是自觉被命运折磨得自传或他传，却依然保持着人格的高洁和对理想价值实现的童真，即使被迫卖艺卖身，都依然不亵渎自己人格的高洁，即使在最为关键的时候为了保持老师的贞洁，甚至不惜破相毁容也要维护自己心中的神圣。正是这样的人格映照，折射出杜甫追求理想人格的艰难，也折射出正直善良的精神人格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磨难。
杜甫的代表作篇5
关键词：杜甫 儒家思想 忧国忧民 忠君爱国 仁爱精神
一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渊源
杜甫自始至终执著地关注现实是与他头脑中的指导思想有关的。杜甫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呢？杜甫常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谈到自己的家世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来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
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一文中强调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并认为这对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决定他思想的，还是十载长安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和辛酸，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饱尝的战乱、饥饿之苦，是“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和人民亲密无间的生活。这些，正是这些，是杜甫思想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应该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之一
——忠君爱国
传统的儒家观点认为，忠君即是爱国。如孔子强调“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敌入侵中原地区。孟子则宣扬“大一统”，力主以“仁政”统一中国。即对百姓施以仁政，以体恤百姓。真正做到想民所想，忧民所忧。此为儒家忧国忧民的光辉典范。而且儒家关注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就体现在对国家、对天下（当时对儒家来说“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下”）“一统”和安定的关注上。杜甫承继了儒家的对“天下”“一统”的思想片断，把它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并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恒的主题。
实现和维护天下一统是儒家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很少的。那时人的眼界极为狭小，大多只是局限在个体生命的自生自灭上。一生执着于“忠君爱国”，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个时代很难达到的境界，这样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灵性的。在杜甫那里，“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独夫民贼，而是天下民众这一群体的代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不是作为臣工的职业性的奉献、更非泯灭了个性以后唯一的选择。杜甫是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人，他把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了对群体的关注之中。这些在他的诗歌中有长足的表现。
流传到现在的杜诗绝大部分写于滞留长安以后，从长安诗开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精神。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如苏轼所说“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当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隐田园，过“潇洒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纷纭复杂的官场争斗。选择引起杜甫内心的激荡，诗人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如剥春笋似地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迹：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
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想纠正也不可能了。正是这样的“物性”，当事关国家之时，他不仅能够这样要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对于朋友他也能说出：“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后者看来更难。所谓“严公”就是杜甫落难成都时全身心依靠的顶头上司严武。严武入朝有可能出任宰相，为这样有光辉前程的人物送行，帮忙或帮闲们大约要说尽人间的祝福话语的。我想聪明的今人更会如此。而杜甫本着儒家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的精神却讲了这样不吉利的话，而且讲得如此富于激情、掷地有声！
杜甫的忠君爱国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是着眼于民众群体的，当他感到皇帝这个独特的个体在违反他本应该代表的老百姓的利益时，便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皇帝。杜甫的“忠君”主要就表现在对皇帝的批评讽刺上（这也是原始儒家所主张的为臣之道），杜甫敢于写作这类作品。孔孟这些儒家的创始者们谈到君臣关系时，多是从相对关系着眼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的更情绪化一些，“君之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强调臣子要绝对忠顺是法家。杜甫对“君”的批评的情绪化是不让于孟子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位忙”（《忆昔二首》）：“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这些诗句在“怨”之外，还有愤怒，然而它与忠君爱国之心并不矛盾。
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之二
——仁爱精神
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杜甫的仁爱渗透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给读者留的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杜甫的仁爱精神应该说是始发于妻子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诗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接踵而至，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起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更不是令人产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宾”，而是表达了杜甫对妻子歉疚之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从这样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处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些兴味时的喜悦之情。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妻子的爱。
然而杜甫的仁爱精神绝不仅限于此，他还将对妻子的爱推及他人，甚至是一些与己无关但和自己有同样命运和遭遇的人，杜甫也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的。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爱人”之心，并付诸实践，这是很难的。读杜诗会感到最难得的是，杜甫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此时，正如他所写的“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县作歌七首》），过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这个时期写的二十首纪行诗中处处可见诗人对其他不幸者的关怀。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在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斯年之后的读者。诗人在过嘉陵江经水会渡时，船夫的勇敢和撑船的技术的高超引起他赞叹：“篙师暗理楫，歌啸轻波澜。”但此时他也关切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这种精神贯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许多人当自己处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仿佛整个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报复（其中最极端的就是发生在四、五年前一个留美学生卢某的在校园开枪杀人事件）。杜甫为人正与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再如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实践家看来这种“空论”有什么用？郭沫若更说“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会冻死呢？”（《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长，他要表现的也不是一种许诺及其实现，而是在困难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说这种想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是啊，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来的亿万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有谁把它表现了出来了呢？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诗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才能感动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们关注的善念——仁爱精神用充满感情的诗句揭示出来、把它固化下来，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灵魂得到升华，这是诗不同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义之所在。因此，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的力量不单纯在于他对世上苦难的揭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希望它能发扬光大。
这种仁爱精神使得他与邻里乡人多能和睦相处。《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格的尊重：“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我们从杜诗中还看到，无论住到哪里，邻人对杜甫都是非常友好的。《羌村三首》中的：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这里邻人简直与乡党宗亲差不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基层关系是由宗法家族构成的。杜甫后半生没有生活在宗法家族之中。但他把偶然居住在一起的邻里视作宗法亲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对他们倾注了爱，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邻人父老对杜甫的热忱。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与他生活的时代和自身曲折的经历，以及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杜甫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转变时期，他在困居长安的十年中，由于失意和贫困，以深深感受到唐王朝的腐朽及其危机，并在不少诗中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安史之乱之后，由于他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下了不少反映当时现实的诗篇，无不流露出其忧国忧民的思想。
参考书目：
《李杜诗学》 杨义 北京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2版
《杜甫诗选注》 萧涤非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唐诗二十讲》 张爱华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1版
杜甫的代表作篇6
这次由天水杜甫研究会和成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陇南师专协办的“纪念杜甫流寓陇右125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纪念会，开得十分圆满和成功。在这里我代表中国杜甫研究会向这次盛会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同时，请允许我代表与会的全体代表，向支持这次大会召开的天水市各级领导、成县各级领导以及天水师院和陇南师专的各级领导和参加这次会议服务工作的各位老师和同志们所提供的周到的完满的服务表示最衷心感谢！
在会议中，与会的学者对杜甫的陇右诗作了深刻和全面的评价。对杜甫在公元759年弃官西走，来到秦州、同谷等地所作的117首诗歌所体现的丰富文化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成就做了细致的分析和高度的评价。认为杜甫从此脱下了官服、走进了逃难的难民队伍中，真正开始了他接近下层黎民百姓、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漂泊流离的生活，并亲身体验了安史之乱后人民在战乱之中的悲苦生活，在身份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一个朝廷命官变成了一个逃难的难民。在思想上更加直面现实，更加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命运，从一个普通难民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人民的生活实际，在现实主义诗歌道路上，将忧国忧民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思想层次，是一次巨大的思想飞跃。在诗歌艺术探索方面，他做了更深更广的艺术探索，由以前以做古体诗五古和七古体裁为主，转向了对近体诗五律、七律及排律为主的诗歌创作，对唐代诗歌艺术水平做了极大的提高。他的五律和七律等近体诗是最能代表唐诗艺术的最高水平。从此，中国诗歌史进入了以近体诗创作为主的诗歌时代，而杜甫的诗歌为人们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样板。他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使唐诗达到了音乐美与形式美的完美结合，是唐诗由少年时代走向成年时代的成熟标志，最能显示出唐诗的艺术特色。而陇右诗（大多是律诗）正是体现了杜甫诗歌开始全面提高唐诗艺术的一个关键时期，最值得关注和研究。
此次会议外地学者与当地学者广泛交流，相互学习受益匪浅。使我感受最深的是陇右的学者们，对杜甫的陇右诗的深刻研究及他们对杜甫的衷心热爱。他们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填补了杜诗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充分地展示他们雄厚的学术实力，对杜甫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致意和祝贺！
杜甫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面旗帜，他不仅是中国伟大的诗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的文化精神和伟大的人格为我们中华民族提供了精神上的食粮。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中国人民度过了历史上一道道激流险滩，增加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历史上哺育了一代代政治家、文学家、学者和仁人志士，为提高整个民族的人文修养和文化素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起着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他追求社会和谐的理想，是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的资源，他对诗歌艺术创作“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精神及其优秀的诗篇，为我们建设当代先进文化和文学艺术提高文化水平，起着巨大的作用，总之杜甫的诗歌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和挖掘。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各位女士先生老师同学们！我们这次研讨会和纪念会就要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共同把杜甫研究作为一次文化事业来做，并将研究和普及结合起来，将杜甫文化与当今的文化建设坚定地结合起来，为进一步发扬光大杜甫的文化精神贡献我们的力量。在此献上小诗一首（先朗诵一遍，再吟诵一遍）：
应邀乘机赴陇参加天水纪念杜甫流寓陇右1250周年研讨会
纵飞直上白云天，下视秦州重叠山。
鸟鼠山间馀鸟道，鱼龙川畔少渔烟。
少陵圣迹千年在，大雅歌诗万古传。
杜甫的代表作篇7
关键词：陈与义；杜甫；接受；创新
一江西诗派笼罩下的早期接受与创作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是南北宋之际的重要诗人。陈与义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幼年时期即得到很好的诗词歌赋的熏陶。青年时期，他凭借《墨梅》诗，受到时宰王黼和皇帝的赏识，仕途上很快得以升迁，文学上享有盛名，往往“辞章一出，名动京师”[1]。但是陈与义的这个时期书房生活是他生活的主要方面，所谓“闲门读书生自发”，题诗酬唱、苦心功名为个人的仕途穷达而忧喜。[2]这个时期，陈与义还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咏物诗上，《墨梅》之外，还有《水仙花》、《李花》等诗，此外还有歌咏亭子、楼台、棋的诗。习见的下雨，亦成为他反复吟诵的对象。这些都说明，这个时期他的趣味基本还停留在对文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上，借以表现其文人品味，消遣娱乐以抒怀。
虽然陈与义很早就凭《墨梅》受到皇帝的欣赏，但是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符宝郎任内，受到荐主王黼牵连，被贬去陈留监酒税。他写了多首有关这次遭遇的作品，如《至陈留》，从诗中，可以看出陈与义对这次去陈留的遭遇很不满意，一个“哀”字道出心中所想。另一首《将赴陈留寄心老》中写道“三年成一梦，梦破说梦中”，依然是抒发贬谪后的伤怀。虽则不满，但他只是停留在自己遭遇的抒发上，诗歌的题材范围并没有扩大。
这个时期正是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风的盛行时期。随着政治局面的险恶，诗人普遍存在全身避害的思想，因此江西诗人的学杜，亦还是停留在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接受上。陈与义亦不外此。钱钟书说：“我们看到他前期的作品，古体诗主要受了黄、陈的影响，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3]。这句话可以看出陈与义早期的诗多效法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和陈师道。黄庭坚提出“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说，陈与义效法黄庭坚，亦喜讲究练字练句，多用典故。除对黄、陈接受并由黄、陈接通杜甫外，他还重视向其他诗人的学习。
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学习前人诗句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的诗歌。例如，他学白的“忽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写了“忽风雨至骤过，恍向来之所历”（《觉心画山水赋》），化用得非常自然、贴切。再看《连雨赋书事四首其一》，是：“九月逢连雨，萧萧稳晚秋。龙公无乃倦，客子不胜愁。云气昏城壁，钟声烟寺楼。年年授衣节，牢落向他州。”第一句化用杜牧《忆齐安》中的“连江雨送秋”；第二句化用坡《祷雨张龙公祠》“龙公试手行雪中”和迦南诗人王粲的《从军》诗；第三句化用杜甫的诗歌《别义山》“江山云雾香”和苏轼《郁孤台》“滩声入书楼”和最后一句化用杜甫的诗歌《法镜寺》“身危适他州”。从一首诗歌中即可看出他的接受、学习的兴趣很广泛。
陈与义尤其推崇陈师道，主要是学习他的简洁和以平淡为美的风格，这在陈与义的早期描写山水和闲适生活的作品中有体现。例如《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其五》“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这首诗写的清新自然，感情真切，意境优美韵味深长，少了在其他作品中的生硬晦涩，多了一种“豪华落尽见真淳”[4]的质朴无华的风格，这和陈师道主张的质朴无华的风格是一致的。
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有一个逐步深化过程，在他早期诗歌中主要接受杜甫的练字练句等艺术技巧方面，并没有领悟到杜甫诗歌的精神实质，甚至对杜甫手无缚鸡之力还想兼济百姓的行为很不理解。杜甫亲耳见闻惨烈的“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的安史动乱，而生活安逸的陈与义，他所关注的范围很有限，并不能真正理解杜甫诗歌的内涵。这也是“江西诗派”诗人对杜甫接受的普遍局限。
二时代巨变与杜甫的再发现
北宋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官吏的昏聩腐败，外族的入侵，导致“靖康之耻”的发生。宋朝统治者为避乱南下，从开封迁都临安，导致大批北方人们生活在战乱中。靖难之役使陈与义的个人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他文风改变的分水岭。受这次战争的影响，陈与义的写作不再只局限自己的狭窄的视野，而是把眼界扩大至更深更广的范围。安史之乱、靖难之役，同样都是面对支离破碎烽火狼烟的的时代，同样的由和平到战争转变的经历，使得陈与义开始深刻理解杜甫，使得陈与义关注时事发展，关心国家兴亡安危，爱国主义成为他诗歌的主导思想。
陈与义开始反对以前的雕章镂句式的学习杜甫的方式，批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写法，而是侧重从精神实质上与杜甫的沟通与神会。可以看出，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比前一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南渡后的陈与义，饱受战乱之苦，深刻的体会到了杜诗诗歌的真正精神即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他感慨道：“但恨平生意，轻了杜甫诗。”“草草檀公策，茫茫老杜诗。”这时的陈与义后悔当初的浅尝辄止和学杜甫太表面化了，他转而学习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和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在南渡的五年中，陈与义饱受战乱之苦，甚至命有时会危在旦夕，在作品中亦有反应。如“我非洛豪士，不遇穷谷饥。”被迫南下的诗人，思乡之情非常浓烈。发出“江南非不好，楚客是吾乡”的感伤和“东西俱吾乡”的无奈。他的一些律诗，如《伤春》、等，颇得杜甫神韵，既有忧国伤时的感怀，又有杜诗沉郁顿挫的神韵。身在他乡，异方之音倍感凄凉，没有归属感。“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牡丹）》以牡丹借物寄情，没有了那种为作诗赋搜肠刮肚的心情，而是非常自然巧妙地表达自己的心情。
纪昀高度评价陈与义“简斋风骨高秀，实胜宋代诸公。”正合了赵翼的话：“国家不幸诗家幸，句到沧桑词变工”。南渡的这五年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期，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地，主要从情感、意境、语言这三个方面论述，成绩卓著。[5]
第一，情感丰富、有感染力。
与早期抒发个人日常生活的题材不同，这时的范围扩大了，随之感情范围也扩大了。这个时期，他借鉴杜甫“缘事而发”的写作态度，创作出很多首感情自然真切的诗歌。这些诗歌真实的记录了战乱以来的一些状况，和杜甫的“三吏三别”在精神上有相同之处。
南渡初，他写了《邓州西轩书画事其六》“杨刘相倾建中乱，不待白首今同归。只今将相须廉蔺，五月并门未解围”。诗人笔端直触时事，讽刺争名夺利的官员，指出官吏同僚们应该学习古时候的将相廉颇蔺相如，齐心合力、保家卫国。还有一首《伤春》写得更好：”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残兵敢犯犬羊锋.”整首诗大气磅礴、雄健刚劲，颇有豪迈苍凉的感觉。庙堂里没有去平定边患的对策，坐等着战败。怪汴京沦落，皇帝逃跑南下，作臣子的忧愁的得头发都白了，第五句巧妙化用化用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最后两句从“稍喜”看出来有一丝宽慰，气势豪迈刚劲，但是整首诗还是对皇帝无能，奸臣误国批判意味很浓，这首诗完全与以前的风格不同。
第二，意境广阔壮大。
陈与义南渡后诗歌在取景上从大处入手，善于抓住意境壮大的物象，借以抒怀。如《登岳阳楼》：“洞庭之水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万里来逰还万里，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
这首诗写于作者避乱岳州时登岳阳楼时，感古伤今所作。这首诗歌是作者站在城楼上俯瞰的场景，所以视野比较开阔，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水面阔大的洞庭景象。诗中的洞庭、旌帘、湖山、老木、苍波等景物的选择，营造了一种壮大的雄浑的境界。这首诗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事情以及画面：岳阳楼在洞庭水的东面，江水的西面，楼上的旗子没有一丝飘动，此时夕阳已经落下山。作者登上昔时吴蜀分割地的楼上，面对着将要来临暮色的洞庭湖的水光山色感慨万千。第三句写的气势广阔，第四句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满腹心事的文人倚着窗子看夕阳西下的画面。颈联第一句写不远万里被迫从开封来到岳阳，如今想回家乡却被战乱烽火万里阻隔，所以说是“万里来逰还万里”想念故都家乡的心情可想而知；第二句一个“难”字把这几年的遭遇全都写出来了，“难”字前面加了一个“多”字，多灾多难的命运一下子写的真切感人，用字真是凝练简洁，又用了一个“危”字把这次战争对生命的残害写了出来，“更”字的使用表明不仅多难更主要的是人生在世生命可能随时就会结束。整个颈联写的沉郁苍凉，抒情气氛浓郁。尾联写道“白头吊古风霜里”此时的陈与义是快四十岁的了，面对着此楼此水吊念古事，怀念北宋时光，感慨自己年岁已高，犹如处在风霜里的人了；最后一句写面对老木苍波诗人内心无限悲伤，“老”字修饰树木，“仓”字修饰波浪，明写老树苍波，实是感慨自己的年老，借物寄情，一种无限的苍凉压抑感油然而生，诗人以“无限悲”结束整首诗歌，读完有一种说不尽的悲伤之情。整首诗的意象选择有夕阳、暮时、老木、苍波等比较凉色调的词语，营造一种内心无比沉重的悲伤之情。总体来说，这首诗歌风格雄浑阔大，极具感染力。这首诗和杜甫的沉郁顿挫、雄浑凝练的风格很接近，很容易想到由杜甫写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律诗意境阔大浩渺“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处”；对仗非常工整，今昔相对，洞庭水对岳阳楼；感情真切感人，把晚年孤苦无依、多病多难的境地仅用十个写得人潸然泪下；最重要的是疾病缠身的杜甫依然心忧国家，关心国家时局”戎马关山北“想到此诗人感慨不已。杜甫时时刻刻心有国家、心有百姓、陈与义在南渡后对杜甫的这种博大情怀越来越钦佩。
第三，语言凝练深刻。
针对前期诗歌创作经常用事堆砌的现象，陈与义这个时期尽力改正。南渡后他已经逐渐摆脱了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束缚，不再求字句的怪异新奇，而是转向学习杜甫创作中重视内在精神的传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重视借景抒情、缘事而发，用所写之笔表达心中所想，亦注重艺术技巧的探寻，善于用动词使得语言生动有趣味。比如《登岳阳楼》中“老”木、“苍”波、"更"字等词语的运用，显示出作者细腻的心思，更具形象性和生动性。
三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尊杜的不同
陈与义在当时有很大的声望，他是否被归为江西诗派，一直被人们争论着。宋代时吕本中没有把陈与义归为江西诗派，但是严羽在《沧浪诗话》说陈与义“亦江西诗派而小异”[6]，后来方回把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虽然陈与义和江西诗派都是极为推崇杜甫的，但是陈与义和江西诗派对杜甫的接受是有一些差异的。江西诗派人主要学习杜甫创作的技巧和杜甫夔州之后的诗风，陈与义主要学习杜甫的爱国精神和声调音节以及杜甫安史之乱后的创作。
（一）江西诗派的尊杜
江西诗派人非常推崇杜甫，这主要反映在诗坛巨擘黄庭坚的作品中。黄庭坚早年时间主要学习杜甫的风雅精神，他在很多诗篇中都称赞杜甫的忠义爱国，如在《老杜浣花溪图引》中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7]，黄庭坚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写了一系列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同样他也借鉴杜甫的艺术技巧，注意字句的斟酌，主张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创新式的写作。
黄庭坚的仕途生涯并不是很顺利，他被贬谪到地方多年，到晚年时期心态逐渐趋于平和，这时候较少重视杜甫的爱国忧民的情怀，更重要的是学习杜甫的艺术技巧。他更注重学习杜甫在晚年漂泊西南时期的浑融老成的风格，写了一些韵味悠长的诗歌。
江西诗派的其他诗人在学习杜甫方面主要是沿着黄庭坚的道路，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陈与义的尊杜与他们有一些不同。
（二）陈与义的尊杜
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与其他江西诗派诗人不同，他对杜甫的接受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前期学习杜甫的艺术技巧，到受时代影响学习杜甫深刻的爱国情怀，这个过程使得陈与义的文风逐渐成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爱国精神和沉郁雄浑的风格，最终自成一家。
陈与义虽然受黄、陈影响，但他并不是因循守旧的，而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程千帆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也说，陈与义的七律对仗“已不完全注重字面的工稳精巧，而更着重于上下句之间的相互联系。”[8]黄庭坚诗歌喜欢追求新奇，但时有艰涩难懂的毛病，陈与义取长补短，把变诗句变[得明畅、音节流畅，并且注意整首诗的总体意境而不是每诗句中的内涵。例如，陈与义的《出山》一诗写道：“山空樵斧响，隔岭有人家。日落潭照树，川明风动花。”整首诗语言清新，音节流畅，意境空远。这和杜甫的清丽明快的绝句在艺术上有很大相同之处。
江西诗派人非常重视用典，有些诗歌晦涩难懂，但陈与义在南渡后很注重白描手法的使用，用自然真实的手法描写山姿水态。他的抒发闲情逸致的小诗清新自然，这也使得一些人反对把陈与义归为江西诗派。
黄庭坚、陈师道等早期江西诗派人没有经历时代动乱的影响，因此没有陈与义对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写的作品更深刻的理解，陈与义后期主要学习杜甫的风雅精神。
四陈与义南渡后期与杜甫的比较
陈与义受时代和个人性情的影响，他对杜甫的接受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从整体上看，他的作品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对南宋的陆游等爱国诗人影响很大。南渡五年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期如果不是战乱的时代做媒，陈与义在诗坛上的成就便不会那么显著。当战乱发生几年后国家相对安定时，陈与义被皇帝器重给予很高的官职，这时候他的写作视角更多的站在了统治者的角度，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已经超越了爱民的情怀。他的忧国忧民情怀失去了发自内心的诚挚，而更多的是在极致灾难时的为学杜甫而学杜的心理慰藉。
陈与义写了很多关于战乱的作品，但是只把抗金救国的希望寄托在爱国主义的文臣武将上，并且始终抱有“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看不到蓬勃兴起的人民群众的抗金力量，甚至害怕农民起义的壮大，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出几首直接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甚至经常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情绪。他没有杜甫的忧愤深广的情怀和去下层接触民众的体验，这也使得他的作品有着一些狭隘和局限。
杜甫则不同，他不仅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出一份力，而且看到了将领和民众的齐心合力，并且针对不合理的事情他都会直接在作品中进行批判。他希望国家尽快恢复和平，百姓安居乐业，并且肯定广大百姓在战争中的作用。有诗为证，“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老妪力虽衰”“犹得备晨炊”等等都反映了他在同情人民遭遇，对人民所做的努力给以肯定。
杜甫和陈与义分别所处的唐代和宋代文人们的文化性格有很大的不同，盛唐诗人追求“骨气端详”的大气风范，而宋代诗人追求是个性化的生活；宋代世人追求个人内心的修养，比较中庸，所以陈没有杜的磅礴大气。虽然二人都生活在官宦家庭，但是陈与义缺少对底层的关注，他所关心的多为士大夫的情感与生活，没有深厚的群众土壤，陈与义很难写出杜甫那样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深刻的诗句。
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具有时代特点和共同性，那就是从初始的表面与形式的接受，向后来的精神内涵接受的过渡。但是，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是发自内心的，有他亲身的体验做基础，而宋代的士大夫们，他们更多的是以文人心态去对待杜甫的。他们更易接受的是杜甫的遣词造句的章法，却难以感同身受地接受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所以，他们的学杜，只是为学杜而学杜。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固然可以学习，但一旦学习了，就容易成为诗歌里面的搬演与陈词滥调，从而也就失去诗歌最可贵的发自内心的真挚。陈与义的学杜，纵然亦得其神髓于一二，对于这些，后人给予的评价似乎过于慷慨。这也是宋诗多具文人习性，较普遍缺乏忧国忧民情怀所致。所以，陈与义的表现如鹤立鸡群。但一旦他们的境遇有了好转，就一如杜甫，国家的痛苦，人民的灾难，往往也都抛到了一边。陈与义在时代灾难达于极致之际与杜甫的重合，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作用罢了。等他安逸地做了高官，他的吟唱就再也没有苍凉的时代悲歌了。
参考文献
[1]杨庆存.宋代文学论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66.
[2]吴书荫，金德厚.陈与义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4.
[3]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32.
[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58.
[5]左福生.论陈与义南渡诗的“雄浑”[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2）.
[6]邓红梅.陈与义诗风与江西诗派辨[J].学术期刊，1994，（8）.
杜甫的代表作篇8
【关键词】杜审言;杜甫;儒学传统;诗学传统;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家风、家学承袭
(一)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3]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4],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5],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6]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7]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8]。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9]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1]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四[m].中华书局.2004?.134-135
[2]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a].杜甫研究论文集[C].中华书局.1960.226-227
[3]欧阳修等新唐书杜审言传[m].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195
[4]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全唐文》卷二四一.中华书局?.1983.206-207
[5]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伯玉文集》卷七.上海商务印书馆
[6]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334-2335?
[7]宋王得臣.麈史·诗话部.见于《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3
杜甫的代表作篇9
【关键词】杜甫；诗歌；艺术特色；现实主义
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所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很少有诗人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杜甫诗歌在艺术上所达到的纯熟、精湛的程度，在我国浩浩荡荡的文学长河之中，也是很少有诗人能够企及的。杜甫是站在唐代文学辉煌颠峰的不朽的诗人[1]。他的诗歌广泛地、深刻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矛盾[2]。因之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
一、杜甫诗歌的思想性
早在唐代，杜甫就有“诗史”之称[4]。因他的诗不仅广阔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诗人满怀同情地真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们的情感，愿望和要求，诚挚动人地表现了他的至死不渝地爱国热忱，深刻地揭露和有力地鞭鞑了统治阶级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5]。
（一）反映民生疾苦，表现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杜甫广泛而深入地体验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诗歌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在赋税剥削和不合理兵役制度压迫下的痛苦遭遇。“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关怀、同情人民的博怀的真实写照。当他亲眼目击不义战争的征戎造成人民生离死别的惨象时，便写出《兵车行》那样的长歌，对人民深表同情。在安史之乱中，亲见了残酷的兵役所造成的各种悲剧，则写下“三吏”、“三别”等诗篇分别加以反映，字里行间可看出诗人的泪痕。人民的贫穷，痛苦来源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对此，诗人勇敢地加以揭露：“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鞑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人民在战乱中，在剥削，压迫下丧失了起码的生活条件，被迫出卖儿女哀哀痛苦的惨状都被诗人反映在诗里：“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枯棕》）尤其可贵的是，诗人在自身极其艰难、痛苦的境况下，也能推己及人，关怀更为不幸的人民。
（二）忧国悯时，表现深挚的爱国感情。杜甫关心国家命运，他的大部分诗篇忧国悯时，流露出真诚感人的爱国热忱，“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正体现诗人始终如一的忧国情思。杜甫对平乱期间的军事、政治、外交都曾在诗中表示过卓越的见解。他认为不宜多借用回兵来评乱：“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北征》）；更不宜让他们留在中原，招致祸患：“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留花门》），诗人切实感到要评定叛乱，必须依靠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他自己的理想虽然落空，可是还寄希望于朋友，他曾冒受死进谏，也要求朋友们“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的喜怒是以国家的盛衰存亡为转移的。他为叛乱平息，国家复归一统而喜：“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为战乱不息而忧：“万国城头吹画角，此由哀怨何时终”（《岁晏行》）。诗人到死不瞑目。
（三）揭露统治阶级荒淫腐朽，表现强烈的憎恨感情。杜甫勇于揭露弊政。抨击上层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和骄奢淫逸。“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正表现出他这种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诗人痛恨统治集团荒淫的生活。在诗歌中把统治集团的豪华奢侈和人民饿死亡加以鲜明、强烈的对比，是非爱憎，了了分明。杜甫抱着“济时敢爱死”（《岁暮》）的献身精神，“疾恶信如仇”（《除草》），对于一切危害人民、国家的人和事，都象“芒刺在我眼”（《除草》）一样，加以揭露和批判，这是以前诗人所不及的。
（四）歌咏自然景物，抒写亲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杜甫一生始终洋溢着真挚火热的激情，即使在政治上迭遭打击，在生活中屡受折磨，也从末低落和消沉。政治态度上出如此，对日常生活及自然景物也无不充满着深挚的感情。在其吟咏自然景物、怀念亲友、咏史怀古的作品中，也常表现出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关心时政的思想感情。公元763年腊月，吐蕃陷长安，大肆劫掠，诗人在蜀中见到山花早开，在其《早花》诗中流露出对京城，时局的满腹忧虑；《登楼》更是这方面的名作，对景伤时，寄恨无遥深。《月夜》和《月夜忆舍弟》是他怀念亲人的名篇。杜甫怀念李白的诗歌写得即多又好，其中有对李白的倾慕；有对李白的同情，并为之鸣不平。鉴于以上杜甫本人被誉为“诗圣”的桂冠。
杜甫的诗歌的思想性决定了他诗歌的艺术特色。
二、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
杜甫诗歌思想内容博大深厚，题材严肃，感情深沉，表现手法变化多端，故我们称杜甫最大成就和特色，是现实主义。以他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诗多取材于生活，所以他需要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就是形成他的诗的这一特色的内在原因。在此，我们分叙事诗、抒情诗及语言和体裁来谈这方面的运用。
（一）叙事诗
1、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杜甫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征夫》），杜甫这些诗所以千百年来都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也应在于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2、寓主观于客观。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审杜甫叙事诗的最大特点，也是他最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在《石壕吏》中除“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二句微微露出了他的爱憎以外，便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主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在《兵车行》里，杜甫始终没有开腔，“行人”的话说完，诗也就结束了。他的诗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更觉得哀痛真挚。
3、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为把人物写得生动，他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作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他十分重视诗歌语言的琢磨、锤炼，善于运用最少的文字，贴切而行象地表现最多的内容。“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宋代学者罗大经就曾说这十四字中含有八层的意思。“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洗兵马》），极为形象地概括了战乱时代和诗人漂泊生涯，杜诗用字的准确往往看出诗人锤炼的工夫。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中“垂”字显出夜间平野的广阔，“涌”字显出月映大江，波光荡漾的景色。“群山万壑赴荆门”（《咏怀古迹》）中“赴”字把静静的群山如龙蛇般飞舞。《新婚别》中，写一位新娘子的独白：“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与君妻，席不暖君床。幕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洛阳...”新婚竟成生死离别，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带羞涩，备极吞吐，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和精神面貌的。
4、风格多样，“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是其诗的基本风格。“沉郁顿挫”是杜甫在其《进雕赋表》中对自己的创作风格的概括。博大深后的思想内容，百转千回，反复咏叹的感情表达方式，凝重深沉。忧郁悲壮的艺术境界，谨严的格律和铿鏘的音韵，是形成这一风格的主要因素。和其他伟大诗人一样，杜诗的风格多样化的。他也有部分诗篇清峻奔放，舒缓平和，意境幽静而明朗，感情轻松而闲适，如《水槛遣心》等诗都体现了这种迥异于“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二）抒情诗
杜甫抒情诗的数量比叙事诗多，在形式上，有五七言古体，但更多的是近体。杜甫抒情诗的艺术特点，主要有：
1、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被人推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是杜甫流寓夔（音kuí）州后的作品。夔州在长江边，诗中写到的风急、猿啸、鸟飞、木落、江水流逝，都是眼前之景，但是在这些景物之中，深深地溶进了作者的时局之叹、身世之感。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句，在“落木”前面冠以“无边”，在“长江”前面加上“不尽”，又用“萧萧”、“滚滚”两个象声词分别形容落叶声、流水声，这就使登高所见的秋景，十分寥廓、声色俱现，而在景物中，显然寄寓着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对自己一生事功的失望、对漂泊四方、寄食于人而又年迈体弱处境的无奈。
2、曲折委婉，跌宕反复。杜甫的抒情诗真切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喜悦种种复杂的感情。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是杜甫流落梓州时，突然听到叛将史朝义自缢，其部下归降唐军的消息时，惊喜欲狂，冲口而出的，情绪虽非常热烈，但起伏跌宕有致。先写自己初闻时涕泪挥洒，继而看到共患难的妻子也扫去了愁云，于是更加欣喜若狂，要高歌、要酣饮，接着马上作起了回家乡的打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四个地名，用“即”、“便”、“从”、“穿”、“下”、“向”几个副词、介词、动词连接起来，表达了作者似箭的归心。这首诗一气流注，惊喜溢于字外，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读杜心解》），但是又转宕自如，以曲取势，曲折如意。
3、抒情、议论、叙事熔于一体。在杜甫的抒情诗中，抒情还往往和叙事、议论相结合，特别是在近体诗中。如《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既高度评价了诸葛亮一生的业绩，又寄万分感慨于笔端。《诸将》中：“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讽刺了诸将的只能坐享太平，不能为国分忧。
（三）语言和体裁
1、语言锤炼。无论是叙事诗，还是抒情诗，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阴”是阴铿，“何”是何逊，这是南朝的两个诗人。杜甫写诗总是不断地在修改，改了以后还要不断地吟诵，在吟诵的过程中再继续地修改，从而形成了苍劲、凝练的主要特色。
2、众体兼长。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写得非常好。杜甫的律诗格律谨严，章法整饬，对仗工稳，技巧圆熟无比，代表了唐代律诗的最高成就。正如他在《敬赠郑谏议十韵》中所形容的“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掠。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确实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他的乐府诗不仅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于事而发”的传统，而且创造了“即事名篇”的新形式，为后人开拓了新题乐府的创作途径[6]。
总之，杜甫诗歌达到了古典诗歌艺术现实主义的发展高峰，并形成了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北宋末年的爱国宰相李纲赞叹杜甫的诗说：“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鸣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7]这四句诗的确可以概括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成就，渊源，及其在中国诗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我国在8世纪时就诞生了这样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不断深入地学习、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清华.唐宋散文[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聂石憔，邓魁英.杜甫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萧涤非.杜甫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周建忠，郭新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朱润东.中国历代文学作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l993.
杜甫的代表作篇10
提起中国的古典诗人，除了他们的正名之外，人们往往还喜欢用他们的别称和诨名来称呼他们。在这些文人中，杜甫的称谓也许是最多的，人们使用他的名、字、排行、官职、郡望、自号、别号、谥号等来称呼他，在这些称呼中，老杜的称呼无疑又是比较多的。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李白集有《尧祠赠杜补阙》者，老杜也。”可见，称杜甫为老杜，从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唐朝的文学史上有大李杜和小李杜之别，有人认为把杜甫称为老杜，是为了区别以后的杜牧，这种说法，固然无可非议，但是，为了区别后来的李商隐，并没有把李白称为老李，这里面似乎有许多的奥秘。经过历史的筛选，在杜甫的姓氏前加个老字，历代文人很少有人享有此荣。我觉得，以老杜称呼杜甫，似乎更有下面的原因。
第一，杜甫的成就更多地出现在他的后半生
杜甫虽然也是少年出名，二十几岁初登泰山时，赋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之篇，但是，人们更熟知的，是安史之乱后，漂泊西南天地间的那个诗人。杜甫中晚年以后心态较老，诗中也常有“老”字，后人即以其自称而称其老。杜甫自称老且病的诗很多这个时期，他用他的诗歌，记载了国家的动乱，再现了自己的无定孤苦，如《登高》《旅夜书怀》《登岳阳楼》《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作品。更多的人强调了杜甫诗歌中历史的价值，的确，在动荡的历史中，一个年迈多病的身躯，承受着家国之痛，承受着生命无法承受之重。历史的舞台上回响着他苍老而悲怆的呐喊，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是那个忧国忧民、仰天惆怅的老者形象。“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七歌》）。一位白发苍苍，困顿窘迫的老者几乎跃然纸上，所以，老和杜甫相连，再自然不过了。比如李白，就无法用“老李”来描绘，他那张扬的才气和狂放的性情更多地和激情四射相连，老字是和李白风牛马不相及的。
第二，老杜之称，更体现出后人对他的亲近和赞赏
许多人认为，老杜与今天的老张、老王之称有别，其实它就是杜老。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实在牵强，如果老杜是杜老尊称的倒置，姑且不说李白，因为他的天才，后人只配高高地仰着头去像看待神仙一样仰视他，除了谪仙人别无他称。单说盛唐三杰的另一个人物王维，没人喊王维为“老王”。老王叫着就像喊邻家大伯一样，即使王维也生活在民间，但是他更多的生活在诗情画意中，更多的和自然山色相融合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隐者，和我们终归是隔了一层。而杜甫则不同，他生活在民间，他的一切和民间息息相关。事实上，许多诗人也都关注过苍生，也都有为百姓鸣不平的时候，和杜甫相比，他们却是可望而不可即。在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别”中，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官吏给予人民的奴役和迫害的深恶痛绝。
儒家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做到达时济天下不太难，可是贫穷的杜甫，穷到吃饭吃不饱，住的茅屋草乱跑，他仍然用自己从来都被苦难压扁的目光撑出一片树荫，苦苦地去为别人遮雨；直到自己走投无路。杜甫在《又呈吴朗》中写到：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真。已诉征求贫到骨，下思戎马泪沾巾。大历三年，杜甫搬离草堂，那草堂前原有一棵大枣树，以往枣熟时节，杜甫总是任西邻的一孤苦无助的妇人打枣吃，后来枣树换了主人，新主人不似旧主人，老妇人便到杜甫那里哭诉，于是就有了这段怜弱惜贫的佳事，杜甫其人，是有着一颗苦心的，正是那颗苦心，把世人很多的苦难都热心担当了，捧给别人的，是他全部的甘甜。一位孤苦的妇人，到杜甫门前来打枣充饥，但诗人把这件事放在自己的心中.并且在自己离开的时候，还特意写这首诗叮嘱。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谁不是连骨头都被榨干了！但是杜甫还想在苦难中挣扎的老百姓。这首诗几乎谈不上什么技巧，纯粹是一片真情。诗人用如此广大的心胸支关怀最底层的穷人时，他自己也正是一个无告的穷人。他居无定所，却心忧天下，盼望天下寒士能居有定所。
当我们用尊称称呼某个人为某老的时候，这个人在高高在我们上面的，我们在他们的面前可能是诚惶诚恐，是仰望。可是，当我们在生活中称呼某个人为老某的时候，更多的则是亲切，他和我们相连，就像是能共啃一块馒头，共喝一口烧酒的伙伴，我们甚至可以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当我们读杜甫的诗歌的时候，诗歌里的生活烟火气息扑鼻而出，感觉这个“老”字，或许真有老气横秋的意思，可感觉又有一分亲切顺口，似与老杜神交，得意而忘形。
一千三百年后，杜甫仍然忙着。对此，他本人应该不会感到意外，他在生活的诸多领域中是失败者，常常无职、无钱、无房，甚至无食，多难多灾、穷愁困厄，但他已经构成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记忆，以至于我们无法把他看成一位普通的杰出诗人，我们可以像谈论一个诗人那样谈论王维或李商隐，但当想起杜甫时，我们如同想起朋友，他始终伴随着我们。
老杜，这一声称呼，就是表明了在我们的心中，老杜，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在我们身边的伙伴。
【参考文献】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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