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的格言篇1
1、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文嘉《明日歌》
2、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鲁迅
3、荒废时间等于荒废生命。——川端康成
4、抛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抛弃他。——莎士比亚
5、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
6、黑发不如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
7、一个人越知道时间的价值，越倍觉失时的痛苦。
8、节约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就等于延长了人的寿命。
9、早晨不起误一天的事，幼时不学误一生的事。
10、珍惜时间可以使生命变得更有价值。
11、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2、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3、合理安排时间，就等于节约时间。
19、逝水不会有重归，时间不会有重返。
20、抓住今天，尽可能少依赖明天。
21、最珍贵的是今天，最容易失掉的也是今天。
22、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自勉，岁月不待人。
23、黑夜到临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把一角阳光继续保留。
24、时间是没有声音的锉刀。
25、庸人费心将是消磨时光，能人费尽心计利用时间。
26、不浪费时间，每时每刻都做些有用的事，戒掉一切不必要的行为。
27、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
28、零碎的时间实在可以成就大事业。
29、光阴易逝，岂容我待。（名人名言）
30、时间是一笔贷款，即使在守信用的借贷者也还不起。
31、懒汉从来没有时间。——意大利
32、盲人无白天，醉鬼无时间。——朝鲜
33、眼前的瞬间是一位威力强大的女神。——歌德
34、即使最无足轻重的今天和最无足轻重的昨天相比，也具有现实性这一优势。——叔本华
35、抓住现实的每一分钟，胜过想象中的一年。
36、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两个字现在。——英国
37、现在优于其他一切时间它是我们自己的。——阿根廷
38、严格说来，生活在现在的人很少，但几乎没有人准备生活在别的时代。——斯威夫特
39、光棍不吃眼前亏。
40、多得不如现得。
41、做事情拖泥带水是时间被偷。——英国
42、不晓得明天该做什么事情的人，是不幸的。——苏联
43、等时间的人，就是浪费时间的人。——伊朗
44、谁把一生的光阴虚度，便是抛下黄金未买一物。——伊朗
45、最严重的浪费就是时间的浪费。——布封
46、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丁肇中
47、想成事业，必须宝贵时间，充分利用时间。——徐特立
48、节约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鲁迅
49、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郭沫若
50、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朱熹
51、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52、时间的步伐有三种：未来姗姗来迟，现在像箭一样飞逝，过去永远静立不动。——席勒
53、谁对时间最吝啬，时间对谁越慷慨。要时间不辜负你，首先你要不辜负时间。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
54、人生有一道难题，那就是如何使一寸光阴等于一寸生命。
55、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郭沫若
56、最严重的浪费就是时间的浪费。——布封
57、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二十四小时，可是一天的时间给勤勉的人带来智慧和力量，给懒散的人只留下一片悔恨。——鲁迅
58、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高尔基
59、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迅
60、你热爱生命吗？那幺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富兰克林
61、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海伦·凯勒
62、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63、落日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陈师道
64、在今天和明天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趁你还有精神的时候，学习迅速办事。——歌德
65、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66、岁去弦吐箭。——孟效
关于时间的格言篇2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会有的。”这是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用在我妈妈身上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的妈妈一名医生，平时工作非常的忙，有时连节假日都不能休息。但是，她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便加倍努力的学习。晚上，吃晚饭，她总要挤出时间来看手术录像，听专家讲座。睡觉之前，她总要听听英语录音磁带才睡觉。
多年来，妈妈就是用这句话来当做自己的座右铭的。我要以妈妈为榜样，把这句话也当做我的座右铭！
关于时间的格言篇3
关键词 视觉客体表象；视觉空间表象；oSiV认知风格
分类号 B842
1 言语－表象认知风格模型及其测量
1.1言语－表象认知风格模型
认知风格是用于表示个体信息获得和加工方式一致性的心理维度(ausburn＆ausburn，1978)。围绕这一概念，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大量的理论模型，如场依存一场独立型，沉思－冲动型以及言语－表象型(verbal-image)，等等。其中，paivio(1971)和Richardson(1977)等人最早提出将人类区分为视觉型者(visualizer)和言语型者(verbalizer)两类，根据他们的观点，视觉型者在尝试执行认知任务时主要依赖于表象，故又称为表象型者(imager)；而言语型者则主要依赖于言语分析策略。这一观点得到了Kirby，moore和Shofield(1988)的支持，他们甚至还指出：表象型者更倾向于场独立和整体型思维，而言语型者则更倾向于场依存和分析型思维。由此，言语，表象(verbal-image)型认知风格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1.2言语－表象认知风格模型的测量
言语－表象型认知风格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必然要寻求测量工具和测量数据的实证支持，为此，研究者们展开了大量的研究。paivio(1971)最先设计了个体差异问卷(individualDifferencesQuestionnaire，iDQ)，用于评估个体使用表象和言语思维的习惯性程度，该问卷要求被试判断每一项目(如“我经常使用心理图像解决问题”)是否描述了他们的思维习惯。然而，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不仅鉴别出了表象和言语两因素，同时还包括了其它的因素(paivio&Harshman，1983)。为了改善iDQ，Richardson(1977)选择了15个最具区分力的项目，组成了言语一视觉问卷(Verbalizer－VisualizerQuestionnaire，VVQ)，结果发现，VVQ的言语子量表与言语能力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具有较好的预测效度(Kirbyetal.，1988)，但视觉子问卷与表象生动性和视觉空间任务间的相关则较低(edwards&wilkins，1981)，甚至不相关(alesandrini，1981；mayer&massa，2003)。
此外，研究者们还采用了比iDQ和VVQ等自我报告法更为客观的测量方法来检验言语一表象认知风格的合理性，如Riding和Cheema(1991)使用认知风格分析的言语－表象子测验(Verbal－imagerySubtestofCognitiveStylesanalysis，CSa)以及peterson，Deary和austion(2005)所使用的言语。表象认知风格测验(Verbal-imageryCognitiveStyletest，ViCS)等。在这些测验中，有两种不同的任务，分别需要被试通过表象和言语加工来完成，最终根据被试完成不同任务的反应时之比(CSa和ViCS分别采用平均反应时之比和反应时中位数之比)来确定其认知风格。与自我报告法相比，虽然这些行为测量方法表现出了更好的内部信度，但其结构效度和预测效度仍然受到了研究者的质疑(Blazhenkova＆Kozhenikov，2009)。
1.3对言语－表象认知风格模型的质疑
研究表明，言语和视觉表象系统在解剖学和功能上是相互独立的(melletetal.，2002；thierry＆price，2006)，这保证了言语和表象思维作为两种不同认知风格的可能性；同时，现实中，一些人擅长于空间想象，而另一部分人则善于言语推理，这也与言语－表象认知风格模型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因此，言语－表象认知风格模型的提出丰富了认知风格的理论体系。但是，该模型从提出至今也一直受到研究者的质疑，主要表现为缺乏支持视觉表象作为一种认知风格的有效证据(alesandrini，1981；edwards&wilkins，1981；mayer&massa，2003)。
事实上，“如同其它的大多数认知风格模型一样，言语－表象认知风格模型并非来自于某个规定了认知加工的变化维度的理论或一般性框架，因而导致模型维度间的任意区分或重叠，同时该模型仅仅是在知觉和观察的基础上产生的，更未能尝试通过理论指导来对其进行准确的测量与评估”(Blazhenkova&Kozhenikov，2009；Kozhevnikov，Kosslyn，&Shephard，2005)，鉴于言语－表象认知风格在测量上的缺陷，研究者甚至怀疑这一认知风格的合理性，故对言语，表象认知风格的研究兴趣在过去数十年中有所减退。直到近年来，随着对视觉和空间认知加工研究的深入，逐渐将视觉表象区分为客体表象与空间表象两个不同的子系统，这为重新审视和进一步研究言语一表象认知风格及其测量提供了新思路。
2 客体－空间表象和言语认知风格模型及其测量
如上，研究者对言语一表象认知风格的质疑主要来自于表象认知风格子量表在测量上所体现出来的缺陷，事实上，研究者在对该模型的进一步研究中就已发现表象认知风格并非一个单维的结构。如，Kirby等人(1988)就曾在因素分析中发现表象认知风格中存在两个因素：一个与空间视觉化(如，操作和转换复杂的空间表象)相关，另一个因素则与表象的生动性相关；Kozhevnikov，Hegarty和mayer(2002)也指出，表象型者包含了两种不同的类型，即视觉客体型表象者和视觉空间型表象者。
2.1视觉表象加工的分离：客体表象与空间表象
2.1.1客体与空间表象的功能性分离
随着对视觉表象研究的深入，大量的行为证据(Kozhevnikovetal.，2002，2005)发现了两类不
同的个体：客体表象型个体和空间表象型个体。前者使用表象来建构生动和高分辨率的客体图像，他们在诸如识别退化图形(degradedpictures)的客体表象任务中得分较高，但在空间表象任务(心理旋转和心理折纸)上的成绩却低于平均水平；后者使用表象来表征和转换空间关系，他们在空间表象任务上的得分较高，但在客体表象任务上的成绩却较差(Kozhevnikovetal.，2005)。这说明，在表象系统中，至少存在两种功能不同且相互分离的表象子系统，此即表象的功能性分离。
现实中，对某些特殊的从业人员而言，其所偏爱和习惯使用的视觉表象会直接影响其作业成绩，因此，视觉表象的功能性分离可以从不同性质的作业对不同视觉表象的要求上获得更直观的理解。如，视觉艺术(室内设计)工作和科学(物理、生物、计算机等)工作对不同视觉表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视觉艺术工作对视觉表象的形象化和明亮化具有较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客体表象加工的偏好，而科学工作则更需要抽象化和图式化的空间表象加工(Blazhenkova&Kozhenikov，2009)。miler(1996)和winner(1997)的研究也发现，在视觉艺术的创造性活动中，客体表象起关键作用，空间表象的作用则相对较低。近年来，对科学和视觉艺术工作者的表象能力测试也发现(Kozhevnikov，Blazhenkova，＆Becker，2010；Kozhevnikovetal.，2005)，前者的空间表象能力超过了后者，而后者的客体表象能力则超过了前者。Blajenkova，Kozhevnikov和motes(2006)的研究还引入了人文学家，结果发现，科学家在空间表象任务上得分要比视觉艺术家和人文学家高，而视觉艺术家在客体表象测量上的得分要比科学家和人文学家高。Kozhevnikov(2007)的研究也表明科学家和艺术家在解决问题时分别使用了不同种类的表象，科学家在解决问题时更偏好于空间表象，而艺术家则更偏好于客体表象。
视觉表象与数学成绩间的关系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Hegarty和Kozhevnikov(1999)发现，一些小学儿童在解决数学问题时一贯地使用空间图式表征，另一些儿童则偏好于使用客体图像表征，且空间表征的使用与较高的视觉空间能力和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相关，而空间表征与图像表征的使用呈负相关。Kozhevnikov等人(2002)比较了高、低两种视觉空间能力的学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表象使用情况，实验中，给学生呈现一幅客体运动的曲线图(客体的位置或速度随时间而变化)，要求他们对之进行视觉化的解释，结果发现，低空间能力的学生对曲线图的解释依赖于直观的视觉图像表象，而高空间能力的学生则建构更多的抽象图式表象，由此，他们也认为表象者可以进一步被区分为两类，即空间表象型者和图像(客体)表象型者，且空间表象型者的数学成绩往往较好。vanGarderen(2006)的研究也支持了视觉空间表象对数学学习起重要作用的结论。
此外，在路线寻择(wayfinding)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客体和空间两种表象策略间的分离，例如，一些被试做出的路线选择决策是基于对路线中的路标(客体)的视觉记忆，而另一些被试则是把环境表征为从起点开始的地形图(aginsky，Harris，Rensink，&Beusmans，1997)。
2.1.2客体与空间表象的性别和发展差异
客体表象与空间表象的分离还表现在性别和发展差异上。从性别差异来看，典型地表现为男性的空间表象水平高于女性，而女性的客体表象水平则高于男性(Blajenkovaetal.，2006；Blazhenkova&Kozhevnikov，2009；Linn&peterson，1985；Voyer，Voyer，＆Bryden，1995)。例如，男性在空间定向和心理旋转任务中的成绩要比女性好，而女性在表象生动性问卷上的得分却高于男性(Collins&Kimura，1997；Geary，Gilger，&elliot-miller，1992；Kail，Carter，&pellegrino，1979)。
从两种视觉表象的发展来看，儿童的空间表象达到成人水平的时间比客体表象更早(vanLeijenhorst，Crone，&vandermolen，2007)，一般在14-17岁之间便达到峰值，之后便出现缓慢下降(Blazhenkova，Beckeh＆Kozhevnikov，2011)，而视觉客体表象能力在儿童期也会随着年龄而增加，但到成人期后并不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甚至还会随着年龄而增加(Blazhenkovaetal.，2011；Vanderberg&Kuse，1978；white，ashton，&Brown，1977)。Kozhevnikov等(2010)还发现，视觉空间表象能力在14～15岁之间出现显著的增加，但这种增加只发生在专门学习科学专业的学生中，而视觉客体表象能力则在18～21岁之间发生显著增加，且这种增加也只发生在专门学习视觉艺术专业的学生中。
2.1.3客体和空间表象神经生理结构的分离
视觉客体表象与视觉空间表象在行为功能上的分离是以各自不同的神经生理结构为基础的。大量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Courtney，Ungerleider，Keil，&Haxby，1996；Goodale&milner，1992；Kosslyn，Ganis，&thompson，2001)，在大脑的高水平视觉区域存在着解剖结构上相分离和区别的两条通路，即腹侧通路(ventralpathway)和背侧通路(dorsalpathway)，其中，腹侧通路从枕叶向下延伸至颞叶下部，加工客体或场景的视觉外观，如形状、颜色、亮度、质地和大小，而背侧通路则从枕叶向上延伸至顶叶后部，加工客置、运动、客体间的空间关系及其转换，以及其它的一些空间属性(Blazhenkova&Kozhevnikov，2009；Kosslynetal.，2001；Kozhevnikovetal.，2005)。
例如，Levine，warach和Farah(1985)通过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为不同视觉表象与大脑不同区域的激活关系提供了证据，他们发现颞叶损伤影响人们对视觉客体及其相关属性的表象加工，但不影响空间表象加工，而顶叶后部的损伤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Uh1等(1990)的研究则为这一关系提供了直接证据，他们在研究中让被试对地图中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是他们先前在实验中记忆过的)进行视觉化，结果发现他们的顶叶被激活，而当他们对面部或颜色进行视觉化时，颞叶被激活。
此外，对具有不同视觉能力的被试的研究也
表明，高空间表象加工能力与有效地使用背侧通路的空间加工资源相关，尤其是右顶叶皮层(Lamm，Bauer，Vitouch，＆Gstattner，1999)，而高客体表象加工能力则与有效地使用腹侧通路的客体加工资源相联系，尤其是侧枕叶复合区域(motes，malach，&Kozhevnikov，2008)。
2.1.4客体表象与空间表象在个体差异中的权衡
作为一种认知风格，客体表象和空间表象中的一种在个体中必须处于优势地位，成为个体所偏爱的认知方式，而客体与空间表象的分离只说明了二者间存在差别，并没能对二者在个体认知方式中的相对地位做出说明。Blajenkova等人(2006)在对“客体－空间表象问卷”(oSiQ，详见2.3)进行因素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客体子量表和空间子量表间呈显著负相关(r=-0.155，)，而Blazhenkova和Kozhevnikov(2009)综合“客体一空间表象和言语问卷”(oSiVQ，详见2.3)各分量表及各自的校标测量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其结果在支持客体、空间和言语的三因素模型的同时还发现空间因素与客体因素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r=-0.3)，因此，Blazhenkova和Kozhevnikov(2009)认为空间与客体两种表象认知风格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干扰。而Kozhevnikov等人(2010)通过对不同年龄组和从事不同视觉领域学习或工作的被试的研究则发现，科学和视觉艺术组的总体视觉表象能力(视觉客体表象与视觉空间表象能力之和)不存在差异，视觉艺术组被试的客体表象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而空间表象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下，科学组的两种表象能力水平则恰好相反，更为重要的是，不存在两种表象能力均在平均水平之上的组别，这与Kozhevnikov等人(2005)的结论相一致。此外，高空间和高客体表象能力的被试分别在执行空间和客体任务时，相同的注意区域(前额皮层、早期视觉区)均被有效地激活(Lammetal.，1999；motesetal.，2008，)，这说明两类的视觉表象可能还依赖于相同的注意资源(miyake，Friedman，Rettinger，Shah，&Hegarty，2001)。故Kozhevnikov等人(2010)认为，在视觉的个体差异中，不仅存在两种视觉表象的分离，同时还存在二者间的权衡(trade-off)。
对于两种表象在个体差异中的权衡，Kozhevnikov等人(2010)认为其原因可能有两种：第一，长期使用某一视觉能力的经验或者训练；第二，存在一个限制总体视觉资源发展的瓶颈(视觉注意)，有限的视觉资源能够在两类视觉表象之间进行不同的分配，比如，因为视觉注意的容量限制，一个具有高空间表象加工资源的儿童将会在其认知发展过程中一贯地注意空间表征，而这要以牺牲对客体及其特征的注意为代价。在生命的早期(有可能是在背侧通路和腹侧通路功能整合期间)，这种优先注意可能通过空间通路的一贯使用而偏好于促进空间加工能力的发展，同时，由于长时间不使用客体通路，限制了客体表象加工能力的发展，这种雪球效应在相应类型视觉能力发展的关键期进一步扩大，直至后来表现在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分离中。他们还发现，10-13岁儿童的某一视觉能力已经处于平均水平之上，但其另一类视觉能力却在平均水平之下，即出现了二者间的权衡，且这种权衡不依赖于教育和专业的训练，结果支持了第二种可能。
不同类型的视觉表象在个体差异中的权衡确保了某种处于优势的视觉表象作为个体的认知风格的可能性，即个体用于信息获得与加工的某种表象在其认知方式中具有绝对优势，进而成为其所习惯和偏爱的认知方式。这进一步说明了两种视觉表象相分离的明确性，排除了多种认知方式平等并存的可能性，进而保证了视觉表象认知风格的合理性和明确性。
2.2客体－空间表象和言语认知风格模型
鉴于视觉表象系统相分离的大量证据，Kozhevnikov等人(2005)将客体表象与空间表象应用于发展言语－表象认知风格模型，首次明确否定了将表象认知风格视为单一结构维度的观点，并指出，表象认知风格实质上包含了客体和空间两种不同的认知风格。其中，客体表象认知风格的个体善于建构生动、形象和详细的客体表象，并整体地进行表象的编码和加工，将客体当作一个单一的知觉单元，他们在客体表象任务(如退化图形任务)上的得分较高；而空间表象认知风格的个体则善于生成用于表征客体间空间关系和空间转换的抽象表象，他们一部分接一部分地对相关成分进行分析，进而生成和加工表象，他们在空间表象任务(如心理旋转)上的得分较高。
客体和空间表象作为相分离的两种认知风格的观点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和应用(aggarwal&woolley，2010；Blajenkovaetal.，2006；Blazhenkova&Kozhevnikov，2009)。然而，表象认知风格是相对于言语认知风格而言的，当二者相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认知风格模型，此即客体－空间表象和言语(object-spatialimageandverbal，oSiV)认知风格模型。
与言语，表象认知风格不同，oSiV模型区分出了三种不同认知风格的个体：言语型个体，这类认知风格的个体喜爱以言语的方式来加工信息；客体表象型个体，这类个体偏爱产生鲜艳、形象和高分辨率的客体表象，在视觉客体任务和视觉艺术上有出色的表现；空间表象型个体，这类个体偏爱抽象的图式表象和空间关系加工，在视觉空间任务、自然科学及工程学中有出色的表现(Blazhenkova&Kozhevnikov，2009)。oSiV模型的提出得益于如上所述的大量认知神经科学和行为研究，并获得了后续研究的支持(Blazhenkovaetal.，2011；Chrysostomou，tsingi，Cleanthous，&pitta-pantazi，2011；Kozhevnikovetal.，2010；Xistouri&pitta-pantazi，2011)。
2.3oSiV认知风格模型的测量
Kozhevnikov等人(2005)曾指出，言语－表象认知风格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设计出能准确对其进行测量的方法和工具，因此，oSiV认知风格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必须得到测量学上的支持，针对这一问题，Blajenkova等人(2006)首先编制出了客体。空间表象问卷(object-Spatialimagery Questionnaire，oSiQ)。oSiQ由客体表象和空间表象两个独立的子量表组成，前者用于评估个体表征和加工鲜艳、形象和高分辨率的客体表象的偏好，而后者则用于评估个体表征和加工图式表象、客体间的空间关系和空间转换的偏好，每个
分量表均由15个项目组成，要求被试使用Lickert5点等级来评价每个项目与自己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如“我在学生时期很擅长立体几何”；“我的想象非常鲜艳明亮”)，内容涉及到表象生成的品质、表象的保持和转换等方面。对oSiQ的分析结果如下：oSiQ具有清晰的两因素结构(客体和空间表象)，且两量表之间呈负相关(r=-0.155，p=0.023)，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Kosslyn，Brunn，Cave，&wallach，1984)；被试在客体表象子量表和空间表象子量表上的得分分别与客体表象任务(表象生动性问卷、模糊图像测试)和空间表象任务(折纸测试、心理旋转测试)的成绩呈显著的正相关；此外，与视觉艺术家和人文学家相比，科学家具有更高的空间表象成绩，而与科学家和人文学家相比，视觉艺术家则具有更高的客体表象成绩。这些结果说明oSiQ具有良好的预测、区分和生态效度。在信度上，客体表象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a=0.83，空间表象子量表Cronbacha=0.79，对24名本科生一周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r=0.813和r=0.952。此后，有研究者(Chabrisetal.，2006)采用3800名个体对该问卷的效度进行了检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Blazhenkova和Kozhevnikov(2009)在oSiQ的基础上，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引入了15个项目组成言语子量表(如“我的言语技能很出色”)，形成由45个项目组成的客体－空间表象和言语问卷(object-SpatialimageryandVerbalQuestionnaire，oSiVQ)，主成份分析表明oSiVQ存在三个结构因素，即客体表象、空间表象和言语，其中，言语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a=0.83，客体和空间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与oSiQ近似，三周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言语r=0.73，客体r=0.75，空间r=0.84。
同时，oSiVQ具有良好的校标效度：被试在客体表象子量表、空间表象子量表和言语子量表上的得分分别与客体表象能力测试(VViQ，vividnessofVisualimageryQuestionnaire：marks，1973)、空间表象能力测试(pFt，paperfoldingtest：ekstrom，French，&Harman，1976；mRt，mentalrotation：Vandenberg&Kuse，1978)和言语能力测试(Sat；aw，verbalabilityarrangingwordstest：ekstrometal.，1976)的成绩呈显著的正相关，说明oSiVQ具有良好的预测效度。同时，客体子量表的得分与折纸和心理旋转测试的成绩呈显著负相关，言语子量表的得分与折纸测试的成绩也呈显著负相关，而空间子量表的得分则与Sat言语测试的成绩呈显著负相关，说明oSiVQ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对分别选择了视觉艺术、物理和写作三类课程的大学生进行oSiVQ测试，求各分量表的得分与所选择的不同种类课程的科目数之间的相关，结果发现，言语子量表的得分与所选写作课的数目呈显著的正相关，但与所选物理课的数目呈显著的负相关；空间子量表的得分与所选物理课的数目呈显著的正相关，但与所选写作课的数目呈显著负相关；客体子量表的得分与所选视觉艺术课的数目呈显著正相关。对科学家、视觉艺术家和人文学家进行测试也发现，三组被试的得分具有显著的差异：人文学家在言语子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科学家和视觉艺术家，但科学家和视觉艺术家在言语子量表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视觉艺术家在客体表象子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科学家和人文学家；科学家在空间表象子量表上的得分则显著高于视觉艺术家和人文学家。这说明oSiVQ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度。
综上，oSiVQ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够准确地测量客体表象、空间表象和言语三种不同的认知风格，从测量上有效地支持了oSiV认知风格模型。
2.4oSiV认知风格模型的应用
oSiV认知风格模型及其测量方法被用于团队成员匹配研究中。woolley等人(2007)研究了由不同认知风格成员组成的团队在迷宫任务中的成绩差异，使用oSiQ来区分和组成三种不同结构的团队：客体表象者团队、空间表象者团队和混合表象者团队(由客体和空间两种表象的个体组成)，要求每个团队的两个成员分别完成迷宫中的客体贴标签(找出相同的客体并贴标签)和导航任务，结果发现，只有当两个成员的认知风格分别与不同的迷宫任务相匹配时(客体表象者完成客体的贴标签任务，空间表象者完成空间导航任务)的成绩最好，此外，当要求客体表象者完成空间导航任务，而空间表象者完成贴标签任务时，团队内部的沟通与合作率最高。aggarwal和woolley(2010)基于不同认知风格信息加工方式的差异，采用与woolley等人(2007)相同的方法和oSlVQ问卷考察了团队成员的认知风格对过程焦点(processfocus)采纳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客体表象者团队在任务完成过程中所采用的过程焦点程度比空间表象者团队和混合团队要低，但后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Chrysostomou等人(2011)还利用oSiVQ考察了客体表象、空间表象和言语三种不同认知风格对即将上岗的教师的数字感知(numbersense)和代数推理(algebraicreasoning)的影响，结果发现，只有空间表象认知风格与代数推理和数字感知的成绩紧密相关，这与先前的研究结论(Gray，pitta，&tall，1997；Kozhevnikovetal.，2002)相一致。Xistoouri和pitta-pantazi(2011)使用oSiVQ来区分小学生的认知风格，并考察其与几何变换任务(平移、轴反射和旋转)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客体表象认知风格对轴反射任务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空间表象认知风格则对旋转和总的几何变换任务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言语认知风格对旋转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且空间表象认知风格的小学生在几何转换任务中的成绩要好于另两种认知风格的被试。
oSiV理论模型及oSiVQ不仅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有效工的工具，其应用价值同样不可忽视，尤其可用于职业的指导、选择以及课程选择上，而对于教育者而言，oSiVQ也是有效地选择教学方法和教学材料的工具(Blazhenkova&Kozhevnikov，2009)。
3 总结
长期以来，在言语－表象认知风格模型中，视觉表象认知风格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结构，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测量方法由于效度上的缺陷而导致研究者的质疑。随着人们对视觉表象认知加
工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视觉客体表象与视觉空间表象在功能和解剖学上双分离的认识，为进一步区分视觉表象认知风格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进而促进了oSiV认知风格模型的提出。该模型以认知科学理论为基础，得到了新的测量工具(oSiVQ)的有力支持(Blazhenkova&Kozhevnikov，2009，)，这为研究人类的认知风格以及视觉加工拓展了新视野。
然而，oSiV模型是一个新的概念，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者的解答。
首先，虽然客体表象与空间表象存在解剖结构和功能上的双分离，但两种视觉表象并存于个体的视觉表象系统之中，只不过不同的视觉表象在表象者个体内部存在一定的权衡，因此，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应该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点。例如，我们在生成客体表象时，不仅仅包括了该客体的颜色、形状和大小信息，同时还包括了该客体的相对空间位置信息，那么，二者又是如何结合的呢?二者间的相互促进或抑制是怎样的?其发生机制又是什么?
其次，按照Kozhevnikov等人(2010)的观点，由于视觉注意资源的有限性，不同的视觉表象在个体内部存在权衡，因此注意与不同的视觉表象间的交互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以了解视觉注意资源在两种不同表象上的分配和作用。
第三，有关两种表象相分离的研究绝大多数仅停留在现象的探讨上，但对于两种视觉表象分离的原因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到底是遗传决定还是后天练习使然?对两种表象分离的原因的理解不仅更有利于人们对视觉加工本质和表象认知风格的理解，还直接关系到不同表象认知风格的可塑性问题，从而为表象认知风格的个体差异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证据，也为职业指导提供依据。认知风格是个体一贯和偏爱使用的信息获得与加工方式，纵向研究无疑是了解不同表象认知风格的形成、发展以及训练对各自的影响的有效方法。
关于时间的格言篇4
语言与思想或观念的关系是怎样的?当我们这样提问时须警惕其中的预设，即预设两者是先在的存在物，实际上不然，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混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也就是说，思想、概念或观念等并不先在于语言，世界本来是混沌的，无论是声音还是思想，只有是区分之后才变得清晰，混沌是没有意义的，而有区分后意义才产生。这就像老子说的“无中生有”，因此索绪尔将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称为“可怕的”结合，可怕如斯。作为意义的系统，语言本身并没有实质的东西，承载它的声音实质并不曾改变什么，语言只是形式，即区分的形式。我们可以想象，波浪是由于空气和水相遇作用的结果，波浪没有增加实质性的东西，语言也如此，它只是一种形式。因此，意义并不是与外界的事物对应的，意义只与区分形式对应。可以说，事物从来没有进入语言之中，尽管语言必定指称事物。语言使混沌世界具备了形式，世界的实质没变，但语言使之具有了意义。比如，把自然界的花叫成紫荆花、杜鹃花、波斯菊……并不比叫1、2、3……高明，因为命名只是为了把一种花和其他花区分开来，说“紫荆花”并不对应于花的实质。再例如，在日常语言中，我们说“杯子”，仿佛有一种实质与杯子对应起来，其实是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已经忽略了这种区分过程，因为在长年累月的使用中早已把这种区分的结果固定下来了，使人仿佛觉得它有某种实质对应的错觉。其实我们说“杯子”，是因为在系统中有杯子、桌子、椅子、瓶子……等无限的区别，这个区别的格式是“不是什么”，除去桌子、椅子、瓶子……之后，剩下的就是“杯子”。所以索绪尔下断言“我们表示语言事实的一切不正确的方式，都是由认为语言现象中有实质这个不自觉的假设引起的”。
语言中各个要素之间都有连带关系，孤立的东西毫无意义。我们不能相信词典，词典其实是为日常交际服务的，词典中的义项都是在日常语言系统中已经固定下来的概念，从我们二三岁时所掌握的语言情况看，我们的语言能力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区分能力，后来词典里写下的一个个概念在儿童大脑里不过是一个个相互区分的空位。那么如何解释“表达”?我们常说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工具，即思想产生在前，语言表达在后，并且除语言之外思想还有别的表达工具。然而如前所述，思想(观念)不可能预先在那里，是语言划开混沌，所以并没有一个预先要表达的东西。我们可以再试想，如果思想预先在那里的话，语言就不会变了，但语言却千变万化。表达不过是重复表达，即用日常语言系统的现成观念表达类似的观念，因此海德格尔会说“常人”从未说过一句真正的话，因为常人说的都是套话、重复的话。真正的语言是崭新的区分所带来的崭新的思想的呈现，这个呈现正是语言与思想共现。语言的意义是由价值所决定的，价值是最确切的特征，价值是系统中的区分带来的，某个语言要素的价值即它不是别的东西。意义依存于价值，没有价值，意义是不可能存在的。语言的本来状态就是系统中的区分，但在言语活动中，社会与交际使这些区分相对稳固，指称物逐渐占领了每个区分的格，形成日常语言。索绪尔从人们对语言的幻觉中恢复了语言的本来面貌，但他同时肯定这个幻觉的合理性，他的致命处在于用“社会”偷换“系统”，从而达到对日常语言系统的认可，并不再往前推进去理解文学语言对于语言的意义。
索绪尔为了避免人们忽视那个不出现的所指，或错误地把能指当作符号整体，而用专门的术语对它们进行区分，即符号、能指和所指，能指与所指并无先后，而像一张纸的两面，符号是可怕之物，可怕在它们的结合之神秘。我们无法探寻能指和所指是如何发生联系的，这种联系似乎只在人类世界里产生，并且无法知道是何时产生的，这一种“无中生有”是先天的符号能力，分享着神之创造力。索绪尔把在能指和所指层面上的区分叫做“差别”，它们把浑然之物区分开，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分称作“对立”，由此产生“概念”，这一不同区分之重大意义，学界仍认识不足。区分不是命名，命名是孤立的、有内容的，而区分只是形式，没有实质。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没有理据，是任意的，这或许是索绪尔的“可怕”意思之一。文学语言秉承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状态，意指活动远比日常语言活跃，将每个现有的语言单位都推入二次符号化过程之中。文学语言更接近于语言的本质，有两人的思想可提供支持，一是海德格尔，二是德里达，后者反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武器，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就是文学语言。
二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也离不开关系这个基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中各要素的关系和差别都在两个跟心理活动类似的范围中展开。这是一种有机关系，简单而又无法穷尽，与生命的特征相似，它们是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联想关系有两个特征:一是通过某种共同点，人在记忆中把那些语言单位联合起来;二是心理联想还能抓住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特定场合或语境，其实它提示的是一个相对封闭而确定的系统范围，那么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种联想系列。但是，联想关系永远不在场，只是潜在的记忆系列(记忆系列只是潜在的，是因为不同的言语者就有不同的记忆条件，不同时空中的同一言语者，记忆系列也不全相同)。线性表达是语言的命定特征，出现在线性位置上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句段关系，具有连续的顺序和一定的单位数目(而联想关系相反，没有确定顺序和一定的单位数目)，然而各个要素都只是从联想关系中选择出来的，或者说语言表达就是联想关系向句段关系的投射。
联想到的东西形成了一个有区分关系的聚合，每个人头脑中都有独特的区分系统，对于一个诗人而言，看到一个杯子，他也许会想到父辈贫苦的生活，想到一段旧情，想到圣杯……这与大众所用的日常语言区分系统是不同的，在诗人那里，他的区分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诗人如何让人知道自己心内隐藏的聚合系统(聚合才是系统，在术语上，“联想关系”“句段关系”后分别为“聚合关系”“组合关系”所替代，)呢?这就要通过组合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使人理解，比如“杯子”、“苦难”、“父亲”……的聚合系统，这些语言单位的单纯罗列也是一种句段表现，但一般不能使人理解，句段关系来自于民族语言的共同规则，否则他人是无法理解的。组合的可能性很多，组合的可伸缩性也很大。例如:天空、大衣、耗子、肺病，如果这是一个可能的聚合系统，彼此之间的关系、差别与对立，就必须靠组合来呈现了，由于聚合系统的独特，组合的句段关系即使为说该语言的人所熟习，在语义上也依然会觉得不寻常。严格地说，句段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索绪尔及以后的结构主义者所描述的形式关系，一种是语义语法中的义素搭配规则。在日常语言中，不仅是组合中的形式关系是确定的，并且语义搭配规则也是确定的;在文学语言中，组合的形式关系或者与日常语言完全一样，或者有一定程度的扭曲，而语义搭配上对日常语言的偏离是普遍特征，原因正是出于诗人、作家的联想关系或聚合系统之独特。诗人在玩味内心聚合系统的时候也在不断变换句段关系的表达，以形成组合对聚合最大程度的涵盖。
所以读文学语言不能只读字面的，要从字面中读出其他尽可能多的意味，如果只读字面的意义就等于没读。读出了可能性意义那是读者的本领，作者有没有能力写诗做文，跟读者无关。但这里有个概率问题，对于一个语言作品而言，1000个人中只有1个人将它读成诗，那它不一定是诗，如果再多一些人也读成诗，那就一定是诗，读不懂的人很可能是文学素质问题。作者无意，读者有意，读出诗来;作者没有能力写成诗的，读者也能读出非诗，恰恰说明读者是诗人，作者不一定是，作者不能想着凭运气蒙出一个伟大的作品来。作者写出诗来，而读者读不出(根据前面的概率)，这是读者没有读文学语言的能力。
三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语言观是对立于日常语言的，我们为了强调对待语言的非工具态度而沿用其术语，而实际上如前所述，文学语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与语言本性是一致的，反而是日常语言，语言的本性被遮蔽在实用的重复中，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在本质上并不对立，更不存在哪些语言单位实体属于文学语言。将“陌生化”作为区别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标志，显然有误，它虽然揭示了文学语言的部分特征，充其量是从读者角度所看到的一种语言风格上的效果，但多数情况下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在能指层面并无二致，这又怎么解释呢?我们须回到语言本身去谈论，看看语言本身给文学提供了怎样的空间。
为什么说文学语言更接近语言的本性?因为它更显著地呈现了语言生命的本来状态———区分和可能性，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却将可能性变成了一种———惯用的那种，日常语言的意义空间是扁的，总是迅速穿过能指到达所指，理论上说所指并不能到达，但日常语言的所指停留在实用的层面就够了;日常用语中少有前因后果，基本上都是脱口而出，而文学中语言都是有“安排”的，必须把包含该要素的空间都展现出来，于是诗歌中的“杯子”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杯子”，而是另有所指，甚至是多重所指，保存了饱满的可能性。文学中的语言空间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特意的安排所呈现出的要素之间关系的空间，一种是单一要素的多义可能性所呈现的意义空间。文学语言中使用“陌生化”技巧的好处，就在于它至少可以打破日常语言的扁平性，形成一个形式与意义上的双重语言空间，即在形式上与日常语言拉开距离，在意义上又产生变化的可能性。
从聚合系统的空间到组合的线性之间是有张力的，那么什么样的张力是合适的呢?这就需要调，就像调校琴弦一样，要调到合适的张力，过小、过大音准都不对，理论上说调试也是无止境的。在语言上尤其如此，因为日常语言也在无限变动之中，文学活动相对于常规的语言活动而呈现张力，就只能是动态的。但对这张力空间的呈现有一定的方法与规律，这个就叫做空间语法。如何运用空间语法，使语言保持其诗歌的本性，才是文学语言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聚合系统是空间性质的，线性的组合是时间性质的，从语言的运作看，空间必须时间化才得以被理解(这跟我们在语言经验中体会到的时间概念常通过空间隐喻来表示的情况不同，这里并不是要使空间概念时间化，而指时间是使空间可理解的条件)，语法是对语言要素线性组织关系的理解与解释，这种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大致有三个角度，即结构的、认知的和功能的。空间的时间化有二，一是语言单位的形式组织，二是语义上的逻辑组织。从西方中世纪时期的语法理论看，这两者联系紧密，语法几乎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但逻辑研究是独立于语法研究的，中世纪“七艺”中有逻辑学和语法学，并且把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合称“三艺”，把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合称“四艺”。这两部分的划分恐怕跟前三艺的共性有关，即都是以语言为对象或基础的学科。
现在我们来看，逻辑和语法侧重于对语言的时间特征的阐释，修辞则侧重于对语言的空间特征的阐释，因为修辞学是研究选择之学问，选择是以聚合空间的呈现为前提的。我们对语言空间的时间化图示如下：竖轴及虚线椭圆为日常语言空间轴，横线及实线圆为文学语言空间轴，空间越小越向日常语言靠近，反之越向文学语言靠近，但设这个空间的最大张力为+1，也就是说，这是文学语言的最佳状态，大于+1，就转向相反的－1，如镜面反映，或如弓箭，拉力过大致弦断，箭反而射不出去，所以弓箭手的拉力都只是逼近+1而已，越好的弓箭手越靠近+1，同样好的文学语言亦然。文学语言空间轴的张力以形式上可连接(或逻辑上可理解)为弦，日常语言有弦无力。
我们既不要讲修辞格又要讲修辞格，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传统的修辞格学问纳入空间语法，讲修辞格时勿忘它是空间语法的一部分，修辞格的魅力在于它们是打开语言空间的技法。修辞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是没有地位的，但纳入空间语法后就可以与线性语法抗衡而取得它应有的地位了。
空间语法与线性语法是并列的，也是相互依存的，线性结构上的变化也是造成语言空间的手段，而语言的空间必须得到线性结构的展现，空间是欲望，线性结构是欲望的抒写。古诗在线性结构上的变化很灵活，最典型的是回文诗，有“通体回文”、“就句回文”、“双句回文”、“本篇回文”、“环复回文”等，如民间广为流传的秦少游、苏小妹和坡三人所作的回文诗，其他两人都是仿秦少游而作，秦诗如下:静思伊久阻归期，久阻归期忆别离；忆别离时闻漏转，时闻漏转静思伊。
这是一首叠字回文诗，首尾回文形成圆形空间结构，中间以顶针形成梯形空间。古诗断句不同所呈现的形式空间如杜牧《清明》一诗，这首诗的断句有许多可能性，如可以断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断句其实也同炼字一样，是一种调试。断句、炼字的背后是个形式空间，不同的形式并不像回文同时呈现出来，但合格的读诗者应该能够读得出来这一隐藏的空间，对于诗作者来说，他是要体会哪一个空间是最合适的、最美的，这时，修辞格就决不是一种技术了。有人说，近体诗的格律是对诗意的束缚。从形式上说，这个断言大谬，它恰恰是解放、展现语言的诗意，它在古汉语形式空间的造就上是完美的，很难再有比近体诗更好的音顿节奏、平仄和押韵之模式。
之所以是束缚，一是因为汉语的结构特征变了，格律渐成僵死的模式，二是形式空间与语义空间的矛盾和不一致日趋严重，语义空间扁平，单靠形式空间不足为诗。我们可以依据语言空间类型把传统修辞格分为形式空间手段和语义空间手段，押韵、对仗、回文等语音、语法方面的修辞格属于前者，而比喻、夸张、比拟、移就等语义方面的修辞格属于后者。“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中“光”与“霜”的押韵都是打开空间的因素，但如果从单句来看，其实就是日常中的大白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举头”和“低头”的联系和对应也打开了一个意义的空间，值得玩味。
关于时间的格言篇5
〔关键词〕弗雷格，涵义，指称，语言哲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B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2-0024-04
伴随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的瓦解，西方哲学长期以黑格尔哲学体系为中心的地位开始动摇，一时间西方哲学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与此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关数学研究却显得强劲有力，如何将数学分析引入哲学并作为反思与批判传统哲学的成果，就成为当代西方哲学家解决哲学争论的关键。于是，一场关于西方哲学变革的运动便开始了。作为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一扫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传统，建立起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独特的语言哲学，并以此开辟了现代语言哲学转向的新领地。在弗雷格看来，涵义和指称理论是其意义理论的核心内容。“符号、符号的涵义和符号的指称之间的有规律的联系是这样的：相应于这种涵义，又有某一指称；而对于一个指称（一个对象），不仅有一个符号，”〔1〕（p92）并且涵义直接决定指称。涵义和指称理论遂成为其语言哲学中意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涵义与指称的表征具有认识论与本体论意义
弗雷格首先从同一关系角度论证了涵义与指称。在他看来，同一关系所表示的是一种等同关系，他设想了两种等同：即a=a与a=B。假设这两者是一种对象的等同，即a=B，意思即是说a和B都指向一个对象，那么a=B就是一种对象与自身的同一；同理，a=a也是如此。但实际上，这两种等同关系并非一回事，从逻辑上来看，a=a遵循的是同一律，从a=a中推演不出a=B，如果a=B是一种内涵推理，则它是一种经验知识而非先验知识。弗雷格以“晨星”和“暮星”为例，指出他们共同指向同一的对象即金星，其中“晨星是晨星”是一个先天的逻辑真理，不包含丝毫的经验在内，而“晨星是暮星”则是天文学经验的结果，但“这种关系能够成立仅仅是因为他们命名或暗示了某个东西。这种关系，似乎可以说，是以具有同一所指的各个指号之间的联系为中介的。”〔2〕（p377）因而，同一关系是一种既包含对象又包含名称的关系，也就是说，a、B是以不同的符号来共同指称同一的对象，“对象的表达方式，弗雷格称之为‘涵义’，对象本身，弗雷格称之为‘指称’；涵义具有认识论价值，指称具有本体论价值。”〔3〕（p25）自此，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做了区分。
弗雷格从语词做专名和概念词的区分入手，指出专名如果指向对象，那么涵义必起决定性的作用，即涵义决定指称。在他看来，涵义是构成表达式的必要前提，但与所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弗雷格进一步强调，“作为专名，它的涵义和指称之间的正常联系是：与某个专名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涵义，与特定的涵义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指称，而与一个指称（对象）相对应的可能不是只有一个指号。”〔2〕（p37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理想语言所追求的结果而非人们日常语言所达到的，但从“涵义决定所指”可知一旦某个表达式符合专名的要求，其涵义就具备了，对于是否具有与其内涵相匹配的外延，则就不言而喻。这样，说专名具有某种涵义并非是指具有与其相对应的指称，“这就是说，一个专名可以有不同的指向，其指向是由该专名的涵义和某个语境共同决定的。”〔4〕（p15）另外，弗雷格对于概念词的解释遵循着专名的原则，指出概念词同样具有涵义和指称，但这两者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专名的所指是外在对象，而概念词的所指是概念，是一种客观的思想；前者是指对象的全体，而后者只表示对象的某种性质。”〔5〕（p64）
对于语句的涵义与指称，弗雷格认为，“一个句子的涵义是由其组成部分的涵义决定的，一个句子的指称也是由其组成部分的指称决定的，”〔6〕（p87）且语句的指称不可能是思想。弗雷格以暮星为例加以说明。譬如“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耀的天体”、“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耀的天体。”从结构上看，除主语外，这两个句子似乎很相似，但依我们的判断可知，这两个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并不一样，因为主语不同，其表达内容就完全不同。不知道晨星和暮星其实就是指同一星辰的人，就会认为这两个句子所表达的思想一定有一个为假。由此，我们可知语句所表达的思想只能是语句的涵义，而不是指称。那么，语句的指称到底是指什么？弗雷格认为是语句的真值。如果某个人知道晨星和暮星是什么，那么当前一语句为真时，就可以断定后一语句也为真。真语句的指称都是真，而假语句的指称则为假。弗雷格由此推断：“一个语句的指称是其真值，两个内涵不同的表达式，如果其指称相同则两者可以互换，其语句真值不变。”〔1〕（p380）“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意谓，那么一方面所有真句子都有相同的意谓。另一面所有的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意谓。”〔7〕（p57）
假设弗雷格的推断是对的，那么这一推断也应该适用于主从复合句。但事实证明，在主从复合句的环境下，这一替换并不适用。当把复合句中的从句用其他真值相同的句子替换后，主句的真值发生了变化，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弗雷格这一推断的失效或者说语句的指称并非其真值呢？在《涵义和指称》一文中他解释道：“语法学家认为从句表示句子部分，并据此把它们分成名词从句、同位语从句、状语从句。由此可以推测从句的所指不是一个真值，而是与名词或形容词或状语的所指，简言之，与句子部分的所指相类似的东西，而句子部分的涵义不是思想，而只是这样一个思想的一部分。”〔1〕（p385）我们可以通过举例来理解弗雷格所表达的意思，譬如“我知道你是个学生”这一语句，对于其中我知道你是个学生与你是学生或不是学生都没有关系，因而像这种复合句，主句的真假和从句真假并无关联。所以，就无法用其它从句来代替了，因为一旦代替，主句的真值就要重新判断并发生变化。
在此基础上，弗雷格进一步对“我认为……”、“禁止、要求、命令”等所引出的从句指称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从句并不是直接指称，并且他的指称也不是真值，而是根据不同从句所表达的思想、命令等。以“发现万有引力存在的科学家信了上帝”为例，在此句中，假使从句所表达的涵义是思想的话，作为复合句的一部分，其涵义必定可以在主句的表达中得到阐述，但是“……的科学家”并不完整，没有完整的意思表示，由此推断从句的涵义并非是指思想，由之前的推断可知，其指称也并非真值。那么其指称到底是什么？我们从“发现万有引力存在”这一定语可以知道，其指称为牛顿。其中“发现万有引力的人”与“发现万有引力存在的人”之间具有依赖关系，前一句子的真值是建立在后一语句的真值上，这与“发现万有引力的人”是否有具体对象无关，因为它没有指称。由此分析可知，在主从复合句中，从句所表达的思想并不独立。因此，也就没有独立的涵义和指称。
二、意义澄清成为哲学分析的灵魂
众所周知，在关涉语言哲学的诸多概念问题中，“意义”问题具有着核心的价值意义，因为在一个语言句中，语言文字符号和声音并不是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而承载的语言“意义”才是我们想要的。因此，探求语词或语句所表达的意义问题就成为了语言哲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从分析语言视角有效地对“意义”问题进行了说明，第一次从分析语词与语句的涵义入手，对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进行了回答，“即主张通过分析语言来分析思想，分析语言是分析思想的基础，这种做法是弗雷格促进了一场新的哲学革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时代。”〔8〕（p69-76）
弗雷格从研究数学出发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人工语言哲学。他以数学形式为基本框架来建构语言的基本形态并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并通过这种数理逻辑的方式来对语言进行人工解构。尽管这并非弗雷格的独创，但却构成了弗雷格与传统语言哲学家的根本区别。在对语言进行人工解构方面，莱布尼茨走在了前列，但他是通过演算推理的方式来对语言进行人工解构。弗雷格继承了他的优点，以数理逻辑的方式，通过严密的组合运算系统来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一方面对语言的思想进行有效把握，另一方面排除了影响语言思想的干扰因素。通过人工符号来解构语言哲学问题，即为弗雷格开创新人工语言学派的根本之所在。
语言哲学强调语言分析的重要性。从研究对象来看，语言哲学对语句的意义、真值、用法及其与语言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哲学分析，成为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正是对语言哲学关于语句意义与真值的一种思考，他抓住了语言的本质――专名、概念和命题所指――并区分了语词与语句的涵义和指称：“涵义是联结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途径的认识途径，人们通过涵义和指称一起认识世界，因而认知途径和目标具有不可分割性。”〔9〕（p101）这也是语言哲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弗雷格“通过对a=a，a=b这样的陈述形式的探讨指出如果指号a之区别于指号b仅仅在于形状，而不是指示某种事物的方式，那么a=a的认识价值在本质上和a=b的认识价值就是一样的了，只是在指号之间的区别相应于对被指示的东西的表示方式的区别时，某种区别才会产生。”〔10〕（p155）在此基础上，可以推知，对具体细小的语言事实进行分析是把握复杂语言意义问题的关键，弗雷格再次强调对语词与语句的涵义和指称理论的区分，为正确认识指称的对象与准确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提供了可能。
根据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思想，尽管人们是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的，但语句的逻辑和语法则完全是两个概念。意义决定着语句的灵魂，一个语句中语言的意义是其核心内容。弗雷格的这种解释超越了传统分析哲学的思维，意在说明涵义和指称是并非完全对等的，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与语言的真假不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说，人们一旦抓住了语言的意义问题，对于将要获得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通常情况下，我们主要从三方面来把握弗雷格语言哲学的特征，这也是他开启语言学转向的关键。首先，语言研究具有优先性。在弗雷格看来，语言结构是思想结构的承载者，人们通过分析语言来表达思想，但很难直接绕过语言来研究思想本身。对语句的分析也即是对思想进行分析；其次，他在具体分析时，往往遵循“语句的语言优先于思想，语句的指称优先于涵义。”〔1〕（p159-161）即我们在明白语句的涵义之前，首先要明白指称是什么；最后，按照他对语句涵义与指称的划分，对于无语言载体的纯思想，我们是无法把握的。思想必须运用语言来进行承载，在语言的相互交流中，人们彼此了解对方，理解对方所表达的意义。弗雷格语言哲学思想丰富了西方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内容，分析语言的涵义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指称，这为从语言到认识架构了现实的桥梁。
三、语言学转向开启当代哲学的新视界
西方哲学在成功实现语言哲学转向之后，关注的领域也由对客观世界本原的探索转向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尤其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把人的认识问题摆在了首位。关注人的认识能力、方法及语言表达成为近代西方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研究的重心。语言哲学正是在迎合了这一目的要求下成为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直接产物。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开辟了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研究的新领地，尤其是他关于语言表达式与非语言事物关系的研究，对当代语言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在方法上与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有着共同之处。众所周知，依靠概念分析和逻辑分析来断定语句的意义是语言哲学最常用的基本方法，而涵义指称理论正是借助这一方式顺利把数理逻辑方法引入，这不仅对语言概念与语言对象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而且还对语言的人工符号进行了划分，尤其是对概念真值的有阶划分，“指出概念是其值总为真值的一元函数、概念有阶之分、一阶概念取对象为主目，二阶概念取一阶函数为主目，同时最早认识到了数理方法对语言‘分析’的价值并且亲自实践了对语言进行人工符号分析”，〔10〕（p155）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语言哲学关于语义、语形研究的领域。在弗雷格提出涵义指称理论之前，关于语言的认识还仅停留在表达人们思维工具的层面上，语言只是表达或传送人们思想观念的工具行为，还没有把它当做人们沟通和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还没有把语言的表达当做是认识人自身及理解人思维活动的重要方式。基于这种认识，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推进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视野，成为西方哲学革命转向的亮点。
在此之后，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还进一步推动了对语言意义问题的探讨，为现代语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语义学角度来看，意义问题是解构语言逻辑的核心，抓住意义问题也就是抓住一个表达式所表达内容的关键，并且人们能够从语言的意义中推演出一个完整的表达式是什么并阐述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则把对“语词”的研究放在了首位，指出语词承载着概念与所指物之间的意义联系，而一开始意义就蕴藏在这种承载之中。这样，把握语词意义就是理解语言的关键，通过对语词意义的理解就能够把握人们的心灵所指。简言之，理解语词意义是开启人类理性思维与哲学研究的根本之所在。
弗雷格的涵义与指称理论受到了西方语言哲学家的普遍欢迎。他打破了部分语言学家把理解语义视为首要并由此派生出真理的传统，建立起基于涵义指称理论的语言哲学思想，强调语义仅是句子表达式的逻辑派生之义，它与语句的涵义并无多大关系。弗雷格涵义指称理论的大胆创新，不仅启示着现代语义学的发展，而且对语用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把“语境原则”引入句子的分析中，强调对命题意义的把握不能建立在对某个词意义的理解上，而是要从命题的整体角度，尤其是从上、下文的关系中来把握语句的意义。其次，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隐含了现代语用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涵义”问题的探讨。即一个语句在它所表达的字面意思之外，还隐含着另一层意义。最后，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对之后塞尔言语行为的“意指”产生深远影响，譬如塞尔言语行为的指称“识别原则”，即“如果说话者指称一个对象，那他就能够向听话者把这个对象从其他各种对象中区别开来。”〔12〕（p3-4）
另外，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对日常语言的应用也有一定的实践价值，特别是对于语言的“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弗雷格关于语言涵义与指称的区分是相对应的。从语言的语法组织结构来看，它是表层语法结构与深层语法结构的统一体。翻译的实质也就是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相互转化的一个过程，即由不同的表层结构转换为共同的深层结构继而再转换为不同的表层结构的过程。由于弗雷格对于涵义与指称的区分既有同一性的一面又有非同一性的一面，我们在实现语言的转换时，要“注意专有名词的翻译；当外延意义不具有对应的内涵意义时，应首先保证内涵意义的转换；同时更要注意具有独特文化涵义的比喻性语言的翻译。”〔13〕（p146）
弗雷格关于涵义与指称的区分对当代语言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丰富和完善了语言哲学关于意义理论的研究，把意义问题的研究拓展到一个新的领域，为之后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真值表”、卡尔纳普的“意义理论”等都深受弗雷格思想的启发。罗素在《数学原则》中用了一个附录专门讨论弗雷格提出的建立一种纯粹逻辑演算体系的构想；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把弗雷格的思想看做他思想的两个重要来源之一；卡尔纳普则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把弗雷格的逻辑体系作为他讨论构造系统的形式问题的前提。达米特更是提出，弗雷格通过把语言分析的方式把意义问题放到了哲学研究的首位，改变了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模式，开始了哲学上的一次革命性转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弗雷格对当代分析哲学的重要贡献，那就是哲学研究的前提不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认识论，而是建立在客观逻辑和数学基础上的思想哲学。
参考文献：
〔1〕〔德〕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美〕马蒂尼奇.语言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陈晓平.符号的涵义与指称――简评弗雷格的意义理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5）.
〔4〕陈晓平.论语句的涵义与指称――对弗雷格的涵义――指称理论的一些修正〔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4）.
〔5〕常立涛，王磊.浅析弗雷格的涵义和指称理论〔J〕.毕节学院学报，2009（1）.
〔6〕黄靖莉.弗雷格涵义指称理论及其语言哲学〔J〕.宜宾学院学报，2008（7）.
〔7〕郭泽深.弗雷格逻辑哲学与现代数理逻辑思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王路.弗雷格的语言哲学〔J〕.哲学研究，1994（6）.
〔9〕王淑花.解析弗雷格的涵义与指称理论中的认知因素〔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10〕张世宁.弗雷格涵义指称理论及其语言哲学〔J〕.求索，2006（11）.
〔11〕王晓红.意义与指称对语言哲学研究的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05（12）.
关于时间的格言篇6
关键词：莫言小说；文体风格；探讨
莫言小说在民间化的叙事、语言的独特应用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文体风格，并且它这种独特的文体风格还受到了世界读书爱好者的关注。莫言来自农村，所以他的小说在取材上也大多来源于农村生活。例如，莫言在写战争题材小说《红高粱》时，使用的就是农民式抗战的故事；《透明的红萝卜》与《白棉花》等等，写的也都是农事活动。也正是这些来源于农村的写作题材，构成了莫言小说独特的文体风格。
一、民间化的叙事风格
民间化就是指带有较强民主性质的精华与以前我国的封建糟粕相互交织起来，逐渐构成了特殊的藏污纳垢形态。莫言有着较强的民间意识，坚持着自己的创作理念，既“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将自己在民间体会到的真实感受，书写到自己的小说当中，用民间化进行叙事。莫言小说在创作过程中，比较注重在民间取材，特别是他写完《檀香刑・后记》之后创作出的小说作品，就更加具有了民间化叙事风格。莫言喜欢在民间吸取更多的文学知识，在思想的创作上呈现出“怪诞现实主义”的特征，也因此莫言在创作过程中产生了“狂欢化”的理论，简单来讲就是将“狂欢节”的内涵加入到文学写作中，利用叙话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就是“狂欢”式的创作。莫言在创作小说时，就直接将文学创作立足在了民间狂欢上，使得小说的文体风格充满了独特的民间意味。
提到民间就一定会提到传统节日，因此，在莫言的小说当中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会有与节日相关的描写。一些是在民间中真实存在的传统活动，另外一些则是为了能够满足需要其自己创立的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在形态表现上大不相同，但是都会带有独特狂欢式的莫言文体。例如，在“雪集”中，莫言这样写道：“你只能用眼睛看，用鼻子嗅，用手触摸，用心思体会揣摩，但是你不能说话。至于说话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说，仿佛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心照不宣。”通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莫言在语句中虽然写人们不能说话，但是能够很快的促成交易，也就是语言沉默，精神层面非常活跃，带有浓厚的狂欢式色彩。“雪集”在莫言的描写下，虽然成为了隐秘存在，表面上也与狂欢没有联系，但是在其本质上莫言却是用反抗“狂欢”的方式，展现当下现实的世界。
二、语言方面独特的风格
莫言小说中的语言狂乱驳杂又大气磅礴，婉约清丽又深情款款；既保留了民间话语粗野淳朴的原始风貌，又满足了艺术语言方面的审美需求。阅读莫言小说里面的语言我们还能够进一步了解其文学历程的特殊凭证，同时也是最能感受莫言自身，以及掌握他创作小说时心理发生转变的关键，现如今莫言的小说已经慢慢形成了他特有的文体风格。
莫言小说的独特文体风格，有一种巴赫金理论中提到的“镶嵌体裁”。这种“镶嵌体裁”在形式上是通过很多不同的体裁重组而成，形成很多不同声音的存在以及结构方面的开放状态，进一步深化到语言当中。莫言将民歌以及民间故事等多种不同的体裁文字镶嵌在自己的小说正文里面，被称之为是“引入与组织杂语的重要形式，所有镶嵌进小说中的体裁，都能够给小说增添一份属于自己的语言，所以就能够对小说语言进行分解，进一步深化小说杂语的特性。”（不知道这个后引号的正确位置应该在？）例如在莫言小说《酒国》里面，他就将小说语言的自由特性充分发挥了出来，在这篇小说当中学术语言、政治语言、市井俚语以及民谚格言全部都进行了任意交杂。其中最为经典的片段就是李一斗在给莫言的信中写道：“莫言老师，您好！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已经连续给您寄去过八篇作品，但至今也没接到《国民文学》编辑老爷们一个字的回音，如此冷淡一个文学青年，我认为是不妥当的。他们既然开着那么个铺子，就应该善待每一个投稿者，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转地旋，你上来我下去’，‘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两座山碰面难，两个人碰面易’，保不准哪一天，周宝和李小宝这两个小子会撞到我的枪口上呢！老师，从今之后，我决不再向《国民文学》这家被坏人把持的反动刊物投稿了，咱们人穷志不穷，天地广阔，报刊如林，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您说是不是老师？”，“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提着酒找到了市长的秘书，敬以美酒，晓以大义，把秘书感动了，带着我去见了市长。市长听了我的陈述，杏眼圆睁，柳眉倒竖，一拍桌子站起来，又一拍桌子坐下去，拿起电话机，一阵乱戳，把市酒品命名协会的会长戳出来，一顿训斥，可谓义正辞严，理直气壮，犹如泰山压顶，汤浇蚁穴，火燎蜂房，蝎子窝里捅一棍，我虽然看不到，但也基本上等于看到了：市酒品命名协会的会长罗圈着腿蹲在了地上，头上沁出了一层黄豆大的汗珠。市长对我大加赞赏，说我为首届猿酒节也就是为酒国市立了一大功。市长随即温柔地问起了我的家庭情况工作情况以及业余爱好、拜师交友诸多方面的情况，我感到心里温暖如春，便把心里话一点不剩地倒了出来。市长对老师您的情况极为关切，并亲口告我让我代她邀请您来参加猿酒节，至于差旅费、食宿费问题，市长嗤之以鼻地说：把酒国市的酒瓶子里的残酒倒倒也够养活十个莫言。”把政治语言、市井俚语以及其他放纵的语言全部结合起来，形成了较大的反讽力量。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莫言小说的文体风格包含了民间化的叙事，以及独特的语言风格。在小说的文体风格上，莫言经常会利用自己在民间吸取到的文学知识，将故事描写出来。莫言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喜欢不断的进行创新，并且会用语言的特性，多层次的书写民间、探析人性，坚持着自己独特的小说文体风格。
参考文献：
[1]王文静.莫言长篇小说文体风格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4.
[2]李剑锋，李一宁.莫言小说的语言风格探讨[J].长城，2011，04：28-29.
关于时间的格言篇7
关键词 空格；文本阅读；词汇识别；眼动
分类号 B842
1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阅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认知活动，它包括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过程，既有“低水平”的眼睛运动，也有“高水平”的认知加工过程(如视觉信息加工、词汇识别、注意和眼动控制等过程)(Rayne，1998，2009)。近年来，研究者利用眼动技术，探讨阅读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读者获取文本信息的眼动特点，即注视点的注视位置和注视时间：二是读者如何提取和加工文本信息，即如何把从文本中获取的信息纳入到正在形成的认知表征中(winskel，Radach，&Luksaneeyanawin，2009)。
阅读中的眼动控制包括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信息，注视点则可以反映眼睛运动的空间和时间信息，能解释读者的眼睛接下来要注视何处(where)以及何时移动(when)(nuthmann，2005；Rayner，1998，2009；Rayner，Fiseher，&pollatsek，1998；winskeletal.，2009)。关于眼动控制最主要的研究争论是注视点的落点位置(where)，以及眼睛运动是由即时的语言加工过程还是由低水平的视觉运动因素所控制的(Kajji，nazir&osaka，2001；Rayner，1998，2009)。
一些关于拼音文字的阅读研究发现，当读者确定眼跳目标并准备执行眼跳计划时。注视点倾向于落在离词中间近的位置上，这通常被称为最佳注视位置(optimalviewingposition，oVp)上。相对词首和词尾来说，注视点落在目标词的oVp上时，对目标词进行再注视的可能性最小，词汇加工可以达到最佳水平(winskeletal.，2009；Yan，Kliegl，nuthmann，&Shu，2010)。但是在阅读中由于眼睛运动的限制，不管目标词的长短，接下来注视点实际落点位于oVp的左侧，即词首和词中之间的偏好注视位置(preferredviewinglocation，pVL)(Rayneretal.，1998)。pVL主要反映被试对词各部分的注视频率(Yanetal.，2010)，已在大多数拼音文字(如英语、法语、芬兰语等1研究中得到证实(Kajiietal.，2001)。研究者还认为pVL通常是由低水平的视觉因素决定。而不是高水平的词汇因素(winskeletal.，2009)。
关于拼音文字阅读的眼动研究结果表明，拼音文字的信息加工和眼动控制主要是以词为单位进行的(Radach&Kennedy，2004；winskeletal.，2009)，尽管许多眼动指标可以反映语言学因素对词汇加工的影响，但是注视点落点位置分布却表现出基于词的分类模式，这表明词与词之间的空格能提供明显的词边界信息，读者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选择眼跳目标(Kajiietal.，2001；Rayaeretal.，1998；Rayner，2009)。
从书写形式上看，大多数拼音文字的词与词之间都存在空格。作为一种清晰的物理线索，在文本阅读中，词间空格为被试提供了明显的视觉信息，有助于读者确定词与词之间的界限(Bai，Yah，Liversedge，Zang，&Rayner，2008；田瑾，2009)。然而并不是所有语言(如汉语和泰语)的书写形式中都包含空格，因此用基于有空格文本的研究结论很难解释插入空格对无空格文本阅读的影响。
根据书写形式中词与词之间是否存在空格，近年来，研究者分别以两种思路来研究空格在文本阅读中的作用。一种思路以原本有空格语言(如英语和德语)为研究对象，删除或替代词间空格以考察对读者阅读产生的干扰作用(epelboim，Booth，&Steinman，1994，1996；pollatsek&Rayner，1982；perea&acha，2009；Rayneretal.，1998)。另一种研究思路则以原本无空格语言(如汉语和泰语)为研究对象，人为地在词与词之间插入空格，考察词间空格能否促进读者的阅读(Baietal.，2008；inhoff，liu，wang，Fu，1997；Kajiietal.，2001；Kohsom&Gobet，1997；Reilly，Radach，Corbic，&Luksaneeyanawin，2005；Sainio，Hy6n~，Bingushi，&Bertram，2007；winskeletal.，2009；Zang，Bai，Yan，&Liversedge，2009；沈德立，白学军，臧传丽，闫国利，冯本才，范晓红，2010)。鉴于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空格在不同书写形式的语言阅读中的作用，最后指出空格研究目前尚需解决的问题。
2 非汉语阅读的空格研究
2.1来自有空格语言的空格研究
在大多数拼音文字的书写形式中，如英语、西班牙语等，词间空格是用来标记词边界的。词间空格将文本中的词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单元。下面介绍空格在英语、西班牙语和德语这些原本有空格语言文本阅读中的作用。
2.1.1英语
在英语的书写形式中，词与词之间存在标记词边界的空格。一系列以英语为对象的研究发现(pollatsek&Rayner，1982；Rayner&pollatsek，1996；Rayneretal.，1998)，词问空格在英语阅读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英语中的词间空格不仅能为词汇识别提供明显的视觉线索，促进词汇识别，还能引导读者的眼睛运动，有助于读者计划眼跳“何时”(when)开始和下一次眼跳到达“何处”(where)；如果删除英语的词间空格或用字母、数字、不同汉字替代词间空格，均会对阅读产生干扰作用，并降低读者的阅读速度，而且这种干扰作用对低频词的影响比与其词长匹配的高频词更大。他们还发现删除英语的词间空格，读者的眼动模式会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即干扰下一次眼跳在目标词间的空间位置分配(眼跳落点位置的分配)，具体表现在：当存在词间空格时，注视点落在词中间偏左的位置；当删除词间空格时，注视点落在靠近词首的位置。
英语读者通常习惯阅读包含词间空格的英语文本，那么删除空格产生的干扰作用是否是由
读者的阅读习惯造成的?为了排除阅读习惯对读者阅读的影响，malt和Seamon(1978)在实验前让被试充分练习阅读替换词间空格的文本，结果发现被试的阅读速度依然低于阅读正常有空格的文本。
英语包含大量由词素组成的复合词，从书写形式上看，英语复合词有三种类型：词素间无空格(如football，)，词素间有空格(如longdistance)，以及词素间有连字符(如pencil-box)。除了以上研究词间空格在英语阅读中的作用外，Juhasz，inhoff和Rayner(2005)结合词汇判断任务和眼动记录法来考察词内空格在英语复合词加工中的作用。他们采用正常无空格(softball)、正常空格(frontdoor)和错误空格(softball和frontdoor)三种呈现类型，被试词汇判断的反应时和错误率均表明，加入词内空格能促进词素加工，而眼动指标则表明词内空格在词汇加工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如首次注视时间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割优势，而凝视时间却表现出空间分割的耗时效应。这表明在正常无空格的复合词中插入词内空格，对复台词的后期加工产生干扰作用，进而表明插入非正常空格对词汇理解的阻碍作用。
2.1.2西班牙语
与英语类似，西班牙语也属于拼音文字，其书写形式中也存在标记词边界的空格。perea和acha(2009)采用正常空格、无空格和轮流黑体三种空格形式，考察词汇的辨别力对阅读西班牙语无空格句子的影响，同时为了区分空格对词汇识别和眼动控制的影响，还操纵了目标词词频。研究结果发现，删除西班牙语句子中的词间空格会降低被试的阅读速度，眼动模式也与正常阅读不同，得出与英语研究一致的结论。轮流黑体条件虽然删除了句子中的词间空格，但是被试通过视觉线索还能判断词边界，被试阅读这类型句子时，仍然会出现阅读代价(cost)，但这并不会妨碍词汇识别过程。与无空格条件相比，采用轮流黑体的呈现形式可以提高词汇的辨别力。被试阅读轮流黑体呈现的句子时，对目标词的跳读率更高，注视时间更短，同时还发现轮流黑体条件下的词频效应的大小与正常有空格类似，被试的眼动模式更倾向于以词为单位进行。
2.1.3德语
与英语和西班牙语类似，德语也是一种词与词之间存在空格的拼音文字。德语包含大量的复合词，并且其组合形式较为自由，但是与英语复合词不同，在由词素组成的德语复合词中，各词素之间没有空格。inhoff，Radach和Heller(2000)将德语复合词的词素问人为地插入空格。结合被试对目标词命名的潜伏期以及加工目标词时的眼动特点，考察词内空格对德语复合词加工的作用。结果发现，相对正常无空格的复合词来说，被试对插入词内空格的复合词的命名潜伏期明显变短，眼睛的注视时间也会缩短，这种促进作用仅出现在阅读早期，而较后期的眼动指标则反映出插入词内空格的抑制作用。于是推测德语复合词中的词内空格具有双重功能，不仅有助于在复合词加工早期获得词素的词形信息，同时还会干扰随后的复合词语义的整合过程。
除了空格是最明显的视觉分割线索外，标点符号和大写字母等也能起到分割作用。inhoff和Radach(2002)在inhoff等人(2000)研究的基础上，以由两个名词词素组成的复合词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视觉分割信息在德语复合词加工中的作用。复合词采用词素间无空格(如Gehirnchirurg)和词素间有连字符(Gehim-Chirurg)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结果发现词素间的连字符会影响注视点的落点位置，进而说明复合词的视觉分割信息为执行向前的眼跳计划提供重要信息，使眼睛落在文本的新内容上。
综上所述，关于词间空格在原本有空格语言阅读中的作用，比较一致的结论认为：由于词间空格为文本中的字母串划分了界限，使词语保持独立性，所以词间空格不仅有利于文本阅读，而且能促进词汇识别(inhoffetal.，2000；inhoff&Radach，2002；Rayneretal.，1998)。如果删除拼音文字的词间空格，词汇识别和眼动控制均会受到影响，表现在：读者阅读无词间空格句子的平均注视时间变长，偏好注视位置从距离词中间近的位置移到词首附近，对下一个词(以及词中)的眼跳幅度也会减小fperea&acha，2009；Rayneretal.，1998)。研究者认为删除有空格语言文本中的空格会增加阅读难度，是因为增加了读者从语法上分析词以及决定眼睛接下来注视何处的难度(Rayneretal.，1998；perea&aoha，2009)。
以上结果可以从两方面解释：(1)阅读无词间空格的文本时，读者很难确定词语首尾字母所在的位置――这是词汇识别的重要过程；(2)删除词间空格使读者难以定位当前词语以及执行对当前词或下一个词的眼跳计划――这是眼动控制的重要过程(Rayneretal.，1998)。inhoff和Radach(2002)通过研究也证实了空格在有空格文本阅读中具有两种同等重要而又彼此独立的功能。一为动态功能(dynamicfunction)，用于执行到文本不同位置的眼跳计划；二为语言学功能(linguisticfunction)，用于描述那些能找出或解释语义的视觉目标或词语。
2.2来自无空格语言的空格研究
如上所述，已有研究证实在有空格语言文本中，词间空格对阅读起着非常重要作用，那么在原本无空格的文本中插入空格，是否也能促进阅读?
2.2.1日语
与英语不同，日语文本的书写形式中并不包含可以标记词边界信息的空格。现代日语文本包括日本汉字、平假名和片假名三种书写形式(Sainioetal.，2007)，其中日本汉字是图形文字，大部分来源于汉语，常常具有一种以上的发音，以词素的形式表征独立的意义单元，用来编码语法范畴如名词、动词词干、形容词词干和一些副词。平假名和片假名是日语的两套表音符号。其中平假名用来标记语法结构，如词形变化和功能词，而片假名则用于外国名字、外来语、感叹词和一些专门的科技术语中。目前比较典型的日语书写形式主要包括日本汉字和平假名(Kajiietal.，2001)。除了词汇特征不同外，这三种日语书写形式的视觉特征也不同。从视觉上看，日本汉字比平假名和片假名更复杂，片假名的笔画相对较直，而平假名包括较多的曲线笔画(Kajiietal.，2001)。
Kajii等人(2001)要求被试阅读三种不同书写形式的日语文本，考察被试阅读时眼睛运动是否以词为单位进行的。结果发现被试阅读日语文本的眼动模式是以词为单位进行的，注视点倾向于落在词首而不是词中间，对日本汉字的注视频率大于平假名或片假名。此外还发现双字词或三字
词的注视点分布与词语的书写形式有关：只有当词语的首字为日本汉字时，首次注视点才倾向于落在词首，而在全部为平假名的词语中，首次注视点落在词语各个位置的比例没有差异。这也表明在日语阅读中，三种日语书写形式的视觉特殊性对引导眼睛运动起着重要作用。
日语文本包含其他的“视觉词汇”线索有助于识别词边界，被试往往不需要识别词汇，仅通过视觉特征就能区分边缘视觉中这三种不同的书写形式(osaka，1989)，尤其是具有独特视觉特征的日本汉字，可以为形态学分解提供线索，同时也有助于被试决定接下来要注视的内容(Kajiietal.，2001)。
根据日语三种书写形式的视觉特征，Sainio等人(2007)考察了空格在阅读日语文本中的作用，要求被试阅读两种文本，即全部为平假名的文本以及平假名一日本汉字的混合文本，这两种文本均以正常无空格和词空格的方式呈现。结果发现，当被试阅读全部为平假名的文本时，插入词间空格会促进词汇识别和眼动控制，而在平假名一日本汉字的混合文本中，空格则没有促进作用。他们认为在平假名文本中，空格为读者提供了明显的词边界线索，而在平假名一日本汉字的混合文本中，日本汉字具有独特的视觉特点，可以为读者提供词边界信息，引入空格就会显得有些多余，因而不会促进阅读。进一步推测，如果在视觉特征一致的日语文本中，插入空格能为被试提供有效的词边界信息，进而提高阅读速度。
此外，Sainio等人(2007)在平假名文本中还发现空格对首次注视位置的影响。相对无空格文本来说，被试阅读有空格文本时，注视点在词上的落点会更远一点。因此空格在平假名文本中的作用与英语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Rayneretal.，1998)，但是平假名文本中空格的促进作用比英语中的小(平假名为12％，而英语为30％～50％)。他们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平假名文本中的词间空格并不是规范的书写形式。同时他们还发现在日语阅读中由于不同的书写形式导致的加工差异，在平假名一日本汉字的混合文本中，被试阅读有空格文本的速度要比无空格文本慢，但是这种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空格并不会影响平假名一日本汉字混合文本中的首次注视位置和偏好注视位置。不管是在有空格文本中，还是在无空格文本中，优先注视位置都在词首，这在知觉性质突出的日本汉字中比较典型(参见winskeletal.，2009)。
2.2.2泰语
泰语属于拼音文字，由辅音、元音和声调符号构成。通常情况下，泰语采用从左到右的书写形式，与汉语类似，泰语文本中没有空格(Reilly，eta1，2005；田瑾，2009)。Kohsom和Gobet(1997)研究发现人为地在泰语文本的词与词之间插入空格，可以提高被试的阅读速度。Reilly等人(2005)利用眼动技术研究空格对泰语阅读的影响，结果发现泰语读者的注视点位置分布与英语或德语读者相似，但是泰国读者的眼跳幅度较小，这表明泰语读者的眼动控制很有可能也是以词为单位的。
winskel等人(2009)在控制目标词词频的情况下，考察插入空格对泰一英双语者阅读泰语文本的影响。结果发现，尽管正常的泰语文本不包含空格，但是加入词间空格会促进词汇识别，但并不影响眼动控制和词切分。泰一英双语者在凝视时间和总注视时间上表现出空格效应，但是首次注视时间并没有此效应，这表明插入词间空格明显促进了词汇加工的后期阶段包括词汇通达，但没有促进(或干扰)瞄准词汇和早期的词切分。此外，他们还发现空格并不会影响首次注视位置和注视点落点位置的分布。在空格条件和无空格条件下，目标词的首次注视位置是在词中间偏左的位置，这与拼音文字中的普遍现象类似，同时也证实了Reilly等人(2005)的研究结果，即泰语阅读的眼动控制是以词为单位进行的。
3 汉语阅读的空格研究
以上分别介绍了在非汉语阅读中，删除空格对阅读正常有空格文本(如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干扰作用，以及插入空格对阅读正常无空格文本(如日语和泰语)的促进作用。
与英语等拼音文字不同，汉语的书写形式具有两个明显特点：(1)汉语是以汉字为基本的书写单元，而不是字母。汉字是一种结构复杂的方块字，不同汉字具有不同的视觉复杂性，如汉字的笔画数不同，构成汉字的部件数不同(由笔画组成的表示语音或语义信息的组块)，以及汉字的构字方式不同(部件构成汉字的形式)(Baietal.，2008)。(2)汉语文本中没有清晰的词边界标记(Hoosain，1992；tsai&meComkie，2003)。单个汉字仅代表一个独立的语音词素，汉语文本是由一连串空间间距相等的汉字组成。汉字之间以自然存在的空间而均匀间隔，除了以标点符号标注语义停顿和划分外，词与词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标记。(3)在汉语文本中关于词的概念比较模糊，汉语读者甚至是语言学家对什么是词的看法都存在较大争议(Hoosain，1992)。
与英语等拼音文字相比，由于汉语关于词的概念不如英语等拼音文字清晰，这就增加了描述汉语词边界的难度(白学军，田瑾，闫国利，王天琳，2009)。此外，与无空格的日语文本相比，汉语文本由一连串结构复杂的方块字组成，这些方块字不能为汉语读者提供类似于日语文本中的“视觉词汇”线索。这也增加了识别汉语词边界的难度。
为了考察标记词边界的视觉线索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以往研究者通过人为地在汉语文本中插入空格，以探讨插入空格对汉语文本阅读的影响。在正常无空格的汉语文本中插入空格，究竟是促进阅读还是阻碍阅读呢?同时在汉语文本中插入空格，相应就会涉及到词切分，如汉语文本的空格应该放在词间还是字间，插入不同形式的空格是否会产生相同的作用。
Liu等人最早采用速示器测量个体的识别闽限，要求被试阅读插入词间空格的汉语文本，比较被试阅读有空格和无空格句子的阅读速度，结果发现与假设相反，并没有发现词间空格对单词识别和阅读的促进作用，相反发现被试阅读有空格句子的速度比无空格句子慢。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汉语读者已经习惯阅读文本中没有空格的文本，而在句子中人为地插入词间空格会与读者已有的阅读习惯产生冲突，也有可能是因为测量方法对阅读过程的干扰(引自自学军，田瑾等，2009；沈德立，自学军，臧传丽，闰国利，冯本才，范晓红，2010)。然而在Hsu和Huang(2000a)的研究中，要求被试阅读计算机上呈现的正常无空格和插入词间空格的句子，记录被试阅读句子的反应时和阅读理解的正确率，结果表明汉语文本中的词间空格能促进阅读，被试的阅读时间显著减少，但是不会影响阅读理解的正确率。
由于以上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不同，所以很难将Liu等人和Hsu等人(2000a)的研究结果加以比
较。除了使用速示器和计算机呈现外，还有研究者采用眼动仪来记录被试阅读的时间进程，以深入探讨空格在汉语文本阅读中的作用。
inhoff等人(1997)记录读者阅读以正常无空格、词间空格和随机空格呈现的三种句子时的眼动特点，结果发现被试阅读不同呈现方式的句子时，其眼动特征没有明显差异。这可能是因为inhoff等人研究中所使用的眼动仪空间分辨率和采样率(50Hz)比较低，所收集数据的可靠性较低，同时研究中所插入的词间空格的宽度较小(8个点)，致使空格效应较小，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沈德立等，2010)。
后来Bm等人(2008)利用eyelinkⅡ眼动仪(采样率为500Hz.)，用空格和阴影来界定汉语词边界，采用四种不同条件呈现句子(正常无空格、词空格、字空格和非词空格)，结果发现，被试阅读词空格和正常无空格句子没有显著差异。这就意味着不管是用空格还是阴影来界定词边界，对阅读既没有阻碍作用，也没有促进作用。他们认为文本呈现方式的熟悉性以及有无词边界信息所产生的促进和干扰效应存在权衡。虽然被试对平时阅读的那种无空格文本极为熟悉，但是词语之间没有标记词边界的信息，所以在词汇识别的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难度；相反被试对不常见的有词间空格(或用阴影标记)的文本并不熟悉，但是这种文本能提供明确的词边界信息，所以有利于词汇识别，因而被试阅读词空格句子和正常无空格句子没有显著差异。与此同时，还发现与正常无空格和词空格呈现的句子相比，被试阅读以字空格和非词空格呈现的句子时阅读速度明显慢。因此推测汉语阅读的加工单位是词而不是汉字。
为了更好地探讨空格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下面分别从阅读经验、空格大小和阅读方式三个不同角度介绍汉语阅读中的空格研究。
3.1阅读经验
Bai等人(2008)的上述研究是以阅读经验丰富的成人读者为研究对象，为了考察空格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是否受被试阅读经验的影响，沈德立等人(2010)以小学三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与Bai等人(2008)相同的四种空格呈现条件，得出与Bai等人(2008)类似的结果，即与熟练的汉语成人读者一样，小学三年级被试阅读有词空格和正常无空格句子时没有显著差异。此外沈德立等人(2010)还比较小学三年级学优生和学困生阅读空格呈现方式不同的句子时的差异，结果发现，学优生和学困生阅读词空格句子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相对学优生来说，非词空格条件对学困生的干扰作用更大，进而表明在阅读早期的信息加工过程中，学困生对文本视觉特征的依赖性更强。Bai等人(2008)和沈德立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母语为汉语的读者而言，不论是阅读经验丰富的成年人，还是阅读经验不足的小学三年级学生，他们阅读传统无空格和词空格句子时没有明显差异。
3.2空格大小
Bai等人(2008)的研究并没有控制空格的大小。即空格的大小是固定的，为一个汉字所占的空间。而Hsu和Huang(2000b)研究发现，当词间空格为半字空格或整字空格时，被试的阅读时间比正常无空格条件下的短，而半字空格条件下被试的正确率明显高于整字空格条件，但是均低于正常无空格条件下的正确率。这表明汉语文本词间的最佳间隔应在传统间隔和整字空格之间，汉语文本以词为呈现单位优于无明显词边界的传统呈现方式。另外，通过分析被试的阅读时间，还发现词间间隔的大小为半字空格和整字空格时.被试的阅读时间较短。
为了进一步证实汉语词间空格的最佳大小，梁菲菲和自学军(2010)结合被试的主观评定结果和眼动实验结果，考察空格的大小和呈现方式对汉语阅读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阅读半字空格文本的阅读绩效与正常无空格无明显差异，均高于整字空格文本的阅读绩效；被试阅读字空格和词空格的阅读绩效与无空格的阅读绩效相当，均优于非词空格。这就是说半字空格既没有促进阅读也没有干扰阅读，而整字空格对汉语阅读产生干扰作用。
3.3阅读方式
上述研究是围绕空格在默读汉语文本中的作用进行的，然而读者的阅读方式可以分为朗读和默读两种。taylor认为朗读和默读在发音、注意和认知资源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如朗读所需的认知资源大于默读，同时朗读也会限制读者的阅读速度和理解程度(引自白学军，田丽娟，张涛，梁菲菲，闫国利，2009)。因此白学军和田丽娟等人(2009)研究被试朗读汉语文本时空格对阅读绩效的影响。他们要求被试朗读四种不同呈现方式的语篇，即正常无空格、词间空格、非词空格和字间空格，结果发现，在汉语语篇中插入词间空格会促进朗读，而插入非词间空格和字间空格会阻碍朗读。这说明采用朗读方式得出的研究结果支持Bai等人(2008)采用默读方式的结论，从而也证明了汉语阅读的加工单位是词而不是汉字。
4 空格在第二语言阅读中的作用
不管是以有空格语言为研究对象，还是以无空格语言为研究对象，以上研究都是围绕空格在读者阅读母语文本中的作用进行的，那么空格在母语阅读中的作用是否有助于读者阅读第二语言?这里就涉及到跨语言迁移问题。跨语言迁移是指个体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学习第一语言所习得的学习能力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Genesee，Geva，Dressier，&Kamil，2006)。
以汉语和英语为例，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书写系统。英语的书写单元和意义单元是对应的，其书写形式中包含空格，空格为词切分提供了明显的物理线索，因此英语母语读者习惯在阅读中利用物理线索感知词语。然而汉语文本的书写形式中并没有空格，因此在汉语阅读中，读者很可能因缺乏词边界信息而增加词汇识别的难度，尤其是对汉语水平较低的留学生来说难度更大，这是因为他们对汉语的词汇识别未达到自动化水平，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词切分问题，例如，如何从一连串的汉字中确定哪几个汉字可以组成一个词(白学军，田瑾等，2009)。
高珊(2006)采用反应时法，以美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要求他们阅读不同呈现方式的汉语句子，结果发现被试阅读插入词间空格的句子时所用的时间较短。实验结束后的问卷调查结果也表明，词间空格有助于被试的阅读理解。正如前面所述，反应时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被试的阅读模式，但是缺乏即时性。因此，为了深入探讨汉语文本的呈现方式对美国读者阅读汉语文本的影响，白学军和田瑾等人(2009)采用生态学效度较高的眼动记录法，以具有初级汉语水平、母语为英语的美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空格的不同呈现形式对他们阅读汉语文本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阅读非词空格句子的阅读时间明显比正常无空格句子要长，同时也发现正常无空格句子的阅读时间明显比词空格句子的长。这表明对于只有初级汉语水平的美国大学生来说，加入
他们熟悉的词间空格能促进其阅读汉语文本，但加入字间空格对阅读没有显著影响，而加入非词空格则会对阅读产生干扰作用。
后来Shen等人(2010)又以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为被试，进一步研究空格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是否受被试母语文本呈现方式的影响。所有被试的第二语言为汉语，母语分别为英语，韩语，日语和泰语，其中英语和韩语的书写形式中有空格，而日语和泰语的书写形式中没有空格。研究结果表明不管被试母语文本中有无空格，还是属于拼音文字或表意文字，词间空格都会促进留学生阅读汉语文本，同时这种促进作用还不会受被试母语文本呈现方式的影响。Shen等人(2010)还证实了对于第二语言为汉语的留学生来说，汉语阅读的基本加工单位也是词而不是汉字。
为了更深入研究空格在留学生学习汉语中的作用，自学军、梁菲菲和闫国利(2010)又以美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学习一再学习一测试的方式，探讨空格在留学生学习汉语新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被试对词空格句子的阅读速度快于正常无空格句子，而词空格句子的总注视次数和平均注视时间均小于无空格句子。对目标词进行局部分析结果表明，词空格句子中目标词的阅读效率高于正常无空格句子的目标词，同时还发现仅在目标词的晚期加工和总体加工中表现出词空格文本的训练效应。这表明相比正常无空格文本来说，留学生在词空格文本中学习新词更容易些，对留学生进行阅读词空格文本的训练，可以促进他们对新词的学习。
除了英语和汉语的语言特点存在差异外，英语和同属拼音文字的其他语言也存在差异，如英语和泰语，两者都属于拼音文字，但英语的书写形式中有空格，而泰语的书写形式中没有空格。winskel等人(2009)通过比较泰一英双语者阅读有无空格的泰语文本时的眼动差异，以及泰一英双语者与英语单语者阅读有无空格的英语文本时的眼动差异，来探讨空格在词汇识别中所起的作用。结果发现，加入词间空格能促进泰一英双语者的词汇识别，但是并不会影响其眼动控制和词汇识别，而对于英语单语者来说，词间空格促进了被试的眼动控制和词汇识别。然而不管是泰一英双语者还是英语单语者，删除英语文本中的词间空格，均会对阅读产生干扰作用，相比英语单语者来说，对泰一英双语者的干扰作用更大，因此推测泰一英双语者阅读英语文本时，不存在跨语言迁移。
5 总结和展望
综观已有研究，研究空格在文本阅读中的作用时仍存在一些未解决问题，具体为：
第一，研究空格在文本阅读中的作用是否有助于构建汉语阅读的眼动控制模型?目前著名的e-Z读者模型和SwiFt模型是基于拼音文字中词的研究提出来的。e-Z读者模型认为眼睛接下来注视何处(where)是由文本中低水平的视觉线索决定的，如词间空格等，而决定何时(when)移动眼睛是由词汇加工的难易程度决定的，如语义等(perea&acha，2009)。Rayner等人在e-Z读者模型的背景下模拟了汉语读者阅读的眼动行为，发现汉语阅读的分析单位是词(Rayner，Li，&pollastek，2007)。但是目前还没有人用SwiFt模型来模拟无空格的汉语阅读。这是今后研究空格在文本阅读中作用时需要关注的。
第二，虽然空格能为读者提供词边界信息，但这里涉及到注视点的落点位置，尤其是插入空格或删除空格后，注视点的落点位置有哪些变化?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证据还不足，特别是在汉语文本中加入空格后，会导致注视点的落点位置出现何种变化，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三，有研究发现在有空格语言文本中，插入空格有助于词汇识别，而删除空格会对词汇识别产生干扰作用，那么这种促进或干扰作用出现在词汇加工的哪个阶段?这种促进或干扰作用是由插入或删除空格引起的，还是由被试对空格的熟悉性引起的?
第四，关于汉语的大部分研究认为，汉语阅读的基本信息单元是词而不是字，那么作为基本信息单元的汉语“词”是什么类型呢?即汉语阅读中词切分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汉语的词切分争议很大，如汉语的词切分是应该参照客观标准(语言学标准)，还是主观标准(心理词汇)?另外汉语的词切分还会受所在语境的影响，如“花生长”可以切分为“花生／长”，也可以切分为“花／生长”。
关于时间的格言篇8
幼儿德育目标中明确提出了“培养幼儿积极主动，活泼开朗的性格”的问题，并把它作为幼儿德育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表明：性格是影响能力形成的重要因素。列维托夫曾研究一般能力与性格之间的关系，他以20名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在性格与能力不相结合的情况下，会出现不稳定的或刚够及格的学习成绩。这就是说：学生性格的弱点常常是他们能力形成和发展的障碍，要充分发展学生的能力，必须将性格培养和能力培养结合起来。能力与性格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生理基础和活动基础。上述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小学生，但反映着一个普遍的教育规律，对幼儿教育也非常适用。
在幼儿园里，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普遍性：拥有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幼儿，交往能力强。记得有一次，全镇的幼儿教师和幼儿家长，来中心园进行幼儿一日活动观摩，在观摩中，有的家长与幼儿进行交谈，有个叫桐彤的小朋友给教师和家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热情地招待客人，带客人参观环境并作介绍，还与客人玩区角的操作材料，表现得落落大方，很有礼貌。但有个民民小朋友看见客人老师来到跟前，马上不吭声地收拾材料走了。原来，桐彤是一位语言表达能力发展得较优秀的幼儿，从小就喜欢看书、听故事，对周围的事物都特别好奇、好问，产生浓厚的兴趣。民民则生长在讲高密方言的家庭里，刚来时，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因此，口语表达能力较差，见到有人与自己说话就害怕。从上面两个孩子待人接物的例子可以发现，语言能力的发展与性格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期，而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应着重于口头语言的表达，那就是让幼儿学会以一定的语言内容、语言形式以及语言运用方式来表达和交流个人观感。言语行为是幼儿语言学习和语言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幼儿教师必须重视。本文着重阐述发展幼儿口语表达能力与幼儿性格发展的关系问题。
一、想各种办法，鼓励幼儿开口说话
语言既是思维的工具，也是交流的手段。因此，不论任何活动都有助于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也就是说，任何语言能力的发展都离不开需要语言的活动。在集体学习和活动中，我注意到这一点，因而充分利用每一个五一节，设计相应的问题，给幼儿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环境，让幼儿用自己已有的经验去理解、思考、讨论问题，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然后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讲述。
首先，我们要求每个幼儿都开口说话。如：教学故事《小蚂蚁去旅行》。我启发幼儿：“小蚂蚁旅行的路上发生了哪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这时，有的小朋友说：“风把船吹翻了，蚂蚁掉进水里了。”有的说：“鳄鱼来了，把蚂蚁吞进肚子里了。”有的说：“乌鸦来了，把蚂蚁啄走了”。……
从观察可见，幼儿在集体学习和活动中能开口说话是很重要的。大凡一个班级里都有想说、愿说或不想说、不愿说这两类幼儿，而老师为了节省时间或图方便，就喜欢叫那些积极举手，抢着讲话的幼儿，致使那些思维慢、举手犹豫的、怕讲话的幼儿大大减少了说话的机会，造成越想说的幼儿越说越想说，不想说的幼儿越说越不想说，于是班级里出现了一批“老演员”和一批“老听众”，时间一长，“老演员”愈加积极投入，而“老听众”则愈加畏畏缩缩，长此下去，这两类幼儿的性格就会出现分叉，会说话的，往往变得活泼开朗、惹人喜爱，不会说话的，往往变得孤独沉闷、不易接近，而越活泼的幼儿交往越多，越沉闷的幼儿伙伴越少，于是“外向型”或“内向型”的性格渐渐形成。
其次，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观察到，语言能力强的、会说普通话的幼儿不但讲得完整，逻辑性强，用词丰富、恰当，而且会用体态语言对自己的想法儿，讲话时声音既轻速度又慢，有时碰到语言阻塞还会满脸胀得通红或神情异样、或难为情地低下头去。长此下去，有的就再也不愿讲话了。对于这样的幼儿，我经常用相信他们的神态、鼓励他们的语言，耐心地等待他们说完；尽力发展他们说话中的优点，给予表扬，帮助他们树立信心；让他们先排除发言时的畏难情绪，然后再帮助他们用普通话组织语句。这些幼儿常会得到我给予他们的优先权，使他们有更多的发言机会。
我园的小璐是个文静的女孩子，她是从外地来的小朋友，方言重。刚来园时，普通话只会听不会讲，影响了语言表达和交往。为此，这个在家里十分活泼的孩子，在幼儿园里却沉默寡言，不愿意说话，也不愿与同伴交往，更不愿在集体学习和活动中发言。有时请到她，她只害羞地站着，不出声或只轻轻说：“我不会。”真是“金口难开”啊！对这个孩子如果放任不管，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对她的性格和各方面能力造成不良的影响。为了让她开“金口”，我平时多多留心，为她提供各种说话的机会。我经常与她聊天，注重发现她的优点，让她消除对老师的恐惧感；在集体活动中，我请她回答容易的问题，她开口，我就当众表扬，帮助她树立信心；我还经常鼓励她准备一些小故事，一有机会就讲给大家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终于能勇敢地举手发言，不仅普通话有了较大的进步，性格也活泼开朗多了。
二、丰富一日活动内容，训练幼儿说话能力
幼儿的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充满童趣的，同时，幼儿普遍都有爱表现、希望受到人关注的愿望。因此，在一日活动中，我安排了“说新闻”“小问号”“看谁说得快”“看谁说得好”等活动，或鼓励幼儿提问“我感兴趣的事”，或激发幼儿讲讲“当前最热门的时事”，或要求幼儿议论“发生在身边的小事”等等。
关于时间的格言篇9
关键词:流言: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11-0063-04
如何利用新的信息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是金融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流言作为信息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市场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一个转轨经济中的新兴市场,我国投资者以个体投资者为主,金融市场具有严重信息不对称和政策干预频繁等特点,为流言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环境。高投机性、高换手率、投资理念不明确等市场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流言的传播。为此,在当前的制度环境和投资者结构下,研究流言问题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然而。尽管流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信息传播途径,人们对它的本质却始终难以掌握,比如,它是从哪里开始的;它是怎样传播的;它在市场中的作用如何等等。经济学家对流言问题的研究明显滞后。这主要在于下面两点障碍:第一,流言本质上的复杂性。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中,流言是难以被观察到的。往往当人们开始研究某一流言时,这一流言已经结束或者即将结束。这样,收集与流言有关的数据就变得很困难。第二,至少直到几年前,流言还包含着道德的因素。这种偏见使得人们考虑更多的是流言的道德性,而不是真实的功能性作用。
目前。对流言问题进行研究在我国尚属较前沿领域。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流言的概念和基本特征进行阐述,讨论现实市场中投资者是如何理解和评估流言,并如何对其进行交易的,进而诠释流言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最后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流言的基本特征
allport和postman(1947)、Kanpp(1944)以及peterson和Gist(1951)等人先后对流言进行了定义。尽管这些定义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包含了一些主要特征以使流言和信息(infonnation)区分开来。流言的主要特征如下:(1)未被证实性。流言是一种特殊的、真实性不强且不可靠的信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它既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2)受时间和地点等因素限制。这主要是指传播和获得流言的群体的局限性,因为流言主要是靠人们来传播的。(3)流言是试图使人相信的论述。它的主要目的是使人相信其正确性,即使它还未被证明是真还是伪。
一般来看,消息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它既包括,被证实的信息,也包括没有被证实的信息,比如流言。流言是消息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通过社会途径来传播的。流言与信息的重要不同在于,信息会立即得到证明,且是正确的;而流言不仅当前不会被证明,在未来也有可能被证明或者不被证明。信息和流言的具体性质见表1。
二、金融市场中的流言及种类
金融市场中的流言特殊性如下:①流言的潜在受众是有限的。这是指可能会受流言影响的投资者的人数是有限的。因为投资者常常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交易网络。②流言不易被相信。因为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都熟悉和了解市场。在不同程度上精通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且投资者本身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这样他们就不会轻易相信流言。③时间至关重要。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证明流言的真伪并评估其精确度,投资者不得不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快速地做出决策,这很容易促成流言的传播。④与金融风险直接相关。投资者在评估流言时可能会犯错误,然而,如果不进行交易。就可能会承担金融风险。因为一旦流言被证明是正确的。投资者就会损失获得利润的机会。
金融市场中的流言可以分别按照出现的范围和方式,分为四个种类。见表2。①比如:“萨达姆・侯赛因将被放逐”。这是针对社会上所有公众的一般性流言。②比如:“opeC同意增加石油的产量”。这也是针对所有公众的流言,因为人们会立刻注意到油价变化,但这只涉及特定产业,不一定对整个市场造成影响。③比如:“金融机构将采取一些额外的监管措施”。这与金融产业密切相关。是一个会受到普遍关注的市场性流言。④比如:“novartis与Roche在兼并的过程中展开对话”。这是涉及特定行业的市场性流言。
金融市场是流言传播的温床。因为市场中基本上所有的交易都是基于信息来完成的,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就很容易滋生流言。比如,在十分紧张的交易过程中,投资者常常担心其他人掌握一些他自己尚未掌握的信息,这很容易产生焦虑和恐慌的心理,使他们迫切需要证明自己的观点以及持有头寸的正确性。这样,潜在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投资者的猜想和臆测,而对这些猜想和臆测的传播就是流言产生的经典形式。另外,在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基于流言进行交易意味着对流言的真实性进行。然而,即使流言被证明为假,这场仍然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或者损失。总之,获得比一般投资者较多的消息可能会使投资者获得超额利润。
三、流言的产生与传播
流言为什么会出现?是如何得到传播的?在金融市场中起了什么作用?基于流言的交易与基于信息的交易存在什么不同?遗憾的是,由于流言本质的复杂性,这些问题很难给出准确的答案。比如从实证的角度,第一,流言是很难被观察到的,往往当人们开始研究某一流言时,这一流肓就接近或已经结束。第二,即使流言被观察到,也很难在实证上将其与信息相区别。第三,流言的产生、传播和发生作用的整个过程随着时间、地点和投资者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为了比较好地对金融市场中的流言进行研究,markSchindler等对包括交易者和销售人员在内的金融市场中的从业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采用网上调查和私人访谈的两种方式来获取定量和定性的数据。调查的内容包括股票、债券在内的所有资产以及包括衍生品在内其他金融工具。本文在这些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流言问题进行研究。
(一)流言的产生
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常常热衷于探寻流言的源头。调查显示,大部分人认为流言的产生是有动机的,不同的投资者对同一流言的源头的评估是不同的。虽然流言传播的内容听起来是相同的,且一定都与比较可靠的源头有关,但投资者并不知道这些源头,他们常常是根据传播流言的中介和媒体来评估源头的。这样,这些中介和媒体就替流言源头承担了流言可信度的责任,投资者倾向于认为自己较为熟悉的媒体传播的流言是可靠的。比如,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传播的消息就应该比某一网站上的消息更为可靠。
事实上,相对于流言的源头,人们更加关注流言在市场中的反映,以及其他人是如何看待流言的。市场中一
的所有骚乱和激动情绪都不是由流言源头造成的,而是关于人们是如何利用流言的。市场上大量潜在的源头传播着大量的流言,尽管有些流言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些流言并设有对交易中的证券价格造成影响。只有当对价格产生影响时,流言才会显得很重要。
有些投资者认为,市场的波动性越强,流言就越多,价格的波动性变化本身可能就会引起投机行为和流言的产生。然而,究竟是市场的波动性导致了流言的发生呢,还是相反呢?事实上,除了极少数情况,确实很难明确地识别出谁先发生。在有些情况下,价格变化本身就足以形成流言,比如当市场出现紧张且波动性上升时。每个交易者都试图搜寻消息,于是人们开始谈论,流言就会随之产生。然而在有些情况下流言先发生了,然后价格开始发生变化,这时很显然流言在先。所以,对于这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二)流言的传播
对于投资者来说,流言的传播速度即流言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被整个市场知道,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传播的时间较长,就会导致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果传播的时间较短,就会导致信息处理的不对称,这是指虽然所有投资者可能都在同一时间里收到信息,但是由于他们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导致流言产生的影响会有不同。
调查显示,超过70%的交易者认为流言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传遍整个交易者群体,而仅有41%的非交易者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流言确实是以很快的速度得到传播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交易者比非交易者更接近市场。大部分投资者认为,在一小时之内流言就能传遍整个交易网络。尽管人们可能不知道它究竟从哪里传来。超过66%的投资者认为自己“会”或“在重要的情况下,会”传播流言,20%的投资者“不会”传播流言,其他的人们“视情况而定”,这包括“当我认为流言是重要时,传播流言”,“我只在自己的交易网络中传播流言”等等。可见,大部分市场参与者都以某种形式传播流言,虽然他们常常将自己局限于重要的流言,或者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流言在很短时间内得到大面积扩散。事实上,很多市场参与者都是从相同的信息服务机构或者相同的电视媒体等处获得流言的,且流言的传播速度很快,因此,流言不会导致信息不对称,只会导致投资者的信息处理的不对称。一般来看,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是需要根据市场的信任程度以及交易资产的价格等因素来进行调整的。
四、基于流言的交易
(一)个人信息网络
个人信息网络是由那些互相提供和交换有价值的消息的人构成的,它可以帮助投资者之间交换信息,确认看法并建立对市场的信念,是一种很重要的交流工具。比如,超过70%的投资者密切关注那些给他们提供消息的人们,这对于信息网络的形成非常重要。调查显示,针对问题“在个人信息网络内,你是否会将流言传播给其他人,并希望其他人也这样做吗?”,回答“是的”和“不是”的差异在交易者和非交易者之间十分显著,见图1。在交易者中,70%回答“是的”,30%回答“不是”;在非交易者中,33%回答“是的”,61%回答“不是”,这说明对于交易者来说,个人信息网络更加完善,而且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方式;而在非交易者看来,这一点却不是很重要,这可能因为非交易者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证明他们的看法。
将流言传播给其他人。并希望其他人也这样做
大部分投资者认为,处于信息网络中的人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比网络外的人们掌握更多的消息。但是在当今的信息经济下,流言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传遍整个投资者群体。如果信息优势确实存在,那么,只会持续非常短的时间,否则就会认为存在内部交易。另外,虽然投资者可能拥有自己的个人信息网络,且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市场上还会存在很多其他的类似的信息网络,这样,是否可以利用信息优势获得系统性利润就值得质疑。可见,个人信息网络确实可以帮助投资者证实他们的看法,但是并不能保证获得系统性的超额利润。
(二)流言的可信任程度
市场对流言的相信程度被认为是市场信念。图2显示了价格变化是市场信念的决定因素。调查显示,大约85%的投资者认为,“通过价格变化”可以说明市场对流言的反应。25%的投资者提及“通过我收到的电话次数”,而其他备选答案收到的反馈都不到20%。另外,针对问题“哪些重要因素会使你相信流言?”,超过50%的投资者认为“流言的源头或传播流言的人”,超过40%认为“是否价格发生变化”,因为价格变化是市场信念的指示剂,超过30%认为“不关注流言是真或伪”。
事实上,在市场中起重要作用的并不是投资者是否相信流言,而是整个市场是如何对流言做出反应的。只有那些可以预测到市场反应的投资者,才可能利用流言获得超额利润。从这个角度上看,市场就类似于“凯恩斯选美竞赛”,投资者需要对其他投资者的预期进行估计,这是一个对信息处理过程和对流言有效性判断的无限递推的过程。流言是对、是错、或者是否真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上的其他人是否相信这一流言。只有当人们利用流言进行交易并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时。流言的真伪才与投资者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如果投资者希望长期投资于某一证券,就非常需要知道流言是真或伪的概率,而如果是对短期投机感兴趣的话,就不会关注流言的真伪。
(三)基于流言的交易
对于大部分交易者来说,基于流言和基于信息的交易是不同的。第一,基于流言的交易相对于信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流言是不确定的消息,人们不知道流言是否会被证明为正确的。第二,流言一般是短期的。短期投资者可以利用流言进行交易,而长期投资者宁愿选择等待,直到流言被证明或者被官方否定,因此,它只对短期而不是对长期投资有所帮助。第三,一些投资者出于道德和态度的考虑,不愿意利用流言进行交易。
投资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是否可以利用流言获得系统性的超额利润?针对问题:“当流言发生时,是否会产生系统性的价格趋势?”图3显示,超过35%的交易者认为,不存在系统性的价格趋势,超过20%的交易者认为:“价格会立即变化到新的预期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是完全有效的,且不存在系统性的超额利润。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交易者来说,更多的非交易者认为价格波动性的变化到新的预期价格。事实上,价格对于即使较高质量的信息的反应,也具有一定的波动性。比如,当一个公司公布其年度报告时,股票的交易量会迅速上升,同时伴随着价格的一些波动。这种波动性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投资者收到不同的信息,而是因为他们对信息的理解和处理方式的不同。从这个角度上看,由流言导致的价格变化和由其他消息导致的价格变化,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是十分相似的。所以,认为投资者可以利用这种价格的变化获得超额利润,是比较大胆的想法。
那么,即使不存在系统性的价格变化,至少流言
的创造者或源头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吗?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投资者认为源头可能获得超额利润,但是37%的交易者认为不可能,而仅有大约15%的非交易者认为不可能。可见,交易者似乎具有比较成熟的看法,即源头不可能预见到市场对于流言的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问题“当价格由于流言发生变化,你的反应是什么”,超过75%的交易者认为,他们“肯定”或者“可能”利用流言来进行交易。40%的非交易者也选择了这两个答案。与交易者相比,更多的非交易者选择“不采取行动,等待和观察”或者“给其他人打电话”。这些事实可以看作是羊群行为的强有力证据,交易者更倾向于随波逐流,追逐流行。即使价格已经发生变化,他们仍然相信通过交易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种羊群行为会导致短期的动量效应、市场的过度波动性和长期趋势逆转效应。事实上,只要金融市场中存在推动价格变化的投资者,羊群行为就会存在。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流言是遵循一些逻辑性原则的中性概念,它是伴随着金融市场而存在的。流言的源头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得那样重要。相比之下。流言的传播和整个市场对流言的相信程度更为重要,价格变化可以反映出整体上市场对流言的看法。另外,市场上不存在基于流言的使投资者获得超额利润的投资策略,流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传遍整个市场而且不会产生系统性的价格趋势。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制度正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投资者专业素质还有待完善,一些投资者利用各种“小道消息”作为其投资指南以获取利润,这就给股价操纵和利用流言来操纵市场提供了机会。鉴于本文的研究,面对充斥着大量流言的金融市场,投资者需要提高鉴别流言的意识与能力。另外,应该完善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完全性和及时性。以增加市场的运行效率,并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政府应该加大对股价操纵和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净化市场环境,使得投资者能够及时获得有效的信息,以形成理性的判断和稳定的预期,从而进一步提高市场的有效性,这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建设和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曹安俊,浅谈传闻消息对我国股市的不利影响及对策思考,上海金融,1994;12
[2]陈静,张晓明,资本市场传闻信息与股价异动研究[J],兰州学刊,2010;5
[3]崔巍,行为金融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4]刘华,周小光,李刚,传闻消息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价影响的实证分析-武汉金融,2003;9
关于时间的格言篇10
【关键词】高贵的谎言/药物/古典政治哲学/哲人王
一、高贵的谎言
《理想国》(注：柏拉图作品的希腊文本采用牛津版ioannesBurnet编本，参考了allanBloom的英译本(theRepublicofplato,newYork:BasicBooks,1968)，另参考了郭斌和、张竹明的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即，正义、城邦、哲人王。在第一个部分和第二个部分之间，有一个“过门”，是理解第二和第三个部分的“津梁”，也是理解这个《理想国》的钥匙。这个“过门”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有意识为那些细心的读者准备的“藏宝图”，顺着这张地图，就可以到达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的殿堂。这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谎言的讨论，或者说“高贵的谎言”乃是柏拉图思想的“方法论”，柏拉图对这种方法具有高度的自觉。从道理上讲，在讨论诸如“正义”和“理想”之类崇高主题的地方，突然在中间插入一段对谎言的讨论，的确与主旋律大不协调。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安排，联系到柏拉图高超的写作技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柏拉图并不是不知道民众对“谎言”的意见。真实的谎言本是人神共愤的，因为谁都不会接受对灵魂说谎，谁也不愿意被蒙在鼓里，既不愿意对人撒谎，也不愿意被人蒙骗。既然谎言是一种“恶”，会导致被蒙骗者灵魂上的无知，因此“对于最高贵的东西，以及对于自己灵魂中最高贵的部分(按指灵魂)，谁都不会自觉自愿地撒谎”。(注：《理想国》382a7—8。)苏格拉底由此得出一个基本理念：人不会自觉自愿地作恶，“恶”应该是一种社会现象，受某些条件激发而产生，具有被动(而非主动)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这是在为自己后面的“谎言”预先开脱责任，同时也暗示他因为被迫进入一个自己不愿意来到的特殊环境，故而不得不说一点点特殊的假话。
当然，苏格拉底“作假”，仅仅是言辞上说说而已的“谎言”。为此苏格拉底辩护道，言辞上的谎言，只不过是灵魂上某种不幸的摹本，是灵魂的不幸所生成的一种幻象，不是纯粹的谎言。这种“言辞上的谎言”和第一种人神共愤的“真实的谎言”不一样，第二种谎言不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它对人有时大有裨益：对于发疯乱来、胡搅蛮缠和傻头傻脑要干坏事的朋友来说，谎言可以像“有用的药物”那样，起到治疗和预防作用。《理想国》第一次出现的“药物”一词，同时也有“治疗”的含意。但我们需要研究，这种药物什么时候有益，对谁有益而不至于引起愤恨，它对敌人有没有用，等等。
所以这种特殊的谎言是一种“处方药”，必须严格管理。用苏格拉底的话说，这种对人有用的药“必须交给医生，私人绝不能染指”。(注：《理想国》389b5;451a2—7。)大概就是因为这种药物药性太猛，弄得不好就会变成害人的毒药(今人对此着墨颇多)，(注：SethBenardete,SocraticSecondSailing:onplato''''sRepublic,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9,p.18.)搞不好就要家破人亡，甚至亡国，因为谎言对城邦来说，具有颠覆性和毁灭性。苏格拉底在第十卷开头处讨论诗艺时，还谈到了类似的情况：如果没有了解它的所是(或“本质”)，不知道它无非就是一种药物，那些听到诗艺(或前面所说的谎言)的人，他们的思想就会受到损害。
为什么要用“言辞上的谎言”这种利害参半的“药物”?
首先是因为人的有限性。人的认识能力、判断力和行为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不得不根据人的天性而设计出不同的法门，大概可以用“因地制宜”来概括，其目的不过是要“因材施教”。苏格拉底从神不需要谎言来反证了这一点，他说，神是全知的，也就是知道古事，在礼法时代，知道古事就是知道万物的“自然”或“道”；神中间也没有撒谎的诗人；神不会因害怕敌人而说谎；神没有愚蠢和疯狂的朋友。苏格拉底总结到：“因此，就不存在神会为之说谎的事情”，(注：《理想国》382e4;另参389b3。)谎言对神来说，没有任何用处，“精灵和神明全然沾染不到谎言”，神明在言行上也的确就是单纯(或“坦诚”)而真实的了。苏格拉底如此赞美神明，是要在对比中衬托出凡人的卑微和有限来。神明所具有的上述优点，人都未必沾边。逐一对照中，苏格拉底的潜台词是说，凡人是无知的，凡人中有撒谎的诗人，凡人会因为害怕敌人而撒谎，凡人身边多的是愚蠢而疯狂的“朋友”。苏格拉底这里并不是为人们撒谎进行辩护，而是打算用言辞的谎言来医治无知(不知古事即不懂规矩)，在苏格拉底看来，无知是万恶之源；修理撒谎的诗人，以免他们亵渎神灵、败坏青年；让人勇敢而不怕敌人，就不会撒人神共愤的“真实谎言”；治疗和预防朋友们愚蠢和疯狂。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目标，整个《理想国》就是以言辞上的谎言来实现上述目标，其中最后一条，即治疗和预防愚蠢和疯狂，实是《理想国》清明理性或审慎的绝佳例证：《理想国》与疯狂的“理想主义”不沾边。
其次是因为年轻人的天性而不得不使用必要的药物。年轻人纯真善良，容易上当受骗，而且冒失糊涂，没有头脑，判断力低下，“年轻人无法分辨什么是隐微的东西，什么不是”。(注：《理想国》378d7—8。“隐微”对应的希腊文是huponoia，它的第一条义项是“怀疑”、“猜想”，引申为第二条义项就是“事情下面(内部)的真义”，“深一层的意思”、“暗含的意思”和“喻义”。这里译作“隐微”，符合施特劳斯所说的“隐微学说”(esoterics)。)就“审慎”来说，很多东西都不应该让年轻人听到，比如诸神争风吃醋、明争暗斗，因为他们对世间的恶还没有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所以，一个仁善(或“好”)的法官应该不是年轻人，相反，法官应该对这些愣头青负责。对于特别需要“理智”的年轻人来说，很难听从于“理智”，这时，言辞上的谎言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方式。
第三是不要害己害人。这是苏格拉底的历史命运所得出的古典政治哲学的经验，“害己”是说哲人在与城邦的冲突中，因“败坏青年”和“不信奉城邦所信奉的神”，最终让自己身陷窘境，甚至丧命(哲人与城邦的关系，详下)。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虽踌躇再三，最终还是被迫说了一些“必须说”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个中三昧。苏格拉底对此畏惧有加：“我怕的是在真理面前，在最不该摔跟头的地方摔了跟头，自己一个人摔了不算，拖累朋友们，他们也就必然都会慢慢地倒下。……我希望能证明，失手杀人者，其罪尚小，而在礼法中的高贵、仁善和正义方面欺世盗名的人，其罪大矣”。(注：《理想国》389b5;451a2—7。)苏格拉底深知，要达到这样既不害己又不害人的“理想”境界，而动用“有益的”谎言，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但即便如此，或准确地说，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言辞上的谎言，所以真理需要密传，苏格拉底说，最好是闭口不谈，如果有必要谈的话，也应当尽量少人听到，并把它当做不可说出去的秘密，为了听到真传，还要献祭，祭品可不是容易搞到的猪，而是极不容易铺排的大型献祭，好让它只进入尽可能少的人耳中。
最后不仅不要害人害己，反而要利人利己。苏格拉底说：“城邦的统治者，如果可能的话，为了城邦的利益而向敌人和公民说谎，都是适宜的”。(注：《理想国》389b7—9。)当然，如前所说，苏格拉底在此再次强调说其他人对这种特殊的技艺千万不能染指。统治者要掌握时机、对象、分寸和场合，所以城邦极其需要最高明的统治者，人类尤其需要，或者说人这样一种东西尤其需要最高明的统治者。原因就在于人的天性之不足，必须大量服用那类药物(即，言辞上的谎言)，这就需要主治医生具有特别的能力，“哲人王”的设计似乎顺理成章。反过来说，由于人本身的孱弱和人间不移的上智下愚关系，“我们的统治者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似乎不得不使用大量的谎言和欺骗，当然我们也说过，谎言和欺骗起到的是药物治疗的作用”。(注：《理想国》459c8—d2;494a6;428e7—429a3;495a5—7;491e2—3;490a8—b1。)这样一来，“言辞上的谎言”就成为“高贵的谎言”了。苏格拉底在“高贵的谎言”中，就获得了他的第三重身份：素王。
二、哲人与城邦
苏格拉底不仅向在场的年轻人宣扬了“高贵谎言”的理论，而且自己自始至终都在暗地里实践着这种理论，也就是不断地说着高贵的谎言，“共产主义”和“哲人王”是有目共睹的“高贵谎言”，而且苏格拉底处处自相矛盾地给年轻人讲那些年轻人不宜听到的内容，这种“此地无银”的巧妙安排，更是隐秘的“高贵谎言”。为什么要这样自相矛盾、而又如此大张旗鼓地兜售他那“窈兮冥兮”、半真半假的“理想国”蓝图呢?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哲人与城邦的永恒冲突，也是一个关键原因。
1.哲人
哲人在城邦中总是少数(少得只有靠运气才会有)，而民众则为数众多，柏拉图仅仅凭这一点就断定：“搞哲学的人就必然要受到他们非难”。(注：《理想国》459c8—d2;494a6;428e7—429a3;495a5—7;491e2—3;490a8—b1。)这里的“他们”除了民众而外，还包括“智术师”和假哲人。柏拉图在这里首先就把真正的哲人和智术师、假哲人区别开了。实际上“智者”(即智术师)并不智慧，而假哲人同样如此，反而使哲学蒙受最为巨大和最为猛烈的诽谤，真所谓为之反倒损之，让人想起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125节借“疯子”之口所说的话：杀死上帝的正是我们这些貌似信仰上帝的人，对基督信仰危害最大的正是基督教本身。
哲人虽然不一定有智慧，但他们是热爱智慧的人，这样就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智慧，否则岂不容易爱错对象?智慧不等于知识，实用的知识也不是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柏拉图所说的智慧不纯粹是形而上学的思辨性能力，而是关切现实的干练安邦定国之才。关心城邦、立足现实、悯怀生民，这就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特色。所谓“智慧”，在柏拉图看来，就是从事政治，为老百姓的生活编织一张足以安居乐业的社会经纬，因为“根据自然而建立的城邦，整个儿都是智慧的，它来自于领导和统治的知识。在各种各样的知识中，唯有这类知识才应该被称作智慧，而这种知识自然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注：《理想国》459c8—d2;494a6;428e7—429a3;495a5—7;491e2—3;490a8—b1。)真正的哲人具有唯一的(实践)智慧，其他知识不过是实践智慧的辅助，就因为城邦的智慧和每个人灵魂中的智慧是一模一样的。而拥有让人安身立命知识和智慧的，则是古典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天生既适合于研究哲学，也适合于领导城邦。既然天降大任于哲人，则对哲人各种素质的要求也就非常高：《理想国》第六卷开头几页都在讲哲人的天性或本质，即爱智求真、死守善道、英勇无畏、视野广阔、博闻强记、进退有度、节制审慎、温文尔雅，在神和人的事务上都追求整全，观察一切时代的一切东西，带领人民走向幸福，实在有如张横渠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柏拉图的笔下，哲人几近于神矣：观察一切差不多就是“全知”，同时适合于理论和实践差不多可算“全能”、正义无私即是“全善”。因此，拥有刚才所说的每一种天性而称为完美哲人者，可谓少之又少，那些稀有的品质只会出现在少数人身上。即便世间真有那些品质，也不会生长在同一个地方，而是散布在少数人各自的灵魂里，真所谓“此事古难全”。即使有的人天生具有哲人的禀赋，一旦受到恶的干扰，也会夭折：“哲学天赋的那些要素，如果教养不当，最终就会成为被驱逐而搞不成哲学的原因”，(注：《理想国》459c8—d2;494a6;428e7—429a3;495a5—7;491e2—3;490a8—b1。)结果就遮蔽了自己的哲学天赋，最终离开了哲学的行当，对于未来的哲人来说，当然也就算是夭折了，而且“具有最好天赋的人一旦受到坏的教育，会变得尤其坏”。(注：《理想国》459c8—d2;494a6;428e7—429a3;495a5—7;491e2—3;490a8—b1。)于是那些最适合搞哲学的人就这样遭到流放，让哲学变得受冷落，哲人们也过上了一种并不适合的甚至是不真实的生活。此后，那些不适合哲学的人，看见她像一个失去了亲人的孤儿，就来侮辱她，对哲学为所欲为。这样的结合必然生出“杂种和孬种”，在思想和意见方面，便会生出智术/诡辩来，与审慎和真理毫无关联，于是社会就更加礼崩乐坏。哲人的边缘化和社会礼法的“大地陆沉”和“天崩地裂”互为因果：礼崩乐坏导致哲人的流放与阙失，而哲人的离弃更加重了社会漂浮无根的状态。哲人面对轰轰烈烈的变故，也只能哀叹“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2.城邦中的哲人
从哲人这一方来看，他们之所以必然受到非难甚至受到迫害，就在于哲人所追求的东西，苏格拉底深知其中的奥妙：“我知道全部绝对真理既招致嫉恨，也很难实现”。(注：《理想国》459c8—d2;494a6;428e7—429a3;495a5—7;491e2—3;490a8—b1。)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人如果转向了哲学，追求与众不同的东西，那么大家就会觉得他没有什么用处了，准哲人就成了他们的“他者”甚至“敌人”，大家就当然要组织私人的阴谋和民众的审判，来“劝导”、消磨和迫害他。这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真实写照，也是古往今来众多哲人的“历史”命运。《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则自己站出来陈述自己在城邦里的独特处境，尽管他以为自己这种境况在哲人身上可能是司空见惯，不值一提，但他认为自己身上具有神迹或神兆，并把这种与神沟通的方式同哲人联系起来。在苏格拉底看来，哲人和城邦民众的关系就是这样一副图景：“成为了这一小撮中一员的那些人，拥有它(按指哲学)就尝到了甜头和福气，同时，他们也已经充分地看到了多数人的疯狂，看清那些管理城邦事务的人没有干什么好事，也知道没有盟友可为正义之助，使他们免于毁灭。毋宁说，这些哲人全象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为虎作伥，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结果就会丧命，对城邦或朋友没有什么用处，对自己和他人也没有任何益处”。(注：《理想国》496c5—d5;497a3—5;365d7—e1;497b1—3;441e4—5;473c11—e2。)此前苏格拉底还打了一个比方，也就是进行了一次肖像刻画，描述了一个优秀的船长被篡权后的窘况，以此说明：最高尚的人在和城邦关系方面，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苏格拉底还明确地说，这就是真正的哲人与城邦之间关系的相似写照。
柏拉图在“洞穴喻”中，还谈到了哲人与城邦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哲人逃离洞穴之后，见到了真实的世界，见到了太阳，如果这时他被迫回来布道，再次下降到洞穴中。首先他的眼睛会不习惯于洞中的黑暗，在短时间内视力会变得模糊，如果这时不得不就那些墙上影像，同那些长期困在洞穴中的囚徒进行争辩的话，他就会成为洞中人的笑柄，大家会说他上去后，回来眼睛就坏了，由此得出结论说“上升”是不值得的。对于这个试图释放他们，并带领他们上升的哲人来说，如果这些被判无期徒刑的洞中人能够掌握他并处死他，那他们就一定会处死那个先行者。苏格拉底接着直接把那个先行者说成是哲人，哲人的天性即在于沉湎于思辨/观察，于是当有人从神圣的思辨，回到人世间的恶时，由于视力模糊，还不够习惯于周围的黑暗，就被迫在法庭上或别的什么地方，就正义的影子或影子的表象进行争辩，并辩论那些从未见过正义本身的人所理解的那种“道”，那的确丢脸可笑，更有性命之忧。
哲人与城邦的关系如此尖锐，哲人王的说法真是不可思议。面对此情此景，哲人该怎么办呢?一方面哲人只好听天由命，正如孔子所谓：“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论语·子罕》。)苏格拉底则说：“如果不是偶然碰到合适的政制，哲人的成就不会登峰造极。因为在一个合适的政制中，哲人才更能成长，也才能公私兼顾”。(注：《理想国》496c5—d5;497a3—5;365d7—e1;497b1—3;441e4—5;473c11—e2。)但这显然需要神明的帮助和恩赐，因为“偶然”指的是一种好运道，而这种定数是来自于神的。反过来说，如果有神明相助，民众其如予何!从这个意义上说，神必须存在，因为“如果没有神明，或者神明根本就不关心人间事务，那我们干吗还在乎做了坏事要躲着他呢”?(注：《理想国》496c5—d5;497a3—5;365d7—e1;497b1—3;441e4—5;473c11—e2。)这句话完全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那句名言的另一个版本：“假如没有上帝，什么都是可能的”，人也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对社会、对个人、尤其是对哲人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但这种好运气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神的护佑和眷顾，苏格拉底似乎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身上的精灵并不是城邦神，还因为他生活在一个逐渐没落的高贵王朝之中，结果“当今没有一个城邦适合哲学本性，哲学的本性就因此而翻转和变坏”。(注：《理想国》496c5—d5;497a3—5;365d7—e1;497b1—3;441e4—5;473c11—e2。)哲人又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出面建造一个合适的城邦，这样既能实现正义，又能保住哲人的本色乃至性命——即便清高的哲人本是不屑于城邦俗务的，但这种被迫的下降可谓两全其美，又何乐不为?
3.哲人王
那么又如何建立并保持一个正义的城邦呢?苏格拉底如同《政治家》中的那位爱利亚客人一样，认为光靠立法，那是无法保障正义的，因为法律很容易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而且世间万物不胜其繁，法律不是千手观音，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在坏政制中，法律毫无用处，一事无成。苏格拉底特别注重理智，我们差不多可以把他的立场概括为“理智至上”，在他看来，“理智既然是智慧的，是为整个心灵而深谋远虑，还不应该由它起领导作用吗”?(注：《理想国》496c5—d5;497a3—5;365d7—e1;497b1—3;441e4—5;473c11—e2。)尽管实际上哲人并不愿意统治，但苏格拉底这种立场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哲人王”：“除非哲人在城邦中成为国王，或者我们现在称为国王和统领的那些人，能够真正地和充分地研究哲学，集政治权力和哲学于一身，……否则，城邦将祸害无穷，我觉得人类也将如此，我们刚才在言语中描述的城邦也不可能从自然中产生，即便有可能产生，也见不到阳光”。(注：《理想国》496c5—d5;497a3—5;365d7—e1;497b1—3;441e4—5;473c11—e2。)如果哲人不当王，万古如长夜矣，城邦和个人都将遇到永无宁日的“恶”，共产主义理想国也无法实现。只有近乎全知、全能、全善的哲人出面来管理，城邦才会有正义，个人也才会有幸福，因此必须把哲人确立为最严格意义上的护卫者。
哲人为什么这么厉害?一方面，哲人立天立地并在神圣的思辨中与神明交通，所以自己也就沾染了一些神性。尽管对哲人的诽谤、中伤和怨恨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是，哲人丝毫不为这些东西所困，他看到并沉思了永恒的东西，发现这些东西各自相安无事，并根据理性而井然有序，于是就摹仿那些东西，竭力让自己与它们相像。结果，“与神性和秩序打交道的哲人，在凡人可能的范围内，也就变得秩序和神圣了”。(注：《理想国》500c9—d1;500e2—4;517c8—9;499b2—c2;516e1—2,519d5—6;540b2—5。)另一方面，哲人不仅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他们把自己从神圣存在那里获得的东西，运用到世间，就仿佛神明的人，从而给人类也带来秩序和神性。苏格拉底具体说道：“如果没有画家根据神圣的范式为城邦勾画出蓝图，城邦就永远不可能幸福”。(注：《理想国》500c9—d1;500e2—4;517c8—9;499b2—c2;516e1—2,519d5—6;540b2—5。)当然，如前所述，这种幸福不是单向的，如果哲人能够出掌城邦，不仅城邦有福，哲人自己也有福了：如果哲学(哲人亦同)能够生逢最好的政制，而哲学本身也是最好的话，显然哲学就确实是神圣的了。
但醉心于神圣思辨的哲人，却不太乐意“误落尘网中”而羁绊于人事，因为“到达那个高度的人，不愿意管人间的俗务，他们的灵魂倒是愿意总把花时间在更高的东西上”。(注：《理想国》500c9—d1;500e2—4;517c8—9;499b2—c2;516e1—2,519d5—6;540b2—5。)但为了达到理想的境界，就由不得哲人逍遥了，必须强迫他们来管理城邦。那么，谁来强迫哲人呢?这里的情形就如同哲人与城邦的关系一样，首先靠的是机缘，也就是靠神明，尤其掌管“必然性”的命运女神：“某种冥冥之中的定数(必须)强迫这少数并不邪恶的哲人去掌管城邦以前——不管他们愿不愿意，让城邦服从他们；或者当权者的公子或国王的太子，因为某种“神圣的灵感”，而真正喜爱上了真正的哲学，否则城邦和政制绝不会变得完满，个人也同样不会变得完美”。(注：《理想国》500c9—d1;500e2—4;517c8—9;499b2—c2;516e1—2,519d5—6;540b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