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形势论文篇1
学习了中国形势与政治后,对中国面临的环境又多了一些了解,总的来说,还是那句老话,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当前的相对稳定的世界大环境下,虽然有很多的事在影响中国的发展,但是,宏观上来说,基本状况还是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家，这使得我们在当今由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世界上处于相对孤立的位置；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后起工业化国家，我们的国家根本利益在于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全面复兴（不是全部任务，而是基本任务）这个战略目标就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与西方大国意欲主宰世界的战略图谋存在着根本对立。对于这一点，经过市场经济几百年洗礼的西方人就比我们一些把未来看成玫瑰色蛋糕的新潮精英要冷峻得多了。
世界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全球性挑战。说其深刻是因为目前全球的主导性文明的根本价值观、思维方式正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危机；说其广泛，是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民族能够置身于这种大变动之外,由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中国与西方大国根本矛盾的日益明显、尖锐，中国过去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条件正日益恶化，甚或不复存在。而且，技术的发展已使得这种冲突越来越具有彻底毁灭性，越来越难于被隔离。
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形势政治中不可不提的,也是有着巨大影响的国家之一,有于他在政治上的独特和霸权性质,所以有无论怎样都对世界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美国借反恐名义，进一步强化其对外政策，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的对外战略由“先发制人”取代“遏制与威慑”，使国际安全领域增添新的变数。伊拉克成为美国第二阶段反恐目标，通过武力手段伊拉克现政府成为布什政府的既定政策和主要选择。在我们的世界大环境里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继续曲折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因素突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已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谋求单边主义和单极世界的倾向重新抬头，巴以冲突等地区热点问题久拖不决。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日趋活跃，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全球经济仍未全面复苏。总体看来，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没有改变。9.11事件为改善大国关系提供了良好契机，反恐合作成为大国之间新的利益交汇点。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平稳发展，两国在反恐、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新进展。
假如美国颠覆并占领朝鲜，将改变东北亚安全形势。中国将丧失400千米安全纵深，美、日联盟的军事力量就一直会推进到鸭绿江。届时，中国不但需要在整个鸭绿江沿线重新布防大量精锐部队，而且随着每次美军演习，中国都需要采取应对措施(现在这一压力由朝鲜承担着)。如果美军在朝鲜北方建立军事基地，北京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丧失了防御纵深以后，对空袭的预警时间就大大缩短了。东北地区的安全形势就倒退回20世纪70年代中苏对抗的时代了。如果大量战争难民涌入东北地区，不但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对社会治安、就业问题也造成压力。敌对势力的渗透会破坏东北朝鲜族自治地区的稳定。事实上，近10年以来，一直有韩国的敌对势力向延边州渗透，多次发生的北朝鲜难民冲击外国使领馆事件就与韩国地下教会有关。历史经验证明，凡有外国势力渗透的地区，原先和睦相处的各民族之间矛盾就可能激化，并被外国势力所利用。在中国北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就成了一句空话。美国除了台湾海峡之外，又多了一条牵制中国的北方战线。综上所述：中国必须维护朝鲜半岛的安全和稳定。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着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或决战防御。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获得了50年的和平。在处理朝鲜问题时，我们同样应采取一贯的积极防御战略。和50年前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而且拥有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因此，只要中国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把财力物力转化为战斗力，就完全有可能恢复朝鲜半岛的军事平衡。
台湾是当前中国的最根本问题,也是很艰巨的问题,但是对于来说,我们已经有很多经验和讨论,在此我就不做繁复的说明了.新当选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上任对两岸关系的改善有了很好的开始。总之,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中国的根本目标是民族的全面复兴,并且不论道路是多么的艰难,我们都将为之奋斗.
政治形势论文篇2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关键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正文】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Bently）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вρ芯俊罢鱿质倒矣泄氐牧煊颉保槐咎乩蛉衔窝вρ芯空渭偶捌浠疃o质抵饕逖芯糠绞降某鱿直曛咀盼鞣酱车恼窝芯肯蛳执窝а芯康淖洹?/p>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梅里安（Charlese.merriam）。他在1921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newJersey: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easto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aninquiryintotheStateofpoliticalScience,2nd.ed.newYork:alfreda.Kropt,1971,pp.322～237）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Ferguson）和罗杰斯（Joel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thomasFergusonandJoelRogerseds.:thepoliticaleconomy:Readingsinthepoliticsandeconomicsofamericanpublicpolicy.newYork:m.e.Sharpe,1984,p.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政治形势论文篇3
关键词 针对性 实效性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强调指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担负着重要使用”。因此，根据当代大学生的新特点，不断提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高校德育教育必须认真探索的重要课题。①
1 突出课程任务，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前提
一是认知时事。即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使大学生认知国内外形势，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积累必要的知识和阅历，提升政治敏锐度和鉴别力；二是认同政策。即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使大学生认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激发投身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热情；三是认清趋势。即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使大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趋势，对未来形势的趋向有一定的前瞻性。
2 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基础
一是突出时效性。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是内容常变常新，与时俱进，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讲授内容，紧扣时代脉搏。但并非意味着什么内容都可以给学生讲，要把与学生有关的、学生关心的国际、国内时政热点讲给学生，不但要讲清是什么，而且要讲清为什么，并分析事情发展的趋势、利弊。讲大事可以吸引、调动学生主动学习，讲清了这些事情的本质和来龙去脉，就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是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其内在地贯穿着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自身功能的自觉追求。现代教育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精神教育的有机统一，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必然要求。形势与政策课肩负着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教学目标，其关键是看其能否培养出素质全面的人才，而培养素质全面人才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人文精神教育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学生个体的个性特点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偏见，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并不显著。现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遵循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更关注学生的个性诉求、人格完善及道德品质。在“中央16号文件”指导下，在“形势与政策”内涵建设上，应充分体现出关注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特点，有意识地注重人文精神的倡导和再造，这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还能体现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功能的内在诉求，培养出更多的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具有人文精神的创新型人才。
3 强化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关键
其一，“注重主体性”。当前，许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主要教学形式仍是“满堂灌”，教师既是教学的主导者又是组织者。尽管每次上课前，任课教师都进行了大量的准备，课堂讲授也能“声情并茂”，但由于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教师的讲课往往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发共鸣。要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关键在于切实贯彻“以学生为本”和“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教学原则，在教育中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探索“形势与政策”课的主体性教育模式，即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下转第114页）（上接第45页）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学生对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的主动选择、形势与政策教育活动的主动参与、形势与政策精神的主动内化，以及主动探究等形式来实现形势与政策教育目的一种模式。
其二，“注重实践性”。在突出学生主体性的同时，教师还应多创造机会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教师可根据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探索适应学生特点的实践性教育内容和形式。实践性教学活动一般包括校内实践性教学活动。如演讲、辩论、案例教学、座谈会等，使学生在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消化和运用书本理论知识的能力。校内实践性教学活动还有“请进来”的教学方式，就是有针对性地邀请有关学者、专家到学校给大学生介绍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师生开展直接的交流和研讨；实践性教学活动还有更加丰富多彩的校外实践性教学，主要包括参观与现场教学相结合、专题调查或暑期社会实践等等，使学生在感知丰富多彩生活场景的同时提升分析、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
4 改革创新专题化理论教学与主题性实践教学互动的教学模式，是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方向
专题化教学，就是根据形势与政策课内在的特点与人文精神内涵，围绕课程教学的目的与要求，遵循课程各章内容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将课程内容划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若干个理论专题，进而围绕各个理论专题确立教学方案并开展课程理论教学的一种教育方式。通过专题式授课，可全面、系统、客观地分析形势，宣讲政策，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理论及学生关注的重点、难点进行精讲，使学生能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标准观察分析形势。
主题性实践教学，是为弥补专题化理论教学的缺陷而设计的，专题化理论教学对学生主体性地位的关注不够充分，在引导学生能动感知和体验社会与生活方面也难以获得理想效果。主题性实践教学就是依据设定的理论专题，结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总体目标要求来确立相应的社会实践主题，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进而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去感知社会丰富多彩生活场景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对于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成效显著。可以看出，“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化理论教学与主题性实践教学是相辅相成、互动统一的关系。采用专题化理论教学与主题性实践教学互动模式对于增强课程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成效显著。同时这一模式的设计与实施，不仅能够克服传统教学模式偏重于理论上的说教而脱离学生现实关怀的弊端，而且还能够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灵活的空间，进而实现理论说教与实践体验的有机统一。
注释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司〔2004〕13号）.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简称中央16号文件）；
政治形势论文篇4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政治课;理论课;宜粗不宜细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163-02
“形势与政策”课（以下简称“形策”）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要载体。自2004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地位、意义及做法等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后，我国不同层次的高校均加强了对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但是形势与政策教育还面临着许多困惑与难题，最基本的问题如对“形策”课特征的把握不准确。如何讲授好“形策”课，使之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条件下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培养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广大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者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认真学习和钻研授课大纲的基础上，针对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形策”课的性质、特点以及基本的讲授原则。
一、准确把握“形策”作为一门政治课的性质
准确把握课程的性质，这是讲授好一门课程的前提。因为课程的性质统领着整个教学过程，并且是直接决定教学能否达到课程设置预期目标的最主要因素。
顾名思义，从“形势与政策”的名称来看，这门课程是讲解形势与政策的课程。但从内容来看，“形策”课的教学内容极为宽泛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一方面，教学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外交等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动态的，与高校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形策”课教学内容变动性很大，其时效性表现更为直观和强烈，教学过程中对国内外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风云变幻的形势跟踪十分紧密。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形策”课从属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教学体系，那就大错特错。判断一门课程的性质，最基本的依据并不是课程的名称或教学内容，而是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事实上，“形策”课的教学目标明确地决定了该门课程作为政治课的性质。即课程目标主要是帮助学生及时准确了解国内外的重大时事和科学认识党与政府在特定时期内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自觉地与党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地在中共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政治性为“形策”课最基本的特征。
准确把握“形策”作为政治课的性质对于处理教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准确把握课程性质有助于明确实现课程设置的育人目的。众所周知，因为社会阅历的不足、理论武装的不够，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社会格局，面对国家建设和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困惑、挑战和难题，处于青春期的部分大学生有很多思想和现实上的迷茫和问题，尤其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正确诠释时代和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浅出地教育引导大学生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认知上的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人们思想观念、道德选择、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情况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将理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关注和回答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面对如此艰巨的历史使命，授课教师只有在准确把握“形策”课程性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课程设置预期目的。
其次，准确把握“形策”的课程性质有利于正确处理这一课程教学中知识性与思想性关系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形策”课最基本的特征是政治性，但该课不仅仅是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养，在教学过程中也充满了知识性。尽管“形策”课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范围，但“形策”课的教学不是单纯的理论性教学，不能局限于空洞的理论说教。因为该课程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科等密切相关，既涉及有现实问题，也有历史问题;既有国际风云，又有国内形势，其所涉及的知识之广泛是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不具备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注重知识教育。当然，“形策”课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事说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此外，“形策”课在加强现实教育的同时应重视历史教育。因为，任何事物发展变化都必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重视现实教育才能有鲜活的生命力，注重历史教育，理论才能讲清楚，不会止于肤浅和片面。
二、准确把握“形策”作为一门理论课的特点
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说政治性突出了“形策”课的课程性质，那么，理论性则强调了该课程在内容上的特点。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不仅要把握住“形策”课的政治性，还必须把握住“形策”课作为一门理论课的特点。“形策”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形势与政策教育不仅具有时效性、针对性和教学方法多样性等个性特征，还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与政策性等方面的共性特征，这决定了“形策”课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必须突出理论课的特点。
首先，对于涉及的基础理论必须系统全面地讲清楚、讲透彻。“形策”课基础理论的系统讲授是相对于重大热点问题的专题形式和其他如小组讨论、实践参观等形式而言的。之所以强调基础理论部分应系统讲授，是因为形势与政策的基础理论强调理论性、系统性以及连贯性。了解形势与政策理论的一般概念、原理、研究对象和历史发展脉络，要从宏观和整体上把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和规律特征。如果缺少对基础理论部分的理解和掌握，只是大而化之地对热点问题进行蜻蜓点水式的讲解，根本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对问题本质探寻的认知需求[1]。当然，基础理论的系统讲授形式也要服从于大学生关于形势与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培养和应用这个大前提，要注意引导学生主动利用正确的思想武器积极思考问题，而不是简单要求学生必须接受教师所讲的单一结论。
其次，对于重大问题应突出重点专题讲授。通常情况下，每个学期形势与政策课大多以形势报告和专题讲座的形式安排。专题形式对于热点问题的讲授效果更为显著，因为每学期的“形策”课内容变动比较大，不同热点问题之间虽有一定关联性，但其各自独立性更强。所讲很多内容要超出教师平时研究积累的范围之外，在紧张有限的备课时间内，授课教师比较容易集中精力形成对讲授问题完整深入的认识，内容更能够充实丰富。比如在讲解“全面理解与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应以专题讲授的形式，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全面理解此次会议的主要精神及其重大意义三个方面主题鲜明地讲解，这样就会突出该专题的重要性，也便于学生全面地把握此次会议精神及相关内容，有助于强化教学效果。
三、准确把握“形策”课“宜粗不宜细”的讲授原则
在明了“形策”课作为一门政治课的性质和理论课的特点之后，不难得出该课程应坚持宜粗不宜细的讲授原则的结论。“宜粗不宜细”是“”结束后邓小平领导全党总结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经验及教训时提出的一个关于总结历史的原则。他指出：“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2]这一原则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以此作为讲授“形策”课的基本原则也是合适和恰当的。“宜粗不宜细”是对“粗”和“细”的辩证统一认识。所谓“粗”，是教师在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的认知和了解中建构起来的宏观视角。具体来讲，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以下三点讲授技巧。第一，对教材的内容讲授要有明确的目的感。即以教育引导大学生为目的，而不是就时政新闻论形势而简单地成为“传声筒”。第二，对讲授内容要有清晰的线索感。尽管各个专题看似独立，但都有其内在的关联，讲授时应遵循事物发展内在规律和发展走向。第三，在授课中必须要有强烈的现实感。特别是针对比较晦涩的理论问题的讲解，不能“空对空”，必须立足现实，贴近校园、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这样才能引起思想共鸣。
此外，如上文所述，每个学期“形策”课的课时安排比较短暂，一般为六到八讲，即二十个课时以内。在如此有限地时间内要事无巨细地详细讲清楚半年内国际国内形势及开展政策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笔者认为在“形策”课中应坚持“宜粗不宜细”的讲授原则的现实考虑。
参考文献：
政治形势论文篇5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形势与政策课》关系启示
大学阶段是青年学习政治文化、完善政治人格的重要时期。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本国国民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主要承担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的教育、进而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近年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性，国内高校在社会转型变革的客观环境中，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工作理念、工作方法遇到了挑战，西方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我国公民特别是大学生的政治认同。面对这样的挑战，高校应当借鉴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及实践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的有效性。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源于美国，西方学者对政治社会化的定义主要从“过程”的角度去把握，认为政治社会化是公民学习获得的，对政治世界形成一定认识的过程，是将其政治标准和政治信仰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方式。我国学者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提出了比较公认的政治社会化的内涵，只是说法略有差异。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李元书、杨海龙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①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属于政治社会化的范畴，同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刘世丽和马莹华的定义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个体逐渐接受现存政治制度所肯定的政治信念和规范，形成特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并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过程。”②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也是从“过程”的角度去把握其内涵，而另一种观点则从“结果”的角度作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雪梅的论述，她认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就是指大学生学习并内化政治主导文化，逐步成为具有稳固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信念等一系列反应和倾向的政治人。”③这两种观点，是目前学术界比较主流的观点，看似重点不一，却都强调大学生与社会的双向共同互动的过程，即大学生认识政治、形成政治人格与社会对大学生进行政治塑造两个方向运动过程的辩证统一。
借鉴西方和我国学者的代表观点，笔者认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就是大学生按照社会的政治规范要求，内化为自身的言行规范，逐步成为合格的“政治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作为个体与社会这个整体进行双向互动：一方面，社会将政治信仰和政治标准教化给每一个大学生个体；另一方面，大学生个体能动地接受政治舆论、形成独立的政治信仰并以实践的方式反作用于社会这个整体。就是在这样的双向互通过程中，完成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实现整体与个体的辩证统一。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关系
两者的联系。首先是对象相同，都是在校大学生。在校大学生生理年龄已经成年，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完全成熟的关键时期，求知欲最为旺盛，可塑性也最强。这些特点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施展的空间，也为《形势与政策课》取得实效提供了可能。
其次是性质相同，都具有阶级性。两者始终贯穿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并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都通过特定的方式和渠道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传播给大学生个体，教育和引导他们成为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合格的“政治人”。
最后是目的相同，都具有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这一目的。将大学生通过一定的政治思想加以教化，教育和引导其掌握必要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从而具备一定的政治参与能力，最终认同本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自觉成为统治阶级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两者的区别。一是范围不同。《形势与政策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组成部分，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又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范畴，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范围主要在学校，辅之以校外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里，其范围涵盖了整个社会，即除了学校这一主要场所外，社会也是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关键期作用的环节。
二是方式不同。《形势与政策课》主要以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一般采取知识点传授、社会实践、参观考察、主题演讲、主题辩论等手段进行，延伸到整个学校的文化环境。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所采取的方式更为广泛，除了上述方式、手段外，还有诸如面向全社会成员的大众传媒、国际互联网，甚至手机短信、公益广告等其他方式。
三是目标不同。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是教会运用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以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目标，主要是通过间接的、隐性的方式来改变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及行为。在这一点上，《形势与政策课》的目标更为高远。
两者的辩证统一。两者有着相同的对象、性质和目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都统一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而正由于两者在实现方式上的不同，才为《形势与政策课》的课程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认识到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利于我们理解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在理论研究时，应当将他们作为辩证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去把握；而在实际运用中，应当借鉴政治社会化的理论及实践成果为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是为提升《形势与政策课》实效，做到为我所用，服务于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个大局，服务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现实需要。
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及实践的几点启示
我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在于，把社会主义政治规范内化为大学生的政治信念，使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政治情感及政治行为习惯，从而推进大学生从“社会人”向“政治人”的转化。在此背景下，研究政治社会化对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借鉴意义，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传统优势，具有时代意义。
充实教学内容。教育部在每学期开学前出台本学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对全国高校的授课内容作指导性规定。各高校根据这个《要点》制定本高校的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计划，这就为借鉴政治社会化理论、最大程度地充实《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提供了可能。就西方学者研究的政治社会化主题而言，涵盖了政治社会化个体的微观研究、宏观系统的研究、政治社会化介体的研究、公民教育的研究、女性政治社会化的研究等等。单就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来说，还包括用政治学的理论培养人的政治认同、政治意识和政治经验，以公民教育的内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法制教育和素质教育，这些内容都可以充实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当中，取其所长、为我所用。
改进教学方法。当前，或者由于高校职能部门甚至主要领导主观因素的影响，或者出于高校硬件设备、教学资源的限制，大多数高校至今仍采取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上仍限于传统的“灌输法”甚至能引起学生反感的“填鸭式”教学，这对这门课程的实效性提升大为不利。应当对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课桌上听”进行升级改造，采取诸如主题演讲、课堂辩论、座谈交流的方式，让学生们参与进来，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阐明自己的观点，老师则可以在此基础上作点评。可以按照专题授课的方式，确定好每个专题的重点内容，对涉及到的知识点以延伸阅读的形式进行拓展，力求将知识点讲实在、讲透彻，并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
拓宽教学途径。学校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而在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就越发显得重要起来。要想提升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除了巩固学校教育这一传统途径外，家庭和社会的力量也不能忽视。应当摒弃《形势与政策课》实践教学“另起炉灶”的做法，即把它游离于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采取参观、考察、访谈等简单的“游览式”教学模式，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还会浪费人力物力，甚至催发学生的逆反情绪。一方面，可以通过“中秋节”、“春节”、“清明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开展还能爱国爱家教育，另一方面还要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走上社会，以社会实践、参观考察等方式融入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洪流之中，还可以邀请社会各方人士走进校园、走近学生，以演讲、座谈的形式开展各种互动，全方位拓宽这门课程的教学途径。
【作者单位分别为南京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南京工业大学城建学院；本文系南京工业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重点课题“基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促进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创新升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ZZD2012011】
【注释】
①李元书，杨海龙：“论政治社会化的一般过程”，《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2期。
②刘世丽，马莹华：“当代中国青年政治社会化效果分析”，《青年研究》，2001年第11期。
政治形势论文篇6
关键词：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267-02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执行的第一年。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和经济环境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构建和重新组合。这种变化在今后可能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内外形势的这种大动荡和新组合将对高校学生工作的各个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及时总结和预测新形势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对于进一步做好学生工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新时期国内外形势
国际形势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国际形势对国内的政治稳定带来挑战。美国的直接插手使我国的周边环境恶化，严重影响我国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在第48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美国会参议员麦凯恩称“阿拉伯之春”应进入中国[1]。这充分表明，西方国家时刻都没忘记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企图。虽然我国不具备发生“阿拉伯之春”运动那样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但我们必须对西方国家的企图保持高度警惕。我国的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国家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发展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大学生毕业就业难的现象还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现象依然严重，这一切都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挑战。
二、工作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多元化、全方位
思想政治工作多元化、全方位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新时期的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全面占领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方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多元化的实现途径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教学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自然辩证法概论》和《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等。这几门课程涵盖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认真学习这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将帮助大学生奠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2.在专业课教学中贯彻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课教学在大学教育中占据了绝大多数教学内容。充分利用专业课教学资源，在各专业课教学中贯彻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在专业课教学中贯彻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所取得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并不亚于单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3.在大学阶段全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生和本科生高年级一般不再开设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但这不等于在这一阶段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阶段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包括举办思想政治教育专题讲座和开设相关网站。专题讲座可由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主讲，也可聘请校外的思想政治理论专家或形势政策研究专家主讲。讲座内容可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某一专题，也可以是国内外最新形势解读。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手段。利用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生动活泼的网站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学生能够随时随地感触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和存在，真正做到在大学阶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留空白。
4.开放式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不限于校园，也不拘泥于某种形式，可以考虑将学生带到社区、企业、机关、部队，让学生亲身感受祖国的进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触景生情进而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自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工作规律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2]只要抓住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就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做到游刃有余、从容不迫。在新时期，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该遵循以下规律。
1.思想政治工作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有所发现，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了解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最新动向，帮助学生分析国内外最新形势，因势利导，正确引导学生的思想变化，把学生的关注点放在国家发展的主流方向上。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思想政治动态，及时处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把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以免事态恶化，造成不必要的负面结果。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前瞻性，尽量避免工作中的被动局面。
2.以人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
坚持以人为本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3]。以人为本就是注重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强调办理一切事情将人放在异地要素来考虑，既要尊重人又要以人为服务对象。以人为本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抓住了工作本质，抓住了主要矛盾。以人为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体讲，就是要尊重学生的情感，要依靠学生，调动学生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服务。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利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有利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有利于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有利于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大学生应该通过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思想和行为指南，坚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发扬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把自己培养成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四、发展趋势预测
第一，西方价值观和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持续存在，思想政治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进一步加大。大学生中少数人崇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年轻人的猎奇心理，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本质认识不足和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不深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认识不足、教育不够是其主要原因。让学生充分意识到，照搬西方价值观可能将把中华民族变成一个没有特色的民族，一个失去特色的民族对全人类而言将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民族，一个无足轻重的民族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将大打折扣。思想政治工作复杂性和艰巨性进一步加大。随着我国对外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无孔不入。西方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夺高校学生的斗争将愈演愈烈。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一步深入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各个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发展、丰富，使其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武器的威力得到进一步增强。针对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和入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占领思想政治教育制高点、促进大学生意识形态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有力武器，也是唯一的武器。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力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大学生的思想深处，必须全方位、多角度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将得到不断丰富，使其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理论日益成熟和完善。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深入开展、工作经验的日益积累，工作方法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将日益成熟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理论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不断成熟，只有这样，它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理论在实践中及时总结、及时发扬光大。不断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理论将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到不断巩固和加强，也将愈来愈深入人心。
在认真做好分析总结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计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蓝图，把各种设想落实到具体实际行动中，使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产生实效。新时期，国内外形势处于不断变化当中，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与发展趋势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只有与时俱进，紧跟形势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工作策略，才能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好、做彻底。
参考文献：
[1]管克江.外交部副部长:所谓“中国出现阿拉伯之春”是幻想[eB/oL].人民网,,[2012-02-05].
[2]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8.
政治形势论文篇7
关键词：新形势；政工干部；修养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174-01
加强政工干部修养就是指政工干部依靠自身在社会和工作中的实践与学习，自我改造自我提高，进而不断坚定人生信仰和理想信念、提高工作能力，达到改进作风、提升素质、增强政治“免疫力”的目的。
一、新形势下加强政工干部修养的迫切性
新形势下，加强政工干部修养，是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政工干部素质的关键举措，也是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必由之路。政工干部只有加强修养，才能牢牢把握时展的主旋律，才能正确把握思想政治领域的变化，把握加快发展的主题。
二、新形势下加强政工干部修养的主要内容
（一）品德和情操修养
良好的思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政工干部无形的人格力量。思想政治工作解决人的深层次思想问题，一方面要靠真理的力量，以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人、鼓舞人；另一方面要靠人格的力量，以政工干部的模范表率作用感染人、引导人。因此，政工干部要努力加强品德和情操修养，通过良好的自身形象和模范表率作用赢得职工的信赖和尊重。
（二）理论和知识修养
马克思主义是政工干部确立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政工干部要认真钻研这些基本理论，同时要刻苦学习政工方面的专业知识及相关的一切知识，以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增强知识储备，全力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三）作风和能力修养
作风修养集中体现在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清正廉洁等几个方面。能力修养集中体现在组织领导、团结协作、社会活动、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等方面，它是政工干部开展日常工作的基本能力。
三、加强政工干部修养的方法和途径
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是政工干部修养的前提。政工干部自身形象如何，直接关系到政工干部的人格力量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是政工干部修养的前提。新形势下增强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途径有。
（一）夯实理论功底是政工干部修养的基础
扎实的理论功底是政工干部修养的基础。要端正学习态度，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以科学理论武装人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二）探寻有效的方式方法是政工干部修养的关键
新形势下，各种传媒手段发达，信息传输渠道多，职工文化水平、政策法制意识都有了很大提高。因此，探寻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是政工干部修养的关键。要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宣传同实际工作相结合，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要将解决职工思想认识问题同解决职工实际问题相结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人性化，体现以人为本原则。
（三）进一步拓宽知识面，丰富科学文化修养
现代企业的市场运营、内部管理，通过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各项工作的先进性、技术性、权威性，从而对其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政工师应不断学习、掌握新的知识与技巧，拓宽、丰富其科学文化的知识面，通过提自身的层次、能力，给企业全体职工一种权威、智慧的感召力。此外，政工师还应与时俱进，学习、掌握必要的现代科技知识与电算化操作技巧，以此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质量，充分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标准、需求。
总之，只有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才能更好地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局面，才能不断地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政治形势论文篇8
【关键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原则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3w01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侯利平，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副部长、思政课部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13）10-0025-02
所谓教学原则，是指在教学管理、教学实施中必须遵循的工作准则，是对教学管理、教学实施的基本要求，是实现教学目的的基本保证。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中必须坚持政治性原则、时效性原则、广泛性原则、针对性原则。
一、政治性原则
政治性原则就是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正确的政治立场，科学的分析方法，能让青年大学生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任。很显然，“形势与政策”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
首先，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标看，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特征。《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目的和要求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重大时事，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掌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认清形势和任务，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发学习，健康成长。”可见“形势与政策”课的主要任务一是宣讲党和国家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热点问题，三是坚定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总之，就是要通过教学，增强广大青年学生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方针政策、党的理论等的认同。
其次，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看，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特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可见，“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必须围绕国家政治生活来展开，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
二、时效性原则
时效性原则就是教学要及时有效，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要坚持及时准确地对党的最新路线方针政策、国际国内形势、高校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作科学的宣讲、解读和分析，及时对学生进行引导，避免学生对形势作出错误判断、对政策作出错误解读、对社会热点问题得出错误结论。时效性是“形势与政策”课的鲜明特征。
形势是指事物发展的状态和趋势，是蕴含在事物中的现实可能。由于世界万物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形势也具有动态变化特征，事物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形势是不同的。形势分析的价值在于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因此，在对形势进行分析时，一定要考虑形势的时间节点，及时有效地对社会最新事件作科学分析。
政策是一个政党或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目标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由于社会的变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遇到的社会问题各有不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程度也不同，因而确定的目标任务也就不同。政党制定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成熟的政党会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地修正、完善政策，制定新政策。当政策发生变化时，如果还固守原有政策，是不明智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对政策进行解读时，应注意政策的最新变化。
三、广泛性原则
广泛性原则就是“形势与政策”教学要保证在时间、空间上的全面性。从时间上看，是指“形势与政策”教学要坚持实现对各个时间段的全覆盖，使大学生在整个大学阶段都能接受“形势与政策”教育，避免只在个别时段开展教育活动。从空间上看，是指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要坚持实现对学生的全覆盖，使所有在校大学生都能接受教育，避免只对少量学生进行教育。
首先，“形势与政策”教学要面对所有在校学生，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是大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因此，必须在所有班级所有学生中开展教育活动。
其次，“形势与政策”教育要做到连续不间断，这是“形势与政策”课区别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特征。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具有动态特征，只有保证教学的连续性，才能及时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另一方面，因为时事具有一定的偶发性，只有保证教学的连续性，才能在国际国内出现突发事件时，及时引导学生对事件进行科学分析，提高学生科学认识形势与政策的能力。
四、针对性原则
所谓针对性原则就是教学要做到有的放矢，是指“形势与政策”教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国际国内发展变化的形势，结合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针对学生思想上的疑点、理论上的难点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组织教学，为大学生释疑解惑。针对性也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基本要求。
首先，针对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要求。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工作重心是不同的，政策导向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侧重点。这就要求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应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保持同步，引导学生关注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变化，从而促进广大青年学生在思想、行为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促进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如同志在党的十之后提出了“中国梦”，进一步强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这就要求我们针对这一形势，在“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突出党的十精神、“中国梦”的宣讲。
政治形势论文篇9
关键词：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继续教育探讨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133-02
一、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继续教育的内容
（一）对于政治理论的学习要不断加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想把握精神实质，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立场，不论在思想上还是政治上、行动上都能够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必须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与此同时，要不断引导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让学生学会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当然，在当前新的形势下，高校学生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有不理解的，而且在认识上也有很大的偏离性，如果只是一味地去说服他们，根本达不到效果。所以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地进行理论方面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疑问，达到统一思想的效果。
（二）对于文化知识的学习要不断强化
高校是创新和传递优秀文化的地方，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把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共同创造出和谐的高校文化氛围，用一种积极的内容熏陶无数的学生。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网络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心理和态度，要不断去探索网络信息的特点，对于新的知识，我们要能够进行吸收和接纳，要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掌握这种新形势，成为它的主人。不断地用优秀的文化来影响学生，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也帮助他们准确地筛选网上的信息，来不断加强抵抗腐蚀文化的能力。一定要让学生有一个正确的理念，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要有高尚的情怀。
（三）对于现代教育技术知识的学习要不断增强，使其在研究方面的能力得到进步
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措施的工作落实到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高教育效果的最好方法，要不断进行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在内容进行更新的同时，要有现代教育技术等手段的结合。最终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四）我们要注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要注重实践
马克思主义鼓励我们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让高校的大学生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继续教育的方法
（一）要增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训练
高校可以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挑选优秀的干部进行培训或者去进修，还可以不定时召开一些会议，组织他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政治理论，从实际去把教育工作者的思想修养提高。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拥有非常高的文化素养
要不断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不但要对历史、法律等知识精通，还要对行政管理的知识有所了解，要加强知识面的学习，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在新的形势下，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要不断地调整并且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
我们要有很好的获得知识的能力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能力。要借助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信息技术的方法来传递我们的教育内容，使得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最后达到非常优秀的效果。
（四）了解实际情况，搞好思想政治工作
要对国外和国内的情况进行研究，针对问题，提出自己的新的见解，并与其他人进行探讨，然后转化为新的教育内容，这样能够引起学生的注意，让他们进行更好的w习。同时，要为他们提供可以接触社会、了解国情的机会。当然，身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自觉投入社会，进行锻炼的意识，要学会把思想性与理论性的知识结合起来，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继续教育的重要性
（一）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环境已经改变
在新的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有机遇也有挑战的同时，以非常好的措施来确保学生拥有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思想政治的相关知识以及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当我们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要能够完美地完成，要教育带领学生去积极地树立正确的理念，在思想和文化等方面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能力，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高等教育越来越普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更加严格
当前，我国的教育不断发展，高校扩招。教育已经摆脱了原来的模式，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现象，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教育工作者的压力增大。
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等各方面发展不一致，教育工作的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而且，大学生还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就业难问题。只有在学校的时候就认真学习，具有真正的能力，才能够为毕业找工作奠定基础。因此，教育工作者应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在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以便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
（三）科技不断发展，对教育工作者的要求也在提高
当今社会，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知识的更新换代也极其迅速，对高校教育工作者来说，就要紧跟时代的步伐。要有不断创新的观念，适应新形势的行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必须做到不断地进行创新并且加强实际锻炼，要摒弃原来的旧模式，运用现代技术来形成新的模式，不断提高教育工作魅力。
四、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继续教育的一系列措施
（一）要有培训制度
高校要建立培训制度。通过培训来解决当前教育工作者存在的问题，可以设立职前、在职和职后培训。还要做好一系列的规划，比如切实保障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问题，要切实在新的形势下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效果。
（二）要有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
对于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培养，就像培养骨干一样，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有合理的制度，要有计划地改变他们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让他们适应新的形势下任务多、责任大的情况。
（三）要加强学科建设
思想政治这一学科是属于综合性的，对于它的建设要有一个整体的设计，要对知识体系进行完善，要进行思想政治研究，设立教育培训基地。这样不仅有利于队伍的建设，也能够促进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
五、结语
在新形势下，我们一定要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继续教育。我们要建立一个注重实践、充满活力的高校教育体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发展与创新。
参考文献：
[1]陈晓浪，CHenXiao-lang.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继续教育探讨[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2，10（3）：74-76.
[2]陈曾敏.对新时期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内容与方法的探讨[J].课程教育研究，2016（6）：41-42.
政治形势论文篇10
关键词：法家势治思想；权势；政治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14-04
先秦法家对“势治”的认识是建立在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两千余年治国实践的基础上的。法家学派基于当时的社会形态和统治需要创立了势治思想，其强调权势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对君王维护政治统治的积极作用，本文跳出历史的局限来看待法家势治思想，兼论政治合法性视角下权势的作用。
一、法家势治思想
1.势治思想的核心
“‘势’指的是君主所处的那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地位。势就是权力的延伸，有权即有势，这是君主得以‘胜众’的根本保证”[1]21。包括用人之权，赏罚之权，法家势治思想强调权势大于德行和才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把法、术、势三者相结合，全面地阐述了三者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一套以“法”为主，“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强调没有势位，法和术都是空的，君王如果没有权势，就无法行使用人之权，赏罚之权，没有权势的光绪皇帝就是一个傀儡，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来推动一场变革注定是要失败的，纵使康有为、梁启超的改革方略多么精妙，光绪皇帝也无法保证改革的实施，臣民不会惧怕一个没有权势的傀儡皇帝，可见权势在专制主义政体中的重要性，专制主义政体中的合法性必然和权势结合在一起，百日维新的失败就值得深思，从马克斯·韦伯的三种合法性类型来看，清王朝的皇帝更迭，政权维护是符合传统权威型的政治统治的，光绪皇帝是正统的皇帝，但事实却是他没有任何权威，只是一个空壳，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他没有抓住和掌握权势，没有权势他就无法驾驭群臣，无法保证统治的继续进行，在封建社会对于皇帝来说权势至少是安身立命之本。但不是说权势就是万能的，假如权势是万能的，反动统治就不会灭亡了，对于权势的作用要看其在什么样的政体形式中，也就是说要对权势的拥有者做阶级分析，以阶级为背景来衡量权势的使用。
2.理性看待势治思想
商鞅、慎到为公的势治思想强调君王拥有权势谋取天下之私，但却不是君王所需要的，统治都是自私且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因此理论思想的创立应该符合政治统治的需要，商鞅虽然推崇君主专制，但并不是提倡君主利用统治大权来谋一家之利，而是要他们利用权势治理好社会，为公众服务；慎到同样提出君主应该掌权为天下，而不应借权吞天下，君主享有的权势应该谋天下人之利，而不是君主之私，慎到、商鞅的势治思想和韩非之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前者之说是为公的，“他们主张君主为天下人治理天下，这与儒家在《礼记·礼运》中所宣扬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是一致的”[2]214，但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只不过是一种空想，“君主们对权力一元化理论无疑感兴趣，而为天下的旗帜多半被踏在了脚底下，不过有时也会举起来招摇一番，以示自己无私，颇能欺骗一些老实人”[3]82。韩非是个务实的人，他完全把国家看作是君主的私有财产，把国家政权看作是君主的命根子，把权势看作是君王用来谋取私利的安身立命之本，商鞅、慎到为公的势治思想比韩非之说高尚，而韩非之说却更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并不能说明韩非关于势治的思想就是进步的，只不过是较适应当时落后的政治制度和保守的社会形态而显得更具合理性，要论进步与否，还得看是否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从现今的角度看，则还是应该推崇“天下为公”的观念，关注公意，用权势来维护社会秩序以达到为公众服务的目的，建立具有法理性的政治统治，把二者不同政治目标的势治思想进行比较之后，发现一个关于合法性的论点：政治主体采纳何种理论思想作为政治统治的理论工具，关键在于是否与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历史形态相适应，比如说慎到为公的进步思想在一个专制主义的封闭社会中反而是空想，而韩非务实而又保守的思想却在落后的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要求我们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形态中来正确看待权势对政治主体建立合法性的影响。但不管是商鞅、慎到为公的势治思想还是韩非务实之说都强调君王的权势，都
认为权势对于专制主义政体建立合法性有积极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
任何形式的政权统治者都很重视建立和维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都需要理论思想去渲染和包装，法家势治思想为秦朝专制主义政体提供理论依据，为秦始皇至高无上的地位提供嫁衣，权势的拥有天生就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贤德的君王拥有权势是苍生之幸，权势的作用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就能得到有效发挥，权势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于建立、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作用；暴君的产生则是权势滥用的结果，不但不能发挥作用，还会导致合法性危机，在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看权势的作用，首先要找到二者应有的联系，合法性的本质是政治权力客体对政治权力主体统治的认可和接受，不难发现合法性存在的前提是政治统治的存在，而要进行政治统治的关键是掌握政治权力，拥有权势的君王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就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分析权势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权威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权势和权威的关系分析也能找到权势在建立政治合法性中的作用，下面进一步论述。
1.合法性的基础
合法性的基础就是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而具备的各种统治资源，有的学者将它概括为：暴力、宗教、权威、民主，这种概括是符合政治统治暴力基础、信仰、心理基础的，就权威的类型来说，只有法理权威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所追求的是一种政治客体对国家政权的信仰和认可，是一种以服从为表征的合法权力，只是这种服从是不以惩戒为前提的自愿接受，国家权威的大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管理的合法性，也就是政府的合法性，而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则表明国家拥有的是何种权威，中国古代社会君王凭借所拥有的权势而获得了驾驭群臣，君临天下的传统权威，不得不承认这种权威同样具有合理性，同样是合法的，也能强制臣民服从，只是在专制主义政体中权势的作用最容易被滥用，在对政治合法性建立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很容易破坏传统权威型的政治统治，权势的占有者得不到有效制约，从法家势治思想来看有权无贤亦可立国，过分强调了权势对于维护政治统治的作用，暴力的使用或许不受任何约束，这样一种适合春秋战国时期的理论思想在今看来却不符合时代的进步性，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权势在那个时期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建立所发挥的作用，更不能完全否认势治思想，正是有了法家的势治思想作为理论支撑，权势才能为秦始皇建立传统型权威的政治统治提供应有的暴力基础，我们之所以要理性地看待法家的势治思想，是因为权势给先秦社会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君王是必须拥有权势的，没有权势，政治主体想要获得的任何政治权威和一切政治措施都无法实现，恰恰它们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手段，所以权势和政治合法性的建立关系紧密，而拥有权势的君王必要时是可以使用暴力的，只是这种暴力的使用不应该追求君王之私，而应谋取天下之利，现代法理型权威的政治统治同样需要暴力，但这种暴力从君王的独有武器变成了国家机器，要维护政治统治必须要有国家机器来履行国家职能，追求公共利益，法理型权威的政治统治中暴力的使用显得更加高尚，但暴力在任何形态的社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实施暴力的主体必然都是具有权势的，因此要努力发挥权势在建立政治统治合法性中的积极作用，尽量减少暴力的滥用；另一方面是因为“严刑峻法”是用来对付人民的，无可取，暴君的产生常常伴随着暴力的滥用，虽说暴力也是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是巩固政治统治使其具有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但暴力的滥用往往给专制统治者带来致命的一击，不具有法理性的合法权威的滥用会造成“官逼民反”“众叛亲离”的困难局面，动摇政治统治。因此一个贤德的君王在拥有权势的同时，往往会利用获得合法性的各种途径来建立政治权威，以期获得民众对自己统治的权威性支持来达到巩固政治合法性的目的，其实法家势治思想中也有同样论调，强调权势是胜众之资的同时也分析了权势的来源，认为权势的获得在于得到人民的支持，但凡不懂得如何取信于民者，其命运都是悲惨的，空有权势而沦为暴君。2.权威与权势
有必要对权威和权势做一简单的界定，权威强调的是对权力的自愿服从和支持；而权势则是权力和势力的总和，一个荒淫无道的皇帝很有权势但不一定有权威，但不管是权威还是权势都必须有权，法家学派的势治思想所说的“势”就是权势和威势，
君主的原则就是确保权力，运用暴力和严法对付臣民，本文把法家学派的势治思想和政治统治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并不无道理，“势”强调的权势和威势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欲在集中权力统一六国君王来说是必备的，不管这种权势是否具有权威，不管这种权势是否具有法理性，但在当时是适合各国的，是有利于各国政治统治的，这样一种哪怕不具有威信的权势对于传统权威的政治统治来说是有用的，在专制主义政体下，权势和权威发挥的作用很相似，都是建立和维护政治秩序的条件，圣贤的君王体恤民情也就能获得相应的权威，统治也就更加稳固，而诸如秦始皇之类的君王在统治之初很有权势，但却不懂得如何取信于民，也就无法获得民众的权威性支持，他过分强调权势导致秦朝很快失去民众的支持而走向灭亡，权势在政治秩序建立之初发挥了比道德更加有效的作用，君王应该拥有权势，但这对于政治统治的稳固显然还不够，在专制主义社会统治同样需要合法性支持，而合法性的获得就需要统治者在拥有权势的基础上努力建立自己的权威，中国古代诸如此类的皇帝很多，李世民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谋取君王之位时他是利用手中的兵权，建立起他自己的统治之后，他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治国思想来改变民众对他的看法，而获得民众对其统治的权威性支持，来达到巩固李家江山的目的，其后世的任何一位皇帝，但凡要想有所作为、励精图治，都必须掌握权势来获得政治权威。我们对权势做一研究，就是要看到权势对于传统社会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盲目崇拜权势的不利后果，而有效处理权势的方法就是把权势转化为权威，通过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渲染，在专制主义社会中则是通过神化等一系列手段来包装暴力的政治统治，使政治统治获得民众更多的权威性支持，从而建立传统型权威的政治统治。从权势和权威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权势与政治合法性的建立也是有着直接联系的，以现代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际，我们分析权威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从中也能看到权势的作用。
三、权势在不同政体中对建立政治合法性的作用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4]408。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关键，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合法性的获得与权势关系紧密，当君王把权势看作是建立政治权威的前提时，权势的作用就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很好的发挥，也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权势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对建立政治合法性的积极作用，反过来说，如果君王盲目崇拜权势，认为权势万能，而不注重权威性的获得，结果只会走向暴政而产生合法性危机，同时民众盲目崇拜权势也不利于政治形态的发展，民众都在追求和向往权势而忽视了对权力的限制；而在民主政体中，权势的作用有所弱化，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更多地体现在政党制定何种方针政策来获得民众的支持，更加关注民意。伴随着人类政治的发展，符合各个时代的政治统治思想都会配合政治统治的需要而产生，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战火连连，社会流动频繁，统一成为社会追求的价值取向，权势成为追求大一统的君王必备的利器，法家的势治思想得到秦始皇嬴政的赏识，成为对秦朝专制主义政治进行包装和渲染的理论工具，在民主政体中，政治合法性的类型发生了变化，朝着一种更理性的方向发展，权势的作用开始变化、弱化，法家势治思想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建立收效甚微，其强调的“势”甚至与现代法理性的政治合法性理念相违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法家势治思想在专制主义政体中对建立传统权威型的政治统治发挥的正面作用，下文将从合法性的视角，结合法家势治思想分析权势在不同政体中的作用。
1.权势在专制主义政体中作用的两面性
毋庸置疑，在专制主义政体中，权势对于传统政治秩序的建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君王统治获得权威性支持的前提，没有权势，权威也无从说起，法家势治思想甚至还认为有了权势，即使像桀那样昏庸，也能令行禁止；如无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能，也无法管理百姓，中国古代社会无数暴君和傀儡皇帝就是明证，权势在传统社会中的作用可见一斑，政治统治为了获得合法性，就要对政治权力进行充分论证和渲染，以塑造自身的权威形象[5]192，努力把国家权力转化为权威。我国著名政治学家周平教授把获得政治统治合法化的途径概括为：暴力途径、制度途径、意识形态教化的途径，以获
得信仰方面的权威。君王的权势常常伴随着暴力的使用，同时也是暴力途径能够使用的保障，一个没有有效权势的君王是无法制约臣民的，也就无法使臣民屈从，更别说价值层面的认可和信仰，君王没有权势传统型权威的政治统治就无法建立，光绪皇帝徒有虚名而无有效的权势就是一个明证，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君王应该牢记权势获得的途径，不管是儒家的君王之道，还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都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比如水能载舟，亦可覆舟；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君王处理好了与臣民的关系自然也就会获得有效的权势乃至长久的权威，抓住这个关键才能更好地发挥权势在建立政治统治合法性中的积极作用，君主才能立功成名、治国安邦，而不是只会依靠权势滥用暴力来对付人民。法家学派势治思想强调权势为胜众之资，同时权势又来自众人的支持，告诉了我们君王权势的两面，这种君王的权势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法家学派推崇，这是适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形态的。
君主专制政体下，帝王的统治也需要合法性，也需要理论思想去论证和渲染，使臣民认可这种君王天生就有的权力，法家学派的势治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强调君王权势的主流思想，秦始皇正是采纳了韩非之说，并顺应历史潮流，民心向背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的家天下王朝国家，嬴政依靠手中的权势通过暴力途径，消灭各国，通过其手中的军队给各国成员以直接的心理威慑，实现对各国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规范制约功能，从而获得有力的政治权威，他还借用暴力这一特殊的强制力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使既得利益得到保护，经济关系发展壮大，有效的支持了政治统治，巩固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帝王拥有权势才可以保证新制度和法令的推行，保证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君主专制政体形式下的社会结构是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层次很明显，帝王在金字塔的最顶层，假如一个没有权势的君王依赖大臣的辅佐得以登上王位，那么这种统治是不稳固的，有可能随时被拉下来，只有真正掌握权势才能在社会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光绪皇帝的亲政后，实际的权势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正因为如此，戊戌变法中的法令和制度才没有得以推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相反在清王朝康熙皇帝初年，辅国大臣鳌拜权倾朝野，康熙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卧薪尝胆，培植心腹，掌握权势，最后在政治斗争中消灭了鳌拜，建立了更加权威的政治合法性，巩固了自己家族的统治。法家学派的势治思想强调君主的权势，君主有权无贤亦可立国，而权势对于专制主义社会中合法性的建立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自古流传下来的神圣传统之上的，被统治者也相信他们的君王是真命天子，这样一种被神化了的习俗和权威让被统治者觉得“历来如此”，君王与生俱来的权势不会受到太多的怀疑，人们相信会有圣贤的君主出现，而不去从制度根源去思考统治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社会才会只有王朝更替，而没有政体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才会有那么多的暴君，他们的权力和其统治的合法性是不会受到质疑的，一种不受质疑的权势在专制主义社会中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能力，它对专制主义政体建立政治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但反过来说，盲目崇拜权势只会使政治统治走向暴政，暴君的产生自然也不利于专制主义统治的维护。
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不是拥有权势就一定能建立和巩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还要看即将建立的政治统治是否符合历史的潮流，人心的向背，光绪和他的先祖康熙皇帝一样，都是想励精图治，开创大业的君王，康熙之所以能够抓住权势消灭鳌拜在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认可康熙的统治（虽然也有刺杀康熙的政治行为，但都没有成功），而光绪却生在一个政治腐朽不堪，人民怨声载道的社会背景下，人民不再相信君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体来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即使光绪大权在握，政体形式的变革也迫在眉睫，他再也无法保住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同样袁世凯在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哪怕掌握权势，同样无法复辟帝制，只能在一片众叛亲离中含恨死去。
2.民主共和政体中，权势对建立政治合法性的作用有所弱化
也许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政党制度，民主共和政体中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更多的体现在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现代政治中强大政府的构建依赖政党的建立和巩固，力量强大的政党能够有效的组织群众参与到政治体制中来，
民意聚集在执政党体制内，民意选择成为执政党统治权力获得的前提，民意对于合法性的获得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权势的作用有所弱化，但不能认为民主共和政体中的政府不需要权势，只是在民主共和政体中，合法化途径更加多样，民主投票、普选常常成为合法性获得的惯用手段，政党竞争的核心是民意，而民意的获得不仅需要有权势去贯彻和实施自己政党的路线，还需要有新进的理念和执政思路来争取民意，换句话说政党需要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和渲染，让民众在政治选择中做出有价值性的判断，显然只有权势的政党不一定能迎合民众，或许更关注民意来制定方针、政策的政党在民主社会中会更具亲和力。“势”是强权理论的核心，民主共和政体中还要警惕一个极端，即霸权主义，过分强调强大政府的建立，很容易走上独裁统治，当今很多自诩为是民主政体的国家，利用人道主义的幌子，大搞强权，这样一种在国内强大的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独裁，世界政治秩序也会被这种强权所左右，因此更应该理性看待“势”的作用。
总之，对于往后的政治人来说，我们应把法家势治思想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它，既要看到权势对专制主义政体建立政治合法性的积极作用，也要意识到盲目崇拜权势是有害的；同时把权势放到不同政体中进行分析，找到不同政体中权势对合法性建立所扮演的角色，从而更加理性的看待法家势治思想，从而更好为政治服务。
参考文献：
[1]张易.法家大智慧[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2]时显群.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