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教师的名言篇1
2、过程与方法：通过反复朗读课文，深入理解蕴含在失重的思想感情;通过合作交流，理解诗歌用平实的语言表达深厚浓郁的思想感情。感受诗中所表现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爱国情感，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操。
3、教学重点：引导学生理解诗歌赞颂黄河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内涵。教学难点：引导学生体会黄河的文化内涵。教学设计：《黄河颂》是著名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第二乐章的歌词，同时也可当作一首反映抗日救亡主题的现代诗来读。这首诗以热烈的颂歌形式塑造黄河的形象，语言和抒情方面浅显易懂，情绪慷慨激昂，是初一年级学生接受诗歌教育、领略新诗艺术的好材料，更是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强化爱国热情的好题材。
4、调动学生情感是上好本课的首要条件，引导学生整体把握歌词主体部分是深入理解课文的关键。学生对本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多少有一定的了解，也有着朴素的爱国感情。教师应设法激发并强化这种感情。我设计在课堂上借助音乐的力量，通过直接诉诸听觉的音乐打动学生的心灵，并且在适当的音乐背景下，通过配乐朗读反复体味歌词中澎湃激昂的民族感情，然后对第二节文字做一思路分析即可。总的来说，我设计本课的思路是以诵读为主，不过多讲解，只略加点拨，相信学生的理解感悟能力。
5、导入新课：播放《黄河大合唱》的音乐，大屏幕上打出黄河的图片，老师一边播放音乐，一边作出如下的解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它孕育了五千年的古国文化，哺育了流域两岸的人民。黄河惊涛澎湃，具有恢弘的气势，而且它源远流长、九曲连环，仿佛象征了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荣辱兴衰。
6、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会为之而感动。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国著名诗人光未然跟随抗日战士行军来到了黄河岸边，看到这一奇景，感慨不已，于是写下了歌颂黄河母亲的豪迈颂歌《黄河颂》，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这首诗歌，不但要领会它的内涵，还要学会朗诵，像诗人一样热情地歌颂我们伟大的母亲——黄河!歌颂黄河母亲的大型组诗《黄河大合唱》，共由八个乐章组成，经冼星海谱曲后风行全国：《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对口曲》、《黄水谣》、《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播放音频：《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保卫黄河》。
7、学会朗读。要求用普通话正确流畅、充满感情地朗读。教师范读。强调朗读时，要注意热血沸腾、壮怀激越的情感同时要融合国难当头的悲壮情怀;学生自由有感情地朗读。指导朗读：诗歌分为朗读词和歌词两大部分，朗读时应该注意停顿，以示区别。“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一句总领下文，因此停顿要稍长。后面的四个分句注意重点词语“掀”“奔”“劈”的重读，且四句应该越读越激昂，表现黄河的气势。
歌颂教师的名言篇2
关键词：两汉；四言诗；发展；变化
王莽之乱将汉分为西汉和东汉，虽同为刘氏天下，思想制度多有承袭，但时代有别，不同时期又自有其时代特征。西汉文坛楚风浓厚。大赋兴盛，学术方面是经学大盛，儒家经典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东汉之初走向极端后，统治地位开始慢慢动摇，楚风浙淡，大赋趋向衰落，抒情小赋兴起，五言诗开始涌现。学术方面反谶纬、反虚妄的思想开始活跃并渐深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种雅正诗歌，四言诗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西汉四言诗的特点是受到《诗经》和《楚辞》等的双重影响，重在模拟，歌功颂德之诗尚未僵化。但个人情感则备受经学思想的桎梏，抒情言志之诗则不多见；东汉四言诗经历由强调颂美到诗歌创作重情求真的转变，逐渐摆脱对经学和政治的依附，歌功颂德之诗已无文采可言，但在个人情感抒发方面则出现了一些清新可曲的诗歌。本文拟就诗歌内容和语言来分析两汉四言诗的发展变化。
一、歌功颂德之诗趋向僵化
两汉歌功颂德之四言诗主要有两种：一是宗庙郊歌，如高祖时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三首，武帝时《郊祀歌》中的《帝临》、《青阳》等，东平宪王刘苍《武德舞歌诗》等；二是文人的歌功颂德之诗，如译吏翻译白狼王唐蕞献歌《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和班固《南都赋》系诗《明堂诗》、《辟雍诗》和《灵台诗》等。这些诗主要是歌颂汉德、祥瑞及帝王功绩。但西汉和东汉此类诗歌相比较不难看出，发展到东汉这些诗从内容到语言已经僵化，试以郊祀歌为例探讨其内容及语言的变化。
西汉之初郊庙歌重在颂祖德。刘邦之姬妾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用于祭祀祖考：“乃立祖庙。敬明尊德”，其内容纯为儒家思想，尤侧重于孝道：“大矣孝哉”、“皇帝孝德”、“呜呼孝哉”等这样直接写“孝”的句子皆在四言篇章中，如第一章：“大孝备矣，休德昭清。高张四县，乐充官庭。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沈德潜云：“首云大孝备矣，以下反反复复，屡称孝德，汉朝数百年家法，自此开出。累代庙号，首冠以‘孝’，有以也。”其它几首也主要是歌颂先祖“令德”、“德音孔藏”、“浚则师德”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等人作的《郊祀歌》主要是祀天神地祗，其中四言八首可谓是一组完整的郊祀歌。第一首《帝临》写武帝郊祀时“海内安宁，兴文偃武。后土福缊”的国家背景，其后四首《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咏春、夏、秋、冬，准确地概括四时特点，歌颂万物和季节的和谐。唐山夫人和司马相如的这些诗歌不仅仅歌功颂德，还有劝诫之意，如陆侃如所云“多祝颂及教训的话”。如“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嘉承天和，伊乐厥福。在乐不荒。惟民之则”、“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嘲即告诫汉臣民只有顺承先祖美德，子民才会安定，国家才会统治四方，天下才会幸福安康。《安室房中歌》“我定历数，人告其心。敕身齐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庙”，有语重心长之感。“这歌格韵高严，规模简古……西汉乐章可与三代比拟的就只有这房中歌”。《郊祀歌》中对天地四时的描写意在使统治阶级顺应季节的变化、合乎神意“承神至尊”，还要“惟慕纯德。附而不骄。正心翊翊”，都有告诫之意在里面。但到了东汉以后，此类诗歌内容则完全沦为国家的颂美之词。这和东汉之初的统治思想有关，东汉光武帝中元四年宣布图谶天下。章帝建初四年在汉宫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白虎通义》即班固等人奉章帝之昭在此时期撰集而成。诗经学的神学化至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汉以后诗歌也重在美汉德、歌图谶，东平宪王苍进献的《武德舞歌诗》杂糅“天人感应”说以应图谶。“章明图谶。放唐之文”叫。班固《两都赋》后附四言诗三首，简直就是颂诗的翻版，索然无味。其一《明堂诗》：“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欤缉熙，允怀多福。”表现出“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内容和虚妄之词。西汉之初的宗庙诗歌颂还透着一种警醒和劝诫，东汉则这种讽谏之意全无，都是纯粹的颂美之诗。
西汉楚文化浓厚，鲁迅《汉宫之楚声》“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披宫掖。”所以西汉郊庙之歌受楚风影响很深。其中《安世房中歌》“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语言不甚艰涩枯燥，“其中描写的地方，一方面雍容尔雅，不专以典重见长；一方面词句秀丽，颇有楚辞的风味”。如第一章最后四句“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被沈德潜评为“幽光灵响，不专以典重见长”又：“《七始》、《华始》，肃倡和声。神来宴娭，庶几是听。鬻鬻音送，细齐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备成。清思眑眑，经纬冥冥。”写音乐“清思呦呦，经纬冥冥”，极其形象的描绘了音乐的感染力量，梁启超评价云：“此歌为秦汉以来最古之乐章，格韵高严，规模简古，胎息出于三百篇，而词藻稍趋华泽，音节亦如舒曼，周汉诗歌嬗变之迹，最可考见”。《郊祀歌》写四时的语言形象生动。如写秋天：“西颢沆阳，秋气肃杀。含秀垂颖，续旧不废”；冬天：“玄冥陵阴，蛰虫盖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描写极具特征，文从字顺，旨趣了然，“体裁和气格，有点出自《诗经》的三颂，却并不袭三颂面目，有点出自楚辞的《九歌》，也不袭《九歌》面目，最少也是熔铸三颂《九歌》，别成自己的生命。”
东汉郊庙歌语言没有创新，完全模拟《诗经》。如东平王刘苍进献的郊庙歌诗《武德舞歌诗》，几乎就是《诗经·清庙》的翻版，刘苍诗对《清庙》仅做了几处改动而已，把五字句变为四言，比《清庙》更古奥庄重。“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诗经·清庙》)“于穆世庙，肃雍显清。俊义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天，骏奔来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章明图谶，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协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刘苍《武德舞歌诗》)
班固《东都赋》系诗三首流于颂语，如其二《辟雍诗》：“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胡应麟评价为：“太质无文”。白狼王唐蕞进献的三首诗之一：“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闻风向化，所见奇异。多赐缯布，甘美酒食。昌乐肉飞，曲申兼备。蛮夷贫薄，无所报嗣。顾主长寿，子孙昌炽。”(《远夷乐德歌》)虽没有沾染东汉浓厚的经义谶纬之学，却又走向另一极端，诗歌直白如文，“太浅无味”，亦没有什么价值。随着东汉颂体文学的繁荣，此类诗歌以后不见有载。
二、抒情言志诗走向新生
在经学思想浓厚的西汉，诗歌主要抒发的是诗人在政治、儒家礼仪等的规范下的思想感情，而其真实的内心世界并无表露；东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日渐松动，社会的日趋黑暗，文人开始关注自身命运，四言诗逐渐摆脱经学教义的束缚及对政治的依附，成为一种可以自由抒发的诗体。
西汉韦孟的《在邹诗》、韦玄成《自劾诗》，在“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歌理论规范下，诗歌中透出一种依经立义的意味，个人的行为无不是以经义来约束自我。西汉孔藏《杨柳赋》写到朋友宴饮时的情景：“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肴核纷杂，赋诗断章。合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纪纲。洗觯酌樽，兕觥凄扬。饮不致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赋诗要“考以先王”，喝酒时言行举止要符合典章礼仪“事有纪纲”，西汉文人之言行谨慎由此可见一斑。韦玄成的《自劾诗》很鲜明的表现了在经典约束下的自我批评和警诫。东汉之初的傅毅《迪志诗》也还透出这种意识“秩秩大猷，纪纲庶式”。正因为这种思想的影响。他们在述志时都无一例外的要叙先烈、述祖德。韦玄成《自劾诗》叙述先祖：“赫矣我祖，侯于豕韦。赐命建伯，有殷以绥。厥绩既昭，车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显。”和傅毅《迪志诗》：“于赫我祖，显于殷国。贰迹阿衡，克光其则。武丁兴商，伊宗皇土。爰作股肱，万邦是纪。奕世载德连我显考”，如出一辙。但傅毅在诗中表现的思想和情绪与韦孟、韦玄成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傅毅之诗在于“将叙先烈，述祖德与励志紧密结合起来，既不同于韦孟诗中诗旨不统一和情感游移的情况，也没有韦玄成诗中畏缩的情感表现。弥漫在汉末士人心头的那种渴望通过建功立名实现个人价值的观念已初现端倪。透露出古老的四言诗体在流变中走向新生。”而且诗中有了作者自己个人意识的觉醒，不纯粹是在典章之下的呻吟：“自兹以坠，谁能革浊。清我灌溉，谁能昭因。启我童昧，……无恒自逸。徂年如流，鲜兹暇日。”已有了对时光荏苒、时月如流的感慨，使得诗歌的抒情部分有了作为个体面对无情的时间流逝而发出的真实感叹：“行迈屡税，胡能有迄。密勿朝夕，聿同始卒。”在自勉自励中不时流露出对个人生命的担忧。四言言志诗至东汉已经开始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世界和真实细微的文人感受，傅毅这首诗已经透露出四言诗新变的迹象。
东汉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日益黑暗，世风发生了变化，文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从外在的经典礼教的束缚转向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如朱穆在《崇厚论》中说：“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其思想明显带有道家思想的色彩，已经开始趋向率性而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契机。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源于礼法废弛、社会风气颓靡的现实，开始把礼义重重的外在约束点点剥落，从而转向个体内在的心性；在生活态度上即表现为重情求真的倾向，在文学上则表现在单一的以颂美为旨的文学局面向趣味化、抒情化审美新潮转变的趋势。诗开始摆脱儒家诗论较为浓重的说教传统，疏离了对《诗经》雅颂之典正诗风的机械模拟；四言诗更趋个性化、抒情化，雅俗开始相互影响渗透。传统雅正的四言诗开始冲破厚重的经学桎梏和模拟的范式，重新以生动的形象、清雅的语言、和谐的声韵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人生体验，具有鲜明个性的诗歌形式。这些诗歌敢于大胆表现主观爱憎，重视抒发真挚情感。蓝旭在其《东汉士风及文学》一书对两汉四言诗风格的变化概括比较全面：“颂美的沦没、讽谏的式微，是此期诗赋创作区别于东汉初、中叶的显着特征，代之而起的。一是对现实政治的激烈批判、对传统教条的叛逆精神；二是对世俗情感、日常生活情趣多方位的挖掘和体验。与此相应，汉末诗赋的风格亦突破雍容典雅、婉而多讽的模式。不平之鸣则慷概激扬，流连风物则清丽婉转而声情摇曳。”阁
四言诗摆脱了功利主义的羁绊，释放了经学的重负。重重郁积的愤怒和苦闷可以用四言来尽情宣泄，压抑许久的世俗情趣可以用四言诗来书写。东汉中期的张衡《怨诗》：“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日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如何。我闻其声，载坐载起。同心离居，绝我中肠。”此诗前有小序：“秋兰，咏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表明了立意和主旨。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虽用《诗经》四言形式，但以秋天兰花喻幽隐的才德之士，抒发倾慕之思，又可体味到融通楚辞的意蕴。感情真挚，个性鲜明，语言清新典雅。全无以前四言诗呆板说教之病，被刘勰赞为“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标志四言诗的新走向。其后的四言诗完全突破了传统的雅正诗风，这类作品比较明显的出现于文人思想趋于解放的东汉中后期，其中有抨击官场上污卑贪婪之势力小人以表明自己高沽志向的，如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北山有鸱，不沽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览，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趋，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朱穆是东汉顺帝、桓帝间人，性刚直，居官清廉，对逐利之徒嫉恶如仇。刘伯宗曾几次投奔他为属吏，后来此人钻营为大臣，竟然派人召朱穆去拜谒。朱穆怒其“于仁义，道何其薄哉!”册而作《与刘伯宗绝交书》，并作此诗。全诗皆用比兴手法，以鸱比刘，讽刺其丑恶肮脏面目，以凤自比，以示志趣遇异，只能绝交。语言辛辣，感情激荡，图形写貌，极尽其丑。语言清新流畅，毫无典正古奥之迹。其后一脉相承充分表现冲决传统思想束缚的还有仲长统的《述志诗》(又名《见志诗》)：“飞鸟遗迹，蝉蜕之壳。腾蛇弃麟，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帷，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缭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这是一首言辞大胆解放，个性突出的篇章。“六合之内，恣情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这是绝对的无所顾忌。他还进一步宣言，要“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离五经，灭弃风雅”。作者表面上说要摒弃现实，“敖翔太清，纵意容冶”，但实质上是企图摆脱儒教桎梏的一种强烈躁动，一种奋力的呐喊。所以他说：“百虑何为，至要在我。”高度肯定了自我的主观能动性，是诗人主观精神的高度张扬。正如元·吴师道所评：“仲长统《述志诗》，允谓奇作。其日：‘叛离五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盖已开魏晋旷达之习、玄虚之风。”仲长统的诗歌对统治两汉三百多年的儒家进行了反叛，道家思想已出露端倪。其思想之激进，汉代文人诗歌罕有其匹者。
桓帝时秦嘉《赠妇诗》一首，更是大胆打破传统，用庄重肃穆的四育体来抒发思念妻子之情：“暖暖白日，引曜西倾。啾啾鸡雀，摹飞赴楹。皎皎明月，煌煌列星。严霜凄怆，飞雪覆庭。寂寂独居，寥寥空室。飘飘帷帐，荧荧华烛。尔不是居，帷帐何施。尔不是照，华烛何为。”精心构思，反复比托，以时令景象来渲染独居空室的寂寥冷清，倾诉对爱妻的深深眷恋，真切感人，表现出对艺术追求的自觉。
总而言之，西汉抒情言志之诗从西汉走向东汉末年，则不再是儒家经典束缚中的模拟之作。虽然数量不多，也没有形成一种潮流，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两汉文人对四言诗认识上的变化。四言诗完成了一个蜕变的过程，不再背负厚重的经学和政治思想，从高雅的庙堂和政治文学走向了文人的日常生活及私人情感世界，为建安文人四盲诗创作的辉煌扫清了一切的障碍。
三、称誊人品才学之诗的兴起
东汉中叶以后，国家政权渐为外戚、宦官及其党羽所把持，出现了外戚、宦官互相倾轧、轮掌朝政的局面，社会日趋黑暗，人们朝不保夕，尤其党锢之祸后，文人多避祸自保，两汉经学学风也有了很大差异，章句之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永元十四年徐防的上疏中即已提到：“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加法”。“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武帝之后，动辄说经至上百万的情形已不可见；西汉“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为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的局面在东汉中期以后很难见到。《后汉纪·殇帝》中尚敏上殇帝疏中可见：“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进之士，趣于文俗，宿儒旧学，无与传业，士俗吏繁炽，儒生寡少。其在京师，不无经学，竞于人事，争于货贿，太学之中，不闻谈论之声；纵横之下，不睹讲学之士。”这一时期经学家法废弛不举，经生更多的以交游为业，人物品评之风盛行。出现了一些称誉人品才学之诗，这些诗主要有两类，一是直接赞美对方：“搞藻扬晖，如山如云。世有令闻，以迄于今”(应季先《美严王思诗》)“乘彼西汉，潭潭其渊。君子恺悌，作民二亲。没世遗爱，式镜后人。”(刘珍《赞贾逵诗》)嗣另一类是文人在交往应答诗中的称誉和赞美：“斌斌硕人，贻我以文。辱此休辞，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赋诵以归。”嗍(蔡邕《答卜元嗣诗》)以诗相赠并称誉对方的诗歌传统在《诗经》时代已经出现，《诗经·菘高》：“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诗主要赞美申伯美德：“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但这时期的赠诗主要适用于政治外交场合，是站在国家立场上对对方的称誉。而东汉以后出现的此类诗则纯粹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答：“甘罗十二，杨乌九龄。昔有二子，今则桓生。参差等踪，异世齐名。”(《客示桓麟诗》)“邈矣甘罗。超等绝伦。伊彼阳乌，命世称贤。嗟于蠢弱，殊才伟年。仰惭二子，俯愧过言。”(桓麟《答客诗》)
歌颂教师的名言篇3
【关键词】：聚合思维发散思维语文教学
传统教育只强调聚合思维，而不讲发散思维，这是有其深刻的教育思想根源的。传统教学模式强调以教师为中心，强调教师对学生单向讲授知识，把学生当作知识灌输对象，其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能很好地理解、消化和应用前人知识与经验(但不善于创造新理论、新知识)的应用型人才。若仅从知识传授角度考虑，传统教育并非没有优势，我们传统教育的主要弊病在于未能培养出大批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创新人才，因为这种教育的目标就不是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而是要向学生灌输知识，不是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认知主体，而是把学生看成是外部刺激的接受器，是知识灌输的对象。
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理解、消化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理解、消化老师讲授的内容就成为教学的最高要求、最高目标。学生的思想观念、学生对一切问题的认识理解都必须集中、统一到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上来；学生的全部言行都必须符合教师的要求和传统的规范。这正是聚合思维(集中思维、求同思维、正向思维)所要达到的目标。
聚合思维由于要求思维内容、思维成果都要集中、统一到传统观念或原有概念上来，所以其优点是有利于学科知识的传授，有利于对前人知识与经验的掌握；其弊端则是容易造成学生对书本、对教师、对权威的迷信，认为书本上的都是经典，教师讲的都是真理，不敢提出半点怀疑。所以只讲聚合思维，只能使我们的认识永远停留在前人的水平上，不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新的思想。为了创新，必须强调发散思维，没有发散思维(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多向思维)就不会有任何创造性的萌芽和创造性的成果。可以说一切创造都起源于发散思维，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且不说《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类鸿篇巨著从其主题思想、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多方面体现出独树一帜，敢于超越前人的发散思维；就是像《陋室铭》、《爱莲说》这类百十来字的短文，乃至李白、杜甫的只有几行的小诗，都无一不是充满发散思维的不朽之作。
如刘禹锡的《陋室铭》，通篇只有81个字，不仅千古传诵，文中所体现的发散思维也堪称代表作。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都在歌颂名山江江河，而且名山总是以“高大雄奇”著称，江河湖海总是以“深邃辽阔”而闻名。但刘禹锡却从逆向思维出发，开宗明义地提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强调重内涵、重实质，而不能只看形式和外表，从而既为引出本文的主题做好铺垫，又为赞颂其陋室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接着，作者从陋室的环境、陋室中活动的人、陋室中所做的事等三个方面对陋室做了生动的描绘。《陋室铭》之所以能脍炙人口，千古流传，固然与其绝佳的文采分不开；而作者运用发散思维为它注入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也是功不可没的。毕竟缺乏思想内涵的文采是浅薄的，只有与深刻内涵结合的文采才能有永恒的魅力。
歌颂教师的名言篇4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当平民偶像，展党员光彩—老有所做，“退”有所为
邵建华
我是东环里社区的退休党员教师，今年六十九岁。虽年龄大，但精神不老，我思想紧跟时代节拍，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党员学习，及社会各项公益活动。
“退而不休，永做奉献。与时俱进，永葆领先。”这是我心中的誓言。因此，我能时刻按上级的布署，时代的需要，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一.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的创新理论，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
采用五种方式学习：
1.读报、看电视；
2.学理论文献，摘录句子，做专题笔记；
3.编词、谱曲、写歌；
4.写诗，演唱；
5.编写说唱材料。（说：胡总书记看得远……）
二.宣传科学发展观，促进三年大变样，以旅游立市，谋划新思路，宣传、推介我市秦皇岛。
1.自费出资，设计、印制了‘创新虎年挂历’一百余册，作为免费发送居民的新年贺礼。
此创新挂历的设计，在于宣传我市美丽风光，推介我市旅游品牌。版面设计成诗配画，山水风光选用我市风景。诗的内容：是关于宣传科学发展观、爱党颂社会、赞美大好时代，以及有关实现三年大变样、快速发展我市的宣传诗句作为推介语。
第一.诗的内容突出科学发展观；
第二.采用我市美丽风光及名胜古迹做插图，推介了秦皇岛；
第三.印有
日历，比较适用。（展示挂历，及送给总书记的画册）
2.通过到各地采风写诗，歌颂、赞美我市山海风光、歌颂改革开放，赞颂党的富民政策，反映景区居民的生活巨变。写有：开发区新貌、望峪美景、毛家沟大樱桃、祖山风光、花果山、水帘洞、天马湖、十里铺葡萄沟等美丽景区。
3.编写《美丽的秦皇岛》歌曲，歌颂我市改革开放，城市巨大变化，以及新时代市民的崭新风貌。（演唱美丽的城市秦皇岛）
三.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1.支持奥运，参加奥运安保志愿者。
（1）.编、教“奥运健身操”弘扬奥运精神；
（2）.谱写迎奥歌曲；
（3）.写诗颂奥运；
（4）.参加奥运安保志愿者；
2.弘扬社会主旋律，表扬好人好事，为新闻媒体提供新闻信息，撰写稿件，积极反映民情，关心百姓热点。
诸如曾见报上镜的作品有：《园丁老雷锋义务修路》、《街道路面雨后成小河》、《小广告夜袭园丁小区》、《城河护栏严遭破坏》、《井盖下陷行路危险》等。这些事件，通过媒体曝光及有关职能部门协调，多数都得以及时解决。
3.倡导遵守公德、宣传文明、提高市民素质、促进社会和谐。
（1）.编写《文明十六字歌》约两万字，六十余首。
（2）.编写倡导文明的小品剧本，并参加演出。如区文明办和《燕赵都市报》联合搞的，情景剧巡回演出，在海港区范围持续上演两个月之久，深受市民的好评。编写的《鱼婆卖蟹》小品剧，曾在星光乐园直播演出。
四.关心教育，奉献教育，编写教育论文、研制新型英文书写本。
1.编写《文明少年十六字歌》，近两万字。
2.编写教育、教学经验总结，近四万字；
3.编写英语专著《英语速记歌诀一百首》在部级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
4.为规范英文书写，发明设计了《棱格英文书写纸》，获得了国家专利，并被我市教委印用；
5.编写《规则英语单词直读法》荣获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现杂志社颁发的“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并集书发行；
6.有关“科学发展观”的诗文，曾荣获市委“科学发展观领导小组”的奖励并在《秦皇岛日报》刊登，部分格言获得了部级
大奖；（展示报样，奖状，获金奖书样）
7.有关网站也多次转载我的文章和事迹。
五.创先争优出新招，文明示范进楼道,保洁护绿爱花草。
1.我为社区设计‘支部争树一面旗，党员争当十颗星’的‘创先争优’活动方案；以提高党员的光辉形象和服务能力。此方案受到市和省领导的肯定，欲将在省范围推广。
2.开展“文明行为进楼道，和谐邻里靠大家”创文明楼道活动；共同清除小广告，自费粉刷楼道墙。达到楼道清洁，邻里和谐，维护安全，共创争当文明家庭。
3.参加护绿志愿者，义务维护园丁苑的环卫管理工作。
4.发明设计“环保两用拾物夹”倡导环保、推广低碳，并荣获“区科协二等奖”参加颁奖晚会，亮相《星光乐园》现场直播。并自费购料组装20把将进行示范推广。
5.倡导楼栋居民和谐、文明、团结、崇尚先进，关爱小区，组织举行“才艺技能实物展示”鼓励大家争创文明，爱我家园。
6.教师节期间，自费印制“教师慰问贺卡”八十份，送给《萃文及十三中》的两个学校的党员老师，进行节日慰问。
这是我自退休以来，参加社会活动的部分简介。
我经常自勉道：
歌颂教师的名言篇5
关键词：高中音乐教学审美效能教学结构主题内涵挖掘资源
新课程的实施为高中音乐课审美功能的提升开拓了广阔空间。笔者经过深入的探究和广泛实践，尝试完善音乐课堂的教学结构，优化组合教材内容，精心设计教学重点、难点、音像、资源，抓住音乐教学的主题，使课堂发挥出更大的美育效能和审美价值，提高学生的探究兴趣和音乐素质。
一、调整教学结构，凸显教学质量
1.结构对应，凸显重点。新课程教学中的音乐作品尽管丰富，但多与学生的审美需求不一致，欣赏距离较大，很难找到教学结构的重点和教学资源的对应点。教学重点是知识传授的中心，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设计优化才能提高审美成效。例如在设计贝多芬《e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第四乐章的教学重点时，笔者引领学生认真剖析《欢乐颂》的主题音乐，使全课紧紧围绕主题音乐《欢乐颂》设计教学重点。从出示《欢乐颂》（歌曲）主题谱例，到学生演唱《欢乐颂》（歌曲）主题，再到分段剖析欣赏《欢乐颂》主题（引子、宣叙调主题、《欢乐颂》主题动机、欢乐主题、合唱序引、欢乐颂、变奏、合唱、结束部分），系统勾画出音乐作品的清晰脉络和音乐作品欣赏主线，为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提供审美途径，并为学习新内容打下良好基础。
2.兴趣对应，凸显层次。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从情感入手，调整设计的层次与程序，形成师生共同探讨和深层探讨的内驱动力。如在《民歌》一课教学中，笔者设计了如下教学程序：①认识原生态民歌价值；②听唱原生态民歌；③理清民歌与流行歌曲的关系；④认识民歌的艺术再创作及价值；⑤创造师生互动的学习环境。有了这样的环境和情感铺垫，学生对民歌产生了积极的情趣，形成了对于民歌的真实情感，从排斥到认同、从不喜欢到喜欢、从冷漠到激情，甚至引发了对民歌的深度认识和研究兴趣，提高了对民歌的鉴赏力。
3.资源对应，凸显质量。教学资源的补充与教学内容的融合，能使学生认识到音乐课程的魅力和价值，体现教学资源的优化与创新。如《民歌》一课的教学要寻找原生态民歌与新民歌的对应点：①以民歌的价值作为教学重点；②以教材中原生态民歌《王大娘钉缸》、《山歌好比春江水》、《孟姜女哭长城》为主打内容；③寻找与这三首民歌相对应的当代新民歌《好汉歌》（刘欢演唱）、《山歌好比春江水》（臧天朔乐队演奏）、《孟姜女》（宋祖英演唱）。这些新民歌的素材均取材于前三首原生态民歌，运用了现代手法进行演绎，不仅能激起学生的审美热情，而且能促使学生对原生态民歌有新的认识。
二、剪辑作品内容，抓住作品内涵
1.剪辑文本内容，挖掘作品内涵。每个音符都体现作者的创作思想，剪辑文本内容，能强化学生的理解力与欣赏力。精心剪辑大型作品，能科学地解决大作品聆听时的审美疲劳问题，有效突出作品的主题内涵，加深对整个音乐作品的理解。如在贝多芬《e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第四乐章的教学中，围绕主题音乐重构教学内容，剪辑主题音乐《欢乐颂》、引子主题（器乐）、宣叙调主题（器乐）、欢乐主题（器乐）、合唱《欢乐颂》五部分内容，围绕主题音乐进行聆听与剖析，凸显教学内容优化的重要性，促使学生从乐思到动机、从旋律到和声、从音乐到配器、从旋律到旋法、从要素到表现、从声乐到器乐、从人声到交响的创作激情等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2.剪辑音像材料，突出教学美育。音像材料的剪辑，有助于强化视听审美，促进审美升华。因为音像材料的视听冲击力与教学主题相吻合，能使学生产生审美愉悦感，如贝多芬《e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第四乐章，第一部分可有意采用管乐器和低音弦乐器对答形式表现音乐主题；第二部分《欢乐颂》大合唱，可再一次突破交响乐的结构形式，选择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CD版，并以德国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让乐手们以流动的音符和精湛的音乐技巧，演绎贝多芬的人生，给予学生强烈的震撼。因为“音乐是听觉艺术。它用音响的魔力作用于人的情感，引起联想、想象、激动、共鸣”。丰富的音响，人声的器乐化创作手法，人声与器乐的交织相融，优秀版本和优质音像的现场演奏版，无不让学生的心灵受到震撼，“使学生充分体验音乐的美和蕴涵其中的丰富感情，为音乐所表达的真善美境界所吸引、所陶醉，进而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
三、挖掘乡土资源，强化审美效果
1.用乡土资源传承地方文化。学习家乡音乐文化，有助于开发教学资源，培养爱国爱家情怀。因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体现当地音乐资源特色，因地制宜，多渠道、多方式地开发和利用当地潜在、丰富的课程资源。通过查找、搜集、整理、改编乡土音乐作品，来丰富音乐课堂教学内容，传承地方音乐文化”。名曲《望桩台》节奏徐缓平稳，旋律清丽典雅，能使学生领略到广阔的农田和丰收的美景；乐曲《八板》节奏欢快活泼，旋律优美流畅，能使学生在想象出丰收载歌载舞情景的同时，联系人民对禹王的感激之情。两段音乐同一风格，同属五声调式，但由于不同的速度、拍子、旋律等形成了对比，给予学生极强的审美情感体验，有利于音乐鉴赏教学的展开与生成，有利于鉴赏教学的审美与感悟。
2.用乡土资源展开自主学习。依据自主学习特征和课程改革目标，在自主学习实践中参与“多边互动”教学，使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一是让学生在搜集材料中获取知识，培养探索精神和整合能力；二是让学生在参与课中的材料介绍交流中获取知识和信息，培养语言表达能力；三是让学生从参与主题音乐的学唱中品味乡土音乐的风格韵味，提高审美能力；四是教师参与教材展示和音乐演唱，赢得教学生成的时机；五是通过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集聚学生智慧，开发学生潜能，促使“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总之，创新设计高中音乐鉴赏课，调整教学结构，剪辑教学内容，挖掘乡土资源，能有效凸显教学质量，抓住作品内涵，强化审美效果，发挥美育功能和审美价值，赋予学生“快乐、愉悦、审美”的积极态势，带来难以想象的惊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金亚文.高中音乐新课程教学法[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侯颖.浅谈高中音乐教学中美育渗透.中学音乐教学参考，2008.
歌颂教师的名言篇6
关键词：奉制诗；颂世；历史感
唐代高级官僚的边塞诗以奉和或送人出使之作较多。奉制边塞诗又以唐太宗、唐中宗、唐玄宗朝最著名。规模较大的有太宗朝的《五言春日侍宴望海应诏》、《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中宗朝的《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总管张仁??》、《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玄宗朝的《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等等。诗作者皆台阁重臣与文馆学士，并不以边塞诗擅场。如景龙三年七月，四年，唐中宗送金城公主和蕃，奉制作诗者十四人，多为珠英学士及修文馆学士，有崔日用、薛稷、马怀素、沈?缙凇⒋??、李峤、阎朝隐、韦元旦、唐远??、李适、刘宪、苏?、徐彦伯、张说。当时“凡天子游宴，唯宰相及学上得从。”[1]作者都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兼朔方军节度使，往朔方巡边，唐玄宗御制诗为他壮行，张说有诗应制，源乾曜、贺知章等二十人和作。以上这类奉制诗都是五律或五言排律，对仗工整，渲染排场，颂扬皇恩，在艺术上也较为平庸，所以，历来研究者们对于他们的边塞诗都不重视，以为“肉食者鄙，不能远谋”。但若试以排沙拣金的态度来看，满朝朱紫们除了制作马屁滥调之外，有一些较好的边塞诗作——包括奉制诗、送别诗等等，以高屋建瓴的视角透视历史的风云变幻、对战争结束后的盛世繁荣充满自豪。诗中显示了开阔的胸怀、自信的面貌、积极的心态，展现了当时蒸蒸日上的国势，描绘了祖国山河欣欣向荣的画卷。以充沛的热情歌颂国家统一与社会建设成果是他们独到的成就。这些诗的基调是风和日朗的，没有边塞诗中常见的烽火弥漫，但却透露出烽烟才散尽后的各族人民生生不息的繁衍。
初唐的佳作，有着半似牧歌、半似史诗的情调，打着一缕春眠初醒般的轻快的光线，仿佛晨曦刚刚穿透了薄雾，教人睁开惺忪的睡眼看这个新鲜的世界。如杜审言《送和西蕃使》：“使出凤皇池，京师阳春晚。圣朝尚边策，诏谕兵戈偃。拜子明光殿，摇心上林苑。种落逾青羌，关山度赤坂。疆场及无事，雅歌而餐饭。宁独锡和戎，更当封定远。”
送人从戎之作也活泼新颖，毫无担忧之意：“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赠苏绾书记》）书记翩翩，说明敌弱我强，毫无压力；战不经年，说明出师必捷，马到成功。殷殷祝愿中流露出信心。
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历任洛阳丞、膳部员外郎、国子监主簿，为修文馆学士，在官位显赫的文章四友中政治地位不算高，但诗歌造诣却最高。李峤为景龙中宰相，文章宿老。唐高宗调露元年，朝廷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李峤为监察御史奉使朔方，作诗《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诗中扶今追昔：“……二庭已顿颡，五岭尽来王。驱车登崇墉，顾眄凌大荒。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凭轼讯古今，慨焉感兴亡。汉障缘河远，秦城入海长。顾无庙堂策，贻此中夏殃。道隐前业衰，运开今化昌。制为百王式，举合千载防。马牛被路隅，锋镝销战场。岂不怀贤劳，所图在永康。王事何为者，称代陈颂章。”
生活在武后时代的李峤虽然常常忧伤的感叹，“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汾阴行》但是，面对着今古之变，作为一名大臣他也会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英雄怀抱，有时候他也能抛弃那种空虚怀疑的无病的哲学，放下才人名士们在坎坷失路时常发出的黄梁梦醒、富贵无常的感叹，而以现实的建设性的眼光积极看待社会生活。这首诗中比较了秦汉各代守边的得失，为农牧业的复苏和进步而期盼不已，还表达了对国家统一、各族来附的欣悦。
永隆二年前后，李峤作为监察御史还曾奉使安辑岭南，都有诗纪之。如《安辑岭表事平罢归》、《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道中》等，格调亦健朗。
无疑，初唐的诗歌处处透露出一种早晨的精神，少年的精神。在一切的诗中充满着期待，以迎接新生活的姿态活跃着。这朝气来自于百废俱兴、红日初生的时代，无怪乎初唐名臣李百药在高龄赋《帝京篇》，博得唐太宗“卿何身老而而才之壮，齿宿而意之新乎?”[2]的赞叹。
而相比之下，盛唐时期的名臣们笔下散却了愁云，显得那么开朗和轻快、精神饱满：
苏?《同饯阳将军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描写了“将坛登礼盛，军容出塞华”的场面，表达了“当看荣还日，及此御沟花”期望，显得踌躇满志。
张说《奉和圣制送王睃巡边应制》，是一派开元初的和平气象：……“一劳堪定国，万里即长城。策有和戎利，威传破虏名。军前雨洒道，楼上月临营。别藻瑶华降，同衣锦?荣。丝竹路傍散，风云马上生。朝廷谓吉甫，邦国望君平。”
阅历盛唐至中唐的贾至善于作“煌煌大文”，有《燕歌行》：“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制北胡。五军精卒三十万，百战百胜檎单于。前临滹沲后沮水，崇山沃野亘千里。昔时燕王重贤士，黄金筑台从隗始。倏忽兴王定蓟丘，汉家又以封王侯。萧条魏晋为横流，鲜卑窃据朝五州。我唐区夏余十纪，军容武备赫万祀。彤弓黄钺授元帅，垦耕大漠为内地。季秋胶折边草腓，治兵羽猎因出师。千菅万队连旌旗，望之如火忽雷驰。匈奴慑窜穷发北，大荒万里无尘飞。隋家昔为天下宰，穷兵黩武征辽海。南风不竞多死声，鼓卧旗折黄云横。六军将士皆死尽，战马空鞍归故营。时迁道革天下平，白环入贡沧海清。自有农夫已高枕，无劳校尉重横行。”
苏?，修文馆学士，中宗朝宰相苏瑰之子，与张说以文章并称“燕许大手笔”。他开元初入相，宋?以与其同掌国政为荣。张说在睿宗朝、玄宗朝前后三次为相，喜推奖后进，引天下名士，又倡导经术，倡开文馆置学士，领袖文坛，以盛唐雄浑之气改初唐之绮靡余风，被唐玄宗誉为—代文宗。贾至，贾曾之子，官至礼部侍郎、京兆尹。与其父先后知制诰，唐睿宗传位玄宗及唐玄宗传位肃宗，两朝册典即出于贾曾父子之手。他们都是盛唐时代在朝廷中的见证人。这些诗中，最直接表现盛世风貌的是贾至的《燕歌行》。他分析批判了隋代穷兵黩武导致两败俱伤的错误政策，歌颂唐朝采取明智的安边政策而得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拥护。漫长而艰苦的、历代纷乱的英雄割据终于结束了，迎来的是一派喜气洋洋的局面。他叙写历代燕地的情形，为入唐以来国家统一、休养百姓而引吭高歌，此诗不炼字句，不设排偶，一气呵成，写得意气风发。起句就很有力度，中间大段笔墨反思往昔历史烟云，世事如棋局局新，末尾两联与开头两联相呼应，炽托出了一种欢腾的场面。以上这些诗，都是在唐朝经济日渐繁荣之后才能有的作品，体现出以往历代从未有过的新气象。所以它们虽然数量不很多但却不失其可贵。它们不是黩武之作，也不是反战的呼声，也不重视抒发个人的志向，而是目睹国家昌盛的欣喜，以满腔爱国热情歌唱统一的国家空前繁荣。在他们的边塞诗中，已经开始富有了深厚辽远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又建立在时代优越感之上。
奉和之作貌似千人一面，从中却能反映作者对民族政策的不同态度。开元名相宋?、姚崇、张说、张九龄辅佐唐玄宗力主抑武修文，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新唐书·宋?传》记载：“圣历后，突厥默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绱?涫拙┦Αa?缱晕交贡睾窦?汀－Z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为国生事，故抑之，?年，才授右武卫郎将。”开元时代《边关宁静，张说请求唐玄宗将镇边的六十万人裁兵二十万。当唐玄宗欲击吐蕃，他又密请讲和以休息边塞。他们进步的政治见解都在诗中有所体现。例如，同样是送张说赴边诗作，担任过考功员外郎、御史大夫、官至礼部尚书的王丘就与宋?立场不同。王丘诗号称“肃杀从此始，方知胡运穷”(《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誓欲把“胡”逼到穷途末路，宋?则提出“德风边草偃，胜气朔云平。”并认为“不战”、“至和”才是最高明的的胜利。又如张九龄《送赵都护赴安西》提出“义无中国费，情必远人安。他日文兼武，而今栗且宽。自然来月窟，何用刺楼兰。”也体现了诗人宽和的治边策略。唐代一些较为正直的臣子每每以奉和或赞颂的诗文婉言进谏，如魏征主张偃武修文，他奉制作《赋西汉》诗，有“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之句，唐太宗看后赞道：“徵言未尝不约我以礼。”张说作《皇帝马上射赞》[3]，歌颂唐玄宗“一面昭仁，三驱示武。走则发射，伏则不取。”分明是以射猎象其治边，有意抑制其黩武倾向。显然，有一部分奉和诗在歌功颂德的表面下还带有着进谏的用意。
进步的奉和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国家人们的精神面貌。男耕女织，农夫高枕，牛羊兴旺，社会百废俱兴，所有这些描写都反映了进步官僚对国计民生的关怀。贞观以来国家总体上是在发展中，到了开元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到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4]在这些歌颂诗的背后，事实上就有着杜审言所欢呼的“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服照江东。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火德云官逢道泰，天长地久属年丰”(《大?》)的狂欢庆典、有着杜甫所赞美的“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素缟车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忆昔》)这样确实存在的热闹与繁荣。
官僚缙绅与学士们对于诸如军中不平等、赏罚不均、士卒艰苦等问题，完全都没有以诗歌曝露。甚至，象高适这样为百姓说话的诗人担任中央官员后也不再作为民请命的诗了。这虽然是他们创作主题上的的一个缺陷，但从另一方面看上述歌颂世态的诗，凡写得较好的作者都是政声不错的贤臣，如李林甫之流却做不出这样的作品。作为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一旦发现社会的弊政了他完全有能力用行政手段革除，没必要借诗歌说话。只有当士人地位还比较卑下时，才需运用诗歌舆论的手段干预政治。因此，不宜单以诗歌批判社会阴暗面的深度，来判断一个诗人走上政治舞台后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也不能以阶级的眼光评判唐代的诗人，说官员们批判了社会阴暗面、看破了城市的繁荣就是进步的，而歌颂了生活的美好阳光就是无视人民苦难。任何时代、任何阶层的人们都有权利歌唱。只要他们反映的不是虚假的繁荣，那就是值得称道的。
中唐以后，大臣的有关战争诗已无足称者，如唐宣宗大中初，白敏中打退吐蕃的入寇，与同列宰辅作诗。白敏中的“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贺收复秦原诸州诗》)魏扶的“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贺白敏中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崔铉的“共遇圣明千载远，更观俗阜与时和。”(《进宣宗收复河湟诗》)不过老调重弹，未开拓新境界。与其他阶层的边塞诗作者一样，台阁诗人们创作颂世边塞诗作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时代国力紧密相联，因此佳作都产生于初盛唐时代。他们的作品价值比我们从前所认识的要更加大得多，内容并不都平庸肤浅，其创作心态也决非一句“歌功颂德”所能全部概括。他们的诗作为唐代边塞诗增添了高昂的调子，也添加了一抹早晨的亮色。
参考文献：
[1]《新唐书·李适传》。
[2]《新唐书·车百药传》。
歌颂教师的名言篇7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的诗歌不良作风感染力
时代在发展，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历史跨越的新中国，面对呼啸而起的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如何抓住机遇，以崭新的姿态在群雄逐鹿的时代力主沉浮，关键在于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的基础在基层，在共产党员，我们必须加深认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重新塑造共产党人的形象。当前在诗歌文化有许多特色鲜明的共产党人形象。因此，为了解民众对诗歌中共产党人形象的看法，我们特开展此次调查，旨在分析存在问题，进而多角度的寻求解决的方法。
一、研究方法与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充分运用二手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典型个案访谈法、pRa法等多种调研方法，力求使所得的资料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从而保证所得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此次调查研究以浙江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等广区域为调查点，展开实地调研。本次调查“你所难忘的诗歌作品中的共产党人形象”调查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55份，有效率88.8%。问卷回收之后，我们对问卷进行了编码，然后录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此次调查分析所采用的是SpSS统计分析软件。
（二）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1.性别状况。被调查对象中，男性所占比例59.7%，女性所占比例为40.3%。
2.年龄分布状况。被调查对象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所占比例为17.5%，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所占比例为48.7%，年龄在40-60岁之间的所占比例为22.5%，年龄在60岁以上的所占比例为11.3%。
3.学历状况。被调查对象中，学历是小学及以下的占13.2%，学历是初中的占23.9%，中专/职高/技校/高中的占17.5%，学历是大专的占9.6%，本科的占29.6%，硕士及以上的占6.2%，总体看来学历涵盖面广。
4.职业或身份。被调查对象中，职业或身份是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占14.4%，是国有、集体企业管理人员/职工的所占比例为3.4%，是教师、科研人员的占7.6%，军人、武警、警察的占9.6%，是私企或外企管理人员/职员的占4.8%，是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的占7.0%，是高等院校学生的占19.4%，是小学、初中、中专、高中学生的占10.7%，是离退休人员的占7.3%，是自由职业的占4.5%，是无业/下岗的占3.1%，是农民的占5.1%，是村镇干部的占1.7%，职业或身份是其他的占1.4%。总体而言，被调查对象职业涉及面广。
5.政治面貌。被调查对象中，中共党员所占比例为28.5%，派人士占13.2%，无党派人士占44.5%，其他占13.8%。
6.月收入情况。被调查对象个人每月总收入情况如下：月收入1000元及以下的所占比例为40.0%，月收入在1001～2000元之间的占29.3%，在2001～3000元之间的占15.5%，在3001～5000元之间的占7.0%，在5001～7000元之间的占4.5%，在7001～9000元之间的占2.0%，在9001元以上的占1.7%。总体而言，被调查对象中，各收入水平均有，但以收入水平不高者多，这也与我国当前民众收入水平的实际情况吻合。
7.日常居住地情况。被调查对象日常居住地在农村的所占比例为27.0%，在乡镇的所占比例为32.4%，在县级城市的所占比例为27.3%，在地级城市的所占比例10.4%，在省会城市的所占比例为2.3%，在直辖市的所占比例为0.6%。总体而言，居住地分布较广。
二、诗歌作品中共产党人形象调查分析
（一）诗歌中共产党人形象调查情况分析
1.对中国共产党的诗歌起源了解情况不多。在问及“诗歌起源于哪一年代”时，选择“1921～1931”之间的占37.2%；选择“1931～1941”之间的占35.8%；选择“1941～1951”之间的占2.5%；选择“不清楚”的占24.5%。可见，民众对于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诗歌起源不太了解。
2.对歌颂共产党的诗歌了解不多。调查发现，在问及“关于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歌，你了解多少”时，选择了解不多的占50.4%，超过一半；选择基本了解的占38.9%；选择了解的占6.8%；选择没听说过的占3.9%。可见，民众对于歌颂共产党的诗歌了解不多。
3.了解共产党的诗歌途径主要是诗坛、诗刊、电视、网络和诗歌集。调查发现，民众了解共产党的诗歌途径依次是：诗坛、诗刊（占30.4%）、电视、网络（占25.1%）、诗歌集（占24.2%）、语文课本（占9.3%）、杂志、报纸（占5.6%）、其他占（5.4%）。可见，民众了解共产党的诗歌途径主要是诗坛、诗刊、电视、网络和诗歌集，诗坛、诗刊和诗歌集是主要的诗歌发表、宣传渠道，而电视、网络的广泛使用，也使其成为民众了解共产党诗歌的主要途径之一。
4.绝大多数人知道的歌颂共产党的诗歌在30首以下。调查中，在问及“你知道多少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歌”时，选择10首以下的占60.0%；选择20～30首的占32.4%；选择30～40首的占4.8%；选择40首以上的占2.8%。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民众知道歌颂共产党的诗歌都在30首以下。
5.最难忘的描写共产党人形象的诗歌是：的《沁园春・雪》。调查发现：民众最难忘的描写共产党人形象的诗歌依次是：的《沁园春・雪》（占51.0%）、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占16.1%）、李有源的《东方红》（占10.4%）、殷夫的《血字》（占9.6%）、陈然的《我的“自白”书》（占3.4%）、夏明翰的《就义诗》（占2.8%）、陈所巨的《我的歌献给辉煌的七月》（占2.3%）、叶挺的《囚歌》（占2.3%）、刘忠华的《小平，你好！》（占0.8%）、仇圣的《男儿行》（占0.3%），选择其他的占1.1%。可见，民众最难忘的描写共产党人形象的诗歌是的《沁园春・雪》。
6.多数人认为能通过诗歌了解共产党的历史。调查发现，多数民众认为能通过中国共产党的诗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占被调查人数的60.5%；认为不能了解的占39.5%。
7.歌颂共产党的诗歌有助于了解共产党及其历史。调查中，在问及“你认为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歌对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历史有无帮助”时，选择帮助不大的占27.9%；选择有帮助的占58.3%；选择帮助比较大的占12.4%；选择没帮助的占1.4%。总体而言，民众认为歌颂共产党的诗歌有助于了解共产党及其历史。
8.对中国共产党的诗歌促进作用最大的是陈独秀。调查中，在问及“据你所知，下面那位名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诗歌促进作用最大”时，选择鲁迅的占34.9%；选择陈独秀的占39.2%；选择的占23.7%；选择其他的占2.3%。
9.有关共产党诗歌的内容较为丰富、多样化。调查发现，认为有关中国共产党诗歌的内容丰富、多样化程度一般的占23.9%；认为相对丰富的占49.3%，认为比较丰富的占21.7%；认为没感觉的占5.1%。可见，民众认为有关共产党诗歌的内容整体上还是较为丰富的。
10.歌颂共产党的诗歌基本贴近事实。调查中，在问及“你觉得那些关于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歌有没有过分夸大，远离现实”时，选择没有过分夸大、远离现实的占20.0%；选择有，但不多的占58.0%；选择很多的占16.9%；选择不知道的占5.1%。可见，多数人认为歌颂共产党的诗歌基本上是贴近现实，没有过分夸大的。
11.歌颂共产党的诗歌感染力不足。调查发现，民众对于那些关于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歌所具有的感染力总体评价不高，认为缺乏艺术感染力，人物形象干巴巴的占18.9%；认为有感染力，但不多的占52.4%；认为很多有感染力仅占20.8%；不知道的占7.9%。可见，要想利用诗歌宣传党，需要加强人物形象的感染力。
12.多数人对歌颂共产党的诗歌持认可看法。调查中，在问及“你对于歌颂中国共产党诗歌的看法”时，持“很认可，希望会有更多的这一类诗歌出现”观点的占54.4%；持“不认可”观点的占8.5%；持“不是很认可，有些诗歌意义很深远，有的空洞”观点的占29.3%；持“不知道，不了解”观点的占7.9%。总体而言，多数民众对于歌颂中国共产党诗歌的看法持认可态度。
13.共产党的诗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进步有一定影响。调查中，在问及“中国共产党的诗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进步影响有多大”时，认为影响非常大，促进了共产党的发展的占39.4%；认为影响很小，只是赞美中国共产党的诗歌的占28.5%；认为影响一般，诗歌只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的历史过程和事件的占29.9%；认为没有影响的占2.3%。可见，民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诗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进步是有一定影响的。
14.共产党的诗歌对于宣传共产党人形象有一定作用。调查发现，民众认为共产党的诗歌对于宣传共产党人形象有一定作用，选择作用非常大的所占比例为36.6%；选择作用一般的占50.1%；选择作用很少的占12.1；选择没有作用的仅占1.1%。
15.现在建立的诗坛和成立的诗刊对中国共产党诗歌的发展有一定帮助。调查发现，民众认为中国现在建立的诗坛和成立的诗刊对中国共产党诗歌的发展有一定帮助。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鼓励一部分的当代的作者和诗人谱写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诗歌，占51.3%；二是使一些经典的中国共产党诗歌能流传于民间，占43.4%；三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诗歌发展的方向有一个引导的作用，占21.1%。
16.多数人认为诗歌中的共产党人形象对自己有一定影响。调查中，在问及“你认为诗歌中的共产党人形象对你的影响情况”时，认为影响非常大的占35.5%；认为影响一般的占51.8%；认为影响很少的占10.7%；认为没有影响的占2.0%。可见，多数人认为诗歌中的共产党人形象对自己有一定影响，可以通过树立诗歌中典型共产党人形象，对民众进行宣传。
（二）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你所难忘的诗歌作品中共产党人形象”抽样调查所获得的样本资料的统计分析，将诗歌作品中共产党人形象的基本情况归纳如下：
从对诗歌中共产党人形象调查分析来看，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诗歌起源了解情况不多；对歌颂共产党的诗歌了解不多；了解共产党的诗歌途径主要是诗坛、诗刊、电视、网络和诗歌集；绝大多数人知道的歌颂共产党的诗歌在30首以下；最难忘的描写共产党人形象的诗歌是：的《沁园春・雪》；多数人认为能通过诗歌了解共产党的历史；歌颂共产党的诗歌也有助于了解共产党及其历史；认为对中国共产党的诗歌促进作用最大的是陈独秀；有关共产党诗歌的内容较为丰富、多样化；歌颂共产党的诗歌基本贴近事实；感染力不足；多数人对歌颂共产党的诗歌持认可看法；认为共产党的诗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进步有一定影响；对于宣传共产党人形象有一定作用；多数人认为诗歌中的共产党人形象对自己有一定影响。
三、对策与建议
（一）深入生活、创作优秀诗歌，提高诗歌感染力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形形歌颂共产党人的诗歌，有些诗人的诗歌并没有让读者感兴趣，这严重影响了诗歌的传播。读者都在呼吁好的作品太少了，能像诗歌那样有感染力的作品并不多。创作者应该深入生活，挖掘更好的创意，丰富人物形象，使作品形象更加丰满，具有真实性，同时让作品通俗易懂，便于广大人们所接受、认可。时代在前进，生活在进步，人们的文化知识也要跟着进步，不能在原地踏步。
（二）加大对红色诗歌的宣传，拓宽宣传途径
调查中，我们发现民众了解歌颂共产党的诗歌的传播途径不广，仅从诗坛、诗刊、电视、网络和诗歌集宣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尽可能把优秀的诗歌作品放入小学乃至大学的教材中，社会各界也可以经常组织诗歌演讲比赛。还可以通过广播吟诵诗歌，让诗歌进入社会生活。在网络上开辟“红色阵地”，进行红色诗歌宣传。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素质
随着共产党队伍的不断壮大，党内也出现了个人贪污受贿，不为人民办实事的共产党人，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歌颂共产党的诗歌基本贴近实事，但是试想一下诗歌中歌颂的都是共产党人的伟大，而现实中却有共产党人的不良作风给共产党抹黑，这样又怎么能让人们信服呢？所以要恢复这些不良影响，必要加强党内廉政建设，提高党员素质。
参考文献
［1］赵存生,《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徐焰，史诗华章［m］，华艺出版社,2009
［3］刘元红，让红色成为经典――解析银幕上的共产党人形象［J］，电影，2008/07
歌颂教师的名言篇8
[关键词]舒伯特艺术歌曲题材体裁
题材是指艺术作品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它属于艺术作品构成因素中的内容层面，体裁是指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它属于艺术作品构成因素中的形式层面，但在实际的音乐作品中，题材与体裁往往用同一种名词或词组来表述的，如“颂歌”，从题材的角度去理解，它所表现的基本内容是歌颂性质的，如歌颂自己所热爱的国家，英雄人物或美好事物等，从体裁的角度去理解“颂歌”是一种速度不快，曲调宽广，具有宏伟壮丽的气魄，具有崇高美特征的音乐作品。我们这一节中对舒伯特艺术歌曲题材与体裁方面的分析和探讨，主要是侧重于对他艺术歌曲的题材、作品的内容层面而进行的。
舒伯特艺术歌曲从题材与体裁上说有大自然的主题，爱情的主题，宗教的主题，劳动人民的主题等。
一，在舒伯特所作600多首歌曲中，歌颂美丽的大自然的歌曲就有100多首，海洋、河流、山丘、森林，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表现，不但如此，还表现出是平静的海还是汹涌的海，是雄伟的高山还是妩媚的岗峦，在他的作品中能辩别每个地方的特殊的美。舒伯特创作的大自然主题的歌曲，有描绘美丽盛开鲜花的《蔷薇花带》，清澈册泉的《在水上歌唱》，茂密森林的《林中恬静》以及描写各种动物的《鳟鱼》、《乌鸦》等等，他把自己对自然界的感受深入到性格中去，《美丽的磨坊女》中的小溪，是主人公的伴侣和唯一的安慰者，并成为他最后的归宿之处。《冬游》中风中的旗、菩提树、霜雪和乌鸦也和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紧密联系，在他的心中引起种种痛苦的血缘的联想。1822年他所作的《春之梦》、《幕春》、《海滨》、《听、听云雀》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歌中的诗情画意，一望无边的天空，和大地相拥抱，这是人类依恋大自然，大自然也对人类进行的描写，惟有大自然施舍温情，人类才有幸福可言。
这是一首用抒情性体裁所表现的在尼卡河沿岸的山谷里，春天绿树成荫，山花烂漫，云雀清脆歌唱的情景，作品的风格充满活力，热情奔放，歌曲速度轻快，节奏轻巧而纤雅，低音区和中音区采用密集排列的手法，全曲在流动的音符中欢悦地飞旋。这首作品是民族风格与艺术性结合的佳作，它既保留了奥地利乡村舞曲的特点，又融合了维也纳城市音乐的风格，在这短小的作品中，如此美妙的旋律充分体现了作曲家卓越的旋律才能。
在舒伯特的心目中，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和昆虫禽兽，都是他始终不渝的密友，睁开眼睛，人类社会道德堕落现象比比皆是，然而大自然则永远是纯洁无邪的，也只有在大自然中幕天席地，友月交风，舒伯特的精神才找到了真正的寄托。
二，舒伯特的爱情歌曲充满了青春的美丽，梦幻，对大自然的爱，对爱情的渴望，这两种最炽热的感情在舒伯特艺术歌曲中总是浑然一体，息息相通的，在这意义上舒伯特不愧是德国艺术歌曲的先锋。在爱情主题的描写中有热情奔放的《谁是西尔维亚》、《我爱你》、《迷娘之歌》，也有温婉含蓄、安静柔美的《他肖像》、《夜和梦》，表现失恋时忧伤、苦闷的《泪洪》、《疑问》、《邮件》等。
《迷娘之歌》用叙事曲的体裁形式来表现一对恋人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歌曲建立在音乐材料和力度不断变化上，时而狂热而神经质，时而沉思并富于幻想，时而又放纵的快乐，舒伯特在这里运用了各种不同的调式和声及节奏手法，全曲的调性及和声都不稳定，主和弦始终没有出现这些新颖而大胆的手法，创作了浪漫主义真实生动的音乐心理肖像画。
夜曲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一种独特体裁，这种体裁的特点是极富歌唱性，音乐中常表现出安谧恬静、冥思默想的气质，在舒伯特的这类作品中，旋律优美，感情丰富，虽有时过于多愁善感，但他勾画出的这一浪漫抒情小品的基本轮廓，为后人的创作，特别是肖邦夜曲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劳动人民主题。舒伯特艺术歌曲的人民性，表现在他对艺术题材的选择。他常把社会生活中的小人物及大自然中的普通事物作为表现对象，他所创作的劳动人民的歌曲有写流浪汉的《流浪者之歌》、《菩提树》、《摇八音琴的老乞丐》，有描绘青年工人生活的《工作余暇》、《磨工和小溪》、《路牌》，还有歌唱劳动女性的《渔家姑娘》、《纺车旁的玛格丽特》等。
在这些歌曲中，作者运用了德国民谣式的风格体裁，通过钢琴的伴奏体现出独创和鲜明的民族性，以极为丰富多彩的经过音群的形式出现，它们并不打断旋律，而与之融为一体，丰富、润饰旋律，使旋律愈加悦耳动听，在和声方面，舒伯特打破了纯属调性的和声，通过倚音经过音以及不协调和音的不断出现，创造出别具风味的和弦，同时在和弦织体上，突破了“分解和弦”以及古典乐派经常使用的那些较为单调的刻板音型，在节奏的运用上，舒伯特也突破了古典乐派的严格节奏模式，在鲜明有力的同时，又极其灵活自由。
《摇篮曲》作于1816年。在欧洲，摇篮曲近乎于一种特定的体裁，有许多作曲家做过这类歌曲，其中最有名的是舒伯特、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摇篮曲。这首《摇篮曲》的歌词是麦劳蒂乌斯所作，简短通俗，极富亲情。有趣的是，舒伯特创作此曲时，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根本没有这类情感的体验，然而这部作品的音乐却极其成功地描绘了圣洁慈祥的母爱。全曲虽然只有4个乐句，但却充满了温情，曲调细腻舒缓，甜蜜婉转。特别是旋律中形成的摇篮均匀轻摇的律动，更活化了现场感，把母亲的心态和摇篮时的动态，描绘得栩栩如生，亲切感人。
在舒伯特所作的各类体裁的声乐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突破了体裁原有的局限性，他写有很多民间舞曲式的歌曲，但都不是用来伴舞用的，而是诗意盎然的声乐小品，是沙龙里鲜艳色彩和娇姿媚态的表露，表现出意味深远的艺术境界，它们是名符其实的心灵歌曲。叙事曲是在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作为新型的体裁出现在音乐领域，舒伯特首先将这一体裁运用到声乐作品中，使它成为一种结构复杂，具有戏剧性的大型声乐作品，同时在作品的内容上，与奥地利民间传说直接联系起来，像是行吟乐人讲述的传奇，如著名的《魔王》，这首叙事歌曲有问有答，层次清楚，人物形象刻画深入，有血有肉，在戏剧性的展开中，神秘的烟雾笼罩着森林，父亲怀里濒死的孩子，充满忧愁的父亲，以及恶毒的魔王，都栩栩如生的展现出来。另外，舒伯特所创作的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和《冬之旅》这两部曲集在声乐体裁的历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是浪漫主义诗歌形式和原则引用到音乐领域来的典范，在舒伯特以后，成为浪漫派音乐家喜欢运用的一种声乐体裁。
舒伯特同奥地利人民深厚而且难解难分的关系非他人所能及。他有时称自己是“德国人”，但是这种说法在当时奥地利人的语言习惯中并不具有民族承认的意义。舒伯特在音乐中本为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愿意当奥地利人，而又习以为常地把自己当做是在（奥地利）帝国遭受压迫的“非德意志”民族。他是一个来自人民的人，他以最自然和最自觉的感情同来自其他各民族的人民联结在一起，并在自己的语言中把这种联结建成为一块丰碑。当然，占有压倒优势的是他的更为亲密的家乡音调——维也纳的音调和阿尔卑斯山区的音调。可能除了莫扎特或海顿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作曲家能像他那样，把奥地利人民创造的音乐语言以同样轻松自如和自然而然的方法化成为创作的因素。
四，舒伯特是一个虚诚的天主教徒，在他的许多歌曲里，都能找得到“圣礼”赞歌，和各种形象的复杂象征的表现，正象历史中常有的那样，形象的真实的深度和音乐的美远远超出了神学的标题范围，这就能够使人按照真正艺术的规律来评价它们。《圣母颂》的题材是许多作曲家都涉及过的。舒伯特运用经文歌这种特殊的体裁形式以民间基调为基础，谱写了这首富于优美旋律的宗教歌曲。
《圣母颂》顾名思义乃是天主教徒对圣母的颂歌，歌词一般都直接采用天主教会所通用的拉丁语祈祷文，16世纪时罗马教廷曾特地下令不得擅改词句，但文艺复兴以来的许多作曲家都不理睬这条禁令，自择歌词抒发个人的情感，舒伯特也不例外。古往今来，很多作曲家写过《圣母颂》，但以他和法国作曲家古诺所作最为有名。
从以上的分析和评价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些作品都具有舒伯特特有的风格特点和他们各自的独特个性。
本文为河北师范大学声乐精品课研究项目结题系列之二
歌颂教师的名言篇9
摘要：汉乐四品是东汉宫廷的四类音乐，大予乐包括郊庙乐、上陵乐、殿食举乐和少量先秦雅乐；雅颂乐则是先秦所遗周颂雅乐；黄门鼓吹包括帝后的朝会、宴饮、丧葬殡仪，属于雅乐性质；短箫铙歌则属于黄门鼓吹的组成部分。汉乐四品实则三品。
关键词：大予乐雅颂乐黄门鼓吹短箫铙歌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
汉乐四品是汉代（东汉）宫廷的四类不同性质的音乐，东汉明帝时，将乐定为“四品”。在《后汉书・明帝纪》、《东观汉记・孝明皇帝纪》、《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以及《通典・乐一》等文中均有记载。但是，从以上相关文献的记载来看，汉乐四品存在两种说法。这里姑且以两种说法中的代表《隋书・音乐志》和《后汉书・礼仪志》为切入点，探讨一下汉乐四品的问题。
《隋书・音乐志》认为，汉乐有四品：其一为《大予乐》，主要用于郊庙祭祀祖先的；其二为《雅颂乐》，主要在辟雍飨射时使用；其三为《黄门鼓吹乐》，天子用于大宴群臣。其四为《短箫铙歌》，作为军乐用于军中。而且《隋书》中也把其来龙作了说明，如“一曰《大予乐》……《易》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颂乐》……则《孝经》之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三曰《黄门鼓吹乐》……则《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箫铙歌乐》，黄帝时，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风敌励兵，则《周官》所谓‘王师大捷，责令凯歌’者也”。《隋书・乐志》所谓的汉乐四品，分别是“大予乐”、“周颂雅乐”、“黄门鼓吹”、“短箫铙歌”等四类音乐。
蔡邕《礼乐志》认为汉乐也有四品，主要是大予乐、周颂雅乐、黄门鼓吹。这与《隋书》所说前三类基本上一致。而且蔡邕对于汉乐四品的来龙解释除了与《隋书》重复的部分外，又加入了更为详尽的材料，如：“一曰大予乐……《周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食举乐，《王制》谓‘天子食举以乐’，《周官》‘王大食则令奏钟鼓’。二曰周颂雅乐……《礼记》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曰‘夫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谓也。三曰黄门鼓吹……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
分析蔡邕《礼乐志》与《隋书・音乐志》，不难发现其中的疑点，就是蔡邕所述的汉乐四品与《隋书・乐志》所述少了一品，《隋书・乐志》的四品《短箫铙歌》在蔡邕《礼乐志》中称为《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完整记载“汉乐四品”的除《隋书・乐志》外，还有《通典・乐一》、《通志・乐略》、《资治通鉴・汉明帝永平三年》胡三省注等，这些文献均认为汉乐四品，一为大予乐，二为雅颂乐，三为黄门鼓吹乐，四为短箫铙歌乐。
那么，关于汉乐四品中的短箫铙歌，哪一种记录更可信服呢？为了分清其中的原委，我们先将这四品逐一分析：
一《大予乐》
东汉的第一品乐为《大予乐》，其名字始于《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从文献记载来看，《大予乐》是新皇登基所使用的音乐，同时也是应图谶而由汉廷下诏改名而产生的。这些音乐皆为祭祀先祖的郊庙雅乐，文中将这些郊庙之乐改为大予乐，将乐官称为大予乐官。而《后汉书・曹褒传》则较为详尽，其认为三皇五帝的礼乐都不互相因袭，而是各自体现了自己的功德特征。作为再次一统华夏的大汉，理应和三皇五帝一样，重新制礼作乐，以体现大汉的威仪和皇家的功德，而不是再因袭使用前朝的礼乐，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百世的模范。文中还借用《河图括地象》及《尚书璇玑钤》等书典为其寻找依据。如：《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璇玑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大予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以上不难看出，《大予乐》就是东汉的郊庙之乐。
而郊庙之乐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蔡邕《礼乐志》认为，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西汉时期的郊庙祭祀之乐主要包括：高祖唐山夫人《房中乐十七章》，以及武帝时《郊庙十九章》，这些乐皆为西汉所创制的新乐，原属乐府职掌，哀帝罢乐府后改由太乐领属；还有一部分为西汉诸位皇帝郊庙祭祀所常奏之乐，如《文始》《四时》《五行舞》《盛德》等，这些郊庙之乐除了少量先秦雅乐外，大多为汉代所创制的新乐。这些雅乐在哀帝罢乐府归太乐领属，进而上升为汉代的雅乐，东汉时成为《大予乐》的一部分。
蔡邕《礼乐志》所述《大予乐》的另一组成部分为上陵、殿诸食举之乐。这又是什么乐呢？《后汉书・礼仪志上》云：“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乐阙，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
据史载，东汉明帝时对礼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每年元旦要求公卿百官、外国使者、各郡计吏及皇亲国戚等，皆到光武帝的原陵进行祭拜，要面对“神位”汇报粮价、民间疾苦、风俗动向等；八月，各贵族还要把最好的酒（酎）奉贡给宗庙，其礼与上陵之礼类同。此种仪式由过去的殿堂改为先帝的陵寝举行，由此看出，东汉对郊庙祭祀的重视程度。
而“殿食举之乐”，则承袭于周。《周礼・大司乐》云：“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礼记・王制》云：“天子食，举以乐。”可知，天子食，需奏乐。
而以上这些仪式活动所用之乐是什么呢？古人认为，天子饮食起居必须顺于四时五味，而且需奏乐，这些音乐就是食举乐。食举乐的作用就是顺应天地，祈求神明，赐福人间。但是从文献来看，汉代的食举乐并非古雅乐，而是汉廷新创作的音乐。如《隋书・音乐志下》引马防奏言“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
因此，这些食举之乐是“太簇之律，雅颂之音”，而非“今请官雅乐黄钟”，说明其并非当时的“宫中雅乐”，而是以新创为主的新乐。
二《雅颂乐》
汉乐四品的第二品是《雅颂乐》。《隋书・音乐志》认为，《雅颂乐》为辟雍飨射之时所使用的，因为《孝经》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是最好的教化工具。而蔡邕《礼乐志》则认为：周颂雅乐，是辟雍、飨射、六宗、社稷的大典之乐，也引用《孝经》“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字句，而且又索引《礼记》为其找依据，如“夫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二者的不同是《隋书・音乐志》所涉及的名称缺少“周”字，而蔡邕《礼乐志》则有之，且后续文字加入了“六宗、社稷”的名称。
“辟雍”是讲习、教化之场所，“飨射”是春秋两祭之典，“六宗”是上下东南西北之神，“社稷”是方社和五谷之神。古人将雅乐用于人，颂乐用于神。“辟雍”和“飨射”是用雅乐而不用颂乐的，由此可知，《隋书・音乐志》所云二品《雅颂乐》就是蔡邕《礼乐志》所说的《周颂雅乐》。
而两汉的《周颂雅乐》主要是武帝时好古的河间王刘德所献的雅乐。这些先秦古乐当时武帝将其“立之太乐”，但“并不常御”，只在春秋飨射之时“作于学官”。在两汉这些都属于先秦雅乐，其包含的内容今已无从考证。
三《黄门鼓吹乐》
东汉汉乐四品的第三品是《黄门鼓吹乐》。所谓的“黄门”就是天子的“禁门”。东汉之时，“黄门”隶属于“少府”，是侍奉帝后的官署之所。
蔡邕《礼乐志》云：“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文中将《诗经・小雅・伐木》（雅乐）的“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又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由此推知《黄门鼓吹》是雅乐，其对象是“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用的。如司马彪《礼仪志》刘昭注引蔡质所记“立宋皇后仪”中便有“黄门鼓吹三通”方面的记载：皇后在殿中即位，太尉手持玉玺和绶带，天子要临轩在旁，朝中百官也要陪侍在侧，然后由主持仪式的宗正念读册封皇后的策文。皇后行拜礼称臣妾后即可坐到所要加封皇后的座位上，此时太尉将玉玺和绶带授予皇后。然后，需要黄门鼓吹三遍，鸣钟鼓。皇后即位仪式方结束，便可大赦天下。
此外，皇帝作朝会时，也用“黄门鼓吹”行仪：“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悉坐就赐。作九宾散乐……钟磬并作，倡乐毕，作鱼龙曼延。小黄门吹三通，谒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微行出，罢。”
“黄门鼓吹”还可用于殡葬丧仪。《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丁孚《汉仪》记载：永平七年，光武阴太后驾崩，当时宫中下诏要求灵柩先置于殿中，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宫中男女侍官三百人皆身穿白衣，引棺挽歌，下殿就车，在黄门宦者带领下走出宫门。同时，“黄门鼓吹”还用于宫廷“大傩”之仪等。
从以上材料可看出，“黄门鼓吹”主要用于宴乐和礼仪两个方法面，具有雅乐的性质。
四《短箫铙歌》
汉乐四品的最后一品是《短箫铙歌》。《隋书・音乐志》认为《短箫铙歌》是军中所使用的音乐。《隋书・音乐志》与《宋书・乐志》的记载完全相同，但二者的记载则与蔡邕《礼乐志》的记载完全不同。蔡邕《礼乐志》则认为，第三类的黄门鼓吹，是天子宴乐群臣所使用的音乐，且引用《诗经》中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的字句为其找依据，并进一步认为短箫铙歌是军中之乐，并索引《传》为其找依据，如“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
蔡邕在《礼乐志》中所述的《短箫铙歌》，只是《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另立的一类。《后汉书・祭遵传》也有类似记载：“建武八年，帝东归过，幸遵营，劳飨士卒，作黄门武乐，良夜乃罢。”李贤注云：“黄门，署名……武乐，执干戚以舞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也说，“黄门即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武乐，即短箫铙歌也”。
《后汉书・祭遵传》中所记载的是光武帝犒赏、宴请士卒之时，用的是“黄门武乐”，也就是沈钦韩所说的《短箫铙歌》。那么天子宴请群臣诸将应该是《黄门鼓吹》，现在刘秀所用是“黄门武乐”的“短箫铙歌”，因此可以证实“短箫铙歌”就是第三品《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说来，《隋书・音乐志》、《宋书・乐志》所述的汉乐四品的第四品为《短箫铙歌》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短箫铙歌》只是《黄门鼓吹》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黄门鼓吹》中的武乐，它的功用主要是用于“王师大捷、军大捷”，是一种“凯乐”和“凯歌”。
综上所述，汉乐四品实际上只有三品。蔡邕《礼乐志》和《隋书・音乐志》在前三部分几乎都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蔡邕的解释更为全面些。而所谓第四品《短箫铙歌》在《隋书》中另分为第四品，而蔡邕《礼乐志》中可能是《短箫铙歌》和《黄门鼓吹》皆有军乐属性的原因，将其归类于《黄门鼓吹》中，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但从二者所处的时间来看，蔡邕之说最为接近汉代音乐的真实，因此蔡说应当较隋说更具有权威性，所以汉乐四品其实应当为汉乐三品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
[2]刘珍：《东观汉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4]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5]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
[6]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7年版。
歌颂教师的名言篇10
关键词：元代汉人散曲歌功颂德动机
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结束了中国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帝国。从战乱中解脱出来的文人墨客怀揣着各自的心愿和梦想，为新朝写下一首又一首热情洋溢的赞歌。他们或对太平时世的景象进行细致的描绘，间接反映对元朝统治的颂扬；或对统治者本身加以歌颂和祝福，字里行间透出对朝廷的忠心耿耿。今天我们看到的颂德类散曲，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元代文人的内心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散曲的作者中，汉族文人占了绝大多数，且其中不乏名家。在隋树森编写的《全元散曲》中，先后有27位文人创作了颂德类散曲，超过了收录作家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汉族作家24位，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名家皆有多首颂德散曲流传。以往的研究并未对这一现象给予足够的关注，尚未有相关专著论及这一问题。在民族歧视政策大行其道的元代，汉族文人能够如此热忱地表达对当朝的赞美，确是有些令人惊异的。因而其背后的动机也就值得我们深思。究竟是怎样的创作动机，促使汉族文人放下民族矛盾，投入到对元朝歌功颂德的队伍里，时隔数百年后我们已无法从创作者那里得知他们的真实想法，只能从现有资料中由浅入深逐步探索问题的答案。
一、太平时世的欢歌
自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之后，五代十国的混乱、辽宋夏金的对峙，导致中国近四百年的分裂，元朝的统一终于使战火纷飞的时代宣告结束，忽必烈重视经济、奖赏功臣、赈济灾民、推行汉法等一系列政策促成了元初繁荣局面的到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他当时游历中国的所见所闻，从中不难看出元初城市经济的繁荣景象："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1]不仅像大都这样的大城贸易往来频繁，其他小城亦是衣食无忧。
身处太平时世的喜悦冲淡了人们对异族政权的不满，许多文人开始创作散曲来表达内心的愉悦。著名戏曲家关汉卿曾作[南吕・一枝花]《杭州景》赞叹杭州的物阜民丰："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2]身处在元朝开国之初，面对着天下闻名的锦绣之乡，饱览了秀水奇山，关汉卿不禁感叹杭州"堪游戏"、"忒富贵"，为当时安定、富足的景象所陶醉。张可久的[双调・折桂令]《钱塘即事》同样对江南的富庶繁华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描绘："倚苍云拱北城高，地胜东吴，树老南朝。翠袖联歌，金鞭争道，画舫平桥。楼上楼直浸九霄，人拥人长似元宵。灯火笙箫，春月游湖，秋日观潮。"[2]作者从观赏者的角度，描绘出一幅灯火辉煌、歌舞翩跹的江南盛景图。
不只是杭州这样的大城令人感慨万千，连普通的乡野景色也引发了散曲家们的创作热情。张养浩在[中吕・十二月兼尧民歌]《寒食道中》写道："人家浑似武陵源，烟霭蒙蒙淡春天。游人马上袅金鞭，野老田间话丰年。"[2]野外不再是尸骨遍野的荒凉之地，而是"四围锦绣"、"车马喧天"的热闹场所，游人从容玩赏，野老闲话丰年。这些散曲无不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内心的满足和畅快，在新朝的统治下一切都呈现出全新的气象，万物生机勃勃，人们的心态轻松闲适，似乎再也不必为生活而发愁。
从都市到乡野，从富人到农民，都在为新朝的统治感到欢欣鼓舞。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巩固，采取多方面措施拉拢人心，为百姓营造了一个相对太平的生存环境，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颂德类散曲的轻松愉快。尽管民族歧视政策与科举制度的取消将汉族文人打入了社会最底层，却并不能抹杀太平时世为他们带来的满足感。国家从分裂到统一，从战乱到繁荣，面对百姓的安居乐业，作者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用作品抒发内心的感叹。他们对元朝统治抱有美好的憧憬，满心期待着太平盛世的到来，甚至相信自己已身在盛世，也就自然对当朝统治赞不绝口。
二、博取功名的礼赞
文人创作优秀的作品以引起统治者关注的传统古已有之，从汉代司马相如作《子虚赋》被武帝赏识，到唐代诗人向权贵献诗和小说博取功名，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被元代文人加以发挥，创作出带有明显歌功颂德倾向的散曲。元初对科举制度的取消，使汉族文人入朝为官的道路被阻断，他们不得不创作更多的作品，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以博取统治者的青睐。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当数马致远，他在[中吕・粉蝶儿]中唱道：
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应乾元九五龙飞。万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辉。喜氤氲一团和气。
[醉春风]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贤贤文武宰尧天，喜，喜！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四方宁治。
[啄木儿煞]善教他，归厚德，太平时龙虎风云会。圣明皇帝，大元洪福与天齐！[2]
通篇吉祥赞颂的词语，将元初描绘成一团和气的太平盛世。作者赞颂统治者平定天下的功绩，祝祷元朝洪福齐天。笃信儒家教导的马致远，像传统的文人一样渴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自认有"佐国心，拿云手"（《四块玉・叹世》），面对科举制度被废的现实，创作散曲博取统治者赏识成了他求取功名的最后一线希望，"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黄钟女冠子・黄钟尾》）。"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埋在作家的内心深处，唯有歌颂君王获得关注与认可，才能施展才华实现远大抱负。
同样歌颂帝王文治武功的还有吴弘道，他的赞颂更加直白，热情洋溢地表达自己对新王朝的一片忠心：
[紫花儿序]托赖着一人有庆，五谷丰登，四海无敌。寒来暑往，兔走乌飞。节令相催，答贺新正圣节日。愿我皇又添一岁，丰稔年华，太平时世。
[小桃红]官清法正古今稀，百姓安无差役。户口增添盗贼息，路不拾遗，托赖着万万岁当今帝。狼烟不起，干戈永退，齐贺凯歌回。
[庆元贞]先收了大理，后取了高丽。都收了偏邦小国，一统了江山社稷。
…………
[尾]愿吾皇永坐在皇宫内，愿吾皇永掌着江山社稷。愿吾皇永穿着飞凤赭黄袍，愿吾皇永坐着万万载盘龙亢金椅。[2]
吴弘道将国富民强的功绩全部归于元朝皇帝一人，赞扬他能征善战、一统江山，在结尾处向皇帝献上忠诚的祝愿，表达了自己对明君的顶礼膜拜。作者渴望通过"事君以忠"的态度换取帝王的"使臣以礼"，所使用的词句充满了恭维色彩，字字句句皆是围绕当今皇帝。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凭借才华求取仕途通畅几乎是所有文人的共同追求。他们对君主的赞颂是否出自真心，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入仕的追求却是他们摆脱不了的执念。
儒家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于后世文人的影响并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失，反而在一代又一代的承传中得到巩固和加深。事实上，"它已化入为汉民族某种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千百年来对广大知识分子并由之而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一直起着规范作用；并由意识而进入无意识，成为某种思想定式和情感取向"[3]。对于这些散曲家而言，深层的文化心理驱使他们向君王表示服从和忠诚，同时希望以此来获取"兼济天下"的机会，在新的环境下大展宏图，实现他们"学而优则仕"的远大抱负。他们的创作行为既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又包含了对儒家理念无意识的践行。
三、顺应潮流的选择
从更深层面上看，散曲作为俗文学的一种，介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元代文人选择创作散曲而非诗词古文，可以说是一种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的妥协。文人们开始放弃以诗言志的传统，不再大量创作已经略显"过时"的诗词文章，转而对时下流行的文体--散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崇尚游牧文化的蒙古部族入主中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崇尚雅正的传统精英文化受到冲击，促进精英文化发展的科举制度一度遭到废除，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适应新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文人们不得不向受众更广、需求更大的通俗文化妥协。散曲既向上吸取了精英文化的理念，又向下迎合了通俗文化的需要，将二者进行了有效的融合与沟通，使它在元代的兴盛成为一种必然。
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中原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中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部落文化相互融合，促使词向北曲演变。正如赵义山在《元散曲通论》中总结的那样，"北曲是词的变体，其变化的主因是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日渐风靡，其变化的背景是词的脱离音乐与其体式的单调"[4]。促使更为通俗易懂的戏曲一举取代了相对文雅的诗词。对于汉化水平相对较低的蒙古族而言，满篇"之乎者也"的诗词文章已无法适应他们的审美需求；对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人口数量却不断增长的下层民众而言，语言过于书面化的文体令人难以领会接受。散曲之所以成为文人的新宠，与它自身的文体特征是分不开的。王国维曾在《宋元戏曲史》中这样评价元曲：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摩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5]
在多民族融合的元代，无论是性情豪放的蒙古贵族，还是热爱通俗的普通民众，面对雅俗共赏的散曲和曲高和寡的诗词，无疑会偏爱前者。散曲在选材上不避俗题，在语言上不避俗语，这使它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受众群体，获得上层统治者与下层民众的喜爱。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下，汉族文人选择散曲而非诗词，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媚俗，这种文体上可以取悦达官贵人，下可以迎合平民百姓，无论是想要加官进爵，还是需要养家糊口，都是最佳选择。他们唯有顺应世俗的审美品味，按照"衣食父母"的喜好进行创作，才能获得贵族与民众的喜爱，从而改善自己的生存境况。
元代汉族文人创作颂德类散曲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人身份、志趣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动机上的细微差别，使得他们的作品关注点有所不同，或指向朝廷，或指向民间。然而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促成了散曲的大行其道，文人们开始顺应时代潮流而动，一致选择散曲作为歌功颂德的理想文体。总体来看，元初赞颂型散曲的大量出现，是时代变化与文化交融的共同产物。
参考文献：
[1]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4：379.
[2]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4：171，938，331，419，273和736.
[3]李泽厚.说文化心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74.
[4]赵义山.元散曲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