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研究论文篇1
1.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近年来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反映出以下趋势：
（1）管理的人性化趋势。管理离不开人，而人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的复杂性。管理的难度在于准确地把握人性，对人性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深化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更加强调个性、人的本性和人的独立性，导致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使得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人的心理的复杂性和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在此条件下，管理理论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即重视人的趋势，提出了“人本管理”的新思想。“人本管理”强调理解人、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的学者将人奉管理概括为“3p”管理，即ofthepeople（企业是由人组成的）；bythepeople（企业要依靠人进行管理）；forthepeople（办企业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也有的学者将“人本管理”分为5个层次：即情感管理、民主管理、自主管理、人才管理和文化管理。德鲁克指出，本世纪管理学的最伟大贡献在于，它让体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倍。下个世纪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提高知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Brucea.pastemack，1999）。
（2）生产经营系统和管理组织结构的革命性变革。长期以来，人们对生产经营系统和管理组织结构的变革都持一种比较慎重的态度，主张用改良、完善的办法来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对管理组织结构也是要求保持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避免出现大的震动，造成工作秩序的混乱。而“企业再造”的理论的提出，主张对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管理组织系统进行重组、再造。哈默对再造工程下的定义是：“将组织的作业流程，作根本的重新思考与彻底翻新，以便在成本、品质、服务与速度上获得戏剧化的改善。”他强调企业流程要“一切重新开始”，摆脱以往陈旧的流程框架。迈克尔。哈默认为，企业再造工程必须组成团队来进行，要使信息在各个部门得到充分运用。再造工程一旦推行，就会带来以下一些根本性的变化：①工作单位划分的基础，从职能变成以流程为基础。②工作内容从单一变成丰富。③人员的角色，从被控制转变为有决策权。④获得工作能力的方法，从没有系统的训练，变成有全盘计划的教育。⑤绩效评核与奖励方面，从观察单一活动转变为观察其整体活动的结果。⑥决定晋升的因素。由以绩效为主转变为兼顾绩效与技能。⑦在价值观方面，将为主管而工作变成为顾客而工作。⑧生产线上的管理人员，由监督者变为教练。⑨组织结构，由层级式变为扁平式。⑩高层主管，由事后评分变为对员工主动引导。
（3）企业竞争由传统的要素竞争转向核心能力的竞争，员工和企业的知识成为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源泉。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和整体竞争能力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源泉。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与新事业发展的源泉，它们应成为公司战略的焦点。企业的知识被视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未来真正出色的企业是使全体员工全心投入并善于学习、持续学习的组织--学习型组织。通过营造学习型组织的工作氛围和企业文化，树立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调整的新观念，从而使组织更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企业需要更多地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知识管理，帮助企业汇集员工的知识和技能，采用新的知识积累方式，将现有的组织、知识，人员、流程与知识管理和协作紧密结合起来，以应对未来的竞争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学习型组织和知识管理要求企业更加注重对人才的管理。企业管理的对象已经从“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源”。
（4）企业之间的关系由竞争转向合作，构建网络组织、虚拟企业、战略联盟，进行供应链管理等。虚拟组织与传统的实体组织不同，它是围绕核心能力，利用电脑资讯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与全球企业进行互补、互利的合作，合作目的达到后，合作关系随即解散，以此种形式能够快速获取处于全球各处的资源为我所用，从而缩短〃观念到现金流〃的周期；不仅如此，灵活的〃虚拟组织〃可避免环境的剧烈变动给组织带来的冲击。
（5）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成了企业管理的平台。信息化给企业管理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莫顿（mortonm.S.Scott）的研究表明，这种变化至少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①信息化给企业生产、管理活动的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②信息技术将企业组织内外的各种经营管理职能、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③信息化将在许多方面改变产业竞争格局和态势。④信息化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战略性的机遇，促使企业对其使命和活动进行反思。⑤为了成功地运用信息技术，必须进行组织结构和管理方法的变革。⑥对企业管理的重大挑战是如何改造企业，使其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适应信息社会，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6）全球化趋势。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在加快，管理对新观念的持续需要意味着，需要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思想汇集起来共同保证和维护组织创新的趋势。Brucea.pastemack（1999）最初在管理学领域的探索中，常常以美国人为中心。当日本公司达到鼎盛时，美国人的骄傲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随后而来的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以及美国在服务业和制造业方面的复苏，使得这种骄傲又重新回来了（Brucea.pastemack，1999）。
2.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特点
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现状看，仍然是以美国企业管理理论为主流。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广博深化。除了一般管理理论的发展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各个专业管理领域新的管理理论层出不穷。如，供应链管理、需求管理，风险管理、项目管理，柔性管理、企业资源管理、嵌入理论、危机管理、心理契约、社会资本理论、实物期权、人力资源管理、员工持股计划、6西格码管理、敏捷制造，精益生产、计算机集成制造、大规模定制、界面管理、标杆管理、清洁生产、顾客价值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网络营销、绿色营销、关系营销、整合营销、服务营销，直复营销、渠道管理、顾客忠诚度管理、顾客满意度管理、连锁经营、跨文化管理，企业形象设计等等。
（2）相互融合。传统的管理理论偏重从不同的角度和利用不同的学科工具进行研究，虽然今天多个学派仍然并存，但在初显轮廓的新的管理主流范式中，各理论学派显示出了明显的整合趋势，因此很难出现一个学派理论统治的局面。此外，管理理论和实践更加密切地缠绕在一起，商学院和管理咨询公司之间的差异日益模糊（StuartCrainer，2000）。
（3）快速变化。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新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在管理中，理论是有差别的，当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就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一事实的反面就是，如果理论不起作用，就会很快被抛弃，这可以解释管理理论不断推陈出新的现象，理论出现和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管理学总是挑战那些试图将它引入角落，使它固定下来的理论家（StuartCrainer，2000）。传统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所面对的是稳定，变化缓慢的企业经营环境：而新的管理理论所面临的是剧烈变化的经营环境，因而更加注重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内部系统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动态适应。管理需要变革和持续的改进。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这样的变革（Brucea.pastemack，1999）。
二、日本企业管理研究发展的借鉴
管理具有二重性。它既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特性，又具有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特性。管理二重性原理决定了一国企业管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各国都在致力于探索本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究竟什么是具有本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在研究日本企业管理理论时，有人主张强调日本企业的文化特色，也有人主张强调日本的工业集团或株式会社、金融体系、政企关系或者产业关系、劳动管理、生产控制或经营者决策与组织等管理方式（masakiHayashi，2002）。从这两个方面看，20世纪60年代，终身雇佣制、年功工资制、企业工会、集中管理原理等形成了日本企业管理特色，直至今天，他们仍然代表着日本企业管理中的社会文化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有关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研究抬头，管理研究涉及到企业污染问题。此外，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控制理论、日本企业资本结构分析、财团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等都成为研究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从劳动管理扩展到企业管理的其他领域，如R＆D、生产管理、购销管理、财务管理和经营分析，以及企业的管理结构和企业集团研究等。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也波及到海外，国际企业管理学界刮起了“日本管理风潮”。美国日裔学者威廉。大内从1973年开始专门研究日本企业管理，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1981年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一书。大内的研究表明，日本的经营管理方式一般较美国的效率更高，美国企业应该结合本国的特点，向日奉企业管理方式学习，形成自己的管理方式。他把这种管理方式归结为Z理论型管理方式，并对这种方式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称为“Z理论”。该书在出版后立即得到了广泛重视，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管理问题的名著之一《Z理论》、《成功之路》、《日本的管理艺术》、《公司文化》一起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管理的“四重奏”。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丰田生产方式以其在成本、质量和交货时间方面的竞争优势引起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关注。同时，随着日本海外企业的增加，各国增加了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和应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研究日本企业管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即在日本企业管理中哪些是与其文化背景密切相连的，哪些对其他国家的企业是普遍适用的。日本企业的人事管理、组织管理、企业目标和管理制度是否具有普遍性，如长期交易联系和企业网络。
继20世纪80年代竞争战略理论之后，90年代，美国的管理理论继续占据了全球企业管理的主导地位。企业再造理论、核心能力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理论、虚拟企业理论等吸引了全球企业的眼球。尽管这些理论都属于美国企业管理理论，但它们吸收了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企业管理中属于普遍性的先进管理经验。
日本在战后学习西方技术与管理时，对技术直接拿来为其所用，但在管理上不是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结合日本的国情、民情，“自成一家”。
日本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对我国企业管理研究的借鉴在于，如何识别和挖掘西方企业管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使其更好地为我所用，并在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发展和形成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理论，这是我国管理学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三、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任务
1.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及理论的发展
管理理论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企业管理在曲折中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照搬前苏联的经验和理论，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缺乏经营自，没有经济责任，管理只是一种封闭的生产型管理。1960年《鞍钢宪法》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企业管理试行条例。中，企业管理遭到了严重破坏。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企业管理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试点，使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心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实行是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重大改变。承包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等的推行，推动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促进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这一时期，蒋一苇所提出的“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以及“两制四全”管理体系“两制”即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建立高度集中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四全”即在企业建立全企业、全过程、全员性的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人事劳动管理。是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代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了一批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企业积极主动地引进和学习了许多国外最新管理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企业实践中，结合我国国有企业在改组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母子公司体制、主辅分离、职工安置等一系列特殊而又具体的问题，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如首钢的“投入产出总承包”，海尔的“日清日高管理法”，邯钢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法”等，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但总体来说，我国还处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阶段，缺乏中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
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市场经济道路，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科学的企业管理模式，创造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理论。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是我国经济多年来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积极吸收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不能不考虑我们所独有的国情、民情，使别人的好经验、好做法，能够在我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应该是源自于中国本土企业管理的历史和现实的理论。目前从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尚未形成中国企业管理的一般理论。其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应该是关注于中国自身的特点，由于金融体系、政企关系、产业组织、劳动力状况和劳动管理制度、生产过程控制的不同，中国的企业管理具有别于别国的特点。但是，目前，仍然鲜有强调中国特色的一般管理理论。随着近年来管理学研究的细分和专业化，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为企业管理提供理论支持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轨时期，如何搞好企业管理研究，改善和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是我国企业界和企业管理理论界面临的一大课题。
2.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任务
建国以来，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者仍不懈努力，为企业管理理论体系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任务是：
（1）对我国管理理论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我国的企业管理研究发展到今天，凝聚了广大管理学家、企业管理人员众多的智能。如何将这些智能抽象出来，融纳到企业管理理论体系中，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和民族特性必然反映到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我国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所创造出的许多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有许多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对其作理论上的总结，既是对我国企业管理事业的贡献，更是对企业管理理论的贡献。对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为21世纪我国企业管理改革和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是我国企业管理学界的重要任务。
（2）作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管理问题具有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需要在理论上加以研究。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许多经济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生搬硬套西方的管理理论，在应用时必然脱离实际。因此，我们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必须站在中国的土壤上观察问题，采用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或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己任。
多年以来，国际范围内的企业管理研究一直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为中心，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偏颇。随着世界各国经济逐步实现一体化以及中国的崛起，中国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鉴于转轨国家企业管理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为此，我国必须着手全面研究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的企业管理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应成为近期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
长期以来，西方管理研究文献对我国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中外企业管理环境的差别，在某些场合却往往被忽视。不同环境下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条件显然是不同的。所以，进行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在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同时，应当以我国企业所处的环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本国的问题。
（3）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出现必须考虑本土文化的特点，发掘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我国是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史。“重道”、“明德”、“修权”、“知止”、“行法”、“谋略”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现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取得了引起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因此，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以我为主”是指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学习借鉴外国经验，这应成为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博采众长，融合提炼”，就是要广泛研究各国在管理上的好经验和科学理论，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自成一家”是我们的目标，通过总结自己的和外来的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理论。
「参考文献
1.tompeters，Liberationmanagement，newYork：Knopf，1992.
2.StuartCrainer，themanagementCentury，SanFrancisco：Jossey-Bass，2000.
3.masakiHayashi，（2002），aHistoricalReviewofJapanesemanagementtheories：theSearchforaGeneraltheoryofJapanesemanagement，asianBusiness＆management.
4.查尔斯。汉迪：《非理性的时代：掌握未来的组织》，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5.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版。
6.陈佳贵主编，《企业管理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孙耀君主编：《西方管理思想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8.张兰霞：《新管理理论丛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10.张滨生：“综观各派管理理论看管理未来的发展-论管理的人性化趋势”，《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丰田生产方式以其在成本、质量和交货时间方面的竞争优势引起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关注。同时，随着日本海外企业的增加，各国增加了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和应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研究日本企业管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即在日本企业管理中哪些是与其文化背景密切相连的，哪些对其他国家的企业是普遍适用的。日本企业的人事管理、组织管理、企业目标和管理制度是否具有普遍性，如长期交易联系和企业网络。
继20世纪80年代竞争战略理论之后，90年代，美国的管理理论继续占据了全球企业管理的主导地位。企业再造理论、核心能力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理论、虚拟企业理论等吸引了全球企业的眼球。尽管这些理论都属于美国企业管理理论，但它们吸收了日本以及其他国家企业管理中属于普遍性的先进管理经验。
日本在战后学习西方技术与管理时，对技术直接拿来为其所用，但在管理上不是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结合日本的国情、民情，“自成一家”。
日本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对我国企业管理研究的借鉴在于，如何识别和挖掘西方企业管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使其更好地为我所用，并在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发展和形成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理论，这是我国管理学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四、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任务
1.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及理论的发展
管理理论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企业管理在曲折中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照搬前苏联的经验和理论，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缺乏经营自，没有经济责任，管理只是一种封闭的生产型管理。1960年《鞍钢宪法》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企业管理试行条例。中，企业管理遭到了严重破坏。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企业管理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试点，使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心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实行是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重大改变。承包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等的推行，推动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促进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这一时期，蒋一苇所提出的“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以及“两制四全”管理体系“两制”即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建立高度集中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四全”即在企业建立全企业、全过程、全员性的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人事劳动管理。是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代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了一批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企业积极主动地引进和学习了许多国外最新管理理论，并将其应用于企业实践中，结合我国国有企业在改组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母子公司体制、主辅分离、职工安置等一系列特殊而又具体的问题，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如首钢的“投入产出总承包”，海尔的“日清日高管理法”，邯钢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法”等，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但总体来说，我国还处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阶段，缺乏中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
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市场经济道路，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科学的企业管理模式，创造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理论。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是我国经济多年来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积极吸收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不能不考虑我们所独有的国情、民情，使别人的好经验、好做法，能够在我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应该是源自于中国本土企业管理的历史和现实的理论。目前从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尚未形成中国企业管理的一般理论。其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应该是关注于中国自身的特点，由于金融体系、政企关系、产业组织、劳动力状况和劳动管理制度、生产过程控制的不同，中国的企业管理具有别于别国的特点。但是，目前，仍然鲜有强调中国特色的一般管理理论。随着近年来管理学研究的细分和专业化，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为企业管理提供理论支持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轨时期，如何搞好企业管理研究，改善和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是我国企业界和企业管理理论界面临的一大课题。
2.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任务
建国以来，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者仍不懈努力，为企业管理理论体系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当前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任务是：
（1）对我国管理理论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我国的企业管理研究发展到今天，凝聚了广大管理学家、企业管理人员众多的智能。如何将这些智能抽象出来，融纳到企业管理理论体系中，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和民族特性必然反映到我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我国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所创造出的许多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有许多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对其作理论上的总结，既是对我国企业管理事业的贡献，更是对企业管理理论的贡献。对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地概括和总结，为21世纪我国企业管理改革和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是我国企业管理学界的重要任务。
（2）作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管理问题具有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需要在理论上加以研究。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许多经济现象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生搬硬套西方的管理理论，在应用时必然脱离实际。因此，我们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必须站在中国的土壤上观察问题，采用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或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己任。
多年以来，国际范围内的企业管理研究一直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为中心，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偏颇。随着世界各国经济逐步实现一体化以及中国的崛起，中国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鉴于转轨国家企业管理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为此，我国必须着手全面研究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的企业管理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应成为近期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
长期以来，西方管理研究文献对我国的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中外企业管理环境的差别，在某些场合却往往被忽视。不同环境下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条件显然是不同的。所以，进行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在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同时，应当以我国企业所处的环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本国的问题。
（3）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出现必须考虑本土文化的特点，发掘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我国是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史。“重道”、“明德”、“修权”、“知止”、“行法”、“谋略”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现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经济取得了引起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因此，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以我为主”是指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学习借鉴外国经验，这应成为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博采众长，融合提炼”，就是要广泛研究各国在管理上的好经验和科学理论，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自成一家”是我们的目标，通过总结自己的和外来的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理论。
「参考文献
1.tompeters，Liberationmanagement，newYork：Knopf，1992.
2.StuartCrainer，themanagementCentury，SanFrancisco：Jossey-Bass，2000.
3.masakiHayashi，（2002），aHistoricalReviewofJapanesemanagementtheories：theSearchforaGeneraltheoryofJapanesemanagement，asianBusiness＆management.
4.查尔斯。汉迪：《非理性的时代：掌握未来的组织》，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5.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版。
6.陈佳贵主编，《企业管理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孙耀君主编：《西方管理思想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8.张兰霞：《新管理理论丛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企业管理研究论文篇2
关键词: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流程
管理原则和管理流程的创新能够创造持久的优势,使竞争地位发生巨大转变在过去的100年中,像品牌管理事业部制这样的管理创新,要比技术和产品创新更能创造持久的竞争优势事实证明,管理创新比其他任何类型的创新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使企业绩效迈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但奇怪的是,很少有企业会为持续的管理创新而精心打造出一个专门的流程①大多数企业都有一套关于产品创新的正规方法,许多企业还有探索前沿科技的研发团队近年来,为了提高速度和效率,几乎地球上所有的组织都系统地重新设计了自己的业务流程可令人不解的是,却鲜有企业或组织付出同样多的努力去进行最重要的那种创新:管理创新
人们可能会认为是卓越的产品杰出的员工和优秀的领导者这样一些因素使得通用电气(Generalelectric)杜邦(Dupont)宝洁(procter&Gamble)Visa国际以及Linux等组织出类拔萃但如果经过认真探究,就会发现这些公司的成功背后还有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管理创新在20世纪早期,通用电气完善了托马斯爱迪生(thomasedison)最著名的发明——工业研究实验室(industrialresearchlaboratory)通用电气将有序的管理原则引入了科学发现的无序流程,在接下来的50年里,它获得的专利比美国其他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多通用电气现在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那时的非凡成就杜邦公司于1903年率先开始进行投资回报率计算,从而在资本预算方法的发展中扮演了先锋角色几年之后,公司还开发出一种对公司众多产品部门的绩效进行比较的标准化方法诸如此类的创新使杜邦成为美国的工业巨头之一宝洁公司在包装商品行业的卓越表现源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时公司开始将品牌管理的方法正规化此后数十年,宝洁公司一直凭借早期在无形资产创造价值方面取得的成功稳步发展现在,宝洁公司的产品组合包括16个品牌,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Visa国际组织是世界上第一家“近似虚拟”(near—virtual)的公司,其成功要归因于组织创新20世纪70年代,Visa的各个发起银行在美国建立了一个联合机构,从而为世界上最家喻户晓的品牌奠定了基础今天,Visa成为全球性金融网络,连接着21000家金融机构和超过13亿的持卡人计算机操作系统Linux实施的“开源式开发”(opensourcedevelopment)是近年来管理创新领域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在诸如公共许可证和在线协作工具等其他创新的基础上,“开源式开发”已被证明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机制,可以吸引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个人加入开发行列,并对他们的工作加以协调这些案例表明,一项管理突破能给进行创新的公司带来强大的优势,并使行业的领导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相比之下,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带来的优势则往往较小
然而,并非每一项管理创新都会带来竞争优势任何形式的创新都遵循着一条“幂次法则”(powerlaw):有一个能够带来巨大竞争优势的真正激进的想法,就意味着有几十个意义不大的其他想法但这绝不是不去创新的借口创新始终是一个数字游戏,你做得越多,收获丰硕成果的可能性就越大管理创新可以定义为对传统管理原则流程和实践的明显背离,或者对传统的组织形式的背离,这种背离极大地改变了管理工作的方法简单地说,管理创新会改变管理者的做事方式在一家大型组织中,改变管理者工作方式的唯一途径就是重新设计控制其工作的各项流程诸如战略规划资本预算项目管理雇佣和晋升员工评估高管培训内部沟通以及知识管理等管理流程,就是将管理原则转化成日常管理实践的工具这些流程会确立对管理者的工作加以控制的方式和方法公司运营层面上的创新关注的是公司的业务流程,如采购物流客户支持等等,而管理创新则关注的是公司的管理流程
与其他类型的创新一样,管理创新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如何才能产生真正新颖的创意尽管创新没有什么简单而标准的办法,但是如果掌握了一定的成功要诀,你就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全新的原则非正统的思维非主流的智慧,这些能够提升人类创造力的“放大器”,无论对于管理创新还是其他类型的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大多数公司中,管理创新都是即兴而为,并且具有渐进性要想实现持续而大胆的管理突破,就必须有一个系统化的流程,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一摆脱传统理念的束缚
一般来说,人们对公司战略变革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变革必须从公司最高管理层开始,并且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在公司中实现变革从经验上说,这样的信念似乎非常正确,但作为一名管理创新者,必须能够将貌似正确的东西和绝对正确的东西区别开来诚然,几乎所有关于企业复兴的故事,讲述的都是新任首席执行管扮演了公司的救世主,扭转了公司乾坤的英雄壮举但是,这是世界上唯一可行的做法吗?为什么需要一次危机来激发深刻的变革呢?原因很简单,在大多数公司中,少数高层管理人员对公司战略方向的转变自始至终掌握着发言权所以,一个被传统束缚的管理团队,由于不愿意放弃昨天确定无疑的东西,可能会把整个组织适应未来发展的能力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所以,一般来说,公司是需要通过一场危机来激发深度改革的,但这种现象并非某种自然定律,而不过是政治权力分配“头重脚轻”的典型产物罢了
“首席执行官负责制定战略”的观点看起来合情合理,却可能促使公司员工相信他们无法影响到公司的战略方向或者改造公司的商业模式,因为他们只是战略的执行者,而非创造者然而,如果企业的目标是加快战略革新的步伐,或者是充分调动每位员工的想象力和激情,需要系统地广泛分担战略创新的责任,那么这种以首席执行官为中心制定战略的观点就应当受到挑战目前,公司的战略规划流程充满着精英主义色彩,赋予了高级管理人员过多的发言权,而牺牲了一线员工的新创意,这极大地限制了公司可供考虑的战略选择的数量解决有争议问题的最佳方法,不是强制推行对其他所有人都不利的某个观点,而是努力寻求一种能把各个相关方面的多种不同观点整合在一起的更高层次的解决方案作为一名管理创新者,必须有能力挑战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必须对每一个管理信条提出两个问题首先,这一信条是否对实现的终极目标有妨碍?其次,是否能够想象出与这一信条所反映的现实不符的其他情形吗?那种认为首席执行官是战略总设计师的传统观点,只不过是一个传统而已这个观点并非完全错误,但也非完全正确当人们以批判性的眼光来检验其他格言时,很可能会发现许多格言也是同样不可信的随着旧事物不再确信无疑,进行管理创新的空间就增大了
各种传统的管理思想往往在公司管理者的思维中根深蒂固,很难被人察觉,而且人们对这些思想奉若神明,不敢质疑然而,要充分了解新管理原则的威力,就必须摆脱过去的惯例对想象力的束缚虽然一些被人们坚信的某些东西可能在科学上已有定论,但大多数东西并非如此尽管承认这一点可能会让人感到很痛苦,但许多被视为管理智慧的东西只不过是伪装成不容争辩的真理而未遭到质疑的教条而已
二培育应对变革的能力
企业应对变革的能力是实现企业管理创新的保障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m.Christensen)的研究显示,影响商业组织变革能力的因素有三个:资源流程和价值观②尽管变革管理和流程再造理论认为,流程是可以改造的,但事实上,流程远不如资源那样灵活,适应性也要更差一些,而价值观就更是如此了所以,为了应对变革与创新,如果一个商业组织需要建立新的流程和价值观,管理者就必须开创一个新的组织空间,用来培育应对变革的能力做这件事的方式不外乎三种:第一,在公司内部建立一个新机构,建立新流程;第二,从现有组织中分拆出一个独立的组织,建立解决新问题所需的新流程和新价值观;第三,收购一个外部组织,其流程和价值观必须与新任务的要求高度匹配简言之,需要建设一个既独立又有根基的新增长平台部门,新增长平台部门既独立于又极大地依赖于企业的现有业务组织结构工作方式和相应的规章制度它必须有其独立性,因为新增长平台需要比普通业务部门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开发的成效,同时它还在培育能够使企业具备一种走出现有经营模式与组织文化的能力
建立新增长平台的机会存在于公司的实际或潜在能力组合未满足的客户需求和大环境的变化这三者的相交之处当企业发现一个新产品机会时,应该通过新平台的角度来审视它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这个创新还会带来一些我们不曾想到的产品服务或者其他业务这个创新使得进入新市场的速度加快,也使得企业获得了新的能力在变化日趋加快的世界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战略更新是保证你不失去竞争力的唯一途径,而在企业组织中无处不在挥之不去或前所未有的任何问题,都不大可能用从别人那里拿来的旧的管理原则来解决管理创新就意味着全新的问题就要求用全新的原则,要求采用能够揭示新方法的新的管理原则
三致力于解决重大的管理问题
问题越是重大,创新的机会就越大虽然重大的问题并不总是带来重大的突破,但细小的问题从来不会带来重大突破大约80年前,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motors)创造了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以便应对一个看上去非常棘手的问题:怎样理顺通用汽车下属子公司间庞杂的关系,这些子公司是公司总裁威廉杜兰德(williamC.Durant)通过收购而组织到一起来的杜兰德的继任者皮埃尔杜邦(pierreDupont)于1920年接手通用汽车后,要求他的一位高级副手小艾尔佛雷德斯隆(alfredp.Sloan,Jr.)协助他对通用汽车这个机能失调的帝国进行精兵简政斯隆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负责制定政策和实施财务控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按产品和品牌设立事业部,负责日常运营正是凭借这一管理创新,通用汽车才能充分利用它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1931年,在斯隆的领导下,通用汽车最终取代了福特汽车公司(Ford),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事业部制的实质是根据企业从事的行业,按产品地区客户来划分部门事业部在企业宏观(下转第83页)领导下拥有完全的经营自,实行独立核算,使大企业在内部获得小企业的活力我国的通信制造商中兴通讯就借鉴了事业部制的经验,实行的是“准事业部制”的组织管理制度与事业部制体制不同的是,中兴通讯的准事业部制不拥有完整的自主经营权,虽然产品事业部和营销事业部都有经营指标,但产品事业部不直接做销售,必须由营销事业部负责销售,而营销事业部只能销售产品事业部的产品这实际上决定了事业部的独立核算只能是“相对的”,各自获得的利润只能是“阶段性的”准事业部制是从传统的职能管理部门向事业部制过渡的中间性产物,由于向各事业部下放了决策权,使事业部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大为提高,使各事业部的经理层成为公司总体管理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为了最大程度地增加管理突破的可能性,需要从一个既有重要意义又使人振奋的问题入手要想解决重大管理问题,还必须具备不屈不挠和坚定不移的精神,以及丰富的想象力一些引导性的问题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力,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关注那些让公司一直左右为难的取舍问题来激发想象力人们总是有一种想超越这种似乎无法调和的取舍的欲望,而推动管理创新的往往就是这种强烈的欲望再如,你可以试着想一想你的公司在未来即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带来的突变将会要求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这样,你就可以发现一些你的公司应当在今天就开始应对的明天的问题,并去考虑一些目前公司力所不及,但经过你和管理团队的共同努力可以变为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于身处信息纷繁复杂的发达地区的人们而言,正确判断哪些信息应该予以关注或忽略,以及如何对自认为重要的信息进行组织与传播,已逐渐成为一种核心能力这种信息综合能力对于领导者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在决策中往往需要从整体上考虑各种复杂的因素,而且决策结果事关重大随着人们对信息综合的理解不断加深,将会有更多的领导者能够像达尔文那样,拨开挡住自己视线的层层灌木,看到一整片茂密的森林
注释:
①这里所指的流程是指组织成员互动协作沟通和决策的模式,组织成员通过这些模式将资源转化为价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
②按照克莱顿克里斯滕森的解释,价值观是指商业组织用于确定优先事项的标准,它通常关注两类价值观:第一种价值观与毛利率有关,也就是公司最低可以接受多高的利润率;第二种价值观涉及商业机会,也就是管理者认为一个商机必须达到多大规模才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企业管理研究论文篇3
关键词: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概念框架
全球化及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提出,向企业提出了改善安全管理的客观要求,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已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企业改善安全管理状况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提高安全管理能力,从而完善企业安全战略决策机制、优化安全资源配置、整合安全管理体系与政策,从而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学术界对企业安全问题的研究重点,经历了关注技术因素与关注人的因素两个阶段,现在已经向深层次的关注管理因素或组织因素的阶段转变(Sasou,1999;Varren,1998;王二平,1998),安全管理的相关研究正日益兴起。但国内外学术界对安全管理能力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研究时多使用安全系统效能(pope,Cresswell,1965;petersen,1996)、安全管理绩效(Steen,1996;oeCD,2003)、安全能力(马继业等,2005)等相关概念,对安全管理能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还没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识。概念的界定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一个清晰准确的概念,就无法准确地划分研究边界,无法促进研究的深入。为此,本文拟在对相关概念及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归纳的基础上,构建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概念框架。
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相关研究
安全与安全管理
安全泛指没有危险、不出事故的状态。韦氏大词典把“安全”定义为,没有伤害、损伤或危险,不存在危害或损害的威胁,或免除了危害、伤害或损失的威胁。即所谓的“无危则安全,无损则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即安全生产,是指免除引起个人伤害、疾病或死亡的状态;或是免除设备损坏或财产损失的状态;或者免除环境危害的状态。库尔曼(a.Kuhlmann)提出,安全科学最终目的是将应用现代技术引起的任何损害后果控制在绝对的最低限度内或者减少到可容许的限度内。总的说来,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是指由人、机物、环境构成的安全系统无伤害的状态,就可以称之为安全。
而安全管理作为安全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的起步较早。海因里希(H.w.Heinrich)在1929年就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当时安全管理思想和经验,但早期的安全管理等同于事故管理,安全管理主要是围绕着事故做文章,其效果有限。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专家学者开始从事故后管理开始向事故前的隐患管理转变。从表1所列出的一些专家的观点看,罗云把安全管理对象从事故系统拓展到安全系统,提出了事故预防的重要意义,但没有对安全管理实质进行解释;papadakis和陈宝智则把企业管理中管理的功能向安全管理进行了移植,强调安全管理是企业管理功能的一种,具有企业其它管理功能同等的属性,但他们的定义没有反映出安全管理的要素与特征;丹麦标准协会的简化定义,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危险管理,适于中小企业安全管理活动,不适于大型企业集团的安全管理。
对安全管理概念的界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简单的说明了安全管理的功能,它适用于一般的普通中小企业,海因里希、丹麦标准协会、崔政斌的定义倾向于这一类;另一类强调了对安全的系统管理,适用于大型高危险性企业,papadakis、罗云、陈宝智的定义倾向于这一类。本文倾向于采用后一种安全管理定义,即针对大型企业集团和高危险性企业的安全管理定义。
企业能力与企业管理能力
企业能力是当前企业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专题。以沃纳菲尔特(wenerfelt,1984)为代表的资源学派认为企业异质性资源构成了企业能力;哈默尔(1990)认为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巴顿(1992)提出企业能力的四种尺度,即知识与技能、技术系统、管理系统和价值与规范;王锡秋和席酋民(2002)认为,企业能力是企业所具有的、直接影响企业效率和效果的主观条件,是知识、结构和文化三个方面耦合的结果。这些专家的观点都是从企业基本属性的角度来理解企业能力,但都不十分全面。相比而言,德(Day,1999)对能力(capability)定义更全面:“能力是复杂的技能和累积知识的集合,通过组织程序得到锻炼,能够使企业协调行动,并充分利用它们的资产”。这个定义关注知识与技能,强调对知识与技能的累积形成了复杂的能力,对企业能力的内涵给出了较全面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即强调能力的技术属性,又强调了能力的管理属性,较为全面。
从企业能力的分类看,能力理论研究先驱克里斯蒂森把企业能力分为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国内外许多研究企业能力的专家学者也有类似的分类(史东明,2002;,2002)。学术界对技术能力的研究多集中技术创新、知识管理领域;对管理能力的研究刚刚兴起,研究领域并不集中,如mohsin(1999)的研究关注“动态技术管理能力”(dynamictech-managementcapability)、Chuang(2004)和Liu(2004)的研究关注“知识管理能力”(knowledgemanagementcapability)、Shi(2004)的研究关注于“全球会计管理能力”(globalaccountmanagementcapability)等。目前对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区分尚不明显。王锡秋和席酉民依据波特的价值链的思想,把企业能力分为基本能力与辅助能力,认为基本能力是企业完成基本活动的能力,辅助能力是企业进行辅助活动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理解,可以把技术能力理解为一种基础能力,把管理能力理解为一种辅助能力,它们都是构成企业竞争能力的基础,缺一不可。但必须指出,管理能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和技能,由可以言传的书本知识和不可以言传的经验知识有机结合而成,在不同的领域,可言传的书本知识和不可言传的经验知识所占的比重并不一致(见表2所示)。
企业安全管理能力
国内外学者直接针对安全管理能力的研究还未出现,已有的相关的研究主要有安全系统效能、安全管理绩效、安全能力等。国外学者的研究关注于安全系统效能的改善。pope和Cresswell(1980)提出通过安全管理来发现系统安全效能的差距,petersen(1996)、Steen(1996)和经合组织(2003)提出通过管理对系统安全效能进行改善。国内学者在安全管理的研究方面起步本来就比较晚,在安全管理能力方面的研究就更少,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安全系统的管理现状综合评价,如陈宝智(1999)关注整个人机环境的现状;徐德蜀等(2004)关注对管理体系中人的因素;马继业等(2005)从企业能力中的资源学派观点出发对安全能力做出了理论探索。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如表3所示。
总的来说,安全管理能力相关研究有两种取向:关注能力的静态特性——能力的构成要素;关注能力的动态特性——能力的动态提升。从“能力”的基本属性看,企业能力是累积的复杂技能和知识的集合,是一种把各种可得到资源“在行动上组合起来并引导它们为特定的生产目标服务”的整合能力,它理应同时包含静态和动态两种属性,应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加以考察。
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概念
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概念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安全管理能力首先是一种企业能力,具有企业能力的属性,是企业在对安全生产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知识与技能。安全管理能力是由企业掌控的资源决定,企业拥有的资源及其组合情况形成了不同的安全管理能力。企业安全管理能力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随着企业的成长而不断增长。此外,企业能力作为一种累积的知识与技能,知识与技能的难言属性(波兰尼,1998)使得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具有特异性和不可模仿性,构成了企业竞争能力的基础。
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概念的内涵
本文界定的安全管理能力概念如下: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是企业对由员工、设备、物料、制度、环境组成的安全系统进行协调控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一组知识与技能的集合,企业通过对安全系统的协调控制过程逐渐积累了能力,使企业安全系统性能达到最佳状态。
这个概念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安全管理能力的主体是作为组织而存在的企业,即安全管理能力是企业的一种基本属性;安全管理能力的载体是由员工、设备、物料、制度、环境所构成的企业安全系统,即安全管理能力是企业对安全系统进行协调控制中表现出来的,对其考察也应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安全管理能力是一组知识和技能的集合,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资源,具有动态属性,可以反映出企业安全管理现状;安全管理能力通过对安全系统的协调控制过程所构建,是在不断地动态形成的,具有动态属性,可以反映出企业安全管理的发展潜力。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安全管理能力概念的内涵。
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概念的外延
安全管理能力作为一种企业能力,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其内容各不相同。关注静态属性的研究,把注意力放在安全系统现状评价上,各个能力要素的设置上力求尽量要全面反映安全管理现状;关注动态属性的研究,把注意力放在安全系统效能的改善上。事实上,对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认识,不能仅仅关注于安全系统现状评价,也不能仅仅关注于安全系统的动态改善,而应当将两者相结合。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认为,应同时采用行为指标(activitiesindicators)与结果指标(outcomeindicators)来衡量安全系统管理效能,行为指标可以识别组织是否采取了降低风险的行动,而结果指标则识别组织采取的行动的后果。
本文认为,应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安全管理能力。一是安全系统构成因素的知识与技能的含量,即员工、设备、物料、制度、环境这五个构成因素的知识与技能情况;二是安全系统效能改善情况,即安全系统构成因素应当具有动态改善能力。前者关注管理结果,后者关注管理行为。从这两个角度可以构造出安全管理能力的内容。本文认为,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内容包括:增加员工安全知识与技能的能力、优化设备安全性能的能力、提高物料安全水平的能力、改善安全制度的能力、监测环境安全状况的能力。企业提高安全管理能力应综合考察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实现安全系统效能的综合性能的改善。
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研究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对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但一般采用安全检查表的形式进行安全管理现状评价,不能反映企业安全管理的发展潜力,而利用本文构造的安全管理能力的框架,可以弥补这样的差距。
提高安全管理能力对企业安全管理的影响体现在:首先,作为对安全系统进行管理的一组知识与技能的集合,通过提高安全管理能力,可以使企业明确安全管理政策的关注要点,为企业制定合理科学的安全战略提供决策借鉴;其次,通过提高安全管理能力,可以使企业提高对安全资源投入效率,实现企业以最小的安全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安全绩效,提高企业安全资源投入的优化配置水平;最后,目前企业面临各种各样的安全管理新体系与新制度,这些新的安全管理体系与管理制度,与原有管理体系与制度存在着一些功能重合与冲突。通过提高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可以新的安全管理新体系与新制度整合到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框架内,有利于企业整合资源,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结论
安全管理能力决定了企业安全管理水平。针对安全管理能力概念未清晰界定的理论研究缺憾,本文综合归纳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安全管理、企业能力及安全管理效能等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安全管理能力的概念与内容,并对安全管理能力研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通过研究发现,安全管理能力可以综合反映出企业安全管理现状和发展潜力,是企业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的关键。但本文对安全管理能力的增长路径并没有进行研究,这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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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研究论文篇4
关键词保险企业竞争力竞争力外部来源竞争力内部来源
1保险企业竞争力的外部来源
1.1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指特定市场中企业的数量、份额和规模上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形式，它反映产业组织竞争性质和垄断程度的基本要素。依据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市场结构必然会影响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从而也会影响到市场中各个主体的行为。各个市场主体的行为不同，他们的市场表现也是不同的，对各个主体竞争力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我国保险市场从人保一家市场主体发展到目前市场主体超过一百家，市场集中度明显下降，作为市场主体的各家保险企业的竞争力的变化是明显的。以人保为例，显而易见，在一家垄断和数家争鸣的市场下，它在我国保险市场上的竞争力明显是不同的，在独家垄断下，人保具有垄断的竞争力，而在寡头垄断下，人保的竞争力必然会有所变化。
1.2产业竞争程度
按照波特关于产业五种竞争力的分析，我们知道，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以及竞争对手的竞争这五种竞争作用力决定了一个产业的竞争程度，如果产业的五种竞争力较弱，这个行业一般就会有较高的产业利润率，那么产业中的主体（企业）也就相对有可观的利润，也就拥有一定的竞争力。我们知道，我国保险市场竞争程度不高，也就是说保险企业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润，短期内保险企业有着一定的竞争力。虽然，保险产业的竞争程度影响着保险企业的竞争力，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长期内竞争程度与保险企业的竞争力的相关关系仍不明确，这就又回到了经济学研究中有名的“两难境地”，即垄断程度越高，企业越能获得超额利润，但垄断会妨碍竞争，造成福利的损失。也就是说，竞争程度低，长期内企业是否会有竞争力，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这里举一个反例，在计算机操作系统行业中，windows系统和unix系统几乎垄断市场，与其他行业相比，竞争程度相对不高，但这并未妨碍拥有windows的微软创新并获取高额利润，毫无疑问，微软有很强的竞争力。
1.3产业政策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会以各种方式予以弥补并保障“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就会影响到市场主体行为，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对于保险业，第一，我国保险业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政府（或监管部门）还有着不可替代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作为金融业“四个支柱”之一的保险业事关重大的国计民生，而且技术上其特殊性，政府的监管不可避免。所以，保险产业政策对我国保险企业的竞争力培育非常重要。此外，如果把产业政策的变化理解为政府出于某种原因而作的制度变化或者说制度创新，那么制度变迁理论也可用来解释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4保险需求
我们知道，保险需求决定着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保险需求日益增加，保险企业的发展余地非常大，这样的市场有利于保险企业的竞争力的培育。
需要指出，保险企业竞争力的上述四个外部来源不是孤立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竞争程度休戚相关，而产业政策会影响市场结构和保险业竞争程度，反过来，市场结构和产业竞争程度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产业政策的发展。同样，保险需求的变化会影响保险产业政策的制定，而产业政策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保险需求。
2保险企业竞争力的内部来源
2.1制度安排
诺斯和戴维斯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利益机会的现成制度的变迁。诺斯认为，制度创新能给创新带来追加收入，产生这些追加收入的原因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如果新制度安排有最大的净现值（收益现值减成本现值减利息）且大于零，则就是所期望的创新安排。阿尔钦和德穆塞茨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他们认为，由于最终产出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无法进行准确地分解和观察，因此不可能按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去支付报酬，只就导致“偷懒问题”，即团队成员缺乏工作的积极性。为了减少这种规避行为，就必须让部分成员专门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而监督者必须占有剩余利益，否则他也缺乏监督的积极性。詹森和麦克林用“成本”概念认为“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让经营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的拥有者，可以降低甚至清除成本。委托——理论讨论的是如何解释委托者（股东/管理者）通过设计一项有激励意义的合约达到控制者（管理者/工人）的目的，以减少更广意义上的“偷懒问题”。无论团队生产理论，还是委托——理论，他们所提到的监督或者设计，就是企业（组织）的制度安排。
对于保险企业而言，确实也面临着委托问题，包括所有者（股东或者国家）与经营者间和管理者与员工间的成本。如果在制度安排上有所创新，以减少成本，必然有利于加强保险企业的绩效和竞争力的培育。
2.2人力资本
企业家和产出中投入的劳动力可以归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奈特指出，在不确定情况下，实施某种具体的经济活动成了生活的次要部分，首要的问题或功能是决定干什么以及如何去干，这首要的功能即企业家的功能。熊彼特提出，企业家为创新者，能够改革和革新生产的方式。而创新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舒尔茨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的观点。他指出，由教育、保健、人口流动等投资所形成的人的能力提高和生命周期的延长，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人的质量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在舒尔茨研究的基础上，贝克尔详细地讨论了在职培训问题，他指出，培训会降低现期收益并提高现期支出，但是，如果它可以大幅度提高未来的收益，或者大幅度降低未来的支出，企业就乐于提供这种培训，并不需要每个时期的支出等于工资，也不需要每个时期的收益等于最大可能的边际生产率，因为所有时期的支出与收益是相互关联的。
对于保险企业而言，人力资本对于竞争力的提高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管理者（企业家）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他们的作用至关重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员工作为人力资本的主要部分，他们的素质非常重要；第三，无论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他们在管理和工作实践中的提高和培训所带来的保险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也非常重要。
2.3非人力资本
有关非人力资本对于保险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可以从所有者权益和资产两个角度来看。抛开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金和公积，可以说他们是保险企业偿付能力的重要支撑基础，如果一个保险企业有充足的资本，他们的承保能力相应不低，就更有实力去分散风险，就能积聚更多的资金，就能更好地进行投资。资产方面，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无形资产（这里不考虑递延资产），一家保险企业如果有高的物质投入，合适的流动资金、强大的品牌效应，无疑其竞争力就会更强。
2.4管理
哈罗德和韦里克的经典教科书把管理定义为，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从管理的一般职能来看，管理可以从计划、组织、人事、领导、控制等方面发挥作用，提高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从保险企业特殊的经营环节来看，管理可以渗透于产品设计、营销、承保核保、防灾防损、再保险、理赔、资金运用等保险经营的各环节之中，以减少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保险企业竞争力。
2.5技术
保险技术是特殊的技术，它由许多学科综合而来，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其中尤以精算技术和风险管理技术为重。风险本身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作为经营风险的保险企业来讲，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为被保险人减少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而计算的依据就是精算。所以说，保险企业的精算技术成熟，就会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波动，在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同时，也会稳定保险人的经营，也有利于保险企业的竞争力培育。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壮大，风险管理技术和应用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型寿险产品、保险证券化和apt（非传统风险转移）也蓬勃发展起来，保险企业经营就更有稳定性。
2.6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指导企业经营和员工行为的价值体系和经营观念。彼得斯和沃特曼、帕斯卡尔和艾索斯、威廉·大内等研究发现，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和价值观对企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企业文化核心的价值观作用更大。D·法尼也认为，保险企业的决策受到保险企业的企业文化的强烈影响，企业文化在所有层次上对决策过程有着重要的作用。
2.7信息化
斯蒂格勒创造性地把信息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引入到对市场与价格行为的分析之中，从而把信息纳入到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方法之中。他认为，人们需要信息必然要搜寻信息，同时搜寻信息是有成本的，如花费时间等。
保险企业信息化的过程就是利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来改造企业业务流程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加强企业内部各项工作内容以及企业与外部客户之间的信息分享、协调和合作的过程。这样，信息化将对保险企业自身的业务过程和其周围的市场环境都发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信息化必然对保险企业的竞争力产生影响。
2.8保险产品
保险企业竞争力的好坏，最终必然会体现在保险产品身上。对于保险企业来说，如果他们不能很好的创造和销售保险产品，并因此不能获得应有的利润，他们的竞争力必然不强。如果保险产品销售得好，保险企业也能获得较好的预期利润，竞争力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提高。
同样，保险企业的上述内部来源之间也不是孤立的，他们在保险企业经营中共同起着作用，保险企业内部来源的最终附着物就是保险产品。
3结语
保险企业竞争力的外部来源和内部来源共同决定着保险企业的竞争力水平。保险企业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一方面受到市场结构、产业竞争程度、产业政策和保险需求等竞争力外部来源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保险企业制度安排、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管理、技术、企业文化、信息化和保险产品等竞争力内部来源状况。既然，与内部来源相比，保险企业更难以把握竞争力外部来源，那么，保险企业应该主要从竞争力内部来源着手来提高自身竞争力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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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法尼.保险企业管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企业管理研究论文篇5
美国和日本企业管理体制之间的差异一直是学者和企业家们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这两种管理模式形成和存在的根源在于两国不同的文化。由于两国的文化是不可移植的，因而两国的管理体制相互之间也是不可能移植的。沿用到中国，由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应该发展具有自己特殊的管理理论，而不是用西方的管理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践。另一派学者认为，不存在任何两种分裂的管理理论，世界各国的管理理论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日本的管理实践是在五六十年代学习美国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日本的管理体制不能说完全是由日本文化决定的，只能说是在本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融合了美国的管理经验，是美国模式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企业也越来越注重学习日本的管理经验。如今，日本管理体制中的团队管理、员工参与、及时生产等管理方式也在美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因此，日本和美国的管理体制并不是两种不同的封闭的体系，而是同一体系下不同的发展模式，因而可以用统一的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目前，关于美日企业比较体制更多的是描述性研究，缺乏在统一理论框架下的严谨理论分析。本文运用知识和决策权匹配理论，认为美日管理体制差异的核心在于知识在组织中不同的分布状态，以及导致的相应的决策权分布差异。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美日两国形成不同管理模式的原因，以及不同模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一、知识和决策权在组织中的分布关系
1．知识与决策权的匹配关系知识和决策权在美日两种不同管理模式中的分布差异一直是理论和实践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日本管理模式中的质量圈、参与管理等管理方式都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将企业的部分决策权下放到基层员工。而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管理模式则强调职业管理者的专业决策，通过决策和行动活动的分离，将决策权控制在职业经理人手中。为什么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下会形成不同的决策权分布体系呢？Hayek(1945)，Jensen和meckling(1992)等人的研究表明，决策权在组织中的分布情况主要取决于组织以通用知识还是专门知识为战略重点，以及知识如何分布在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中。Hayek(1945)首先明确提出了经济效率取决于决策权威和对于决策起支撑作用的知识之间的匹配关系。他将知识分为科学知识和与特定地点和时间相关联的知识两种。人们一般认为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而实际上市场经济中的大部分知识表现为与特定时间和地点相关联的知识。与特定地点和时间相关联的知识本质上不能进入统计，并很难以统计的形式传送到任何集中的权威那里，因而决策者根本不会获得有关特定时间与地点环境的知识。由于市场经济中大多数知识是无法传递的，因而保证知识和决策权匹配的惟一方法是进行决策权的分解，采用分权的方式，由各个生产组织单独决策。Jensen和meckling(1992)进一步认为“尽管有关特定时空环境的知识不能被概括成统计数字，但它们却能被传送到决策机构中的其他位置。问题不在于知识能否被转移，而是以多大的代价转移以及是否值得转移”。由于组织的效率取决于知识与决策权的匹配，当知识与决策权不匹配或者知识对于决策权有价值时，保证两者的结合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将知识传递给有决策权的人，另一种是把决策权传递给拥有相关知识的人。一方面将知识传递给具有决策权的人的过程中，面临着由于劣质信息而导致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将决策权分配给组织中拥有相关的较多专门知识的人时，面临着由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成本。一般来说，随着集权程度的增加，信息成本增大，委托成本的减少，分权程度增加，信息成本减少，成本增加。组织总成本是劣质信息导致的成本与目标不相容导致的成本之和，组织设计过程也就是信息成本与成本之间的权衡过程。在图1中，用曲线表示的由于缺乏信息引起的信息成本，在权力完全集中的时候较高，随着权力在等级体系中向具有较多相关知识的位置分散时下降。由于目标不一致引起的成本，在决策权集中时较低，随着决策权的分散相应增加。组织总成本是由缺乏信息引起的成本和与目标不相容引起的成本之和。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将决策权转让给某个层次上的人，使得缺乏信息引起的成本和由目标不一致引起的总组织成本之和最小。
2．知识的分布决定了决策权的分布詹森、麦克林的模型为我们理解知识和决策权在组织中的分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准。如果企业的成本大于信息成本，那么采取集权方式较好，相反，则应该采取分权方式较好。企业决策权的集中和分散意味着企业是优先考虑成本还是知识的利用。如果我们将企业充分利用员工拥有的知识进行生产作为企业的生产属性，而企业有效降低成本，进行统一决策作为企业的交易属性，现代企业理论过于强调了企业的交易属性，而忽略了企业的生产属性，造成了企业的本质仿佛只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采取更长的委托链条和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这不是导致了协调成本很高吗？如果企业纯粹为了节约委托费用，可以采取最为简单的直接监控式管理方式。惟一可以解释企业结构复杂的理由在于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信息成本大于成本，企业的首要目的不是在于节约，而是在于生产(程德俊、孔继红，2002)。知识和资源应该成为解释企业成长和具有竞争优势的基础，而不是企业节约成本的多少。很多企业将决策权下放，虽然导致了较多的成本，但是同时带来的收益是更多地节约了知识传递导致的信息成本，充分利用了员工具有的知识。现代企业生产的首要目的是充分利用每位员工掌握的知识和信息，这是企业利润的来源。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充分利用经济系统中的知识是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Hayek，1945)。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信息成本大于成本，因而知识在企业内部的原始分布往往就决定了决策权在企业中的分布(程德俊，陶向南，2001)。知识的内部分布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通用知识和专用知识。通用知识一般包括科学知识、产品生产技术、能编码的产品和市场信息等。而专用性知识一般包括员工掌握的与特定时间、地点相关联的知识(Hayek，1945)、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改进的知识、员工操作和实践的默会知识(michaelpolanyi，1962)、与特定企业和岗位相关联的知识(青木昌彦，2001)等。通用知识能够以较低成本转移、并且容易表达(Know—what)，因而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手段掌握。专用知识难以进行转移，难以通过语言和文字表达(Know—How)，因而一般掌握在员工手中。为了充分组织成员拥有的知识，我们必须要按照知识的分布来决定决策权的分布。以通用知识为主的企业决策权往往掌握在管理人员手中，而以专用知识为主的企业一般采取分权的管理方式。
二、美日企业管理体系中知识分布的差异
按照知识和决策权匹配理论，美日企业管理体制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强调的是不同的知识类型。美国企业强调的是通用知识，而日本企业强调的是专用知识。正是由于美日两种管理模式强调不同的知识类型，而导致了决策权在美日企业中的不同分布状况。
1．美国模式中的“通用知识”及其外部劳动力市场
从泰罗到西蒙，西方传统管理体系一直把组织当作为一种信息处理的机器，知识在组织中往往就是以一种能够明确表述的，可以自由移动的形式存在。长期以来，西方的管理理论都隐含着对知识存在两种典型的比喻，即“符号的记录”与“知识专家”。前者指知识在企业主要是分布在各种文件、档案、技术资料中，后者指企业中仿佛存在一个“总工程师”掌握企业的所有知识。根据这一观点，只有正式的、系统化的数据、程序等才是惟一有用的知识(纳尔森、温特，1983)。为了增加企业内部的通用知识储量，美国企业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在培养和提高员工人力资本中的作用。很多企业倾向于在商学院中招收mBa学生，并且不断聘请外部专家进行培训。另外，各种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如tQm、mBo等很容易在美国企业中流行也证明了美国管理模式非常重视通用知识和标准化管理。
西方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中强调通用知识与完善的外部劳动力市场有关。在美国20世纪初兴起的科学革命浪潮就主张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工作进行研究，将工作中员工掌握的知识规范化。泰罗(1911)认为，科学管理的实质在于“用科学的研究和知识来代替旧式的个人批判和个人意见，否则谈不上科学管理，管理人员的第一项责任，就是由管理人员把过去通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大量传统知识、技能集中起来。管理人员主动地把这些传统经验收集起来，记录下来编成表格，然后将他们概括为规律和守则，有时甚至将他们概括为数学公式，尔后在全厂人中推行”。在西方企业中，由于强调规范的管理方法，每个同样的工作在不同企业中的职能都是一样的。也正是由于不同企业中同样岗位的职能相似，因此同一岗位员工的知识和技能往往也是标准的。员工离开一家企业以后，还可以在另外一家企业中寻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说，单个企业之所以重视通用知识和标准化管理是与其发达的外部劳动力相关的。如果没有外部发达的劳动力市场，企业很难招聘到合适的员工。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如果单个企业采取模糊工作设计和重视专门知识的管理模式，那么该企业无疑会面临人员培训成本较高，人员招聘难等困难。aoki(2001)将企业主体属性与外部劳动力市场属性的这种相互匹配关系称为“耦合”关系。
2．日本模式中的专用知识及其内部劳动力市场
ikujirononaka(1991)认为，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的日本对知识存在着另一种理解，即知识创新不是简单地“处理”客观信息，而是发掘员工头脑中潜在的想法、直觉和灵感，并综合起来加以运用。在许多日本企业中，对待知识的方式往往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见解，即企业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在企业中，知识创新不是研发、营销或战略规划部门专有的活动，而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生存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人人都是知识的创造者。可以说，日本的管理者在从大学毕业以后，掌握的管理知识远远不能胜任。他需要在企业中工作和学习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走上管理岗位。同时，也由于企业员工在我的知识往往是与企业的背景相关联的知识，因此这样的知识在别的企业中价值将会大大缩水，因此日本企业重视的是专用知识而不是通用型知识。
日本企业重视专用知识的管理模式是与其发达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实际上，“几乎企业内部每一种工作都包含一定的专有技能，甚至连最简单的看守工作，只要熟悉工作场所的实际环境也能对这类工作有促进。熟悉操作设备的具体要领，对标准机械的日常运转显然也有重要的帮助。在某些情况中，工人能够根据机器设备的声音和气味的轻微变化觉察到问题并诊断出问题的来源，并且，在某些生产和管理工作中还包含有团队因素，一项重要的技能是和团队成员进行有效合作的能力。这一能力依赖于员工的交往技能，并且离开这一团队还需要重新建立和学习这一技能，因此个人的这种技能是专有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团队中进行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永远不会和另外一个团队所需要的技能非常相似”(Doeringer&piore，1971)。日本企业非常强调发展与公司相关联的专用知识。他们一般广泛采取工作轮换和工作扩大化制度，让操作工人能够有机会了解销售部门的知识，而开发人员也能够了解生产部门的知识。工作轮换制度不仅使得员工与员工之间发展了相互的人际交往能力，有利于企业内部的横向沟通。另外一个方面，员工能够有更多机会发展多方面的技能，而这样的专用知识只是对本企业产生价值。当员工一旦离开该企业则专有知识的价值就会发生很大的缩水。当然，专有知识的发展是以企业完善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保证。一方面这可以激励员工发展专用人力资本，通过企业内部的提升得到应有的报酬。另外，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不发达使得掌握企业专用知识的员工减少了流动的机会，降低了企业投资专有知识的风险。
三、知识分布导致的美日企业决策权分布差异
根据知识和决策权理论，知识在组织中的分布状态决定了组织的集权和分权。美国企业强调通用知识的开发和利用，而导致了其集权式的管理模式。由于通用知识能够在企业内部和市场低成本的转移，因而管理人员能够通过工作分析、管理信息系统等方式将其集中于管理者手中。这样管理者掌握了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就能够将决策权集中于自己的手中。相反，日本企业强调专用知识的开发和利用。专用知识一般为企业的每个员工所掌握，因而管理者很难将这样的知识通过从下往上的方式集中于自己的手中，因而为了充分利用专有知识，企业必须将决策权下放至员工。由于美日企业利用的知识类型不一致，因而决策权在组织内部的分配状况也会出现不一致。可以说，美国企业的集权化规范管理的关键原因在于利用通用知识，而日本企业的分散化管理在于利用专用知识。具体而言，美日企业由于知识类型和分布不同而导致的决策权分布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规范和模糊的岗位设计
组织设计至少需要考虑下面两个因素：(1)员工完成工作任务内容的多少，以及由此带来的员工形成专门知识的多少；(2)如何向员工有效地授予决策权以保证工作的完成。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组织中，由于员工拥有的专门知识通常都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因此管理者对工作的划分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下属拥有专门知识的多少。宽泛的工作任务设计导致员工拥有多样而广泛的知识，这样形成了组织的分权体制。相反，规范的工作设计导致形成企业狭窄而集中的知识分布，这样就导致了组织的集权体制。因此，狭窄而规范的工作内容往往对应于有限的决策权匹配，而宽泛的工作内容往往对应于较多的决策权匹配。美国企业通常对职位采取规范的工作分析和设置模式，因此学校的规范化教育和公司的培训能够提供员工适应工作的大部分知识和能力。同时由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工作设计模式是类似的，因此员工在工作中形成的知识能力具有通用性，能够在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相反，日本企业更多地强调在职培训和工作轮换制度。通过员工的在岗学习，员工能够培养更多的针对于本企业的特殊能力(赵曙明，1998)。例如，日本企业经常通过工作轮换培养员工之间、员工和顾客之间的人际关系，而这样的关系资本只对特定企业具有价值，一旦员工离开该企业则该人力资本的价值便急剧下降。日本企业非规范的、模糊的工作设计导致员工的流动性减弱，具有更多的岗位决策权。
2．专业化管理与员工参与式管理
企业内部不同的雇佣关系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其不同知识和技能分布的影响(williamsonetc．，1975)。在美国管理模式中，专业化管理是其重要的特征。美国管理模式强调规范的工作设计，因而员工通过专业化形成的往往是规范而狭窄的工作知识。员工只对本工作范围以内狭窄的工作职责负责，因而管理人员能够很容易收集和了解下层员工手中掌握的知识，从而对下属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为了有效地监督下属，上级管理者一般是由下级管理者晋升而来。由于专业化分工较明确，岗位与岗位之间的职能划分非常清楚，而管理人员又通常是本领域的专家，因而例外决策的权力一般掌握在管理人员手中，员工一般只从事简单的例行决策。传统的职能制管理方式在美国管理模式中具有核心位置，因为职能部门通过行使决策权对员工的工作进行指导，而员工只是职能部门行使权利的工具。相反，在日本的管理模式中，员工的工作划分是非常模糊的。很多员工往往一身兼有数职，因而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上级对员工进行监督。由于员工的工作划分模糊，因而员工在工作中往往是通过干中学形成的专用知识。对于这样的知识和信息，上级管理者很难了解或者将它转移到自己手中，因而管理者很难对它进行控制。在日本的管理模式中，由于每个员工都具有大量的专用知识和信息，管理者不得不将大量的例外决策权下放至员工。由于员工能够根据自己所在的情景做出相应的决策，因而员工的参与在日本管理中具有关键的作用。管理者的角色也相应地从控制转变为指导。例如，在美国的生产管理中，工作的惟一权力就是根据生产计划、流程和规范进行生产。而在日本质量圈的管理模式中，员工同时兼有生产和维修机器的责任。员工能够根据生产情况，调整生产计划，改进生产流程，改进机器设备(青木昌彦，2001)。
3．纵向信息沟通与横向信息沟通
在美国企业中，由于主要实行的是专业化管理，企业内部的沟通方式主要实行的是部门内部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沟通，以及专业人员之间的沟通。同时由于专业人员之间没有进行工作轮换和企业背景培训，跨部门和跨专业之间的沟通往往需要通过管理人员来进行。在美国企业中我们可以看到通常设立了很强的计划和协调部门来进行跨部门和跨专业人员之间的协调。因此，美国企业的信息沟通途径主要是部门内部以纵向沟通为主。而一旦出现部门之间的协调则主要通过部门领导之间的沟通、企业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美国企业中设立的各种委员会来进行。在基层和一般员工之间，由于过于强调发展专业知识而不是企业背景知识，因而一般员工层面上的横向沟通不多。相反，日本企业非常强调员工通过干中学形成的专用知识和背景知识。专用知识更多的是与特定的时间、地点相联系，管理者难以收集这样的知识和信息，为了有效制定决策，管理者通常需要将一定的决策权下放到每个员工手中，通过员工与员工之间直接的横向信息沟通来进行协调。为了培训员工横向沟通的能力，发展员工的专门知识，因而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岗位轮换，并且通过稳定雇佣制度鼓励员工发展企业的专门知识。例如，在日本管理中，如果机器出现故障，工人有权力和责任暂停生产线，并且直接和维修工人一起进行机器设备的维修。而在美国管理中，生产工人和维修工人的责任完全独立分明。一旦机器出现了问题，那么生产工人通常需要向班组长汇报，班组长然后再与维修工人的班组长协调，进行机器设备的维修。因此，日本模式中通常以发展工人的背景知识为基础，直接将协调的责任下放在工人身上。而美国模式中，通常强调专业人员沟通，而将协调的责任归结为管理人员。青木昌彦(1988)将美国和日本不同的信息沟通方式归纳为纵向信息结构和横向信息结构。
四、两种模式的适用条件
美日两种管理模式作为两种典型的管理模式，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学者对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研究的深入，美国企业与日本企业的差别已经在急剧缩小。现在日本管理模式中的典型代表，如团队生产、质量管理、及时生产等已经在大多数美国企业中应用。因此说，现实中美国和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日益处于一种融合的阶段。如果我们将两种管理模式放置于更一般的理论框架中，我们便会发现即使在同一文化中如美国，也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有的美国企业重视专门知识的应用，而有的企业重视一般知识的应用。从理论分析的角度，以通用知识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和以专门知识为主的模式各有其特点，没有绝对的优劣性。我们惟一的研究目的只是在于寻找出不同模式的不同特点和相应的适用范围。
1．环境变化程度
以通用知识为主的管理模式在企业内部具有明确的工作分工和岗位设计。其需要的人力资源一般都是标准化的，因此可以通过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获取。其员工的人力资源开发成本主要是由员工自己来承担，因而员工的流动率也较高，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较低。这样的管理模式主要适用于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的企业。企业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人员雇佣，降低雇佣成本。另外，人员的高流动能够保持企业内部的知识和技术更新。相反，外部环境变化较平缓的企业则应该采取以专门知识为主的管理模式。例如，在环境快速变化的信息产业，美国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经营环境相对成熟稳定的汽车行业中，日本企业则占据了主导地位。
2．行业特征
如果我们将整个产业笼统分为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的话，在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中通常采取的管理方式也是不一致的。在传统行业中，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降低产品韵成本和提高产品的质量，而这需要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降低存货水平，发展员工的多种技能，采取稳定雇佣等。这样的企业一般采用质量圈、员工参与、模糊工作定义为代表的日本式管理。而在新兴行业中，知识的快速更新导致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信息流动加快，人员的流动率加快。这时，企业发展通用知识能够保证其参与到市场合作分工中去，并且获取市场的人才。企业采取美国式的专业式管理一方面可以保证企业具有很强的战略灵活性，另外可以维持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分工。90年代美国在高科技行业中的崛起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其管理模式。
3．外部劳动力市场
对于某一企业而言，两种管理模式之间没有绝对的优劣性，企业采取何种管理模式还受到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很大影响。在一个大多数企业采取日本式管理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如果不采取相同的管理模式则很难生存。这时，企业标准化的工作设计很难招聘到合适的人才。其他企业的稳定雇佣政策，也会使得企业的人才流失非常严重。相反，在一个美国式管理占主导趋势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中，日本管理也难以生存。这种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耦合性使得同一国家或地区中企业与企业的管理制度之间具有趋同性，而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企业制度具有差异性。
五、结论
改革开放的初期，以专用知识和合作为特征的日本模式如日中天。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以通用知识和市场竞争为特征的美国模式日益占据上风。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一直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Boisot&Child(1996)认为，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过程就是信息的编码和扩散过程。传统的采邑制度表现为知识的高度专有化，且往往在少数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之间流动。这在中国传统的老字号和民族企业中可以得到体现。这种采邑制度可以沿着两条方向进行改革。一条是以通用知识为基础的高度扩散的市场和层级制，即美国管理模式。另一条是以专用知识为基础的，依靠集体主义和共同价值观扩散知识的宗法制，即日本的管理模式。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过程主要采取的是第二种制度，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国家对大型企业的控制权，在核心企业之间建立联盟，维持竞争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等。这在一些传统行业，如汽车、石化、机械中尤其得到体现。另外，在一些新兴行业中，国家又在鼓励采取美国式的完全竞争的管理模式，这在it产业中得到体现。按照上文的分析框架，这符合环境、技术和劳动力市场对知识和决策权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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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研究论文篇6
关键词：信任机制家族企业泛家族文化
一、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
弗兰西斯·福山认为，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人类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社会性群体，而信任是社会黏合的前提。大量的文献研究己充分显示，企业成长受到所处社会的整体信任结构的影响。福山认为，经济活动代表了社会生活中极为关键的一环，同时也和许多规范、规则、道德义务和其他习惯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社会的样貌。如果缺乏社团意识，人们对于唾手可得的经济机会只能望之兴叹，无法加以利用。萧(haw，R.B.)指出，组织成员间的信任大大提高了变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信任将提高人们抛弃过去实践并赞同新的方法的可能性。信任是一种资源，它以共同资产的形式存在，运用得当则可获得巨大竞争优势。
信誉或信任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任何交换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没有起码的信任就不可能发生交换。即使发生了交换，也会把大量宝贵的资源用于防范风险。没有信任就会产生机会主义，产生交易成本。
家族企业以血缘、亲缘为组织纽带，通过家长权威、亲情主义等传统家族伦理的自发作用，形成的类似家族伦理中的等级结构，借此来规范和协调企业内部各种关系。这就使得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家族企业信任模式的非正式性。家族企业成员之间的交易属于人格化、半人格化交易，没有发展到现代科层组织的非人格化交易，企业缺乏正式信任及其实施机制。企业成员之间的正式契约以及企业正式规章制度不存在或不完善，对人际关系的协调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家族伦理道德在规范人们行为中起了主导作用。
第二，家族企业信任是一种特殊主义信任。在家族企业中，维持组织生存及其效能的重要因素是信任的有限性或者说是对外人的不信任。如雷丁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这是一种体现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即费孝通提出的著名的“差序结构”：一个差序结构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构成的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推出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以自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愈推愈远，愈推愈薄”。
这种信任格局最简单的就是两分法，自己为圆心把所有人都划分为两类：内圈是自己人，外圈是外人。人们对自己人往往绝对信任，对外人则缺乏基本信任。在这种信任模式中，信任资源往往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一旦突破家族、邻里范围，信任资源便严重不足，需要付出更大的交易成本。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的相容困难，缘于家族企业对家族外的外人很难相信。实际上，企业家族化经营是对市场调节能力不强等多种市场不完备因素的一种反应。
二、信任与家族企业的规模扩张
在家族企业初创阶段，家族成员将家族的情感关系渗透到工作中，内部忠诚信任关系和家族伦理约束成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组织资源。家族伦理有效调节内部各种关系，简化了企业监督与激励机制；非正式信任减少了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使企业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各种资源；企业在选择外部交易对象时，也尽量利用信任程度高的私人关系，大大降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竞争的加剧都导致家族企业对技术、规模等的强烈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家族信任机制对家族企业的影响是致命的。
1.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信任逐渐失效
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家族成员的劣根性逐渐萌生，忠诚度递减，彼此维系的亲情日益脆弱。家族主义温柔的面纱终究敌不过金钱与利益，一些小事也可能成为利益冲突的导火线。父子反目、兄弟分家、夫妻离异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温州目前不少家族企业分化瓦解，企业内耗严重，“一代创业，二代守业，三代衰亡”的现象难以避免。
2.特殊主义信任阻碍了经理阶层管理专家进入企业，妨碍了企业人才结构合理化
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国，“几乎一切超出个体经济范围的有组织的经济实体，都建立在现实的或模仿的宗族化的基础上。”“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而新教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将商业信任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伦理品质的基础上。”韦伯指出，中国人只信赖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其信任行为属于特殊信任，这与基督教文明中人们普遍的信任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家族企业，其信任具有有限性或者说是对外人的不信任。这是一种体现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在家族企业扩张过程中，需要管理协调的层次日益增多，家族成员往往无法胜任专业化管理，企业迫切需要专业管理阶层管理企业。但由于创业家族对“外姓人”的低信任度，严重阻碍了社会人才，特别是高层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随着时间推移，三缘包括亲缘、地缘、血缘关系成了困扰家族企业发展最大的问题。即使在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集团，董事长自己抓营销，也不愿把营销决策的权利交给专家团。
3.家族信任机制能促进“人合”却无法促进“资合”
中国家族企业以血缘、亲情为基础，所发生的关系是一对一的特殊关系。这种以特殊关系建立企业的方式，阻碍了资本最大限度、最大优势的组合,从而在规模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以温州为例，温州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几百亿元的巨额资本，但这些资本却难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大量地集合，而是演变为冲击全国市场的炒楼、炒煤的商业游资，其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三、信任关系的发展与家族企业变革
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中论述了1840年～1940年这一百年里，美国企业如何由家族管理演变成现代管理的。他发现，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企业仍然是采取家族经营的小规模企业，这个时期是正式信任严重缺乏的时期，业主宁可挑选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熟悉人充当人。因此,美国社会并非一直就是高信任度的社会。根据祖克尔对同一时期美国的信任模式变化的研究，发现这时由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人口流动、信任的缺失，加剧了企业组织的不稳定，社会对正式信任资本的需求十分强烈。随着专业资格制度的推广、规章和立法的加强、理性化的科层组织的发展，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正式信任机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随着正式信任制度的推广，美国家族企业演变为现代经理式企业。
中国家族企业的信任演化，据笔者的研究，有二条方向：第一，家族企业的家族信任扩展；第二，家族信任体系中，正式信任制度的逐步进入。
1.家族信任扩展
值得指出的是，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是富有弹性的。依照费孝通著名的“差序结构”,“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家里的”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何梦笔和陈吉元共同主持的项目研究也发现，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与适应市场需要而建立的各种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的利益关系,能够耦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文化基因就是泛家族主义。
泛家族主义对家族主义文化的改造在于：对于家族成员的认定不再只是局限具有血亲关系的狭义的家族圈子内，而是扩展到以“五缘文化”为基础来认定，即所谓的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换言之，指以宗族亲戚、邻里乡党、、同行同学和物质媒介等为五根纽带结合成的社会人际关系。一些规模较大的创业家族严格限制家庭和家族成员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用人，导致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的突破，打破了家族的垄断。然而，但这一突破是有限度的，它并不能解决家族企业发展面临的所有问题。
企业对外部资源尤其是外部人力资源归根到底难以形成真正的信任，企业对外部人力资源的使用往往是建立在个人关系、个人友谊的基础之上，没有制度的保证。一旦这种个人关系出现裂痕，对外部人力资源的使用可能便告终止，从而导致家族企业出现不稳定。
2.正式信任制度的建设
历史上，正式信任制度的建设对古典家族企业演变为现代经理式企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大规模的分工合作，离开了正式信任的支持，是不可能扩展到家族、血缘范围以外的。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家族企业将信任完全扩展到家族成员以外，以突破家族制管理模式。
正式信任制度的建设包括企业须在以下几个关键要素上进行重大改革：(1)在经营理念上，改变任人唯亲，以解决家族亲情与企业经营的矛盾；(2)在产权问题上，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3)在决策问题上，要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是企业主导型的，但是政府可以发挥集体企业家的作用。政府决定企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速度。政府应当从整体战略角度培育社会资本，推动非正式信任向正式信任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第一，形成通畅的信息传导机制，使公民、企业、政府的守信状况为公众及时了解，建立经理人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市场竞争对经理人的无形约束，加大经理人的败德成本，最终减少民营企业扩张中的组织费用；第二，建立完善的司法体系与执法体系，有效解决契约中出现的各种纠纷，弱化关系运作等非正式信任；第三，要建立完备的产权制度，设立统一的法律，有效保护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各种财产权；第四，完善专业资格认证制度，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参考文献:
[1](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2](美)萧(haw，R.B.)著王振译:信任的力量.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第25页
[3]李新春:信任、忠诚与家族主义困境.新经济,2005年第5期
[4]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企业管理研究论文篇7
【关键词】新汇制；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
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标志着我国的汇率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弹性已逐步显现。总体上来看，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呈现小幅上扬态势，对欧元汇率略有下跌。2008年我国将会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波幅将进一步加大。对于从事涉外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来说，汇率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企业的决策难度，对企业的长期经营战略产生影响，由此带来的潜在市场风险不容低估。
一、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汇改后，一些涉外企业已经认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开始寻求规避风险的措施，但整体来说，涉外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
（一）涉外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不足，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管理人员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度决定着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汇率风险仍然是一个陌生的问题。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企业经营管理者对汇率风险了解甚少，面对新的汇率机制下日益显现的汇率风险，大部分企业显得束手无策。
金融衍生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很多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认知存在误区，缺乏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不愿意为防范汇率风险支付成本，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风险的积极性不高。还有些企业则把金融衍生工具当作一种赢利手段，以投机为目的，期望取得高额利润，反而把自己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由于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认识不足，缺乏汇率风险管理的知识和技巧，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所面临的汇率风险。
（二）可供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较少，涉外企业防范风险的途径有限
现阶段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虽说各大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了许多创新型的避险工具，但与发达国家相比，金融衍生工具仍然较少，加上很多套期保值的工具在基层金融机构还没有全面开办，可供企业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的种类仍然偏少，而且订价不合理，导致避险成本过高。对于一般的涉外企业而言，利用金融衍生产品来避险防范外汇风险的途径非常有限。会计论文
（三）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难以取得定价主动权
涉外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方法大多需要通过谈判在合同中规定，目前大部分出口企业生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优势，因此在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难以取得主动权，无法通过协议让对方分担风险，给企业经营带来困难，有的企业甚至放弃了交易。
二、我国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涉外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受到国家外汇管理制度的约束
中国是实行较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国际上许多成功外汇风险管理战略和方法应用于我国推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汇管理政策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审批内容和环节过多，收费过高，企业疲于应付，无法及时有效地抓住有利时机规避风险，甚至导致企业错过有利的结售汇时机；二是人民币只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企业不能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汇率风险；三是现行办法规定大多数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必须以真实交易为背景。这种实需原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使用衍生产品的灵活性。
（二）商业银行金融服务配套机制跟不上，金融产品定价不合理
受传统观念影响，商业银行整体的汇率风险管理及规避机制尚未形成，金融服务配套机制不完善。近年来，虽说银行非常重视衍生产品的开发，但是对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问题警示不够，对金融衍生产品宣传和培训不力，大多数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了解银行的避险工具，难以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这是造成企业缺乏风险意识、避险的知识和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金融衍生产品定价机制还存在不合理性，定价普遍过高。大多数企业利用贸易融资来提前收汇结汇，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汇率风险，却要支付较高的手续费和保险费等，难以完全享受到避险保值的好处。不少企业认为金融衍生产品不太适应用于进出口业务量较小的中小企业。
（三）涉外企业缺乏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
涉外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较弱还在于缺乏具有外汇风险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很多企业在实际经营中，涉及外汇的业务一般是由财务部门兼管，只有少数企业在组织机构上设置专门的外汇风险管理部门或人员。由于财务人员不具备专门的汇率风险知识和技能，无法从企业战略的高度出发，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利用有效的手段对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进行防范。即使企业能够使用金融手段来防范汇率风险，因为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汇率风险进行统一管理，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无法对企业面临的各种汇率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更谈不上对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测量和管理，绝大部分企业只是单独地使用金融工具，没有从整体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构架，往往会失去在交易前防范汇率风险的最佳时机，很难完全规避风险或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三、涉外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途径
汇改后，国家进一步放宽了外汇管理政策，但在短期时间内，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外部环境仍然难以得到彻底改变。涉外企业如何利用外部现有的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合理规避外汇风险，是企业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实施，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1.提高全体员工风险管理的意识，形成一个良好的汇率风险管理氛围
防范汇率风险，提高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很重要，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汇率风险的危害性，才能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规避风险。汇率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企业全员性的活动。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可能涉及到汇率风险，如企业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各部门都应积极参与风险管理策略的实施过程，单靠某一个部门将会大大减弱汇率风险管理的效果，只有企业的每个员工都有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每个部门都参与到汇率风险管理中来，才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良好的风险管理氛围。
2.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把汇率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企业必须意识到，只有建立全面的汇率风险防范体系，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才能应对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应包括汇率风险管理战略目标的制定、外汇风险的识别、风险限额的设定、不同类型外汇风险的测量和管理手段的选择以及事后风险管理的评估系统等。为了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企业的管理者应从战略高度出发，确定汇率风险战略目标，并根据自身特点和风险承受能力，确定外汇风险限额，制定出汇率风险管理政策，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应突出全局观念和各部门的分工协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外汇风险管理战术和避险措施，并在事后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找出不足，不断对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力争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会计论文
3.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企业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
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过程中最关注的是外汇汇率的波动，无论汇率如何波动，企业都有可能面临风险。因此，企业必须要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确定汇率变动的方向和波动幅度，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过程进行监控，主动对可能面临风险的外币资产或负债项目进行调整或保值，及时发现风险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出现汇率风险失控现象。
4.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管理制度的执行最终还要依靠人来完成，由于规避汇率风险是一项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业务，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是规避汇率风险的前提条件，金融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汇率变化莫测，金融衍生产品品种繁多，交易程序复杂，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因此，要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立健全专门的管理机构，安排专职人员从事汇率的预测和防范汇率风险的管理工作，加强对金融产品相关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对所面临的汇率风险类型和安全程度进行科学判断，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地运用各项工具和手段对外汇风险进行管理。在汇率瞬息万变的今天，企业只有不断充实外汇人才，才能增加汇率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使汇率风险不再成为制约企业利润增长的瓶颈。
5.将事前预防与事后规避相结合，把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
要密切关注和研究外汇管理政策，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规避相结合的措施来规避汇率风险，将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交易前以预防出现汇率风险为主，交易后，以规避汇率风险为主。在交易前，可通过选择多种计价货币、订立保值条款等作为防范风险的主要手段，在交易后，应特别关注风险敞口头寸，将提前或推迟结算、使用金融衍生品和贸易融资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手段。如开拓海外市场的业务人员在谈判中通过订立价格条款来规避风险；交易后风险管理人员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对汇率风险暴露头寸进行对冲等手段规避风险。
（二）加强经营管理，化解汇率风险
1.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出口企业要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契机，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保持产品价格优势的同时，更要加快结构调整。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内涵，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利用价格条款来分散或规避汇率风险。
2.实现跨国经营，提高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大型涉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选择在不同国家投资生产，并在当地直接销售，不但可以消除贸易壁垒，还可以减少因本外币兑换而产生的汇率风险。涉外企业可以灵活地选择经营地点或市场，获得多渠道的原材料和生产部件的供应，减少了这些原材料的直接进口；将在当地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售，减少了本外币之间的兑换，更加有利于企业提高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
3.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单一外币结算会大大增加汇率风险。如果涉外企业在某一时间内将其进出口业务同时分配到不同国家的市场，采用不同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这样就等同于使用多种外币作为结算货币。对于本国货币来讲，有的结算货币升值，有的结算货币贬值，企业的汇率风险被减小。由此可见，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经营，有利于涉外企业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会计论文
4.实施融资的多元化，分散汇率风险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对涉外企业来说，特别是对跨国公司而言，外币融资的渠道越来越宽，非常容易获得外币融资。企业要尽量从多个国际资本市场以多种外币融资，使得负债货币多元化，从而通过拥有多种不同外币债务来实现保值和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
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过程是复杂的，应把风险管理与其整体经营和发展战略融合起来，确保企业拥有一个长期性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对于目前的中国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树立汇率风险意识，将汇率风险的思想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形成一整套汇率风险管理机制，合理选择汇率风险管理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将汇率风险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企业长期健康稳定和持续地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栗书茵.我国涉外企业外汇交易风险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48－52.
企业管理研究论文篇8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我国的企业也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从过去的国营转变为了国有，进而股份制。企业的管理也由过去的以行政管理为主逐步向着以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
变革在进行着。然而，纵观改革这20几年，尤其是近10年，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巨型企业轰然瓦解，"泰坦尼克现象"此起彼伏。从神话到噩梦的轮回中，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和思维，涌动在非理性下的那股不可遏制的从众性的投资和扩张的冲动，使现如今的中国市场呈现出非线性的迷乱态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非理性的从众正破坏着我们并不富足的改革积累。
失败是一个过程，而并非一个结果；是一个台阶，而非全部。中国新兴的企业群体，正在集体经历着危机和失败。为什么在中国的企业界、企业之中会有这种从众性现象？正所谓治标要治本，我们必须尽量弄清楚着种从众的根源在哪里，又是如何发生的，有什么影响。在着里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二、从众的含义
所谓从众性就是过分屈从团体压力，而放弃真知卓见，害怕与众不同，即使出现一些超乎寻常的创新思想也会被社会压力所淹没。从众性有褒有贬，其性质因人因事而异。当一个人能够接受别人的正确想法，在集体中与别人保持一致，是一种积极的从众反映；反之，一个人不加分辨地服从别人不正确的言行，盲目地言从计行，则表现出一种消极的从众行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从众性是指狭义的从众性，即是指消极从众反应。这种行为对创造性能力具有不良影响。因此，从众性通俗来讲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跟风"。
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的从众可以表现在放弃自己正确的观点和自己的特点，而盲目地，非理性地跟从别的企业投资和扩张。
在我国，我们可以看到保健品市场，VCD市场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典型的从众。
1987年以杭州保灵为代表的蜂王浆产品拉开了中国保健品市场的帷幕，88年的娃哈哈，太阳神；89年的"851"生物制品、昂立一号；90年的飞燕减肥茶，延生护宝液；91年的巨人集团成立；92年深圳太太集团成立；93的中华鳖精、生命核能、脑黄金以及武汉红桃K集团成立；94年的三株口服液；95年巨人集团的史玉柱推出12种保健产品；96年的巨不肥；99年的风景减肥胶囊、伟哥开泰胶囊；2000年的脑白金。在94年保健品市场处于全盛时期，全国保健品生产企业有3000多家，产品近3万种。8年之内达到3000家，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就有一家保健品生产企业诞生。
三、从众产生的原因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很多方面制约的，但主要归纳来看一是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二是受自身思维的影响。就正如一个人的跑步行为，只有当他有了跑步这个想法（内部因素），而且至少有一个能跑步的地方（外部因素），他的才能实施跑步这个行为。如果他自己没有要跑步这个想法，就算有再好的跑道在面前，他也是不可能跑的。如果他在水中，就算他再想跑，他也是不能够跑，而只能够游。同理，一个企业的从众也是多方面影响的结果，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外部原因
（1）产品利润空间较大
我们都知道，企业活动的最终目的是生存，而要生存首先就要有钱，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企业进行生产活动得到的利润。如果有某种产品在市场上毫无利润可言，我想是不会有企业愿意生产的。正是有利可图，有暴利可图，才使众多的企业盲目地争相进入。先进入的企业由于获得了暴利而极速膨胀，这种"模范"的影响导致更多的企业急于进入，形成另一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以说，高额的利润是产生从众的最根本的原因。
（2）该产品进入壁垒较低
壁垒包含两方面：一是技术方面的壁垒，二是资金方面的壁垒。也就是说某个行业有从众的发生那么该行业进入所需要的资金肯定不多，其产品的技术含量也一定不高。
（3）市场机制不健全
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必然要导致竞争的无序，而这种无序又会成为企业从众的催化剂。大家都想乘乱捞一把，在里面的想多捞些，还没进去而看着眼红的拼命往里挤。市场不能进行有效的调控，就像一群人（企业），得了一种病（从众），医生（市场机制）却不知道该怎么医治（约束，调控），传染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身体特好的熬过来了，熬不过的占大多数。
现今，我们的市场没有一个完善的、强有力的市场准入制度，也就是说很多企业没有该种产品的生产资格却上马生产，市场对这?quot;无证上岗"的企业不能进行有效的制约，这样就会造成很多企业没有完备的生产手续也能生产，为从众的发生开了方便之门。
2、内部原因
（1）企业领导者自身素质偏低
一个企业的行为是由这个企业的领导者作出的，领导者所作出的决定能反映其素质的高低。通过对众多的失败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了以下几点共同之处。首先，企业领导者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这种意识是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作为参考标准。企业家往往无意于追究企业成长，发展过程中的道德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长了企业家们的功利意识。追求功利，就是要求高额的利润，从而又归结到从众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上来了。其次，企业领导者普遍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我们的许多企业领导者缺乏对游戏规则的遵守，许多?quot;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为标榜。本来，不按牌理出牌，出奇招制胜是很好的经营手法，但是由于领导者自身素质偏低，不按牌理出牌变为了不看自己的牌出牌，不按规律，规则出牌。在企业发展的决策上是天马行空，百无禁忌。根本不在意自身的条件够不够。再次，领导者普遍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这主要是我们现在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改革以来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没有受过什么专业化的教育，没有受过现代化管理的训练。基本上都是敢闯，敢拼再加运气而获得成功的。这种先天的不足常常导致很多企业家在获得一点成功之后不思进取，刚腹自用。当该行业前景较好时，企业家们的这些缺陷就会被掩盖，但当该行业一出现行业危机，或者是较高的获利时期过去后，这种先天不足就要演变为灾难。
（2）企业没有一个完善或是较好的创新机制
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好的发展办法，当然也就只有跟着别人走。看着哪利润高，就想一头扎进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著名企业是一直跟着别人发展起来的。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一个企业如果要想长久地保持稳定的发展，没有对自己的产品不断的创新，没有对自己体制的不断的创新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我们的很多企业并没有一个系统化的创新机制，比如产品的更新换代、企业的投资方向等关系到企业生死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由老总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一个专门的机制，没有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科学的、合理、理性的分析、预测和可行性研究。没有研究必然就没有发言权，又正如上一点所说的，企业最高领导人员素质的低下，导致他们的决策几乎全部依据于报纸零星的新闻、无聊的电视剧的对话以及日常生活之中的一些比喻和经验。
80年代末90年代初，郑州亚细亚商场可以说在全国是风光无限，是我国商场改革的先驱，在商界也是重量级选手，但是，不到十年这艘"商界母舰"就惨遭滑铁卢，在亚细亚兵败崩盘之后，作为企业最高领导者的王遂舟曾经仔细描述过当年投资连锁店的决策过程：
"1993年9月份之前，连锁店这个词在中国还没有，9月份以后才在报纸上见过，当时对连锁店的概念还不清楚。我和几位董事长在一起策划，提出三个理论：（1）看准了就上马；（2）生一个孩子是养，五年以后再生一个还要作难，干脆放在一起作难算了；（3）当时看过一个电视剧，一个老板在讲述他为什么那么有钱时说，我先办了一个纺织厂，然后用这个纺织厂作抵押，办起了两个纺织厂，又用这两个纺织厂作抵押，办起了四个纺织厂。基于这钟情况，我们确立了宏伟的目标，几位老板为亚细亚集团制订的三年规划是在全国搞30---50个商场，年销售额500亿，我改为100亿。"
这就是1993年中国最优秀、最具有超前意识的企业家的认识和决策能力。创新似乎是有了，但是这种所谓的创新是非理性的，是盲目的。只是在看到别人这么做了（在这个案例里的别人还只是电视中的剧情），自己感觉还行就行动。感觉还行本身并不是坏事，但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系统的一个能进行可行性分析、研究的机制。
（3）传统文化的影响
受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影响，小农经济式的生产形态桎梏着很多人的思想。再加上中国的许多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转变中大多保持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形态，他们的领导者总是固执地认为原有的生产能满足顾客的需要，传统思想使他们保守而固执、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对新兴的技术、新兴的管理方法有一种天生排斥心理，害怕承担风险。不求上进、小富即安的传统思想盘踞在他们的大脑。今天的中国企业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保守主义复兴的年代。大家都愿意跟在成功者的后面拣便宜，拿来主义大行其道，随大流成了时尚。
四、从众带来的影响
1、对企业自身的影响
企业的从众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企业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没有一个科学的，理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象只无头的苍蝇。在短期内企业好象发展得很好，但这是企业以牺牲长远的发展目标换取的短期利益，但是由于没有长远的目标，企业发展后继无力，这对企业的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现在的很多中小企业老是喜欢跟着别人走，一味地"炒短线"，完全没有一个自己发展的目标、方向，从众将使企业失去竞争力，企业也就无法实现持续、长久的发展。
2、对行业和社会的影响
从整体来看，从众对行业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首先是过多企业进入一个行业，等于在一个行业里大量重复建设，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其次大量的进入必然导致大量的退出，消费者购买了商品得不到该企业的售后服务保障，例如，如果你买了"爱多"牌VCD影碟机的话，如果现在出了问题恐怕就要自己掏钱修理了。这种情况会使消费者对产品失去信心，大量的潜在购买力会产生观望情绪，进而造成市场的混乱。当产品的利润下降时，为了生存，各企业之间又很容易引发恶性竞争，正常的行业运行制遭到冲击和破坏，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行业的混乱。行业发展停滞不前，整个行业陷入低极易引起全行业的混乱。行业发展停滞不前，整个行业陷入低蘼和萧条。
五、解决的方法
1、企业自身的改变
（1）、建立一个完善的创新机制
企业要建立有一个完善的创新机制。这个创新机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创新机制；二是体制创新机制。
技术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是包括研究、开发、生产、营销等企业经营各环节的活动，决不仅仅是技术部门的事。人是技术的创造者，一个好的技术创新机制能够给技术人员一个好的环境，能使人的能力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一种适应新经济时展的技术创新机制应该具备以下一些方面的内容：
实行新产品开发、科研开发的项目负责制。项目负责制不是一项什么"创造"，是目前国内外企业在技术管理中一种比较成熟的制度。特别强调承认人在其中的作用和贡献，其核心思路是：落实各类技术人员在项目开发中的技术责任和工作内容分工，同时体现责任大、贡献大、回报大的经济报酬原则。可以采取以技术入股，收入分层等方式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建立科技人才、科技成果的奖励和宣传制度。通过每年奖励和宣传几个重点项目和有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建立良好的企业声誉和形象，提高企业外部感召力和内部向心力。
推行岗位竞争末位淘汰制。鼓励和提倡在公平环境下的岗位竞争，技术人员如果长期不努力，不能成为独挡一面的人才，那么企业就要考虑调整岗位，否则新一代人才也成长不起来。
技术队伍推行"人才合理流动制"。在保证工作安排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产品开发人员可以带着产品开发、市场难题参加科研开发项目，现场技术人员可以带现场技术问题和经验到开发部门工作，科研人员可以带着科研成果到生产现场去做技术转化工作，建立这种人才流动机制，可以解决长期在一个岗位工作带来的偏颇，有利于培养一专多能的队伍。
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鉴于知识这种"无形物质"的创造、管理、使用和交易与材料、设备等"有形物质"有重大差别，一两个人、几盒磁盘就能带走企业的核心技术和机密，因此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已刻不容缓。
体制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经济运行中的体制矛盾越来越突出。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现行体制在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中暴露了许多弱点。这使人们增强了关于体制创新的紧迫感。如上文提到的一些观点，都涉及到体制创新的问题。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改革的方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要有一批像microsoft、CiSCo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这些跨国公司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强调市场占有率和技术开发的实力和水平。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很大一部分属于民营企业，对于这些企业，只有对其进行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够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企业能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同志指出："不但要加强科技创新，而且要加强体制创新、政策创新、观念创新"。先进的体制和机制能促进技术创新，持续地增强创新的能力，并转化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最终增强综合国力。
体制创新首先要从政企关系的调整做起，从宏观经济对策的内容和重点做起，有限的财力物力应该用于从整体上营造有利于企业自我发展的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凡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促进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的办法，都值得一试。由于我们的改革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循，探索中出现挫折是必然的，但我们必须坚持进行体制创新。
企业应当通过技术创新形成自己的核心能力、核心业务。技术创新必须同企业的战略定位、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后来居上，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南京市"442"模式效果好。
在开展国有企业体制创新过程中，南京市的"442"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442"模式，核心是从产权制度创新入手，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技术创新运行机制，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操作，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投资决策、风险承担、利润分配的主体。具体运作方式：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市场前景看好、附加值高的重点技术创新项目，从母体企业中独立出来，按母体企业出资40％、经营者和技术骨干出资不少于40％、市财政出资不多于20％（委托国有控股公司或母体企业持股）组建"项目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作，这种股权比例简称?quot;442"。
"442"模式的特点：一是其产品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市场前景看好，这是是否得到批准成立公司、财政是否投资的根本条件；二是投资各方必须以现金或新产品所需的原材料作价投入，不得以厂房、设备作价投入；三是公司所需的厂房、设备采取向母体企业租赁的办法；四是此类公司要按《公司法》规范运作，具有全新的机制。1999年，南京市共批准成立了19家＂442"模式的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4961万元。其中经营者、技术骨干个人出资2049万元，占总股本的41．3％；母体企业投资1862万元，占37．53％；财政出资1050万元，占21．17％。全新的技术创新机制，大大激发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新产品开发的速度加快，档次提高。全市第一个成立的＂442＂模式的公司，是在特困企业南京机床厂工具车间基础上组建的"南京赛尔特专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去年开发了4个新产品，其中空调用渐开线部件，是获悉外商在国内找了几家大型企业均未开发成功后，冒着风险承担下来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仅一套软件，外商认为可值1000万元；江南新兴仪器有限公司为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2000年已投入100多万元用于新产品的开发。
全新的技术创新机制，使劳动生产率成倍增长，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首批试点的8家企业，去年实现销售收入1997万元，利润350万元，预计今年可实现销售收入7600万元，利润1500万元。南京金三力聚氨脂有限责任公司，有员工100多人，运行3个月即实现销售收入708万元、利润108万元，相当于母体企业700人的销售额。
"442"模式从产权制度创新入手，通过资产纽带，实现"官、产、学、研、金"的紧密结合，企业既集中了国有企业的人才、技术、品牌和社会信誉的优势，又具备个体、私营企业与投资者利益结合紧密，决策快，经营灵活的特点，为技术骨干创业和实现价值创造了机遇和条件，也给母体公司以优厚的回报，体现了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有机结合，为国有企业将优质资产与社会资本融合，实现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提供了经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创新为技术创新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而技术创新又给体制创新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两者相辅相衬，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企业决策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
在企业的活动中，人的因素是第一的，再好的机制都要人去实施，对于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要从通过系统，全面的学习着手，以提高管理人员自身的素质。要有定期的专业培训计划，这种培训要以达到某个具体专业要求为目的。使企业决策者在决策时避免盲目到跟着别人走或者是主观臆断。合理地引进人才，尤其是空降一些有能力、有经验的管理人才，是快速提高企业决策能力的一条捷径。
2、加强政府对产业的调节
内部原因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加以改变，而外部原因企业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政府在宏观有所调节，如在税收上，在产业结构上调节，在一些政策上的优惠等。尤其是我国大量的中小企业，他们有诸多困难，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府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世界各国都毫无例外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国也概莫能外。
如美国设有小企业管理局，当然它不是中国意义上的管理，实际上是帮助、服务中小企业，它组织了退休经理服务团，网罗了1.2万名退休经理，组成390个分团，覆盖整个美国。台湾在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方面也有成功的经验。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台湾当局开始组建中小企业辅导体系。中小企业家自己还组织了中小企业协会，致力于保护企业利益，协调中小企业与各方面的关系，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并举办各种各样的辅导活动。同时，组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帮助中小企业。总之，台湾通过政府拨款支持，民间运作，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中小企业扶植的体系，这一体系对台湾经济的繁荣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政府认为应对市场的弱者----中小企业加以帮助，那么建立中小企业扶植体系是必然的选择。这种体系能让中小企业认清自己，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也就减少了从众的发生。
政府还应该在各方面加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合与合作，要形成互补的经济模式，以达到双赢的局面。避免都钻进一条胡同从而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六、结束语
近几年，许多企业或许看到了从众的弊端，纷纷求变，几乎又都向"多元化"经营方面发展，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有其特殊性，即市场空白多，有点资本投到哪儿都能发展起一小块来，结果造?quot;样样精通，样样稀松"。多元化经营是有前提的，一是企业的主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程度，市场占有率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都无懈可击，产业的发展余到顶了，剩余资本还有一大坨；而是进入领域必是优势所在，两者缺一不可。而现在的很多企业主业都未搞好就一个劲地喊多元化。仅仅就因为他看到甚至是听到别的企业这么做了。多元化变成了美丽的陷阱。
可以说解决从众的发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企业有自身的情况，人、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我们在这里只是分析了产生原因的一些大概的方面，解决这种现象的基本方法。对于企业来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制订出理性的改革方案。
七、参考文献
（1）《大败局》吴晓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1月
（2）《全国技术创新大会闭幕会上讲话》朱熔镕基人民日报1999年8月
（3）《技术创新工程的回顾与展望》王建曾
科技日报2000年3月
企业管理研究论文篇9
一、知识管理的本质
在过去的30年里,有关企业的竞争力问题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强调市场的占有,另一种强调核心能力或卓越资源。第一种观点强调要抓住市场机会,创造竞争优势；第二种观点关注保持竞争力所需要的有价值资源（如能力、知识和技能等）,这种强调由内而外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理念就是知识管理。
今天,在知识密集型企业和处于迅速变化的商业中,知识管理越来越受欢迎。知识管理是指把观念转化为知识以及把知识转化为附加的价值。[1]（p36～38）可以说,知识管理是指以知识为中心,而且知识被有意识地改变、创造、传播和贮存的所有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的目的是当需要时,把适当的知识引入到适当的地方并使其发挥作用。知识管理可以帮助个人和组织发现、分享和使用信息,提升知识创造,掌握革新和创造力。
按照知识管理的理念,研究智力资本比阅读当前季报对未来更有价值。它是对公司根基的研究,是对隐性的动态因素的衡量。正是这些因素支撑着公司的实体,因为资本以六种形式存在于组织中。
1.人力资本,即基础教育、个人技能和其他个体特征的综合。后者包括团队工作能力、和他人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在相同思维模式下的协调性和自我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它们影响公司文化和公司哲学。它们是真正无形的,因为公司无法拥有人力资本。雇主可以支付职业培训的费用,但当员工离开公司的时候,知识也随他们而去。
2.结构资本,即硬件、软件、数据库、组织结构和知识产权。它们是有效利用人力资本的有形结果,多数可被拥有和交易。
3.顾客资本,即客户和他们的消费习惯。自然,公司无法脱离顾客而生存。顾客也是商品,因为越来越多的公司不是因为卓越的技术而是因为其市场覆盖率而被收购。最自然的原因来自著名的经验理论,“获得一位新顾客比留住一位老顾客贵六倍。”
4.组织资本,即竞争力的内部来源。在当今世界,要将奇思妙想和聪明才智转化为卓越的产品和服务,资金几乎不是障碍。贪心的国际资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创造利润的良机。拥有妙计的人很快就左右逢源。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管理部门要有不断更新的能力,要领导团队创新。
5.程序资本,即内部过程的有效性。程序即组织内部的任何流动,广义是指组织中的事项是如何完成的。也可以是外部活动,比如,每年同客户和供应商的价格谈判,处理投诉、融资、协调公共关系的方式等。
6.创新资本,即系统的自我更新能力。创新增长型公司的典范具有如下特征：（1）公司致力于成为绝对最好的一个。他们愿意改进整体结构,积极地甚至雄心勃勃地持续更新增长的动力。（2）他们有迅速改进的能力。（3）成绩优异的公司中,员工动力十足。这动力不只是成功的结果,而且是成功的内在因素。（4）他们都规划了增长曲线,制定战略方针时高瞻远瞩而非被动响应,从而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在他们刚刚进入市场的10年或者15年,很少有公司达到快速的收入增长。
可见,知识管理涉及更多有关知识方面的活动,而智力资本主要报告并测评这些活动。JohanRoos有独到的论述：知识管理通常与核心能力、学习型组织以及知识创造过程相联系；而智力资本的概念更吸引经理们,因为它能被直接应用并且在一开始就能运用于商业策略。今天许多成功的公司都应用智力资本参与竞争。竞争的关键并不是这个公司有什么,而是这个公司能做什么。作为一个策略性工具,知识管理能帮助各种组织处理和利用员工的技术和信息,从而建立公司的堡垒以迎接市场的挑战。[2]
二、提升组织创造力的方式
知识管理的核心在于提升组织的创造力。知识型的组织是由人、人的能力和人际关系组成的有生命的机体。加上创造力,就组成了创新的配方。创造力是最变化多端的元素而且掩着神秘的面纱。它是创造新事物的能力,以全新的方式结合已知的事实,或者为老问题提供新答案。其实智商水平相当的人拥有同样的创造力,只是有些人太懒惰,有些人的创造力得不到鼓舞,因此以下两点尤为重要。
（一）激发员工的能力
能力是诸多特征的综合,比如基础教育、职业培训、经验和内驱力。基础教育至关重要,它是未来行为和态度的基础。职业培训能使人们适应工作环境,学会使用仪器设备和了解后勤状况。
同时经验也是能力的重要方面。有些人认为经验仿佛是无所不在的障碍。长期的经验会带给人保守和不愿适应变化的印象。但对知识经济来说,只有后者才是缺点。深思熟虑的保守堪称美德。在财务方面的谨慎或者对公司价值的尊重时常被理解为保守,其实它们并不算成功的障碍。另外,有经验的人比无经验的人更少犯错误。
内驱力是能力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是最有技术和经验的员工,如果内驱力不足或者根本没有内驱力,他也将一事无成。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能让机器运转,可是一旦涉及到改革和创新,这些员工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更严重的是,低落的情绪很容易传播、污染组织的气氛。在关于内驱力的研究中,当研究者询问员工什么使他们最受激励时,答案往往另人费解。根据这些研究,能激发员工的事情依次排列如下：有趣的工作、默契的搭档、美好的前景、有效的职业培训,虽然工资排在第11位,但是提供这个答案的人会因为多赚50块钱下个月就跳槽。事实就是谁也不能激发别人,雇主唯一能做的是保持积极的氛围以利员工自我激发。
（二）分享内隐知识
知识可分为三种,即外显知识（explicitKnowledge）、内隐知识（tacitKnowledge）和新知识,这是现代知识管理的核心发现之一。外显知识不需要进一步解释就能被轻松理解。它的接收者可将这种知识加入自己的经验背景,不用任何特殊辅助即可应用。内隐知识是所有不能被书面化或者不能仅用言语解释的知识。在拥有共同语言和文字的条件下,某人拥有并能够使用的信息和技能,无法轻而易举地传授给他人,这就是内隐知识。传递内隐知识同样障碍重重。最常见的困难如下：有经验的雇员不愿意和他人分享内隐知识；没有分享内隐知识的体系；缺少时间或者环境不断变化。
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在数家国际组织内深入研究。[3]（p99～127）他们将发现总结为知识创新螺旋,就像四个轮片的飞轮。在第一阶段,人们分享彼此的内隐知识。这个过程叫做社会化。它可能是交换信息和经验最普通的方式。然而,要在整个组织传播内隐知识,社会化是一个较慢的方法。为了将信息传递到内部圈子之外需要第二阶段,它叫做外部化,老员工把他们的知识与不在同一组的同事分享。经验和内隐知识被蕴藏在逸闻趣事和比喻模型中,这种形态的知识容易理解而且能很快地在较大的人群中流通。第三阶段叫做组合,内隐知识将与现存的外显知识结合,它发生在日常工作和正式会议上。这是组织有机层面通过讨论制造新信息的典型方法。组织由此获得了新知识,而这些知识很快只属于少数人。显形的知识又以隐性的形式存在,这叫做内部化阶段。
据估计,超过80%的信息都是内隐的。因此,只有小部分能被记录或者以简易的方式传递,可谓冰山一角。为数众多的作家和知识管理专家很容易陷入困境,不知道怎样才能挖掘出组织的所有内隐知识,传播给每位成员。在任何公共讨论平台都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引导和控制,讨论会从一个主题跨越到另一个主题,留下大量的观点、玩笑和古怪的想法,谁都无法从中受益。另外的障碍是,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都比他在组织中用到的多。因此,他们的信息中只有小部分能够使用。
除了上面提到的显性的和内隐的知识外,还有第三类,即新知识。正如英特尔资深专家吉恩所说：“英特尔的最主要任务不是分享现有信息而是创造新知识。”然而,新知识的创造是知识管理中最艰苦卓绝的部分,因为这需要深刻理解现代组织的动态环境。
三、成功知识管理模式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类组织纷纷意识到,只有通过智力资本才能获得持续的财富和发展。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廉价劳动力和价格合理的资本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是多数组织都可以获得的。在不久以后,这些因素将不再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源泉。但是仍有很多组织对此视而不见。人们更倾向于直线思维：如果业务畅通无阻,那么增长一定会永远持续下去,只需要一些小改进或者根本无须改进。
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就不可能建造一个合适的知识管理结构,所以知识管理总是一个与高层管理者息息相关的论题。新的管理方法当然可以从组织的基层启动,但是如果没有来自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的支持,新方法注定会失败。
知识管理还面临三种困境。首先,当前这一代管理者多数是技术专家,他们难免把组织看成机械系统,把雇员看成机器的延伸或者机器的替代物。要转变这种态度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容易。例如很多公司在入口大厅处张贴着巨大的条幅,上面赫然写着“员工是我们最有价值的资产”,可是这些多数出于形式主义,因为只有季度利润才至关重要。第二,很多管理者无法说服投资人,使他们相信未来的利润取决于今天的行为,短期的收益可能导致长期的亏损。第三,有时候高层管理者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新兴而复杂的管理概念。因此成功的知识管理必定包含以下要素：
（一）高层管理者对未来的清晰展望
一些公司的管理者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个人魅力,在此类公司可以看到实施知识管理的最佳效果,其中包括世界级的知识管理公司,比如朗讯、英特尔、惠普、3m和iBm.这些超级大赢家的首席执行官立场坚定地说服了利益相关者,使他们相信真正的财富不是来自组织之外,而是蕴藏于组织的人力资本当中。在不同公司之间跳来跳去的职业经理人总是追求短期的个人利益,如果一种方法在他们离开组织之后才对盈利产生贡献,那么他们断然不会使用这种方法。所以,所有知识管理组织都有稳定的首席执行官,他们能承受和执行在三年五载之后才显效的决定。这是知识管理系统的基础。
（二）创造组织的共同语言
公司的未来使命应有效地传达给所有员工,要使他们明确组织目标与方向。如果不能就此达成一致,那么他们各自的用力方向将有所不同。众所周知,只有相同方向的分力才能产生最大的合力。
各个层面上连续不断的创新是组织的成功之本,但创新必须可行,必须带来增值。如果员工不了解组织的基本框架,就可能会寻找不切实际的方法,无法在组织中实现也就毫无价值。要传达公司的未来使命和基本框架必须使用一种能被接收者理解的语言。有一个共同的误区是认为所有员工的理解方式互相类似。实际上,由于教育背景不同,人们对行话和比喻的理解千差万别。因此,建立共同语言,让大家对核心词汇达成共识是十分必要的。
（三）所有人都有责任为组织提供情报
信息网络构成了组织的动态环境,所有组织都有大量的潜在链接和信息来源。问题仍在于组织不会使用它们。组织的有机层面往往缺乏收集、过滤和分配信息的功能,所以有必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机械环境,能够将信息转化为创新产品和服务。
（四）凝聚员工的力量
内部知识管理小组有两种。第一种是正式小组,他们在一起探讨工作中能够改进的问题,也负责处理能够转化为创新的各种意见和构思。小组有一个领导,但他没有高高在上,而是作为剂,鼓励大家自由发言,为讨论贡献新思路。这里再次强调,创新不一定是可以专利化的发明,它可以是任何一项改进,无论看起来有多么微不足道,只要能为组织增加价值,就是值得推崇的。
另一种不是正式小组,但也不属于完全非正式,可称为半正式知识管理小组。很多成功的大型组织都发现,如果两位员工之间的物理距离增加,那么他们之间的接触次数会迅速减少。如果两名员工的工作距离是2米,他们每天会交谈两三次,一个月就是40到60次。随着距离增加,接触次数呈线性递减,当距离达到50米或更远,每个月的接触次数是零。所以一个大面积非封闭的办公室对交流也没有太大帮助,处于对角线的两名员工总是遇不到对方。只能通过其他手段使人们走到一起,比如午餐会,或者知识茶话会。除了把不常见面的人集中到一起,知识茶话会还有其他优点：与员工在工作时间自行学习相比,这里的学习更具体也更有效。
（五）人人出谋划策
所有知识组织的员工都要了解自己的组织,以便参与组织的创新过程。但是,只有不超过一半的信息来自正式会议或公司网络,所以,让员工参与计划过程才能使他们获得对组织的真正理解。为此罗伯特。卡普兰和大卫。诺顿在1992年的《哈佛商业评论》中建议使用平衡计分卡的综合管理方法。[4]平衡计分卡是基于传统财务数字的计划和预算系统,但以财务为核心的管理方法从三方面得到了延伸和扩展：即对客户、内部流程以及创新与学习等方面的绩效评估。平衡计分卡的第一步是将目标以确切的数字表达出来,到目前为止,这和普通的预算过程一样。第二步是从客户的角度去计划和解释这些目标。第三步要考虑这些目标将给组织程序带来哪些影响,组织的哪些方面有待改进。最后,决定以上所有这些对组织的创新和学习能力提出了什么要求。重要的是,四方面相互关联,每个步骤都影响其他三个方面,试图改变一方面而保持其他三方面不变是不可能的。
总之,知识管理将给企业带来以下的变化：（1）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各环节的效率都可得以有效衡量；（2）由于更好地接触到了相关知识,从而促进了决策过程；（3）内驱力增强；（4）找到重要的新合作伙伴并建立更大的网络；（5）高度预应性提升了消费者的忠诚度。成功的知识管理的确有助于提高投资回报率。
四、知识管理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如果完全依赖外部创新的注入,任何国家或组织都无法保持竞争力。未来的产品类似于服务,是无形的。只有预应性最强的供应商才能真正参与世界竞争。通过传统生产要素竞争的大规模生产时代已经过时,组织必须充分利用它们的战略储备,那就是智力资本。启动这项资本的第一步就是从智力资本的角度看待组织。由于亲眼目睹了人类历史的第三次变革———信息经济的出现,多数组织深感困惑。知识管理为在当今的混乱中寻求繁荣提供了一种概念,它也是面对机遇,改变自己的一种工具。组织创新是开启持续发展和财富之门的金钥匙,因为即使在艰难时代,创新型的组织仍然能保持其竞争力。
国内企业的一个共同误区是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于全球化之外。仿佛有两种决策供其选择：或者进入国际市场,或者继续留在家里。其实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误解。无论企业做出哪种选择,外国竞争者都迟早会来敲门。到时候最不堪一击的就是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的企业。除了国际竞争势力,真正的威胁还来自消费者。如果质量相同,消费者会毫不迟疑地选择价格最低廉的,或者选择服务最有效和最好的。此外,消费者非常愿意接受国际品牌的诱惑。他们时刻准备为著名品牌付出高价,以提高自己的身价或者向周围人群传递富足和成功的信号。
因此管理者必须明白在变革时代求生存的组织需要什么。这也是远景管理研究的主题：管理者应明白没有人能逃离全球化,它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虽然是一项挑战,但也提供了机遇。坐在角落里静观其变的组织只能出局,而乐于联合的组织能够收集到所有相关信息和可行性意见,借助网络的力量参与未来发展,以全面调动组织的智力资源。
（一）所有员工必须知道组织的最终目标以及组织实现目标的打算
实践表明,多数员工对组织目标模糊不清,更不用说实现目标的战略和规划；而管理者却过高估计了员工对公司战略方针和远景规划的理解,所以他们想当然地忽略了内部交流。或者不存在交流,或者有交流,但彼此之间的理解十分有限。这将导致员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能为长远计划作贡献。
（二）员工要了解组织的知识库
员工可能十分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信息,但是无从得知谁能提供这些信息。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些最成功的知识管理组织在实践中使用了以下工具,并取得明显的效果,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能力地图（competencemapping）：为员工建立电子名片,记录所有个人相关信息。其中应该包括基础教育、职业培训、特殊技能,以及对参与项目的简要描述。这些信息必须便于关键词搜索。当需要其他员工的信息或支持时,任何组织成员都能搜索能力地图。此外,能力地图也可用来为新项目寻找合适的人选。
第二,最佳范例（bestpractices）：公司顾问和咨询公司每天都要提供大量服务,解决各式各样的复杂问题。虽然时而出现相似的案例,但并非所有人都知道过去使用的解决方案。因此,arthuranderson之类的咨询公司满怀雄心壮志地开展了一个国际项目,旨在收集新案例及其解决办法,并建立大型的数据库。[5]“最佳范例”的理想数据库应便于通过合适的关键词搜索,它不仅包括问题的简要介绍和解决办法,还要包括能提供更多信息的雇员的联系方式。
第三,项目日志（projectlog）：有些公司在完成一个复杂的项目之后,没有留下足够的记录。或者因为项目参与者的离开或退休,信息被弱化为数据,再没人能解释这些数据。所以即使保存了信息,如果必须依赖内隐知识的支持,也会产生问题。而大型工程公司,比如通力电梯,将项目日志附在图纸上。日志包括有特殊性的问题,并记录工程的时间表和负责人。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芬兰]Stahlep,Grnroosm.DynamicintellectualCapital：Knowledgemanagementintheoryandpractice[m].Vantaa：wSoY,2000.
[2][美]JohanRoos.exploringtheconceptofintellectualcapital[J].LongRangeplanning,1998,（1）：20～37.
[3][日]nonakai,takeuchiH.theKnowledgecreatingcompany：HowJapanesecompaniescreatethedynamicsofinnovation[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
企业管理研究论文篇10
任何企业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的选择都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背景下进行的。在特定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环境中，单个企业选择的具体融资方式可能不同，但是大多数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却具有某种共性，即经常以某种融资方式为主，如以银行贷款筹资为主或以发行证券筹资为主，这就是企业融资的模式问题。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不同特别是经济证券化程度不同，不同类型国家企业融资的模式是不同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目前发达国家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模式，证券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55%以上；另一种是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及德国为代表的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导的模式，银行贷款融资约占企业外部融资的80%以上①。不过尽管日韩等东亚国家与德国的企业均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但东亚国家与德国在银企关系、企业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市场约束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我们将对第二种融资模式再进行细分研究。为此，下面我们将对这几种融资模式分别进行探讨，并力图找出一些可供我国企业融资得以借鉴的经验。
1英美企业以证券为主导的融资模式
1.1英美企业融资的一般模式及其特点
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非常发达，企业行为也已高度的市场化。因此，英美企业主要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集长期资本，证券融资成为企业外源融资的主导形式。由于美国企业融资模式更具有代表性，我们着重从美国企业融资的实际来进行分析。
应该说，经过长期的演进和发展，美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企业制度也已非常完善，企业行为也非常的理性化。一般地，美国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遵循的是所谓的“啄食顺序理论”②（thepeckingordertheory），即企业融资一般会遵循内源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先后顺序，换言之，企业先依靠内部融资（留利和折旧），然后再求助于外部融资，而在外部融资中，企业一般优先选择发行债券融资，资金不足时再发行股票融资。这一融资顺序的选择反映在企业资本结构中是内部融资占最重要地位，其次是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最后是发行新股筹资。
美国企业注重证券融资的特点可以从其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反映出来。
其一，美国企业内源融资比重高。例如，从1979年至1992年，美国企业内源融资占资金来源总额的比重，一直在65%以上，最高的1992年甚至达到97%，平均为71%；其二，美国企业在外源融资中优先选择债务融资，而股权融资则相对受到冷落，例如，整个80年代美国企业新股寥寥无几，多数年份新股发行为负值，这意味着许多企业通过举债来回购股票，从侧面反映了美国企业注重债务融资而相对忽视股权融资。
表1美国企业1979—1992年融资结构比较（%）年份资金来源
内源融资外源融资
新增债务融资新增股权融资
197979183
198065314
19816637-3
198280182
198374206
19847145-16
19858336-19
19867741-18
19877937-16
19888046-26
19897945-24
19907736-13
199197-14
19928695
资料来源：方晓霞，《中国企业融资：制度变迁与行为分析》第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
再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企业资金来源结构的横向对比中也可以发现证券融资在美国企业资金来源中的份量。
表2美、日、德三国企业资金来源结构对比（占融资总额的%）国别美国日本德国
内源资金753462
外源资金256626
得自金融市场1373
得自金融机构125923
其他0012
外源资金合计256638
注：美国为1944—1990年的平均数，日本和德国为1970—1985年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李扬，“我国资本市场的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证券报》1997.12.15。
从美、日、德三国企业融资结构对比表中可以看出，美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内源融资，在其外源融资中，证券融资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与美国证券市场极为发达有着相关的原因；德国企业的内源融资比重较高，这与美国企业类似，但在其外源融资结构中，德国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主要为银行贷款；日本企业外源融资的比重高达66%，而在其外源融资中，主要是来自银行的贷款，其证券融资的比重只有7%，银行贷款在企业总资金来源中占到了59%的份额。可见，从外部资金来源来看，美国企业主要依靠证券融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也占了不小的比重，而日本和德国的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主要为银行贷款。
1.2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
从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看，美国企业的持股主体经历了由个人股东完全持股到个人股东与法人股东共同持股的历史演进。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主体是私有经济，这种经济是以个人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所以在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早期，美国的企业几乎全部是由个人股东持股的，但近二十年来，美国机构持股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在总量上约占美国全部上市公司股本的50%，其总资产已由1950年的1070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5.8万亿美元③，主要的机构投资者是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等。这些机构投资者把众多、分散的小额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分散风险的组合投资，应该说，机构投资者的快速发展，为美国个人投资于企业开辟了交易成本更低、风险更小的中介机制。尽管美国机构投资者快速发展，但由于这些机构都是实行分散投资，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单个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比重并不高，因而使得美国企业的股权结构高度分散，许多企业往往有成千上万个股东，而且最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多在5%以下。
高度分散化的企业股权结构对美国企业融资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其一，明确清晰的资本所有权关系是实现现代公司资本有效配置的基础，因为不管企业是以个人持股为主还是以机构持股为主，企业的终极所有权或所有者始终是清晰可见的，所有者均有明确的产权份额以及追求相应权益的权利与承担一定风险的责任；其二，高度分散化的个人产权制度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和资本市场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剂，因为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意味着作为企业所有权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都很多，当股票的买卖者数量越多，股票的交投就越活跃，股票的转让就越容易，股市的规模发展就越快，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投融资就越便捷④。
这种股权结构对美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是，投资者作为所有者（委托方）难以真正对企业经理人员（人）起到监督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占有股权微不足道的小股东有“搭便车”（freeriding）的倾向，他们既不关心、也无力左右企业经理人员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机构投资者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只是机构性的人，基金的受益人运作基金，他们是“被动的投资者”(passiveinvestor)，主要关心企业能付给他们多少的红利，而不是企业经营的好坏和投资项目的运营情况，当机构投资者发现所持股票收益率下降时，就会立即抛出所持股票套现退出，而根本无意介入改组企业经理人员。因此，由于美国企业股权结构的高度分散，企业所有者无力、也不愿意采用投票选择的方式约束或改组企业的经理人员，换言之，通过“用手投票”机制来约束经理人员，借以改善企业治理结构的作用是很小的，对企业经理人员的约束主要来自于市场的力量和作用。
市场力量的作用包括股票市场、商品市场、经理人市场等多种形式。这些市场机制都能对企业经理人员施加影响，使其目标行为有利于所有者。这些市场力量中，数股票市场对经理人员的约束作用最强，也最直接。
股票市场对经理人员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脚投票”机制对经理人员的约束。由于美国股票市场非常发达，股票交易成本较低，当企业股东对企业经营状况不满意或对现任管理层不信任时，就可以在股票市场上抛售所持的股票，股东在股票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的结果，使得该企业股票价格下跌，而股价的大幅下跌往往会使企业面临一系列困难和危机，如企业形象不佳、产品销售受阻、市场份额下降、银行减少或停止贷款甚至提前收贷，财务状况恶化。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往往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等，通常，当企业股价大幅下跌时，董事会便会认为经理表现不佳，从而很可能直接将其撤换，这就是“用脚投票”对企业经理人的约束机制。二是兼并接管机制对企业经理人的约束。在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经营业绩下滑时，其股票价格将会随之下跌，当股票下跌到远远低于企业的资产价值以下时，由于股票价格较低，其多数股权极易被其他战略投资者收购，然后这些收购者凭借所掌握的股权，提议召开新的股东大会并接管了公司，将原来的经理层撤换，这就是兼并接管机制对企业经理人的约束，即企业经理人时时存在着被“恶意收购”的风险。企业经理人为了避免企业被接管以致于使自己失业，就会尽力经营好企业，使企业保持良好的业绩，这样就可以使企业股票价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不易被收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企业兼并接管市场是美国企业治理的基本约束机制，尤其是80年代兴起的杠杆收购方式，使得美国企业出现恶意收购的狂潮，据统计，在接管活动达到高峰的1988年，美国企业接管交易的总价值达到3411亿元，为当年世界收购总额的70%以上⑤。
1.3法律对金融机构持有企业股份的限制
从法规和监管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法律一般禁止金融机构持有企业的股份。对于银行而言，1933年的格拉斯—斯廷格尔法几乎完全禁止银行拥有公司股份，例如，该法案不允许银行拥有任何一个单个公司5%以上的股份，就是持有少数的股份也不得参与股利分配，银行信托部门虽然可以代客户（受益人）持有股份，但是不能把其受托资金的10%以上投资于任意单个公司，并且有其它的法律鼓励信托机构持股进一步分散；除银行以外，其他金融机构在公司股份方面的投资也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纽约州保险法规定，任一人寿保险公司可以投资于其它公司股份的资产不得超过本公司总资产的20%，并且投资于单个公司的股份资产不得超过本公司资产的2%⑥；此外美国法律也限制非金融企业持有其它企业的股份。
2日本及东亚国家企业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融资模式
2.1日本企业融资的一般模式与特点
相对于英美等国家以证券融资为主导的外源融资模式，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外部资金来源主要是从银行获取贷款。在这种融资模式中，以日本的主银行融资模式最为典型和突出。
据青木昌彦的研究，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包括三个相互补充的部分⑦：（1）银行与企业建立关系型契约；（2）银行之间形成相互委托监管的特殊关系；（3）监管当局采取一整套特别的监管手段，如市场准入管制、“金融约束”、存款担保及对市场融资的限制等。以主银行为首的信用贷款几乎成为日本企业唯一的外源融资渠道。日本主银行融资模式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战后，日本所需的重建资金主要来自银行，随着经济的增长，所需资金越来越多，来自银行资金的比例不断增长，相对应的是股权融资迅速减少，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不断提高。1957年到1974年间，在日本企业的资金构成中，内源融资（折旧和利润留成）所占的比重仅为25.6%—37.7%，企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银行贷款所占的比例很高，一直在40%左右，而股票和债券融资所占的比重则从1957年—1959年的18.5%下降到1970年—1974年的8.3%⑧，呈下降趋势。正是在这种企业自我积累能力低，而证券市场又不发达的情况下，日本企业形成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模式。而且日本银行与企业的这种关系是比较稳定的，一旦结合就很难变动，这样，就逐渐地形?闪酥?nbsp;银行体制这种独特的融资模式。主银行体制融合了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以及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日本，几乎每一个企业都与某个银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常常被称为系列（Keiretsu）⑨融资，包括长、短期贷款，但也涉及债券发行支持、股权投资、支付结算以及各种不同信息和管理方面的服务等。
值得注意的是，到7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企业经营战略的转变和日本股票市场的发展，日本企业逐渐增加证券融资的比重，但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融资格局并未改变。
2.2企业的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
从企业股权结构来看，与英美国家企业不同的是，日本的企业产权制度主要是以法人为基础的，即日本企业法人持股占有绝对的比重，据统计，1989年日本个人股东持有的股票只占22.6%，如果按股票时价金额计算只占20.5%⑩，而70%以上的股份是由各种法人机构即银行、保险公司和大企业所持有。与英美等国企业之间单向持股不同，日本的企业之间往往相互持股，若干相互持股的公司形成了一个较为密切的关系网，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形成了所谓的“企业集团”。产生这种持股结构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一可能是与日本1945年以前的财阀传统相关，其二是日本法律与英美等国的法律不同，对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几乎没有限制，其三同日本的东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有一定关联，这种东方文化体现在企业控制机制方面，就是日本企业之间的兼并接管活动很少发生。
从企业的治理结构来看，由于企业股权结构的原因，日本企业之间的接管交易很少发生，类似于英美企业之间的恶性收购活动就更少了，因此，日本企业对经理人员的激励与监督主要不是来自于股票市场，而是来自于银行体系。由于以主银行为首的银行贷款几乎成为日本企业资金来源的唯一渠道，且银行往往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主银行就牵头对企业实施相互控制。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支付正常，则主要由各有关企业依相关持股关系进行，基本上是被动的监督；而一旦企业经营出现异常，财务危机显现出来，整个治理结构马上就转入由主银行牵头的积极干预状态。一般地，如果某个企业不能对其某一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就会将所拥有的债权转让给银行，由银行决定采用何种干预方式。当然，主银行体制与相关公司是一种动态的监督关系，对于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相机控制几乎毫无作用，但对出现财务危机的企业，控制权常常会落入主银行手中。需要指出的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主银行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
2.3法规对银行持股的限制和对非银行金融的约束
与英美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对金融机构持有其它企业股份管制较少，反垄断法可能是其唯一的约束。一般地，日本并不禁止商业银行持有公司股份，尽管这些银行受到反垄断监管，直到1987年，单个银行持有单个公司的股份才被限制到10%（后来为5%）。同样，保险公司持有单个公司的股份被约束在不超过10%。并且，日本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并不象美国那样的严厉。
但是，与英美等市场经济高度自由化的国家不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日本政府对非银行金融采取了严格压制的政策，日本直到80年代中期，法律和管制环境一直限制企业从银行以外的金融源融资，例如，直到80年代初期，日本企业仍然难以直接从外部金融市场筹资，国内债券市场只对少数政府拥有的公司或电力等公用事业开放，1987年以前，日本完全禁止企业发行商业票据，直到1987年政府才允许企业发行商业票据，对股票的交易虽然没有直接的限制，但对股票交易课以重税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88年；其二是政府的利率管制。在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政府一直实行严厉的利率管制政策，政府以官定利率的形式人为地压低存贷款利率。通过保持低储蓄利率，银行可以以低市场利率贷出资金并仍然获利，这样就可以使非银行金融逐渐丧失竞争力。
韩国的企业融资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并辅助以政策性金融的融资模式，具体不再细述。
3德国企业的全能银行融资模式
3.1融资的一般模式与特点
德国企业的融资模式基本上与日本相同，都是以银行贷款融资为主，不过，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全能银行融资体制。顾名思义，德国的全能银行是“全能的”，可以自主地从事从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的广泛业务，也就是说，银行既可以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也可以直接进行证券投资；并且，全能银行可以持有任何非金融企业任何数量的股票。
与英美等国的融资模式相比，德国企业制度体现的是其社会市场经济精神。由于德国企业许多都是由家族企业转化而来的，许多家族思想对企业的影响一直很大。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德国企业普遍推崇追求长期价值，由此产生的融资方式主要依靠自身积累再投资和银行贷款。与日本相似，德国的证券市场不够发达，规模较小，可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对最小的，例如11，1990年末整个德国市场资本化总额只有5610亿马克，而同期美国纽约交易所为3万亿美元；1988年，德国的股票交易量为84.5万股，而纽约证券交易所1989年的交易量为4100.7万股。从上市企业来看，德国的上市公司数量也较少，如1990年底上市公司不到德国股份公司总数的四分之一；从个人投资者来看，德国持有股票的家庭只有7%，而美国则高达30%以上。1989年，德国家庭的储蓄率为12.2%，而美国为5.6%，这反映了德美两国企业资金来源的差异。
3.2企业的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
从企业的股权结构来看，由于个人对企业的直接投资甚少，德国企业的持股结构多为法人持股，这与日本企业相类似。德国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度很高，持股者主要为银行、创业家族、基金会、其他公司和政府等。虽然德国银行一般并不是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它持有的股份只占德国国内所有上市公司股份的9%，但是，银行除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外，还能代表其所托管的许多个人股份参加每年召开的股东大会行使投票权，例如12，在1988年末，德国银行中储存的客户的股票就达到4115亿马克，约占国内股市总值的40%，再加上银行自己持有的股票，银行直接管理的股票就占到德国上市公司股票的50%，并且，一些全能大银行常常从债权人开始发展成为企业的大股东。这样，银行在许多公司监事会中占有席位，并直接影响着管理层，因此，德国的全能银行对企业具有很大的有效投票权利，德国银行已成为企业治理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3.3法规对银行持股的限制和对非银行金融的约束
德国对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持股没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如前文所说，德国实行全能银行制度，全能银行实质是一种垄断银行制度，银行既可以从事存贷款等一般的商业银行业务，又可以从事证券投资等投资银行业务，还可以从事信托业务等，并且，银行可以持有任何比例的公司股份，仅有许多谨慎的法规来限制银行对企业的持股，但是这些谨慎性的法规约束力并不太强，在持股的集中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限制。
但是，德国政府对非银行金融也采取了严格压制的政策，这一点也与日本相类似。一直到90年代以前，德国的非银行金融都受到政府的约束。德国政府对非银行金融的约束主要通过两个手段，一是严格而烦琐的发行审批制度，二是对证券交易课以重税。当局一般要求企业发行申请必须得到德国经济部的批准，这样，企业往往不能在所选择的最佳时间发行证券，及时得到所需的资本，因此，相对于银行贷款融资而言，发行债券的实际成本较高，并且，证券交易税还会给二级市场加上沉重的负担，由于这两个因素，德国企业发行商业票据和长期债券长期受到阻碍，股票的发行和交易同样受到各种税赋的制约，结果是，客观上使得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作为一种外部融资形式与银行贷款相比缺乏竞争力。
4国外模式的比较和借鉴：我国企业融资模式的现实选择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特别是企业制度等社会环境的不同，不同国家企业的融资模式是不一样的。从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有两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融资模式：一种是以英美等国家为代表的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也就是青木昌彦所说的保持距离型（arm''''slengthfinancing）的融资制度13，在这种融资模式下，企业所需要的外源资金，主要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来筹集，银行则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因此，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主要不是来自银行而是来自发达的证券市场，确切地说，是来自证券市场中的兼并与接管机制和“用脚投票”机制；另一种是以日、德等国家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的融资模式，在日本和德国分别称为“主银行制度”和“全能银行”融资制度，也就是青木昌彦所说的关系型融资(relationalfinancing)制度14，在这种融资模式中，银行与企业关系密切，一家企业一般都与自己的主办银行有着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主银行几乎“包办了”这家企业所有的融资需求，但是，银行对于企业的监督与控制也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在企业财务?纯霾?nbsp;佳时更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融资模式都是这两种模式中的一种或改良，例如，东亚国家的融资模式就类似于日本和德国的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这包括亚洲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和泰国等，而中国的融资模式也有类似的性质，因为中国曾模仿日本要求国有企业建立主办银行制度的变革。
但这两种融资模式究竟哪一种更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应该说，这两种融资模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它们都促进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是所适用的环境不同而已。以证券为主导的融资模式要求有发达的证券市场、明晰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完备的法律法规与之配套；而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则适应于庞大的银行体系以及政府对经济领域的较强干预。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银行导向型的融资模式有助于形成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集团使其成为国民经济复苏和崛起的支柱，可以为政府实施“赶超型”的经济政策提供一个载体，有力地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地增长，如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均在战后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经济复苏和持续增长；而相比而言，英美的证券融资为主导的融资模式难以形成长期而又稳定的银企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从经济与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日德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由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而排斥了市场竞争，容易掩盖财务危机与各种矛盾，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聚和爆发，而以证券为主的融资模式能够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和法律监管的作用，证券市场又易于分散、释放和化解金融风险，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会引起整个经济金融领域的动荡。例如，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也暴露了企业过分依赖银行，政府通过大银行保护大企业，形成所谓保护舰队的后果，可以说，透明度低、制约力差和不良贷款加剧了经济泡沫和日本银行业的危机。
从我国过去的实践来看，实际上我国一直实行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15，八十年代初，在制定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时，我国金融管理层学习和研究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一种是欧美强化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作用，另一种是日本强化银行和间接融资的作用。政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多地借鉴了日本的模式，注重银行贷款融资的作用，忽视并限制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的作用。我国以银行贷款为核心的间接融资，在集中资金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是非常有效的，对我国实施“赶超”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连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主要表现在：（1）政府可以通过银行集中大量资金，投入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建设，在增量方面进行经济结构调节；（2）银行贷款弥补了政府无力拨补国有企业资本金的不足；（3）政府通过控制贷款和货币发行，结合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速度快、效果明显16。但是，中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单一的银行贷款式间接融资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出来，这表现为，首先，透明度低，按照政府意图贷款，按照国有企业的需要贷款，政策性强，效益差，不良贷款有增无减?黄浯危际θ酰捎谕该鞫鹊停偌由瞎衅笠刀怨幸械摹按蠊埂惫叵担?nbsp;款的制约力差，人情关系在起作用，有的借款企业即使有钱也不想还贷，成了典型的关系型融资；最后，震动力大。政府通过变动贷款规模调控经济，速度快，一个命令下达后，全国立即可以收紧贷款或放松贷款，但往往“一刀切”，缺乏弹性，效益好的企业首先受到影响，效益差的企业已经占用了贷款，也归还不了，而且，不能通过市场随时进行微调，只能是到了问题严重时才发现，不得不从上到下用行政手段调控，对经济震动大，损失也大。
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处于市场化改革初期的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很低，证券市场也不太发达，经济证券化的水平还不高，并且，我国政府实行的是一种渐进式推进的经济改革。因此，借鉴国外的做法，并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企业的融资模式的选择可以分两步走：一是近期过渡式的融资模式，二是未来目标融资模式。作为近期过渡模式，可以采取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融资格局，即日德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但是并不是照办日本和德国的做法，而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要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主体，实施国有银行商业化、股份化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证券市场，努力提高证券融资的比重，同时，还要吸取东亚金融危机中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与教训，防止政府通过银行对企业的过度保护和政府对银行行为的过度干预。在此基础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成熟，我国企业的融资模式将逐步过渡到未来的目标模式。未来的过渡模式应是自行发展、平行定位的多元化融资模式，即证券融资与银行贷款并重、市场约束性强的融资模式。
注释：
①⑧参见小宁，“经济发达国家企业融资模式及启示”，载《国有资产管理》1999
②参见张维迎，“公司融资结构的理论契约：一个综述”，载《改革》1995.4
③④⑤⑥⑨⑩1112郑文平、罗中伟，“美日德企业金融体制比较及其借鉴”，《中国工业经济》1997.4
⑦1314见青木昌彦，丁克，“关系型融资制度及其在竞争中的可行性”，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