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经典语录篇1
1、问：你喜欢我哪一点？答：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2、干掉熊猫，我就是国宝！
3、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
4、跌倒了，爬起来再哭。
5、我这人从不记仇，一般有仇当场我就报了。
6、初中的体育老师说：谁敢再穿裙子上我的课，就罚她倒立。
7、老子不但有车，还是自行的……
8、如果你看到面前的阴影，别怕，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
9、执子之手，方知子丑，泪流满面，子不走我走。
10、真不好意思，让您贱笑了。
11、今天心情不好，我只有四句话想说，包括这句和前面的两句，我的话说完了！
12、铁饭碗的真实含义不是在一个地方吃一辈子饭，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有饭吃。
13、珍惜生活——上帝还让你活着，就肯定有他的安排。
14、爱，就大声说出来，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15、再牛b的肖邦，也弹不出老子的悲伤！
16、男人的话就像老太太的牙齿，有多少是真的？！
17、再过几十年，我们来相会，送到火葬场，全部烧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也不认识谁，全部送到农村做化肥。
18、我爸说过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孩子，好好学习吧，爸以前玩麻将都玩儿10块的，现在为了供你念书，改玩儿1块的了。"
19、“恋"是个很强悍的字。它的上半部取自“变态"的“变"，下半部取自“变态"的“态"。
20、人永远不知道谁哪次不经意的跟你说了再见之后就真的再也不见了。
21、师太，你是我心中的魔，贫僧离你越近，就离佛越远……
22、雷锋做了好事不留名，但是每一件事情都记到日记里面。
23、别和我谈理想，戒了！
24、不是你不笑，一笑粉就掉！
25、你永远看不到我最寂寞的时候，因为在看不到你的时候就是我最寂寞的时候！
26、就算是一坨屎，也有遇见屎壳郎的那天。所以你大可不必为今天的自己有太多担忧。
27、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绝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里走来走去。
28、就算是believe中间也藏了一个lie！
29、听说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回想起来，我竟然七手八脚地裸奔了二十多年！
30、等余震的心情，就像初恋的少女等情人，既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
31、同志们：别炒股，风险太大了，还是做豆腐最安全！做硬了是豆腐干，做稀了是豆腐脑，做薄了是豆腐皮，做没了是豆浆，放臭了是臭豆腐！稳赚不亏呀！
32、人又不聪明，还学别人秃顶。
33、自己选择45°仰视别人，就休怪他人135°俯视着看你。
34、石头记告诉我们：凡是真心爱的最后都散了，凡是混搭的最后都团圆了。
35、2008太不正常了，一切都不正常！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男足挺身而出，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男足还是正常的！
36、没什么事不要找我，有事更不用找我！
37、我那么喜欢你，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啊？
38、低调！才是最牛B的炫耀！！
39、你看得见我打在屏幕上的字，却看不到我掉在键盘上的泪！
40、我又不是人民币，怎么能让人人都喜欢我？
41、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英文了，oK？
42、点的是烟、抽的却是寂寞……
43、一分钟有多长？这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面，还是等在厕所外面……
44、绑不住我的心就不要说我花心！
45、诸葛亮出山前，也没带过兵！凭啥我就要工作经验？
46、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可能是唐僧；带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有时候是鸟人。
47、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
赵本山经典语录篇2
关键词：寒山生卒年唐代官制安史之乱
寒山，又称寒山子，是中国唐代著名隐逸诗人，留世三百余首诗歌，皆谛实至理、凡人莫测，既创造性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丰富内容，又大胆地使用了为数不少的方言俗语，且部分禅诗意境高远，深得时人推崇。关于寒山的传说也是历来层出不穷，身份特殊、神秘莫测正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民间流传最广的传说中寒山被通称为“文殊化身”或“寒山老佛”，取的即是他精通佛理、举止风狂、出没无常的特性。本文将根据《寒山子诗序》、寒山事略、寒山诗歌以及同时代文人的作品来共同考证诗人寒山的生活时代与生卒年份。
一、寒山诗序考
现存有关寒山的最早资料是唐贞观年间台州刺史闾丘胤所作的《寒山子诗集序》与晚唐天台山道士徐灵府所作的《寒山子诗序》，这是考证寒山生活年代的直接资料，故而明确其真伪成为首要任务。
经本文考证，闾丘胤的这篇《寒山子诗集序》必为伪序，线索有五。
其一，闾丘胤并非台州刺史。《四库提要辩证》中，余嘉锡根据《嘉定赤城志》的秩官表认定闾丘胤为贞观十六年（642）台州刺史，该方志主要依据北宋《曾守会剏壁记》，相关部分曾被《赤城集》引用，然其中并未明确指出闾丘胤为台州刺史。故而，此方志的记载是否属实有待考证。据《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九所载，唐玄宗时，宇文融事有失职，但“帝犹思其旧功，赠台州刺史。”[1]但陈耆卿所编《嘉定赤城志》并未将宇文融收录其中，且自言“博采传记补其逸者”，如郭英翰、独孤汜等，因而此处“闾丘胤”的记载也极有可能是陈耆卿根据《寒山子诗集序》的内容编纂而成，并非史实。此外，据初唐释道宣的《续高僧传》记载：“昔同军戎有睦州刺史严撰、衢州刺史张绰、丽州刺史闾丘胤、威州刺史李询，闻岩出家在山修道，乃寻之。”此书完成于贞观十九年（645），与贞观十六年（642）相距不远，较为可靠。全书仅此一条记载到“闾丘胤”，明确其为丽州刺史，而迄今为止有关闾丘胤为台州刺史的记载皆出于宋以后，且多出自该诗序，不足为信。故而，闾丘胤并非贞观年间的台州刺史，后人考证此条时，多依附余嘉锡的观点，恐为不妥。
其二，寺僧道翘非闾丘胤同时代人。据丁天魁所编的《国清寺志》记载：“武后仪凤二年（六七七年），道翘。”[2]唐人李邕所撰《国清寺碑（并序）》中亦载：“邑宰李公名安之，不忮不求，有为有守，惠爱恤下，贞固干时；大德行续、上座神轨、寺主道翘……”[3]李邕，生于初唐，卒于盛唐，官至北海太守，善书碑志，被称为“书中仙手”，此碑序中引用了唐高宗仪凤二年（677）的诏令，“仪凤二年三月十日制曰：‘台州国清寺，迥超尘俗，年代或异，妙相真容……’”唐人叙唐事，且年代相近，较为可信。因此，道翘确为唐高宗仪凤年间的国清寺寺主，余嘉锡所谓“僧道翘者，子虚乌有之人也”有待商榷。不过，道翘与武德年间的丽州刺史闾丘胤所生活的年代相去甚远，故而序中所言为杜撰。
其三，所集诗歌数目存疑。闾丘胤序言：“乃令僧道翘寻其往日行状，唯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墅人家厅壁上所书文句三百余首。”[4]诗序中，闾丘胤、道翘与寒山是同时代的人，有过直接交往，那么他们所收集的寒山诗应该与诗歌总量相当接近，但是寒山自述：“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来六百首。”[5]虽然寒山平日是将诗题写于岩石之上的，但从诗中的数字来看，他曾对自己的诗歌有过明确的分类与统计。再看拾得的一首诗：“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这里已将寒山诗称为“书”了，说明寒山诗早已有过结集，但闾丘胤序中却只道收集了三百余首，于理不合，再次证明了闾丘胤序系伪序。
其四，“使持节”与“绯鱼袋”有误。此诗序落款为“朝议大夫使持节台州诸军事守刺史上柱国赐绯鱼袋闾丘胤撰”。据《通典》卷三十三记载：“大唐武德元年，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加号持节。总督则加使持节……显庆元年，都督府及上州各置执刀十五人，中州下州各置十人。后加号为使持节诸军事，而实无节，但颁铜鱼符而已。”[6]可见，显庆元年（656）以前，只有总督加号使持节，按序中所言闾丘胤为贞观间刺史，必不能加号使持节，此为一误。另据《通典》卷四十记载：“三品以上紫衣，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衣，银鱼袋，皆执象笏。七品以上绿衣，九品以上青衣，皆木笏。”[7]序中闾丘胤为朝议大夫，朝议大夫为唐文散官，位正五品以下，文官第十一阶，没有可能被赐予绯鱼袋。又据《通典》卷六十三记载：“垂拱二年正月赦文，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袋。”[8]闾丘胤虽为刺史，但是贞观年间，没有可能佩戴鱼袋。故而，此又一误。
其五，唐兴县县名有误。此条余嘉锡已作考证。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三国时，吴分章安置南始平县。晋武帝以雍州有始平，改为始丰。肃宗上元二年，改为唐兴。”[9]因此，贞观时的闾丘胤不可能称“始丰县”为“唐兴县”。凡此五条，有力地证明了《寒山子诗集序》为后人托伪。从序中鲜明的佛教色彩来看，此序的真正作者极有可能为结集寒山诗的晚唐僧人曹山本寂，为了使此篇序言显得真实可信，他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收录其中，但也因不熟悉史实造成了种种漏洞。序中内容不可尽信，亦不能作为寒山为贞观时人的证据。
唐天台道士徐灵府的《寒山子诗序》被宋人李昉的《太平广记》所收，序中称徐灵府为“桐柏征君”，即不接受朝廷征聘的隐士。据徐灵府所撰的《天台山记》记载：“灵府以元和十年，自衡岳移居台岭，定室方瀛。”[10]可见，徐灵府是元和十年（815）隐居于天台山的，天台山也被称为桐柏山，徐灵府隐居后便修道自娱，对于朝廷的征召力辞不就，“武宗诏徵之，力辞免。”因此这里称其为“桐柏征君”是合理的。对于寒山诗的结集过程，徐灵府曰：“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11]，寒山诗的录诗过程应该是比较驳杂的，不知道具体的录诗者也情有可原，以“好事者”称之反映了其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整篇序的内容并无神异色彩，总体上还是比较可信的。不过，由于徐灵府入天台的年代已是中唐后期，且与寒山子并无直接交往，因此他所记载的“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十余年忽不复见”应是据当地人口述而来，有一定的可信性，但具体年份应有所出入。
总之，本文通过对两篇诗序的分析考证，已知寒山大约是在大历年间生活于天台寒山地区，接下来本文将对寒山的生活年代与生卒年份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寒山事略考
据释氏文献、寒山诗等记载，诗人所交游的人物主要有沩山灵祐、赵州从谂、丰干、拾得等人，下面将分别考证这些人的生平经历来明确寒山子的生活年代。
沩山灵祐禅师，沩仰宗初祖，福州长溪人，俗姓赵。据《宋高僧传》记载：“冠年剃发，三年具戒……及入天台遇寒山子于途中，乃谓祐曰：‘千山万水，遇潭即止。获无价宝，赈恤诸子。’……旋造国清寺，遇异人拾得申系前意，信若合符。”[12]古代男子二十岁谓之“冠年”，受三年具足戒，那么沩山灵祐入天台时应为二十三岁，正是此年，他遇到了寒山、拾得并受其开示。同年，灵祐“二十三游江西，参百丈，丈一见，许之入室，遂居参学之首。”沩山灵祐卒于大中七年（853），享年八十三，那么其生年应为大历六年（771），遇到寒山、拾得是贞元九年（793），此时的寒山自称“老而益光”，可见他已值晚年。
赵州从谂禅师，曹州郝乡人（一说青州临淄人），幼年于曹州扈通院（一说青州龙兴院）剃度，拜南泉普愿为师。据宋代释普济的《五灯会元》记载，赵州禅师曾游天台路逢寒山，寒山以牛示赵州曰：“上座还识牛么？”赵州答不识。寒山告诉他这是五百罗汉在游山，赵州不解，“山曰：‘苍天，苍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么？’州曰：‘苍天，苍天！’山曰：‘这厮儿宛有大人之作。’”[13]《古尊宿语录》中亦有相似记载。赵州见寒山的时间应是其受具足戒期间，理由如下。据《五灯会元》记载：“（赵州）乃往嵩岳琉璃坛纳戒，仍返南泉。一日问泉曰：‘知有底人向甚么处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师曰：‘谢师指示。’”这里赵州显然已经领悟到了“水牯牛”的真正含义，但是他在遇到寒山时还一无所知，可见赵州遇到寒山当是在前往嵩岳琉璃坛受戒期间。此外，寒山子称呼赵州为“这厮儿”也可看出赵州禅师此时尚且年幼。赵州禅师卒于唐乾宁四年（897），享年一百二十，可知其生年当为大历十三年（778），十余岁受戒，则寒山贞元年间（785—805）尚在世，这与他贞元九年（793）开示沩山灵祐的年代是相符的。
丰干禅师，与寒山、拾得被并称为“天台三隐”，本于国清寺舂米供僧，“剪发齐眉，布裘拥质，身量可七尺余。人或借问，止对曰‘随时’二字而已，更无他语。”[14]生卒年不详，但《宋高僧传》中有一条值得注意：“及终后于先天年中在京兆行化……以其蹑万回师之后，微亦相类，风狂之相过之，言则多中……时闾丘胤出牧丹丘，将议巾车，苦头疼羌甚，医工寡效，邂逅干造。”[15]丰干禅师先天年间（712—713）为了追随万回遗迹、仰慕万回宗风，在京兆行化，遇到了将要出牧丹丘的闾丘胤，为之医治头疾。经考证，释万回俗姓张，虢州阌乡人，“生于贞观六年（632）五月五日”，景云二年（711）圆寂，享年八十，被追赠为“国徒虢国公”。先天年间，万回已经圆寂，丰干此时在京兆追随万回遗迹，时间上是吻合的。至于刺史闾丘胤的记载，释赞宁曾提到：“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闾丘也。”即闾丘胤有两位，拜访寒山的闾丘胤并非刺史闾丘胤，后人记载时弄混了而已，这个观点是值得考虑的。此外，由于《宋高僧传》中众多高僧皆有预言能力，且丰干禅师的确年长于寒山、拾得，故而此处并不能确定寒山先天年间已经隐于天台山，但与大历年间寒山隐于天台的记载是不冲突的。
由此可见，如果寒山是贞观中人，那么除非他活了将近二百岁，否则绝无可能遇到沩山灵祐与赵州从谂。换言之，徐灵府诗序中的“大历说”是成立的。
三、寒山诗考论
通过上文考证，寒山应当主要活动于中唐时期，不过其具体生卒年份还需要借助其自述诗来进行考论，这里本文将结合唐史来对其做进一步的探讨。
寒山诗第一百二十首曰：“个是何措大，时来省南院。年可三十余，曾经四五选。囊里无青蚗，箧中有黄卷。行到食店前，不敢暂回面。”这首诗可以说是寒山自身的写照。寒山在隐居之前曾是一个书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屡试不中，“东守文不赏，西征武不勋”，最终放弃念想进而隐居。诗中的“南院”即礼部南院，是唐代科举考试的放榜之处，据《唐国史补》卷下记载：“自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吏部置南院，始悬长名，以定留放。”[16]唐朝选官三年一选，而寒山子“曾经四五选”，假设南院直到他第一次参选才设立，那么他参加完四五选之后应是天宝五年（746年）或天宝八年（749年），这个时候寒山已经“年可三十余”，也就是年龄在三十至三十九岁之间，这样推测他应该是在景龙元年（707年）以后出生的。
而寒山诗中还有一首诗也很值得注意，“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17]从这首诗来看，寒山隐居于天台山似乎还有别的苦衷，这个苦衷直接导致了他隐居后十年都没有办法回去看望亲人。而按理说，寒山一介书生，并未获取功名，与黑暗官场自是毫无瓜葛，也不可能做违法乱纪的勾当，没有理由无法归乡探亲。那么，这个苦衷既与诗人本人无关，那就只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了。纵观历史，能引起人民迁徙他方、无法归乡的原因往往只有战乱，而能引起寒山隐居深山、有家难归的战乱就只能是唐朝著名的安史之乱了。据《新唐书》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反，陷河北诸郡。范阳将何千年杀河东节度使杨光翙。”[18]自此，使大唐从盛世走向衰落的安史之乱正式拉开帷幕。这场战乱长达九年，直至宝应二年（763年）春天史朝义自缢方才结束。据《旧唐书》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19]，可见，这场战乱使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惨遭浩劫，千万人民流离失所、四处漂泊。于是，躲进深山幽谷便成了逃难的绝佳选择。寒山诗中的“寒山可长保”、“十年归不得”即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写照。据此推断，寒山应该是在安史之乱爆发（755年）前后隐居寒山的。
此外，根据寒山归隐天台山的年龄“出生三十年，长游千万里……今日归寒山，枕流兼洗耳”[20]来推算，寒山最早应出生于开元三年（715年）左右，这与上文推出的出生上限也是相符的。而寒山在隐居天台后，自述“昔日经行处，今复七十年”、“老病残年百有余，面黄头白好山居”，由于寒山诗中的年数基本都是约数，所以他应该活了一百一十年左右，这又可推断出寒山的卒年大约在宝历元年（825年）。
那么，根据前文寒山与同时代人交游情况的相关分析来看，寒山在天台山遇到赵州禅师与沩山禅师时已经七八十岁，正值晚年，称呼赵州为“这厮儿”、自称“老而益光”也是合情合理的。同时，本文推论出的生卒年份也符合徐灵府“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的序言，并从时间上很好地诠释了寒山诗及《寒山子诗集序》中为何会出现初唐僧人释万回、盛唐画家吴道子、国清寺僧道翘以及唐兴县县名的原因。因此，本文推断寒山的生卒年份约为开元三年（715年）至宝历元年（825年），享年约一百一十，主要活动时期为中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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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经典语录篇3
[关键词]明代苏州府藏书风气刻书影响
[中图分类号]G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2014）06-0098-04
ontheGeneralmoodofBooksCollectionandtheprevailingCustomofengraverofBooksofmingDynastyBibliophilesinSuzhou
wangGuiping
（Libraryof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97）
[abstract]itisveryprosperousonthegeneralmoodofcollectionofbooksinSuzhouinmingDynasty，andmostofthebibliophilesarethepublishers.thearticleresumedtheexceptionallygrandoccasionincollectionofbooksandengraverofbooksofSuzhou，andthroughthewaysoffamilytraditions，teachersandstudentsofinheritance，friendsoftheinfection，theinfluenceofrelativebymarriage，etc.，discussedtheprevailingcustomofengraverofbooksofthebibliophiles.
[Keywords]mingDynastySuzhouGeneralmoodofbookscolleetionprevailingcustomoftheengraverofbooks
苏州府藏书事业自古就有悠久的历史，许多文人学士都有藏书的习惯，很多人爱书成癖，视书如命，不求仕进，却把藏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如宋、齐之间，兰陵（今常州）人丘巨源嗜爱藏书，遇雨屋漏时唯恐淋潮了图书，急以布被覆盖；吴郡吴县（今苏州）人陆澄行坐皆手不释卷，家富藏书，多达万余卷；宋哲宗时，吴县人朱长文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后回乡在乐圃坊，藏书达二万卷，远近闻名；南宋吴县人叶梦得在石林谷建楼藏书，自号石林居士，收聚图书达三万多卷；元吴兴人周密在宋亡后隐居并山，所著的《齐东野语》曾追述了本乡自叶梦得以来各家藏书的盛况。吴县人俞琰在宋亡后隐居南园，有老屋数间储存古书金石，日以图书自娱，刻过自撰《周易集说》四十卷、《周易参同契发挥》三卷和《释疑》一卷。他的后世也藏书校读，人称南园俞氏。松江人庄肃在宋亡后弃官隐居青龙镇，性嗜书，手抄各类图书，藏书多达八万卷，成为元代南方最大的藏书家。
1明代苏州府藏书家藏书风气非常兴盛
明代苏州府人文蔚起，藏书家灿若星斗。他们博采秘籍，广搜善本，建崇楼，筑别馆，百宋千元，缥缃插架，参稽互证，搜亡接隐，藏书风气很浓。
昆山人叶盛以抄书、藏书著称于世，他任官数十年，喜爱校理图书，又竭力访征图籍，曾亲去虞堪的后人家中，求得遗书加以刊印。叶盛收藏的图书共约二万三千卷，并编辑了《竹堂书目》。吴县吴宽喜亲手抄录图书，笔法秀美，以印有红格的纸传写秘籍，盖有印记，他的藏书处取名“丛书堂”，编集了藏书目录。吴县杜琼家居东原，人称东原先生，购置了宋代藏书家朱长文的乐圃，隐居不仕，聚集了众多的典籍。吴县王鏊曾任高官，也富有藏书，并把图书分散储存数处，以防止散失与水火之灾。吴县邢量以医卜自给，室中卧床之外左右皆是图书，藏书都亲手校勘，订正原有的讹误，吴宽曾至他家访书。当时显宦吴宽、王鏊相与领袖群伦，奖掖后进，出现了一大批追随的藏书家，以至于一些书画名家和学派人物也都热衷藏书。
沈周擅长绘画，为“明四家”之首，又广积图书，以致“无屋不藏书”。他的儿子沈云鸿也喜爱收藏古书并勤于校勘。另一“明四家”的唐寅在桃花坞建有梦墨亭藏书，每夜校读一卷，朱黄批点，读毕则描小图或题诗文。文徵明也是“明四家”之―，富藏书，尤爱抄书，盖以“玉兰堂”“辛夷馆”等多种印章，他的子孙数代也连续藏书。明代重要的文学流派前后七子中，王世贞、徐祯卿亦是苏州藏书家。
此外，吴县杨循吉、钱谷、柳佥、吴岫，常熟的杨仪、孙楼、赵琦美、钱谦益、毛晋，昆山人归有光，华亭人何良俊、莫是龙、陈继儒，常熟秦四麟等藏书名震当时。如归有光赎回其妻先世在安亭的旧屋，仍名世美堂，购求传抄图籍，藏书数千卷，日加校读。曾云：“生平无他嗜好，独好书，以为适吾性焉耳。”[1]其妻也喜聚书，曾命女仆购求故家旧藏中已散落的零册。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收录明代藏书家180多人，其中苏州府占120多人。“藏书之风气盛，读书之风气亦因之而兴，好学敏求之士往往跋涉千里，登门借读，或者辗转请托，录副本，甚或节衣缩食，恣意置书，每有室有悬磬而弃书充栋者，亦有毕生以抄诵秘籍为事，蔚成藏家者”[2]。孙庆增《藏书纪要》载，明代藏书家47人，其中苏州府籍有36人。蒋吟秋辑《吴中藏书先哲考略》列举藏书家，宋代5人，元代5人，明代有52人。
2明代苏州府藏书家刻书盛况
自古典籍兴废更迭，许多藏书家惧文献消沉，以扶微振坠、阐发隐微为己任，搜罗残籍秘本和时人的一些学术成果付之剞劂，为古人续命。明代苏州府藏书家藏书刻书在全国首屈一指，“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吴为最”[3]。可见苏州不仅刻本至多，而且质量很高。笔者在完成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江苏藏书家刻书成就和特征》时，根据《江苏刻书》[4]和国家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等所藏书进行统计，苏州府所包括的七县一州藏书家刻书人数达213人。见表1。著名的刻书家有毛晋、袁、王鏊、黄省曾、黄鲁曾、赵用贤、赵琦美、顾元庆、张习、陆元大、苏献可、顾春、沈玉文、郭云鹏、徐时泰等，尤以毛晋最为代表。
表1苏州府七县一州刻书人数表
毛晋，原名凤苞，字子九，后改名晋，字子晋，以字行。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藏书室名有汲古阁、绿君亭、世美堂等。《苏州府志》记载，他“缩衣节食，遑遑以刊书为急务。以致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直到“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不休”。据清末陶湘在刻《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序记载，毛晋一生刻书六百余种、板片十余万块。毛晋刻书非常注重精选底本，不惜重金收购珍贵的宋元版本和旧椠本。《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卷首曾云：“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
3明代苏州藏书家刻书风尚
刻书与藏书相辅而行，凡刻书发达的地区，其藏书也兴盛；而藏书兴盛的地方，其刻书业也繁荣。刻书为藏书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丰富的藏书反过来又促进刻书业的发达与繁荣。明代学风的兴盛，学派众多，百花齐放，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为刻书家提供了优良的素材，为藏书奠定了基础；明朝文人柄政，儒学昌盛，学者们藏书、校书、著书、刻书蔚为风气。在学风文风及好古之风的影响下，藏书家藏书刻书之风盛行，互相熏染。下面以家族的传习、师生的传承、朋友的熏染、姻娅之影响为途径，阐述苏州藏书家的刻书风尚。
3.1家族刻书之传习
明代苏州藏书世家很多，家族的传习表现为，父刻书，子也刻书，良好的传统世代相传。如苏州寒山赵枢生、赵光、赵均一家藏书刻书几代相传，赵用贤与其子赵琦美，王鏊与其子王延，钱谷与其子钱允治，毛晋与其子毛等，均子承父业。一个家庭的兄弟们有共同的藏书嗜好，读书唱和，刻书流传，或兄弟间互相校勘、作序助其梓刻，风雅无比。如吴县袁表、袁、袁褒、袁四个亲兄弟，与从弟袁衮、袁裘时称袁氏六俊[5]；长洲皇甫冲、皇甫、皇甫、皇甫濂称“皇甫四杰”[6]，与“皇甫四杰”中表的黄鲁曾、黄省曾、黄贯曾三兄弟等等皆为代表。下面以赵用贤父子和袁氏六俊为代表进行阐述。
赵用贤，字汝师，号定宇，常熟人。赵用贤嗜收藏图书，博求广采，凡书皆收，哪怕是断编残帙，他也收集，并认真整理，详加校勘。藏书2000余种，上万册，编有《赵定宇书目》。赵用贤刻印了《五经》《管子》《韩非子》《玉海》等书，版刻和所用纸墨都很讲究，特别是《管子》一书，购买数十种善本，丹铅校雠，汇各书之精华，而后付梓，质量相当高，几乎可以和宋刻相媲美，后人视为善本。此后的刻本、校注本多以此为底本。赵琦美，字元度，号清常道人。赵琦美继承其父赵用贤的藏书，藏书总数达5000余种，20000余册，藏书室名脉望馆、世让堂。钱谦益《刑部郎中赵君墓表》称：“天性颖发，博闻强记。欲网罗古今载籍，甲乙诠次，以待后之学者。损衣削食，假借缮写三馆之秘本，兔园之残册。编啮翰，断碑残甓，梯航访求，朱黄雠校，移日分夜，穷志尽气。好之之笃挚，与读之之专勤，近古所未有也。”《洛阳伽蓝记》一书，经赵琦美长达8年的校勘，校出并改正错误488处，衍脱320处，使之成为善本。他刻印的书可考的还有，万历二十三年（1595）刊刻苏轼《东坡学生志林》五卷，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于常熟翻刻宋本《仲景全书四种》，每半页十行，行十九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万历中刊刻宋吴缜《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
袁氏六俊中，长兄袁表，字邦正，“数与昆弟及文先生徵仲、王子履吉辈相唱和。所著有《江南春集》行于世”[7]。正德十五年（1520）于苏州翻刻宋本《皮日休文薮》十卷，又翻刻宋本《脉经》十卷，后有正德庚辰袁表跋，《题皮日休文薮后》云：“余偶见舍弟之本，尽读而奇之，因文念重其人，遂同诸弟衮、勘校锓枣，与博古者共，子亦少慰矣。”嘉靖十八年（1539），袁表刻《江南春词》一卷，收录了沈周、倪瓒等人的手稿，传家乡先哲之精蕴，袁表序而刻之，后有袁跋。袁，字尚之，自号谢湖居士。袁先有磐石斋为藏书楼，后又筑西庚草堂为藏书之所，并专辟嘉趣堂为刻书之地。《吴越所见书画录》卷四《明吴中诸贤赠袁方斋书画册》陆时化识云，“累试不第，多藏书以自娱。重摹宋椠行世，人争珍之。即今所谓袁家板是也”。所刻《六家注文选》，刻印时间长达16年，选用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白文、小字、大字数十种精细校勘，延请剞劂高手吴中名匠周慈书写，李清、李经、李泽、李宗信等镂版，笔画遒劲，世称精绝，堪称明代翻刻宋本的最杰出代表。因其刻印考究，多为书贾割裂牌记，谬称宋堑。另外，袁所刻《世说新语》，所据为陆游校刊本，是陆游守新定时郡斋刊本，后有淳熙戊申放翁跋语。袁褒，字与之，自称卧雪公，卜居桃花坞，筑室灌园。袁褒“无他嗜好，惟耽学不倦，精鉴赏，工翰藻。吴中称为博雅君子”[8]。袁氏六俊的后代，喜刻书的也不少，如袁褒子袁年，万历十二年（1584），刻堂哥袁尊尼撰《袁鲁望集》十二卷等。
3.2师生刻书之传承
师生的传承表现为有学问的大家在当时社会上有深刻的影响，有一大批追随者，老师喜刻书，弟子亦喜刻书；或者老师倡导在先，追随者一呼百应。
正德嘉靖以后，以“后七子”领袖之一文学名士王世贞为宗主的吴中文人活动趋盛，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州山人，太仓人，家富藏书，多达三万卷，重视对宋元旧版书的收藏，在他的庄园州园中，修筑小酉馆以存普通图书，另建藏经阁，贮藏道佛经书，尔雅堂珍藏宋版图书，九友斋专藏精善之书。曾刻《读易纂》五卷，《首》一卷。吴江俞安期，尝以长律一百五十韵投王世贞，世贞为之延学。俞安期也喜刻书，嘉靖间翻刻宋本《事类赋注》三十卷，还撰刻过《集》四十卷，《唐类函》二百卷，《诗隽类函》一百五十卷，《庄骚合刻》二种十二卷，《类苑琼英》十卷。
在以诗人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的复古思潮倡导下，尊唐的风气笼罩着整个诗坛，进而影响到当时的刻书事业，形成一种唐诗出版热，正德、嘉靖年间苏州藏书家翻宋刻唐诗达到高潮。袁翼，字飞卿，吴县人，曾刻印多种唐人诗集，如正德十四年（1519）刻《王昌龄诗集》三卷和《李翰林集》十卷，此外还刻《皇甫冉诗集》等。吴县黄省曾正德七年（1512）刻《唐刘义诗》一卷、正德十三年（1518）刻唐王逸注《楚辞章句》十七卷。据焦《国史经籍志》记载，黄省曾还刻有《三十六家唐诗》。吴县黄贯嘉靖三十三年（1554）曾刻《唐诗二十六家》。正德十四年（1519）吴门陆元大刊印《唐五家诗》。嘉靖中，松江朱警辑刻《唐百家诗》。万历三十一年（1603）吴县许自昌霏玉轩辑刻《前唐十二家诗》二十四卷。崇祯间，毛晋汲古阁先后辑刻《唐人八家诗》《五唐人集》《唐六名家集》四十二卷、《唐四名家集》十二卷、《唐三高僧诗》四十七卷、《唐人选唐诗八种》等。
3.3朋友刻书之熏染
朋友的熏染，即通常所说的“近朱者赤”。一个朋友刻书，与其交往的其他朋友也喜闻乐道，甚至愿意为其操刀刻书。王鏊，字济之，明吴县洞庭湖东山人。王鏊的藏书楼为颜乐堂，所藏珍本颇多。正德十二年（1517），王鏊刻《孙可之文集》十卷。底本为浙江鲍士恭家藏本，王鏊从内阁钞出。此外，他还刻过《古尚方》一书。他不仅自己刻书，还对其他朋友刻书给予大力支持，热心为他们所刻书撰序。如黄希武刻《左传详节》，席同文、李立卿刻《唐六典》，尹左绵、高公次刻《王逸注楚辞》，王鏊都应其请，为他们所刻书撰写了序言。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吴县人，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才子”，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是吴中活跃的文人兼藏书家。他一生遭遇不白，与袁氏六俊有相同之处。加之袁曾与唐寅交游，值袁大赦在家，嘉靖十三年（1534），袁刻《唐伯虎集》二卷、《乐府诗》三十二首、《赋》二首、《杂文》十五首，故刻以寄志。云：“童时尝获侍高论，接杯酒之欢。哲人已远，九京不作，抚颂遗文，慨仰遐烈，爰加摭，庶存梗概云尔。”[11]袁所刻《唐伯虎集》，多唐寅初年所作诗文。该刻本较好地收集保存了唐寅早年的诗文创作成果。此集刻本，在万历时已罕见，曹元亮称“为世片玉”[12]。
3.4姻娅刻书之影响
姻娅刻书之影响是指一个喜爱藏书刻书的家族，即使联姻，也与有同样爱好的家族喜结连理。
黄姬水，初名道中，字致甫，又字淳父，号质山，是著名藏书家兼刻书家黄省曾之子。子承父业，也喜爱藏书和刻书，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有前后《汉记》，非常精美，还刻有范仲淹《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尺牍奏议》五卷、《附录》十七卷，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隆庆六年（1572）校刻屠本《楚骚协韵》十卷，万历初刻过自撰《白下集》。黄姬水之婿顾九思，字与睿，号韦所，长洲县人。所著《掖题稿》，具有风节。明万历十三年（1585）顾九思刻其岳父黄姬水撰《黄淳父先生全集》二十四卷。
苏州寒山赵枢生，原名延梧，字彦材，别号含玄子，万历年间，刊刻自撰《含玄子》十六卷，《附录》一卷和《含玄斋遗编》四卷，《别编》一卷。赵枢生之子赵光，字凡夫，一生不仕，只以高士名冠吴中，娶妻陆师道之女陆卿子。赵光曾刻陆卿子撰《考集》六卷，宋洪迈编《唐人万首绝句》四十卷、自订《朝鲜史略》六卷等。赵光之子赵均，字灵均，自号墨丘生，筑有小宛堂藏书。从其父传六书之学，居则与妻子文夫妻唱和。文，字端容，明长洲人，其高祖是文征明，其父是文从简，均为著名的藏书家。赵均亦喜刻书，崇祯六年（1633）于苏州翻刻宋本《玉台新咏》十卷，还刻有赵宦光《说文长笺》一百卷附《六书长笺》七卷、《寒山帚谈》二卷、《拾遗》一卷、《附录》一卷，《朝鲜史略》六卷，陆卿子《考榘集》六卷、《玄芝集》四卷，宋洪迈《宋洪魏公进万首唐人绝句》四十卷。
以上四者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以至于整个苏州都织成了一张以藏书和刻书为结点的大网。在这些人的带动下，藏书家刻书蔚然成风。刻书使学术成果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能够更好地保存当时的学术成果，增强学术影响力，也使更多的藏书家投入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行列。
注释
[1]归有光.震川集・题金石录后
[2]吴晗.江苏藏书家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8
[3]（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经籍会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10
[4][6]江澄波等.江苏刻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137
[5][8]袁卿.吴门袁氏家谱[m].民国八年（1919）石印本
[7]（清）汪琬.袁氏六俊小传・尧峰诗文钞，卷三十五
[9]张廷玉.明史・文苑传
[10]李梦阳.空同集.邓云霄、潘之恒辑刊66卷本.万历壬寅至癸卯苏州刻本，附录二
[11]袁.胥台集十四：584--585
赵本山经典语录篇4
近颇读新出中古墓志，深感新史料之大有助益于读史。兹整理笔记，举北朝墓志中有关材料，以证北朝史相关问题，非敢谓确知新史料之价值，聊以示意云尔。
北齐和绍隆墓志，1975年9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张家村，同时出土的还有其妻元华墓志，现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墓志的出土情况及录文，详见考古简报[1]。《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收有墓志拓片图版和录文[2]。和绍隆（493-568）本人不见于史，但据墓志所载其家世线索，可以考知其为北齐后期权臣和士开的叔父，而这可以帮助我们确认和士开的族属。
墓志叙和绍隆家世曰：
君讳绍隆，字绍隆，清都临漳人也。源流冥浚，与九派而齐深；基构崇竦，等三峰而比秀。克昌世载，茂绪蝉联，门袭公侯，家传将相。高祖尚书令、定陵公，声高海内，名重群公，模楷前朝，栋梁往代。曾祖雍城镇将，祖燕州史君，并习兵书，俱传接要，气陵韩白，勇夺关张。父从事府君，学擅儒林，言成辩囿，秀而不实，天道何言。……君即司空文贞公之季弟也。兄以清白播响，弟以雅素显名，花萼相承，传芳不绝。
依墓志的线索，可知和绍隆之父祖官位为：
①高祖
尚书令、定陵公
②曾祖雍城镇将
③祖父燕州刺史
④父
从事史
⑤兄
司空、文贞公
“尚书令、定陵公”应当是道武帝时期的和跋。据《魏书》卷二八《和跋传》，“和跋，代人也，世领部落，为国附臣”，世居犲山一带。从道武帝平后燕，“以功进为尚书，镇邺，……改封定陵公”，后被诛。墓志称“尚书令”，可能是夸大之辞，也可能是太武帝时期追赠。
“雍城镇将”，据《和跋传》，应是和跋少子归，太武帝时为雍城镇都大将。和跋死后，诸弟亡奔长安，“太祖怒，遂诛其家”，而和归幸免，可能是由于年幼。太武帝校猎犲山，致祭和跋之墓，其家族始获昭雪，和归从此被用。
“燕州史君”，即燕州刺史，是和归之子和度。《和跋传》云：“（和归）子度，袭爵。尚书都官郎、昌平太守。”墓志不称昌平太守而称燕州刺史，当是援称死后赠官，以昌平太守而赠燕州刺史，情理可通。
从事府君，即从事史，指和度之子和延穆。《和跋传》：“度子延穆，司州部郡从事，早卒。”这和墓志“父从事府君……秀而不实，天道何言”，完全相合，“秀而不实，天道何言”，就是说死得太早。
“司空、文贞公”，指和延穆之子和安。《北史》卷九二《恩幸传·和士开传》：“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也，……父安，……齐神武闻之，以为淳直，由是启除给事黄门侍郎，位仪州刺史。士开贵，赠司空公、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文贞公。”而《魏书》卷二八《和跋传》：“（延穆）子安，子安，武定末，给事黄门侍郎。”以《魏书》体例，记事限断于东魏之末，和安在北齐的赠官情况并未记录。而《北史》和士开之父和安，与《魏书》和延穆之子和安，在东魏时历官相合，可知和延穆之子和安，即和士开之父和安，亦即和绍隆之兄“司空、文贞公”。
据以上推论，和绍隆的父祖世系为：高祖和跋，曾祖和归，祖和度，父和延穆，兄和安。
和安是和士开之父，史籍叙和士开家世止于其父，其族姓渊源付之阙如。通过以上揭示和绍隆墓志中和安、和绍隆两兄弟的父祖世系，关于和士开的家世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资料。
《北齐书》卷五《恩倖传·和士开传》（《北史》卷九二同）：“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其先西域商胡”一语，为后代学者所重视，有些学者遂以为和士开家族乃西域商胡。《北史》卷五一《齐宗室诸王·高思好传》（《北齐书》卷一四同），载高思好与并州诸贵书，指责北齐朝廷“遂使刀锯刑余，贵溢轩阶，商胡丑类，擅权帷幄”。吕思勉先生认为“商胡丑类”是指和士开，说“和士开之先，为西域商胡，姓素和氏，思好是言，盖有所指”，说明他相信和士开为西域商胡之后的说法[3]。万绳南先生所编《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西域商胡居洛阳者众多，北齐邺城的西胡即其子孙，“象和士开，其先即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4]。周一良先生亦曾引用此条史料，以说明西域商胡在北朝落户的情况[5]。
由于史籍在和士开“其先西域商胡”之外，还有一句“本姓素和氏”，因此存在着抵牾扞格的地方。《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内入诸部有素和氏，“后改为和氏”。与素和氏前后相邻的，是薄熙氏、乌丸氏和吐谷浑氏，皆乌桓与东部鲜卑。又《魏书》卷一《勿吉传》，附勿吉国旁有大国若干，其一即素和。这个素和未必便与和跋所从出的素和部同族，但是可以认为素和属于东胡系统，并非“西域商胡”。《元和姓纂》卷八“素和氏”条：“素和，鲜卑檀石槐之支裔。后魏有尚书素和跋，弟毗，右将军素和突。《后魏书》云，以本白部，故号素和，孝文改为和氏。”[6]所引《后魏书》云云，姚薇元先生认为“当系《官氏志》注文，今本脱佚”[7]。以上可知，素和氏为东胡支裔，并非西域商胡。这个内在矛盾是显然的。
和士开精于握槊，又善弹琵琶，无疑近于西胡的文化面貌，所以姚薇元先生感到了问题的复杂，“其为西域胡人，宜为可信。惟素和氏乃鲜卑素和国之归化人，……疑士开先世本素和国人，徙居西域，或本出西域，归魏后赐姓素和，亦未可知”[8]。陈连庆先生直接把素和氏置于鲜卑慕容部之内，称“素和氏系与契丹邻近之鲜卑部落，当然不会成为西域商胡，如果是西域商胡亦不会本姓素和氏”[9]。王仲荦先生也曾直接称和士开为“鲜卑人”[10]。
所有这些纷歧理解，都源于《北史》卷九二和《北齐书》卷五《恩倖·和士开传》“其先西域商胡”一语。《北齐书》此卷序赞俱备，钱大昕认为“系百药元本”[11]。唐长孺先生所主持的中华标点本《北齐书》卷五“校勘记”，则“疑此卷仍出自《高氏小史》之类史抄。……并非直录《北齐书》原文”[12]，当近实。《北齐书》此卷原文是否有“其先西域商胡”语，已不可考。要之，前所依据和绍隆墓志，考定和士开家族世系，自和跋以下至和士开，世代明晰，既非西域商胡，亦不曾“徙居西域”。可见，《北史》此语，并非实录。
和士开为魏初拓跋集团中的素和部落后裔，素和部落属于东胡而非西胡，具见前考。素和部落的这一支，由于加入到拓跋鲜卑之中而进入中原，与仍居东北的素和部落有较大差别。和氏以代人南迁，著籍河南洛阳，迁都邺城以后，又改籍清都临漳。这是和氏本为代人的证据。可是，《北史》为什么会有“其先西域商胡”一语呢？很有可能，把和士开算作“西域商胡”的后裔，与北齐后期朝野人士对他的厌恶有关。由于和士开文化面貌很接近西域胡，胡化倾向明显，所以当时人说他是商胡后裔，既有可能出于误会，也有可能是故意贬斥。亦可见当时论人，文化面貌重于血缘世系，“进于夷狄则夷狄之”。
元华是和绍隆之妻，元华墓志与其夫和绍隆墓志同于1975年9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张家村，志石现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墓志的出土情况、墓志拓片图版及录文，同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县文管会《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收有图版和录文[13]。元华墓志中两用江左文献近典，值得重视。兹节引其文于下：
夫人讳华，河南洛阳人也。七世祖魏昭成皇帝；……夫人承风帝绪，挺质卿门，虽国曰虞宾，而家犹宋子。学求为戒，善且弗为，及百两有行，一礼无阙。故以樊英答拜，冀缺如宾，梦兆熊罴，庭罗芝玉。训逾捕豕，教比埋羊，邑里仰其英声，姬姜重其盛烈。
其中“国曰虞宾”、“庭罗芝玉”两句，分别取自江左文献，说明北朝后期南朝北传的文献中，不仅汉魏旧籍深受朝野重视，晋宋新著亦为北朝文士所熟知。
“国曰虞宾”一典，极有可能出自范晔《后汉书》卷九《献帝纪》赞语，原文作：“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虞宾，指尧子丹朱，陶渊明《命子诗》所谓“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垂光”[14]。魏晋南朝的文献中，每以“虞宾”指禅位之君及其后裔，范晔的赞语最为北朝熟知。《魏书》卷一二《孝静帝本纪》，孝静帝被高洋逼迫禅位，“乃下御座，步就东廓，口咏范蔚宗《后汉书》赞云：‘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元华墓志以“虽国曰虞宾，而家犹宋子”，来描述元魏被高齐取代以后的元姓皇族，一定是受到了孝静帝逊位时口咏范晔赞语的影响。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在北朝受欢迎的程度。
“庭罗芝玉”，典出东晋谢安与谢玄的对话。《世说新语》言语篇[15]：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这一条又见《艺文类聚》卷八一“兰”字条引《语林》，文字小异[16]。《世说新语》刘义庆原文及刘孝标注，有多条涉及裴启《语林》中载谢安事。《世说新语》谢玄答谢安语此条，本从《语林》中来[17]。
据说，汉武帝时堆砌众宝以饰神堂，号为“玉树”[18]。东晋时出现以玉树比喻不凡之人。《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庾亮出葬时，何充叹曰：“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前引谢玄答谢安语，以芝兰玉树为喻，遂成名对。《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僧辩欲遣弟世珍纳款于贞阳侯萧渊明，萧渊明答书，有“复以庭中玉树，掌内明珠，无累胸怀，志在匡救”云云。以“庭中玉树”指王僧辩之弟，这个用法显然是从谢玄语中化来。
元华墓志以“庭罗芝玉”喻元华教养儿女，这个用法，更是直接来自谢玄之语，就是从《语林》或《世说新语》而来。
南北朝分裂时期，江左文化最高，传统典籍既富，当代著作亦多，为西北、东北及北方各政权所艳羡。《北史》卷九三《沮渠蒙逊传》，蒙逊“又称藩于宋，并求书，宋文帝并给之。蒙逊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与之”。沮渠北凉所求于刘宋的，就包括了当代著作《搜神记》。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白龙江流域的宕昌国和青藏高原上的河南国（吐谷浑），都曾经求书于南朝[19]。北魏求书于南朝的愿望更是无比强烈。《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后魏始都燕代，南掠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祕府之中，稍以充实。”孝文帝向萧齐求书之事，又见《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北魏《李璧墓志》也提及孝文帝“规借完典，而齐主混迷”，王融启“宜借副书”云云[20]。
虽然江左政权可能订立过国家藏书不得外借的制度[21]，但是经各种途径北流的图书数量一定极大，北方朝野对江左文化状况，不仅关心，而且也相当了解。周一良先生指出魏收《魏书》袭用南朝史书，以证“北方亦流传南朝史籍”，举例甚多，此不赘[22]。元华墓志熟练使用江左近典，实是一个例证。
北魏后期至北齐、北周之末，南朝文献流行于北方，并且成为北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北魏染华墓志，1990年秋（一说1991年初）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城关镇杏元村东砖厂，现藏偃师商城博物馆，出土情况及墓志拓片的照片见发掘简报[2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所编《洛阳新获墓志》[24]、李献奇《北魏六方墓志考释》[25]，也都收有染华墓志的拓片照片，并作了简短考证。
染华墓志叙父祖家世，提供了研究十六国时期的冉闵的新史料：
君讳华，字进乐，魏郡内黄人也。其先帝喾之苗裔，周文王之少子冉季之后。高祖闵，赵武帝初，封西华王，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黄钺大将军、录尚书事、武信王。赵祚既微，遂升帝位，号曰魏天王。群臣依皇图，奏改族，因即氏焉。崩，谥曰平帝。曾祖叡，仕燕散骑常侍、海冥县侯。祖兴，圣世太武皇帝安远将军、殿中给事、蒲阴伯。崩，赠辅国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惠侯。父雅，孝文皇帝为辇曹给事，迁使持节、征虏将军、怀州刺史、北平侯，转武卫将军、北中将、光禄太府二卿。崩，赠平西将军、河州刺史，谥曰贞侯。
染华（465-524）墓志称高祖为染闵，即十六国时代的冉闵。案《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及《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26]，均作冉闵，而不作染闵。可是《元和姓纂》卷七琰部，冉、染两姓并收，其染氏条曰：“《石赵录》云，石季龙将染闵，魏郡内黄人，或作冉氏。”[27]所谓《石赵录》，当即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据此，唐人所见崔鸿原书，实有作染闵者。《元和姓纂》多处提到冉闵，或作染，或作冉，或作梁，案梁当是染字之误。《宋本广韵》卷三上声第五十琰部染字条：“又姓，石勒时有染闵。”[28]可见冉闵的确切姓氏，是作染，还是作冉，唐宋人已经难以明了，唐修《晋书》作冉，可能只是整齐体例的处理方法。
流传于日本的六朝文献中，也见有把冉闵写作染闵的例证。京都府东山区粟田口青莲院所藏《观世音应验记》写本（所谓吉水藏），据研究抄写时代在日本平安时代后期，包含三种《观世音应验记》，即南朝刘宋傅亮所撰《光世音应验记》、南朝刘宋张演所撰《续光世音应验记》以及南朝萧齐陆杲所撰《系观世音应验记》。据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其中傅亮《光世音应验记》之第三条“邺西寺三胡道人”条，提到“石虎死后，冉闵杀虎”，其冉闵写作“染闵”。而同为平安时代末抄本的日本大阪府河内长野市天野山金刚寺藏《佚名诸菩萨感应抄》写本，是一部从佛教经典中抄出的汉文菩萨感应故事集，其中“观音菩萨”部分，亦有“邺西寺三胡道人”条，并且，也把冉闵写作染闵。[29]
可见，冉闵的姓氏，很可能本来应作染而不是冉。染华墓志是现存关于冉（染）闵姓氏第一手资料中最早的，虽然未必可据以否定冉氏说，却给染氏说提供了强证。
墓志云：“赵武帝初，封西华王，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黄钺大将军、录尚书事、武信王。”赵武帝，指石虎。案墓志所云冉闵在石虎初年封西华王，是不准确的。石虎即位之初，降号天王，亲王贬封为公，藩王降为县侯，冉闵没有封王的可能。据前揭《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冉闵于石勒时期封西华侯，石虎即位后封修武侯。墓志西华王当为西华侯之误。《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石虎时封冉闵为兰陵公，改兰陵郡为武兴郡，冉闵为武兴公，直到石鉴即位，“以石闵（案即冉闵）为大将军，封武德王”。武德王，墓志作武信王，德、信两字形近易讹，未知所是。
墓志又云：“赵祚既微，遂升帝位，号曰魏天王。”案据《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冉闵于东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僭即皇帝位于南郊”，《资治通鉴》卷九八，《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并以为冉闵称号皇帝而非天王，与墓志不同。墓志又称冉闵“谥曰平帝”，为史书所不载。案冉闵于永和八年（352）四月被前燕慕容儁俘杀，随后被慕容儁谥为武悼天王，而邺城之破在八月。史籍没有冉闵的太子冉智继位的记载，但是在这三个月之中，冉魏可能而且应当给冉闵一个谥号。染华墓志中的“谥曰平帝”，很可能就是当时邺城的冉魏朝廷所为。
染华墓志又称：“曾祖叡，仕燕散骑常侍、海冥县侯。”《晋书》提到的冉闵诸子有智、胤、明、裕，不见染叡。据染华墓志，冉闵诸子在慕容燕还得到了善待。染氏似在太武帝时候灭北燕后归魏，定居平城。染华本人在孝文前期曾经“出身应召”以“蹔卫皇宫”，并“得为领表”，可能是较低级的内行武官。
染华墓志叙高祖以下及染华本人之死，皆书“崩”，这种情况，在其它北魏墓志中虽然也偶有同例，但毕竟较为罕见，可能是私家殡葬时僭越礼制的行为。
[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阳县文管会：《安阳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
[2]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文物出版社，1994年。和绍隆墓志图版见上册429页，录文见下册398-399页。
[3]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100页。
[4]万绳南：《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300页。案万绳南先生所记录和整理的这一段话，与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音乐”章论北齐末年宫廷西域胡化之若干段落相近，唯不见举证和士开之先为西域商胡等文字，中华书局，1963年，121-123页。亦可见陈寅恪先生下笔之谨严。
[5]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见周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175页。
[6]林宝：《元和姓纂》（附岑仲勉四校记本），中华书局，1994年，1233-1234页。
[7]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78页。
[8]姚薇元：《北朝胡姓考》，79页。
[9]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73页。
[10]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599页。
[1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一，商务印书馆，1958年，593页。
[12]《北齐书》标点本，中华书局，1972年，695页。
[13]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图版见上册430页，录文见下册399-400页。[14]《宋书》卷九三《隐逸传》。“历世垂光”，传世陶集皆作“历世重光”，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27页。
[15]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上，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45页。
[16]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390页。
[17]《世说新语》轻诋篇“庾道季诧谢公”条，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本，844页。同书文学篇“裴郎作《语林》”条：“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亦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本，269页。裴启《语林》采集古今“言语应对之可称者”，遂成《世说新语》之前驱。《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小说家类收《语林》辑本二卷，马国翰序谓“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取之甚多”。
[18]《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所载《甘泉赋》“翠玉树之青葱兮”句下，颜师古注曰：“玉树者，武帝所作，集众宝为之，用供神也，非谓自然生之。”《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载《两都赋》“珊瑚碧树，周阿而生”句下，李贤注引《汉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玉树，葺珊瑚为枝，以碧玉为叶。”
[19]《南史》卷四二《萧子云传》，记“百济国使人至建邺求书”；《南齐书》卷五九《羌传》，“（宕昌）使求军仪及伎杂书”；《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
[20]李璧墓志，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五，图版232，科学出版社，1956年。李璧墓志录文，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18-119页。
[21]牟发松：《王融〈上疏请给虏书〉考析》，《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2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84-385页。
[23]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省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
[2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图版见14页，录文及研究见200-201页
[25]李献奇：《北魏六方墓志考释》，载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210-213页。
[26]《太平御览》卷一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581页。
[27]林宝：《元和姓纂》（附岑仲勉四校记本），1149-1150页。
赵本山经典语录篇5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李清照《一剪梅》
女词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恩爱缠绵、至死不渝的的爱情故事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虽然他们的爱情总是游走在聚散离合之间。
李清照18岁便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子赵明诚结为连理。婚后，两人感情融洽，志趣相投，互相切磋诗词文章，共同研砥钟鼎碑石。经常会有新奇感悟和发现。虽然当时夫妻两人家境都较宽裕，但是为了搜集名人书画和古董漆器，他们居然“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每逢初一和十五，夫妻两人总要到都城开封的相国寺一带的市场上去寻访金石书画，然后倾囊买回家里。如此几年，积少成多，他们的书斋“归来堂”，单是钟鼎碑碣之文书就有两千卷之多。
在赵明诚编纂《金石录》的时候，李清照给予丈夫全力支持，凭借广博的见识，出众的记忆力，每当丈夫对材料出处有所遗忘疑惑时，李清照总能很快说出出处。长此以往，夫妻之间就以谁说得准、说得快决胜负，确定饮茶先后，胜者往往举杯大笑，致使茶倾覆在衣衫上，反而喝不上。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相互鼓励，乐在其中。
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中秋佳节，赵明诚的好友陆德夫等人来访。陆德夫向李清照施过礼后，转身笑问赵明诚：“赵兄，近日又有几首佳作，能否拿出与大家共享？”赵明诚将夹有李清照填好词的十几篇近作递给好友们，大家传换阅读，吟咏品味。忽然，只听陆德夫拍案叫道：“好一首《醉花阴》，真可谓千古绝唱。”众人也都齐声叫好，纷纷评论说：“《醉花阴》果然是上乘之作，特别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句更是绝妙之极。”赵明诚又是高兴，又是惭愧，只好承认这一阙实为夫人所作，并当着众人的面拜夫人为师。
在爱情的感召下，李清照文思泉涌，一首首佳作纷至沓来，她的诗词创作进入成熟期，并形成了情景相生，形神俱似，体物超妙，绝尘去俗的独特风格。就这样，他们在互相激励与学习的日子里，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美好的时光总是不能长久，长期的离别之苦使得李清照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对丈夫的思念之中。
随着赵明诚离家日子的无限延伸，李清照相思之情日甚一日，由于情绪不好，睡眠不足，她的身体渐渐消瘦下来，任何花开花落，秋风春雨，四季更迭的情境都会激发多愁善感的她的创作灵感，用词来寄托和表达自己对爱人的绵绵相思之情成了李清照唯一排解苦闷的方式。
李清照在得到赵明诚卧病不起的消息时，当天就乘船东下，日夜兼程，与相濡以沫的丈夫见了最后一面。他们夫妇诀别的情景，在李清照所做的《金石录后序》中有十分感人的描述：“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此后，直至客死他乡，李清照对爱人的追忆始终没有消褪。
爱情典故介绍2：
李清照，济南章丘人，其夫赵明诚。赵的祖上是山东诸城，就是康生江青还有大诗人臧克家的故乡。按现在的说法，李清照和赵明诚都是出身“高干”家庭。所不同的是，李清照之父李格非曾任京官礼部员外郎，礼部是一个没什幺实权的一个部门。李格非学识渊博文笔出众，是文学泰斗苏东坡的得意门生，他在京城做官只是一般的工作，而做学问才是他的事业。其传世名着《洛阳名园记》中可见其学识高雅的文笔和修畅的意味，此外他对佛学经学文学理论也颇有造诣。从这点说，李清照应算是出身“高知”之家；而赵明诚之父赵挺之一生热衷于仕途，在官场的尔虞我诈中步步升迁，曾任吏部侍郎，是管干部的一把手，以后官至宰相，陪伴皇帝于左右，权倾一时辉煌足够。勿庸置疑，赵明诚是一“高干”子弟了。不管怎幺样，李跟赵的结合还是门当户对的。
结婚后的李赵二人一个美貌才女，一个风流才俊，有着共同爱好，相得益彰恩恩爱爱，第二年赵明诚就在京城当上了相当于现在处一级的干部，可为少年得志。在郎才女才郎貌女貌的和谐与惬意中，他俩度过了六年的黄金时光。明诚之父赵挺之原是老宰相蔡京保举先任副宰相的，可他当了副相后就在皇上面前进言蔡京的不是，于是蔡京被罢免赵挺之升任正职。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蔡京岂是等闲之辈，又在皇上面前使出解数，很快便梅开二度，再次称相。赵挺之这会一下子从权利的巅峰而落为寻常百姓，沉重的打击使他被削职后病亡。
这时的赵府，赵明诚的母亲郭老太太，原来的宰相夫人，升为一家之主，于是新的问题显现出来了。原来，李清照打过门起，在赵家就不把做女人的“三从四德”放在心上，而整日里沉湎于琴书诗话，这与郭老夫人的要求格格不入形成一对尖锐的矛盾，可以说郭老太从来也没喜欢过这位儿媳妇。更有甚者，李清照过门六年，还没生下一男半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让郭老太太怎么喜欢她。
还有严重的，李清照在赵家压根儿就没有上下尊卑长幼之序！结婚的第二年里，李格非在中央政府被列为“反党集团成员”，赵挺之怕自己得罪皇上竟然置若罔闻袖手旁观。情感炽烈的李清照不顾丈夫的一再劝阻，几次写信给公爹要求公正的对待其亲家。她写信就是写词，其中有化用杜甫骂杨国忠“炙手可热视绝伦”的句子为“炙手可热心可寒”，这种言词不知超过了山野村妇泼口骂娘的多少倍！……..现在，郭老夫人是一家之主，家境败落，这婆媳关系如何处理？何况婆媳关系的处理古今中外就是一大难题。甭问，积蓄多年的不和谐迅即凸现出来。赵明诚也试图从中调和平息，奈何缘木求鱼！郭老夫人做出决定，命李赵夫妇远离京诚，到明诚的姥姥家住去了。
姥姥家在山东益都，即今青州。来到青州，对李清照来说，是从黑暗的京都来到了清新的故园；从政治斗争的混浊漩涡走入了宁静的生活；从压抑人性束缚人情的藩篱飞入了真善美的大自然的怀抱。而赵明诚则由宰相府第迁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热烈一变为“门虽设而常关”的寂寥。虽然如此，青州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拥有丰厚内涵的人文环境，对赵明诚来说，仍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又有清照这位绝代佳人才情炽烈的妻子在身边，那些家族的不幸，仕途的坎坷也暂时忘却了。于是，清照将二人居住的宅院取名为“归来堂”，将其居室取名为“易安室”“归来”“易安”均出自陶渊明老先生的文章中，表达了她对陶老先生的热爱。
红梅初开新春将至，自然环境与清照的内心世界获得了沟通，心情愉悦的她拿起笔来言情寄志了。《小重山》：春到长们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碧云笼碾至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归来也/着意过今春。这是她来青州后的第一首词，从中可以清晰的觉触到她喜悦的心情。毕竟是年轻人，李赵的二人世界变得丰富充实起来。搜集金石书籍是明诚的爱好，清照协助丈夫共同校勘考证；游览名胜是二人的共同爱好，泰山灵岩寺沂山蒙山仰天山直至渤海岸边，都留下了二人的足迹。这一时期，也是清照文学创作的高峰。现在看到的《漱玉词》中那些清新流畅的词句，大都成于此时。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夫妇二人“归来堂”的“斗茶”。饭后，二人沏茶，指书橱中某书某页说出何内容，以决胜负，败者献茶胜者饮之。清照自小博学强记不压于现在的电脑，每每胜之。二人笑语欢声……在这如影随形相知相投轻松和谐的日子里，二人渡过了七年的时光。
郭老太太不愧是“高干”夫人，几年来上下奔走于朝廷内外，皇上终于恩准，赵家的案子得以平反，赵家的男儿相继再出仕。明诚在闲居七年后的一个夏天，皇上降旨又要启用他了。上任那天，郭老夫人专程从京城赶来为儿子送行。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老夫人下令，不许清照跟随明诚上任！却把自己随身丫鬟给了赵明诚。
明承的再出仕，对李清照而言，是失望是失落，是心灵承受的剧烈打击——她津津乐道世外桃源，与顷刻之间遭到了毁灭性的摇撼。从此，李清照的生活乃至整个情感世界发生了转折行的变化。如果把它的词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话，以此为界。
或许有人不解，李赵二人共同生活十几年，为何突然发生感情危机？试想，明诚再仕的时候正值三十出头，风华正茂。那个年代有钱人纳妾的多的是，何况是大夫，法律允许啊！再者，母命不可违；重要的还有，清照一直未育，“无后为大”的伦理观念是郭老夫人和明诚不能接受清照这一缺陷的.。
独栖青州后的李清照，时刻在思念着夫君。想起以前那些欢乐时光，一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红稀香少”“绿肥红瘦”的心情直落笔端。或许有人还问，以清照的叛逆性格，为何不去陪伴郎君？事实是，在明诚莱州府任上时，清照来过明诚身旁。然而，赵明诚已不是原来的赵明诚了，他一心“为官”只为“孔方兄”而忙碌了，而且，他又纳妾了。清照在孤寂中只得到一位挚友“净中我乃得至交，乌有先生子虚子”，原来子虚乌有。彻底地明白了，明诚已不再是她的知音，连个影儿也难得见了。可能，清照早有预感，就在去莱州行至昌乐暂憩时，他写到，一心怀念青州故人，未到莱州泪已流，两人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
以李清照的性格，她那里也不去了，就在“归来堂”做她的“易安居士”。然而，归来容易易安却难。调整心态后的李清照，继续她的词作；一本《词论》也在这时破壳而出。期间，她的政治见解也升华到一个政治家的高度。她的词更加直书胸臆，如《蝶恋花》：暖雨轻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花钿重………把一个少妇独处思念意中人的心境表述的淋漓尽致；对靖康二帝被金人掳去，国人疾呼要不惜代价迎回二帝时，她却淡然一笑挥笔写到：“不乞隋珠与和壁，但乞乡关新信息”，两块国宝无所谓，重要的是不再要战争，其政治见解可见一斑；她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词论》，更是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明星。
此时，还发生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感情丰富内心世界不甘寂寞从不把三从四德放在眼里的李清照“改嫁”了。说是再婚，实际是于本地一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冯姓男子同居.因为赵明诚和她从来没有解除婚约……..关于李清照“再蘸”的事实，一直以来人们讳莫若深，就连赵明诚纳妾也不愿在文章中提起。然而确是史实。二000年，具体时间忘了，山东大学中文系的马教授专门在《齐鲁晚报》撰文，就李清照再婚的研究做了详尽的表述。可惜这篇文章我找不到了。
“再婚“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李清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尺度是别的男人无法与之沟通的。屈指算来，李清照在青州已居住二十年整了，其中独居十年，从24岁到44岁，是人生的黄金时期。
冬天，青州沦陷于战祸，“归来堂”被付之一炬。刀光火影使清照不得不南下安徽贵池寻找赵明诚。辗转半年时间夫妻终于见面。这次的相逢对于李清照来说，只是找一个安身之地而已。不久，明诚又到浙江湖州任职，清照仍不遂前去。此时，江北已被金兵占领，金兵的马蹄不断的向南踏进，烽火狼烟随时随地可燃。李清照只有“凄凄惨惨戚戚”的体验了。一年半后，清照接到明诚来信，前去湖州探视病中的明诚，他已经病入膏肓。。就在永别之际，赵明诚终于悔悟，面对原配糟糠，“取笔做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即把所有家产留给了清照一人，并挚手相托，要她把《金石录》修订成书。这年，李清照45岁。
金兵占领湖州以后，一说清照隐姓埋名，在民间过起了真正的平民生活，一说随赵氏家人，为避战乱流离失所。分析起来，流离失所的可能大些。如果没有在战火中的颠沛体验，是不会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千古绝唱的。
二十三年后，清照不负丈夫之托，终将《金石录》修书完毕。为不致散失，以她68岁高龄亲自到泉州明诚的二哥思诚那里，将此书送去珍存。
天高云低，白发苍苍的李清照坐在回返的船上，木雕似的望着远方，江天一色。忽而，她想起了年轻时作的一首词，轻轻的吟唱起来：“尝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
朝代背景：
正值南北宋之交，历经三朝皇室，内忧外患，颠沛流离……
宋哲宗赵煦（1077---1100）
原名佣，神宗第六子。曾被封为延安郡王。神宗病危时被立为太子。哲宗即位后，年仅九岁，由高太后执政，1093年，亲政后，任用主张变法的大臣，对守旧派、中间派进行打击。追贬司马光，并将苏辙等人流放到岭南。恢复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终止与西夏的谈判，加强边境防御，屡败西下，迫使其求和。1100年正月，病逝于汴京，在位十五年，终年二十四岁，葬于永泰陵。
宋徽宗赵佶（1082年11月2日－1135年6月4日）
统治期间重用蔡京、童贯等奸臣权阉,贪污横暴,掠夺民财。又尊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兴木土、广建宫观庭院,设局搜刮奇花异石，称“花石纲”。于京师筑“艮岳”,劳民伤财，导致农民揭竿起义。1104年7月10日，宋徽宗按照蔡京的提议，将司马光为首的反对王安石变法者共309人重定党籍，刻石于朝堂，即“元祐党人碑”。宣和七年（1125年）传位给钦宗赵桓,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年）为金兵俘虏北去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至死不得归，史称靖康之乱。宋徽宗工于书画，以花鸟画和“瘦金书”书法名于世。书法初师薛稷，草书学黄庭坚。楷书瘦劲峻丽，有“屈铁断金”之誉，自成法度，世称“瘦金体”。传世书迹有《真草千字文》、《临写兰亭绢本》等。
宋钦宗赵桓（1100年5月23日－1156年）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南下时受父徽宗之禅即位。次年被迫起用主战派李纲抗金,斩杀罢黜了蔡京一党，卓有成效，金兵北退。但仍答应以赔款、割太原等三镇乞降求和。
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复来，十一月金兵围困汴京开封，亲自前往金营议和被扣留。
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汴京城破，北宋灭亡，与徽宗被金废为庶人，四月与徽宗等宗室以及北宋一些大臣被金兵俘掳北去，先置于燕京，九月又徙往更遥远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
次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八月，方抵上京，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十月，又将徽、钦二帝发配至韩州（今辽宁昌图北，一说吉林梨树）。天会八年（1130年）七月，又将二帝迁往北国边陲小镇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在此“坐井观天”。天会十三年（1135年）四月，其父徽宗赵佶在五国城病死。
皇统元年（1141年），金熙宗改封其为天水郡公，昏德公（徽宗，已故）为天水郡王，海滨王耶律延禧（辽末代皇帝）为豫王。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高宗之母韦氏与徽宗“梓宫”被放还南归，临行前在五国城赵桓跪求韦氏带信给高宗赵构，求他这位同父异母弟将其赎回，“只为太乙观主足矣，他不敢望也。”明说只求让他回宋出家去道观做一个道士就行了，不再有做皇帝的念头。韦氏归后，渺无音信。然高宗议和，杀岳飞等名将，所虑着惟钦宗尔。
金海陵王完颜亮即位后，一度曾把赵桓迁到上京会宁府居住。贞元元年（1153年），完颜亮自上京迁都燕京，改名为中都，将赵桓带去。
正隆元年六月(1156年），赵桓在燕京病死，终年57岁，金朝将其葬于永献陵(今河南省巩县)。
人物介绍
赵明诚：
赵明诚（1081～1129）中国北宋金石学家。字德父。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卒于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少为太学生，历官知湖州军州事。与妻李清照同好金石书画，所藏商周青铜器及汉唐石刻拓本甚富。仿欧阳修的《集古录》撰《金石录》30卷。中国现存较早的碑刻目录和研究专着之一。
职业生涯：
赵明诚少喜收蓄前代石刻。为太学生，以父荫入仕。崇宁中除鸿胪少卿。大观二年（1108年）与李清照归青州故居，广求古今图书、遗碑、石刻。宣和中出守莱州，调淄州。靖康末，起江宁知府，病卒于建康。笃志于收藏、考证，藏图书极富，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他父亲居相位，亲朋也多在馆阁就职，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夫妇节衣缩食，极力搜讨，每获一书，即共同校勘。建藏书楼有“归来堂”，登记编目。按类罗列图书。金兵南侵，携家避难，图书、金石不能尽载，择其精华，仍载书15车至东海。青州尚有书册10余间，建炎元年（1127年），金兵侵犯青州，藏书化为灰烬。他仿欧阳修《集古录》，作《金石录》30卷，将金石刻辞2000种编排成帙，诠述条理，考证精博，为金石学名着。李清照作有《金石录后序》，述《金石录》编撰经过、夫妇收藏书、画之细委，凄楚婉约，文笔动人。另撰有<古器物名碑>15卷。
赵明诚致力于金石之学，可谓幼而好之，终生不渝。他曾自谓：“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金石录》序)与李清照结婚后，对金石学志趣更是有增无减，日趋痴迷，有“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金石录后序》)。屏居青州与出守莱州、淄州时期，是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也是赵明诚金石事业最有成就的时期。
从大观二年(1108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赵明诚曾四游仰天山，三访灵岩寺，一登泰山顶。或题名，或拓片，获得了大量的碑文资料。经过多年的亲访广集，在李清照帮助下，赵明诚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这是一部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后，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研究金石之学的专着。着录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2000种。《金石录》30卷。前10卷为目录，按时代顺序编排；后20卷就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加以辨证考据，对两《唐书》多作订正，是研究古代金石刻必资之书。
《金石录》
《金石录》三十卷，宋赵明诚撰。赵明诚，字德甫，山东诸城人，对考古、金石、书画研究甚深。《金石录》一书，着录其所见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是中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着之一。全书共三十卷，前为目录十卷，后为跋尾二十卷，考订精核，评论独具卓识。赵明诚之妻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着名词人，对金石书画也有相当高的造诣，《金石录》一书，实际是夫妇二人的合着。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写到，“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这是他们新婚贫困时搜求书画的写照。赵明诚出仕后，生活好转，夫妇二人节衣缩食，有“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他们一起搜集金石书画，一起研究把玩，其乐融融，令人神往。不幸的是，北宋末年金人占领汴京，河北、山东相继沦陷，赵明诚夫妇逃避到江南，所藏金石书画在辗转过程中损失殆尽，赵明诚也在流亡中病故。数年后，当李清照重新翻阅《金石录》，遥忆当年赵明诚“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而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一时间百感交集。她写下了千古奇文《金石录后序》，备述一生遭际和文物聚散，让人扼腕叹息。
《金石录》在南宋时有龙舒郡斋刻本及开禧元年俊仪赵不谫刻本，皆不显于世，元明两代未见重刊，明代惟有抄本流传。清初，冯文昌曾藏有十卷宋刻《金石录》，因而特地刻了一方“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图章，一时传为佳话。当时由于此书是《金石录》仅传的宋刻本，虽属残卷，却公认是宋版书无上珍品。此本今藏王八蛋。
十卷不全的宋刻《金石录》，前人已称颂备至，岂知三十卷全本的《金石录》，尚存天壤之间。建国初，赵世暹在南京购得宋本《金石录》，三十卷完好无缺。此本旧藏金陵甘氏津逮楼。甘氏藏书，在清代嘉道间享有盛名。甘国栋，字遴士，藏书有十余万卷。子福，字德基，号梦六，生平好学，也喜欢蓄书。世传甘氏<津逮楼书目>有十八卷之多，但甘氏所藏宋刻《金石录》，却不载于书目，岂其矜秘不肯示人欤？此书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字体劲秀，笔画严整，纸质匀净。前有赵明诚序，而无易安后序。洪迈《容斋四笔》称：“赵德甫金石录三十篇，其妻李易安作后序。今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此本版心下镌刻工姓名，刻工中胡珏、徐亮、胡刚等，曾刻舒州公使库本《大易粹言》。《大易粹言》刻于淳熙三年，此书中宋讳缺笔至慎字，敦字不缺笔，证以刻工，及<容斋四笔>所记，均相符合，因推知此本是淳熙前后（公元1174—1189年）龙舒郡斋刻本，也就是前人所称的“龙舒初版”。
赵世暹收得龙舒宋刻《金石录》之后，不欲私为己有，随即捐献国家。此书今藏国家图书馆，在国家图书馆“文明的守望——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上，可供观众一饱眼福。
不堪记载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起知江宁府。宋王朝经过167年“清明上河图”式的和平繁荣之后，北方崛起了一个游牧民族。金人冲进都城汴京（开封）的琼楼玉苑，还掠走了徽、钦二帝，赵宋王朝于公元1127年匆匆南逃，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极屈辱的一页。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也树倒窝散，一家人开始过漂泊无定的生活。南渡第二年，赵明诚被任为京城建康的知府，不想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国耻又蒙家羞的事。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不是身先士卒指挥戡乱，而是偷偷用绳子缒城逃走。事定之后，他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柔弱女子，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大节大义，很为丈夫临阵脱逃而羞愧。赵被撤职后夫妇二人继续沿长江而上向江西方向流亡，一路难免有点别扭，略失往昔的鱼水之和。当行至乌江镇时，李清照得知这就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觉心潮起伏，面对浩浩江面，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丈夫在其身后听着这一字一句的金石之声，面有愧色，心中泛起深深的自责。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移知湖州，未赴，病逝于建康。
李清照
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1155年5月12日），号易安居士，汉族，山东省济南章丘人，宋代（南北宋之交）最着名的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生平简介：
1084年，李清照诞生于北宋齐州章丘（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明水镇。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官至礼部员外郎，是当时极有名气的作家，深受当日文坛宗匠苏轼所赏识，常以文章相往来。母亲王氏系出名门，高祖王景图、曾祖王赞，都荣登进士，祖父王准受封为汉国公，父亲王圭在宋神宗熙宁时为中书省平章事，元丰时为尚书左仆射，都是执掌国家枢要的丞相，受封为歧国公。善文学《宋史·李格非传》误称李清照母亲王氏为懿恪公王拱辰孙女。
1101年李清照18岁，与长她三岁的太学生诸城赵明诚李清照李清照结婚。赵是金石家。前期生活安定优裕，词作多写闺阁之怨或是对出行丈夫的思念，如《渔家傲》“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樽沉绿蚁，莫辞醉，此话不予群花比”。1107年移居青州。1127年金兵攻陷青州，李清照与丈夫南渡江宁《金石录后序》：“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行至镇江时，张遇陷镇江府，镇江守臣钱伯言弃城逃去。建炎二年（1128年）春，始抵江宁府。
南渡后，词人的生活困顿。1129年丈夫于农历八月十八日卒于建康，李清照为文祭之：“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谢伋：《四六谈麈》卷一绍兴元年（1131年）三月，赴越（今浙江绍兴），在土民钟氏之家，一夕书画被盗。当年与丈夫收集的金石古卷，全部散佚，令她饱受打击，其写作转为对现实的忧患，因此后期经历了国破家亡、暮年飘零后，感情基调转为凄怆沉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绍兴二年（1132年），至杭州，再嫁张汝舟，婚姻并不幸福，数月后便离异。
李清照晚景颇为凄凉，朱彧《萍洲可谈》说她：“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载：“然无检操，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碧鸡漫志》中说：“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卒于1155年（此前另有1151年、1156年等不同说法）。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夫人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余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孙氏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卒，卒年五十三，她十岁时即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由此可知，李清照当卒于1151年之后。《宋史·艺文志》中说她有《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易安词》八卷，但已经遗失。现有《漱玉词》辑本，现存约五十首左右。
诗词作品
词
《武陵春》、《醉花阴》、《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小重山·春到长门草青青》、《忆秦娥·临高阁》、《多丽·小楼寒》、《好事近·风定落花深》、《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声声慢·寻寻觅觅》、《念奴娇·萧条庭院》、《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清平乐·年年雪里》、《菩萨蛮·风柔日薄春犹早》、《浪淘沙·帘外五更风》等。
诗
《浯溪中兴碑诗》、《乌江》、《皇帝阁春帖子》、《钓台》、《上枢密韩肖胄诗》《夏日绝句》等。
文
《金石录序》、《词论》、《打马图序》、《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等。
艺术手法
白描手法：国画李清照词不以辞采取胜，而是“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意。”通俗中见典雅，具有自然淡雅的艺术风格，达到朴素之美的境界。例如《声声慢》开头连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叠字，具有独创性，做到了自然朴素，不见凿痕。尤其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心理刻画，全用白描手法，正是李清照词语的生命力之所在，是李清照词被后人吟咏不哀的主要原因。
赵本山经典语录篇6
“捐助”遭遇“滑铁卢”
今年赵本山的小品遭遇前所未有的恶评,但仍“顺理成章”的成为虎年春晚的“小品王”,感觉意外的人很少,一笑而过的人却很多。导演的说法是“观众就认老面孔”。但不少网友却不这么认为,很多观众评价,赵本山今年是“习惯性获奖”。
有意思的是,赵本山在春晚“我最喜爱的节目”中折桂,而在凤凰网网友投票评选的“春晚最烂小品”,老赵也荣登榜首,颇具讽刺意味。“如果真要我选择,我觉得《捐助》还不如《一句话的事》有意思。”一位网友说,春晚中的“广告王”成为“小品王”,被很多观众评价为赵本山今年是“习惯性获奖”――老赵领的不是奖,而是惯例。
《捐助》的口碑从初一到十五一直不佳,至被网友票选为春晚“最烂节目”。笑料空洞、故事荒唐、小沈阳的边缘化以及植入广告太多,让赵本山和他的小品获称“被商业娱乐”。蝉联12年“小品王”,甚至殃及“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的公信力。算算本山大叔在春晚舞台上已经奋斗了20个年头,他的小品对于春晚而言,相当于北方年夜饭桌上的饺子。1990年,赵本山通过姜昆获得了走上春晚舞台的机会,小品《相亲》让他一炮而红。而今年春晚中,就在姜昆的相声戏称如今电视荧屏是“广告中插播电视剧”之后,赵本山的小品《捐助》就倒在了“广告中插播小品”的争议声中。像去年大红的小沈阳今年在台上“打酱油”一样,快乐在商业舞台边缘“打酱油”。
在20分钟的《捐助》中,从网站、酒到城市,植入的软广告品牌众多。其中提及最多的一个品牌,在一分钟左右的对白中被提到将近10次。有人爆料说:“一句话提到品牌,加上老赵特意扶正的产品,‘广告费’应该有数百万元。”对比2009年的《不差钱》,因为节目本身笑料不断,新人小沈阳、丫蛋,加上毕福剑的表现都很抢眼,观众对植入式广告的负面评价不多。然而,《捐助》笑料没有广告多的感觉,套用赵本山小品的名句:“那是相当地令人失望。”
“只要赵本山小品成功,那春晚就成功了一半。”央视春晚导演组的这句话,足见赵本山对于春晚的分量。被宠着的“小品王”,多年来在春晚前的节目“大逃杀”式的层层审查中,享受“免检”待遇。不过,《捐款》却质量欠佳,赵本山多年经营的春晚老大形象忽然成为观众口中的“春晚钉子户”。
春晚长青树
赵本山最郁闷的一次被拒经历可追溯到1987年。经姜昆推荐,赵本山的演出录像带被捎给了春晚剧组,随后,春晚剧组首次邀请他赴京面谈。赵本山所在单位很重视此事,专门为他买了10瓶茅台酒作为送给春晚剧组的礼物。从小到大没有送过礼的赵本山,坐火车赶到了北京,可他一不知道怎么送礼,二不知道该把礼送给谁,结果因此得罪了人。可想而知,他当时有多郁闷,他把自己关在宾馆,一天喝一瓶茅台,到了第11天,酒都喝光了,就干脆回东北去了。1988年,春晚提前录制了赵本山的节目。当时,已经回到辽宁的赵本山兴奋地告诉铁岭乡亲们:等春晚播出时,大家一定要关注他在哈尔滨分会场的演出。结果因为录音不合格,节目在最后关头被毙了,这让他颜面尽失。1989年,赵本山再次被“忽悠”了。当时,他为春晚准备的小品《老有少心》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可临近直播时,某位编导说:这个小品东北土话太多,南方观众听不懂,能改改吗?赵本山就问他:“咋改?改成北京话?”这次,赵本山又只得打道回府了。
1990年赵本山终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小品《相亲》的成功奠定了这位小品“大腕”的江湖地位。赵本山小品的语言看似轻松,却耐人寻味,“就兴你们年轻人连蹦带跳,又搂又抱,我们老年人就只能干靠?”《相亲》里徐老蔫的一句话说到了观众心坎里,让人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心里还有种酸溜溜的感觉。如果说前三次被春晚拒绝鲜有人关注的话,1990年到1993年连续三年登上春晚舞台已经为赵本山积累了不少的人气。因此,1994年的缺席也一度传出许多猜测的版本。事实情况是这样的:那年,赵本山因为家里有事,推迟了向春晚剧组报到的时间,却因此惹怒了春晚导演组,他们给赵本山开出了“封杀令”。当时赵本山虽已崭露头角,但毕竟还未大红大紫,对春晚剧组来说,他也没有如今这般举足轻重的作用。1994年赵本山因为没有赶上春晚的直播,最终放弃了与观众见面的机会。不过经过一年的休息,1995年的春晚,赵本山令人惊喜地完成了由喜剧小品演员到艺术家的蜕变。《牛大叔提干》是一部极具社会讽刺意味的作品,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吃喝风”、“浮夸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着实让人刮目相看。与此同时,他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任男搭档――范伟,也开始在大场面下崭露头角。1996年赵本山继续与范伟搭档演小品《三鞭子》,这次他化身为农民的代言人。小品歌颂了一名“为乡亲修路”的县长,使人民群众陷入历史上党群鱼水亲情的美好回忆之中,并将修路歌颂成了造福于人民的一件大事和好事。时至今日,我国的各级政府都将“修路”当作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首要条件之一,这里边也有赵本山的一份功劳。
在1997年的《红高粱模特队》和1998年的《拜年》之后,1999年《昨天今天明天》是赵本山最被观众津津乐道的“白云、黑土”系列的开山之作。除了新搭档宋丹丹之外,这也是赵本山第一次在小品中安插当红的央视主持人。小品借央视当时最火的节目――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做故事场景,将一对农民夫妇搬上荧屏,以他们的日常生活为参照,为后来的“白云、黑土”系列小品打下了故事伏笔。2000年,赵本山延续了上一年大受欢迎的“山丹丹”组合,从《钟点工》开始,赵本山开始大量地在小品中插入笑话的变体――“脑筋急转弯”,并将它发展成了小品的主要卖点,这是赵本山小品的独特创造,丰富了其话语体系。
与《昨天今天明天》一样,2001年《卖拐》之于赵本山,又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卖拐》没有深刻的社会讽刺,也没有华丽的歌颂手法,赵本山返璞归真将他最擅长的丑角艺术搬上了舞台,开始了他的“大忽悠”系列。深具品牌意识的赵本山继续打造“大忽悠”系列,继前一年《卖拐》之后,2002年又卖起了轮椅。不同的是,这回赵本山将前一年摸索出来的“脑筋急转弯”大量地运用到小品当中,成为小品的主打。“大忽悠”赵本山的形象,经其两年的连续推广,开始深入人心,成为他个人的一个经典造型。
玩了两年纯娱乐的丑角小品,赵本山适时地又高大了一回。《心病》讲述的是心理医生赵大宝为中了300万元大奖的村民化解心理疾病的故事。小品通过诙谐的表演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敲响了警钟,提醒人们更要注重精神层面的健康。这也是赵本山、高秀敏、范伟三人组第三次亮相春晚。2004年的《送水工》由于小品是结合当时社会上的留学热来颂扬伟大的母爱,主题定得甚高,因此并没有给赵本山太多施展喜剧细胞的空间,观众的反应相对比较平淡。2005年《功夫》是“忽悠”系列的最后一部。“大忽悠”来到范厨师成立的“防忽悠热线咨询公司”,忽悠手段最终被戳穿,小品结局热闹而圆满。这也是赵本山所有小品当中悬念最大的一部,不到最后一刻观众都不知道这场智斗到底鹿死谁手,娱乐效应大获成功。
6年之后,2006年崔永元从《实话实说》走向《小崔说事》,当年的主人公“白云”和“黑土”也重新走进了演播厅。81岁的“黑土”与老伴之间的矛盾冲突始于物是人非,最后精彩的二人转表演,为这一年的节目作了精彩结尾。2007年《策划》和2008年《火炬手》观众反响平淡,还被观众质疑,赵本山在其中的一系列表现手法都源自于其徒弟。2009年《不差钱》,赵本山力推徒弟的一部力作。成功推出一小沈阳这一最新的娱乐巨星。
一个时代的结束
终于伴随稀松的2010年“春晚”,人们彻底结束了对赵本山小品的期望值。几年来“春晚”,赵本山担纲领衔的小品无论题材选取,还是表演形式都处在极力挣扎阶段。无论赵本山本人还是民众都期望他能有突破。而“春晚”是实现突破的最好平台。但最终没有实现突破,标志着赵本山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到了结束期。
赵本山小品在全国火了二十多年其原因:一是适应了市民文化崛起的要求。改革开放,民众思想得到了解放,民众要求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角,所以,以赵本山为代表反映民众生活的作品成为人们抒发自己快乐的形式。二是适应了文化产业化发展趋势。二人转艺术向来都是个体户发展形式,二人转演员在历史上是结伴走乡间,到地头,随时表演,大家乐一乐,给几个赏钱。文化体制改革,文化进行产业化发展,赵本山打着弘扬二人转艺术的旗帜很容易走上市场经济的路子。三是让北方民众感到了亲切,这是他们熟悉了的艺术;让南方民众对北方文化感到新鲜,通过二人转,了解了北方的文化世界。四是,中央电视台垄断地位造就了赵本山。在市场经济条件,专制体制容易造成各行业形成利益体系。如教育,教育出台的优惠政策有利于教育体系里的人,外人很难获得教育行业出台的优惠政策。政府机关出台的政策有利于公务员,这就是无论怎样改革,当公务员仍然是国家政策最大受益者。在这个大背景、大格局下,央视也巩固自己资源的垄断地位,里面每个频道栏目主持人都成为经济最大收入者(无论知名度还是经济收入),如李咏自己就搞了三档(咏乐汇、非常6+1、幸运52),外行业外部门人很难打入中央电视台,外省某电视台春晚也很难与央视竞争争办春晚。赵本山则成为央视保证垄断地位的头牌节目。这让赵本山也间接尝到了垄断的甜头。所以,他在推广自己产业化发展模式的时候,注意和各省电视台的合作,如和黑龙江电视台合办的“本山快乐营”栏目。
赵本山经典语录篇7
［关键词］《水浒传》；电视剧音乐；张式业；赵季平；周志勇
2011年暑假期间，多个电视台如山东卫视、上海东方卫视、天津卫视、安徽卫视等不约而同地在晚间黄金时间播放着新版《水浒传》，在经典著作不断被翻拍的今天，其所带来的新奇与失望一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比较着三版的差异及优劣，例如网络上流传着的对于三版《水浒》人物形象的对比，引起很多人的兴趣。笔者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对其中的音乐尤其关注，三版电视剧的配乐由不同的作曲家创作或改编，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特色，对于同一题材的电视剧，作曲家从不同的侧面切入，运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同时体现出了作曲家鲜明的创作个性。
一、鲁版：电视剧音乐的起步――拿来时代
20世纪80年代，山东电视台拍摄了系列水浒人物电视剧，《武松》《鲁智深》《林冲》《晁盖》《宋江》《李逵》《顾大嫂》等，其中《武松》最成功，单独播放以后，山东台又把这些系列剧按照原著的时间顺序重新组合起来，构成了山东版的四十集《水浒传》。这部电视剧以其紧凑的节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给那个年代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剧中主题音乐二胡曲《一枝花》原为唢呐独奏曲，是任同祥先生于1959年春创作的，当时他有感于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一个民间艺人成为一位专业音乐工作者的艺术生涯，深深感到这是党对他的培养，为了抒发这样的心怀，他着手编写了这首独奏曲。乐曲的构思如下：“旧社会，路旁花，风吹雨打受摧折。新社会，一枝花，工农兵群众喜爱她。”作曲家、指挥家张式业先生在1982年根据这首任同祥编曲的同名唢呐曲改编成二胡曲，用于电视剧《水浒传》作为剧中音乐。
这部作品以任同祥的唢呐独奏曲《一枝花》的音乐素材为基础，杂糅了鲁西南地方戏曲、民间音乐素材，恰当地运用了现代音乐技法和西方交响音乐结构思维。因为乐曲音调具有浓郁的山东地方音乐色彩，高亢嘹亮而又悲壮激越，与剧情紧密相连，随着电视剧在全国播放，剧中音乐也得到大家的喜爱，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乐曲进行中有速度的变化，但整体速度逐渐加快，呈“散、慢、中、快、急”的速度发展布局，这种渐变的处理是中国传统音乐常见的手法，也与西方现代音乐中常用的自由曲式发展原则相似，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取向。乐曲里慢板恰可以表现剧中人物武松与哥哥的亲情，寄托了对哥哥的哀思和悼念，而其中的快板则可以表现武松性格中豪爽、勇武的一面。
古曲《将军令》原为戏曲中开场音乐和为摆阵等场面而伴奏的曲牌，民间艺人也常吹奏此曲以增添节日的热烈气氛。作为苏南吹打乐，《将军令》是用两支大唢呐吹奏旋律，配以“大锣大鼓”，渲染威武雄壮的气派，并用长鸣以壮声势。在82版《水浒传》中被经常用作武打音乐，激烈的武打场面与气势宏伟的音乐十分吻合。
然而在承认剧中音乐与剧情十分贴合的同时，会发现除了片头音乐是根据《一枝花》的音乐主题进行创作的，其中的二胡曲《一枝花》、武打场面配乐《将军令》都是直接取自我国民间的传统音乐，究其原因，（1）20世纪80年代，我国电视剧制作刚刚起步，电视剧音乐的制作还不成熟，没有以往的经验可以借鉴，于是采用现成的音乐素材成为现实的可能，这些现成的素材，拿来直接使用，由于它们在民间已有一定的传播范围，所以，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会觉得音乐比较熟悉，从而更加喜爱电视的画面与内容。（2）可能受当年物质匮乏所致，与其花大力气写作电视音乐，不如援引现成的音乐，一方面节省制作经费和制作精力，另一方面这些现成的音乐素材早已有群众基础，更令观众观看时产生亲切感。（3）电视剧的配乐是济南前卫歌舞团张式业先生，他的擅长领域为民族管弦乐队指挥，因此，用现成的音乐来配乐或是改编自是他的强项。
二、央视版：电视剧音乐的巅峰――经典时代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97央视版《水浒》作曲是我国著名作曲家赵季平，赵先生除了纯音乐作品外，还创作了大量的影视音乐作品，他熟稔影视音乐创作的规律，再加上他严谨的西方作曲技术的训练和深厚的民族音乐功底保证了这部电视剧音乐的成功。电视剧播放后，由刘欢演唱电视片尾主题歌的《好汉歌》随即广为传唱。
赵先生有丰富的影视音乐创作经验，在创作剧中音乐时，赵季平认为《水浒》表现的是一群绿林好汉的故事，它的音乐风格也应该是平民化的，虽然“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的父亲从小教他读《水浒》，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从小就烂熟于心，但他还是非常重视音乐创作，他的创作运用了鲁西南和河南的民间音调，主题歌之一的《好汉歌》，综合了山东郓城的筝曲《呀儿哟》和豫东的《王大娘补缸》的音乐动机，而其中的某些音乐主要是声乐则运用了古曲尤其是宋代姜白石的传谱。
对于民族传统的音乐的研习与熟稔所产生的结果是赵季平先生对《水浒传》音乐风格的准确把握：三首主题曲《好汉歌》粗犷豪放，《公道在人间》力度十足，《天时地利人和》大气庄严，婉约柔情插曲有《鹊桥仙》《渔家傲》《阎婆惜卖唱》，豪爽侠义有《阮小七渔歌》、深情质朴有《兄弟情谊》、奢靡华丽有《宫廷舞彩》、紧张杀气有《殊死一战》《晁盖出征》、悲凉愤懑有《武松杀嫂》《林冲夜奔》，每一首插曲都令人印象深刻，画面感极强，令听者心驰神往，回味无穷。
97版《水浒》的音乐以其深厚的民族音乐元素、个性的音乐特征、多元的音乐形式、富于张力的音乐处理受到了不同年龄的观众的喜爱，其配乐的成功之处在于配乐本身就非常精彩，配乐甚至可以独立于画面而存在，有其独立的艺术意义。正如有人评论他“在创作风格上历经了三个阶段，一是音乐与影片风格一致，二是音乐完全融入电影，加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三是音乐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超出了影片，达到一种新的境界”。这部电视剧的配乐可以说也达到了第三个阶段，单独把电视剧的配乐拿出来欣赏都非常精彩，它的艺术性可以独立于电视剧而存在，这是赵先生创作的高超之处。这部电视剧音乐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赵季平先生个人作曲技术高超及对民族传统音乐的巧妙再加工利用，更是我国电视剧音乐创作在上世纪90年代的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
三、2011新版：电视剧音乐的商业时代――消费文化进入新世纪，商业理念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无处不在，对于这部重拍的经典著作，制作方充分考虑了其中的商业要素――商业时代电视剧的收视率及由此带来的广告的收益，因此除了在演员选用偶像化、言情扩大化、情节戏剧化、解读现代化以外，制作方同样也非常重视音乐的创作，一部成功的电影或是电视剧，好的主题曲与配乐当然是必不可缺的，而在商业时代，作为消费文化的影视作品及其音乐，配乐与主题曲的壮阔、大场面的震撼听觉及受众喜爱程度在某个角度来说也关系着整体成败。新版《水浒传》的制作者深晓其中利害，因而在音乐部分的投入与规划毫不含糊，“不但请来获得法国汉斯国际电视电影节‘最佳作曲奖’的作曲家周志勇担任作曲，还邀来毛阿敏、李玟等华语乐坛多位唱将巨星担纲主题曲及插曲的演唱，所有的配乐均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及享誉国际的小提琴演奏家刘云志、‘民乐皇后’二胡演奏家宋飞、新派‘古琴天后’赵晓霞等多位演奏家演奏，交由国内录音界泰斗张小安、袁立军等知名录音师操刀。”（唱片宣传语）作曲家周志勇有为多部影视音乐作曲的丰富经验，因为前面有赵先生的创作对比，应该说在音乐创作上态度也是非常认真的，时至今日，音乐的录音技术、后期缩混技术已经都有大幅改观，这也为音乐的成功制作尤其是消费时代影视作品惯见的表现大场面及震撼力的提升提供了保证条件。
商业时代的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消费文化，表现在音乐方面那就是流行音乐的大行其道，新版的《水浒》也符合了商业时代消费文化的特点，那就是流行元素的引入，曲作者周志勇是一位年轻的作曲家，他对流行音乐的把握更加熟稔，对年轻观众的音乐审美心理更了解，因此剧中音乐尤其是主题曲、插曲人声演唱的部分，都引入了流行音乐元素，片头曲《四海盟约》由著名歌手毛阿敏用流行唱法演唱，除了这首《四海盟约》还有其他的流行歌手演唱的插曲，如台湾歌手李玟的《四海》、孙浩的《水泊梁山》等，插曲《醉红颜》由流行唱法歌手刘依朵采用无词歌的方式演唱衬词，并多次用于表现人物内心的场面。创作者对于流行音乐因素有意识的运用是显而易见地，但效果现在看来还是差强人意，并不算理想。
流行音乐的选择与引入是新版《水浒》的必然选择，是商业时代电视人贴近时代、贴近受众的选择，然而，在新版《水许》受到许多关注，其中配乐许多人也在讨论的同时，其主题曲、插曲并没有像97版那样迅速流传开来，也没有像鲁版那样电视配乐使传统乐曲《一枝花》更加深入人心，这也许是年轻的作曲家在创作类似大题材的电视剧的音乐的时候所要思考与反思的，商业时代的今天，在录音、混音技术等硬件技术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作曲家怎样才能创作出精品？那就是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软件水平，这种水平包括深入生活、深入民间，作曲技术、传统音乐提炼、音画结合水平等，老一辈作曲家赵季平等为年轻的作曲家树立了可以学习的榜样。这种大题材的创作必然会受到许多人关注，曲作者如果不具有精品意识、创新意识和十足的投入，实在是对这样的题材的浪费。
四、结语
从鲁版的“拿来时代”到97版的巅峰经典时代再到商业时代电视剧音乐作为消费文化，电视剧《水浒传》的配乐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拿来”完成了中国电视剧的滥觞的使命的话，那到90年代，以作曲家赵季平为代表的老一辈作曲家创造了电视剧音乐的高峰，他们多产而且成功率高，创作的电视剧音乐（含主题歌、配乐）大多脍炙人口，无论在艺术性还是民族性及大众性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在经典题材不断被翻拍的当代，除了电视剧其本身赋予翻拍以时代新意外，作为电视剧的重要部分――电视剧音乐也要与时俱进，即使在商业时代，电视剧音乐作为消费文化，其创作也不仅仅是对流行音乐的引入和应用，而是要有时代意识和精品意识，除了创作反映时代声音的作品，而且要在不断发展的时代里，引领大众的音乐审美，还要有超越意识，在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推动电视剧音乐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白麟.浩歌长嗟英雄心――赵季平谈“水浒”音乐创作［J］.民族音乐,1998(02).
［2］梁茂春.扎根于民间的好歌――评赵季平的《好汉歌》［J］.音乐天地,1998(04).
［3］李俊梅.电视剧音乐艺术［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赵本山经典语录篇8
有一次在梁朝伟出席的某活动上，记者又问起他和刘嘉玲的关系：在北京《无间道》的首映式上，你和刘嘉玲非常亲密，我们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能走上红地毯呢?
这个问题虽然公众非常关心，可毕竟是个人隐私，梁朝伟不好回答，于是他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首映式上，就已经走过红地毯了啊。
人民大会堂走地毯当然不比婚礼上的红地毯，然而梁朝伟偷换了两个红地毯的含义，回答无懈可击。
20xx年雅典奥运会上，刘翔勇夺金牌，一名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他：亚洲人在短跑上一直是一个弱势，许多人怀疑你的成绩的真实性，认为可能是服用了查不出来的兴奋剂，请问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翔盯着对方，略加思索，从容地回答道：贵国的医学一向比中国发达，服用兴奋剂的历史比中国悠久很多，如果有这种药，你们的运动员一定用过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们就算服用了兴奋剂，也没有进世界前三。一番话把这位记者噎得满脸通红，哑口无言。刘翔机智的回击赢得了在场中外人士的尊重和钦佩。
1944年3月25日，富兰克林?罗斯福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先锋论坛》报的一位记者采访这位第32任总统，就他连任总统之事问他有何感想。罗斯福笑而不答，请记者吃一片三明治。记者觉得这是殊荣，很快就吃下去了。罗斯福又请他吃第三片，记者受宠若惊，虽然肚子已不需要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吃下去了。这时，罗斯福微笑着说：现在已经不用回答您的提问了，因为您已经有了亲身的感受。
在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过程中，肯尼迪的年轻和孩子般的外表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不利条件。众议院发言人萨姆?雷伯恩就是攻击肯尼迪乳臭未干的几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肯尼迪哈哈一笑，把问题抛到一边，说：萨姆?雷伯恩可能认为我年轻。不过对一位已是78岁的人来说，他眼中的大部分人都年轻。
以上各例中的回答各有千秋，都是用滴水不漏的语言回答了刁难的问题。当然，要达到他们这样运用语言的程度，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实践和锻炼。但是总结关键的一点，面对刁难，他们都有一个平稳的心态，一个娱乐的心态，而不是心胸狭隘，暴跳如雷。
现实中，也许情况总会与这里讲的有很大出入，世事无常嘛。因此我们就需要发挥自己的能力，灵活机智，在棘手的话题落到你的身上时，如打太极般，与之周旋。太极中的借力打力、避实就虚都是很不错的方法。下面总结几个常用方法：
1、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交谈中，有人或善意或恶意得向你发难，把你推向窘境，这时就需要应变。这种应变，难就难在既要解决这个问题，又不能失礼。
一次，一家英国电视台采访梁晓声，现场拍摄采访的过程。采访者是个老练的英国人，他走到梁晓声面前说：下一个问题，请您做到毫不迟疑地回答，最好只用简短一两个字，如是与否来回答。梁晓声点头认可。
遮镜板啪的一声响，话筒立即伸到梁晓声面前，记者问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也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作家，那么文化大革命在你们看来究竟是好还是坏呢?
梁晓声一怔，提问竟如此之刁，他灵机一动，立即发问：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著名的作家，那么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是坏?
回答的如此巧妙，使英国记者为之一愣，摄像机立即停止了拍摄。梁晓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转败为胜。这个应变就是短短的一瞬间，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在一个小型的联欢会上，观众席上有一个观众问赵本山：听说你在全国笑星中出场费比较高，一场要一万块，是吗?
这个问题让人为难：如果做出肯定的回答，一定会给赵本山本人造成很多不便;要是否定，很难有人相信。赵本山说：您的问题问得很突然。请问你在哪里工作?
我在大连一个电器经销公司。那位观众说。
你们经营什么产品?赵本山问。
录像机、电视机、录音机
一台录像机要多少钱?
4000元。
那有人给你400你卖吗?
那当然不能卖。价格是根据产品的价值确定的。
那就对了。演员的价格是由观众决定的。
经过这番诱导，赵本山既回避了正面回答问题，又没有答非所问，使得交际气氛非常和谐轻松。如果赵本山拒绝回答，或者一本正经地说请您不要问收入等隐私问题，那可能把气氛搞僵，自己还会给观众留下不爽快的印象。
法拉第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常常百折不挠地做一些表面上和社会生活并不相关的科学实验。当法拉第最初发现电磁感应原理的时候，有人冷嘲热讽地问他：这个原理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呢?
法拉第马上反问对方：刚生下来的婴儿有什么用呢?
对方听后，哑口无言。
这三个例子都是没有采用正面回答，都是把对方置于同等境地从而让其哑口无言的典范。下一次，遇到难以回答的棘手问题时，你不妨一试。
2、模糊语言很管用
在一些不必要、不可能或不便于把话说得太实太死的时候，利用模糊语言让你的表意更有弹性。生活中还有一类问题，也是我们怎么回答都不对的，面对这样的问题，聪明的人通常会想办法巧妙地避开。
北宋王安石的儿子王元泽幼年时，有一位客人知其不辨同笼的獐和鹿，却故意问他哪一头是獐，那一头是鹿。王元泽不慌不忙，沉着答道：獐旁边的那头是鹿，鹿旁边的那头是獐。王元泽年虽年幼，却知道模糊语言的作用。却机智的用模糊语言为自己解了围，显示了他的应变能力。
3、避实就虚的学问
为了保全自己的某种利益，你可以设法避开这类难于应付的问题。有时候为了照顾自己的面子，你也要学会避开别人的提问。如中国的太极般避实就虚。
有这样一个善于闪躲质问的女人，她回避问题的本领简直令了解她的人想大喊一声太妙了。例如，如果有人问她：你可曾读过《堂吉珂德》?她会回答：最近不曾。其实她根本没读过，然而谁会煞风景去破坏融洽的谈话气氛?
赵本山经典语录篇9
关键词：行道顿兵自明蒙注释考订一、行道
《史记・淮阴侯列传》：“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
教材注：行（hán），辈。诸将行，等于说将官们。道亡，半路上逃走。
按，“行（hán）”古代确有“辈”之义。《礼记・祭统》：“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所使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郑玄注：“子行，犹子列也。”《汉语大字典》：“行，辈，班辈。”但“行”此处附于“诸将”后而作“辈”讲，不妥。因为“诸”已说明复数，再用“行”来表示，有重复之嫌。
古籍中不乏“诸将行”三字并列出现例，如《宋书・武三王列传》：“及关中平定，高祖议欲东还，而诸将行役既久，咸有归愿，……雍州刺史。”此处“行”不当“辈”讲，而与“役”组成“行役”。《辞源》：“行役，因服役或公务而跋涉在外。”《周礼・地官・州长》：“若国作民而师田行役之事，则帅而致之。”贾公彦疏：“行谓巡狩，役谓役作。”又《新唐书・二王诸葛李孟列传》：“珂出，问计所宜，答曰：‘若夜出，……可则济，否则召诸将行成以缓敌，徐图所向，上策也。’”此处“行”亦不作“辈”讲，而与“成”组成“行成”。《汉语大词典》：“行成，谓议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其例又如《明史・徐达常遇春列传》：“明年，达复帅诸将行边，破敌于答剌海，还军北平，留三年而归。”《周朝秘史・第四十七回》：“知臣莫如君，臣不能尽知，然臣常观诸将行谊，皆怀赤心，各抱义勇，独舟之乔不可授以大柄，其他非臣所尽识！”其中“行边”谓巡视边疆；“行谊”谓品行、道义，“行”均不作“辈”讲。
所以我们认为开首句的“行”当与“道”组成“行道”。“行”读hán时，有“道路”义。《尔雅・释宫》：“行，道也。”《国语・晋语》：“宿夜征行。”韦昭注：“行，道也。”《汉语大词典》收“行道”一词，作“道路”解，引例为：“《诗・大雅・绵》：‘柞拔矣，行道兑矣。’俞樾《群经平议・毛诗四》：‘行道连文，行亦道也。’”
二、顿兵
《史记・淮阴侯列传》：“今将军欲举倦罢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
教材注：顿，困，使动用法。
按：《论衡・道虚篇》：“汉诛王莽，兵顿昆阳，死者万数，军至渐台，血流没趾。”又《旧唐书・本纪第九・玄宗李隆基》：“丙辰，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这两例中“顿”作“屯、驻”讲，确定无疑。
《古今韵会举要・愿韵》：“顿，《增韵》：‘次也。’”《广雅・释诂》：“宿、次、低、弛，舍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宿、次、低，为舍止之舍。”详审此句句意，前段已言“倦罢”，再说“使士兵困顿”，句意冗繁。书注是强解之为词类活用，不妥。我们认为开首句中“顿”亦作“屯、驻”解。
《汉书・李广传》：“而广行无部曲行陈，就善水草顿舍，人人自便。”颜师古注：“顿，止也；舍，息也。”《文选・陆机》：“南归永安，北迈顿承明。”李善注：“顿，止舍也。”《汉语大字典》引本节首例句作证，释“顿”为“止宿，屯住”，我们同意此说。
三、自明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而不能争。争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谢病，拥赵女，屏闲处而不朝。相提而论，是自明扬主上之过。”
教材注：明，明显地。扬，张扬。
按：此注不妥。若“明”当“明显地”讲，则“自明扬主上之过”义为“自己明显地张扬主上的过错”，如此一来，便不再是“相提而论”。既是相对而讲，我们认为相对的两面，一方面是“自明”，而与之相对便是“扬主上之过”，是主语两种不同行为。所以，此“明”当为“证明、阐明、表明”，而“自明”则为“自我表白、自我表明”。
《楚辞・九章・惜诵》：“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又《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人或毁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两例“自明”“不自明”，即“自我表明”和“不能自我表明”。
四、蒙灌氏姓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夫父张孟，尝为颍阴侯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
教材注：蒙，冒。
按：此注承颜师古说，《汉语大字典》“蒙”之“假冒”意承此。《史记》确有记述“冒姓”事，仅一例，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是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为卫氏。字仲卿。长子更字长君。长君母号为卫媪。媪长女卫孺，次女少儿，次女即子夫。后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此句是说青、步、广皆冒充卫姓。这里不避重复两次用“冒”而不用“蒙”。
我们认为宜释“蒙”为“受，承”。考察句意，应是张孟“得幸”，不仅“进之至二千石”，而且被赐灌姓，才能“蒙灌氏姓为灌孟”，即此“蒙”不为“假冒”义。《史记》训“蒙”为“承，受”义例，如《史记・秦本纪》：“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又如《史记・陈涉世家》：“孝公既没，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古代文献述弃本姓而用他姓事，以“冒”常见。《飞燕外传》：“一产二女，归之万金，长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赵。”《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巴志》：“抑或是巴冒姬姓往，武王以为宗姬也。”《旧五代史・太祖纪一》：“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随母适郭氏，故冒其姓焉。”
又《王夫之论五代》：“徐知诰自诬为吴王恪之裔，虽蒙李姓，未知为谁氏之子，因徐温而有江、淮，割据立国，义在长民而已。”考之五代史，见《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字正伦，徐州人也。……而杨氏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温，乃冒姓徐氏，名知诰。”可知李本蒙李姓，又冒徐姓，“蒙”“冒”自不相同。此“蒙”亦为“承”。
参考文献：
[1]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
（刘乔卉浙江宁波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315211）一、谈“恶之易也”的“易”
《左传・隐公六年》谈及“郑伯侵陈”这一历史事件，在评价陈侯时，有这样一段话：“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荑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对于其中“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一句，杜预注曰：“言恶易长，如火焚原野，不可向近。”很显然，在此杜预增一“长”字，将“易”看作“难易”之“易”，当“容易”讲，即理解为“恶容易生长，就好像火（很容易）在原野上焚烧起来一样，不能够接近。”且不论增字解经，单考虑该处“易”作“容易”讲，也与上下文语言环境不相合，逻辑不通。上文说“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之后引用了《商书》的这段话，下文又引周任之言：“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荑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可见，无论是“如火之燎于原”，还是“如农夫之务去草焉”，都是为了说明恶会使祸及于身而不可救，正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扑灭，亦如草之滋蔓而不可除。所以从整体来看，此处“易”并没有“容易”的意思。除了“容易”这一常用义项，古汉语中“易”还经常有“交换”“改变”等义项。《廉颇蔺相如列传》：“愿以十五城请易璧。”《五人墓碑记》：“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然而依次代入那些常见义项，都不能够满足本文语境的要求。那此处“易”究竟是何义？
王引之《经义述闻》对“恶之易也”一句作过比较精彩的解释，他首先引用其父王念孙的观点，认为杜预是增字解经，“易”在此的解释应为“易者，延也。谓恶之蔓延也。”并举出大量文献例证来证明：
《大雅・皇矣》篇“施于孙子。”郑笺曰：“施，犹易也、延也。”《尔雅》：“驰，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盘庚》：“无俾易种于兹新邑。”谓延种于新邑也。《秦策》：“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谓延患于后也。《鲁语》：“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谓祸之相延，亦如疫厉之相延也。上文曰“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恶之延易，祸及于身而不可救，正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扑灭，故引《商书》以明之。恶之延易，亦如草之滋蔓而不可除，故又引周任之言“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荑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亦是“除恶务尽，毋使滋蔓”之义也。《东观汉记》载杜林疏曰：“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荑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正取“延易”之义。
可见，王引之认为“易”是“延易、蔓延”之义，其论说严密，证据充分，也符合上下文语境。这一观点得到了学界广泛认可，笔者亦同意这种解释。但“易”为何会有“蔓延”这一义项？具体是怎样产生的？
《说文》认为“易”的本义是“蜥易”，“易，蜥易，蜓，守宫也，象形。《书》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曰从勿。凡易之属皆从易。羊益切。”段玉裁注：“易本蜥易，语言假借而难易之易出焉。”根据《说文》及段注，无法确定“易”作为“蔓延”义的语源。
推求更古的文字，《甲骨文字典》认为：“‘易’原字为，象两酒器相倾注承受之形，故会“赐予”之义，引申之而有“更易”之义，后省为，乃截取之部分而成。金文作，或省作，形、义皆与甲骨文略同。经传作“、”，皆后起字。……《说文》所说形、义皆不确。”根据这一观点，在甲骨文中，“易”字像一杯向另一杯中倾注酒的形状，后来简省为只剩下一个杯向外流出酒的形状，最终又纵向截取杯的一半而简省，失去原形，被讹化演变为“易”字。所以从字形的线索上来看，“易”的本义应当是“赐予”，引申而有“变易”之“易”，假借而为“难易”之“易”。
对于“易”字形义来源的理解，学界仍存在很大分歧。但无论承认“易”的本义为“蜥易”还是“赐予”，都无法推求出其作为“蔓延”义的引申序列。
根据声音上的相近和古文字字形，郭沫若曾提出“易是益的简化”的观点，如若该观点成立，则通过“益”的词义引申，是可以得出“蔓延”义的。但李孝定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两字非但字义相差悬远，形体也迥然不同，“易”古文字字形中水点向一侧流出，而“益”古文字字形中水点是向上溢出。段玉裁在《水部》“溢”下云“器满也”，可知“益”为自满溢出，无外力作用，“易”则不同，水点既向一侧流出，必是拿着容器注水无疑。可见“易”和“益”两字并无关联，关于“易”的“蔓延”义项的引申推测再次被。
还存在另一种假设，即认为“易”的“蔓延”义项是假借义。那么具备该义的本字在哪里？
学者赵平安在《释易与――兼释史丧尊》一文中对“易”字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易”字应当是“”的分化字。从形体上来看，“易”是截取“”的一部分形体而来，从声音上来看，二者古音相通，“”从也得声，古汉语中作为声符的易、也可以互换，如《说文》“，或从也声”“，或从也”。从意义上来看，前面已提到“易”在古文字中的常用义项为“赐予”，而该义正是从“”引申出来的。为注水器，故有“给予”义，引申而有“赐予”义。因为二者在形、音、义上都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所以可判断是分化关系。之后，赵平安在论及史丧尊“孙子其永”一例时，认为“孙子其永”就是“孙子其永施”，也就是“孙子其永延”的意思。这是“”假为“施”。《大雅・皇矣》篇“施于孙子。”郑笺曰：“施，犹易也、延也。”杨筠如注《尚书》：“易，当读为施。《诗・何人斯》‘我心易也’，《韩诗》作‘施’，是其证矣。《鲁语》‘譬之如疾，余恐易焉’，易亦谓施。”这是“易”假为“施”。《淮南子・修务训》“名施后世。”注：“施，延也。”《庄子・在宥》“夫施及三王。”《释文》引崔注：“施，延也。”《列子・天瑞》“施及州闾。”《释文》：“施，延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施即延之假借。”
由此可知，“易”与“”相通，读为“施”，“施”是“延”的假借，所以“易”的“蔓延”义项来源于“延”，是假借义。
二、“华不注”考释
《左传・成公二年》描写了一场有名的战役――齐晋之战，战争地点在今山东济南附近，对战争过程写到：“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杜预注：“华不注，山名。”陆德明亦有音义“华，如字，又户化反。注，之住反。”以上解释，注释易懂，拼读通晓。并无不可理解之处，但此处引起人兴趣的是山的名称，此山缘何名为“华不注”？其名称背后有何理据？
根据地理上的考证，《左传》中的华不注山今名华山，在今济南市郊东北部，位于黄河以南，小清河以北，素以奇秀著称。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该山有过描述：“单椒秀泽，不连丘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根据史料记载，古代华不注山周围全为水域，唐代时四周水域称“莲子湖”，北宋以前又称“鹊山湖”。
对于济南华山的古名为何叫“华不注”这一问题，生活于附近的老百姓通常会给出这样一个通俗的解释：“华不注”即“花骨朵”的谐音。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从城中远眺，华不注山确实有花骨朵之形貌，再考虑到古时山的周围全部是湖水，那么平地拔起的华不注山，不正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荷花骨朵亭亭玉立在湖水之中么？这种观点也有诗文为证，李白在《古风五十首》的第二十首中描写华不注山时写道：“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此诗正是把山比喻成了绿翠的芙蓉，即荷花骨朵之貌。
然而，说“华不注”取名源自“花骨朵”的谐音，以上所给出的证据并不充分。首先，华不注山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呈现不同的形态，远眺所见并不一定是花骨朵之貌；其次，从上古音的角度考察，“华不注”是否与“花骨朵”谐音值得商榷。
“华”，陆德明的音义是“华，如字，又户化反”。“华，如字”，读本音，用本义，则读作“huā”，是“花”的古字，上古音在晓母，鱼部，平声；“户化反”则又读作“huà”，字同“”，上古音在匣母，鱼部，平声。“如字”,则与今日“花”读音相同，若“户化反”，则可以论证：匣母、晓母发音部位相同，是旁纽，又都为鱼部，叠韵，可以看作声音相近。
“不”，陆德明音义中并未给出注音，可见当时是读作了最为平常的入声。《禹贡锥指》卷十五也引《元和志》，“华不注一名华山，在历城县东北十五里，‘不’读如字。”“不”，查《上古音手册》，属帮母，之部；“骨”，上古音在见母，物部。声音相差甚远，既不双声也不叠韵。
“注”，陆德明的音义是“注，之住反”，查《上古音手册》，在章母，侯部；“朵”，在“花骨朵”这一短语中，山东方言发音实为“花骨嘟”，“嘟”上古音在端母，鱼部。章母与端母是准双声，侯部与鱼部是旁转，声音相近。
“华”与“花”，“注”与“朵（嘟）”上古音确实相近，但“不”与“骨”声音上则相差较远。
由此可见，“华不注”是“花骨朵”谐音的解释不甚合理，两者并不能一一对照。至于究竟该作何解释，古代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华不注”实为“花跗注”。如《五礼通考》卷二百八，“华不注。成二年，晋逐齐侯，三周华不注。杜注山名。华不注山在济南府城东北十五里，下有华泉。伏琛云：不音跗，与诗‘鄂不’之‘不’同，谓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着于水云。”伏琛此说，影响甚大，后世多以之为至论。下面即从“华”“不”“注”各字入手，看这一说法合理与否。
“华不注”中的“华”即今天的“花”，两者是母字与分化字的关系，“华”字繁体写作“”，异体字为“”，是一个会意字，其本义就是“花”。先秦古籍中的“花”大多写作“华”，比如《诗经》中“唐棣之华，曷不肃”“何彼矣，华如桃李”“山有扶苏，隰有荷华”等句中的“华”字皆作“花”解。
“华不注”中的“不”字当解作“跗”或“”。“跗”音“fū”，指“花萼、花托”，南朝齐・沈约《郊居赋》“衔素蕊于青跗”一句中的“跗”字即如此。又有“”字，亦音“fū”，字的本义也是指“花萼、花蒂”，《山海经》卷二《西山经》“有木焉，员叶而白，赤华而黑理，其实如枳”一句中的“”即是如此。按照钱大昕的理论，古无轻唇，今读作“fū”的“跗”或“”在上古应是帮母，与“不”音同音近。《诗经・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郑玄笺即以“鄂”为“萼”，以“不”为“跗”，谓“古声同，相借也”。
《春秋左氏传注疏》卷十四考证：传曰：“常棣之华，鄂不”。注：“不”言“”。按诗郑笺曰：“不”当作“跗”，音芳于反，言华下有鄂，鄂下有跗。与毛传解不同。杜注盖从传不从笺也。按：“不”字本花趺，象形，盖古“趺”字，古人以鄂不不字为实字用者甚多，如颜真卿“文鄂不照乎棣华，龙骥骧乎云路”之类是也。
《毛诗稽古编》卷九对此亦有说辞：“鄂不”郑读“不”为“”，训“鄂足”。今皆以王肃读入声。案：《说文》,“不”，甫久切，然笺云：古声“不”“”同则久切,其后矣,古诗“日出东南隅，行不与敷夫”协韵亦作,音也,又甫鸠切。陶靖节《酬刘柴桑》诗，“不与周秋游”，韵协是也，孙《唐韵》始有分勿切，读与弗同。内典“不”也作此音矣。近世并读逋骨切，盖始於温公指掌图，而孙炎《示儿编》、陈正敏《齐闲览》皆祖其说。黄公《绍韵》遂收入二沃韵，於是不字有甫鸠、甫久、分勿、逋骨四切，而音虽最古，反惊俗矣。郑夹云，“不”本“鄂不”之“不”，音趺，因音借为可不之不，音否。因义借为不可之不，音弗。斯言良是杨用修《丹铅总录》论“鄂不”之义，引“华不注山”“馀不”证之尤为详确。
《丹铅余――总》卷二也确有此证：“不注”，左传成公二年，晋克战于，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相传读“不”字俱作“卜”音，伏琛齐记引虞挚畿服经，“不，跗。如诗‘萼不’之‘不’，谓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华跗之注于水”，其说甚异而有征。又按《水经注》云：“华不注山，单椒秀泽，孤峰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九域志》云：“大明湖望华不注山，如在水中。”李太白诗：“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兹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比之芙蓉，盖因华不之名也。以数说互证之，伏氏音不为跗信矣。
杨慎此说，比伏琛之说影响更大。自此以后，学者在论及“华不注”的音义时皆引杨慎此说。
顾炎武在《山东考古录》中的“华不注解”条下的注解即是引伏琛之说或杨慎之论。华不注，伏琛《三齐记》云：“不，音跗，读如《诗》‘鄂不’之不，谓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按，《诗笺》云：“承华者鄂，不当作跗。鄂，足也。”《疏》云：“华下有鄂，鄂下有跗”也。古音不跗同。《左传・成公十六年》：“有韦之跗注。”注云：“韦，戎服，若，而属于跗，与通。”《疏》云：“自腰以下而注于脚。”当是古人有此语耳。
关于“不”“跗”“”三字的关系，《诗识名解》卷十五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郑氏谓承华者曰“鄂”，按：“鄂”同“萼”，古通用。曹宪训为花苞是也。说文引诗亦作“萼”。……郑氏谓“不”字当作“”字，乃鄂足，此语确不可易。何元子引《韵会小》云：“萼，花蕊也，不，花蒂也。”又《左传》“华不注”山，伏琛齐记引虞挚《畿服经》作“”，言此山孤秀如华之注于水，其读入声者误也。又通作“趺”，亦作“跗”，杨用修云束皙诗：“白华朱萼、白华绛趺。”唐人亦有红萼青趺之句，皆可证。又来斯行云：至衣袜韦之跗注，杂问志作“袜韦之不注”，可见“”“跗”“不”三字皆作通用，按此，引据皆确备，录其说存考。
此外，《诗疑辨证》卷四、《虞东学诗》卷六、《春秋地名考略》等皆确证了这一说法，认为“华不注”中“不”为“跗”或“”是合理的。
“华不注”中的“注”字，历来典籍中并未对此字提出过异议，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其读音和字义也大致相同，故在此不作讨论。
综上所述，“华不注”实际上是“花跗注”或“花注”，“华”即“花”，“不”即“跗”或“”，山名“华不注”，意为此山如花跗注于水中。王士“花萼跗明水”(《秋日游华不注》)、高宅“昔闻华不注，跗萼衔千重”(《望华不注》)等诗句也皆证明了“华不注”本为“花跗注”这一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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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本山经典语录篇10
关键词：《孟子》敷释义
《孟子》记录了“亚圣”孟轲关于仁政、王道、德治等言论，作为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历来颇受重视。自汉代至近代的经学家们通过注释词语阐述着微言大义，探讨其人本主义精神。现在通行的注本主要有《十三经注疏》本、宋朱熹《四书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和近代杨伯峻《孟子译注》等。名篇《滕文公上》中有孟子和许行弟子陈相之间的辩论：“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不登，禽兽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对于“举舜而敷治焉”之“敷”字，历来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
（一）敷，治也。汉代赵岐注《孟子》云：“敷，治也。”持此看法的均依赵岐。“敷，治（依赵岐说），指治水土。”（王力，2009）。“敷，也是治理的意思。”（郭锡良，1998）。“敷（fū）治：治理。‘敷’也是治的意思。”（曹翠云，2010）
（二）敷，布也。宋代朱熹集注《孟子章句》时云：“敷，布也。”清代焦循正义《孟子》曰：“敷，分者。敷之训布。布，散也，散亦分也。然则敷治即分治。尧一人独忧，不能一人独治，故使舜分治之。下文使益掌火，使禹疏河，舜又使益、禹等分治之也……治，犹理也。《淮南子・原道训》‘夫能理三苗’，高诱注云：‘理，治也。’二字转注。《毛诗・小雅》，‘我我理。’传云，‘理分地里也。’《礼记・乐记》云：‘乐者，通伦理也。’注云：‘理，分也。’理之训分，则治之训分。盖赵氏以治释敷，即以理释敷，亦正以分释敷。”今人武建宇亦主此论。
（三）敷，遍也。杨伯峻在《孟子译注》中云：“敷，遍也，故舜典‘敷奏以言’，《史记・五帝纪》译作‘遍告以言’。”
我们认为前两种看法有待商榷，而第三种看法比较合适，“敷”作“全面、普遍”解。兹做如下申述：
在古代汉语中将“敷”训为“治”的仅有“举舜而敷治焉”一例，属于孤例。黎锦熙先生指出“例不十，不立法”。显然，“敷”作“治”讲，缺乏足够的例证。《汉语大词典》亦未设立这一义项。今人沿用前人的注疏，并认为“敷治”为同义连用。从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实则不然。焦循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通过递训的方式将“敷”解释为“分”，实际上是对赵岐观点的引申，将“敷”训作“分”，未免有些牵强。在古代文献当中，有许多“治”作“理”义解的，也有许多“理”训为“分”的，但是并不能据此推断“治”可解释为“分”。武建宇虽没有“辗转训释”，但仍利用“敷”的初文“”的义项，引申为“分布”，也是在维护赵岐和焦循的观点。
通过分析归纳《故训汇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对“敷”的解释，我们大致可以把“敷”的义项概括为：①治；②遍及、普遍、全面；③传布、宣布、分布、布散、区分；④铺叙、陈述、铺展；⑤施予、给予；⑥生长、开放；⑦通“傅”；⑧姓氏。现在我们穷尽性统计先秦7部文献中“敷”的用例及各个义项的分布频率，
“敷”的主流用法是义项②③④，《孟子》之“敷”字作“治”解属于孤例。至于义项③的使用频率略高于义项②的原因是与《尚书》的文体有关，何况其中的很多“敷”字都作“普遍”解。如：
（1）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尚书・皋陶谟上》）
（2）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尚书・康诰》）
例（1）《史记・夏本纪》异文作“翕受普施，九德咸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诗传》云：“也”，并引赵氏注《孟子・万章》云：“普，也”，认为“普与敷音义同”。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敷，训普”。例（2）孙星衍引郑笺《诗・赉》篇云：“也”，认为“敷求，求也”。王引之《经义述闻・书》：“敷，亦也”。《尚书・伊训》：“敷求哲人”。《蔡沈集传》：“敷，广也”。
它书亦见“敷”异文作“普”。如：
（3）敷天之下,裒时之对。（《诗经・周颂闵予小子之什・般》）
例（3）《孟子・万章上》作“普天之下”。朱熹注：“普，也。”俞樾《群经平议》在“敷佑四方”条目下指出：“敷之言也”，并通过引《诗・般篇》和《孟子・万章》篇认为“敷、普文异义同”。王引之《经义述闻・书》：“敷者，也”。再者，从行文角度来看，“敷”与“裒”对文同义。
以上三例“敷”都有“普遍、全面”义，从古音学角度来看：敷，滂纽，鱼部；普，滂纽，鱼部。两者声韵相同，符合古音通假的前提条件。“敷”通“普”确有可能，音同义通。
我们再从文章大意来看，在“洪水横流，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不登，禽兽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尧一个人忧虑这些，于是选拔舜来全面治理。舜从全局角度出发，统筹安排，抓住治理的关键，“使益掌火”，命令“禹疏九河，瀹济漯”“汝汉，排淮泗”，经过益和禹各司其职的治理，最终“中国可得而食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敷”通“普”，乃“全面，普遍”之义，作状语修饰“治”。这种用法在上古汉语中产生，中古、近代汉语沿用，直到现在，《汉语大词典》还收有“敷天、敷光、敷求、敷时”等。如：
（4）山经亟旋览，水牒敷寻。（南朝宋・谢庄《自浔阳至都道里名为诗》）
（5）佐予敷治，俗美雍。原佐予永清，三五是隆。（赵尔巽《清史稿・乐志三》）
例（4）“旋”与“敷”对文同义，例（5）中“敷”亦应是“普遍”义，《大词典》把“敷治”看作是一个词，欠妥。“敷”和“永”均作副词，修饰后面的中心语。
笔者不揣鄙陋，对“敷”字妄加辨证，祈求方家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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