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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普通话的诗歌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4 21:38:10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篇1

普通人随兴创作、想写就写、自娱自乐的“废话诗”作品在网络广泛传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网络文化现象。用白话随意创作的“废话诗”是不是诗?诗歌的门槛究竟为何?也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

“废话诗”走红引发网络模仿效应

诗人乌青,被网友戏称为“废话诗”的鼻祖,他创作的《对白云的赞美》、《假如你真的要给我钱》和《怎么办》等诗歌开了“废话诗”的先河。与传统诗歌语言精练、内涵深厚的特质不同,“废话诗”直白记录生活的琐事,完全用自言自语的“口水”语言写成。在作品中,乌青这样描绘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在《假如你真的要给我钱》中,他用自己的银行账户信息组合成了一首诗:“我的银行账号如下:招商银行/6225××74/郑功宇/建设银行/4367××13……”

网友调侃说,“读你的诗还不如打开电视看广告”,“李白杜甫一定会泪流满面”。然而,“废话诗”一现身网络,就引来众多模仿写作者。几乎“零门槛”的准入标准,让不少网友觉得,闲暇之余写一首“废话诗”绝非难事。

诗歌口语化探索误入歧途

事实上,“废话诗”只是近年来“网络口水诗”兴起的冰山一角,“梨花体”、“羊羔体”、“垃圾体”等先后被热炒并引发争议。

对此,不少国内知名诗人表示,“废话诗”的口语化无可厚非,但在追求自由表达、惯性写作过程中却忽略了诗歌的“精神内核”。

《诗刊》杂志编审、诗人周所同说:“从格律诗到新诗,诗歌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求新求变,当代不少诗人探索用更风趣、更幽默的白话语言写诗,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废话诗’以记录自我生活琐事为主,内容较为狭窄,游戏成分和炒作成分过多。”

《人民文学》杂志原主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诗人韩作荣说:“就诗歌的本质来说,尤其是新诗,它跟白话文没什么区别。用白话进行诗歌创作的关键在于有没有诗意和诗学结构。独特深刻的发现和启迪,在‘废话诗’中并不存在。”

轻松诙谐激发网民娱乐嬉戏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篇2

【关键词】班级;诗歌朗诵;比赛程序;技术设计

朗诵,是将肢体语言技能与语音语言技巧糅合,把文学作品的情感和内涵,用声情并茂的表演形式予以展现的艺术表演。是训练语言感染力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对诗词作品的理解和把握,学习一定的朗读技巧,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地鉴赏经典诗歌名篇,感悟诗词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美感,提高艺术鉴赏能力。

诗歌朗诵,是一项把综合通用技术融合于人文学科知识宝典(如经典诗词作品)的艺术演奏,是富含技术魔力与艺术魅力的创作活动。朗诵诗歌能培养良好的语感,使语调、语气与语境相符合,抑扬顿挫,技巧幻化,增强有声语言的感染力。诗歌朗诵还能与音乐融合,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给听者更多美的感受。挑选好朗诵的诗歌后,根据诗歌的情感基调,选择与诗词内容相匹配的音乐,当抑扬顿挫的诗歌朗诵语调与铿锵有力、婉转悠扬的音乐演奏旋律融为一体,演变为优美动人的文艺演出时,则更让听众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获得尤为美妙的艺术欣赏和精神享受。

诗歌朗诵比赛,则是一种将文雅浪漫的朗诵艺术与高度综合的神奇通用技术,以诗词歌赋为载体,紧密融合的文艺竞技活动。又是一个将人文知识与技能技巧结合、表演过程与娴熟方法结合,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参与活动者的语言表达能力、肢体表达能力、技巧运用能力及艺术表演能力,提升参赛者的自身文化素养和技术素养,增强同学们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丰富参赛者和观众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艺术与技术融合性活动。这种语境优雅、妙不可言、浸透技术、饱含艺术的高雅竞技活动,能使人们愉悦身心、陶冶情趣,享受生活。

诗歌朗诵比赛程序的策划,不仅直接运用了程序、流程、统筹、兼顾等具体技术[1],而且迁移运用了设计与流程、设计与控制、技术与艺术等一般技术思想和方法[2],因此是一个综合运用各类技术、体现完美艺术、融合科学与人文、蕴含文艺创作的“技术设计”。为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宽松舒畅、公平竞技的环境,搭建一个展现才华、放飞梦想的平台,特谋划举办此次诗歌朗诵比赛。现将相关事项及具体运作流程策划设计如下:

1比赛时间

2013年12月10日。

2比赛地点

甘肃电大教学楼605教室。

3参赛代表

2013级幼师班全体同学。

4赛场评委

由语文教师和推选的同学担任,具体为韩一睿、史亚辉、吕晓静、马志恒、李琴。

5主要负责人

全体班委(兼),具体为胡晓路、刘芳芳、胡丽娜、姚博亮。

6主持人(兼)

男:胡晓路(班长),女:刘芳芳(大学语文科代表)。

7参赛作品要求及比赛流程

1)参赛活动作品要求:课本选入的古诗和现代诗,任选一首,朗诵时间在三分钟之内。

2)比赛流程:学生自由报名,提交朗诵作品名称――确定选手,列出诗歌的篇目――现场比赛――评委打分――统计总分。

8竞赛要求及评分、获奖说明

8.1评委

(1)评委必须熟知朗诵的标准。

(2)评委必须公证严明,做到对错分明。

(3)评委要认真评判,不得错评。

(4)评委一时不能判定正误时,要通过讨论判定。

(5)评委由同学选举产生,提前进行培训。

8.2参赛者

(1)参赛者必须遵守比赛规则。

(2)参赛者必须服从主持人与评委的判定,不得有反对言行。

(3)参赛者对主持人、评委产生不满时,不得当场顶撞,可在大赛结束后,向班委提出申请,请求解决。

(4)参赛者如果多次无理取闹,有意扰乱竞赛进程,根据情况,评委可讨论后给予如下处理:

①对于初次扰乱者给予警告;

②对于两次扰乱者给予警告并扣除相应分数;

③对于三次扰乱者取消竞赛资格。

8.3评分标准(分数为十分制,评委打分需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1)精神面貌(20%)

自然大方、出入有礼有序、精神饱满、衣着得体。

(2)朗诵能力(30%)

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晰、节奏韵律明显。

(3)艺术处理(30%)

感情充沛,能准确把握作品内涵与格调。

(4)表现风格(20%)

能代表不同时代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

8.4奖项设置

评出全体参赛者的前三名(第一名1人、第二名2人、第三名3人),依次计平时成绩5、3、1分(加分可以累积)。

9比赛程序

1)主持人、评委入场。

2)主持人致词。

3)主持人宣布比赛规则并介绍各比赛选手。

4)比赛环节。选手须在朗诵前先介绍自己,然后开始朗诵;结束后先鞠躬致意,而后退场。

5)评委点评并进行打分。

6)统计结果。

7)主持人宣布结果;同时比赛结束。

望同学们务必对本次人文兴趣活动予以高度重视,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给自己创造一个搏击长空,放飞自我的空间来展示自己的风采。朗诵是把文字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是传达人类高尚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朗诵可以给人教育和启发,然而要达到这一层次不仅仅要有一定的思想感情能力,一定的语言艺术能力,更需要有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因此,以普通话艺术和形体语言相结合作为主要评分标准的朗诵比赛,有利于学生对普通话重要性的认识,因此,要提高学生学习普通话的激情和应用普通话的热情,进一步推动普通话的使用,增强校园普通话文化的氛围,美化我校的语言环境,促进我校校园文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附:赛前准备工作――朗诵诗歌的要领:熟背诗词[3]

熟背诗词要抓住五个环节:

1)疏通词句。就是通过疏通词句,弄懂诗词的大意。在背诵之前先了解词、句的意思,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这样才能又快又准。不明其意义就硬背,背诵质量是不可能高的。意思弄得越明白,背诵记忆就越容易。

2)了解结构。就是在初读几遍诗词后,尽量分析清楚诗词的结构,诗词,特别是诗,大都讲究对仗工整,弄清楚其结构规律,记住上句,记下句就容易多了。

3)把握韵律。就是要重视诗词的首字和韵脚。只要记住首字,整句往往就能脱口而出。而诗词是讲究合辙押韵的,往往记住第一个押韵的,其它就可以依此类推了。

4)听看写念。就是要调动各种感觉器官,真正用心去记背。专家试验表明:人在接受知识时,如果只靠耳听,三小时后保持70%。三日后保持10%;如果只靠眼看,三小时后保持72%,三日后保持20%;如果眼耳结合,三小时后保持85%,三日后保持65%。背诵诗词时,将耳听、眼看、手写、口念结合起来,不但背得快,而且记得牢。

5)反复练习。就是多重复练习。我们可以采用各种形式来练习:课余时间,自己默默地背诵;大庭广众背诵;同学三个两个一起背诵。其实,只要多练习,自然就熟能生巧,很快就能记住了。

【参考文献】

[1]顾建军.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通用技术(技术与设计1)[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篇3

这一切的起点是:从2010年开始,杨克担任“小学生诗歌节”的评委会主任,“忽悠”了于坚、王小妮、舒婷等一批著名诗人给小学生的诗歌习作评奖,还像交作业似的认真写点评。

有些人说这是“大材小用”,有些人认为他“不务正业”,甚至有批评家言辞犀利地指出他过度沉溺于诗歌的普及化与社会化之中,在诗学追求方面却越来越趋向于保守和平庸,过于放弃诗歌技艺上的难度。

对于这种质疑,杨克在一次和诗人骆英的对话中回答:“在我的写作立场里,文学的标杆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而是几千年的人类文学。从更长时间的文学谱系出发,我认为诗人和作家应该对自我之外的世界发言,应该并不仅仅追求在文本上突破,也要探索怎么传递人的普遍情感,让读者口口相传——我的写作的理念就是这样,到现在也一样。”

灯光是橡皮擦,把黑暗擦掉

孔子有一则训子名言:“不学诗,无以言。”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自然不会有家长再执着于孩子是否一定要“学诗以言”了,但作为一个诗歌普及的呼吁者,杨克提出,让孩子学诗既不是为了成为诗人,甚至也不是为了“言”,最重要的是一颗诗心。

“诗心”听起来很玄,但往往最玄的东西也是最简单的,如同比起大人,孩子才是离诗最近的人。“我看过一个孩子写的一句话,‘灯光是橡皮擦,把黑暗擦掉’,成年人很难想到‘橡皮擦’这个概念,但在小学生的眼中却是天天见到的物品,因此产生的联想是有创造力的。”杨克说,在担任“小学生诗歌节”评委会主任的三年时间里,他看到过无数被毁掉的想象力和真情实感:眼睛一定是心灵的窗户,老师一定是园丁,红领巾一定是烈士的鲜血染成……“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许多高年级学生虽然掌握的词汇量比较丰富,但写出来的诗却不如低年级的学生。为什么比喻同一事物很多人会撞车呢?那是我们的思维也模式化了,以为唯有那样形容才是最恰当最高明的。”

童年天然的语感与未被污染的想象力,是孩子们与生俱来的天赋,而大人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将这些美丽的汉语囚禁在牢笼里。小学生诗歌节期间,为了让更多语文老师了解思维的模式化是多么可怕,写诗并不是“你全家都是文艺青年”的小圈子游戏,杨克到广东各地给语文老师们做讲座,聊现代诗歌该如何鉴赏,聊如何让孩子们通过诗歌去与这个世界对话、与自己的内心对话。“通过写诗,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会更加清晰,对人生的感知也会生动起来,这是一种境界,是人文教育的基础需求。黄磊曾说,在演《人间四月天》的徐志摩之前,他自认为感情方面是比较粗糙的,但出演之后,他用一颗诗心去感触树叶的飘落,对万物产生了美好的感觉,这就是诗的作用。参加我们比赛的孩子们以后也许有人成为了诗人,有些并不想做诗人,重要的是通过诗来加深对宇宙和自然的感知,让生活变得更加生动多彩。”

杨克认为,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孩子,无论对于专业的诗人还是普通人,“我手写我心”始终都是最值得珍视的品质。抛弃一些浮夸的辞藻包裹,用最真诚的语言触摸内心,这是一个诗人必修的课业,也是需要向社会大众普及的道理。

在诗人的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30年前,诗人堪比摇滚明星,那时候,诗歌是受人尊敬的艺术,随便在大街上丢一块石子,就可以砸到一个诗人,20年后即使下一场大雨,也不知能不能淋到一个诗人。”不可避免地,诗歌的黄金年代永远停留在了上世纪80年代。然而,随着杨克等诗人参与到诗歌社会化普及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家长们相信即使孩子长大后不会成为诗人,也能拥有充满诗意的生活。

每个人都是“玻璃人”

在成为诗歌的社会普及者之前,谈到杨克,最醒目的标签当属“民间诗人”。虽然民间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垒古已有之,但对于拥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头衔的杨克来说,如何在官方的身份下保持民间立场的写作?对此,杨克的回答是“做个普通人”:“我任何时候的写作,希望没有这么高深,没有这么有思想,没有这么深刻,而只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写。就像我去贵州的时候,看到那些蜡染很喜欢,但我不会像某些诗人那样,把这种传统技艺美化到很高的程度,把现代性生活写得很恐怖,因为我们知道贵州人很想变成深圳这样。”

杨克特别强调“精神立场”的民间,他连续主编了15年的《中国新诗年鉴》不仅关注那些业已成名的诗人,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到了年轻的、底层的诗人身上,打工诗人郑小琼、网络诗人木桦等人都被这本年鉴隆重推荐过,而这种开放性正是1999年引爆中国近20年来最激烈诗歌辩论“盘峰论剑”的起点:打破传统的精英话语权:“民间不是一个诗人的身份,民间的指向不是特定的几个人或一群人,民间是敞开的,吸纳的,永远吵吵嚷嚷,民间天然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是诗歌最具活力所在……民间是诗人的精神立场和写作的出发点,是诗歌的在场。”

在他的概念里,“在场”不是冲锋陷阵明察暗访,那是记者做的事儿,但也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诗歌本质上是关于世界的诗歌,这个世界与内心有关,与灵魂有关,但是也跟其他人和万事万物发生关系,因此,“在场”是一种描述和呈现,一种人对生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的映现。“一个诗人应该呈现你所在的时代的语境,告知存在的本相,而不仅仅只是写自己的梦呓。”

上世纪90年代处,杨克从广西来到珠三角,在当时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深圳、珠海、广州绕了一大圈,写下了《在商品中散步》、《于房地产炒风中怀念家园》、《时装模特和流行主题》、《广州》、《火车站》、《天河城广场》等诗,这些带着明显城市色彩和时髦语汇的诗成为了批评家们笔下“物质哲学”和“商品美学”的代表。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消费时代不可避免地已经侵入了我们的生活,诗人们即使再向往“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也无法回避这个事实。但在当时,“乡土中国”的情结和商业浪潮缠绕共生,人们一方面向往商业发展所带来的新鲜感,另一方面却又害怕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凯撒大帝说:“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但到了杨克这儿变成了:“我来了,我看见,我记录。”对于周围不断变革的环境,无论是90年代铺天盖地的商品大潮,还是如今日新月异的网络社会,他都能以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其中,并能敏感地发掘其中的诗性,这也就让他在写作中少了一些自我身份认同障碍者的别扭和矫情,正如“80后”诗人郑小琼所说:“我见过很多写都市诗歌的诗人,他们无论从生活的本质与生存的本质都在城市生根了,安营扎寨了,但是在其诗歌中依旧把自己比作城市的拾荒者、流浪汉、假行僧等,这种思维就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写出来的诗歌,当然并非真正的城市诗歌。杨克老师的这些诗是观察城市题材诗歌的窗口,他的诗歌呈现了一颗真正进入城市的心灵。”

在回顾这段时期的写作时,杨克说这并不是对商业社会单纯的赞美,而是一种“现代浮世绘”的叙事,关注的更多是人们在当下的状态:“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写了很多关于商品时代与消费社会人的当下生存作品,使用了许多中国已有的诗歌中少见的意象,像石油、玻璃等等。当词语蜕变,意味着存在的异化,比如人在今天都成了‘玻璃人’,个人信息如此容易被‘人肉’搜索,被从中介公司等你办过事的机构买到。”

“一个诗人,必须‘留存’他的时代,哪怕所写的是再世俗不过的生活,发现诗性就意味着神性乍现。将生存现场转化为精神现场,这就是一个诗人的使命感!”杨克说。19年前,美国诗人大卫·艾诗乐就指出:“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不应该抱怨杨克的诗欠缺某种哲学的一致性,惠特曼说:‘我自相矛盾吗?一点不错,我自相矛盾。’妥协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一无是处。”在杨克的诗作中,矛盾或焦虑都是并不刻意回避的情绪,他说:“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不是旁观者,而是置身其间。”

数字时代的“未来主义者”

许多人说,杨克是一个“新潮”的诗人。这种新潮并不体现在衣着打扮的时尚上,而在于网络时代的十八般武艺——博客、微博……他都耍得样样精通,至今杨克还在博客上保持着相当频繁的更新记录。

一直以来,纯文学作家们与网络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友善,仿佛网络文学是洪水猛兽,无情地侵蚀着人们的理解和阅读能力,而且可悲的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但杨克却并未对网络诗歌敬而远之,相反,他担任《网络文学评论》的主编,还为新锐的网络诗人撰写评论。对于纯文学与网络之间微妙的关系,杨克说自己并不悲观,相反,他是一个“未来主义者”,相信诗歌会找到数字传播的有效途径。“很奇怪,难道真的有人认为网络自由对写作有妨害?我觉得自由还远远不够。对于诗歌作者,在开放性、娱乐性恣肆的‘我媒体’时代,关键是守护内心对写作的敬畏,警惕集体狂欢式的发泄。对于诗歌读者和批评家,则要在繁复性、无序性导致文字爆炸的虚拟空间,从眩晕中清醒过来,致力于沙里淘金。我主编的《网络文学评论》,期待‘全媒体’研究能发掘‘多文体’课题,而非单一地梳理类型小说。”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篇4

关键词:壮族嘹歌;语言;陌生化

“陌生化”是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由诗学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他在《艺术作为手法》中指出:“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存在着一种名为艺术的东西。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是作为识别事物的感觉;艺术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1]p65。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陌生化”就是“奇特化”、“反常化”,其含义就是超越常境,把人们本来熟悉的平常的东西通过艺术加工变得不熟悉、不寻常,使人们对它产生陌生和新鲜感,从而在审美过程中获得一种别于寻常的独特感受。

对诗歌而言,陌生化效果是较为突出的。俄国形式主义认为,诗歌的所有形式技巧,包括声音、意象、节奏、音部、韵脚、修辞手法等都具有陌生和疏离的效果。壮族嘹歌是一种独特的诗体民歌,属于口头文学的范畴,但又区别于其他口头传唱的民歌,它是由歌手创作后才在壮族地区流行传唱的,内容固定,形式严整,而且全是用古壮字传抄流传下来,是壮民族的文化瑰宝和百科全书,堪称史诗性的作品。

1古壮字与壮文的运用

古壮字是古代壮族人民创造的用来记录壮族语言一种文字,是借用汉字或汉字偏旁部首创造的,曾被称为“方块字”、“土字”或“土俗字”,壮族人称之为Sawndip(“生字”)。这种文字普遍流行于壮族民间,尤其是大量运用于壮族地区民间的古籍文献中。据壮学研究著名学者梁庭望先生的收集与整理,方块壮字文献分为宗教经书、碑碣、讼牒、契约、谱碟、信函、记事、民歌、长诗、剧本、说唱等十一种[2]。壮文是一种推广使用于壮族地区的由26个拉丁字母组成的拼音文字,与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明显不同。壮族嘹歌目前搜集到的手抄歌本几乎都是用古壮字记录或创作,版本主要有“汉歌整理”、“壮文转写”和“古壮字原歌”等,如《平果壮族嘹歌》中的《三月歌》、《日歌》、《路歌》、《贼歌》和《房歌》等五部民间长诗,就是由罗汉田先生根据广西平果县太平镇著名歌师谭绍明提供的民间传统手抄本用壮文转写、汉文翻译而成的,而《平果嘹歌·长歌集》则是将“汉歌整理”、“壮文转写”和“古壮字原歌”对照集成一书出版的。古壮字与壮文的运用是壮族嘹歌的特色之一。如:

上例中,“”、“”、“贝溜”、“溜贝”、“坡雷”等都是土俗字。从来源上看,其中的“贝溜”、“坡雷”、“吩”是直接借用现成的汉字来表达壮语的。“贝溜”、“吩”是借用汉字的正音或谐音来记录壮语意义;“贝溜baeliuh”中的“贝bae”是“去”,“溜liuh”是“游玩”或“玩耍”;“贝溜”就是“外出游玩”的意思;“坡bo”和“吩fwen”是对汉字借音兼借义,分别指“山坡”和“欢”,即嘹歌(嘹歌在广西上林、忻城、来宾、宾阳、平果等地一般称为“欢”);而“sai”和“mbwk”则是借汉字与汉字的组合来表达壮语,就是“男”、“女”的意思,“坡提坡”意思是一坡接一坡,表示玩的地方较多,“坡雷”就是“哪一个山坡”的意思。

壮文的声母、韵母、声调与汉语普通话在读音、书写、结构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壮文中有22个声母、48个韵母和6个声调。如,以上壮文中,“ngeih”的声母是ng,韵母是ei,声调是h,表示“二”的意思;“doiq”中的声母、韵母、声调分别是d、oi、q,表示“对”的意思。“花va”,是第一调,不用标号,所以只有声母v和韵母a,其余音节也与汉语普通话不同。

语序上,壮语与汉语普通话的表达也很不一样,就修饰语与中心语的位置来说,汉语的语序基本上是修饰语在前,中心语在后,而壮语的语序则是正好相反,如“坡雷Bolawz”直译成汉语就是“坡哪”,中心语“坡”放在了前面,修饰语“哪”放在了后面,这个词用汉语表达应该是“哪一个山坡”。“圩莫hawmoz”汉语表达应该是“莫圩”,“圩”是街日,中心语,“莫”是修饰语。

从上述看,用古壮字或壮文创作或记录的壮族嘹歌与汉语普通话有着较大差异,语言引起的陌生感必然使读者的阅读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从而加深读者的阅读感受。

2独特的结构形式与韵律

嘹歌是一种男女对唱的双声部民歌,具有着独特的诗体形式和优美的韵律。从唱词上看,以五言四句式歌本居多,流行最广,结构严整,讲究押韵和对仗。如《三月歌》、《日歌》、《路歌》、《贼歌》和《房歌》等五部民间长诗都是五言四句式结构,押韵方式与汉语诗歌不同,韵律以押脚腰韵为主要特征,也有灵活押脚头、脚脚韵的,分上下两联,句与句之间环环相扣,节奏感强,首与首之间独立存在,有完整或相对完整的意思。这种押韵现象,相对于中国汉语诗歌来说是奇特的。其中,脚腰韵兼押脚头韵格式为(《三月歌》土俗字):

此外,壮族嘹歌的抒情和叙事方式也别具一格。嘹歌对唱,大多是在男女双方之间展开,一般情况下由男方先唱,女方接唱并且接唱时要重复男方的第一句,然后再根据其意决定是否引申,但第二句的最后一字必须与第四句的最后一字押韵,抒情和叙事就在这一唱一接、一问一答的方式中展开,这种押韵和句式的重叠,是壮族嘹歌的显著特色,它使壮族嘹歌的结构紧凑严密,富有形式美。

壮族嘹歌在演唱时还注重衬词“嘹”的运用。“嘹歌”的得名有种种说法,其中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因演唱时每一句都有“嘹”作为衬词拖腔而得名。在嘹歌演唱中,作为衬词的“嘹”基本无实际意义的,它也不出现在歌词的基本句式中,甚至有些地方如果加上“嘹”字反而成为无意可解的累赘。但在演唱时是必须加上“嘹”字作为拖腔,才能使嘹歌的演唱成为完整。衬词“嘹”的运用,使壮族嘹歌增添了光彩,也强化了其独特艺术风格。

3别致的修辞和意象

修辞是汉语诗歌惯常的手法,也是壮族嘹歌抒情和叙事的主要手法,意象也是诗歌不可或缺的。壮族嘹歌的修辞手法丰富多样,比喻、排比、重复不拘一格,意象也富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从而使其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3.1重复:类型多样化

重复使作品产生一唱三叹,往复回旋之效果。壮族嘹歌中重复的类型很多,如同一词语的简单重复、声音相谐、意义相同的词的重复、前置词重复,在一行诗首重复上一行诗的末尾的同一个词等,这种重复手法,延宕了接受者感受的时值,增加了感受的难度,激起跌宕起伏的情思,无形之中使作品的内容增色丰蕴。如“男:不插花就完/不采花就谢/凋谢在枝头/飘浮落在地/女:不插花就完/不采花就谢/凋谢在枝头/飘浮落在地”这是语句的简单重复,即对歌中,女方的应答完全是对男方唱词的原版复述,这样的复述,加强了男女对方之间的情感联系,不但没有累赘之感,反而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再如:“男:二三月花开/催人出来玩/游玩到街上/见黄花中意/女:二三月花开/催人出来玩/游玩到街上/见黄花开心/男:二三月花开/催人出来玩/来到蔗园地/见枉花中意/女:二三月花开/催人出来玩/来到蔗园地/见枉花开心。”这里既有句子的简单重复,也有意义相近的词语的重复,即男女的唱词中没有太多变化,只有最后一句的末尾一词稍有差异。这种重复结构,阻碍了男女对唱正常速度的推进,推迟了情感抒发高潮的到来,让人回味无穷。

3.2比喻:“花”的普泛化

壮族嘹歌中的比喻手法也较为丰富,有明喻、暗喻、博喻等,并且喻体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如《三月歌》描写初春时节,壮家青年男女结伴来到青山旁、泉水边、树荫下、花丛中,采鲜花,摘嫩笋、拾蕨菜的欢乐情景,诗中以“花”喻人的现象随处可见,而且花的名目也很多,有桃花、李花、玉兰花、牡丹花、荷花、木棉花、茉莉花和各色野花等。如:“男:桃花开满坡/不如朵牡丹/姑娘一帮帮/不如妹可爱/女:桃花开满坡/不如朵红棉/满山的青年/哥伟岸过人。”这里,男方以满坡盛开的“桃花”比喻姑硠们的娇媚和美丽,而以“牡丹”的高贵和可爱夸赞心上人的漂亮可爱和貌压群芳;女方也诚心地以满坡盛开的“桃花”比喻满山充满朝气的青年,并以英雄花——木棉比喻心上人的阳刚之美和伟岸过人。由此看出,嘹歌中的“花”并非只用于比喻女性的美,也可用来比喻男性。事实上,壮族嘹歌中,青年男女把对方比作花果植物的现象随处可见。如:“男:李花白连连/桃花红艳艳/艳不过桃花/白不过情妹/女:李花白连连/桃花红艳艳/艳不过桃花/白不过情哥。”这里“李花”的白、“桃花”的艳,是同时用来比喻情妹和情哥的,这种以花互喻的手法,表现出了壮族青年男女以花为媒的习俗,相互逗乐,以自谦、自贬来夸奖和抬高对方,表达爱慕之情的情趣。“男:哪个在那边/像瓜花开放/像马蜂展翘/脚步轻似燕/女:哪个在这里/好似朵牡丹/谁站在那里/像新结的瓜。”这里,男方以“瓜花”的怒放比喻女方的神态,以“马蜂展翘”的优美比喻女方的姿势,以燕子的轻盈比喻女方的动作,而女方则以“牡丹”自喻,以“新结的瓜”来比喻男方的神态,惟妙惟肖。

此外,《三月歌》中还用大量篇幅描写壮族青年男女观花、赏花、采花、插花、求花等与“花”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无不隐喻青年男女的恋情,这样的比喻,使得嘹歌朴质自然,而又鲜活生动,增强了表达效果。壮民族居住于亚热带,依山傍水而居,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到处都是花草繁盛,绿树成荫、蝶舞蜂飞,所以壮族人民向来对花草情有独钟,因而嘹歌里情窦初开的男女青年常常把异性比作他们熟悉的自然界中的花草虫鱼,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这在汉语诗歌的海洋中却是罕见的。

总之,作为方言文学,壮族嘹歌以艰深晦涩的语言、独特的结构形式与韵律、别致的修辞与意象给人一种强烈的陌生化感,这种陌生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读者的阅读阻碍,延长了感受时间,而正是这种“阻碍”和“延长”的存在,才使得壮族嘹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感受。

参考文献:

[1]兹维坦.托多洛夫(法).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m].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黄南津,高魏,陈华萍.方块壮字文献生存及传承状况调查分析——以龙州、象州、忻城三县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0(02).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篇5

酒作为一种文化事业,包含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方面面,从诞生伊始就备受关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酒文化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医疗保健、器具生产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酒,是人类物质生产的精华琼浆;诗,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孕育出来的高雅的文学奇葩。”诗与酒的碰撞在中国远古时间就已经开始,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开端的《诗经》中就有四十四首涉及酒。从西方诗歌中来看,酒在西方诗歌中的分量就不如中国这样重要。这也许与酒的来源,酒在中西方诗歌中意象的表达有关。当沁人心脾的酒香和回味无穷的诗作结合时,人们可以从李白和普希金这两位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中,找到酒的魅力所在。

一、酒的来源

要比较中国诗酒文化的差异,首先人们需要了解中西方酒的来源是怎样的。在中国,关于酒的来源说法是不胜枚举,也正好说明了一茶一酒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两大主流。据考古学家证实,近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品中已有了专门的酒器,这说明在原始社会,我国酿酒已很盛行。关于酒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上天造酒说、猿猴造酒说、仪狄造酒说等。其中流传最广的要数杜康造酒。魏武帝乐府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说文解字》说:“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杜康于是被称为高粱酒的鼻祖。还有种说法是杜康是黄帝时期的一位专门管理粮食的官员,随着农耕的发展,粮食每年都有很多剩余,杜康在寻找储存粮食办法的同时意外发现发酵后的粮食加上雨水的浸湿发出阵阵清香,于是杜康把这浓香水带回家让人们品尝,酒就这样在民间普及开来,杜康也因此被称为“酒神”。在西方,酒文化和希腊、罗马神话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相互交融。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索斯为象征,酒被认为是酒神赐给人们的礼物,也是人们丰收的象征。狄奥尼索斯是宙斯之子,掌握着有关自然的所有秘密和酒的历史,凡他所到之处,便教人们如何种植葡萄和酿制葡萄酒,他走到哪儿,乐声与狂欢就跟到哪儿。他的随从也被称为酒神信徒,这是西方酒的来源。从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酒的来源带着人类的气息,并且是个人的事情,而西方则是神来主导,并强调众人沉醉、狂欢。所以,酒在中国古诗词中运用广泛,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西方诗歌中酒的出现往往是与神话相结合,这也造成了酒这一意象在中西诗歌中的不同。

二、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酒――以李白诗词为例

在中国,诗与酒的关系是源远流长、亲密无间的。每当人们翻开中国诗歌史的章章节节,从三千年前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当代诗人艾青的《酒》,都能发现酒的踪影。历史上,大凡诗人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情。在中国古代的诗词中,酒是诗人抒情言怀的媒介,“愁”是酒这个意象在古诗词中传达的关键。而愁的情绪来源于很多方面,有离别之愁、国难之愁、相思之愁等,究其根本是因为忧患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艺术中有着深厚的土壤和普遍的基础,这种带着愁绪的忧患意识,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诗歌创作最繁荣的时期,酒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唐代三大诗人都有大量的酒诗,李白两百多首,杜甫三百多首,白居易多达五百多首。若论酒中仙人,当之无愧的自然是诗仙李白了。据统计,在他所留世的九百多篇诗词长短句中,有近三分之一与酒有关。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就形容了李白和酒的深厚关系:“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而这几句诗也表现出李白在性格上的不畏喙蠛秃狼橥蛘伞t诰葡衫畎椎闹诙嗍句中,《将进酒》这篇脍炙人口的诗句是其抒发感情的代表作之一。创作这首诗时,正值李白被排挤出京,唐玄宗赐金放还之时,为了排解自己在仕途上不得志的苦闷愁绪,他发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感叹,看似写的是李白告诉众人需及时行乐,看透人生百态,实则是他内心巨大感伤的写照,而酒就寄托了他内心极度的苦闷之情,及时行乐其实反映的是当时唐代当时普遍的消极颓废的世界观。在李白的酒诗里,大多表现的是自己的独饮状态,“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独酌中的李白,用丰富的想象真诚地与“月”、“影”相约,然而月不解饮,影徒随身,归根到底还是他一个人的独乐。这独酌的酒中寄托了诗人孤独苦闷、怀才不遇的寂寞和惆怅。看似自饮自乐,其实只是苦中作乐,万千愁绪无人诉说。李白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将酒与诗歌慢慢融合,表达出自己的个人抱负和内心不满。李白将人生体味诉诸于酒,由酒来激发,以诗来张扬,诗歌因奇绝的想象与酒的醇香而获得了生命的品质。从李白的诗词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古诗词中的酒主要是个人的感情抒发,借酒消愁,酒在诗词中成了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文化载体。

三、西方诗歌中的酒――以普希金诗歌为例

由于西方酒的来源与神有关,所以西方诗歌中的酒总是带着神话色彩。在西方的诗歌中,酒并不像中国诗词里带着太多愁闷的标签,也不会带着理性的考虑。中国诗词中借酒消愁的情绪在西方诗歌中反而变成了为酒狂欢。普希金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也是现代俄国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诗歌中也有许多与酒有关的诗歌。例如,他的诗歌《巴克斯的庆典》中这样描述:“朋友们,在这情意绵绵的一天,让我们把忙碌忘个精光!为了祝福巴克斯・缪斯和美,让泛着泡沫的美酒流淌!哎嘿,哎嗬!把酒樽拿来!把新编的那些花环拿来!奴隶们,哪里是我们的酒杖?勇士们,让我们奔向和平的战场!”这样的欢闹的场景,并且带着神话色彩的酒诗,充分表现了西方世界追求真正的个性自由与解放,摆脱一切束缚。而巴克斯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和植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他们都是以神的形态存在着的,所以酒在西方诗歌中的意象就是酒神存在。尼采认为,酒神精神预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嚎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酒可以使人类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将“酒神精神”这一文化思潮推向世界的舞台,使得各国的文化发展都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普希金的《饮酒歌》中也在酒神的衬托中反映了欢快的生活气息。“欢声笑语,为何静息?响起来吧,祝酒的歌曲!祝福爱过你们的各位妙龄妻子,还有那些温柔的少女!把一个个酒杯斟满!把你们珍藏的戒指都拿出来!扔进浓郁的酒里,沉入作响的杯底!大家把酒杯举起,一饮而光!祝福缪斯,祝福理智万寿无疆!”这里的酒成了庆祝胜利的寄托,祝酒的歌曲伴着人们的舞蹈,普希金描绘了一幅幸福美好的场面。中国诗词中的“举杯消愁愁更愁”在普希金的诗歌中变成了在饮酒中尽情享受,忘掉烦恼。

四、中西诗歌中酒意象对比

从李白和普希金诗歌中酒的描写,人们可以发现中西诗歌中酒文化的不同。第一,中国诗词中喝酒大多是独酌,西方诗歌中喝酒是众饮。这也就引申出第二点不同,在中国诗词中,描写到酒大多是诗人自我感情的抒发、愁绪的排遣、忧患意识的抒发,带着理性色彩;在西方诗歌中,酒是集体狂欢氛围的促进剂,这种狂欢将冷酷的现实冲刷得荡然无存,带着感性的色彩。第三点是中国诗词中,酒多半是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是真实的情感表达,多反映社会现实;西方诗歌中,酒多与神话世界相结合,表达的是纯粹的感情世界。从酒的起源人们可以看出,中国偏向于人的现实世界,而西方是酒神的神话世界。加上中国受主流儒家思想的影响,诗人表现的是深沉、内敛,而由西方酒神神话衍生出来的饮酒诗歌中,受古希腊人文主义的影响,诗人表现的是一种狂欢放纵、欢快喜悦的氛围。

五、结语

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酒与文化同步前进。中国素有“酒文一家”“酒文天地之缘”之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酒在中西诗歌中被诗人不断利用和创新。中国诗词中酒的愁情万种和西方诗歌中酒的狂欢放纵也反映着双方文化的不同。随着全球的沟通与交流,笔者相信酒这一物质的内涵会越来越丰富,而中西诗词中的酒元素也会相互借鉴,从而使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散发越来越多的光彩。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篇6

第一个朗诵者是以研究中国古典诗词见长的武汉大学教授陈耀东,他用传统的朗诵方式吟诵唐代词人韦庄的《应天长》。慢悠悠的音调,传达出词中女子愁肠百结的思念之情,打动了在座的中外听众。珀洛夫教授在8月9日给笔者的e-mail中谈到这次诗歌朗诵会时,特别夸奖陈耀东的朗诵,说:“我尤其喜欢那个教授朗诵的那首唐诗*,真迷人,能听他多朗诵几首就更好啦。”麻省大学北达特默斯分校英文教授、麻省黑人桂冠诗人埃弗雷特・霍格兰在8月28日给笔者发送的e-mail中,也夸奖说:“我喜爱这次诗歌朗诵晚会的原因之一,是某些中国古典诗歌的激情朗诵,虽然我听不懂诗句,但我欣赏诗人朗诵时肢体语言的传达。这避免了朗诵晚会太西化。”

赫尔辛基诗歌研讨会年会筹委会主席、芬兰诗人利维・莱托热爱并精通语言诗,他朗诵了自己的拿手诗作《话雨》,他用一连串铿锵有力的辅音,嗒嗒嗒地滔滔不绝,令人觉得人在讲话时好像是雨打芭蕉。

非裔美国文学教授和口琴吹奏艺术家斯蒂文・特雷西一面朗诵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斯特林・布朗和格温朵琳・布鲁克斯的代表作,一面用口琴吹奏黑人蓝调,不断地激起听众的赞美声和笑声。他高超的吹奏技艺非一日之功:14岁学吹口琴,高中时获霍纳全国口琴冠军,在纽约电视台和辛辛那提多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演奏。在辛辛那提上大学时,他为辛辛那提公共电视台组织辛辛那提蓝调乐队,负责排演、制作和演奏节目,直至发展到以自己的名义创立“斯蒂文・特雷西和爬行的王蛇”乐队。现任全国“蓝调年”课程顾问委员会中学蓝调课程设计委员会顾问。他现在除了在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教授非裔美国文学外,还发起、组织了多个蓝调和爵士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并制作成光盘发行。作为白人学者和诗人,特雷西教授终身服膺非裔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出版多部非裔美国文学论著,已经难能可贵,更令人赞叹的是,他以自己的音乐天赋,宣扬和推广美国黑人蓝调。美国诗歌朗诵常常是吉他伴奏,而他用口琴吹奏黑人蓝调来增强他朗诵黑人诗歌的艺术效果,同时也增添了诗歌朗诵形式的多样性。

麻省黑人桂冠诗人埃弗雷特・霍格兰朗诵了具有美国黑人鲜明种族意识的诗篇《一场声势浩大的黑人艺术运动,理论的创造》《自我倒霉的雷克斯美国》和《说什么呢!?》以及风趣的《一切都那么好!》。他怀着黑人种族的自豪感朗诵第一首诗,热情歌颂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在美国掀起的一场大规模的黑人艺术运动;他在第二首诗里,愤怒谴责美国政府疏于料理卡特里娜飓风横扫新奥尔良之后黑人灾民的生活安置。霍格兰用30年代兰斯顿・休斯《早安,革命!》的激进情绪写了这首诗,也用激进语气朗诵了这首诗。

为了纪念兰斯顿・休斯(LangstonHughes,1902-1967),马莱斯特学院外语系主任、非洲学中心主任戴维・穆尔朗诵了休斯的《母对子》《骰子》《和平》和《沃尔特・惠特曼》;斯培曼学院英语系主任、兰斯顿・休斯协会前任会长唐纳・哈珀朗诵了休斯的《延期》和《问答》。这次诗歌研讨会的重点之一就是研讨美国哈莱姆文艺勃兴时期重要代表诗人兰斯顿・休斯及其作品,与会的白人、黑人、黄种人学者和诗人都从各自的角度和体验,高度评价这位美国黑人对美国文学的杰出贡献,中国学者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访问过上海和南京并见过鲁迅而对他备感亲切。当我们聆听黑人诗人朗诵休斯的诗篇时,尤其聆听霍格兰朗诵以休斯激进精神创作的《自我倒霉的雷克斯美国》这首诗时,我们不禁因他们揭示黑人世代积淀下来的内心创伤而备受震撼。

金斯堡的亲密战友、被金斯堡戏称为他的“精神妻子”、垮掉派后期主要诗人安妮・沃尔德曼朗诵了《部分篇章》《立体声》《全球定位》《亚洲笔记》《快讲女》《皮・肉・骨》等诗篇。她运用唱歌剧似的音调和变化多端的肢体语言征服了听众。使笔者深感荣幸的是,安妮还邀请笔者同台朗诵她的代表作《快讲女》的部分诗行。她朗诵一行英文诗行,我接着朗诵一行译文,速度之快,简直让人喘不过气:

我是一个呐喊的女人/我是一个说话的女人/我是一个有情调的女人/我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女人/我是一个有的女人/我是一个柔顺的女人/我是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我是一个着时装的女人/我是一个开小汽车的女人/我是一个易变的女人/我是一个灵活的女人/我是一个戴项链的女人/我是一个戴绸头巾的女人/我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女人/我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女人……

安妮以女权主义大无畏的语调,罗列出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女人,对男权主宰的社会发出女人的怒吼,其锐气似乎胜过中国“女子半边天”的气势。

著名语言派诗人查尔斯・伯恩斯坦除了主持这次盛大的朗诵会之外,还朗诵了《责任感》《光阴模篇》《凸起》和《真实的现实》等四首诗。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语言诗开始在美国流行,逐渐走进大学校园,现在已经成了美国后现代派时期的主要流派之一,对欧洲的诗歌产生了影响。芬兰诗人利维・莱托在开幕式的主题发言《在非美国的系谱上:语言诗及其影响――以伯恩斯坦为例》中指出,语言诗的诗美学彻底颠覆或消解了传统诗学。他认为我们常人的思维受传媒影响下的语言控制,说话或写诗,往往“言不由衷,词不达意”,其原因是思维受流行语言操控,因此语言诗人主张,设法打破通常语言的束缚对诗人来说显得尤为迫切。这就注定了语言诗没有通常叙事诗的逻辑性,也无通常抒情诗的抒情性,而是打乱惯常的思维逻辑。读者如果不了解语言诗的这种审美取向,就很难欣赏语言诗的美,不会欣赏语言诗的机智、诙谐和风趣。

参加这次朗诵的中国诗人还有谢克强、北塔、董宏猷、向垒、田敬诚、小引、余笑忠、田禾、张执浩、萧映等人。他们亲自登台朗诵,虽然普通话不那么标准,但传达了他们的诗情,加上朗诵形式多样,艺术效果甚佳,博得听众阵阵掌声和笑声。以往在中国举行大型正规的诗歌朗诵会上,常常由电台或电视台主持人代替诗人朗诵,普通话绝对标准,音色也很甜美,但是给听众留下的印象是:自由诗怎么这样矫揉造作?究其原因很简单,主持人不是诗人,无法体会诗中的感情和意境,只能机械地朗读,难以产生诗歌的艺术感染力。美国流行表演朗诵诗。诗歌朗诵在那里成了一种表演艺术,著名的诗人从他/她们的诗歌朗诵中获得的报酬远超过出版诗集得到的稿费。相比之下,中国新诗朗诵艺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表演朗诵。中国诗人似乎受的拘束太多,总是放不开架势,不能尽情表达。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篇7

按照本届推普周的指导思想和宣传主题:“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市政府、市教体局、市语委领导高度重视推普活动,把语言文字工作的两大主题“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紧密地结合起来。我市各单位、各部门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按照“一个目标、两条腿走路、三个结合、四项任务”的语言文字工作思路,全面深入的宣传语言文字政策法规,积极引导广大职工树立科学的语言观,构建与社会相适应的和谐语言生活,以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市语委分别在江油政务网、江油教育信息网、市进修校等网站挂出了《关于开展第十二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通知》对全市各行业、各中小学的宣传工作也做了详细具体的安排。

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1.在活动期间,各单位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学习、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法规、方针政策,畅谈语言文字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充分利用宣传媒体等多种形式宣传普通话知识,进一步加快普通话在全社会的推广普及进程,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各单位组织职工认真学习“一法一规”,悬挂宣传标语、口号,利用广播、板报、橱窗专栏宣传相关知识,畅谈语言文字成绩,宣传媒体滚动播出宣传口号大张旗鼓的宣传语言文字法。市广电中心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每天向全区滚动播出宣传口号,向全市人民进行语言文字法及相关知识的宣传。

3.市语委办倡导全体市民参与宣传推广普通话活动,在城区主要街道散发推普宣传资料5000余份发到公民手中,号召全体市民从自我做起。采用宣传车在中坝城区宣传国家语言文字的法规、政策,对城区用语、用字进行检查,指导整改。对已创建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的学校进行指导、检查。

4.市语委、市教体局、市文明办于2010年9月11日在诗城小学成功举办了“中华诵.2010经典诵读大赛”江油市选拔赛。共有47名选手参赛,他们分别来自于市检察院、国税局、司法局等10个市级单位和太白中学、诗城小学等20所学校。并将获一、二等奖的优秀选手视频推荐参加“中华诵.2010经典诵读大赛”绵阳市选拔赛。

三、学校活动、扎实有效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篇8

诗歌叙事学的界定

普林斯和热奈特叙事学定义以及其与结构主义的联系,暗示学者将综合考虑叙事学与诗歌叙事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为诗歌叙事学的最终确立奠定一个科学而又合理的基础。可惜,目前无人界定诗歌叙事学,也无人系统地提出诗歌叙述行为以及其与叙述者意义联系密切的叙事理论。学者们仅从叙事学的视角下归纳和总结了叙事诗歌的一些具体的叙事特征,尚未将之理论化。虽然他们在叙事诗的叙事形式、叙事结构、叙事性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见解和主张,但是这尚未揭示出叙事诗内部制约诗歌叙事的普遍规律,也未能界定诗歌叙事学。为此,笔者将从两个方面对诗歌叙事学进行界定。首先,它是一种科学而又系统的叙事诗歌研究理论,关注叙事诗歌文本的性质、形式以及其内在规律、诗人、文本、读者,和叙事诗歌内在及外在机制相关的叙事性,但这还依赖于诗歌和叙事有机结合;其次,它的重心在诗歌叙事话语分析,诗歌叙事行为及其本身所隐含的叙事意义和效果,以及其支撑的“叙事在场”的基础和诗歌所讲述的故事[1]。

诗歌叙事学的确立

首先,通过拓展叙事诗歌元素及其相互关系和叙事规律以及在同一理论和概念框架下探究一个叙事诗歌文本和另一叙事诗歌文本之间在结构方面的区别以构建诗歌叙事语法;其次,研究中心也转到诗歌结构特点及其读者阐释之间的相互影响,转到深入探究与某些意识形态模式有关的主体研究。笔者把诗歌叙事分为四类以关注诗歌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及诗歌的内、外部研究。

第一,着力构建叙事诗中所讲述的故事的叙事语法,着力探究事件的功能、叙事的结构规律以及诗歌和诗人的叙事性,也着力寻找故事发展的逻辑等问题。当然,要继续开展诗歌叙事学方面的研究或者探索诗歌以及诗人的叙事性等问题,就得摈弃普洛普等人提出的将叙事学的研究局限于小说叙事的研究传统观念。为此,诗歌叙事学研究得从理论上关注叙事诗,而对于其它叙事媒介则极少论及,因为诗歌叙事学需要花很大篇幅来表述诗歌叙事行为、歌人以及诗歌文化背景之间微妙的联系,而不是其它“无法讲述故事”[2]。

第二,展开研究诗歌叙事话语,因为叙事话语既存在于小说文本,又存在于诗歌文本。凯南说过,“除了作者的风格、语言以及各自的媒介以及符号系统之外,不同的体裁也可以讲述相同的故事”[3]。因此,诗歌的叙事话语应该包括诗人的写作风格,诗人创作诗歌所采用的语言以及诗人为了推动故事发展而从其它学科中引入的各类媒介,因为它的形成在于诗歌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方式,它是诗歌产生意义的途径。然而,研究的重心是叙事诗中叙述者的聚焦叙述。不论叙述者的聚焦是在叙述语言本身还是在其叙述者所依赖的媒介,学者们探讨诗歌文本的时候都可能忽略诗歌语言本身。除了诗中的叙事视角和引言之外,他们很少关注措辞、句型、拼写和语音、衔接和过渡以及叙述故事与叙事话语之间的差异。这一缺失会使诗歌叙事学很难将叙事学和诗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这就是探索诗歌的叙事行为、诗歌叙事的不确定性以及诗歌中受到诗歌意义复义和内容复义的影响之后的叙事确定性是否可能存在等问题以及深入研究诗歌的叙事话语的有效途径。其实,这个研究还得把诗歌叙述者在诗歌事件叙述中所起到的叙述作用、组织作用以及评价作用也需考虑在内。它既可以把叙事诗中所叙述的故事转化为既定诗歌中的叙述话语,也可以把自己凸现为诗人意识形态以及其创作意图的化身。由此说来,如果叙述者是同叙述者,其叙述过程以及人物刻画过程可能被视为诗人与读者的文本交流过程;反之,如果是异叙述者,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其叙事话语属于本真叙述还是戏仿叙述,因为后者强调通过“叙述者的在场”来颠覆诗人的创作意图[4],从而削弱诗歌叙事的可靠性。这就是巴特所说的,“操纵文本意义和控制文本的书信之神”[5]。

第三,研究诗歌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技术化的重要性,要同等对待这两个方面。前者是诗歌所述故事的表层和深层研究,它体现的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和重要理念。不过,由于诗歌叙事高度依赖诗歌艺术性,诗歌故事结构尚未引起诗歌理论家的高度关注。后者则在叙事论文和专著方面表现突出,探讨诗歌叙事技巧的共性,呼吁诗歌研究从阐释诗人以及诗歌本身转到阐释读者,从叙事的共时叙述换入历时叙述,以探明诗歌的社会历史背景如何影响和推动叙事结构的发展,从关注叙事的形式结构转入关注叙事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此外,后者研究还注重阐释叙事诗歌的重要性,注重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和理念来探索诗歌叙事技巧中叙事规律的稳定性,倡导诗歌读者、社会历史背景以及跨学科研究,旨在通过借用其它学科的学术理论成果和研究视角来克服诗歌叙事学研究的困难,挖掘出叙事诗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审美体验以及审美效果以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诗歌美学和诗歌叙事学的研究领地。

第四,研究关于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在叙事诗中的主要功能的相互关系。长期的诗歌研究和诗歌批评实践让部分诗歌理论家隐约感觉到后者可能会取代前者而独立存在。其实不然,二者应该会共同存在,相互补充。当然,二者从诗歌叙事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上来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别。前者针对于构建诗歌的叙事语法、叙事修辞以及叙事诗学,而后者则转向具体诗歌文本的分析、解读和阐释。在后者看来,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要审视诗歌产生的背景才能真正解读诗歌语言。其实,前者解读叙事诗歌的叙事语法以及叙事诗学时,未考虑诗歌的背景,而后者则力图弄清楚诗歌的背景。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篇9

中国科协是这座舞台的总导演、总策划和总编剧。这五年,我有幸从一个普通观众,走上前台,与众多的科普工作者同台演出,留下难忘的回忆。

2005年春节,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与中央电视合举办了一场《春天的聚会》文艺晚会,经中国科协书记处讨论审定,我的一首《郭永怀,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诗歌,经著名艺术家殷之光朗诵,在中央电视台向国内外观众直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收看电视节目的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在直播现场,一些国家领导人和科学家对郭永怀先生的伟大献身精神,以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将晚会推向高潮。此后,这首诗在全国广为传播,一些科研单位和高校自发组织的文艺活动,都把朗诵这首诗作为重要内容。

中国科协和观众的鼓励,给了我极大的鞭策和巨大的动力。科学家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所作出的无私奉献和创造的光辉业绩,深深激励着我。这五年,我把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科学精神,作为科普创作的主要内容。2007年11月出版了我创作的我国第一部专门歌颂科学家的朗诵诗集《共和国科学家颂》。这部诗集,集中歌颂了100位著名科学家。通过这部诗集讴歌了新中国走过的科学历程。诗集一个月内再版,印数达3万册,这在诗集出版领域并不多见。该诗集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举办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五个10评选活动”中,入围全国公众最喜爱的10本科普图书候选书目,并荣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一届优秀科普图书奖。尤其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根据总书记的批示,、教育部和团中央正式发文,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40余所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举办了40余场《科学与祖国》诗歌朗诵演唱会,这是我国首次为歌颂中国科学家而举办的专场诗歌朗诵演唱会。我国著名艺术家谢芳、殷之光、朱琳、谭晶等40余位联袂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首场诗歌朗诵会是在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协的支持下举办的。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程东红还专门出席了《共和国科学家颂》诗集的研讨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由于中国科协的厚爱,这五年,我还参与了中国科协组织的各项科普活动。作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领导班子的一名成员,在刘嘉麒理事长的领导下,我参与了繁荣我国科普创作的各项工作,包括政策与决策的研究,各类科普作品的评奖活动、协助策划、出版由15套图书组成的当代中国科普精品书系、中国科协学术年会、科普创作理论研讨会等。同时,我还参加了中国科协组织领导的“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团”“老科技工作者科普报告团”,并担任“节约型经济科普报告团”的团长,为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2009年11月10日,华北地区下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雪。我在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领导的陪同下去河南鹤壁讲学。在回京的那天晚上,汽车被封堵在京珠高速公路上。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断水断油,饥肠辘辘,我们只好在汽车里过夜。天亮后,我们高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曲,徒步十余里走出高速公路,被闻讯赶来的安阳市科协主席乔国强接到城里,才算冲出困境。

夕阳无限好,为霞尚满天。我胃癌手术已经30余年,尤其是这5年,我迎来科普创作的金秋季节。凝望着这座金灿灿的科普大舞台,我心里充满喜悦和感激之情。是的,这是一个永不会落幕的舞台。只要生命不止,一息尚存,我就会继续演出下去……

文/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科学院文联主席郭曰方

让科技与文化齐头并进

――见证海淀区科协的这五年

海淀区科协的这五年,是成果丰硕的五年,是科技创新的五年,更是培育科协文化的五年。作为海淀区科协常务副主席,我见证了其中的一幕幕付出与回报。

这五年,海淀区科协组织策划了很多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全区经济发展的活动,有几件印象最为深刻。第一件是2009年5月在科技周期间,海淀科协举办了“中关村科技创新与发展高层论坛”,邀请8位院士就推进中关村核心区建设进行演讲;第二件事是2010年5月海淀区科协策划举办了“中关村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研讨会,与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合作,邀请英国、德国、以色列、瑞士、加拿大等7个国家的科技团队,就加快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建设进行了研讨,从国际视角为区委区政府提供了决策参考,市委常委、海淀区委书记赵凤桐和社会各界约160多人出席了会议;第三件事是2010年9月海淀区科协策划举办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文化创新论坛”,邀请科技部、中科院、清华大学的专家,围绕建设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相适应的文化创新进行研讨,从文化视角为区委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这五年,海淀科协的工作主要围绕四个方面,一是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二是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促进区域自主创新;三是为区委、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建议和科学的论证;四是维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真正成为科技工作者之家,为此,海淀科协编印了《海淀高端智库――海淀院士》,包括两院院士523名,占北京市两院院士总数的80%,占全国两院院士总数的36%。

海淀科协在中关村建立了一座“科学之光――科学家手印手迹墙”,上面雕刻有马克思、、邓小平、、关于科学的论断和64位院士的铜铸手印手迹及醒世名言,每年吸引上万名各界群众参观,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精神传播的重要基地。

这里重点谈谈海淀科协的科普工作,针对四类重点科普人群,海淀科协量体裁衣、合理培训。对党政领导干部,科协邀请科学院院士讲授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对社区居民,科协以科普之夏、科技周、全国科普日为载体,以“节能减排与低碳生活”为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例如在紫竹院街道厂洼小区承办了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林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震学会等单位协办的“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活动”,与中国人民302医院合作,在东升乡、中关村街道、八里庄街道、北下关街道、紫竹院街道、曙光街道举办了“健康社区行,服务为人民”健康义诊活动,受到广大居民好评。对农民,科协加强了农村“一站、一栏、一员”科普设施建设,将大学生村官充实到农村科普队伍中,开办了以蔬菜种植为主的农民田间学校,与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合作,着眼于提高农民工子弟子女的科学素质,举办了风力发电等科普活动,在社会上引起积极反响。对未成年人,科协始终围绕提高未成年人的科技素质和创造性思维,使其成为敢于挑战未来的一代这一主线,来构建校内、校外、家庭三位一体的青少年科技教育模式。科协联手教育系统开展了“大手拉小手”、科技创新大赛、百万家庭数字生活技能大赛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2008~2009年海淀区被评为全国科普示范区,现在正在创建2010~2011全国科普示范区,已经通过了北京市的验收,中国科协检查组也对海淀区科普示范区创建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五年,海淀科协还在努力创造一种全新的科协文化,即以科普主力军的科协组织为文化创造主体和影响力主体,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核心价值,以整合社会各界人、才、物等资源为载体,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需求为出发点来推动科普事业和科协工作社会化的动态过程。就科协文化的积极意义而言,从政府层面讲,它提高了科协组织在整个社会,特别是在推动科技发展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增强了科协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从公民层面讲,能使公民更加重视科学素质的提高,并将其变成一种自觉行为,让公民更加重视自身人性的张扬和舒展,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创造激情;从科技工作者层面讲,这种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可以让每位科技工作者对科协都有家的感觉,当然也是对科技工作者创造激情的激发。

海淀区科协的这五年,艰辛、感动、掌声一路相随,回首往事,有太多太多的机构和个人需要感谢。每次举行大型活动,总少不了中国科协的大力支持,2009年在“中关村科技创新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书记处书记程东红来了;2009年海淀科协换届,副主席齐让来了;2007年在颐和园举行海淀区科学家迎新春茶话会,书记处书记宋南平来了;2010年5月海淀区街道举行防震减灾的活动,书记处书记程东红再次出席;2010年海淀科协组织科学家迎新春茶话会,书记处书记张勤代表邓楠主席来了……

去年春节前,海淀区科协组织科学家迎新春茶话会,那天正好是中国工程院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团拜,但院士们下午3点去了大剧院,5点钟依然赶来参加科协的茶话会。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篇10

鸦片战争失败,清廷被迫签订条约,赔款割地、五口通商,一辱再辱,遭光帝付出颟顸自负的惨痛代价。吾闽偏安一隅,历来少有纷扰,然福州优越的水运条件和浓厚的商埠风气早已让英人觊觎已久,此时的福州更成了饥鹰恶狼的一块肥肉。英人好红茶,闽北是当时中国茶叶的主要产地,按传统茶道,闽茶先运往江西,再从陆路运送到广州;如果沿闽江顺流而下从福州出口,耗时则大为缩减,成本将大大降低。尽管清政府极不情愿,然终因抵挡不了利枪重炮的威胁。福州开埠,不过是英国人挑衅掠夺的一项战利品,然却严重伤害了福州人的自尊心,地方官府、士绅和民众亦空前团结,予以抵制。家住福州城内宫巷的著名诗人林昌彝对此更是痛恨无比,视之为举国大耻。他猛烈抨击主和派:“英逆之变,主和议者是何居心。余尝见和约内容,不觉发为之指。”他不仅言之灼灼,还恨不得投笔从戎,直接参与抗英斗争,时人有诗赞云:“林生四十负奇气,读书万卷才沉雄。请缨早蕴终军志,投笔常思定远功……”。

而且,林诗人还做了件令人称快的事。诗人书屋面对乌石山积翠寺,寺被英人所占据。林昌彝“目击心伤,思操强弓毒矢以射之,因绘《射鹰驱狼图》以见志,并名所居之楼为‘射鹰(英)楼’。”所著《射鹰楼诗话》,以“射鹰”谐音“射英”,录鸦片战争前后诗坛文献,以示爱国抗英志向。他又在楼头写了一副对联:

“楼对乌山,半兽啼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林公则徐知道后赞日:“命意甚高,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

书生本色,文人之真性情,其殷殷爱国报国之心尽显矣!

林昌彝(1803~~1876年),近代著名诗人、诗论家。字惠常、又字芗溪,晚号茶叟,别号五虎山人等。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中举后累试不第。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因进呈所著《三礼通释》,受赐教授,先后在建宁、邵武执教。晚年曾在广州遇居多年,讲学于海门书院,其学问渊博,尤长于考据和经学。他留心时务,以爱国、反侵略和同情民间疾苦为其写诗、论诗的主题,所作诗文多为鸦片战争史实,颂扬抗英爱国志士的事迹。他一生著作等身,著有《三礼通释》二百八十卷、《小石渠阁文集》六卷,《衣滁山房诗钞》四卷,《砚耕绪录》十六卷、《射鹰楼诗话》二十四卷,《海天琴思录、续录》各八卷等。今人辑有《林昌彝诗文集》。其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读书游历

生于十九世纪初国力渐亏,卒于鸦片战争后患深重的林昌彝,历经嘉道成同光五朝,正值清末满是铁锈的大门被外力嘎然推开,天风海雨交织而来之时。身处这样的时代,心忧天下、满怀才识的他,其境遇和感慨可想而知。其父乃一儒生,家境清贫,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便随人出洋经商。其母昊氏家教甚严,每日亲自督课。林昌彝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4岁读《三字经》,11岁抄“六经”。当时家族里的人普遍认为读书无甚大用,逼吴氏让林昌彝出洋跟着做生意赚钱。但吴氏坚决不答应,甚至以跳井抗争。如此,林昌彝才得以继续求学。

幼年林昌彝便已崭露头角,17岁县试、府试均名列前茅。20岁时,得到螫峰书院山长陈寿祺的赏识,拜入门下,走上以汉学冶经的道路。陈寿祺家中藏书有八万余卷之多,而林昌彝用了七年时间,“遍阅佳者+作为提要”,将藏书读了个通透。林昌彝后来曾说:“余之知做人者,先母吴太安人之所铸也;余之知读书者,陈恭甫(即陈寿祺)师之所铸也。”林昌彝年轻时便满腹经纶,连他的座师都曾说:“近日海内传经,鲜有如芗溪(林昌彝)之精且博也。”不过,让这位才子尴尬的是,林昌彝八次进京参加会试,都失败了。但这对于林昌彝来说,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每次会试后,他都趁归途之际,游遍大江南北,他三登泰山,两上岱岳,史上险要之地如井陉、潼关、赤壁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同时他也寻遍风景名胜洞庭湖、太湖、苏杭等地。这些际遇,拓展了林昌彝的视野,激发了他的豪情,他以诗为歌,“意气平生溢九州,云山万里快孤游”(《感事留别》),写下了如《登泰山观日亭》、《岱岳吟》、《潼关行》。《武夷山大隐屏》等许多赞美山河壮丽的诗歌。在游历的过程中,林昌彝也结交了许多经世实用的学者,如魏源、朱琦等。渐渐地,也改变他通过科举人仕的想法,他曾感叹:“科举之法,以八股制艺取士,皆不足据……此人才所以日下也。”他痛恨英国人大量输入鸦片,“英人以鸦片流毒之物,赚去中国财宝,此天怒人怨,为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他坚决主张抗英,认为:“洋烟流毒,中国元气已伤。救之法有二:一则绝通商,一则开海禁。绝通商,非主战不可;主和则苟安于目前,若此,则伊于胡底矣。”

与林公挚交

林昌彝与林则徐是同族兄弟,两人意气相投,来往密切。林昌彝向林则徐献《平夷十六策》和《破逆志》(4卷),两书现均已失传,可据林则徐给他的回信中提及此事称:“其间规划周祥,可称尽善,此百战百胜之长策,与弟意极合。弟在粤中时,五围夷鬼,三夺夷船,其两次夷船退出外港,不敢对阵,皆此法也。”认为这是“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三月,林公因病从云贵总督任上离职回到福州,他专程步行拜访林昌彝,“人争瞻仰”,“街衢拥沸,公步行归,人乃散“。林公还很风趣地说:“古人看煞卫,看煞东坡,今莫不看煞退叟乎?”林公还请林昌彝夜游福州西湖,林昌彝有《家少穆先生招游小西湖夜泛》诗纪事。林公请林昌彝为其家藏林宾日《何鹤图》题诗,并在林昌彝绘其母《一灯课读图》上题诗。道光三十年十月,林公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林昌彝写《送少穆先生总师粤西》诗为林公饯行,不久,林公病逝于广东潮州普宁县,林昌彝闻此噩耗,含泪写《少穆先生于普宁,诗以哭之》,并写了一副挽联:“报国矢忠贞,无因循心,无嫉姬,无畏难苟安心,劳怨不辞,旷代江山资柱石;陨星随气数,观议战事,观遣戌事,观平虏出师事,功名未竟,斯人生死系安危。”此联对林公一生作了高度概括和评价。

林公的女儿林普晴和女婿沈葆桢还是林昌彝的学生。坊间还流传―件有趣的事,林昌彝比沈葆桢太17岁,他们却同榜中举。据说发榜时,林昌彝的捷报先到,中第八十三名。林昌彝欣喜若狂。沈葆桢说:“一第何足贵?”过一会儿,沈葆桢的捷报也到了,中的是第三名。沈葆桢正在午睡,忙起身穿鞋,竟找不到一只袜子。林昌彝还他道:“一第何足贵哉?慌得如是也。”师生二人拍掌大笑。鸦片战争之后,国运艰危,师生把热血倾注在国家命运上,志同道合,慷慨悲歌,互勉同心戮力,报效祖国。他役后,沈葆桢《哭

夫子大人寝右》“总角待龙门,风雨啸歌,许以传心昨日;轻裘归马渎,波涛咫尺,失之交臂竞终天。”足见师生深厚感情。

感慨时务蕴诗心

清中后期,福州文人雅聚、诗社活跃,坊巷间弦诵之声相闻。当地流行“诗钟”(即折枝诗),在全国颇有影响,福州有了“诗钟国”之誉。陈宝琛《沧趣楼文集》中专门提及“诗钟”掌故:“吾乡先辈每燕集,拈题为绝句,推二人甲乙之,集其稿为《击钵吟》,其嵌二字成一联,则目为‘折枝’,即世称‘诗钟’者,盖亦监觞于百年中。”清代著名学者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中说:“中才隽辈至,颖慰士颇多,能诗者十得六七,壶兰(莆田)以下,间有拗字,会城以上则居然正音,彬彬风雅,亦云盛矣。”学者文人评诗沦诗风盛,如萨玉衡《五代诗话》、陈寿祺《左海诗钞》、梁章钜《三管诗话》、林昌彝著《射鹰楼赢舌》、陈衍《石遗室诗话》等等,令人瞩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急居动荡、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时代,面对严酷的现实,―些忧国忧民之士开始寻求救国方略,一向为士人推崇的乾嘉学风渐为经世故用的学风所替代,出现了―批敢于正视现实、反映当时时代的作品。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格降^,才”,魏源的“不优―家寒,所忧四海饥”开其端,他们痛心对外战争的失败,歌颂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如贝青乔的《咄咄吟》,丘逢甲痛心于台湾割台日本,写出“春愁准遣强看山,往事经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悲歌,这些涛康该磅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林昌彝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爱国主义是其诗论和诗歌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今天我们理解把握其诗歌的切入口。林昌彝一生留下了近900首诗歌,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记载着他个人的生活悲欢和心理变迁,体现了他深深的社会关怀和价值取向,它深刻地打上了近代社会的印迹,从中可以约略透视出近代早期文人的心态变化痕也。林昌彝以诗论家而为诗歌,对诗歌创作有着深层的体验和把握。他在《海天琴思录》中说:“诗主要有三,日格,日意,日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他还说,“诗之贵得趣,无趣不可谓诗”。他把诗的情、趣与格、意(格力、意象)并提,是很有道理的。诗有情趣,才能臻其妙境。

与同时代林则徐诗的高风亮节,张际亮诗的沉郁蠡匡宕,陈宝琛诗的感时坏旧―样,林昌彝诗亦具特色,它关注社会现实,充满爱国激情,如《亭褴词三章》、《市价行》等,痛斥宫吏贪黩,关注人民苦难;《杞比》、《渡海》等,则抒发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忧心与愤怒,表达抗击的坚强意志。作为经学家兼诗人,林昌彝的诗以雅驯之词表达愤世莉时的感情,骨气坚苍,沉雄矫健,“有金石气,亦有姜桂气”(陶梁评林昌彝诗)。《清史列传・林昌彝传》载:“道光十九年举人,冶经精博,从三礼问途知奥,乃以贯通诸经。所为诗古文辞雄厚盘深,入古贤之室。”林则铜胃其诗“感慨时务,蕴抱宏深”,“风骨沉雄,情韵凄婉,天资学问两者具备”(《衣滁山房诗集评赠》)。射鹰楼诗话

林昌彝更突出的成就是在评诗。清代诗话,不但名家辈出,著述宏富,而且流传甚广。道光末年,林昌彝无法投军报国,便潜心在家,闭门写书,诞生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著作一《射鹰楼诗话》。与―般的谈诗之作不同,而具有关切时务的明显倾向。这本书强烈表现出林昌彝爱国反侵略的愿望。前两卷集中采录了反映鸦片战争的诗篇,通过表彰怍者及其作品,激励反帝爱国精神,兼及抗御入侵、抵制鸦锄匣毒及商品倾销的方略。书中评论所及以清代诗人为多,不下200人左右,尤详于嘉庆、道光两朝诗作,其中对当时进步寺人如魏源、林则徐、张际亮、朱琦、张维屏等给予了较多的篇幅。被收录的作者,除生平简介外,还追溯诗作源流,品评风格成就。林昌彝并不局限于当代名人的作品,其中不少作者不见史传,诗集不见刻本,但均被他收录。除此之外,林昌彝还四处搜集各家表彰烈士的诗,对于纪念鸦片站净中壮烈牺牲的爱国英雄,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金门把总林志等英雄的诗,均有收录。

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论诗重格、意。趣,反对无病和堆砌词藻。他通过选录、品评作品和检讨前人诗论,表达了作者的论诗主张。他论诗注重“命意”、“寄托”,强调“处处皆有作诗之人在”,提出诗“本于性情”。他肯定严羽诗有别材、别趣之说,但反对严羽“诗非关学”、“诗非关理”的提法,而赞许“诗篇虽小伎,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诗歌倾向,为后来“同光体”诗派所推崇。

诗书合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