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论文篇1
司法制度论文2000字(一)：司法制度视阈下儒家思想价值论论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司法制度；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石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石荣广，武汉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7.080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一方面强调德治和礼治在司法中的作用，同时倡导要德刑兼施。在古代社会中，德与礼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调整作用十分广泛，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还运用到了具体的司法实践之中。
一、基于“德治”的司法观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为儒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沃土。从春秋时期开始，历经东、西两汉，直至今日，儒家思想仍不断地将中华文明的精髓进行融合传承，在民族精神的塑造方面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关于“德”“德教”“德化”的内容比比皆是。古人把德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布德施惠”强调的就是“德教”，以扬“德”为善教。“施实德于民”和“恤民为德”要求统治者以德施德，注重德化。西周时期，“明德慎罚”的思想逐渐成为统治阶层的主流观点，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极大进步，充分体现出统治阶层的善治意识。
前期儒家十分推崇“以德教化、慎用刑罚”。“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孔子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独依靠德教或单独使用刑罚，仅仅依靠德教很难处理政事，仅仅依靠法治也很难产生效力，体现出其德刑并举的治国理念。孟子的治国观点与孔子一脉相承，主张重德轻罚，德先而刑后。“杀一无罪非仁也”。同时，他提出，国家不应轻易杀戮，无罪而杀人，会导致君民离心，民众迁徙。荀子的看法与孔孟基本相同，他重视德教的作用，强调在司法过程中少用刑罚。荀子在《荀子·富国》中指出：不经过德教就采取刑罚，无益于治国；若无教化，刑罚虽多，但社会风气不正，难以实现很好的治理效果。
从孔子、孟子和荀子的言论中，可以得出儒家思想主张“慎用刑罚”的司法观念。
西汉时期，“春秋决狱”这一司法制度的确立，是儒家德治原则与法家法治思想的融合，结束了自秦以来儒法两家的对立，儒家学者的社会治理观念得到普遍认可，其经典大义以司法制度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少用刑罚、以德治国和以德施教”引入了司法实践。唐代将“德治”与国家统治紧密结合，法律思想的儒家化水平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点，“德礼为政教之本”作为唐代法律的指导思想，将大量儒家经典学说直接作为法律条文的依據，唐代法律成为其之后的各个朝代的范本。
二、基于“礼治”的司法观
“礼”在古代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多数学者认为它起源于祭祀活动，在国家没有形成之前，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调整宗族内部血亲的“长尊幼卑”关系。夏、商两个朝代，“礼”所涉及的范围逐步扩大，由早期的祭祀活动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仍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典章制度，构成不了法律关系。周朝实行分封制度，为体现天子权威，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周公旦整理并发展了礼乐制度，将祭祀、衣食住行、婚庆、殡葬、教育等都以礼制进行规范，礼的意义和范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主要体现为：首先，调整对象的变化，由调整宗族内部关系转变为调整社会关系；其次，内容更加广泛，囊括社会各个方面。不仅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礼仪礼节，甚至连法律规范都包含在内；再次，外在形式也发生变化，“礼”上升为国家制度。周朝末期，随着王朝的衰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春秋时期，孔子提出要恢复周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强调了“礼”在司法结果中的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中基于“礼治”的司法观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实践中注重伦理纲常。如“亲亲相隐”，这一制度与现代司法制度是相背的，但却是儒家礼法并行思想中人伦精神的体现。二是主张无讼。“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以和为贵，当人们产生矛盾时尽量避免对簿公堂，现在许多地方仍存在这种现象，司法诉讼是传统礼法无法协调下的选项。三是倡导忠孝。“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隋唐律中，不孝被列属“十恶”范畴，“不孝罪”体现了“礼”对司法制度及过程的支配和影响。四是司法诉讼制度必须遵循宗法制的原则。“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司法官员进行罪行判定之前，首先衡量其行为是否在宗法制度许可范围内，是否有违父子、君臣大义，然后再根据危害程度进行量刑。五是司法审判时，涉及家庭关系的适用法律优先原则。涉及家庭亲属关系的犯罪，如果有两个以上规定，其中一条规定涉及家庭关系则被优先适用。此外，从晋朝至清代，亲属关系的远近及尊卑也是司法量刑的重要依据，九族以内的亲属之间的相互侵害行为，按照“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进行定罪判决。六是司法上的特权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人不上大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上引礼入律，“八议”制度是礼法结合的典制之一。其中规定，司法机关无权擅自处理这八类权贵，他们犯罪后，“大罪必议，小罪必赦”，这一制度和“官当”制度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封建时期。
三、古代司法制度的借鉴意义
（一）健全司法监察机制
中国古代形成了完备的司法监察机制，不同的历史时期，司法监察机制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在具体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这一机制中，监察人员的选拔、使用、考核都有严格的程序和相应的规定。同时，对于打击司法腐败，维护民众利益也有专门的制度。
古代监察体系强调独立性与垂直性，与现代管理制度中的垂直管理相似，各级监察机关之间是单线领导，相对独立。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赋予监察官员较高的政治地位，这种设计实际上也是强调监察权的非依附性。这种体制有力保障了监察权力的运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行政权的干扰，从而保证权力的高效、公正运行。
当前，加快司法体制改革，重点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规范法院审级监督关系等。这表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优化职权需要进一步明确公、检、法、司部门间的关系和权限，使监督机制更加科学合理，监督渠道更加顺畅和多远化；改革审判委员会，实质上是强化法官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突出主官在案件审理、裁定、负责的主体地位，且规范其参与行为；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理顺法院审级关系，是解决审判权是否独立的核心问题；审检公开是群众关切的重点，能够直接体现司法民主，应借鉴我国古代及世界各国好的做法，保障群众司法知情权。
（二）进一步完善案件复审制度
“慎刑”是古代少用刑罚的体现，说明古人对案件的谨慎态度。如“秋后问斩”制度，古人认为秋主“杀”，其他季节不适宜处决刑犯，秋天草枯叶落，合天时。实际上这只是设立该制度的缘由之一。这期间卷宗会逐层上报，直至最高决策者，形成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
古代的逐级复审制度源于夏朝的“锡汝保极”，下级官吏审核案件做出判决时，一定要罪刑法定，注明处以刑罚的依据，至唐代时，我国古代复审制度基本完善。这一制度全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儒家思想。
我国古代儒家“慎刑”思想和案件复核制度，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完善司法复核制度，可以避免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冤狱错案，使司法更加公平公正，更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司法调解制度
“无讼“是古代中国的法律诉讼观念之一，在我国许多地区仍普遍存在。它反映了人们朴实的传统道德观，不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希望基于伦理道德、乡约民俗、族规家法等传统方式来协调问题。
现代调解制度的价值追求正是我国的传统价值取向，也是解决纠纷卓有成效的方式之一。由于相关规定较少，规范性不足，民事诉讼法没有就司法调解做出明文规定。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成功率不高。因此，完善司法调解制度，从制度上予以规范；另一方面，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应有针对性地提高司法调解能力，积极预防纠纷扩大化。
（四）改革司法保障制度
上述有关儒家思想中基于“礼治”的司法观的论述中见，对古代司法制度对部分群体给予了较好的司法保障，其主要针对长者、弱者、特权等特殊群体，不具体普遍性。在证据、程序、监督等方面，我国古代司法保障措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证据方面，如西周时期的“五听”制度。再如，《清会典·刑部》中规定，“凡斗殴伤重不能重履之人，不得扛抬赴验，该管官即带领仵作亲往验看”。通过回避制度，来实现司法公正，西周时期的“五过之疵”中就包含了回避制度。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勘制度、录囚、会审制度等也都蕴含著智慧。没有司法保障作为前提，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改革司法保障制度，除了借鉴中国古代司法中长处，更要结合我国社会现状，坚持党的领导，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充分保障各级司法官员独立行使权力，逐步废除干涉司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在经费、人力、物力方面也应予以保障。
（五）建设合格的、德才兼备的政法队伍
受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响，古代官员在行使司法权力时，往往心怀仁义，“少用刑罚”深入人心，道德约束力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古代官员选拔制度中，“德”是最重要标准之一，周朝有“六德六行”的官吏选拔条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吏治的重要性；“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通过“以德选官”来实现“以德治民”。古代的“司法”是“行政”的组成部分，除了选拔官员注重“德”，在官员考核时也往往把“德”放在首位。由此可见，司法人员的普遍道德水平，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指出，“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主要还要依靠人才来保证的，因此，建设一支合格的、德才兼备的政法队伍尤为重要。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期，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法制建设，基本上都以“外儒内法”为指导，但总体上倚重儒家思想的作用。在司法制度建设和司法执行中，“德治”与“礼治”并举。可见，古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具有较强的变通性，“法”“儒”思想高度融合，有力维护了王权与社会秩序，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司法制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清朝对明朝司法制度的继承与创新论文
摘要：明清两代的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日益趋近成熟地表现，在明代，直诉制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日益成熟，清朝建立后继承了明朝的直诉制度，并对它加以创新。明清两朝的直诉制度在设立时间、表现形式和处理方案上都有着极大地相似性与不同之处。直诉制度一方面起着平反冤案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有着不足与缺陷，因此对直诉制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直诉制度；继承；创新
一、引言
众所周知，明朝国祚276年，清朝国祚268年。这两个封建王朝国祚几乎相同，通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明清两朝有着极为相似的统治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司法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清朝能享有268年的国祚，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汉化，而汉化的具体表现就在于清朝对于明朝各方面制度的继承与创新。在司法制度上，直诉制度作为司法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维系明清两朝的統治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被两朝统治者重视。近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界，独立的研究明清两朝的直诉制度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但对于将明清两朝的直诉制度联系起来看待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则是少之又少。
二、明清两朝直诉制度的设立时间、表现形式、处理方案
（一）设立时间
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的“路鼓”“肺石”等直颂制度，“路鼓”到了西晋时期，有了一个更加形象的名称——登闻鼓。而“肺石”也演化为冤鼓，或曰喊冤鼓。东汉的郑玄注说：“肺石，赤石也。穷民，天民之穷而无告者。”登闻鼓是直诉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刚一成立，朱元璋下令“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须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官不为伸理，及有冤抑机密重情，许击登闻鼓。”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一入关，在监察院设立登闻鼓，由御史负责监管。从两个王朝设立登闻鼓的时间来看，我们不难看出王朝统治者对直诉制度的重视。两个王朝统治者在开国第一年即设立登闻鼓，可见直诉制度确实有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国家统治的作用。
（二）表现形式
所谓直诉，在明清两代均叫做“叩阍”，即封建国家的全体军民直接向王朝最高统治者直接诉冤。《清史稿·刑法志》中记载：“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击驾申诉者，名曰‘叩阍’。”在表现形式上，明朝直诉制度的形式主要表现为登闻鼓制度，邀车驾制度。清朝在直诉制度的形式上有许多方面沿袭明朝，但又根据王朝的实际统治需要加以创新。清朝继承了这两种主要形式，又吸纳了历朝历代关于直诉制度的经验教训，增加了上表制度、肺石制度和京控制度。
（三）处理方案
《大明律》规定：“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明会典》也有相关记载：“凡有申诉冤抑者，止许于仗外俯伏以听。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得实者，免罪。”顺治十七年清朝统治者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可见直诉案件如果不实，是要被严厉惩罚的。而如果所诉案件属实，便会被成功受理，能起到有效减少冤假错案的作用。
三、直诉制度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一）利弊
直诉制度在从西周时期诞生，到1912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减少了冤假错案，对实行仁政治国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另一方面，有利于监督各级司法官员公平、公正、公开的执法。但执诉制度同样存在缺陷，直诉案件的直接受理者是皇帝，皇帝日理万机，不可能对每一宗案件都详加审理，因此可能导致直诉案件的处理效率不高。皇权直接干预司法，有时会导致皇帝与官员的对抗，这也是直诉制度在制度上设计的不合理之处。
（二）启示
封建直诉制度在封建帝制终结时便随之终结。但它对现在的中国社会的影响依旧是深远的。在21世纪的今天，信访制度发挥着与直诉制度相类似的作用。为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人治转向法制，吸取直诉制度的经验，改进信诉制度，因此对直诉制度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结语
法制论文篇2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以英德日韩等国的金融法制出现了从以往的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2006年日本将《证券交易法》改组为《金融商品交易法》，把证券、信托、金融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大部分金融商品进行一揽子、统合性的规范，构建了一部横向化、整体覆盖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也深刻认识到其纵向割据的监管机构对不断创新的金融商品缺乏横向统一规制的问题。本文考察国际上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后，从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和金融业的横向规制两个角度，对适用对象范围、行业规制、行为规制、投资者种类、自律规制机构等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内容进行全面分析后，最后提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探讨我国应对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的对策。
21世纪以来，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无法阻挡的潮流，混业经营格局下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又进一步促进混业经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无论是破产重组或被收购，还是主动申请转型，各大独立投资银行纷纷回归传统商业银行的怀抱，开始全面组建金融控股公司。[1]这似乎又回到了1929年以前美国的混业经营模式，但这绝不是历史简单的重复，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皮书》，计划通过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的变革最终建立基于市场稳定性、审慎性、商业行为三大监管目标的最优化监管架构，主旨就是将多头分业监管格局收缩为混业综合监管格局，将授予美联储综合监管金融机构的权力。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肇因就是对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缺乏有效监管，而缺乏一有效监管的原因主要是各监管机构的纵向割据造成的。美国的金融混业综合监管和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已经落后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2]
2006年，日本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货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律，彻底修改《证券交易法》，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将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投资服务作为法的规制对象，避免产生法律的真空地带，构筑了从销售、劝诱到资产管理、投资顾问的横向的、全方位的行业规制和行为规制的基本框架，从以往的纵向行业监管法转变为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这是大幅改变金融法律体系的“金融大爆炸”改革，融合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制度，从而成就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证券金融法制之一。其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的制度设计，较好地平衡协调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在此次美国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日本的金融体系未受太大影响，并且逐渐在充当美国金融危机救世主的角色。日本继受和创造金融法制的经验，值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借鉴和参考。
面对金融危机，我国也需要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将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法制提出新的挑战。
此次危机虽未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造成大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战略来看，探讨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立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上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
近年来，以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代表，金融法制出现了从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根据单一监管者的功能性监管模式来重新整理和改编原有的多部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而将传统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投资业整合在一部法律中的趋势。英国率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第一次金融大变革，制订了《金融服务法》(1986年)，20世纪90年后期又进行了第二次金融大变革，并于2000年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中的“投资商品”定义包含“存款、保险合同、集合投资计划份额、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合同等”。通过金融变革，伦敦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日益加强。德国通过2004年的《投资者保护改善法》对《证券交易法》进行修改，导入新的“金融商品”概念，对“有价证券、金融市场商品以及衍生品交易等”作了界定，并通过修改《招股说明书法》导入投资份额的概念，将隐名合伙份额等纳入信息披露的对象。欧盟2004年4月通过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引入了“金融工具”概念，涵盖了可转让证券、短期金融市场工具、集合投资计划份额和衍生品交易。欧盟内部则出现了金融服务区域整合，欧盟成员国的金融法制也逐渐呈现横向化和统一化趋势。
战后一直学习美国金融证券法制经验的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英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在随后的证券法修改中不断学习英国和欧盟的经验，早在1998年就成立统一横贯的监管机构：金融监督厅。在完善统一金融法制的方面，日本一直努力构筑以各种金融商品为对象的横向整合的金融法制。其对金融商品进行横向规制的金融体系改革始于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的“金融大爆炸”。此后，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如同一个三级跳，第一跳是2000年制定的《金融商品销售法》，第二跳是2006年制定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第三跳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制定真正大一统的金融法制即日本版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存款、保险商品将真正纳入一部法律中，实现横向规制的最终目标。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内容由四个支柱组成。第一个支柱是投资服务法制部分。具体而言，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横向扩大了适用对象（证券种类、金融衍生品）的范围，与之伴随业务范围的扩大、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横向规制、以及根据投资者的属性和业务类型而进行规制的差异化等。第二个支柱是指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具体包括季报信息披露的法定化、财务报告等相关内部治理措施的强化、要约收购制度以及大量持有报告制度的修改等。第三个支柱是确保交易所自律规制业务的正常运行。第四个支柱是对市场操纵行为等加大了征收课征金（罚款）的处罚力度。《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内容虽具有复杂的体系，但其特点又可用“四个化”来简单概况：适用对象和业务范围、行业规制、行为规制等的“横向规制化”、规制内容的“灵活化”、信息披露的“公正化·透明化”、对违法行为处罚的“严格化”。[3]其中，“横向规制化”是该法的最大特点。
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援助和影响之下，1998年4月韩国成立了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监督委员会。2003年，韩国政府也开始推进统一金融法的制定，2005年2月17日，韩国政府发表了将《证券交易法》、《期货交易法》及间接投资资产运用法等资本市场相关法律统一为《关于金融投资业及资本市场的法律》（简称“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制定计划。2007年7月3日，韩国国会通过了能够引起韩国金融业“大爆炸”的《资本市场统合法》，该法于2009年2月4日正式施行，该法整合了与资本市场有关的15部法律中的6部，其余的法律将一并修改。该法将分为证券、资产运营、期货、信托等多头板块的资本市场整合为一，旨在激励各金融机构自我改革和创新，增强韩国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其推出必将给韩国资本市场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并预示韩国金融业整合期的到来。[4]
韩国《资本市场统合法》和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本质上相同，都是金融投资服务法，不是真正大一统的金融统合法，尚未达到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阶段。但日本、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的建立和统一金融法制的制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资本市场逐渐进入与国际接轨的正常发展时期。我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实行分业经营的大国。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从分头监管走向统一监管，是我国金融业和金融法制发展的必然方向。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分阶段加以推进。韩日两国中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的经验尤为突出，韩国的《资本市场统合法》在2007年迅速推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影响。而受到日本韩国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制定工作，计划于2009年12月1日提交立法机关，并预计2010年4月通过，2011年11月开始实施。
在法制完善方面，一般都是日本先行韩国和台湾地区紧随其后，金融法制的改革也大概如此。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对于完善我国金融市场法制、整合投资服务法制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纵观各国或地区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或资本市场统合法立法，一个最重要的立法原则即是由现行的商品类、金融业者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现行资本市场相关金融规制法律的特征是以“对象商品”或“金融业者”的概念形态或种类为基础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这种规制在如今迅速变化的金融市场环境中日趋不能适应。因此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应从现行的商品类、机构类规制转换成对“经济实质相同的金融功能”进行“统一规制”的功能性规制。为了贯彻这种功能规制原则,各国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先将金融投资商品、金融投资业、客户等根据经济实质进行重新分类,以金融投资商品(证券、衍生商品)、金融投资业(买卖、中介、资产管理业等)、客户(专业投资者、业余投资者)为标准进行分类。[5]以下分别从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和金融投资业的横向规制两个角度，论证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横向规制特点。
二、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目的在于统一规范投资商品或者具有投资性质的各类金融商品，投资者保护是其根本目的和立法核心，其本质实际上是投资服务法。[6]与许多成文法国家相同，日本《证券交易法》对证券的定义较为狭窄，不包括很多投资产品。此次修法，日本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以适应近几年来金融商品和投资服务不断创新发展的现实环境。为了避免产生法律的真空地带，《金融商品交易法》以《证券交易法》的对象范围即“有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商品”为基础，最大幅度地横向扩大了法律适用对象的范围。
1.有价证券的范围的横向扩大
日本此次修法，虽然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并未对“金融商品”做出严格定义，《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条仍是“有价证券”的定义。《证券交易法》第2条规定了证券法相关的各种概念的定义，特别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有价证券的定义。1991年的证券交易审议会报告书参考美国的证券概念，提倡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概念。即作为有价证券的定义，在个别列举之外，设置概括性条款。日本金融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证券交易法》的有价证券的概念重新定义。但1992年的修改并没有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仅完善了个别规定以对应证券化相关商品。1998年的修改对定义条款进行了全面的修改，扩大向投资者提供的商品类型适用公正的交易规则，构建了方便投资者购买的投资环境。此次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仍未导入“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未对“金融商品”做出定义，只是对有价证券的范围进行了横向扩大。在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上也曾探讨根本修改“有价证券”概念，但考虑到世界上主要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仍在使用“证券”或“有价证券”概念，且“有价证券”概念长期以来已被日本社会广泛接受，“有价证券”这一用语也被其它法律大量引用，如修改将会影响向国会提交修改法案等情况，《金融商品交易法》仍然延续了“有价证券”的概念。[7]
与《证券交易法》相同，《金融商品交易法》把有价证券分为两类：发行了证券、证书的权利（有价证券）和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准有价证券）。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有价证券包括：①国债；②地方债；③特殊债；④资产流动化法中的特定公司债券；⑤公司债；⑥对特殊法人的出资债券；⑦协同组合[8]金融机构的优先出资证券；⑧资产流动化法中的优先出资证券、新股认购权证书；⑨股票、新股预约权证券；⑩投资信托、外国投资信托的受益证券；⑪投资法人的投资证券、投资法人债券、外国投资法人的投资证券；⑫借贷信托的受益证券；⑬特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证券；⑭信托的受益证券；⑮商业票据（commercialpaper）；[9]⑯抵押证券；⑰具有①至⑨、⑫至⑮的性质的外国证券、证书；⑱外国贷款债权信托的受益证券；⑲期权证券、证书；⑳预托证券、证书，21）政令中指定的证券、证书。该法第2条第2款是关于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而视为有价证券的规定（准有价证券）。具体有以下这些权利：①信托受益权；②外国信托的受益权；③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的社员权（只限于政令规定的权利）；④外国法人的社员权中具有③性质的权利；⑤集合投资计划份额；⑥外国集合投资计划份额；⑦政令指定的权利。
相比《证券交易法》，《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有价证券（包括准有价证券）中增加了抵押证券（原由抵押证券法规制）、信托受益权（原由信托法规制）、集合投资计划份额等。《证券交易法》中有价证券的信托受益权仅限于投资信托、贷款信托、资产证券化法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证券等，但在《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其它的信托受益权均作为准有价证券，无遗漏地横向扩充了适用对象范围。
《证券交易法》把有价证券分为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和未发行证券、证书的权利，之所以如此区分，是因为考虑到表示为证券、证书的权利的流动性较高的缘故。但2009年7月之后日本的无纸化法即《关于公司债、股份等过户的法律》（2004年6月9日公布）的不发行股票制度开始全面实施，股票电子化后通过账册的过户就实现股份的转让，股份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将权利表示为证券、证书流动性高的立法理念已过时。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仍依据是否具有证券、证书来分类有价证券，被批评是一种古董式的陈旧做法。[10]
2.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
把集合投资计划份额列入有价证券的范围内，是为了各种基金适用《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概括性规定，是此次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近年来在日本依据合伙合同的基金的投资对象已经扩展到了各个领域，个别投资对象已不在投资者保护的框架内。因此，迫切需要对于依据合伙合同的各类投资基金予以法律规制。
对于不断创新的多样化的集合投资计划，需要打破原有的纵向规制法制，无论运作对象资产和流动化的对象资产如何，构建着眼于运作或流动化构造功能的横向法制。其理由如下：第一，在日本，集合投资计划是“金融大爆炸”之后应成为金融领域主流的“市场型间接金融”的主角，完善其法制是当务之急。第二，集合投资计划一般是销售给普通投资者，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出发，需要对计划的组成和运营进行横向覆盖的法制化和制度建设。第三，投资者人数较多，容易产生集体行动的问题（collectiveactionproblem），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制基础和制度建设。第四，原有的法制是纵向不全面的，其内容也不充分，产生了诸多不便和障碍。因此，需要对集合投资计划加以横向全面的根本意义上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完善。[11]
集合投资计划的基本类型有两种：一种是从多数投资者筹集资金进行各种资产管理运作（资产管理型），另外一种是，特定的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加以组合然后卖给多数的投资者的构造（资产流动型），针对这两种方式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制度。从历史上、经济上、实务上来说都是不同种类的类型，因此针对这两种类型，需要制定横向覆盖的规则体系（交易规则、市场规则、业者规则）。[12]在进行集合投资计划的法制完善时，有一个根本问题需要解决：不管计划的私法上形态(公司、信托、合伙等)如何，是否课以相同的交易规则。[13]《金融商品交易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直接列举和导入了“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该法最大限度地把几乎所有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和投资服务纳入适用对象，进行统一规制。[14]
2005年12月22日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报告“为实现投资服务法（暂定）”中，对作为《投资服务法》对象的金融商品设定了三个标准：①金钱的出资，具有金钱等的偿还的可能性；②与资产或指标等相关联；③期待较高的回报，承担风险。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以此标准为基础，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条第2款第5项规定：集合投资计划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隐名合伙、投资事业有限责任合伙（LpS）、有限责任事业合伙（LLp）、社团法人的社员权以及其它权利，享有通过金钱出资进行的事业而产生的收益分配或该出资对象业务相关的财产分配的权利。集合投资计划的定义主要由三个要件构成：①接受投资者金钱的出资、支出，②利用出资、支出的金钱进行事业、投资，③具有将该事业所产生的收益等向出资人进行分配的相关权利。[15]上述条件均具备的权利，无论采取何种法律形式和进行何种事业，均属于集合投资计划份额而成为该法的适用对象。[16]
3.金融衍生商品的横向扩大
近年来，随着金融商品的多样性发展,钻法律间空隙进行欺诈的事件在日本也频频发生。日本传统的以行业区分的纵向金融监管体制，已逐渐不能迅速应对新型金融衍生商品、混业经营和多种新型金融商品所引发的问题。特别是2003年日本进行外汇交易的机构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成为社会关注的大问题，虽然此后紧急修改了《金融期货交易法》，将外汇交易纳入规制范围内，但也未能达到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目的。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尽可能地扩大金融衍生商品的规制对象范围。对此，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的“中间报告”提出：不论原资产如何，均可作为适用对象。但如果完全不限定金融衍生商品的原资产而做出概括性定义，其适用对象的范围则不明确，又会产生过度规制的问题。为避免过度规制，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出发，需要将一些金融衍生商品予以排除，但事实上操作起来又非常困难。基于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对于金融衍生商品没有采取“概括性定义”的方式，而是在扩大交易类型、原资产及参照指标的同时，授权政令根据情况予以追加规定。
《证券交易法》中关于金融衍生商品的定义仅限于原资产为有价证券和有价证券指数等。《金融商品交易法》对金融衍生商品的对象范围予以大幅度扩大，除《金融期货交易法》的金融期货交易之外，还包括利息、外汇互换、信用金融衍生商品、天气衍生商品等金融衍生商品。
《金融商品交易法》确立了范围广泛的“金融商品”的定义，沿用《金融期货交易法》的“货币等”定义[17]，并将有价证券和确保投资者保护所必须的价格变动明显的原资产金融衍生商品等加以融合而形成。但遗憾的是，该定义仍停留在规定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范围或从业者的一部分业务范围上，并未形成完全横向贯通规制，此为今后改革
当前，世界各国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种类蓬勃发展，已达数千种，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还在不断涌现。同时，金融衍生商品具有衍生再衍生的特性，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发展已经混淆了很多以往认为是泾渭分明的界限，很多交易类型难以界定性质，处于不同金融领域的机构通过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间接地进入了其原本无法进入的市场。在金融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诸多购买新型的金融商品的投资者(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无法从传统的以金融机构的类别划分而制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中得到救济，使得金融消费者面临蒙受损失的威胁。同时传统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依照传统方法已经很难界定金融机构的类型。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必然带来金融机构间兼营业务的不断扩大和融合，金融监管的基础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调整因多头监管而导致的监管主体模糊、监管空白、监管重复等现象，坚持统一金融监管体制，成为国际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发展趋势。[18]因此，金融衍生商品的横向扩大必然会要求建立横向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4.关于存款、保险商品
对于存款、保险商品，《银行法》、《保险业法》等各行业监管法律设置了保护利用者的框架，并不是《金融商品交易法》规制的对象，但如外币存款、金融衍生商品存款、变额保险、年金等，该法认可其具有一定投资性，但其又不属于存款保险以及保险合同人保护范围内的商品。因此，此次在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同时，对《银行法》、《保险业法》相应部分也进行了修改，设置了准用该法的规定，构建与该法同等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所以，《银行法》、《保险业法》等条文的修改实质上也是投资服务法的一部分。[19]
日本金融改革的目标原本是通过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对证券、保险、银行、金融衍生商品等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进行横向全面的统一规制，但是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规制和统一监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厅、财政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存在部门利益的争夺，导致目前无法实现真正的金融商品的统一规制、统一规范、统一监管。《金融商品交易法》未将所有金融商品进行统一规制，固然存在遗憾和不足，但按照该法的原则和原理，通过对现行相关法律进行修改，设置准用该法的规定，构建与该法同等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亦可解决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最终实现投资者保护之目标。
该法制定后，针对金融商品、投资服务的对象范围，日本正在讨论在不久的将来制定真正大一统的金融法制即《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将存款、保险商品真正纳入统一规制中，实现横向规制的最终目标。[20]
三、金融业的横向规制
以上分析了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的内容，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趋势也必然会要求金融商品交易业者、金融商品交易的业务行为、客户（投资者）、自律规制机构等金融业的相关主体横向规制的发展。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对金融业的横向规制内容做出了规定。
1.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横向规制
在扩大适用对象的范围，对金融商品的进行横向规制的同时，就会伴随业务范围的扩大以及根据投资者的属性和业务类型而进行规制的差异化。即《金融商品交易法》对已有的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了横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实现了业务规制的横贯化。
此前，日本针对与金融投资服务有关的行业的法律主要有：《证券交易法》（证券公司）、《关于投资信托及投资法人的法律》（信托投资委托业者）、《与有价证券有关的投资顾问业的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投资顾问业者）、《金融期货交易法》（金融期货交易业者）、《信托业法》（信托业者）、《抵押证券业法》（商品投资交易业者）等。《金融商品交易法》为了构建横向规制的投资者保护框架，也对上述各种复杂的行业类型进行了横向整合，一并纳入该法的射程内，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业，[21]从事该行业的单位或个人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业者，并一律适用登记制度。[22]该法还并进行了重新分类，具体分为①第一类金融商品交易业；②第二类金融商品交易业；③投资咨询业；④投资运作业等四种行业类型。第一类金融商品交易业相当于原来证券公司的有价证券相关业务；第二类金融商品交易业相当于原来证券公司的金融衍生商品相关业务以及集合投资计划相关业务；投资咨询业相当于投资顾问业；投资运作业相当于投资信托委托业。除以上四种行业类型之外，该法将从事有价证券的买卖和买卖委托媒介等的证券中介业者，定义为“金融商品中介业者”。[23]
该法依照以上各类行业类型的业务特点制定行业相关规定，但对各类金融行业从业者的具体规制、具体业务内容，基本沿用了原有规定。[24]该法根据所要申请从事的行业不同，需要满足的准入要件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对资本金额和申请人资格等的要求方面。因此，申请人既可以一次申请从事所有行业，也可以只申请从事准入要件比较低的行业，[25]体现了该法的灵活性。
2.金融商品交易业务行为的横向规制
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金融分科会第一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扩大和完善众多金融商品的横向化法制框架，填补投资者保护法制的空白，对现有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重整，使具备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金融商品交易法》被定位为金融商品销售与劝诱的一般法，就涉及金融商品交易的业务行为而言，不分业务形态适用统一的销售和劝诱规则。具体而言，该法针对广告规制、合同缔结前的书面交付义务、书面解除、禁止行为(提供虚假信息、提供断定的判断、未经邀请劝诱)、禁止填补损失、适合性原则等各方面确定了行为规范，其他行业法(如银行法、保险业法、信托法等)均准用这些行为规范，接受同样的行为规制，以保证行为规制的统一性。[26]
该法作为金融商品交易业者的基本规则，规制各类业务的共通行为，其中，适合性原则、合同缔结前或缔结时的书面交付义务等，沿用了《证券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规的原有行为规制。
3.投资者种类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在保护投资者的前提下，尽可能保证风险资本的供应，降低交易成本。该法根据投资者的专业程度，模仿欧盟2004年新投资服务法指令，把投资者分为特定投资者（专业）和一般投资者（业余），根据投资者经验和财力等的不同构筑灵活的规则体系。特定投资者一般具备自己收集分析必要信息的能力。
如果金融从业者的服务对象是特定投资者，则可免除行为规制的适用，力求降低规制成本。具体包括（不包括内阁府令规定的情况）金融商品交易的劝诱时，不适用适合性原则、禁止未经邀请劝诱原则，此外，合同缔结前和缔结时书面交付义务等也可免除。缔结投资顾问合同和委托投资合同时，不适用禁止接受顾客有价证券的委托保管的规定。特定投资者限定性地规定为合格机构投资者、国家、日本银行、投资者保护基金等。
以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顾客为对象时，免除适用在销售金融商品时销售业者的说明义务。区分专业的投资者和业余投资者的制度在2000年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中已部分导入。但《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导入的特定投资者制度涵盖从金融商品的劝诱到缔结等与金融交易相关的合同，扩大了行为规制适用除外的范围，在横向规制这一点上意义重大。[27]
4.自律规制机构的横向规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针对行业协会、交易所等自律规制机构，在承续原有功能地位的基础上，完善了其机能，构筑了金融商品交易业协会和金融商品交易所的横贯化规制。
包括日本在内各国资本市场都设有各种各样的行业自律机构，如证券业协会、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这些协会的组织形态比较丰富。为了实现一元化管理，《金融商品交易法》在第四章中将基于《证券交易法》设立的证券业协会等“核准金融商品交易业协会”和基于民法规定的公益法人制度设立的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公益法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对其进行统一调整，对其设立要件、成员性质、主要业务、章程和准则等分别作出规定，实现了对行业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28]此外，为了灵活运用裁判外纷争处理程序，通过自律规制机构以外的民间团体对投诉等纷争进行公正迅速的处理，该法还创设了“核准投资者保护团体”。
该法又横向整合了证券交易所和金融期货交易所，将东京证券交易所等六个证券交易所和东京金融期货交易所统称为“金融商品交易所”，随着法律对有价证券以及金融衍生商品等金融商品的定义的扩大，在金融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商品的种类和范围也随之扩大。
另外，在交易所内部也进行了横向规制。2003年《证券交易法》修改后放宽了对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要求，以前只能采用非营利性的会员组织形态的证券交易所被允许采用股份公司的形态。大阪、东京、名古屋证券交易所先后转变为股份公司的形态，其中大阪证券交易所在其本身的交易市场上市。证券交易所既是市场运营的营利主体又是自律规制的实施者，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危险。
针对此问题，《金融商品交易法》为确保金融商品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的独立性，避免产生利益冲突，设置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具体有：第一，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可以在交易所外设立从事自律规制业务的自律规制法人，或者在交易所内部设立自律规制委员会。该法明确规定有关金融商品的上市以及停止上市的业务和有关会员等法令遵守状况的调查业务为交易所自律规制业务内容，突出了交易所作为自律规制机构的重要性。[29]第二，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或者以金融商品交易所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设立“自律规制法人”的独立法人，被批准后可以委托自律规制业务。第三，规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是股份公司时，可以在公司内设置“自律规制委员会”，授予其有关自律规制的决定权限。但作为自律规制委员会成员的董事的过半数必须是外部董事，以确保自律规制机构的独立性。第四，规定必须明确自律业务的范围，规定自律业务的实施体制，以达到强化其自律机能的目的。第五，为了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原则上禁止其股东单独持有超过20%的交易所的股票，而《证券交易法》中原规定为50%。[30]
四、日本金融法制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日本采取实用主义的立法哲学，根据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最新动向和趋势，及时对本国的金融立法取向做出调整以适应国际国内变动的需要，应对金融立法的横向化趋势，分阶段有效地推动。如前所述，一直学习美国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学习英国，1998年成立金融监督厅，2000年出台《金融商品销售法》，2006年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31]
结合我国实际，我们需要分阶段地逐步推动在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的横向规制立法，推动金融业的横向规制，逐渐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笔者提出以下几个具体建议。
第一，尽快出台《期货交易法》，修改现行相关法律，完善金融衍生品立法，时机成熟后，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资服务法》，实现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立法。
我国有关金融商品的现行法规有《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我国金融商品立法还很落后，特别是金融衍生商品立法欠缺。自1990年开始,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已经历了初步形成、清理整顿和规范发展三个阶段。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这是我国内地成立的第4家期货交易所，也是我国内地成立的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虽然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发展逐渐步入正式轨道，但我国的相关立法比较落后。我国于2007年才对1999年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作了全面修订，新修订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于2007年4月15日正式施行。原有的《暂行条例》只适用于商品期货交易。随着我国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逐步推出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品种的条件和时机趋于成熟。考虑到要为将来推出期权交易品种预留空间，修改后的《条例》适用范围扩大为商品和金融的期货和期权合约交易。这是可喜的进步，但还是刚起步。《期货交易法》虽然也已经列入新一届人大的立法计划中，但这只是阶段性的小目标，
我国应该尽快完善具有投资性金融商品的法制，可以借鉴日本，时机成熟时制定一部统一规制的《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资服务法》。
第二，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制定《投资基金法》。
2005年之后我国的股市进入迅速繁荣和强烈震荡的特殊时期，出现大量的以合伙、信托等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组合等，目前我国对其缺乏规范。我国对私募基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管理原则。从日本的“集合投资计划”来看，其实私募不需要很严格的监管，但应该有一个规范化的原则。我们可以考虑借鉴日本的做法，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对于资本市场上的各类合伙形式、信托形式的基金加以横向全面的规制，以达到无缝隙保护投资者的目的，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
投资基金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信托关系的金融产品。很多金融机构目前都设计了这类产品，包括证券公司的代客资产管理、代客集合理财、信托投资公司的集合理财计划、银行的代客理财，还有保险公司的联结投资理财产品，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新批的专户理财等。这五类机构所做的业务就其本质来说都属于投资基金，就其法律本质来说，都是一种信托关系。
目前我国的现行法中只有《证券投资基金法》来规制，剩下的都是以各个监管部门的规章来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法》颁布至今已经五年，它对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它已经不能满足、也不太适应目前实践发展的需要。关于如何修改该法，目前的两种主流观点是“单纯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或是“把它真正变为投资基金法”。[32]
笔者认为，借鉴日本的经验，短期内如果无法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金融服务法》，则可以导入“集合投资计划”概念，归纳整理具有投资性的商品，将《证券投资基金法》改组为《投资基金法》亦是一种立法思路。
第三，推动金融业的横向规制，协调好金融创新活动和金融监管之间的矛盾关系，逐渐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的证券立法和金融监管多借鉴美国，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应该及时反省美国危机的教训，应多借鉴近邻日本韩国的经验，逐步推动金融的统一监管和金融横贯立法。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机构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人民银行四家，总体上是“四龙治水”的多头分业监管体制。这种体制成本高、监管重复、监管缺位、不能适应金融控股公司和混业经营发展，这与美国的多头双层监管体制颇为相像，而美国此次次贷危机监管部门的缺位、错位已经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
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对已有的纵向分割的行业法进行横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经济功能的金融商品适用同一规则，实现金融业者、金融业务行为、客户（投资者）、自律机构等金融投资业的相关主体横向规制的发展。
混业经营是金融机构发展的大势所趋,金融监管模式也会向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主管部门之间的混业监管或者以业务为标准(而非以机构性质为标准)的监管方向进行转化和整合，从而建立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以提高监管效率，防范金融系统风险。
但从短期看，由于金融改革的复杂性和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路径依赖，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目前不宜做大的改变，而应在增强各监管机构独立性的同时完善更大范围的金融监管机制，这些机构之间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和合作，建立各机构之间的横向信息共享机制和金融稳定的横向协调机制，并注重加强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和内控机制建设，注重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和社会审计机构作用的有效发挥。[33]
笔者认为，在混业经营的多种实现方式中，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是符合我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过渡到混业经营的需要。它可以在保持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格局的条件下，在子公司层面实行“分业经营”，而在母公司层面实现“综合经营”，通过母公司的集中管理与协调，实现子公司之间横向协同，实现在同一控制权下的金融业务多元化和横向化。[34]我国实践中金融控股公司已经发展十分迅猛，笔者建议制定专门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这一重要的公司组织形式的性质、地位以及组建方式进行专门规定，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这一组织形式，逐步实现混业经营和金融业务的横向规制。
第四，对投资者种类进行横向细分，导入特定投资者制度。
为培育成熟理性的合格投资人队伍，上海证券交易所专门制订并于2008年9月27日正式实施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个人投资者行为指引》。这只是一个指南而已，目前上交所正积极探索投资者分类管理制度，以证券品种和业务创新及分类为切入点，依照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知识与市场经验等标准，进行分类监管，包括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准确分析投资者特点的基础上，引入投资者资格准入制度。[35]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区分为专业投资者和业余投资者，在立法上，导入特定投资者制度，根据投资者经验和财力等的不同，进行投资者分类管理，对于专业的投资者，免除很多行为规制的适用等，构筑灵活的规则体系。
第五，时机成熟时逐步实现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
当前，我国实现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横向规制，把证券业协会、投资信托协会、证券投资顾问业协会等统一为金融商品交易协会，把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横向整合为金融商品交易所，尚不现实。但是，考虑到我国的行业自律机构和交易所（证券交易所、金融期货交易所、商品期货交易所）都归为中国证监会监管，相比日本来说，我国的金融期货交易和商品期货交易的监管机构统一，将来一旦实施横向规制、统一整合，困难并不大。
我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也面临着将来是否选择转换为股份公司等组织形态的课题，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与营利业务之间的独立性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如何确保交易所的自律规制功能的独立性，避免产生利益冲突，可以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设置一系列制度措施。
五、结语
我国向来对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法制和金融监管研究甚多，而对亚洲地区，特别是日本、韩国的资本市场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较少关注。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反思，我们的资本市场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的完善和实践不能“美国一边倒”、“欧盟一边倒”。
特别是近几年来，日本、韩国在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横贯化立法趋势、资本市场统合立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而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本身就是吸收了欧洲和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研究日本、韩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的最新发展的同时，自然就会借鉴吸收欧美的经验和教训。
据笔者了解，日本、韩国的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横贯化发展趋势和动向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如果让中国学术界、政府部门、立法机关等开始重视对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的研究则幸甚。
注释:
本文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次贷危机对金融控股公司法制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项目编号：22382008）资助。
[1]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总爆发导致了华尔街传统投资银行的独立券商模式的终结。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被迫申请破产保护，其资产分别被日本野村证券、英国巴克莱银行收购。同样遭受次贷危机重挫的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则同意让美国银行以500亿美元全面收购。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主动申请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
[2]参见张波：《次贷危机下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及其启示》，《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2期。
[3]参见【日】松尾直彦：《关于部分修改证券交易法的法律等》，载《Jurist》2006年第1321期。
[4]近几年，韩国金融监管机构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致力推进包括监管机构及法规在内的金融改革，引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推出《资本市场统合法》等都是为推进改革做出的努力，这将对韩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但也有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参见李准晔：《韩国金融监管体制及其发展趋势》，载《金融发展研究》2008年第4期。
[5]参见许凌艳：《金融监管模式的变革及资本市场统合法的诞生》，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第1期。
[6]参见[日]黑沼悦郎著：《金融商品交易法入门（第二版）》，日本经济新闻社2007年版，第15页。
[7]参见【日】神崎克郎著、马太广译：《日本战后50年的金融、证券法制》，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马太广：《日本证券法的最新修改》，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3期。
[8]与我国的合作社相类似。
[9]商业票据是一种以短期融资为目的、直接向货币市场投资者发行的无担保票据。
[10]同注⑥，第22-23页。
[11]参见【日】神田秀樹：《完善集合投资计划法制的思路》，载《关于集合投资计划的工作报告书》，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2006年版，第39页。
[12]同注⑾，第42页。
[13]美国的《联邦投资公司法》，不管私法上的形态如何，要求设置boardofdirectors或者40%以上都是外部董事。这也是横向化的交易规则。
[14]其实质是参考了美国证券法相关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并进行了成文法化。其着眼于经济性的实质内容而不是着眼于法的形式的概念。导入集合投资计划的概念后，日本法形式上仍维持“有价证券”的概念，但是其概念的内容以“结构性”和“投资对象性”为目标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至此，可以说日本20年前开始讨论，16年以来《证券交易法》修改没有完成的所谓“广义的有价证券”的概念终于得以实现。
[15]参见[日]三井秀范、池田唯一监修，松尾直彦编著：《一问一答金融商品交易法》，商事法务2006年9月初版，第91页。
[16]参见[日]花水康：《集合投资计划的规制》，载《商事法务》2006年第1778号。
[17]《金融期货交易法》将货币、基于有价证券和存款合同的权利等定义为“货币等”，作为金融期货交易的对象。
[18]同注⑤。
[19]此外，《不动产特定共同事业法》、《商品交易所法》也得以修改，使不属于《金融商品交易法》适用对象的不动产基金（不动产特定共同事业）和商品期货交易等也适用与《金融商品交易法》相同的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和框架。同注⑥，第17页。
[20]负责《金融商品交易法》起草的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第一部会的报告中指出：“关于以全部金融商品为对象，制定更加全面的规制框架的课题，将根据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法制化和其实施情况、各种金融商品的特性、中长期的金融制度的形态等情况，继续加以讨论。”
[21]参见【日】大崎贞和：《解说金融商品交易法》，弘文堂2007年版，第40-43页；同注⒂，第13-14页。
[22]但是，通过利用专用交易体系（proprietarytradingSystem）和多边交易设施（multilateraltradingFacility）进行买卖交易等业务，适用核准制。另外，集合投资计划的营业者必须以金融商品交易业的形式登记，不但要提交事业报告书，还须向金融厅报告，成为金融厅检查的对象，并要求披露信息。
[23]参见【日】小立敬：《金融商品交易法案的要点—投资者保护的横向化法制》，载《资本市场季刊》2006年春季号。
[24]但也有变化，比如，《证券交易法》将营利性作为证券业的要件，《金融商品交易法》不再将营利性作为要件，《证券交易法》未将发行人自己进行的销售劝诱行为作为业务规制对象，而《金融商品交易法》将投资信托、外国投资信托的受益证券、抵押证券的自己募集、以及集合投资计划（基金）份额的私募均列为规制对象，还明确将集合投资计划中对于有价证券或衍生品交易的运作（自己投资）列为业务规制对象，横向扩大了规制范围。
[25]同注⑥，第34页。
[26]参见【日】神田秀树：《金融商品取引法的构造》，载《商事法务》2007年第1799号。
[27]同注23。
[28]同注21，第99-106页。
[29]参见【日】松尾直彦：《金融商品交易法和相关政府令的解说》，载《别册商事法务》2008年第318号，第248-252页。
[30]同注21，第107-121页。
[31]参见庄玉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述评》，载《证券市场导报》2008年5月号。
[32]参见吴晓灵：《私募监管应写入基金法》，载2008年3月10日《上海证券报》。
[33]参见朱大旗：《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金融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法制论文篇3
JamesBrady（1982:5-11）将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五代美国学者分别化分为“合作者”、“冷战者”、“法制论者”、“功能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种划分，美国著名的中国法专家陆思礼（StanleyLubman）是“功能主义者”的代表人。的确，他在1967发表的成名作“毛泽东与调解：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学与纠纷解决”（Lubman,1967）实际上对著名的中国法专家柯文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后者主张一种法律的文化观，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调解继承了中国古老的调解传统（Cohen,1966）。陆思礼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调解并不是对中国古老的调解传统的继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它差不多成功地“改变了调解的过程和功能”。支持这种理论观点的就是他的功能主义的视角：“政治功能强烈地渗透在调解中，以至于指导着调解人对纠纷的看法以及用来解决纠纷的标准，从而调解的政治功能遮蔽了其解决纠纷的功能。”（Lubman,1967：1278.）正是在功能主义的理论路径上，陆思礼对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转型和演变作了深入的研究。新近出版的《笼中鸟：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法律改革》一书可以看作是一本论文集，实际上是对他以前关于中国法研究的一种总结。在这本书中，作者全面地表达了自己关于中国法律制度的演变和转型的理论观点。当然，在我看来，具体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书中所显示出来的两种理论范式，以及支持这种理论范式的方法论。一第一个理论范式就是作者将自主性的法律与体现为政策的国家政治权力的关系作为理解中国法律传统的出发点。作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法律传统中，最为强大的力量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技术，因此，法律在中国往往成为贯彻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本书第3篇对调解的讨论中，他认为调解已被发展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工具，一方面是为了解决纠纷，另一方面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意识，以此来贯彻党的主张、维持社会秩序、实现对社会的重建。在第4篇对1949年以来的法律发展的讨论中，着重分析了法律的政治化，这不仅体现在刑事法律，甚至体现在民事法律中。在第5篇讨论经济改革与法律的新角色中，尤其阐述了两种不同的法治观之间的差距。第9篇集中讨论中国的法院，分析了法院在迈向知识化、专业化和自主性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总之，政党国家中形成的这种法律传统使得当代的法律改革面临着重重困难。正如书名“笼中鸟”所隐语的那样，欲展翅飞翔的西方意义上自主性法律之鸟被困在了政党国家的政治笼子中。“笼中鸟”曾经是陈云在80年代初描述经济领域中计划经济中市场的的困境，作者认为，这个比如对于经济来说已经不适应了，但是刚好可以恰当地来比喻今天中国的司法改革。（p.297）在书的封面上，画了一个精巧的中国古典风格的鸟笼子，旁边附有一行汉字：“依法治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正是通过这种隐喻以及书中具体的分析，作者展示了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法律改革或实现依法治国所面临的政治困难和障碍。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作者原来所坚持的功能主义的方法面临着困境。因为他所坚持功能主义的方法仅仅是一般的分析策略，而不是社会学理论中功能主义学派的主张，由此功能仅仅作为一种描述性的分析方法，在作者的分析中往往导致对制度的同情性理解，而不是批判，这也正是作者作为“功能主义者”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制度（尤其调解）不同于Brady所谓的“法制论者”的地方。因此，“笼中鸟”的批判意涵无法通过他所采用的功能分析来完成。作者只能引入新的分析方法：历史文化的比较方法，来弥补功能分析的不足。他从宗教观念、国家与社会关系、权利义务观念、国家权力与纠纷解决、法律职业和法律多元等方面比较了我们所熟知的那些中国和西方法律制度的不同（参见第2篇）。在这种比较的基础上，他提出法律文化理论和吉尔兹的阐释意义德“深描”（thickdescription）理论（p.37-39）。但是，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作者采取的观点和方法等方面面临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如果主张“深描”基础上的文化意义阐释，又如何与抹煞文化意义的功能主义方法相协调？但是，纵览全书，我们发现即使在讨论中国人当下的法律观念方面，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也并不是阐释意义的“深描”，而仅仅是说明这种法律观念的功能，尤其是共产党的传统法律观念的功能。法治在当下的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p.297）。因此，在陆思礼这里，文化解释的“深描”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但是，即使在作者主张的功能主义路径上，由于他所主张的功能主义导致的是一种对经验的现象的分析，这种分析本身如何确立批判的立场呢？因此，尽管作者认为自己的这种历史文化分析方法是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和实践的批评，但是，“笼中鸟”所展示的批评意涵依然是以西方的法律制度作为潜在的标准。尽管我们说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作者自身的立场，但是，它却从作者疏漏的理论框架中偷偷地遛了进来。它是作者所主张的文化比较的方法论的可能产物。二第二个理论范式就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当代中国法律转型或者法律改革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发展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之间建立直接关系。这也是许多海外中国法研究者分析当代中国法律发展所依据的主要理论依据。但是，与这些理论不同，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分析经济的发展如何产生对法律制度的需求，相反，作者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范式，认为经济改革导致了整个社会领域中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从而导致政党国家的转型以及非国家空间的出现，如果用政治学家邹傥的话说，就是全权主义国家开始走向解体，由此导致了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转型（pp.102-113）。在这个理论背景上，第5篇分析了经济改革以及由此导致的法律的全新的角色，尤其是两种不同的法治观之间的冲突，共产党传统中对法律的理解依然束缚着法律的改革。然而，尽管作者提出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政党的关系来理解转型中国的法律改革。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理论框架仅仅是分析中摆放在遥远地方的影子，作者并没有真正利用这种理论框架来分析法律问题。在他的分析中，他更多是集中的话语层面，比如法学界对于法治观的不同理解和争论等等。那么，即使是这种出现在话语层面的异质性的思想和观点，在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种观点的出现本事是不是意味着确立一种后全权主义国家中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这种来自法学界或者民间的观点是不是意味着就已经在构成一个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空间？对于这些涉及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问题，作者并没有讨论。如果我们在回过头来看待作者对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作者仅仅是随手借用了一对概念，就象借用吉尔兹的“深描”概念一样，并没有看到这个理论范式本身的解释力量。在他的分析中，更多地将这个理论用来说明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削弱和地方自主性的增强，由此导致第9部分在分析法院与政府关系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既然国家与社会范式在作者的分析中仅仅是个无用的傀儡，那么作者用什么理论来分析国家转型中的法律变革呢？实际上，作者统统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来理解，这里所说的传统当然指的是共产主义的法律新传统，这种关系实际上暗示前面所说的在西方中心论的关照下形成的法律与政党国家的理论模式。因此，作者特别讨论了法律实践中对法律的工具主义态度，法制观念宣传和具体司法实践中的运动风格等等（pp.130-136）。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共产党的法律主张与传统的法律主张是一致的吗？如果象作者主张的那样认为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的动力何在？它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的兴起有什么关系？在这一点上，作者语言不详。正是由于作者没有认真对待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他也就不可能区分在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中，国家的策略发生了怎样的转型和变化，因此，也就不可能看到新的法律运动不同于传统法律运动的地方，更看不到他所批评的国家主张的法制理论与其说（正如作者主张的那样）是因袭传统的结果，不如说是目前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的自然产物。因此，中国迈向法治（可能是作者所理解的那种法治）的努力并不是寄希望于共产党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传统，也不是简单地寄希望于努力学习西方的法制，而是寄希望于努力改变目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格局。这正是不同的理论范事本身所隐含的政治意蕴。作者虽然借用了学术界流行的国家与社会理论，但是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理论范式对现实的理论解释力和潜藏的政治功能。三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全书中理论范式或者理论框架方面的贡献和可能的缺陷或者不足。基于文化比较导致了从政党国家与自主性法律之关系的理论角度来考察中国当下的法律变迁以及司法改革面临的困境，这无疑包含了深刻的洞见。但是，由于缺乏对方法论和社会理解的深入理解和考察，致使对中国法律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深刻的洞见与浅薄的理解的奇特地的混合在一起。这恰恰反映了美国汉学中关于中国法研究中自身存在的一个问题。黄宗智（2000）在评述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的研究时指出了两种趋向。一种是老一代的汉学家，他们有非常好的汉语素养，不仅可以说中国话，还可以读中国的古文，甚至具备中国传统知识分析的风范。他们强调语言文化的训练，但是瞧不起采用理论框架。另一种是年轻的一代，他们的中文素养可能并不好，有的甚至不会说中国话，但是，他们对社会理论非常熟悉，因此在关于中国研究中理论创新的能力特别强，黄宗智本人就属于后一种。如果由此来看的话，陆思礼则属于这两代人之间的一个过渡。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熟悉使得他具备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见。我依然记得和他在北京见面的时候，他对中国政治运作的理解和熟悉程度让我感到惊讶。另一方面，他研究中国法的经历（参见序言）使得他不可能接受严格的理论训练。因此，在这学术研究中理论框架越来越重要的时代里，他在运用理论时候自然会显得心不在焉。当然，这种缺陷不仅是由于陆思礼先生理论训练本身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法律这门学科的性质问题以及这个时代都法律的特殊要求等问题。由于法律很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无疑会降低了法律研究中理论的价值。在冷战时期，美国官方或者某些学者研究中国法律往往不是为了理解一种不同的文明或者文化，而是为了理解中国作为对手或者敌人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运作逻辑，这种研究往往处在情报和决策的层次上。冷战之后，美国官方或者某些学者研究中国法律往往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这种研究往往处在法律顾问的层次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步伐的加快，美国的中国法研究也就蒸蒸日上，各大法学院争相成立中国法研究中心，它们的目标当然是商业的或者政治的，但很少是学术的。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理论的关注，对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安排方式的关注，对一种不同的文化或者文明的关注，就越来越稀少而珍贵了。而陆思礼教授作为学者和职业律师的双重身份使得他处在这学术力量和商业力量的双重挤压之中，作为代际更替的中过渡人物，处在文化修养与理论范式的双重要求之中。在这种代际更替、范式转型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之际，陆思礼教授的《笼中鸟》一书就成了这种变迁过程的见证。“笼中鸟”的隐喻不仅恰当地描述了当下中国法律改革的困境，实际上也可以用来描述了美国的中国法研究的困境：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关注被困在了理论范式的笼子里，对法律学术研究的关注被困在了商业利益和政治筹划的笼子里。如果说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而让中国的法律之鸟飞出政治的笼子，我们又如何才能让美国的中国法研究飞出商业操作、政治筹划的笼子呢？
法制论文篇4
瑞士的州过去拥有较多的权力，今年来，由于联邦的职能加强，联邦的立法权力实际上出现了日益增强的趋势。尽管如此，瑞士各州还是享有相当的立法职权。主要包括：1、制定适用于本州的宪法、刑事、民事的程序法以及其他州法律；2、就有关立法、行政和司法事项同其他州缔结协定，但应当呈报联邦政府；3、就有关公产管理、边境关系和警察事项同外国缔结条约；4、遇到入侵、外国威胁时，请求其他各州援助，并报联邦政府；5、按照联邦宪法和联邦其他法律的规定，自行管理境内的军队，主管军服、军需的供给，军队的组织，军官的任命和晋级；6、负责完善初等教育；7、法院组织、诉讼程序和司法行政，一州法院对同一民事案件的判决，在联邦全境内发生法律效力。三、联邦议会的立法程序瑞士联邦议会的立法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提出立法动议。瑞士公民从1848到1990年，公民共向议会提出动议183件)、利益集团、联邦委员会及其各部、各州、联邦议会议员和议会委员会、新闻界，均有权提出立法动议。进行立法咨询。由联邦政府的专家委员会起草准备法律草案，交由政府向各州、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咨询，征求对法案的意见。联邦委员会审查。经过咨询的法律草案提交联邦委员会审查，通过详细审查后，联邦委员会向联邦议会提出法案及其审查意见。议会第一院审议。联邦委员会可以向议会两院的任何一院提出法案，首先受理法案的议院为第一院。（联邦议会也可以将法案退回联邦委员会，要求其做进一步审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赞同或者反对该法案的意见。）第一院的相关委员会讨论审议后，提交院会讨论审议并做出决定。如果是在国民院进行审议，其审议法案包括5种方式：（1）自由讨论：议院任何成员均可参加自由发言；（2）有组织的讨论：只有委员会和议会党团指定的发言人、议会党团建议的其他人以及提案人可以发言；（3）限制讨论：提案人、议会党团和委员会的发言人可以发言讨论；（4）短时讨论：只有发言人、少数修正案的提案人以及法案的提案人可以发言讨论；（5）书面程序：这是专门为那些无权参加发言讨论者设计的程序，以便他们能够对法案以书面形式充分发表意见。国民院审议法案的时间：联邦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发言人在一般讨论中的发言时间是20分钟；议会党团的时间为15分钟；提案人的发言时间为10分钟；其他个人发言时间为5分钟。议会使用的语言：议会审议法案的一切发言要译成法语和德语；议会文件将尽可能使用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对于宪法条款和法案的最后表决，必须使用上述三种官方语言。议会第二院审议。议会第二院以与第一院相同的程序对该法案进行审议。如果两院审议意见一致，则可将法案交付表决；如果两院审议意见分歧，则退回第一院重新审议；如此反复，经过两院各三次审议仍不能达成一致时（瑞士有的学者把法律草案在两院间的来回审议称为“踢皮球”，而这种缺乏效率的立法程序也是瑞士民主的特色)，由两院有关委员会的共13人召开调解会议，进行反复协调，直到两院意见达成一致。两院对法案分别进行表决。议会两院分别用电子表决器进行表决，当时可知表决结果；法案如获两院通过，则进入人民复决阶段。人民复决。人民复决分强制性复决和任意性复决两种。强制性复决要求，凡是全部或者部分修改宪法以及联邦议会通过的与宪法有关的法律，均需付诸公民表决。任意性复决，凡是联邦议会通过的一般法律或一般决定以及为期15年以上的国际条约，不必进行强制性复决，但在法案被议会通过后的90天内，公民征集到5万人的签名就可以对该法案进行复决。
法制论文篇5
关键词：法制教育；法治；法律素质；依法治校
现代学校教育是一个复杂而又开放的社会系统。作为这一系统基本要素的教育内容，会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社会成员素质提高而不断地吐故纳新，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教育内容将逐渐地排除出系统之外，科学的、进步的教育内容又会被系统主动吸收。1999年3月，“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正式写进现行宪法，法制教育作为实现这一治国方略的重要途径而被吸纳到现代学校教育系统当中，成为现代学校教育内容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由现代学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决定的。我们认为，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的基本途径。法治精神是指尊崇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形成一种风气。风行既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之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蔡枢衡）。法治精神是推动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是一种可以沉积的民族文化。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法治的文化遗产，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绎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如果再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治国家就难以实现。现代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的法治精神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学校法制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就能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逐步消除封建人治思想，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现代学校法制教育为国家造就合格的法律操作者和守法公民。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现代中国二十多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历程表明，法治需要执法公仆，需要护法忠臣，需要弘法良才，“必须造就一大批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所有这些法律人才的摇篮就在学校，根本途径就是学校的法制教育（包括法律教育）。同时，开展法制教育，使社会成员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尽管自1986年开始的三次全国性的普法宣传和正在进行的“四五”普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最富有实效的途径仍然是学校的法制教育，无论从“英才教育”意义上，还是从“普及教育”意义上，唯有学校法制教育才能持久而有效地担当起培养“法治英才”与“法治公民”这一历史使命。
第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学生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途径。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犯罪作案成员的比例逐年增长，在九十年代一个时期以来曾经高达73%。他们以“财”、“色”、“霸”为作案目的，以暴力型、故意型、团伙型为主要方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犯罪趋于低龄化，在校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比例大有增长之势，同志在2000年初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所举的几个实例，更让我们对在校学生的法律素质充满忧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社会变革的原因固然有之，但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学校多年来忽视甚至放弃法制教育的结果。“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指明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因此，只有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利用学校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响，使青少年学生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这也是现代学校对建设法治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尽的法律责任。
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是否具备法律素质,有无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衡量个体社会化程度的一项基本标准。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个体受教育年限的逐渐增长，学校已成为个体社会化必经环节。法制教育应当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强化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提高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现状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法治化进程。
1.把法制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除大学有专门的法律教材外,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内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全部散见于德育类教材中,作为学校德育内容的一个相对次要的组成部分，不系统、不全面、无规律，缺乏内在连续性。孰不知，“道德人”与“法律人”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有道德的人会因为不懂法而触犯法律，而不道德的人却会因为了解法律而不敢犯法。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时，也是把有道德和有纪律（合理理解就是有法纪）并提的，而且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把纪律纳入道德范畴之意。同时，德育概念本身也没有包括法制教育，学校德育广义理解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狭义理解仅指品德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指政治立场、观点、态度以及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的教育，思想教育仅指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而品德教育旨在培养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德育的三大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涵盖法制教育内容。另外，比较美国、德国与瑞士等国的学校教育，尽管也强调道德或宗教教育，但法制教育却是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传统，它与道德或宗教教育无论从教材编写、专业设置还是教师配备上都有区别。可见，把学校法制教育内容变相为德育内容，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样，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德育实践本身就在以分数和升学率为杠杆、以智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再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无疑于彻底否定了法制教育的重要地位。
2．把法律素质排除在素质教育内容之外。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如前所述，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法律素质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没有明确提出“法律素质”概念，也没有对法律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培养受教育者法律素质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当前的学校素质教育也没有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认识上只承认“法律意识”或“法制观念”的存在，在实践中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的法律素质培养。熟不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政治理想。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为政治服务的，当今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同样要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推进器，这种作用的集中表现就是培养法律职业群体和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人才。如果素质教育理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无视法律素质的存在，不重视法律素质的研究，学校教育实践仍然沿用原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加强法律素质教育，就必然影响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
3．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教学。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知法”这一层次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当然，法律知识教学是法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两者有着重要区别，法律知识教学不能代替法制教育，知法者并不一定是守法者，知法是前提和手段，守法、用法和护法才是法制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现在知法犯法青少年大有人在，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模仿犯罪，不少青少年模仿影视小说中罪犯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犯罪；二是反侦查，比如作案时带手套，伪造证件，破坏现场等等。所以，把传统学校德育中的法律知识教学转变为法律素质养成已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构建
法制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重大功用与现代学校教育忽视法制教育、不重视法律素质培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理所当然地要为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培养大批的民主法治人才和守法护法公民。现代学校教育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改革那些与民主法制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教学体制，把法制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并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认为，当前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法律素质必须着手以下几方面的构建。
（一）完善素质教育理论，把法律素质作为重要的素质教育内容加以研究。九十年代初期，国家以法律性文件的形式大力倡导“改革人才教育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在全国形成了“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高潮。从实质意义上讲，素质教育应该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教育”的进一步诠释和具体化，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培养和发展所有学生的各种素质，而“全面发展教育”是它的基本实现途径。传统学校教育中的德育、智育和体育是素质教育的几个重要途径，但决不是全部途径，80年代教育改革增加了美育和劳动教育，九十年代又大力推行心理教育。素质教育的途径随着社会进步以及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完善，九十年代末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又为学校素质教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法律素质教育，这是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加强法律素质方面的理论研究，明确法律素质在个体综合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法律素质的基本内含、层次和养成规律，对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科学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使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能够接受到系统的法制教育。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之所以没有地位，得不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没有法制教育课程，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使法制教育成了可有可无的“软任务”。比如，许多学校仅仅是每一学期或学年请校外的“法制辅导员”举办一至二次法制讲座。其实，法制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一样，具有自身的认知规律和结构体系，没有相应的课程就难有法制教育实效。因此，教育决策部门应当及时修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法制教育课程体系，让法制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当中，使法制教育在学年编制、课时分配、学周安排和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加以明确，把“软任务”变成“硬任务”。这不仅是法制教育地位使然，也是课程现代化的一个客观要求。同时，要加快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在法学院校开设一定比重的教育学科，在师范院校增加一定比重的法律课程，从而使法律专业人员能够有机会进入教师队伍，使师资队伍具有相应的法律素质，最终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具有可靠的智力资源保证。
（三）努力探索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提高法制教育实效。法制教育与学校德育一样，不能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概念的掌握，而应把重心放在素质的提高上，养成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良好的守法用法行为习惯。为此，在认真完成正规法制教育课程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还需要努力探寻其他富有实效的途径和方法。我们通过对多所中小学校法制教育的调查和思考，认为法制教育活动应该可以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效的，除了正规课程教学外，还可以包括：1.利用学校部分教师和校外司法专业人员的法律智力资源，开展“周末法制教育系列讲座”，制定计划并严格执行；2.帮助学生建立法律协会，进行有关法制方面的学习讨论和实践；3.组织青少年学生旁听各类案件的审理，切身感受违法与制裁、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4.在法官和检察官的协助指导下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通过实践提高素质；等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丰富了校园生活，减少了违法违纪行为，对建设良好校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实行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努力建设良好的法制教育校园环境。依法治校既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种生动体现，同时也是学校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实行依法治校，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章办事，就能在校园内形成讲求民主、积极参与学校管理、自觉维护校规校纪的良好氛围，这是一种强大的隐性课程，它能使置身于其中的全体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知不觉地养成认真学法、自觉守法、善于用法、勇于护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使法制教育事半功倍，最终实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田克勤：《邓小平理论概论》，高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叶澜:《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教育部:《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童星:《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处版；
[6]赵洪海:《中小学素质教育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7]舒达,蒋长好:《素质教育全书》,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法制论文篇6
[关键词]机械制图教法探讨
机械制图课是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对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有直接影响,同时与生产实践也有密切的联系。通过几年的教学发现,这门课并未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学生普遍反映教学内容太抽象,很难较好的去掌握。这也给后续的专业课教学带来了麻烦。因此,探讨其教法有很大的必要性,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较好的教学方法。
一、有效利用客观环境,进行启发授课
讲授法是教师运用语言连贯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进行教学的一种方法。在讲解中如何启发学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利用好此方法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机械制图》课教学中,投影基础和几何元素的投影图是整个课程的基础,但入门较难,学生不易建立空间投影体系,难以在头脑中勾画出点、线、面、体等各种基本几何元素在空间的形状和位置,更不用说将想象出的空间位置经过变换后在平面上画三视图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按照常规教学方式使用模型、挂图外,我还利用太阳、物体(人体)、影子等学生常见、易接受的形体,建立一般的光源、物体与投影的概念;利用教室墙面、地面建立空间投影体系;以桌面、粉笔盒、课本、三角板、铅笔盒等作为各类的几何元素,启发并教会学生如何在教室这个空间投影体系中模拟摆出各种不同几何元素的位置,再观察假设投影后的效果,鼓励学生参与讨论。这种形象、直观的教学方式,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了学习兴趣,缩短了教学过程,提高了学习效果。
二、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力求讲授层次清楚、条理分明
讲课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做出结论的过程。提出问题应尽量做到自然明确,联系实际和富有启发性;分析问题要做到层次清楚、条理分明;做出结论要简明准确、便于记忆。为此,教师在备课时,应该围绕本课时要达到的教学目的,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和讲授顺序。如在进行重点内容“组合体视图的读法”这部分内容教学时,根据“使学生掌握读图方法”这一教学目的,抓住“读图方法”这一主线,按“读图时应注意的问题、读图方法及读图方法的具体运用”的顺序组织教学内容。讲清方法(形体分析法和线面分析法)、指出难点(分析图框)、点明关键(不同组合型式的视图特点),再举例讲解读图方法的具体运用。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层次清楚、条理分明地讲授教学内容,不仅反映了教师的施教能力,同时也是吸引学生注意,使学生掌握所学知识,并加深理解的首要条件。
三、积极开展课堂讨论,活跃课堂气氛
机械制图课在很多学生的心目中都是非常沉闷死板的,这样无形中给学生的学习带来负面的影响。在课堂上积极展开讨论,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讨论法是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围绕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互相启发、搞清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对于机械制图课而言,零部件表达方法所涉及的练习特别适用此法。如在三通阀的表达可采用讨论法。在讨论前,首先引导学生复习所学的各种表达方法(视图、剖视图、剖面图、局部放大图等其他表达方法),再分析三通阀的结构特点。至此,让学生分组讨论表达方案,各组选代表陈述表达方法,说明其优、缺点,然后在教师指导下,确定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案。显然,这种方法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钻研问题的精神,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都有益处。但在实用中,一定要注意问题的明确性,切忌含糊不清。在讨论中,要善于诱发学生积极思维,讨论结束时,教师要做发言总结,明确讨论结果。超级秘书网
四、提炼讲课内容,归纳绘图方法,方便学生记忆
机械制图是研究绘制机械图样的一门学科。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绘图、读图和图解能力。机械零件的形状是多种多样的,为了教得其法,学得轻松,教师在组织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运用分析、归纳等逻辑艺术,提炼讲授内容,注意归纳各种绘图方法及视图特点。
五、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丰富上课内容
多媒体教学是指以不同形式存在的各种媒体信息(文本、图像、声音、动画)数字化,然后用计算机对他们进行组织加工,并以友好的形式提供给用户使用。多媒体教学是利用多媒体的集成性和交互性,通过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给学生创造出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生动逼真的教学环境,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六、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
法制论文篇7
[07]曾广载：《西方国家宪法和政府》，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240－241页。[08]王晓民主编：《国外议会研究文丛》第一辑，华夏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第80页。[09]引自孙哲著：《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第89－90页。与非著：《美国国会》，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第40页。americanConstitutionalLaw.SecondeditionbyLaurenceH.tribe.1988bytheFoundationpress,inC.[12]吴大英、任允正、李林著：《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281－282页。[13]李道揆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57－59页。[14]美国总统有多种角色，相应地拥有诸多正式权力，包括作为行政首脑，总统有权执行政策，监督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任免政府官员，编制行政预算；作为立法者，总统有权提出法案（向国会提交国情咨文并将其认为必要而妥善的措施提请国会审议），否决已由国会两院通过的法案，在"非常情况下"召集国会举行特别会议；作为政党领袖，总统有权控制全国的党组织，控制联邦政府的任命权，借助自己的声望影响各州和各地区的党派；作为首席外交官，总统有权缔结条约，签订政府协定，行使外交承认权；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有权指挥美国武装部队，任命军官职务，发动战争，采取多种军事行动；作为处理危机的决策者和国家元首，总统有权监督国家事务，作为国家元首代表整个国家。对于美国总统的权力边界，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除了宪法或法律禁止的行为之外，总统根据国家的需要可以采取必要行动，这不仅仅是他的权力，而且也是他的义务。"转引自【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著，孙占平等译《民主的嘲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66页。[15]参见梅玫编译《美国政治手册》，时事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43页。另外，在《美国国会》一书中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1992年6月3日，众议员皮斯特提出一项议案（HR5318），要求有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由于布什总统一直主张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许多议员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对布什的政策日益不满。于是，该法案在国会形成势头，最后众议院以339票支持、62票反对获得通过，参议院则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含有修正案的该法案，众议院又以呼声表决方式通过参议院文本。9月28日布什否决了该法案并退回国会。9月30日，众议院以345票支持、74票反对再次通过该法案。10月1日，参议院以59票支持、40票反对通过。但由于参议院未达到法定三分之二多数的要求，布什的否决得以维持。参见与非著《美国国会》，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第85页。[16]转引自陆润康著《美国联邦宪法论》，书海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第115页。[17]梅玫编译：《美国政治手册》，时事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1－22页。[18]孙哲著：《左右未来：美国国会的制度创新和决策行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第63页。[19]【美】麦迪逊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第57页及该页页下注"【62】"。[20]【美】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21]美国在50个州政府下，还有16506个县政府，13522个市政府，3034个镇政府，19431个学校特别区政府，35356个特别区政府（共计87849个地方政府）。参见【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著，井敏等译《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第2页。[22]总体而言，美国历史上向联邦政府集权变化的表现主要有：1、为了混淆"授权"这一概念以便使联邦政府能够做宪法没有明文禁止的任何事情，对宪法第一条第八项中"必需而适当的"条文进行了笼统的解释；2、联邦政府在南北战争中获胜，表明各州不可能凭借武力成功地抵制联邦的力量；3、根据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在全国建立了民权保障制度，这就使联邦政府拥有了界定和实施民权的权力；4、按照州际贸易条款的有关规定，联邦权力随着全国性工业经济的出现而增长；5、联邦对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作为这两级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和联邦干预州和地方事务的主要手段而增长。参见【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著，孙占平等译《民主的嘲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94页。[23]【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著，孙占平等译：《民主的嘲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401页。[24]参见【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著，孙占平等译《民主的嘲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397－402页。
法制论文篇8
关键词：经济和谐经济法制和谐社会
一、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支持和谐社会的物质力量，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指出“社会世界普遍法则是和谐协调的，这些法则从各个方向趋于完善人类”，而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和谐不意味着完美，而意味着改善”。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主张自由贸易，认为社会就是交换，在交换中产生价值，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关系，他从人天生有利己、利他两种特性出发，断言人们在交换中会构成和谐的社会。他坚信“我们追求的和谐不排除不和谐的存在，但是，如果这种和谐预示着和睦，而且会把我们引向和谐，那我们就认为它依然是和谐的”。因而，“和谐”思想作为一种反映经济社会普遍运行机理的科学思想，一直伴随在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之中。作为自发秩序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地利学派的传人哈耶克在20世纪又将自发秩序传统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就市场自发秩序而言，它同样不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目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使个人可以追求自己无论是利己或利他的目标，它还使非常分散的、处在具体时空的知识有可能得到利用，这些知识只作为不同的个人知识而存在，任何单一的领导当局都不可能拥有它们。
在新中国，和谐经济的思想萌芽早就产生。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阐明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并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协调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同志的可持续发展观与经济发展以效益为中心的综合平衡理论，不仅涉及到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与内部的和谐，而且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结构与总量的平衡，真正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可和谐性的统一。
二、经济和谐需要法制进行保障
经济和谐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经济公正和稳定的经济秩序。而公平和秩序是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经济公正乃是实现利益均衡与社会和谐的伦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前利益格局的失衡主要源于社会资源和权利分配的不公正，由此形成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差异与失衡，是导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因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我国利益分化和利益结构调整的进程中，要实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实现社会资源和权利的公正分配。诚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与正义这两个价值常常紧密相联、融洽一致的。一个法律制度若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就无力为政治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就是要通过法律制度安排，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对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合理配置，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分配所得与他人的差距感到均衡，从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稳定的经济秩序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秩序也法的基础价值追求。从价值论意义的角度上来看，法律有多种价值，诸如正义、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秩序等等，而在这众多法价值当中，法律秩序是更为基础性的。这是因为“所有秩序，无论是我们生命伊始的混沌状态中所发现的，或是我们所要致力于促成的，都可从法律引申出它们的名称。”也就是说，在秩序问题上，不存在法是否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存在的问题是法如何的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以“与法永相伴随的进步价值，便是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也是法律追求的一种。而经济法制无疑是保障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
三、经济法制的不完善导致了市场经济中的不和谐
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差异与和谐关系仍然处于可控状态，虽然分化和差异程度不断爬升，但社会总体上还是处于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由于经济法制的不完善，差异与和谐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持续运行于分化和差异的高水平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不断出现。
第一，经济法制不完善没有有效的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问题，加剧了社会不和谐。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越来越大，导致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摩擦越来越突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呈上升趋势。如，四川大竹，山西黑矿奴工事件等都是我国相关经济法制不完善的恶劣后果。
第二，经济法制的价值取向不合理导致了经济结构矛盾的日渐突出，经济结构的矛盾扩大为社会矛盾。如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矛盾、需求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资源紧缺的矛盾、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矛盾等。
第三，经济法制不完善导致不能有效地缓解因经济发展差异而产生的社会不公。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转化为社会差别。改革以来，由于我们在经济发展中采取的是差异性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企业率先发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由于政策调整没有及时到位，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硬化为一种格局，并形成明显的社会差距。
第四、经济法制不完善导致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经济法制应该起到引导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并具有规制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谐的功能。但是，目前，我国企业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较为低下，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一种粗放的形态中，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然不和谐。
总之，新形势下，我国出现的不和谐因素大都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有关，特别是与经济利益矛盾有关。而经济法制不完善是导致这些矛盾不能很好解决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加强经济法制的建设才能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
四、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的几种路径
经济法制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法制建设是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经济法制建设的推动。经济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将有力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正对上面分析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
1、树立并坚持公平、秩序、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制立法理念。
第一、公平和秩序是法律的价值追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内涵。
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是经济法制的根本追求。只有公平的秩序才是稳定的秩序。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是一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换句话说，和谐的市场经济，就是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在经济法制立法中，必须以缓解人民利益分配矛盾、经济结构矛盾、发展差异矛盾为己任。充分利用经济法制地引导功能、利益再分配功能、社会调控功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公正有序。
第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制的重要立法理念。
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发展性、整体性、多样性的特点。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它表明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前进的状态和运动；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大范围、长时期、总体性的发展运动和发展状态，是一个国家各个部门法的共同发展。经济法制是建立在区域多样性和经济多样性的基础上的。经济法是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在法律上的体现，是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和重要的实现途径。因此，在经济法制建设领域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于发挥经济法制对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2、大量完善和补充经济法制立法
第一、加强民商事立法，完善劳动法等对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法规。目前一些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存在不公平现象，如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富人和穷人、有权人和无权人、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等方面的差别较大。切实保护各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力的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立法，有效地缓解经济结构矛盾。
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实践中，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如企业法、税法、金融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环境保护法、资源法、人口法等，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甚至相互抵触。因此，应该通过立法修正，将各个部门法统一起来，使其各得其所，各有其用。只有经济法内部实现和谐，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第三、加强社会调控立法，有力地缓解社会不公。
经济法应该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以社会权利本位为宗旨履行着调控经济、平衡利益、缓和矛盾的职能。但在实践中的一些经济法制领域，特别是在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优惠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民族政策、劳动政策等方面存在制定法律政策不公平。故应该在立法中，将这种不公平一一革除，实现经济政策的区域公平、主体公平和内容公平。经济政策公平是经济法制公平的基础，通过社会调控立法，实现了经济政策的公平，才能最终实现经济公平、社会公平，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四、加强循环经济立法，推动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强环境管理，降低污染排放水平。在两个个层次加强循环经济的立法：一是修订《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对循环经济做出原则性规定，在分则中单列清洁生产和资源的回收、再用、再生利用规定。或把之分散到污染防治、资源与生态保护的章节之中。二是制定与《清洁生产促进法》相衔接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方针、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具体的法律制度和责任。
经济法是国家协调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其重要使命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运行的过程中，克服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不足，协调各种比例关系，使社会经济快速、稳定、高效、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只有实现经济法制的完善，才能通过促进经济和谐，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参考书目：
1、夏澈，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探析[J]，文教资料，2007，（4）。
2、范恒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制度的若干思考[J]，学习月刊，2007，（2）。
3、虞满华，许忠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考[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4、夏文斌，公平原则与和谐社会的建构[J]，理论参考，2006，（3）。
5、邵平，经济法与经济法制初探[J]，改革与战略，2006，（5）。
6、吴鹏飞，略论陈云的经济法制思想[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1)。
法制论文篇9
协商参与模式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民众参与各种决策的互动模式，既不强调民众是否通过中介参与立法，也不强调民众的参与对立法结果是否有实质性的影响，而是强调在立法的过程中，为了达成共识，各个协商主体之间的理性沟通和对话。在这种观念中，协商参与立法就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协商主体，为了证明其所阐述的论点或论据而相互陈述的过程。[1]现代社会中日趋多元的个人利益最终得到了尊重，并且相互妥协让步之后达成了共识。简单地说，协商民主理论构成了对协商参与的理论依据。[2]
（一）协商民主的概念
关于协商民主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在当今学术界比较流行或相对比较认可的主要有三种学说。第一种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决策体制，或者说是决策形式。”如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时通过公开讨论———每一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听取并考虑相反的观点———做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第二种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如瓦拉德斯认为，协商民主“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4]第三种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团体组织或政府形式。如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指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团体。库克也指出：“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4]这三种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其中都共同包含了协商民主的主要内涵。一是协商主体的多元性。法律作为一种最为重要的公共决策，其不仅要实现国家的治理，而且也要合理的表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5]二是协商过程公开、平等化。三是协商范畴的广泛性。社会生活中的公共决策都要求有不同利益主体的参加，尤其是重大的立法决策，更是要进行充分的阐述和辩论。
（二）协商民主的现实意义
一是促进合法决策。公共决策的特点就是它将影响到在其规则范围内的所有人，因此，一种合法的决策将各方的协商作为其合法性的根本条件，公共决策的合法性来源不是预定的个人意志，而是它形成的程序，即协商本身。二是限制和规范公权力的运用。“从实际情况看，处于行政领导第一线的国务院，由于了解实际情况，承担大部分立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其它机关或个人，可参与起草法律草案，但没有立法提案权，立法严格依据立法程序，从而使中国立法越来越多地带有官僚法的特点。”[6]由此可见，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由于强势集团在其自身利益的迫使下很难做出公平公正的立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部门牟利化之后，[7]难于保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本性。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协商民主对公权力的私用、滥用起到一定的规制。三是引导公民有序的参与政治，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社会讲求人人平等，尊重人权，每个人都理性的参与公共事务。而协商参与正是公民社会的一种重要形式，强调理性对话、达成共识，协商参与理论的引进也进一步发展了公民社会的理论和实践。而公民社会的形成对我国的现行立法机制将会有重大的改善，能够使兼听各方利益表达成为可能现实。
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与立法机制的完善
由于民主发展阶段的不同，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遭遇的困难与西方多元文化社会面临的问题不同，但来自于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对现阶段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其特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下面简要阐述中国特色的协商参与形式———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参与立法机制的途径和意义。人民政协是协商参与的重要形式。首先，从政协的职能看，本来就包括政治协商，“人大立法，政协立论。”[8]作为沟通群众和执政党的中介，可以把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都反映给政策的制定者，形成各种意见的良性互动。其次，人民政协是实行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和主要形式，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首先，要了解政协参与立法的历史。1949年9月21开幕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决定新中国的若干重大事项，此次会议通过了三部创立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法案，这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随后，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草案）。1954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宪法草案初稿，全国政协积极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负责人和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协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协在不同时期都提出了重要的法律议案，启动了立法，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黄景均等5位委员共同提交了《关于尽快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置反贪污贿赂总局的提案》；2000年3月，民革中央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尽早制订“国家行为法”》的提案，全国人大也最终采纳；2003年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对“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建议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在此推动下，2006年中央作出决定，死刑核准权从2007年开始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9]其次，要知悉当今政协参与立法的形式。随着国家制度的健全，政协职能从建国初期直接参与立法到现在间接参与立法，主要辅助全国人大立法。在现有的环境中，政协协商参与立法是在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在提交审议前的起草阶段，其参与立法的形式主要几点。第一，提出议案，如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对宪法修订议案，1999年的全国人大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10]第二，进行专题调研，完善国家立法草案。第三，立法听证。我国《立法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在法律草案审查中，“应当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同时“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另外“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将法律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人民政协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成员广泛、参政议政的职能，对立法草案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人民政协协商参与立法是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其不仅在我国已经具有多年的实践史，而且通过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构成了我国的基本政党制度。由此可见，协商民主理论在我国是完全具有可行性的，有待我国将其进一步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三、协商参与立法机制的现实困境与解决对策
协商民主虽然在我国的政治实践史中早已存在，但其发展程度还不高，大多都停留在纸面的规定中。在我国当前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对协商参与立法机制的现实运行进行考察。
（一）协商参与的现实困境
1.政治精英控制协商参与立法机制，参与不平等也不自由。有的参与者只说领导想听的；有的只听取部分人的意见，回避问题和矛盾；有的政策是预先定好的，提问题的人也是事先安排好的，事先不发放材料，消化信息和参与讨论的时间不充分，听取意见也只是获取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2.协商制度立法机制缺乏一个监督系统，即缺乏普通百姓和人大对掌控协商制度者的监督。协商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仅表现在对于议案的协商沟通，还表现在提出议案，这些都决定着协商参与的内容和流程。而对于这些环节要是没有任何监督的话，协商参与的效果和价值也就缩减了。最终的结果依然是有领导做出决策，而且对于这些掌握着协商参与的领导，制度上也不存在任何监督力量的话，在民主的形式下依然会出现专制的结果。
3.协商参与者态度不明确，甚至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我国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不喜欢争锋辩论，没有坚定地立场，而是和稀泥，以中立的态度面对一切，好像辩论就是对人的不尊重。[11](p237)参与者假装在协商，其实态度并不认真。
4.协商参与立法的条件不成熟。我们经常说“徒法不足以行”，要有很多的配套设施才可以正常的运转，协商参与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也是一样。从政治方面看，需要有一定的民主氛围以及制度的保障，而这些在我国恰恰是最缺的。从经济方面看，协商参与强调沟通对话，而这种相对慢节奏的决策大大提高了协商时间和资金的成本，因而协商参与是要有一定的资金保障的，这也就为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再从社会方面看，协商参与要求主体平等理性对话，但是不论怎样主体之间都没有绝对的平等，甚至连相对的平等都做不到，比如说一个利益集团跟一个草根组织的对话，在现实中很难做到平等理性，往往是经济实力决定了协商结果。
（二）解决对策建议
1.创新社会协商参与立法制度。关键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协商参与立法的包容性问题，二是社会协商参与立法与正式立法制度的关联问题。这是因为，如果社会协商参与立法制度不能保障民众平等参与协商的机会，立法过程中的协商就会失去公共性，那么其结果也就没有了民主合法性；同时，如果社会协商同正式的立法制度缺少应有的联系，那么社会协商参与立法也就是形式上的，没有任何实效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公民陪审团、协商性民意调查的方法，通过随机抽样组成社会协商论坛进行立法协商，以保障其制度的包容性。同时要建立健全立法机关的回应机制，保障立法机关对社会协商参与立法的结果给予明确的答复，对不予采纳的立法建议应说明理由，以增强其制度的实效性。
2.加强政治协商制度的规范性。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发展协商参与立法的主要渠道和重要方式，但是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由于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缺乏明确性、程序性、责任性，从而导致协商参与主体和内容规定的模糊性，协商参与过程的随意性，协商参与结果的无实效性等问题。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明确协商参与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切实保障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对国家和地方的重要法案，在决策之前进行广泛而充分的协商。
3.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协商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实现立法民主的重要保证。但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立法中更好地表达民意，就必须充分吸收协商参与的优势，把立法表决建立在充分讨论、磋商的基础上。
法制论文篇10
[关键词]司法鉴定制度鉴定机构鉴定人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由司法机关指派或当事人委托，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的一种活动[1].司法鉴定涉及诸多领域，据统计，“目前我国司法鉴定学科的种类已经多达30余个，一年鉴定案件100万件以上（包括一案数种鉴定）”[2]可见，司法鉴定借助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解决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以弥补侦查、审判人员知识的不足，它以其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帮助司法机关判明证据真伪，起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分工的细化，鉴定的应用领域必将不断拓宽，其重要性也将因此而进一步提高”[3].但是，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体制，是从建国初期司法机关侦查办案所需的内部鉴定而发展演变出来，司法鉴定工作显得滞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存在诸多弊端。
一、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司法鉴定立法严重滞后
1、法律对司法鉴定的规范甚少。目前，有关司法鉴定方面的法律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之中，仅6个条款。且六个条款主要是关于鉴定决定权的授权性规定。从全局上看，至今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法。
2、部门规范杂乱。出于需要，各部门相继制定了一些调整司法鉴定的文件：如司法部制定了《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公安部制定了《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最高检察院制定了《法医工作细则（试行）》，最高法院下发了《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还有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的文件等。这些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鉴定领域在操作中的困扰，但效力层次不高，适用范围较窄，冲突与矛盾并存，且各自为阵，施行各异。
3、绝大部分专业未制定统一的鉴定技术标准。目前，除部分法医鉴定和司法精神疾病有几个部联合颁布的部颁标准外，其他学科尚无统一标准，多数还只是各自确定的标准或经验型的标准。“各类学科、全国性的行业标准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公认型的鉴定标准还没有”[4].众多的鉴定机构由于其行业或专业的特点，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鉴定标准，如同样的人身损伤进行伤残等级评定，适用公安部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标准》和劳动部制定的《职工工伤和职业病鉴定标准》结果往往不同，当事人亦常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鉴定机构，鉴定机构也以此迎合委托人。在众多的鉴定标准中，有的还不科学、不准确，给司法审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法医鉴定中重伤偏轻和轻伤偏重以及轻伤与轻微伤的鉴定结论概念模糊。这些问题必然导致对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产生分歧和动摇，对公正司法产生直接影响。
（二）鉴定机构门派林立，设置重叠，运行混乱
1、鉴定机构多系统重复设置。目前我国具有鉴定权的机构大致有五类：一是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等国家专门机关内部设置的鉴定机构。这些内部鉴定机构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在行使侦查、检察、审判权时而设立。其中公安机关内部鉴定的规模最大，实行中央、省、地（市）、县（区）四级鉴定网络。检察院、法院的鉴定规模较小，起步较晚，通常设置于中央、省、地（市）三级；二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置在科研机构、政法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如司法部司法技术鉴定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等；三是卫生行政部门设立的鉴定机构，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四是一些医科大学设立的鉴定机构，如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鉴定中心；五是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因此，在我国享有鉴定权的机构庞大而杂乱，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各部门设立的鉴定机构归各自管理，各守门户，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多方鉴定、重复鉴定、虚假鉴定等现象的存在，导致司法鉴定的混乱无序。
2、鉴定机构缺乏独立性、公正性。公安机关的“自侦自鉴”、检察机关的“自检自鉴”、人民法院的“自审自鉴”，因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鉴定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大打折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公正性受到质疑，社会对鉴定制度的信任不高。尤以“自审自鉴”更甚，审判活动系平息冲突、化解纷争、定罪科刑的最后防线，自审自鉴使“鉴定成为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既是法院的一个下属机构，又是一方当事人的证人，他由法院的下属成员变成当事人一方的证人。法官以这种双重身份出现和参与诉讼活动，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有失公正和后顾之忧。”[5]
3、鉴定机构运行机制混乱。（1）司法鉴定行业无执业分类标准。司法鉴定行业涉及的学科门类很多，鉴定的技术手段也纷繁复杂，有时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多门学科知识，这就要求有不同专业知识和掌握不同技术手段的人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水平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客观上需要严格的执业分类，但我国目前对此一片空白；（2）各个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对象不清。各系统各层次的鉴定机构在受案上普遍存在随意性、混合性和重复性。为了经济上的利益，都对外接受民事、行政诉讼当事人的委托，有的还相互争案、相互否定、相互指责、贬损对方，使技术鉴定的科学性、权威性大受损伤；（3）鉴定机构有权无责，随意出具鉴定结论。由于对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缺乏法律约束，随意出具鉴定结论也无相关制裁措施，使得少数鉴定人员收受贿赂，毫无顾忌地出具偏袒一方的鉴定结论，这在财产评估中表现尤为突出，同一财产，不同机构出具的评估值有时竟会相差几倍！
（三）对鉴定人员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
1、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民事诉讼法》第72条、《行政诉讼法》第35条也有类似规定。但我国目前尚无全国统一的、权威性的审核、批准、授予机构，如何认定鉴定人具有“专门知识”通常由法官说了算，甚至连审案的法官也未必知道署名的鉴定人是谁？具体有无“专门知识”？即使署名的鉴定人有鉴定资格，但其资格多为内部授予，而非考试通过，水平高低不得而知。再则，当鉴定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如何有效地保护？鉴定人无故不履行义务时如何制裁均无法可依，影响了鉴定的法律权威。
2、鉴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司法鉴定整体水平不高。由于没有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与规则，加之鉴定机构多而杂乱，鱼龙混杂，鉴定人员中不乏滥竽充数者，特别是依附国家机关的庇护而生存的鉴定机构，其人员素质更令人堪忧，司法鉴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鉴定人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远未形成。
3、对鉴定人员没有健全的培训和考核晋升制度。健全和实施合理的培养、培训制度，是司法鉴定工作的基础。而建立和完善科学、系统的考核晋升制度，则是不断提高鉴定人员技术水平，使鉴定事业不断发展的必要途径。两者互为联系，互为影响。我国对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考核，尚无一套科学完整的体系，晋升标准多以学历和工作年限为主要参考条件，论资排辈，无水平高低、能力大小、贡献多少之别，严重阻碍鉴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性。
（四）司法鉴定缺乏程序规定
1、委托主体多样化。民诉法第72条、行诉法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启动鉴定的唯一合法主体；刑诉法第121条、165条规定，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公安、国安、检察机关、人民法院都有决定鉴定的权力。可见，现有法律均规定司法鉴定决定权专属于国家机关，当事人只有请求鉴定的权利。然而，当事人直接委托鉴定机构却得到了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可，2002年4月1日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2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司法解释与法律在此存在冲突。
2、对重新鉴定没有规定。（1）是否需要重新鉴定无规定。一方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常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法院是否准予，没有标准；（2）重新鉴定的机构如何选择无规定。实践中有时出现越申请重新鉴定，鉴定机构的级别却越低的怪状，而各鉴定机构出具的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又成为重新鉴定的动因；（3）重新鉴定的次数无限制。一方当事人认为鉴定结论于己不利，就申请重新鉴定，一案多鉴甚为普遍，因鉴定而花去一年半载屡见不鲜。多渠道、多层次的重复鉴定，不仅增大诉讼成本，加重当事人负担，造成资源浪费，且经常出现鉴定结论相互矛盾的情况，法院对此无所适从，诉讼久拖不决。如发生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吴赛阳诉吴彰引刑事自诉案，历时七年，经过二次发回重审、一次再审共六次诉讼，吴彰引由无罪到有罪再到无罪，都是三次司法鉴定起了决定性作用[6].
（五）鉴定人员不出庭，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随意化
长期以来，鉴定机构多以出具书面鉴定结论为终结目的，鲜有出庭质证。如本院2001年至2003年共委托鉴定105件，鉴定人出庭仅5件。法院亦很少督促鉴定人出庭，即使要求，鉴定人也常托词推脱，致使鉴定人资格得不到控辩双方和法庭的审查，鉴定结论仅在当事人之间质证。而当事人对于专门性问题往往不懂，多以鉴定结果对自己的利弊来决定肯定或否定，鉴定结论的质证流于形式，其科学性和公正性难以体现，达不到审核鉴定结论的目的。法官有时也难以明了鉴定结论的真正含义。当几个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出现时，法官更可能随意认定，上诉程序难以避免，甚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造成司法机关无谓的重复劳动，也损害司法机关的声誉。
二、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的比较
当今世界，英美和大陆法系在司法鉴定制度上的差异主要是由诉讼制度的特点所决定，对两大法系不同的鉴定制度的优劣长短予以比较，对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和决定权。鉴定的启动权和决定权，即鉴定事项的提出和鉴定人的选任，它是鉴定制度的核心内容。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与否及鉴定事项都由当事人自行决定，鉴定人也由当事人聘请，为当事人服务。而大陆法系则实行司法官授权鉴定制度，鉴定被视为帮助裁判者发现真相，实现正义的活动，被视为司法权的一部份，因此司法鉴定由法官根据检察机构和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决定，鉴定人也由法官选任或聘请，视为法官的助手，为司法机关服务。
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通过双方的对立竞争来全面揭示案件事实，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法官偏听偏信。但因鉴定人系当事人聘请，在选取鉴定材料和作出鉴定结论时往往会倾向于委托人。故鉴定结论容易服务于当事人的需要，而非正义的需要。为克服这一缺点，当今英美法系法官主动决定鉴定事项不仅得到法律认可，而且在实践中也越来越频繁。
司法官授权鉴定制度的优点主要是保证鉴定人的中立性，减少重复鉴定，提高效率。但事实上，这种鉴定制度常常事与愿违。一方面由于鉴定结论是“一言堂”，法官易偏听偏信，造成错判；另一方面重新鉴定又使效率大为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鉴定制度所享有的‘公正性’荣誉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导致错判的危险性。且不说那些专门为侦察机关或检察机关服务的鉴定人很难保持‘中立’，即使是法院聘任的鉴定人也会产生迎合法官的心理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的公正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比那种公开声明的不公正具有更大的危险性。”[7]基于此，大陆法系国家也在向英美法系国家学习，鉴定启动权虽控制在司法官手中，但当事人对鉴定程序的启动却能够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方当事人如果认为案件需要鉴定，可以向法官申请，双方还可申请重新或补充鉴定，法官若无充分理由不得拒绝。
（二）担任鉴定人的资格。英美法系国家的鉴定人被称为专家证人，对于什么人能够担任鉴定人，法律无专门规定。原则上，所有“经过该学科科学教育”的人，或者“掌握从实践中获得的特别或专有知识”的人，[8]都可以作为鉴定人。而“大陆法系所谓的专家，常常是指建筑师、会计师、律师、工程师、土地房屋调查师等获得资格认证或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士”。[9]大陆法系建立了专门的鉴定人资格制度，将鉴定权授予给特定的人或机构，如法国和意大利等国都建立了鉴定人名册制，由专门机构通过特定的考评和登录程序，将全国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专家根据行业登记造册，注明各人的基本概况，供法官选择。
（三）对鉴定人资格的审查。英美法系首先由聘请该鉴定人的当事人审查，认为合格则聘任；其次是对方当事人或其律师的审查，通过在法庭上对鉴定人或专家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或质证，目的是让法官和陪审团怀疑该鉴定人的资格从而怀疑其鉴定结论。大陆法系对鉴定人资格的审查主要有三种：其一，由有鉴定权的机构自行审查。如俄罗斯由鉴定机构对其人员进行审查；其二，由授予鉴定权或确定鉴定人资格名单的机关负责审查。如法国的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审查其鉴定人注册名单候选人资格；其三，由承办法官负责审查。如德国由法官对选任的鉴定人进行审查。这三者皆属“事前审查”，即在鉴定人进行鉴定之前进行资格审查。大陆法系还规定了鉴定回避制度，而英美法系由于鉴定人由当事人选任，自然无此制度。
（四）鉴定人出庭。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作法大同小异，即鉴定人一般都须亲自出庭作证。英美法系要求更为严格，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主询问和反询问，其诉答过程就是展示鉴定的合理性过程，否则法官可直接将其证言排除。对于无正当理由而拒绝鉴定或者拒绝出庭作证的鉴定人，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处以罚款或采取其他严厉的强制措施。当然，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也规定了鉴定人可不出庭作证的情形，遇此情况鉴定人可不出庭，但要对其鉴定结论采取相应措施，如在审前询问或证据保全。
（五）鉴定结论的法律效力。鉴定结论的法律效力指鉴定结论对法官判决的约束力。英美法系国家的鉴定人在证明案件事实时，是依靠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力图影响陪审团和法官，其作用与普通证人无异，只不过陈述的并非切身体验，而是对事实的判断意见，故对法官没有约束力。大陆法系由于鉴定是司法官委托，鉴定人被视为帮助司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的中立人，不同于证人，其出具的鉴定结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又有两种体例：其一，对法官无约束力，以德国、意大利为代表；其二，有一定的约束力，法院判决如不采用鉴定结论需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以日本、法国、俄罗斯为代表。
三、重塑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设想
随着我国加入wto，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我国的经济、司法都将面临严峻挑战。“诉讼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是现代诉讼活动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而其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证明方法的科学和理性。”[10]司法鉴定制度显然是重中之重。2001年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有8个代表团的266名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尽快立法规范司法鉴定工作。2002年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又有7个代表团的234名代表提出该议案。[11]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上，山东团的傅延华代表、浙江团的周晓光代表分别领衔提交了关于制定《司法鉴定法》的议案。[12]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司法鉴定制度，已成为社会的急切呼唤！
（一）建立科学、中立、公正的鉴定机构
1、鉴定机构设置的价值取向——公正与效率。公正与效率是“一个世纪性的主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人民群众都迫切要求司法公正与高效。”[13]公正与效率是法律最基本的两个价值，是一切现代设计的共同价值准则，也是人类设计诉讼程序的根本出发点。司法鉴定作为鉴别、确认诉讼证据的一种重要活动，直接决定案件的事实和裁判结果，也应最大限度地兼顾公正与效率。
2、司法鉴定机构与公、检、法三机关分离。公安、检察机关是刑事诉讼中执行控诉职能的诉讼主体，对其控诉承担证明责任，如将事关被告人罪与非罪、罪行大小的专门性问题提交其内部机构鉴定，并作为定案根据，“无异于是用基于自身的主观认识并由自己制造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这与其在刑事诉讼所处的地位和执行的职能是不符的，难保其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14]再则，犯罪嫌疑人对事关自身利益的鉴定问题一无所知，法律规定的鉴定人回避权丧失意义。至于人民法院的自审自鉴，更与其中立的诉讼地位背道而驰。因此，从公正的价值角度出发，司法鉴定机构必须独立于公、检、法机关，站在中立的角度不偏不倚地提出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鉴定结论。
3、所有的司法鉴定机构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管理，杜绝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避免多头鉴定，减少重复鉴定，节省社会资源。由司法行政部门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统一管理是适当的。其一，司法行政机关不直接参与诉讼或仲裁活动，独立于司法之外，符合中立、公正的要求；其二，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性质和职能相符。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已赋予了司法部指导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一项新职能，并由国务院“三定”方案加以确定，这为全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确立了基本框架和思路。司法部已于2000年8月3日颁布了《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对鉴定机构的设立、登记、年检注销，对鉴定人员的资格、权利义务、执业等进行了初步规范。
4、设立统一鉴定机构的构想。对公、检、法内部设立的鉴定机构予以撤销、合并，只在国家、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市、州）设立三级司法鉴定机构，从而使鉴定机构的数量减少、实力增强、鉴定人的素质提高。地级司法鉴定机构根据情况可在县（县级市、区）设立分所，但一个县最多只设一家。考虑到侦查活动具有及时性的特点，侦查机关可以设立技术侦查人员，他们不具有鉴定人身份，而是协助侦查的“专家辅助人”，提供的意见只能作为勘验、检查笔录，其效力有别于司法鉴定。[15]对医科、政法等高等院校、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一些行业鉴定机构及其他专业部门组建的为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都要纳入司法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对其鉴定资格、范围、考核等予以规范。各级鉴定机构之间系平等关系，出具的鉴定结论在效力上没有等级之分，都需经过庭审质证后由法官依法采信。倘若赋予上下级鉴定机构鉴定效力的差异，因上下级鉴定机构之间的熟悉关系，为维护下级鉴定机构的“权威”，容易产生损害重新申请方的利益等弊端。
有人认为将侦察、检察机关的鉴定机构撤销后，将影响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如降低办案效率、不利于保密工作等，故极力反对。笔者不赞同此种看法。首先，鉴定机构撤并后无论硬、软件设施都会大大增强，又能防止无序竞争，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都将高于以前；其次，现有的行政区域中地级市数量在陆续增加，其辖区呈缩小趋势。如四川省从1983年起至今，地级市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第三，近十年通讯、车辆、公路有了极大改善，县到地级市一般都有一级或高速公路；第四，地级鉴定机构在一些县还设有分所，基本上不会对效率产生影响，且从公正的角度考虑，付出一点时间代价也是必要的；最后，只要对鉴定机构予以严格管理，从制定上予以规范，即便侦察部门委托的鉴定的保密工作亦无需担忧。
（二）从立法上加强对鉴定人的管理
1、鉴定人资格的取得。鉴定人资格的取得，可借鉴律师、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的经验，实行全国统考。按所从事的不同鉴定类别，分别进行鉴定人资格考试，全国登记在册，只有取得相关鉴定资格的人方能从事相应的鉴定工作。令人欣慰的是，《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第16条已规定：“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的取得和授予，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考核制度。”然该条尚需细化，并尽快付诸实施。对取得鉴定资格的人员，每两年进行一次考核，合格者方予注册并颁发证书，确保鉴定人真正具备专家水准，这是保证鉴定结论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关键。
2、明确规定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要保证鉴定人依法履行鉴定职责，各国都通过法律对司法鉴定人的法定权利作出了具体规定。《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了鉴定人的查询权、参与权、要求权、拒绝权、获得报酬权等，但对其安全如何保障仍未规定，此项也甚为重要，概因鉴定人可能成为利害关系人泄愤乃至报复的对象，这也是鉴定人不愿出庭的主要原因。第29条规定了鉴定人按时完成鉴定任务、主动回避、保守秘密、按时出庭、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但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还需具体化。
3、健全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法律责任是履行义务的保障，没有责任的义务是空洞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是现行法律中唯一关于鉴定人法律责任的规定，但具体如何承担，无从而知。对违反法定义务的鉴定人，必须处以相应的法律责任，用法律责任来克服少数鉴定人有恃无恐，随意出具鉴定结论的现状，以促使其切实履行职责，保障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首先，在责任主体上要区分鉴定机构的责任与鉴定人的责任，二者不能相互代替；其次，要区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且以承担民事责任为主；第三，对收受贿赂或工作极不负责、草率出具鉴定结论者，要吊销其终身执业资格，使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规范鉴定程序
1、鉴定启动权由法官行使，同时赋予当事人司法鉴定申请权和申请回避权。从我国实情来看，诉讼制度的总体特征趋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委托权应采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由司法职能部门行使。在由法官决定、委托司法鉴定的情况下，要充分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合理性，保障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权和回避权，以有效制约法官的该项权力。无论是原告、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只要认为需要鉴定均可向法院提出，法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如不采纳，应在裁判文书中释明。这种模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法院的中立和鉴定结论的客观，也与现行诉讼法的规定相符。《证据规定》第18条基于司法实践承认了当事人直接委托鉴定，显然与法律相悖，值得检讨。
2、鉴定机构的选择要充分体现当事人意志。鉴定机构的选择甚为重要，但现行的法院委托使当事人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证据规定》第26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指定。”《证据规定》确立了协商确定优于法院指定，有了很大进步。但要防止一方当事人与少数法官“勾兑”，使“协商不成”成为必然，法官再“依法”指定的情况，该条仍显简单，可按下列程序依次确定：（1）双方协商选定适格的鉴定机构；（2）申请方提出几家适格的鉴定机构，让对方从中选择；（3）由法官选定几个机构供双方选择；（4）若上述几种方法均无效，才能由法官从（3）中随机确定一家。以此制约法官的委托权，防止可能发生的“暗箱”操作。鉴定机构由双方当事人选定，既体现公平自愿，减少重复鉴定，又避免鉴定机构为争案源而给法官介绍费或迎合法官的意向，独立、客观地作出鉴定结论。这种方法，“无疑有利于法院妥当、迅速、并使当事人信服地解决纠纷，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因为在当事人看来，即便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出具了不利于他的结论，法院也依此作出了不利于他的裁判，但这个不利的诉讼结果不是别人强加给自己的，而是自己参与和选择的结果。”[16]特殊情况下，申请鉴定应视为当事人履行举证义务，应当允许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但需严格限制范围，如刑事自诉案件应准许，否则无法启动自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