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教育；经济；政治；文化
0.引言
随着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发展，信息全球化运作，知识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国家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所以提出了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并再教育领域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适龄孩子的入学管理力度，实行奖励政策鼓励人们进行高等学习，努力增强教育水平，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通过教育不仅可以使人们学到科学文化知识，还可以增加德育教育，体育培养，开设各种特色课程，开发人们的潜在智力，促进人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教育是社会的重要环节，对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其作用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他们之间相互影响，促进着彼此的发展也对彼此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应深刻认识到教育的积极影响，大力采取措施促进教育的发展，使经济政治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由此促进社会的进步。下面我们就分别从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进行阐述。
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教育和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教育的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也会推进教育的进步，一般他们都是以相同的程度进行变化。对于教育对经济的作用，国家领导阶层就曾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主要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教育的程度则体现了公民甚至国家的知识水平，关心到他们的创新水平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只有不断提高教育水平才能获得新知识并对新知识进行利用，促进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多采用机械自动化办公，并对计算机有较多的运用，社会领域中专业性也越来越强，分工越来越明确，人们只有通过教育获得足够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才能胜任工作，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促进经济的良好发展。
教育对经济是一种促进，同时经济对教育也有相同的作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使教育得到良好的发展。教育过程中教育设施的建立，教育培训的费用等等都需要经济作为支撑，经济是教育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经济体制的改革才能使教育得以引进，改变陈旧的经济制度才能使教育得到发展的空间。应大力发展经济保证教育的实施，同时改变经济体制为教育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
2.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教育本身就有一定的政治功能，教育的思想中传达着政治的意识，保证着政治的稳定，国家的和谐，教育是对政治的领会和传播。教育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过程中可以对国家的政策方针进行讲解和发扬，使人民充分认识到政治的内涵，还可以根据国家的要求培养良好的四有公民，培养他们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教育配合着政治实施国家的政策，提高着公民的政治意识，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识，对政策的理解，有利于增强政治基础，获得更多的拥护，对国家的稳定起到了保障作用。同时教育的普及使得人们有能力参与国家政治的事务，使得国家更加民主化，促进国家的进步和变革。
教育对政治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政治对教育主要是进行制约。政治的性质决定着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政治的制定对于教育的方面、领导权、课程内容都有一定的范围规定。政治也明确指出了接受教育的人员的特征，对教师和学生都有划定，政治的公平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公平与否。教育是为管理国家服务的，教育受到政治管理层的制约，社会制度的不同教育制度就有很大的差别，授课的内容，道德教育的理念等都是依据政治制度而设定的。
3.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教育与文化的相互包含，相互作用，并互为目的和手段的交融关系。社会发展不可能没有文化，而社会文化的传递和发展又依赖于社会教育。文化是教育的背景，而教育却是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教育能够传承文化，文化的传承是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教育可以传递和保存文化，教育可以活化文化。教育能够改造文化，教育对文化的改造主要是通过选择文化的整理文化来实现的。文化是教育的基本材料，根据社会价值标准和知识价值标准来选择文化进入教育内容。教育能够创造、更新文化。
文化也对教育有一定的制约。价值问题是文化的核心问题，价值取向对人们的教育思想、教育态度、教育行为等都具有深刻的和传统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个方面：其一，重功利轻发展、重共性轻个性、重服从轻自主、重认同轻创造的教育价值观。其二，文化传统制约着教育活动的过程，不同教育反映着不同文化背景，体现着迥异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规范、观念形态的总体特征。它大体可区分为四个组成部分：价值体系、知识经验、思维方式、语言符号。这四个方面相依不离，相分不杂，构成文化传统的基本内容。它们交融于教育活动过程之中，制约着教育的方方面面。其三，文化的流变制约着教育发展的历程。文化并非仅静态地固守其传统，它在历史长河中屡有变迁，教育也随之变化。其四，文化对教育具有多种功能和作用。其作用的性质是一种影响性的。教育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必然提高人们对教育的需要；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就必须发展教育事业。
4.结语
人们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社会有不外乎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人们总是会对这三个方面造成影响，并受着这三个方面的制约，其中关键性的纽带就是教育，教育将这些抽象的东西实际的联系在了一起，并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和技术的培养。教育使人们接触了许多的新鲜事物，使在社会中生存所应具备的能力不断加强，同时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整体素质，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有利的。总之，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44-350.
政治经济文化论文篇2
（一）唐代,盘跟陆良、曲靖坝子的爨氏势力日渐衰落。与此相反,洱海周边兴起了六诏政权。此时,唐王朝为镇遏吐蕃,迫切需要在洱海地区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地方势力,与唐形成犄角之势,使吐蕃不敢东犯河湟,南图洱海。于是,在唐朝的支持下,蒙舍诏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统一了洱海地区。为嘉奖统一洱海地区的功勋,唐朝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之后,唐王朝为了加强对爨区的统治,将北部的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和南部的安南都护府(驻今越南河内)两大统治据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统治网络,便选定在安宁筑城。安宁城的修筑成为滇东爨氏叛唐的导火线。天宝四至五年(公元745—746年)滇东爨氏因害怕安宁城的修筑损害其既得利益而发动了联合叛乱。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南诏政权在唐王朝的授命下趁机东扩,尽灭滇东诸爨领主,“云南迤东之地,浸浸俱入于南诏矣”。至此,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了第二次转移,即从陆良、曲靖坝区转移到了洱海周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元代。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云南民族地方势力以洱海为中心建立了清平官、“六曹”、“九爽”、赕、节度等较为完备的政治军事统治机构和管理制度。如南诏国时期,南诏王自称“元”,呼诸臣为“昶”,诏之下设清平官六人,又设大军将十二人,与清平官同列,另设外算官二人,统领“六曹”。地方政区则设置了六赕(后增至十赕)、八节度(后改为六节度,二都督),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管理体系,有效地维护和巩固了以洱海地区为核心统治区域的南诏大理政权对整个统治区域的治理。这一时期,云南的疆域包括了今天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及緬甸、泰国和越南的一部分。
（二）经济方面,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云南洱海周边封建领主经济得以确立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云南以洱海为中心的农业、饲养业、手工业、商业贸易的发展。南诏时期,政府曾在点苍山玉局峰顶修筑池陂,“更导山泉共泄流为川,灌田数万顷,民得耕种之利”②。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南诏国国力殷实,盛称“家绕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元初赴滇的李京亦有居住大理、滇中一带“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山水明秀,亚于江南。麻、麦、蔬、果颇同中国”④的记载。畜牧业方面,洱海周边畜牧业十分兴盛,大理国段正严统治时期,“各方贡金银、罗绮、珍宝、犀象万计,牛马遍点苍”⑤。由于大理国所产大理马十分有名,宋代曾在大渡河一带开设互市进行交易。此外,南诏、大理国时期建立了以洱海地区羊苴咩(大理)城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交通体系。在汉晋南北朝时期云南交通发展的基础上,南诏大理国建立了通往吐蕃的铁桥道,经人西川的清溪关道,经鄯阐府拓东城再由戎州人内地的石门道,以及经黔府入内地的南诏胖舸黔府道,向南的安南道和南海道,向西的天竺(印度)道。七条交通线均以南诏和大理国都城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方展延形成,并在交通沿线兴起了一系列的城镇,有力地促进了以南诏大理国都城为中心泛洱海区域经济贸易的发展。由于商业贸易发展,南诏成立了专门管理贸易的官制“禾爽”,与中原地区、吐蕃、天竺、骠国、中南半岛诸国都有商业交往。由于商业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在洱海周边已开始使用贝币作为流通货币。文化方面,南诏、大理国时期每年都要派人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王室成员和各级官员“不读非圣之书”。在南诏、大理国统治者的不断推动下,汉文化在以洱海周边为核心的云南境内迅速传播。元初郭松年《大理行记》曾有“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陈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①的描述。可见,这一时期洱海周边汉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除了汉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洱海周边最为突出的就是佛教的兴盛。南诏社会晚期,佛教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大理国时期,佛教更加盛行,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整个大理国段氏传位二十二代,其中就有八人避位为僧,可见大理国时期佛法之隆。此外,元初郭松年《大理行记》曾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图,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珠,一岁之间,斋戒过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③总之,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创造了云南历史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髙峰——南诏大理文化,留下了崇圣寺三塔、南诏德化碑、剑川石钟山石窟、南诏中兴画卷、张胜温画卷、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等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对研究云南地方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兵击灭大理国后,参照蒙古军队的组织形式,依大理国行政区划,视各地民族势力的大小在各地设置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任命当地民族的上层担任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从空间上看,元代在滇中及其周围的昆明设鄯阐万户府,在今滇池南岸的云南晋宁县晋城设阳城堡万户府,在今云南晋宁昆阳设巨桥万户府,在今云南嵩明县设嵩明万户府,在今云南武定县设罗婺万户府,在今云南寻甸县设仁地万户府,在今云南石林县设落蒙万户府,在今云南澄江县设罗伽万户府,在洱海及其周围的大理太和一带设置了大理上万户府,在凤仪、祥云一带设置了大理下万户府。从两大区域所设置的万户府的数量来看,滇池周边的数量和密集程度远远超过了洱海周边。这些统治机构的设置充分体现出蒙古统治者要将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再海东移到滇池地区的战略构想。④然而,元代并没有实现云南政治中心从洱海周边向滇池地区的彻底转移,而是处在政治中心转移的过渡和冲突阶段。这种过渡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代表中央政府的元梁王和代表地方民族势力的段氏大理总管之间的争斗上。大理国灭亡后,蒙古政权鉴于大理段氏为首的民族势力的力量和影响,为达到“仍资其兵力以制服诸蛮”的目的,便于蒙古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在大理“设立大理都元帅府。录段氏子孙世守之”⑤。同时,为加强对云南的控制,元朝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命忽哥赤为云南王,自后分封皇孙子弟为云南王,或封为梁王,驻鄯阐世袭统治。这样,客观上在云南滇池和洱海地区出现了两股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势力。大理总管府设置之初,段氏几任总管都为元朝东征西讨,为元王朝平定云南境内蛮夷叛乱和西南边疆的恢拓立下了汗马功劳。元统治者亦相应赐予段氏云南行省参政、平章政事等高官荣衔。但是,随着大理段氏势力的不断坐大,引发了一系列与元梁王的政治斗争。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段光与梁王因争地成仇,“乃遣张希矫、杨生、张连发兵与梁王战”,结果大败而回,幸存者不过数人。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梁王兵袭大理。段光御之,大胜”。正如《滇考》中所言:“段光继守大理,时,中原板荡,梁王以元室镇鄯阐,段氏守大理,彼此嫌妨,始欲分域自固,遂成仇雠。”⑦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段功继任大理总管后,段氏与梁王的争斗达到了白炽化的程度。元梁王最终于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以“邀(段)功赴东寺演梵”为托词乘机杀死了段功。
（四）终元一代,统治者虽然在滇池周边设置了万户、千户,以及后来的路、府、州、县等统治机构,并任命皇室子弟世袭为梁王坐镇昆明,企图将统治中心东移到滇池周围。但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大理段氏虽丧国却势力犹存,元王朝不得不利用其作为大理总管,客观上承认了洱海周边以大理段氏为首的民族势力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造成“梁王国鄯阐,而段氏世守大理,一恃宗亲,一恃故物。两不相下,王府多骄恣。凌虐段氏。渐构成衅”的局面。大理段氏与元梁王的政治斗争表明元王朝企图将政治中心东移滇池的战略尚未实现,元代云南政治中心正处于从再海向滇池周边转移的过渡时期。
二、明代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滇池周边的转移
（一）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军队平定云南时,大理段世曾遣使致书傅友德,请求“仍赐册封,定为进贡”。对此,明军首领傅友德并没有理会,提兵进发大理,生擒段世。攻克大理以后,因段世与段明之父段宝曾有降表,于是朱元璋传谕“赐长子名归仁,授永昌卫镇抚;次子名归义,授雁门镇抚”改大理路为大理府,置卫所,设指挥使司,废除了段氏在当地的行政特权。自此,自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南诏阁罗凤叛唐以来的630年间,大理这个依苍山,面洱海,北恃龙首关,南据龙尾关的顽固堡垒才算是被真正攻破。④明朝平定云南后,在元代云南行省的基础上,设置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之政”;置都指挥使司,掌一省之军事。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设提刑按察使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三司”治所均设在昆明。在省之下,明朝设置了府、州、县等行政管理机构和卫、所、哨、堡等军事管理机构。从明代行政、军事管理机构设置的数量及其层次来看,云南布政使司所辖19个府中,在滇池周边的有云南、澄江、曲靖、寻甸、武定等府,在洱海周边的为大理、鹤庆、蒙化、丽江等府;云南都司直隶的20卫,20千户所中,明政府在滇池附近设置的卫所数量达到6卫,4守御千户所。加上云南左卫、右卫、中卫各辖6个千户所,云南前、后卫各辖5个千户所,广南卫辖4个千户所,加起来共计32个千户所。而在大理洱海周边仅设置了大理卫、洱海卫、大罗卫、鹤庆御,所辖共计20个千户所。可见,明代不仅将掌管一省行政、军事和检查的最高统治机构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全部设在昆明,从军事布防及卫所设置情况看,滇池周边也远远超过了洱海地区。明代政治中心从再海周边东移到滇池地区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经济方面,由于滇池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便利的交通、靠近内陆腹地的区位优势,使其逐渐成为云南的经济中心。在农业社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往往可以从这一地区的人口、土地和税收等数量反映出来。据万历《云南通志》统计,滇池周边的云南府共有14000户,56240人。洱海周边的大理府22800户,268715人。⑤除了以上民户外,云南府周边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中卫、云南前卫、云南后卫、广南卫、宜良所、安宁所、易门所、杨林所等卫所在册军数为70159人,卫所军官及舍丁数为3472人;大理府周边大理卫、洱海卫、大罗卫共有军数22768人,卫所军官及舍丁数为1826人。军民人口总数加起来,滇池周边有129871人,洱海周边有293309人,洱海周边人口数远比滇池周边的要高。但从屯田数量上看,滇池周边云南府具有官民田三千八百七十五顷六十二亩九分,洱海周边的大理府有官民田三千一百六十顷十九亩三分。加上军屯数量,滇池周边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中卫、云南前卫、云南后卫、广南卫、宜良所、安宁所、易门所、杨林所等卫所军屯数量为372424.545亩,洱海周边的大理卫、洱海卫、大罗卫军屯数量为186255.86亩。①可见,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滇池周边的田亩数都超过了洱海周边。另据万历《云南通志》载,云南府所征商税为银四千五百七十九两一钱三分六厘九毫一丝二忽八微,大理府商税为银七百三十二两一钱七分三厘五毫九丝二忽。②云南府征收的商税是大理府的六倍多,证明滇池周边的商业贸易远远超过’再海周边的水平。又据天启《滇志》载,以滇池周边的云南府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因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因此“俗奢豪,惟文齐、王阜、景毅相继防检,遂为善”③。文化方面,由于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往往是一致的,随着滇池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往滇池地区的迁移,明代滇池地区所设的官学、书院数量均超过了洱海地区。据天启《滇志》统计,云南府共设书院7,州儒学4,县儒学7,社学35,射圃4。大理府共设书院13,州儒学4,县儒学3,社学6,射圃4。
政治经济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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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文化论文篇4
1948年,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建立,进入研究所的斯迈思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研究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也由此开始发展。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主流视野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认识。另一个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的人物是赫伯特·席勒,他与斯迈思都把传播当成公司力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把传播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指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之间重大的隐含意义。他们的很多观点都被看做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斯迈思回到加拿大,积极参与政策事务的讨论。席勒加快了与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人权和反战媒体的联系。他们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影响了进步的领域,还培养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一批研究者。这一批新的研究者,大多都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继承了早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其中爱德华·赫曼与诺姆·乔姆斯基为杰出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闻业批判的出现很引人注目,但是严重的资源匮乏,很少的机构支持,加上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消沉。这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也在尖锐的进行着。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产生危机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没有培育出可以推动该领域发展并展开创新研究的优秀学者。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攻击,谴责大众文化,认为它使消极的受众操纵了文化,并认为高等文化受到流失,他们都被看作是精英主义者,被认为夸大了文化产业对普通人的控制。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建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个研究中心是由理查德·霍加特与斯图尔特·霍尔一同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开始是从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并且致力于保护次要群体的核心创造力。它的最早工作重心之一是把阿多诺“文化试图废除阶级”的定义作为目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了一种批判理论,这一批判理论并不是批判经济基础决定文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为了批判阶级理论(即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并压迫无产阶级的文化)。
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汤普森以及威廉斯。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过于呆板。他还认为卢卡奇颠倒了世界观的概念,把所有国家和每个历史阶段拥有的世界观都转到了阶级问题上。霍加特指出商业娱乐资本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但是这一观点受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学者的指责。汤普森和威廉斯都认为文化实践只有和社会构造关系联系,才能被充分的理论化。威廉斯反对把文化还原为基础,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反映,它还是物质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研究的分歧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都追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它们存在分歧。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会议之后,两者的关系彻底破裂。资本和商业主义充斥着整个社会,非商业的价值和制度要么迎合市场,要被市场粉碎。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建立在对物质关系的关注上,在精神层面,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是注定要反映时代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会努力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保持一致。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认为商品拜物教是商业主义进行渗透的一种方式,它给予商品个性,表现在广告和品牌名称中,将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文化研究者的质疑。霍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经济简化论和决定论。经济简化主义认为政治和文化都是对生产领域的反映。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被锁定在了经济关系中。文化研究是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反对,是对底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反对,是对错误的意识的反对。
而自文化研究建立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太过重视文本研究,忽略了对物质基础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是被物质产品所决定的,这是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决定因素,因为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被一种交换关系的抽象系统所主宰的。
两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其中最着名的论辩是1995年,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论辩。
政治经济文化论文篇5
时间:2003-11-3 作者:杨帆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合法性的变迁、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文化的分化等几方面。改革开放20年也是人们政治文化发生急剧变迁的时期。
【关键词】中国/政治文化/演进
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与社会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一、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试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建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义务观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肯定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同时,在党章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这种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并提出有关的政治观点。在我国的现有政治文化体系中,多种学说并存。针对一定的政治现象,各种学说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是用邓小平理论来加以统一的。这就是说,对于其他各种学说,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须要求它们跟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第二,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仅仅表现于理论观点方面,而且表现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活动方面。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正如伊斯顿所说:“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1]。在当今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起到这种规范作用。第三,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他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其他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变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合法性类型的更替经过了大致封建社会身份趋向的传统合法性到建国后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础,再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以经济增长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类型,最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中国领导层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平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础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政治经济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挑战;优化
[作者简介]樊文娥,南通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江苏南通226019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161-0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它与我党的指导思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一致性,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为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按照时代的需求、学生的特点进行了不间断的改革与创新,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显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断面临挑战,需要不断地优化。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最重要的国内社会环境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为集体主义价值观、道德观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彻底打碎了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羞于言利”等观念对人们的束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摆脱了传统集体主义的僵化性、虚幻性。为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对个人都具有利弊并存的双重功能,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受到市场经济功利性的挑战。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向学生灌输并要求学生必须确立的价值观,而市场经济的首要法则是功利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功利性的浸染中,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原动力,大学生在升学、就业竞争的严峻形势面前,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增强自己在社会上的搏击能力,并把此看作硬件,从而把道德修养的提高看作软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实用性,解决不了他们的升学、就业问题,进而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出现理想淡漠、急功近利、忽视修养;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身边的人和事。使高校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受到极大的挑战。而过分崇尚自我、强调自我价值便成为时尚,使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沦落。当前高校中持续的“打工热”、“经商热”、“炒股热”、“考证热”等正是这一心态的一种折射。大学生片面追求实惠,把满足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凡事均先出于自利的考虑,显现出目光短浅,过分看重眼前利益、追求物质利益、忽视内在的精神素养,从而造成对他人、对社会责任感的缺乏。
第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价值多元化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学生确立的理想、信念。这是一代中国人曾以生命扞卫的神圣和权威、以鲜血染红的伟大旗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分配方式多样化,由此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这些都成为大学生比较、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科学性的另类标本和思想元素,使他们从更多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教育边缘化,使大学生在政治理论观念的走向上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有些大学生不仅是厌烦马克思主义教育,更是从根本上否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全面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些大学生误解为马克思主义只解决夺取政权问题,巩固政权需要另外的主义来回答,从而过多地崇尚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造成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动摇。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受到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大学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然而,随着改革的进入、开放的扩大、现代科技的普及,高校在地理空间、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等方面不再与社会隔绝。信息来源的日益广泛,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学生课堂之外能了解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课堂内外的内容,理性与现实的比较,使大学生的思想、认识、观念、信仰不断受到冲击。当理论与现实一致时,大学生会信服马克思主义,反之会大大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可信度。特别是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最让大学生们反感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现象等还不能一时完全解决,最让大学生担忧的就业竞争,会愈益激烈。一部分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从理论与现实的负面效应中思考问题,进而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确立的重要体制,它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基石,而邓小平理论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本身不存在矛盾,现实中的不吻合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断优化。
其一,用市场经济的特点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市场经济的特点首先是竞争,并且需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企业获得更好更多的效益,通过竞争人才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竞争是一种奋发,是一种昂扬,是能力的展示,更是价值的体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引导大学生坚定地确立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效益意识、法律意识,思想要解放、观念要更新。以一种良好的心态,在学习中增强竞争能力,善于竞争、勇于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
其二,用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说服力。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用符合实际的结论来取代过时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向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入课堂,不回避、不隐瞒,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的、有创建性的新理念,如科学发展观、执政党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让大学生去讨论、去分析,在讨论分析中提高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在学习、研讨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使大学生用创新理论去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从中发挥理论创新的吸引力、说服力。
其三,用舆论导向来树立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高校集中着时代精英,因此高校是国际风云、社会变革、政治思想、学术思潮的集散地,是思想理论的重镇,是各种信息的密集地,是发展科学文化的重要园地,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的重点地。一批批的时代精英需要在高校得到培养,培养的过程、教育的过程,也是各种错误思想、腐朽思想侵入的过程。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用舆论导向来引领大学生,利用校园文化、理论讲台对大学生进行宣传、引导,以此塑造大学生的高尚精神、鼓舞大学生的雄心壮志、磨炼大学生的坚强意志,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和建设者。
二、经济全球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挑战与优化
经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挡,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奠定基础,形成价值构架。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文化价值观的斗争也日趋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依靠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利用经济合作、贸易往来、技术转让等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诱压兼施的手法,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特别是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资本主义思想的种子,千方百计模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降低社会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凝聚力和整合作用。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心理排斥。
第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意识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后,从贸易、金融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法律各领域,而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普及以及全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国与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主权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主权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主权与利益。着名学者巴蒂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毁灭主权国家,连通世界版图,挑战社会契约,改变国家主权的内涵。世界秩序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则呼吁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认为人类的意识应当先于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来越成为阻碍世界各国共同进步和发展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限制。而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上述这一切,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受到巨大挑战。
第三,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经济上的支配力量衍生出强势文化。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通过高功率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电脑软件、好莱坞电影等媒体,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与扩张。老布什曾经说过:凡是接受美国经济的国家就无法拒绝美国的价值观念。针对这种文化殖民主义,马来西亚副总理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在谈到全球风险时就这样认为,全球化会使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但它导致西方文化中最肮脏、最无价值、最颓废的东西在非西方社会泛滥成灾。使本土文化岌岌可危。一些国家的本土文化很有可能消亡,或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一方面通过经济领域进行大众文化、快餐文化、消费文化的贩卖,使西方文化逐渐进入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媒体竭力推销它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直接侵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内政自由和社会稳定。这些文化统治,腐蚀着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热情,使社会主义文化处于劣势地位,阻碍人们特别是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已经势不可挡。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我们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同样可以积极应对,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优化。
其一,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因素,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济全球化促进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其所带来的多元文化、多元观念和多元生活方式不仅拓宽大学生的视野,而且打破了他们的封闭局限观念,使得大学生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有了全面的了解。在比较中有目的地借鉴、吸收,做到洋为中用。同时,也使大学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更深入的理解,能够促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体制等方面有所思考,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方针、政策融汇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打破大学生被禁锢着的思维模式,逐渐形成开放的新观念、新思维,实现观念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经济全球化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家竞争力逐步提高,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国际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全民族特别是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空前高涨。由于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发展了自己,人民的生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基本实现了小康,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信念也不断加强。经济全球化为高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新的平台。全球化中多元的意识形态在对立和差异中并存,相互交流、相互融汇的局面,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吸收全球化时代的合理养分、丰富自身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有利于大学生开阔视野,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差距,找到长处与不足,有利于我国学习和借鉴各国在对意识形态教育、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先进做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机和活力,切实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政治经济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政治文化/演进
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与社会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试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建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义务观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肯定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同时，在党章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这种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并提出有关的政治观点。在我国的现有政治文化体系中，多种学说并存。针对一定的政治现象，各种学说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是用邓小平理论来加以统一的。这就是说，对于其他各种学说，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须要求它们跟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第二，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仅仅表现于理论观点方面，而且表现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活动方面。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正如伊斯顿所说：“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1]。在当今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起到这种规范作用。第三，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他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其他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变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合法性类型的更替经过了大致封建社会身份趋向的传统合法性到建国后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础，再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以经济增长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类型，最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中国领导层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平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础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政权都是建筑在传统合法性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合法性危机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也动摇了王朝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身份取向的传统合法性。但从破坏传统合法性到建设理性-民主型的合法性，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前，民族独立与国家的统一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势力不得不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的来源，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我们党要求民众支持和统治合法性的支柱。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由于长期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人的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而忽视经济建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单纯化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调控，这一合法型诉求加之对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威望的盲目崇拜，终于导致了“文革”的混乱。“文革”结束后，随着传统合法性的消失，“两个凡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形势的发展表明，执政党的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深切地感到我们党统治的问题。早在1979～1980年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就强调了经济成就对于政治稳定的关键作用：“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他就站不住。”“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方面的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2]显然，经济增长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途径，被邓小平视为新时期我们党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没有忽视既有的意识形态基础。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底线，即无论经济增长有多重要，它必须与此原则保持不冲突的状况，这就是以经济增长为合法性来源与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经济的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资源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客观需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使其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成比例的迅速膨胀。许多“政治系统不能很快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的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入了困难”[3]。事实上，许多政府保持了较高的政绩，但其政权合法性还是受到了削弱，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中民主化、社会公正、自由等价值观目标受到了忽视，这种代价与该政权有关，从而减少了公众对该政权的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自由、民主、契约、公正等价值观正在上升为人们的普遍追求、信仰的东西。加之政治世俗化对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4]。因此，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可以说在逐渐削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继续维持合法性现状，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明显加快。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方略是我们党适应时代要求，探索建立现代法理型合法性的一项重要举措。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法理型合法性基础正在建立。转贴于
三、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政治文化是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对称，是根据现代社会模式实施自我民主性更新的政治文化。帕森斯认为，世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世俗文化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用中立的方式而不是感情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世俗文化向普遍性的标准和概念而不是与某些单一独特的标准看齐，在评价和录用个人担任社会角色时世俗文化重视成就，而不重世袭地位[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越来越移向世俗化、理性化的端点。
1.公民民主法制观念增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强调各市场主体依照规律平等竞争、公平交易。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识逐渐增加。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6]“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7]。社会主义民主成为新时期人们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与社会主义民主观相适应，人们的法治观也逐步增强，社会生活法律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诉诸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这表明公民开始确立依法有序表达意志和要求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2.政治价值观念日益世俗化，利益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主要价值尺度。在个人方面，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随着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人们拥有更多的信息、机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化渠道；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更具有现实性，更看重政府的实际作为；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不再盲目绝对服从。
3.公众的政治心态日趋理性化。人们逐渐摆脱“文革”中那种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政治稳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治发展主要追求的目标，我国政治进入理性发展时期。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政治稳定关系到每个公民个人的利益，因此，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政治稳定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带有战略性全局的根本问题。于是“重秩序”成为人们的主要政治心态之一。这种“重秩序”的理性心态有利于人们摆脱影响政治发展的各种“左”的和右的激进非理性观念的束缚，自觉吸收主流政治文化，维护政治权威。
四、政治文化的分化
伴随着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表现的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功能上的离析性和质太上的异质性，这便是政治文化的分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文化分化。
1.主导政治文化面临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新时期的主导政治文化。但在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社会利益格局大变动的面前，主导政治文化对社会的整合作用受到极大的冲击，目前在不少人中间存在的“信仰危机”和“理想淡化”就是其表现。其一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和以专制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其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其精华部分将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得以弘扬；而其糟粕部分也将顽强地寻求合理性，并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二是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大量外来思想涌进国门，其必定是良莠参杂的。外来文化中有关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在被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同时，也会有一些与我国社会变革不相协调，阻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方面。改革开放中，我国社会中竞相登场的许多思潮，无不印有西方政治文化的痕迹。
2.政治心理复杂多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在社会变革过程所进行的对通过国家权力配置社会利益群体利益机制的调整，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中的影响作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作为个人而存在的利益群体，更因其利益的千差万别而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反映。不同的利益群体存在不同的心理取向，因此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人们的政治心理是复杂多样的。伴随着政治心理的复杂多样化，是人们政治心理的失衡和矛盾状态。社会变革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利益格局中的定位。在变革完成之前，不同利益群体既有对以往利益配置机制的留恋，又有对新的利益机制的期望。即便是同一利益群体，也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而对同一利益配置机制的利弊表现出不同的认同倾向。比如，一项关于腐败问题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对腐败现象表示“痛心疾首”或“比较痛恨”，但当问及“如果行贿能够解决你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您是否会行贿”时，竟有不少人表示“肯定会”或依情况而定[8]。
3.政治价值取向不一。政治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是改革过程中政治文化分化又一重要特点。在对自我价值取向上倾向于自我实现和绝对自由。传统的“完全贡献型”和“偏重于贡献型”在减少，“交换型”和“索取型”在增多，注重集体行为规则约束的在减少，主张个人绝对自由的在增多。在对政权的价值取向上也各异。除了一部分肯定现行体制外，还有的留恋我国上世纪50年代的体制，有的主张效仿亚洲新兴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有的明确主张西方的政治制度，如“西方的政治民主”、“多党制”、“分权与制衡”制度在不少人中特别是年轻人中还有一定的市场。在意识形态政治价值方面表现为对理想和主义追求的淡化，对金钱和个人名利的追求有所增强。由于片面的利益驱动，“人生信仰是金钱”、“最高理想是金钱”等成为愈来愈多人的价值追求。又如，由于价值观念淡漠，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跑官要官，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
政治文化的分化是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一种伴生物，具有其必然性。不可否认，政治文化的分化在某些方面对政治发展具有某种正功能，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负面的影响是主要的，它阻碍政治文化的凝聚和整合功能的发挥，尤其是阻碍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文化的分化，这种分化是在强大的主导政治文化的指导下进行的，是主导政治文化的指导和支配下进行的，是主导政治文化之下的政治亚文化，因此它必然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整个来说，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也必然是次要的和局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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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文化论文篇8
摘要本文从毛泽东的文化观入手，分析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指出了繁荣我国当代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思想文化建设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随着时代的逐步发展，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内容。如果能够在文化这个关键因素上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先进性，就能够站在时展的最前沿，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
从文化的发展历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历程来看，毛泽东同志的文化思想包含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同时又吸收了西方外来思想的精华。所以无论是从文化的先进性革命的角度分析，还是从文化的基本意义着手，其思想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都存在显著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现代文化建设
我党的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统一起来辩证分析，对文化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分析和界定。他曾提出：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体现，同时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又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和政治，是为一定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毛泽东对文化这一本质的剖析，告诉我们经济影响和决定着文化的走向，同时政治也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文化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其对政治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反作用力。所以新文化是为新经济和新政治服务的，而且必须做好辅助工作，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是不够的，文化是经济和政治持续发展和巩固的坚实后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者应该辩证同步发展，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论断，并且根据这一结论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发展路线、方针和政策，由此也引发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初期的翻天巨变。国民的封闭观念逐步受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国家也朝着改革开放的良好态势稳步发展；原有的旧的经济体制被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新型经济体制取代；现代民主政治获得有效发展，市场经济欣欣向荣。这种巨大的观念变化导致了巨大的综合国力的发展。但是，随着这种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发展远远跟不上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步伐，不协调的现象由此显现，所以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借鉴前人经验，紧紧围绕我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发展而发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新文化能够有效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2毛泽东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文化和经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物的总称。经济是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表现为某种特定的政治形态；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终极反映，它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推进过程。文化不仅反映某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现状，而且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对其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文化如果运用得当，则能够更好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并且这种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日趋凸显。毛泽东同志曾在1949年9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语言：伴随我国现代经济建设黄金时期的到来，我国将会带来一个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中国以往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即将远去，转而将会以一个具有高度先进文化的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那个时代已经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事业放到了一个高度的位置，并且将其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一项重要内容。
3毛泽东新中国时期的文化方针
毛泽东的文化方针简单总结起来主要是两点：其一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二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在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党文化与科学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无疑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的，新中国百事待兴，旧的文化封闭和限制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国家需要文化的繁荣和进步，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其提出该方针的目的可想而知，是要为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科学、繁荣艺术制定出一个总的指导原则。
接下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里面又提出了我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文化方针，毛泽东同志这一方针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得到了坚持和贯彻，它符合我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劳动特点，同时又具有科学、民主的双重性质，代表了精神文明生产的基本规律。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也告诉了我们：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沟通、渗透、碰撞能够让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得到长足的发展，所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逐步推进，这种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重要。
在中外古今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则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区别对待的，这种方式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到：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创造了很多灿烂的中华文敏。认真梳理这些古代文化历程，提出其封建糟粕，吸取其民主科学精华，是发展新文化的必须手段。这代表了毛泽东同志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和态度。对于外来文化，毛泽东是这样看待的：外来文化有其借鉴价值，我们应该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以作为补充，这种工作以前做的很不够，在以后的过程中不能片面地对待，而应该科学的取舍。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我们都应该做到：不断进行总结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态度。如果说要建设中国文化事业，我们首先就应该以中国传统的优秀的古典文化为基础和根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探索和推陈出新，才能更好地促进现代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古为今用”这个词来进行诠释。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所以中国的民族文化必须与国外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并且在交流过程中有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以求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用另一句话来诠释即为：洋为中用。毛泽东同志用辩证的思维审视了中外古今的各种文化和思想，他主张我国吸收西方的进步思想，但同时摒弃西方带有殖民特色的腐朽文化；主张传承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秀成果，但又反对带有封建色彩的落后文化。毛泽东思想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5).
政治经济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总布局；伦理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7.06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领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落实“五位一体”总布局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其他诸方面建设，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正是这一总布局贯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又是建立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一基础之上。本文拟从总体上研究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对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的支持作用，这一研究从学理上也就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伦理支持问题。
1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济伦理支持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又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前提。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才能良性运行。古代社会，经济与道德关联紧密。亚里士多德就有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集中于《政治学》和《伦理学》两本著作中。他分析了两种财富观，其一便是“专以聚敛财富为能事，另一却为生活而从事于觅取有限的物资。”在此基础上，他批评当时不顾道德追逐金钱的风气。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反对价格欺骗，也反对在商品的质量与数量上的欺骗，认为一件出售的物品如有三种缺陷之一，就构成欺骗，是不道德的，也是非法的。第一种是关于物品本质方面的，第二种是关于数量方面的，第三种是关于质量方面的。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孔子主张义以为上，否定见利忘义，强调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蕴，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并把义与利的对立推到了极致。梁惠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他回答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到了近代，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出现了二分，亚当・斯密的观点是个典型。1759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年后又出版了《国富论》，在《道德国情操论》中，他认为人是道德人，具有同情心，是利他的，但《国富论》认为人是经济人，是利己的，这两个相反的人性论命题似乎成为一个明显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亚当・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二百多年来，众多学者对此颇为关注，并未取得共识。本文认为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古典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典型，二分符合当时时代的精神状况。在经济活动中，人是利己的，但经济活动之外又是利他的，故其主张经济领域是远离道德的。但近代市场经济时期，经济的自由扼杀了实质的正义，阶级矛盾激化，经济危机频发。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伦理的引领，这就有了经济伦理学的诞生。马克斯・韦伯是个代表性人物，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并首先提出了“经济伦理”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推动形式公平进一步向实质公平发展。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公平观，人类真正追求的崇高境界是“事实上的平等”。针对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公正的伦理实践已经在社会安排时把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前列，促进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共享。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导向，经济伦理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尺度。
2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政治伦理支持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政治保证。但政治建设需要伦理的支持，需要伦理提供道德方向，也即需要政治伦理的支持。所谓政治伦理即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包括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理想的基本伦理规范和道德意义。在中、西传统道德观念中，政治和伦理道德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关联。一般来讲，古代的政治与伦理关联紧密，具有内在统一性。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论语》等所讲的既是政治，也是伦理，既是治国之道，也是做人之道。中国先秦儒家的德治理念使政治伦理化了，周代的以德配天的政治道德观念更说得明白。到了近代，政治与伦理的关系淡化，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在其名作《君主论》中提出了一种绝对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被视为西方“无道德的政治学”主张的理论滥觞。洛克的《政府论》将国家政治限定在政治权利本身的产生、运作和制约的合法性上，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政治之“道”理，而是政治之法则。到了现代，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进一步拉近，20世纪60―70年代可谓是政治伦理研究重新受到高度关注的重大转折点，1971年出版的罗尔斯《正义论》打破了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长久以来的沉寂，重新恢复了政治哲学的传统方法论。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现代政治，具有鲜明的民主和人本意蕴，故社会主义政治与伦理有紧密的关联。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它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人员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驱除当官做老爷的传统消极观念的影响，把人民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治行为对错的标准。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规范被概括为尽职尽责、廉洁奉公、办事公道、务实高效等。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范畴包括正义、公平、民主、廉洁、务实、勤政、高效、任贤等范畴是政治道德关系的必然要求与反映，为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服务。
3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伦理支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而伦理道德是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故文化建设需要伦理道德的引领，这就提出了文化伦理的问题。所谓文化伦理，一是指文化与伦理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文化与伦理的关联在人类历史上呈现波浪式的升降态势。古代的文化与伦理有紧密关联，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伦理主导着文化。但在近代，文化演化成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客观主义，把“是”与“应当”分开，文化成为一种科学文化。人站在世界之外，客观中立地研究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工具理性彰显，价值理退。正是这种文化发展造成了现代性的危机，促成了文化与伦理的再度关联。20世纪的西方社会，以50年代为分水岭，前50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50年则是相对稳定的黄金时期。但无论前、后50年，西方社会均因为各种社会伤病而招致激烈的批判，所有这些批判始终如一的主题是西方文化的伦理批判，伦理价值成为衡量当代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准，这就是后现代文化的出场。它试图在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哲学基础的反驳中实现文化的伦理转向。近现代中国，伦理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地位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复杂转化过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开始一个新时代，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而以人的发展为终极目标，这个时代的实质就是伦理时代，道德还是不道德成为文化发展的必须关怀的最终问题。可惜的是，在我国的伦理学研究中，还未自觉开辟出文化伦理学的研究方向，以文化伦理为关键的论文寥寥无几，以文化伦理学为名称的著作更是尚未见到。
文化伦理的本质含义就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审视文化，一方面揭示文化现象的伦理意蕴，另一方面提出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文化伦理的外延十分宽广，文化制度伦理、文化政策伦理、文化市场伦理、文化教育伦理，文化传播伦理以及文化部门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等都是文化伦理的范围。它将全面充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成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精神引领。
4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社会伦理支持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社会建设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中析出的旨在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建设，主要解决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自由发展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实质的不平等问题，而这种自由与平等的正义追求恰是社会伦理学的课题。社会伦理学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它以社会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人为自由为目的，是关于社会和谐秩序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的理论。纵观人类思想史，并没有一个内容十分确定的社会伦理范畴，然而却有丰富的社会伦理方面的思想材料。社会伦理是社会与伦理的结合，社会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要受伦理规约，这便有了社会伦理。古代社会，社会与伦理是密切结合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公正作为核心与灵魂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社会共同体，社会成员各守其位、各司其职，这就是社会公正与和谐，就是社会的至善状态。奥古斯汀是第一个在宗教神学的面貌下系统阐述社会伦理的思想者。他关于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关于政教分离、正义与幸福关系的思想包含了许多社会伦理内容。到了近代，社会与伦理的关系出现疏松，自由主义盛行，社会演化成为名利场。孔德针对这种情况，认为摆脱欧洲社会危机，重建社会秩序的现实途径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和信仰体系，主张将科学实证的方法运用于对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了“社会伦理”一词。在他的知识体系等级中，两门最新学科，即社会伦理学与社会动力学占据最高地位。他反对原子论的还原论分析方法，主张用整体有机体的立场，注重经验分析的方法来认识社会及其道德现象。孔德所理解的社会伦理学就是他的社会静力学。此后社会伦理学进入学术视野，进入学科建构时期。中国的社会伦理学研究起步较晚，伴随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伦理学研究才提速。总体来讲，当代中国的社会伦理学研究应当以社会治理伦理与民生伦理为核心来展开，社会治理有鲜明的伦理意蕴，应以正义为旨趣，而正义的目的在于实现民生幸福，社会治理是手段和过程，民生幸福是目的和结果。社会正义了，民生幸福了，社会也就和谐了，社会伦理的使命也就实现了。
5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伦理支持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是“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一环，其核心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需要从伦理上对人的行为进行规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这也就是生态伦理的任务。纵观人类历史，古代社会，人与自然处于圆融一体的状态，东西方皆有明确的生态伦理思想。道家哲学以自然主义为取向，以老庄为代表，系统论述了天人关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就主张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管仲提出“以时禁发”的开发原则。到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盛行，人与自然关系开始疏离，自然在人类的战天斗地实践中被破坏，生态平衡被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理解为一部没有生命的、僵死的机器，可以任人拆卸和组装。只看到人类的相对独立性，看不到人类对自然的终极意义上的依赖性，把人视为完全独立于自然的绝对主体，把自然理解为绝对被动的纯粹客体。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和宰制成为必然，生态危机就这样到来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成为克服生态危机的必然，这就有了伦理学的诞生。传统的伦理学是人类社会内部成员所特有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则超越这种伦理观走向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实上，人类的伦理经历了从最初的血缘关系扩展到亲缘关系，再扩大到种族、国家及全人类的过程。现在又要进一步走向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调整，这是伦理进化的必然。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界，其意义绝不亚于当年的废奴运动，奴隶等待解放，自然也等待解放。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是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它不同于人们常说的人与自然协调或人与自然和谐，它表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突出人的能动性，并对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按环境演化的规律促进定向发展充满信心，还突出人与其他生物的本质区别，坚持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中求得和谐与共同发展。人与自然协同进化是人类效仿生物与自然协同进化的规律概括出来的伟大的生存智慧。在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研究范围在迅速拓展，研究的领域既有西方浅层生态学思想，又有深层生态学思想。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生态伦理教育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为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9.
政治经济文化论文篇10
论文摘要：一个成熟的企业必然有着成熟的企业思想道德建设体系，因为它不仅是衡量一个企业的文化建设的标准，更能在很大程度上看出企业未来的兴衰成败。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中国经济发展虽然看似已从谷底升起，但前景依然不甚明朗，在这种形式下，企业更应该高度重视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并与企业文化很好的融合起来，为企业的健康良好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持。
我们知道在一个企业的建设中。除了硬性的条件，“软件”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就是“软件”的重中之重。如何将两者有效的链接起来，有效的助力企业的经济发展，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是当前所有企业的管理者都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本文就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建设间的关系。做简要分析。
一、政治建设与企业文化的内涵
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是在长期的经营管理中探索，提炼出来的精华，是企业所有员工的共同认知，共同价值，是企业为了实现最高目标。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与使命感。推动企业发展的精神支柱。思想政治工作则是我党和国家的制胜法宝，并且屡经考验，在经济工作与其他一切工作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利器。它既是传承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秉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又是关于人的思想道德的培养。帮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奉献精神。所以。这二者既是有不同的，也有相同的。缺一不可。只有将两者很好的交融发展，才能最大限度的获得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
二、正确区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异同之处
(一)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相同点。
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有着许多的共同点，两者的内在联系非常紧密，主要表现在两者工作目标的一致性，创造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是两者共同的目标。其次是两者实现目标的方式相同。就是用同一的价值观，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凝聚人才的向心力，共同为企业发展服务。还有就是工作对象是一样的，都是以人为本，以人才为核心发展要素，通过对人的思想意思，道德素养的提高。共同提高生产力，提高企业的经济利益。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不同点。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不同也是非常明显的。重点在于前者着重于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后者在于人的理想、智力。素质的培养上。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其主要区别：1)所在的管理范畴不同，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也是政治理论教育的工作，是通过提供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等提高员工的政治素养，提供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从而提高人的思想文化水平。企业文化则是从西方传来的一种管理理论，归根结底是经济管理的理论。2)两者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企业文化主要是通过一些经营管理的哲学、管理信条等作为依托进行员工的共同认知的培养，而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对党的政策方针的传导，进行政治理论、思想道德教育等具有社会性较强的内容。3)工作部门不同，企业文化主要是企业的行政部门负责。对企业的思想、信念等进行传播，而思想政治工作主要由专门的党委、政工等部门负责，对党的路线、执政理念进行宣传。
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中，单纯的企业经营已经不再现实了，只有经济文化共同发展，才是企业的持久生产之道。而将思想政治建设与企业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认清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加以有效利用，才能增强企业的生命力。
三、以企业文化建设为基础，努力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思想政治工作已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特别是一些国企或较大的民营企业，面对不同价值观，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身份的员工，改如何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可通过以下四个途径来改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1)以企业为桥梁。有效连接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生产经营。企业文化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具有较强的目的性与可操作性，让员工更能发现自身价值的体现。而将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企业的文化中，让员工感到其可实现性，从而将其落到具体的工作中去。2)以企业为依托。使思想政治工作与时俱进。企业的文化都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而党的思想政治理论似乎一直是没有改变的，从而易让员工感动老旧落后，缺乏学习的动力，若将思想政治建设以企业的核心精神、统一的价值观为依托，增强其感染力和吸引力，则可将各项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四、站在思想政治建设的“房上”，让企业文化健康发展
(一)在建设企业文化中，思想政治建设必须放在首位。
企业文化的概念的是由西方传来的，它强调个人主义。突出自我，功利性很浓，我们必须时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政治教育放在首位，不能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让庸俗的世界观、价值腐朽沃恩的员工。
(二)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建特色。
在企业的内的党组织对企业的政治领导有着不可替代的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可以为企业输送一大批思想道德水平先进，政治理论扎实、同时具有较高管理素质的领导干部，还可以在员工中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团结性。
(三)在企业文化建设中，重点在于提高员工整体素质。
人才决定生产力。要想企业整体向前推进，就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同时凝聚所有员工的工作热情，才能真正建设好企业文化。
(四)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建设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载体，代表着企业的前进方向。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作为员工中的先进分子。无疑应当作为先锋模范的作用，做好表率，只有党政工共同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建设好企业文化。
总之。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抓思想政治工作不放松，同时，坚持党的思想政策方向，坚定信念，拓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方向，改革工作方式，解放老旧的思想，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依托企业文化的有效平台，丰富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容和方式。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科学的管理工作方法。将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建设有效连接起来，使其互助互利，就一定能建设一个优秀的企业。拥有一群优秀的员工，推进中国特色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爱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j]，上海企业，2010(04)
[2]康建华，浅析民企的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j]，中国金属通报，2010(11)
[3]黄尚玉，浅谈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j]，中国科技纵横，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