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罢宴篇1
人们常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句话出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当时，欧阳修担任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作品这样写道：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为什么欧阳修明明酒量不佳，“饮少辄醉”，偏偏喜欢喝酒？又自称“醉翁”，将新建的亭子命名为“醉翁亭”？
原来，欧阳修之所以到滁州当太守，是因“帷薄不修”的罪名吃了一场冤枉官司，被贬谪到这儿的。
庆历五年（1045年）夏秋之交，河北转运按察使欧阳修被逮捕入狱，下到开封府审讯，一时朝野震动。欧阳修是著名词臣，文学成就卓著，誉满海内，偏偏案涉风流而又扑朔迷离，自然引起四方注目。
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是欧阳修姐夫的前妻所生，从小失去双亲，由欧阳修抚养成人，后嫁给侄儿欧阳晟为妻。这位张氏耐不住寂寞，欧阳晟当官外出，张氏便与欧阳晟的仆人陈谏通奸，事发交开封府右军巡院审判。张氏在受审期间，为减轻罪名，解脱自己，胡乱招供，牵涉到未嫁时与欧阳修的暖昧关系，词多丑异。右军巡院的判官孙揆，只上报了张氏与陈谏通奸之事，没有进一步扩展。
宰相陈执中大怒，他从亲信那里获知张氏的“供词”，认为大有妙用，就命令太常博士苏安世再去勘察，将张氏的供词肆意夸张，记录在案。为了慑服人心，他又派一位与欧阳修有矛盾的宦官王昭明前去监督。
王昭明进行深入调查，发现供词都是严刑拷打的产物。苏安世听了，顿时害怕起来，也就不敢再修改右军巡院判官孙揆的勘察记录，只是增报了欧阳修侵吞张氏资产为自己买田产的事。最后，此案以“券既弗明，辩无所验”而了结。
案虽了结，但京城内外谣言四起，欧阳修与外甥女关系暧昧，越传越广。
无风不起浪。这个桃色事件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场严酷的政治迫害。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正当范仲淹的“新政”蓬勃开展时，从那些贪恋权势、昏庸不堪的元老派中刮起一股议论朋党的阴风，诬陷范仲俺、欧阳修、尹洙、余靖等人结党营私。欧阳修愤而作《朋党论》，伸张正义。他提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但真正的朋友，只有君子。文章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朋党论。为此，欧阳修被贬河北。
但是，欧阳修仍然不肯退缩，他决心坚持操守，进退不苟，以自己的生命、前程去殉自己的事业、理想。河北转运使任上，他又写下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已罢官的范仲淹等人鸣冤叫屈，据理力争。
陈执中、夏竦等保守昏聩的老官僚，对放言直谏的欧阳修怀恨在心，对欧阳修的职事又无从中伤，只好抓住机会，炮制出这桩桃色案件。
范仲淹罢宴篇2
西汉的韩延寿当过好些官，总是责己而不怨人。有一次，在首都担任长官的韩延寿出外巡视，来到高陵县，恰好碰到两兄弟因争夺田产上衙门告状。看到这个情形，韩延寿深感悲伤。他反思说：“我有幸担任左冯翊一职，本应该是全国的表率。可是，而今由于我不能宣明教化，致使民间出现亲骨肉因争夺产业而相互控告的事。这事情既伤风化，又使贤德的地方官员蒙受耻辱，过错在我啊，我应该辞职！”因此，韩延寿当天就自称有病，不再处理公事，躺在客舍中闭门思过。当地官员见韩延寿这样子，竟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了。于是，县令、县丞、啬夫、三老也找个地方自己把自己关了起来，等待处罚。随后，两兄弟的同宗族人也自责起来。这下，打官司的两兄弟更加深感悔恨了。他们各自剃去头发，袒露身体，到韩延寿跟前谢罪，都表示愿将土地让给对方，终生不敢再争了。从那之后，郡中百姓关系融洽，再没有为了争执是非而到官府去打官司的。
仇览
在四十岁的时候，平时沉默寡言的仇览才被县里征召，当上蒲亭亭长。他刚到薄亭时，有个母亲跑过来告自己的儿子不孝。这个儿子叫陈远，平时和母亲住在一起。仇览对这位母亲说：“我近日经过你们家，看到你们家房屋很整齐，田地按时耕耘，您的儿子看样子不是恶人呐！大概只是他缺乏教育的缘故吧。您作为一个寡母，把这孤儿拉扯大，多不容易啊！您自己受了很多苦，年纪也大了，怎么能因一时发泄愤怒，把不讲道义的恶名送给儿子呢？”这位母亲听得既感动又后悔，流着泪离开了。仇览于是亲自到陈元家里，和母子俩喝酒聊天，趁机给陈元讲孝道，最终使陈元成为一个孝子。当时，县令王涣主政崇尚严厉，听到这个事后，对仇览说：“你听到陈元的过错，不去治他的罪，反而要感化他，莫非是你自己缺少鹰一样的威猛心志吧？”仇览淡淡地说：“我以为鹰虽然威猛，但远不如鸾凤美好。”
任延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任命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属于越人地区，人们打猎为生，不会耕种。任延从北方引进农耕技术，教大家开垦农田。当时，九真还处在母系社会，没有婚姻一说，男女看对了眼就在一起生活，生下孩子有时候也不知道父亲是谁。为了辨明人伦，任延就公告到属下各县，让年纪在二十到五十岁的男子，十五到四十岁的女子，按相应年纪找自己看上眼的人婚配。如果家穷没有聘礼的，就由政府长吏以下官吏各自节省奉禄来帮忙出聘礼。当时，任延办的集体婚礼，一次人数多达两千人。那一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不少当年结婚的人还生下子女。人们一个个兴奋不已，说：“让我能有这么好的孩子的，是使君大人啊！”许多人为了感谢任延，就把孩子的名字叫“任”――在越人的习惯中，这表示对长辈的尊敬。任延的德政，让周边的夜郎等小国，对大汉的道义、礼仪倾慕有加，于是不再相互攻伐，而是向大汉学习。
刘宽
汉桓帝时，朝廷征召刘宽授官尚书令，又升其为南阳太守，推举掌理三郡。刘宽办理政事，仁厚宽恕，属下官吏有了过错，只以薄鞭轻罚，让其知道羞耻而已。如果推行政事有功，他都让给属下；如果出现灾殃变异，他便引咎负责。他见了父老，就慰问乡里及农田之事。对少年，就勉励他们要善事兄长。有一次，他乘牛车外出，遇见有人丢了牛，非要说刘宽牛车中的牛就是他丢的。刘宽默默不言，随即下车徒步回家。片刻之后，丢牛人找到自己的牛，亲自把刘宽的牛送回来并叩头谢罪说：“我很羞愧，愿任随长者处罪。”刘宽和颜悦色地说：“世间相像的东西本来就容易认错，幸亏劳烦你给我送牛回来，这有什么好谢罪的呢？”刘宽从未发过脾气，连夫人都感到怪异。有一次，正当他要赴朝会，衣冠装束整齐时，夫人命令侍婢端着肉羹进去，故意翻倒沾污了刘宽的朝服，想看他生不生气。只见刘宽神色不变，仍然关心地慰问侍婢说：“肉羹是否烫伤了你的手？”当时，人们都尊刘宽为“宽厚长者”。
范仲淹
范仲淹在邓州做官时，有一天与官员们登楼宴饮，刚想举杯，突然看见楼下有几个身穿孝服的人，正沮丧地在整理殡葬用具。他连忙放下酒杯，叫人去问。原来是一位穷书生新近病故，朋友们想把他葬在近郊，但一件陪葬物品也没有。范仲淹听罢潸然不语，食不甘味，当即下令撤掉酒席，拿出钱来，叫人好好安葬。在故乡苏州任知州时，曾有风水先生向他建议说，卧龙街是一块宝地，街南头是龙头、街北头是龙尾，如果在这里修建住宅，子孙可世代为官荣耀千秋。范仲淹却说：“我范家一家富贵，不如苏州的全城人民都富贵。”于是，他让出这块“宝地”，修学堂，创办州学，请名师宿儒前来讲课。一时间，苏州州学名冠东南，大批人才脱颖而出。范仲淹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他戍边西北时，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前来吊丧的羌部族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范仲淹罢宴篇3
关键词:明末清初;赏花习俗;咏花诗;士风转变
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4-0131-04
在中国文化中,赏花习俗由来已久。花卉,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对象引起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唏嘘盛赞,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类比联想、借物咏怀的媒介物。然同样是出游赏花,发生在明末与清初,二者的行为虽表面上存在一致性,但意味已大不相同。明代末年,文人士子受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追求现世物欲的享受,将唐宋以来出游赏花的习俗传统演绎到极致,咏花诗的内容大多表现玩赏花卉、文人雅集、宴饮赋诗之乐。清代初年,文人士子受陵谷变迁的影响,虽出游赏花之风犹炽,但出游赏花成为文人士子逃避现实、疏离清朝统治的一种方式,咏花诗的内容主要抒写诗人家国之痛与故国之思的黍离之悲。因而,看似逐色娱乐的赏花活动和赏花诗的创作,亦可作为洞察明末清初士风转变和考察遗民心态的重要途径。
一、赏花习俗与咏花诗
赏花是古代文人生活中的一件雅事。最初的赏花是到大自然中去寻找芳踪,后逐渐过渡到欣赏人工种植的花卉为主。到了隋唐时期,赏花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娱乐项目。进士放榜后,宫廷组织的“杏园探花”便是全体及第进士狂欢性的赏花活动。正是有皇家的倡导,士人也竞相效仿,寻花赏花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唐文宗时宰相舒元舆《牡丹赋并序》描绘了牡丹花花季之时长安城赏花的盛况:白宫廷至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开元天宝遗事》“裙幄”条载:“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长安城的有钱人甚至流行斗花,即“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平时不惜以千金购买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
赏花习俗对咏花诗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催生作用。士人们在赏花之时,赋诗唱和,便创作了大量与花相关的吟咏抒怀之作。大诗人白居易不仅是个诗歌泰斗,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花痴。在他的笔下,杜鹃、牡丹、梅花、桃花、樱花、杏花、荷花、海棠等,都是吟咏的对象。不管到何处任所,他必定寻访当地的名花。“临觞有遗恨,怅望空溪口。记取花发时,期君重携手。”白居易常常约同友人一起寻访花径,有时候错失花期,便与友人相约来年再去寻觅。“少府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白居易甚至将花比作自己的夫人,可见其对鲜花之热爱。白居易的诗集中,咏花诗时时可见,如“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儿醉几场……赏自初开直至落,欢因小饮便成狂”等。
宋代,种花赏花之风比唐代更为盛行。北宋宫廷有专门的赏花宴会。《宋史》载:“宋制,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遇大灾则罢。”赏花之宴,则是春宴之外在暮春时节举行的宴饮活动。北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赏花与钓鱼、赋诗活动一起,成为固定的“赏花钓鱼之会”,每年举行。宫廷的赏花钓鱼宴会中的赋诗活动一般是由皇帝首唱,从臣依韵唱和,这极大地推动了宋代唱和诗的兴盛。如淳化二年,赋咏花诗52首;至道元年,后苑赏花,应制赋诗者达55人;庆历元年,应制赋诗者达40人,赋赏牡丹花诗140首。《宋史》艺文志有《应制赏花诗(十卷)》存目,即是北宋“赏花钓鱼之会”的诗集。郑樵《通志二十略》“艺文略第八”有《瑞花诗赋》存目,亦为北宋馆阁赏花应制之作。
宋代的赏花之风民间已很普及。各地知府则举行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棋,悉以竹筒贮水,插花钉挂,举目皆花”。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宋室南渡之后,园林建设风行,赏花活动依然兴盛。据《梦梁录》记载,杭州仲春时节,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甚而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
宋代大量创作咏花诗的诗人亦不少。王禹偁、寇准、杨亿、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均有相关作品。宋初林逋爱梅成癖,人称“梅妻鹤子”,咏梅的诗篇名噪一时。爱国诗人陆游也爱咏梅花,在近万首的《剑南诗稿》中,咏梅诗歌就有一百四十多首。陆游“欲与梅为友”,以梅自况,故而写咏梅诗多用全力,实能为此花写出性情气魄。清人吴焯《批校剑南诗稿》评陆游是“借梅花发胸中所欲言”,“字字皆梅花知己”,虽云咏梅,实“人品亦然”。
范仲淹罢宴篇4
用公款大吃大喝是一种过度的职务消费，中国古代为抵制这种现象也作出过许多规定，但总体效果却并不理想。
从“送故主簿”到“烧尾宴”
汉代以前，官员们私下聚餐还不太频繁，自周朝开始，朝廷每年在元旦举办大朝会，称“正旦宴”，在冬至、寒食、重阳等重要节日以及皇帝登基、过生日等也举办宴会，但那时的宴会只有少数高级别官员有资格参加。
汉代以后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开始多起来，《汉书》记载“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说明吃吃喝喝的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了。《后汉书》还记载，官员任免交接十分频繁，不断“迎新送旧”，结果造成“官寺空旷，无人案事”。
这种风气到南北朝时甚至得以“制度化”，按照当时官场的潜规则，官员上任或离任相关地方上都要送礼，其中离任官员原任职地每年要派人去送礼，时限一般为3年，为此有些州郡干脆设了个“送故主簿”的职务专门负责这件事，“饷馈皆百姓出”。
唐朝又吃出了新花样，那时官员升迁一般要摆“烧尾宴”，其名称的来历，一种说法是人的地位骤然发生变化，就像猛虎变成了人，但尾巴尚在，故将其烧掉；另一种说法是新羊初入羊群，会受其他羊的干扰，烧新羊的尾巴它才会安定；还有一种说法是鲤鱼跃龙门后，必须用火把尾巴烧掉才能变成龙。
“烧尾宴”通常都很奢华，参加这种宴会的多是官场同僚，费用也都由公款支出。唐人韦巨源举办过“烧尾宴”，宴会的菜单保存了下来，菜品包括冷盘、热炒、烧烤、汤羹、甜品以及面点等共计58道。
变味的“工作餐”
唐朝以前，官员没有“工作餐”，唐太宗李世民“克定天下，方勤于治”，规定官员上朝的时间不仅更早，朝会还经常延时，为照顾百官，就命人在宫殿外面的走廊里“聊备薄菲”，这算是古代“工作餐”的由来。
到宋朝这项制度也固定下来，不仅朝臣可以享用这样的餐食，各衙署的一般官员也可以享用，形式上延续了唐朝的做法，称“廊餐”。《宋会要》记载，参加朝会的官员“廊餐”地点在左右勤政门北的东西廓下，就餐时文武官员分开，文官在东廊，武官在西廓。元朝和明朝也都实行了类似制度，明朝官员就餐的地方一般在奉天门或武英殿。
清朝时，有很多官衙干脆办起了“机关食堂”，清人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记述了各地河务机构开办的食堂：“其肴馔则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罢不止，小碗可至百数十者，厨中煤炉数十具，一人专司一肴，目不旁及。”可以看出，其就餐场面十分盛大。
这种“工作餐”本意是方便官员们履职，但经常走了调。在宋朝，制度规定官员们每个月还可以用公款大吃一次。费用从公使钱中支出，称“旬设”，范仲淹曾对这种聚餐方式作过解释，认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所以要特别加以“宴劳”。宋朝还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等于从制度上给公款吃喝开了绿灯。
“工作餐”变成公款聚餐，经常还是“自己人互请”，说明宋朝官员大吃大喝的情况比较严重。北宋尹洙《分析公使钱状》里记载了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地处西北的渭州财政支出情况，其中每个月就有5次公款吃喝的记载。苏轼先后两次在杭州任职，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迎来送往，他对此很不习惯，朱在《萍洲可谈》中说苏轼“疲于应接，乃号杭y为酒食地狱”。
“程仪”和“折席”
明朝一度吏治很严，但大吃大喝的情况也很普遍，文学家袁宏道曾任吴县知县，上任才几个月就感到不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上官如云，过客如雨”，几乎每天都疲于应酬，所以连呼“苦哉，苦哉”。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越发严重，《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曾任陕西督粮道，西安当时称“孔道”，凡去、新疆以及蜀都要从这里过，“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根据招待对象不同酒席有不同规模和档次，“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无论上席还是中席“每次皆戏两班”。
西安是内陆城市，那时候海鲜、活鱼还比较少见，大鱼每尾要花费四、五千文，也就是四、五两银子，其它还有白鳝、鹿尾等在宴席上也都不能少，张氏记述“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程仪在外”，张氏感叹“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算下来接待费“每年总在五万金上下”。
上面所说的“程仪”是另一项陋规，京官出巡到地方，所过之处除殷勤招待外还要馈赠数量不菲的礼品和礼金，其中一部分相当于“车马费”，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设宴招待，要把宴席的费用折成钱奉上，称“折席”，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是送给官员仆从的，称“跟随”。
有一次，闽浙总督颜伯焘在鸦片战争时的厦门海战中因大败而被革职，回原籍时路过漳城，张集馨那时已调任福建汀漳龙道台，负责接待。《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颜伯焘一行竟然有家眷、兵役、随从等3000多人，宴请、唱戏再加上“程仪”，一个下台的官员过境就花了地方1万两招待费。
“熟人社会”里的顽疾
对公款大吃大喝这种事历代其实也都进行过治理，汉景帝时出现了连年歉收的情况，但官员们公款吃喝依然很厉害。汉景帝下诏，发现谁接受公款宴请都一律就地免职。汉宣帝时有官员出差期间招待费过高，奢侈浪费，朝廷曾下诏进行过严厉批评。
宋朝一方面吃喝风盛行，另一方面关于狠刹吃喝风的法令也最多，宋朝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对公款招待曾进行了细致规定，其中一条是官员需凭“券食”方可用“廊餐”，类似“就餐券”，对用餐标准也有具体规定，超标的要受到追究。
宋朝一度兴起歌妓陪宴的时尚，朝廷专门下诏禁止这种风气漫延，宋代文学家苏舜钦曾任职于要害部门进奏院，他的岳父是宰相，有一次苏舜钦把公家的废纸卖了，用这个钱买酒设宴，还招歌妓助兴，结果被人告发，岳父也没法保他，被免职出京。朱元璋治吏一向很严厉，“铁腕反腐”在历史上都很出名，他要求官员们不得大吃大喝，据说“四菜一汤”的规定就是从他那里来的。
但是，只有文字上的规定其实是没用的，制度靠人去执行，执行制度的人本身也是官场一分子，如果制度事关其自身利益，执行效力就会因此打折扣。所以，尽管最高决策者无不希望下面有一支清廉、高效的官员队伍，也希望通过制度约束让官员们保持克制，但这种约束往往因为执行力不足而变得苍白，抓得严了好一些，稍微一放松就立即反弹。
上行下效也是制度执行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慈禧太后为例，她以生活奢侈著称，一顿饭就有几十上百道菜，穿的、用的、屋里摆的无不讲究和奢华，还经常大摆宴席、随意赏赐臣下，又挪用政府其他预算为自己修建园林、搞生日庆典。上面带头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下面的各级官员自然有恃无恐。
范仲淹罢宴篇5
欧阳修至此已有两次贬官的经历。第一次是1033年，29岁的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因为痛恨左司谏高若讷对范仲淹的毁谤，愤然写下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怒斥其为“君子之贼”，讽刺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信末还挑战地的提出：“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不想高若讷真的将这封信上奏朝廷，欧阳修被加上“显露朋党之迹”的罪名，贬为峡州夷陵令（今湖北宜昌）。
1045年，范仲淹等人受到以夏竦为首的保守派的诬陷，被迫自请外任，被罢免相位，新法也随之被废止。这时，欧阳修又站出来了，他因“慨言上书”，为范仲淹、为新法讨说法而触怒了当局者，被借故下狱，接着贬为滁州知州。次年，也就是1046年，年仅40岁的欧阳修写下了天下闻名的《醉翁亭记》。这里的“故”牵涉到另一桩公案。
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欧阳修之妹嫁给张龟正，不久守寡，两人无子，只有张龟正前妻所生一女。欧阳修怜悯她们，便把妹妹和外甥女接到自家。外甥女成人后，嫁给了欧阳修的远房侄子欧阳晟。可这个外甥女竟与家仆私通，被发现后送到了官府。当时开封府尹钱明逸和欧阳修有矛盾，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外甥女突然揭发欧阳修和她有不伦之情，并欺占她家财务。钱明逸还用张氏的家财买了田地，写上了欧阳修的名号，制造伪证，罗织罪名，诋毁欧阳修。欧阳修辩解说：“她在我家还是个小孩子，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大内诗人、中书舍人钱勰说：“你不是写过一首好词吗？‘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这就是证据。”
欧阳修上表为自己辩白。仁宗皇帝亲自给欧阳修写了手诏安抚，维护了欧阳修的名声。但中书舍人钱穆及其父亲钱勰仍不依不饶，坚决弹劾欧阳修。宋仁宗无奈，在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一纸诏书，罢免了欧阳修的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职位，将他贬到滁州当知州（今安徽滁县），时年39岁。
为君王所弃导致理想受挫，为小人所谗又致名声受损，这双重的打击怎能不让人郁闷悲苦呢？
根据心理学中的“应激”理论，当一个个体受到物理、心理或社会文化方面的刺激（强制）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反应，如焦虑、抑郁、不满、厌烦、愤怒、压抑、心理疲劳等反应。自然，刚刚贬官的欧阳修心情也会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有上述消极的反应，这可以从他的一些诗歌中得到应证。如《赠沈博士歌》中的“空岩悲风夜吹林，山溜白玉悬青岑”，“泉淙石乱到不平，指下呜咽悲人心”，“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衰翁索莫。国恩未报惭禄厚，世事多虞嗟力薄。颜摧鬓改其一翁，心以忧醉安知乐”；《赠沈遵》中的“尔来忧患十年间，鬓发未老嗟先白”；《题滁州醉翁亭》中的“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
但是，带有这些孤寂郁闷悲苦情感的诗在作者的诗词篇中数量有限，乃至在《醉翁亭记》中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是作者的闲适悠然、坦荡乐观的情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欧阳修经过了怎样的心灵之路而达到了这样至高的境界？
也许是滁州秀美的山川抖落了作者内心的惊悸，抚慰了他受伤的心灵，因为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她不仅给人以生命，更给人以栖息的家园。中国哲学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大概就是“天人合一”，《易经》有云：“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所谓“天”就是宇宙，就是大自然，人与自然息息相通，天地因人而有了灵气，人因天地而有了居地。所以，当士大夫们处于恶浊的政治环境中时，往往会退居到大自然的港湾，让大自然来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如陶渊明的“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李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等。特别是在政争失败、贬官外放时，士大夫们也会在大自然中抖落内心的惊悸，像柳宗元那样“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由此可见，在山水中寄托贬谪之情，是士大夫们最常用的方式。自然，在四面环山、宛如世外桃源的滁州城，有“林壑尤美”的西南诸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沿着山路走上六七里，有“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的酿泉；有“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的醉翁亭；还有那赏不尽的“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的朝暮之景和“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的四时之景，当然会使作者朝往暮归，欢乐无穷。
寄情山水，忘却烦恼，是贬官的相同选择。但是，是不是真的就能忘却烦恼却不一定。最典型的莫过于柳宗元，他以发现小石潭的“乐”开始，却以小石潭的“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而告终，真切地宣告了寄情山水抚慰心灵的失败。因此，对欧阳修而言，滁州秀美的山川却或多或少的给了作者以心灵的慰藉。
但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是一个坚强刚劲、志气自若、素持大节的人，“与民同乐”后所凸显的是作者直面磨难、永不屈服的光辉的主体形象。
《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他在第一次贬为夷陵令后的《与焦殿丞书》里也说：“某再为县令，然遂得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为益。”
第二次贬官为滁州知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为号。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究其原因，可在《尹师鲁墓志铭》一文中找到答案。该文虽然首先讲尹师鲁的文学、议论和才能，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欧阳修所着重强调的是他为人之“大节”，“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于是欧阳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这一方面，十分赞赏尹师鲁挺身而出，“愿得俱贬”的不怕丢官、勇于仗义的行为。欧阳修所说的“大节”在《与尹师鲁书》中有明确的论述，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既有对前世名人如韩愈很痛心的批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气。他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说，不要做韩愈那种“戚戚怨嗟”的文章。
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纵观《醉翁亭记》全文，就没有“不堪之穷愁”，只讲“山水之乐”。例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
为什么欧阳修能够做到这样？他在《答李大临学士书》说得最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意思。其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正是他为人的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地寄情山水。
《醉翁亭记》全文，无论是其内容、节奏，还是神韵，无不显示出作者虽身处逆境而不“戚戚怨嗟”的刚强性格和超越个人荣辱得失的悠然洒脱的情怀。
也许，这正是欧阳修给今天的人们馈赠的一份精神上的厚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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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洪迈.容斋随笔[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范仲淹罢宴篇6
【论文摘要】何逊和大历十才子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中创作了大量的别诗。本文旨在从二者所作别诗的创作环境、创作内容、诗风等方面分析所存在的异同。他们都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但是相似的社会环境并没有造就相似的创作状况。在内容上存在有无真情实感的差别；在诗风上，二者同中有异；在语言上，二者都讲究精炼。
伟大诗人屈原说过：“悲莫悲兮生离别。”南朝江淹也曾喟然叹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就连一贯豪爽豁达的东坡居士也无限感慨吟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些名句都道出了离别这个主题在古代诗歌创作中常胜不衰的事实。伤感离别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传统题材。
综观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宗大历初年至德宗贞元二十多年间这两个阶段的诗歌创作，别诗所占比例较大。通过研读《全唐诗》可知，前阶段的别诗主要集中在何逊手中，后阶段的别诗主要集中在大历十才子笔下。何逊，梁代诗人，据《南史》记载：“逊，何承天曾孙，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范云见其对策，大相称赞。南平王引为宾客，掌记室事，后荐之武帝。初，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时谓之何、刘。”[1lwoa又如清人王士稹选古诗中言：“梁代右文，作者尤众。绳以风雅，略其名位，则江淹、何逊足以两雄。”由此可看出何逊当时在诗坛上的地位。按照姚合《极玄集》卷上李端小传中记载：“(端)与卢纶、吉中孚、韩、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淖、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大历十才子大多生长于天、开盛世，经历过安史之乱，而主要创作活动则是在大历、贞元年问。据笔者统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仅何逊一人共作一百一十五首诗，诗题本身有“送”、“送别”、“留别”、“别”、“别离”等字样的作品，实际达十九首，而加上其他表现别情的诗歌共二十八首。而其他诗人所作别诗在数量上不及何逊；而大历十才子的作品主要是别诗，据笔者统计，司空曙的173首诗中别诗就有48首，钱起430首诗中别诗就117首，郎士元73首诗中别诗35首，还有刘长卿、韦应物、李益等人也写了许多别诗。
一、同生活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
丹纳《艺术哲学》：“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因此考察艺术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之所以将何逊与大历十才子放在一起来研究其别诗创作的异同，主要由于二者所处社会环境都相对稳定。汉末战乱，三国纷争，直至正始时期，人们心中时刻充满着幻灭感。西晋统一后发生了“八王之乱”，东晋南迁，汉族政权偏于江南一隅，后经历朝代更迭，随之带来诸多争斗。齐末王室内争激烈，社会矛盾加剧，政情险恶。《南史-梁本纪》记载，梁武帝萧衍“制造礼乐，敦崇儒雅”，其诸子都喜欢招揽文士，政治上颇有励精图治的前景。何逊三十六岁人仕时是齐明帝建武三年。萧梁代齐，给何逊等下层士人在政治上带来了新的希望。虽然何逊人仕后就发现梁代存有政治黑暗，但相对于前代政治环境而言，其所处社会环境还是较为稳定的。安史之乱的平定让人欣喜若狂，从肃宗朝到德宗朝的社会较为稳定，大历十才子在此时陆续进京任职，开始仕途之路。由此，何逊和大历十才子都生活在经过较长时问战争后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
二、各不相同的别诗内容
相似的社会环境并没有造就相似的创作状况。以下从二者别诗的内容、风格等方面来探讨其异同。总体来看，何逊的别诗更多的是表达与友人离别时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大历十才子更多的是奉和应制别诗，多涉及政治，几乎没有真情实感可言。何逊的别诗多涉及同僚、友朋之间的伤别，表达自已的真情实感。试看《与胡兴安夜别》：“居人行转轼，客子暂维舟。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离恨，独守故园秋。”诗人抓住饯宴将尽时朋友将离去的时刻，集中抒写惆帐思绪。通过两人分别时欲行又止的动作描写将送行时依依伤别的无限心酸刻画得淋漓尽致。“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将欢笑与分别时的感伤情绪加以对比更加反衬出离别忧愁。后两联描写朋友走后凄清的秋天景色，“寒”和“清”字蕴藏着双方深长的离愁别绪。再看《临行与故游夜别》：“历稔共追随，一旦辞群匹。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相悲各把酒，何时同促膝?”何逊一生两次赴江州任职，此诗作于天监十六年，抒发与朋友的别情。此时诗人渐近晚年，多年来与朋友朝夕相处，今朝忽然离开他们，远赴江州，再历漂泊，此下一别如流水东注，心里非常伤感和无奈。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后通过“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黯淡的氛围从残灯到屋外的夜雨，心情也延伸到无限苍茫中。“相悲各把酒，何时同促膝?”便将分离时刻离人无语凝噎、黯然神伤的心境刻画得更加悲凉。
大历十才子也创作了大量的别诗，当时“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按指钱起、郎士元——引者)无诗祖饯，时论鄙之”。(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综观其别诗虽也有表达离愁的句子，如钱起卷237_66《送时暹避难适荆南》“相思浑若梦，泪眼几时明”等等，但总体而言仍以内容苍白、形式雷同为主。一般开始叙写行色，然后来赞美被送者，再次描写离别时周围的景色，最后多寄予被送者平安或者相思的情感，或者顺序有所调整，多形成套路，几乎无情感可言。
由此，何逊和大历十才子的别诗虽都作于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其内容都不涉及政事，不同在于何逊的别诗更多抒发对朋友的真情感，而大历十才子的别诗则更多是应制之气，无真情感可言。
三、同中有异的诗歌风格及语言
在诗歌风格方面，何逊和大历十才子的别诗都存有冲淡和清奇的风格。何逊在齐梁宫体诗盛行之、l}l离并自成一家在自然风景的描写上语言清新、省净。如《与胡兴安夜别》“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相送》“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均体现出《诗品》中“…晴雪满竹，隔溪渔舟。…如月之曙，如气之秋”的清奇和“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的冲淡风格。大历十才子的别诗也有冲淡和清奇的风格。高仲武、沈德潜等人在论钱起时日：“清澹、清秀”，都指出其“清”的风格。如“焚香晓更清”(钱起《送元公南游》)“过郢兴弥清”(《送郭秀才之举下第南游》)等等，不难看出，大历十才子所欣赏的“清”是一种风景、境界之清。
当然何逊和大历十才子所作别诗的风格也有不同，即前者带较大程度“沉著”的特色，而后者更多“气骨顿衰”和“纤裱”、“绮丽”的风格。先看前者。《诗品》中“沉著”：“绿林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鸿雁不来，之子远行，所思不远，若为平生，海风碧云，夜月明，如有佳话，大河前横。”如《相送》：“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这是一首留别诗，诗前半写自己的惆怅心绪，后半写凄寒的景色，寓含旅途的艰险，表现出临别时思绪纷然的心理，此诗只抓住即将下雨时光色转暗、江波激荡不平的景象传达心绪，呈现出无迹可寻的整体氛围。通读全诗可深切体会到无论是诗人对景色的描写还是自身情感的表达都表现出《诗品》中“绿林野屋，落日气清……之子远行，所思不远”的沉著风格，不仅包含着诗人与友人离别的悲伤，还包含着诗人对朋友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
而大历十才子所作别诗的风格可谓“气骨顿衰”和“纤裱”、“绮丽”。明代的胡应麟在《诗薮》中曾多次提及“气骨顿衰”四个字，他说：“降而钱、刘，神情未远，气骨顿衰。”(《诗薮》内编卷三)“唐大历后……钱、刘以降，篇什虽盛，气骨顿衰，景象既殊，音节亦寡。”(《诗数》内编卷四)“中唐钱、刘，虽有风味，气骨顿衰。”(《诗蔽》内编卷六)通读大历十才子的别诗，其风格是“气骨顿衰”的。他们在诗中并没有表现出建功立业和改造社会的热情，而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伤感和对未来的迷茫之情。如卷292_35((贼平后送人北归》司空曙:“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寒禽与衰草，处处伴愁颜。”此诗中诗人想象友人北归、重见故乡的情景，尤其“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更是通过白发来感叹自己的身世之苦。又如“劝君不得学渊明，且策驴车辞五柳”(卷243_30《送别郑明府》韩栩)正是当他们理想磨灭时表现出来的带气骨顿衰风格的厌倦人世的情感。正由于大历诗人多是在动乱时期度过自己的青春所以对衰老十分敏感，这里的“相悲各问年”便反映出精神上的孤独和衰老。“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通过孤灯、寒雨、湿竹等黯淡的景物从侧面展示出颓废、无奈的心绪，可见其气骨顿衰的风格。另外，语言还多具纤株和绮丽的风格。唐都所独有的别诗尤其奉和应制别诗极具都城地域特点，体现在语言上以歌功颂德为主，风格纤秩、华丽，普遍存有创作模式化。《诗品》中对“纤秋”说:“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幽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绮丽”中说:“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者屡深。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蹲酒满，伴客弹琴，取之自足，良弹美襟。”下面诗句表现送别气派的语言绮丽的风格。如卷269ra3《奉送崔侍御和蕃》耿津:“万里华戎隔，风沙道路秋。新恩明主启，旧好使臣修。族节随边草，关山见戍楼。俗殊人左枉，地远水西流”又如卷23884《奉送户部李郎中充晋国副节度出塞》钱起:“德佐调梅用，忠输击虏年。子房推庙略，汉主托兵权。受命荣中禁，分摩镇左贤。风生黑山道，星下紫微天。始愿文经国，俄看武定边。鬼方尧日远，幕府代云连。汗马将行矣，卢龙已肃然。关防驱使节，花月眷离筵。自吞知音遇，而今感义偏。泪闻横吹落，心逐去族悬。帝念夔能政，时须说济川。劳还应即尔，朝暮玉探前”卷210es2《奉送杜侍御还京(一作杜中承，一作林中承)》皇甫曾:“罢战回龙节，朝天上凤池。寒生五湖道，春人万年枝。召化多遗爱，胡清已畏知。怀恩偏感别，堕泪向族摩”中均体现出创作的模式化，“子房推庙略，汉主托兵权”和“新恩明主启，旧好使臣修”等诗句反映出诗人在作品中的歌功颂德。而“朝暮玉探前”和“罢战回龙节，朝天上凤池”等体现出语言的绮丽和纤裱的特点。
何逊和大历十才子所作别诗都十分重视语言的精炼。何逊的别诗重视审音炼字、工偶精对，已经初具唐朝诗歌风格。何逊的绝句写得尤为工整，与唐人的绝句放在一起简直能够以假乱真，如《慈姥矶》:“暮烟起遥岸，斜日照安流。一同欣赏夕，暂解去乡忧。野岸平沙和，连山远雾浮。客悲不自已，江山望归舟。”
范仲淹罢宴篇7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廉政制度。治国先治吏，一个权责明确、奖惩分明、监督有序的官吏监察网络，对各级官员定会形成一个制度约束。中国行政监察的雏形始于西周，秦朝时开始建立最基本的监察制度，对官员的职责、考核与处罚做了明确的规定。秦朝在中央设立最高监察机关，监察机关的首脑是御史大夫，主要的监察职能由御史大夫的一名副手——御史中丞来负责。此外，秦朝实行郡县制，每郡设有郡守负总责，设郡尉分管军事和治安，还设有监郡御史来负责监察之责，各县也设有御史，负责监督、监察一县内的所有官吏，包括县令。这样，秦朝就形成了一个“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监郡御史——县御史”这样自上而下的官吏监督体系，力图使整个官吏队伍清正廉明。秦朝的监察组织和监察体系的设立还是比较严密的，对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吏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察举制度和刺史制度是对监察制度的发展。刘邦开汉代察举制度之先河，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制度发展为一种较为完备的官吏选拔制度。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并影响至今的董仲舒就是通过“察举”进入到汉武帝的视野中的。察举制度，就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郡国按指定科目举荐人才，被举荐者经考核合格，即可委任为一定的官职。被举荐的人必须是品德高尚、孝敬父母、贤良方正、富有才干之人。两汉察举最主要的科目即为孝廉科，守孝道、知廉洁，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对官员的基本要求。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度，通过严格的考核和举荐，保证了官吏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极大地压缩了官员选拔过程中的腐败和舞弊现象。汉代的刺史制度是对察举制度的继承，对维护皇权、澄清吏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完备。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灭亡以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并把它进一步完善。科举考试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为大批出身寒门的“贤良”之士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报效国家的平台。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对科举制度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唐太宗任人唯贤，虚心纳谏，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大批的能臣廉吏与李世民一起创造了“开元盛世”。女皇武则天则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科举制度中殿试的渊源，武则天还开创了武举。唐玄宗在位期间曾多次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了很多有才学的人。科举制度不断改革和发展，对隋、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教育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秦、汉、唐时期的廉政制度，体现了任前考核与任中监督的结合，道德与能力的结合，他荐与自荐的结合、任职与回避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廉政制度文化的内容，体现了制度设计者深刻的思考，在整个中国古代廉政制度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也为今天西安廉政文化的建设提供了精神基因。
二、精彩纷呈的廉政思想文化
西周时期的廉政思想。中国传统的廉政思想文化起源于夏商周的奴隶社会时期，在西周时期就已有鲜明的廉政思想呈现。商纣王因穷奢淫逸、贪酷残民而亡国，对后世西周而言是一个极大的警示。周公旦十分崇尚廉政爱民，他主张“明德慎罚”，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礼乐典章和周礼，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指的就是周礼，周公旦被尊为儒学的奠基人，是孔子一生最崇拜的古代圣人之一。西周名臣姜子牙也深知贪腐亡国，因此极力倡导清正廉洁的风气，想必他在渭水之滨垂钓之时就在孕育治国平天下的宏伟蓝图。姜子牙在其所著的《六韬》《三略》中指出：“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并指出“廉洁爱民者厚其禄”等一系列廉政思想。世人皆知姜太公的政治谋略和军事奇才，岂不知太公的廉政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我们在孔孟老庄的思想中，在唐太宗的治国之道中，在范仲淹的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姜子牙廉政思想的影子。诸子百家的廉政思想。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仁政”，其中就包含了清廉节俭的思想。他提出“仁者爱人”，做官者要“亲亲而仁民”，他重义轻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主张节俭并强调人要有自我反省的意识：“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倡导清心寡欲，他曾指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道家主张崇尚自然、清净无为。老子提出了大量的民本思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还主张廉政而不伤害他人，“廉而不刿”强调为人廉政宽厚。庄子的思想主张淡泊名利，清廉自守。法家的廉政思想是对儒、道思想的有益补充。管仲在《管子牧民》中，开宗明义提出了著名的“四维”，把礼、义、廉、耻四种道德看作治国的四个纲，缺一不可，主张廉洁清正，不包庇坏人坏事。韩非子以法为本，告诫君主在运用“术”、“势”时，要严于律己、廉洁俭朴，杜绝奢靡。中国古代思想家廉政思想的启蒙，对后世的统治者、政治家、文学家以及整个社会制度皆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长安当然浸淫其中，发展创新，涌现出了许多泽被后世的圣明君臣和文人墨客。汉武帝刘邦在即位后的一次庆功宴上，自己总结取胜的原因“：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唐太宗李世民更是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厉行节俭、轻徭薄赋的一代明君，他与魏征的故事被后世传为君廉臣贤的佳话，他把荀子的“水舟”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训诫。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由此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仁政与廉政的结合也成为此后统治者广泛倡导的官员修养。历代的廉政思想都注重道德教化与忧患意识的结合，时刻提醒我们防腐拒变警钟长鸣，以避免政息人亡的历史节律。
三、崇廉尚德的廉政社会文化
范仲淹罢宴篇8
关键词：张孝祥洞庭意向物化宇宙意识
一、“洞庭”词溯源及先宋“洞庭”意象的形成
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和重湖，原为古云梦大泽的一部分，洞庭湖南纳湘、资、沅、澧四水汇入，北与长江相连。位于相对“中原”的位置，古代文人游学、就任、流放、贬谪、漂泊多经过或逗留于此处，均留下诗词文赋，为洞庭湖积淀了深层的文化内涵，使得“洞庭”这一意象丰富而深刻。
根据袁志成、李智美对于宋词“洞庭”意象的研究，“洞庭”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天下》：“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以及《淮南子》卷八：“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断修蛇于洞庭……。”于此我们可知，此时的“洞庭”只是作为一个地理位置名称，并没有涵盖特殊的文学内涵，即并没有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意向”。[1]
在此之后，经常提到“洞庭”并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作家是屈原。约公元前296年，屈原在悲愤中涉水洞庭，流放生涯由此开始。他有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上洞庭而下江”等，皆提到洞庭湖。屈原在其代表作《九歌》中，《湘君》、《湘夫人》两篇写湖湘水神故事，正是以洞庭湖为背景。屈原诗歌中的洞庭湖是主人公活动之地，也是屈原流放后的活动之地。虽然洞庭湖或者“洞庭”一词在此时（屈原的辞赋中）并未有特殊的指向，但屈原正直、坚贞的品格已经融汇在洞庭湖水之中，他以死殉自己理想的行为如一把利刃悬在之后两千年文人骚客的头顶，并为之后洞庭意向的形成开启了大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洞庭”一词开始大量出现在诗文之中，并多与“雁”、“月”等意象相连，以洞庭湖优美动人的景色，或伤别离，或哀漂泊。著名的有阴铿的《渡青草湖》，写洞庭的幽远之景和神奇迷离的传说，最后发出因旅途劳顿、世途艰险的感慨：“滔滔不可测，一苇讵能航？”此时，与其他意向相结合的“洞庭”往往带有诗人的主观色彩，或悲伤或凄凉，考虑到魏晋南北朝这一动乱时期，诗人的动机也可以理解。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在与其他意向结合的同时，“洞庭”意向也开始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性。
鲁茜认为，“在唐人手里，尤其通过唐诗，‘洞庭’意蕴才丰满确立”[2]。唐人笔下的洞庭或有贬谪、羁旅行役及思乡之苦，如温如《宿青草湖》：“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杜甫《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或有记游咏史怀古之叹，悼湘妃、怀屈原、伤贾谊等，唐人游洞庭，多抒凄清忧怨情怀；或有怀友赠答之悲，这是咏洞庭诗的一个大宗；或寄干谒希望，如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或叙惺惺相惜的关怀如李白“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唐中晚期洞庭诗中开始抒写社会苦难，包括水灾、战乱等，可见诗中意象与时代之关系。在唐代文学中，洞庭意象既有其“浑涵阔大、又奇幻多变”的一面，又有其“凄怨愁苦、缥缈烟迷”的一面[3]。这种多维度、多层次地对洞庭意向的开拓，为洞庭意向在宋代文人手中娴熟地运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及至宋，洞庭已累积了前人留下的丰厚文学底蕴，洞庭湖这一背景与洞庭意象已融为一体。范仲淹《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更是将洞庭湖的意象上升了一个高度，从个人的小情到天下的大情。在南宋以前，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北方为主，故洞庭湖所在地在统治阶级眼里乃荒蛮之地。不受欢迎的文人墨客常常被贬谪此地或更南的岭南而经过洞庭湖。洞庭湖以其博怀、有容乃大吸引着无数文人志士驻步停留。南渡之后，宋朝社会政治文化南移，洞庭湖已不再是以前的南蛮之地，而是众多词人学者游历之处。故洞庭湖意象群体迅速大量地进入词人视野[4]。其中以张孝祥及其代表作《念奴娇·过洞庭》最为典型。
二、《念奴娇·过洞庭》中的“洞庭”意向
张孝祥曾三次到过湖湘，经过洞庭，有关洞庭的诗文在他的文集中也占有较大的比例，其中有部分都提过屈原及其作品，可见屈原在作者心中的位置，不得不说，作者在精神上仰慕屈子，洞庭诗中也带有对屈原的赞扬及缅怀，并时不时地拿自己做比较，或者说以此来要求自己。洞庭意向在一定程度上为两个不同时代但遭际相同的人搭起了桥梁。
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张孝祥复官静江府。“四月，王伯庠论其‘专事游宴’，罢”、“六月上旬，离任东归”[5]。张孝祥刚及第，便上书“言岳飞忠勇”，为其，任官的小事常可见其应变之才和对人民的关心；《宋史·本传》称张孝祥“为政简易，时以威济之”，足见其为人之正直，为政之严谨。“《宋史·本传》称孝祥在静江府‘治绩有声，复以言者罢’”[6]，当被说成“专事游宴”时，正直且自视甚高的张孝祥自然咽不下，一气之下罢官返家。那么在回家路上经过洞庭湖时，所赋诗词自然要表白心境。张孝祥自从至静江任职，文字中时时透露“思归之情”。罢官后，对于“以言者罢”也似乎一直未能释然。在回家途中，有“一叶扁舟，谁念我、今日天涯漂泊。平楚南来，大江东去，处处风波恶。吴山何地，满怀俱是离索”、“落日孤云归意促”等句，“字里行间，交织着只身漂泊和世路崎岖的感慨”[7]。“八月中旬，过洞庭湖，经磊石，谒金沙堆庙，祭屈原”，张孝祥在《观月记》中说，“余以八月之望过洞庭，天无纤云，月白如昼。”由此，产生了《念奴娇·过洞庭》。
那么下面让我们来细读这首词。
“洞庭青草，近中秋”：唐人徐坚《初学记》：“青草湖一名洞庭湖。”青草湖在今湖南岳阳城东南，接湘阴县界，即今洞庭湖东南面，因湖的南面有青草山而得名，常与洞庭湖并称。后青草湖与洞庭湖连成一体而不分，故时以洞庭称之，时以青草称之。南朝诗人阴铿有《渡青草湖》，即写洞庭。洞庭青草连用，暗示此时水涨，两湖相连，湖面更加扩大。
“更无一点风色”：“风色”二字值得注意，风有风向、强弱，从来没有听说过风有色彩。李白《庐山谣》：“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说的是黄云万里改变了风的色彩。张孝祥的“更无一点风色”，说明此时万里无云，水波不兴，不仅没有风，而且连风的影子都没有，这种表达方式富有新意，增添了一分诗意。此时洞庭青草相连，洞庭湖上下一片静谧。其辽阔庄严之景想是作者过洞庭三次从未遇见的。
以上一句为张孝祥笔下洞庭意向的第一层面，即“浑涵阔大”。
“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以镜面喻湖面，非作者首创，但以玉琼比湖水清澈透明的确另有一番美感。而“玉鉴”的比喻，使得洞庭湖面充当了一个镜子的角色，为下文作者的自我表白做了铺垫。“三万顷”和“一叶”对比之时，任何处于此环境中的人一定都会产生强烈的时空观念，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也。面对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人容易产生恐惧感，时空以超越一切的无限的精神态势出现，相比之下，个体的人只是荒谬的、偶然的、渺小的、有限的存在。而意志坚定坚强者，在敬畏之外还会努力对抗恐惧，且看作者是如何克服恐惧，上升到超越世界的。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以月光星光衬写湖水。照理来说，月明星稀，繁星淡月，而作者将两者连用，便体现出当日夜空的高朗空旷，唯有夜色黑得澄澈透净，才能见得星、月两者同时和谐地挂在夜幕之上。而水上水下两边世界，一样精神。水上的天高，水下的天就深，空间的距离被拉大，而作者置于这两者之间，不觉渺小局促，反而“悠然心会”，可见其心胸气魄之大，襟怀之坦荡。而水面充当镜面，将空间翻了一番，从通感的角度讲，此时时间也会产生形变，这要看各人的造诣。作者被朝中政敌谗言攻击，对官场的促狭感到窒息，对宦海的肮脏感到厌倦，于是认为此时的大自然“妙处难与君说”。而他的思维过程是在下阕体现的。
此处已将洞庭湖面的阔大提升为心胸襟怀的阔大，以湖水的澄澈透明表白自己的高洁正直。在融汇着屈原品格的湖水的浸透下，作者将洞庭湖与自己的心境相映照，表里俱澄澈，肝胆皆冰雪。
面对此景，笔者认为作者已经有了一定的超越和提升。即使是因言罢官，仍“有一种强烈‘昭雪’的内在自辨的冲动”，在月色与湖面的相互照应与刺激之下，便有词句流泻而出，形成了一种主客观的“同构关系”。水面如镜子一般照出他的倒影，或许是倒影，但作者通过直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心。与镜子面对面，是实现人口增值，通过一种历史悠久的光学分身术，他们从肉体上分离开来，在两个世界中做着灵魂的沟通。当这个玉鉴找出的影子并不那么清晰、甚至有些神秘的时候，面对熟悉又陌生的自己，更激起人审视、剖析的欲望。这是一段纯粹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是个分析、探索自我的过程。没有比“距离”这个因素对于自我更为重要的了。镜子既为审视自己、获得自我同一性创造了机会，也为与自我对话设置了一定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感，使得作家得以将自我作为一个他者加以观察。自我同时成为与自己交往的一种借口。而罢官归家途中、中秋月下的洞庭湖正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媒介。他看到自己，近年来在岭南海北的所作所为，无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孤忠耿耿。在月光水光的照映下更显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此时此地，虽有“短发萧骚襟袖冷”的窘迫，却不忘“稳泛沧浪空阔”的潇洒，如今虽被免职，或有些萧条冷落，但依旧拿得稳，安稳地泛舟于浩淼的洞庭之上，心神没有一点动摇。因为被罢了官，反而觉得一身轻松，官场污秽离他远去，肝胆皆冰雪的自己能与表里俱澄澈的洞庭湖更好的融汇。诗人的愤懑不平，在水月中得到抚慰解脱和升华。
“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向来被认为是全诗的高潮和作者情感的高潮，体现了作者的气派和自信。这里体现了一种道家所谓的“物化”，也是作者以渺小对抗无限的办法。庄子说：“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据据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所谓物化，是一种物我互为主体的移情，是一种主客体浑一的忘我的精神境界。这是由古人天人合一发展来的理论。词情发展到此处，恰好地表现运用了这一手段。物化首先需要达到一种忘我的精神境地，即“不知今夕何夕”。《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越人歌》发生地点也是洞庭湖），苏轼《念奴娇·中秋》：“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都反映的是欢喜愉悦，甚至极度陶醉的心境。这种主体的沉冥是精神状态的极度自适，“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在对外物的深切凝虑中，达到一种审美忘我的境界，这种忘我是一种心理的超越；其次是在忘我的状态下移情，实现主客体的交流：“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再次，是保持“心斋”的体验状态，即内心的虚静：“表里俱澄澈”、“肝胆皆宾雪”、“稳泛沧浪空阔”。此时的词人仿佛进入无何有之乡，一个夹在水、天之间的狭窄而宽阔的第三时空。“连生命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时间，也在刹那间泯灭——‘不知今夕何夕’，从而发出了最具生命本真状态的笑声。这是一种无关乎悲喜的笑，只是因为明白了生命的底蕴，明白了蕴藏于自然中的‘真意’后释然的笑。”[8]在词的最后，作者回到了现实世界，“扣舷独啸”，与“扁舟一叶”前后呼应，这种收放自如和强烈的自制，让人心生佩服。
作者正是通过这种不自觉的物化手段完成了对无限时空恐惧的抗拒，使无限止于渺小，将痛感转化为，痛快，“崇高”感便油然而生，更与“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相互映衬！
在诗人“物化”、“坐忘”之际，洞庭湖的意向被再次拔升，以另一个时空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眼前。此时的洞庭湖意象上升至《春江花月夜》的层面，有了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
一个因蒙冤受屈而罢官离去的悲情诗人，能够超越自己的困境，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不得不说，洞庭湖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无论是充当一种洗涤心灵的灵堂妙药，还是充当镜子供诗人审视、剖析自己，在月夜水面的广阔时空中，诗人塑造了自己作为宇宙主人的宏伟形象。洞庭湖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孕育着楚地千千万万子民，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着洞庭湖文学。张孝祥将洞庭湖的意向一再扩展，发挥到了极致，自此之后，在无人能出其左右。
参考文献：
[1]袁志成，李智美.洞庭湖文化与文学系列之一——宋词洞庭湖意象研究[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
[2]鲁茜.唐人笔下的洞庭[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3]鲁茜.唐人笔下的洞庭[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4]袁志成，李智美.洞庭湖文化与文学系列之一——宋词洞庭湖意象研究[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
[5]韩酉山，著.张孝祥年谱[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120-121.
[6]韩酉山，著.张孝祥年谱[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120.
范仲淹罢宴篇9
[关键词]乾隆诗；圆明园；造园思想；清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崔岩，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近史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清代文化史。（天津300071）
圆明园景群分别建成于康、雍、乾三朝，但旧有的一轩一室都经过乾隆帝改建和翻修。乾隆帝还给这些庭院取以极为讲究的名字，并赋诗吟咏。在清史及圆明园历史与艺术的研究中，学者常引用乾隆诗，但仅止于“用”，迄今为止，对这一宝库尚缺乏系统和有深度的探索。圆明园研究离不开乾隆诗，通过对乾隆帝圆明园诗的系统研究，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深层思想因素，将为园林艺术研究和清史研究提供文献参考。
一、乾隆诗里的圆明园景观
乾隆帝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其诗作被汇编为六部《御制诗集》。其数量经清朝官方统计为42550首，如果将即位前《乐善堂全集》中的1029首计算在内，全部诗作共43579首，现存收录于《四库全书》中的御制诗共计43689首，圆明园诗即是其中的一部分。乾隆帝曾因喜香山之秀而筑“静宜园”，虽然只是每年“夏初或秋九”在此“驻跸数日”，五十余年间“得诗已约有一千三百余首”[1]，更遑论作为常居之所的圆明园了。其中仅吟咏圆明园本园诗就约有1500余首，涉及园景300余处；此外还有长春园诗600余首，涉及园景100余处；另有476首吟咏了四季景色。这些诗作往往以景名为题，诗序简括该景特点，诗句及诗注进一步描摹说明景观细节，对重塑圆明园景观风貌颇有帮助。
如，建于康熙末叶的“竹子院”因淳朴俭约而被命名为“天然图画”。其诗序云：“庭前修篁万竿，与双桐相暎。风枝露梢，绿满襟袖。西为高楼，折而南，翼以重榭。”诗句并做具体描述：“松栋连云俯碧澜，下有修篁戞幽籁。双桐荟蔚矗烟梢，朝阳疑有灵禽哕”，勾画出一派天象深远的境界：殿阁、水榭与白云相连；竹林与松树倚岩石而生。高大的梧桐树叶子密如伞盖，烟云围绕着树梢；朝阳中，隐隐传来灵禽的鸣叫。曾是雍正帝圆明园“园景十二咏”之一的“梧桐院”被改为“碧桐书院”。此处又见梧桐，但意境与前者不同。诗序曰：“前接平桥，环以带水，庭左右修梧数本，绿阴张盖，如置身清凉国土，每遇雨声疎滴，尤足动我诗情。”诗中写：“月转风回翠影翻，雨窗尤不厌清喧”，道出清净雅致的诗情画意。同样，在另一首《镂月开云》诗中，诗序将该景观特点一一陈述：“殿以香楠为材，覆二色瓦，焕若金碧。前植牡丹数百本，后列古松青青，环以杂花名葩”，此处虽以牡丹为主，但也有兰花点缀其中，所以“其后斋堂名之曰‘御兰芬’”。《桃花坞》与《武陵春色》诗序则叙述了二者之传承：“武陵春色，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也，又名桃花坞，雍正初年间赐居扵[栖1]此，后始移居长春仙馆，今经四十余年，因略修葺并题以句”，“循溪流而北，复谷环抱，山桃万株，参错林麓间，落英缤纷，浮出水面，或朝曦夕阳，光炫绮树，酣雪烘霞，莫可名状”，正是“复岫回环一水通，春深片片贴波红”！又，雍正年间已有的“秀清村”被命名为“别有洞天”，“苑墙东出水关曰‘秀清村’。长薄踈林，暎带庄墅，自有尘外致，正不必倾岑峻涧，阻绝恒蹊，罕得津逮也”。原额“观稼轩”改为“多稼如云”，此处“坡有桃，沼有莲，月地花天，虹梁云栋，巍若仙居矣，隔垣一方，鳞塍参差，野风习习，袯襫蓑笠往来，又田家风味也”。“北苑山房”改为“北远山村”，乾隆二十五年（1760），“北远山村”添建皆春阁、涉趣楼、稻凉楼。皆春阁“层阁飞临碧沼涯，已猜鱼负泳游佳”；涉趣楼“偶额书楼曰渉趣，山容水态满名园”；稻凉楼“绿塍浑是水云乡，触目知耕复课桑”，诗句点明三楼临河而建的特点。《山高水长》诗序亦如此：“在园之西南隅，地势平衍，构重楼数楹，毎一临瞰，远岫堆鬟，近郊错绣，旷如也，为外藩朝正锡宴，陈鱼龙角抵之所，平时宿卫士于此较射。”这些诗作道出景观分布与特点，其史料价值不言而明。
常年的园居生活，使不少景观被经年反复吟咏，这类诗便具有了史的性质。将之连缀排比，俨然一部部景观的变迁史。以九洲清晏之西的清晖阁为例，从诗作可知，“此阁盖康熙年皇考（雍正帝）建圆明园时造”，阁前向有“乔松九株”，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初五，九洲清晏失火，九松尽毁，乾隆帝“爰命补植新松”[2]，乾隆三十年（1765），因新松长成，复需岁月，而“石壁独存，突兀横亘，致不惬观”，“乃因高就低点缀为楼斋若干间”[3]，于是成“清晖阁四景”，即松云楼、露香斋、涵德书屋、茹古堂。松云楼不高，诗云：“矮屋层铺得号楼，仰观阁脊尚翘头”[4]；其它三处堂、斋更为低矮，正符合诗序所讲“取其小，无取其大，取其朴，无取其丽，坐阁中，颇似展倪、黄横披小卷也”[5]。直到嘉庆二年（1781），补种的松树才和松云楼平齐[2]。从乾隆七年（1742）到嘉庆二年（1781），有近百首诗记录了清晖阁四十多年之变迁，而圆明园中被反复吟咏之景观有一百多处。
古典园林的营造，不仅在于建筑和山水的搭配，树木花卉的安排也是整体设计的一部分。这座壮丽的帝王宫苑拥有大量植物是可想而知的，《桂》、《石榴花》、《桃》、《杏》、《梨花》、《竹》、《牡丹》、《藤萝》、《荷》、《杂花》、《古柏》、《菊》、《玉兰花》、《黄山松》这类直接以植物为题的诗自不必说；桃花坞之桃树，清晖阁之乔松，淳化轩之盆梅，含韵斋之玉兰，竹密山斋之修竹，狮子林之紫藤架以及绿帷舫的青藻，恒春圃的杂花，甚至北远山村的农作物，都是乾隆圆明园诗的主角。诗中吟咏的植物还随季节更替还呈现出动态变化，如吟诵桃花时，写桃花从“柳岸桃蹊未放春”[6]到“杝桃欲绽尚含苞”[7]再到“桃处花光逐渐繁”[8]，进而“红熏桃朵向阳开”[9]，最后“稍惜山桃花欲谢”[10]，花儿开放的各个阶段都有诗作，灵动活泼地再现了从初春到暮春桃花的动态变化过程。对夏荷秋菊的吟咏亦如此。
花木盆景是清代宫廷必不可少的摆设。圆明园内盆栽花草种类非常多，这从乾隆帝以《咏盆中天竹子》、《咏盆中佛手》、《咏盆中小菊》、《咏盆中牡丹花》、《茉莉花》为题的诗作以及诗句“盆卉吐芳葩”[11]、“盆香兰箭紫”[12]、“盆卉当春发”[13]中可见一斑。其中尤其以含经堂、淳化轩的盆梅最为突出。盆梅栽种难度大，除了要具有专业栽培技术外，还需要有高超独到的审美功夫。“盆梅映座红”[14]、“盆梅映雪馨”[15]、“盆梅馥满英”[16]、“盆梅馥郁粲韶春”[17]等诗句流露出乾隆帝对盆梅的欣赏，也间接反映出园丁园艺水平之高。如今历经几代沧桑后，圆明园原有的植物景观早已荡然无存，因而乾隆诗中大量有关园林植物的内容是研究圆明园植物景观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动物也是乾隆圆明园诗的组成部分，《孔雀》、《鹤》、《鹅》、《鸠》、《雉将雏》即是这类诗作，这对获知圆明园中的动物信息卓有助益。
二、乾隆诗记录的园居生活
乾隆三年（1738），乾隆帝正式入住并常居圆明园。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在《仲夏清晖阁》诗中进行了追忆，诗句“园居已切怀惭矣”下自注：“昔值皇考大事，常居养心殿，二十七月后，始居御园。前岁经圣母大事，以安奉畅春园九经三事殿，本欲以无逸斋为倚庐，而王大臣敦请以居御园之九州岛清晏与养心殿无异，因从之。百日内已居于是，遂不拘初元之制，而心中究抱歉也。”[18]乾隆帝原是在圆明园内出生并被赐居“长春仙馆”的，总体来说，乾隆帝春季园居时间最长，夏秋两季因多居避暑山庄而次之，冬季则往来于紫禁城、御园与各处之间，直到冬至回宫中居住。检其诗作，描写春季园景的诗最多，有近百首；夏秋两季分别是40首和32首；冬季最少，仅有18首。诗作数量见证了乾隆帝的园居情形，每天不间断的作诗习惯使乾隆帝记录下他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官方档案记载多关乎政治，因此记录园居生活的诗作有助于揭开乾隆帝园居生活的神秘面纱。
在新正一系列的典礼仪式后，乾隆帝即返回圆明园开始新一年的园居生活。首先，是在圆明园中欢度上元节，《元宵乾清宫家宴即事成什》诗注曰：“向年元宵庆节均扵御园，以便扵施放烟火也[栖2]”[19]；另一首《上元前夕奉皇太后观灯火》诗注对此作了介绍：“上元节自十三日为始，张灯火，过燕九始收，凡七日”[20]。乾隆帝在清晖阁张灯列宴，在山高水长燃放烟火，因“此地平旷，每岁上元庆节扵此陈火戏[栖3]”[21]。元宵之夜，圆明园火树银花，美丽非凡，只见“绛河披处紫烟流，御苑宵眀景物稠”，“玉蛾银蒜均欺雪，珠树琼葩不识秋”[22]，“传说中元王母降，集灵较此逊光辉”[23]。赵翼曾经亲眼目睹烟火奇观，他这样描述写道：“上元夕，西厂舞灯放火最盛……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舞罢，则烟火大发，其声如雷霆，火光烛半空，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矣。”[24]（11-12）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对圆明园里盛大的“灯会”雀跃不已，他在致达索先生的信中写到：“没有一处楼阁、殿堂或门廊的天花板上没有挂上几盏灯笼。在所有溪流、河道和湖泽上，也都会放上几盏制作成小船形状的灯笼，浮在水上来回飘荡……这些灯笼制作得极其漂亮，有鱼、鸟、兽、花瓶、水果、花卉以及不同种类、大小不一的船等各种造型。有些灯笼是用丝绸制成，有些则是利用兽角、玻璃、贝壳以及其他上千种材料制成。”[25]（289）
节日时分，款待宴请是必不可少的，家宴通常在上元节前夕举行，其《上元前夕曲宴宗亲》诗云：“上元前夕典宜仍，瓜瓞绵绵百世征。和气一堂共听乐，丽华千树待燃灯”[26]。宴请前来贺正的外藩则在上元节前两日举行，此举旨在展示大清帝国的威仪，并示怀柔之意。《上元前夕曲宴外藩》诗中这样写道“宴乐嘉宾集，威仪汉典齐。……驭远垂家法，绳承敢敬稽”[27]。宴请廷臣则通常在上元节后一日举行。乾隆帝深谙君臣之道，《上元后一日小宴廷臣得诗二首》云：“股肱任重要情联，赐典应开翼节筵”[28]。
上元节过后，伴随着“灯事将阑月渐弓”，东风吹来，“池心几许春冰脆，帘角一番晴照融”[29]，春天如约渐至，御园的湖面上，微波也开始荡漾起来。虽然此时柳枝“稊渐生”，桃花“苞未放”[30]，但很快，御园就“柳唐霭霭曳烟梢，竹埭森森突笋包。新水蔚蓝鱼涉冻，远林缛绿鹊营巢”[31]。寒食前后，便杏花烂漫，“波涨鱼儿跃，窗开燕子穿”[32]，春意越来越浓，宫廷里迫不及待的想要排宴赏花了，但是乾隆帝“无心问花柳，着意事耕耚”[33]。清朝的耕耤礼在每年二月或三月初举行，乾隆九年（1744）所作《御园亲耕》诗序云：“皇考时屡行之，当春举趾，兹惟其时，率循旧章并劝良农”[34]。为了保障亲耕典礼的顺利进行，清代皇帝在耕耤之前，要进行演耕。圆明园的山高水长，西苑的丰泽园，是两处重要的演耕场所。乾隆十一年（1746），其《御园耕种》诗序写到：“皇考时岁举行之，盖自丰泽演耕，与夫耤田亲耕，并此而三，重农之意于周有昭云。”[35]这年的三月初十，乾隆帝如期在圆明园山高水长举行了亲耕典礼。
与春季举行颇多重要的礼仪活动相比，夏季的圆明园更显惬意、有趣。首先，“宫庭缭绕围红墙”，“比较园居实觉热”[36]，御园比紫禁城凉爽得多，这让乾隆帝感觉舒适：“绿荫轩庭昼影移，清和时节午薫吹。巢残旧燕衔泥补，声涩新蝉度柳迟”[37]。随之，端午节福海观龙舟热闹非常，乾隆帝这样描述当日盛况：“旗飐红霞鼓角鸣，昔年竞渡尚传名……歌奏回波云影过，棹沿芳渚浪花平。飞龙恰见天中瑞，水底鱼虾漫自惊”。[38]
五月至十月，乾隆帝往往在避暑山庄度过。据统计，六十年间共去51次，其中五月至避暑山庄27次，七月赴热河19次，八月离京至避暑山庄5次。至于冬季，则因“冬令昼短且寒，朕若园居，则奏事来者，必冒寒冷宵行，数年来率以孟冬还宫”[39]，但因皇太后以园居为乐，“不敢违也”，“故每于冬至前，方奉以还宫。”[40]
作为帝王，园居生活必然包含丰富的政治内容。圆明园本是康熙帝赐给皇四子胤禛（雍正）的园邸，雍正帝登基后，在园内增建正大光明殿、勤政殿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圆明园开始成为兼具政治意味与理政功能的行政中枢。朝廷各政治机构及宫廷的各个衙门在贤良门外和大宫门外都设有办公衙署。从内阁大库档案可知，六部所报事由大多是在圆明园内举行。乾隆九年（1744）《勤政亲贤》诗序记曰：“正大光明之东为勤政殿，日于此披省章奏，召对臣工，亭午始退”[41]。而对的记录也是乾隆诗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政务大事外，还有生活小事。春天榆钱做的饼和羹，夏天新麦做的碾粘，还有进贡的春笋都通通入诗，“新榆小于钱，为饼脆且甘”[42]、“榆羹榆饼备尝新，尚膳调和拟八珍”[43]、“汤官十字不须夸，榆荚登盘脆熨牙”[44]、“朝来膳碾粘，翠滑供快饱”[45]、“春笋南来贡北京，真成玉食簇盘清”[46]。羊肉也是乾隆帝非常爱吃的美食，“一时思膳羊，问之尚膳云……”[47]。这些诗中记录的乾隆帝日常膳食的情形，具有补充史料的价值。
三、乾隆诗中的孝亲之情
乾隆帝向以事母至孝闻名，同其它诗相比，与皇太后有关的诗年年都有，题旨凝聚而整齐，颇引人注目。内容既有如《六月十八日初霁恭侍皇太后园中逰赏》、《花朝日侍皇太后逰宴御园》[栖4]、《五月朔日奉皇太后御园宴赏之作》、《端阳日恭奉皇太后御园观龙舟即景成咏》这类的节庆游赏之作，也有像《园中剪花令内侍恭进皇太后》、《园中摘花恭进圣母》这样的日常生活之作。诗句“慈颜添豫色，至乐复如何”[48]、“欲知色养欢无限，只在慈宁辇辂边”[49]、“上林饶有嫣风朵，为奉慈颜上已辰”[50]、“恭陪慈豫行时令，乐向春台验物情”[51]都体现了乾隆帝对母亲的爱戴与尊敬。《恭侍皇太后观灯因成是叶》一诗描写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上元节，乾隆帝侍奉母亲观灯一事。诗中自注：“皇太后虽极康强，而高年倍宜赡养，因仿皇祖时软榻式，敬制预备于降，与时御以升座，虽室中咫尺，亦可不劳步履。”[52]此于细节处更见孝亲真情。
乾隆帝曾在谕旨中说：“朕惟致治之本，孝道为先；尊养之隆，鸿称首重”[53]。自乾隆帝登极以来，即尊养皇太后于畅春园，“凡庆节、恭迎皇太后御圆明园之长春仙馆，以为例”[54]。其诗亦云：“园内赐居别一所，卌年庆节憩慈躬”，诗下自注曰：“每岁孟春奉圣母幸御园即驻憩于此，行庆度节，至正月杪，始奉慈驾驻畅春园。”[55]不论是居于宫中还是圆明园，乾隆常向母亲问安，此情此景于诗中在在多有。乾隆三十一年（1766）《命驾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之作》中就有诗句“承欢养志奉林园，抚岁行时返禁垣”[56]；乾隆四十一年（1776）《诣畅春园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有作》中亦有诗句“为兹久驻钦承志，遂致频来敬问怡”[57]，可证“数年以来率为例事”[56]并非虚言。乾隆帝早问安而晚共膳，在《诣畅春园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有作》中他写道：“夏凊冬温处总备，昼安夕宴事胥宜”。乾隆帝并不以此为累，他说：“往来问安，既不误政，亦体人情之一端也”[57]。总体来说，乾隆帝“恭侍孝圣宪皇后，承欢颐庆者四十余年。掖辇则祇奉慈宁；居庐则永言孺慕”[58]。
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皇太后在山高水长观赏花灯表演时病倒，不久去世。乾隆帝悲伤不已，特于易州泰陵之东另建泰东陵以安葬，谥号“孝圣宪皇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在《正月十四日作》中回忆当日情景，在“去春祈榖御园旋，同乐行时幸以先[栖5]”诗句下自注道：“去岁于正月八日奉圣母幸御园家宴赏灯，越三日进宫斋戒，迨十四日早析殻礼成后即回御园问安，时圣母因佳节行庆已先幸同乐园，是日慈躬稍觉违和，及敬询起居如常？言笑且仍，欢赏无倦，客盖爱怜予意，实深恐予知违和也。[栖6]”[59]每忆及此，都悲伤不已。在《上元节感成长句》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情感：“忽逢佳节益増伤，去岁灯筵那可忘。携子挈孙侍欢处，抚今追昔助悲埸。甫因示疾问朝夕，犹命行时愿吉祥。言及此诚痛欲絶，祗余陵谒奠椒觞[栖7]”[60]。他常常触景生情，在《永慕斋作》中写到：“夏初此地浃旬居，回忆肝肠痛断予。一去不留惟日也，有来必往信人与。梦中膝下原如实，资事爱同总是虚。秋季奉还御园况，可能重得祇唏嘘”。诗中自注：“往年此际即当自避暑山庄奉安舆还御园时也”[61]。在另一首诗中他表达了同样的哀伤：“春初至秋末，心近叹身遥。祇藉梦魂遇，永辞甘旨调。云山惟寂寂，落叶正萧萧。归辔孟冬逮，忾闻拟祭朝”。诗注曰：“忆往年木兰回跸至避暑山庄问安，亲调羮膳以进圣母，为之加餐，此景不能复得矣。”[62]母亲去世之后，长春仙馆被改为佛堂，每年正月廿三日忌辰，乾隆帝即来此礼佛。想到往年在这里与慈母共享天伦，遇“愁绪刻，难自释”时，还可倾诉，如今人已逝去，“无复有询慰之人，追念能无哀感乎”？乾隆帝于诗中寄托哀思，诗句“原睹慈容泪眼中”、“顿成哀绪对秋风”[63]、“瞥眼不殊斯泣血，终身岂忘此椎心”[64]，呕心泣血，令人动容。
“孝”是维系封建社会道德秩序的根本。清将孝治推向极致，上至官员，下至百姓，无不纳于孝治政策之下。与明代崇尚出乎常情的奇节相比，清代更重视常情之内的庸行，即“生事死葬，尽诚尽哀”[65]（18a-18b）。“孝”最基本的内容无疑是“善事父母”[66]（11-12），对父母要尽可能体贴服侍，让他们身心愉悦。父母过世，要哭丧尽哀，每逢忌日或节日，祭祀必以礼以哀，同时做到事死如事生。乾隆帝对孝道身体力行，并以诗记之，为天下人树立榜样，反映了清代统治者对孝行的倡导和实践，是清朝孝治政策的体现。
四、乾隆帝造园思想析论
圆明园原本并不大，当它被康熙帝作为礼物赐予四皇子胤禛时，远逊于康熙本人的畅春园。在雍正帝的营建下，圆明园初具规模，但最终使其成为园林艺术巅峰之作的是乾隆帝。圆明园汇中国古典园林之精华，融西洋建筑之特色，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67]（290）。乾隆帝对各具特色的园林美景之钟爱固不待言，同时，圆明园也蕴含了他的造园思想。
众所周知，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曾六次下江南。因为每次南巡都携画工同往而被质疑其南巡“名为探视民瘼，实为寻景建园”[68]（引言ix），那些移建于圆明园和避暑山庄的江南名园即成为明证。其诗亦有一些“寻景建园”之意，在以《碧桐书院》为题的诗中，乾隆帝这样写道：
月转风回翠影翻，雨窗尤不厌清喧。
即声即色无声色，莫问倪家狮子园。[69]
在另一首《上下天光》的序言中有：“垂虹驾湖，蜿蜒百尺，修栏夹翼，中为广亭。縠纹倒影，滉漾楣槛间。凌空俯瞰，一碧万顷，不啻胸吞云梦”[70]。同样情形在《曲院风荷》一诗中表达得更为直白，诗序云：“西湖曲院，为宋时酒务地，荷花最多，是有曲院风荷之名。兹处红衣印波，长虹摇影，风景相似，故以其名名之”。诗句写到：
香远风清谁解图，亭亭花底睡双凫。
停桡堤畔饶真赏，那数余杭西子湖。[71]
以上第一首诗的“倪家”，即元代倪云林之家，据说他家庭院前有六株桐树，倪云林天天派书童挑水去洗刷它们，“狮子园”指的是苏州的狮子林，倪云林曾参与狮子林的设计并做《狮子林图》；第二首诗中“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出自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第三首诗中的曲院风荷乃是西湖盛景之一。三者都属江南名胜自不待言，然而更需指出的是，这三首诗均作于乾隆九年（1744），而此时，距离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尚有七、八年之久，这说明乾隆帝对江南风景并不陌生。在康熙时，乾隆帝就曾将江南造园艺术引进皇家御苑，其对江南名园与美景的整体认知，除耳闻外，应主要是通过书画等平面载体建立起来。如倪瓒的《狮子林图》就深得乾隆帝的喜爱，早在即位之初，他就为倪瓒《狮子林图》题诗吟咏，诗中写到：
借问狮子林，应在无何有。
西天与震旦，不异反复手。
倪子具善根，宿习摩竭受。
苍苍图树石，了了离尘垢。
声彻大千界，如是狮子吼。[72]
乾隆帝还将倪瓒《狮子林图》列入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的《石渠宝笈·上等》中，又令人“摹其真迹，命永藏吴中”[73]，足见其对此图之珍视。事实证明，在尚未南巡时，乾隆帝就对江南名胜关注已久。乾隆帝南巡的动机与目的固不止于此，但探访江南园林当无可置喙。第一次南巡归来后，乾隆帝更爱雨天的圆明园了，因为这让他仿佛重回江南。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的《雨后御园即景》这样写：
江南春月鲜逢晴，今岁燕山候颇更。
最爱烟航凌北渚，适如眀圣画中行。[74]
乾隆帝对雨中泛舟也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当“迩日春云晴不放，掠空雨雪乍浮浮”时，乘舟水上，四周烟雨氤氲，御园到处都湿润润的，空气如此清新，夹杂着淡淡的植物芬芳香，随风浮动。触景生情，他又想起江南来，“几曲烟堤蒙湿润，讶同清絶锦江南[栖8]”[75]。如此这般的江南情结怎能不吸引着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南巡故地呢？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乾隆帝带着头脑中构建的江南图像身临其境时，映入眼帘的那些景观，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对那些比书画更美的江南名园无比钟爱，历次南巡，均命随行画师墨绘成粉本，“携图以归”[76]，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仿建。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被江宁城内的瞻园景致所吸引，亲题“瞻园”匾额。十年后，在长春园东南角修建如园，“取义如瞻园之意”[77]。他曾六次游历狮子林，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依样建造并同样叫作“狮子林”。仿制中时有各种巧思的运用胜过原来的设计。在乾隆帝不断的努力下，江南名园中最美丽的景致都被移入到皇家园林，乾隆帝满意地说：“何必更羡吴江？”[78]
圆明园因汇聚中国园林艺术的精华而成为无法超越的经典。“如果说明清园林综合了传统中国的园林艺术，圆明园则可谓综合了明清园林的成果。”[68]圆明园几乎囊括了适用于园林的所有建筑形式，亭、台、楼、阁、堂、榭、轩、斋，房、馆、舫、廊……但乾隆帝没有就此止步。乾隆十八年（1753），“西洋博尔都噶里雅国”来京，乾隆帝“闻彼处以水法为奇观”，引起他的极大关注。喷泉原为罗马的技术，到17世纪风行于欧洲，其中尤以意大利、法国的喷泉种类多、设计巧妙。水法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但乾隆帝并不以为然，“因念中国地大物博，水法不过工巧之一端，遂命住京之西洋人郎世宁造为此法，俾来使至此瞻仰”。其后，长春园内先后建成了三组置有喷泉的西式建筑群：谐奇趣、海晏堂、远瀛观，“就中若斗兽、若奔鹿、若水时计，皆其杰作也”[79]。建好的大水法令乾隆帝感到无比自豪，在《题泽兰堂》诗中，乾隆帝写到：“芜情报韶意，水法列奇观。洋使贺正至，远瀛合俾看。”被邀请在远瀛观观看大水法是对来访的外国人最为优荣的礼遇。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令“至京朝贡”的“英咭唎国使臣”阅看大水法；御极六十年大庆，又请“荷兰国使臣”观看水法并骄傲地说：“中国之大，何奇不有！”[80]
圆明园终于成为园林艺术最伟大的综合体。法国作家雨果在《致巴特雷上尉的信》中这样评价：“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荟集了一个人民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81]兴建圆明园的时代，中国园林艺术已炉火纯青。此时，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国力的强盛使建造一座集万园精华于一身的皇家园林成为可能。而清代“大总结”的时展趋势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借助强盛的国力和历史积累的丰硕成果，乾隆帝将这一趋势推向极致。他发动“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编辑《四库全书》，涵盖经史子集；作《全韵诗》，占尽106韵；其诗作数量“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82]。他用纵贯千古、审视百代的眼光来“评点全史以昭惩劝，订诸经而正异同”[83]，事事处处凸显一个“全”字，体现了乾隆帝欲聚揽天下、包罗万有的大气魄与大手笔。集万园精华之大成的圆明园亦证实了乾隆帝占尽天下之全的造园动机。圆明园造园理念是乾隆帝文化思想的缩影，它是乾隆王朝的必然产物，是清代以“大总结”为特征的时代特色在园林艺术上的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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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以上出自《御制诗三集》（卷十四），《静怡轩作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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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御制诗四集》（卷四十），《诣畅春园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有作》。
[40]以上出自《御制诗三集》（卷六十），《命驾恭问皇太后安遂驻御园之作》。
[41]《御制诗初集》（卷二十二），《圆明园四十景诗·勤政亲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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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御制诗四集》（卷八十八），《膳榆》。
[44]《御制诗二集》（卷十七），《膳榆钱饼》。
[45]《御制诗二集》（卷九），《膳麦》。
[46]《御制诗四集》（卷十一），《膳春笋口号》。
[47]《御制诗二集》（卷六十四），《膳羊》。
[48]《御制诗初集》（卷二），《六月十八日初霁恭侍皇太后园中逰赏谨成一律》。（校对原文）
[49]《御制诗初集》（卷五），《花朝日侍皇太后逰宴御园》。（校对原文）
[50]《御制诗初集》（卷三十九），《园中摘花进圣母》。（校对原文）
[51]《御制诗二集》（卷一），《新春恭奉皇太后幸圆明园》。
[52]《御制诗四集》（卷四十二），《恭侍皇太后观灯因成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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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以上出自《御制诗四集》（卷四十六），《长春仙馆礼佛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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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御制诗四集》（卷四十五），《上元节感成长句》。
[61]以上出自《御制诗四集》（卷四十三），《永慕斋作》。
[62]以上出自《御制诗四集》（卷四十三），《恭谒泰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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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御制诗四集》（卷四），《虹桥》。
[79]《西书中纪圆明园之西洋楼》，《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3、4号。
[80]以上出自《御制诗五集》（卷九十四），《题泽兰堂》。
[81][法]雨果：《致巴特雷上尉的信》，《光明日报》，1995年9月15日，第2版。
[82]《御制文集·余集》（卷二），《鉴始斋题句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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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罢宴篇10
我国在夏商周封建时代，不仅天子世袭，就连诸侯卿大夫士也全都世袭。降至春秋、战国，始开布衣卿相之局。同时私人讲学之兴起，知识走向大众化，民间人士游学于各国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礼聘为客卿。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从此“士”不再是贵族，而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称呼。汉代开国之君虽出身平民，但欲图国家长治久安，仍赖儒者制定礼仪，读书人在中央及地方上的行政系统中，遂居要津。人才的选拔，由郡县首长体察民意物情，访求乡里的孝子廉吏，然后举荐到朝廷，此即后世所称扬的乡举里选制度。但汉代也曾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又举茂材异等、可亲民者、通政事者，亦有文学之选，用人之道渐广。东汉又开射策、明经等科，皆经考试合格而后授，甚至入仕以后的升迁，也需经试而后得，不然，又如何比较优劣定取舍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行世族政治，用九品中正制选才，大中正官皆由门第高者任之，乃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之弊，所以到隋唐时代开科取士，其中以进士科最盛。唐代又有乡贡，士子皆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参加考试，不再论其门第之高下，故较合乎公平竞争的原则。下至五代及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皆实行科举制度，此一制度能实行如此之长久，自然有其独特的优点存在，虽一直有太学及州县之正规教育，尚难以取代。足见科名之诱人，历久不变。
二、宋代对科举制度之革新
宋代科举承袭唐代，但在防止人为之弊端上，却做了一些改进，以求达到真正的公平竞争。唐代科举由礼部主之，对天下举子来应进士试者，仅计校其一日之短长，未免有幸有不幸，乃许举子先投所撰之文卷，以便有司先明悉其素业，因此造成请托、奔竞、通关节之流弊。甚至被录取的举子，依惯例“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自称门生，尊主司为师门，乃有曲江恩门，遂致恩出私门，易于结党固权。宋太祖开国以后，鉴前代之失，乃下诏禁止。《文献通考》载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进士之负艺者，号曰公荐。上虑其因缘挟私，诏禁之。”[1](卷30，p283)虽名为公荐，实则各有其所关连的私人情谊，皆能对知举官构成人情压力，在考校的过程中，易于造成影响。如此，则没有背景的寒士，就很难出头了。而且新科进士尊知举官为恩师，显然又是恩出私门，而将置天子于何地呢？（注：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以下简称《宋会要》）《选举》三载：“建隆三年九月一日诏曰：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庙，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所以禁止进士呼春官为师门及自称门生，违者由御史台奏劾，严加处分。）所以太祖特又下诏禁止朝臣公荐。到了乾德五年（967），因为翰林学士陶毅的儿子邴并无学养，却也考中进士，太祖恐有遗才，又念及寒士难敌官宦之家，于是有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有司具析以闻，当令复试。”（注：见马端临《文献通考》（以下篇称《通考》）卷三十。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世界书局影印本）卷九载于开宝元年（968）三月。王应麟《玉海》（大化书局影印本，以下简称《续长编》）卷一百六十《科举》则记于乾德四年二月二十日。《宋会要·选举》四之三引《祖宗典故》作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三月。皆可参考。今姑从《通考》。）乃是怀疑知举公器私用，考校不够谨严，乃命中书再考，并未就名次有所调整。至开宝六年（973），因知举李昉考选不公，经落第人徐士廉击登闻鼓论诉，太祖命于讲武殿重试，乃有御试，且加升黜，同时亦降旨：世禄之家子弟不当与寒畯竞争。此一新政，确能鼓励寒士努力向学，应举中选，步入仕途，一展其长才，庶几得行其救国救民之志。太祖的亲试，别有拔擢，即在彰显此意。《续长编》载：“开宝八年二月戊辰（二十五日），上御讲武殿复试王祜等所奏合格举人王式等，因诏之曰：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恭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于是内出诗赋题（复）试，得进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一人。”[2]礼部试之第一名为王式，而殿试重定者则为王嗣宗，式则屈居第四。因而马端临说：“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1](卷30，p284)显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士大夫的尊荣与穷达，皆仰能否得到皇上的知遇。自是年后，科举制度正式走向解试、省试、殿试三阶段。
历史上任何制度，日久必会生弊，故革弊和防弊都是必要的，而防弊尤重于革弊。国家考选人才，务在得贤，贤者为才德兼备之士，在考选的过程中，必须完全摆脱私情，不仅知举与评试卷的考官人人大公无私，也要防其偶发的私情，以减少举子的质疑。因此，首当选任贤臣为知举官，尽可能地先避嫌，例如翰林学士苏易简两任知贡举便是如此。《通考》卷三十载：“自端拱元年试进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后，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淳化三年）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注：又《宋会要·选举》三之六更载云：“受诏即至贡院视事，不更至私第，以杜请托。”展示一种新作风。）贡举是朝廷抡才大典，关系着成千上万之读书人的仕途，难免有人请托，易简奉诏后立即赴贡院，不回私第，就可避开了。淳化三年（992），诸道所贡来京师举子凡17000余人，参加省试，盛况空前，知贡举苏易简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做了明智的抉择，以后并形成惯例。而且从是年开始，殿试首先采用糊名考校，令考官在审评时不知为何人之考卷，则考校更为公平。《续长编》卷三十三载：“（淳化三年）三月戊戌，上御崇政殿复试合格进士。先是：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颢、陈尧叟，皆以所试先进擢上第，由是士争习浮华，尚敏速，或一刻数诗，或一日十赋。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请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纳之。于是召三馆文学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会稽钱易时年十七，日未中，所试三题皆就，言者指其轻俊，特黜之。”这是殿试采用糊名考校之始，以后便一直延续下来。不过将文思敏速的钱易视为轻俊，而加黜落，或者为了要扭转书生浮华之习，而归向实学。太宗还诏刻印《礼记》中儒行篇赐给新科进士，谕以“更励精文采，无坠前功”。[3](卷155，《选举》一)期勉之殷，亦可想见。自是年后，连续五年停止贡举，至真宗咸平元年（998）始恢复，特诏知举官的亲属另行考试，以防人言。自此连续三年召试，所取人数最多。至五年春的省试，贡举人集阙下者达14562人，吏部侍郎陈恕知贡举，得合格奏名的只有78人，当时省试尚未实行糊名考校，恕是洪州人，为了避乡嫌，江南举子多不被奏荐，因此颇招怨谤。（注：此段叙述参考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成文出版社影印本）卷二十八《祖宗科举取人》，《续长编》卷五十一，曹彦约《经幄管见》（四库全书本）卷四叶二引《三朝宝训》。王旦评论说：“大约持心平允，无所不可，何必于父母之邦故为不足耶？”）所以到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龙图阁待制陈彭年上言：“请令有司详定考校进士诗赋杂文程式，降付礼部贡院遵行。”遂诏令彭年与待制戚纶，以及直史馆崔遵度、姜屿共同议定。遂制定考试进士新格，立即颁行。
礼部侍郎周起请求省试亦用糊名法，是年十二月省试即依施行，乃设封印院专掌之。其详情是：“将试进士，上问天下贡举人数。王旦曰：一万二（三）千余人，约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则当黜者不啻万人矣！典领之臣必须慎择。晁迥竞慎，当以委之。周起、王青（曾之讹）、陈彭年皆可参预。冯拯曰：封印卷首，若朝廷遣官主之，于理亦顺，尤须择素有操守之人。旦曰：滕元宴于士大夫间少交游。上曰：当以朱巽知举代周起，令起与元宴主封印。又召迥等谕之曰：取士之意惟务至公，使孤寒有艺皆得升擢，今别命官封印卷首，俟考定合格者，当遣官复考。”（注：见《经幄管见》卷三叶十九至二十，惟开头谓“景德二年”，颇不合，其他也有误字，特以《续长编》卷六十七所载改正之。）省试也要糊名考校，虽试务繁重一些，然确是追求公平竞争的最好办法。凡封卷首及点检、详评、初考、复考官皆分别任命。大中祥符四年（1011），晁迥先后上详定礼部贡院条例及发解进士条例，颁下诸州，一切皆法制化。八年（1015）三月，以兵部侍郎赵安仁知贡举，开始采行誊录法，即是将每位举子的试卷全部誊一过，还要经特别增设的官员校对。其法是：“置誊录院，先令封弥官封卷，付吏录本，内侍二人监焉！命京官校对，用奉使印讫，复送封印院，始送知举考校。”[4]编排官是先将卷首之乡贯状去掉，别以字号次第之，再送封弥官去誊抄校对，确定无误，盖上御书院印，即送考官考校。初考官定等毕，交封弥官封之，然后送复考官再定等，最后由编排官核其同异，如初复考官所定不同，即交参详官再考之，取其相近者为定。过程相当繁杂。其考第之制分五等，“学识优良、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密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考校毕，取乡贯状字号合之，排定姓名及名次，并其试卷，奏闻于皇上。省试如此，殿试亦然。殿试后即唱名赐第。[3](卷155，p3610)如此，确定是公平竞争。省试完毕后，真宗极欣慰地告谕宰相王旦说：“今岁举场似少谤议。”旦奏称：“条制该备，可守而行，至公无私，尽在于此。”真宗又说：“为国求人，无出此道，然程试之际，亦不可料。有大手笔偶不得意者，有素无称卓然特异者，信知一名一第，固非偶然。”[5](卷四叶一)此言甚有见地，考试本来就是七分实力，三分运气。自贡举制度化以后，则诚如欧阳修所说的：“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代，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6]人常有幸有不幸，是难以预知的。宋用科举取士已五十多年，处处防弊，逐步改革，乃制定贡举考校条例，不可能再改变。用以减少人为的偏私，追求至公的大道，这也是时代所要求的。到英宗治平三年（1166），诏“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以后只有在考试的内容上有所改变，其他大原则始终未变。
三、科举对士风的影响
古人所谓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孔子大圣，亦曾周游列国，庶几有朝一日得行其道。任何熟读儒家经典的青年学子，受孔孟之教，总会怀抱崇高的理想，于修己安人之道有所深思熟虑，修己苦学全靠自己，而安人治国则必须有位有权，如是非走入仕途不可，应科举、中甲科，又是走入仕途的惟一途径。宋廷重文轻武，读书人不断增多，各道解送京师的举子即多达一万数千人，进士科尚不到一百取一，则竞争的激烈可以想见。中第者即赐以官职，则下第人颇为不服，自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击登闻鼓申诉，指责知贡举李昉徇私用情、考校不公之后，每次试毕，举场中便常出现谤议。诚如马端临所说：“盖士既求以用世，则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赀。”其意乃谓争名夺利乃人之常情，用不着苛责。但如长此下去，必至士风日坏。在真宗景德年间，尚存有举子进纳公卷之制，但已弊端丛生。当时贡院即曾奏言其弊及防制之法：“昨详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或为佣书人易换文本，是致考校无准。请自今并令举人亲自投纳，于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将来程式与公卷全异，及所试文字与家状书体不同，并驳放之。或假用他人，辨认彰露，即依例扶出，永不得赴举。其知举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贡院考校公卷，分为等第。”[1](卷30，p287)公卷是在应举前撰就的，难免有抄袭他人文字或花钱请人者，故需严加防范，重惩投机举子。如果有人侥幸成功，必然助长恶风。所以朝臣不断建议修订贡举法，如前节所述之糊名誊录法，即是为避嫌而设的。南宋儒臣曹彦约任侍读时，便曾感慨地向理宗陈述贡举法之弊。他说：“科举取士，前代犹兼采誉望，至本朝糊名考校，弥封誊录，又立别院，百计关防，乃始严密。盖乡举里选既不专行于后世，则场屋严密极为良法。近世人伪日滋，奸弊百出，省试有全身者，御试有全写套类者，如此诈冒，皆得前列。其源在于士大夫不能平心国事，挟以私意，发觉有轻重，推究有出入，名为不恕，其实有力者犹有幸免。小人有所窥测，转相仿效，遂至于此。若此弊不革，则科举取士遂为虚设矣！”[5](卷三叶二十)扭转一种颓风恶习确实不易，如果居上位者不正，不仅不能防弊，且助长之。习之既久，视作弊为无可奈何之事。若善恶是非之观念皆不存于人心，而窃取甲科，步入仕途，更由士风之败坏，而导致政风之恶化，则趋炎附势之官僚，成为朝臣的骨干，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说科举不足以尽取人才，密法严防也难以弊绝风清，竟至仁宗以后所取之士，反而不如真宗以前。南宋史家吕中之论便是如此：“国初进士无糊名誊录之法，无同保连坐之法，上之人犹未以绳尺侍士，故所得者多名望之人，而为宰相，而为执政者，皆自此科出也。自进士之法既密，而擢甲科者多非人望。故自太祖以来，则进士得人为盛；仁祖以来，则制科得人为盛。……岂当时制科足以得人，而进士科不足以取士耶？盖朝廷之文法有疏密，人主之意向有轻重也。”[7]制科是由天子亲诏，不定时举行，以待草泽隐逸之士，经大臣荐举，其德行学艺皆极可称，而朝廷亦望其能直言极谏，被荐者绝不会迎合。而进士科则为常科，只较学艺，不考素行，难以察识有为有守的人才。所以宋末大臣马廷鸾便曾有所批评，其论科举文字之弊云：“国家三岁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犹有乏才之叹，下之人犹有遗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长，不能究其终身之抱负；有司一时之见，又不能罄士之底蕴。于是，新进小生有以词艺偶合而获选，醇儒硕学有以意见稍拂而见遗；岂不重可惜哉！”[8]所以考中进士的举子，只是时文偶合主司之意，乃一时的幸运，而落第的硕儒，只能说是不幸了。
至于贡举所考试的科目，在英宗以前只考诗、赋、论三题，自神宗熙宁三年（1070）始考时务策，以谘访治道，诏谕举子各指陈时政的得失。当时王安石正推行变法，殿试策即以此为问目，投机者乃曲意迎合，果然得中甲科。司马光亲见其事，乃手记于《日录》中。有云：“时韩维、吕惠卿初考，附会者皆在高等，言直者多在下等。宋敏求、刘攽复考，反之，吴充、陈襄从初考。（叶）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上，复考为五等中，吴充等奏；从初考。吕公择、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陆佃第五。上擢祖洽为第一，佃知新法，升为第二，均第五。轼退拟进士对策而献之，且言：‘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注：见《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八神宗熙宁三年纪事引《司马光日录》，另参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宋刊本）卷二《苏轼拟进士对策录》。）在《宋史》卷三五四《叶祖洽传》中亦云：“熙宁初，策试进士，祖洽所对，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将政治改革透过科举考试而强化理念，就助长举子为中高科而向当权者投靠，以求宦达，此风实不可长。刘安世曾批评：“人但见策问比之三题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极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计较为重，岂敢极言时政阙失，自取黜落，或居下第，必从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党也。倘或为沾激直言之士，未必有益。”[9]果然如所言：阿谀的人高中状元，赞美新法的也高居前列，而直言反对变更祖宗之法的则全降入第五等。真的是于事无补。到哲宗绍圣元年（1094）三月亲试举人，又引起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史载：“赐毕渐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杨畏复考，专取主熙丰者，故渐为之首。时策问乃中书侍郎李清臣拟进。其略曰：‘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兴而河患滋。……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何有固必焉！’于是国论遂变。清臣与仆射范纯仁议不合，士大夫争陈绍述之策，元祐之人皆相继得罪矣！”[10]李清臣唱绍述之说，乃拟进此一策题，显然已宣示新的政治动向。举子答策时，或主元祐，或主熙丰，自然主张恢复新法的受到优遇，新旧党争遂越演越烈。降至徽宗崇宁，更变本加厉，北宋之亡，实肇端于此。
宋室南渡以后，君臣痛定思痛，将靖康之难的罪责归之于王安石，指其得罪名教。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罢安石配享，宰相赵鼎实主之。士大夫皆反安石新经，转而尊奉二程性理之学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科举之文也稍稍用程颐之说。但到秦桧独相、与金约和之后，又开始反程学，诋之为专门曲说，举子有用二程说者必黜之。每届贡举，秦桧皆荐其亲信为知贡举，桧的姻戚族属应贡举者皆得高中。绍兴二十四年（1154）春，秦桧之孙埙应试，知贡举魏师逊欲以埙为省元，参详官董德元从誊录所中取到编号而知之，竟然很高兴地面对其他考官说：“吾曹可以富贵矣！”其曲意奉承秦桧之丑陋面目，完全展现，士大夫无耻至此已极。殿试的策题是问诸生师友渊源及专门之学，埙对策力攻程氏，有“言正心而心未尝正，言诚意而意未尝诚，言治国平天下而于天下国家曾不经意，顽顿无节，实繁有徒”之句，考官擢为第一，以媚秦桧。及读策唱名赐第，高宗甚以埙的答策全像秦桧平日之言为不悦，乃升第二名张孝祥为状元。考祥虽未攻诋程氏之学，然其出自汤思退门下，且其对策中也出现：“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难，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佑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俱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这段文字既歌颂高宗，又阿谀秦桧，似亦非有志节高行之士。（注：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卷一六六“三月辛酉条”。另参考不著编入《宋史全文》（元刻本）卷二十一同日之记事，其后又引《大事记》云：“秦桧子熺既为举首，又以其孙埙为举首，……进士榜中悉以其亲党居之，天下为之切齿。”又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学津讨原本）卷六更言“张孝祥为秦桧之馆客”。）可见在权臣高压之下，读书人不应举则已，若已应举，又思中第，则非谄誉或逢迎权臣不可。幸而次年秦桧死了，形势才有些好转，但先前的十五年，科场的逢迎恶习太严重了。如殿中侍御史汤鹏举所说：“今科举之法名存实亡，或先期以出题目，或临时以取封号，或假名以入试场，或多金以结，故孤寒远方士子不得预高中，而富贵之家子弟，常窃巍科。又况时相预差试官，以通私计。前榜省闱殿试，秦桧门客、孙儿、亲旧得占甲科，而知举、考试官皆得贵显，天下士子归怨国家。”[11](绍兴二十六年正大辛亥年)秦桧不仅操控朝臣之任免升黜，也掌握着新进士子的前途，皇帝竟成了傀儡。掌贡院者迎合大臣，出题目时常借用经传之言，以谀佞权相，如论伊尹、周公，则以时宰可媲美，全不究历代治乱兴亡，是以后生晚学皆不读史。士风败坏，仁义沦道德丧，以至于此！
孝宗时代政治安定，没有权臣专政，而且学术兴盛，民生亦乐利，帝一直想恢复故土，只缘缺乏良将，士大夫亦不知兵，故难以如愿。乃于淳熙二年（1175）御试后面谕宰相：“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诗书。”乃于唱名后令新科进士比赛射艺，皆改穿戎服，各给六箭，可以自己衡量选弓，射中者以多寡推赏。[1](卷33，p301)其意在倡导尚武精神，庶几能开一代新风气。历光宗至宁宗，道学甚盛，因为外戚韩侂胄反对宰相赵汝愚，而汝愚又荐引朱熹为侍讲，为侂胄所嫉恨，遂承袭秦桧之余续，指道学为伪学，强加禁绝。乃在庆元二年（1196）二月省试时贯彻实行。《通考》卷三十二载：“自韩侂胄袭秦桧故智，指道学为伪学，台臣附之，上章论列。诏榜朝堂。而刘德秀在省闱，奏疏，至云：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录语之类并行除毁。既而叶翥上言：士狃于伪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请内自太学，外自州军学，各以月试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台考察。太学以月、诸路以季，其有旧习不改，则坐学官、提学司之罪。是举也，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1](卷32)利用科场进行政治斗争，如此严厉执行，一时号为君子者，无不斥逐，此即贻祸无穷的庆元党禁。但助桀为恶的则为无耻的士大夫。刘时举论之说：“韩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权纳贿，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为说以网善类也。而士大夫嗜利无耻、或素为清议所摈者，乃教侂胄，言：凡相与为异者道学人也。……又为言：名道学则何罪？当名曰伪学。盖谓：贪黩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洁好修者皆伪学也。于是，壬险狠猥薄无行之徒利其说之便，攘臂奋袂以攻伪干进，而学禁之祸酷矣！”[12](庆元二年正月庚寅条)如此颠倒是非黑白，实在可怕，那么，如果贪生怕死也是真情，又有谁敢舍生取义呢？
科举场屋乃是追逐名利之地，读书人有志于功名利禄，本为正常现象。有的读书人心存大孝，应举中第可以“扬名声，显父母”。要知中举中进士只是入仕的开端，而步入仕途后必须有所坚持，那就是心性之喜。君子与小人是不同的，不可能同官于朝。能出污泥而不染者，在任何时代总是有的。宋有天下320年，优宠士人，士之所以思报答者，就在于“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如北宋名臣范仲淹便倡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大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在他的影响下，士风为之一变，士大夫间互相砥砺名节，也成就了仁宗庆历之盛。仁宗朝共亲试进士13次，得人最盛，神宗、哲宗时代的名臣，多是仁宗时中进士高第的，其言论行事尚多有所坚持，并不全以富贵显达为心。所以淳厚的士风毕竟是要靠居上位者涵养的。上之人如能以公取士，以诚待士，则士必以仁义相劝勉，各自忠于所事。朱熹的弟子李燔有言：“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有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则功业矣！”[3](卷430，《李燔传》)此正是范仲淹所说的不为良相，但为良医，良医时时惠及病人，不分贵贱亲疏，也是一项功业。所以叶适论科举之害，将“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列为其中之一。[13]但科举之吸引士人，为时已久，“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似乎压力很大，但如真能严于义利之辨，不再患得患失，于应举答策问时，一本自己平日所学与终生信念，一一写出，仍会受到重视。如胡安国的例子：“少长入太学，昼夜刻励，同舍有颍昌靳裁之，尝闻程氏之学，与公论经史大义，公以是学益强，识日明。登第时策问，大要恢复熙丰之政，公推明《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平天下之道，词几万言。考官得之，定为第一。将唱名，宰执以策中无诋元祐语，欲降其等，哲宗亲擢为等三。”[14]哲宗命再读一次，注听称善者数次，乃亲擢为第三。可见哲宗并不全反元祐。此为亲试，自仁宗嘉祐二年（1057），殿试不黜落，安国只是降名次，不会被黜落，如果是应省试，便一定被淘汰。不过也有例外，如朱熹弟子叶味道竟在应宁宗庆元五年（1199）殿试时却被黜，甚违宋朝传统。《宋史》卷四三八《叶味道传》载：“少刻志好古学，师事朱熹。试礼部第一，时伪学禁行，味道对学制策，率本程颐无所避。知举胡纮见而黜之，曰：此必伪徒也。既下第，复从熹于武夷山中。学禁开，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3](卷438，《叶味道传》)叶味道至嘉定十三年（1220）始中进士第，已晚了21年，虽受一时的委屈，但毕竟能忠于自己所信仰的学术思想，深不愿迎合当权者，在当时确属凤毛麟角，对当时萎靡不振的士风，起了提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