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用地论文篇1
1 地方特色农业文献的特点和作用
地方特色农业文献与地方文献不同，地方文献是记录某一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地等人文自然状况，如：“省情”“市情”“县情”等资料，是研究地方建设发展的主要记录根据，有较强的历史资料性。
地方特色农业文献，是基于一个地方的生物资源有较强的地域性和一定的独特价值而形成的文献。它们在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特色农业文献数据库相继建成。如：甘肃农业大学图书馆的“牦牛文献数据库”，新疆农业科学院图书馆“长绒棉数据库”，青海农牧学院图书馆“高原生物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建成，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了文献保障，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
2 地方特色农业文献的开发
2．1做好地方特色农业文献开发的前期工作
（1）转变农业文献工作观念，充分认识信息时代图书馆完成组织文献到组织知识的转变，将以传统的文献载体为对象的一般描述性揭示，逐步深化到对文献所包含的各种专题信息单元的开发利用。
（2）将开发特色农业文献信息纳人日常工作计划。做好社会调研，找准经济服务的切人点，明确信息开发工作的定位，活化静态文献，力求信息产品适销对路，发挥更大效益。
（3）建设地方特色农业文献数据库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文献传递网络化和资源共享，只有建立相应的通用性、标准化的数据库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数据库的标准化。规范化非常重要，一般采用国内现有的标准书目数据库套录。
3开发地方特色农业文献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地方特色农业文献的收集，采集渠道以现刊、内刊并重；载体形式以录像带、光盘等各种载体齐收；特别注意收集与地方特色农业相关的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为主的图书文献，经过努力要初步建成比较齐全、系统的地方特色农业文献信息体系，这是开发利用特色农业文献信息的成功所在。
（2）收集内容要新颖，要有开发价值，尤其是注意收集本学科国内外研究的最新科技动态。
（3）满足读者各种检索要求，是开发特色农业文献的宗旨。为了方便读者，我们的做法是：在主题下。先把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门话题，以文摘形式著录其后，供读者参阅，其次是研究本专题的原始文献文摘。
1995年我们为宁夏广夏集团大面积种植麻黄提供了信息服务，从1995年至今，宁夏广夏集团。民族化工集团、上海实业集团投资几千万元，大面积种植枸杞、麻黄，并建枸杞、麻黄加工基地，形成种植力工产品一条龙的产业基地，正是他们看到了枸杞、麻黄的开发前景和国际市场。
社会的需要是图书馆工作的根本，开发利用地方特色农业文献，是图书馆工作者参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农业图书馆工作者要根据本身工作性质和学科特点，始终坚持在区域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中，从本地实际需要和经济建设的特点出发，选择本地经济建设急待解决的问题开展服务工作，这是农业图书馆工作者的职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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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用地论文篇2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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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国古代农学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
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学习与探索91.6
44.郑炎成：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跃迁农业考古89.1.2
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农业出版社89
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载中华农业史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DazhongandDavldpimenbel（1986）“SeventeenthCentrryorganicagricltureinChina：1.CroppingSystensinJiaxingRegion”Humam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84
农业用地论文篇3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着，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着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着的是中国农业遗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缪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着；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着《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着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齐民要术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着，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着作，最着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着，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着，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着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着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着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着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
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着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着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着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着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缪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着，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着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着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着，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着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着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着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着，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着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着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着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
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着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着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综述。
9、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着。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着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着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农业出版社，1983年。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着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
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李并成着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文焕然，文熔生着《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参见王守华、戚印平着《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25]张波：《农业灾害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卜凤贤：《农业灾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农业用地论文篇4
摘要通过各种渠道开发农业地方文献，把分散在不同类型出版物中、不同藏书范围内的云南农业文献，予以集中，加以揭示、报导。建立起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藏书体系、目录体系和计算机检索体系，有效地为云南农业发展服务。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决定了我国农业、畜牧业的多样性和地域性。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在我省的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我省地处西南边疆，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其特殊的地貌地势及独特的“体气候”，具有多种农业资源，形成了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烟、蔗、茶、油、蚕、蔬菜、水果、药材、橡胶和花卉等为骨干的生产格局。畜牧也具有种类多、数量大等特点。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业信息都有着迫切的需求。怎样从本省实际出发，发挥本省资源优势，为农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几年来我们根据我省农业的特点，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开发云南农业地方文献资源，发掘云南农业地方文献资源的潜在价值，从而满足我省农业发展对情报信息的需求。
1、云南农业地方文献的征订
首先把冠有“云南”字样的农业期刊订齐，如云南农业科技，云南植物研究，云南畜牧兽医，云南烟草等。对综合性农业期刊和专业性农业期刊也尽量订齐，并与全国300多家农业院校、农科院、各地州农科所建立了资料交换关系，这样我馆每年通过邮订、内订、交换等渠道征订的农业科技期刊近600种。通过《全国新书目》、《科技新书目》及新华书店、出版社的征订目录订购有关云南农业的图书，中国农业年鉴、云南年鉴、云南统计年鉴、云南经济年鉴等每年必订，以保持其连续性。对出席有关农业方面学术会议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带回的各种会议论文以内部资料形式进行收藏。对我校教师、科研人员撰写的专著、发表的论文进行专门收集。通过多年的努力我馆的农业文献特别是农业地方文献已初具规模，自成体系，不仅丰富了馆藏，而且己成为云南农业文献的中心，除为我校广大师生服务外，还为省农科院、林科院、西南林学院，省烟草研究所、省情报所、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动物所等单位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信息服务。
2、加强农业地方文献的科学管理，充分揭示馆藏
2．1有针对性的把分散在上百种期刊中的云南农业文献有效的提供给读者是我馆文献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从1979年开始我馆定期从新到期刊中搜集农业科技文献，共编纂馆藏农业科技资料目录21期。
目录以题录的形式展现给读者，主要内容为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农业科学中又分为农业基础、植保、农作物、园艺、畜牧兽医。每期报导文献600余条，共报导文献近13000条。同时根据云南农业发展的状况和我校学科专业的设置情况编纂了馆藏农业专题科技资料目录11册，共报导文献7758条。专题目录报导的文献更具有针对性，如烟草行业是我省的支柱产业，每年我省和我校的科研课题中都有多项以烟草研究为对象的课题。为适应烟草科学的发展，我校成立了烟草研究所，开发了烟草专业，为满足师生对烟草文献的需求，我们编写了烟草专题目录三期共报导文献2265条。
2．2为了发挥我馆云南农业地方文献的优势，更好地为我省农业服务，199l年我们进行了馆藏《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专题目录》的编纂，本专题共分为中文图书、农学、植保、园艺、畜牧兽医5个部分，搜集年代从1979—199l年。中文图书部分共搜集文献300余条，分散在近百种图书中，这些图书除专业性和综合性农业图书外有还有各种年鉴、省情、市情、云南农业地理、气候统计资料、各地、县、市农业志，有中国近代农业史，民国时期垦殖资料，还有日本人写的《始于云南而延及老挝泰国的稻米之路》。这些图书是研究云南农业的重要历史资料，其余四部分共报导文献2889条，其主要文献源为云南农业大学学报、云南农业科技、云南农业、云南植物研究、云南烟草、云南茶叶、云南畜牧兽医等。专门云南农业期刊中的文献占70％，其余30％分散在近百种其他农业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内部资料中。这套目录我们除分发到我校各院、系、研究所外，还寄往全省各地州农科所，对到我校成人教育学院学习的我省各级农业领导干部，我们也为他们提供目录。根据目录所提供的信息我校读者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找到自己所需的文献，校外读者也多次来函索取原文。
3、《数据库》——地方文献开发的现代化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为了展示我校建校以来教学、科研成果及学校发展概貌，学校决定进行《云南农业大学科技论文、专著、成果、专利数据库》（以下简称《农大库》）的建库工作。我校于1938年建校至今已六十周年，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给学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各顶科研成果的完成、专利的申报，为云南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大量农业专著的出版和科技论文的发表充分反映了我校在云南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我校教学科研的水平和实力。《农大库》已收集（到目前为止）我校作者在各个时期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2200多篇，专著（含公开出版的教材及校内自编教材）278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交流的论文300余篇，获各种奖励的科研成果368项，已被批准专利16项。
《农大库》设有多个字段，各字段均为检索入口，同时具有增删、排序、统计、制表等功能。由于我校的各项科研成果都是以云南农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专著也是反映云南农业现状和科学实验的，所以《农大库》也应该是云南农业地方文献的一种形式。《农大库》的建立除可以为教师、科研人员提供科研信息外，还可以为学校领导的科学决策和科研部门部署工作提供依据。为人事部门选拔干部、考核晋升教师提供参考。可以发挥我校农业文献和农业人才的优势，在支农和扶贫中挑选合适人才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做到人尽其用。同时还可以作为校史的内容对新生进行入学教育，使他们了解学校的发展历史，树立起热爱学校，热爱专业的思想，是学校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
4、结束语
农业用地论文篇5
一、共识：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
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论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都有呼声。尽管总的说来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呼声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是凡是研究、关注或者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坚定地认为，应该极大地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过相比之下最近几年在经济意义上的呼声要更高一些。
1．关于提高农民在政治上的组织化
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不少的专家学者主张建立反映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如李修义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1992年第6期的《关于试办"农民协会"的若干问题》，洪大用发表于《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2年第6期的《当代中国农民利益集团的几个问题》，陈寄根在《改革与战略》1993年第6期所写的《建设中国农民协会的探讨》，谷文晓在《内部文稿》1993年第10期上所写的《建立农民组织，保护农民利益》等文章，都主张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这一阶段人们对建立农民组织的关注更多侧重的是能履行政治功能、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如李修义在上文中对农民协会的设计就是："农民协会既要反映会员的愿望和要求，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又要贯彻政府的政策法令，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洪大用所用的术语是"农民利益集团"，更加突出了农民组织的政治功能，他认为建立农民利益集团，有助于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农村的繁荣和发展，有助于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关系，有助于促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关于农业、农村问题决策的民主化等。
另外一些政治学者从政府过程的角度也主张应该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如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的朱先磊教授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当代中国阶层分析"等课堂上就经常发表这样的主张。程同顺发表于《乡镇论坛》1996年第11期的文章《农民究竟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利益》，从政府过程的利益表达环节提出，中国农民在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利益表达却呈现个体化、分散化的特征，这就使农民的利益表达不能从长远的角度反映农民的整体利益，表达效果缺乏应有的力度，不能对国家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应该建立一些反映农民利益的组织或机构。项继权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5期的论文《农民协会的组织功能和作用》，则系统考察了爱尔兰农民协会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和途径，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农民的组织化对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2．关于提高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
最近的关于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研究集中在提高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水平，主要侧重的是提高农民建立、参加经济组织的水平。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论文非常多，在此无法-一列出篇目。与论文相比较，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著作不算太多，主要有：秦柳方等主编的《中国各种经济合作社》，张晓山所著的《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魏道南、张晓山合著的《中国农村新型合作组织探析》，牛若峰、夏英主编《农村合作组织发展概论》等；论文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的《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李惠安主编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
另外，其他很多有关农业经济的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相关论述。赵昌文在其专著《农业宏观调控论》的第5章中把"引导和组织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作为中国农业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仅是农民进入市场、驾驭市场的需要，而且是政府对农民及其经济活动更为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从而实现政府意志与目标的需要。""政府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关键在于依托现有的组织资源，加强农民之间、农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合，逐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陈吉元等人合著的《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第1章中把组织创新作为农业转型的微观载体，提出"在保持家庭承包制稳定不变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走合作的道路，按照市场机制建立起农户之间，农户与产前、产后经营部门之间的联合与协作。"并认为这是目前形势下农民经营组织创新思路的现实选择。陈文科等人合著的《中国农民问题》一书第8章的标题是"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作者在该章详细讨论了各种农民组织，特别地肯定了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作者对农民协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农协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改革和发展探出了新路。
当然，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理由，各个专家、学者各有侧重，有的主要是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角度来论证的，有的则是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的角度来提出的，还有的是比较综合性的，从各个方面来论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下面我们仅以近年的论文为限分别介绍：
第一，从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角度提出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从这个角度提出这个主张的人比较多，如乐大成等在《农业产业化-一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文中，为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的几点建议中，其中就有"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秦庆武在《论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合作制的结合》一文中指出，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缓慢，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农村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郭红东等人通过对浙江省慈溪市胜山镇农业产业协会的调查，也得出结论说，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是农业生产专业化与市场化的必然要求。应把农民合作组织作为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想载体重点发展。牛若峰在其论文《也论合作制》中也探讨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问题，他指出，国内外实践证明，农民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备和重要组织形式。
第二，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提高农民有组织化水平。俞勤等人的论文《论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向专业合作社发展》，针对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提出，专业合作社是解决农民进入市场困难的最佳选择，"农民只有联合起来形成大规模销售和购买组织，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和谈判地位。"饶泽榜等人关于湖北省天门市农民运销组织情况的调查也认为，从长远看，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发挥规模效益，把参与流通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朱信恺等人的论文《关于我国农村中介组织体系的理论构想》也提出，扭转"三农"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形势，首先要使"三农"逐步走向开放，提高分散农户的实力，其次要把分散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使之有效进入市场。范小健在《关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服有关问题的思考》中提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表明，以合作社的形式引导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进入市场和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成功的选择。潘劲在关于"中德农村合作社发展"双边研讨会的综述中提出结论也说，合作社是民办、民管、民受益的组织，是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桥梁。它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国家尤为重要。因此，目前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尤其是发展由农民自主兴办的合作社。闵学冲的论文《发展专业合作社，振兴农村合作经济》，从保护农民利益、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实现农村经济组织创新和重新唤起农民的合作意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黄祖辉在论文《农民合作：必然性、变革态势与启示》中也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农民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组织的基本理由。
第三，还有人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建立农民组织的必要性。丁泽霁等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面临的新形势》一文中援引外国学者的观点提出，应该建立各种农民协会，发育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成为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后盾。当每个中国人都站在政府后面的时候，中国政府就会成为谈判中的赢家。未来决定世界走向的将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在wto谈判中，外国人感到真正缺少的是来自中国农民的声音，尤其是在国际互联网上还没有出现过。而各种农民协会的意见将会在未来国际谈判中占有重要份量。
限于资料和篇幅，肯定还有不少相关著作和论文涉及到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是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几乎会毫无异议地认为，提高当前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大有必要的。
二、分歧之一：关于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
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的一个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所有不同方面、所有细节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像对其他一切问题的研究一样，争论和分歧仍然是存在的。这些分歧有的来源于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和歧义性，有的则源自人们的见仁见智。
关于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的分歧并不严重，主要根源于农民组织的类型，履行政治功能的农民政治组织、履行经济功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民社区基层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自然是不一样的。由于中国目前只对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规定外，其他两种类型的农民组织都尚无相关法律规定，因此人们实际上都是对设想中未来的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作规划和构想。
洪大用所设想的农民组织最具有政治性，他说，"目前，我国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联，文学艺术工作者有文联，科技人员有科协或社联，……。这些组织不仅表达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维护各自的利益，而且还发挥着监督政府以及互相监督的功能"，"然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没有组织起来，这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不相宜的。"可见，洪大用所设想的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与工会相类似，是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团体人。程同顺从农民利益表达的角度所提出要建立的农民组织，实际上与此是一样的。赵昌文虽然主要关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但他也提出，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各种专业协会和日本农协的经验，逐步建立起引导和组织农民并能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这种组织可先按产品、区域建立，再由下而上、由专业到综合，成立全国性的专业组织和全国性的综合组织，以便沟通农民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并以此增强农民在政府中的谈判能力。
李修义所设想的农民组织主要是农民协会，他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承认农民协会的法律地位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起沟通和综合作用的民间组织，但是又不同于工会等社会团体，它是一种经济性的社会团体法人。他认为；农民协会的实质是农民自愿参加的具有法人地位的民间自治经济团体。农民协会的法律地位应该是"社会经济团体法人"或"经济类社团法人"。从中国《民法通则》对法人的分类来看，农民协会应该属于社会团体法人。因为它不是企业法人，因此不能办成经济实体，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它不是机关法人，不能把它办成政府机关；不是事业单位法人，所以其经常性活动经费也不能国家财政负担。在社会团体法人中，又具有经济性和非经济性之别，各级工会组织、文化学术团体等是非经济性的社团组织，而农民协会是经济性的社会团体。需要说明的是，各地农民自己创办的农民协会与李修义、赵昌文所说的农民协会是有很大区别的，李修义的农民协会尽管是经济性的社会团体，但是还是有比较强的政治功能；而各地农民的协会有的是经济实体型的，有的是社会团体型的，但即使是社会团体型的，也大都履行一些比较专业化的经济功能，要提供很具体的技术服务、信息交流服务，有的甚至还开展一些物资供应、运输、销售等经营等。
而最近几年专家学者所说的农民组织，尤其是农业经济学中所说的农民组织则主要是农民的经济合作组织，除了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外，主要还有两大类，一为专业协会，二为合作社（包括合作基金）。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实际中的专业协会与合作社往往很难区分，有的实际的合作社取名为"协会"。而有的实际中的协会可能又运用别的名称等。这就给理论研究与实际的结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规范农民组织的名称恐怕也是大有必要的。
总之，由于不同学者所关注的农民组织的类型不同，因此这些不同的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也就各不相同。除总的俄，对于同一类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人们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三、分歧之二：关于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属性
对于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能不能算得上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也被带入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几年仍然存在着两种观点。大多数人的主流观点认为，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的地位不可替代，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类组织总体上存在着"官化"的倾向，农民的自主参与程度较低，不能体现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因而也缺少活力，需要进行较大的改革才能真正变成农民自己的组织，起到更大的作用。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产物，体现了较大的天然地域性和行政化的特征，不能与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相提并论。
持第一种观点的有赵昌文、陈吉元、陈文科、范小健、潘劲、朱信恺等人。如赵昌文在《农业宏观调控论》中提出要"增强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引导功能"，陈吉元等人在《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提出要"完善农村集体服务组织"。陈文科等人认为，农村社区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是农民在保留农业合作化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结合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村中最普遍、最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有很大的优越性，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范小健把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三种形式之一，但是指出了它存在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服务协调能力不强、行政色彩浓厚而合作属性淡化、与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的职能不清等问题。潘劲认为，社区合作组织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应该根据国际合作社的原则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李俊超等人也承认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并且还专门比较了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它们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朱信恺、鲁靖也把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三种类型之一。
第二种观点主要以牛若峰为代表。牛若峰对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持一种相当低调的态度，他认为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有名无实"，只是"为与官方和学界认同保持一致"，他才使用社区合作经济的概念。社区合作经济在很多情况下是集体经济的遗产或社区集体经济，一般是以社区性和某种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其成员因为是该社区的人并与土地或其他集体所有的资产相联系而自然地成为其一员。他们并无经典的合作社成员那样的自愿入社、自由退出、民主管理、按交易量返还利润或按股份分红等权利，因而"不加区别地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称为合作经济组织是不准确的、勉强的"。解决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办法是，按照股份合作制原则，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为基础，在相应的社区内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才能使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成为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四、分歧之三：关于如何对待"两社"的问题
"两社"即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两个组织；本来属于农民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组建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官办、半官办的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深化农村体制改革中在如何对待"两社"的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应该按照国际合作社的原则重新改造两社，使其恢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本来面目呢，还是应该根据现在的状况把它们按照一般的商业企业组织来对待，而不再承认它们的这种名不符实的合作经济组织地位了。围绕着这个争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按照国际合作社的原则改造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使其恢复原有的群众性、民主性和灵活性的"三性"。这也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持这种看法的人比较多，如张晓山、陈文科、何广文、陈小玲、朱信恺与鲁靖、闵学冲、吴硕、李海涛等及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对如何改造"两社"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版权所有
农业用地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北京地区桃园桑白蚧和球坚蚧的发生规律与综合防治
桑白蚧属同翅目盾蚧科，以若虫和雌成虫刺吸多年生枝汁液农业论文，主要为害2~3年生枝，严重时造成提早落叶，枝条干枯死亡，树势衰弱农业论文，被害枝布满雌成虫灰白色蚧壳和雄虫脱皮时的白色粉状物，第二代若虫有时也为害果实，使果面上产生分散的小红点，降低桃果品质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桃球坚蚧属同翅目蚧科农业论文，以若虫、成虫固定被害枝上刺吸汁液，同时分泌大量粘液，发生严重时蚧壳布满枝条，造成枝条干枯农业论文，树势衰弱。桑白蚧和桃球坚蚧发生危害在北京地区桃园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给果农造成一定的损失论文参考文献格式。通过连续六年的调查与分析，我们摸清了桑白蚧和桃球坚蚧在北京地区的发生规律，并结合防治试验和生产实践提出了有效的综合防治措施。
1发生规律
1.1桑白蚧
北京平谷地区一年发生2代农业论文，以受精雌虫在枝条上越冬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桃树芽萌动后取食为害，4月下旬开始产卵，4月底至5月初为产卵盛期，第一代卵的孵化盛期在5月11日~25日农业论文，孵化后若虫逐渐从母壳下爬出，分散爬到枝条上固定取食为害，5~7天虫体分泌白色蜡粉，脱两次皮后分化为雄雌成虫农业论文，交尾后雄虫死亡。第一代雌成虫7月中旬产卵，7月下旬为产卵盛期，第二代卵的孵化盛期在7月28日~8月13日，孵化后的若虫继续爬到枝条上为害农业论文，8月下旬发现有若虫为害的桃果造成果面布满红点，9月份经交配后以受精雌成虫在被害枝条上越冬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1.2球坚蚧
北京平谷地区一年发生1代，以2龄若虫在被害枝条上越冬，多在2、3年生枝上。越冬若虫2月下旬至3月上旬从蜡堆里的蜕皮中爬出活动农业论文，3月中旬分泌蜡质，逐渐膨大，群居在枝上为害，逐渐分化为雄雌性论文参考文献格式。雌虫3月下旬脱皮后体背膨大呈半球形；雄性若虫4月上旬分泌白色蜡质形成长扁圆形蚧壳农业论文，脱皮化蛹，4月中旬羽化成虫，羽化后与雌虫交配，交配后的雌虫体迅速膨大农业论文，逐渐硬壳；5月上旬陆续产卵，卵的孵化盛期在5月19日~27日，初孵若虫从母体臀裂处爬出，分散到枝条、裂缝、叶痕基部等处固定为害农业论文，虫体稍长大后分泌蜡质覆盖体背；6月中旬后蜡质逐渐融化为白色蜡层，包在虫体四周，此时发育缓慢，越冬前脱一次皮农业论文，10月进入越冬状态。
2综合防治措施
2.1剪除被害虫枝；在发生量小的情况下，人工用刷子刷除桑白蚧越冬雌成虫，球坚蚧则在雌成虫虫体膨大期用刷子刷除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2保护天敌，在瓢虫发生量较大时农业论文，不要使用化学农药。球坚蚧的主要天敌是黒缘红瓢虫，5月中旬调查，被瓢虫成、幼虫取食的雌成虫达80%以上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3药剂防治
发芽前，在球坚蚧若虫活动期喷99%绿颖200倍液。
桑白蚧在卵孵化盛期（5月中旬和8月上旬）用药农业论文，每代卵孵化盛期连续防治2次；球坚蚧在卵孵化盛期连续防治两次，药剂选用5%蚧杀地珠或40%蚧星1000倍液。
农业用地论文篇7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定国安邦，而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经济意义更加凸显。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的快速推进，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面对各种挑战，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已成为当今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休闲农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2015年国务院在“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提高农民收入，必须促进农村三次产业快速融合，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发展，增加农业附加值。利用区域资源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打造多功能农业，深入研究开发休闲农业市场价值。创建具有历史文化、地域特色、民族风情的旅游示范景区，开发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特色休闲农业产品。同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提高服务管理水平，增强市场营销能力，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实施税收优惠制度，提高农民收入”。这不仅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且迎合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农业产业化发展要求。长期以来农业作为基础产业，人们只认识到农业单一的生产功能，却对农业的多功能性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足够的认识，结果导致农业产业的发展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畴内，阻碍了农业产业体系的进一步形成和完善。休闲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转变过程中一种重要载体，农业的多种功能性得到开发和利用，尤其是集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功能越来越突出。从农业理论到实践发展，休闲农业不仅能够拓展丰富农业的内涵，开发农业发展的新路径，衍生农业发展的新模式，充实农业产业的范畴，促进农业产业的全面升级，而且能够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因此，休闲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三次产业发展与生态、文化的快速融合，而且作为城乡联动、产业融合的重要媒介，休闲农业的发展水平和方向代表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求。
（二）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休闲农业领域相关问题研究需要依托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导，目前运用比较广泛的理论包括：产业一体化理论、外部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休闲农业规划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体验经济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休闲农业经济理论等相关理论。随着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相关理论交叉、渗透、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些理论也有了相应的演变和进一步的发展完善。通过深入研究区域休闲农业发展问题，不仅能够拓展休闲农业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能够弥补现有区域休闲农业发展研究的区域数据缺失，因此，对区域休闲农业的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理论意义。
实践意义：（1）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方针。2015年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使之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新兴支柱产业。在农业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这预示着休闲农业将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增长极，无疑是为未来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发展休闲农业不仅是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方针，更为农业发展开辟新的发展道路。（2）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从国内到国外休闲农业的发展实践证明，休闲农业的开发不仅能够促进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克服传统农业只能作为生产原料的弊端，延长农业产业链，获得更加丰厚的附加值，而且能够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带动相关配套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还可增强城乡之间知识信息和物质观念的沟通交流，提高市民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认识，实现城市对农村、农业的大力支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3）兰州市休闲农业较其他地区发展不仅发展相对较慢，而且开发商和运营商几乎不做市场调研，盲目发展，模式雷同，政策法规缺失，缺少规划设计，缺乏地方区域文化特色等，致使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相对落后。本文基于问卷调查对兰州市休闲农业的消费者进行深入的调查，通过对数据整理分析以及结合当地休闲农业资源属性特征，对区域内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对兰州市休闲农业的发展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且在定量与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兰州市休闲农业快速发展提供建设性地意见和指导，因此，对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凡的意义。
二、休闲农业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休闲农业综述
休闲农业最早始于欧洲，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对快节奏高污染生活产生厌倦逃避心理，开始向往追求回归自然田园，享受乡村生活的舒适安逸，休闲农业因此蓬勃发展。1865年意大利“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休闲农业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式正式诞生，随后经过不断地发展，逐步向美洲、亚洲等国家地区扩散，受到世界各地的欢迎。20世纪70年代后，休闲农业在世界各地掀起旅游狂潮，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国外对休闲农业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休闲农业的概念、内涵研究、休闲农业发展动力及经济效益研究等。
①休闲农业的概念、内涵研究。国外休闲农业虽然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但相关文献对休闲农业的概念和内涵却没有统一的界定，乡村旅游、观光农业、农业旅游、田园旅游等等有不同的说法，但其意义基本相同，因此在搜集和查阅整理国外相关文献资料时全部理解为休闲农业。国外对休闲农业概念及内涵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注重休闲农业的乡村地理位置。世界旅游组织认为（1997）：休闲农业是指游客在农村及其周边游玩、学习、体验感受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活动；aire，oded&ady（1999）认为休闲农业就是在农村地区的旅游；mikewoods(2000)认为：休闲农业是游客在农村地区所经历的全部旅游活动。他认为休闲农业区别于其他旅游活动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乡村性”，展现了休闲农业满足了游客对乡村生活、自然文化的感知和体验，从而实现精神生活的满足。
注重休闲农业活动的过程内容。英国的Bramwell&Lane（1994）可谓是国外学者中对休闲农业内涵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认为：“休闲农业不单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旅游活动，而且是一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除了节假日旅游之外，还包括自然生态旅游、探险、文化教育、民俗风情活动等各种娱乐活动”。Deborah(2005）等学者认为，休闲农业是基于农业劳动、养殖、培育和生产经营的活动，目的是休闲、教育、体验感受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从他们对休闲农业的定义内涵来看，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休闲农业活动中具体的过程内容，而不是地理位置上差异。
②休闲农业发展动力研究。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休闲农业的发展动力来自两个方面：需求和供给。在对需求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Greffe,他将消费者的需求划分为4个区域，右边的两个区域是消费者主要兴趣所在，以主题度假为目标；而在供给的研究中，Bendl对奥地利农村居民调查发现，休闲农业很受当地居民支持，他们很愿意提供各种便捷的服务和发展基础设施，协助政府和游客体验农村生活文化；alexander认为休闲农业发展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内在动力指的是社会和文化价值，外在动力指的是经济利益。
③经济效益的研究主要以经济收入和劳动力就业居多，如oppermannm、nilsson等人对各国休闲农业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休闲农业是农民增收的一个新途径；nobel在研究法国休闲农业时发现休闲农业是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有效途径；Sharpley则认为与传统相比，休闲农业不仅能够促进居民收入提高，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力就业。
（二）国内休闲农业综述
相对于国外休闲农业发展来说，虽然国内休闲农业起步较晚，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但是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增加，休闲农业蓬勃发展，有关休闲农业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国内休闲农业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休闲农业空间结构布局规划研究、休闲农业发展模式研究、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休闲农业顾客满意度研究。
①休闲农业空间结构布局规划研究。如胡爱娟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对杭州市休闲农业空间结构布局和旅游圈层结构进行探讨分析；刘艳艳、王晓峰等利用空间结构理论、计量地理学、arcGis软件、autoCaD软件等研究方法对陕西省精品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潘丽、张天柱等以宁武县休闲农业规划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休闲农业发展规划的一些具体思路和措施；张舒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及结构优化研究；许贤堂、刘大均等以全国483个休闲农业示范点为对象，运用空间插值和缓冲区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分布及结构、均衡程度及分布密度进行研究，得出休闲农示范点空间分布在演化过程中，主要以城市和交通地理条件展开，受区位条件、资源要素、游客市场影响因素较大。
②休闲农业发展路径及模式研究。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休闲农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其主要是从经营的方式、内容两方面来讲。如张攀春以贵州实际环境条件出发选择发展休闲农业路径，提出适合区域休闲农业发展的三种经营模式；吴学成、李江风将创意农业作为传统休闲农业发展路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指出创意农业能够提升休闲农业竞争力和吸引力、实现跨边界的产业融合和渗透、增强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力，并用创意休闲农业发展理念指导路径提升；牛均仪利用Swot分析方法对都市休闲农业发展进行分析，提出各区域应该结合当地的资源、环境、气候等因素选择本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模式；赵国如按照区位条件和功能对休闲农业进行分类，并且指出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应当遵守“实践第一，农业主体”的原则；钟平、侯立白对丹东市五龙背镇休闲农业6种发展模式的发展现状、发展方向、游客参与状况进行调研分析，并提出今后该如何发展的建议；肖军，叶良钧等对安徽省休闲农业开发模式选择和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的发展原则和产业化建议。方修仁、王祥锋对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新农村建设发展不依靠工业的经验和做法进行总结，并且指出农业、环境、农民之间的发展关系，强调不能过度依靠工业发展农村。
③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随着休闲农业的不断发展，其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形势日益丰富，规模集聚和产业一体化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因此，对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张广海、乌兰包托亚对休闲农业产业化内涵定义的基础上，从经济、市场、产业、设施基础四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分析我国各省市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优势和产业化类型模式，并提出我国休闲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途径；徐虹，梁佳通过对京津冀休闲农业发展水平、一体化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发展休闲农业的三大旅游组织主体，推进京津冀地区休闲农业一体化发展；段海波从农业与相关产业融合的经济学角度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第二三产业以及农业内部产业之间发生的产业融合创新进行分析探究，说明了具有融合特征的新型农业业态的发展历程，阐述了农业产业融合的思路和基本内涵；喻江平则基于产业链相关理论对休闲农业产业链构建了休闲农业产业体系，并且提出发展策略建议。
④休闲农业顾客体验消费与满意度研究。休闲农业游客数量的不断提升，使休闲农业已成为旅游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消费者对休闲农业的认同度并不高，这成为阻碍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休闲农业顾客消费行为、满意度、体验价值的研究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赵仕红、常向阳基于对南京休闲农业的本质属性、消费者出游动机等方面的调研，对南京休闲农业游客的出游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南京休闲农业应该进一步完善提高经营管理的对策建议；同时，赵仕红、常向阳基于南京市休闲农业调查数据，利用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构建休闲农业消费者满意度评价模型对南京市休闲农业顾客满意度进行了实证分析；杨丽华利用李克特满意度量表从休闲农业服务质量的五个方面对长沙市休闲农业游客满意度进行调研，总结出限制长沙市休闲农业发展的需求因素；黄志红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从体验营销的角度建立消费者体验价值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其目的在于对各类休闲农业进行综合评级，以期促进休闲农业快速发展；崔海云、施建军则以京皖苏地区休闲农业企业为样本，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服务创新、顾客体验与休闲农业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三）国内外休闲农业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不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都对休闲农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研究成果颇丰，已形成相对丰富的理论体系，对其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国内外研究相似之处：注重对经济效益的研究，国外侧重动力机制和经济效益的研究，国内侧重产业化与产业融合的研究，其最终目的殊途同归；差异之处：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国外侧重定量研究，而国内侧重定性研究；研究理论上的差异：国外注重应用研究，国内注重理论研究。因此就目前国内研究内容而言，其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个案为主，理论多，应用少，没有形成整套完善的理论体系，因此对生产实践的理论指导性不强。基于此，对休闲农业的研究应该侧重应用性、实践性、指导性。首先，在研究的内容上，结合区域内农业资源实际概况，研究休闲农业空间结构布局、发展路径或模式、产业化道路等内容，看其是否具有可行性；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定量研究和应用研究，对区域内发展较好的休闲农业进行深入研究和经验总结，指导相关产业发展。
三、研究技术路线及方法
（一）研究技术路线
（二）研究方法
1文献归纳法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休闲农业研究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归纳，探究其主要研究方向、内容、方法，然后对国内外成功发展实践进行经验学习总结，在其基础上，搜集兰州市休闲农业相关资料和数据，为后续研究奠定厚实的基础。
2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法
对兰州市休闲农业的发展问题研究，主要基于消费者视角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访谈法，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动机、认知行为、决策行为、满意度进行调查，结合实际发展情况，找出制约兰州休闲农业发展问题所在，有助于科学指导休闲农业发展，提高服务质量，满足游客需求。
3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
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兰州休闲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德尔菲法通过matlab软件得出每个评价指标权重，结合实地调研评分结果再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求出兰州休闲农业整体发展水平，最后对兰州各县区休闲农业空间差异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四、研究内容
本论文研究共分4部分，共计6章内容。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内容，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意义；通过对国内外休闲农业发展现状的研究，从而引出本文研究思路、研究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及内容；第二章休闲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主要从休闲农业的内涵特征、相关基础理论、国内外发展实践情况三个方面出发，总结研究对兰州市发展休闲农业带来的启示。第二部分进入文章主要研究阶段，是文章的第三章，首先，从兰州市自然资源、经济条件、基础设施、农业资源、旅游业五个方面分析休闲农业发展优势，进而对兰州市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空间结构布局、发展模式进行论述。
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首先基于消费者视角从消费者基本特征、行为动机、认知行为、决策行为、满意度五个方面研究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情况；再通过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兰州市及各县区休闲农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通过两部分结合研究，找出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问题所在。
第四部分是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建议对策，是文章的第六章。文章提出科学考察规划，因地制宜开发、坚持以“农”为本，彰显三农特质、挖掘农业文化，提升品质内涵、加强核心品牌建设，加大营销宣传力度、加强政府支持力度，合理制定法律规范、提升队伍素质，改善服务质量，以期进一步促进兰州市休闲农业产业发展。
五、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一）可能的创新点
1研究视角创新
本文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线索，基于消费者视角以消费者基本特征、行为动机、认知行为、决策行为、满意度为切入点，探索制约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分析的角度与切入点有别于前人研究，因此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研究方法创新
以往休闲农业的研究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而本论文利用层次分析法将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产品特色、运营管理、经济效益纳入一个整体评价体系中，运用定量分析对兰州休闲农业整体和内部发展水平分别进行评价，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可以说为兰州市休闲农业提供一种新的研究途径。
（二）不足之处
1数据资料的相对欠缺
在问卷的设计方面，问卷结构不合理、遗漏某些问题或者问题的提问方式有欠缺等可能存在的问题，都会影响问卷的填写质量；在问卷调研方面，调查者与消费者的沟通交流以及消费者的配合程度也会直接影响问卷的填写质量和回收的有效率，因此会直接影响调研数据的准确性。
2研究方法应用的局限性
兰州市休闲农业的种类多种多样，选取个别休闲农业景区作为研究对象，普遍性和代表性有限，加之利用层次分析法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各有不同，很大程度上反映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情况可能存在误差，不能完全反映出问题的实质所在。虽然已有相关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但是也需要今后更多相关研究验证。
第二章休闲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
一、休闲农业理论概述
（一）休闲农业的内涵
目前，国内学者对休闲农业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表达方式各种各样。例如：宴理（2014）认为：休闲农业是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具有多种功能且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黄清乐认为：休闲农业是利用农产品、农业活动、农业资源、农村文化，使人们身心愉悦健康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的农业经营方式，具有经济、生态多种功能。吴萌(2012)认为：休闲农业是一种新型农业，利用农村、农业资源，依托农业活动、农产品、民俗文化等因素，经过开发设计形成具有观光、休闲、体验等功能的高收益农业；田颖（2011）认为：休闲农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以农村景观和农村文化为基础而创立的一种为满足城乡居民休闲娱乐需求以及提高农民收入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
虽然我国学者对休闲农业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是其所述含义大体相近，都认为休闲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资源为基础形成的能够满足游客休闲娱乐需求并且具有生态、文化、经济效益的新型现代化农业。据此，本文认为休闲农业是以民俗文化、地方习俗为内涵，以农业景观、农业生产活动为载体，融合服务业从而所形成的能够集生产、观光、娱乐、教育、科技为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业态。
（二）休闲农业的基本特征
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农业迅速稳定增长，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传统农业已达不到这种要求，现代农业才是最有效的途径。从休闲农业内涵看，休闲农业属于新型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长期发展，其规模和影响力在逐渐扩大，从而产业特征也逐渐显现出来，具体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
（1）休闲娱乐性。休闲农业是通过专门规划设计利用农村农业丰富的资源为城乡居民提供休闲娱乐服务的新兴产业，其最基本的属性和特征就是休闲娱乐性。
（2）文化性。民族风俗和生活文化是休闲农业的重要组成元素，也是休闲农业的内涵和精华所在，现在的游客越来越重视休闲农业背后隐藏的巨大的文化价值，因为只有真正的文化才能带给人心理上的震撼，所以对休闲农业而言，文化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
（3）经营双重性。休闲农业是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体，具备了二者的全部特征。其产品可以是农产品，也可以是旅游纪念品，基础设施可做农业生产用，也可作旅游设施用，因此，在休闲农业经营过程中，既要重视其农业经济的特性，也要重视其旅游经济的特性。
（4）体验参与性。休闲农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游客的互动参与性较强，在此过程中，游客可以参与到休闲农业各个活动环节之中，亲力亲为，感受体验其中的乐趣，从而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放松，因此，在许多休闲农业景区可以看到“做一天农民”的宣传口号。
（5）经济互补性。休闲农业将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可以有效地弥补二者之间因各种原因产生的经济价值的损失。例如：当农业遭受暴雨冰雹或者其他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减产时，经营者便可通过休闲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弥补农民损失，同时在旅游淡季，农业又可反过来弥补旅游收入的减少。
二、休闲农业相关基础理论
（一）产业一体化理论
产业一体化理论分为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理论。横向一体化指同行业或部门的聚集，旨在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巩固市场地位；纵向一体化通常是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向产业链上下游扩展业务，实现产供销一体化，以增加企业现有经营业务的行为。对农业而言，产业一体化通常称为“农业产业化”。牛若峰指出：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媒介，农户为主体，科技为手段，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实现种养、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休闲农业以产业一体化理论为指导，促进农业与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营销紧密联系，实施上游与下游整合，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集团化发展。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资源在城乡间的有效配置，而且能够促进休闲农业产业在空间上的合理规划和布局，实现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体验经济理论
体验经济理论是美国哈佛管理学院B.Josephpineii与JamesH.Gilmore在体验经济中首次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经济在经历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时代之后，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即“体验经济”时代。体验经济一文指出体验是一种特殊的可以促使经济增长的经济要素，体验展示是以商品为载体，服务为手段，使生产与消费合一，让消费者感受到自我实现的感觉，从而产生美好的回忆。体验作为第四种经济提供物，其与产品、商品、服务最大的区别就是不仅能够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而且还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体验活动，因此所形成产品的差别性对价格形成的促进作用较大，产品的附加值最高。休闲农业是一种新的体验经济载体，是体验经济时代下农业产业发展的加速器，反而言之，发展休闲农业就是体验经济在农业上的具体实施体现。如此，不仅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的休闲生活方式，同时，也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指明了方向，为农业增收提供了新的途径。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abrahamH.maslow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中将人类需求分为生理、安全、社会、尊重、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前两个为比较低级的需求，主要指的是人从外部获得生理上的满足，而后三个为较高的需求，依次递进，主要指的是人从内部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刘荣章
等提出了游客对休闲农
业需求的金字塔模型，从最底层到最高层依次为：（环境、机能、美学、变化、知识、精神）需求。环境上的需求指发挥农村、农业资源的潜质；机能上的需求指提供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美学需求指表现区域乡土民俗、文化艺术；求变化需求指利用丰富的农业资源，提供多元化的体验活动空间；知识需求指提供的活动内容要具有解说性、可学性；精神需求指回归自然生态环境之后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愉悦之感。事实上，休闲农业的发展也正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实践和上升。
（四）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在休闲农业应用中较广泛的主要包括发展极理论、新古典主义的区域核心—发展理论、产业集群化理论等相关理论。
1发展极理论
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Francoisperroux提出“发展极”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某些主导行业、部门、企业等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聚集，使生产要素、资本和技术高度集中，产生规模效益，并且能够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发展极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生产、贸易、金融、服务、信息、决策机构中心等的聚集，还可以是多种功能的产业聚集。
2区域核心—发展理论
新古典主义认为核心—发展理论即空间上的“二元结构”，核心区域是现代高新技术产业最先集中在少数相对发达的地区，区域则是缺少先进科学技术带动只能通过发达地区经济辐射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和欠发达地区。核心—结构是由于市场经济结构和体制不完善所造成的，但是这种发展方式会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流动从而实现区域均衡和空间一体化。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会产生横向的“扩散效应”和纵向的“涓滴效应”，通过“扩散效应”和“涓滴效应”利益会逐渐分配均衡，如此便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区域间差异自动消失。
发展极理论、新古典主义的区域核心—发展理论其实有着相似的发展过程，都是在区域内利用优势产业、核心产业、主导产业培育发展新的增长极或者核心产业区，然后利用扩散和涓滴效应促进商品和劳动的流通、产品创新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缩小核心区和周边区域的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休闲农业作为体验经济时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其通过产业活动产生的辐射效应和关联效应将比传统农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从而能够快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三、国内外休闲农业发展实践
（一）国外休闲农业发展实践
发达国家休闲农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离不开这些国家政府、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的合理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休闲农业产业规模，实现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是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等。
1意大利—绿色假期
意大利休闲农业的发展具有相对较长的历史，1865年成立的“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是意大利休闲农业正式发展的标志。该协会最初的目的是让城市居民在节假日期间到农村去，通过吃、住、劳动等体验感受农村生活，这一活动的出现便得到城市居民的广泛青睐，最终让意大利休闲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并且让“农业休闲”深入人心，因此学术界称意大利休闲农业为“绿色假期”。意大利休闲农业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便达到鼎盛阶段，现如今意大利休闲农业融合了当地自然景观、文化历史、社会生活等元素，不断地创新发展，已成为现代农业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意大利休闲农业主要以“绿色农业旅游”企业经营为主，并且寓教于农，让农村变成了“生态教育农业园”，不仅让居民在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加丰富的知识。同时，在农业信息交流、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为意大利休闲农业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
2法国—专业农场
法国休闲农业最初的萌芽始于1855年法国国家参议院带领一群上层社会人士到巴黎的农村去游玩，他们在那里漫步田间、学习种菜、品尝农家饭、伐木种树等，开创了法国农业旅游的先河。而法国休闲农业真正发展于19世纪70年代，其主要经营形式是“农庄旅游”，自发展以来，以农产品、狩猎、骑马等多种活动为主的各种专业农场相继诞生，并且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据统计，法国现有大型农场17.2万个，中小型农场84.5万个，并且呈不断上升趋势。法国休闲农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社会民间组织，例如：互助联盟（CnmCCa）、国家青年农民中心（CnJa）等，这些非政府组织之间通过相互组织联合，同法国各个农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法国休闲农业的发展规划、市场定位，产品销售做出巨大贡献，成为法国休闲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3美国—社区参与的市民农园
美国的休闲农业起源于19世纪上层社会的乡村度假，1880年美国第一个“休闲牧场”的诞生掀起了美国休闲农业发展的浪潮，随后，美国为了推广休闲农业品牌和解决二战过后生产过剩的问题，各个州开始成立休闲农业行业协会，将这种原本上流社会人士的度假方式逐渐推广成普通大众的休闲方式。美国农业部为了促进休闲农业的发展，通过农地转移计划，大力发展以休闲娱乐、观光旅游、生态保护为主题的休闲经济，休闲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农民创收提供了新途径，也为美国后期市民农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美国市民农园将农园和城市居民有效连接在一起，农园为市民提供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市民则为农园提供便捷的销售渠道和稳定的销售市场，二者风险共担，盈利共享。这种创新与变革下的休闲农业方式迅速的推动美国休闲农业的快速成长，实现了区域内农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4日本—都市农业
都市农业是日本休闲农业的代表，最初发展于19世纪中期，由于日本战后一直处于经济高涨期，城市居民消费欲望比较强烈，因此城郊农场主依托美丽的田园风光兴建各种观光设施，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一时间都市农业得到空前的追捧。然而在受到城市用地扩张的威胁之后，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农业基本法》、《市民农园整备促进法》、《农山渔村停留型休闲活动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推动了都市农业体制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都市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同时日本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协调融资，如：优惠政策、贷款扶持等，保证了休闲农业发展经营所需资金的融通，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场主建园投资压力。之后，随着日本加入wto，更加重视休闲农业的发展，生产经营管理逐渐向自动化、设施化、智能化、网络化转变，各个产区得到快速发展提高，目前，日本都市农业5000多个，游客接待量约达800万人次。
（二）我国休闲农业发展实践
1台湾休闲农业
我国台湾休闲农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由最初的农民自发建立的第一家农业观光园开始到80年代台湾政府致力于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寻求新的农业业态发展农业，于是休闲农业的兴起便受到民众的欢迎。台湾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在政策扶持、行业组织、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以1980年台北市推出的“台北市农业观光推广计划”为标志，相继出台的《改革农业结构提高农民所得方案》和《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等法规政策，不论是从人力、资本、技术上都开始向休闲农业倾斜，为休闲农业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最大的保障。之外，创意农业的发展和产品的整合营销进一步加快台湾休闲农业质量的提升，使台湾休闲农业产业声誉蜚声国内外。
2北京市休闲农业
北京市休闲农业发展相对较早，但在2009年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北京市将“沟域经济”作为发展休闲农业的新途径，以“提档升级，规范提高”的发展理念和“部门联动，政策集成”的模式促发展，“一区一色，一村一品”的差异化发展策略是北京市休闲农业的发展特色。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各种有关休闲农业评定标准的政策法规，实行市场监管，规范行业标准。加之从2006年开始就盛行在各地举行休闲农业节庆活动，如“凤凰村游”、“草莓季”、“桃花节”等，最重要的是通过县区特色农业活动的开展，不仅促进了北京市休闲农业的品牌宣传，而且向外传播和渗透了北京市悠久的农业文化，从此便让北京市休闲农业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据统计，截止2014年，北京市城郊共1300多个农业园，全年接待游客380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30.35亿元，发展速度惊人。
3南京市休闲农业
南京市休闲农业的发展得益于境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政府积极的产业战略调整，2001年南京市因地制宜，坚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方针，将休闲农业作为农业主导产业，不断地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和政策倾斜，经过不断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经济不断增收，现已成为南京市重要的农业产业。南京市休闲农业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充分挖掘当地的农业文化，在当地举办的20多个节庆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最著名的就是与北京“城郊游”、成都“农家乐”并称三大成功模式的“农业嘉年华”活动，深受游客的喜爱和追捧。截止2014年，南京市已成规模的休闲农业景点221个，全年游客接待量达到120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4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提高1200元。
（三）国内外休闲农业发展实践总结
通过上述国内外休闲农业发展实践不难看出，休闲农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政府的管理调控
纵观休闲农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对休闲农业的管理和调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政府对资金的扶持。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以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为基础和充裕的资金为保障才能够健康运营，政府相对宽松的借贷政策和优惠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农业发展融资难的问题；其次，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休闲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对行业标准的规范和对相关法律的制定，因为只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才能确保发展的规范化；最后，制定完善发展规划。休闲农业的发展规划是休闲农业发展的方向，政府是休闲农业发展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制定完善的发展规划，才能保证产业顺利发展。
2行业协会组织的指导与支持
休闲农业的发展受季节和地域的限制较大，因此休闲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至关重要，而行业协会组织作为联接农户和市场的纽带，能够分享信息、应对风险、整合资源、制定策略，提高产业竞争力，从而给予休闲农业发展更多的指导和支持。
3经营主体多元化
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政府鼓励经营主体的多元化，通过政策积极引导农户、社会团体、企业等组织投资休闲农业，使经营主体不断扩增，并且融通各类投资、融资渠道，促进了社会资本的流通和利用，缓解了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降低了经营管理成本，促进了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
4活动内容特色化
休闲农业最具竞争力的地方就是具有其自身的特色，特色是其生命之所在。休闲农业景观特色、产品特色、文化特色、民俗特色、地域特色等越突出，才能越吸引游客，越有发展潜力，越有竞争力，才能打造出响亮的品牌。因此，发展休闲农业要因地制宜，将创意、理念融入到资源和产品的各个环节之中，使活动内容活起来，使消费者动起来，使产品亮起来，最终形成创意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休闲农业格局。
第三章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现状
一、研究区域概况
兰州是甘肃省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北纬35°34′20″～37°07′07″，东经102°35′58″～104°34′29"之间，地处黄河上游，西部三大高原交汇处。兰州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平均海拔约1500-1550米，属温带大陆性气候，黄河自西南流向东北，横穿全境，形成峡谷与盆地相间的串珠形河谷，是典型的河谷城市。兰州市现辖城关、七里河、西固、安宁、红古5个区和永登、榆中、皋兰3个县，26个乡，35个镇，总面积达1.31万平方公里，2013年末，全市总人口约364.16万人，户籍总人口321.43万人，非农人口201.41万人，有汉、回、满、藏、东乡、裕固等多个名族。
二、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优势分析
（一）自然资源发展优势
兰州是西北地区矿产资源富集区，现已开发利用的有色金属、贵金属、稀土等35个矿种，资源开发价值高，有效带动工业产业经济发展。兰州依托黄河丰富水力资源，现已建成刘家峡、八盘峡、盐锅峡等25座大中型水电站。兰州有“瓜果城”之称，境内盛产软儿梨、白粉桃、白兰瓜等瓜果，玫瑰、百合、黑瓜子等特色农产品闻名全国，素有“看景下杭州、品瓜上兰州”之说。兰州旅游资源丰富，市域内有中山铁桥、白塔山、五泉山、滨河长廊、兴隆山、吐鲁沟、石佛沟、徐家山、黄河母亲雕像、丝绸古道、明肃王墓群等著名景点，市域外东有天水麦积山、平凉崆峒山，西有永靖炳灵寺，南有夏河拉卜椤寺，北有敦煌莫高窟等风景名胜区，因此兰州作为丝绸之路核心节点城市，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旅游业的开发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经济发展优势
兰州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现已成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目前兰州以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有色冶金、能源电力、生物医药、建材为主体，已建立门类齐全的相关配套产业工业体系，是我国工业原材料重要生产基地，兰州市2005~2014年经济发展情况如表3-1所示：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由表3-2可知，自2005年以来，兰州市不断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首先从交通条件看，道路总长度不断增加，2014年1513.5公里达到十年内最高值，同时人均道路面积稳步增加，从2005年的8.35平方米增加到2014年的16.56平方米，年均增长率为7.9%，增长较快；其次从公园及绿地面积看，2005年公园个数25个，2014年个数仍是25个，虽然数量没有增长，但是期间对旧公园进行拆除和改造，同时新建规模较大的公园，使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游客满意度不断提高，而且人均绿地面积增加较大，从2005年8.1平方米增加到2014年的10.9平方米，年均增率达3.3%；最后从旅游设施看，旅游饭店数量也稳步增加，从2005年30个提升到2014年49个，年均增长2个，同时从星级酒店个数看，2008年39个，2014年36个，减少3个，虽然从数量上看星级酒店数量减少，2008年五星级1个、四星级8个、三星级19个、二星级酒店8个，到2014年，五星级3个，四星级12个，三星级18个，二星级3个，但是星级酒店质量却提升了，高星级酒店不断增多。
（四）农业发展优势
2014年，兰州市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目标，通过结构调整、机制创新、政策扶持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最终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53.64亿元，同比增长6.28%。其中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44.30亿元、7.68亿元、0.36亿元、0.1亿元、1.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8%、5.64%、0.65%、5.96%、7.01%，从行业结构来看，农业增加值占82.6%，居绝对主导地位。由表3-3可以看出兰州市各县区2014年农林牧渔业都得到快速发展，较2013年平均增长率约6.4%，其中农业增加值居于首位，牧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处于第二位和第三位。兰州市农业经过多年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等水平得到率先发展和显著提高，从而使兰州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不断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同时，兰州作为西部地区核心战略区域，目前已经形成以蔬菜、百合、畜牧、玫瑰、高原夏菜、瓜果、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支柱型产业。在政府各项政策的鼓励实施下，通过引进改良新品种，划定规模，提升品质，加之对各种新产品的综合开发，现已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同时利用省会城市的区位条件优势和加工产业的带动，已成为兰州市独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而且在不断加强原有产业的基础上，仍在努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和花卉产业等潜力产业，进一步明确农业产业发展目标，力争实现农业产业竞相发展的格局。
（五）旅游业发展优势
自2011年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兰州市旅游业不仅实现连续5年的快速增长，而且恰逢“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旅游产业又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新引擎，兰州市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商埠重镇，借助战略发展机遇，有效推动了全市旅游业快速转型和发展。2011~2015年兰州市旅游业发展情况如表3-4所示：
从表3-4可知，2011~2015年兰州市旅游业收入总额实现跨越式增长，从2011年102.93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334.56亿元，年均增长率达34.27%,超过甘肃省年均增长率30.81%，并且在2015年旅游业收入总额占全市GDp比重达到3.18%,增长速度惊人；国内外游客接待总数也实现快速提升，从2011年的1407.4万人次提升到2015年的4121.26万人次，年均增长率为30.81%；从国内外旅游收入看，兰州市国内旅游收入占全市旅游收入总额比重为98%，入境旅游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少，但是从目前旅游业发展形势来看，2015年入境旅游人数较2014年提升幅度较大，入境游客人数突破3.5万人次，比2014年提高31.37%，发展势头良好。加之兰州市旅游业搭借“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便车现已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发展的金饭碗，发展前景广阔。
兰州市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民经济快速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业蓬勃发展。目前，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旅游业逐步向经济产业型转变，同时，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契机，兰州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核心节点城市的战略地位，其优越的发展条件为产业融合下的新型旅游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概况
（一）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现状
兰州市休闲农业的初步形成和发展以1984年兰州市安宁区举办的首届桃花节为标志。8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市民在闲暇时间开始寻找新的生活乐趣，踏青赏花、爬山登高、节日聚会、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等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念和对自然田园生活的向往，休闲农业的发展受到人们大力追捧，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据兰州市旅游局统计，截止2015年底，兰州市建成旅游示范乡镇4个，旅游专业村8个，标准化农家乐600户，其中旅游专业村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以上、综合收入1000万元以上、从业农民年均收入达1.2万元以上，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镇一特色的发展格局。据悉，兰州市旅游产业将把握“一带一路”发展契机，加强与周边地区合作，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争取在2020年，创建完成标准化农家乐2000户，旅游示范乡镇20个，旅游示范村50个，旅游产品生产加工企业50家，提供就业岗位40000个，力争实现乡村旅游营业收入总额10亿元以上。
（二）兰州市休闲农业空间结构布局
兰州市休闲农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根据农业自然景观资源地理分布特性，在政府的积极引导、合理设计规划下，以点到线，以线到面，城乡联动，整体推进，最终形成了“一带四线六区多点”的空间结构布局，其空间分布产业发展类型多样，区域间差异显著，现已成为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新增长极。
（三）兰州市休闲农业发展类型
休闲农业是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体，其功能特性决定了发展类型，最初休闲农业是以“农家乐”的形式表现，经过不断的发展又融入更多的经济元素，最终形成多元发展方式，进而以不同业态形式展现出来。兰州市休闲农业经过长期发展也呈现出多种形式，本文将兰州市休闲农业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都市休闲型
都市休闲型指该类休闲农业地处城区，其经营管理专业化程度较高，有完善的休闲娱乐设备，服务周到，能够提供全年服务，受季节影响因素较小，但消费成本较高，主要以休闲放松为主题。如安宁区的仁寿山休闲大院、安宁区都市春天生态园、安宁区功能设施休闲农业“兰州市安宁区城乡统筹旅游服务产业园区”、安宁区的银滩休闲公园等。
2城市郊区型
城市郊区型指的是在城市郊区，具有较好的农业资源，利用区位条件优势，面向城乡居民服务的休闲农业，该种休闲农业具有休闲娱乐观光等多种功能。如以农家乐和少数民族风情为主的兰山公园、东川镇青石台大枣园农家乐。
3景区周边型
景区周边型指以景区风景名胜为依托，围绕景区建设的集观光、旅游、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休闲农业。如榆中县的兴隆山、官滩沟，城关区的徐家山等风景名胜区，依托自然人文景观，建设以农家乐、生态园等为主的经济生活区，以及榆中县在建的以休闲为主的“山地休闲公园”、“兴隆风情小镇”、“森林步道公园”休闲产业，在不断地完善旅游景区服务功能的同时，也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快速提升。
农业用地论文篇8
[关键词] 农业推广；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
农业高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技术和人才支持，积极培养应用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本地区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产学研相结合、理论提升实践应用的优势，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05年教育部吴启迪副部长提出大办发展专业学位教育，是我们今后学位和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以及发展专业学位教育，要认真研究专业学位教育规律，把专业学位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就是为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各行各业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而设立的，是因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发展的[2]。10多年来，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立足于紧密结合社会需求和职业背景，有效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密切学校与农业、社会有关部门的合作，建立联合培养基地。
攻读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通过以应用型、着眼于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为主线的教育后，他们的研究课题成果又很快投入到社会需求中去，在农村、农业建设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的持续发展。专业硕士学位教育已被实践证明是一条源于实践，深化理论，创新发展，应用提高的有效高层次人才培养之路。
一、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学业中最重要的环节。
1981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对硕士、博士学位的授予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方面，硕士要求坚实地掌握理论知识，且专门知识是成系统的；博士则要求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在知识上呈现了逐级递进的要求。在工作能力方面，硕士除具备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外，还强调具有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博士不仅要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而且要作出创造性的成果，突出了层层提升的能力要求。而研究型学位与应用型专业学位对论文的要求又突出了理论深化和应用转化的区别。推荐阅读：中职教师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毕业论文
学位授予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在对学位论文的要求中。研究生学位论文以选题、开题、研究、分析、总结，到修改成文答辩的全过程也是对该生理论与技能、知识与分析理解的全面检验，也是综合能力培养与提升的过程。所以，撰写学位论文需要涉及的因素很多，它必须有前沿性、创新性，又必须要有应用性和前瞻性，要有技术性又要有条件利用性等因素[3]。
二、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特色
农业用地论文篇9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农业用地论文篇10
【论文摘要】社会流动是当今社会存在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随着国家在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帮助当地农民摆脱贫困，发展经济，走向现代化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推行一系列以特殊农产品规模化生产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导致农民工流动的方向和量产生了一定变化。本文首先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同时运用经济社会学中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便更多人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了解国家的经济政策给农民工带来的切实影响。
农民工流动在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加速城市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始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而达到高潮。1989年以后，农民工流动的速度异常增快。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1]农业产业化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使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明显提高，同时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农民工的流动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这个现象，为了我们能全面的理解农民工进行这种流动选择时的出发点和利益考量。
一、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的梳理
中国学者在研究这方面的人口流动时，大多运用的是用人口迁移理论。王翌认为，政府出台的政策促使农民工在政策效应下主动回流。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的新政策，粮价大幅度上涨，切实实现了农民增收。这使得农民工回乡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李家祥认为，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与土地的流转制度不配套，离开农村去城镇打工的农民不能依法对其土地的承包权进行转让、入股、抵押或出租。这样的情况让农民在进城务工的同时还要对其在农村的土地进行承包经营，必然形成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就业机会、权益保障、退休养老等社会福利和子女教育等很多方面存在不平等现象，农民工这个群体很难融入城市，最终选择返回农村。张维迎认为，要素流动程度是由两个指标来计算的：首先是原来从事职业与现在从事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其次是在两种职业间变换的净交易费用。当农民在经过比较，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收益高于外出打工收益时，很多在城市打工过程中只能提供简单劳动的劳动力就会选择回乡务农。
同时本文运用了经济社会学中的重要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社会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它对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借鉴和扩展，试图能对更多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赫克特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做了一定的归纳，他认为个人表现出偏好或效用的等级，他们寻求最大化这些偏好，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建立文化与社会系统来最大化这些效用是理性的。科尔曼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比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更为精致和系统，它认为个人行动具有目的性的，合理性是理性行为者的行动基础，行为者的行为原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效益。玛丽奈甚至用“有目的的行为”替性选择理论，她认为，所有社会科学都有建立在“行动者是有目的”的袈裟之上的基本相似的模式，即行动者行为倾向于产生有利的结果。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
1、流动速度由快到慢，规模由大到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承包生产责任制的贯彻落实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发生了一定的松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了城市，1993年，我国劳动力转移规模分别达到3600万，200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1亿，全国的流动人口已经构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据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13181万，占农村劳动资源总量的24.82%。近几年，农业产业化的盛行，实现了现代农业经营方式与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相对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收入，让农民原本在外出打工时才能获得的资源和资金，现在在自己的生存地就能获得，而且还有更多的机会同家里人相处。同时以前离开农村去城镇打工，自己原本拥有的土地并不能够充分的利用，农业产业化的实施让土地充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规模化、专业化的经营让农民免去了在外出打工时要将土地转让或出租给他人的情况。与外出打工的成本相比，在家务农能在付出较小成本的同时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使农民工社会流动速度变慢，人数变少。
2、职业流动从农民到工人到农民到个体经营者
在衡量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时，最重要的就是职位地位。因此，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往往通过改变职业而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然而，这个途径对于农民来说是相对困难的。农民阶层是一个具有很高稳定性的阶层，而且是一个只出不进的阶层。根据陆学艺的调查，91.5%的农业劳动者受到祖辈的影响或者地域的影响，他们的职业一开始就是农民，其他阶层后期因为各种流动原因进入这一阶层的比例很低。农民在进入城市工作后，他们的职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农民变成了为城市的工人、服务者。从客观上看，农民缺乏相应的技能，很难获得地位上升的机会，他们大多是城市工作中的临时工，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对他们没有接纳，所有的因素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不稳定。同时受到户籍身分的限制，在城市工作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地位没有达到量的累积。而对于原本就生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情况恰恰相反。城市居民在工作中成绩、贡献是可以不断积累的，这种累积是他们在今后晋升时的基础，这就产生了地位的上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拥有使用土地和分配土地的权利，同时对土地上的作物拥有自己的占有权。很多农民在农业产业化中，承包土地，在产品输出过程中成为老板的角色，做了个体经营者。不再受到城市身份户籍的限制。在农业经营中获得了地位上量的积累，达到了地位的转变。
三、经济社会学视角分析
1、理性选择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实施后，一部分农民工做出了返回故乡的选择。在影响农民工行为的各项因素中，最直观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方面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国家为了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而实施的农村优惠政策。这样的制度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农民工流动方向改变的拉力。而农民工作为经济人，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信息，对所处的环境有一定的认识，有稳定的偏好和一定的计算能力，是具备有限理性的人。经济上的理性让农民工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了分析。发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后，在农村的收入大幅度上升，这种收入的上升同在城市中获得的打工工资相比，是用低成本获得了高收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和文化作为社会理性的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城市二元的户籍制度，让农民在城市生活中缺乏归属感，在这种劳动力市场不确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并存的时候，农民工自然会选择给与他们保障的家庭和土地。农业产业化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尴尬境地，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作为嵌入者潜入了中国城乡二元化的体制环境。相比于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和本来就居住在城市的居民而言，农民工身处于一种城市的职业身份和农村的户籍身份双重身份的尴尬处境。这种二元体制成为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屏障。产业化经营让农民工回乡后真正融入到新农村或城镇建设过程中，或参与到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成功提高其社会地位的过程。这是一种上升式的社会流动，而不是简单的水平流动或消极的下降流动。
2、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是指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人，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注重社会关系的运用。而社会资本最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农民工在农村有更多的人力资源，便于他们更好的利用农业产业的契机发展生产，提高收入。同时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农村其实是市场资源流动配置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返乡中的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时都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知识和经验资本。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中国家对于农民的技术指导，让农民工转变为经营者，从事个体经营或者创办企业，达到人力资源的重新整合。从而使职业流动的方向从农民到工人转变为从农民到个体经营者。
在经济社会学这种视角下，我们看到的是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时充满理性的农民工群体，我们把农民工群体以及在农业产业化后他们的返乡行为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还原了人的理性和复杂性。相信在未来农村的发展道路上，农民工会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政策扶持和法律保障的农业政策下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李俊.浅论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化经营[J].现代农业，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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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劲波，张凯.农民创业路径选择及政策思考［J］.内蒙古农业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4】王翌，刘维佳.西部农民工回流与回归现象浅析[J].技术与市场，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