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管理论文篇1
抵债资产是指借款人（担保人）无力以现金资产偿还金融企业债权时，金融企业依法行使债权和担保物权而向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收取的用于抵偿债权的非现金资产。广义的抵债资产既包括金融企业依法取得的拥有所有权、收益权、使用权、处置权的抵债实物资产，如房产、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商品物资等；也包括抵债的股权、应收账款、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资产。本文所称的amC抵债资产，是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amC）在不良资产收购接收、处置过程中资产置换、法院裁定或协议抵债取得的抵债资产。本文就当前amC抵债资产财务会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抵债资产取得环节在财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抵债资产入账不及时问题。从amC抵债资产来源看，既有从剥离银行划转接收的，也有在资产处置过程中由法院依法裁定、协议抵债或资产置换取得的。后一种情况，基本不存在入账不及时的问题，但对由剥离银行直接接收的抵债资产，由于情况复杂，有的银行已部分处置，有的因移交过程中没有办理严格的交接手续，而amC的项目管理人员未及时清理档案，就存在因不知情或管理不到位而导致未及时入账，出现抵债资产滞留账外的问题。二是抵债资产无法入账的问题。无论是剥离过程中接收的抵债资产还是在处置过程中取得的抵债资产，都存在因欠缺合法的手续或法律依据而取得的情况，对这部分抵债资产就很难正常入账。三是抵债资产入账价值确定问题。amC取得抵债资产后，主要按照实际抵债部分的贷款本金和已确认的利息作为抵债资产的入账价值，即按法院裁定或协议抵偿的贷款本金和表内利息之和入账。抵债资产取得时发生的税费，按实际发生金额记入“营业费用---业务费用”，不计入抵债资产入账价值。但现实中会出现法院裁定或抵债协议未明确抵债金额的情况，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财金[2000]17号）第31条规定：“待处置资产应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而公允价值通常指市场交易价格，由于抵债资产种类繁多，并是非标准产品，要寻求抵债资产的公允价值是非常困难的，缺乏可操作性，这给抵债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带来困难。四是对amC依法提起代位权诉讼胜诉后取得债务人（含连带责任担保人）对次债务人的应收债权在财务上没有任何体现和反映。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据此，amC在会计核算中应进行相应的账务调整，即应以取得对次债务人的应收账款冲减原“待处置贷款”或“购入贷款”科目相应的债权。
（二）抵债资产管理环节在财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抵债资产实地盘点制度落实不力问题。各amC内部管理制度均对抵债资产日常管理中要求定期（半年或一年）进行实地盘点，以了解抵债资产保管状况，及时调整账务，确保账实相符，但现实情况是，实地盘点制度落实过程中很少有财务人员参与，项目经办人员也并非都通过实地对抵债资产现状进行勘查，账存抵债资产存在毁损、被盗或灭失的风险。二是少量抵债资产存在未经批准擅自留用的情况。特别是amC成立初期，由于管理不规范，存在房产、机动车辆等抵债资产未经批准擅自留用的违规行为。三是对抵债资产贬值或可能发生的损失，在会计期末未按谨慎性原则提取抵债资产减值准备，致使会计信息不对称，不能真实反映抵债资产贬值和损耗程度。根据《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第45条规定：金融企业应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度终了时对各项资产进行检查，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其计提项目包括抵债资产。四是amC财务部门大多未建立完整的“抵债资产管理台账”，以全面地反映抵债资产的取得、管理和处置的全过程，通过执行定期检查、账实核对制度，对抵债资产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
（三）抵债资产处置环节财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抵债资产“以租代售”的融资租赁、经营性租赁和分期收款出售的核算问题。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规定，上述租赁业务，应按资产账面价值将其转入“融资租赁资产”和“经营租赁资产”。对办理租赁业务中取得的收入，按规定计入当期租赁收入。而实际操作中，amC采用收付实现制原则直接将当期租赁收入冲减了“待处置（抵债）资产”科目，不符合现行财务制度规定。对承租人违约延期付款的情况，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通过“应收账款（债权）”科目进行核算。对抵债资产处置中以分期收款方式出售的核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二是抵债资产超期限处置问题。按目前amC内部的抵债资产管理办法，为加快抵债资产的处置，规定抵债资产（股权除外）应自取得之日起一年内处置完毕。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抵债资产都存在超期限处置问题，这固然有市场方面的原因，但财务部门缺乏必要的监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对一时无法入账的抵债资产的处置，amC通常的做法是，将处置收入作为正常本息回收直接冲减“待处置贷款”或“购入贷款”。这种做法违背了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原则，不能真实地反映amC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
二、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从财务会计制度上看，由于财政部一直未出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会计制度》，只制定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仅靠单一的财务制度远远不能规范amC不良资产处置的财务行为和会计核算要求。况且，2000年出台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主要是规范对政策性剥离的不良资产处置的财务行为，而目前amC的业务已不局限于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业务，还包括了大量商业化不良资产的处置业务，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财务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有业务需要。这是造成目前四家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不统一且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从抵债资产管理制度看，财政部也未针对amC的实际情况，出台类似《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财金[2005]53号）的amC抵债资产管理制度，amC缺乏统一的抵债资产接收、管理、处置和核算的制度规范和监管标准。
（三）从amC内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看，前述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既有执行内部管理制度不力和管理不到位方面的原因，如抵债资产实地盘点制度不落实、未经审批擅自自用等。也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方面的原因，如租赁和代位权确立后的会计核算处理问题等。
（四）从amC的财务体制上看，由于amC不存在利润（损益）核算的问题，财政部对amC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的考核，主要以“两率”（现金回收率和处置费用率）承包考核为核心。这种财务体制的安排，决定了某些财务核算失去了意义。比如抵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等。
三、完善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建议财政部及时出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会计制度》，以规范amC商业化转型后不良资产处置活动会计核算的需要。同时，应在amC六年来不良资产处置财务会计核算实践的基础上，适时修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进一步规范amC的财务行为。在具体业务的核算管理上，一是对抵债资产的入账价值问题，应按合理定价原则，经过严格的资产评估程序来确定抵债资产的价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合理定价来确定入账的“公允价值”。二是对因欠缺合法的手续或法律依据而无法入账的抵债资产，应设立“待转抵债资产”科目进行核算，以杜绝抵债资产滞留账外现象发生。三是对经诉讼由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而取得对次债务人应收账款的情形，应设立“待处置应收账款”科目进行核算，以冲减原“待处置贷款”或“购入贷款”相应的债权。四是对抵债资产贬值或可能发生的损失，在会计期末应按重新评估认定的市场公允价值，计提“抵债资产减值准备”。五是对抵债资产分期付款出售或租赁经营中出现的违约延期支付的情形，应按权责发生制原则通过“待处置应收账款”科目进行核算和反映。
资产管理论文篇2
抵债资产是指借款人（担保人）无力以现金资产偿还金融企业债权时，金融企业依法行使债权和担保物权而向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收取的用于抵偿债权的非现金资产。广义的抵债资产既包括金融企业依法取得的拥有所有权、收益权、使用权、处置权的抵债实物资产，如房产、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商品物资等；也包括抵债的股权、应收账款、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资产。本文所称的amC抵债资产，是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amC）在不良资产收购接收、处置过程中资产置换、法院裁定或协议抵债取得的抵债资产。本文就当前amC抵债资产财务会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抵债资产取得环节在财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抵债资产入账不及时问题。从amC抵债资产来源看，既有从剥离银行划转接收的，也有在资产处置过程中由法院依法裁定、协议抵债或资产置换取得的。后一种情况，基本不存在入账不及时的问题，但对由剥离银行直接接收的抵债资产，由于情况复杂，有的银行已部分处置，有的因移交过程中没有办理严格的交接手续，而amC的项目管理人员未及时清理档案，就存在因不知情或管理不到位而导致未及时入账，出现抵债资产滞留账外的问题。二是抵债资产无法入账的问题。无论是剥离过程中接收的抵债资产还是在处置过程中取得的抵债资产，都存在因欠缺合法的手续或法律依据而取得的情况，对这部分抵债资产就很难正常入账。三是抵债资产入账价值确定问题。amC取得抵债资产后，主要按照实际抵债部分的贷款本金和已确认的利息作为抵债资产的入账价值，即按法院裁定或协议抵偿的贷款本金和表内利息之和入账。抵债资产取得时发生的税费，按实际发生金额记入“营业费用---业务费用”，不计入抵债资产入账价值。但现实中会出现法院裁定或抵债协议未明确抵债金额的情况，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财金[2000]17号）第31条规定：“待处置资产应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而公允价值通常指市场交易价格，由于抵债资产种类繁多，并是非标准产品，要寻求抵债资产的公允价值是非常困难的，缺乏可操作性，这给抵债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带来困难。四是对amC依法提起代位权诉讼胜诉后取得债务人（含连带责任担保人）对次债务人的应收债权在财务上没有任何体现和反映。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据此，amC在会计核算中应进行相应的账务调整，即应以取得对次债务人的应收账款冲减原“待处置贷款”或“购入贷款”科目相应的债权。
（二）抵债资产管理环节在财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抵债资产实地盘点制度落实不力问题。各amC内部管理制度均对抵债资产日常管理中要求定期（半年或一年）进行实地盘点，以了解抵债资产保管状况，及时调整账务，确保账实相符，但现实情况是，实地盘点制度落实过程中很少有财务人员参与，项目经办人员也并非都通过实地对抵债资产现状进行勘查，账存抵债资产存在毁损、被盗或灭失的风险。二是少量抵债资产存在未经批准擅自留用的情况。特别是amC成立初期，由于管理不规范，存在房产、机动车辆等抵债资产未经批准擅自留用的违规行为。三是对抵债资产贬值或可能发生的损失，在会计期末未按谨慎性原则提取抵债资产减值准备，致使会计信息不对称，不能真实反映抵债资产贬值和损耗程度。根据《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第45条规定：金融企业应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度终了时对各项资产进行检查，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其计提项目包括抵债资产。四是amC财务部门大多未建立完整的“抵债资产管理台账”，以全面地反映抵债资产的取得、管理和处置的全过程，通过执行定期检查、账实核对制度，对抵债资产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
（三）抵债资产处置环节财务核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抵债资产“以租代售”的融资租赁、经营性租赁和分期收款出售的核算问题。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规定，上述租赁业务，应按资产账面价值将其转入“融资租赁资产”和“经营租赁资产”。对办理租赁业务中取得的收入，按规定计入当期租赁收入。而实际操作中，amC采用收付实现制原则直接将当期租赁收入冲减了“待处置（抵债）资产”科目，不符合现行财务制度规定。对承租人违约延期付款的情况，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通过“应收账款（债权）”科目进行核算。对抵债资产处置中以分期收款方式出售的核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二是抵债资产超期限处置问题。按目前amC内部的抵债资产管理办法，为加快抵债资产的处置，规定抵债资产（股权除外）应自取得之日起一年内处置完毕。但实际情况是，大多数抵债资产都存在超期限处置问题，这固然有市场方面的原因，但财务部门缺乏必要的监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对一时无法入账的抵债资产的处置，amC通常的做法是，将处置收入作为正常本息回收直接冲减“待处置贷款”或“购入贷款”。这种做法违背了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原则，不能真实地反映amC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
二、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从财务会计制度上看，由于财政部一直未出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会计制度》，只制定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仅靠单一的财务制度远远不能规范amC不良资产处置的财务行为和会计核算要求。况且，2000年出台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主要是规范对政策性剥离的不良资产处置的财务行为，而目前amC的业务已不局限于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业务，还包括了大量商业化不良资产的处置业务，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财务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有业务需要。这是造成目前四家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不统一且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从抵债资产管理制度看，财政部也未针对amC的实际情况，出台类似《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财金[2005]53号）的amC抵债资产管理制度，amC缺乏统一的抵债资产接收、管理、处置和核算的制度规范和监管标准。
（三）从amC内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看，前述抵债资产核算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既有执行内部管理制度不力和管理不到位方面的原因，如抵债资产实地盘点制度不落实、未经审批擅自自用等。也有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方面的原因，如租赁和代位权确立后的会计核算处理问题等。
（四）从amC的财务体制上看，由于amC不存在利润（损益）核算的问题，财政部对amC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的考核，主要以“两率”（现金回收率和处置费用率）承包考核为核心。这种财务体制的安排，决定了某些财务核算失去了意义。比如抵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等。
三、完善amC抵债资产核算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建议财政部及时出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会计制度》，以规范amC商业化转型后不良资产处置活动会计核算的需要。同时，应在amC六年来不良资产处置财务会计核算实践的基础上，适时修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制度（试行）》，进一步规范amC的财务行为。在具体业务的核算管理上，一是对抵债资产的入账价值问题，应按合理定价原则，经过严格的资产评估程序来确定抵债资产的价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合理定价来确定入账的“公允价值”。二是对因欠缺合法的手续或法律依据而无法入账的抵债资产，应设立“待转抵债资产”科目进行核算，以杜绝抵债资产滞留账外现象发生。三是对经诉讼由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而取得对次债务人应收账款的情形，应设立“待处置应收账款”科目进行核算，以冲减原“待处置贷款”或“购入贷款”相应的债权。四是对抵债资产贬值或可能发生的损失，在会计期末应按重新评估认定的市场公允价值，计提“抵债资产减值准备”。五是对抵债资产分期付款出售或租赁经营中出现的违约延期支付的情形，应按权责发生制原则通过“待处置应收账款”科目进行核算和反映。
资产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梁山县；国有资产；管理
一、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改革的必要性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各地为适应论文国有资源和资产使用制度改革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的需要，积极探索国有资源和资产开发、管理、使用的有效形式，不断加强和规范国有资源和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国有资源和资产的范围不够明确，对其有偿使用的性质认识不清，加上管理体制不顺、管理制度不健全、征管措施不力，致使县国有资源和资产有偿使用的范围还比较小，市场化配置率还比较低，国有资源和资产的浪费现象在一些领域还比较严重，有偿使用收入流失隐患较多，收入部门化、福利化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比较突出。有很多县城自然资源丰富，城市公共资源和国有资产规模也比较大，但人均资源水平比较低，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有的行政事业单位产权意识比较淡薄，造成内部产权关系不清；有的单位存在重钱轻物、重购轻管的思想，资产购置和处置的随意性较大，资产购置重复，苦乐不均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单位资产帐务设置不健全，帐外资产存量大，家底不清，缺乏规范管理；有的单位对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工作管理无序，经营不善；资产布局分散，使用效益低下。因此，改革国有资源和资产管理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有资源和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全面推进国有资源和资产有度开发、有序利用、有偿使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建立和改善国有资源和资产监督、管理和运行机制，不仅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益的需要，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市场手段，配置和优化资源，实现公平、公正和效率优先原则的需要，同时，也是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有效手段。规范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对于稳固政权基础，公平财政分配，推进财政改革，净化市场秩序，提高政府公共资源使用效益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改革的框架（一）指导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提高效益、优化配置、集约管理、强化监督、责权利相结合的要求，逐步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源和资产管理、运营、监督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总体思路本着“决策、执行、监督”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的原则，逐步建立程序科学、运作规范、监管严格的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有效整合政府资源，着力打造运转高效的投融资平台，形成“借、用、还”良性循环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增强政府投融资实力；健全责、权、利相统一的管理制度，强化统一管理，降低政府债务占财政收入比重，防范国有收益流失和财政风险；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格局，推动全县经济和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三）基本原则1、立足现实、改革创新原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投融资体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从我县实际出发，妥善处理老债务，积极探索新思路，创造有特色的政府资源、资产管理和投融资管理模式。2、完善机制、规范运作原则。健全政府资源、资产和投融资管理体制，形成决策、执行、监督制衡机制，建立政府资源、资产和投融资统一管理机构，合理界定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的职责，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加强对国有资源、资产和投融资的监督和控制，规范管理，建立健全责、权、利相统一的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3、优化配置、提高效率的原则。整合政府可用于投资的货币资金、存量资产和无形资产等资源，实行统一管理，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高效率、低成本筹集建设资金。4、统借统还，风险控制原则。规范政府性融资行为，对利用集中管理的资源、资产和政府信誉取得的建设性资金，实行统借统还，合理控制借款规模；建立稳定的还贷机制，保证政府性资金投入安全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维护政府信誉。
三、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一）建立资源和资产统一管理运营机构，健全集中调配机制政府统一管理、集中调配国有资源和资产、政府投融资管理的执行层。依据国资委决议在县财政（国资）部门具体指导下运营。（二）以集中管理国有资源和资产为依托，构筑政府投融资平台按资产剥离、资本划转的形式，依法注册，具体运营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源和资产。把“死资产”变为活资本，市场化运作，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益，满足政府规划项目的资金需求。（三）建立政府投融资审批制度，健全决策机制成立县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主任，县财政局、发改局、审计局、监察局等部门和融资平台主县行政事业单位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对“重点稽查”的理解和操作还存在一些误区和不安之处。首先过分强调税务稽查的特殊性，忽略了税收管理各环节的有机联系。如选案、检查、审理、执行等未能与其他职能部门协调配合，稽查选案仍存在人为操作的因素（CtaiS系统数据缺乏，选案范围认定设置不到位），在案件的稽查过程中缺少有效的制约机制，稽查的质量和效果大打折扣。其次，在实际工作中把重点稽查简单地理解为检查的频率越高、次数越多越好，导致多次检查、重复检查。再次，在案件的处理方面存在着重稽查、轻处罚，以补代罚的倾向，这不仅使税务稽查走了过场，也容易使相关的纳税人产生侥幸的心理，给税务机关依法治税留下后患。以上问题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了税务稽查效率和威力的有效发挥。在这方面国外的做法和经验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3、强化税收管理功能。由于实行新的征管模式，纳税人自行申报，取消了传统的专管员管户制度，一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在全力抓好“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同时，对管理存在片面的理解，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管理弱化的倾向，忽略了税务机关对税源的有效监控和对纳税人的正常管理，造成不应有的漏征漏管。这与征管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相悖的。因此，在实行“集中申报、重点稽查”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强化税收管理职能的途径和办法，进一步强化税收的管理功能，确定相关的岗位和人员对税源进行典型抽样调查，了解和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实行有效的税源监控，促进纳税人如实申报，有效减少漏征漏管，防止税款流失，以提高税收管理的质量。4、完善机构运行管理机制。用科学严密的管理机制激发税务干部的工作热情、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税收征管改革有序运行、顺利发展的有力保证。因此深化征管改革必须以人为本，搞好运行机制。要完善用人机制，结合税务机构改革，科学设计岗位，明确各自职责，实行竞争上岗，能者上庸者下，最有效地使用人才资源；要完善监督机制，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坚持检查考核，实行有效监督，开展经常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廉政教育，防止以税谋私等违纪问题的发生；要完善激励和制约机制，把工作政绩与干部的管理使用和奖惩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调动税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要完善培训机制，根据征管改革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搞好干部培训，特别是计算机应用的培训，定出较高的标准，追求培训的效益，不合格的不能上岗，使税务干部基本上都能适应税收管理现代化的要求，保证科学的征管程序得以顺畅运行。要负责人为委员，作为政府统一管理、集中调配和投融资管理的决策层
四、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改革意义（一）促进了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打破了行政事业国有资产部门格局，有效地解决了国有产权虚置问题一些部门单位一直把行政事业国有资产视为自有资产，以为资产产权属部门所有，单位负责人说了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产权所有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资产购置盲目化，资产处置随意化”倾向。推行改革之后，通过广泛宣传发动，以及对行政事业国有资产实行集中管理，重新确立了行政事业国有资产“政府所有、部门使用、收支统管”的管理原则，较好地实现了产权归位，转变了传统观念，统一了思想认识。（二）摸清了资产“家底”，实现了资产的集约化管理，提高了资产使用的规范性和效益性改革以前，由于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产权不清，政府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资产，“家底”不清。实施改革之后，不仅核实了县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的具体数目，还根据现政府的授权，由县财政局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实行了集约式管理，使政府对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宏观调控与优化配置等职能得到充分发挥，为高效使用和合理调剂资产奠定了基础。通过资产权属证明集中到财政部门管理之后，避免了部门单位随意抵押贷款、对外投资及低价处置国有资产等现象，规范了资产处置行为，有利于提高资产使用效益。（三)规范了经营性资产运作，杜绝了“暗箱操作”，增加了非税收入对经营性资产委托国有资产管理实行集约管理，采取市场化运作的办法，将经营性资产运作行为置于阳光监督之下，实现了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对资产经营收益实行收支两条线和部门预算管理之后，还有利于铲除行政事业单位滋生腐败的土壤，解决部门单位之间苦乐不均的问题，端正党风政风。（四）推进了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深入，拓展了改革内涵，延伸了改革触角通过将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与财政部门预算改革相结合，有利于解决行政事业单位盲目购置资产问题，对提高预算编制特别是固定资产购置预算的准确度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将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改革与收支两条线改革相结合，有利于堵塞收支两条线管理漏洞，推动收支两条线工作向纵深发展；通过将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与政府采购改革相结合，有利于增强政府采购工作的针对性，扩大政府采购规模，提高政府采购管理水平。将经营性资产收益及相关支出纳入完全部门预算管理，实现国库集中收付，使部门预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完全”。（五）提高了财政管理水平，实现了财政管理由单纯的资金管理向资金、资产和财务管理并重过去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管理“重钱轻物”、“重使用轻效益”。推行行政事业国有资产集中管理之后，财政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资产使用和管理制度，严把资产入口关和出口关，加强对资产动态管理，促进单位内部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实现财政资金管理与资产管理的有机结合，拓展了财政管理的深度和广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2、国家税务总局教育中心组织编写的《税务系统信息技术应用》（2001年第一版）
3、宋兰：“推行CtaiS软件的意义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山东税务纵横》，2001年第8期。
4、曾飞:“我国征管改革中的若干问题”，《税务研究》，2000年第2期。
5、周广仁、张青：“建立现代税收征管体系若干思考”，《山东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资产管理论文篇4
根据《办法》规定，由商业银行一级法人承担资本充足率指标的测算和管理责任，即由总行全面负责资本充足率控制目标的设定、资本筹集与管理，以及风险加权资产控制指标的制定和分解；分行则负责监控、预测和调整分行范围内的风险加权资产，确保风险加权资产指标控制在总行下达的控制目标之内。
通过近一年的指标分析和样本考察，笔者认为分行层面对风险加权资产的管理，可以分别从控制风险水平和提高盈利能力两个纬度进行。一方面，衡量一家分行资产风险水平的指标不是风险加权资产绝对值，而应该是风险资产比例，即风险加权资产/总资产，该指标越高，表明根据《办法》测算的单位资产的风险暴露值越高，相同资产规模下风险加权资产量越大。另一方面，风险资产收益率可以作为盈利能力指标衡量单位经济资本的产出水平，该项指标越高，表明风险加权资产盈利能力越高，核心资本自我补充能力越强，资本的占用就越低。风险资产比例和风险资产收益率分别从风险与收益两个管理角度对风险加权资产加以考察，可以改变单纯控制或降低风险资产绝对量的被动的管理办法，将风险与收益相结合，合理摆布风险资产结构，提高资产收益水平，从而达到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和谐发展的管理目标。
一、对风险资产比例指标的管理
笔者曾选取2004年上海地区总部22家区域支行风险加权资产数据作为一组样本，详细考察了各支行风险资产比例情况。通过分析发现，目前影响总部各支行风险资产比重的因素主要是风险资产分布、贷款结构、风险缓释量、表外业务保证金比例以及资产业务盈利能力等因素，并根据实际情况对风险资产比例指标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信贷资金存量，缓解存贷比例，降低高风险资产比例。笔者按照风险资产比例由高到低排列，分别选取了比例最高的前5家支行和比例最低的后5家支行，对比发现两组样本风险资产分布有较大差异：风险权重较高的支行无风险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仅为6.19%，而有风险资产比重则高达93.81%，可见支行总资产中，具有风险的资产占绝大多数，自然提升了资产的风险水平；风险权重较低的支行无风险资产比重则达到44.7%，有风险资产比重为55.3%，两者比率相差不大。
进一步分析还可看出，造成无风险资产比重差异的主要因素是联行往来、外汇买卖、委托贷款及同城票据交换等零风险款项。前者平均余额仅有2.29亿元，占比5.24%；后者平均余额达到15.1亿元，占比44%.根据统计口径，列入上述零风险款项的主要是存放联行款项。前5家支行普遍存在资金短缺、存贷比偏高情况，造成其存放联行款项极少，甚至为负数；后5家支行情况则好的多，存贷比正常。可见，信贷资金充沛与否是目前影响支行风险资产分布的主要因素，而存贷比则成为这一因素的外在表现。
结论：存贷比越高的支行，风险资产比重越高，两者呈较为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其内在关系是：存贷比表明了支行信贷资金的充沛程度。存贷比低，表明存款资金较为富裕，支行会将多余资金上拆总部以获取利息。由于内部资金拆出属于风险加权资产测算表中的ga项：联行往来等零风险项目，有助于降低风险资产比重；反之，存贷比较高的支行，资金大量拆入用于贷款；使资产规模过度膨胀，资产结构中无风险项目占比下降，导致风险资产比重高企。
（二）积极拓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增加对中央财政投资的公共企业贷款，降低贷款风险水平。支行目前的贷款主要由对企业和个人债权、对公用企业债权构成，其中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对我国中央政府投资公用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均为50%，是风险资产中权重较低的项目（在此称为“次高风险资产”），其他均为100%的高风险。因此，次高风险资产在风险资产中的比重对资产风险权重有着较大影响，而次高风险资产中，绝大部分由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构成，可见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占比直接影响到支行的风险资产比例。
同样分析样本发现，风险资产比例最高的前5家支行个人抵押贷款余额为10.6亿元，在全部贷款中占比为26.89%；风险资产比例最低的后5家支行个人抵押贷款余额为5.8亿元，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为31.48%.
结论：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比重越高，风险资产比重越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根据《办法》规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权重50%，属于风险次高资产，该指标的扩大有助于有效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此外，可增加对中央政府投资的公共企业（如中国电信、中国电力公司以及其他涉及交通、能源等公用事业的企业，包含其在上海的子公司）的贷款，也可以有效控制和缓解资产风险水平。
（三）在拓展贷款业务时，尽力争取符合规定的质押或担保方式，增加风险缓释量。新《办法》规定了对贷款的缓释项目，即有质押、担保方式的贷款，可享有与质押物或保证人相同的优惠风险权重，风险缓释对降低风险资产比例的作用无庸置疑。比如一笔对公贷款100万元，按规定风险权重为100%，风险加权资产应为100×100%=100万元；而如果该笔贷款中，有50万元由建行担保（风险权重为20%），另有20万元为国债质押（风险权重为0%），则未缓释风险暴露=100-50-20=30；缓释部分风险暴露=50×20%20×0%=10；风险加权资产=未缓释风险暴露×权重缓释部分风险暴露=30×100%10=40万元，比风险缓释前减少60万元。
但从实践看，由于客户经理对资产充足率办法不了解，对质押、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对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的重要性并不关心，往往使分行符合风险缓释项的资产少之又少，风险缓释作用可谓杯水车薪。
（四）开展表外业务时，应优先开展低风险表外业务，尽力争取担保或质押，努力提高保证金比例。开展表外业务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优先开展低风险表外业务，控制高风险表外业务。开立银行承兑汇票、融资性保函、有追索权的资产销售与购买等业务风险度较高，应适当控制；可无条件撤销的对外承诺、开立跟单信用证（有真实贸易背景）、非融资性保函等业务则风险度较低，调整表外业务结构，优先发展低风险表外业务，有助于降低表外业务整体风险。二是同表内业务一样，尽力争取符合《办法》规定的担保或质押，争取更多的风险缓释，有助于降低风险资产。三是开展表外业务时，应尽量争取更多的保证金存款，降低敞口风险。根据《办法》规定，表外业务两次转换后，可直接扣减相应的保证金存款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因此保证金存款之于表外业务的风险缓释作用较大。并且，保证金可增加存款量，有利于综合收益的提高。
假设一笔跟单信用证1000万元，转换系数20%，如未收取保证金，无任何风险缓释，那么该笔业务的风险加权资产=1000×20%=200万元；如收取保证金10%，无风险缓释，那么该笔业务的风险加权资产=1000×20%-1000×10%=100万元，是原先的一半；如虽无保证金，但有公用企业债券质押，那么该笔业务的风险加权资产=1000×20%×50%=1000×10%=100万元，也同样是原先的一半。第二种情况与第三种情况结果虽然一样，但综合效益显然不同。前者收取保证金，有利于提高存款量，充实信贷资金，后者就没有这样的效益。
二、对风险资产收益率指标的管理
如前所述，单纯控制风险资产比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按照“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的黄金法则，如果一笔资产业务的收益率高，较其他业务更高的风险度依然是可接受的。提高风险资产收益率指标的根本驱动力在于：未分配利润在资产负债表中出现在所有者权益项中，按《办法》规定归入核心资本，是商业银行充实核心资本的重要来源。核心资本中，股本金只有通过增资扩股筹集，在资本市场上有较大限制；资本公积也只有资本溢价发生重估增值，一般也很少获得；而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都来自经营利润的增加，增加利润就可以有效弥补核心资本的不足，缓冲资产规模扩大对股本、资本公积等其他核心资本的占用。以下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假设一笔风险加权资产为20亿元，创造净利润0.6亿元，那么该项资产需要占用1个亿的资本才能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公式：（0.6资本）/20=8%）；而如果该资产创造的净利润本身即达到1.6亿元，那么该项资产自身产生的收益就足以替代原本占用的资本。可见，提高资产收益率，有助于降低风险资产比例，缓解风险资产对资本的占用压力。
当然，上述案例只能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因为当该笔风险加权资产产生1.6亿元的利润时，如果没任何风险缓释，意味着该笔贷款的利差必须达到8%，这在现实中是做不到的。那么风险资产利润率究竟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呢？笔者以为，可以建立一个单笔资产业务测算模型，通过模拟测算，在决定是否接受该笔业务前得出风险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并将模拟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在量化的基础上作出决策，有助于提高管理水平。
首先，一个合格目标值的确定很关键。笔者认为可以确立两个目标值：一个是分行当前的实际风险资产收益率，一个是要实现当年总行下达的考核利润指标和风险加权资产控制指标，所必需达到的风险资产收益率，即当年目标风险资产收益率，公式为考核利润计划/风险加权资产计划，该指标是经过分析结合实际情况和发展预期认真测算，并经总行确认的，有一定的指导性。
假设某分行当年考核利润计划11亿元，风险加权资产控制在750亿元，拟测的平均风险加权资产720亿元，则目标风险资产收益率为1.53%；而上年实际实现风险资产收益率为1.45%，两项指标均可作为模拟值的比较基数。其中，上年实际值为最低要求，高出实际值表明有利于改善当前风险资产收益率；目标值为计划实现要求，即只有达到或高出目标值，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的预算目标。
其次，要建立一个简单可行的测算模型。笔者就设计了这样一个“一年考察期资产业务风险资产收益测算模型”，试图能实现对单笔资产业务的分析和筛选。
1.表内资产业务模型：
假设发放一笔贷款本金a，贷款利率为a%，期限一年，贷款一年期Ftp价格为b%，约束性成本分摊率c%，营业税率为d%，有派生存款B，存款利率e%，存款一年期Ftp价格为f%，发放时贷款为正常类，风险缓释值为C，风险缓释权重为g%，则模型公式为：
模拟收益=贷款利息收入派生存款收益-一般准备金支出=a×[a%×（1-d%）-b%-c%]B（f%-e%）-a×1%
风险加权资产=（a-C）×100%C×g%-a×1%
风险资产收益率=模拟收益/风险加权资产
比如，发放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无任何风险缓释项。该笔贷款一年期利率为5.58%，期限1年，贷款一年期Ftp价格为3%，约束性成本分摊率0.5%.同时，该笔贷款将有200万元派生存款，按活期存款利率0.72%计息，存款一年期Ftp价格为3%，则可测算出该笔贷款业务的综合利润为：
模拟综合收益=1000×〔5.58%×（1-5.55%）-3%-0.5%〕200×（3%-0.72%）-1000×1%=12.26万元
风险加权资产=1000×100%-1000×1%=990万元；
模拟风险资产收益率=12.26/990=1.24%，尚低于实际值和目标值。
在此情况下，分行可以考虑增加风险缓释工具，如存单质押、合格主体担保，或者上浮贷款利率、增加派生存款等方式提高收益率。在此例中，只要有200万元贷款本金有银行存单或国债质押，风险资产收益率就可达到1.55%；如贷款利率上浮6个百分点，收益率可达到1.56%；如派生存款达到330万元，收益率可达到1.54%，从而达到或超过要求的目标值。
2.表外业务模型：
假定一项表外资产业务本金a，风险转换系数为a%，风险缓释项为B，风险缓释权重为b%，费率为c%，保证金比率为d%，保证金存款利率为e%，存款一年期Ftp价格为f%，营业税率为g%，则：
综合收益=手续费收入保证金存款收益－一般准备金支出=a×c%×（1-g%）a×d%×（f%-e%）-a×（1-d%）×0.5%
风险加权资产=（a-B）×a%×100%B×a%×o%-a×d%
风险资产收益率=综合收益/风险加权资产
假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1000万元，风险转换系数100%，费率为0.05%，保证金率为20%，按活期存款利率0.72%计息，存款一年期Ftp价格为3%营业税率为5.55%，无风险缓释，则：
银行承兑汇票收益=1000×0.05%×（1-5.55%）1000×20%×（3%-0.72%）-1000×（1-20%）×0.5%=1.03万元
风险加权资产=1000×100%×100%-1000×20%=800万元
模拟风险资产收益率=1.03/800=0.13%
这一测算值显然大大小于实际和目标风险资产收益率。分行可以通过增加保证金或风险缓释来提高收益率。在本例中，如果保证金能达到45%，收益率可以达到实际水平；如保证金达到46%，则收益率可达到目标值。可见，在无风险缓释情况下，保证金比率应达到45%以上。
按照同样方法还可测算相同情况下非融资性保函、信用证等表外业务的最低保证金比率。由于非融资性保函信用转换系数为50%，费率为0.1%；跟单信用证的信用转换系数为20%，费率为0.15%，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最低保证金比率分别为27%和15.5%.
资产管理论文篇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科学地分析教学视频数据，首先要建立其数据模型。视频数据由于其本身的综合性(包含声、视内容及高级语义内容)、结构的复杂性(非格式化)及具有时空多维结构，目前没有一个经典完善的数据模型理论可以借用，研究者只能从不同的方向对数据模型进行探讨，所建立的模型只反映或强调视频数据某一类特征，其应用也侧重于某个领域。
根据一般多媒体教学的特点可以将视频教学节目分为四个内容结构层次：视频流文件、场景片段、镜头和帧。
1、视频流文件——是数字化视频固有的结构层次，既一个原有的物理上存在的教学节目，也可以是一个若干节目片段重新组合而成的新的虚拟的教学节目，比如一套BBC拍摄的关于哺乳动物的电视教学片，有昆虫猎人、植物猎人、凿工、食肉兽、重回水里去、树上的生活、爬树好手等各自独立的一集节目，可以称之为一个视频流节目，而根据教学主题“哺乳动物的捕食方法”而组织的各集节目中捕食片段的重新组合而成的新的节目——“哺乳动物的捕食比较”也可以称为视频流文件。
2、场景片段——场景则是一组时空相关的镜头集，在内容上讲述一个完整的语义根据特征和需要自主定义。比如食肉兽一集可以分为猫科和犬科两大类，猫科又可有分狮子、老虎、猎豹狐狸、狗等每个属种的片段就可以定义为一个场景。
3、镜头——表示一段时间和空间内的连续动作，一个摄像机开和关的之间画面。一个狐狸捕食毒蛇的画面就成为镜头。
4、帧——是一幅视频画面，可以抽取出来表示一个文件、场景或者镜头的含义。
这样，场景和片段形成视频内容结构的中间层次，把整个视频流在不同层次上分段，不同层次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视频所包含的信息，这样就形成了视频流的多层抽象。因此校同网络视频教学系统可以建立如图1数据模型：
长方形表示实体，实体可以是个视频文件，也可以是视频文件的一个片段，一个场景甚至一个镜头，每一个实体都有其自己属性，每个视频文件、片段、场景、镜头都可以有其自己不同的属性，可以进行文本描述，用于关键词的检索。
菱形表示实体与实体间的构建关系，数据源通过编码转换变为一段视频流，根据内容可以分解为场景、镜头和片段，这个过程称之为解构；而不同片段(场景、镜头)又可以通过组合改变原视频流输出的逻辑次序，成为一个新的视频流，然后可以将其编码保存成为一个新的数据文件(媒体的数据源)存储或者输出给终端用户，这个过程称之为建构。
教学中一般涉及的节目类型有故事片、新闻节目、体育节目、历史资料片、科教片、示范教学片。晚会典礼等。对于每类视频节目都针对其不同的视频目的、视频内容、视频生成和视频用途逐一分析，建立典型意义下的应用策略，其中视频生成提供了有关该对象的语法结构及视听特性。它主要包括脚本控制，摄影控制、合成控制和信道控制等。考虑一般教学节目以视频内容分析为主要用途，本系统重点针对视频内容的属性设置进行研究，拟采用自定义扩充属性的开发思路。以典型的教学运用为例，在故事片中终端用户为一般师生时，主要查找片名、主演、导演等信息，而终端用户为新闻传播的专业教师和同学时，则需要查找更细节的信息，如演员感情细节的镜头、摄影推拉的镜头、某种切换效果的镜头等，因此其数据的扩展属性应设置为运动技巧、景别、角度等摄影控制技巧等摄影特性；在新闻节目中，一般的浏览者查询关于某些国际会议的报道和某个水利工程的竣工的消息，而新闻专业的同学往往利用现场资料进行新的新闻制作，比如制作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就可能要利用其他有关方面(关于个人生活、爱好等)，因此数据的扩展属性的可以根据新闻的5w要素设置，分时间、地点、人物、性质和效果等；体育教学节目具有较强的结构性，一般观众查询比赛的有关时间、地点、对象及胜负的信息，而学科教师则需要为了训练目的查找诸如进球、传球、头球等专门技能的信息，分析比赛策略，因此数据扩展属性按照体育技术和战术来划分；科教节目往往注重分析一套标准的程序与动作规范。其查询方式应该针对学科细节进行定义，比如动物学资料，可以划分捕食、生育、迁徙等扩展属性。
在媒体资产管理系统中应用了XmL的技术，从而使元数据的增添变得十分灵活。在没有应用XmL的系统中元数据一旦被定义就很难再做修改，工作人员应用系统提供的定义视频属性这一功能，可以随时增加任何一项新的属性即新的元数据，如果对系统中定义的元数据不满意或希望增加新条目，可以完全由操作人员自己完成修改工作，当标引端调用这一类型的元数据时。系统将生成新的标引窗口，并且在索引端会提供新的索引条目，从而使元数据的维护成为可能。
二、高校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
1媒体上载模块
高、低两路码率的数字化采集、引入媒体上载模块的主要完成将视音频等媒体资料数字化存储。视音频等媒体资料经媒体上载系统所形成的素材按照质量需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支持低码流服务，主要用于浏览和检索：第二类是用于节目制作再利用，要求比较高的码率以保证制作质量。存储介质可选择磁盘阵列，再辅之以DVD记录光盘进行存储，随着数据量的递增可扩展到光盘库进行存储管理。视音频资料的上载有两种情况，已经数字化的视音频文件，系统直接将它们分类存储，其它模拟视音频资料需要经过数字化上载后再存储。上载系统采用高端视音频采集卡，实现了高、低两路质量码率的同步采集生成。
2媒体内容管理模块
用户要从海量存储的数据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数据，而且要简便、快速、准确定位到所需的内容，就不能采用直接查看内容的方法，而必须采取先对存储的内容进行编制索引来描述其与内容的关联关系及内容存放位置等。标引方法可采用对整个素材进行描述，也可采用对某个素材片段
资产管理论文篇6
1.辅助机制缺乏
一项管理工作想要得到有序开展除了要有正确的管理意识、优秀的管理团队以及高效率的管理手段以外，还需要相关的辅助制度加以保障，例如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与考评机制，内外监控机制等。但是当前而言，由于财务管理工作受重视程度不足以及预算管理与资产管理工作仍然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相互独立，未能实现有效结合，从而让原本较为有效的辅助机制开始无法适应当前管理工作具体需要，同时原本的辅助机制本身也存在着许多不符合实际情况难以发挥切实效用的问题，因此就更加无法为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工作的有机结合以及效用发挥保驾护航。
2.措施研究
前文提到当前党校在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工作的结合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所包括的方面众多，需要加强管理工作力度与研究力度的方面也有很多，只有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有的放矢措施研究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促进作用。
2.1树立科学管理意识
预算管理与资产管理的结合不仅是1+1=2的问题，而是一个部分与部分结合大于整体的问题。因此在管理意识树立方面，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不够重视财务管理工作的问题，只有重视财务管理工作对于党校建设的积极作用才能够谈论其他。但是正确意识不仅仅是知道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对于党校建设很重要，同时还要了解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的结合方式以及作用发挥方式，这就需要单位管理者真正踏实的进行各种具体管理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空头口号，避免制度变成一纸空文。
2.2加强队伍素质提升
首先应该彻底清除不符合国家对财务会计人员基本要求的财务会计工作人员，其次还要根据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具体要求加大复合型人才引进力度，同时还要根据党校建设在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结合方面的具体要求加强对现役工作人员的培养与技能提升，从而确保管理人员能够更快更好的进入工作状态，实现管理工作的质量提升。
2.3加强管理工作信息化水平提升
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发展到今天，财务管理工作必须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力度与工作力度。首先应该缩小财务管理部门与其他管理部门之间信息化硬件设备的投入差距，购置更多更适应现代化管理工作的电脑、复印机、打印机及其他硬件设备。其次，需要根据党校在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具体要求来加强自动化管理软件的定制与应用，在软件选择方面可以选择购买成品软件以及根据自身要求进行软件定制两种方面。最后，还要加强网络建设工作，不仅要切实加强预算管理与资产管理部门的有机整合，同时还要加强各部门数据信息的传输网络及渠道建设，确保财务管理部门能够更好更及时的进行数据收集并提升数据收集的精确性与可靠性。
2.4加强辅助机制建设
资产管理论文篇7
（一）固定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不健全
水文事业单位大多都是财政拨款的单位，随着我国财力的不断加强，对事业单位的各项投入逐渐增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未来对水利投资超过万亿元，水文事业单位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然而财政部目前并未出台关于固定资产配置的相关制度和办法，很多事业单位资产配置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单位领导也缺乏对资产管理重视，所以很多单位的固定资产监督管理制度存在真空区，这些单位诸如建筑物、土地、无形资产等国有资产被无偿占用，有些资产并未登记入账和进行产权登记等，有的单位虽然建立了部分管理制度，但各项制度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未能真正贯彻执行，这种管理体制将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危害单位的权益。
（二）重视财政性资金资产管理而忽视非财政性资金资产的管理
水文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指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称。事业单位的国有（公共）财产，既包括国家拨给事业单位的资产，也包括事业单位按照国家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经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不论其采购资金来源是财政性资金还是非财政性资金，都属于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范畴。但事实上部分事业单位因为参与对外经营活动，存在购置各类仪器设备进行加工出售或安装的情况，这类购入的资产均采用非财政资金购置，如验收入库纳入资产管理后被加工出售，实物归属及所有权非本单位持有，将会造成实物资产与账面资产的不符，如不纳入资产管理又因缺少监管，使得非财政性资金购置资产购置与处置随意性大，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基层事业单位在重视财政性资金资产管理的同时，对这类非财政性资金资产的管理必须提起高度重视。
（三）人才队伍不能满足管理的需要
多数水文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都是由财会机构兼管，或者虽然是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共管，也管得很不到位，各部门之间存在互相推诿的现象，有的单位由于领导不重视，基本属于弃管状态。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如今处理起来难度较大，现今的管理人员水平有限及精力有限，很难把资产管理真正落实到位，对规定资产管理历史欠账过多的情况很多单位存在畏难情绪。同时部分基层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人员均为兼职人员，未经专业培训，资产账务管理归口财务，而使用与保管主要集中在各部门与下属分支机构，实物保管人员对于资产管理不熟悉，与财务部门配合不够，资产的账务和占有使用相互脱节，责权不明。
（四）资产管理报废处置不及时
长久以来，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不明确，虽然2010年国管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对于电子产品及办公设备、办公家具等常用一般资产最低使用年限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很多专业设备如水文专用仪器设备因品目繁多，且各类设备的损耗程度不一，难以划定统一的使用报废年限。而现实工作中，即便有规定的最低使用年限，实际上很少有单位真正按照年限及时对资产进行报废，部分小仪器设备在出现故障不能使用后即被搁置一旁，无人通知财务部门资产管理人员对该资产进行报废。而部分车辆船舶等资产的报废却因为手续繁琐，层层审批的原因，造成资产报废的不及时，同时部分资产处置必须经由资产评估及公开拍卖等多个环节，而处置收入有时尚不足以支付各类评估及拍卖手续费用等情况，也是事业单位资产报废处置拖延、推诿的原因所在。
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原因分析
以上问题的存在，虽然也有水文行业特性的原因，但最主要还是领导重视不够，管理意识不到位造成的。一方面固定资产管理从总体上看仍停留于保管上，对如何进一步做好需求分析和发挥固定资产的最大效用以及如何才能做到固定资产科学配置研究得不够深入，往往是一有资产的需求，就去购买；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固定资产管理的要求不断细化，水文固定资产的管理，在存放地点高度分散、种类繁多数量大的情况下，管理工作本身一些传统的管理意识、管理模式，在现时的高要求情况下，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笔者认为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领导不重视固定资产的管理
部分单位主要负责人缺乏对固定资产管理的正确认识，只注重预算的申报，而忽略预算资金形成资产的管理，甚至不闻不问。很多水文事业单位基本上不存在对资产的管理，在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并未有进行全过程的事前、事中及事后的监督，不清楚单位实际拥有的资产，往往是各资产占有部门根据需要擅自处理，并未及时向资产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报告，也未有上缴资产处置收入，导致账务和实物并不一致。
（二）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固定资产管理各部门存在职能交叉的情况，存在部分基层单位资产管理部门不明确，车辆、船舶和通用设备的管理分属办公室、技术室和事业中心管理，相互推诿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单位虽然建立了必要的内部控制制度，但实际中并没有按制度执行。对资产的购置各单位有很大的自主性，或者存在擅自购置的情况，单位并没有建立有效的物品领用、调剂和归还制度。
（三）未对规定资产实行绩效管理
由于水文事业单位基本都是财政拨款事业单位，所形成的资产都是财政性资金购买的公共财产，这种资产不计成本，无偿使用，不核算盈亏，这就导致了事业单位重钱轻物、未对实物资产进行有效管理的现象；或者对实物资产不管理，只要业务部门对资产提出需求，有钱就去买资产，很多资产往往购买之后即闲置；或者有部分功能不够健全，就提出新增资产，对固定资产的存量管理和新增管理都不规范。（四）资产处置不规范水文基层事业单位资产处置不规范，尤其是对外投资和房屋出租出借存在擅自出租的情况，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情况很严重。
三、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改进对策研究
（一）领导要重视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
管理也是生产力，领导重视，才能够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率和国有资产使用的绩效。由于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各级单位领导重预算管理，轻资产管理，重视预算管理能保证资金的来源，对保证单位正常职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对资金的使用管理缺乏重视，尤其是资产采购及管理缺少必要的监督，导致资产采购混乱，资产管理落后，导致大量的浪费，因此领导要转变观念，确实重视资产的管理，规范资产购置、使用和处置，提高资产管理的绩效。
（二）明确固定资产管理机构和人员
明确资产管理的职责关系、工作流程、协调机制、监督评价等，形成一个职责明确、流程顺畅、监督有序、讲求实效的工作机制。目前各单位无明确的资产管理部门，资产管理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单位的资产管理甚至是兼职人员，随着国家对资产管理的逐渐重视，现行的管理体制及人员配备已经不足以满足资产管理的需要，所以各单位应该明确资产管理部门，配备专职的资产管理人员，做好资产管理工作。明确财务部门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各单位应当明确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和人员，应当在本单位财务部门设置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岗位），配备专人负责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固定资产管理岗位责任制，对固定资产定期进行清查盘点，并按照国定资产的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各单位应建立资产管理责任机制，实行单位主要领导为全面责任人、分管领导为主要责任人、使用部门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的三级管理责任制。明确相关责任人的职责范围，将资产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定期考核责任履行情况，切实管好各项资产管理工作，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三）建立资产管理统一的信息平台，加强资产账务管理与实物盘点
基层事业单位由于地跨多省、下辖多个分支机构，实物资产分散，不利于统一管理。建议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在基层事业单位构建资产管理信息共享平台，汇集各个部门、各个分支机构的各类资产信息。采购人员能够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单个资产的存量、历史采购信息等资讯；实物保管人员能通过这个平台对照资产信息，及时对资产进行盘点、盘查，亦能通过这个平台及时对损毁的资产申请报废；业务人员能通过这个平台查找工作所需的仪器设备及收料保管信息，方便使用，亦能通过该平台实现资产内部调用或借用，保障资产的有效整合和节约利用。
（四）建立完备的资产清查制度
要以水利部产权登记为契机，摸清固定资产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做好资产的清理工作，建立定期的资产清理机制，各单位应该保证每年度一次的资产清查力度，对于年度形成资产和处置资产角度的单位，应加大资产处置的批次，确保资产不流失，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五）完善监管机制
各单位对在资产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对于擅自进行资产处置，不报批或者形成“小金库”的要查处一起，惩处一起，切实做到资产处置收入及时上缴，账务处理规范。明确各个环节上的管理责任和经济责任，建立资产内审制度，选用业务精、责任强的人员担任内审工作，定期审查本单位的资产管理现状，及时发现问题，确保资产安全完整。
(六)探索建立固定资产的绩效评价体系
建立固定资产绩效评价体系，有利于促进单位资产的配置与单位履行的职责相匹配。人均占有资产数额多的单位，并不一定能更好地履行职能，通过对资产使用绩效进行评价，建立资产管理责任制，促进单位资产的配置与单位履行的职责相匹配，提高资产配置的合理性，有利于促进单位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在建立、完善资产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根据评价结果确定相应的增量配置，确立以资产使用效率高低、绩效评价优劣为依据的财政拨款原则，对资产利用效率低、绩效差的单位暂停增量资产的配置，而对资产利用效率高、绩效好的单位优先配置资产，或者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奖励，促进单位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
（七）加快固定资产管理信息化进程
资产管理论文篇8
最早出台政策对公立高校资产管理进行考核的是陕西省教育厅。其2011年12月15日出台了《陕西省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考核办法（试行）》（陕教财〔2011〕178号）。考核内容包括：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及队伍建设情况；资产管理制度建设情况；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情况；各类资产配置、使用及处置情况；资产清查及综合使用效益情况；资产管理创新，学习交流，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情况等。2012年11月29日教育部召开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视频会议，对高校提高资产配置的科学化及资产使用效益提出要求。随后各省教育主管部门纷纷颁布相关制度，标志着公立高校资产管理进入了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的新时期。
二、公立高校固定资产效益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依旧，效益意识普遍淡薄
1.重视“社会效益”，轻视经济效益。与已树立市场意识，实现由社会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变进而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企业相比，公立高校的资产管理工作仍然停留在所谓的“社会效益”观上。岂不知，一所经济管理欠缺、效益低下的公立高校，又怎能肩负起社会重任。更何况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本身就应当追求精细化、精确化、规范化、效益化管理，而不是在重视“社会效益”的幌子下，为公立高校固定资产效益管理缺乏动力寻找借口与推卸责任。2.缺乏有偿使用观念，没有成本核算要求。一是无偿使用。长期以来，公立高校形成固定资产的资金来源无论是政府财政拨款与公立高校服务收入，还是社会捐赠等，都是无偿投入，无偿占用。二是不匹配。既没有固定资产配置标准，更不能做到固定资产配置管理与效益管理的同步化。三是固定资产难以共享。在固定资产配置上，追求“大而全”、“小而全”、“不求人”的观念依旧普遍，导致仪器设备重复购置且利用率偏低，固定资产浪费严重，办学成本不断攀升。
（二）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责划分不清晰
一般各公立高校都建有代表学校从宏观上负责高校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的固定资产管理领导组或委员会，负责固定资产具体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以及校内各部门兼职资产管理员三级管理机构。但问题在于第二层级机构在职能上缺乏全面完整负责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的功能。如各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由于涵盖过大，所以有的与财务部门合署，有的则与固定资产管理部门合署，几乎没有将所有与资产设备相关的业务统一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做法。又如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门，其业务一般不包括房屋资产。再如资产与设备管理部门，其业务虽然涵盖了所有与资产设备相关的业务，但由于基建后勤等设备仍然是归囗管理，所以其也不具备全面完整负责全校固定资产管理的职责。
（三）制度不科学，执行不严谨
1.产权制度不健全。从法律上讲，公立高校固定资产管理的产权属于国家，高校只是受国家委托管理与使用，受托的高校理应肩负看管责任，但是，在实践中，一是无法将这种国家所有变成人人负责监管的个体内在动力。二是制度上虽然明确了公立高校法人拥有的固定资产使用权、占有权、经营权，却并未明确其处置权及一定的收益权。2.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一是管理责任不明。主要是管理权过于分散，使用权过于部门化和个人化，各部门的责权利不明，难以追究。二是计量口径不同。《高等学校固定资产分类及编码（第三版）》将高校固定资产分为16类，公立高校资产管理部门一般执行此规定。而财务部门执行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488号）则将高校固定资产分为6类，导致了账账不符与账物不符问题的发生。三是使用制度不合理。使用者对数量的重视与追求远远不能与使用质量及效率同日而语，导致设备利用率偏低。四是缺乏配置标准。尽管教育部规定了生均仪器设备值和年最低增幅，有关部门也制定了办公用房及设备配置标准，但是如何确保生均仪器设备的品种结构科学化和是否认真执行办公用房及设备配置标准却无人问津。五是购置制度不合理。主要是缺乏有效论证，采购不按规进行，使用不考虑绩效，缺乏问责机制等。六是赔偿制度不合理。尽管学校出台的文件界定了赔偿范围与标准，并写明由资产管理部门负责解释，但执行中却缺乏责任认定及赔偿范围和标准。七是没有实行新增资产配置预算制度。以邓小军、杜永宏（2011）调查为例，当问及该问题时，竟有9所高校作了否定回答。3.执行不严谨。目前，在公立高校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方面，虽然制度完整与合理，现有制度的权威性却得不到体现，有制度但管理部门不提议与坚持执行。如公立高校普遍制定了固定资产损坏、丢失赔偿处理的管理制度，但并未真正执行。由此导致公立高校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越来越不被重视。再如国家要求实施资产管理“三结合”，但执行者很少。可见，无论是上级文件，还是校定制度，在执行上确实存在着不严谨、不严格的现象。
（四）资产清查虽已常规，存在问题依旧普遍
自2006年高校启动固定资产清查工作以来，固定资产清查工作已成为一项常规工作，但存在问题却依旧普遍。如账物不符、资产损坏与丢失、资产闲置、随意拆卸、资产流失、资产共享及利用率低、资产陈旧老化等现象一直比较严重。
（五）缺乏使用绩效考核，资产使用浪费严重
长期以来，由于高校在固定资产使用管理中，一直没有建立健全使用绩效考核机制，导致固定资产配置不合理、使用效率低下、浪费现象严重。首先，学校缺乏合理统一的配置标准，配置参差不齐，有的部门短缺严重，而有的部门却不断优化升级。其次，学校缺乏合理统一的共享机制。由于各部门追求资产数量多、设备全且“独用化”，导致资产无法校内共享，资产效益最大化难以达到。
（六）队伍不精干，专业水平低
长期以来，因认识偏差，高校资产管理队伍建设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校资产管理队伍一般由资产管理部门的专职人员与使用部门的兼职人员组成。在专职人员中又以财务专业背景的人员为主，特别是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有相当部分由财务或审计部门负责人转岗而来，他们虽然懂得资产管理，但由于缺少工科背景，并不懂设备管理。其他人员中也存在专业不对口，学历不高，加之缺乏有效的培训、进修机制，队伍现状与事业发展很不适应。
三、公立高校固定资产效益管理评价指标设置
构建公立高校固定资产管理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关注量化结果，更要重视定性之因。从领导重视、管理体制、制度保障、队伍建设、规范管理、共享资源到高效使用，分析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只关注定量指标，只重视统计数字，却不研究其成因。因此，公立高校固定资产效益管理评价指标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管理环境（20%）
1.领导重视（10%）主要指学校主要领导以及分管校长对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非常重视的得20分，重视的得15分，比较重视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不重视的不得分。2.体制管理（3%）主要指学校设立完整全面与唯一的固定资产管理部门，建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责任到人的管理体制。非常科学的得20分，科学的得15分，比较科学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不科学的不得分。3.制度保障（7%）（1）建立健全管理制度（4%）。主要指学校要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的全程制度体系，包括资产配置（配置标准、配置预算、可行性论证、资产采购、验收等）、登记、使用、变动、处置、收益及评估、资产清查等。非常健全的得20分，健全的得15分，比较健全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不健全的不得分。（2）严肃执行管理制度（3%）。主要指学校要保证各项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的严肃性，制度一经出台，不论何人只要不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都要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非常严格执行的得20分，严格执行的得15分，比较严格执行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不严格执行的不得分。
（二）队伍建设（10%）
1.肯（敢）于负责（3%）责任是良知，是做好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的动力。因此，在队伍建设中必须首先考核其责任心。非常肯（敢）于负责的得20分，肯（敢）于负责的得15分，比较肯（敢）于负责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不肯（敢）于负责的不得分。2.专业（学历）匹配（2%）主要指学校配备的固定资产管理队伍既要注重数量，更要重视专业匹配度。非常匹配的得20分，匹配的得15分，比较匹配的得10分，一般匹配的得5分，不匹配的不得分。3.年龄合理（2%）主要指学校配备的固定资产管理队伍在年龄结构上，要做到老中青三结合。非常合理的得20分，合理的得15分，比较合理的得10分，一般合理的得5分，不合理的不得分。4.服务能力（3%）（1）服务及时性（1%）。主要指固定资产管理队伍对工作开展的及时性。非常及时的得20分，及时的得15分，比较及时的得10分，一般及时的得5分，不及时的不得分。（2）服务有效（正确）性（2%）。主要指固定资产管理队伍对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及正确性。非常有效（正确）的得20分，有效（正确）的得15分，比较有效（正确）的得10分，一般有效（正确）的得5分，不正确的不得分。
（三）全程管理（20%）
1.资产配置（8%）（1）固定资产配备标准（4%）。有固定资产配备标准且非常科学的得20分，科学的得15分，比较科学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不科学的不得分。（2）资产配置年度计划（4%）。有科学的固定资产配备年度计划并认真执行的得20分，固定资产配备年度计划的科学性与执行性均一般的得15分，固定资产配备年度计划科学但不认真执行的得10分，固定资产配备年度计划不科学也无法执行的不得分。2.科学论证（6%）大型仪器设备配置经过专家论证并编制可行性论证报告。非常科学的得20分，科学的得15分，比较科学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不科学的不得分。3.日常管理（2%）固定资产采购、验收、登记、入库、领用、保管、维护、核销等进行规范管理。非常规范的得20分，规范的得15分，比较规范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不规范的不得分。4.对外投资（2%）高校固定资产出租、出借、对外投资等要进行可行性论证和风险评估，并按规定报批。非常规范的得20分，规范的得15分，比较规范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不规范的不得分。5.资产处置（2%）对拟处置资产要经过论证、评估、技术鉴定等程序，并按规定报批。非常规范的得20分，规范的得15分，比较规范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不规范的不得分。
（四）信息化管理（10%）
1.系统的建立和使用（5%）基础信息录入真实、准确、完整、规范，系统运行正常并配备专用设备和设施。非常规范的得20分，规范的得15分，比较规范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不规范的不得分。2.信息化管理（5%）对资产的现状以及配置、占用、使用、处置等进行动态管理并及时更新数据；固定资产条形码管理符合规范；各级各类管理人员职责和权限明确；资产信息系统在本单位资产管理中发挥平台功能。非常规范的得20分，规范的得15分，比较规范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不规范的不得分。
（五）绩效管理（40%）
资产管理论文篇9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设置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设置于各级政府（注：如国务院与各级地方政府。）抑或设置于各级人大，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它涉及诸如公有财产的终极所有者与代表者、在国家政体层次上的“政企分开”、国有资产的集中化管理等。我认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设置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应设置于各级政府。
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即为财产的公有制，公有制可以进一步表达为财产的社会所有制。所谓财产的社会所有制，即社会主义社会的财产归根结底是为全体人民所有。但是，全体人民并不能对社会财产直接行使生产职能，因而必须有一种形式能实现将社会财产委托给一定的社会生产组织来对其行使生产职能。但由于全体人民无法实现对社会财产的直接占有，因此全体人民也相应地没有一种形式可以将社会财产直接委托给一定的社会生产组织。这种推定无非又给出如下结论：全体人民并不能成为社会财产的初始委托人，不具备行使初始委托人各项权利的能力。社会所有制既然不能以全体人民直接占有社会财产的形式来实现，那么总要给出一种替代形式来实现社会所有制。于是社会所有制现实地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即由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来实现对社会财产的占有，这就是所谓国家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是以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来实现的，而为全体人民所有的财产也转型为国有资产了。基于此，公有制财产的现实“初始委托人”将由国家来充当。
对于充当国有资产初始委托人的机构我们可以给出更进一步的规定：仅作为单纯所有者的身份出现，其目标集中于促使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此，这一机构的目标不应是多元的；不能以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干预生产组织的目标和行为；这种所有者机构不应是分散的、多层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成为执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形式本身便决定了它对全体人民意志、利益的代表者。我们可以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拟定为这样一种机制：假设全体人民是社会财产的股东的话，那么人民代表便是股东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便是股东代表大会。因此它可以成为代表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行使重大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定的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威是经济关系的反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在具备了国有资产所有者身份的基础上，其最高权力和立法权威才能得以真正确立。国有制的内在属性决定了人大可以设置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中，当没有更为理想的财产占有方式来实现公有制时，国有制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必然属性。由于国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有其客观必然性，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是对国有资产行使重大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在它之中设立一个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别于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后者一方面具有多重的目标最大化，另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行政化倾向，且这一倾向多是通过强制性方式实现的），因此在它之中设立的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能以单纯的所有者代表身份出现，以国有资产的收益最大化为其一元化目标，并且可以避免采用政府部门的强制性的行政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不会导致国有资产事实上的部门、行业所有制。
我们再来假设由政府部门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将会形成如下状态：
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使其行为目标呈多元化，因而一方面难于约束单纯的所有者目标，另一方面还可能以社会管理目标淡化甚至取代所有者目标。政府的强制性的行政化倾向使其难于避免对生产组织的行政化干预。而这种干预是典型的国家与国有企业行政制度框架的伴生物。如继续由政府部门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无疑意味着是对既有的国家与国有企业行政制度框架的“体制复归”。政府作为一种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又分解为诸多的层级式、网络式子系统，如各级政府，各行业、部门行政主管机构，因此，政府部门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易于使国有制变形为事实上的各级政府、各行业、部门所有制，这导致了国有制的低水平实现程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来具体地履行这一职能，并由其充当国有资产的“初始委托人”。
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框架设计
一、委托——关系的一般分析。对于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的设计，我们有必要引入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在委托——关系中，如果委托人的信息是完全的，如对人的行为、努力、目标、产出等都是易于观察到的，则委托人自身的收益也是易于推断和准确地获得的。但当委托人的信息是非完备时，如他对人的上述内容是难于观察到的话，那么委托人的收益也是难于推断和极为不确定的。因此，所谓委托人——人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在委托——关系中，如何防范在委托人信息不完备时可能遭致的来自人的“损害”。由此，斯蒂格里茨对委托——关系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式的叙述：委托人——人的文献涉及一个人——委托人（比如说雇主）如何设计一个补偿系统（一个契约）来驱动另一个人（他的人，比如说雇员）为委托人的利益行动。所谓委托人——人问题其核心在于如何设计一个系统以实现委托人对人的有效激励与监督。
委托系统如果表现为一个较多层级的话，可能会产生如下问题：根据现论，每一层级关系都会因人与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和拥有的信息不对称而发生问题，因此这种多层所产生的成本是较高的。层级愈多，则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的双向信息传输愈易被迟滞和发生失真，因而委托人的利益和目标愈易被扭曲甚至遭致损害。过多的层级意味着有一个较长的委托链，这无疑会形成一个多层级的监督关系（在初始委托人，和最终人之间的每一层级，既是上一层级的人，又是下一层级的委托人，因此本身又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它既要接受上一层级的监督，又要履行对下一层级的监督职能，而这种监督并不是不花费成本的），从而加大关系的监督成本。过多的层级将会使初始委托人的监督动力在自上而下的委托链中趋于弱化，最终可能使初始委托人的监督失去意义。
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给我们的启示是，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不应是多层级的。
二、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的弊端所在。在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中，为了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若干省市采取了这样一种做法，即将同一行业或部门的企业原上级主管部门改变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由其对所属企业实施价值化管理，委派该类型机构人员进入所属企业。据说这种投资公司可以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一个隔离带，从而实现“政企分开”。我们很难对这种实践持肯定意见，其理由为：一是由政府系统实施的一种行政性授权，仍未跳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的窠臼，尤其是在本源这一层次便再次奠定了“政企不分”的基础。二是行政性授权是难于杜绝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干预的，原因在于，从现有的实证观察，仅把国有企业的原有主管部门改变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这种公司既没有改变原来的行政主管部门的身份，现在又被赋予了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即由原来的单一身份现在转变为双重身份，越发强化了这种公司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干预。三是这种行政性的国有资产投资公司依然管辖原有的所属企业，因此既有的行业或部门分割的格局并未改变，从而使行业或部门难于形成一个正常的“进入”与“退出”机制，阻碍了资源的社会化配置（而资产的价值化管理的一个优越性便是通过资本的流动机制实现资源的社会化配置）。四是可能产生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它本应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机构，但在现实运行中，可能会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渠道。五是这种多层级的委托——关系将会导致我们在一般分析中所指出的诸多弊端。
这种行政授权式的将国有企业原有主管部门改变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的做法，就其现有的行政框架而言较少触动，因而初始变动（只能称其为变动，而不能称其为制度变迁或者制度创新）似乎成本较低，但这种较低的行政框架变动成本将不足以弥补国有资产可能的高昂收益损失。鉴于此，我们认为不宜以政府行政性授权、将行业或部门主管部门改变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机构的实践作为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确立的方向。
三、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具体形式。我们给出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设计代替可以描述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将国有资产注入国有企业后，它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并不需要多层级式的委托——关系。其具体实现方式为：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直接向国有企业派驻董事会成员，以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之间直接的委托——关系来实现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由于这种形式减少了委托——层级，因而避免了多层级委托——关系的弊端，使国有资产的初始委托人易于观察、监督人行为；弱化了国有资产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之间的信息非均衡程度；杜绝了国有资产在若干中间委托——层级的“滴漏”；既加快了国有资产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之间的双向信息传递，也降低了双向信息的失真与扭曲度。设立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是一个非行政性机构，它不会以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干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
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资产“人格化”机制的确立
在构建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我们还应确立国有资产的“人格化”机制。这里应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一为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资产“人格化”；其二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格化”。
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资产“人格化”
（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资产“人格化”涵义：其一，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由非职业化的、身份多元化的主体转化为职业化的、身份单一化的经理阶层。其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经济行为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国有资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其三，“资产专用性”（注：此处使用“资产专用性”这一用语，意在说明经理阶层的能力已经收敛于对企业的专门化经营管理，而其经营能力的专业化已对自身形成了强烈的监督性和约束性。其理由在于：经理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隐含着某一经理人员并非可以随意将自己的人力资本出去从事其他职业，因而经理人员的能力不是“通约”的。某一极具专业性的经理人员将自己的人力资本转移去从事其他职业，恐怕将要耗费相当高昂的交易成本。由此，将促使经理人员对自己现实的“岗位”的珍视。因为，一旦自己被“挤出”现有的专业性较强的经理职位，他将很难进入其他企业领域。而他不能从事经理职业，便意味着他的人力资本的贬值。）机制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人力资本形成硬约束。
（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资产非“人格化”特征表现。在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国有企业实行的经营管理者制度安排，却很难满足资产“人格化”的要求，也无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本贬值之虞。首先，在国有企业的既有经营管理者制度安排中，由于其前提条件为企业只是隶属于政府的一个行政式经济单位，因此逻辑上决定了政府将企业经营管理者视为其行政框架中的“行政官员”，即在政府看来，企业经营管理者与行政官员是“通约”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角色与行政官员的角色是可以互相“反串”的，政府可以直接派遣行政官员进入企业充当经营管理者，也可以直接任命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行政部门的行政官员，二者之间丝毫没有“身份”障碍。这样一种行政式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安排制度，是无需专业化、职业化的经营管理者的。其次，这样一种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制度安排，决定了经营管理者会形成扭曲的“经济人”行为。由于企业经营管理者职务是政府的行政生成机制的产物，因此，经营管理者的评价是由纵向行政部门做出的。只要经营管理者的偏好与纵向行政部门的偏好甚至与纵向行政部门某一行政官员的偏好一致，他就会获致肯定性的评价，而个人的职务也可能会获得擢升（习惯的做法是将一个企业经营管理者升迁为政府某一行政部门的官员，以此作为对经营管理者评价的“奖励”）。在这种制度中，企业经营管理者并不是追求企业的目标最大化和出资者资本增值最大化，而是个人行政性职务升迁目标最大化。最后，这种制度安排还决定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并不具有“资本专用性”原则，因此也决定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并无“人力资本”风险，即个人的命运并不必然地与对企业的经营绩效或者说与国有资产增值最大化形成相关。在现实中，甚至会发生企业经营管理者虽经营绩效劣化但却获得行政职务升迁的反常现象（或许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应该被视为正常）。一个没有人力资本风险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可能并不会“心无旁骛”地将全部心智用于如何优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多种“退路”使他并无“后顾之忧”。
（三）如何确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资产“人格化”机制。在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应该通过以下若干制度确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资产“人格化”机制：一是经理生成制度。国有企业应以市场生成的方式选择经理人员，即直接通过市场聘任经理人员。考虑到有些国有企业仍由国有资本控股，虽然由于股权使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可以直接向企业委派经理人员，但这种委派绝不等同于既有制度安排中的企业经营管理者行政化生成的机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选择，将不再以行政官员“身份”转换的方式来进行，应以市场生成的方式遴选经理“候选人”，然后再行委派。二是经理运行制度。由国有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其经理人员虽然是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直接委派的，但这种委派与既有的政府对铁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委派制度是不同的，即所委派的经理人员是没有行政化“退路”的，他既然具有“资本专用性”，他就必须承担自己的人力资本风险。一旦经营企业绩效劣化，他就可能被“挤出”经理阶层，而不会获得行政性的职务迁徙甚至行政性的职务升迁。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这种人力资本风险，将会适当地保持一种压力，使他们“专心致志”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优化。三是经理评价制度。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企业经理阶层的评价，应收敛于其是否实现了国有资本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如果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无法正常地满足这一要求，那么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令其“退出”所在国有企业。
二、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格化”
（一）所有者“人格化”涵义。即某一财产无论如何总能追溯到某一具体的自然人主体。由于对财产的关切度取决于主体与财产的关系，因而自然人主体会对自己的财产表现出最大化的关切度。
（二）国有资产所有者“人格化”的难点。在现实世界中，国有资产无法追溯到具体的自然人所有者主体，其理由为：众所周知，国有资产其实是全体人民占有的社会财产，由于在现实中无法给出一种全体人民直接占有社会财产的形式，于是只能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来实现对社会财产的占有，而为全体人民所有的财产也就转型为国有资产了。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难于实现“人格化”。从所有者角度看，国家或者派生的国有资本管理机构都只能是抽象的或虚拟的自然人主体，对国有资产的关切也很难达到自然人的程度。这一问题确实是构建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难点之一。而这一问题不解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就不可能对国有资产的运营实施真正有效的监督、约束和激励。
（三）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确立所有者“人格化”的目的。其一，确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所有者“人格化”，在于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真正到位，像自然人一样履行对国有资产运行的监督、约束和激励。其二，确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所有者“人格化”，在于使行使国有资产运行监督、约束和激励职能的人员，像自然人一样对国有资本的损益享有利益和承担风险。其三，确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所有者“人格化”，在于使国有资产管理者对国有资本的运行内生性地产生监督的积极性。国有资产所有者“人格化”的确立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程度的标志之一。
（四）如何确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的所有者“人格化”。在构建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我们拟采取以下途径解决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格化”问题。其思路是：采取拟自然人所有者的举措，确立国有资本损益与从事国有资本监督管理人员的经济损益与人力资本损益直接相关的机制。
其具体做法是：模拟企业经营管理者职业化机制，确立国有资产管理者职业化机制，使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人员和进入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出资者代表成为职业化的国有资产管理者。国有资产管理者转型为职业化后，即刻剥离其行政官员身份，使其不再是行政官员的身份转移，堵塞国有资产管理者与行政渠道的联系。建立职业化国有资产管理者的激励和风险机制。国有资产管理职能成为一种专业化职业，“资本专用性”原则对职业化的国有资产管理者也是适用的。
资产管理论文篇10
（一）假设的提出公司在市场上围绕有限的市场资源展开激烈竞争，部分上市公司必然会优胜劣汰，被强制退出。1998年4月22日，沪深交易所宣布，将对财务状况或其它状况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这类股票称为St股。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亏损，证监会就有权将其摘牌，所以上市公司为了不被摘牌或摘掉St的帽子，必然会利用各种手段迎合监管要求，避免出现连续两年或者三年亏损，使亏损变成微利，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假设1：扭亏公司存在扭亏的动机，倾向于少计提当期短期资产减值准备。假设2：微利公司存在调增盈余的动机，倾向于少计提当期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由于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不发达、市场监管不够完善、股权融资事实上的低成本的情况，上市公司偏好股票融资，钟梅良（2004）、周思妤（2013）等证实了此观点。我国证监会规定的配股再融资条件为：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当净资产收益率达不到6%时，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少计提减值准备以调增盈余，来达到配股的要求。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假设3：存在配股动机的上市公司，倾向于少计提当期短期资产减值准备。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证监会关于《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都有规定：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三年亏损，证券交易所应自公司公布年度报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做出暂停其股票上市的决定，并对限期内未能到达恢复上市标准的上市公司终止上市。因此对于一些扭亏无望的亏损公司，以及一些为了在以后年度连续出现亏损时避免证券监管部门处理的公司，为了能在以后年度成功扭亏，往往会利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存在的模糊性，一次性大幅度计提短期资产减值准备，一次亏到底，即在当期进行“大洗澡”以夸大亏损，为以后能够大量转回短期资产减值准备做准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假设4：亏损公司存在大清洗的动机，倾向于多计提当期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由于新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就不得转回，而短期资产减值准备则没有相关规定，所以在新准则实施后，利润平滑只能通过短期资产减值来实现，我们预期具备较好盈利能力的公司有调减当期利润，把短期资产减值准备作为利润的蓄水池，有进行利润平滑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假设5：高盈利公司存在利润平滑的动机，当期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幅度大。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由于上市公司各行业间差别大，本文选择一个行业进行研究。鉴于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上市公司中占绝大多数，本文选取2009年至2012年我国沪深股市a股的工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筛选考虑到以下因素：剔除当年未披露资产减值情况的公司及其他所需数据资料不全的公司；剔除没有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司；剔除2007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公司。进行上述剔除后，得到2009年至2012年公司数分别为：653家、663家、218家、149家，共计1683个样本数据。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使用的软件是SpSS.19和excel。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借鉴龚程晨、宋钦（2013）的论文设计模型如下。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因素分析表2分别给出了扭亏公司、配股公司、亏损公司、高盈利公司和微利公司与非上述五类公司短期资产减值计提率的均值与中值比较。可以看出上述五类公司与非五类公司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初步表明扭亏公司的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显著高于非扭亏公司，因为少计提减值准备可以提高公司盈余，所以工业企业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扭亏的动机不强烈；配股达线公司的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低于非配股达线公司，配股达线公司可以通过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为增加当期年度利润创造条件，达到配股的要求；亏损公司的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显著高于非亏损公司，因为中国证监会规定连续3年亏损的公司将被暂停上市，所以亏损公司为了避免触及“连续3年亏损”的红线，大量计提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大清洗，为以后年度利润创造条件；高盈利公司的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低于非高盈利公司，高盈利公司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利润平滑动机的倾向很小；微利公司的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低于非微利公司，微利公司少计提减值准备以避免亏损。
（二）多元回归分析由于单因素分析没有考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控制显著影响上市公司进行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其他因素。表3列示了工业行业的上市公司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的多元回归结果。首先，在所有回归模型中，2012年Roa的ViF为5.668，其他解释变量的ViF均不超过5（未报告），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回归模型的Sig值都小于0.001，除了2011年的模型调整后拟合度较小为0.098，其余都在0.14以上，说明方程拟合效果较好。第一，从表3的第四列可以看到，公司是否当年扭亏（nK）的相关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在分年度的样本中该关系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在工业企业中不存在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扭亏，因此假设1不成立。第二，微利公司（wL）在第四列和2009年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微利公司存在通过短期资产减值准备来实现避免亏损的动机，初步证实了假设2。第三，配股达线公司（pG）的系数不显著地为负，说明上市公司存在通过短期资产减值准备来实现配股，但该动机并不强烈，结合表2中减值准备计提率，表明这类工业公司短期资产减值计提相对于其他公司略小，初步证实了假设3。第四，在第4列中公司是否亏损（LoSS）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在分年度的样本中保持稳定，再结合表2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这表明亏损公司不仅倾向于计提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而且计提比例也更大，因此亏损公司存在大清洗的动机，倾向于多计提当期短期资产减值准备，假设4成立。第五，高盈利公司（GooD）在第四列和2011年度的系数显著为正，在2009年度2010年度不显著地为正，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inCome）在2009年显著为正，说明高盈利的公司存在利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利润平滑的动机，假设5成立。此外，从控制变量看，公司规模（SiZe）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工业上市公司规模与短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负相关。
三、结论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