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资金论文篇1
(一)货币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货币资金管理内部控制主要包括财务制度、审核制度、人员岗位职责、现金管理等方面。中小企业大多数规模较小，并未实行财务、会计、出纳等人员分离，为减少成本，中小企业在货币资金管理过程中会出现一人多岗、管理混乱等现象，且并未制定相应的财务制度。
(二)外部政策少，融资难度高从整体来看，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相较于大型企业来说，融资更为困难，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自身处于发展时期，资金有限，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对外部资金的需求更大；另一方面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等原因造成金融机构不愿意将资金融通给中小企业。与此同时，政策扶持多向国企、上市公司等大企业倾斜，对中小企业融资多为限制，因此中小企业很难从正规渠道获得货币资金，因而转向高风险、高利率的其他融资渠道，极大的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三)中小企业人员素质低，货币资金管理混乱中小企业因其处于发展的特殊时期，很难招得到高素质人才，再加之创业者多为家族企业的模式，导致整个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偏低。从领导者的管理能力来看，领导者水平有限，对财务管理了解不多，甚至忽略了货币资金管理重要性，对财务风险规避不够；从企业财务财会人员来看，中小企业中甚至出现一人多职的现象，甚至由领导兼任，完全缺乏专业的财会培训，记账不规范，职业道德缺乏。
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货币资金管理对策建议
(一)中小企业自身层面中小企业货币资金管理之所以出现种种难题，最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自身内因造成的，因此为改变中小企业货币资金管理的问题，中小企业应从自身层面开始转变：
1、加强中小企业人员管理，提升员工素质人员是中小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中小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保障，因此加强企业人员管理是中小企业货币资金管理问题的内部关键。企业应制定合理的人员管理制度，创新人员引入方式，改善员工待遇，要招得进人，留的住人，对企业急需的高端专业人才采用特殊的人才引进策略，改善员工工作环境，解决生活难题，为员工工作解决后顾之忧。
2、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必须将企业内部控制布局到整个财会程序控制过程中，包括审批、复核、收付、记账、对账、清点、盘点等所有点，其中以审批和复核为关键点。多层级地审批制度，专业复核人对用款手续、单证、支付方式等多方进行复核。制定专人不定期对财会工作进行抽查，对不规范存在漏洞的地方进行整改。
(二)政府层面
1、设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官方专门机构政府应成立官方专门机构，增设中小企业担保机构,成立中小企业基金会,在地方财政支出中设置中小企业科目,安排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人才引进、企业联盟等服务体系建设。具体可设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中小企业互助基金等基金，来补给中小企业外部货币资金需求。
2、制定向中小企业倾斜的货币融制度国家在出台相关融资政策的时候，应多为中小企业考虑，将融资申请条件更多的向中小企业倾斜，减少中小企业的申请限制，扩大中小企业经营的范围，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在各方面给予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同的平等的融资地位。
(三)金融机构层面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制度。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货币资金管理形式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在市场金融机构融资困难造成的，因此从金融机构层面来讲，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制度至关重要。金融机构建立有利于小型企业融资的渠道，保障融资的顺利实施，开辟平台，弥补融资缺失，较少信息不对称，加强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合作。
三、结束语
货币资金论文篇2
【关键词】货币资金政策金融
一、货币资金运行(政策)的传导机制
从传导机制的角度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够高效率地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促使最终支出和名义收入等最终目标逐步达到均衡,取决于传导机制是否顺畅。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从货币管理当局确定货币政策后,现实地进行操作开始,到实现其预期目的之间,所经过的各种中间环节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因果关系的总和。理论上,货币政策通过四条途径进行传导。下面就利率传导渠道的运作方式分析其与宏观金融效率的关系。
利率途径一贯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流动性偏好下,货币冲击通过改变资产市场的均衡,来影响消费意愿和投资支出,最后影响整个经济的产出和价格。
凯恩斯认为金融市场的所有资产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货币,另一类是债券。人们在这两类资产之间进行资产组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打破两者之间的均衡,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率的相应变化使金融领域重归均衡;同时利率的变化会在真实领域里通过资本成本效应引致投资变化,再通过乘数效应导致社会总支出的更大变化,从而影响产出和价格。这一传导机制的核心就是流动性效应。
利率传导机制受到一些制约因素的影响会对宏观金融效率产生影响:
第一,利率传导渠道在经济萧条时期是低效率的。这主要是由于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低下和流动性陷阱的存在。
第二,利率传导效果的不确定性干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货币政策对利率的最初冲击效应和最终效应可能不一致。
第三,利率传导过程的推进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经济主体的预期以及由此造成的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市场上存在的闲置资源的状况等。
第四,利率信息的不充分性。
第五,利率管制会扭曲和切断利率传导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六,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制约利率传导渠道的效率。
其传输的效率则取决于三个因素:
其一,现有资产数量的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程度。
其二,现有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一般说来,资产价值的变动程度越高、融资消费比重越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越短,资产市场价格的变动对于消费活动和总需求波动的影响就越大。
其三,资产收益率的变动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程度。首先,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不同形式的投资行为。一般地,长期投资比短期投资具有更高的利率弹性,私人投资比公共投资的利率弹性高,投资活动的外源融资比内源融资的利率弹性高。其次,资产收益率和市场利率的变动会改变资产持有者和资产发行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收入状况。
结合宏观金融效率可以看出,在资产市场上,如果融资消费大、长期投资、私人投资以外源融资所占比重较大,资产价值变动的持续预期短,货币政策通过财富渠道发挥的效率就高,反之亦然。
二、影响贷款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
1.金融中介体系的反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措施不能为金融中介体系所认同,那么,货币政策就未必会有效地影响到金融中介体系的贷款活动,如商业银行可通过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抵消准备金调整等货币政策的效率。
2.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结构。即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和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之间的对比关系。
首先,若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在整个社会信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于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则试图影响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货币政策必然是低效的。
其次,如果银行信用供给总量与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存在替代关系,则非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抵消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如果这种替代关系是完全充分的,则银行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动就不能影响社会信用供给总量的变化,从而使货币政策无效率。
3.资金需求者的行为。只有在相当比例的资金需求者依赖于银行贷款,同时在银行紧缩贷款时难以获得其他资金来源时,货币政策的效率才会较高。如果企业寻求其他资金来源的能力增强,货币政策的效率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货币政策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传导,就是指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特定的方式,影响到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从而影响到借款人的投资活动。影响资产负债表渠道发挥作用从而制约宏观金融效率的因素主要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价格的波动。由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内在风险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形成威胁,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格外注意对风险的调节和防范。
三、货币政策时滞与宏观金融效率
在宏观金融政策的运行过程中,一般都要经历确定调节目标、选择政策工具、筛选中介指标、调整政策工具等环节。这些环节的运行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这就是宏观金融政策的时滞。一般而言,政策时滞越短,宏观金融效率就越高。同时,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也必须以准确把握宏观金融政策时滞及其变动规律和趋势为前提。
1.时滞的多主体决策特征增大了货币政策的难度,决定时滞的因素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等诸多主体,如果调控当局无法有效把握时滞的形成规律,则货币政策效率将受到影响。
2.时滞较长且多变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率。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宏观金融政策时滞长且易变,中央银行很难准确地预测名义国民收入水平变化趋势、时滞变化趋势和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影响时滞的诸多因素也多处于变化之中,这也会对时滞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金融政策效率。
3.不均匀、不确定的时滞分布制约了金融政策效率的提高。实际表明,金融政策时滞分布极不均匀,十分容易受到客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变化。对于宏观当局来讲,准确地掌握货币政策措施实施后在每一个政策时距内所产生的影响、影响的力度等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行为有时不仅难以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反而会加剧经济波动,显然,宏观金融效率也无法提高。由此可见,尽可能缩短时滞,减少时滞变化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金融效率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货币资金论文篇3
1.印章票据管理欠缺严谨性
少数部门对印章和票据的管理不够严谨，财务专用章、银行预留印鉴等重要的财务印章管理过度松懈，没有专项管理印章，而是由一人保管全套印章，缺乏监督机制，印章的存放没有严格遵循相关的章程规范。票据管理不够严格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对空白票据不够重视，随意摆放，没有形成规范的保管、领用、核销体制，存在较大的管理漏洞。
2.欠缺相应的支付核实制度
单位内部银行存款、库存现金没有进行定时核实，随意性大，支付核实制度的不完善，给资金带来很大的安全风险。行政事业单位的收银审核人员没有对货币资金进行专人审核支付和复核，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一些单位出现重复支付、挪用公款等重大财务问题时，有关领导竟然不知情。一些心怀不轨的工作人员之所以屡屡得逞，这与单位内部没有严格的授权审批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加强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管理的重要性
1.加强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管理是健全我们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要求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经营性资产是我们认识与运作国有资产的重点，给予行政事业性货币资金管理方面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尤其是在98年国家撤销国资局改革相关机构之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随后成立，并专门承担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非金融资产的监督管理工作，国有金融资产则由财政部专门负责，而实质上事业单位货币资金长时间处于缺乏强有力的宏观监管的状态。“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被提出来，且还要求“完善自然资源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国有金融资产等方面的监管办法”。事业单位货币资金属于非经营性资产中关键构成部分，做好事业单位货币资金方面的管理，达到对事业单位资产的有效监督与管理，是切实贯彻国家相关政策，健全国有资产管理的需要。
2.加强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管理是根据公共财政要求，提升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质量水平的关键手段
根据公共财政的相关要求，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是市场，而国家相关部门则应当承担提供公共服务于公共产品的功能。行政事业单位创办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它属于政府公共服务的关键构成部分。现今，全国大约共有130万个事业单位，员工也达到了三千万以上。虽然现今事业单位有着多样化的性质，有的负责经营活动，有的履行行政职能，但是大部分仍旧是承担社会公益服务职能，并且这些承担社会公益服务职能的单位才算是真真正正实质上的事业单位，也是国家开展事业单位改革的主要对象。现今，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医生与教育工作者，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科研工作人员集中在政府相关部门举办的卫生、教育、科研等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是我们国家公共服务职能与社会管理的主要载体。所以，利用加大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管理工作的力度，确保事业单位资产的完整、安全性，提升这部分资产的利用效益，将事业资源有效整合在一起，将事业单位资产的物质基础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进而保证事业单位可以为全社会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社会公益服务，提高国家相关部门的公共服务水平，高水平完成公共财政的要求目标。
3.管理事业单位货币资金是健全财政管理职能，有效提升国家相关部门为人民群众理财能力的需要
从本质上讲，事业单位应当归类为国家公共部门，主要负责社会公益服务的职能，因此，其货币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财政预算专项划拨；并且非经营性是绝大多数事业资产的性质，其特点为资产使用的无偿性、使用目的的服务性、配置领域的非生产性等，归纳起来就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与企业货币资金不同的是，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的资金循环链条是不完整的，其价值补偿与日常维持运转需要依靠财政资金。换句话说，现今已有6.47万亿元的事业单位货币资金是财政资金补偿的结果，今后的事业单位货币资金也必然是财政资金持续慢慢积累的结果。所以，从财政管理与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管理二者之间的联系来说，它们是紧密相连的，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管理应当归属于财政管理的一个关键构成部分，而不包含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管理的财政管理是不健全的、不全面的。从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管理对财政管理的作用来讲，加大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管理的力度能提高我们国家财政管理质量。利用有效、高水平的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管理，相关策略全方位、及时地把握并分析事业单位货币资金情况，合理拟定事业资产的有关定额与配置标准，能让预算资金的分配与资产配置更公平、合理、规范；利用加大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管理力度，掌握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的变化情况，监管与控制事业单位的资产处置与资产使用情况，能有效确保事业单位方面财政资金的安全性；利用做好事业单位资金货币的管理工作，对事业资产利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估，科学开展事业资产的调剂工作，能进一步优化事业支出结构，提升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益，减小事业单位运转成本，节省财政资金，促进节约型社会与节约型政府的建设。
三、做好事业单位货币资金管理相关对策
1.建立事业单位内部牵制制度
事业单位留存银行的印鉴为单位财务专用章、出纳印章；单位财务专用章由财务科长或财务科长指定的非出纳人员保管，出纳印章由出纳本人保管；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单位财务专用章都不得由出纳保管使用；留存银行印鉴的变更，需经相关领导批准。
2.建立有效的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①现金的收付及保管只能由出纳员负责，其他人员未经授权，不得管理库存现金。
②加强对现金收入的控制，对现金收入实施以下控制：第一，执行收取现金的岗位为出纳员和收费员；第二，不同经济业务收取现金的程序和方法见出纳员及收费员岗位工作职责；第三，控制现金解缴时间：原则上收费员每天与会计、出纳结算、解缴当天的收入；出纳每天在银行营业终了前必须将当天的收入解缴入银行。
③加强对现金支出的控制，现金支出的范围和额度必须符合国家《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限定的经济事项，对现金支出应当实施以下控制：第一，有关机构或工作人员因业务活动需要预支现金时，应当提前向审批人提交现金预支申请，注明款项的用途、金额等内容；工作人员报销时，应当取得合法有效的原始凭证，并在原始凭证上签字，注明款项的用途，机构部门负责人必须对原始凭证及其反映的经济业务内容是否真实进行审核并签字盖章，业务经办人员根据原始凭证并附相关的证明向审批人提交报销申请；第二，审批人对现金预支申请和报销申请（统称现金支付申请）进行审批，对不符合规定的现金支付申请，审批人应当拒绝批准。审批人应在授权范围内审批，不得越权审批；因特殊情况需要，对超出正常范围的现金支付业务，一律由单位负责人审批。
3完善银行存款管理制度
结合单位实际，建立银行收付款业务的内部控制程序，如严格遵守银行结算纪律，不准签发没有资金保证的票据或远期支票，套取银行信用；不准签发、取得和转让没有真实交易和债权债务的票据，套取银行和他人资金；不准无理拒绝付款，任意占用他人资金。
四、结束语
货币资金论文篇4
关键词投资准则费用
投资是指企业为通过分配来增加财富，或为谋求其他利益而将资产让渡给其他企业所获得的另一项资产。近些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投资渠道和投资环境，与此同时，税法也对企业投资所得提出了纳税上的要求。为了规范投资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我国财政部于1998年6月24日了一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投资》（以下简称投资准则），并在1999年1月1日起暂在上市公司施行；在实施了两年后，2001年1月18日根据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其中一些方面作了修订，经修订后的投资准则自2001年1月1日起暂在股份有限公司施行。该项准则对于规范投资业务的核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该准则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拟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探讨。
一、关于投资成本的确定
投资准则中规定：“初始投资成本是指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但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作为应收项目单独核算。”
上述规定对于股票投资的核算以及在发行日和付息日购进的债券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对于发行日后至到期日前这段时间购进的债券的核算就会出现问题，请看以下的例子。
例：某公司2001年6月1日以银行存款525000元购入a公司当年1月1日发行的面值为500000元的三年期公司债券，该债券年利率为12%，每年1月1日与7月1日各付息一次。
上例若按上述投资准则规定相应的账务处理为：
1.假设为短期投资，则应作分录：
借：短期投资—债券投资525000
贷：银行存款525000
2.假设为长期投资，则应作分录：
借：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面值）500000
—债券投资（应计利息）25000
贷：银行存款525000
上述处理从投资准则字面分析，应是无可争议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法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企业所支付的全部价款中包含的利息25000元，在一个月后（2001年7月1日）就可以收回，其本质上属于应收利息流动资产，却计入“短期投资（或长期投资）”账户与其他手续费、溢折价等项目相混淆，其理由不外乎是受到利息按期计算的外在法律形式影响的结果。此种做法对于短期投资还有些道理，因为短期投资不一定持有到期，有可能在2001年7月1日前就转让收回投资了，所以这25000元有可能不是以利息的形式收回的。但是对于长期投资而言上述处理方法显然不太合理因此，笔者认为在购买长期债券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借：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面值）500000
应收利息25000
贷：银行存款525000
根据以上分析，“投资准则”中关于初始投资成本确定的表述应更正为：“初始投资成本是指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但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作为应收项目单独核算。”这样，使债券的应收利息，服从其经济实质，而不以是否到付息期的外在形式为标志，遵循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二、关于长期债券投资相关费用的核算
所谓相关费用指的是进行投资时所要交纳的税金及手续费等，投资准则中关于长期债权投资的债券费用的会计处理的表述为“债券投资成本中包含的相关费用，可以于债券购入后至到期前的期间内在确认相关债券利息收入时摊销，计入损益；也可以于购入债券时一次摊销，计入损益。”
以上表述笔者认为不够明确，其中的“计入损益”具体指的是哪个损益科目准则没有指明。而在2000年12月29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中明确规定长期债券投资“如所支付的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金额较小，可以直接计入当期财务费用，不计入初始投资成本”。那么，损益科目是否就是“财务费用”呢？笔者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务费用科目在新制度中规定的核算范围是“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费用”。而投资行为是属于生产经营以外的业务，为其所发生的相关费用显然不属于财务费用的核算范围，计入财务费用必然会虚减营业利润。
其次，在新制度中对于金额较大的长期债券相关费用规定在债券取得时计入“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债券费用）”明细科目中，并在债券存续期内，于计提利息、摊销溢折价时平均滩销，计入损益。这里，利息与溢折价的摊销都是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债券相关费用从本质上类似于溢折价，理应也计入投资收益。
因此，笔者认为长期债券投资相关费用不管金额大小、是否需要摊销最终都要计入“投资收益”项目，以正确核算投资损益。
三、关于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提取
在投资准则中规定“企业应当定期对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逐项进行检查，至少每年年末检查一次。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被投资单位经营情况变化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投资的账面价值，应将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失。”
以上规定一方面抵消了当期的净收益，另一方面增加了投资的减值准备，备抵调整了作为资产的长期投资的账面价值，充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但是该规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
第一，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被投资单位经营情况发生变化所导致的投资价值下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下跌，并非一时所致，以后的回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价值下跌的金额与若干期间有关，而在会计处理方法上把全部跌价损失都由当期投资收益承担，显然有失配比原则。因为配比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收入与其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比”，会计原则这个大系统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相当一部分会计实务很难使谨慎性原则与配比性原则相互一致、相辅相成。对一些会计事项在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上遵循了谨慎稳健的思想往往就淡漠了配比原则的精神。反之，符合了配比原则的要求却会违背稳健原则的宗旨。这就使得会计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准则时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同时也使会计实务工作者在做出职业判断时同样也面临着两难选择。
第二，该规定实际操作起来却十分困难，最困难的是是这里的“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准则里的可收回金额是指“企业资产的出售净价与预期从该资产的持有和投资到期处置中形成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其中，出售净价是指资产的出售价格减去所发生的资产处置费用后的余额。”该表述中的出售价格难以确定，因为我国大部分的的长期投资没有一个明确的市场价，所发生的资产处置费也只能根据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估计一个金额，而投资到期形成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就更加含糊了（对当前的市场价格都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更何况将来若干年后的出售价格和折现率）。该项业务要求会计人员要具有很高的职业素质水平，而我国的大部分会计人员的职业素质都不高，因而就会出现以及提减值准备来充当利润调节器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利润的真实性。
因此，笔者认为投资准则应当在体现谨慎性原则的同时要兼顾配比性原则，并尽快出台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执行标准，以便会计人员遵照执行。
四、关于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时的清算性损益的确定
企业在采用成本法进行会计核算时，投资准则规定“投资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上述数额的部分，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
以上对于清算性损益的表述比较原则，但操作起来有些不便，在投资准则的指南中虽然给出了一些公式，但是对于在投资年度所分得的利润如何处理，该准则的规定就不是很明确。
例如：某企业于1999年1月3日购入w公司股票600万元，投资占w公司股权的10%.
该项业务应采用成本法核算，应作分录：
借：长期股权投资6000000
贷：银行存款6000000
1999年5月7日被投资企业宣告分派股利100万元。
由于5月7日宣告分派的是上年度的利润，即清算性股利，因此理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应作分录：
借：应收股利（100万元×10%）1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100000
以上的会计处理方法是完全符合情理的，但如果该被投资企业1999年以来累计实现净利润160万元，2000年2月7日被投资企业宣告分派股利100万元。该业务笔者认为应当确认的投资收益为10万元（100万元×10%），应作分录：
借：应收股利100000
贷：投资收益100000
但是按照投资指南所列出的公式及有些教科书以及准则讲解对这类问题的会计处理方法却是确认160万元的投资收益，作分录：
借：应收股利100000
长期股权投资60000
贷：投资收益160000
该处理的理由是1999年度的净利润没有全部分配，就把去年分配的股利强加到这一年来了，这显然很不合理，这种做法是死套公式的做法，并不符合经济业务的实质。
因此，笔者认为投资准则应当对投资当年分配的利润或股利与以后年度分配的利润或股利要作严格的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总之，投资准则的颁布虽然使得各个公司的投资业务有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核算标准，但是有些方面还需进一步改进，俗话说“实践出真知”，投资准则只有在不断的应用当中才会发现问题并逐步修改，使其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福建省财政厅会计处、福建省会计学会秘书处、《福建财会》编辑部编企业具体会计准则专辑（1）福建会计法规制度选编（第二辑）1998年10月；
货币资金论文篇5
关键词：货币；流动性；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10－0015－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0.04
一、货币内生性与外生性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货币供应过度才使得流动性过剩，导致过多的流动性追逐定量商品推动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并不适用。据许雄奇和张宗益（2004)统计显示，1978―2002年，我国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口径(m0、m1、m2)分别存在6.06%、4.15%、8.59%的超额货币供应，尤其是1997年以后，在m1、m2基数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货币供应年均增长率接近20%，然而这部分超额货币并未引发通货膨胀，反而在1998―2002年间出现了通货紧缩[1]。在我国出现的这种货币供给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完全背离了主流货币理论的经典公式，“超额货币”似乎不知所处的现象，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之为“中国之谜”[2]。
（一）货币外生性
所谓货币外生性就是指货币供给作为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其对经济运行和其它经济变量的影响通过凯恩斯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实现[3]。在现代经济学中，主流货币理论主要是指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二者虽然相互对立，但却在基本理论假设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都主张货币外生性假设。中央银行只要确定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合理货币需求量，然后供给适量货币，货币供需就能实现均衡。因此当货币失衡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政策手段的实施加以矫正。
根据主流外生货币供给理论，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受制度、偏好等长期因素影响的变量，货币供给的变动必然会通过产出与价格的变动加以反映，从数量上看，一国货币数量的增长率应该等于价格水平上涨率与产出增长率之和，即等于物价Cpi上涨率与国民收入GDp增长率。由于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货币供应量过多必然推动物价上升，但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时间中却长期存在着超额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反常关系。因此，基于货币供给外生性假定的现代主流货币理论似乎难以解释我国出现的“货币迷失”和“流动性过剩”这两种货币现象。但货币内生性却较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二）货币内生性
所谓货币内生性是指流通中的货币是由经济运行本身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并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行为，而是一种被动的适应，因此，货币供给量是经济体系中的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只能是相对的[4]。较早提出货币内生性的是，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发表的《货币体系之运转报告》：“对经济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试图控制货币的努力会促使经济主体用其他流动性的资产来代替货币，以至于货币政策无法实施，只有对经济中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是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托宾认为人们会根据成本和收益，在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做出选择，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取决于持有该种资产的成本和收益。货币供给受到货币需求以及公众资产组合的优势等因素制约，因而整个金融系统和公众共同决定了货币供给[5]。格利和肖指出，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货币创造作用，并且这种非货币金融是在货币当局控制之外。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温特劳布、卡多、拉沃伊、莫尔、明斯基、罗西斯和埃尔利等人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陆续提出了“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他们有的认为货币供给与实际产出水平以及就业有直接关系，而与物价水平只存在间接关系，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中央银行除了满足“交易需求”外别无选择；有的则强调当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即银行贷款创造银行存款，商业银行再根据存款来寻找储备，而贷款又是由具有信用的企业或个人决定的，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经济中的贷款量，因此也就无法控制货币存量。内生性货币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重新诠释了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行为。
二、货币供给与流动性过剩
2010年，我国官方开始适用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站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角度，随着金融创新和发展，履行货币职能的金融资产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传统的金融业统计范畴已经不能涵盖整个社会资金的流动和变化，货币供应量指标与产出和物价变动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弱。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等货币创造能力越来越强，各种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新型融资方式、渠道的诞生大大降低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能力。因此，货币供给“过剩”，主因不是由供给方决定，而是由需求方决定。
（一）货币需求倒逼货币供应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货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执行交易媒介职能的货币占比逐年下降，执行资产职能的准货币成为主体，这种货币结构导致货币供求均衡的主导力量由供给转向需求方面，而在需求结构中居民又占绝对主体[6]。从中央银行角度看，这种超额货币供给具有很大的被动性，由于其转化为其他金融资产形式，所以并未对物价造成压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如伍志文（2003）通过对货币形态的扩展，认为大量货币在资本市场的集聚是导致我国货币超额供应，进而出现“中国之谜”的重要原因[7]；王一萱、屈文洲(2005)认为，我国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上存在信贷资金套利的行为，大量货币通过灰色渠道流入股票市场的可能性是产生“迷失”货币的重要原因[8]；易纲和王召（2002）基于所建立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认为在股市存在时，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会完全转化为商品价格的上升，而会有相当一部分在股票市场上溢出，而我国股市的投机性质所带来的价格“超调”现象加剧了这一不对称性，即使考虑股票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和产量扩张，货币供给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到价格和产出的变化上来，因此股市溢出和超调是我国货币“迷失”的重要途径[9]。张杰（2006）则认为，中国的高货币化和货币“迷失”现象具有深刻的政府行为内涵，政府部门对银行体系的运转进行了过多干涉，提供了大量显性补贴和隐性担保，经济中的货币供给将高于市场化条件下的最优水平，由此出现在货币数量论框架下的货币“迷失”[10]。审计署的2010年审计公告中显示，我国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约10万亿元，占2010年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47.92万亿元的20.9%。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存在大量的银行外其他信用融资，不但数额较大，而且隐蔽性强，难以统计。地方政府融资相较于银行贷款，具有软约束性，容易游离于宏观调控之外。
货币乘数是连接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纽带，主流货币理论主张货币乘数是基础货币扩张的倍数。一般来说，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基础货币，但对货币乘数的控制能力有限。原因在于中央银行虽然可以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影响货币乘数，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提现率则主要取决于银行和居民的行为选择，中央银行不能随意控制。2011上半年，央行连续六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理论上货币乘数相应下降，但实际结果确是货币乘数仍在不断扩大，看起来是信贷投放逐步受到限制，但存款增长率出现持续下降甚至负增长，表现为企业存款大幅下降，直接转向投资或经营领域，居民储蓄存款通过民间借贷途径投向企业或经济实体，形成罕见的“全民借贷”现象，直接抵消了央行的调控效果。另外，我国货币乘数的变动具有明显的顺经济周期的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货币供给内生于经济的周期波动[11]。还有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我国货币乘数呈现出内生特性的结论。
（二）基础货币内生性的表现形式
基础货币的内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再贷款与再贴现的“倒逼机制”上，由于经济转轨时期预算软约束的特征，财政和企业往往患有投资饥渴症并转化为银行信贷的软约束，形成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式的“倒逼机制”；二是在债券公开市场操作上，中央银行主动性匮乏，由于适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而中央银行本身债券也不足，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只能通过投放短期资金的单向操作，同时中央银行还要受到其他银行机构有无反向交易意愿的影响，灵活性和主动权受到一定的束缚；三是在外汇公开市场操作上，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渐进性的汇率改革条件下，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具有很大的被动性，这意味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货币数量成为依赖于外汇市场状况的内生变量。总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会扩大货币乘数并使市场流动性膨胀。
三、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
（一）国际金融危机是本次流动性过剩的起因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管理通胀预期”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6月15日，央行一直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加息4次至3.25%，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最高达21.5%，但是，通货膨胀依然居高不下。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5%，ppi上涨6.8%，5月份Cpi的同比增幅已经处于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位，创下34个月来新高。从表面来看，流动性过剩成为本次通货膨胀的主因，但通过实施严厉的调控流动性政策后，通货膨胀趋势并没有减弱趋势。2009年，我国曾一度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4万亿投资等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货币政策逐步向稳健转变。纵观这一过程，央行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是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而收回流动性则是迫于市场价格的压力。近期我国江浙广东一带中小企业经营形势一度下滑，破产公司数量甚至超过金融危机以前，这是在当前流动性依然过剩的情况下发生的。
（二）我国通货膨胀的复杂性
从中国本轮经济通货膨胀的发生原因看，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自2009年来的货币超发。二是在全球货币量化宽松大背景下，国际贸易收支和汇率等因素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国际商品价格；通胀将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链条分别传导到国内；通过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比价效应，通货膨胀进一步由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扩散，最后引起价格的全面上涨。三是国际铁矿石、有色金融、原油等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所引发的成本推动。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从实证研究来看，一个经济体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往往伴随着较长时间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由于工业品的价格传导存在着明显的价格黏性，成本压力主要表现在低端劳动力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产品上，容易引起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随后，劳动成本会通过向终端产品转移而引发整体物价与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最终促使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整个居民消费领域和工业制成品领域体现出来。
当前，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九成以上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贷款，当前中小企业生存难度超过2008年。鉴于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央行必须做出收缩流动性的宏观决策。首当其中的影响是最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出现大面积经营问题甚至破产，势必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为此，央行必须在收缩流动性、抑制通货膨胀和扶持中小企业之间做出妥协，但只要流动性依然旺盛，就必然会加重通货膨胀治理的负担。这实际上体现的是，资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配的不合理性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了大型国企和垄断性行业，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本来就举步维艰，抗风险能力差，资金紧张不过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内生性是当前我国货币供应增长的主导性因素，而货币超发造就了本轮通胀的流动性基础。由于我国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因素较多，传导机制较为复杂，因此，单纯的抑制流动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的蔓延，过于严厉的调控反而会伤及经济的发展，近期大量中小企业的破产甚于金融危机就是例证。治理通货膨胀应当立足于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制定协调、有序的长期治理措施，并容忍通货膨胀在一定幅度内存在。一是在控制信贷总量的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制定银行业信贷投放监管比例，引导更多的贷款投向中小企业；二是切实提高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最大限度的削减市场垄断和行业垄断，除了影响国计民生、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之外，鼓励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和竞争，在税收、信贷等诸多方面保证中小企业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三是进一步加大社会信用融资统计和监管力度，尤其要防止银行外信用和融资膨胀，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资金流动性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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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杰，谢明.中国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吗――基于VaR
货币资金论文篇6
关键词：制度变量；货币需求；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41－06
一、前言
一般来说，货币需求由三类变量所决定，一是代表社会经济活动总量的规模变量(如GDp、Gnp、零售总额等)。二是代表货币及货币替代物收益的机会成本变量(利率、汇率、股票价格等)，三是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以外的代表社会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虽然费雪、庇古、凯恩斯、弗里德曼等货币理论家在其经典货币需求理论中曾对制度变量的影响作过系统详细的论述，但由于制度变量的难测定性及短期稳定性特点，在长期的货币需求研究及大量实证研究中，制度因素并没有作为影响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进入货币需求函数，而大都通过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两个变量来分析、解释、预测货币需求，制度因素基本被淡出研究视野。1976年Goldfeld发现所谓的失踪货币之谜，只含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两个变量的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无法对现实货币量给予正确合理的解释，美国货币需求在1975年一季度向下位移出现断点(第二、三、四季度失踪现象明显加剧)，小于传统货币需求函数的测定量。Goldfeld认为传统货币需求函数遗失了变量，导致了函数出现未能用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解释的误差，原因在于美国制度发展因素未包括在货币函数中，即now、货币市场基金等创新产品的出现，降低了货币与替代产品之间的转换成本，货币被相关产品广泛替代，而导致社会货币需求总量的下降。自此，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才为人们所重视，而逐渐激发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致力于通过社会制度因素解释货币需求的变动，建立了很多测度制度变量的指标，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制度因素的多样性、各国的差异性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对各种制度因素并没有建立统一的、权威的测度指标，制度变量指标凌乱、松散，制度变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理论体系，也没有建立完整的理论模型，而是散见于各有关文献，而且目前对制度变量影响的研究还在不断探讨摸索中。鉴于此，本文就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进行一个分类梳理、列举，并做一个简要评论(本文只关注那些建立了测度制度变量指标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的文献，对于只从理论上论述制度变量影响的文献不在本文关注范围)。
二、影响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
1、货币化。
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货币经济化程度提高，货币媒介交易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扩展，由此导致社会的货币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与此同时银行系统不断扩张，增加了对社会存款的吸收能力，银行体系吸纳的存款货币增多，这两种力量推动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不断下降。pesek(1963)认为生活环境的改变影响人们的货币需求行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导致其持币倾向相应变化，他以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作为货币化(也视为工业化)指标，对英国及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显著正向影响货币需求。BordoandJonung(1981、1987、1990、1993)考察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1880年－1986年间的货币流通速度时(GDp／m2)，发现这五年的GDp／m2都呈现出先下降、平稳、后上升的U型形状，BordoandJonung认为GDp／m2下降是由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所导致的，BordoandJonung建立了两个货币化指标：非农业雇用劳动力／社会总劳动力、现金／m2，并以其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值与GDp／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货币化与GDp／m2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且系数显著。Klovland(1983)使用现金／m2指标的三年移动平均值对挪威1867年－1980年的货币需求进行计量分析，结果为：不论将1867－1980作为一个样本期还是将其划分为四个子样本期，现金／m2的系数都为正；Siklos(1993)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五国1870年－1986年的货币流通速度重新考察时，发现现金／m2与GDp／m2之间确实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Siklos(1997)使用现金／m3指标对新西兰1980－1994年的收入流通速度(GDp／m3)进行实证分析，现金／m3的系数也显著为正。Jonung(1983)以人均持有商业银行账户数量、农业工资的现金支付比例作为货币化指标，对瑞典1871年－1913年的货币流通速度进行回归分析，两个变量都显著进入回归方程。Hallman(1991)使用非农业雇用劳动力比例及一个哑变量对美国GDp／m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非农业劳动力与GDp／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adam(2004)以m=3／GDp作为货币化指标，并通过建立货币化趋势指标考察1992年－2003年间货币化趋势对波兰货币需求的影响，结果显示货币化趋势指标与m3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其系数为2.478。
2、金融深化。
BordoandJonung(1981、1987、1990、1993)认为货币流通速度U结构中，下降与上升两个阶段受不同因素主导，下降阶段主要受货币化的主导，而上升阶段则由金融深化及经济稳定所决定，即支付系统的完善、信息传递的畅通、货币替代产品的不断涌现、以及现金管理技术的应用，加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及经济稳定性的提高，降低了人们对货币的需求，而导致货币流通上升，金融深化带来全球货币流通速度的普遍上升。BordoandJonung(1981、1987、1990、1993)以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作为金融深化指标、以人均真实收入变动率的六年平均移动标准差作为经济稳定性指标，并以其水平值及一阶差分值与GDp／m2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两个指标与GDp／m2之间存在唯一协整关系且系数显著。ireland(1991)以人均收入、(金融+保险+房地产)三个行业收入占社会总收入比例作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对美国1929年一
1988年的GDp／m1进行实证分析，实证表明1929年－1980年金融发展促使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即货币需求的减少)，验证了BordoandJohung有关制度变量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假设的正确性。Siklos(1993)以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作为金融深化指标，考察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挪威五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金融深化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存在长期关系。arnoldfl996)将现金／m2、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及GDp／m2分解为非平稳趋势部分、平稳随机部分进行计量分析，认为现金／m2不能作为商业银行扩张的替代变量，而非银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比例则是替代金融创新的较好指标。Siklos(1997)以信用卡交易额／名义GDp比例、eFtpoS终端数量(electronicfundstransfersatpoint-of-sale)作为金融深化指标，与新西兰1980－1994年GDp／m3进行协整分析，两个指标与GDp／m3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前者系数为正，后者为负。arrau(1991)曾以m1／m2作为金融创新s指标，考察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情况，但影响结果不明确；1981年起美国活期存款可支付利息，活期存款近似产品快速增长，arestis(1993年)将含息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作为金融创新指标融入传统货币需求函数，此指标的加入表明美国m1需求函数并没有出现断点，并提高估计系数的稳定性。
3、年龄结构。
传统货币需求理论只以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分析居民的货币需求。实际隐含了人们兴趣与偏好不变的假设，即人是同质性的，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环境中具有不变的持币偏好与倾向。而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变化，人们的消费与储蓄行为相应发生变化，中年时期的储蓄比率比年轻及退休时期相对要高，年龄结构影响着社会的消费、储蓄行为，这意味着年龄变化对社会的货币需求量也存在影响。mayor(1984)认为如果忽视美国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不断降低的平均年龄、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比例的变化以及银行信用的制度创新等因素，将无法对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作出正确的回答，而且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变量的货币需求弹性系数估计也会出现偏差，他将人口年龄中位数、城市居住人口比例作为制度变量与人均存款进行横截面估计，结果为：年龄结构的估计系数为正，而人口转移效应为负，年龄结构变化分别解释了1870－1950年、1950－1970年两个时段m2流通速度变化的35.2％、31％。FairandDominguez(1991)考察了年龄分布对美国宏观经济变量(消费、房地产投资、货币需求、劳动力供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分布对货币需求(m1)的影响为正向，人们在成熟期(25岁－54岁)手持更多的货币，在39岁时边际货币需求倾向最高。HolmanandGraves(2002)认为偏好随年龄变化而变化，退休人群相对于其它人群来说将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更大比例的货币余额。他以城镇化人口比例、65岁以上人口比例来分析偏好异质性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计量结果为两个指标的系数都为正，但后者不显著，HolmanandGraves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退休年龄不断提前所导致的，65岁不适合作为退休年龄的指标。modigliani(2004)认为，生育小孩是中国人养老的重要手段，中国计划生育减少了家庭小孩数量，为保障年老(退休后)生活，人们只有通过增加当前储蓄积累养老资金，他以工作人口／非工作人口比例作为抚养系数对中国1953－2000年储蓄率进行计量分析(储蓄=现金+存款+新发行的债券+个人投资的固定资产)，工作人口／非工作人口比例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的储蓄率，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经济增长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几乎一致，两者共同导致中国储蓄率提高了20个以上百分点。
4、收入分配。
一般来说，货币需求被视为收入(总量或平均量)及其它变量矩阵的函数，其隐含了边际货币需求曲线的线性假设，即在不同收入阶段人们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始终保持不变，当收入从某个贫富阶层(家庭、个人)向另外的阶层(家庭、个人)转移时，收入总量及收入平均量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货币需求量依然保持不变。Lan-don(1992)认为边际货币需求曲线是非线性的，在不同收入阶段人们的货币需求具有异质性。他以家庭收入标准将家庭分为6大组：低于5000美元、5000－9999美元、10000－12499美元、12500－14999美元、15000－24999美元、高于25000美元，并将收入低于5000、5000－9999、15000－24999、高于25000美元家庭所占比例，以及家庭总数，与家庭平均手持m1进行实证统计，发现各收入组家庭所占比例的系数明显不同，这表明家庭收入大小对货币量有不同的影响，实证结果还表明美国在1974年及1982年货币需求并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1970年代初至1970年代中期收入差距的上升、1980年代初期收入差距的下降才是导致货币需求发生变动的真正原因，以往货币需求函数中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的影响，才出现所谓的结构性变化。Cover(1993)分别以基尼系数、60％最贫困阶层家庭所获取收入，美国家庭总收入比例与m1进行实证检验，两个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收入分配对交易性货币确实存在影响，收入越不公平，m1的需求越大，与平方根公式、立方根公式中所谓的货币需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刚好相反。
5、时间价值。
Baumol-tobin模型考察债券转换成现金时，只考虑了所涉及的交易手续费，而没有考虑到耗费的时间成本，如果时间价值高，无疑增加了债券与现金的转换成本(手续费成本加时间成本)，使人们可能持有更多的货币，即时间价值影响货币量的持有。时间价值一般以劳动边际生产率也即工资率来衡量的。Kami(1974)将收入分为工资收入及财产收入，以每小时工资作为时间价值的替代变量，考察其与m0、m1、m2之间的关系，工资率显著正向影响m1、m2，工资收入的货币需求弹性大于财产收入的货币需求弹性，验证了存货模型及持久收入假设。mulligan(1997)采用面板数据考察了1961－1992年12000家企业的货币需求’，以每个企业总部所在地员工工资及企业销售额作为解释变量，工资率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需求，在同等销售额情况下高工资率的企业持有较多的货币。Lotti
(2007)认为企业在货币需求行为方面也具有异质性特征。不同的组织结构、目标函数及行业背景，都影响到企业的现金管理及货币需求，而且每个企业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实际也不一致。不能单纯以存款利率等作为机会成本，而应以各企业自身的利息支出率作为机会成本，他以每个企业的净销售总额、利息支出／总负债比例、平均工资三个变量考察制造、批发、零售业三个行业企业的货币需求(货币=现金+存款+短期投资)，结果显示三个行业中工资的货币需求弹性具有较大差别，介于0.22－0.33之间，当三个行业合在一起实证时工资的货币需求弹性显著，但三个行业分别考察时零售业工资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则不显著。
6、税率与转换成本。
假设对Baumol-tobin模型中的债券收益征税，则投资债券所获收益将减少，债券吸引力下降，人们将转而增加货币的持有，税率越高。债券投资吸引力越低，人们对货币需求也越大。Kaminow(1969)认为1930年之前货币需求的短期利率弹性为0可能是由于忽视所得税结构而导致的，持有货币的成本不应以利率而应以税后利率来衡量，他选用边际短期资本收益税率考察税收对1900－1929年、1948－1961年两个时段货币需求的影响。发现边际短期资本收益税率与货币需求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但他同时发现1963－1965年美国实行减税政策期间，居民货币余额却增加210亿元，税率降低反而促使了货币需求的增加，对于税率影响的两种截然不同结果，Kaminow认为税率变动与战争、赤字、衰退等社会经济因素高度相关，这些隐含于税率背后的经济政治因素导致了税收对货币影响结果不完全相同。Duca(2000)利用修正的Baumol－tobin模型作为理论框架，以债券股票投资基金费率、债券投资基金费率、应税债券投资基金费率与m2流通速度作协整回归分析，m2流通速度与应税债券投资基金费率存在协整关系，费率降低引起流通速度的加快，m2与各投资基金具有相互替代关系，费率的降低减轻的货币与基金之间的转换成本，引起货币向基金转移，1990年代m2流通速度的上升与货币、债券基金之间的转换成本密切相关，不断下降的债券投资基金费率解释了m2流通速度不断上升的原因，
7、其它因素。
(1)产业结构变化。Driscoll(1982)认为农业的货币需求小于其它产业的货币需求，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不应忽视产业结构变化及不同产业的货币需求差别，他对十二个发展中国家的m1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有七个国家的农业产业收人比例(农业产业收入／GDp)与货币需求之间显著呈反向关系。农业收入比例的降低(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例的提高)增加了社会货币需求量，证明了非农业产业比农业产业具有更高的边际货币需求倾向。(2)市场均衡程度。Duooin(1998)认为标准的货币需求模型建立在完全市场均衡基础上，发达国家市场均衡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导致发达国家的货币需求计量结果普遍比发展中国家要好，他对韩国、新加坡、日本三国的m1进行实证分析，以美国的货币市场利率(rf)及各国的政府预算支出，财政收入比例(rb)作为各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非均衡指标，rf对韩国、新加坡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力(新加坡国内利率不显著，而主要受美国利率的影响)，而日本的货币需求则不受rf、rb两者影响，由此说明日本的市场均衡程度高于韩国、新加坡。(3)消费、投资、出口的货币需求差异。tang(2002、2003)认为消费、投资、出口具有不同的货币需求倾向，只以其总量(即GDp)作为规模变量可能导致系数估计有偏，他将GDp中的最终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及出口同时置于同一需求函数中，对马来西亚、日本的广义货币进行计量分析以检验这三变量的货币需求倾向，结果显示三个变量的系数显著不同，投资的货币需求弹性明显大于消费及出口的货币需求弹性，1973－2000年日本的投资、消费、出口的货币需求弹性分别为1.2、0.34、0.25。
三、简评与启示
虽然货币理论家早就认识到制度因素对货币需求的重要性，也曾对其影响机理进行过论述，但都只停留于笼统的理论层面，而没有定量化进行实证研究，以证明其影响效力及影响方向，如Friedman在其新货币数量需求函数中加进了制度变量u，但在考察美、英两国100年的货币流通速度时，并没有将制度变量的影响考虑进去。将长期被忽视的制度因素指标化并纳入货币需求函数进行计量分析，使得制度变量的影响不再停留在理论讨论层面，而是提高到与规模变量、机会成本变量的同等重要位置，进入实证需求函数考察制度变化对货币需求行为的影响，这极大丰富、完善了货币需求理论，是西方经典货币需求理论的继承、综合与扩展。
制度变量进入实证函数，提高了模型的计量效果。一方面提高了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估计系数的准确性。在传统货币需求计量中，只有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两个变量，而没有考虑到制度变量的影响作用，制度变量的影响效果进入规模变量与机会成本的系数估计中，特别是进入规模变量的弹性系数，由此导致规模变量的需求弹性普遍较大(Friedman使用GDp及利率估计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时，GDp的弹性高达1.8、1.2)，制度变量进入函数后，其影响效果从规模变量弹性系数中分离出来，解决了长期存在但又被忽视的规模变量及机会成本的系数估计有偏问题，降低了规模变量的需求高弹性系数，改变了长期以来Friedman(1963)所谓“货币是奢侈品”的说法(货币的收入需求弹性＞1)。另一方面提高了函数的稳定性。由于没有考虑制度变量的作用，传统货币需求函数在稳定性检验时，容易出现系数估计不稳定问题，如众所周知的美国1974年的货币失踪之谜，但将有关制度因素纳入货币需求函数后，货币需求稳定性普遍提高，没有出现所谓结构断点问题，及时将制度变量的影响信息融入实证分析，提高了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增加了货币需求的估计、预测的准确性，有利于货币发行目标实现与货币政策的操作。
货币资金论文篇7
【关键词】通货紧缩；货币理论；有效需求；价格粘性
一、古典的通货紧缩理论
（一）DavidHume价格粘性论
古典的通货紧缩理论始于DavidHume，DavidHume也是第一位分析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制国家通货紧缩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Hume认为，只要作为货币的黄金存量的增长与对其的实际需求增长保持一致，通货紧缩是一种会迅速自我纠正的现象，它是通过国际收支以货币扩张的形式实现这一纠正过程的。
（二）pehrniclasChristiernin的价格与工资粘性论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经济学讲师pehrniclasChristiernin是第一位研究纸币位制和浮动汇率国家通货紧缩问题的古典学派学者。Christiernin对Hume的价格粘性分析还进行了创新，认为由于价格与工资粘性（工资粘性更大），货币紧缩在降低货币工资与价格前首先使实际工资成本上升，实际利润降低、实际支出减少、，经济活动性趋弱。
（三）Henrythornton的冲击因素论
Henrythornton是伦敦银行家，也是英国国会议员，同时也是19世纪在货币理论方面最有名的两本书的作者之一。thornton对通货紧缩的观点包括：通过紧缩货币来扭转货币过渡发行引起的价格水平上升，但绝不可以通过紧缩货币纠正冲击因素对国际收支的冲击，冲击性通货紧缩会通过货币需求、货币工资粘性、生产效率和资源有效配置率的降低等途径使实体经济活动性和实际产出降低并对国际贸易均衡产生广泛影响，这种情况下的通货紧缩是不需要的，因为冲击因素是暂时的，国际收支会自我纠正。
（四）DavidRicardo的通货紧缩理论
作为古典货币理论学家之一，DavidRicardo认为货币和价格水平变化对短期和长期的经济总量没有影响。Ricardo对通货紧缩的研究建立在黄金市场价格与法定价格应相等这一政策规则的基础上。他认为，套汇恢复兑换后允许两种价格有所差别，但差别不能过大。差别过大时，可通过把法定价格提高到当时的市场价格来消除差距，而不是把市场价格降低到原来的法定价格。他也建议通过渐进的通货紧缩措施，以避免政策失误使通货紧缩加剧的可能。
（五）thomasattwood的通货紧缩理论
伯明翰银行家thomasattwood是一位古典的、激进的反通货紧缩论者。他不赞同Ricardo的建议，包括渐进式措施和货币贬值措施来稳定黄金市场。受经济萧条打击的attwood反对稳定价格目标而提倡充分就业的目标。attwood认为充分就业是首要的政策目标，一旦达到充分就业目标，当局就应允许价格上升到可容忍范围。attwood提出的政策选择包括：一是用扩张性的政策，二是宁愿放弃金本位及与之相适应的固定汇率。
（六）Roberttorrens的关税论
早在1812年，torrens就提出提高国内关税来防止通货紧缩，他也承认这种贸易限制会牺牲国际专业化优势和劳动分工，但认为避免通货紧缩的代价相对于自由贸易利益损失而言，避免通货紧缩更重要。
二、20世纪20年代后的通货紧缩理论
（一）古典学派的财富效应理论
以庇古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认为：经济体系中出现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受到不利需求的冲击，总需求的减少会造成价格总水平的下降。因此也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
（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
最早联系到货币政策来讨论通货紧缩问题是凯恩斯。凯恩斯在1923年发表的《货币政策的可选择目标》一文中系统的评析了两种政策选择的利弊得失，并主张后者，反对恢复金本位。凯恩斯的通货紧缩理论忽略了时间因素和金融市场的作用，这是其局限所在。
（三）奥地利学派的货币扩张论
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主的学者阐述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米塞斯在其1912年《货币与信用理论》中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最初理论框架。该理论把经济周期归结为货币扩张造成过度投资。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扩张通过引起生产结构失调派生了通货紧缩。
（四）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提出之初，并未引起重视，而且被随后出现的“凯恩斯革命”所淹没，几乎被经济学界遗忘了半个世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B.Bernankle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研究成果相结合，重新解释大萧条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分析了一般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以费雪理论为基础的一系列通货紧缩理论过分强调企业净值或自有资本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而忽略了发达的金融市场对经济运行的重要作用。
（五）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
在各种以通货紧缩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中，最早的完整理论应属纯货币数量学说。
弗里德曼是纯货币论者之一，弗里德曼重新表述了货币供给变化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人们所拥有的所有财富在各种资产之间的分配状况取决于各资产的相对收益率。弗里德曼表述的货币数量论中包含货币紧缩导致价格下降传导机制的说明：货币紧缩使货币的边际收益率上升，人们会将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转换成货币资产。
三、20世纪90年代的通货紧缩理论
（一）莱德勒的货币供求论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戴维·莱德勒是货币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认为通货紧缩是物价下降和货币升值的过程，既是一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现象，又是货币供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莱德勒指出，价格水平不仅受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也受实体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价格水平也对货币供应量会有影响，因此分析通货紧缩需考虑实体经济因素。
（二）a·加利·西林等的结构论。
a·加利·西林作为一个久负盛名的美国战略投资家。加利·西林、泼特尔的实体经济因素理论没有重视通货紧缩的短期分析，既忽视了货币金融因素的影响，也忽视了实体经济因素中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因此对通货紧缩的解释具有片面性。
（三）paulKrugman的激进的货币政策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研究货币金融理论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克鲁格曼认为，为了治理通货紧缩，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这种“预期陷阱”，使公众产生通货紧膨胀的预期，为此中央银行必须公布一个长期的通货膨胀率的目标，使社会公众相信中央银行允许和鼓励一定的通货膨胀。
西方通货紧缩理论产生是基于各国各个时期特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这些理论对解释和研究西方各国不同时期通货紧缩有其指导意义，在整体上研究和把握西方的通货紧缩理论，借以研究研究我国面临经济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通货紧缩理论，以推动和指导我国经济较快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潘石.西方通货紧缩理论评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0（2）.
[2]夏闻.经济大师解析经济难题[m].华文出版社，2003.
[3]张永军，李振仲.通货紧缩理论与现实[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1.
货币资金论文篇8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必然要求。针对人民币资本账户尚存在管制的现状，本文通过重新界定货币国际化与货币自由兑换的关系，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
举凡大国经济，均对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持有浓厚兴趣。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影响力日益提高､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这些都使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金融领域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目前，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尚存在管制的情况下，探寻人民币的国际化策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货币国际化与货币自由兑换关系的再认识
在货币国际化的含义中，对“国际货币”的理解是个关键。货币的产生是商品交换的发展和扩大的结果，最初是依赖于货币本身的价值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自由货币”。但随着经贸发展和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的强化，货币就越来越依赖于政府信用和政治权力的支撑，“自由货币”逐渐过渡到“国家货币”。而国际性货币是随着各个经济体合作和依赖关系的加强，由某国货币突破该国国界进入流通范围形成的。
最初的国际货币本是信用货币，凭借其银行券身份可自由兑换成金银而被人们信任。但黄金非货币化后，国际货币因退化成不兑换纸币，其本身价值微乎其微，已经不可能有自由货币所具有的价值尺度､价值储藏以及世界货币的职能。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对应于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国际货币也就可以分别使用于国际贸易､国际储备和国际投资三大领域。因此，从货币的需求和货币购买力的角度，国际货币可定义为在世界市场上被普遍接受并使用的，能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三大领域中承担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职能的货币。
从国际货币的定义出发，所谓货币国际化是指某种货币由国内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从货币国际化的程度上看，有部分国际化和完全国际化之分。部分国际化是指该货币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有限的作用，充当流通手段､支付手段或贮藏手段;完全国际化是指该货币在国际经济中，既是流通手段､又是支付手段､而且还是贮藏手段。笔者认为只有完全国际化的货币才能称之为国际货币。
而货币的自由兑换是指一国货币持有者可以为任何目的而将所持有的货币，不受限制地按市场汇率兑换成他国货币的过程。一国货币的可兑换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第二阶段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第三阶段是政府对并不发生跨国交易的､境内居民的本外币自由兑换也不进行限制，即充分的可兑换阶段。一般而言，一国货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即为可自由兑换货币。
一段时期以来，许多理论工作者把货币自由兑换作为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其实这是由于混淆了国际货币与货币国际化的概念形成的误区。根据上文我们对国际货币与货币国际化概念的界定可知，货币自由兑换是国内货币转变成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实现自由兑换的货币才能在国际经济中充分地发挥货币职能。相反，由于货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都是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结果，货币的自由化是有层次的，货币国际化作为一个国内货币向国际货币转变的成长过程，也是有阶段性的，两者有着时空上的伸缩弹性，因而可以在时间空间上同步推进。所以货币自由兑换并非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在货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之前，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策略推进货币国际化的进程。
二､资本项目管制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政治实力提高后的必然选择，符合我国国家发展的战略利益需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意味着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的确立，表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的体现，也是一种潜在的国际经济资源。
人民币目前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由于理论误区的存在，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受到极大限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早在1996年底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前几年，人民币已经在周边国家中开始流通。如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边境贸易中，人民币是唯一能接受的支付和结算货币，而且还形成非正规汇市行情;有的国家(如越南，缅甸)，人民币甚至可以全国通用。香港澳门回归后，人民币俨然已成为当地的合法货币了，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远快于人民币自由化进程。可见，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严格受限于资本账户的可兑换。从主要国际货币的形成历史看，一国货币国际化应具备的条件主要有:经济规模以及外贸规模在世界总量中占的比重大;在世界政治中具有较强的地位且能保持长期的稳定;该国货币的价值长期稳定且国际信誉良好;货币和金融市场发达等。结合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不难看出人民币的国际化已初步具有了现实基础。
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态势强劲，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仅次于美､日和欧盟。商品进出口大幅增长并持续保持顺差，国外对华直接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不断加大，2002年后我国年吸引外资都在500亿美元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此外，中国在海外兴办企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企业经营也由单一贸易性逐步向多样化发展。目前，中国在海外的企业遍及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总资产已突破2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增长十分迅猛，国家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一。充足的国际储备为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动态平衡､维持外汇市场和汇率的相对稳定打下了基础。由于有了这样迅速增强的经济基础，尤其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多年顺差，使人民币长期处于硬通货地位，大大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我国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的日益完善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可靠的保障。1996年12月，我国成为imF“第八条款”国，人民币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规，为金融机构运作提供了可靠的法律规范和保障，中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正朝着有利于人民币自由兑换乃至于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三､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
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开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欧洲国家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走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平均花费了16-20年的时间，因此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坚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为此，从目前到资本项目全面开放之前，我国宜结合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采取有效措施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1.继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从根本上是该国经济实力的一种反映。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实力越强，越不易受到经济波动和各种外部风险的影响，其货币的竞争力也相对较强，给交易者带来的信心越足。另外，规模大的经济实体在国际交易中的规模往往也大，交易规模的大小与交易成本的高低成反向变动关系，交易规模越大，交易成本越低，给货币使用者带来的收益也越大。因此，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减少人民币开放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选好今后的工作方向，挖掘增长潜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谋求周边贸易投资结算的人民币化。目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享有较高声誉，与这些国家的边境贸易额不断扩大，人民币计价的直接投资也开始出现。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和投资，把与我国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作为近期的阶段性目标。为此，我们应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往来，研究相关策略。具体实施上，我国可有选择地建立自由贸易区､投资自由化等形式的合作机制，鼓励和推动在与我国边境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并通过签订正式协议的方式，建立有约束力的规则，使人民币境外流通由民间走向官方，率先在周边接壤国家和地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3.积极稳妥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还不具备同时完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但这并不妨碍我国有选择､分步骤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具体的策略安排上，我国可以从资本账户的具体子项和具体国别两个维度，选择资本账户的某些子项，适度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同时选择人民币流通范围较广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试点区域，间接地推动与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4.加快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建设。只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才能为交易者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才能吸引更多的货币和资金到该市场上，从而为该国货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我国金融市场建设目前要做的是:(1)加快人民币国债市场的国际化。国际化的国债市场一方面可作为一个可靠的“资产池”，吸收境外人民币回流，解决突然的回流可能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支持。(2)建设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我国应积极推动国内商业银行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鼓励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积极发展境外人民币业务。积极创造条件，在一些开放度较高的城市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推动其金融市场功能的国际化。(3)建设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中国可以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把香港培育成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发行国际化的人民币债券，提供人民币的贸易信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5.加强和改进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力。(1)积极消除金融隐患。近些年来我国金融领域始终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如银行资产质量不高､地方金融秩序混乱､金融立法和执法疲软等。这些金融隐患不消除，将严重削弱我国的金融监管能力。(2)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要改变现行的以封闭型､分散型为特点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和健全一体化的开放性金融监管体系，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的有效监管，形成稳定的金融市场秩序，保证货币国际化目标顺利实现。(3)建立健全人民币跨境流动监测制度。要加强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统计和监测制度的研究，防范和减少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为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货币政策决策和保持金融稳定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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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论文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资本市场；认知偏差
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和有关研究结论来看，我国货币政策一直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在资本市场中的预期收益率较实体经济为高的情况下，一方面在货币扩张时一些企业主要通过信贷渠道获得的大量资金，将流入并滞留在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表现得非常繁荣，但另一方面大量企业因为利率非市场化等扭曲现象，并不能从金融机构中得到足够的外部融资。则资本市场-实体经济环节中的这两方面现象，将给货币当局带来“本次货币扩张力度不够”的错觉，并可能产生实施同向的更大强度的货币扩张冲动，导致国内资本市场的明显波动和整体经济结构性扭曲。
一、文献回顾
在国外早期关于货币政策传导领域的研究中，大都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名义利率(实际利率)的变化表达出来，并通过非货币的资产价格变动来影响投资和经济增长，且很多学者得出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都存在显著财富效应的结论。至90年代以前，资本市场一度被认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另一方面，国内资本市场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但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却无法起到显著作用，国内学者也试图借鉴西方关于“股经背离”、“金融窖藏”等有关理论，对此问题做出深入解释。成思危(2003)曾指出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真实货币供应量与名义货币供应量不一致，则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总量目标范围与实际货币增长经常不符合。［1］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2008）指出随着虚拟经济规模扩大，新增货币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并长期滞留在虚拟部门，而实体经济实际没有增加多少货币；结果传统货币政策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趋于减弱。［2］王成进(2005)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生产数量的变化由实体经济产出(收益)反映，生产能力的增长则由虚拟经济反映，直接表现为资本市场规模的变化。［3］伍超明(2005)发现，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滞后，股市结构与实体部门结构明显不对称，结果造成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差异明显，最终导致股实背离。［4］伍志文(2004)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指出中国“股经背离”现象与货币虚拟化过程中的金融资产多样化和金融结构不合理有关，而较少的源于经济基本面。［5］
二、货币传导、实体经济与货币当局认知偏差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背景下的实体经济发展
傅雄广（2009）采用结构VaR方法研究1991年1季度到2008年2季度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结果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是：在经济紧缩时期,为了刺激经济,政府放松信贷管制,由于中国的真实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因而企业长期具有投资冲动；但另一方面信贷扩张也导致货币增长率上升，刺激通胀率上升。由于利率非市场化，名义利率相对固定,通胀上升就引起实际利率下降，结果进一步刺激企业增加信贷，投资进一步上升，通胀和投资(产出)将同时持续增加。当通胀过高时，政府将加强信贷管制，导致贷款增长率下降,通胀下降；同时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降低抑制企业投资，则产出增长减慢；而在名义利率较稳定的前提下，实际利率上升，进一步抑制企业投资和产出增长。当通胀水平得到明显抑制时，面对同时存在的缓慢增长，政府将开始新一轮货币扩张。但由于货币当局和政府始终把经济增长当作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所以在这个循环中，紧缩政策操作的实质目的是诱导足够多的人下一轮信用扩张时持有货币，保证未来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生产者获得资金，以此带动经济增长（张磊，2008）；［6］而货币当局和政府关注的重点仍在能够直接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政策方面。
我国货币市场规模小，影响有限，与资本市场相互割裂，其货币供求变化及利率信息并不能有效传递到资本市场。结果基本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是：货币当局通过政府控制的利率变化表达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变化的信息，然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通过信贷市场对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产出和物价，而资本市场则因为利率传导的断裂，无法显著的刺激实体部门实现货币当局预期中的变化。另一方面，通常虚拟资产的预期收益率要高于实体经济收益率，当实体经济预期收益率提高时，以它们为基础的虚拟资本的价格会以更快速度上涨，所以很多人认为实体经济预期收益率高于虚拟经济的情况实际不会发生，结果资金总是倾向于流入资本市场中。［4］两方面叠加，结果很可能造成在货币扩张时，部分通过信贷渠道能够获得大量资金的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本市场，而其他企业则仍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这时货币当局得到的信息将是“资本市场繁荣，而实体部门仍有大量企业处于资金紧张状态”。这样，货币当局可能会认为本次货币扩张并未实现预期（经济增长）的目的。对于长期把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设定为经济增长的货币当局和政府来说，这将被看作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于是将有继续实施下一轮更大强度货币扩张的冲动，试图达到先前的“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融资”的效果，但这却可能引起资本市场中资产价格或规模的大幅波动，并造成国内经济中资本市场和实体部门结构的扭曲。
（二）理论框架
凯恩斯主义首先提出了货币供给与来自证券市场和实体经济两方面的货币需求关系。但在中国利率非市场化和资本市场大量吸收现金资产的背景下，资本市场规模和它所表现出的成为“本国流动性蓄水池”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利率成为传递货币当局政策调整信息的中介载体。所以本文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供求表达式中的利率替换为资本市场规模，则货币供求均衡式就变为：
m=L(f,y)[JY]（1）
其中f为资本市场规模，并称它对应的货币需求为“储备需求”。在货币供求均衡的前提下，对（1）式求时间t的全导，并在等号两边同除以m，即得到货币供给增长率[aKm•、实体经济实际增长（扩张）率[aKy•、资本市场规模变化率之间的关系是：
分别为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弹性。对(2)式移项得：
表明实体经济规模的变化因为必须获得足够数量的外部融资而受到货币供给变动、资本市场规模变化的影响。
在（2）式中，一国国内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将由资本市场为代表的各种虚拟资产所制造的“储备需求”和实体经济变动的货币需求两部分分别吸收。国内外以往的实际经济数据中，在每次货币政策明显变动时，资本市场总是先于实体经济发生变化，而学界对此一般从资本的瞬时流动性角度解释。所以，在特定的货币政策调整时，即货币供给增长率一定的前提下，实体经济能否得到足够的资本用于自身的发展，或者实体经济的变化是否能够按照货币当局事先的预期变化，必然受到资本市场上对现金资产需求的影响，而两个经济部门内的价格水平，即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则是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如果国内经济满足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很高的前提，一段时间内实体经济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本资源，根本上取决于货币当局外生的货币供给调整与资本市场变化引起的货币需求间的关系。
而从（3）式来看，实体经济的变化将完全取决于货币供给增长率、资本市场规模扩张速度以及金融中介、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弹性，但这取决于货币政策调整信息能否及时、准确的传递给实体经济。根据这种传导效率的高低，货币当局将产生不同的判断，其决策将把国内经济引向两个方向：
第一种可能是，如果货币政策调整不能有效传导给实体经济，后者能够从正规资本市场中获得的融资量将保持某种稳定的较低水平，且无论本次货币供给速度有何变化，或者说无论
大于、小于或等于Kf•，实体经济规模总是延续此前较低的增长速度。从货币当局的角度，这表现为货币政策调整与实体经济变动的关系并不紧密，这将会给货币当局以“本次货币政策调整力度不足”的错觉。如果这种状态延续到长期，一方面反映了货币政策调整信息的低效传导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实体经济的发展可能长期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也预示着货币当局短期的错觉演化为长期的认知偏差，整体经济将更加不稳定，具体表现在：因为在金融中介市场中的现金资产很少能直接进入实体经济部门，所以(-Kf•)与Ky•的差额将表现在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波动上，如果一段时期内有(-Kf•)＞Ky•，资本市场将会经历一定程度的“资产通货膨胀压力”，即资本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并可能在较长期内通过资本利得转化为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实体经济中引起一定程度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如果一段时期内存在(-Kf•)＜Ky•，则资本市场出现资产价格低迷的现象，打击国内经济的信心，可能导致实体经济更加萧条，在较长期内影响国内居民消费水平。
第二种可能与上面这种整体经济发展方向相反。假如在长期实体经济的增长与(-Kf•)存在显著关系（或既定时，与存在显著联系），则表明实体经济仍能从资本市场中获得有效地融资。具体表现为：如果>Kf•，则Ky•较高；如果Kf•时，实体经济增长率y较高，反之较低。而当=Kf•时,将与比较接近，在缥榷ǖ那提下，与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在正规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低效率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共识的前提下，这种现象实际反映了某些较隐蔽的融资方式成为货币供给进入实体经济的有效渠道，而这些方式并未正式纳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中。于是正规金融的传导效率虽然较低，但通过其他较高效融资渠道的替代，货币当局短期内的错觉还不至于演变为长期认知偏差，或者即使存在一定的偏差也不会对国内经济结构、价格水平等造成较严重的负面冲击。
下面将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整、资本市场规模变动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间的关系展开实证检验，希望通过分析在短期和长期内我国实体经济变化与货币政策调整的关系、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变动与货币供给和资本市场规模的关系，来判断我国货币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因低效的货币传导而引起的认知偏差。
三、实证检验
（一）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整
1变量的选取。(1)我国货币当局一直把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所以本文使用广义货币(m2)月末数来表示货币政策的变动。(2)根据资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王成进（2005）曾把虚拟资产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现金资产；第二类是通过对未来确定收入流证券化发行的证券（比如债券）和开放式基金；第三类是股票和封闭式基金；第四类是各种金融衍生品。现金资产和其他几类资产的区别在于:现金资产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其他资产以商业信用为担保。本文将资本市场界定为上述第二、三、四类资产市场的总和，这三者分别为它的子市场，并使用国债现货成交额、股票流通市值、三个期货商品交易所（即上海、大连、郑州交易所）的期货成交额代表三个子市场的规模，并以它们的总和代表资本市场规模（f）。并使用考察期间的上证收盘综合指数(p1)和深证收盘综合指数(p2)代表资本市场中的资产价格。(3)很多学者认为虚拟经济交易可以创造新价值，比如证券公司自营收入、炒股的手续费等，但这些项目绝大部分都与资本市场规模无直接关系或占GDp比例很小。所以可以认为资本市场规模的变动并不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据此，本文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月度增速(st)代表实体经济变化。以上变量都由国泰安CSmaR经济金融系列研究数据库整理获得，考察期间为1998年1月―2008年6月，计量分析工具为eviews50软件。
2单位根与协整检验。因为考察期间广义货币(m2)序列有非常明显的趋势因素，所以首先取该指标的对数值lnm2=log(m2)，接着使用增强的Dickey-Fuller检验（aDF检验）对全部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st、lnm2、f是1阶单整过程；而p1、p2是0阶单整过程。要对st、lnm2、f进行回归分析，必须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Johansen检验的前提是VaR(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残差项必须是白噪声,这可以通过选择VaR模型适当的滞后阶数(L)来实现。这里选择L=4。检验结果发现st、lnm2、f在“协整空间有常数项无时间趋势项，数据空间无常数项”条件下，存在协整关系。
3回归分析。根据协整关系检验结果，选择L=4，得到由nm2、t、这三个差分变量组成的VaR(4)，建立有约束差分形式下st、lnm2、f及它们的滞后项组成的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去掉不显著项之后，得到结果：
tt=6217nm2t-1+0376566tt-1-0294716tt-2-00145(tt-1+3951lnm2t-1-0000736ft-1-4321438)[JY]（4）
4相关性及因果性检验。分别对st、f和st、lnm2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st、f的相关性很低（028），这反映出货币政策信息通过资本市场传导的低效。但st、lnm2的相关性较高（064），这表明货币政策的调整可能通过除资本市场以外的其他中介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体经济。再分别选取滞后期k=2、4、6、8、10、12期，对st、lnm2和st、f分别进行Granger因果性检验，结果发现lnm2无论在短期（半年以内）还是在长期（半年以上），都是st变化的显著原因，而st并不是lnm2变化的原因；同时st是f变化的原因，但f却不是st变化的原因。
5小结。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st和f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反映了货币供给通过资本市场渠道传导不畅。在短期内lnm2的变化显著的正向影响着st。而且从回归系数来看(6217)，实体部门会因货币供给的变化发生大幅波动，在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对货币供给传导低效的前提下，这种作用只能通过财政性渠道实现，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明显的政府投资型增长的倾向。即每当货币扩张时，政府主导的投资总会大量增加，引起实体经济规模的增加。但在长期lnm2与st呈显著的负相关系，即在货币扩张时实体经济反而有所收缩，结合st和f在长期内无显著关系的结果，这一现象反映了货币调整信息传导不畅的问题在长期内明显造成了货币当局的认知偏差。具体来说，就是在货币扩张时，实体经济部门的规模和生产能力却表现为收缩，而在货币收缩时，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却发生较大幅度的扩张。这必然给货币当局造成认知混乱，于是在上一轮扩张之后，货币当局往往认为“扩张力度不足”，保持发动下一轮更大强度的货币扩张的倾向；而在上一轮紧缩之后，也往往认为“紧缩力度不足”，可能实施下一轮更大强度的货币紧缩，这种政策调整倾向很可能对我国金融(实体)经济结构和经济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而由于金融资产的瞬时流动性，不稳定的倾向应该首先表现在资本市场中。下面我们将从资产价格角度分析由于这种认知偏差而可能导致的资本市场层面的不稳定。
（二）资产价格、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规模
因为lnm2、f是1阶单整过程，则他们的一阶差分变量dlnm2和df就与p1、p2一样，都是0阶单整过程，所以本文以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模型）为基础直接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两组方程分别为：
p1t=21727+081p1t-1+0014dft+0015dft-1[JY]（5）
t值：297849405
4256
p2t=5304+0714p1t-1+0206p1t-2+00054dft+000485dft-1+00022dft-2[JY]（6）
t值：270758
22765890
48642160
从(5)、(6)式来看，无论用p1还是p2代表资产价格，都与资本市场规模变化显著正相关，即资本市场上资产价格对规模的变化往往迅速做出同向变化的反应，而有关货币供给变化的变量则在(5)、(6)式中都不显著。联系此前对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对此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在资本市场无法有效传递货币供给信息的同时，资本市场规模变动往往也不能完全吸收来自货币供给的变化，在货币扩张条件下，一方面资本市场因现金资产的净流入而出现的规模扩张往往低于新增的货币供给量；另一方面现金资产很少能直接通过资本市场进入实体部门，结果新增流动性被资本市场吸收的剩余部分仍滞留在资本市场中，直接推动了资产价格上升。而当货币收缩时，资本市场规模的收缩强度也总是低于货币收缩强度，结果导致资产价格发生明显下跌。
四、结论与启示
综合对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整之间(st、lnm2、f)以及资产价格、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规模(p1/p2、df、dlnm2)关系的计量分析结论，我们认为，由于货币政策在资本市场上很低的传导效率，大量流动性不能顺利的在实体部门和资本市场间流动。一方面导致长期内存在实体部门的收缩或相对收缩伴随着货币扩张，或者实体部门的扩张或相对扩张伴随货币紧缩的表面现象，诱导货币当局得出“上次货币调整的效果不显著”结论，这将激励货币当局发动新一轮更大强度的同向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在货币政策调整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对净流入的现金资产的吸收程度总是小于货币政策调整的幅度，结果往往引起资产价格与资本市场规模发生明显的同向波动。两种效果叠加起来，整体经济在货币当局的认知偏差的引导下，将存在“货币扩张-资产价格上升-本次扩张不足（认知偏差）-货币再扩张-资产价格再上升”或“货币收缩-资产价格下跌-本次收缩不足（认知偏差）-货币再收缩-资产价格再下跌”两种可能的变化路径，这些明显发散的序列，显然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这也说明我国货币政策方面存在频繁的调整现象，实际上也反映了我国货币当局在政策传导不畅和国内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以及在政策执行层面存有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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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impactofmonetarypolicytransferefficiencyonmonetaryauthority
ZengHongzhi
abstract:ifcapitalmarketcannotfinanceenterprisessmoothly,theintermediaryfunctionofcapitalmarketwouldnotrealize,cashassetwillstayincapitalmarketforlongtimeinsteadofflowinginoroutofrealeconomy,sopeoplemayfindmonetarypolicyisnotefficientenough.thissituationwillintroducecognitivedeviationtomonetaryauthority,andstimulateitimplementspoliciesinsamedirectionbutgreaterintensity,whichwouldcausemoreunstableinmacro-economystructureandcapitalmarket.Usingrelativedatafrom1998,theauthorfindthereiscognitivedeviationinChinesemonetaryauthorityinlongperiodindeed,whichcausetheheavyfluctuationincapitalmarketdirectly.
货币资金论文篇10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货币供给；货币缺口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3-0070-06
一、引言
历史经验表明，一些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增长模式转变与金融体制变革阶段，都曾出现流动性过剩。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带来充足的资金供给，刺激需求，扩张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资产价格暴涨，证券市场过度繁荣与投机盛行等负面结果，增加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加速经济泡沫积聚，并最终威胁宏观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在金融体系结构转变与资本市场全面开放过程中，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如影随形，本国货币汇率波动带来的投机冲击、国际收支失衡与国际贸易恶化接踵而至，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经济的“间歇性休克”与持续衰退更是挥之不去。当前中国货币运行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流动性过剩[1]。央行连续加息、发行特别国债，财政部调高印花税、降低利息所得税等组合政策，表明政府正采取措施解决流动性过剩带来的冲击。
目前，国内外对“流动性”的讨论存在诸多分歧，可以综合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流动性层次的不同界定及其测量。二是不同交易成本对资产选择的影响。三是由此进一步讨论对中央银行货币调控力度的冲击与抵消，以至于对一国产出的影响。一般来说，从流动性可测量、可统计的角度看，有三个层次的界定：一是将流动性界定在银行体系内，我国中央银行曾以此为角度进行描述，是指超额存款准备金。二是将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货币供应量视同于流动性。三是将经济社会中一切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金融资产视为流动性。
从微观角度探讨金融系统流动性问题，关注的是金融机构存贷差、银行间市场利率和存款性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等指标，并分析其给商业银行盈利状况造成的影响。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分析实际货币存量高、现实的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关系等指标，关注的是流动性带来的货币政策困境、潜在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问题。曾康霖认为流动性过剩是金融资产在市场中的交易状态，必须从市场主体的行为和资产负债结构变动去考察，流动性过剩反映市场主体的短期行为和功利主义[2]。任碧云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存贷差和外汇占款以及m2与m1差额的不断拉大等都不是流动性过剩的直接成因，而是由于货币政策没有及时对经济发展出现的变化做出反应造成的[3]。路磊认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是影响当前货币政策的冲击因素，在承认高储蓄率和国际收支失衡的前提下，通过综合性的货币政策可以治理流动性过剩问题[4]。综上，流动性过剩的定义不同，流动性过剩原因分析与治理对策也不尽相同。各类定义描述的仅是流动性过剩部分特征，不能涵盖所有，且某些指标与衡量方法也并不适合我国当前的经济背景与制度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在金融体制变革和经济周期等诸多因素作用下，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导致需求不断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所吸纳的过剩资金滞留在资本市场，并通过各种传导路径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短期冲击和深远影响。
本文认为，流动性过剩不是经济政策失误的结果，它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与资本积累形成的必然现象。从宏观调控角度看，以资产价格上升、经济活动货币充沛为典型现象的流动性过剩是实际货币总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流动性过剩度量可以从货币供给角度进行分析。
二、流动性过剩的均衡分析框架综述
古典经济学家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在探讨货币数量、价格及产出的均衡关系时，逐渐发展起来货币理论（Fisher1911，marshall1923，pigou1917）。1911年，irvingFisher首先以清晰交易方程式，表达了货币数量理论：
m•V=Y•p(1)
其中，m是货币存量，V是货币的流通速度，Y是经济实际产出，p是价格水平。现代货币数量理论认为，货币需求应与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保持一致，因此，通过公式（1）的变形，可以用来计算货币供给，即通过对(1)求一阶导数有：
可以得出Δm的表达式：
根据方程(2)，货币供给Δm的增长率等于产出增长率Δy加上价格的增长率Δp，即通货膨胀率再减去Δv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率。
大部分货币数量的分析模型都采取对数模型Darrat(1986)，即采取固定的弹性形式定义货币供给函数，即：
其中，Y是某种规模的变量，R是机会成本变量，e是误差项。如果我们用对数形式重写上式，用小写字母代表对数就可以得到简单的线性模型，令β0=lnk，m表示货币需求，Y为GDp，R为利率，p为价格水平，那么一定时期内货币供给与价格、产出基本关系如下：
m为货币存量的对数，p是价格水平的对数，y是实际GDp的对数，i是无风险利率，ε是随机误差项。
Hallman，porterandSmall[5]对流动性度量方法进行了较早讨论，他们将流动性过剩定义为“价格缺口(thepriceGap)”。Hallman首先假定市场中存在两个均衡价格：一个长期均衡价格，一个短期均衡价格，表达式如下：
其中，pt表示长期均衡价格，p*t表示短期均衡价格，二者的差称为“价格缺口”。
p*t-pt=(vtrendt-vt)+(yt-ypotentialt)(5)
方程(5)表明，如果实际的价格低于(高于)长期均衡价格，未来的价格将会具有向上(向下)的预期。根据该式，价格缺口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vtrendt-vt)“流动性缺口(liquiditygap)”，二是(yt-ypotentialt)“产出缺口(outputgap)”。
进一步假设，在现有货币总量mt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市场出清，此时的均衡价格如下：
“价格缺口”才等于零。但这三个条件同时成立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就意味着长期价格与价格之间永远存在一个“价格缺口”。
基于Hallman等人的成果，Gerlach[6]对“价格缺口”进行了重新定义，提出了“货币缺口(realmoneygap)”的概念，他认为当前已有的货币存量如果低于现行的价格水平，货币供给就会出现缺口。假定货币供给存在长期和短期两个货币缺口，表达式如下：
短期货币缺口与长期货币缺口的差即是真实的“货币缺口”。与“价格缺口”相比，其实是表示了同一概念，只是参数不同且符号相反，即：
那么，在给定的价格水平pt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市场出清，现有的货币需求mt和均衡货币需求m*t的差(m
方程(9)同方程(7)不谋而合，“货币缺口”为零的存在条件也是苛刻的，即(yt-ypotentialt),(it-i*t),εt三者同时为零，货币缺口才会消失。Gerlach认为“货币缺口”的变化可以度量流动性过剩，前期的货币扩张必然带来价格上涨与增加潜在通货膨胀，这也是衡量货币政策的依据。
三、流动性过剩的度量模型
流动性过剩的度量会遇到诸多复杂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规范方面的，也包括实证方面的，目前仍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方法来测度流动性过剩。根据对流动性过剩的不同理解，选择不同的分析路径与实证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依据本文的观点，流动性过剩既然是实际货币总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那么流动性过剩的度量可以从传统的均衡模型进行分析，探讨货币供给与产出、价格以及通货膨胀的相关关系，进而测量流动性过剩并探讨货币政策等相关问题。本文对货币需求进行估计基于均衡假设，也就是说假定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相等，而对货币供求互动的原因与机制不进行详细的分析。为了分析的简便而参照了国际通行对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即货币供求相等的均衡假设，因此在本文中货币需求量、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总量在数值方面是相等的。
基于经典均衡理论，在稳定发展的经济体中，一国的产出、价格与利率基本相对稳定，因此可以设定一个基于产出、价格和利率的货币供给参考值――均衡货币供给mequilibrium，通过比较实际货币供给量mreal与参考值的关系，进而分析流动性问题。具体设计如下：
1．均衡货币供给
根据均衡方程，市场存在一个均衡的货币供给量mequilibrium，它由产出、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如果实际产出、价格和流通速度一定，则货币供给也会稳定。将其转换为对数形式如下：
lnmequilibrium+lnV=lnY+lnp(10)
方程(10)的经济涵义与方程(2)一致，即均衡货币供给的增长率等于产出的增长加上价格的增长再减去货币流通速度。用小写字母代替上式，均衡的货币供给可以表示为：
me=y+p-v(11)
2．实际货币供给
均衡货币供给是一个经测算的货币供给，但现实市场中的确存在一个实际的货币供应量，衡量指标为m1和m2,狭义货币m1是研究交易性货币需求的主要变量，广义货币m2定义更加广泛，能满足研究微观经济主体预防性和资产性货币需求的需要。本文将其定义为实际货币供给mreal。
3．参考货币供给
通过对方程(3)求一阶导数得公式(12)：
(m-p)′=(β0+βyy+γi+ε)′Δm=Δp+βyΔy(12)
方程(12)表明，在稳定的经济环境下，货币需求应与价格、产出相一致。这里将公式(12)中价格Δp以稳定的通货膨胀πenvisaged代替，产出Δy以潜在产出Δypotentialt代替，可以得到货币供给的参考值，本文将其定义为潜在货币供给Δmpotentialt，即：
Δmreferencet=πenvisaged+βyΔypotentialt(13)
4．流动性度量指标――实际货币缺口与名义货币缺口
实际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的差，表明了现行的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的差距，当实际货币供给超过均衡货币供给的时候，就会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反之就会出现流动性不足，本文将二者的差定义为实际货币缺口mgap，即：
mgap=mr-me(14)
其中，mR，me分别为实际货币供给和均衡货币供给，mGap为实际货币缺口。
利用方程(13)可以计算出潜在的货币供给，同样可通过比较实际货币供给mr与潜在货币供给mpotential的差距，来衡量流动性过剩，此处将实际货币供给与潜在货币供给的差定义为名义货币缺口mnominalgop，即：
mnominalgap=mr-mpotential(15)
综上，无论是实际货币缺口或是名义货币缺口都表明实际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或潜在货币供给的差距，当货币缺口持续扩大，证明存在超额的货币供给量。因此，货币缺口反映出货币总量与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是衡量流动性及货币扩张与货币政策效果的依据。
四、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与处理
按照货币经济理论，影响货币需求的变量一般包括价格水平、规模变量和机会成本等变量。本文选择GDp为规模变量，先用GDp平减指数将名义GDp调整为实际GDp，再取其对数形式，令产出y=log(GDp/p)；货币总量的选择依据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10月公布的货币量统计标准，选择广义货币m2为货币总量变量，令mr=log(mt/)，mt为货币总量，为价格平减指数；选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通货膨胀的变量，令p=log(Cpi)；根据货币流通速度定义，令vy=log(GDp/m2)为年度货币流通速度，令vs=log(m2/m1)普遍认为m2与m1的背离程度衡量了金融活动中“松货币，紧信贷”的现象。为季度货币流通速度。
本文研究的样本期间为1991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二季度，变量采用的各项指标为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且变量序列均采用X－11方法进行季节调整。GDp及其平减指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实证检验
根据方程(11)和方程(14)及本文定义，得到me为均衡货币供给序列，mr为实际货币供给序列和mgap实际货币缺口序列。根据生产函数、Hp滤波及状态空间方法得到潜在产出的增长率为8．5%[7]。理论上讲，在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通胀率的理想值应为零，但由于存在工资的向下刚性，因此通胀率不可能达到零，确定通胀率的理想值为2．1%，根据方程(13)和方程(15)我们可以得到mreference潜在货币供给序列和mnominal名义货币缺口。
首先，通过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各序列平稳性，判断其单整阶数；其次，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判断实际货币供给、均衡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缺口关系。篇幅所限，季度数据的检验结果省略。
本文利用eviews5．0软件对各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1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上述变量均为平稳序列，且均为一阶单整过程i(1)。对于由上述变量构成的模型，经一阶差分后构成平稳时间序列。
由于上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过程i(1)，为避免“伪回归”问题，本文用Johanson协整检验对实际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缺口、均衡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缺口进行了协整分析，检验结果见表2。
结果显示，上述变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说明实际货币供给对货币缺口、实际货币供给和名义货币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为进一步验证货币供给与货币缺口之间的稳定关系，本文基于VeC误差修正模型对实际货币供给、均衡货币供给和实际货币缺口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实际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缺口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实际货币缺口与均衡货币供给也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而实际货币供给和均衡货币供给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表明，货币供给并没有参照均衡货币供给进行，货币供给过量造成了货币缺口，形成了流动性过剩。
3．结果分析
从年度数据分析，实际货币供给量始终与均衡货币供给、潜在货币供给存在一个货币缺口。实际货币缺口在1991―1997年表现特别明显，这与当时我国的经济高增长率、高通货膨胀率与高货币投放等经济状况相一致，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造成了当时过剩流动性泛滥，最直接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最高达24%。为控制通货膨胀，央行在1995―1997年连续采取了组合政策，紧缩银根、控制投资等，我国经济在1997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平滑曲线图1显示出了实际货币缺口的变化，在1993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随后持续下滑。原因是货币政策具有时滞性，货币供给与扩张并不能及时反映在经济领域。
1995―1997年间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相接近，货币缺口接近0。这充分表明央行货币政策调整之后，经济实现了稳步增长，货币供给与现实需求基本平衡，流动性过剩问题消失。1997年以后，由于多种因素，货币政策又逐渐放松，实际货币供给始终超过均衡货币供给，特别是2003年达到了最大。随着经济增长的稳定，2003年至今的实际货币供给始终与均衡货币供给保持较小的差距，这也符合2004年以来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缺口逐步降低。通过比较实际货币缺口与名义货币缺口，发现虽然二者在数值上存在一定差距，这是因为潜在的货币增长与均衡的货币增长有一定差距，但其变化趋势与方向基本一致，这也可以说明从潜在货币需求和货币缺口角度分析流动性过剩同样具有说服力。从数据分析来看，由于我国GDp的增长季节性因素较为明显，货币供给及相关政策又相对稳定，因此从每个季度分析来看，实际货币缺口始终存在，且波动较大。由于货币政策与货币供给的时滞性问题，2003年以来积累的流动性过剩正逐步释放，通过各种方式对宏观经济产生冲击。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货币需求理论对流动性过剩展开讨论，基于均衡分析给出货币缺口模型，通过对我国货币供给与货币缺口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流动性过剩是实际货币总量对预期均衡水平的偏离，由于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和产出、价格与货币流通速度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度量实际货币供给与均衡货币供给讨论和度量流动性过剩。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缺口与实际货币供给、货币缺口与均衡货币供给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第二，将货币缺口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度量指标，符合我国中央银行以货币数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我国经济领域中的货币缺口仅在个别时期接近零，大部分时期是实际货币供给超过均衡货币供给。由于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缺口波动较大，长期积累的过剩流动性正以各种方式进行释放并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第三，虽然当前我国货币缺口没有持续扩大，但流动性过剩已经在消费领域有所表现，投资过热、产能过剩和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正预示着过剩流动性的冲击正在加剧，央行必须以控制流动性过剩为政策基调，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流动性过剩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已经表现出由潜在的通货膨胀逐渐转变为全面通货膨胀状态。当前，要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通过调整金融与信贷政策，引导资金合理配置，及时疏导使资金流向资本不足的产业与部门，缓解资本市场的压力。同时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立多种投资渠道，吸引过剩流动性转化为投资与消费，纠正经济发展模式，继续维持央行的对冲操作，维护稳定的宏观环境，为最终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赢得时间。
第一，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任何经济增长波动带来货币供给政策的滞后都会影响货币币值稳定。因此，长期来看，制定合理的增长目标与保持经济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是控制流动性的基本思路。第二，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是设定稳定的物价水平作为调控指标，根据我国的通货膨胀指标构成分析，目前Cpi统计指标存在偏差，住房权重较低，并未反映实际的市场价格波动，相反食品权重较高，这些又放大了食品价格受季节影响的作用。因此，合理地计算与设定Cpi将是货币政策控制目标合理性的关键。一般认为2．8％―3．2％的Cpi是可以接受的。第三，运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央行运用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为主要调控手段已经收到一定的效果。但该类手段存在严重的滞后性，而且危害也很大，一方面降低了银行的竞争力与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又不利于央行通过商业银行进行金融调控，而一旦外资流入缓慢，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少，降低存款准备金带来的二次流动冲击不可小视。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流动性问题复杂而且多变，任何单一的理论与政策都不能完全地解析与解决流动性过剩的表象与根源。要采用多种政策，从治理流动性过剩冲击与解决流动性产生根源两方面入手，标本兼治地解决流动性过剩难题。结合宏观政策与发挥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共同治理流动性过剩矛盾，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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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Business，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abstract:
throughcompar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realmoneysupplyandequilibriumofmoneysupply,thispaperfocusesonmeasuringthephenomenonofexcessLiquidityinChina,andconcludesthatexcessLiquiditycanbedefinedasthedeviationofrealmoneyaggregatedfromexpectedequilibriumlevel．ourempiricalconclusionsindicatethattherehavelong-termandsteadyrelationshipsamongtherealmoneysupply,equilibriumofmoneysupplyandmoneygapinChina．themoneygapisclosetozeroincertaintime,andtherealmoneysupplyexcessestheequilibriumofmoneysupplyinmosttimes．theexcessLiquidityistheinevitablephenomenonresultingfromthewealtheffectandthecapitalaccumulation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ratherthantheresultofmisplayofeconomicpolicy．atpresent,excessLiquidityisreleasingbyvariousmeansandinfluencesthemacro-economics．itaccordswiththemoneypolicyofcentralbankofChinawhichtakesthequantityofmoneyasthegoalofagencytoviewthemoneygapasthemeasureofexcessLiquidity．thebestwaytosolvetheproblemofexcessLiquidityistooptimizetheresourceallocation,increasethewaysofinvestinganddevelopthecapitalmark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