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外作文篇1
就上个月了吧，8月份的时候自己室友在那一个那个配音，就那些普通话什么的，然后就里面刚好有介绍了一个群，然后就那一个群是可以去找工作做的，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工作嘛，就刚好从补习班里面放假，然后也是放了两个多星期，两三个星期这样子了，然后自己就觉得太无聊了，想要撞墙，毕竟那个时候确实也是挺需要钱的，然后就去找那些工作，就本来他们都有说自己的声音是比较好听的吗，虽然说现在自己就是基本上每一天都要用到很频繁的用到自己的声音，就那种工作量太大了吧，就上课呀，自己也需要用自己的声音，然后在发作文的时候，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喜欢去说出来吧。
然后他们也有推荐自己去当那些配音啊什么的，就可以赚钱嘛，然后自己就找了一份，就那个时候刚好那个群里面就新的那个任务嘛，所以自己就去做了，而且当时花费的时间并不多，只是那个操作失误了，然后就有一些小麻烦而已，然后过了挺久的那个群的消息都没有任何的动静，自己甚至以为那个是欺骗人的，就是以为是没有什么真的有报酬的，所以自己就没有去关注那一个群里面的消息了，当时呢，今天这里就发现那个群里面那一个人，那个群主他已经在说要发工资，然后星期六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发完了，然后自己没有看消息，所以今天才看到的话自己就发现自己竟然过关了，因为他也有一些人是不过关的嘛，但是自己没有想到竟然过关了，就自己本来是没有抱着希望去查找自己究竟有没有过关的，但是没有想到是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过关的，那个时候就好开心啊。可能是每一句话就一块钱了，这一句话就只有5六个字这样子。
所以就觉得真的是有意料之外吧，毕竟第1次靠声音挣钱了，第1次因为普通话然后挣钱了，真的就是靠文字挣钱啊，靠自己的脑力挣钱，然后这一次没有想到竟然就靠这一个语音去挣钱了，因为之前的话自己也是挺希望自己的声音可以去赚钱的，因为之前别人都说自己的声音挺好听的，之后呢，就很多人都有推荐，自己说可以去做配音演员啊什么的。毕竟自己有的时候情感也是挺丰富的，但是自己那个时候就不敢想，觉得这种生就就是觉得这种工作是很高贵的很高大上的，然后没有想到最近的可以了，虽然说这一次进只是一种小小的兼职而已，就是那种群里面的小任务而已，但是自己就觉得有给自己一定的信心吧，就之前自己本来是有去面试那一个课程的，但是因为对方说自己不是很标准，所以没有说很过关，但是这一次就挺开心，是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作文篇2
关键词：史料学；标准；编撰实践
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湖南邵阳(宝庆)人。早年留学美国，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和清华，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教学与研究。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致力于外交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被认为是“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前后十余年浸润于外交文献工作，在科学外交史料学理论指导下，他构建了一套鲜明的研究范式。以往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多有阐发，而对其外交史料理论与实践，则着墨不多，故本文不揣浅陋，作一初探。
一、通过史料评论来阐述其史料观
上世纪20、30年代，国内外交档案层出不穷，卷帙浩繁，价值巨大。特别是以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为代表的官纂史料的面世，为外交史学界带来了“学术革命”。作为长期从事基础文献工作的外交史专家，蒋廷黻以极大的热情，对这些新材料分析评论，拣优裁汰，并通过史料评论的特殊方式，阐述自己的史料评价及编纂标准，以及其与外交史研究之间的联动关系，从而将之切实转化为推动外交史研究和编撰的基础性力量。
(一)“信、新、要、通”——史料评价及编纂标准
蒋廷黻对当时出版的外交史料基本都有所寓目，对其中重要者都有独到精当的点评。他认为“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当时出版的外交史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原料(primarysoulrcc)；一种是次料(secondarysource)。简略说，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纪录；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就其可信度而言，“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此处的论述已触及到史料评价及编纂的两条标准——“新、信”，原料属于新材料，研究者最应重视；而无论是原料还是次料，不能因为其“新”或二手，就简单肯定或否定之，应甄别裁选，确定其“信”。
接着蒋廷黻在评论《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类史料时，又对以上阐释进行了发挥引申，并确定了四字标准。蒋认为“史的编撰大概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历史原料的编撰。”那么“就外交史论，国与国交换的一切的文件，一个政府计议外交的记录，外交部与其驻外代表往来的文件，外交部给国会或国王的报告，以及外交官的信札和日记，皆是外交史的原料。”上述前两类史书就是这种原料的编撰。蒋氏认为这个体裁有其特殊条件，“第一须求其信”，何能使其信呢?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一)每件史料必须注明出处，俾读者能于较短时间内覆按原文。(二)每件史料必须注明年月日。外交的文件大半均有发给的年月日及接收的年月日。至于电报，尤其国际关系紧张时候的电报，还有收发的时分。这些均不可缺，缺了则文件就丧失其作用了。(三)每件史料必须保存其原来面目。无意的校对错误应竭力避免；有意的删改简直是史界的罪恶。”据此考察上述二书，于此条上遗憾颇多，《中日史料》的上谕、密寄及电报均只注明“上谕档”、“洋务档”和“电报档”，而且此三档的来源及状况无一字相告。《清季史料》作为私人修史，对其中史料来源一字不提，更无取信于人了。同时二书在时间的注释上“幼稚万分”，年月日记载的不完全及错讹者比比皆是，更严重的是中外照会全无年月日。因此二书很难符合“信”的标准。
“第二须求其新。所谓新者，即文件是新的，是未出版过的；读者可从其得新知识。倘若前人所出版的未达到上文所讲的求信的条件，则可重刊。倘若前人出版的太零散了，而新刊的是一种史料全集，则亦不妨与前人有几分之几的重复。”对于“新”，蒋认为上述二书做得比“信”的条件要高些，《清季史料》全书的新材料约占百分之六十，《中日史料》新材料的成分还在《清季史料》之上。蒋对此一标准尤其关注，他就非常激赏道光朝《始末》所提供的新材料和新知识；同时在评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时，认为“有许多新知识的发现。其有二分之一是曾未出版过的，且皆是必不可缺的史料。”评论第六卷时，“我们不能问其完备与否，我们只能问其有无新材料的贡献。”“编者能于材料缺少的情形之下，替我们找着这么多有价值的新材料，这真是有功于学术。”对此书其他几卷及其他史料时，都以此为基本原则来审视，可见其对“新”的重视。
“第三须求其要。所谓要者，即文件有关紧要。”蒋氏认为此条颇难实用与把握，由于编撰主体及时代移易，对“要”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但他肯定“有些文件绝无出版的价值。如公使的任书及辞书，都是应酬之语，无须出版。”而“反过来说，有些文件无论何人都认为有绝等的价值，如编辑者不能搜收这种材料，则其出版品就减色了。”如近代外交史中李鸿章出使俄国的文件，庚子年增祺与俄国所订的草约等，就是代表。蒋氏认为《清史稿·邦交志》中的许多材料都不符合“要”的条件，对于其中“英人之赠自鸣钟，显非军国大事，……而于九龙之展界，则以半行了之”的史料“轻重颠倒”的弊端提出严厉的批评。
最后蒋氏在论述“史料的历史”时阐述了“通”的条件。他认为史的撰写的第四类是“日本人所谓史料的历史，西人所谓d0cumentaryhistory。《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属于这类的。”他将此类撰著譬喻为一种“完成的建筑物”，但与普通史著不同，墙及板柱不加任何粉饰，其目的“务使观者欣赏一方面原料之美实，一方面全建筑之有节调。”因此此类史书，“编撰者不但要作到上文所谓信新要三个条件，且须作到通的条件。所谓通者，即原委要清楚，贯连要紧接，章节的长短须有权衡。事实不可漏，亦不可滥。倘信新要三个条件未作到，则原料必不美实；倘通的条件不作到，则全建筑必无节调。”蒋氏认为《中国与日本》一书线索分明，叙事有条理，于“通”上做得不错，唯有其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忽略，致读者仍不能明了六十年来中日关系的演变。
以上四要素，相互联系，层层递进，构成了蒋廷黻史料评论的四条核心标准，同时也是外交史料编撰者必须遵循的四条基本原则，蒋氏自己在编纂外交史料时就是如此而为的。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和《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两书就是主要成果。
(二)史料与外交史书的编撰
蒋廷黻将史的编撰分为四类，除上述与史料直接相关的两类外，“专题研究的报告”和“史之正体”是另外两类。史料、专题研究报告及正体史书三者之间的关系，蒋氏譬喻为“土、木、金”“砖、柱、板”与“完成的建筑物”的关系。外交史也是如此。
虽然蒋廷黻对之前外交史著中的史料运用“西化”倾向进行了批驳，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武断地认定以后的外交史著只能以中文资料为中心的观点，蒋氏在对中西史料联动考察的基础上，为当时外交史学界的学术现状指明了两个努力的方向。他认为，“甲午以前，我们特别注重中国方面的资料。因为中日战争以前，外国方面的史料已经过相当的研究；又因为彼时中国的外交尚保存相当的自主：我们若切实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上用一番功夫，定能对学术有所贡献。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加之近数年来西洋各国政府及政界要人对于欧战前二十余年之外交，多有新材料的贡献。内中有关中国而未经过学者的研究的颇不少。这种工作正待余人的努力。”若干年后，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这种学术观点，认为“在一八八四年以前，只需仔细研究中国文书资料就够了。但在一八八四年以后，则需中外资料并重。”并主张以前学者撰写的外交史著中“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需要重新研究重新撰写”，这是因为“早期的作者写到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都是按照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资料而不涉猎中国的资料。”正是在以上认识的指导下，蒋编写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上中二卷，专论中、日之战以前的历史：材料专采自中国方面。下卷论下关条约以后的历史；材料则中外兼收。”后由于时间及精力有限的缘故，只出版了上中两卷，下卷没有完成。
以上是蒋氏对晚清外交史与史料关系的辨析，那么对民国外交史与史料关系的认识如何呢?在全面了解民国外交史料的出版情况后，他认为，“时至民国，我们外交史的学术状况就大不同了。”这种不同在史料上的表现是，“基本文件已经出版者很少，且极零散。作外交部长如王宠惠、陆征祥、孙宝琦、顾维钧、王正廷、伍廷芳、伍朝枢、胡惟德、颜惠庆诸人。或未发表文集，或未到发表文章的时代。我方如此，日本方面亦大致如此。”面对如此史料缺乏的状况，蒋主张先做好史料层面的工作，不能一味追求外交史的定论和定本，“民国的外交史事实上现在不能有定本，不问著者是谁。所可能者仅史料的探讨。”在史料基础上作些专题方面的研究报告，这样“有了数十人继续数十年的努力，各人都有些贡献，然后我们才能有科学的完备的民国外交史。”
由以上论述可知，蒋对史料与外交史的研究和撰写的关系的阐述，非常具体而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二、近代史料搜集法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时，就系统地接受了近代史科学的科学训练，在他回国任教之后就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外交史料。同时，他认为历史研究首要在资料，故其又从史料编撰人手，来切人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拓性研究。
由于他受过系统的史料学训练，因此，他的史料搜集工作更多的带有西方学者治学的特点。这种近代意义上的史料搜集工作，在当时中国外交史学界，还是开风气之先的。它具有选点准确、及时跟踪、亲历亲为的特点，将传统人力与现代影像技术结合，因此非常有效和科学。
早在清华任教之初，正逢故宫博物院着手影印三朝《始末》，此书的巨大价值也引起了蒋的兴趣，并立即跟进，于1929年秋至1931年秋，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到故宫博物院抄录军机处档案。同时他又留意当时作废纸卖的一些清朝老衙门的档案，他为清华图书馆购买了成吨计的关于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另外，还注意搜寻晚清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文书信札，如曾国藩、李鸿章、文祥、曾纪泽、郭嵩焘等人。此类是先将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史料缺陷和薄弱点选准，然后有的放矢去搜寻，经常有意外收获。
重视中国资料，同样不忽略外部资料，主张“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为了能搜集到真正有价值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蒋氏还亲历亲为，利用清华的休假制度，到苏联和欧洲诸国搜集档案。
1934年7月下旬，蒋动身前往苏联。在未到苏联之前，他按照苏联所定的章程写信给莫斯科文化交换局，请求参观他们的档案库，同时将想要查档的资料分成四组：“咸丰年间中俄黑龙江北岸及乌苏里江东岸之交涉文件；咸丰末年伊格那提业夫与肃顺交涉之文件；同治末年与光绪初年间关于伊犁问题之文件；咸丰八年关于天津条约之文件。”但蒋氏的这份请求和清单却命运多舛，在苏联文化交换局、外交部远东司及档案保管处三机构间往复推诿，几经交涉，始于双十节后看到其中一种，“但都是第四种的文件，且均系英法美三国之来往函件，无一件为重要的。”就是蒋的随手笔记，也以规章制度为由暂扣。蒋的第一站可谓出师不利。到了德国的柏林，情况就不同了。柏林大的中央档案馆主要有普鲁士档案馆和帝国档案馆两家，蒋氏主要查阅一八九五年以前中德关系的档案。先到普鲁士档案馆，正好机遇不巧，主管人员告诉蒋，此类档案两三年以前是可以公开的，但现在不公开了。所以蒋氏只能阅看一些通商部分的档案，其他档案也就无缘一见了。到了英国，蒋的收获就更大了，他要求查看的外交档案，除一八八六年以后的档案按照制度不予公开外，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档案则完全公开。且研究公开的档案是极其方便的，笔记、抄录或照像均可，蒋就拣选紧要的档案，请人影照，共得有一万六千余页。其中除中英交涉的史料外，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内政的好材料。
意料之外作文篇3
编者按：2012年高考，材料作文几乎“一统天下”，所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材料作文的训练，不仅是考生备考时必过的一道关，而且是必须过好的一道关。
这是写作材料作文最常见且最稳妥的审题方法。写作材料作文时，考生如果能准确地提炼出材料的中心，并以其作为文章的主旨，就能使所写的文章切合题意。考生写作材料作文时，应该尽量采用这种方法来审题。
试题材料一次，盖达尔旅行时，被一个小学生认出。小学生抢着替他提皮箱。小学生见皮箱十分破旧，便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盖达尔，为什么用的皮箱却是随随便便的呢？太不协调了。”“不协调吗？如果皮箱是大名鼎鼎的，而我却是随随便便的，那岂不是更糟？”盖达尔笑着说。
分析这则材料，考生可以提炼出这样的中心意思：材料通过写大名鼎鼎的盖达尔和小学生关于皮箱的对话，表达了身外之物可以随随便便，但做人不能随随便便的道理。据此，考生可以确定如下立意：①做人不应该随随便便；②做人不能徒有虚名，而要有真才实学。
关键句常常暗示材料的中心。所以，对于某些材料，考生可以将关键句作为审题的突破口。在材料作文的材料中，关键句常常是命题者或材料中人物的评议性语句。
试题材料一只蚌跟它附近的另一只蚌说：“我身体里有个东西让我感觉极痛苦。它是沉重的、圆圆的……”另一只蚌怀着骄傲的情绪答道：“我赞美上天，也赞美大海。我身体里毫无痛苦，我里里外外都是健康的。”这时，一只螃蟹经过，听到了两只蚌的谈话。它对那只里里外外都很健康的蚌说：“是的，你是健康的。然而，你的邻居之所以承受痛苦，是因为身体里有一颗异常美丽的珍珠。”
通过分析，考生可以发现这则材料中的关键句就是螃蟹所说的话――“你的邻居之所以承受痛苦，是因为身体里有一颗异常美丽的珍珠”。据此，考生可以立意为“成功必须忍受痛苦”“成功的喜悦与创造过程的艰辛密不可分”等。
很多事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考生审题时，如果能由材料中列举的现象或结果推求出相应的原因，往往能找到较好的立意角度。
试题材料一个六岁的孩子，放学回家后，拿起刀子切苹果。只见他让苹果横躺下，刀子放在中间。刚要切，爸爸赶忙喊道：“切错了！”话音刚落，苹果已被切开。儿子拿起一半给爸爸看，喊道：“爸爸快看，好漂亮的一颗五角星！”只见苹果的横断面上，果核的轮廓呈现规则的五角星外形。
材料中的小孩切苹果，为什么会切出五角星图案？这是因为小孩不按常规而横切苹果。考生可以这样立意：创造性思维能让人获得意料不到的成功。
写作材料作文时，对于有寓意的材料或叙述“物”的材料，考生需要采用“由物及人”的方法进行审题，即由材料中的物联想到人，进而联想到相关的社会现象、人生哲理等，从而提炼出写作的观点。
试题材料据某杂志报道，浙江省某地发生一件怪事，一只猫竟被老鼠活活咬死。
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穆勒博士在分析研究城市老鼠猖獗的原因时指出：当代城市中的猫，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一方面是因为猫已普遍被家养，有充足的食物而不必以捕鼠为生；另一方面是因为猫无法从老鼠体内获取一种名为牛磺酸的物质――这种物质能提高猫的夜视能力，于是现在家养的猫几乎丧失了夜视能力，捕鼠能力越来越差。
因此，老鼠咬死猫就不奇怪了。
材料的主要叙述对象是猫，考生审题时可以把猫想象成青少年，把饲养小猫的主人想象成青少年的父母，并由“猫竟被老鼠活活咬死”联想到如今的青少年由于父母溺爱、生活条件优裕等，逐渐丧失自食其力的能力，从而提炼出这样的主题：只有放手让孩子在生活的风雨中经受磨炼，才能培养他们的生存能力。
对于某些材料作文的材料，考生可以通过分析人物之间的关系或事件中折射出的人物关系，进行审题。
试题材料一个大学生，在校花销吃紧，写信向在乡下种地的父亲要钱。信中只有三个字：“爸：钱。儿。”这封三字信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
材料中的人物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其正常关系应该体现骨肉亲情，可是在儿子的三字信中，除了“钱”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甚至连一两句问候语也没有。这说明儿子与父亲的关系出现问题，究其原因是儿子缺乏礼貌、缺乏孝心。因此，考生应该立意为“孝敬父母”，而不能扣住“花销紧”，立意为“要节约”。
对于指向不鲜明的材料，考生审题时可以采用多向辐射的思维方法，围绕材料展开多角度立意。比如，既可以着眼于甲事物立意，又可以着眼于乙事物立意，还可以着眼于甲、乙两事物的关系立意；既可以联系事物（对象）的正面立意，还可以联系其侧面或反面立意。
试题材料有个鲁国人，擅长织麻鞋，他的妻子擅长织白绢。他们想到越国去居住。然而，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将会贫穷不堪。”这个鲁国人问他是何道理，那人说：“麻鞋是穿在脚上的，而越国人是赤脚走路的；白绢是做帽子的，而越国人是披发的。你们夫妻的特长，在越国是无用武之地的，怎么能不穷呢？”
意料之外作文篇4
关键词：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提高
中图分类号：G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157-02
高校图书馆的存在为教师的教育工作，学生的学习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知识材料，有着大批量的文献刊物，图书馆是体现高校校园文化的一个标志，图书馆的存在，为提高整个校园的文化氛围，加强高校文化建设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由此可见，图书馆的正常运行，对高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就是保证图书馆正常运作的重要力量。
一、提高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的意义
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世界文化的大融合，高校为了保证教师及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学习那些经典文化与先进技术，引进了极其繁多的图书资料，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中的图书资料更加繁多。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能力，才能够做好图书管理工作。另外，图书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图书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源的配置。只有具有高素质的人才来担任图书资料管理员，才能保证图书馆的正常运行，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用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来武装自己，才能够为教师及学生的借阅活动提供更为周到的服务。
二、目前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存在的问题
一是部分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缺乏职业精神，工作只是为了应付了事，或者是只为了取得薪水报酬，缺乏工作积极性，未能为图书管理工作奉献出应有的热情，未能站在读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二是部分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缺乏职业素养，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的发展也融入了现代化的科技，而部分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对于这些方面的知识修养不足，难以胜任这些工作。三是图书资料管理人员流动过快，很多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入职后，由于种种原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离职，难以进行长久的工作，导致了图书资料管理人员流动过快。第四，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管理制度不完善，很多高校中，图书管理人才的管理还未能提高到相应的高度，没有完整的工作安排与发展计划，对工作人员的职位安排、奖罚制度等方面还有很多漏洞。这些问题造成了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低下，工作效率不高，图书馆服务质量差，教师与学生难以在图书馆获得自己想要的图书资料，使得图书馆在高校教育中发挥的作用大大降低。
三、提高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的措施
（一）对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培养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图书馆的管理也渐渐进入数字化，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多，因此，图书管理人员就必须为了适应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的需要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高校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书本知识的教育，教师的教学也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教材，高校中的每一位成员都需要吸收更多的知识来使得自己的内在修养更为高尚，因此，图书馆中的资料包含着各个方面的文献，图书管理的工作量非常之大，如果仅仅依靠人工的力量，要想做好这样的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对于教师与学生来说图书馆借阅也非常的不便，而现代化的数字科技融入图书管理工作中，使得工作量下降了不少，但前提是，图书管理人员能够熟练地运用信息技术，另外，图书资料管理人员懂得使用信息数字技术，还可以帮助前来借阅的教师与学生查询自己想要的资料，为借阅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图书资料管理人员除了要学会使用现代化的信息数字技术来管理图书资料之外，也不要忽视最基本的图书资料管理知识与技巧。高校图书馆中往往藏书众多，图书资料管理人员担负着整理图书、记录借阅者名单、为借阅者提供咨询服务等任务，因此，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心中首先要对整个图书馆了如指掌，并且熟悉图书借阅及管理中的各项工作，做到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心中有数。除此之外，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还可以经常参加一些学会与学术的交流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每个人之间可以进行图书资料管理知识的交流，分享各自的工作经验，从而，可以彼此之间学到更多的图书资料管理知识，还可以经常参加学会组织的专题知识讲座、参观学习、研讨会等活动，从那些优秀的管理者那里学习一些先进的管理知识与经验。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还可以自己参与编写、翻译等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可以不断地锻炼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与其他人共享信息，促进自己提高图书资料管理能力。
另外，为了提高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能力，可以对其进行基本技能培训、高等院校深造等，使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用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从而在高校图书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可以定期地举行图书资料管理相关的知识竞赛，或者进行一些图书资料管理知识方面的考试，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督促他们不断地学习，自觉地接受更多的知识教育，从而拥有更强大的图书资料管理能力。
除此之外，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应当具有创新精神，当今社会，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在飞速地发展，不断地变化，陈旧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用于现代化的图书资料管理工作，因此，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要学会创新，从生活、工作、学习的各个方面寻找灵感，与自己的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相结合，创造出具有更高效率、更能体现现代化精神的图书管理方式。
（二）对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进行思想方面的教育
在高校图书管理中，不乏有着良好管理能力的人，而且，图书资料管理工作并非是需要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能做到的工作，大部分图书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在思想意识方面没有对自己的工作重视起来，因此，对于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思想教育必不可少。
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服务水平，直接关系到高校图书馆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而服务态度的好坏，则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心情，因此，图书资料管理人员不但要意识到自己必须提高专业素养，并且要对读者有一个良好的服务态度。
对于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思想教育，首先要使其认识到图书资料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要让他们认识到图书资料管理是一项关系到高校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他们所肩负的是一种光荣而艰辛的任务，从工作的重要性方面，提高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自我意识，使其做到敬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自豪，抛弃单纯为了利益而从事这份工作的想法。
另外，要注重培养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服务态度，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图书的整理与资料的整合，还要与各种各样的读者打交道，包括学校中的学生、教师，还有外国留学生，以及一些其他的特殊人群，面对这些读者，图书资料管理者要一视同仁，对每一位来借阅图书的读者都要尽心尽力地进行服务，对于读者的咨询要耐心地解答。
图书资料管理者要在平时积极地工作，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做好图书管理工作为己任，为自己工作负责任，当出现问题时，不要一味地推诿抵赖，而是要主动承担责任，并且积极地寻找解决的方法，从思想上意识到图书资料管理工作是为了学校的文化发展，是为了方便读者，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除此之外，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还应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给读者留下一个好印象，为读者提供一个良好、温馨的阅读环境，让读者受到周到的服务，提升图书馆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为建设高校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加强对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培养的重视程度
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不高，除了管理人员自身的问题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高校、政府、相关部门对于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培养的重视程度不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施行相对的措施，加强对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培养是必须立即进行的重要任务。
首先，要加大培养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的资金投入力度。现如今，高校图书管理人员往往都是通过一些简单的培训就进行上岗工作，虽然能够做好一些简单的管理工作，但是，一旦工作中遇到一点儿难题的时候，就会束手无策，在图书管理中遇到的问题难以解决，问题越积累越多，最后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马虎大意不得，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专业的培训，使其掌握专业的管理知识，才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要为培养高素质的图书资料管理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其培养要有专门的人来负责，把图书资料管理相关的知识耐心地讲解给图书资料管理人员，使其掌握工作中的重点与技巧。现如今，图书资料管理已经大范围地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简单的培训根本无法满足工作中的需求，这就表明了，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培养工作是一项非常需要耐心、精力与时间的工作，加大对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培训的精力，才能够使其学习到在工作中真正有用的知识，从而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
第三，合理安排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岗位。图书资料管理工作并非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多个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进行分工合作，每一个人对于管理工作所擅长的部分不同，就要在安排工作的时候，进行合理地分配，让每一位管理人员都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要充分重视每一位图书资料管理人员所做出的贡献，尊重他们的工作，从而使其意识到自己的工作被认可，也就能够使其更愿意留在自己的岗位，因此可以有效地减少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流动，为高校图书资料管理留住更多人才。
高校图书资料管理工作与高校文化建设息息相关，也是发展我国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图书资料管理工作必须重视起来。而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可以促进这一事业更为快速、稳定的发展。如今我国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其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这一项工作，可以从提高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端正思想态度、加大培养投入力度等方面来展开，从而提高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的工作的效率，为高校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宋杨.新时期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人员素质探析[J].中国电力教育，2013（1）.
意料之外作文篇5
关键词：内隐学习，外显学习
中图分类号：B8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1.引言
以往英文词汇记忆策略的研究，不外乎两个出发点：―是以英文单词的结构为出发点，一是以英文单词的语境为出发点。以英文单词的结构为出发点，英文词汇的记忆策略大致包括；机械复述策略，汉字拟音策略，构词解析策略和意义加工策略。以英文单词的语境为出发点，英文词汇的记忆策略主要包括语境法。
虽然汉字拟音策略、构词解析策略、意义加工策略较机械记忆法在记忆效率上有很大提高，但归根结底仍是一种外显学习，即一种有意识的记忆，需要学生付出较多的注意力。在繁复的记忆任务面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保持多久呢？形成的表象或语句联想虽然能启动音义关系或形义关系，但这种关系能否保持得牢固和长久呢？
2.理论研究
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之间既有区别，也有着联系。虽然在内隐学习研究的早期，人们从实验逻辑上习惯于将内隐学习看作和外显学习完全独立的全新系统，但实验室研究表明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混杂在―起的，有机结合的。大部分学习任务既包含了外显学习，也包含了内隐学习。
就内隐和外显学习的关系而言，研究表明了两者的相互作用。其产生的内在机制是内隐学习的抽象性，外在条件是外显学习的适时配合。由此推论，学习复杂任务时应先具备一个内隐知识基础，然后再试图建立外显的任务模型。
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因此当内隐学习提出之后，早期研究者都更加注重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之间的区别，总希望通过纯粹有效的分离手段论证内隐学习的绝对独立性。就像Lewicki（1986）曾提出的，内隐获得的知识完全独立于外显知识。Reber（1976）和Broadbent（1988）也强调两种学习的独立性。然而随着内隐学习概念本身的不断成熟和发展，研究者势必要考虑到内隐和外显两种学习同时处在学习过程的大范畴下，更重要的是它们毕竟同时整合在同一个有机体――人类的适应行为中。因此，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不应只有区别而没有联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绝对独立，而应该是相对对立又有着相互作用的。
理解内隐学习和外显学习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更好地贴近人类学习过程的复杂本质，也同时具有实践的意义。
3.实验研究
3.1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本实验为2×2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为学习方式和材料难度。学习方式为被试间自变量，有外显和内隐与外显相结合两个水平；材料难度为被试内自变量，有难度低和难度高两个水平：因变量为被试记忆保持量，记忆保持量以自由回忆测试为主。
3.2被试
被试为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2011级的学生120人。所有被试都是自愿加入，实验结束后可获得本课程部分平时成绩。把他们随机分为a、B、C三组（每组40人），分别学习谐音记忆材料、会意记忆材料和词根词缀记忆材料；再将a、B、C组分别平均分为a1、a2组，Bl、B2组，C1、C2组（每组20人），作为外显组和结合组。
3.3实验材料
实验使用的材料分为3类：一类为谐音记忆材料（汉字拟音材料）；―类为会意记忆材料（意义加工材料）；一类为词缀记忆材料（构词解析材料）。三类材料分为三个实验，被试数量相同，分别同时进行。
实验材料皆选自GRe词汇表，且经过预实验证聪该实验材料对于被试来说皆为生词。每份学习材料包括50个生词，只计算中间40个生词的回忆成绩，前20个为较简单的生词，后20个为较难的生词，随机排列。
3.4实验过程
实验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告诉结合组被试他们要参加一个英语单词记忆测试，他们会先看到一些有关该单词拼写的提示；然后他们会看到该单词的助记联想和该单词中文意思的汉语拼音和颠倒词。他们的任务是根据以上这些提示生成该单词的正确拼写及其中文意思。要求被试把答案写在学习手册上。被试每过10秒就必须翻页。在所有刺激呈现完毕后，进行10分钟的自由回忆测试；接着进行10分钟的词干线索回忆。最后，进行10分钟的中文线索回忆，以词干线索回忆中的词干为线索，要求被试进行回想，将对应的中文意思写出。告诉外显组被试他们要参加一个英语单词记忆测试，他们会看到英文单词及其中文意思，他们也会看到一些有关该单词的助记提示，比如与某词谐音，像形等等，不要求被试自己生成单词和中文意思；在所有刺激呈现完毕后，进行自由回忆。
3.5统计方法
用excel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4.实验结果
4.1实验数据统计
外显组和结合组学习了谐音材料后，进行自由回忆测验，回忆出一个完整英文拼写得1分，回忆出一个中文得1分，能将相应的中文与荚文对应起来得1分。
4.2实验结论
在自由回忆测试中，学习方式和材料难度的交互作用显著。具体而言，学习难度高的材料；外显与内隐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与外显的学习方式差别不大，外显与内隐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没有体现出优势；学习难度低的材料，外显与内隐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较外显的学习方式效率高。
实验证明内隐学习与外显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是一种高效的单词学习方式。
参考文献：
[1]杨治良，叶阁蔚，王新发.汉字内隐记忆的实验研究（i）一内隐记忆存在的条件.心理学报，1994，26（1）：34-38
意料之外作文篇6
为什么今天要讲当代文学史料，它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对此，近年来有学者（如程光炜、李洁非、谢泳等）作过阐释，笔者也曾在多篇文章中有所涉及。①但主要是围绕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和学术研究规范化的维度展开。这当然是重要的，乃至可称得上是推进当代文学史料发展的主要内驱力，但还不够全面和完整。其实，从文学“传播―接受”的层次角度来看，史料的引进和介入，还有助于阅读和欣赏。借助于史料这个独特的“历史文本”，它可加深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使之从一般的阅读变成一种深度阅读，真正与文学作品形成双向能动的对话、交流与沟通。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史料不再外在于文学作品，而是成为其一个不可或缺的“潜文本”，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解语花”，而发挥它的独特的潜能和价值。
以往讲当代文学史料，包括我自己在内，基本立足于前者，即它对学科或研究的意义。本文拟对此进行弥补。尽管我知道，影响当代文学阅读的因素很多，甚至在愿否阅读问题上还存在着使人尴尬而又不免令人唏嘘的忧虑（这也是网络时代对文学阅读提出的严峻挑战），但对“文学作品”之外与之相关的“文学史料”的不了解、不熟悉，应该说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阅读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史料的有无掌握以及撑握的多少、深浅的程度如何，它对阅读的作用，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些。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阅读作一番解释。何为阅读？在我看来，所谓的阅读实则可分为“浅阅读”与“深阅读”（或叫“深度阅读”）两种：前者，是一种观赏性、消费性的阅读，它更多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娱乐，即所谓的好听的故事与故事的好听，而无意也不愿去关心“好听的故事”背后的义理和情感等深层内涵，某种意义上，它是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平面封闭的艺术世界。而后者，它还要作由此及彼的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与怎么样？超越文本，将其看成是一个立体开放的体系。这就涉及我们这里所说的史料了。这种阅读，事实上是以史料为参照，自觉不自觉地与文学作品进行“互证”式的阅读与欣赏，进入到了文学作品世界的里层深处，而与评论和研究相通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举柳青《创业史》的修改。有关史料告诉我们，与十七年不少“红色经典”一样，这部描写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长篇小说在1977年经较大修改的“再版本”中，柳青在“”家破人亡、鼻腔里插着两根氧气管的情况下，对1960年出版的《创业史》作了两方面的“重要修改”：一是删减了不少有关二性关系特别是主人公梁生宝与改霞爱情的描写，甚至改霞亲热地称呼梁生宝为“生宝哥”，这三个字也毫不留情地一笔划去;二是增加了一些批判刘少奇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文字，如小说第十五章，初版本中写改霞听了郭振山的挑拨，中断了与梁生宝爱情关系，而再版本则将这种爱情关系的中断，归咎于改霞听了刘少奇一番“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话。柳青没有也不可能想到，他的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抱病修改，不但没有为《创业史》增色，反而却给它又平添了不少违情悖理的成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柳青倾注全部情感歌颂的梁生宝道路和互助合作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只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在20世纪50年代的当时，它不仅受到了被打倒的地主富农、普通农民乃至贫农和党员干部的抵触;作为下派皇甫村帮助互助合作整顿的干部柳青，正如他自己在《灯塔，照耀着我们吧》那部纪实性散文集里所叙述的那样，他似乎也不那么受欢迎：②“皇甫村有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对我似乎疏远了，见了我很冷淡，找不到话说了。有人还故意躲着我走。”③这也就是说，柳青在《创业史》中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关互助合作的叙述，在实际生活中，甚至在他的《灯塔，照耀我们吧》的散文中，它还存在着另一种与之大相径庭的有关互助合作的叙述。最令人感叹而又不无苦涩的是，梁生宝的原型――皇甫村的积极分子王家斌，在响应号召走上了互助合作这条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之后，仍未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生存状态，甚至在几十年后的80年代初还家徒四壁，穷得家里只剩下惟一的一条棉被……柳青过早去世，没有将计划中四卷本的《创业史》写完，这是一大遗憾。假如柳青还活着，他怎么写，能将《创业史》写完吗？如果能写完，那它又是怎样一种状况？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让人陷入沉思，并在今天新的语境下，通过隐显大小有别的史料对我们的阅读产生影响。
需要指出，类似《创业史》这样的情形，在十七年不少作品修订本或再版本中均有存在。如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后，在好评如潮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中国青年》《文艺报》的酷评，被扣上“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忽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等帽子，而不得不在1960年的修订版中，增加了与全书整体结构很不协调的八章有关林道静去千里之外农村当小学老师的描写。其他像《红旗谱》《欧阳海之歌》，包括新时期的《伤痕》《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也都有类似情况。如《伤痕》开头写主人公晓华半夜里坐火车回到上海，原稿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怕有影射之嫌，发表时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又加了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另外，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亦遵嘱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而最后，因为据说感觉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于是又有了主人公最后“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的光明结尾。④政治化的修改是当代文学版本及其史料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修改，不仅已引起评论和研究的重视，而且也有必要纳入阅读视野给予关注。在这里，它既牵涉阅读的版本选择（是选择初版或初刊本，还是选择经过修改或经过重大修改的修订本或再版本），也牵涉对版本修改本身的追问（为何修改，如何修改），同时还牵涉对这种修改的合乎情理的历史评价，即陈寅恪所谓的对之抱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在阅读时“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⑤显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对阅读对象“了解”是其前提。史料主要意义在于为我们富有“同情”的深度阅读提供“了解”，它是我们通向“了解”、实现“了解”的一把入门的钥匙。在这方面，我认为当下阅读和批评是存在缺憾的。有些文章之所以给人以“酷评”之感，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在“了解”基础之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成程光炜有关“不主张对这段历史和一代人的精神‘遭遇’采取仰视或俯视的研究视角，而主张与之调整到‘互动’的、‘同情’的和稍有‘距离’的态状”的观点，因为这种对历史的冷漠和对人精神实质的疏离，是很容易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和阅读的浅尝辄止”。⑥
说到当代文学的深度阅读，我们还不能不提及另一种文学史料，那就是纪实性文学的生活原型史料，即通常所说的历史本事史料。尽管纪实文学也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但它既然来源于历史和生活，那么也就可以以历史事实为参照，对之进行观照、把握与互证，这至少也是一种维度，一种批评的方法。而从这样一种角度和方法进行“互证”性的阅读，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迄今仍相当流行的有些所谓的“新经典”，它的赖以建构的基点是有问题的，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如《二泉映月》的作者阿炳，建国以来各种艺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其写成受苦受难而又才艺超群的民间艺术家，对其不幸遭遇倾注了无限同情，有的城市公园还塑有他的塑像。阿炳成了旧社会苦难艺人的化身，《二泉映月》更是成为他控诉旧社会的天籁之音，一支家喻户晓的民间音乐经典。仅近几年，创作并演出的同名的《二泉映月》舞台艺术作品，至少就有辽宁芭蕾舞剧、空政音乐剧、无锡锡剧和浙江越剧四个，其中浙江越剧还是为庆祝浙江小百花越剧成立30周年的庆典之作。然而，据近些年有关史料披露，历史上的阿炳，其实是一个爱、抽鸦片、个人私生活相当放纵的民间艺人，他的眼睛不是被日本宪兵用硝镪水弄瞎，而是花柳病所致，最后是因毒瘾发作难控等原因而自杀身亡的;《二泉映月》也不是阿炳创作，而是源自风月场中的调情曲《知心客》。著名作家陆文夫生前曾想写一部真实可信的阿炳传，但看到举国上下，到处是一片“阿炳热”，怕“触犯众怒”，最后只好了放弃了写作，沉默不语，成为终生一大遗憾。⑦
又如《草原英雄小姐妹》，它所写的蒙古同胞小姐妹为抢救集体羊群与暴风雪搏斗的英雄事迹，也曾广泛地被改编成连环画、舞剧与电影等诸多艺术样式，在六七十年代曾从内蒙古草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感动了几代人。但事隔多年后出版的《蒙古写意》等著述却告诉我们：当年这些文艺作品和报导中所写的铁路工人发现和营救英雄小姐妹的有关描写，完全是按政治逻辑杜撰的，其实真正抢救她们的不是那个铁路扳道工（他只是现场的目击者），而是1957年被打成“”，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的一位知识分子。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接受管制的“”是不能成为英雄的“救命恩人”的。他不仅没有这样的资格，而且按照流行的阶级斗争模式，在作品中还被改写成“偷羊贼”“反动牧主”和企图杀害小姐妹的“罪恶凶手”。更为不幸的是，这位真正解救小姐妹的功臣，因这些黑白颠倒的“艺术想象”，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难，经常被拉去批斗，后来被关进监狱，直到1979年过问，才昭雪。⑧
真实是文学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取信于读者的前提。很显然，上述两部当代“经典”的非历史描写，不能不给它的思想艺术抹上虚假的痕迹，并由此及彼引起读者或观众接受心理的抵触。就拿笔者自己来说吧，前些年看了上述这些史料后，在震惊的同时就对此产生强烈的排拒心理，原先拥有的美好印象及其艺术崇高感不说轰然倒塌，起码黯然失色，大打折扣。“我们的文学与政治靠得太近了，始终纠缠不清，便出不了大作家;尤其是人物传记，千万别信，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⑨陆文夫斯话因融入了自己一生的“阿炳情结”，所以益发让人感慨万端。为什么不少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纪实性文学作品，开始出来时颇为轰动，但却往往行之不远，很快就被人们所淡忘，很重要原因即此。这也说明深度阅读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还原”的阅读，它与我们对史料的了解和掌握不无有关。不过，这样说并无意于完全否定这两部作品的存在及其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怎么说，文学阅读是一个综合的欣赏接受活动，史料真实与否毕竟只是它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艺术审美及其他的复杂因素――也许与此有关吧，《二泉映月》《草原英雄小姐妹》迄今仍有一定的市场。这也可见阅读欣赏的复杂。
当然，我们今天列举这两个作品，不只是指出它们存在的非历史描写的问题，以为当下文学鉴，同时也带有希望并看到基于真实史料进行“经典重写”的含意。某种意义上，这是更重要，也是更具难度的工作。而恰恰在这点上，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几乎是一个空白，它至今尚停留在理念批评层次而没有诉诸于具体的艺术实践。即使像《二泉映月》那样比较特殊，有较多版本的不同实践，也往往大同小异，与我们前面所说的旧有史料和史观之间具有惊人的同构性、一致性。这样就使它很难跳出固有模式的拘囿，而获取多少艺术新意。这与其说是对旧经典的“重写”，不如说是对旧经典的“续写”。有人在谈及陆文夫未能写作“阿炳传”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陆文夫能“把‘这一个’身处底层的瞎子阿炳写出来，一定会比《美食家》中的朱文治更具美学意义。依他扎实的文字功力，揣摩人物的深厚学养，真实地塑造瞎子阿炳，已水到渠成，呼之欲出。在世界文学长廊中，多一个瞎子阿炳独特的人物形象……将是不朽的艺术典型，会流传千古，亦许能问鼎‘诺贝尔奖’呢？”⑩我们现在的遗憾是，迄今没有出现陆文夫想写而未能写的真实可信的阿炳形象，所见的到大都是模式化的拔高和矫揉造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艺术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不足。不必讳言，对于今天作家来说，要想超越已被广泛接受的旧有“经典”，在艺术上重新征服读者或观众，使之“喜新厌旧”，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中国原本有诗、史双向互证的学术传统，20世纪以来，这一传统在西方现论的冲击下遭到了贬斥，从此，“以论代史”“以论带史”成为文学研究的主导。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受一体化体制和政治决定论的影响，史料更是被斥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受到批判打压，在学界无立锥之地。这种情况，自然会助长文学研究和阅读的主观随意和不及物。近些年来，在整体社会文化和学风的推动影响下，上述状况出现了较大的改观，原先被排斥或忽略的史料开始得到了重视。新的语境给文学的深度阅读带来了新的契机，当然，它也对我们如何进行深度阅读，做好诗、史互证这篇文章，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有利于对文学的阐释，而且对全民阅读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也不无裨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深度阅读看作是将史料从比较狭窄的文人圈子和封尘在图书馆档案馆里解放出来，推向广袤而又鲜活的现实社会，使之成为大众共享的活态知识的一项特殊的文化大众化活动。是的，真正的深度阅读，就是建立在诗、史互证基础上的一种审美感知和评判，是以史料为中介的一种文化实践和文化解放活动。也正因此，它在惠及文学的同时，也必将对全民文化素养的培育和提升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也就是笔者为什么将当代文学史料与深度阅读联系起来，撰写本文的深层目的之所在。
注释：
①笔者有关这方面文章，可参见：《史料学：当代文学研究面积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②李振：《“中国故事”：到底应该怎么讲》，《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5期。
③柳青：《灯塔，照耀着我们吧》，《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④王琼：《“伤痕”文本内外的共谋与异质》，《文学评论丛刊》2012年第1期。
⑤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⑥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⑦⑨⑩冬苗：《陆文夫一生的“阿炳情结”》，《苏州杂志》2010年第2期。
意料之外作文篇7
（一）http://
“史料学”为傅斯年所重视。他主张对史料的“来源”、“先后”、“价值”乃至“一切花样”进行比较，强调欲得“深切著明”之见，几于每一历史事件均需“用一种特别的手段”。〔1〕在“见诸事实”的意义上，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倒也未显绝对。若将史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史料，那么史料即是史学的基础，而史料的发现、整理、比较和应用就是史学研究进步的推动力量。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明显受到了“史料学”的影响。从法律制度史的研究视角看，一方面随着史料的不断考订，促成了对某些重要法律典籍的探佚与复原；〔2〕另一方面，随着对既有主要法律史料“律”文的理解之加深，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史料应“不能局限于‘律’”。〔3〕
也有学者在挖掘、整理和运用法律史料上做出了有益尝试。黄宗智及其领导的学术团队利用以巴县档案为代表的清代档案进行了意义深远的研究。①上述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成果的出现，除研究者自己的深刻着力以外，尚有中国（包括台湾地区）从中央（包括宫藏档案）至地方（巴县、宝坻、淡新以及南部县等等）各级司法档案的公开作为因缘时节。这的确为大量国外汉学研究者涉足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就难怪有学者将之称为“天赐良机”。〔4〕在国内学界，里赞率先运用清代南部县档案展开法律史研究。参见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10年。该书系国内第一部系统利用清代南部县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问题的专著。此外尚有系列论文，如《司法或政务：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晚清州县审断中的“社会”：基于南部县档案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等等。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法律史研究的对象应“不仅仅限于法庭案卷和地方档案等官方文本”，〔5〕徐忠明则着眼于对更加丰富多样的法律史料进行挖掘、整理与研究。参见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相关论文有《雅俗之间：清代竹枝词的法律文化解读》，《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杨乃武冤案的平反背后：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的考察》，《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娱乐与讽刺：明清时期民间法律意识的另类叙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5期，等等。
既有成果极大发挥了各种法律史料特别是司法档案的整理运用对法律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但也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引起了相关论争。例如，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曾有学者指出：“法史学者不仅要注重理论探索方面的评论，而且要注重史料引证方面的评论，特别要注意对著者原作史料引证特点的追问”。〔6〕这就是说，法律史研究当重视“史”“论”结合，且倾向于以“史料”为基础。然而颇有意思的是，该学者又强调史料引证及其运用的逻辑前提，并非基于对“史”的强调，而是直接将法史学定位为“相当于法哲学”。这大致仍是从法学内部视野观照的结果。
虽然对以司法档案为代表的史料加以运用业已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种学术典范，但法律史学界对史料学问题的共识尚在建立之中。除此之外，亦有前辈学者因史料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分歧。参见田涛《虚假的材料与结论的虚假——从〈崇德会典〉到〈户部则例〉》，载倪正茂主编《批判与重建：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法律出版社，2002年，203页以下。综合看来，史料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的瓶颈。〔7〕结合对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的运用，就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史料学问题进行一个基础性的思考和梳理则尤显必要。傅斯年曾为研究史料提供了“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经意”与“不经意”、“本事”与“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与“著文”等观察视角。〔8〕今日用以审视司法档案的运用，除了感到上述视角之“深切著明”外，亦有重重兴味。
（二）
从直接与间接的角度看，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大抵均属直接史料。以司法档案研究法律史、特别是法律运行的具体面相在某种意义上属实证研究，史料对问题的“直接”切中本身就是其有效性的保障。而在傅斯年看来，是否“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才是判别直接与间接史料的标准。〔9〕此标准原本清晰，但结合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看，却仍有值得注意之处。在司法档案中，有相当比例的内容经代书者、书吏甚至审判者本人“修改或省略或转写”，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则难免隐没于削足适履的“官样”文书之中。故对通过司法档案对当事人诉讼心态等问题进行的研究而言又只是间接史料。这些来自间接史料得出的结论，大致还尚属“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的阶段，不能因其“直接”源自司法档案就简单断定其当然正确。因为即使“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以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都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10〕由此看来，判断法律史料的“直接”与“间接”，既要看史料的来源，亦要兼顾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就法律史关心的某些问题而言，有许多是间接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在法律史研究之外，也有因对象的广阔，以及资料搜集中可能的困难而以司法档案之“镜”观察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思想等问题的研究，〔11〕则更是要注意司法档案作为间接史料的特性。
因司法档案的形成、搜集、整理与保存大都经由官方，研究者容易将其视为“官家记载”，而在运用时亦预设其确实可靠。然而，实际上司法档案所记载的审判过程可被解读为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活动，其中来自民间的因素不可小觑。例如，诉状虽经官代书，但其基本意思特别是实质性诉求大致不会偏离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又如，民事法律程序虽是“官家”制定，但若无民间兴告之举，何来司法档案的记载？因而司法档案的中“官家”更多提供“形式”，其“内容”尚需“民间”填充。故将法律史研究中的司法档案视为“官家”与“民间”的共同记载似更合适。傅斯年曾提示说，“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而“民间的记载时而失之诬”。〔12〕具体到司法档案的记载而言，审判者对纠纷解决的希求、因“父母官”而产生的某种“教谕”或“作圣”的心态、对地方势力的妥协、对自身仕途的考量乃至对整个官箴文化的习得，和法律规范为审判者形式或实质（柔性或刚性）的制约，大致均属其“讳”；而民众的“厌讼”、“惧讼”或“好讼”、“缠讼”乃至具体案件中当事人为“打赢官司”而采取的种种谋略或手段，亦难逃“诬”的嫌疑。前者，尚可以“间接的方法”“风闻一二”；〔13〕后者，则需要研究者在重述史事的时候在“同情”的基础上认真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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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司法档案均是“经意”作成。审判者“经意”于纠纷的解决，也“经意”于审断过程中的说理或“教谕”；〔14〕而当事人则更多“经意”于诉讼目的实现。然而，司法过程中确有“不经意”的重要处值得注意，民国新繁县司法http://档案所载离婚案件中就有例证。22岁的夏陈氏状告只有17岁的丈夫夏福廷，希望丈夫不要与自己离婚。审判官邓载坤问夏福廷，“你现在还要她不哟”？夏答道：“家还是想要她，愿意领她回去”。〔15〕在另一起涉嫌家庭暴力的离婚诉讼中，双方和解了案，审判者王鸣阳批“被告既自愿领回和好为初，当以和解宣次誌”〔16〕，亦用了一个“领”字。在姜吉发离婚案中，审判者王鸣阳就直接问作为被告的丈夫：“你今天愿意将原告领回家吗？”被告答：“愿领她回去”。〔17〕不同的审判者，前后八年的时间差距，不同的案情，人们却共同使用了“领”字。在民国，“新”制赋予离婚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以平等的主体资格，然而“领”字这一“不经意”的习惯表达却抖搂出一个真相：至少司法过程中妇女的主体资格是受到怀疑甚至限制的。
曾有研究尝试从“口述史”、“法律人类学”的意义上解读和研究司法档案，〔18〕这在丰富学术向度的意义上，对司法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都不无裨益。然从口述史概念的角度分析，似有问题值得注意。在口述史史料的选取上，虽不完全排斥档案材料或其他未正式出版的图书资料，但历史事件亲历者于事后之“口说”则更为习见。笔者推测，经过时间对记忆的模糊，亲历者多年后的“口述历史”会与其在经历事件时的所见难免有所差别；更为重要的是，“口述”者在描述“所见”中含藏的“所思所想”则定与事件肇始时大有区别，此种区别既是经由亲历者随人生阅历的逐渐丰富和对历史事件不断反思而“创造”的，也不排除亲历者经年后因“分享光荣”的心理需要而“流露”出的。这正是口述史的特点，亦是其魅力所在。与口述史史料相比，司法档案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档案记载的内容来看，其来源大致可以包含“口说”和“著文”两大类。前者源于审判活动参与者的口说，如庭审对话、辩论等等；后者则更多源于审判活动中程序性、规范性内容，如各种“状”、“票”，乃至存于档案中的法律文书的格式安排等均在此列。从档案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不仅来源于著文的档案史料有其严格的且普通人不能掌握的格式要求，就连来源自口说的记载亦是“经意”而为。而司法档案中“口说者”的“经意”大抵攸关于讼争胜败，与口述史史料产生中“创造”和“流露”的情形似有较大差别。此外，口述史史料与司法档案的研究者也存在一定差别。目前进入学术界视野的司法档案大都早已作成，其格式、内容乃至编排体例不会随法律史研究者的不同而变化。而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却会因其专业素养、知识背景乃至价值关怀影响到甚至创造出所采集史料的形式、内容。不仅如此，口述史史料的采集者有相当比例可能会涉及同一批史料的研究，法律史研究者却没有机会参与到史料的“创造”过程中，更多是“被动地”运用司法档案。故而在中国法律史研究过程中，笔者大致倾向于在兼顾部分材料“口说”来源之特征的同时，将司法档案视为“著文”的史料。
（三）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内，严格考量乃至区分作为史料之司法档案的“直接”与“间接”、“官家”与“民间”，“经意”与“不经意”和“口说”与“著文”虽已经显复杂，但经研究者细致耐心的努力确有完善之可能。而若论及司法档案记载中“本国”与“外国”、“近人”与“远人”的关系，因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涉之价值立场或“史观”，已无法使相关学术讨论在纯粹“史料学”的范畴内展开，因而问题似乎又复杂许多。
若将1840年以降中国社会的变革从表面上或形式上简括为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那么在这个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社会产生“今古之争”的思想现象就并不足奇。然需注意的是，由于从“古”至“今”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的影响或为以“西方”影响为诱因，关于解释中国近现代法律转型（乃至社会转型）动因的学术典范，在类型划分的意义上大致有二：将之归于外因，即外来影响的，习惯上称为“冲击-回应”理论；将之归于中国社会内部动力的，被称作“中国中心观”。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就此种类型划分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影响及反思，参见刘昕杰《“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然而这种理论分野既非本文欲关注之主要话题，亦非影响本文论点的主要因素，故暂采存而不论的办法悬置之。“今古”论争则常带有“中西之辨”的意味。因法律概念大多是在翻译引进的意义上被输入或引进中国的，故而在法律史论域内，此种“代换”尤易发生。有研究就指出：“法律近代化的中西冲突已由中国内部与外部（西方）的冲突逐渐演化为中国内部之间中央法律与地方司法的冲突。”〔19〕而“中央法律”大致是民国政府制定的“现代”法典，而“地方司法”则更多代表了“传统力量”。颇有意思的是，即便主张与外国文化“抱而与之接吻”以“振起吾国文化”的张君劢，〔20〕亦只将读外国书视为了知国之“旧事”的途径，未有学“西”以致“今”之意，更遑论将“西”等同于“今”。若在“具了解之同情”的意义上审视，今日所谈之“西”亦并非“铁板一块”。法律史学家伯尔曼就曾慨叹“西方”是一个无法用罗盘定位的概念，参见转贴于http://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1-3页。作为中国近代法学最早的标志性人物，梁启超亦有比较明显的“社会进步”思想，降至“五四”，社会“进步”的理念更是蔚成大观。但梁启超敏锐地提醒到，“经济史与文化史不能完全‘随政治史的时代’进行分期http://，而应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之见解。〔21〕此种见解之于中国法律史研究亦复如是。观照司法档案及其他史料中的“远人”与“近人”，不能简单依据时代“远近”判断其“进步”与否。
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绝大多数出自中国人的手笔，因而将之视为“本国的记载”并无不可。然而若将问题追溯自何谓“本国”、何谓“外国”时，答案却不甚清晰。近代以来关于“中”、“西”之间关系的讨论不绝于史，其原因在于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巨大冲击与深刻影响。就中国法学史而言，无论是从传统史学开出中国近代法学的梁启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袭西方学术传统的陶希圣、瞿同祖，都深受“西学”影响。梁启超虽曾言：“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22〕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23〕不仅在思想上，就连法律术语亦由西方辗转而来。如此一来，本国人记载的民国司法档案，实则是用外国的思想和工具谱就的；且外国的思想和工具尚不一定为如其所是的“本来面目”，而很大程度上是本国人理解的外国人。傅斯年在讨论本国的记载与外国的记载时说，“一个人的自记是断不客观的，一个民族的自记又何尝不然？本国人虽然能见其精要，然而外国人每每能见其纲领。显微镜固要紧，望远镜也要紧。测量精细固应在地面上，而一举得其概要，还是在空中便当些”。〔24〕傅斯年对“本国”与“外国”的这个比喻，并非率性而为，大概与其希望“著史的事业”“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25〕的初衷一脉相承。然而，中国人学习近代西方法律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个在“望远镜”中“得其概要”的过程？中国人学到手的乃是“望远镜”眼中的“望远镜”，它能否在本土、特别是基层社会发挥“显微镜”的作用，实值得怀疑。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实际作者们，在使用这种“洋道具”的时候会否与“土办法”相结合，而在“洋道具”大行其道的时候，“土办法”会不会成为官方记载者之“讳”或民间记载者（或口述者）所行之“诬”，以及他们又是如何这样做的，实际上考验着法律史研究者的眼光和素养。笔者并非意欲否认“中”“西”交流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早有先驱在思想上窥得交流的门径。如严复曾注意到：“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义”，〔26〕而张君劢也相信，“多通外国语多读外国书，其用途不徒可以多听外事，并可兼通本国旧事”。〔27〕在思想上读外国书而“兼通本国旧事”已属不易；在实践层面上，“中”“西”交流在基层社会中、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以及这种长期性和曲折性对民国基层司法档案的形式和内容产生的影响，就更需要强调和注意。
（四）
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看，傅斯年因想超越中国学术系统而融入西方现代学术系统，而欲将凡可称“学”者视为甚至建成一种“科学”，于是其“史料学”将史学的进步寄希望于放弃“人文的手段”。〔28〕但通过上文的回顾不难看出，近世中国虽深受西方近现代学术的影响，却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中国的传统。将“中”“西”学术谱系之间的关系通约为“人文”（“诠释”）与“实证”，亦不免失之简单。
为达至对史料的了解，传统史学强调阅读者“虚其心”，大致是研究中“无我之境”；而法律史研究却必须是“有我之境”。事实上，为了防止一般历史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变成“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学术研究应该有必要地“预设和假定”。〔29〕如果可以将法律史研究的内容简单概括为描述法律史实、评价法律现象两个基本范畴，那么前者意味着“实证”而后者意味着“阐释”。“阐释”或“评价”需要标准，而现代西方法律中自由、秩序、平等、公正等等价值标准均是今日法律史研究者的基本依凭。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关系，严格意义上能做到“了解”材料作者的主观意图已非易事。罗志田就曾发明杜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意，意指著文者的“旧心”似需等待千年才能得到真正可以理解其本意的读者，〔30〕足见“实证”研究史料之难。更为复杂的是，法律史研究尚有其“阐释”或“评价”的一面。仅用近人习于西方之法学标准“评价”某一传统“现象”就已颇显困难，遑论用之“评价”中国古人内心的“评价标准”！用康德式的话语设问，即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阐释”如何可能？此外，在现代法律概念下，今人的主观标准也往往并不一致，这让法律史研究显得更具随意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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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虚无主义的观点，但却着实向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余英时说：“通过‘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古人文字的‘本意’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为后世之人所共见的。”〔31〕笔者以为，“‘实证’与‘诠释’在不同层次上的交互为用”就意味着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使用司法档案或其他史料时，几乎时时处处均有需要“灵活处理”的地方。也难怪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律史的http://史料范围基本上取决于学者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如何理解法律？”〔32〕这就难怪庞德也曾注意到，化境中那种既能不悖法律发展之规律，又能为人们的“创造性能力”预留空间的“法律史解释”必须具有如下因素：一则“探寻并调适”法律史料的人，二则被处理的法律史料，三则“他们工作的各种情势”乃至“他们为之工作的各种目的”。〔33〕
单从逻辑上讲，“研究对象变了,史料会跟着变”〔34〕本无可厚非。然在“史料学”的意义上，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选择史料则是一个关乎研究成败的课题。近世以来各种史料已是汗牛充栋，若研究者预先设定“结论”或“价值追求”，那么几乎围绕每一命题（哪怕是全然矛盾的一对命题）都会获得丰富的史料。如果用如此得来的史料研究问题，恐陷循环论证而不察！这就提醒中国法律史研究者，“预设”或“阐释”似不宜轻易置于通盘搜集、了解史料之前，否则法律史研究的“实证”难与“阐释”互动，司法档案和其他史料的“本意”自不易见。穷尽史料中的“一切花样”原非易事，也难怪傅斯年解嘲并喟叹道：“天地间的史事，可以直接证明者较少，而史学家的好事无穷，于是求证不能直接证明的，于是有聪明的考证，笨伯的考证。聪明的考证不必是，而是的考证必不是笨伯的。”〔35〕
（五）
意料之外作文篇8
关键词：日本；饮食文化；思想观念
日本是由四个大型岛屿与分散化的不到四千个小岛所构成的，其国土四面环海，气候温润，海鲜类产品丰富。正所谓风土催生菜系，源自于日本列岛的日式饮食在各类外来饮食文化尤其是中华饮食文化的影响之下，伴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逐步发展成一种具备鲜明日本特色的饮食文化。在此，笔者将通过分析日本饮食文化的特色，探讨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日本民众的思想观念。
一、日本饮食文化介绍
（一）日本传统饮食的类别
一是本膳料理。这是由十五世纪日本室町时代的由足利义满将军创造出来的料理，是依据室町时代武士门第的传统，以接待待客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料理，是宫廷料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主要被用在婚、丧、祭等场合，是别的传统日本料理的做法基础。二是怀石料理。这是是由十六世纪安土和桃山时代结合茶道而开发的料理，也是茶道之中尚无奉出茶以前的一种简单料理。怀石是指怀抱着温暖的石头可以耐空腹之意。三是会席料理。这是由十七世纪江户时代的武士们在聚会时常见的一种料理，其后经过了不断发展。与本膳料理比较起来，会席料理并不拘泥于某种形式，属于没有什么拘束的料理形式，甚至可以说是日本聚会料理的主体。如今日本各餐饮店所供应的宴席料理主要就是这一类料理。四是精进料理。这类料理源自于佛教文化，是一种素食料理，其主要特点是不使用鱼类和贝类，只使用大豆、蔬菜或者海草等植物性食品作为主料。这种料理可视为是长寿饮食之前身，但随着当前时代的不断发展，日本人也不再完全用全素食，而是可以依据自身情况加以调整，偶而可以食用肉类以及鱼类。五是御节料理。这类料理是为了庆祝新年而使用的料理，通常是在正月初一时食用的，是将各类料理装入五层木制涂漆食盒之中的一种料理。
（二）日本外来饮食的类别
谈到日本饮食文化，就必须提及其中所包含的各类外来要素。如同日本文化那样，日本的饮食受到外来饮食文化影响之处也非常多。从古至今，日本从未间断过对外来饮食文化的充分吸收。而在对日本饮食产生各种影响的全球各地饮食之中，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最大，比如，茶、豆腐、拉面等常见的日本饮食品种均是从中国传入的。当然，日本饮食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咖喱饭、蛋包饭、炸鸡块等。
二、日本饮食文化的主要特点
日本饮食所得到的最普遍评价是清淡、量少和精细等。就总体来说，日本饮食可以被称之为植物型饮食。日本岩宿时代起人们一直在食用动物肉。随着佛教在日本的深入传播，因为其主张吃素，所以造成日本人食肉的频度大为下降，且大多为家中又客人或者祭祀活动时才会用肉食。这样一来，除山民以外的大部分日本人口味变得清淡起来。清淡少油也是一种典型的日本饮食特点。中国烹饪中大量用油，但日本饮食几乎不会用油。日式料理即使用油也是使用植物油，比如，菜籽油和大豆油等。我国饮食方法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油是必不可缺的，但在日本料理之中，煮是最常见的烹调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其饮食肯定会有少油、清淡等特点。
一直以来，日本饮食都有五味、五色、五法之称。五味包括酸、甜、苦、辣及咸，五色包括白、黄、红、绿及黑，五法包括生、煮、烤、炸及蒸。日本饮食在烹调时注重保持食材自身的味道的基础上，还十分重视色、香和味，而且盛放食物的器具也会由于食材类别和季节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而展现出日本饮细化的特征。如今的日本料理制作工艺与品位在全球都是相当先进的，在口味上十分讲究，材料大多是以海产品以及新鲜蔬菜为主体，清淡而且不油腻，保持了食材所固有的味道与特点，而且会随着季节的不断变化而在选料、口味等多个方面出现变化。当然，日本料理在拼摆与器皿上也相当注意。用餐使用的器皿大多是瓷制c木制的，而且制作成各类高雅的形状，不仅实用而且还具又观赏性，让用餐者能够耳目一新，所以让日本菜能够成为为人所称道的杰作。
三、日本饮食文化反映出来的日本民众思想观念
一是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很多国家都觉得火是人类文明之起源，而吃生食则是一种野蛮人的习惯。但日本人的观点是，有的文明并不一定都是好事，比如火会烧毁山林，毁掉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因而要谨慎用火，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二是和为贵的思想观。在日本人的观念中，牲畜与人类同样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任意地屠宰与食用牲畜的行为是不仁的。三是万物有灵的神灵观。无论是人，还是山川树木、鸟兽虫鱼，世间万物均应成为人类所尊崇的对象。日本人不管做什么事均会优先考虑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他们对于四季抱有深厚的感情，因而提倡顺应季节的变得来品尝鲜味。四是含蓄而内敛的审美观。日本人对于食物的形和色十分讲究，将起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并且推道极致，因而集中展现出日本人强烈的完全主义意识。日本人不仅遵守规则，追求一种精致化的生活，而且又相当地低调，在饮食中强调含蓄与内敛。五是注重健康积极的养生观。长寿饮食观倡导食用天然食物，采用健康饪方式，可见日本人十分注重于养生。天然食物接近于大自然，加工链非常少，这也就意味着对人体健康的侵害十分少，相当有利于人类身体健康。保持尽可能合理的饮食结构，不但能够确保人体的需要，而且还能够抑制许多慢性病的产生，而且还可抵御部分癌症的侵袭。六是平和而自然的心态。日本人将禅宗精神渗透到日常的生活与饮食之中，注重于饮食时体会到心灵上的超脱，在食用过程中细细品味食物，并且以平和与自然之心态来对待身边纷繁复杂的人与事，用超凡脱俗之心来应对各类困难，如此才能够健康、长寿。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上述日本饮食文化特征和日本人民的观念Y西中，可以深刻地意识到，保护自然以及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已全面融入到日本人民的心中，而且影响到其生活之中的各个方面。日本民族十分善于引进与吸收各类新事物并且实施再创造或者创新。日本饮食十分注重于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在外观上致力于追求一种细致之美，并且在食器以及就餐情境上十分讲究，让世人充分了解到日本文化对于色彩、造型与味道等的表现能力。日本饮食文化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日本民众的思想风貌。在日本饮食文化之中，人们能更好地感受到日本民众的强烈审美情趣，值得我们加以学习与借鉴。
参考文献：
[1]徐静波.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王娟，张敏.解析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与日本人长寿的关系[J].经济研究导刊，2010（14）.
[3]赵爽.探究日本饮食文化特点[J].经营管理者，2014（34）.
[4]刘征宇.现代日本饮食文化研究[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5（11）.
意料之外作文篇9
军(2008)等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对影响论文写作的微观及宏观因素作过调查。
这些文章研究角度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强调了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的培养。然而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上学者虽然提及，但都没有给出具体建议。本文主要探讨如何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提高学生科研能力为出发点提高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
二、研究设计
文献综述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研究我国外语专业学位论文的文献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从语篇角度的分析，如鞠玉梅(2004)是从语篇的角度对英汉论文摘要作了对比研究;二是宏观指导，如李家云(1999)、余曼绮(2001)、黄小苹(2002)、李萍(2003)、王桂和(2006)等从宏观角度对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管理、评估和教学环节作了论述;三是写作方法指导，如翟忠和(2000)、宋飞(2001)、王秋华(2002)、尤肖南(2004)等就学位论文的指导对策及写作方法谈过看法;另外，还有学者如穆凤英(2001)、孙文抗(2004)、颜静兰、倪巍(2005)、路文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2.以提高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为基础的英语论文写作教学是否能有效地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二)实验研究对象
参加本次实验教学的是我校2005级(2009届)本科生，共209人。另外，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的论文存在的问题，笔者实验之前在我校外国语学院28名英语论文指导教师中进行问卷调查。
(三)研究步骤
1.实验前，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状况。
笔者实验之前在我校外国语学院28名英语论文指导教师中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中的问题都是开放性的，包括:1.您认为我院的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在哪方面存在问题?如果有，请详细列出;2.您对提简我院英语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有何建议?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针对第一个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分析问卷，笔者归纳出以下主要问题:
(l)选题方面:选题陈旧、选题重复现象严重是学生论文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这里的“陈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陈旧，这里是指学生所选题目在学术界已进行了广泛深人的研究，以学生现有的水平很难再有创新。选题重复是指一级学生中选择某一题目的人很多，而且其研究角度、研究方法、文献使用、结论等都基本雷同，失去了论文应有的创新性。
(2)资料收集运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搜集的资料比较陈旧，这从参考书目的年代可以判断;二是资料的相关性和权威性不强;三是对资料的使用不加以合理取舍，所选材料不能很好地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资料淹没了自己的观点，造成了本末倒置;四是研究设计选择不够合理，大部分的论文都是建立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没有一手资料，这影响了部分论文的说服力。
(3)语篇结构:作为英语议论文的一种特殊形式，英语毕业论文要求学生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围绕论题展开各章节，但很多学生的论文在完整性和连贯性上欠缺。具体表现在:各章节联系松散，结构不合理，重点不突出;有些章节比较空洞，论述冗长但看不出意义重心;句与句之间没有合适的连接手段。
(4)语言及格式:就语言的规范度而言，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语气太过主观，语言正式程度不够，生硬的翻译，汉语化现象严重，用词不当现象较多;就行文的格式而言，很多论文中出现引文无出处或与参考书目不对应;参考书目格式不规范;空格、行距、字体等显示出学生在文档处理方面的不足;另外，标点符号使用也不够规范。这说明论文的语言及格式的规范程度不够，需要加强在这方面的指导。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分析以上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第一方面是选题，选题上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学生创新意识不强，所以培养创新意识是提高选题质量的关键;第二方面是资料收集运用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这两个方面出现问题主要是由于学生没有掌握正确的科研方法，所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使学生在写论文之前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第三方面是语言及格式的规范性。论文语言及格式不够规范主要是因为学生的科研规范意识不强，增强其科研规范意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里我们把科研方法的掌握和科研规范意识都归到科研能力的范畴。因此下面作者主要从创新意识的培养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包括科研方法和科研规范意识)两大方面谈如何提高学生论文质量。
2.教学实践中，注重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培养。
(1)创新意识的培养。具体方法主要有:①由于大部分学生之前很少接触英语类的学术论文，所以让学生多浏览学术期刊文章可以让学生对学术论文有个较初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了解好的论文题目必须满足三方面的要求，即论题的研究价值(significanee)、论题的创新性(origi-nality)以及论题的可操作性(feasibility)。为了保证选题的成功，需要多让学生从这三个方面分析期刊文章的题目。特别是为了增强创新性，需要让学生对期刊文献进行批判性分析，找出其研究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经过一定的练习后学生对论文选题的标准有了较理性的认识，为今后的论文选题奠定基础。②为了增加题目的创新性，锻炼学生的科研能力，在选题时鼓励他们多向实证性研究课题靠拢。学生可以通过调查问卷、访谈、实验等的设计锻炼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发现问题、创新思维的能力。
(2)科研能力的培养。科研能力在这儿指科研方法的掌握和科研的规范意识。具体到资料收集、语篇结构和语言格式三个方面，方法如下:①资料收集。针对所选材料陈旧的问题，首先让学生了解收集资料的不同渠道以及不同渠道的优势和弊端。比如收集理论方面的材料要依靠一些专业书籍、字典、百科全书等，这样可以保证理论的权威性。但这方面的材料一般年代稍远，要了解某课题的最新研究动态还离不开期刊杂志和网络资源，所以还要让学生掌握如何使用图书馆和网上期刊数据库进行资料收集。除了让学生了解材料收集的不同渠道，还要使其掌握收集材料的方法，即如何快速浏览发现与选题有关的章节，如何判断材料来源的权威性和档次等。资料收集完毕，还要进行资料的筛选工作。这一步要让学生对材料进行分析判断，取其精华，用批判的眼光使用材料，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论点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否则自己的观点只能淹没在众多的材料中。另外，笔者还鼓励学生收集一手资料并使用科学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这一方面可以增强论文的创新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强论文的说服力。因此笔者注重了实证调查方法的培养，如问卷调查、教学实验、个案研究等。这些科研方法的培养对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②语篇结构。为了规范学生的语篇，首先必须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语篇衔接手段;其次，还要使其掌握英语论文写作的规律和方法，让学生了解英汉语篇的不同特点，使其摆脱汉语语篇的影响;再次，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论证能力，因为语篇结构布局从一个侧面这说明了学生的论证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学生论证能力不强，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欠缺，那么他就很难用逻辑性的语言进行写作和论证。③语言及格式。语言上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学生语言基本功和英语写作能力较差，二是由于学生对英语论文写作的语言风格、行文的语法结构和词汇要求不熟悉。要解决语言基本功和英语写作能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这里我们不作探讨。解决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要教给学生英语论文的语言表达，如用词上要正式客观，语法要简洁等。为了规范论文格式，在讲授论文写作时我们选择了m压a格式进行详细讲解并让学生在电脑上操练，对论文的各部分、各章节的格式(尤其是文内引文和参考文献的格式)进行严格把关，确保其格式的规范。
指文章是否有逻辑性，是否有理有据，分析问题是否深人，各部分内容是否充实等。语言及格式的规范程度主要的衡量标准首先是语言的正式程度、用词是否恰当、有无汉语话现象等，另外一个标准是看是否符合mLa格式要求。
从表中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较之前两级学生，2005级学生在以上四个方面的能力均有提高。其中选题、资料收集运用和语言及格式规范三方面的能力提高比较明显。2005级学生的选题创新较之2000级提高了17.83%，较之2001级提高了13.31%;资料收集运用方面，2003级比2000级提高了16%，比2001级提高了16.23%;语言及格式规范方面，2005级比2000级提高了8.59%，比2001级提高了10.08%。这说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对论文质量的提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从表格中的数字我们仍能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学生论文在语篇布局上提高不是很明显，只提高了5%左右(2005级较之2000级提高5.89%，较之2001提高4.76%)。这一方面是由于“语学术论文写作”课时有限，在语篇上的指导不可能面面俱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语篇布局能力的发展是个长期过程，短时效应不明显。另外一个问题是学生的选题创新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提高，但分数还表1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三年论文打分情况
三、结果与讨论
笔者随机抽调我校外国语学院三年的本科毕业论文共180份(每年60份)进行分析。笔者把指导教师的分项打分重新按百分制计算，下表是各年级学生在各项得分中的平均成绩。在被抽的论文中，其中2000级和2001级学生论文是没有经过系统论文写作指导的，2005级是经过系统论文写作指导的。笔者曾在这级学生中开设“学术论文写作”这门课程。
笔者就学生在几项重要指标中的表现进行对比。如表1所示，几项指标分别是:选题创新、资料收集运用、语篇布局、语言及格式规范。选题主要指的是题目的新颖性。资料收集运用主要是指资料收集是否翔实，引用是否恰当。语篇布局主要是比较低(2000级得分62.43，2001级64.92，2005级73.56)。这说明虽然学生的创新能力能通过论文写作指导得到一定的提高，但这种提高是有限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在选题方面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仅靠论文写作指导是不够的。
四、思考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语毕业论文的写作除了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写作能力外，还需要在写作规范、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等几方面进行指导和训练。毕业论文是考察学生综合能力，评估学生成绩的一个重要方式。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需要教师、学生、学校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建议从微观上加强论文指导，特别是要对学生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尤其要注重科研方法的指导;鼓励指导教师加大精力投人，给学生提供结合其科研课题方向的选题;另外，为了更直接地提高论文创新性，应抓好选题，加大实证性研究比例。这样既可以增加论文新意，又锻炼了学生的科研能力。
意料之外作文篇10
关键词：基层温度和湿度适宜的稠度
abstract:anytomeetthequalityrequirementsoftheproduct,thequalityofthewholebuildingwillbeaffected.therefore,fromthemostbasicrawmaterialschecksthemanpower,payattentiontothequalityimprovementofoperationprocedureandimprove,isthispapercharacteristics.intheconstructionprocessofpronetoqualityproblemsandsomeincorrectpracticesandperformancetomakethebriefanalysis,andaccordingtotheprevailingstandardsandnormsbasedonlocalcharacteristics,putsforwardthepreventionandimprovementmeasures.
Keywords:thetemperatureandhumidityappropriateconsistency
中图分类号：o2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前言
目前建筑外墙装饰有多种多样，建筑涂料是其中之一，它之所以在各类建筑中得以使用，是因为它
具有施工简便，色彩丰富、柔和，线条流畅，清晰，可创造多重质感效果，便于维修更新等特点。但如果操作不当，或者对其使用涂料性能不甚了解或基层处理不好，都会影响涂层质量、外墙美观。为确保外墙涂料饰面的质量，施工中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一、严把涂料产品质量关
理解设计施工意图及其他设计文件，弄清使用功能，优先选用通过质量认证的产品或者绿色环保产品。防止使用伪劣产品，对来料抽样检查其品种、颜色是否符合设计施工要求，并应有产品性能检测报告和产品合格证书，对来料分类堆放、标识，专人负责，建立材料进场验收制，切实把好材料质量关。
二、抓好基层的施工质量
抓好基层的施工质量关键在于基层的强度，平整度，清洁度。由此可见，基层的含水率是基层强度重要指标，不同类型的涂料对基层含水率的要求不同。由于溶剂性涂料的涂膜透气性差，又有疏水性，如在潮湿的基层面上施工极易起皮脱落。涂刷溶剂型涂料时，基层含水率不得大于8％，涂刷水性涂料时基层含水率不得大于10％。因此基层含水率的控制要求是保证涂料与基层的粘接力以及基层不出现起皮、空鼓、开裂等现象，切忌因赶工期进度而忽视基层的强度。
其次：被涂表面平整度差，如有明显接槎或者表面粗糙程度不同，喷、滚、刷涂料后也因对涂料吸收不匀，造成外墙色泽不均匀，宜形成“花脸”。再者，基层表面不平整，对批刮腻子时造成厚薄不一，干湿不均，也极易形成局部开裂，脱皮。因此，基层表面应平整，坚实牢固，不应用起砂，裂缝，疏松等缺陷。
另则，基层的污染如落有浮灰、泥土、脱膜剂、油污等附着物，也会因涂膜与基层粘附不好造成饰面出现起皮、剥落、变色等现象，因而必须保证基层表面清洁。
例如，某工程在涂刷涂料之前，按照施工规范进行质量验收检查中，对不符合要求的基层，例如表面起裂纹、酥松，空鼓等现象，须用凿子清除干净，并用水泥砂浆压光抹平让其干透，保证基层的坚实、牢固与平整。对表面污染轻微的可用钢丝刷、刮刀清除处理，严重的如油污、脱膜剂采用洗涤剂清洗干净。有霉菌滋生的墙面，用10％的漂粉精溶液擦拭发霉的地方，保持24小时，然后用水彻底清洗待干燥后，再涂底漆。
三、正确掌握温度和湿度，选择适宜的环境施工
各种涂料均需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才能形成连续膜，因此它对施工环境要求较高，适宜的温度有利于涂料的干燥、成膜，如果施工时环境温度过低或过高，均会降低涂料的技术指标，会造成涂料的成膜不良，以至于无法做到表面均匀从而产生涂膜龟裂，粉化，遇水脱落。严重影响建筑物外观和饰面的寿命。因此，应严格掌握涂料允许的最低施工温度及湿度，最好涂料工程的施工环境宜选温度为5―35℃之间。且良好的通风，既能加快结膜过程，又对操作人员的健康有益。
随着新产品的开发，涂料的类型也在不断增加，特别对新产品技术标准、使用功能应正确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施工，切不可凭经验行事。还应强调指出的是，涂料成膜不是在瞬间即可完成的，其间有个过程，因此要求不仅在施工时符合最低施工温度要求，而且在施工后一段时间内亦应满足温度要求。如果气候变化等原因出现异常情况，则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保证涂料的质量。
四、严格规范施工操作程序。保证外观涂料的质量
1、施工人员必须作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根据设计施工要求选好涂料品种、颜色。为避免产生色差，应根据使用要求一次备足料量、调配完成，并充分搅拌均匀，这样才能保障其技术指标一致稳定。
2、由于抗碱封闭底漆只有：
a、封闭外墙面的碱性作用。
b、提高面涂料与墙面的附着力。
c、增强面涂料的遮盖力，防止面涂层发花。
d、节约面涂料。因此在涂刷涂料之前外墙必须经过合理养护时期再用刷或辊涂进行封闭底漆处理。
采用喷涂施工时：喷枪压力宜控制在0.4―0.8mpa范围内，喷涂时喷枪与墙面应保持垂直，距离宜在500mm左右，匀速平行移动。两行重叠宽度宜控制在喷涂宽度的1／3，不得有漏喷、虚喷或出浆挂流。采用滚涂施工时：将蘸取漆液的毛辊先按w方式运动将涂料大致涂在基层上，然后用不蘸取漆液的毛辊紧贴基层上下左右来回滚动，使漆液在基层上均匀展开，最后用蘸取漆液的毛辊按一定方向满滚一遍。阴角及上下口宜采用排刷涂找剂。采用刷涂法时：宜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难后易，先边后面的顺序进行。喷刷滚涂料均不得过稀或过厚，过稀易造成透底；过厚易裂、脱落、流挂；喷、刷涂第二遍之时，必须在第一遍充分干燥的表面上进行。每道涂料施工间隔4小时左右，夏季2小时以上，涂刷不宜反复多次进行。使用浮液型涂料时，可在基层薄刷一遍按1：3稀释的107胶水或白乳胶稀释胶水，以减少基底上的粉尘对涂料的隔离作用，增加涂料与基层的粘结。
涂料的接槎必须留在分格逢和阴阳角处，不能任意留槎以至于影响美观，并注意成品的保护，防止二次污染和人为的碰、划、刮、擦。在气温很高，湿度小的盛夏施工时，应将墙面用清水适当润湿，待水基本吸干后即可施涂，否则容易出现涂层成膜不好易脱皮，开裂，再者，阴雨天则因防涂膜未形成前遭雨水冲“花”也不宜施工，这一点在施工中尤为注意。
五、控制适宜的稠度
稠度大，超量加水会使涂层成膜困难，降低涂层光泽，遮盖力及耐久性。因此。必须在涂料使用前必，须充分搅拌均匀，并按使用说明书要求组织施工，作好交底工作切忌随意掺水或加色，并在规定时间内用完，否则会降低其技术指标影响其施涂质量。
六、结束语
目前涂料的品种繁多，使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各异。就是一般常用的涂料，也有内、外墙之分。因此，施工人员必须认真学习材料标准，并具备建材常识，充分了解涂料的适用范围及其使用性能，切莫麻痹大意，用错涂料，内墙用于外墙之上。日晒雨淋后，在短时间内出现意想不到的质量问题，更不能自己随意、毫无科学的配制涂料。造成经济损失，又带来返工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