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论文篇1
所谓公共安全，是指社会和公民个人从事和进行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和交往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和秩序。所谓公共安全管理，则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各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而做出的各种行政活动的总和。
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影响公共安全的突发公共事件主要是：(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水文气象方面，生物学方面；(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4)社会安全，包括战争和社会动乱等。其级别分为4级：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Ш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公共危机指的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公共安全管理的任务与目的就在于解决公共危机问题，它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的。
公共安全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等多种方法，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提升公共部门活动绩效，提供公共产品，从而达到增进公共利益目的的一种管理活动。强化公共安全管理，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公共安全观，需要公共安全管理系统自身的完
善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
二、公共危机的特征
1.发生的范围广，国际化程度增强，高频次、多领域地发生。不少公共安全事件涉及范围广，这些事件会突然发生，在何时何地或何种情况下发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2.危害的灾难性和非传统性。在当前社会，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的破坏性越来越大，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难以弥补，而且这种损害是刚性的、不可逆转的。
3.影响的关联性。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往往会影响和波及社会各领域，并造成连锁反应。如洪灾不仅影响农业，而且影响教育、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商业流通等；洪水退后还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流行病疫情爆发，房屋和基础设施损毁等。
4.原因的复杂性。公共安全问题的原因非常复杂，有政治的、民族的、宗教的原因；也有经济的、生产的、经营的原因；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又有当前出现的新问题；同时还有大自然对人类掠夺性破坏的报复。这些原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转化。
5.演变的隐蔽性。公共安全潜在的危机常常不易被察觉，常常在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当人类取得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的时候，这些成就可能正在威胁着人类的安全，人类却不能察觉或预测。三、当前我国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1.公共安全管理主体缺失。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权威、统一”的应急中心，不同部门管理不同的灾害，涉及灾害管理的部门多达十几个，这些“应急中心”无论在管理主体上、执行主体上还是服务内容上，彼此独立，互不隶属，自成一体。部分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推脱、互不配合，在需多个职能部门协作的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往往因为配合不默契或相互推脱而失效。
2.管理体系有待健全。由于我国政府综合风险管理工作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条块分割严重，管理技术也相对落后。在危机应对方面，横向上是分散管理，按照突发事件的类型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门管理；纵向上是集中管理，由中央集中统一指挥应急工作，地方予以配合。遇重大危机事件，一般是由中央政府或部门行政领导做决策，组成临时机构(即灾害应对工作组)，缺乏专门机构和完善的应对体系。
3.法律体系不完善而且进程缓慢。近些年来，虽然中国相继颁布了多个与减灾相关的单项法规，但面对紧急状态，我国仍没有建立一整套减灾法规体系，防灾救灾相关法律体系的不完善，造成我国公共安全管理中责任不明确，特别是涉及到灾害救助、灾后重建财政补助、灾害保险、灾民减免税等方面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而且已有的法律法规基本上是单一灾种法规，无法实现综合的防灾减灾，综合协调部门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4.职能部门和监管之间缺乏良好的协调机制。政府信息系统缺乏，信息收集渠道过窄，信息不力，虽然各部门都建立了独立的灾害信息管理系统，但这些系统往往自成体系，难以实现灾害信息和减灾资源的充分共享和优化配置。媒体部门作用弱化，政府部门间信息沟通严重不足的缺陷在公共危机时期暴露不已。
5.综合危机防范技术薄弱,应急救援能力有限。目前我国对生产安全事故和灾害发生机理、识别理论和技术、评价指标体系、危险源的监测监控理论及技术等公共安全技术缺乏系统研究和开发，公共安全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仍未完善，数据库建设较为落后，未能形成全面覆盖的信息管理技术平台和紧急救护网，缺乏系统和长期规划，缺乏物资储备和资金保障机制。专业技能培训不够、应急救援人力少、力量分散造成抢险救灾专业队伍实力不强，防灾技术、设备、物资和力量处于相互分隔的状态，救援能力严重不足。
6.宣传教育不够，公众危机意识不强，缺乏自救能力。要减少公共安全问题，除了政府与社会的重视，公众危机意识也急需提高。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是对应急管理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应急管理工作与其它工作不同，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各级应急管理人员的能力、水平对加强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现在这方面的教育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在公共安全管理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己经摸索出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模式，比如“强总统、大协调”的美国模式，“大总统、大安全”的俄罗斯模式，“强内阁、大安全”的日本模式等。我们应该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健全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组织机构，明确公共安全紧急事务管理流程，建立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法制评价制度和区域综合公共安全管理的新模式。
公共安全论文篇2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公共安全管理投入
一、前言
公共安全是政府和百姓都特别关注的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公共安全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公共安全,没有良好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与措施,这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人们的生存与生活就不可想象。因而维护公共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安定和发展的大事;是国家实施法律、治国安邦的重要职能;是加强公共管理、建设强大国家的一项系统工程。
二、目前国内外公共安全管理理念
21世纪,全球各地区公共安全事件更是接踵而至,韩国大邱地铁纵火事件、美国9·11恐怖袭击、2004年8月欧美一些国家先后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西班牙人质事件、印度洋海啸大灾难以及卡特里娜飓风横扫美国等各种公共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给人类带来沉痛的灾难,全世界也因此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我国也不例外,2003年我国“非典”的爆发和流行,全国各地区煤矿安全事件的屡屡发生,安徽阜阳奶粉事件、“苏丹红”搅乱食品市场安全等一系列有关社会安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引起许多研究公共安全的学者的关注。
为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日、美、俄、法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日本的公共安全侧重于对自然灾害的防治和预防,美国侧重于维护其世界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倾向于事故救援和技术性灾害的研究,法国则侧重于对城市功能的调整和公共政策的制订。健全法律制度、应急机构,加强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注重事前预防和事后总结,这些经验是对我国公共管理安全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这是社会必将经历的转型时期也是一个事故灾难频发的时期,因此关于公共安全事件管理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国务院总理签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6年1月8日,我国又颁布了《全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已将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工作纳入法制轨道[1]。
三、公共管理与公共安全管理的关系
1.公共管理的内涵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等多种方法,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提升公共部门活动绩效,提供公共产品,从而达到增进公共利益目的的一种管理活动[2]。
2.公共安全管理的内涵
(1)公共安全是指社会和公民个人从事和进行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和交往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和秩序。
(2)公共安全管理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各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作出的各种行政活动的总和[3]。
(3)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
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卫生因素、社会因素、生态因素、环境因素、经济因素、信息因素、技术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国防因素[4]。
3.公共管理与公共安全管理的关系
公共安全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公共安全管理应该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公共安全也是公共管理的重要环境因素。强化公共安全管理,需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公共安全观,需要公共安全管理系统自身的完善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5]。
四、公共安全事故的原因分析及特征
1.公共安全事故的原因分析
公共安全事故的原因主要为:1)经济发展不和谐是造成众多公共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2)政府的不作为是安全事故屡屡出现的社会原因[6]。
2.公共安全事故的特征
影响和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和事件纷繁复杂,危害程度各有差异,但这些事件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综合专家的研究成果,可作如下概括:1)发生的突然性;2)危害的灾难性;3)范围的广泛性;4)影响的关联性;5)原因的复杂性;6)演变的隐蔽性[7]。
五、完善政府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建设
中国的GDp连续多年平均保持了8%的高位增长,却鲜有人知道每年因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GDp损失高达6%,计6500亿元,这些问题每年夺去20万人的宝贵生命。其构成一是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损失共计2500亿元;二是社会治安事件造成的损失1500亿元;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损失;四是生物侵害导致的损失为500亿元。实际上,这还仅仅是直观的、表面的现象,公共安全所造成的负面效应,靠这两个量化指标是无法完全表达的。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死亡人数仅300多人,但对于人们心理的影响、社会动荡程度、旅游及经济活动的限制是有目共睹的。痛定思痛,建立科学、高效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加强公共安全管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健全公共安全保障体系
要从战略高度对公共安全保障体系进行制度设计。有的专家做出了具体策划,包括①建立预警机制。②建立分级制度。③建立和完善应急制度。④建立和完善非程序化决策机制。⑤建立公共安全基金制度及民间援助制度。⑥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和农民特点的各种组织和制度。
2.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行政管理体系
公共安全在公共管理中的强化,需落实到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管理体系中。要强化政府的公共安全意识、责任和体制。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应把公共安全当作大事,统筹全局,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负起责任。应该把公共安全管理当作重要工作,既有日常安排,又有应急措施。很多措施的落实并不需要建立新的机构,而是需要落实到政府的相关部门。
3.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法规体系
发达国家拥有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形成了严密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目前我国仍未出台“紧急状态法”和相应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整个社会仅仅熟悉常态运行下的规则,遇有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时,社会和职能部门不可避免地陷入忙乱甚至恐慌状态中。制定公共安全应急法,依法规范政府行为,明确社会各类机构、组织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健全保障公共安全的应急体制和机制,规范各种制度,为公共安全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4.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机构
国内外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建立健全有关科研机构,可以为公共安全提供有力支撑。长期以来,公共安全是一个备受忽视的冷门领域,但随着近年来一系列问题的暴露,相关领域的研究才逐渐开展起来,清华大学于2003年底成立了公共安全研究中心。在这方面,需要国家组织力量进行重大科研项目攻关。科学技术的研究在诸多方面为公共安全提供支撑,比如风险的评估,灾害、事故的发生机理研究,针对可能导致事故的关键环节的控制技术,生命安全的保障,灾害中人群的心理、行为特征的分析及研究等。
5.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人才保障体系
公共安全也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科学体系,需要多方面、多层次的人才;不同层次的管理和决策人才;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不同岗位的基层和一线人员。有关部门应该重视那些有实践经验,敬业精神强的人才,发挥他们的作用。
6.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物质和财政保障体系
预防为主和应对不同类型的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需要不同的物资储备。需要把公共安全保障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全国财政预算中用于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金约有50亿元,一遇重大突发性事故常常显得捉襟见肘,需要增加各省市、自治区对突发事件的准备金,列入财政预算,同时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捐赠为公共安全提供强劲的物质保障。
7.建立健全社区治安和公共安全体系
面对社会转型和社区兴起,社区治安日益成为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工作的微观基础和主要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把社区治安作为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基础,并且与社区的公共安全体系工作中突出了社区居民和当地社会组织参与和合作。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创造出一条公共服务体系与公共安全体系统一的社区治安体系和公共安全工作方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服务,维护社区治安,维护公共安全。
8.建立健全安全的教育、宣传、培训体系
教育部门应在大中小学开设公共安全知识课程;社会媒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如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手段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安全预警预防制度和应急措施进行广泛宣传和普及。各类公共安全指挥系统定期进行不同范围、不同级别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演。在高度重视专家和专业队伍建设的同时,建设公共安全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产业工人、在校大学生、民兵预备役人员等的重要作用,进行注册管理和定期培训,与专业化队伍相互补充,提高全民的公共安全意识、知识水平和公共安全保障能力[5]。
六、结束语
近几年公共安全事故的频发,造成的社会危害巨大。笔者旨在从政府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出政府部门需要建立和完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并从八个方面提出增加公共安全管理投入,确保城市公共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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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论文篇3
1.有利于发挥公共安全事件档案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公共安全事件档案是人们在预测、预防预警、应对处置、善后安置及事后总结公共安全事件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原始记录的总称。作为独特、专门的档案门类，一方面，公共安全事件档案客观真实、系统详细地反映了人们对公共安全事件进行应急处理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公共安全事件档案也反映了在面对突发的意外状况时，人们所做出的种种行为。这些行为较大程度地体现了以下两方面情形：其一，社会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薄弱、对灾害事故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自救知识储备不足及自救能力偏低等。其二，政府机构的应急处理机制不完善、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应急救援物资储备不足及公众的安全教育不到位等问题。例如：2003年重庆开县发生井喷事故时，一些村民不是逃命，而是站在那里看热闹，等到感觉不舒服想跑时，却已经跑不动了。因此，我们可以从公共安全事件档案的正反两方面对社会公众进行警示和教育。比如，告诫社会公众，在面对突发灾害事故时，该如何采取正确的防范、处理措施才能更好地维护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些对于普及基本的安全知识、树立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培养公民的自救能力、增强公民的危机应变能力及避免因无知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等具有重大的意义。
2.有利于发挥公共安全事件档案的咨询和决策作用。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各种利益不断冲突，公共安全事件频发。近年来，我国的地震、洪涝、干旱、冰雪和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频发，SaRS、甲型Hini流感和禽流感等重大公共卫生事肆虐。与此同时，各类重大刑事案件、群体性突发事件、暴力恐怖案件等社会安全事件以及特大交通事故、特大矿难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等事故灾难接连不断。这些都考验着我国各级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然而，公共安全事件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记载了以往公共安全事件的全景原貌，总结了以往公共安全事件预防、处理的经验教训以及探寻了以往公共安全事件形成、发展的规律。公共安全事件档案，不但可为各级政府应对新的同类公共安全事件提供参考与借鉴，而且为各级领导的咨询与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3.有利于发挥公共安全事件档案的评估和评判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由于，公共安全事件档案对事件发生的诱因、发展的进程、产生的影响、造成的损失等都做了真实完整地记录。因此，公共安全事件档案资料对评估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有重要作用。首先，通过已有类似的公共安全事件档案，人们可以较容易地明确风险评估目标、制定风险评估计划、选择风险评估方法以及建立风险评估指标。其次，通过公共安全事件档案，人们还可评判政府处置公共安全事件的态度是否积极、采取的处置措施是否科学、善后安置是否到位等。
4.有利于发挥公共安全事件档案的科学研究作用。公共安全事件档案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支撑资料，档案部门应联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共同开展公共安全事件档案的研究。鉴于，近年来我国各地频发的地震灾害，档案部门可以利用地方史志档案资料查找历史上的地震数据，根据档案记载，对每一次地震发生的前兆，地震与周边地理环境的关系，地震范围和级别，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以及可能影响的人口数量和交通情况等进行精确分析，我们通过这些数据，不但可以分析地震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不同级别地震所造成的损失，而且可以制订不同区域不同级别地震的应急预案，最终为政府的救灾抢险工作提供指导。例如，为了使政府的救灾抢险工作顺利开展“，日本政府开发了‘地震受灾早期评价系统’，该系统存储了大量4级以上地震灾害的资料，能在地震发生半小时内计算出受灾规模，指导政府救灾抢险有效进行。”
二、加强公共安全事件档案建设的措施
1.明确档案部门参与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法律地位。目前，我国关于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律法规还没有明确档案部门在政府应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应当转变观念。一方面，应积极争取向国家决策部门提议，尽早制定与档案工作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使建立公共安全事件档案工作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应通过修订、完善地方应急管理条例，将建立公共安全事件档案纳入地区的各种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的具体规定中，使档案部门纳入救灾抢险的智囊部门，从而正确认识公共安全事件档案在政府应急管理中的作用。
公共安全论文篇4
关键词：公共安全；安全型政府；政府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190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001―05
人类的过度实践和自反性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使世界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人们的生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有效保障公共安全，避免未来更大不利后果的出现，“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应探讨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去领导我们的社会”。笔者认为，这个将要重塑出的政府范式就是“安全型政府”。提出和研究“安全型政府”课题，对于推动政府理论创新和促进政府变革，以及实现社会安全发展和安全善治都是极有必要的。本文拟对“安全型政府”提出的根据、基本内涵、构建意义和构建路径等进行初步探析，祈望学界同仁赐教。
一、安全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安全型政府”的提出有着多维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行政生态学和风险社会理论、西方政府再造理论、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理论、生态型政府理论等是安全型政府提出的重要思想来源。从社会现实看，回应公众安全需求、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克服经济型政府安全保障失灵等是安全型政府提出的现实依据。
(一)安全型政府提出的理论基础
1 行政生态学理论。该理论主张用生态学的思维方法研究公共行政学。行政生态学指出了外部环境因素对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强调政府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和动态平衡，政府组织与行政行为是受环境影响的生态系统，它必须考虑对环境的适应性。如果自觉地认识生态因素，尤其是“行政环境中敏感的变量”，就可以使行政官员更明智地对待政府机构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需求和挑战，②也能够更正确地定位政府角色、组织安排、实践目标和方法等。
2 风险社会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和自反性现代化使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人为制造的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其后果影响深远且难以控制。各种风险威胁是对健康、生命、合法性、利益和环境的威胁，无法预料的风险后果使整个社会存在深度不安全感，安全成为风险社会的动力和主要价值观。风险社会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我怕”，是“如何预防更坏的东西”和“免受毒害”。应对风险社会，需要对发展和进步进行反思，需要对权力和权威进行再认识，需要再造政府和建立责任机制，从根本上克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3 政府再造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根据行政环境的变化和时势的特点重新定位政府的主导价值理念和主要职责，重新选择行政运作方式和治理方式，以便使政府成为一个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政府。政府再造就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重塑政府”的目标之一是建立“预防性政府”。新公共服务理论则强调公民本位和公共精神。其理念包括：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追求公共利益、战略性思考、承认责任不能简单化、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生产率更要重视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共识在于：一是主张通过改革，增强政府的责任心和服务性；二是要建立起政府与社会间信任、合作共治的关系。
(二)安全型政府提出的现实依据
1 安全成为最基本的个人需求和公共需求。在现代风险社会中，随着风险和恐惧的加剧，安全需求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甚至已超过了所有需求，成为人的最基本需求，安全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安全需求首先是一种个人需求，但随着风险的日益加剧和恐惧的不断增加，不安全因素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安全的需求遂成为公共需求，安全成为公众的“最高社会概念”。在全社会安全需求不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必须有能力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安全公共产品和安全公共服务，以回应公共安全需求和持续改善风险环境。
2 全球公共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从20世纪后半期到现在，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的宏观环境就是人类面临传统风险和现代风险的双重威胁。全球各地不断出现的各类灾难事件，都证明了全方位的风险和灾难正在日益逼近，这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处在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风险积累和危机爆发愈益突出，公共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社会现实表明，中国已进入危机频发的高风险时期，进入了转型风险社会。
3 经济型政府的安全保障职能失效。经济型政府或发展型政府是与工业文明相适应、把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放在首要位置的政府模式。其在理念上以奉行乐观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为主导，在价值目标和基本职能上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在制度上以建立市场经济为核心，在政策上以实施经济政策为重心，在绩效评价上以GDp指数和经济收入为主要衡量标准。经济型政府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忽视人们的安全需求，公共安全责任缺位，甚至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谋求所谓发展或现代化。这表明，经济型政府越来越不适应治理风险社会和保障公众安全的需要。
二、安全型政府的内涵
为了有效应对风险社会和保障公共安全，必须以安全型政府取代经济型政府。安全型政府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目标，也是从风险社会走向安全文明社会的根本性制度变革和政府的整体性转型。
1 安全型政府是在安全文明理念指导下，高度回应公众的安全需求和积极履行公共安全保障职能，并致力于安全文明建设和实现安全社会的政府。安全型政府也就是对经济型政府或其他非安全型政府在意识理念、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决策和执行、治理方式、体制机制、职能定位、能力结构、努力目标等方面的安全化。这是一个能够实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安全保障“多赢”的政府，是具有民本性、安全性、创新性、前瞻性和责任心的政府。
2 安全型政府是最大限度满足公众安全需求的政府。在风险时代，风险的复杂性和难以防控性使个人或一般组织已无力应对风险，只能靠政府来提供安全保障。人们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同安全保障不足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风险社会的突出矛盾。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公共安全责任的主要履行者，应在安全文明理念的指导下，无条件地回应社会诉求，竭尽全力地为公众安全提供保障，关注和维护每个公民的安全。
3 安全型政府是将全方位安全保障作为政府最
基本职能的政府。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社会中所承担并实现的职责和功能。现代政府职能随公共需求状况而变化。当今社会最大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是公共安全，因而安全型政府的最基本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安全保障，回应社会安全需求和实现公共安全利益。安全型政府视公共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的第一要义，明确地将安全管理、安全服务即安全保障提升为政府的最基本职能，在政府管理的所有领域和环节都体现“安全化”，从公共安全角度审视和评价一切，自始至终全面贯彻以人为本和安全优先理念。
4 安全型政府是积极推动安全文明建设的政府。安全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安全生活的进步状态或趋势，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活动中为实现安全生存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创造的全部安全成果。安全文明的基本内容有：安全意识文明、安全主体文明、安全制度文明、安全行为文明、安全能力文明、安全关系文明、安全发展文明、安全环境文明等。安全文明是社会文明体系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成为现代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安全文明建设，首先要靠安全型政府来倡导和推动。建设安全文明，提高全社会的安全水平，是国家和政府的战略性举措。
5 安全型政府是不懈追求安全社会目标的政府。安全社会是具有充分安全保障的和谐社会。在现阶段，建设安全社会，应主要在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下进行安全城市建设和城乡安全社区建设，进行安全文明单位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安全型政府应尽职尽责，竭力推动社会均衡发展和安全发展，从根本上遏制社会中的风险因素和副作用，努力培养“安全人”，积极保障安全公共品的供给，不断实现公民的安全权益，逐步实现人的“风险解放”，使人们真正生活得更踏实，更有尊严，推动风险社会向安全社会转变。
6 安全型政府属于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安全型政府强调政府机构及其成员在担任公共职务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安全职能和义务，必须对公民和社会的安全高度负责，始终把公共安全保障职能作为自己的最基本职能，必须时刻做到迅速、有效地回应和满足社会与公民的安全需求。政府如果未能尽其安全职责或履职失效，或给公众和社会带来风险或损失，应当受到责任追究。可见，安全型政府就是安全责任型政府。安全型政府以全方位安全服务、安全保障来实现服务价值理念和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安全公共利益，这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性质和目的，其实质就是公共安全服务型政府。可见，提出和建设安全型政府没有脱离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和宗旨。安全型政府是现代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有机统一和具体实现模式。
三、安全型政府构建：必要性和主要路径
(一)安全型政府构建的必要性
经济型政府转变为安全型政府，既是应对风险社会和回应公众安全需求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的根本保证，同时又是社会文明、均衡发展对政府转型的客观要求和现代政府与时俱进的自觉变革。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使政府组织能够更有效地适应环境变化和治理风险环境，能够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
1 建设安全型政府是应对风险社会、履行公共安全责任的迫切需要。普遍而持久的风险挑战和日趋深重的安全危机，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公共问题和威胁各地民生的首要问题。建设安全型政府，不能仅靠科学技术、市场法则或社会力量，更不能依靠经济型政府来，只能依靠构建起安全型政府，适时转变政府理念，发挥政府的公共权威作用，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制定和实施公共安全政策，推行政府主导下的公共安全治理，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2 建设安全型政府是满足公众安全需求的根本保证。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罗伯特・丹哈特指出，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公共组织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必须反映服务对象的需求及期望。”而安全型政府作为现代政府发展的新模式，属于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模式，因而安全型政府能够根据民众需求的变化来定位角色、调整职能，以便及时地满足公众的安全需求，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安全服务。
3 建设安全型政府是实现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制造和引发了种种安全问题和副作用、负效应。社会发展的实际表明，经济的无限制发展和盲目发展是非安全发展，是要人们付出安全代价的，甚至是得不偿失。这不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真正的发展应当是有限发展、合理发展，即在保障人们的健康、生命和财产安全及环境安全与社会和谐的前提下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人的安全生存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这种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才符合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秉持以人为本和安全优先价值理念的安全型政府才能真正促进可持续安全发展，才能在发展中确保公众安全与社会和谐。
4 建设安全型政府是政府变革的必然选择。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范式还存在安全理念欠缺，忽视风险管理和安全文明建设，政府在安全管理职能配置上不够到位，管理格局条块分割和各自为政等诸多问题，这不能适应政府管理“安全化”的发展趋势，不能有效回应日益增强的公众安全需求和从根本上改善风险环境。此外，目前我国还缺乏完善的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安全治理结构，仍存在安全监管政务透明度不够、安全管理能力创新不足等问题。因此，我国迫切需要进行政府管理范式的深刻变革，逐步构建起安全型政府，确立政府的安全保障职能，强化政府的安全责任，提升政府的安全保障能力，全面实现政府的安全管理、安全服务职能和综合协调职能，创新安全管理方式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上述问题。很显然，建设安全型政府有助于我国深化行政改革和提高政府的整体效能。
(二)安全型政府构建的主要路径
安全型政府作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新的政府范式，目前尚处于理论设计阶段。要真正构建起安全型政府，需要从观念、制度和具体操作等不同层面采取相应措施，逐步推进，力求全面提升政府履行安全责任的素质和能力。这无疑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安全型政府的构建，实质上是政府在理念、职能、目标和行为方式上的一次根本性转型。
1 确立现代安全文明理念。构建安全型政府，首先要确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安全文明理念和安全价值观，而且政府能够自觉地将这些理念贯彻到政府的制度、政策、目标、文化和行为等各个方面。这些理念包括：安全权是社会成员的最基本人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前提和保障；承认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是世界公理，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是国家和政府的最重要职责；安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和公民幸福之根本，安全责任感是衡量个体或组织道德水准的首要标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安全高于发展，人的安全利益重于物质利益；安全利益是人类的最高利益，安全优先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安全保障是企业、社区、地方和国家的一
种软优势。
2 强化政府的公共安全责任。其一，政府有促进安全发展和进行安全决策的责任。政府应当适时提出指导国家或地区经济安全发展的思路、原则和战略规划，确立经济安全发展方式，制定安全发展政策和目标，进行安全设施建设和培养安全管理人才，能够正确引导企业和社会走安全发展之路。遏制发展中的一系列“副作用”，克服工业文明产生的种种弊端，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不确定性，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双赢”。政府进行决策和执行时必须从保障公共安全出发，确保安全政策目标的实现和安全政策的预期效果。其二，政府应强化对社会各领域、对市场和企业及各类风险源进行安全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及早建立起职责明晰、运转有效、机制完善、工作有力的安全监管体制。其三，政府有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分配的责任。公共风险管理应以注重应对危机转变为着力点，抓好风险管理和隐患治理，将风险管理融入到日常的公共管理活动中，努力降低社会风险性和社会脆弱性。同时，政府还应搞好全社会的风险分配，以使社会达到一个相对均衡和公正的利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状态，以利于社会和谐。其四，政府有应对危机挑战的责任。这包括危机准备、预测预警、快速决策和科学处置、社会动员和组织协调以及善后处理和恢复等环节的全过程危机管理责任。
3 加强安全制度建设。其一，各级政府必须建立和完善安全决策与执行机制，切实增强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任何行政决策都应经过充分地安全论证和安全评估，对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要建立反馈机制。其二，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制度，包括风险识别和排查、风险分析和评估、风险预警和监控、风险规避和处置等；还要建立风险爆发后的危机管理体系，包括预案制度及其实施细则、危机管理体制和机制，为政府应急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管理流程。其三，建立包括《公共安全保障法》在内的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并要严格执行到位，使政府能够充分履行法律规定的安全职责和义务；同时能够实现政府与其他安全管理主体关系的法制化与规范化。其四，建立安全财政及保险制度等。各级政府要把风险治理和公共安全保障所需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和中长期财政预算之中；要建立健全安全治理投入机制，建立多种保险机制来分散和转移风险，建立风险税收制度等。其五，实行安全责任制和安全问责制。要把安全责任具体化为政绩考核的指标，加大安全效益指标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安全指标优先考核，使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安全化、科学化；要建立安全问责制，保证政府安全责任的落实。
4 保障安全政策供给。政府要顺应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趋势，将风险治理、安全管理和安全建设上升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度，融人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统一部署中，从全局和源头上减少不安全因素。各级地方政府要把安全管理、安全生产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并落实到位，要坚决把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到保障公共安全为先和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模式上来，从保障公共安全和生态安全出发，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布局。
公共安全论文篇5
公共安全标准在制定出来之后就会转入颁布实施环节。颁布与实施几乎是同时进行的，除非标准内部规定具体的生效时间。因此，本文提到的颁布与实施在理论上理解为同时进行。一项标准的出台，在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将由标准的制定部门联合上级主管部门同时进行颁布。在我国，通常是以文件的形式出现，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实施，还辅以网络等媒体手段来扩展该标准的社会知晓度。但是，由于国人的标准“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因此很多标准仍然停留在“空中”，根本没有发挥“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作用，没有接地，就没有地气。也就是说，颁布实施环节与制修订等其他环节脱节，成为独立于标准化过程之外的政府行为和红头文件，尤其是公共安全标准。公共安全标准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性，其受益对象更多的是基层群众，因此就不能完全套用行政管理体制的工作方法来行事，否则也只能是“一颁了之”。公共安全标准的宣贯力度不够，经费投入不足，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个别中小企业和从业人员标准化意识很差。与政府的工作业绩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相比，他们并不重视对标准化工作的投入，因此其采标、贯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在具体工作中，大多数只是注重眼前利益，根本无视标准和标准化工作，认识不到标准对自身的积极作用，忽视长远利益，注重自身经济效益和狭隘的地方保护利益，忽视国家利益和全社会效益；从众心理、随大流心理大有市场，不去主动出击，而是等待观望，避开标准不谈，得过且过，墨守陈规，缺乏创新激情和以标制胜的信心勇气。这一系列行为和心理的产生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民素质有关，但是客观上也阻碍了公共安全标准在全社会的积极颁布和发挥作用。在公共安全标准化领域，国外起步较早，经验比较充足，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和运行模式。加大对国际交流的投入，对于快速改善我国的公共安全标准化现状，实现公共安全的良性发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5]。而这一切都需要政府、企业、科研院所以及民营资本的共同关注和积极投入。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我国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新情况、新变化和新要求的出现，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部分内容已难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6]。标准化工作发展的法制必须要尽快解决，因此，新的标准法的立法宗旨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致力于调整和规范社会服务、公共安全等急需关注的新行业、新领域，要着力于改善标准化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唯此，公共安全领域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才能真正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标准。我国现行的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标准化行政管理体制，具有按行政区域和行业条块划分的特点。这种模式的管理层次过多，机构重叠、工作交叉且责任不清，必然造成标准化工作的透明度不高、程序的严格性不够和决策的科学性较差等结果，业已成为公共安全标准化工作发展的体制。在国家标准化管理机构方面，名义上是国家质检总局领导下的国家标准委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实际上各技术委员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而且，各个产业的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与科研机构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和行业中，导致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在公共安全标准化管理方面，除了国家统一的标准化管理机构外，还有交通、铁路、民航、消防、应急救援等行业的政府管理部门。这些部门(行业)在开展公共安全标准化活动时，或自行制定，或选择不同的标准，形式多样、版本不一，致使标准化活动的效率低下，效果不佳。在垂直管理体制之下，同级地方政府和公共安全所涉行业的管理部门因所属地域不同，互相之间缺乏协调统一的行动机制，遇到事情互相扯皮，彼此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尤其是在技术环节与管理环节割裂，甚至根本对立。这就导致标准的制定部门就是闭门造标，标准的管理部门就是坐等标准制定，标准的宣贯监督部门就是走走过场，各个环节之间脱节，各个环节与市场之间脱节，各弹各的琴、各定各的调，从而忽视了对标准化过程的统一管理。在标准问题上，各部门从部门、地方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市场(消费者和企业)利益出发，客观上助长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对公共安全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实施情况，要加强监督检查，不断强化标准实施的监督力度[7]。但是作为负责对公共安全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各级政府部门也仅停留在执行标准的登记与否、相关标准的备案与否，对实施效果不加以评价。宣贯有关上级标准、完成采标计划等工作，也往往以体制、经费、人力等方面的因素，放松了对标准的贯彻实施的监督。公共安全标准化监管人员认为加强宏观管理，就是要管好强制性条款，其他指标一概不予负责，必然导致劣质标准“合法化”。反馈环节的存在并发挥作用，是标准化闭环系统良性运行的重要链条。没有反馈就不可能有改进和提高，就可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就只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线性系统，就难以进入更高级的发展环节。在我国，公共安全标准化运行系统与pDCa循环模式很相似，后面将会论述。相比较来看，计划环节好比标准的制修订，执行环节好比标准的贯彻实施，检查环节好比标准的监督检查，改进环节好比标准的反馈提高。对反馈回来的意见建议加以整理吸纳，修订成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需要的标准，才能使得标准重新回到市场和社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实际来看，我国标准的反馈环节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公共安全标准化主管部门不去主动吸收社会反馈意见，就算有也是将其束之高阁，于标准本身无益，于社会无益。因此，公共安全标准化工作要注重吸收来自基层和社会的意见和建议。在公共安全标准化运行过程中，我们要强化公共安全标准实施的信息收集、加工和反馈,以促进标准制修订水平的不断提高，要加强对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研究,大幅度地提高国际采标率，要提高社会的标准化意识,特别是领导者、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的标准化意识，推动公共安全标准化工作迈上新的台阶[7]。
公共安全标准化既是我国标准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要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和过程体系分析法来分析公共安全标准化过程，厘清其逻辑关系，从而改善我国的公共安全标准化现状。系统工程理论和pDCa循环理论已经为人熟知，如果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相互渗透，就会产生非同寻常的理论效果。笔者把系统（体系）理论和pDCa循环理论的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谓之过程分析法。过程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系统（体系）理论和pDCa循环模式理论。系统理论实质上是一个生物学理论的主张，认为所有的机体都是系统，各个系统由不同的子系统组成并且相应地隶属于更大的系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层次较高的系统是由其子系统组成的，但是这种系统一旦完成整合，就会具有其子系统并不具有的功能或特质[8]。20世纪60年代，系统理论才作为一种独特的实践视角应用于社会工作中。系统理论基本原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pDCa可以看成是按照“计划-执行-检查(符合性)-行动(绩效)”的模式运行。它由提高每一过程质量到提高总体质量，循环往复,这是企业力求“打破现状实现管理突破”螺旋上升的过程。安全标准化运行系统的pDCa循环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只有被有效地加以整合,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9]。pDCa循环实际上是有效进行任何工作的合乎逻辑的理论方法。之所以将其称之为pDCa循环，是因为这四个过程不是运行一次就完结，而是要周而复始地进行。一个循环结束，解决了本次循环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问题未被发现认识或者尚未解决，或者又出现新的问题，再进行下一次循环。pDCa管理模式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pDCa循环理论基本原理示意图如图2所示。将以系统理论和pDCa循环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过程分析法应用于公共安全标准化工作中，笔者认为，公共安全标准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公共安全标准的制修订、公共安全标准的审核颁布、公共安全标准的贯彻实施和公共安全标准的监督反馈等环节，每个环节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在公共安全标准化过程中，不仅大的复杂系统，而且每个子系统都遵循pDCa循环理论的要求。公共安全标准化运行原理如图3所示。借助过程分析方法来研究分析我国公共安全标准化的现状和过程，就能较为清晰地诠释公共安全标准化系统各影响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就能清楚地阐述系统内外子系统对公共安全标准化大系统的作用，就能为更好地促进公共安全标准化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基于对公共安全标准化系统运行现状的分析与思考，从过程分析的方法和视角，通过对构成公共安全标准化过程核心要素的选择与分析，设计出由一个外部因素、四个重要力量、四个关键环节和一个根本目标组成的公共安全标准化过程要素逻辑关系图。四个关键环节包括公共安全标准的制修订、公共安全标准的审核颁布、公共安全标准的贯彻实施和公共安全标准的监督反馈等；一个外部因素是公共安全标准化工作的保障机制；四个重要力量是对公共安全标准化工作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管理者、企业、中介组织和全员参与；一个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共安全标准化运行的持续改进和循环提高。图4所示为公共安全标准化系统运行逻辑关系图。
公共安全标准化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综合性、闭环性和持续改进的特点。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过程分析法的应用，使得我们可以厘清公共安全标准化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影响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运动状态，可以认清系统内的薄弱环节和努力方向，可以使得各要素、资源得到最有效、最大化的利用，可以推动我国公共安全标准化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目标的实现，可以获得系统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作者：张红涛罗云王晓桥葛升群工作单位：中国地质大学
公共安全论文篇6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服务型警务；路径探索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251-02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各国政府职能扩张与规模膨胀所导致的财政、管理和信任危机，政府的不可治理性因素日趋增多，重塑政府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的主要思潮，新公共管理运动由此应运而生。作为公共行政新范式，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各国公共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逻辑起点，分析构建中国服务型警务的必要性，并对其路径选择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政府行政改革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财政经济压力的加剧、社会问题和的泛滥以及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多等因素，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场以经济、效率和效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聚焦于下放中央政府的管理权限、调整政府机构、重组公共企业、缩减公共部门的规模、私有化和分权化改革、在原有管理体制中引入新公共管理的理念、技术及模型、方法等。各国所展现的具体行动主要包括：企业管理技术的应用；服务及顾客导向的强化；公共行政体系内市场机制及竞争功能的引入等[1]。欧文·e.休斯认为，公共部门已经发生了一种典范的变迁。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变革或管理风格上的细微变化，而且是在政府的社会角色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所进行的变革[2]。
新公共管理理论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确定顾客、产品与结果；采用目标管理与绩效测量方法实现任务；运用市场与市场机制以及竞争与选择取代集权型管制；通过权力、义务、责任的协调一致下放权力[2]。首先，政府行政中应引入市场化模式，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传统公共行政理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应该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领域则应该由政府垄断。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参与管理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政府管理引入企业管理的哲学和技术及顾客导向的行政风格，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通过这种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来，从而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其次，政府应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注重投入而非结果，而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政府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做出富有成效的反应。其新型公共产品和服务供应机制、公共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和技术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政治和行政体制的弊端，降低了公共治理成本，提升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推动了公共治理模式的完善和发展。
二、构建中国服务型警务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得以重新定位和确认，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开始由管制行政—机构导向转向服务行政—顾客导向。服务型警务正是公安机关在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框架体系内，立足执法为民，满足公众需求，回应公众期待，将公众满意度作为公安工作的终极目标和警务绩效的首要评估标准，为其提供高效公共安全服务的新型警务治理模式。这决定了公安行政改革的制度安排以构建服务型警务为基本价值选择。
从世界范围来看，席卷全球的第四次警务革命——社区警务的核心是关注公众安全需求，通过多元化参与，以全社会的力量抑制与预防犯罪。从实践上，社区警务是一种复合的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它注重警察、当地政府、社区成员等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改进了公共安全服务的有效供给，满足了公众多元化的警务需求。这正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警察机关的直接体现。而以警务社会化为改革取向的第五次警务革命旨在警察机关内部运用企业化管理模式的同时，打破警察服务的国家垄断地位，允许社会其他组织包括私营组织提供部分警察服务，使公众有选择更好治安服务的机会[3]，这与新公共管理理论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构建服务型警务是公安行政对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世界警务发展趋势所作的积极回应和理性选择。
三、构建中国服务型警务的路径探索
1.创新警务理念，践行顾客导向。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顾客导向，将“顾客满意”作为政府施政的目标，并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和提高。公安机关在传统管制行政理念指导下，更多地扮演着生产者、监督者和控制者的角色，而为社会和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被淡化。这种管理模式忽视了公共管理的内在价值，导致和政府公信度降低。因此，公安机关应摆脱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树立“权力控制”、“权力服务”去官僚化的民主行政精神和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顾客导向理念，改变原行政体系的权力中心主义和主体中心主义，将公安机关的角色和职能定位于公共安全产品的提供者和服务者，将服务对象公众定位于公共安全产品的顾客。只有在理念层面树立顾客导向，才能在实践层面上作出制度性安排，实现公安机关向服务中心主义和客体中心主义转化，真正构建服务型警务。
2.转变行政范式，提升行政效能。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政府的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即政府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政府只起掌舵而不是划桨的作用。只有政府将精力放在“掌舵”之上，才能保证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最终为社会发展掌好舵[4]。因此，构建服务型警务必须切实转变行政范式，变全职全能为专职专业，把主要精力放在日常管理、监督和查处上，把主要突破口放在更加便民、利民、惠民上，实现由全能型向有限型行政范式的转换。公安机关应改革行政流程，设定服务绩效的标杆与绩效衡量指标，对公众的关键需求进行评估，制定、颁布和实施服务标准和申诉处理标准，尽量避免如、层次繁多、相互推诿、手续烦琐和乱摊派、乱收费等问题的出现，使购买和使用公安产品和服务的过程简便、快速，以减少公众在这一过程中金钱、时间、体力、精力的消耗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险，提高公众的满意程度。目前，应将本不属于公安机关权力范围的事与权交还给市场或社会，把以前“越位”或“缺位”的很多职能交由非政府的社会自治组织管理，真正发挥社会非政府组织、社区、民间机构及市场的主导作用[5]。同时，积极推行公安服务承诺制，实现相关社会调查定期化制度，形成一种履行契约的外部压力，促进公安行政效能的提升和执法服务质量的持续改善。
3.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满足公众警务需求。新公共管理理论注重政府的服务作用，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其提供服务，企业家式的政府应该是能够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给予公民以更多的选择权，让公民有机会来评价政府工作绩效的“顾客驱动”机制将是推动政府改善工作的良好机制。当前，应着重完善已有“非职业警察”的运作机制，积极创造条件培育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的市场基础。除具有严格意义上国家警察权范畴的执法活动和强制措施外，公安机关的治安防范、商业性活动保卫、救助服务等领域的部分职能可以由商业性的保安服务公司来承担，以商业运作的方式有偿为公众提供安全服务[6]。通过完善立法，将条件已经成熟、实践证明已经可以社会化的职能从警察的职责中剥离出去，扩大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化的领域，并允许更多的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投入保安服务业，进一步完善治安承包制度，以契约方式引入多元生产主体。公安机关通过多元善治，将政府的行政权威、规模经济与市场机制、社会自组织有机结合，有效提升公共安全服务质量与效率。
4.注重公众评价，完善警务绩效评估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政府管理的资源配置应与管理人员的业绩和效果联系起来，实行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因此，绩效评估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影响组织效益与效能的动力因素。
服务型警务应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并受其评估和监督，通过与公众持续不断的沟通，以共同合作的方式实现警务绩效的提升。一是将评估的主动权、评估结果的监督权交给公众，形成“群众评判为主、内部考核为辅”的工作机制；二是发挥专业评估机构的作用，由警察机构委托外部专业机构进行评估，以充分保障评估的准确、客观和公正；三是将评估的过程和标准向社会公开，以舆论监督评估的透明、公正。可进行360度回馈式评估，将上下级之间、警员之间、部门之间、警察组织内外的评估综合考虑[7]。通过建立公众评价为主导的警务绩效评价机制，促进公安机关由管制型警务转向公众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服务性警务。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8.
[2]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
[3]汪勇.第五次警务革命——国家警察与社会警察并存[n].人民公安报，2003-04-03（2）.
[4]李文良，等.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09.
[5]詹伟，等.制度创新与社会治安稳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治安管理方式变革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218-219.
公共安全论文篇7
关键词：公共安全；预防预警
abstract:publicsafetyisthemostfundamentalsecurity,alsoisthemostabundantconnotation,soitisofthehigheststatesecurity.improvethepublicsecurityincidentpreventionwarningandemergencymechanism,andasetoftheemergencyresponsesystemformaintainingsocialstabilityhasanimportantrole.thispaperanalyzesourcountrythroughpublicsafetysituationandrootcauses,andformulatedaseriesofcountermeasures,usedforpublicsecurityincidentpreventionwarning,andmaintainthelocalsocietypeople'slifeandpropertysecurity.
Keywords:publicsecurity;preventivewarning
中图分类号：p6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引言
安全是指免于危险，不受伤害，不出事故。推广而言，安全是除了要防止各种产业事故，也须避免日常生活的灾害，例如交通事故、城市火灾、家庭事故等。还须免除各类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比如地震、洪水、星球碰撞等等。
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公共安全包含信息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公众出行规律安全、避难者行为安全，人员疏散的场地安全、建筑安全、城市生命线安全，恶意和非恶意的人身安全和人员疏散等。
二、我国公共安全形势严峻
目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这已经成为制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造成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共安全产业发展滞后,缺乏一套监测、预警、应对、管理公共安全事件的科技手段。国家应尽快出台政策措施,将发展公共安全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升在公共安全领域的防范应对能力和管理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近五年的数据估算,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20万,伤残人数超过200万，经济损失年均近9000亿元,相当于GDp的3.5%，远高于中等发达国家1%～2%左右的同期水平。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公共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越来越凸显出来,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
三、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根源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得出了各种现实和潜在的安全事件发生根源，分析了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各种直接原因及其潜在因素：
（一）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与人为疏忽等主观原因相结合，以人为主观引发的公共安全事故为
主。由于近年来地壳运动的不规则性和全球气候变化的程度加剧，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如发生在2008年年初的南方“五十年一遇”的大面积冰灾。冰灾刚过，5.12汶川大地震突如其来。
（二）人为主观原因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发生的行业和场所具有一定的特定性，行业自律和部门监管的不足成主要原因。无论是从上述不久前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例来看还是从以往的历史记录来看，人为主观原因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呈现出特定的行业性。如矿难多发生于找矿和采矿的过程中，特别是以煤矿为代表的采矿业以及其他地质勘探行业。此类行业获利多，利润率高，但与此同时安全标准和安全规格要求都比较高，对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的要求也比较高。
（三）交通运输行业也是一个安全事故频发、安全问题严重的行业。如7.23甬温线动车事故等。
（四）一些普通的公共场所也成了公共安全事故的高发地。如酒吧、歌厅等娱乐场所，酒店、旅馆等住宿场所，电影院，公园等休闲场所，商场和超市等购物场所。这些场所由于人多地杂，往往容易受火灾、踩踏等原因影响而诱发公共安全问题。如2009年上午9时15分左右重庆涪陵商家促销时发生踩踏事故等。
四、针对以上公共安全事故，主要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一）加强公共安全教育，提高公众公共安全事故防范意识。
加强公共安教育，就是要提高对安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是要组建专门机构，加强对城市安全文化建设的研究，为政府在安全教育方面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高安全文化建设和安全工作的有效性。
2.是要创新安全宣传工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能打动人心的宣传，以提高人民大众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奠定安全文化建设的社会基础。
（二）加强行业自律和行业监管，将安全责任分配细化、安全责任主体具体化。公共安全问题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是运用公共权力的政府必须向公民提供的服务。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安全问题，大致可以划分为生产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和非生产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里说的就是风险意识,要对各类公共安全事故易发和高发行业进行风险管理。
（三）完善公共安全法制保障，力推“安全法治”。我国目前在公共安全建设领域的立法，总的来说已经初具规模，但由于没有从总体上来把握对公共安全建设的制度设计，所以目前我国关于公共安全建设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如根据现行《防洪法》、《防震减灾法》等法律，在发生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危及公共安全时，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来应对处理，形成了公共安全建设组织保障体制错综复杂的局面。
（四）加快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安全系统。公共安全系统与普通的单一的应急服务系统是不同的，应该说，公共安全系统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安全问题，包括：人、财产、公共设施等。公共安全系统完全包括应急系统的内容，但却是个更综合、涉及面更广泛的体系。公共安全系统包括的内容应该有：危险评估和规划；预防准备（预案措施）；快速反应即应急服务；恢复重建。
（五）建立应急处置服务体系
各地部门也可建立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服务体系，可分为省、市、县（区）、乡镇（街道级），所负责的方面应包括：特大型交通事故、大型食品安全事故、企业经济责任事故、大气和水环境污染事件、大型建筑安全责任事故、大型民族矛盾事故及其他大型事故。此外，还要借助媒体加强应急宣传及事件事实报道及新闻发言工作。
五、结束语
公共安全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各级政府及有关政府部门为主体，以国情、各地情况、行业情况为依据，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专项公共资源的配置、整合为手段，以社会力量为依托，以提高应急处置的能力和效率为目标，坚持常抓不懈、稳步推进。结合应急体系理论研究的成果以及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应急体系建设的经验，我国建立和完善保障公共安全体系，应在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应急资源体系、应急预案体系和紧急状态的法律体系上下功夫。公共安全重在“防患于未然”。我们相信，只要全社会都充满忧患意识、责任心，当前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一定会大大改善。
【参考文献】
[1]唐银亮.公共安全问题急待关注，中国财经报网，2009.6
[2]崔王娟.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原因和特点总结，人民网，2009.10
公共安全论文篇8
[关键词]新公共服务公安执法规范化契合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对公安机关最基本得要求，也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然而，公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执法不当、执法不公等问题的不断出现,已经成为公安机关社会管理中日益凸显的不和谐因素。如何提高公安民警的执法能力，做到文明规范执法、杜绝公安执法不规范现象已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视角，将新公共服务理论“推崇公共服务精神，注重追求公共利益，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公共服务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人类行为要素是人的尊严、信任、归属感、关心他人、服务以及基于共同理想和公共利益的公民意识”的理论内涵、价值向度及核心价值融入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对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并结合公安执法规范建设现存的主要问题，对加强当前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途径和手段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与探索，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一、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契合
（一）契合了我国强化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法治型政府的要求。吸收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理念，已成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趋势。我国2008年进行了第六次行政体制改革，用服务型政府理念配置政府职能。其开始标志是党的十六大。党的十六大明确了政府的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个方面，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明确了我国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公安机关作为国家治安行政机关和刑事司法力量，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也正是顺应了我国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大趋势，一是通过全面规范各项执法行为，克服不规范执法带来的种种问题，以规范化来保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二是落实社会主义法制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营造社会主义法治的氛围，不断提高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的执法能力，提高公安民警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水平，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法治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可见，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契合了新公共服务理论影响下我国强化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法治型政府的要求。
（二）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价值理念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契合。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是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价值理念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内涵是契合的。首先，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人本精神，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着眼点是人，在充分尊重人的前提下，提高执法活动的成效；另一方面，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注重回应公民诉求、倾听公民呼声、鼓励公民参与、公众的满意度是评判执法活动的最终标准等执法理念，契合了新公共服务理论所强调的责任精神、像仆人服务主人一样去对待公众、服务是首要价值、公共利益是永恒的追求、重视公民权与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实现公正、公平与正义等价值理念。
（三）“执法为民”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契合。公安机关“执法为民”核心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首先，公民对公安机关执法要求与标准是随着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的变化而变化。改革开放伊始，人民群众更注重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公安机关执法也更多地视社会公众为顾客，公共服务的宗旨是“顾客满意”。而现如今，人民群众更注重公安民警执法形象、服务态度、执法程序是否公正、公开，管理是否规范、文明。换而言之，人民群众从关注公安机关能否打掉一个犯罪团伙、处理一批犯罪分子，转变到关注公安机关执法是否规范、执法是否文明。其次，为了顺应公民对执法要求的变化，公安机关的执法理念也从“以控制为主”转变为“以保障公民权为主”，“执法为民”、“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已成为公安机关新时期执法的核心思想；服务人民群众，“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柔性执法、和谐执法、人性化执法、说理式执法、调解和解处理等已成为当前公安执法的主旋律。这与新公共服务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注重人的尊严、信任、归属感、关心他人是公共服务核心思想是相契合的。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实现
（一）端正公安民警执法思想，转变公安民警执法理念，构建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的人性化执法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理念指导下，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提供优质充足的公共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克服我国政府管理中存在的“重管理、轻服务，重经济、轻社会，重物，轻人”弊端，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与人民群众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服务，一是公安机关及公安民警“必须懂得一个真理，这就是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必须秉持一种精神，这就是公仆精神。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①；二是公安机关及公安民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端正公安民警执法思想、转变公安民警执法理念是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前提条件，也是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执法者如果是从执法对象权利角度出发执法可能就非常人性化，如从执法对象权利和社会秩序角度两个目的出发，人性化、人本主义的特性就相对减弱一些，如果仅仅从警察机关的部门利益、警察的个人私利出发进行执法，则就完全蜕变为物化主义，而非人性化的执法。
因此，执法规范化建设要取得实效，公安机关应按同志提出“我们不能过去怎么干，现在仍旧怎么干，必须要与时俱进地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紧跟发展变化的脚步，不然就会落伍。”的要求，将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公平正义的执法思想根植到每一位公安民警的头脑中，实现公安民警执法理念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从片面的实体公正观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转变，从单纯有罪推定的侦查观向兼顾无罪推定的调查观转变，从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观向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观转变，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变，从依赖人证的证明观向注重物证的证明观转变，从“执法就是管理”的执法观向“执法就是服务”的执法观转变，从而摒弃主观臆断、随意执法、不注重人权的观念，解决执法过程当中的问题，将是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根本所在。
（二）着力提高公安民警的执法能力，做到“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理性是指要以开放、自信、包容的心态，正确应对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避免“情绪化执法”。平和是指在执勤执法过程中，要准确把握自己的心态，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冷静沉着，不被现场的各种“噪音”所左右，以柔克刚，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文明是指执法执勤民警要在执法中做到语言不粗俗、行为不粗暴、态度不蛮横，不伤害群众感情，始终做到警容严整、言行文明、举止得当，讲礼貌、有修养，充分展示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良好的执法形象和职业素养。规范，是指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处置现场各种突发事件，切实做到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符合法定程序。简而言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就是公安民警在执法中要融法、理、情于一体，做到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达到“礼中有节，静中生威，武中藏文，勇中显智”的公安行为规范。提高公安民警的执法能力，一是必须提升公安民警对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二是坚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做到业务精通、执法公正；三是通过培训提高公安民警的执法技能，只有提高了执法技能，才能保证执法效果，才能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运用法律手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公民与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法律保障和法律保护。
（三）完善法律法规与加强执法制度建设，构建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的法律体系，全面规范民警的执法行为。公安机关要实现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的执法模式与实现人性化执法，以公民和社会为本位的立法是前提。只有所执行的法律法规体现以公民为本位，体现服务性，公安机关执法的人性化才有可操作的依据。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的执法制度是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保障。一是要完善和规范公安民警的执法制度，细化执法的标准与操作细节，使公安执法从“粗放的、运动战式的执法方式”向“精确执法”转变，从而优化公安机关的执法模式与执法执勤工作；二是明确统一、易于操作的执法标准规范，强化执法制度建设的针对性和操作性，针对不同的执法岗位，明确公安民警的执法权限，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执法岗位责任制，使每个岗位民警知道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标准；三是细化现场执法操作规程，细化办案程序，制定具体操作规范，将执法操作规范作为执法制度建设的重点；四是切实抓好执法制度的学习培训、贯彻执行工作，使公安民警了解和掌握有关执法制度，提高公安民警严格按照制度执法的能力和自觉性；五是要将各项执法制度的执行情况纳入执法质量考核评议和执法检查的范围，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对不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制度办事的，要严格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要通过狠抓执法制度实施，不断规范执法行为，改善执法形象，提高公安机关的整体执法水平。
（四）完善执法监督制约机制，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如果仅把公民当成消费公共服务的顾客，会在事实上忽视公民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参与者、监督者等角色，造成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扭曲，而公安机关执法的过程是履行职能、承担责任的过程，其离不开公民的参与和监督。因此完善公安执法监督制约机制，拓宽公民对公安执法监督的渠道，完善实现公安执法公正、公开与公平的监督制约机制，既是有效维护公众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公安机关及其公安民警廉洁勤政的需要。一方面公安执法就没有制约，公民权的行使就没有保障，违法执法行为就不可能受到追究，依法执法就不可能真正推行，所以必须建立公安执法责任追究制，公安执法不遵守法定程序，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损害的,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公安执法救济制度，规范公安行政复议、公安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等案件的办理程序，强化对公安工作的法律监督和制约，做到阳光执法，自觉接受公民的监督，提升公民的参与度。只有如此，公安执法才能真正作到维护社会正义。
注释：
①摘自在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1]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4:3-28.
[2]吴爱明，沈荣华，王立平.服务型政府职能体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公共安全论文篇9
关键词：质量；共享；公共服务；监管体制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伴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我国的兴起，以及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断发展，如何进一步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已然成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性内容。我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明确将职能转变作为核心内容，同时也强调职能转变的要求之一就是要不断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在这一背景下，促进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就成为了我国政府在质量治理中需要应对的重要课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需要对公共服务职能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也需要就该职能与传统监管职能的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质量监管与质量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两项基本的质量管理职能，质量的提高不仅需要有效的质量监管，也需要良好的质量公共服务。但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传统的监管职能，而是要促进公共服务职能与传统的监管职能各施其长、协调运作，不断推进政府的质量治理走向“善治”，可以说这两项质量管理职能统一于质量“善治”这一目标的实现。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国著名公法学者（弗里德里克・巴斯，2004）曾经对政府职能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铁的事实是：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有一只手。它有两只手，一只管拿，一只管送――换句话说，它有一只粗暴之手，也有一只温柔之手。”借用这一比喻，质量公共服务无疑是政府质量管理的“温柔之手”，而质量监管行为则是另一只“粗暴之手”。换言之，质量公共服务侧重体现了政府作为保姆温情的一面，质量监管则侧重反映了政府作为家长或者说警察严肃的一面。因此，二者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内容上，都存在着本质区别。那么，政府在质量管理中履行这两项存在着显著差异的职能时，是否会对彼此的效果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这种影响又体现了哪些特点？这两项政府职能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鲜有学者对公共服务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的关系进行专门研究。在质量管理这一具体领域的相关研究更是付之阙如。大部分文献只是在论及政府职能时，将公共服务职能与市场监管职能作为两项具体内容而同时提出，并强调我国政府应当逐步做到以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将公共服务职能放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如朱光磊等（2008）认为，我国政府的具体职能之间存在位次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已经进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阶段，应当将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再如吕炜等（2008）的研究指出，公共服务是体现社会发展程度较为直接和重要的领域，也是政府职能范围内的重要领域；又如江必新（2009）从行政法学的角度对公共服务职能（服务行政）与市场监管职能（秩序行政）进行了比较，指出“秩序行政的作用是维持既有的状态，防止某些弊害的发生；服务行政的作用是开启更优的状态，创建良善政府”。现有研究大多只是简单叙述或者比较了两项职能，而没有深入分析二者的内在关系，也未见采用定量分析的实证方法对二者的关系展开研究。
本文将运用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年宏观质量观测中的部分数据（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2013），对政府质量公共服务供给对质量监管效果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实证分析，希望从实证的层面对这一问题做出一定的解释，以期对我国政府质量管理职能的转变提供借鉴与参考。文章的结构安排是：第一部分首先分析研究背景，并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第二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提出理论假设和研究设计；第三部分对2012年宏观质量观测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得出基本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和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二、理论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相关概念界定
“质量公共服务”与“质量安全监管”是本文研究的两个重要对象，以下对二者进行界定：
1.质量公共服务
本文在狭义层面使用“公共服务”一词，即将质量公共服务限定为政府在质量管理中提供的各种公共资源的服务性职能，以区别于质量安全监管职能。具体而言，质量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根据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为维持本国经济社会质量的稳定和发展，维护居民最基本的质量安全权、质量发展权和质量救济权等质量基本权利，为实现区域质量的全面发展而提供的各种公共资源（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2013）。质量公共服务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质量安全服务，包括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工程质量安全、服务质量安全和环境质量安全的公共服务，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在质量领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二是质量发展服务，包括公共质量教育、公共质量文化、公共质量科技服务等，主要目标是保障企业和消费者的质量发展权；三是质量领域的社会性公共服务，包括质量侵权中的救济服务等，主要目标是保障公民在质量领域的救济权。
2.质量安全监管
指依据一定的规则，为维持特定区域的质量安全底线，对构成特定质量社会关系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关系的质量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虽然监管包括私人监管和公共监管，但本文中的质量安全监管特指政府的监管行为。与质量公共服务的服务性与授益性相比，质量安全监管具有限制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二）对我国政府质量安全监管效果评价的基本情况
在对政府质量安全监管的现状调查中，主要选择了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及原因分析、质量政策法规实施效果的评价及原因分析这两个维度。前者从总体上反映了被调查者对质量监管效果的一般性评价，后者则反映了被调查者对质量监管所依靠的主要制度软件――政策与法律法规的效果评价。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年宏观质量观测数据显示，近一半的被调查者不同程度地认为我国政府现有的质量管理效果不理想，其比例远远高于正面评价。在对其原因的分析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因素都将原因指向了政府自身，分别是政府部门不作为乱作为占到了64.15%，政府质量监督管理职能不清占到了55.41%。这组数据表明，我国公众对政府质量管理效果的负面评价较多，并且将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政府自身的问题。
在对质量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的评价中存在类似的情形，即认为“不理想”和“很不理想”的比例远高于认为“有效”和“很有效”的比例，对这一问题的负面评价所占的比例更高。在对原因的分析中，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体系不科学”（52.92%）、“制定的政策法规太少”（42.63%）和“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少”（28.85%）。这组数据表明，公众对我国现有的质量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评价也不高，对其原因的分析也主要将矛头指向了政府，既有对政策法规本身体系的批评，也有对数量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接近三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太少了，这与我国“强政府”的市场监管模式的现实明显不符，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公民对强政府的依赖。
（三）质量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与质量安全监管效果评价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前文简要分析了我国政府履行质量公共服务职能和质量安全监管职能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为了定量地分析质量公共服务对政府质量监管的效果能否起到显著的正效应，以下采用了一个序数统计量回归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回归时还控制了被调查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个体特征。具体选取了“是否接受政府的质量教育”、“对于维权成本的看法”以及“是否知道消费者维权组织”三个变量作为一个地区质量公共服务强弱的变量。接受政府质量教育的比例，直接地反映了政府在消费者质量教育方面的投入；消费者对于维权成本高低的看法以及消费者对质量维权组织的熟知程度，则间接地反映了当地在推动消费者维权方面所进行的制度建设。
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接受质量教育显著地提高了对政府质量管理效果的评价（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时较低的质量维权成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以及对消费者组织的了解（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样也显著地提高了对政府质量管理效果的评价。这表明，对于质量公共服务的投入，不仅可以直接地促进质量发展，还可以通过增强质量监管的效应从而改善总体的质量治理水平。
（四）政府履行质量公共服务职能对质量监管效果评价的具体影响
在检验了政府履行质量公共服务职能与质量监管效果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基础上，以下将对质量公共服务对质量监管效果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主要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双变量的交互分类统计法。在具体分析中，也将遵循质量安全服务、质量发展服务和质量救济服务三个维度。
1.对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与质量监管效果评价
被调查者对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情况，体现了政府质量安全普法宣传的成效。它也是质量安全服务的一个重要体现，即若被调查者对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非常了解，间接表明了质量安全普法宣传服务水平高，反之亦然。表2将被调查者对质量安全法律法规的了解，与其对质量安全监管效果的评价进行双变量的统计分析。数据显示，如果被调查者对法律法规一无所知，则相应地对质量监管效果负面评价所占的比例也更高。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质量公共服务的水平确实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产生了正相关的影响，即质量安全服务水平越低，则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也越低。
2.接受质量公共教育与质量监管效果评价的关系
被调查者是否接受质量公共服务，是质量发展服务供给的一个直接体现。显而易见，若被调查者接受过质量公共教育的比例越高，则表明质量发展服务供给水平越高。将接受过质量公共教育与未接受过的被调查者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进行对比分析，表3的数据显示，没有接受过质量公共教育的被调查者，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负面评价所占比例也高于接受过质量公共教育的被调查者。这说明公众若没有接受过质量发展服务，则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也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质量发展服务的供给水平越低，公众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也越低。
3.对维权途径的了解与质量监管效果评价的关系
对维权途径的了解是质量救济服务最基础的体现，法谚云：“法律不保护权利的睡眠者”；进一步说，如果连权利的保护途径都无从知晓，何谈开启权利救济的大门？质量救济服务供给的一个基础性内容，应该是加大对质量法律法规中维权途径的宣传与教育；因此，在对质量救济服务与质量监管效果评价的交互分析中，本文选择了“是否知道维权途径”这一问题来进行具体的分析。表4的数据显示，不清楚维权途径的被调查者，做出负面评价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维权途径很清楚的被调查者。这说明质量救济服务供给水平的高低，与公众对质量监管效果评价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质量救济服务供给水平越低，公众对质量监管效果的评价也越低。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的陈述和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远落后于广大消费者的质量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要求提高，集中体现在对衣、食、住、用、行质量的提高上。质量的提高既需要有效的质量安全监管，也需要良好的质量公共服务。相较于传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政府供给，我国广大消费者对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表现得更为迫切，也增长得更为迅速。这缘于质量安全监管的供给由来已久，发展的历程更长，也更为充分，而公共服务职能则是伴随着福利国家与服务型政府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比较而言，质量公共服务职能发展历程更短，供给也不如质量安全监管充分。因而，我国广大消费者对质量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迫切的需求。这一需求表现在质量安全服务、质量发展服务和质量救济服务等各个公共服务的具体领域中。在是否应当对在校中学生进行必要的质量公共教育、质量公共教育职能重要性认知等问项的数据中，我们都能发现这一特点。但面对广大消费者日益增长的质量需求，我国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表现出严重不足。这种供给不足体现在质量安全服务、质量发展服务和质量救济服务等几乎所有公共服务的具体领域，如对质量安全法律的了解情况、是否接受质量安全教育与是否了解质量侵权维权途径等问项的数据，都体现了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乏力，甚至缺位。这都表明，我国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远落后于广大消费者的质量需求。
2.政府履行质量公共服务和质量安全监管职能的水平距离公众的期待都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长期以来，我国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四项职能，并明确提出应当更加重视发挥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政府职能。在质量治理中，增强政府质量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与此高度一致。调查数据也对此给出了非常清晰的佐证，例如，被调查者中，仅有不到两成的人曾经接受过质量公共教育，质量安全服务和质量救济服务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我国政府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提高履行质量公共服务职能的水平。与国家强调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不同，市场监管的职能已经经历了长久的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质量的管理主要就体现在质量安全的监管方面。因此，对于质量安全监管职能的履行，在发展导向上国家并没有强调要增强，而是强调如何进一步优化职能的履行，以提高监管本身的质量。从调查数据来看，公众对质量安全监管效果的评价不高，而且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对于如何提高质量安全监管水平，公众大多将原因指向了政府。因此，在提高质量安全监管的各种因素中，政府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3.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与质量安全监管效果的评价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通过前述实证数据的验证，质量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与质量安全监管的效果评价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低，公众对质量安全监管效果的评价也相应地越低；说明通过改善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能够外在地对质量安全监管效果评价产生积极影响。这一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有力地证明了宏观质量管理的“温柔之手”与“粗暴之手”并非两条毫无关系的平行线，而是会彼此影响的两项基本质量管理职能，这种影响体现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一结论也为政府提高质量监管效果，指明了一条可行的路径，那就是通过有效地改善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提高广大消费者在质量领域共享的实现，来提高质量安全监管的效果。一言以蔽之，也就是通过质量“共享”促进质量治理“善治”格局的形成。
（二）政策建议
1.明确将质量公共服务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中，增强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职能
我国已于2012年7月11日通过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明确规定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并指出除了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外，广义上公共服务还包括与人民生活环境紧密关联的交通、通信、公用设施、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以及保障安全需要的公共安全、消费安全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公共服务。这一规划中所提及的“消费安全”领域的公共服务虽然与质量公共服务有一定的联系，但也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质量公共服务。为了有效应对公众在质量领域新的民生需求，建议将质量公共服务与公共教育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保障等一同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具体内容中，明确政府的公共质量服务职能，同时不断增强这一职能的履行效果。例如，建立国家标准馆等质量基础设施为社会各界提供标准文献查询、有效性确认、咨询研究、信息加工、文献翻译等专题，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界对国内外标准文献信息的需求（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特色质检管理体制机制课题组，2013）。在质量治理中，应当提高政府为企业、市场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意识，解决政府公共质量服务职能的“缺位”问题，尽快实现由单纯的质量管理向质量管理与质量服务并重的转变，通过完善质量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提高质量安全监管的效果，从而提高政府宏观质量管理的水平，回应新时期的民生之需。
2.在国家质量综合管理部门中成立专门机构进行消费者质量教育与质量救济，重点提高质量安全法治服务和质量救济服务的供给水平
质量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既要统筹规划，也要突出重点。通过前述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质量公共服务中，质量安全法治服务与质量救济服务是重要的短板，建议着重加强相关的建设。其中，法治是质量治理的重要维度，无论是质量安全监管，还是质量公共服务，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即使是公民享受公共服务也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国著名公法学者狄骥（1999）就曾说过，“作为个体的公民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受公共服务，并且政府也不能采取任何妨碍其履行维持公用事业运营的法律义务的行为。”法律能够为质量治理提供重要的规则依据，提高质量治理的有序性、透明性与可预见性。建议在国家质量综合管理部门中成立“消费者质量教育司”，负责我国公民质量教育的普及与推广，编写适用于不同人群的质量宣传资料，在中小学校开展质量教育，特别是通过推动质量法治宣传服务的开展，提高广大消费者对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水平，为政府质量治理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和基础。同时，质量救济服务既是质量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消费者权利的重要保障。建议在国家质量综合管理部门中成立“消费者质量救济司”，负责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总体战略、政策法规；履行消费者质量权益保护方面的具体职能（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特色质检管理体制机制课题组，2013）。通过提高质量救济服务的供给水平，让每个消费者享受到质量公共服务带来的公平正义，促进质量法律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公共安全论文篇10
关键词：全球公域；巧霸权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2-0049-06
一、全球公域概念及其嬗变
全球公域（globalcommons）概念是从资源的共同管理、共同利用的观念逐渐演化而来的。这一概念起初着眼于自然维度：环境（全球公地）、资源（人类共同财产），法律维度：国际法（人类共同遗产），近年越来越多转向安全维度：国际安全（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全球公域概念的演变，与超越的人类公共问题凸显，密切相关。令人忧虑的是，美国近年来大力打造全球公域理论，已经远离全球公域三大原初概念——全球公地、人类共同财产、人类共同遗产，日益以“人类共同关切”面目蜕变为新的霸权理论。按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全球公域是“不为任何一个国家所支配而所有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学者波森（BarryR.posen）是这一转变的领军理论家。他认为，美国享有对全球公域包括公海、领空和太空的控制权。控制公域帮助美国通过限制他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互助等方式来削弱对手。对全球公域的控制是美国政治的军事基础，是冷战后美国霸权政策的助推器，用军事能力维持控制全球公域是美国的强项。全球公域的代言人丹马克（abrahamDenmark）称，海权论之父马汉或许是第一个提出“全球公域”这个术语的战略家。他把全球海洋命名为“一条广阔的高速公路，一个宽广的公域”。
全球公域（globalcommons）概念来源于全球商业（globalcommerce）。不同于英国对全球公域界定为重视商业的全球化网络，美国定义侧重军事安全。在英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研究宗旨的英国全球公域研究所（GlobalCommonsinstitute）是全球公域的领导性研究机构，而美国是具有浓厚军方背景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foranewamericanSecurity）。
综合起来说，美国战略家提出的当前全球公域安全问题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海上安全问题。90%以上的全球贸易经由海洋。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关系全球贸易正常运行。六个海上通道——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曼德海峡，是全球海上公域安全的核心。
第二类是外太空安全问题。目前在太空中翱翔的飞行物，大于10厘米的有1万9千个，小于10厘米的有150万之多。拿卫星导航系统为例，目前存在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竞争。如能开发其互补性，展开聪明合作，将有利于维护太空安全，避免太空军事化。
第三类是网络安全问题。全世界的政府、军队、公司都依赖网络空间进行沟通、交流、定位。2008年网络服务创造2570亿美元产业。纽约市每天的金融贸易转移高达4万亿美元，超出美国GDp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来自政府或非政府的各种黑客攻击，日益成为各国军事与民用网络安全的头痛问题。为避免网络战，急需制订网络安全规范和相应国际法。
第四类是航空安全问题。目前，世界上每天约10万个各类航空器在空中运行，民用航空每年搭载22亿乘客，承担35%的制成品国际贸易值。冰岛火山灰事件表明，自然灾害日益威胁到航空通道安全。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关心的优先方向，并非真正的“全球公域”，并未包括我们更认同的全球生态环境系统等，更未企及“公有”（ofa11）、“公治”（bya11）、“公享”（fora11）的境界。
针对不同类型的全球公域问题，美国设想的维护全球公域安全的目标依次有四层次：首先是确保有效进入（access）全球公域，如航空及外太空不被敌对势力所干扰。其次是保护（protection）全球公域安全，如保护网络安全。再次是提升（promotion）全球公域稳定性，尤其是重要国际海域和公海安全。最后是主导（dominant）或控制（control）全球公域，这一点很难做到。美国有学者公开表示，维护公域安全是一种神话。维持全球公域的开放和稳定将成为现实目标。
概括起来，美式全球公域概念实现了以下三级跳：
——区域到领域：格劳修斯一马汉全球公域观侧重于公地、公海，局限于区域。现在发展到领域，已突破传统国际法范畴。全球公域论也超越了地缘政治理论。
——有形到无形：新美国安全中心将网络等无形领域纳入全球公域范畴，拓展了传统全球公域外延，曾引发国际争议。但随着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被列为全球公域典型安全问题。
——狭义到广义：全球公域的鼓吹者丹马克将狭义的全球公域拓展到全球治理的广义范畴，从而印证了全球公域概念再次流行是为美国霸权转型、打造新霸权服务的。
全球公域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国际安全理论。然而，中国学者对全球公域的分析，较局限于环境资源和法律分析。中国国际公法领域的研究者从全球环境退化的遏止以及建立追究国家和其他国际法主体的环境责任的制度构建问题对全球公域概念进行了讨论。
本文着重分析形成中的美国全球公域理论与战略及其带来的对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挑战，认为全球公域问题有其“公”的一面——全球化发展带来的问题与领域跨越国界，也有其“私”的异化倾向——美国借全球公域加速对全球化的建章立制，实施霸权转型，打造巧霸权。美国的理论创新与战略转型，激励我更新观念、创新理论、实施战略思维转型。我应在美国内全球公域概念尚处于摸索和争论阶段，大力倡导全球公域的包容性发展原则，增强战略主动性，适时提出我包容性全球公域观。
二、全球公域问题带来的挑战
全球公域安全问题的提出和日益受重视，有时展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全球公域也带来不少相关问题：
法律问题《芝加哥公约》序言和第1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域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美国界定的全球公域试图将空域纳入全球公域范畴，对传统国际法体系提出严重挑战。不仅如此，传统国际法体系对全球公域问题存在诸多空白，为美国加紧制订新的国际行为规范提供机会。
外交问题全球公域问题引发的国际外交博弈不仅体现在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还体现在新兴国家内部。西方观察家甚至断言：“新兴强国具有一些共同的抱负和冲动，尤其是挑战西方对全球公域的主宰。然而，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往往比它们与西方之间的矛盾更深。”
安全问题全球公域问题反过来为开启国际合作、全球治理，提供了安全上的紧迫性。不同于地缘政治的概念，全球公域不涉及陆地，不属于一国内事务。因此，全球公域安全没有有形敌人和固定对手。应对全球公域挑战需要广泛的非军事工具，包括政治、外交手段，同时须和商业、工业与法律利益攸关方拓展合作。
从现实而言，形成中的全球公域理论对现有国际体系带来诸多挑战：
1.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
现行国际体系是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后塑造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全球公域问题强调超越国家层面，为人类共同关切事务，使得传统国际体系的基石——民族国家，必须与非国家行为体一道，去竞争全球公域的话语权、治理权。
2.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所以运行至今，主要是保留了国家间行为准则——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体现对国家的尊重。如今，全球公域问题超越民族国家范畴，应对也就超越了不干涉内政的限制。全球公域问题凸显客观上提供了必要时干涉内政以实施全球治理的要求，但也有可能成为大国打着人类共同关切旗号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的借口。全球公域论可能发展为全球版本的“保护的责任”论。
3.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
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难以适应网络化、虚拟化的经济运行需要。全球公域问题，比如互联网经济，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共同安全、共同命运取代互利共赢，成为新体系的核心价值观。
4.以和而不同为原则的国际价值体系
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也是传统国际体系运行的法则之一。全球公域问题凸显，一方面在呼吁超越国家层面的发展模式、制度选择以及价值观念，塑造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为强势话语国家所滥用，以达到将自己价值包装为普世价值的目的。
5.以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
全球公域概念强调超越传统陆地、领海、领空范畴，反对排他性，这将对以传统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造成冲击。美国借助全球公域问题抓紧对全球化建章立制，在互联网、公海、太空等问题上试图规避传统国际法或制订新的国家规范，已经引发新的国际软冲突。
6.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
理论上讲，联合国是维护全球公域的最合法、最权威平台。但实际情形是，联合国是一个很好的谈判场所，而非解决问题的有效舞台。这便助长了美国通过北约或“志愿联盟”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冲动，对传统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构成挑战。
从理论而言，美式全球公域论也存在诸多软肋：首先是有利于强者、先发国家。其次是目标一手段矛盾：目标是全球的，手段是国家的。联合国最有资格制订全球公域规则，但往往被美国架空。第三是无法监督。军事色彩浓厚，背离全球公域的原始涵义，不代表真正的全球公域方向。第四是国内价值的国际化。打着“公”的旗号谋“私”利。典型的是，互联网自由成为政权更迭的重要手段。
针对上述理论与实践挑战，研究全球公域理论具有以下几方面重要意义：
一是探讨全球公域理论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尤其是国际安全理论、国际法理论的新挑战，丰富和发展全球化理论。
二是研究美国霸权理论转型与联盟战略走向。美国学者丹马克主张，应对中国崛起，欧美应在全球公域合作；印度是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盟友。这一设想，得到了印度学者莫汉（C.Rajamohan）的呼应。在美国访问时，莫汉提出将崛起的印度作为美国塑造全球公域的伙伴，并从印度洋、太平洋海上全球公域首先启动。这些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三是妥善应对中国全球公域。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方艾文（evanFeigenbaum）等美国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博弈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有能力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公域构成挑战。尤其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将南海视为所谓“全球公域”，妄称中国的宣示威胁到该“全球公域”的通过权和航行自由，俨然将美国标榜为“全球公域”的捍卫者。
三、美国的全球公域战略及其意图
美国宣扬“海洋、天空、太空及网络等全球公域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原则，作为对亚太地区安全承诺的指导原则，近年已持续引发震荡。中国似乎成为全球公域战略的目标。
美国近年提出“全球公域”概念，并以此提出国家安全新战略理念，具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
其一，为增进美国霸权合法性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全球化和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基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主导国际秩序的“霸权稳定论”，难以为继。美国近年的关切是从“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转型，于是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将新兴国家赋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更为紧迫的是，在债务负担日益严峻而挑战日益多元的情形下，如何确保新形势下美国的领导权？“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试图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它以“共同全球产品”（commonglobalgood）取代“公共产品”（publicgoods），丰富了国际机制理论。这相比“公共产品”而言更具有迷惑性，既要达到让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又不容许其分享全球领导权的目的，在削减费用的同时又能维护好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领导地位，实现“巧霸权”。
其二，为全球化建章立制服务。近年来，美国加紧以国际法空白或灰色地带建章立制。空海一体战、太空高地、网络行为准则是典型例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12海里、200海里资源开发权，而12—200海里之间属于经济专属区（eeZ），外国军舰有无害通过权。由于美国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且感到无害通过权对美国航空母舰的束缚，全球公域理论于是提出海上公域的开放原则，要求经济专属区的自由航行。美国近年就是在南海问题这样混淆是非的。
其三，为对外干涉寻找借口。现有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法，都是国际层面的。但全球问题和挑战超越国际层面，越来越多以全球层面出现。这样，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为美国制定新的全球规则和对外干涉找到了时代借口。比如，美国混淆南海争端与公海航行自由，制造中国“全球公域”，为干预南海问题寻找合法性。继白宫公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后，五角大楼正加紧修订其军事规则手册，确定网络袭击有可能是战争行为，使指挥官有权选择对得到外国敌对势力支持的黑客实施报复性军事打击。这就改写了目前联合国里规定的自卫权，对国际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其四，为军事安全转型寻找新的动力。从防御层面讲，美国的军事后勤、指挥、控制系统，及远程力量投送能力，日益依赖全球公域安全。以全球公域理念为指导，美国计划削减军事开支以解决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重点投资海洋、空中、网络技术，应对“非对称性”及“反介入”军事威胁，倡导“空海一体战”，实现所谓“减脂肪、增肌肉”的理念。从进攻层面讲，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是为争夺战略制高点，着眼于未来国际竞争。全球公域控制是美国全球地位的保证，帮助美国通过限制其他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的权力来削弱其对手，允许美国即使拥有很少的军事存在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动战争。同时，全球公域问题凸显，为美国军民结合技术的创新提出了时代要求，也必将刺激新的战略支柱产业发展。
其五，为美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寻找新的使命。美国认为，全球公域问题已凸显为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问题，于是加紧以全球公域战略新概念塑造北约新使命，认为北约有28个成员国，另与50-60个国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安全组织，北约在全球公域问题上责无旁贷。由于北约成员国分歧，国务院顾忌国际社会的反对，最终阻止了国防部设想的北约战略新概念中以提高全球公域稳定性、维护对全球公域的通畅，作为北约新使命的设想。然而，美欧在全球公域以及国际干预问题存在诸多共识，差异在于全球公域的目标是控制还是分享。美国不会放弃将北约打造为“全球公域”的捍卫者，甚至提出将中国纳入全球公域的新接触政策以重振跨大西洋联盟。在亚太地区，传统美国的双边军事安全体系日益捉襟见肘，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愈益迫切。美国一再重申，维护区域安全并不能单靠一个国家，而是所有利益相关国的共同责任。因此，美国也着重于在亚太区域内协助友邦提升能力，并加强各项多边合作机制与组织，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适应了这种转型，强调为应对全球公域问题挑战，以新的伙伴同盟弥补冷战时期形成的霸权联盟体系不足。这样，全球公域论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理论基础。
其六，为威慑潜在对手，整合新兴力量提供新的实验场。全球公域概念，既有美国寻找新威胁的意图，也有寻找新的国际合作伙伴的动因。比如，美国一方面将俄罗斯、中国、伊朗的黑客威胁，中国导弹打卫星计划说成是对全球公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正如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显示的，美国也认识到，应对来自国家或非国家的全球公域安全威胁，非美国一家能为之，与新兴大国及关键国家的合作日益必要。全球公域概念服务于美国包容新兴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新接触政策”。俘获“支点国家”（pivotalactor），成为美国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重要策略。
四、中国的对策
对美式全球公域论及全球公域战略，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系统分析全球公域理论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与逻辑合法性，同时揭穿全球公域战略如何打着“国际公意”旗号升级为全球版本的“保护的责任”，给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传统中国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在美国，往往是“军事未动，概念先行；外交未动，理论先行”。2011年9月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依此分析，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凸显安全事务从地域向领域拓展，有其时代合理性基础。我宜善加利用，规避其风险。
首先是不要盲目抵制。尽管全球公域，可能对现有的国家观构成挑战，破坏现有国际法合作基础，并且显然有利于有能力涉入、利用全球公域的强者，但其毕竟反映出美国霸权无法主导世界的现实。美国也承认只能分享而无法主导全球公域，这为中美合作开启了全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