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西江月篇1
【关键词】辛弃疾；家室；典籍
典籍中关于辛弃疾妻妾的记载甚少。但辛弃疾“室赵氏，再世范氏，三室林氏”i已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赵氏，笔者认为：一，“赵氏是辛弃疾的原配夫人”ii，“知南安之修之之女孙，卒于江阴”。iii二，由于辛赞“由绍兴二十五年”至绍兴二十八年iv在开封府任上，而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一年在济南“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v，所以辛赞卒于开封。又“大父臣赞，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谋未及遂，大父臣赞下世”vi，故辛赞卒于绍兴二十八年，即辛弃疾十九岁时。古代男子“二十曰弱冠”vii“必三十而娶”viii而辛弃疾次子?生于绍兴二十九年ix，故赵氏是绍兴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辛赞于病中让十八九岁的辛弃疾迎娶的。再次，赵氏卒于隆兴元年秋冬，即辛弃疾二十四岁时。因辛弃疾南渡之初便改差江阴通判，赵氏为江阴人x，而辛弃疾在乾道九年冬因病离滁州任前官职稳定，在江阴、广德、建康各任职三年xi，当时宋廷较看重辛弃疾。故辛弃疾归宋便首差江阴即为当时赵氏生病或思乡之故。而据笔者对辛弃疾兴隆元年春所作《汉宫春·立春日》、兴隆二年清明所作《满江红·暮春》xii和不久后所作《满江红·中秋寄远》（时间不可考）三首词的分析，三首都应为赵氏所写，后两首为追思亡人之作。据辛更儒先生《辛弃疾子女新考》，赵氏于绍兴二十七年末到二十九年生长子稹和次子?。若赵氏于绍兴二十八年出嫁，则二子为双胞胎。该结论也恰好与上文赵氏因产后身体不佳而早亡的推断相印证。最后，“辛弃疾长次子在辛弃疾卒后”，“因家庭矛盾”xiii由上饶铅山期思外迁至抚州菱湖辛村，易姓辜xiv。
辛弃疾淳熙十六年作《浣溪沙·寿内子》，邓广铭先生据此推断范氏与辛弃疾同龄xv。辛弃疾与范邦彦“忠义相知，辛公遂婿于公”xvi。邓广铭认为绍兴三十二年“稼轩……与范邦彦之女结婚”xvii，而辛更儒考证“辛弃疾再娶范氏……在淳熙改元以后”xviii。笔者认为，二人成婚于乾道九年。据《书范雷卿家谱》“公与辛公弃疾先后来归，忠义相知，辛公遂婿于公”知范氏成婚在范邦彦逝世前。而《西江月·为范南伯寿》中的“驻春亭”在建康xix，“奠枕楼”在滁州，有“滁人阙守，诏用右宣教郎辛侯幼安……既又揭楼于邸之上，名之曰奠枕”xx为证。说明词人当时身在滁州，将往建康。“稼轩之因病离滁州守任。回京口居第”当在乾道九年冬xxi，故该祝寿词应作于乾道九年秋冬。其二，范邦彦在乾道五年二月至六年五月间，即陈俊卿、王炎“任审察之责”时xxii，由镇江“召赴都堂审察”。乾道六年五月后，“添拆通判本府，以寿终于官”xxiii。都堂在今杭州，距镇江二百六十九公里，沿途多丘陵，走运河还须绕远。故年迈的范公从杭州到镇江赴任要很长时间。若范公乾道六年五月审察完，因路途遥远或生病耽误行程，乾道六年末才到镇江是完全可能的，则其必于淳熙元年前卒于任上。综上，范邦彦在乾道九年秋将女嫁于稼轩，稼轩欲“留君一醉”，但范公稍停后即返通州xxiv任。其年冬，卒。故乾道九年秋范氏嫁于辛弃疾，乾道九年冬范氏回家奔丧。祭祀礼毕，范氏于淳熙元年或二年回到镇江。则辛弃疾第三子生于淳熙二、三年xxv。其次，辛更儒《辛弃疾家室再考》言：“辛生于淳熙二年或三年”，“辛是范夫人所生第一子”；辛之妹辛？？生于“淳熙六、七年”。第四子辛?生于淳熙八年四月十四日巳时，卒于淳?二年三月二十九日xxvi，“盖在淳熙十年之后”辛夭折xxvii，故第三子为辛?xxviii。第四子辛?生于淳熙十一二年，“应为范氏所生”。次女辛？？生于淳熙十年（1183年）前xxix。
最后，考林氏生平与范氏卒年。稼轩“再到期思卜居”在绍熙五年（1194年）xxx，他卜地建居时“取崩洪”xxxi，而范氏与辛弃疾同“葬本里鹅湖乡洋源”xxxii。洋源即崩洪xxxiii。故范氏卒于绍熙五年（1194年）前。辛弃疾绍熙五年作《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中“长笑”、“喜”等词说明其卜居时心情舒畅，故范氏卒于绍熙四年（1193年）前。淳熙十六年（1189年）辛弃疾作《浣沙溪·寿内子》说明其年五月xxxiv范氏朱颜犹在。故辛弃疾于淳熙十六年秋冬至绍熙四年之间首往期思
居，并葬范氏于此。有词《卜算子》为证：“欲行且起行，欲坐重来坐。坐坐行行有倦时，更枕间书卧。病是近来身，懒是从前我。静扫瓢泉竹树阴，且恁随缘过。”xxxv依辛弃疾淳熙末年所作《水调歌头》（簪履竞晴书）xxxvi中“红莲幕底风定”、“冰颊醉红潮”、“晓亭梅蕊初绽，定报鼎羹调”等句，此词为其未婚妻林氏所写。故范氏卒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秋，葬于瓢泉xxxvii。次年春辛与林氏成婚。第八子?生于开禧元年（1205年）xxxviii，故第五子穰、第六子?、第七子秸均为林氏所生。
注释：
i辛弃疾《济南辛氏宗图·陇西派下支分济南之图》
ii辛更儒《辛弃疾家室再考》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
iii《铅山辛氏族谱·济南派下支分期思世系》
iv邓广铭《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1页
v《进美芹十论札记》
vi《进美芹十论札记》
vii《礼记·曲礼上》
viii《褚氏遗书》
ix辛更儒《辛弃疾子女新考》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3月第24卷第1期
x《菱湖辛氏族谱·稼轩公历任始末》
xi邓广铭《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4-154页
xii邓广铭增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一》第5-15页
xiii辛更儒《辛弃疾子女新考》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3月第24卷第1期
xiv《铅山鹅南辛氏宗谱·辜墩辛氏宗谱序跋》1984年江西铅山紫溪出土
xv邓广铭《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7页
xvi牟?t《陵阳集》卷十五《书范雷卿家谱》
xvii邓广铭《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8页
xviii辛更儒《辛弃疾家室再考》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
xix《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xx《宫教集》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
xxi邓广铭《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4页
xxii《宋史·宰辅表》
xxiii牟?t《陵阳集》卷十五《书范雷卿家谱》
xxiv《至顺镇江至·人物志》
xxv辛更儒《辛弃疾家室再考》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
xxvi《菱湖辛氏族谱》
xxvii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xxviii《济南辛氏宗图·济南位》
xxix辛更儒《辛弃疾子女新考》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3月第24卷第1期
xxx邓广铭《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7页
xxxi《铅山县志》卷三十《轶事》
xxxii《期思世系》
xxxiii同治《铅山县志》卷首地图
xxxiv邓广铭《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19页
xxxv此词原名《卜算子·闻李正之茶马卜音》，与词意不符，“疑是另有闻讣之卜算子一首”。邓广铭先生疑原词名为“广信书院本编刊时偶尔夺落页也”。笔者认为此词极似吊念范氏之作。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53页
xxxvi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辛弃疾西江月篇2
辛弃疾有个粉丝，名叫刘过，写词模仿“辛体”，能以假乱真，但这人却四次科考不中。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史》卷二里说，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任绍兴知府兼浙江安抚使，听说刘过在杭州，赶紧派人去请。不巧，刘过忙着拜访杭州官员，没时间去浙东，就仿效辛体写了首《沁园春》作为“拜帖”，放答谢信里带给辛弃疾。辛弃疾展信一读，哎呀，有感于对自己的敬仰，觉得刘过太有才了。再次派人去请，并赠送铜钱100贯。这次刘过终于来了，好酒好菜款待，两人日日唱和，一个多月后，刘过告辞，辛弃疾又送他1000贯。
嘉泰三年，辛弃疾63岁，一出手就是1100贯，数目不在少数。刘过不过一穷书生，终生无官无权，辛弃疾想必不用求他办啥事。这只能说明，辛弃疾财大气粗不差钱，慷慨大方讲义气。
辛弃疾一生，做官20年，但没做过大官，薪俸总体不是很高；下岗赋闲18年，基本吃白饭，没工资收入。辛弃疾的父亲死得早，靠祖父抚养。开封沦陷后，祖父在金国当朝散大夫，从五品，可能有些积蓄，但后来辛弃疾在乱世中南渡，投奔南宋，金银细软能带走一部分，不动产是带不走的。他的岳父范邦彦，也只是一名小县令，指望老婆陪嫁百万钱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辛弃疾并不是富二代。
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42岁，被弹劾免职，归居江西上饶。此前，他在这里修了座超级大庄园。洪迈的《稼轩记》说得明白，辛弃疾买了块大地皮造房，上百间房屋，仅占地皮的十分之四，里面有菜园，有稻田，田边建了“植杖亭”，累了可以休息。房子坐北朝南，对面是青山，路上种竹栽花，花团锦簇，还建了“集山楼”“婆娑堂”“信步亭”“涤砚渚”等供休闲耍乐。辛弃疾在归隐期间写词时，还提到了“带湖”“南溪”“篆罔”“蔗庵”“雪楼”，都属于庄园配套设施。据说庄园完工前，理学家朱熹（1130-1200）好奇，去偷窥，大惊失色：太奢华了吧这！
辛弃疾的财产怎么挣的？令人怀疑他收入的合法性。
辛弃疾一生一共被弹劾7次，看看其罪名，多是“奸贪凶暴”“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比如，绍熙五年（1194），第二次被弹劾，罪名“残酷贪饕，奸赃狼藉”。绍熙五年七月，第三次，罪名“敢为贪酷，虽以黜责，未快公论”。第四、第五次是“酷虐裒敛”。第七次是“好色贪财，淫行聚敛”。
被弹劾的原因，可能因为政见不同，派别殴斗，但“贪”的使用频率如此之高，想必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辛弃疾西江月篇3
南宋绍兴十年（1140），辛弃疾出生于山东济南。辛弃疾虽然出生在金人占领的地区，但他自幼接受祖父辛赞爱国思想的熏陶，始终把南宋视为自己的祖国。辛弃疾幼时不但诵习经典，撰写诗文，而且熟读兵书，苦练武艺。辛弃疾绝非宋代文坛上常见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而是一位肤硕体壮、颊红眼青、目光有棱的壮士。
绍兴末年，河北、山东一带的汉族人民苦于金人的残暴统治，大大小小的抗金起义风起云涌，烽烟遍地，其中以济南耿京率领的义军规模最大。二十二岁的辛弃疾被耿京任命为掌书记。不久，辛弃疾力劝耿京归附南宋朝廷。次年正月，辛弃疾奉命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觐见宋高宗，完成使命后即返回山东。没想到才到半途，便知悉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杀害，麾下义军也已溃散大半。在此紧急关头，辛弃疾亲率骑兵五十人，深入金境六百里，直奔济州，乘其不备直入五万人的敌营，生擒张安国系于马上，然后星夜兼程，渡过淮河、长江，直抵临安（今浙江杭州），献俘于朝廷而戮之。这段战斗生活给辛弃疾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正如《鹧鸪天》中所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b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埔胡，汉箭朝飞金仆姑。”多年之后，洪迈仍赞之曰：“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
南归之后，辛弃疾被任命为江阴军签判。不久，宋高宗内禅，孝宗继位。孝宗素有恢复之志，登基后即任命主战派张浚为枢密使。辛弃疾前往建康求见张浚，面陈伐金之计。隆兴二年（1164），辛弃疾改任广德军通判。次年，他不顾官职低微，越职上书，向孝宗上呈《美芹十论》。“十论”者，“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辛弃疾的“十论”，就体现了他对敌我双方实际形势的深刻理解，从而提出深谋远虑且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宋的求和路线之不可行：“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则战，倦则和，诡谲狙诈，我实何有？”还鼓励孝宗效法扫平突厥以雪国耻的唐太宗：“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沈先物之几，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太宗。”一个位居州郡副职的小官，又是深受朝廷猜忌的“归正人”，竟然如此直言不讳地上书皇帝建言国家大政，不但体现了辛弃疾的远见卓识，而且表露其忠肝义胆。正如其表中所云：“负抱愚忠，填郁肠肺！”
乾道三年（1167），辛弃疾升任建康府通判。又过了三年，辛弃疾任满回临安，授司农寺主簿。不久，他作《九议》上呈宰相虞允文。《九议》也是长篇奏议，它不但对《十论》中的意见作了更深入细致的解说，还补充了关于练军、造舰、用间等具体的战术。更重要的是，《九议》旗帜鲜明地阐述了抗金事业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之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辛弃疾的《十论》和《九议》，思虑深刻而言辞恺切，丝毫不见轻率浮浅的缺点，这是他平生积储胸中的真学问、真本领。诚如朱熹所云，辛弃疾是一位难得的“帅材”。可惜历史没有给这位帅材提供一展身手的机会！
以后的十年里，正当盛年的辛弃疾频繁地调动官职。南宋朝廷对从中原沦陷区归来的人士一向心存猜忌和轻视，“归正人”这个称呼就带有轻蔑的意味。辛弃疾当然未能例外。虽然他文才武略都很出众，仍然难得朝廷的信任重用，经常在外地任职，且朝令夕改，很难在一个职位上尽心尽责。尽管如此，辛弃疾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政绩。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任滁州知州，他下马伊始，即日夜操劳。他招抚流民，招徕商贾。两年之后，滁州的面貌大为改观。淳熙二年（1175），辛弃疾出任江西提点刑狱，其主要任务是扑灭横行湘、赣的茶商军。辛弃疾受命于危难之际，短短两个月，官军连年征剿未能奏效的茶商军，即被彻底敉平。牛刀小试，便体现出辛弃疾卓越的军事才能。只可惜如此杰出的才略未能到抗金战场上充分施展！
尽管辛弃疾表现出过人的才干，但他毕竟是一个“归正人”，越是有才就越是遭忌。况且辛弃疾性格刚强，作风泼辣，与朝廷上下懦弱苟且的习气格格不入，难免受到无端攻讦，被劾罢官是早晚之事。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终于受到言官弹劾，随即落职。从此，辛弃疾便在带湖闲居十年。直到光宗绍熙二年（1191）才得复出，任福建提刑，三年后再次被劾落职，复归带湖。庆元二年（1196）移居铅山期思之瓢泉，又在那里闲居七年。从42岁到64岁的20多年里，辛弃疾经常在乡间闲居。虽然他重视稼穑，认为“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虽然他热爱乡村，写下了大量优美的田园词，但他毕竟是时刻惦念着恢复大业的爱国志士，春雨江南的宁静生活怎能彻底取代胸中的铁马秋风？《鹧鸪天》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虽是淡淡说来，却蕴含着多少辛酸和悲怆！《清平乐》云：“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他是多么难忘那驰骋疆场的军旅生涯啊！
辛弃疾的好友陆游曾在《鹧鸪天》中叹息：“原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辛弃疾也是如此，他终于在漫长的乡居生活中耗尽了生命。宁宗开禧三年（1207），辛弃疾被召为兵部侍郎，但此时的他已是老病交加，只能上表辞免。此年九月，这位龙腾虎跃的一代英雄因病去世。辛弃疾未能马革裹尸，更未能立功封侯，他的悲剧命运，若移用刘克庄《沁园春》中的句子来予以评说，真是确切无比：“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
辛弃疾胸怀雄才大略，却始终未得施展。面对着南宋朝廷不思进取的苟安局面，他愤然责问：“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
辛弃疾怀自幼怀抱保卫社稷、收复失土的雄心壮志，也具备明察形势、精通兵法的雄才大略。他上奏朝廷的《十论》与《九议》，不是泛泛而谈的主战议论，而是在洞察大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深谋远虑，堪称南宋初期最具远见卓识的战略纲领。当时的朝廷中，主和派往往一味夸大金人如何强大，宋军绝非其敌手；而主战派则往往强调金人其实不堪一击，宋军可一战而收复中原。只有辛弃疾深明知己知彼的重要性，他对敌我双方的优劣进行详尽分析，他的抗金主张显然要比胡铨等人仅凭正义感的主战言论更加切合实际。
南宋初年，有一种说法颇能蛊惑人心，即所谓“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其根据是西晋灭吴、隋平南朝、北宋平南唐等史实。辛弃疾以秦、楚之争的史实来驳斥所谓的“南北有定势”：秦国灭楚固然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但后来项羽率楚军击溃秦军，势如破竹，“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辛弃疾进而针锋相对地指出：“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久安于华夏。”“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又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
从理论上确立主战观点以后，辛弃疾又提出了具体的方略。首先是集中优势兵力固守沿淮前线，其次是在淮南地区召集归正人屯田，再次是确立对金作战的主攻方向，并主张把主攻方向定于山东。辛弃疾的建议言辞剀切，富有说服力。辛弃疾关于培育军人的勇武精神，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的意见，尤其切中时弊。他痛切地指出南宋军队士气不振的致命缺点，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朝廷御将不得法，故“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辛弃疾还指出军中苦乐不均，普通兵士命运悲惨，他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一是明令禁止将领为私事役使兵士，二是禁止将领冒领兵士的功劳，且厚恤牺牲的兵士。辛弃疾的奏议，说明他是一位胸怀韬略的大将，而不是只知纸上谈兵的文士。他在论证南宋对金战争的正义性的同时，也不忘兵为诡道的性质。比如他提出应灵活运用以卑辞重币以骄敌，用离间手法挑动金人内部纷争等谋略。他是熟悉时势，随机应变的军事家，而不是固执己见、不知变通的迂儒。
辛弃疾怀才不遇，落落寡合，但他并未因壮志难酬而灰心丧气，更未因身居外任而敷衍塞责。无论居于何种职位，无论处理何种职事，辛弃疾都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无分巨细，事必躬亲；不论难易，志在必成。淳熙七年（1180），辛弃疾决心创建一支有实战能力的地方部队。他上书朝廷，建议依照广东路催锋军、福建路左翼军的先例，创建湖南飞虎军。获得朝廷批准后，他便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白手起家创建一支军队，谈何容易！因整个工程耗费巨大，朝廷里有人反对，孝宗受到蛊惑，一度下旨停建。辛弃疾接到朝廷金牌后，匿不示人，下令限期一月建成营房。当时正值多雨季节，瓦坯无法晾晒，尚缺瓦二十万片，监办者束手无策。辛弃疾获悉后，立即下令潭州每户居民皆以一百文的价格向官府出让檐前瓦二十片，两日之内便全部凑齐。经过辛弃疾的日夜操劳，终于建成一支威震湖南的地方军队，成为长江江防的重要力量，连金人都颇为畏惧，称为“虎儿军”。辛弃疾在南昌赈灾的措施也是同样的雷厉风行，他到任后发现灾情严重，人心慌慌，于是张榜严禁囤积闭籴和抢劫粮食，榜文只有八个字：“闭籴者配，强籴者斩！”很快就稳定了局势，进而取得良好的赈灾效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处事方式，体现出军人的勇决性格及强悍作风，但与南宋朝野因循守旧、畏难怕事的习气格格不入，这也是辛弃疾屡遭猜忌的重要原因。
一般说来，胸怀全局者往往轻视琐碎的具体事务，而善办具体事务者往往器局狭小。辛弃疾兼有二者之长而无其短，与他夙来敬佩的诸葛亮颇为相似。诸葛亮在茅庐中便预料到天下三分的形势，辛弃疾也有类似的惊人远见。早在乾道八年（1172），年方33岁的辛弃疾向朝廷上书说：“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当时宋金对峙，金国正是南宋朝廷的最大祸患。孰知62年以后，金国果真在宋军与蒙古军的夹击之下宣告灭亡。更孰知金亡后南宋直接面对更强大的敌人蒙古，勉强支撑40余年后不免亡国。历史的进程被辛弃疾不幸而言中，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难怪宋末的谢枋得不胜感慨地说：“惜乎斯人之不用于斯世也！”
辛弃疾的爱国情怀倾泻而出，给词坛带来前所未有的英风豪气，辛词的侠骨豪情需用铁板铜琶来伴奏：“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
中国古代的士人并不都是文弱书生。《周礼》所载“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御”即指骑射之术，属于武学的内容。《诗经》中多有颂扬尚武精神的诗篇，如《秦风》中的《无衣》《大雅》中的《常武》等。在屈原的《九歌》中，既有“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壮烈勇士，又有“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的英武日神。然而，从总体上看，古代文士毕竟是文弱者居多，进退揖让难免减损尚武精神，舞文弄墨也会疏远刀枪剑戟。在宋代的词坛上，这种情况更加严重。试看晏几道、秦观诸人的词作，几乎不见丝豪的雄豪之气，真可谓“词为艳科”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辛弃疾以雄鸷之姿横空出世。他挟带着战场的烽烟和北国的风霜闯入词坛，纵横驰骋，慷慨悲歌。词坛上从此有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他孔武有力、长于骑射；他胸怀大志、满腹韬略。他的性格中没有丝毫的柔弱，他胸中的壮志豪情倾泻而出，形成长短句六百余首，在词坛上异军突起，终于使铁板铜琶的雄豪歌声响彻词史。
据辛弃疾亲撰的《济南辛氏宗图》记载，辛氏祖先中多出将帅，辛弃疾在《新居上梁文》中自称“家本秦人真将种”，正因如此，辛弃疾对汉代名将李广的同情比其他诗人更加强烈，他夜读《李广传》，激动得终夜难眠，作《八声甘州》云：“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这是在咏李广？还是在自抒怀抱？多半是兼而有之。辛弃疾是多么钦佩那位长臂善射、身经百战的英雄，又是多么同情其落魄不偶、健者赋闲的命运！一位合格的军人，其性格中理应有刚强烈性和勇武侠气，否则他怎能上阵杀敌，又怎能为国捐躯？无论是青年时代的亲冒矢镝，出生入死，还是壮年以后的直言献策，勇于任事，辛弃疾都是一位勇武刚强的血性男儿。同样，无论是回顾早年戎马生涯的军旅题材，还是抒写退隐情趣的田园内容，辛弃疾的词作都洋溢着侠气和豪情。梁启超《读陆放翁集》云：“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此话用来评价陆游的诗，稍有溢美之嫌。如果移用来评说辛词，则是千真万确。纵观整部古典诗歌史，只有辛弃疾堪称真正的军旅诗人，是他召回了销沉已久的兵魂与国魂，是他唤回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
南宋的诗坛和词坛上，主战的声音并不罕见，但多数作品仅是纸上谈兵。辛弃疾则有“马上击贼”的亲身经历，他的词中回荡着壮烈的军旅声，旋律悲壮有似号角，节奏激烈宛如战鼓，例如寄给陈亮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恰如作者在小序中所说，这是一首“壮词”！这样的壮词，在辛词中触目皆是。《水龙吟》寿韩元吉说：“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这是何等抱负，何等气概！《木兰花慢》送张坚说：“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这是何等胸襟，何等眼界！在辛词中，铁马秋风替换了杏花春雨，沙场烽火替换了罗帐银灯。辛词的主人公不再是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更不是由词人代言的闺阁佳人或歌儿，而是一位上马能杀贼、下马能草檄的英武战士，是一位有胸襟、有担当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有了辛词，谁还能说词一定是“艳科”？当年苏轼尝试写作豪放风格的词，有幕士对他说：“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其实苏轼的豪放词仅是偶一为之，只有辛词才真正配得上铁板铜琶，况且辛弃疾本人就是一位“关西大汉”！
辛弃疾西江月篇4
关键词：田园词工笔写意章法意境
辛弃疾的词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意境深远，风格以豪放悲壮为主。他的爱国词作，情辞慷慨，爱憎分明，艺术感染力很强。但是，“豪放悲壮”一词是远远不能概括辛词“驰骋百家，搜罗万象”的风格的。他还以多彩的画笔描绘农村风光，咏赞壮丽河山，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他闲居江西农村时所创作的田园词，更是大放异彩，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推动了南宋前期词风的变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试从其田园词创作的一个角度探讨辛弃疾田园词的绘画美。
一、辛弃疾田园词的绘画美之写意
中国画传统技法向来有工笔与写意之分，辛弃疾在他的田园词中左右开弓，工笔和写意兼而用之，挥洒自如。
写意，即用最节省的笔墨表现出物象的形与神。最能体现这个特征的是《清平乐・村居》。全词不用“人在画图中”的咏叹来直接抒发主观感受，而是置身局外，静处闲看，客观摹状，传神阿堵，在美好风物应接不暇的湖佳处，摄取了特具画意诗情的人物活动镜头，组成了江南农村的清秋风景画和劳动风俗画。
词的上片，先画农家全景，“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手腕微动处，几间低矮的小茅屋，已像一个老人似的蹲在了小溪边，小溪的水缓缓地流过，而溪边长满青青的嫩草。词人在这里只淡淡的几笔，就点染出一个简朴幽静的农家环境。然后笔锋一转，侧重描画白发老农，“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先闻其声，再出其人，与起首两句一动一静，构成画中点睛之笔，尤其“媚好”、“白发”两词使老农形神并貌跃然画中。
下片写农村劳动生活的具体片段，几笔白描，一幅速写，勾摹出三个不同的人物姿态和神情。你看：赤脚踩过青青的草地，趟过浅浅的小溪，在溪东的地上大孩子正在给豆苗除草，在日光抚照下的茅屋前，二孩子正在编织鸡笼，我们也可以顺着老婆婆的眼神，惊喜地发现，在小溪的拐弯处，最小的那个孩子正卧在溪边青石上，悠然自得地剥着莲子吃。这一幅饶有生活气息的三男动作描摹，流水行云，姿态横生。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真是明白如话，也鲜明如画，与上片“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两位老人的形象相互辉映，有形有声，意境浑成，而这同时，所展示的野外豆苗，门外鸡群，水面青荷，与上片的茅屋、小溪、青草相辉映，更勾勒出一幅绝妙的农村风景画。
二、辛弃疾田园词的绘画美之工笔
在大笔写意的同时，辛弃疾又粗中有细，注意运用工笔。工笔，顾名思义是用工整细致之笔描绘物象，对一些细节，描绘毫不放过。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这首词写的是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作者行走在江西上饶黄沙岭途中，所看到的乡村景物及其所感受的情绪。
词的上半阙勾画出一幅幽美的农村夏夜图，但所用的笔法与《清平乐・村居》截然不同。词人在这里突出一个“惊鹊”、一个“鸣蝉”、一个“蛙声”，我们仿佛看到：明亮的月光，照着那边枝上巢里的乌鹊，使它们都被惊动起来。鹊惊时常啼，这里不说啼而啼自闻。这是一种很细致的写实，凡是在乡村深夜里见过这种景色的人都会有所体会。乌鹊对光线的感觉是很灵敏的，它们在黑暗中一遇到明亮的光线时，往往乱飞乱啼。这一句所写的情景和苏轼的《次韵蒋颖叔》诗“月明惊鹊末安枝”的境界十分相似。下句，是写“半夜鸣蝉”。大概是清风吹动树梢惊醒了蝉儿，或是惊鹊飞鸣惊动了它，蝉儿也声声相应地叫了起来。在沉静的清风吹拂的半夜里，突然惊鹊离枝飞啼，蝉儿应声而鸣，这是一个多么清幽奇丽的景色啊！但作者似乎还不满足，又欣赏了另一美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两句点明季节是在夏天，正是稻谷扬花的时候。在整首词中这两句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诗也好，画也好，单是形似还不够，尚需达到神似，形神兼备，而辛词这两句把农村夏夜那些有田人家的热闹气氛和欢乐心情都写活了。细细品味一下，那清凉的南风送来了一阵阵的“稻花香”和一片片热闹的“蛙声”！像是在诉说丰收年景一样。这是一个多么充满诗意的设想啊！作者把蛙拟人化了，写蛙懂得“说丰收”，既生动地渲染了连蛙也为之欢唱的丰年景色，使之更为突出鲜明，也映托出人逢丰年的喜悦。
下半阙的局面侧重于写雨和夜行人感情的抒写，“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这是描写雨来前的景象，上句是写夏雨来前，天空已起了乌云，在云层之外很远很远的边际只看见七八颗星星。为什么天起乌云，快下雨了还有星星呢？南方每到夏天，有一种所谓“过云雨”，并不需要整个天空乌云密布，只要头顶有几片乌云就可以下起雨来，所以，在那时天际往往还有星星，这一句所写的就是这种情况。可见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十分细致。下句紧接着写雨，“两三点雨山前”就语言的划分形式来说，“七八个”、“两三点”既给人以虚疏的感觉，而“星”和“雨”又像是矛盾的，这就构成了一种淡远奇特的境界。雨对夜行人无疑是一个威胁，写雨之来，就已暗示出夜行人的焦急，而结尾两句则进一步写其焦急的情景。这景乃行人眼中所见，“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忽见”两字很有分量，它把夜行人寻不着而突然见到的惊喜神态全都表现出来了。
三、辛弃疾田园词的绘画美之章法
辛弃疾田园词绘画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布局严谨，层次清晰，中国画向来讲究章法，章法就是画的布局，试看《鹧鸪天》一词：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词的上片写初春的田园景物，“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景物就在眼前：田头边的桑树枝已吐出嫩芽，而不远处邻居家的蚕种也已开始孵化，或许那健康的农家主妇正在门外忙活呢？后两句，词人放眼望去，“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不远处的山坡上透着青草的嫩绿，那黄色的小牛犊正昂头哞叫；而更远处，是斜阳映照下的丛林，这些林木显然还很清瘦，它们中的每一株都让我想起站在余晖中的词人，朦朦胧胧中，几只乌鸦在丛林的上空起落盘旋。这一片，景物的描写由近及远，层次分明且协调一致，使整个画面充满了一种和谐而宁静的情调。
词的下片，开头仍然写景，词人也许累了，转过身，将眼光慢慢拉回“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苍苍茫茫的群山远近相连，一条条曲折的山路蜿蜒交错，词人好像顺着其中的一条走下山来，来到画面的底处，一家小酒店门前的青旗正迎风飘展，整个画面，如上片一样，远、中、近三景错综有致，疏密得体，虚实相间，但如果作者一味去写景，不见有人的活动，那么即便是“阳春烟景”、“千里莺啼”，也不会有新鲜感。“青旗沽酒有人家”这句可以说是全篇的主心骨，它使得前面的许多景物，刹那间活跃起来。
四、辛弃疾田园词的绘画美之意境
画面与诗情、哲理的融合无间，是辛词绘画美的又一重要特征，也是其田园词绘画美的灵魂所在。
工诗、书、画，人称“三绝”而以画名卓著的清人方薰说过这样一段话：“画不尚形似，须作活语参解。古人谓不尚形似，乃形之不足，而务省其神明也。”《山静居画论》说对画不尚形似这句话，要灵活领会它的意义，而古人说的不尚形似，乃是说只求形似还不够，必定要达到神似才好。但形似和神似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就是说，画也好，诗词也好。单是形似还不够，尚需达到神似、形似兼备。形是事物的外表，是客观存在的，外向的；神则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或者说是物于人的主观感受，如果说辛弃疾田园词中所描绘的景是形，那么辛弃疾对于这些景的感受，以及所寓于这些景中的复杂思想感情则是辛词中的神。
辛弃疾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便是一首寄寓很深的小令。一个清秋的夜晚，词人来到博山脚下一户姓王的人家投宿。这里只有几间破旧的小茅屋，屋后是一片松林，环境十分荒凉冷清。词人即景生情，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词：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上片描绘环境，渲染气氛。开头两句写屋里看到的：夜幕刚刚降临，一群群饥饿的老鼠便窜出洞外，来到床下，奔驰追逐，寻觅食物。蝙蝠也闯进屋中，围着昏暗的灯光上下飞舞。接着两句写耳中所闻：松林里寒风呼啸，夹着雨点，不断向茅屋袭来。窗户纸被风吹破，发出呜呜的响声，好像有人在低声悲泣，自言自语一样。这四句以动态的景物和喧闹的词语，反衬环境的孤寂冷清，为下片中的抒情及刻画人物心理，作了有力的铺垫。在这种情景下，词人的感情喷涌而出了。
下片头两句，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辛弃疾出生在北方沦陷区，从小就经受了金统治者的压迫和歧视。因此，少年时代就曾“两随吏抵燕山，缔观形势”，准备乘机起义，完颜亮南侵时在家乡济南附近，组织农民起义军，和金兵进行过浴血奋战。后迫于形势，投归了南宋。南归之后的辛弃疾，深感祖国“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细把君诗说》）之苦，他热切地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西北神州”（《声声慢・征埃成阵》）真诚希望“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鹏翼垂空》）“都洗尽髭胡膏血”（《满江红・汉水车流》）！
“平生塞北江南”，即为词人回顾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归来华发苍颜”，是就目前境遇而言。如今被弹劾罢官，退居农村，空怀抱负，难以实现，不知不觉头发花白，容颜苍老，已经快到暮年。这两句自叙生平遭遇，语气是舒缓平静的，笔端却凝聚着无比深沉的感慨。“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结尾两句为全篇思想的核心，充分表达了词人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伟大抱负。深秋的夜里作者从梦中醒来眼前还展现着祖国壮丽的万里河山。这里不仅刻画出坚贞不渝的爱国英雄的光辉形象，同时也表现了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可贵精神，从而提高了全词的思想境界。
辛弃疾西江月篇5
摘要：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明珠，闪耀着灿烂的光芒。而苏轼和辛弃疾是缔造这颗明珠的功勋人物。他们都是豪放派的词人，可是却各具特色。无论是创作方法还是意象、内容，都有各自的风格。两者的词交相辉映，共同折射出两宋词的灿烂光辉。
关键词：苏轼；辛弃疾；创作风格；意象；内容；情感
北宋有慷慨激昂高喊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南宋有写出“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这般风格明快的的辛弃疾。两人都是出口成章、气吞山河的豪放派词人，不过却各自有着特点。两宋词苏辛缺一不可，就像天寒地冻的冬天，只有香梅与白雪共同存在，相映成趣，才能构成一幅完美的风景图。
两个大词人生活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悲欢离合构成了他们生命中的种种色彩。苏轼生活的北宋相对于辛弃疾生活的南宋而言是安定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一路上虽然坎坷也不少，但总的来说与辛弃疾出生行伍点兵沙场的坎坷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不同的生活环境让他们的词形成了不同的特点。
首先在创作方法上，两人略有不同。苏轼使词成为能和唐诗并驾齐驱的另一座大山。他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一改“词为艳科”的局面。他首创“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将诗常用的题序和典故放到词中去。苏轼很多的词都有题序，以《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为例，题序交代了写词的时间、原因，也道出了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怀念的对象是其弟苏辙。苏轼以诗入词，极大地开拓了词的叙事功能。“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1]，辛弃疾在前人“以诗为词”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是“以文为词”，它的词“以一种开放性的创作态势容纳一切可以容纳的内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蕴藏在生活中、历史中的语言，空前地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作的艺术表现力，最终确立了词体和五七言诗歌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2]他以散文话的手法来写词，同时将古文词赋中常用的一些手法，诸如议论、对话等手法放到自己的作品中。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说“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掩其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足矣。”同时还说：“稼轩胸中今古，止用资为词，非不能诗，不能事耳。”[3]可见，刘辰翁对辛弃疾这种词的散文话语言是很欣赏的。辛弃疾“以文为词”，革新了词的语言和艺术手段，赋予词以新的生命力，使词产生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
其次，苏辛词中的不同的意象体现出诗人独特的个性魅力。苏轼才华横溢，激情飞扬，在他的词作中，意境博大壮美，有拍案的惊涛，有千骑卷起的平岗，有“酒酣胸胆尚开张”的老夫，有穿空的乱石，浩瀚的夜空，有羽扇纶巾的风流人物，挽雕弓如满月的壮士，举酒问明月的诗人，乘凤破浪的渔人……；而辛弃疾英雄气概十足，在他的词中，意境多体现的却是悲壮，有悲蹄的鸟夹，食祭品的神鸦，疾驰于战场上的骏马，悲凉的军歌；有激烈的沙场厮杀，豪迈的策马驰骋；有壮志未酬的失意英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客……。由此可见，苏词中的意象更倾向于文人化，生活化，而辛词意象更倾向于军事化，英雄气。但即使作为英雄壮士，辛弃疾的心态，仍不同于苏轼的超然旷达，而常常是豪情激昂：“横空直把，曹吞刘攫，”“气吞万里如虎”。长期的压抑苦闷，又使他怒气腾涌：“狂歌击碎村盏，欲舞还怜襟袖短，”“酒兵昨夜压愁城。太狂生，转关情。写尽胸中、快磊未全平。”敌兵侵扰的忧愤，怀壮志却不被重用的压抑，想飞奔沙场与敌人决一高下的生命激情，构成了辛弃疾独特的生命情怀。
同一条路，两个人走，展现给我们的是不同的风景。苏辛在词的内容上是各有侧重。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苏轼的词充满了进取精神、富有激情和生命力。他的词一改只表现女性化柔情之词的传统，变成了富有男性特征的豪放之词，将以前表现爱情之词改变成表现性情之词。苏轼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辛弃疾一心想抗敌报国，可是现实却让他壮志难酬，面对这被践踏的国土，他的情感已经由个体的苦闷延伸到了更深广的社会忧患上。辛对心灵世界的深广拓展更多地表现在他的“英雄词”上，借此表现了个体人生的苦闷以及更深广的社会忧患。在外在世界的拓展上，苏轼扩展到自然景观、农村乡土的描述上，展现了忘怀物我、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如《西江月》，作者展现给我们的是充满泥土芳香和生活气息的乡村，关注到了以前词人未关注到的领域。而辛弃疾则展示了更多美妙多姿的乡村景色额和朴实自然的乡村人物，体现出他平等博大的胸怀和广阔的艺术视野。
苏轼与辛弃疾在刚硬强健之外仍有一份婉约蕴藉的情感，不过词最初的婉约之气在他们的笔下也有了另一番演绎。
同为写落花，苏轼在《水龙吟》中写的是“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花虽落但却并非无情，无可奈何地落去是有它的愁思的。这里不仅人有情花也有情。而辛弃疾的落花则是“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莺啼声住？”（《祝英台近》），此时落花亦愁，却是“无人管”。其伤心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抛家傍路”，三句之间，一句比一句愁深。谭献云：“‘断肠’三句，一波三过折。”辛词中的愁便是愁，愁的急切，毫无闲逸之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的以咏杨花的《水龙吟》、咏梅花的《西江月》以及咏石榴的《贺新郎》，却在辛弃疾的百首词中找不到一首这样的咏花之作。他写落红，写飞絮，都只是词中的一景，为情而生。
苏辛的风格都是多样化的。苏词具有充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多彩的语言；辛词具有博大精深的内容，千变万化的表现方式。无论是从创作方法、意象，还是从内容、情感，抑或是从词人的精神风貌上讲，苏辛两人都是各有千秋，他们就如高山和大海，山海呼应，共同构成宋词中最美的一道风景。
参考文献：
[1]明代毛晋《稼轩词跋》；
辛弃疾西江月篇6
苏轼年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年少成才，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生性疏狂，于词作之中常流露出“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匡国济民的诚挚愿望。《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鬂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谴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苏轼被贬密州时所作。词中描写词人“为报倾城随太守”出外打猎的热闹场面，在浩荡的狩猎队伍中，刻画了一位“亲射虎”、“射天狼”的英雄形象。此时的东坡，虽然“鬓微霜”，但又何妨呢？词人还等着有一天，朝廷能够重新举用自己，到时就能够为朝廷、为黎民百姓挽开“如满月”的雕弓，“西北望，射天狼”，击退辽夏异族的侵扰，稳定北宋的边疆。世人常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来概括表现东坡词的风格。殊不知，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更能展现东坡积极用事、驰骋边疆、以身许国的凌云壮志，是东坡词之所以为后人评为“豪放”的诠释。东坡亦曾有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侁）书》）。又有《吹剑续录》记载东坡曾经向玉堂上一位善于弹唱的幕士，询问自己的词与柳七词有什么区别。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和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完后，十分钦佩，赞叹不已。调侃诙谐之际极其形象地概括苏轼词豪迈奔放的特征。
苏轼词的创作高峰是在被贬黄州期间。苏轼被贬黄州后，失去俸禄，于是向当地知府申请东坡上一块地，自己下地耕作，以解日常柴米油盐之忧。也是在这段期间，苏轼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归临皋》、《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苏轼年少除接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外，同时又广泛涉猎释、道两家学说，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游刃有余。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验。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由此可见，苏轼早年思想境界里已经掺合老庄之道，这对他后来在仕途上屡遭贬斥、历尽坎坷，而仍然能坚定沉着、乐观旷达奠定思想基础。“乌台诗案”后，苏轼跌到人生的低谷，不得意和暂时无法排遣的忧郁，使他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句在白纸上真实地书写自己实实在在的情感，一丝也不掺假这种对有限短暂的生命的难以把握和命运的虚幻易变，虽不免带有消极的情绪，然而这种阴鸷的灰色冷调子并非词人的主要生命色调。词人的人生态度是旷达的，是在人生困境中力求自我超脱、以最平常的心态来欣赏人生的风雨阴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一个“打”字，将雨之大力透纸背。在这大雨中，同行者皆狼狈不堪，而独惟词人仍有情致，一边“独行”一边“吟啸”，以轻快的心情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豪言。稍后，在料料峭峭的春风里迎上山头快要落下的斜阳，回首看看刚才来时的风雨处吧，一声“也无风雨也无晴”，豁然开朗。只有历经宦海浮沉、生活苦难而又豁朗旷达的人，才能发出如此喟然之语。难怪郑文焯有言：“此（指该词）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大鹤山人词话》）倘若没有东坡之胸臆而欲仿其词，犹东施之效颦，焉能得其凤毛麟角。
辛弃疾与苏东坡并称，后人视其为“豪放派”之代表，然严格来说，辛弃疾更能得“豪放”要旨。东坡虽不袭柳七词风而变革词体，另开词境，“自是一家”开词坛“豪放派”之先河，然而东坡多的是一份“旷”，而辛弃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豪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词人慷慨悲愤的情怀宣泄于纸上，一气惯之，立就成一浑然一体的艺术作品。世事变幻异常，昔日的“风流”也“总被雨打风吹去”。慨叹未了，词人笔锋一转，以自己的沙场经历再现当年刘宋“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辉煌战绩。今天，词人的满腔愤懑只有化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情流如决堤的洪水直泻奔腾，洋洋洒洒不可拘束，凸显豪放气象。
词人不同的人生旅历是造成作品风格不相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与苏轼的出生经历甚不一样，辛弃疾出身行伍，曾经组织、参加过抗金的义军，后从北方回归南宋朝廷，寻求报国之门。辛弃疾“归正人”和北方人的尴尬身份，致使自己不被赵宋王朝所信赖和重用，空怀一腔热血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13年间调换14任官职，年少时分“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壮志豪情付之东流水，自己一生崇尚孙权这样的英雄人物，希冀自己能具有孙氏般的雄才伟略，干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使词人万分叹息，“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人事皆非。作为一名行伍出身的将才，辛弃疾怀抱的是英雄情结，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慷慨激昂。而事实上不受重用的词人满腹牢骚，只能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的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豪放的胸襟不逊于苏东坡，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对于世故的通透达观，辛弃疾远逊于苏东坡，故较之东坡的能进能退，辛弃疾则陷入欲进不能、欲退不忍的两难境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英雄无用的压抑感和壮怀豪情无人理解的孤独感成为辛弃疾心中无法排解的愁绪，“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只能将苦水往心里头咽，“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这是一个生动的落魄英雄的形象写照。在进退方面来说，苏轼表现出与辛弃疾不一样的旷达。苏轼思想兼备儒、释、道三教，深悟实相，对人间世故练就旷达的通透，“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沁园春·孤馆灯青》所以在屡遭贬斥、身处逆境时能够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秉持开怀通彻的胸襟，不至于和辛弃疾一般无从释怀。
与苏轼词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辛词里，多出现战争和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意象。“吴钩”“旌旗”“锦襜”“马上琵琶”等意象群在辛词中频繁出项，创作出一幅幅宏伟壮阔的军事一景象，浸透一股股昂奋豪放的情怀激流。《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剑”、“吹角”、“连营”、“八百里”、“五十弦”、“沙场”、“的卢”、“弓”等军事意象密集组织在一起，构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急凑、跳跃的节奏唱跳出战争的激烈和残酷，洋溢男儿征战沙场、誓死不惧的豪迈。在这里，血性男儿的力度美和崇高美铸就了辛词惯有的阳刚之美、豪放词风。
在创作手法上，东坡主张诗词一体、以诗为词。在词的创作中，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将“诗言志”的特征在也运用在词里，开拓词的境界。苏词里大量地融入词人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次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从月的变化想到人世间人与人的种种境遇，从而将对人世无常的思想升华到通透达观的境界，以一种平和的、祈祷的心祝福天下人“千里共婵娟”。辛弃疾更是在“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而“以文为词”，将古文赋中常用的章法、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到词的创作当中来。《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惟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若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采用辞赋的手法，运用比兴，借用惜春、留春、怨春的、凄美景象，层层铺开，逐渐渲染词人悲壮抑郁、愤懑伤怀、“闲愁最苦”的悲思。以文为赋的手法填词，更便于宣泄炽热的情感和诚挚的真情。因而，辛词“豪放”风格尽显无遗。
词人的创作与其生活和性格紧密联系，词人的生活状况及性格特征无不在词作上留下痕迹；同时，创作的方法和手段也影响了词人情感的彰露和表达。故词风亦不一致。苏、辛两大词人虽被后人同归列入“豪放派”，然仔细究察，两人词风实有相异之处，总的来说，则是：苏词旷达，辛词豪放。
参考文献：
①《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二版
②《唐宋词十七讲》，叶嘉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
③《唐诗宋词名篇注评》，陈新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版
辛弃疾西江月篇7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梦里依稀回当年，马上弯弓霹雳响，塞外弦声似呜咽，曾经醉里挑灯看剑豪情万丈，实指望收复失地慰君王，无奈满腔赤诚无处安放。慨叹人生抵不过风霜刀剑，俯仰之间，已是白发丛生。
辛弃疾，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军事将领，他的词风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尤以豪放著称，这首《破阵子》是后人非常熟悉的辛词代表作之一，在词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诗人心中奔涌着的爱国豪情以及遭遇现实阻遏的悲戚。
公元1188年，淳熙十六年，遭受弹劾多年的辛弃疾赋闲在江西上饶。上饶，古称信州，此时的辛弃疾，虽依旧胸中有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然而，长久的郁郁不得志，加之身体的每况愈下，不觉心生“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悲怆。
天寒地冻，风雪漫天，1188年的冬天注定与往年不同。辛弃疾得知好朋友陈亮来访，内心又洋溢起久违的澎湃激情，仿佛霎时间云开雾散，精神焕发，病痛也仿佛一下子都好了。他翘首企盼，望眼欲穿，此时的辛弃疾，多么渴望友情的滋润，他哪里知道，自己内心的一团若明若暗的火焰，正期待着志同道合的好友用激情点燃啊。他仿佛听到了马萧萧车辚辚，那是难忘的峥嵘岁月，那是挥之不去的不老情怀，戎马生涯，倥偬半生，唯有心意相通的好朋友懂得他内心的不甘。
在辛弃疾焦灼的目光里，在永康到信州的800多里浙赣道上，陈亮正日夜兼程飞奔而来，一样的迫不及待，一样的挚友情深。小辛弃疾三岁的陈同甫，也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和辛弃疾，都主张抗金北伐。也正是因为两人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爱国情怀，才让彼此的友情融入了钢筋铁骨，也为中国文坛留下一段绝世佳话。
“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这是辛弃疾后来追忆当时两人第一夜畅谈的情景。那夜，雪花飞卷，寒风凛冽，然而，两个人的内心却热血澎湃，他们都很兴奋，煮雪烹茶，纵论天下大事，心中的块垒在真情飞扬里烟消云散。他们谈到了恢复中原建功立业，谈到了诗词的排山倒海，也谈到了富贵生死。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能有如此良宵，举杯畅谈，实乃人生幸事。他们的高谈驱散了无边的暗夜，惊散了楼头的飞雪，逸兴遄飞，此乐何极。惊看飞雪如花落，蓦然心头春意浓，执手相看，眼神里流淌的是心有灵犀的脉脉深情，好多话，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又仿佛，所有的话，一个眼神就已明了。片刻的眼神交汇，天地之间一下子安静下来，他们同时望向西窗上皎然的明月，这份旷古的情意，明月会记得。
今人犹望古时月，明月曾经照古人。我们后人也多亏了那轮明月，它恰好在那一晚爬上辛家的西窗，也恰好照进了两个知己的眼神和心底。“记当时，只有西窗月。”只有西窗月啊，能分享那份无以言表的欢；只有西窗月啊，懂得肝胆相照的丹心一片。
陈亮，字同甫，一介布衣，三次科举不中，然而，他身上禀赋的军人素质，却让辛弃疾无限感佩。眼前的陈亮，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即起，舞剑练武。然而这时的辛弃疾，已经历了20年的宦海飘泊，6年的乡间退隐，岁月侵蚀，已使他精力衰退，头发也谢顶了，还掉了几颗牙齿。身体的老病与精神的抑郁，双重的折磨，使他荒疏了武艺习练，晏睡似乎成了习惯。他呆呆地望着院中起舞的陈亮，料峭寒风里，他精神抖擞英姿焕发，一招一式，都似乎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他恍惚看见了当年意气风发的自己，忆往昔，也曾闻鸡起舞，效仿祖逖，也曾沙场点兵，雄心万丈，然而，英雄志气，需要驰骋天下的用武之地，千百次，心中的豪情明明灭灭，饱经希望与失望交织的煎熬，岁月蹉跎，竟到了这等处境！
辛弃疾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抗金复国是他的精神底色，自然，也是他作品的主旋律。他的作品中，慷慨激昂，又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生逢乱世，少数人的胸襟与追索，怎么抵得过皇帝的偏安心理和主和派的一再怂恿？可他愿意相信皇帝要收复失地的话，然而，谁知皇帝竟是使了个障眼法，辛弃疾内心充满着被欺骗的愤懑，他上书，据理力争，晓以利弊，为促成北伐而奔走呼告，然而，他的呼声还是淹没在了朝廷的懦弱腐败里，呜咽不成调子。已经赋闲好几年了，一生能有多少豪情虚掷，一世能有几人同心？
陈亮千里迢迢与好友相聚，辛弃疾的军事思想与政治谋略，让陈亮胸襟开阔，而陈亮的理想主义热情又给了辛弃疾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仿佛正置身在猎猎旌旗中。二人惺惺相惜，“话头多合”，自在情理之中。
快乐的光阴总是显得非常短暂，转眼已经过去了十天。十天里，上饶的鹅湖寺留下了他们朝夕相处携手漫步的身影，他们的鹅湖相会，也因为后来的诗词唱和而成就词坛佳话，广为后人熟知。其实，无须讳言，陈亮此次来上饶，意欲协同辛弃疾会见朱熹以寻求政治同盟，但朱熹借故爽约，多少有点叫人扫兴。没有朱熹的加入，辛陈二人的畅谈倒也畅快，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第十一日，陈亮飘然东归。
辛弃疾看着渐行渐远的陈亮，刚放下挥别的手，转身竟站立不稳，不料想，陈亮的离去，竟让他失魂落魄，这是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心神不安的辛弃疾，越思越想越难以割舍，仿佛是突然被抽了筋似的，不知所措，可怜辛弃疾，竟像个孩子般，急急驾车追赶而去。对，要抄近路，他熟悉那条乡间小路，走那条路，一定能追上官道上的陈亮，可天不遂人意，谁料想，天上又下起了大雪。雪深泥滑，寸步难行，眼见着天色已晚，他只好投宿在一个叫泉湖的村子，无限惆怅的辛弃疾，滞留在异地他乡，想象着与陈亮把酒言欢的欢乐情景，在沉沉黑夜里，更觉悲切。依依难舍之情，在内心奔突，在清冷的夜色里，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诗人更觉伤感和无助。
就在辛弃疾踯躅思念之时，悲切的笛声破空而来。那笛声，婉转低回，如泣如诉，辛弃疾内心的愁闷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他诗兴大发，挥毫展墨，写下一首《贺新郎》：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长夜笛，莫吹裂，那笛声，一声声，让辛弃疾肝肠寸断，不能自已。
辛弃疾所作《贺新郎》词序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载：“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鹚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贺新郎》以见意。”
仿佛心有灵犀，旅途中的陈亮竟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写信向辛索词，当回到家中，竟真的收到了辛弃疾的《贺新郎》，于是，便将自己在旅途中写给辛的书信以及和词遥寄好友，如此，两人唱和五六个回合，一首首慷慨激昂的词作如春花次第开放，给那个颓废的时代以精神的光亮，也芳香了后世。
陈亮词曰：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
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
“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但莫使，伯牙弦绝。”因为志趣相投，才总有说不完的话，若我失去了你，伯牙再不遇子期，孤军奋战，如何在世间还能保持永不枯竭的斗志？
辛弃疾收到此词后，又用前韵再复一首《贺新郎》，其中有句：“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男儿到死心如铁”，这分明是热血男儿的铮铮誓言啊。
此后，二人不断有书信往来，倏忽一年又过去了，两人作词共同回味去岁的美好，由于处境依旧壮志未酬，两人的词中都带着一些悲观的苍凉。陈亮词曰“写旧恨，向谁瑟”。“壮士泪，肺肝裂”云云。辛弃疾的回词就是开篇那首“可怜白发生”的小令《破阵子》。
由二人的鹅湖相会引发的十几首诗词唱和，让两位诗人的精神世界，因为互相照耀而格外璀璨，字里行间所呈现的强烈的思想感情，也让词作获得生生不息的艺术魅力。辛陈词作，拓展了小令的题材范围，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190年，陈亮因家仆杀人被指为主谋而再度入狱，心急如焚的辛弃疾，动用了全部的官场人脉全力营救，半年多后，陈亮才得以出狱。那年，陈亮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竟意外中了状元，然就在他兴冲冲要赴任的前夕，突然得急症去世了。辛弃疾闻之，心痛欲绝，作文哭祭：“呜呼，人才之难，自古而然。匪难其人，抑难其天。”
陈亮的离世，让半百的辛弃疾失去了心灵的对话者，虽然后来他又两次入仕，但都时间短暂。老迈之躯，壮士扼腕，到死心如铁。
辛弃疾西江月篇8
赣州是一块红色的土地，但它又是一块绿色的土地。
说它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在这里浴血奋战了几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革命先烈的热血，赣南有姓名的烈士达十万多人。说它是绿色的土地，是因为赣州的旅游事业比较发达，森林覆盖面积也比较大，更有那驰名中外的赣南脐橙。八镜台、郁孤台、蒋经国故居就在赣州市中心，对于旅游者来说既快捷方便，也能领略到历史的沧桑。
2012年12月初，我们来自全省各地的同学一行四十人前往赣南旅游，赣南同学袁道林等人自掏腰包。早听说过通天寨是“千佛丹霞，通天胜境”，大家都没有亲见过，看过之后，感觉不错，通天寨虽然气势和三清山、龙虎山相比稍微逊色一些，但是，也有它独特的品味——————景区周围竟然有一大片荷花簇拥着，着实新鲜，通天寨的景观有通天岩、玉盂寺、净土岩、试剑石、石笋干霄、仙人犁田、钟鼓等等，和江西的六大名山——————庐山、三清山、井冈山、龙虎山、圭峰、大觉山，构成了江西独特的风景画。
在赣南石城，袁道林提议大家泡温泉去，有人附和说：“生命在于运动，在温泉游泳最好。”又有人开玩笑说：“什么话啊，生命有时候也在于静止，你看那甲鱼，呆在水里不动，还能够活一千年呢。”有人无语，也有人偷着乐。
石城的温泉很有特色，温泉沐浴场气势较大，高高低低的沐浴池子，错落有致，还有从高空一泻而下的温泉，形成一道温泉瀑布的景观，蔚为壮观。大大小小的温泉水池的温度各不相同，适合各类人员享用。在九寨温泉沐浴场，内边设施比较齐全，还有各类瓜果点心供应，客人可以免费尝用。在石城九寨泡温泉的那一天，我在内边作了一个逍遥游————————手脚不动地躺在水上达十分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从赣南温泉的场地回来，我想到横峰水库去冬泳，本来我想：这可是一个戏剧性的人生啊，可惜水库的大坝正在加固，冬泳的队伍暂时处于冬眠状态。
辛弃疾西江月篇9
只有老人能闻到来自北方的凛冽飓风，像狼嗅到血腥那样，寒毛贲张。北固亭下，汹涌的江水正裹挟着锋利的冰凌呼啸而过，在悬崖上撞成碎片，重又化为流水。激流夜以继日地洗刷着险滩，在江中形成大片的漩涡。有许多次，他都以为，那些漩涡可以把冬天吸进去，不动声色地释放一个春天出来。然而，他已进暮年，却从没见过春天临近的熹微迹象。
帝国漫长的边境已经从长城转移到长江。此时是宋廷南渡后的第四朝皇帝，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65岁的辛弃疾终于从闲职任上被调往前线，出任镇江知府。战事一触即发。
亡国之痛、不遇之恨，日夜腐蚀着这个腰间渐生赘肉的男人，43年后，当初英武的少年将军，已经变成一个乏味唠叨的老人：他日夜在江边逡巡，苦苦等待进兵的信号。百无聊赖中，他站在屡次被焚毁又屡次重建的北固亭中，把《永遇乐》和《南乡子》这两个词牌填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在这些极富盛名的浏章中，他不厌其烦地念叨着曹、刘、孙仲谋的名字，还有那个代表了他最高理想的南朝宋武帝刘裕――他从长江一路打到黄河。他们都是不世出的帝王，并且，他们不朽的功业，只有放进镇江的苍凉涛声里。才能被无限放大，找到缅怀的出口。在镇江，绝世的英雄狭路相逢，在对抗中彼此成就；在镇江，英雄们挥师北上。光复河山，这些逝去的故事，是辛弃疾镇江情结的根源。
镇江由此成为辛弃疾记忆的临界点，登高临望，即是他北方的故乡。北方有他的过去，也是他对于朱来的全部想象。面向遥远的北方，辛弃疾又陷入相同的梦境。
梦境中，少年纵马回枪，甩了缰绳。只在一箭之地，数十匹战马纷纷人立起来，它们继而四蹄刨地，鼻息暴躁地喷起尘土，试图保持前冲的姿态，却是再也不敢前进一步。辛弃疾极目虎视，招展的旌旗模糊了彼此的面孔，辛弃疾也没有兴趣去捕捉那些面孔，刀枪交接之后，生死已判，记住死者的面孔，是件何其荒唐的事情。
那已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的往事。那一年，参加耿忠义军的辛弃疾南渡，面见宋高宗，希望高宗同意义军南下归附朝廷。洪迈在《稼轩记》中记录了这个22岁的年轻人，“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高宗不仅答应了辛弃疾的请求，还当即对他策封。返回北方的路上，辛弃疾才知道，张安国叛变降金，耿京已死。辛弃疾当机立断，召集五十轻骑，突入金兵五万军中，直闯大帐，当着一千女真将领的面，生擒张安国，旋即全身而退。临走时，他还策反了一万名汉族士兵，追随他一起南渡。
这是辛弃疾夸耀一生也遗憾一生的事情，也是他最后一次难忘的试手，后来他在词中写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突骑渡江初。燕兵夜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南渡后，这个传奇将军便被人们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期望。人们太需要希望，所以无暇去想，把一枚不安分的北方的种子，深植进南方温润的土地，会结出怎样的果实。
辛弃疾开始接连上奏，条陈厉害关系，劝说帝王北伐。他的《美芹十论》、《九议》很快就像他的词章一样在坊间流传，只不过，它们是被当作散文，而不是檄书。写下那些句子的时候，年轻，的辛弃疾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将在未来掀起多么浩瀚的波澜。作为那个时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众多年轻人之一。他只是一味地想象，拼杀，殉国与救赎。他完全不会料到，有一天，自己会在破旧茅屋的黑夜里轻易就把过去一笔勾销，写些“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的词句来敷衍自己。他更不会知道，时至终了，他还是作为一介书生而被铭记，他没能用他的刀枪在那个密不透风的时代豁开哪怕一个缺口。
辛弃疾太渴望麾旌北上，收复失地，哪怕仅仅是坐镇镇江前线，然而，镇江却成为他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他被频繁地委以新职，他几乎在大半个南方都担任过转运使、安抚使，他一次次上疏请战，距离镇江的战场却越来越远。他夜夜枕着长江的涛声，却再未踏上江北的土地。他连成为高适、岑参那样的军旅诗人的机会都没有，他见不到塞北的明月，边地的悲笳。他只能在江南幽静的山林里回想自己昙花般的年轻时代，将交错的觥筹误当作兵刃的撞击。那些从未存在过的未来在黑暗中噬咬着他。
他不知道南渡是不是一场根本性的错误。南渡多年后，在给尚书韩元吉的祝寿词中，辛弃疾写道：“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天马渡江，可堪回首。镇江这城市正像个技艺绝伦而叉异常贪婪的赌徒，上手便向辛弃疾要走了四十年光阴。属于他的一切梦想都被命运迅疾地卷走，恰似北固亭下的江流，日夜不息地卷走他的热血、他的壮怀、他的记忆、他的词章。
开禧元年是辛弃疾最后的机会。然而，他已经不可能再独闯万人大营。这个故事曾一再安慰着他，然而，43年后，这故事被时光磨砺得那么地矫情和伪善。
为了这次北伐，辛弃疾已经默默筹备多年。他一直与出使金国的使者们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也屡次派遣细作潜入幽燕，甚至综合各方回报，绘制出详细的地图，各地山川形势、将帅姓名、兵力分配莫不详尽。这些一厢情愿的筹备，被他总结为“谍者师之耳目，兵之胜负与国之安危皆系于此”。
然而，花甲之年的辛弃疾终究还是与命运擦肩而过。朝廷里瞻前顾后的文官集团开始不断地攻击他，他很快又被驱逐。两年后，当他终于再次被启用时，倔强的词人已经走不动路，他65岁，死在秋天。 城外联翩的战马倥偬，到头来只是他的错觉。镇江成为一个难以解释的梦境。
在风波亭慷慨赴死的岳飞。被永久地怀念和演绎；而在北固亭苦寻反攻良机的辛弃疾，却不得不面对别样的命运。悲剧有许多种，有的惨烈壮丽，有的则以苦为乐，并不是所有悲剧都无限接近于永恒。因为，在中国荒诞的历史上，从来只有死者才有权利获得尊严。
辛弃疾面向北方遥祭的时代，天下的中心再度从中原转向江南。这一次不仅是人口的迁徙，经济中心的转移，更是观念的更替，在城市的生死病老间，这个国家也被赋予新的气质和内涵。
辛弃疾渡江时，镇江声名日隆。在历史上，镇江始终在商旅中心和军事中心之间举棋不定。地处长江与大运河的交点，镇江“西距汉沔，东连海峤，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太平盛世里，它是“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莘而错处”，而烽烟一旦燃起，镇江又会迅速成为天然的屏障，庇佑南来的帝王与臣民。辛弃疾的挚友陈亮曾到镇江考察军备，他在奏折中描述镇江，“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大略如虎出穴”，镇江的战略价值可见一斑。
高宗渡江自立门户时，一度打算把镇江当作行军所在地。然而，帝王贵胄怎能置身前线?大臣们稍加劝慰，君王便
义无返顾地一路南去，直到遭遇临安的烟雨，才缓下一口气。
有那么一阵子，金海陵王完颜亮被杀，金国内部动荡，怯懦的高宗少有地离开临安，亲临镇江前线，打算反戈一击。然而，女真军队稍做集结，高宗便二话不说重回临安。他的子孙们，孝宗、光宗、宁宗……每一代帝王登基后都曾希望成为中兴之主，忙着为岳飞正名，蟾顿军备，然而，他们很快便因女真人的威胁或一两次战争的失败而锐气尽失。忙不迭地把这烫手的江山丢给儿子，像父辈们那样去做太上皇。自此，镇江这道烽烟中的关口，被南宋的帝王们长年搁置，永久地遗忘。
镇江并未因此便在那个时代黯然失色。恰恰相反，十万驻军，数十万南下的难民，来自全国的羁旅的客商，沿着江岸叫卖身体的烟花女子，一起涌进镇江城，构造出一道末世的奇景。
人们滞留在这座充满不确定性的城市中，今日车马繁华，也许明日覆手即为焦土。然而，商业还是义无反顾地喷薄出来，毕竟，有那么多人需要生存，再惨烈的战争也不能剥夺人们经营日常生活的渴望：尽管这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然而，在交通枢纽线上，三教九流之人混杂，各色观念相互牵制，本与末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镇江的商业在刀刃上喷薄兴盛，粮食、丝绸、桐油、木材……都在这里集散，中转，售卖。南宋时，镇江港的粮仓存储能力曾高达240万石以上，漕运的发达也激发出城市的商业活力。
商业比政治更加迅猛地更改着城市的格局，与政治的强行干预带来的憎恶与抵抗不同，商业在不知不觉间渗透进日常生活、风俗时务。随着用地的紧张，镇江的商业沿着大运河两岸逐渐扩张，与此同时，在旧城与运河之间，形成了面积大出几倍的新城，以及5个贸易集市：大市、小市、马市、米市和菜市。整个城市的布局因商业而成型，逐水而更生。
1842年，镇江再度成为军事争夺的焦点。为了彻底摧毁清王朝的信心，英军舰艇长驱直入，决定攻占镇江，控制大运河，切断清廷的南北漕运。镇江之役异常惨烈，副都统海龄自缢殉国。守军阵亡上千人。此战宣告了鸦片战争的正式结束。道光皇帝被迫开放沿海五口岸通商。然而，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占尽地利的镇江，16年后，《中英天津条约》终于迫使清王朝开放镇江为通商口岸。这段屈辱史，却也促成了镇江商业的再一次萌芽。资本为这座濒临强弩之末的城市注入新的生命力。怡和洋行、太古洋行，轮船招商局等都在镇江建造码头，在上海卸下的货物，取道镇江中转和调配，借助长江和大运河深入中国腹地。全盛时期，镇江的商业势力一度北达河南、山东，南至安徽，傲视江左。
兴衰只在半个世纪间。镇江过度依赖河流运输及中转，突如其来的繁荣驱逐着人们追逐利润，根本无暇思考，如何
才能发展出具备自身特色的产业。这条黄金水道，在20世纪初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青岛开始从镇江分走来自山东的业务；此后，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的通车，又使汉口和上海一涌而起，夺取了河南和安徽的业务。更具标志性的事件则是陆路交通枢纽南京，取代了水路交通枢纽镇江，铁路的时代以摧枯拉朽之势征服了渴望现代化的中国，完全更改了中国的商业规则：铁轨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盘丝错节地蔓延在整个中国的土地上，而那些在水一方的城市，则被迫或消亡或蛰伏下去。
祸不单行，镇江港口的河道也开始严重淤积，客商纷纷撤离。与此同时，南通、无锡等新兴工业城市开始攻城略地，镇江商业的腹地遭到无情蚕食。镇江最终龟缩为扬州、高邮、淮安的一隅之地。镇江的光芒完全被拥有张骞的南通，或者拥有荣宗敬和荣德生的无锡所淹没。以致几十年后，人们已经忘记，这座长江边上的小城，曾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的省会。曾经独一无二的镇江陷入“长江三角洲”这个笼统的概念里，城市的商业精神被不断地切割，简化。
我仍然固执地留存着小时候阅读辛弃疾的汜忆。18年前。在一个罕见的高温天气里，我搭着一条已被身体捂热的毛巾，读到辛弃疾那骇人的起笔，“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它促成了我对北固亭长年的想象。在镇江，我已经找不到多少辛弃疾的痕迹。北固山成为一个公园，北固亭被翻修一新，而被称为镇江女婿的辛弃疾，不属于这城市。辛弃疾只是镇江的过客，镇江只是辛弃疾理想的殉葬地。其实我早浚知道，历史与当下、想象与现实从来是两码事，只是因为回执。固执终要戏弄我们，然而，也正是这些固执，时时安抚着我们菲薄的记忆。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前赴后继地卷入旅游造势的热潮，镇江却没能在中分得一杯羹：许多年后，有人愿意坐着刚刚开通的铁皮慢车，一路颠簸去更加凋敝的扬州，却再也无意渡江南来。镇江不是传统旅游路线上“华东六市”中的任何一个，它是颗从线串上滚落的佛珠。
镇江并非没有美景，古人谓，“生居洛阳，死葬朱方”。北固山更被称为“天下第一江山”。镇江也不乏历史或名士的绯闻，然而，对城市英雄的经营，镇江却总是蜻蜓点水。
镇江曾试图宣传金山寺，据说那里是法海的地盘。然而。风靡中国的《新白娘子传奇》，并没有唤起人们对金山寺的好奇心。至于曾寓居镇江1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只是被翻修了故居，开几次研讨会，更何况，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赛珍珠和他所推介的林语堂，并没能像张爱玲、胡兰成们那样得到和大规模的地捧。
苏轼可以代表眉山，杜甫可以代表成都，或者仕牧，可以代表扬州。然而，镇江却没能成功地打出一张历史的底牌，使之成为拯救旅游业的杀手锏。
辛弃疾西江月篇10
关键词：豪放怨怼悲壮怨而不怒
辛弃疾向来被称作是豪放派词人代表，是豪放派词集大成者，甚至认为苏轼的豪放亦逊于辛弃疾。从表象看，辛词确是写得豪迈、激越、慷慨。如《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气魄阔大，意境高远。但细细品味，却也感受到豪迈之下的怨怼、悲壮和凄凉。
辛弃疾生于金国，他的祖父曾在金国任职，颇有民族气节，有志恢复大宋江山，但报恨而终。正是祖父的影响，辛弃疾早年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于1161年，参加了抗金义军，1162年，毅然南下归宋。
然辛弃疾虽有报国之心，复国之志，但是其“归正人”的身份，让他在南宋一直不得施展个人的抱负。他豪迈的性格，力图收复中原壮志，也让他在当时的南宋官场难以立足。他刚回归南宋时，统治者对其才华也颇为欣赏，但是只安排他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负责治安的地方官员，即使这样，也曾遭到弹劾，被罢免官职。失意、失落，也让他一度产生归隐之心。
虎兕困于柙，蛟龙晒沙滩。所以辛弃疾在豪迈之时，内心是充满怨怼之情的。正如清人徐所言：“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词苑丛谈》）
细品辛词《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怨春不语，”“脉脉此情谁诉？”“闲愁最苦！”层层顿挫，极哀怨，极沉痛，对当局的强烈不满，可见一斑了。
在《贺新郎》一词中，也同样流露了这种不满。“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汗血盐车”不正是说自己怀才不遇，屈居不得志吗？对当政者的怨怼溢于言表。
内心的怨怼、不平，并没有消磨辛弃疾恢复中原、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只是他的雄心壮志在词中表现出来，显得悲壮、苍凉了。
再品他的最为人称道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醉梦之中，爱国之心、忠君之念，依然是辛弃疾魂牵梦萦的。然雄壮悲凉的“塞外声”，正是作者内心悲凉的外化，一句“可怜白发生”，更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内心深深的凄冷。一腔热血，一生追求，都化作了缕缕白发。
誉者多称这首词为“壮词”，但不是雄壮，而是悲壮。
虽然辛弃疾内心压抑不住这种怨怼、悲壮和凄凉，并在作品中多有表现，但其“怨而不怒”，摧刚为柔，把心中的怨怼柔婉地表达出来。
这种柔婉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以典为词的特色。
据统计，辛弃疾现留存有626首词，用典数量有1621处。辛词用典多而杂，对此学界褒贬不一，赞者说其“任古书中俚语、C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清・刘熙载《艺概》）贬者以宋人刘克庄为代表，其在《跋刘叔安》中说：“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言辛弃疾滥用典故，以此来炫耀自己。
辛词用典，绝非用“风流”“掉书袋”可以言尽的。
《瑞鹧鸪・乙丑奉祠归舟次余干赋》：
江头日日打头风。憔悴归来邴曼容。郑买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
孰居无事陪犀首，未办求封遇万松。却笑千年曹孟德，梦中相对也龙钟。
邴曼容，西汉人，《汉书・两龚传》说他“养志自修”，为官清廉。“郑贾求鼠”出自《战国策・秦策》。“叶公好龙”出自刘向《新序・杂事》。“孰居无事陪犀首”见于《史记・陈轸传》：陈轸见犀首曰：“公何好饮也？”犀首答曰：“无事也。”辛弃疾以此言己投闲置散。最后引曹孟德来自我解嘲。此诗作于开嬉元年秋，作者因言官诬告被撤职，凄凉返回铅山。诗作既有讽刺韩腚斜狈ノ叶公好龙，更是对自己英雄暮年失路的愤懑与感伤。
《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
“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
此词用典共有七处，也是后人认为其“掉书袋”之代表作。作者以拟人化手法，柔婉地表达自己对朝廷有失望和被贬闲居心中难平的积怨，故借酒浇愁。
《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这首词中用典达十个之多。写此词时，作者已被投闲置散四年有余了，词中连用典故，既有慷慨激越，更难掩寂寞心境和怨怼之情。
辛词大量用典，固然有其饱读诗书有关，但客观上说，他要表达自己对朝廷的不满，对投降政策的愤慨，不得不借用历史典故来委婉表达。从主观上说，辛弃疾虽有怨怼之情，但从其诗词中看，他是“怨而不怒”，因为他不能怒、不想怒、不愿怒，所以多用典故来表情达意就可以理解了。
不能怒。其原因是幼时在其爷爷辛赞的教育下，接受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并受业于济南府亳州名儒、文学家、诗人、教育家刘瞻，忠君爱国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其内心；另一个原因应该是辛弃疾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清醒的认识，在充满矛盾纷争的朝廷内部，其作为一个“归正人”，想“怒”也是无人应的，所以他只能屈身周旋，希望求得仕途上的升迁获得权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不想怒。不管现实如何，处境怎样，辛弃疾都力图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所以他不想“怒”。为此，他不惜邀宠、取媚。宰相、权臣、外戚韩腚幸欢戎髡疟狈ィ辛弃疾作《六州歌头》为之称誉：“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宋光宗赵，实为不孝之君，其父宋孝宗得病，宋光宗既不请人看病又不去看望孝宗，乃至孝宗病逝他也不服丧，后被逼退位。然辛弃疾作《定风波十一首》写道：“莫望中州叹黍离，元和圣德要君诗”来粉饰太平，取宠于宋光宗。《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是为时任驻建康的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赵介庵的祝寿词，赵介庵是皇上宗室，能够与皇帝接近。词中辛弃疾以以天马喻赵介庵，能够“带得无边春下”，又把赵介庵比作唐代名臣刘晏，想得到漕介庵的举荐，真是挖空心思了。《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是为丞相叶衡而作，虽满含词人之愁怨，英雄之心酸，“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虽堪称奇绝，其欲攀附“高人”叶衡之心亦跃然纸上。
当然，在辛弃疾生活的朝代，想实现个人的志向，也是不可能逾越时代局限的，他所做的，也是为了忠君爱国，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但为仕途求迁而欲邀宠、取媚的心态，使他在这个历史的桎梏中，难以产生怒气。
不愿怒。在辛弃疾潜意识里，是不愿对朝廷有“怒”的。他虽在朝堂之上未能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却从朝廷获得了优裕的生活资本。辛弃疾被罢免职务后，想做隐士，想学陶渊明，但和陶渊明相比，他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更不需要如陶渊明“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辛弃疾不差钱，我们可以从几件事情看他的经济状况。辛弃疾和陆游是朋友，当辛弃疾看到陆游的房子陈旧破败时，就主动要求帮助他盖一栋新房子，陆游坚决推辞才作罢。事见陆游诗《草堂》“幸有湖边旧草堂，敢烦地主筑林塘？”小注。还有被时人称“金华五高”之一的杜旃想买一块地皮盖房子，钱不够，求助于辛弃疾，辛弃疾欣然出Y相助。从他自己的生活条件也可以看出来不差钱，他想隐居，于是在江西上饶带湖之滨修建一座带湖别墅，其豪华可从他的《上梁文》窥见一斑“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头，新荷十顷”。另外，他还在铅山县东与上饶邻近瓜山山麓修建了第二座别墅“瓢泉”，晚年的辛弃疾就来往于上饶带湖和铅山瓢泉两地，过着优游生活。和宋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辛弃疾何怒之有呢。他的词作中也就多了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如《玉楼春戏赋云山》《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等等，均为这一时期作品，内容都是以风物遣兴抒怀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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