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郭先生的故事篇1
生：东郭先生路遇一头被人追赶的受伤的狼，这头狼可怜巴巴地向东郭先生求救。东郭先生虽然知道狼很凶恶，但见它可怜，就动了恻隐之心，将狼藏在书袋里，使狼躲过了一劫。等追赶的人远去后，狼从袋子里出来，却向东郭先生扑去。幸好一个智慧老人及时出现，设计杀死了恶狼，东郭先生这才保住了性命。
师：你记得真清楚。同学们看这个故事中一共有三个形象――东郭先生、狼和智慧老人。你能不能分别从这三个角度说说从这个故事中所获得的启示？
生：从东郭先生的角度看，兼爱也要分对象，不能善恶不分；从狼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像狼那样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从智慧老人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像智慧老人那样学会智慧地解决问题。
师：你说得很好。这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能像东郭先生那样善恶不分、滥施同情心，而应该像智慧老人那样机智勇敢。
师：你们从这则寓言故事中还能获得哪些启示呢？
（学生沉默）
师：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先来看美国版的《东郭先生和狼》。（屏显）
东郭先生和狼（美国版）
狼咬了一口东郭先生，东郭先生流下了眼泪，说：“如果你真的要吃我，我就让你吃吧，你这种以怨报德的行为是不对的，但是我不后悔救了你。”于是，奇迹发生了，狼飞也似的跑了。东郭先生摇摇头，忍着剧痛包扎伤口。一会儿，狼又戏剧般地回来，并且用嘴叼来了止血、消毒的草药。东郭先生的伤渐渐好了，准备将狼赶走，狼恳求道：“就让我永远留在你身边吧，我的同类都吃人，我可以保护你。”自此，狼一直留在东郭先生身边，直到他老死。
师：比较中美两个版本的《东郭先生和狼》，你有什么发现？
生：我觉得中国的这则寓言更加现实，而美国版本更合适小孩子看。
师：你是从对儿童影响的角度来比较。还有其他的看法吗？
生：在中国寓言中，东郭先生对狼的态度很凶恶；在美国版本中，东郭先生对狼的态度很温和，而且狼最终转变过来了。
师：你说得很好。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同样对待恶人，中国寓言的倾向是以恶制恶，而美国寓言宣扬的是以善化恶。在这种比较中，我们会对中国寓言所体现的人性观、教育观有新的认识。
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事论事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如果能结合另一个事物来进行比较分析，往往会有新的发现。这堂课，我们一起研究这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在比较中发现”。（板书课题）
师：下面，请同学们就“东郭先生和狼”这则寓言，展开联想，从你的生活经历和阅读积累中，去寻找可比较的事物、现象，分析两者的异同处，并说说你的发现。
（学生思考、交流，约三分钟。）
师：现在，同学们可将自己的思考与全班同学交流。谁来说？
生：我想起了一件事。一只蝎子掉在水中，一位高僧伸手去救它，谁知却被蝎子蜇了一口，但高僧还是忍着痛继续救它。旁边有人觉得很奇怪，高僧说：“蜇人是蝎子的天性，而爱是我的天性，我怎么会因为蝎子有蜇人的天性而放弃我爱的天性呢？”这位高僧和东郭先生连恶人都去救，我觉得这种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师：你再想想，这位高僧和东郭先生之间有不同吗？
生：东郭先生在狼要吃自己后，猛然醒悟，和智慧老人一同将狼打死。而这位高僧被蝎子蜇了以后，仍继续去救它。
师：你说得不错。东郭先生和高僧在被反咬一口的情况下的反应可以说是两种极端，一是将狼打死，一是牺牲自己。如果在现实中，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办？
生：我可能做不到高僧那样的境界，但也不会像东郭先生那样将狼打死，我会选择折中的做法，将狼交给司法部门解决。（学生笑）
师：你很诚实。还有其他同学愿意交流吗？
生：我想起了《农夫与蛇》的故事。蛇和狼有着共同点，它们恶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如果要以善化恶的话，善要足够强大才行。
师：你说得不错。找到了这两则故事的相同处，那你能不能发现这两则寓言故事的不同之处呢？
生：两则故事的结局不一样。农夫最终是被蛇咬死了，而东郭先生却因为有智慧老人的帮助而没有被狼吃掉。
师：你知道《农夫与蛇》是谁创作的？
生：伊索。
师：他是古希腊著名的寓言家。东西方这两则古老的寓言各自折射出怎样的观念？
生：西方人更加理性，而中国人更喜欢一个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
师：这里涉及到文化观念的差异，如有兴趣，课后可以继续研究。我在课前也就这个寓言进行了联想，还写了两则提纲。我们一起来看。（屏显）
“撑腰体”走红，闪了谁的腰？（提纲一）
“校长撑腰体”红极微博。北大副校长说：“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
智慧老人设计除掉恶狼，救了东郭先生。
虽然这两件事一实一虚，一古一今，但北大副校长和智慧老人为正义“撑腰”都是作为民间力量出场的，而正义方又都处于弱势地位。
“撑腰体”的走红，折射出的是法律的局限与道德的无奈。
东郭先生和贾赦（提纲二）
东郭先生虽然知道狼是害人的，但看到它可怜，还是救下了它，谁知却差点送命。
孙绍祖在街上调戏一女子，谁知那女子竟是忠顺王宠妾。孙绍祖向贾赦求救。贾赦在孙绍祖写下五千两银子的欠条后，才出面化解此事。后来，贾赦将女儿迎春许配给孙绍祖。迎春嫁去后横遭摧残，最终凄惨死去。
宝玉说“大老爷也真有点像东郭先生了”，是被贾赦愚弱伪善的外表欺骗了。其一，东郭先生救狼，仅为救狼，没有其他企图；而贾赦救孙绍祖，却是为五千两白银。其二，东郭先生面临恶狼的迫害时，仅是一味苦求，并未想到拉别人替自己垫背；而贾赦为了与虎谋皮，不惜牺牲亲身女儿。
因此，最该提防和打击的倒是那些披着善良外衣的“伪东郭”。
师：这两则提纲的部分（下划线）都是比较分析的文字，你发现它们在思维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生：提纲一先说不同再说相同，提纲二先说相同再说不同。
师：你很聪明。如果用简练的语言来概括，就是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
（板书：异中求同、同中求异）
师：提纲的最后一节都是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的观点。你们发现这两个观点句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生：都写得比较精辟。
师：是的，最后提炼的观点应该有一定的深度和新颖度。
（板书：深、新）
师：现在，同学们对“在比较中发现”这种方法应该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了吧？我们可以先以参照物为圆点进行发散联想，寻找有可比性的事物、现象，然后异中求同或同中求异，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提炼出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来。
下面请同学们仍然就《东郭先生和狼》这则寓言，在刚才交流的基础上，选好比较对象，再度思考，写一段比较分析的议论性文字，不少于100字。
（学生写作片段，写完后与周围同学交流。）
师：现在，我们全班交流。有愿意读自己的作品的人吗？
生：我觉得东郭先生是有爱心的，但他的自我安全意识不够强烈。而智慧老人就不一样，他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除去恶狼，保护了自己和东郭先生。所以，我认为，救人是好事，但我们必须在救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
（学生鼓掌）
师：大家都鼓掌了，说明都很认同。我请一位同学来评价一下。
生：她的见解很独到。
师：她的见解是什么？
生：救人的时候也要增强安全意识。
生：将东郭先生与智慧老人进行比较。
师：回答正确，说明你刚才听得很认真。
师：这位女同学的发言是在这个寓言内部找出对象进行比较，这倒是我上课前没有想到的。谢谢你！
生：我是将狼与马加爵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他们其实都是受害者，狼是想去害人然后自己受害，而马加爵是自己受害然后去害人。我觉得不仅是需要感化狼，而是应该从源头上去思考，去感化那些使马加爵变成狼的人。（学生鼓掌）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向善的方面发展。
师：同学们都鼓掌了，谁来说说好在哪里？
生：他的观点很新颖。我们都没有想到从“是什么使人变成恶狼”这个角度去思考。
师：我也认可你的评价。刚才这位同学的比较角度很新，观点也很独到。
生：我想起了社会上经常发生的一些“彭宇案“。比如南通大巴司机救老太却被老人反咬一口，幸亏车上的摄像头还了司机一个清白。所以，现在很多人在面临摔倒的老人需要被搀扶时，往往选择明哲保身，大家都不愿成为东郭先生。
师：其实，东郭先生在救狼的时候倒没有想得太多。而我们现在面临需要帮助的对象时，往往要三思而后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生：主要是担心被讹诈。
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一些老人会成为恶狼，竟然反咬恩人？
生：可能是担心医药费太贵，家庭负担增加。
师：的确，老人难扶是一个需要我们正视的社会问题。而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面临需要帮助的对象，我们不应该一思再思三思，最后，还是不行动。还有一些同学想发言，可惜课堂时间是有限的。同学们可以课后继续交流。
东郭先生的故事篇2
——故事新编
公元前568年：
东郭子问庄子：“您所说的道，在什么地方？”庄子说：“在稻草中”。东郭子说：“愿闻其详。”庄子说：“在那丑陋的蝼蚁洞中。”东郭子说：“为什么在那样的地方。”庄子说：“在瓦砾之间”。东郭子说：“为什么越来越往下了。”庄子说：“在屎尿里。”东郭子茫然不知。庄子说：“夫道，有请有信，无为无耻；传而不受，得而不见；在太极之先不为高，居六极之下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虽不能看到真实的构成，但它随天体而行，所有人间世事都在道法的正法救度同化中。
公元1942年：
东郭子向庄子请教：“什么是太平？”庄子说：“在道家脑海、心目中。”东郭子不明：“怎么讲？”庄子说：“在倭寇的刀尖上。”东郭子迷惑：“真的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庄子又说：“在尸骨横野，血流成河的正果里。”东郭子大惊：“如此恐怖，何谈太平？”庄子叹气曰：“目下，旱灾令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民国解数殆尽，再有倭寇入侵，皆背道而驰，乃天降大难！须得道者浴血奋战，不惜流血断头，后得天下，废旧制，建共和，重整河山。或能迎来太平盛世，圆我华夏梦！”
公元2014年：
东郭子问庄子：“我想发大财，如何轻易可得？”庄子说：“那你先做一个不仁不义的人。”东郭子发闷：“不解，十分不解。”庄子说：“当打家窃舍的响马如何？”东郭子忙说：“不可，不可。”庄子笑曰：“你抱着黄粱做个美梦去吧！”受此羞辱，东郭子面红过耳，甚是不乐。庄子正色道：“钱财乃万恶之源，应视为粪土，人为财死，千古遗训。君子爱财，以道取之。磋来之食，不义所得，终酿大祸！”
公元3600年：
忽一日，东郭子神色慌张，跪拜庄子膝下：“我想做大官，权高势重。请赐教——”庄子不住狂笑：“呜呼！汝等不德不才，不入三教九流，行尸走肉，不齿人类，妄做人上人，不道，大逆不道也！”
东郭子忍无可忍，骂道：“老杂种，四、五千年，满口称道。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孰料，日后东郭子居然做了很大的官，称霸一方，鱼肉百姓。庄子听说后，七窍生烟，仰天长叹：“道法何在，天理何在？！”
东郭先生的故事篇3
关键词:夏商周时期;城郭;城址选择
我国在夏代甚或更早时期已经出现了城郭。《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淮南子•原道训》:“夏鲧作三仞之城。”考城郭之起源,当始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中的聚落。如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其聚落已建有半地穴式住房、窖穴及“大房子”,再周以防卫性深沟。①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聚落由立于水际的干阑式建筑组成。②山东日照县半城山龙山文化遗址,在聚落之外已筑有夯土之围垣。③以后聚落由小而大,建筑数量及类别也逐渐增加,最终发展成为人口众多、体制完备的城郭。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城郭的初建时期,当时在城郭筑造中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何时修建城池?城郭的规模如何?本文拟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详细的考察。
一、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的原则
1.“城以卫君,郭以守民”
为什么要筑造城郭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守君卫民,防止外敌的入侵。关于此一问题的研究论著比较丰富④,篇幅所限不再赘述。质言之,“城以卫君,郭以守民”已经成为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的原则和思想。至少从商代起,已逐渐形成了构筑内外两重城垣的制度,并且成为以后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与不移原则。⑤
2.城址须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
城址的选择也是城郭筑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原始社会聚落时期,人们选择居住在离水不远的地方,以便取用。进入阶级社会后水源仍然是城郭选址的重要因素,而且扩大到了生态环境的层面。李民先生在探讨盘庚迁殷时就注意到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对迁都的影响作用。“盘庚时期,殷人的社会矛盾已日趋激化,贵族夺取了大量的土地,聚敛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他们只知奢侈淫乐,不管民众死活,人民厌倦生产,从而造成了土地肥力失效,土质变坏,生态环境恶化,使得民众的生产、生活、居住条件恶劣,以致在当时频仍的水灾(包括久雨积水和河水泛滥)面前逐渐丧失了起码的抵御能力。”“盘庚这次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⑥这样的例子远不止一个。周人在营建辅都洛邑之时,即经过了反复考察。《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曾说“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初步确定了营建洛邑的方案。后来周公又反复进行过具体选择。据《尚书•洛诰》记周公之语:“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他的这种卜宅,实则是对建都地望及其周围生态环境的反复观察和慎重思考。
春秋时期,晋国的一次迁都更说明了生态环境对于城址选择的重要性。《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说,从之。”这一场围绕迁都问题的辩论,更多地注意到了生态环境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
二、修建城池的时间
三代时期,人们通常在什么时间从事修造城池的工作呢?《左传•隐公七年》载:“夏,城中丘。书,不时也。”杨伯峻注曰:不时者,谓既非国防之急需,而又妨害农工。《左传•隐公九年》:“夏,城郎。书,不时也。”杨伯峻注:此年建丑,周正之夏,当夏正之春,正农忙季节,若非急难,不宜大兴土功,故云不时。《左传•定公十五年》载:“冬,城漆。书,不时也。”杨伯峻注:修筑城邑,除非特殊情况,一般应在农闲时。此时以秋城漆,但不敢于秋日修筑城时告祖庙,故意迟至冬闲始告祖,故经书“冬城漆”。
从以上杨伯峻先生的注文来看,春秋时期,修建城池、大兴土功的活动当在农闲时节,以免影响农业生产。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子也认为“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看来,春、秋两季不宜动土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但笔者在翻阅《礼记•月令》时,却发现略有差异。杨宽先生认为:“《月令》当是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为即将出现之统一王朝制定行政月历,分月记述气候与生物、农作物之生长发展变化,相应制定有关保护、管理生产之各种政策措施,并规定天子每月应办之大事,原则是‘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数。’”⑦《月令》中有关于城郭和宫室修建时间的记述如下:
“孟春之月”,“毋置城郭”。“仲春之月”,“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季春之月”,“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以上三条材料都明确指出在春天之时,不要从事土建尤其是城郭的修造,以免妨害农业生产,而应将精力放置在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的筑造上。那么秋天能否从事城池的修建工作呢?“孟秋之月”,“完堤防,谨雍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意思是在孟秋七月,要完善堤防,检查水道有无雍塞以防止水潦,修缮宫室,修补毁坏的城墙和城郭。“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意思是在仲秋八月,可以修建筑内外城郭,建造城邑,挖掘圆窖方窖,修建圆仓方仓等一些储存粮食的窖穴。“孟冬之月”,“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
以上关于孟秋和仲秋的两条资料让人很是费解,秋天正是秋收秋种之时,此时修建城池不妨碍农事吗?是不是《月令》的记载有误?细加考察后发现秋收和修建城池并不矛盾。“孟秋之月”,“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以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进入秋季后,国家已经留出了专门的时间用于收获庄稼。收获之后,大批的粮食晾晒之后需要入库,对以往的仓库进行检查修缮是理所应当的。同时,秋天收获之后,还要严防外敌的入侵,对宫室城郭进行筑造和修缮是必要而紧迫的。因此,在孟秋七月和仲秋八月,民众们一边继续收获未完的庄稼,一边抽出人力物力进行城邑的建筑和修补。综上可知:三代时期,城邑的修建时间会避开春耕时节,主要是在夏天、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一方面不误春种秋收,另一方面又能防御外敌的入侵。
三、城郭的规模
三代都邑的考古资料,总体面貌较清楚的要算商代早期。商代早期的都邑,至少可分两个层次,首先是商王朝的都城,其次是方国的城邑。
商代早期的都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城址平面略作长方形。近年在郑州商城的南、西两面还发现一道夯土城墙,有的学者推测是“外郭城墙”。城内东北部一带是宫殿区,在约6万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和大型房址。其中有一座房基(C8G15),东西长约65米,南北宽13.6米,可复原为四周围以回廊、中间有九室的重檐顶大型殿堂。城垣外分布有制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以郑州商城为中心,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俨然是一座大都邑的规模。
商代早期方国城邑的考古资料,较为清楚的是湖北黄坡盘龙城。城址平面近方形,城内面积7.5万平方米,有城墙、城门和护城壕等设施及手工业作坊。宫殿基址坐落在城内南北中轴线上,其中Fl、F2组成为“前朝后寝”的建筑布局。Fl宽39.8米、进深12.3米,比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的殿堂还要稍大一些。
周代城郭的等级,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周王都城(称为“王城”或“国”);第二类是诸侯封国都城;第三类是宗室或卿大夫的封地都邑。《左传•隐公元年》载:“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国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也就是说,诸侯之城分为三等:“大都”(公)之城是天子之国的1/3,“中都”(侯、伯)为1/5,“子都”(子、男)为1/9。此外,文献中亦有定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城则方七里(公)、五里(侯伯)、三里(子、男)以及卿大夫方一里的记载。这说明周代各级城邑的严格等级关系,但是这种制度是否能够执行,不得而知。就目前所知资料,还不能充分反映上述情况。自东周以降,周王室权威日渐衰微,各地诸侯势力不断膨胀,于是出现了所“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因此各地诸侯的城邑筑造,就更加不受规定的约束而任意自行发展了,这里仅就周王城与各诸侯国的国都面积作一比较。
周代早期都城丰、镐早已湮没。在周王城洛邑发掘中由于叠压情况复杂,从目前的出土情况来看,此城形状大体呈方形,面积约10平方千米。
鲁曲阜城: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伯禽于鲁国之都城,遗址在今山东曲阜,旧有面积为今曲阜县城之六倍,面积约为10平方千米。齐临淄城:周初武王封师尚父于齐,先构都于营邱,公元前894年始迁临淄。临淄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面积约为17平方千米。魏安邑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系魏国前期都城。安邑城整体平面大体呈矩形,面积约13平方千米,建造时间为战国前期。郑、韩故城:位于今河南新郑市,平面形状甚不规则,南北最长处达4.5千米,东西最广距离为5千米。楚郢都:楚国都城,位于湖北江陵市北5千米纪山之南,又称“纪南城”。此城平面大体呈矩形,面积约16平方千米。秦雍城:秦国早期都城,位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境雍水以北,始建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此城城址平面呈不规则之方形,面积约10.6平方千米。
总体看来,周代的城郭规模不断扩大。当时的小城占地约1至5平方千米,大城10至30平方千米,面积已大大超过了西周时的礼制规定。如楚原封子爵,依制都城“方三里”,约合1.15平方千米,而春秋时期楚都郢(湖北江陵纪南城)的实测面积是16平方千米,为规定的14倍。已知周王城面积10平方千米,齐临淄、韩新郑之面积均约20平方地,秦雍城与鲁曲阜则约10平方千米。它们都大大超过封建城制的规定。
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的对比,可以看出:在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城郭的初建阶段,城郭的主要功能是保卫君主和民众的安全,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选择城址时,人们已经开始注重居址周围生态环境的优化,以便有利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筑造城郭时,一般会避开农忙,不误农时,选择夏天、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一方面不误春种秋收,另一方面又可有效防范外敌的入侵。夏商时期城郭规模有限,周代城郭面积猛增,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都城面积远远大于周王城,甚至数倍于后者。
东郭先生的故事篇4
随着亲子共读越来越受到家长们的重视,每天睡前和孩子共读一个睡前故事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一项固定节目。你知道关于儿童宝宝睡前故事的有哪些吗?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儿童宝宝睡前故事.欢迎大家查阅。
宝宝睡前故事1东郭先生
从前有一个读书人他叫东郭先生。有一天他赶着毛驴急匆匆的赶路，经过森林的时候从岔路口跑来一只受伤的狼。狼哀求说猎人用箭射中了我，请你发发慈悲救救我吧。
东郭先生很害怕，他知道狼是吃人的动物，所以摇了摇头。好心的先生请你行行好救救我吧，将来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的。既然你这样求我救你，我就想个办法吧。这时远处传来了马蹄声，好心的先生求您快想个办法吧，马蹄声越来越近，狼急忙趴在地上把四肢紧紧蜷缩起来说，好心的先生快点儿。
东郭先生把狼捆得紧紧的塞进了袋子里，袋子刚刚扎紧猎人就追了上来，先生你看见一只狼没有?我没有看见狼，狼也许从别的路上逃走了，猎人相信了东郭先生的话，朝别的方向追去了。东郭先生把狼放了出来，不料狼却说你既然救了我，那就救人救到底吧，我现在饿坏了，你就再做一件好事让我吃了你吧。
狼张牙舞爪的扑过来，东郭先生吓得拔腿就跑。这时候一个农夫扛着锄头从这里经过，东郭先生赶忙跑到农夫身边求救，东郭先生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农夫，请农夫帮忙评理，可是狼却一口否认东郭先生救过自己。
他把我捆得那么紧差点勒死我，分明是在害我，我要吃掉他。农夫想了想说，你们说的我都不信，那么小的袋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大的一只狼呢，不如再装一次，要是能装进去你就吃了他吧。
狼同意了，它又躺在地上蜷作一团让东郭先生重新用绳子捆起自己装进了口袋里，农夫立即把口袋扎进对东郭先生说，你对狼讲仁慈简直是太糊涂了。说完农夫抡起锄头把狼打死了。东郭先生这才明白过来，非常感谢农夫救了自己。
宝宝睡前故事2火鸡先生和鹅太太
火鸡先生家的门锁又坏了，怎么也修不好，他干脆把门钉住了，自己从窗口里飞进飞出。
有一天下午，鹅太太从河边散步回来，路过火鸡先生的家，她想：我走累了，到火鸡先生家歇一会儿去。
鹅太太敲敲门问：“火鸡先生在家吗?您干吗关着门?”
火鸡先生回答：“我门上的锁坏了，只能从旁边的小窗口里进进出出。”
鹅太太只好走到小窗口那儿，她用力爬呀，拼命挤呀，好不容易才进了屋。
“你还没吃点心吧，我请你吃蛋糕、巧克力，还有橙汁。“火鸡先生说。
鹅太太一听高兴地说：“谢谢，我都要吃!”为鸡先生把东西一样样放在桌子上，“啊，这么甜美的蛋糕，我还是第一次吃呢。”鹅太太说着把一大块蛋糕塞进嘴里去。
“喂，你也来点儿!”鹅太太帮火鸡先生切了一小块蛋糕，她自己也切了一大块蛋糕。
瞧，鹅太太吃得多香呀!她的嘴上、鼻子上、眉毛上都沾了奶油，看上去真滑稽。
“嗝，嗝，嗝……”鹅太太打着饱嗝说，“太好吃了，谢谢您，我该走了。”
鹅太太走到小窗口那边，她的头和上半个身子伸到了窗外。可是肚子怎么也出不去了。
“我，我被夹住了，快来救救我，都是蛋糕害了我!”鹅太太卡在小窗户那儿大叫着。
“哇，你像个瓶塞似的把窗口堵住了!”火鸡先生只得从后面的窗户里跳出去救鹅太太。
“哎哟，哎哟，”火鸡先生用力拔着鹅太太的头颈，“呀，这样拉你会吃不消的，我另外想个办法。”
一会儿，火鸡先生拿来肥皂和水，在鹅太太的肚子口抹来抹去，鹅太太觉得痒痒的，笑个不停。
“一、二、三，”火鸡先生拽住鹅太太的上半身，“噗”的一声，鹅太太像塞子一样被拔了出来。“嗨，总算出来了，其实我的肚子一点也不大，是你的窗口开得太小了。”
“对，对!我马上去换一把门锁，你以后来就不用再从窗口里挤进挤出了。”
鹅太太摸摸自己的肚子，很高兴地回家去了。
宝宝睡前故事3聪明的小兔子
小兔子种了很多胡萝卜，长势喜人，看来，今年的胡萝卜一定会大丰收的。小兔子心里美滋滋的。这一天的夜晚，天气闷热，小兔子在胡萝卜地的边上乘凉，忽然听到胡萝卜地里有动静。借着月光仔细一看，是自己的邻居田鼠一家，准确地说，是田鼠妈妈和它的两个孩子。
小兔子急忙跑过去大声地喊："田鼠妈妈，不能在这里吃胡萝卜，胡萝卜还没长好呢?快去找别的东西吃吧!"可是田鼠妈妈却装着什么也没有听见，理都不理小兔子。小兔子生气了，捡起一块小石头扔过去，没打着，小兔子还听到小田鼠嗤嗤的笑声。小兔子气极了，捡起一块大一点的石头，想了想，又放下了。
折了一根柳树条冲过去，挥舞的呼呼直响，说："你们走不走，不走我可要抽你们了。"田鼠妈妈抬眼看了看，说："别那么小气，不就是吃你几个胡萝卜吗，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田鼠妈妈旁边的两只小田鼠也一起吱吱喳喳的跟着乱喊。
小兔子想了想，有了主意，说："好吧，既然你们不听话，我可就不客气了。"然后，抱起小田鼠就跑。田鼠妈妈急了，跟在小兔子的后边喊："你抱我的孩子干什么?你要去哪里呀?"小兔子不理它，一直跑到田鼠的家，这才放下两只小田鼠说："回家吧!"田鼠妈妈这才放下心来，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
小兔子说："等胡萝卜成熟了，我会请你们来做客的。"望着田鼠一家亲热的样子，小兔子感动的说："好伟大的母爱呀!"
宝宝睡前故事41.小树的骄傲
小树苗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地上，它想逃离开地上，因为它想和伙伴们一起到处玩耍，他不想只在地上永久的生长，慢慢的小树变得越来越不开心，小伙伴们打算帮助它，可是小树离开地面会枯萎的，这让小动物们为难了起来。
小狗听说了这件事，从人类那里叼了一双鞋送给小树，“这真是太好了——!”
动物们高兴的说，小猴和小象把小树摘在鞋子里，盖上土，这样小树就成了一棵会走的树，小树高兴的和伙伴们到处玩耍，它来到河边，跟河水里的小鱼玩耍，来到草地上，跟蝴蝶玩耍，跟朋友们捉迷藏。小树快乐的度过了一天，可是小树慢慢的枯萎了，叶子也变的暗淡无光，小树离开了土壤，离开了大地的营养，没有了水源的滋润，小树没办法再继续的奔跑了，伙伴们把小树栽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小树立马恢复了生机。
小树像往常一样在大地的怀抱里慢慢长大，不一样的是，它是一颗曾经自由奔跑过的小树，多年后，当它长成大树的时候，它骄傲的对子孙说：“我曾经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离开过地面，自由的在地上奔跑过。”这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宝宝睡前故事5从前，有一只小兔子，它什么事情都要大人帮他做：穿衣服、穿袜子、盖被子……而且，每次都说：“我是小宝贝，什么事情都要妈妈做!”
有一次，他们全家去郊游。它们来到了池塘边，小兔子想去采浆果;可是，兔子妈妈说：“你是小兔子，让我来帮你采。”说完，兔妈妈转身就采了。小兔子有闹着要去采荷花，兔爸爸说“你还小，让爸爸来帮你采吧!”说完，兔爸爸也去采荷花了。
这时候，小兔子的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了，它再也等不及了，于是它撒腿就跑，过了十几分钟，小兔子回来了，还带来了几朵大王花和一些又大又红的草莓。
它看见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就赶快准备起中餐，它把面包打开，在上面放了一些水果和莎拉;在杯子里倒上牛奶;还把饭盒打开了;边做还边想着妈妈平时是怎么做的，还念着：首先切开面包、再……，不知不觉中，丰盛的午餐全都准备好了。
等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发现小兔子已经把中餐准备好了。于是，他们一起表扬小兔子真能干!
从此，小兔子的什么事情都由它自己做了，还每次都说：“我是大兔子，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爸爸妈妈也都说：“小兔子长大了!”
宝宝睡前故事6乡下的夏天真是美丽，小麦金灿灿，燕麦绿油油，太阳照着牛蒡的大叶子，大叶子底下有一只母鸭在窝里孵她的蛋。终于，一只接一只的小鸭钻出了蛋壳，他们转动着毛绒绒的小脑袋，好奇地东张西望，一齐惊叹着：“哇，这个世界真大呀!”
鸭妈妈站起来，数她的孩子，这才发现她的脚下还有一个蛋呢。这个最大的蛋一点动静也没有，鸭妈妈真有些不耐烦了。可是，她很想看看这个姗姗来迟的小家伙是个什么样儿，于是又重新坐了下来。最后，这只蛋“劈啪”一声裂开了，从里面爬出来一个又大又丑的小家伙。第二夭，鸭妈妈带着她的所有孩子去参观养鸡场，那儿，有两个鸡的家族正在为一个鳝鱼头争得不可开交，而结果呢，鱼头却被刁滑的猫抢走了。鸭妈妈对她的孩子说：“看见了吧，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这时，走来一群别家的鸭子，他们故意扯开嗓喊：…快看呀，那只小鸭长得有多丑!”接着，他们当中的一只跑过去，在小鸭的颈子上很啄一口，并且理直气壮的说：“他长得太特别了，所以必须挨打!”到后来，小鸭的兄弟也讨厌起他来。他们总是说：你这个丑八怪，给给猫叼去才好哩”最后，连鸭妈妈也不愿意要他”，“你离我远点!”这就是她留给可怜的小家伙的最后一句话。
宝宝睡前故事7小猪和森林的动物非常好，他们经常和动物们在森林里快乐的玩耍。
有一天，小猴俩兄弟、小狗、小猫都来找小猪玩。但是小猪还在睡觉，它一听到朋友们叫它，就立刻起来了，没有刷牙洗脸就想和它们一起玩，小猪开心的说：“走吧，我们出去玩吧!”
小猴俩兄弟和小狗还有小猫闻到了一种臭臭的味道，它们想，小猪刚刚过来，肯定是小猪没有刷牙洗脸就和我们玩。然后，小狗闻了它的嘴巴非常臭，小猫看小猪眼睛很脏，小猴俩兄弟看小猪的衣服不整齐。小狗愤怒地说：“你怎么没刷牙就和我玩!”小猫生气地说：“你没洗脸就和我玩，你把我当不干净的人啊?”小猴俩兄弟激动地说：“小猪，你衣服一点都不整齐，真是一头只喜欢睡觉的懒猪。”它们说完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小猪想跟朋友们和好，于是小猪就去买好朋友最喜欢吃的东西。买完之后小猪看见了小猴俩兄弟，就跑过去说：“小猴们，我买了香蕉给你们吃，和我做好朋友吧!”小猴们说：“我们才不吃你的香蕉，你那么懒，我们和你做好朋友，我们也会变懒的。”
小猪又走啊走，看见了小狗，它开心地说：“小狗我买了骨头给你吃，和我做好朋友吧。”小狗说：“我才不吃你的东西呢，你那么笨，吃了你的东西，我就会变笨蛋。”
小猪又走啊走又看见了小猫，就说：“小猫，我给你鱼吃，你和我做好朋友吧。”小猫不开心地说：“你那么脏，吃了你的东西我也会很脏的。”小猪就走到河边伤心的说：“没人和我玩了。”突然，它听见河面有人叫救命，就跑过去救了那个落水的人。小动物们听说了都赶来看小猪救人。
看到小猪救人，朋友们觉得小猪虽然很脏，有点懒，又有一点笨，但是它很善良。小猴俩兄弟、小狗、小猫都惭愧的说：“我们以后做最好的朋友吧。”小猪说：“好，我们做最好的朋友。”
宝宝睡前故事8夏天的晚上，小熊在河边遇到了小猴子。小猴子拿着渔网反复往河里捞东西，可是每次渔网里都是空空的。
“小猴子，你在干什么呢?”小熊走过去问。
“我在捞月亮”
“河里的月亮是影子，怎么会捞到呢?”小熊捧腹大笑。
可是，没想到小猴子突然哭了起来。
“小猴子，你怎么了?”
“没有月亮，妈妈会死掉的。”
原来，小猴子听到森林里流传许久的传说：只要生病的动物，碰一碰月亮就会健康。为了生重病的猴妈妈，小猴子才到河里捞月亮。
“别担心，小猴子捞不到月亮，我们可以做一个月亮出来。”小熊安慰说
“怎么做”小猴子两眼汪汪的看着小熊。
小熊想了想说：“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借些东西。”
小熊去找小鸟借了一片云彩，找萤火虫借了光亮，找蜜蜂借了黄色花粉。就靠这些东西，小熊制造了一个月亮。
小熊把月亮给了小猴子，小猴子高兴极了，蹦蹦跳跳的跑回了家。
几天之后，小熊和小猴子又遇到。小猴子欢快的拥抱着小熊。
东郭先生的故事篇5
一、概况
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别号蠙衣生，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43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西泰和县一个书香门第。隆庆五年（1571）考中第三甲第二十四名进士，随即除为福建建宁府推官、摄延平府事，入为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又督榷南直隶太平府、领凤阳山陵（即明祖陵）事。万历十年（1852）迁广东潮州府知府，四年后督学四川，不久迁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湖广右布政、福建左布政。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万历皇帝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兼制蜀楚军事，与湖广川贵总督李化龙合力剿平播州杨应龙叛乱，彻底消灭了盘踞播州八百余年、世袭了二十九世的杨氏土司，又多次平定贵州苗、瑶起义，以功封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六十七岁时告老还乡，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618年8月7日）去世，卒年七十六岁。他一生虽久在官场，但读书不辍，"文章、勋业亦烂然可观矣"，史称他"能文章，尤精吏治"，"于书无所不读"，"宦辙所至，随地著书"，"著述几于汗牛"，"以为欧阳永叔之后，一人而已"。据其九世从孙郭子仁在清光绪七年（1881）所作的统计，郭子章的著作当时犹存92种、约数百卷之多；至今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的郭子章著作还有十一种，均系万历、天启刻本。
《郡县释名》是一部关于万历时期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其所辖各府、州、县名称来历的著作。书前有浙江宁波府人王佐撰《大司马青螺郭公郡县释名序》、郭子章自撰《郡县释名序》，别序收录王伯厚（应麟）《地理通释序》、罗长源（泌）《路史国名记序》。该书体例以布政使司（省）为纲，各篇冠以省名，如《北直隶郡县释名》、《江西郡县释名》等，其余依次类推；北直隶、山东、江西、广东、广西五省还有小序。
关于地名，郭子章有一段著名的言论："意者地之灵、人之杰，不尽系名称耶？地灵人杰，则以曲阜、驺人而生孔、孟；地薄人悍，即以元城、陇西而生莽、卓"。所以他很早就对地名产生了兴趣，他的四个儿子孔建、孔延、孔太、孔陵分别是他在为建宁府推官、摄延平府事、督榷太平府、领凤阳山陵事时出生的，均以当时出生的地名为名。他还认为："紫贝玳瑁之邑使之黩货，天涯海角之邮令人惮远，获嘉大庾之号令人竞武"，因此很早就立志探索地名的渊源。万历十五年，郭子章督学四川，5月16日来到重庆府大足县，"问诸生'大足'义，举山中巨人迹对，又谓土肥人富，乃称大足，俱曲为之辞"，他写道："考总志：唐有大足年号，郡邑以年号名者种种，如仁寿、崇庆之类，安知大足不以年号名耶？"。但是，"班书西汉有《地理志》、东汉有《郡国志》而略于释名"，刘熙《释名》则"于郡国缺略不详"，加上"职方春秋有疑，班志孔疏且漏，皇甫谧、颜师古多误"，于是他发愤著成了《郡县释名》一书。此书的写作，大约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各省释名系陆续撰成，他在《郡县释名序》中曾有"久而成帙，名曰《郡县释名》"的话，在《江西郡县释名序》中也说："予既释宇内郡县名，而江右未著，归养子陈，乃为捉笔"，在《广东郡县释名序》中又说："予既草宇内郡县释名，惟两粤未就，归养稍暇，取二省郡国志足之"。北直隶、江西、山东、广东、广西五省的小序之末均自署"万历甲寅长至日泰和郭子章撰"，万历甲寅为万历四十二年（1614），当时郭子章已是七十二岁高龄了。据郭孔延编《郭青螺年谱》该年称："公辙迹半天下，凡过郡州邑城名，必审问之，久而成帙，两浙、河南、秦、晋、楚、蜀、闽、滇俱已刻，惟南、北直隶、山东、江西、两广至是时始成，集十五册，王中丞大蒙先生手校付梓，公为序"，全书至此始成，刊行问世。郭子章在书中写到贵州贵阳府广顺州云："本金筑安抚司，万历三十年巡抚胡桂芳题设为广顺州，义未详"，据《明史•地理志》，广顺州系万历四十一年所置，时郭子章已闲居故乡。这是书中出现的最晚的一个地名。
关于《郡县释名》的版本，只有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刻本，板框15cm×27cm，每页16行、每行19字，全书661页，总计有20.09万字。大陆地区仅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三处收藏。笔者均已前往三馆校阅过，其中北图藏本已缺前序和北直隶（上、下）、南直隶（上、下）、福建五卷，上图藏本的广西部分系抄配而成，而华东师大藏本缺《北直隶郡县释名序》。未见有清刻本，这可能与清朝的文化政策有关，书中称女真为"女直"，把建州女真蔑称为"建夷"，称元朝为"胡元"，以辽金元为"夷狄入"，这对以金朝继承人自居的清廷来说，最为忌讳，故此书不遭禁毁能流传至今已是万幸了。民国迄今尚无翻刻、整理或点校本问世。大陆以外，则仅见傅斯年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有藏。
关于该书卷帙，康熙《西江志》（即白潢《江西通志》）作40卷，《四库全书总目》、《续通考•经籍考》、光绪《吉安府志》、台湾版《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均作26卷，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悉著录为16卷。清人邵懿辰说："《郡县释名》五册，明郭子章撰，有刊本，《存目》二十六卷，云不佳"。光绪《江西通志》（刘坤一主修）著录该书后还附有一段案语："《郡县释名》二十六卷，郭子章撰。谨案：《明史•艺文志》作十六卷，白志作四十卷，今从四库目录"，则知邵懿辰、刘坤一等著录该书时根本没有查核过原书。今据上图、华东师大藏本细目：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云南各分上、下二卷，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各为一卷，合计26卷。则知康熙《西江志》、《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著录有误。
二、地名学的探索
郭子章在江西境内地名命名情况时说："大都江右之名不出山水、人物，则出年号、祥瑞，于义无甚玄"。据《江西郡县释名》上、下两卷统计，江西全省政区有山水地名19个、人物地名4个、年号地名3个、祥瑞地名16个，总计42个，占被释江西地名80个的一半以上。可见郭子章的这个归纳抓住了要害，是很准确的。他还在地名学的许多领域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具体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关于因水为名，郭子章有触类旁通的总结。他在河南开封府临颍县下写道："颍乃一方之大川，故郡曰颍川，州曰颍州，而县曰临颍、颍阴、颍上，皆取此水为名"。浙江杭州府海宁县："杭州之海宁、嘉兴之海盐，俱濒海煮盐，壤地相接，故古今邑率多通称"。
2、关于地形地名，他在广东肇庆府高明县下说："南地渐高，如高要、高凉、高明，皆此义也"。指出"高"是指较高的地形。在云南寻甸府下云："或云，云南名甸者甚多，恐故甸名也"，也点出了云南地形的主要特点；而福建沙县因"县多沙洲"而得名。他曾注意到北方以"丘"命名的地名，在山东东昌府丘县下说："以丘名县也，两汉书山东郡县称丘者不一。"
3、关于物产地名，郭子章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山西太原府榆次县下说："晋地宜榆，故榆社、榆城、榆州、榆林率以榆名，不独榆次已也"。他曾注意到两湖之地多以"麻"名的情况，在湖广辰州府麻阳县下云："楚地以麻名者多，如九溪有麻山、麻潦，沅陵有麻伊溪，卢溪有思麻溪，源出思麻山，大都其山多产芝麻也"。同时，他也注意到广西太平府土司有茗盈、全茗二州："考南宁府西六十里，有都茗山，注云：山皆产茶。岂茗盈、全茗皆产茶耶？"又在柳州府上林县下总结道："广西有三上林，一属宾州，一属田州，一为上林长官司，义俱未详。《释名》云：山中丛木曰林，林，森也，森森然也，西粤山林森聚，岂谓是耶？"郭子章就是这样连串地总结地名得名渊源的。
东郭先生的故事篇6
2．收集证据的目的不同。刑事诉讼证据目的是证明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是法庭给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而民事诉讼证据是围绕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证明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害，以便通过确认这些损害而从被告处获得赔偿的目的。
3．证人作证的态度不同。对国家机关收集证据，证人一般能严肃对待，所反映的情况真实性较高；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除了法院通知证人当庭作证外，民事诉讼原告或人收集证据时，证人可能受其要求、利，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诱、威胁、恐吓等原因，所作证词的真实性就打了折扣。
4．收集证据的人对法律的认识理解不同。侦查机关侦查人员一般都经过专业学习或培训对法律的理解比较准确和全面，而原告及其人认识法律较偏颇，往往断章取义地理解法律，因此双方所收集的证据易产生差异。
>>刑事诉讼证据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冲突的情形
1．两者存在矛盾。即一方证据证明行为人行为构成犯罪，而另一方证据则证明不构成犯罪。
2．两者存在排斥。互相排斥的情形常出现在涉及财产的侵害案中，两种证据的排斥产生在财产损害的金额上。如王某盗窃了周某家的一台电视机。法庭上公诉人根据物价部门的价格鉴定认定盗窃金额为9600元，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某根据该电视机购买时为1．6万多元、使用不满两年以及销售公司的估价报告，认为被盗电视机仍值1．2万元。这两方面的证据不影响案件的定性，但不同的价格认定将直接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和该地区的有关规定，盗窃金额为9600元为盗窃数额较大，被告人将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盗窃金额为1．2万元则为盗窃数额巨大，被告人将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两者出现差异。在某案中，公诉方证据表明，曾某对李某（5岁）实施了奸淫（性器官接触），但没有证据表明李某处女膜破裂。而李某的法定人在法庭上出示了某权威机构的证明材料，证明被害人李某处女膜破裂。除了要求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外，还要赔偿处女膜修复费1万元，由此与公诉方的证据产生差异。
>>解决冲突的途径
为了有效打击犯罪，维护被害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必须解决刑事诉讼证据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的冲突。笔者认为合理合法解决这种冲突的途径有以下几条：
1．认真审查刑事诉讼证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认真审查公诉证据，根据需要可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收集补充证据，防止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发生冲突。
2．详细交待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公诉机关在受理案件三日内告知被害人的权利。笔者认为同时也应详细告知法律规定的相关义务，防止被害人或人为达到个人目的，制造伪证造成刑事诉讼证据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的冲突。
3．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其人的意见。对于被害人及其人的正确意见要及时调查落实；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要有理有据依法向他们说明，以便在庭审时协调一致，更好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
4．庭前核实刑事诉讼证据与附带民事诉讼证据的冲突。庭审前最好先了解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对有冲突的证据及时核实。必要时可以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及其人交换意见，以便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顺利审理。
>>[案例]关于交通肇事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案情〕：
公诉机关民权县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男，1950年10月18日生，汉族，农民，小学文化程度，住民权县顺河乡帅庄村委卞庄村。本案被害人伏秀荣之丈夫。
被告人郭海亭，男，1971年6月3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密市，汉族，农民，初中文化程度，住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梁沟村纪垛24号。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于2004年5月23日被民权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8日被逮捕。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郭海群，男，1965年3月8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程度，住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梁沟村纪垛25号。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河南亚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联运输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袁建国，该公司经理。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郭海亭于2004年5月23日上午8时许，驾驶豫a51158号东风大货车，由西向东行驶至民权县顺河集十字路口时，因靠左侧行驶将在此处卖水果的顺河乡帅庄村民伏秀荣当场轧死；郭海亭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发后，郭海亭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认为被告人郭海亭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请求对被告人郭海亭依法惩处。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诉称，其妻伏秀荣于2004年5月23日被郭海亭驾驶的豫a51158号东风货车轧死，司机郭海亭是为郭海群所雇往民权顺河运煤，肇事车行车证登记车主为亚联运输公司，请求判令郭海亭、郭海群和亚联运输公司共同连带赔偿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丧葬事宜交通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10万元，并表示获赔依法应得赔偿款后不再要求追究肇事司机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郭海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愿依法足额赔偿给被害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辩称系投案自首，且已预缴事故赔偿金，请求从轻处罚；认为自己在承担刑事责任后，应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郭海群辩称，其安排郭海亭驾驶豫a51158号货车去民权顺河运煤途中造成交通事故属实，但不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司机亦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亚联运输公司辩称，豫a51158号东风货车是由郭海群以分期付款方式向其公司出资购买，公司依合同约定在郭海群付清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但公司不收取豫a51158号货车任何利润费用，公司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对其公司的诉讼请求。
〔审判〕：
民权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相同。另查明，郭海亭是为郭海群驾驶豫a51158号货车，郭海群每月给付郭海亭工资1000元；豫a51158号东风货车系由郭海群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向亚联运输公司购买，亚联运输公司依合同约定在郭海群付清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代豫a51158号货车办理各种规费手续，车辆由郭海群自主支配经营，亚联运输公司不享有运营利润。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海亭驾车靠左侧通行，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郭海亭交通肇事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郭海亭认罪态度较好，且预缴了事故赔偿金，可酌情从轻处罚。郭海亭根据郭海群安排驾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郭海群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郭海亭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亚联运输公司不享有豫a51158号货车营运利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等符合法律规定，但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等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郭海亭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郭海群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丧葬费5374.5元、死亡赔偿金44713.6元、交通费520元，合计50608.1元，郭海亭对上述赔偿款负连带赔偿责任。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其他诉讼请求；三、河南亚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交通肇事犯罪而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各方当事人对犯罪事实无争议，争执焦点在民事赔偿方面，主要有三点：一是应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二是肇事司机即本案刑事被告人郭海亭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三是亚联运输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一、关于应否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明确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于2004年5月1日生效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新《人身损害解释》）之前，除《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死亡，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通常被认为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解释》）第九条明文规定为：“致人死亡的精神抚慰金形式为死亡赔偿金”；新《人身损害解释》为了使受害人的近亲属获得相对公正的司法救济，在不改变现行刑事案件受害人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现有模式下，以“继承丧失说”为理论依据，在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从而明确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赔偿的是“假如死者正常生存未来二十年创造的财富”，即物质赔偿，而非对受害人亲属的精神抚慰金。根据新《人身损害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关于该解释时效的规定，上述《精神损害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应视为已被废止；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一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规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不得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仍然继续有效。所以，自2004年5月1日后，受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主张赔偿死亡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若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则仍于法无据。本案是民权县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起因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法院判令被告人郭海亭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判决支持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启田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而驳回其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新《人身损害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的规定，在非刑事案件中，受害人近亲属因遭受精神痛苦仍可依据《精神损害解释》之规定，要求赔偿义务人赔付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不能再称呼为“死亡赔偿金”）。
东郭先生的故事篇7
成语典故天衣无缝
成语拼音tiānyīwúfènɡ
成语解释神话传说，仙女的衣服没有衣缝。比喻事物周密完善，找不出什么毛病。
成语故事或出处《太平广记》引牛峤《灵怪录》：“天衣本非针线为也。”
成语造句这篇文章立意明确，论述周到、深刻，真可谓～。
近义词完美无缺、浑然一体
反义词千疮百孔、漏洞百出
成语英译becompletelynaturalwithoutdefectsasthedivinegarments
成语故事传说古代太原人郭翰在夏夜里乘凉，见一个仙女从天上下来，她身穿白衣，美丽绝伦。她告诉他她名叫织女。郭翰仔细欣赏织女的衣裳浑然一体，竟看不出一丝线缝，好奇问织女。织女答道：“天衣本非针线为也。”
成语用法主谓式；作谓语、状语、补语；含褒义
【成语故事】：
古时候有个叫郭翰的先生，他能诗善画，性格诙谐，喜欢开玩笑。盛夏的一个夜晚，他在树下乘凉，但见长天如碧，白云舒卷，明月高挂，清风徐来，满院飘香。这时，一位长得异常美丽的仙女含笑站在郭翰面前。
郭翰很有礼貌地问：小姐，您是谁？从哪来？
仙女说：我是织女，从天上来。
郭翰问：你从天上来，能谈谈天上的事情吗？
仙女问：你想知道什么？
郭翰说：我什么都想知道。
仙女说：这可难了，你让我从哪说起呀？
郭翰说：人们都说仙人聪明，你就随便说说吧。
仙女说：天上四季如春，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绿树常青，花开不谢。枝头百鸟合鸣，水中游鱼可见。没有疾病，没有战争，没有赋税，总之，人间的一切苦难天上都没有。
郭翰说：天上那么好，你为什么还跑到人间来呢？
仙女说：亏你还是个读书人。你们的前辈庄周老先生不是说过‘在栽满兰花的屋子里呆久了，也闻不到香味’的话么。在天上呆久了，难免有些寂寞，偶尔到人间玩玩。
郭翰又问：听说有一种药，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你知道哪有吗？
仙女说：这种药人间没有，天上到处都是。
郭翰说：既然天上多得很，你该带点下来，让人们尝尝有多好呀。
东郭先生的故事篇8
【摘要】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近代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期刊，其刊行者打着“文化传播”的旗号，意欲对中国读者洗脑，实质上是想在文化侵略的同时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力侵略打下思想文化基础。在跨文化传播中，对某些传播者多重和隐蔽的传播目的应保持警惕，它们穿着“文化传播”的外衣，内里却隐藏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实体。
关键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跨文化传播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①是近代我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期刊，由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刊于广州。该刊在中国新闻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这份刊物同样具有代表性。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该刊的刊行目的，对今后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刊行的表面目的
1826年9月，郭士立受命于荷兰传道会到苏门答腊传教，从此开始了前往东方的征程，他对深入中国传教的愿望非常强烈，希望能使拥有当时世界1/3人口的中国皈依基督教。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郭士立作为一名传教士，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目的自然也应以传播宗教教义为主。然而，我们从郭士立在该刊第一期《序》中的声明以及对刊物内容的梳理，发现传教已不是他创刊的主要目的。
作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发行中文刊物，必定要说明刊行的目的，求得读者的认同。郭士立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第一期的《序》中，就委婉曲折地声明他的目的。他大量引用中国古籍中的经典语录和文字，尤其是《论语》中的语录，说明“多闻、好学”的重要性。为了打消中国人对外国人和西方文化的偏见，他又引用中国的经典说明“盖学问渺茫，普天下以各样百艺文,虽话殊异,其体一而矣。人之才不同,国之知分别,合诸人之知识,致知在格物,此之谓也”。最终他将刊行的目的总结为“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从中可以看出郭士立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西方文明的优势，使之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先进,从而消除其自大心理和排外思想，逐步接受西方文化，达到一种“文化大同”。也就是说，该刊的创刊的主要目的是“文化传播”。
由于当时中国清政府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所以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出版前，中国境内还没有传教士创办的中文刊物出版，大部分传教活动都是在中国周边地区或地下秘密开展。例如以传播宗教教义为主要内容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等是在马六甲出版。同时，“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之时，大部分中国人还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对外国事物怀有鄙夷的态度；而一些清醒的国民，看到大量输入的鸦片对国人的毒害以及外国列强在军事方面的侵扰，进而对外国人产生了排斥甚至敌视的心理。因此，外国传教士创办中文刊物，想要赢得中国读者的青睐，并非易事。”②
而同样由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内容较之以前创刊的中文刊物有了很大的转变，宗教教义在刊物中已经不是主要内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运用中文既向当时的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历史、政治、司法、天文、地理、科技等世界近代文明的成果，同时为了迎合中国读者还引用或刊载了一定数量的儒家处世格言、中国古代诗词文赋”，③而少量的宗教教义则被隐藏在其他类文章之中。因而从表面上看，郭士立刊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东西方文化传播与交流，而不仅是传播宗教教义。
二、刊行目的的多重性和隐秘性
该刊发行后，确实引起当时中国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以魏源、梁廷枏、徐继畲为代表的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国人，都曾在其著述中引述该刊的西学内容。因而从客观上看，该刊物的确产生了西学东渐的效果，但这并不一定就是郭士立创办该刊的真实目的。
郭士立在创办该刊物之前曾三次在中国沿海航行，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并借机传教。仅从这三次航行前后郭士立的表现，可以分析和推测其创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目的不简单。首次的航行成功后，他就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文章，直接指出西方人可以打开“中国之门”，而他们需要“更有效的措施”④。
郭士立的文章和航海经历立即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宗教、政治、经济各界人士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有人向郭士立咨询中国内陆沿海口岸的情况和航路，有人则聘请郭士立再次航行，侦查中国沿海各种情报。后两次航行，郭士立在搜集商业信息的同时发现了中国海防的薄弱，他曾暗示西方国家通过战争的方式能够使中国更快地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综合了三次考察，郭士立对中国国情有了初步的了解，他兴奋地发现中国的落后衰败、封闭自大，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同样他认为古老的中国文化也应拜倒在西方文明包括他的上帝面前。在西方国家对中国这块肥肉蠢蠢欲动时，郭士立开始了为帝国主义侵华打响思想文化征服的前奏。
三次航海结束后，郭士立着手创办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6月23日,郭士立起草了一份创办该刊的缘起（计划书）,同一年的8月发表在英文报纸《中国丛报》上。其中对创刊目的与宗旨的表述为“: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种期刊,惟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其他所有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可有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撰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郭士立创刊的一些想法，该刊将以巧妙的方式向中国人展示西方的文化与文明，降低中国人敌视排外心理，为维护洋人在华的利益打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实质上就是要为洋人的商业资本打开中国的门户而服务的，而这一点在他的中文期刊中却不曾提及。他还在这份“缘起”中提到“:本月刊现由广州与澳门的外国社会提供赞助。由于此间外国社会的全体成员在此一工作顺利进行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编纂者希望在他们中间发现足够订购数以支付费用”，当时的外国人给该刊提供经济支持，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利益”，这也说明了该刊在文化传播的表象下隐藏着为西方国家谋取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等目的。而这些目的显然是不能直接对中国读者言明的，因此只能在英文报纸上说明，争取西方同盟者的支持。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刊后，如郭士立所计划的刊登了大量介绍西方文明的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司法、天文、科技、经济（贸易）、政治、文学等各门类的知识和信息，以证明西方文明的优越。例如，该刊从第一期开始就连续刊登《东西史记和合》，每页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记述中国古代历史“漢土帝王歷代”，下半部对应介绍西方古代历史“西天古傳歷記”，而且上下两部分都是从“洪水之先”开始介绍，以显示西方文明历史久远，并不输于中国，从而打消中国人视洋人为不开化的“蛮夷”的想法。为了拉近和中国读者的距离，该刊还大量刊载和使用中国古代先贤的名言警句和诗词散文等文学作品，同时借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多种文体撰写文章，如：语录体、书信体、章回体等。例如为了证明西方国家并不荒蛮，该刊利用书信体的形式讲了中国人在外国的很多见闻故事，例如道光甲午年三月〈乙未刊〉中刊登的《子外寄父》，利用书信形式以儿子的口吻向父亲讲述他在外国游历的见闻。信中说到笔者一直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西洋国家是“夷国”“小洲”；他原以为洋人“如饿鬼贫贱，甚实堪悯”⑤（当时多数中国人都这样以为）。到国外后，看到那里“地方之宽，城邑之美，百姓之盛，市头之闹……农商相资，工贾相让,且此地之官员推广立教，使民知礼识义”⑥。让他非常意外，竟然一时“色沮言塞”⑦了。以后的几期继续刊登这类家信，不仅介绍西洋的民风民俗、贸易物产，还讲述外国的教育发展、民主思想、法制建设、政治体制等先进文明的情况。这些内容都是国人的眼见耳闻，通过寄写家信的形式讲述出来，令人不得不信。该刊还用章回体这种文体写作《贸易》故事，充分向中国读者展示与洋人开展贸易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第一个贸易故事讲述了一个中国商人“林兴”因海外贸易而改变了濒于破产的命运，故事结尾用该商人的一段话来点题“与南洋贸易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裕国其利甚大……海外贸易，载其国之余物，以补内地之用，甚广黎民之营生。”⑧此后该刊分六期连载《贸易》故事，继续向中国读者渗透贸易有利的观念。刊载这方面内容的真实目的自然就是他在“缘起”中提到的——维护洋人的在华利益，为洋人的商业资本打开中国的门户而服务。
郭士立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后，又“被聘为英国商务监督翻译,受商务监督之命，1837年和1838年郭士立曾前往琉球、日本以及中国福建沿海活动。1839年起，英国开始直接武装入侵中国，直到1840后年发动鸦片战争。新教传教士中，直接参与鸦片战争的也只有郭士立。三次航海让他看到战争的可能性，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架置妥贴的大炮更能激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它无声的语言对我们更有用,胜过德摩斯梯尼最出色的辩论。’所以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以翻译的身份参与了《南京条约》谈判和签订全过程,还做过定海、宁波的‘民政长官’；之后又做了8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死于香港。”⑨
郭士立在华的传教士、间谍、翻译、行政官员等多种身份以及一系列行为证明了，传教士只是他的一个表面身份，他作为帝国主义的积极分子，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只是实现帝国主义侵华的大目标的一个小前奏，他所隐藏的真正目的是为帝国主义武力征服中国打下思想文化征服的基础，为其在华争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打开局面并培养有利的思想文化环境。
三、警惕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帝国主义”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客观上的确需要开阔视野，了解世界的变化，改变封闭自守、盲目自大、愚昧无知的状态。如果郭士立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目的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单纯，我们的确应该尊重和敬佩这位“文化使者”，感谢他为打开中国的思想大门而作的积极努力。但就其创刊的真实目的而言，无论是“文化征服”还是为“武力征服”打基础，都值得中国人冷静分析，甄别对待。
对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交流双方的地位有时是平等的，但有时却不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行在鸦片战争前夕，西方列强对当时落后的旧中国虎视眈眈，不时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侵扰。郭士立利用当时西方国家有利的政治、经济条件，以西方传媒的先进形式传播西方文明。他所谓的“四海一家”、“中外无异视”，实质上是想以他自认为优越的西方文化取代中国的文化，实现他文化侵略的目的。这种目的穿着“文化传播”的外衣，内里却隐藏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实体。
有学者总结了不同时代中西方面对彼此文化的不同态度：“西方从启蒙时代开始就在引进‘东方’的同时反思自己，在殖民时代奴役‘东方’的同时充实自己，在后殖民时代推行文化渗透的同时提升自己。反过来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西方赞美我们的时候却封闭自己，在遭受奴役的时候丧失自己，在面对西方新的文化战略的时候交出自己”。⑩
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时，我们都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无论在19世纪初的旧中国，还是在中国崛起的新时代，在与西方国家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我们应多一分理智和清醒，选择性地接受其文化精粹。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和引进西方文明。既不能“闭目塞听”，也不应“盲目崇拜”，希望全盘西化，落入“文化帝国主义”的陷阱中。我们应始终警惕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揭开西方国家隐藏在“跨文化传播”之下的“文化帝国主义”的虚伪面纱。
【基金项目：2013年度内蒙古民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nmD1358】
参考文献
①⑤⑥⑦⑧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m].中华书局,1997
②③王海波，《〈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中国文学传播》[D].内蒙古民族大学，2010
④雷雨田：《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m].百家出版社，2004
⑨高静，《西学东渐视域中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研究》[D].西北大学，2007
⑩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东郭先生的故事篇9
从1928年至1937年，郭沫若旅居日本整整十年，这十年是郭沫若在艰苦环境下从事写作、研究、翻译的黄金时期，也是他在这方面成就最大、最丰富的时期。1937年7月，郭沫若只身仓促离日回国参加抗战时，其大量的著述、手稿、信件、图书等都留在了日本。这些珍贵的资料中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和《生命的科学》、《创造十年》、《战争与和平》等著述和译著手稿，还有各个时期的来往信件和他写的部分诗词以及大量图书，许多书上还画满了杠杠和用蝇头小字写的眉批。这些都是了解郭沫若在日本时期的生活及治学精神、治学成果的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些珍贵资料，除郭安娜来中国时亲自带回部分手稿外，其余仍留在日本，其中大部分手稿寄放在日本朋友岩波先生处。
1981年10月23日我去看望安娜时，她对我说，当时日本及政府开出高价收购这些手稿，她都没理睬。1947年1月来中国时，她将少部分重要手稿亲自带回中国，1949年7、8月间接见她时，她亲自交给了。“赞扬我，还问是否要酬金?我说不要，这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这些事我从未对外国记者透露过。”
1955年她的次子郭博回国时，问安娜是否将放在岩波处的手稿等材料全部带回?安娜考虑当时中日关系还不够缓和，嘱咐郭博暂时不要动，认为还是放在岩波雄二郎先生那里比较安全。1956年12月14日，安娜才正式将收藏在日本的郭沫若著作原稿目录交给上海市委统战部，要政府派员去日本岩波书店找岩波雄二郎索取原稿。
1957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书面向中央统战部请示，并附去安娜与其次子郭博给岩波雄二郎写的感谢信，还附翡翠戒指一只。同年中国贸易代表团赴日，带着安娜与其次子郭博写的感谢信和翡翠戒指拜访岩波雄二郎，取回了郭沫若留在日本的全部著作原稿，回国后全部送到郭沫若那里。
现郭沫若故居内藏有郭沫若著译手稿1500余种，时间从1930年代至1978年，其中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从事各种研究的手稿，包括《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书》、《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字大系考释》等，都是安娜保存献出的。郭沫若特为这些手稿题名：“沧海遗粟”，看作是失而复得的珍宝。从“沧海”中抢回这些“遗粟”，安娜功不可没。
安娜老人的宽广胸怀和无私精神处处在闪光。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她关心中国的医疗事业，用自己的外汇购买了专业书籍和医疗器械赠送给华东医院和有关专家。
1980年5月，她向我提出，欲带其子郭博赴日本处理房产。她说：除了在千叶市川居住的房子外，另外还有一处房子，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购地建造的。该屋质量很差，现借给其他人居住，拟赴日将这处房产处理掉。后来安娜将这次卖房所得款项，连同其他积蓄都无私地捐献给国家，其具体过程都是我经手的。
1983年张承宗部长与联络处长马韫芳同志看望安娜时，安娜为表达内心的感激，赠送给张承宗部长100万日元。张部长盛情难却，收了下来，回单位后批示：“替她另行保存起来。”当时统战部即以郭安娜名义开了外币存折户名，存入银行。这是安娜的第一笔外币存款。
1984年4月20日，我接到上海大厦电话，说安娜有事找我。我立即赶到她居住的16楼14号房间。她见我来很高兴，让服务员给我倒茶，然后走进壁橱，取出一个外汇存折，内有657万日元。她认真地对我说：“这张存折中的300万日元是我准备留待日后用的，其余357万日元是我的全部积蓄。这些钱不是中国政府给的，也不是日本政府给的，是我以前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请统战部将此款取出后全部上缴给国家。”后来统战部将这357万日元连同以前她送的100万日元一并存在安娜的存折上，合计457万日元。
1984年11月，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陈欣及四局局长刘晓平来沪探望安娜时，老人一再表示：“我的子女都已由中国政府安排好工作，他们都生活得很好，我不需要钱，我要把钱上缴给国家。我已从日本取回一部分交给上海市委统战部。”我在旁点头证明确有此事。
这457万日元，直至安娜老人去世前一直未动。在送别安娜老人仪式的当天晚上，统战部征询家属意见，安娜的四个儿子一起讨论，其长子郭和夫提出：母亲生前从事过医护工作，这笔钱可用于发展护教事业。他的提议得到三位弟弟赞同。后来即将此款连同利息合计516万日元，全部捐赠给位于上海瑞金医院内的“上海高级护理培训中心”。该中心以郭安娜名字建立了“安娜护士形体训练室”，室内以雄伟的长城和巍峨的富士山为背景，并选用淡雅的色调和娟秀的字体介绍安娜的生平。
安娜老人生前曾对我说：“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无私的。”可敬的老人用实际行动兑现了她说过的话。
不忘友人滴水恩
安娜老人是一位很重情义的人，在我与她的接触中，经常听到她谈起一些老朋友，尤其对在艰难中向他们一家伸出过援助之手的人，她更是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成仿吾。她多次向我谈起成仿吾与郭沫若的友谊，谈起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成仿吾雪中送炭、给予资助的情景。那种感激之情，让人难以形容。她说：1928年成仿吾去欧洲之前，在日本逗留时，看到安娜带着几个孩子很苦，便亲手交给安娜1000日元补贴生活。安娜平时省吃俭用，把这笔钱用于盖房子。“成生(她这么称呼成仿吾)那时并不富裕，每月工资仅40－50元，但他却慷慨相助，让我一生难忘。”
成仿吾与郭沫若之间的友谊，安娜讲了一些，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是值得一说的。
成仿吾(189707016－198405017)湖南新化人，原名成灏，字仿吾，曾用笔名厚生。1910年留学日本。1919年在《时事新报・学灯》开始发表新诗，次年发表短篇小说《流浪人的新年》。
郭沫若与成仿吾的相识是1915年7月，那时郭沫若从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毕业，升入同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该校第二部学工的成仿吾初次相识。两人都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幻想科学救国，又都有着对“文学的狂热”，这些共同的志趣使得他们一见如故，一块儿到六高L学，一块儿登操山，一块儿到旭山划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成仿吾1921年回国，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发起成立“创造社”，很早即以中国文化运动的闯将闻名。先后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及《洪水》等文学刊物，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
1924年成赴广东大学任教，兼黄埔
军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并发表重要论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日本期间常与郭沫若一家来往。
1928年5月，成仿吾赴欧洲，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又去柏林，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就是在这次赴欧洲前为帮助郭沫若全家的生活，送给安娜1000日元，成为安娜一生念念不忘之事。
成仿吾1931年回国，1937年在延安任陕北公学校长，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他曾五译《共产党宣言》。他一直从事教育事业，曾任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校长，并著有《仿吾文学》、《长征回忆录》、《战火中的大学》、《成仿吾教育文集》等。
1984年10月31日，成仿吾的夫人张琳为编写成仿吾的传记，曾去看望过安娜，那次安娜又谈到成仿吾如何关心资助她的往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感激不尽岩波茂雄。安娜最初向我谈起岩波茂雄是1965年12月，她说：“郭回国参加抗日以后，我能够度过困难，把孩子们抚养成才，是岩波一家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岩波的帮助下，我的孩子们都先后获得‘岩波奖学金’，使他们能读完大学。在我们生活困难时，也向岩波求助，他慷慨借钱给我们，帮我和孩子们摆脱困境。对这种真挚的友谊我感激不尽，终生难忘。”在以后许多年，从安娜的言谈和实际行动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就与岩波书店有来往。当时该书店社长是岩波茂雄(1881－1946)，是日本著名的出版家，出版了“岩波文库”等一系列优秀图书，是第一个获得日本文部省“文化勋章”的人。他曾说：“我是凭借思想家、艺术家的光辉，不过是充当一个忠实的传播者。”他的思想是可敬的，日本挑起侵华战争，他一直持反对态度，他的好友安培能成在《岩波茂雄》一书中写道，岩波当时逢人便说：“中国自古以来是日本的恩人也是恩师，可是却去打他，这实在是忘恩的行为。”并说：“应立刻从中国撤兵，并向中国下跪请罪。”当他听说郭沫若抛下妻子儿女秘密离开日本奔赴国难时，非常激动，他说：“我起码要让郭沫若先生留下的妻子儿女在生活上不致发生困难。”如上面所说，他确实给了安娜一家很大帮助。岩波茂雄的儿子岩波雄二郎也回忆说：“不仅我父亲帮助了安娜一家，反过来安娜一家也帮助了我们。当时日本食品匮乏，安娜与和夫等，常从市川背大米和蔬菜来我家，让人感到十分可贵。”
更加可贵的是岩波父子为保存郭沫若留在日本的著述手稿等珍贵资料，作出了很大贡献。安娜说：“抗日战争期间，这些手稿一直由我保存，后来怕保存在自己手里不安全，就将它寄放在岩波茂雄先生那里。”岩波茂雄先生去世时，又将手稿传给其儿子岩波雄二郎先生保管。这种深厚的友谊和负责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
1965年底，上海将举行日本工业展览会，安娜很高兴，她向我提出：欲通过日本来的荻原定司先生捎带一些礼品给岩波雄二郎一家。后荻原定司因故未来沪，我们便托保坂铁也先生捎去。计有砚台1只(系桂林石制品)、瓷碗1对(系乾隆时复制品)、红色毛笔1枝(笔杆很粗并雕有花纹)――据说过去是乾隆皇帝用过的，做工精致。从她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出，她对岩波一家在艰苦岁月中给予她帮助是铭记不忘的。
1994年8月15日安娜老人去世后，家属给日本亲友发出讣告，其日本的朋友共三位：第一位是岩波雄二郎，第二位是荻原定司，第三位是高桥国雄(市川市市长)。岩波书店会长岩波雄二郎发给郭博的唁电内容是：“从报获悉令堂逝世，虽说尽享天年，但回想起令堂一生中的苦难与波澜，感慨万分。值此衷心祈祷令堂的冥福。”
经常谈起菊地三郎。菊地三郎为保存郭沫若的图书资料出过力，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发挥过积极作用。安娜保存的资料中，除郭沫若手稿外，还有一大批郭沫若阅读过的图书和文献资料。安娜回国后，这些东西都放在家中，由其次子郭博看管。1955年郭博被其母亲召回祖国时，遵嘱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整理，把一部分书稿、信件带回，其余大部分图书资料郭博遵照郭沫若的意见，全部赠送给日中文化研究所所长菊地三郎。其中计有各种书籍1386册，殷墟出土的甲骨96片，青铜胸像和唐代越州青瓷壶等。菊地三郎提出以这部分图书资料为基础，筹建创办“郭沫若图书馆”，郭沫若对菊地说：“不要用我的名字命名，我们把计划扩大到整个亚洲怎么样?”后来菊地采纳了郭沫若的意见，建立了“亚非图书馆”，中国方面还给以相当数量的资金援助，并寄去种种刊物。其中的中国室内特辟了“郭沫若文库”，将郭沫若赠送物品都陈列在馆内。菊地任亚非图书馆馆长、亚非语言!学院院长、亚非文化财团团长。
上海解放前，菊地曾在沪呆过，看了不少中国书籍及文艺作品，是“中国通”，对中国作家丁玲等均很熟悉，曾写了一部《中国文艺史》及《中国革命史》由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积极贡献。
1983年9月，菊地三郎邀请安娜赴日本接受“亚非和平奖”。该奖项是“亚非文化财团”授予的，属于民间性质。安娜接受了邀请，由其长子和夫陪同前往，于1983年11月19日离沪。这是安娜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赴日本。菊地曾亲自去机场迎接，并替安娜购好自东京同上海的机票。
授奖仪式于11月17日在日本东京国际文化馆举行。颁奖时安娜尚未赶到，南其幼子郭志鸿及孙子郭允(当时均在日本)代为领取奖品和奖状，并代为致了感谢词。奖状表彰安娜为和平、为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奖品是4毫米厚青铜所铸的一只背上驮着人的牛。安娜将该奖状和这件意味深长的奖品存放在市川须和田旧宅内。另有奖金30万日元，安娜将其中10万日元赠送给在日本读书的外孙女即郭淑的女儿。
12月17日安娜自东京返回上海。12月19日统战部设宴祝贺她领奖归来。《人民政协报》还刊登了她领奖的消息。
1987年5月，菊地三郎由其秘书五十岚陪同前来中国，他于5月23日到达北京，参观了郭沫若故居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于28日抵达上海。当晚便由我作陪去探望了安娜。菊地步入安娜卧室后，便伏在安娜床前，抚摸着安娜的手。安娜激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睛里现出惊喜的光芒。菊地不忍心多打扰她，没说几句话就离开了。那天夜晚，安娜又是久久不能入睡。郭博曾对我说：菊地三郎因胃癌做了切除手术，身体不如以前了。来中国主要是想看看安娜，总算见了最后一面。
除以上三人之外，安娜念念不忘的还有高桥国雄、内山完造、钱瘦铁、边伯明等。她与这些人都有动听的故事，恕我不再一一详述。
对子女们的严与爱
安娜与郭沫若共生有四男一女，老
大郭和夫，老二郭博，老三郭复生，老四是女儿叫郭淑，老五叫郭志鸿。目前健在的只有老二和老五了。
1937年郭沫若离开日本时，老大20岁，老五才5岁，安娜一人拉扯五个孩子成才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辛啊!安娜对子女要求很严，从小培养他们自立自强，教育他们要凭自己的力量生存。她曾对我说：“我在很艰苦的条件下，让五个孩子受到了与富人家孩子一样的教育，是很难很难的呀!”而孩子对母亲日夜操劳、含辛茹苦把他们培养成才，更是刻骨铭心。他们明白，父母间的悲剧是历史造成的，已难以挽回，只有用儿女的爱来温暖母亲的心。所以他们都对母亲很好，时常牵挂着母亲。而安娜也始终牵挂着儿女们，关心着他们的冷暖。
关心长子一日三餐。我与安娜接触中，她向我谈得较多的是长子郭和夫。和夫容貌酷似父亲，对母亲总是百依百顺，尽量让母亲高兴。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善良的性格。
郭和夫于1917年12月12日出生在日本同山市。从小就由安娜在家里对他进行文化知识的早期教育，1928年去市川小学上学，1931年小学毕业后进东京府立第三中学读书，毕业后即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38年进京都帝国大学工业部应用化学科学习，1941年毕业后留校从事有机合成方面的研究工作。
1946年末，和夫与复生在母亲的授意下，乘船赴台。1949年春随其母、弟、妹一起途经香港、烟台等地辗转到达北京。于1949年5月由李一氓(曾任大连大学校长)介绍，进大连大学附设的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所副所长。他从事高分子研究、石油化工研究颇有造诣。他精通五国语言(日、德、中、英、俄)，是一位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曾任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大连市侨联副主席、大连市中日友好学会会长。经他牵线搭桥，日本市川市与他父亲的故乡四川省乐山市结为姐妹城市。
和夫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为了祖国的兴旺、科技的振兴而殚精竭虑，献计献策。他曾多次交提案，阐明要抓基础教育，要奠定坚实的基础，不把教育搞上去，祖国四化难以实现。他身体力行，把这种指导思想贯彻在对中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提高上。
安娜对和夫投入科学事业是很高兴的，她常对和夫说：“别管我，还是去全身心地研究你的化学吧!”其实安娜对和夫的工作和生活是时刻牵挂在心的。1986年安娜骨折后在上海休养期间，得知其长媳还在日本未归，不停地说：“不知和夫一个人今天又吃些什么?”因老人知道和夫不管严冬酷暑，饮食总是极为简单，有时一袋方便面就是一顿饭。
我最早见到郭和夫同志是1983年4月，那次他是陪儿子郭昂来上海的，郭昂(1954年11月10日出生在大连)要去日本读书，申请了一年未获批准，后由安娜直接写信给中央统战部金城同志才解决。和夫来沪后住在其弟郭博家，安娜让孙子郭昂与她同住在上海大厦，由我负责联系具体事宜。郭昂于4月10日下午坐日航班机离沪去日本。那个时候，国家还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并有规定，凡要出国留学，必须在上飞机前办理好粮油关系的注销手续，否则就不能上飞机。而他们由于事先不知道这些规定，未办手续，郭昂差点上不了飞机。我为此可着急了一阵子，后经统战部出具证明，才准予放行。在机场，郭昂还交给我145.44元人民币及字典一本，托我转交给他的祖母。和夫再三感谢我们帮助其子顺利登机。
后来我与郭和夫又接触过多次，其中一次是1987年12月9日，我给安娜送生活费到郭博家，正巧和夫也在那里，他刚从重庆来沪。他们要我坐会儿，并硬让我留下吃便餐，“听听四川新闻”。郭博恭敬地为其兄长倒了一杯日本酒，便开始共进晚餐。席间，和夫的话题很快就转到我们的党风问题，他说：“这次去四川做中间试验，院领导也跟着去了，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买便宜丝绸的，他们开了一张许多人的名单，每人购两米，买了那么多，我都不好意思。”
那天，我看了一下桌上的菜，有几片笋，临时开了一听罐头肉，还有一盘青菜和一盘捏塔鱼。他们议论说，现在鲥鱼很贵，鱼子给人打捞上来喂鸭子，也不懂得保护，太可惜了。
1992年我因股骨颈骨折，手术后在家休养。和夫得知后打听到我家住址，于6月18日来我家探望，问寒问暖十分关心，还带来一瓶药酒以示慰问。他平易近人，极富人情味，让人难忘。
最后一次与和夫通话是在安娜老人去世之后，他处理完丧事返回大连前夕，1994年8月22日晚特地打电话到我家，他说：“我明天要走了，特向你告别。你操劳母亲的后事太辛苦了，母亲虽已过世，但我们还是朋友，望多多保重，以后再来看望你。”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成为我们的最后一次通活。
他返回大连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马上去黑龙江出差。在去伊春途中突发脑溢血，倒在火车上。经多方抢救，上海也派出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姚景莉前去会诊，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不幸于9月13日客死在出差途中的哈尔滨。和夫同志群众关系极好，在他的遗体运回大连时，数百名群众自发迎候，悲痛悼念。他去世距他母亲病故不足一个月，他的过早去世是国家的损失，让人惋惜，只能祝他一路走好。
对次子的事业很放心。在安娜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另一位爱子就是第二个儿子郭博。1947年安娜离开日本回中国时，就把郭博一个人留在日本看守旧宅，可见他在母亲心目中的位置。安娜平时对他要求很严，1987年有一次我去看望安娜时，看到安娜躺在床上，不知为什么正在用日语教训郭博，而郭博毕恭毕敬站在床边，不停地“ほい、ほぃ(是、是)……”，快进入古稀之年的人了，还如此顺从地接受母亲的教训，让人感慨不已。安娜曾对我说：“郭博读小学五年级时，根据日本当局的规定，在校学生都要应征入伍去参战。因郭博未入日本籍可以不去，但他见同学们都去了，自己也想去。我当时说服他不能去，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他才听话没有去。”她又笑着说：“要是他不听话去应征参战，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也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了。”
郭博1920年3月15日出生于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理科。1941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建筑系毕业后，曾在东京日本喜久治建筑事务所任结构设计主任，在日本东京联军总司令部工程技术部任设计主任工程师。1952年在日本自营建筑设计事务所直至回国前夕。1955年2月9日遵照母亲的意愿，离开日本回国，被分配在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工作。1956年任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1958年起历任上海市第三届至第九届人大代表。1979年起多次参加外贸、设备引进、住宅建设、联合设计等代表团赴
日本考察、谈判和审图，为改革开放作出很多贡献。他为上海宾馆设计高层建筑水喷淋消防系统报警装置，填补国内空白；为上海民政局设计新式火化炉，使原来每具尸体焚烧120分钟缩短到40分钟，节约大量能源。安娜曾风趣地对他说：“将来我可不要在你设计的炉子中烧掉。”此外，由他指导的“热管换热器”装置、“冷冻油再生机组”等科研项目，获得了市科技成果三等奖。他对灯光源也很有研究，在新光源的应用上解决过不少技术难题，曾先后赴日本、荷兰出席国际照明学会第、第二十届年会。1983年还出席了全国归侨、侨眷、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表彰大会。1984年被选为市科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他精通日语、熟悉英语，懂德语、法语，有扎实的建筑理论基础和广博的专业知识。擅长冷、暖、水、电、照明等技术，熟悉建筑物理和机械设计，有较强的技术指导和管理能力，贡献突出，曾多次被评为市级和院级先进生产者。
他业余爱好广泛，尤其精于摄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自1983年起先后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等几处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获较好评价。他感到本市还没有一部完备的上海建筑史，担心有些旧的建筑物被拆除，所以他自1978年以来，自费拍摄了数千幅建筑照片，作为史料保存下来，得到专家们的高度称赞。
我在与郭博同志长期接触中，深深感到他也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的、事业心极强的专业人才。他放弃个人在日本的事业，毅然回到祖国，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成全了母亲的愿望，让人敬佩。他对母亲的孝敬之心，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为老三而烦恼。最让安娜牵肠挂肚的是第三个儿子郭复生。这个儿子由于种种原因精神受了刺激，健康状况不大好，一生未婚。安娜时刻牵挂着这位孤身的爱子，到晚年还放心不下。
郭复生曾用名佛生，1922年1月19日生于日本。1940年毕业于日本大学附属中学，1942年进农林省水产讲习所(后改为水产大学)，1945年3月在该校毕业后进水产公司当技术员。1947年和长兄一起到台湾，在高雄鱼肝油厂工作。1949年回到北京后换过好几个单位，曾参加过第三野战军，又在大连水产局工作，1954年9月到上海，本已安排他去上海水产学院任讲师，可是在他报到前出现了精神不正常的情况。是1953年在大连水产实验场任副厂长期问，精神上受了刺激引起的。后来有时治疗，有时工作，几经反复。到1955年7月，送南京精神病医院治疗，由于他与医生密切配合，很快治愈。于同年11月，由该院派人送他回沪。
1956年1月，为复生工作问题，其二哥郭博曾赴京去找过郭沫若，郭沫若表示，如复生不在地位上计较的话，可介绍他去科学院所属青岛水生物研究所去工作。复生表示很高兴，但希望不要将他作为病人安排工作。复生于1956年4月赴青岛，被分配在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工作。安娜不放心，也去青岛陪同复生，在青岛住了好几个月。后来由于该研究所迁至北京，复生也随单位到北京。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直至离休。
1986年4月，安娜在大连收到复生一封信，说是拟在北京购买三间公寓式房子，准备与其母同住。安娜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但是不久，安娜不慎摔跤骨折住进医院，复生专程从北京赶至大连探望。安娜看到日夜牵挂的儿子十分高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由于复生工作任务繁重，极度疲劳，一直在病房里打瞌睡。安娜见此情景十分心痛，对复生说：“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吧，不要回北京工作了。”她真的想让复生同自己生活在一起，曾设想复生离休后在上海、北京两地都住一段时间，看他在何处适应再迁户口定居。1986年11月安娜回到上海，在郭博家休养，复生也来看望，一直守候在母亲床前，同老人说些宽慰的话。复生非常孝顺母亲，不断地给母亲寄生活费或食品，而安娜总是不忍心随意动用复生寄来的钱，她以复生的名义单独存入银行直至临终。
安娜弥留之际，对复生倍加关注，复生已60多岁，尚未成家，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尽管她为此难以瞑目，但也不得不放手而去。
郭复生同志因病t2004年7月去世，享年83岁。他经历坎坷，有才华，工作认真，心地善良，对母亲的孝心让人难忘。
为失去爱女而悲伤。因工作关系，我和安娜老人的四位儿子均有接触，遗憾的是唯独没有与她的女儿郭淑见过面，缺少她的资料。听郭博说淑有张照片，酷似母亲。不言而喻，母女之间的感情是更深一层的。
郭淑，小名淑子，1925年出生在上海。在日本时，靠领取每月60元的“岩波奖学金”在东京女子大学读书。后因郭沫若参加抗日，被取消奖学金资格，但安娜仍坚持让她渎下去。后曾在京都大学学建筑，中途退学，于1948年5月跟随母亲离开日本到了台湾。
1949年到北京以后，开始淑一直跟母亲在一起，接见安娜时，淑当翻译。淑曾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钢琴系讲师，还曾参加布拉格音乐会。后又调至天津外语学院工作，任日语系主任、教授。她与林爱勋结婚，林在天津硅酸盐研究所工作。林任窑冶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是个“科技迷”。
淑一直为她母亲的遭遇鸣不平。1982年石西民为筹建“郭沫若故居”征集资料去大连拜访安娜时，淑也在大连，向石西民说了不少同情母亲的话。
1984年淑在天津因病医治无效而去世。她生病是从1983年开始的，那年年底安娜从日本探亲返沪后，市委统战部张承宗部长设宴招待，席间安娜提出：“小女淑现病得很重，目前发高烧至41℃，医生迄未诊断出患何疾病，望多多关照。”为此，我们通过长途电话请天津市委统战部予以协助。1984年1月，淑病情有所好转，原在日本进修的淑的女儿也从天津返回日本继续读书。安娜也为此很高兴，再三要我向部领导转达她的谢意。谁知好景不长，最后淑因患白血病，于同年7月去世，时年还不满60岁。
安娜痛失爱女，非常伤心，对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来说，遭此沉重打击，是难以承受的，但她忍受着情感的煎熬，独自默默地为女儿祈祷送行。人悲痛到极点时，是欲哭无泪的。我没有看到这位坚强的母亲流泪，但我看到了她的焦虑和悲伤，她是欲语无言泪暗垂啊!
1985年4月17日，我出差去天津，受安娜老人之托，特向她的爱婿林爱勋转达问候。在我去他家的那天夜晚，只有林爱勋一个人在家，只见室内摆设简单，墙上挂有几幅画，显得很沉闷，食品柜上临时放了一些糖果，也让人感到缺乏生气。主人沉默寡言，给人的感觉是寂寞而凄凉的。我问：“淑患的是否癌症?”他说：“好像不是，最后淑冈肝不好，肿得厉害，已无法医
治。”最后他向我讲了淑留下的女儿林丛、儿子林靖的情况，他俩都成长得很好。尤其是林丛攻读博士，读日本古典文学，研究其外祖父郭沫若专著。安娜得知这一情况后，少许得到一些安慰。
精心培养幼子跨进艺术殿堂。安娜最疼爱的小儿子郭志鸿，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安娜本人很喜欢音乐，所以她对志鸿从小就在音乐爱好上下功夫。她对我说：“幼子志鸿小学一年级时我就请了第一流的钢琴师来教他学弹琴。那时请一般的钢琴教师一小时付3元，而水平高的，付5元。”郭志鸿曾说：“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人的一生一定要有一技之长，我是按母亲教育做的。”志鸿能成为著名的钢琴家，与安娜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郭志鸿1932年1月21日出生于日本。五个子女中，只有他保留日本籍。1949年3月随母从台湾辗转到北京后，先到华北大学(人民大学的前身)进行短期训练。由于其成绩突出，1949年9月作为调干生进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中曾被下放到部队“改造思想”。1980年志鸿去日本待了几年。安娜说，他在日本就住在千叶县市川当年用成仿吾支援的钱盖的那个老房子内。志鸿在日本主要是教授钢琴，1989年又返回中国，仍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授。到现在为止，仍作为在华的日籍专家享受待遇。
1980年5月日本千叶县市川市举办了一次“庆祝市交响乐团成立三十周年日中交流演出会”，市川市长高桥国雄邀请郭志鸿和郭博参加演出，也邀请安娜出席演出会。郭博当年是这个乐团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第一小提琴手。郭志鸿是他们邀请的重点对象，高桥国雄认为志鸿的钢琴造诣很高，是“中国三大钢琴家之一”。兄弟二人参加演出曾轰动一时，连香港《大公报》也作了报道，说他们二人参加演出，安娜参加捧场，“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对志鸿是“中国三大钢琴家之一”也作了肯定的报道，还报道了志鸿在母亲的培育下“五岁就开始练习钢琴”的情况。这次演出后，市川市还给他们发了感谢状。
东郭先生的故事篇10
迪纳·伯奇（DinahBirch）在记载中(2005年5月20日)声称安徒生对那些能够超越“理性价值”的读者特别有吸引力，相反那些“充分相信逻辑规则的人可能对他充满敌意。”她说对安徒生作品特别不以为然的克尔凯郭尔拥有一颗被逻辑冷酷的心，甚至不能对《海的女儿》或者《丑小鸭》中表现出的痛苦做出反应。她说，他觉得“安徒生没有任何歉意地直接从儿童的自我中心转移到虚构的故事中去侮辱了他成人的判断力。”所谓的“童话故事”在他看来是“粗俗的，或许是对艺术尊严的背叛。”那种认为该哲学家不能欣赏孩子想象力的精细复杂，是个孤僻的老笨蛋的想法或许能赢得很多人的喝彩，但并不符合克尔凯郭尔及其著作的客观事实。
他当然是哲学家，不过是没有哲学味道的哲学家。他讨厌抽象观念，总是更喜欢曲折多变的、主观性的喜剧，而不是系统的、缺乏个人色彩的理论。他在其中一次俏皮话中写到如果我能见到理论体系，“我会像别人一样愿意屈膝跪拜，”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成功。有一两次我几乎就跪下来了，就在我以免弄脏裤子把手帕放在地上的时候，向理论家提出一个天真的问题。我问“请坦率告诉我，理论彻底完成了吗？因为如果是，即使弄脏裤子我也要跪拜这个理论。”但是他们总是回答说“不，恐怕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体系再次迟到，我的跪拜不得不再次推后。
但是，一个从来没有完成的体系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体系，克尔凯郭尔怀疑难怪古代哲学家总是找出各种慌乱的借口让我们再过一天回来找他们。他说，人类存在的某些方面是从来不可能在思想进步过程中被清扫出去的，“不管我们能从前辈中学到多么多的东西。”
有一样东西是不可能从前人那里学来的，那就是真正的人性。在这方面，每代人都是崭新的，其任务和前一代人的任务一样，不会走很远，除非前辈人碰巧逃避了自己的职责，欺骗了自己。没有一代人是从前辈人那里学习如何爱，没有一代人不是从头开始的，每代人的任务从来不会比前代人更小，如果任何人想和前人不一样，不愿意与爱同行，希望走得更远，那纯粹是空洞和愚蠢的胡说八道。但是许多人很难把自己对普遍进步的信仰抛到一边，他们总是说“我们要继续前进，要走得更远。”如果对前进的狂热是当今时代典型特征的话，那也是非常古老的故事了。
取得进步的愿望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默默无闻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经说过“你从来也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他的一个学生没有坚持这个观点，而是更进一步，补充说“你甚至不能走进河流一次。”
为了超越老师，这个学生用乏味的、绝对静止的确定性替换了精炼的对变化普遍性的认识。克尔凯郭尔感叹到“可怜的赫拉克利特，可怜的赫拉克利特，怎么拥有这样的学生。”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现代崇尚进步的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的追随者就像赫拉克利特的学生一样。他们对脆弱性、不可预测性、和哲学眼光的怪异性缺乏感觉。对无休止进步的渴望让他们想象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个人生命的极限，曾经被勤劳的祖先学习的人生教训现在可以拿来阅读，但不必要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
克尔凯郭尔在早年就认定战胜他那个时代无休止的哲学乐观主义的最好武器是幽默和讽刺，而不是理论上的辩论。当然有很多嘲笑哲学辩论仲裁者的前例。比如，蒙田（montaigne）的随笔，或者从霍布斯到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和边沁（Bentham）嘲笑真理刻薄检验的英国传统。但是说到克尔凯郭尔，他是在哥本哈根大学著名的学位论文“论反讽的概念——对苏格拉底的反省”（theConceptofirony，withcontinualreferencetoSocrates）中详细阐述这个观点的，说利用笑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源头。
哲学家总是把苏格拉底作为他们传统的创始人，但是克尔凯郭尔认为如果说到他特别的幽默感，哲学家们一直有个盲点。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个讽刺家，他的教学是在讽刺所打开的内外或者真正的意义和虚假的意义之间的鸿沟中进行的。讽刺如果不是故意地掩盖或者欺骗的话，至少也涉及对自己观点一定程度上的缄默和节制。那些陶醉于进步和明晰的哲学家肯定把讽刺看作“等同于虚伪的东西”。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能容忍讽刺，除非能把讽刺局限在弄清一些初步的误解或者让读者做些准备活动然后再谈论坦率和字面的系统观点的特殊场合。但是在试图把讽刺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忽略了某些种类的知识包括其中最重要的知识并不符合确定的或者积极的模式的可能性。
他们忘了苏格拉底本人从来没有展现自己的观点，更喜欢以辩论普遍智慧的伙伴或者讽刺一切的形象出现在雅典公民的面前。就好像他没有任何独特的观点，没有个人的信念或者信仰，只是狡辩的伎俩和伪装的保留剧目，运用这些他可以逼得挑战者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观点，不得不承认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为止。克尔凯郭尔提醒我们，苏格拉底式讽刺家否认真实的自我就是要“用诗一样的方式创造自己”，保持怀疑的火焰，并让它燃烧地更加明亮。苏格拉底的真正哲学，像耶稣的真正宗教一样关键在于丢掉自给自足的幻觉。“如果我们需要警惕讽刺是个诱惑，那么我们也必须称赞讽刺是个向导。”
苏格拉底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最早的哲学教师的原因是他一直是个讽刺家。他像只轻盈模糊的蝴蝶，在学生眼前飞来飞去却总是躲避他们，让人着迷、却并不盛气凌人，直到彻底地让他们感到困惑后离他而去为止。他认识到没有人愿意理解只是从老师那里捡来的哲学真理，他也知道老师最不应该渴望的事情就是来自学生的喜爱和感激。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苏格拉底的实质是学生能够摆脱老师，苏格拉底的艺术和英雄主义就是他把学生放在可以一脚把他踢开的位置。”成为哲学家就像成为基督徒一样微妙，同样伴随着自豪，满足和自我欺骗的危险。关键是如何开始。克尔凯郭尔在另外一个讽刺性的话语中说“我要是能找到一个老师就好了。”但是他说的不是一个可以给他讲授古代语言或者文学或者哲学史的老师。“我要寻找的老师是能够用不一样的、模糊的、让人怀疑的方式给我讲授关于存在和人生的模糊的思考艺术的人。”
年轻的克尔凯郭尔希望成为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模糊老师，当然，区别在于他要通过文学作品而不是口头语言来达到这个目标。他要创造出作家的技巧颠覆人们的偏见，留下陷阱门自己逃脱，让读者们留下挣扎思考他们到底是谁，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什么。他写到“拥有自己观点对我来说既太多了，又太少了。它的前提那就是良好自我感觉的意识和存在的安全感。就像在这个地球世界拥有妻子和孩子，对那些不得不整天忙碌却没有稳定收入的人来说是无法得到的东西。”
克尔凯郭尔的主要著作是整个哲学界最独特的发明，轻松、好玩、矛盾、挑逗性的笔名。历史学家们一直觉得要解释什么东西激发了这些非常困难。他可能是受到作家斯特恩（Sterne）或者狄德罗（Diderot）自传体小说的影响，可是好像没有证据显示他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对舞台的着迷好像也与此有关，不仅是他在《非此即彼》中写到的莫扎特歌剧，而且是他在《重复》（Repetition）中写到的访问柏林时喜欢的平民滑稽戏。但是我怀疑谜底离家乡更近，是在他与安徒生著作的尴尬关系上。
哥本哈根在19世纪上半叶的时候仍然是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城。所以克尔凯郭尔与安徒生相互认识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街上见面了会点个头问声好。没有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相互认识，但是在安徒生的自传里他提到在1837年的一次相遇，但显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人都是反叛的年轻一代的成员，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几乎有天壤之别。安徒生1805年出生于外省欧登塞（odense），母亲是文盲、洗衣女、嗜酒如命；父亲是手艺高超的鞋匠，可三十岁出头就死掉了，留下11岁的安徒生自己谋生，来到哥本哈根闯天下。（据说他还有个姐姐在首都当妓女，虽然安徒生更愿意说他是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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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则是哥本哈根一个虔诚的商人的第7个孩子，该父亲活到81岁，总是在经济上接济儿子，留下足以让克尔凯郭尔衣食无忧，恣意享受的大笔遗产。1837年见面的时候，克尔凯郭尔24岁是仍然在父亲影响下的学生，除了在学生刊物上发表的几篇无关紧要的小文章外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安徒生当时32岁，已经出版了14本书，创作淳朴的浪漫风格的诗歌，欧洲游记，而且还有长篇伤感小说，他已经出版了名字为《不过是个闲人》（onlyaFiddler!）第三本小说，而且几乎成为国际著名的多产作家，他的小说很快要被翻译成英语，一个派生的诗歌“闲人之歌”（theFiddler）很快要被德国作曲家舒曼（RobertSchumann）谱曲，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好作品。
但是安徒生对年轻的克尔凯郭尔感到疑惧。除了讨厌他无忧无虑的财富外，安徒生作为作家也非常紧张，担心自己的作品别人到底怎么评价。回头看看，他认为克尔凯郭尔已经瞧不起他，但是注意到“从那以后，我对这个作家有了更好的了解，他见我的时候总是很友好，很敏感、很精明。”1848年，安徒生赠给克尔凯郭尔两卷本作品选，上面写着“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拙著，我现在没有恐惧和颤抖地奉上，毕竟是点东西。”第二年，克尔凯郭尔回赠安徒生他的《非此即彼》第二版，安徒生回信说“非常高兴收到你的大作《非此即彼》，你或许明白，我感到非常吃惊，我根本不知道你对我这么友好。我现在明白了，上帝保佑你，谢谢，谢谢。”
1837年，克尔凯郭尔可能就已经知道安徒生的巨大成功，他很可能也阅读过他的部分小说或者诗歌。也可能了解到给安徒生带来声望的清澈的童话故事。《公主与豌豆》（theprincessandthepea）《拇指姑娘》（thumbelina）出版于1835年，《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出版于1837年，几个月后出版《不过是个闲人》。人们很想知道他在阅读童话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或许把安徒生描述的没穿衣服的皇帝等同于二世纪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aureliusantoninus），此人提出精神自我满足的异教徒哲学，这是克尔凯郭尔一直觉得愚蠢没有意义的。或许当他对丹麦教会发动猛烈抨击的时候，看到自己扮演着小男孩的角色。
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克尔凯郭尔关注安徒生的童话，有可能他和同时代人普遍的看法一样，认为这些作品是艺术上的偏离，是安徒生才华的滥用。但是他确实尽很大努力研究了《不过是个闲人》，这是三卷本的小说，讲述了一个贫穷的，名叫克里斯蒂（Christian）的小男孩的故事。他小提琴家的天赋注定因为贫穷给断送了。克里斯蒂的故事还夹杂着一个犹太人小女孩诺米（naomi），她的天赋同样被浪费掉了，虽然毁灭其前途的不是贫困而是过多的财富。克里斯蒂和诺米的对比可以拿来作为安徒生和克尔凯郭尔情形的比喻，让这个故事非常感人，非常有趣，不过同样特别地不准确，经不起推敲。
安徒生可能声称他的小说“是在艺术上的才华和恶劣的环境艰苦搏斗中产生的精神成果。”但是这不能作为自我放任的冗长罗嗦的借口。尽管该书包含了同样卡夫卡式清晰的段落，就像他最好的童话故事中那样，克里斯蒂企图从哥本哈根步行到瑞典穿过已经开始融化的冰冻的大海。或者比如诺米化装成男的，精心贴上假胡子，从哥本哈根逃出来等段落里面充斥着太多世界对待天才少年残酷的作者的感慨，根本没有升华进入纯粹艺术创作的领域，或者达到克尔凯郭尔所说的讽刺的水准。
安徒生自己最终也对《不过是个闲人》不满意，但是正如他在自传中提到的，该书宝贵的地方在于让他和克尔凯郭尔建立了联系：
小说《不过是个闲人》很快就给我们国家年轻的天才克尔凯郭尔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我在街上碰见他时，他告诉我要给该书写个书评，那我会比我对从前的书评更加满意，因为他说那些人都误解了我。
克尔凯郭尔花费一年中最好的时间写书评，可能像小说本身一样体现大量的创造性努力，不管怎么说是克尔凯郭尔第一次持久的实践他作为作家的才华。最初委托他写文章的刊物到了他写完的时候已经倒闭，所以他安排作为小四开本书出版，里面包含一些前页，接着是79页内容丰富的“小说家安徒生”正文。据说安徒生在该书出版前一直迫切期待它早日面世，按照传记的说法，实际出版后，他对该书不是特别高兴。
批评文章出来后，根本谈不上让人高兴。首先，它是作为一本书出来的。从语言上的黑格尔式笨重迟缓，难以卒读的特征来看，我肯定那是克尔凯郭尔写的，有人开玩笑说只有克尔凯郭尔和安徒生从头到尾看完过这本书。
评论确实沉闷迟缓，虽然克尔凯郭尔比黑格尔在处理长句子的本领上强多了。但是决不像安徒生暗示的那么糟糕。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安徒生完全缺乏人生观”是克尔凯郭尔是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而不是对作家个人的评判。他的观点是安徒生小说没有表现出一种“人生经历的变体升华”，这是人们期待伟大艺术品应该提供的东西，安徒生的小说缺乏“让小说具备自身重心的深层的统一性。”
一个乳臭未干的学生对勤奋多产成就卓著的作家做出这么傲慢的批评确实放肆。不过，尽管后来有各种谣言，克尔凯郭尔并不是以严格的逻辑家自居，谴责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家，书评家的作品总是应该像作家一样与别人分享对于创作困难的思考。他的批评不是说安徒生的小说缺乏理性，相反，是批评其“艺术性不足”，保留了过多的观点和主张，讽刺性不够。
克尔凯郭尔认为《不过是个闲人》里面安徒生的成分太多了这个主要观点相信所有读者都是同意的。正如克尔凯郭尔指出的，安徒生的小说“与作者本人的关系太过密切，以至于小说的创作被认为是截肢，而不是为自身的作品。”它们给人Zwielicht（一种微光或者阴暗的双影光）的印象，其中根本分不清安徒生这个活生生的人和他“叙述的个人意识”的艺术形象，后来的批评家可能称为叙述声音或者叙述角度。克尔凯郭尔继续说“如果缺少人生观，小说要么寻求在牺牲艺术的情况下慢慢产生一些理论，要么与作者的血肉进行确定的或者偶然的接触。”安徒生作为小说家的麻烦在于他没有能“把艺术和自我分开”，把他的书当作香肠皮，往里面塞进去太多的愤怒和怨气，是“对人生让人消沉的思考的大杂烩”。小说包含了“作者确定人物的残渣”，好像无耻的第三者或者缺乏教养的孩子，不断在不适当的地方打断别人的谈话。按现在的形式，安徒生这一类作家除了给我们“自身性格的没有艺术性的堆砌”以外什么都没有。
克尔凯郭尔尤其对安徒生对待孩子的态度没有深刻印象。比如在描述克里斯蒂来到舞厅，试图赢得人们对他的音乐天赋承认的时候，安徒生写到“他手里拿着帽子礼貌地往各个方向鞠躬，但是接着加了一句“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正如克尔凯郭尔指出的，这个意外添加的评论让读者纳闷是谁在说这些话，“谁发表了这个评论？”他问“肯定不是克里斯蒂说的，那是安徒生自己的观察，肯定是希望舞厅的人赶紧看到这个天才，安徒生又生气了。”即使当时他在文学实践上没有经验，克尔凯郭尔不可思议地发现自己写作中的重要议题，以及文学叙述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谁说的”。安徒生还没有弄清楚描述别人的意识和重复自己的说法是不同的。谈到孩子的时候，他常常采用大人的视角，克尔凯郭尔说“当他描述孩子的时候，”告诉我们小孩子的心灵充满了“小东西”，没有意识到从孩子的角度看，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小。
我们看不到完全来自儿童意识的话语。相反，他是用生活给大人留下的印象说话，然后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人们不能忘记孩子，孩子的想象力的创造力量，简而言之，他只不过假装男高音，添了高音符号而已。
这是严厉的批评，不过不是不公平的。没有安徒生的辩护者喜欢添加在克尔凯郭尔身上的充满恶意的哲学傲慢的一丝痕迹。该书达到了评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可能的，也就是说为作者提供了下一步应该做的建议。或许可以说是克尔凯郭尔劝说安徒生放弃了长篇小说，专心写短篇童话故事的。
不管安徒生是否从阅读克尔凯郭尔的评论中学到了什么东西，可以肯定的是克尔凯郭尔从写书评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还没有开始写关于苏格拉底讽刺的论文，五年后他才发表第一本真正的著作《非此即彼》，开始其42岁去世前出产30多本内容千差万别的书的生涯。（安徒生在他死后又活了20年，直到1875年70岁的时候去世）克尔凯郭尔正是通过研究安徒生作为小说家的缺点积累了所需要的文学工具，让幽默为哲学服务，谴责了黑格尔的理论著作和安徒生的小说中存在的自我中心态度，学会“诗化”自身成为纯粹的讽刺家。
在经过长达70多页区分真实作者和小说中的作者声音后，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他第一个严肃的文学笑话：他旋转脚跟感谢安徒生为丹麦文学做出的贡献，绝望地加上一句“我想亲口给他说这些话，而不是写下来，因为这样的话总体上很可能被误解。”在写完本来只能口头表达的话结束评论后，克尔凯郭尔继续创作了精巧的前言。前言的签名是“出版商”，声称作者克尔凯郭尔是出版商的“亲密朋友”和另外一个自我，虽然“我们的观点几乎总是不同的，总是在争吵不休，就好像同一个身体里的两个灵魂。”不管怎么说，克尔凯郭尔曾经问他发表这个书评，他即刻准备这么做，“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气急败坏的出版商说“结果他对这个书评有太多反对意见。”因此，该书不能以“小说家安徒生”为名出版，而是以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的，彻底误导人的题目“违背作者克尔凯郭尔意愿的，仍然活着的作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