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关系论文篇1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注9］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篇2
［关键词］国际政治分析评价CSSCi文献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D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96-08
引言
国际政治作为一级学科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国际政治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是其相互间形成的各种政治关系的总和。它主要研究的是各国对外政策及其发展演变，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变化，国家集团的形成、分化和改组，世界秩序的形成、发展与变革等［1］。本文借助2001―2005年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通过大量的数据对我国国际政治领域的发展概况和期刊影响力研究进行了分析评价，并在很多方面与政治学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分析，试图给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总体面貌、特征和趋势。
根据我国2005年公开发行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目录统计，我国公开发行的政治学期刊700多种，排除通俗读物、政治读物、二次文献以及非中文文献的期刊，政治学学术期刊大约340余种。2001―2005年间，CSSCi收录政治学期刊32～36种［4.7］。每年大约收录政治学论文4000多篇（这个数据包括其他学科期刊发表的政治学论文，当然也排除掉了政治学期刊所刊载的其他学科的论文）。为了对国际政治方面的文章进行研究，在各年的论文中，我们按照文章所属的学科分类，通过中国图书馆分类号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各国政治和外交等方面论文挑选出来；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关键词检索，将那些论文关键词中提及“国际政治”、地区政治、各国政治等方面但并未分到上述类别中的文章也纳入其中进行分析。
国际政治论文概述分析
按照上述的原则，我们一共从CSSCi2001―2005年的数据中，检索出来源文献8553篇和相应的67362篇引文文献，这些文章分布在283种各类期刊上，本文对国际政治的研究都是根据这些文献信息得出的。
1.国际政治论文发文情况
在国家公布的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包括了8个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而本文研究的宽泛概念的国际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论文数量接近政治学论文的1/3。表1给出了2001―2005年这5年来国际政治领域论文的发文数量以及在政治学中所占比重的情况。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整个政治学领域论文数量的增加，国际政治学领域的文章也在这5年中稳步增加，其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反映了该学科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此外，国际政治研究论文在政治学的总数中一直占有30%左右的比重，可见国际政治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方向。
2.国际政治学论文和引文概况
论文的引文数量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作者的研究广度、学术深度和规范程度，并且能够特别地反映作者所在的学科的研究广度、学术深度和规范程度。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2001―2005年间，CSSCi收录国际政治领域论文8553篇，引用文献67362篇，篇均引用文献数为7.88篇，要高于整个政治学的平均量（5.81）［3］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量（6.06）［3］；无引文文章所占的比例也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数（33.6%）［3］，更低于政治学论文的无引文比例（39.2%）；同时篇均引文数在这5年里由2001年的5.7篇增长到2005年的10.18篇，增长速度非常的快，这些都说明了这些论文与整个政治学其他学科相比，其研究深度和学术规范都表现了明显的优势。从历史角度来看，国际政治领域在2001―2005年间的发文量基本保持稳定，但是与此同时，篇均引文数和有引文文章的数量则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这说明国际政治领域学者的研究越来越走向规范和成熟，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随着借鉴国外成果的增多，我国学者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速度加快，学术研究和规范上的差距相应缩小；二是随着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两个层次的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该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逐渐显露出良好成效。
3.国际政治论文引文语种分析
对国际政治领域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该领域学者的阅读范围和习惯，了解政治学学者对国外国际政治学术成果的接受状况，以及不同语种国家的研究对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影响。表3给出了2001―2005年国际政治领域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统计。
2001―2005年间国际政治领域的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最多的是英文文献，为27544篇次，占全部被引文献的40.9%。中文文献有23710篇次，占全部文献的35.2%；译文文献有11402篇次之多，占全部文献的16.9%。如果将所有被引用的外文文献和译文文献进行相加，合计为57500篇次，在国际政治论文引用的外文文献中占64.8%左右。这一比例远远的超出了整个政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外文文献平均引用率（45%和33%左右）［3］。国际政治学论文的外文文献引用之多，是和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吻合的。
表3中的数据表明：第一，国际政治由于其本身研究内容和范围具有国际性，所以外文文献的引用率相对地高于其他学科，说明我国学者高度重视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第二，国际政治研究的开放度较高，中国政治学学者能积极主动地阅读和使用国外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各种外国专业文献成为中国政治学者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第三，大多数该领域的学者使用的外国语言是英语，而且增长速度之快（5年间增长了245%）表明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受英语世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影响相对较大；第四，日文、德文、法文的增长速度也很快（分别增长了248%、206%和186%），说明英语世界以外的国际政治学研究成果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强。最后，它们说明中国国际政治学仍是一门比较年轻或不太成熟的学科。
4.国际政治论文引文类型分析
对论文所引用文献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学者的阅读习惯以及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可以反映不同类型的文献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这些数据还可以让我们去发现一个学科的发展速度和学科成熟度。表4给出了国际政治学论文引用文献的类型数据。
在国际政治领域论文引用的各类文献中居于首位的是图书，被引篇次达33101，是期刊论文的两倍左右，若加上另一种图书形式（汇编文献）则高达38482篇次，占全部参考文献的近57%，这说明大多数国际政治的学者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图书，而且许多政治学经典著作至今仍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引用数量处于第二位的是期刊论文，接近引用总数的24%，低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数，这说明期刊论文对国际政治研究的影响相对小于图书。以下的依次顺序是汇编文献、报纸文章、网络资源、报告文献、会议论文、法规文献、学位论文、信函、标准文献等。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报纸文章在整个引文类型中所占有的比重相对较高，达到8%（政治学只有6%，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仅3%），说明国际政治学学者非常注重国际新闻、动态或时事，其研究和国际热点问题非常紧密；二是学位论文在这些引文类型中比例非常小，说明其对国际政治研究的学术影响很小，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获取学位论文的渠道不够畅通，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或相关学科点之间的交流不够密切，另一方面也说明学位论文的整体学术水平还有待提高。
国际政治期刊发文和被引分析
期刊对某一个学科领域的发文说明该期刊对这一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视程度，一个期刊的论文被某学科论文的引用，说明该期刊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影响度。因此，我们通过所选出的8553篇国际政治学学科论文，考察这些论文所刊载期刊的分布和引文期刊的分布，从而分析这些期刊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1.期刊发文分析
通常，国际政治学论文主要发表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或其他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上，但也有许多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刊载在综合性期刊上。通过对国际政治学论文所刊载期刊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考察各期刊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贡献。表5给出了2001―2005年期间CSSCi所收录的国际政治学论文最多的50种期刊。
在我们对检索出的国际政治领域的论文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这些论文所发表的期刊（共283种）除分布于政治学之外，还分布于历史学、民族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其他非政治学领域，这说明了国际政治的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非常密切。分析表5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的刊物最多，说明我国学者最瞩目的还是本学科专业的重要和核心期刊；其次是一些与政治密切联系的理论性刊物；再者是一些社会科学综合性期刊。毫无疑问，这些期刊在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期刊被引分析
期刊对某一学科的学术影响可以通过该学科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反映出来，影响的大小主要表现为引用的频次。一般说来，期刊所载论文被某学科引用的次数越多，那么该期刊在这一学科影响就越大。如表6所示，国际政治学论文引用国内外期刊约3318种，其中国外期刊1600余种。这里列举了2001―2005年CSSCi中发表的国际政治领域论文被引用数量位于前60名的中外文期刊。
从表6的数据可以看出：其一，进入前60名的期刊中有21种外文期刊，而且在排名前20名的期刊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外文期刊，这再次说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之大，也反映了我国国际政治的学者们密切关注着国外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和动向。在这20多种期刊中，16种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类期刊，4种是综合性期刊，其中，8种为外文期刊，且均为美国期刊，说明我国国际政治的研究受美国的影响较大。如果再作进一步区分，这8种外文期刊中有6种为国际政治类专业期刊，2种为政治类专业期刊。其二，这60种期刊中有相当数量的非政治学类的期刊，涉及到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学科，涉及面非常广泛，表明了国际政治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当然，在这60名期刊中，最多的还是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类杂志，约占1/3；其次是各种综合性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读书》、《国外理论动态》、《国外社会科学》。其三，表6中的中文期刊中，有相当数量期刊的主办单位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下属研究所，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突出的地位。如果将其他单位计入统计，那么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期刊及其影响的两个中心，分别是北京和上海。
结束语
本文利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1―2005年的数据对国际政治这一领域的发展概况和期刊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作为政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方向，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出一些以下重要特征：我国国际政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发展速度快，队伍不断扩大，成果逐渐增多；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与其他学科专业交叉，无论是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是期刊分布和影响，都是如此；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大量借鉴了国外的特别是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其中，以美国国际政治研究界的影响最为显著；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地理中心是北京，上海则是北京以外最重要的研究重镇。总之，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是一个与时代联系紧密的领域，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拓展，正在日益成长和发展。
注释：
［1］黄晓辉.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nju.省略（访问时间2007.03.20）
［3］苏新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2000―2002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0.htm
［5］2003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3.htm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篇3
【关键词】英国学派;建构主义;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的论争中,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社会学的转向,以芝加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理论范式。①当人们仔细探究建构主义的理论,或者说这些建构主义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缘起时,几乎不自觉地把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尤其是布尔的思想联系起来,有些建构主义学者甚至声称布尔应该是他们时代之前的建构主义学者。蒂莫西·邓恩(timothyDunne)指出英国学派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②温特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定位的图谱中,明确把英国学派和自己创立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都划归到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象限内,而且在他看来位于这个位置的理论可以统称为“建构主义”。③那么,英国学派与温特创建的温和建构主义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简单的历史继承,还是有所发展,本文拟对此做一比较分析。
一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一致性
1.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与“弱式物质主义”
首先,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都认为国际社会的本质是观念而非物质的。英国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结构是观念的,这从英国学派对其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或国家的体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英国学派最早提出“国际社会”概念的曼宁教授认为,国际社会不是一种经验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观念的实体。④怀特使用的是“国家的体系”概念,他强调国家之间有可能因为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这与美国学者用的“国际体系论”———强调机械互动论,属于纯粹的物质层次而忽略了文化因素不同。⑤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对前两者有继承、借鉴,同时也有具体修正。布尔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制度,那么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同利益的认同,共同国际规则的认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核心。这些规则、认同与制度本身是观念性的形态,构成了英国学派明显的理念主义本体论。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同样也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否定了纯粹的物质主义,重视共有观念的作用。温特承认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但强调客观性的物质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体的共有观念才能产生影响行为的意义,才具有实质内容。建构主义的理念主义本体论集中体现在温特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定义中。温特批判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是物质能力分配的定义,提出国际体系结构最根本的因素是观念的分配,即共有知识或共有文化,共有知识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温特由此进一步把国际体系结构概化为国际政治文化。②
尽管二者使用的概念有差异,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是“国际社会”,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国际政治文化”,但都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是观念的,本体论上的理念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点。
其次,温特尽管一再声称任何建构主义都应该坚持理念主义本体论,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激进的理念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存在某些物质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社会现象。根据温特的观点,这些限制主要来源是人性,这也就是温特提出的“弱式物质主义”的人性理论。温特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基本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本体需要、社会交往需要(sociation)、自我尊重需要以及超越需要。③温特的思想非常接近哈特(H.L.a.Hart)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思想,而后者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④对于布尔来说,人类社会都是通过其规范,以满足最低程度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个人的物质生存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财产权稳定以及遵守承诺。即使温特的第四、第五需要(自尊和超越)超越了哈特和布尔的“最小关心”,二者的相似性也还是明显的。他们的社会理论都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关于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在国家层次上,温特提出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以及集体自尊是客观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限制了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行为。⑤相应的,布尔也认为,从任何特定国家观点来看,它都希望通过参与国际社会获得其对外独立权威的承认,特别是对其居民和领土的管辖。⑥
2.行为主体上的国家中心论
布尔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是由国家组成的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也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单位。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现代国家起始于欧洲,是拥有政府、以及具有一定数量人口的独立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独立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被团结在一种信念之下,即认为它们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权利与义务的主要承受者。⑦布尔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英国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论点。温特创建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坚持“国家中心论”。温特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威结构,具有合法使用有组织的暴力的垄断权,因此,要考虑国际政治中控制暴力的时候,最终要控制的正是国家……国家是研究全球范围内控制暴力的首要分析单位。”⑧由于国家对有组织暴力合法控制的独特功能,温特最后得出,“国家是最主要的中介体,通过这个中介体,其他行为体对于控制暴力的影响得以输入世界体系。”⑨另外,从理论创建的角度看,由于温特是要发展一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而不是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因此对于他来说不可避免地要把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
总之,温特和英国学派都相信人类社会按照国家划分是有益的,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样提高国家间和平的预期、怎样合法使用有组织暴力以及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共存?
3.结构———能动者关系
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国家是由国际社会建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建构,温特本人也承认国家存在国内社会的建构。温特理论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的某些特征是由现存国际体系的某些特征建构的。特别是,国家是否承认相对于对方自己是敌人、对手和朋友,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建构的。相对来说,英国学派的学者在强调国际社会的制度的弹性(resilient)程度足够大,以致可以使新的国家社会化时,也注意到国际社会对国家的影响。①
如上所述,英国学派理解的国际社会是由国家组成的社会,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属性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因此,英国学派就其本体论取向看,“他们明确拥护整体论,把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属性的‘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②布尔强调国际规范不仅可以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约束作用,而且可以产生构成作用。对布尔来说,“国际制度———从国际法到权力平衡———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③从布尔的研究路径也可看出国际社会学派的整体论取向。温特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具有明显整体论特征。在温特构建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中,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定,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国际体系结构,或者说国际体系文化不仅可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而且可以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其主要工作议程是研究体系层次上的国际政治文化对单位层次上国家的建构作用,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整体论观。④
二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分歧
对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目前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一面,对两者的分歧相对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笔者认为,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的分歧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可以值得关注。
1.价值取向上:欧洲中心主义与价值中立
英国学派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建构主义基本上保持价值中立。英国学派的基本价值涉及诸如秩序———社会秩序、国际秩序和世界秩序、正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国家和人类的权利等等。尽管有些价值由于已经内化为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如原则,今天已经难以辨认出其价值取向,但仍然摆脱不了其西方中心论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玛莎·费丽莫认为,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内容来自于西欧民主制度的自由原则,伴随着西方的扩张,这些原则逐渐国际化。⑤中国学者王逸舟也认为,英国学派比西方国际政治学内的任何其他学派都明确凸现了“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色彩。哈里·哈丁教授认为,“就其源头,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土耳其的”。巴瑞·布赞也指出:“今天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个‘混血儿’。它部分产生于文化同质的国际社会,这种社会是由现代欧洲发展、在其全盛时期向外扩张形成的;它还部分反映出同一体系下的不同文化在高度的互动过程中相互碰撞的功能性过程。”⑥
与英国学派相比,建构主义的价值取向不明显,基本保持价值中立。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尽管把国际政治文化概化为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的区分基本上不是从意识形态、宗教或者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出发的,而是从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出发进行划分的,即相互视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视为对手的洛克文化、相互视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政治文化的演进是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目前国际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是洛克文化。如前所述,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是国家在互动过程中造就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与国家的类型、属性、尤其是价值观没有必然联系。建构主义国际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分配、是共有知识,而不是观念和知识本身。这里明显体现了建构主义价值中立的思想。
2.研究方法上:古典方法与科学方法
布尔认为国际理论是一种古典方法(classical)的运用,而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布尔把“古典”方法概括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①在国际关系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争论中,布尔明显站在传统主义的一边。他拒绝承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价值中立的、可以运用一些模式和假定进行检验的科学,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而温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
作为古典方法的具体应用,历史分析方法是英国学派的特色。布尔对历史的关注构成了他国际社会独特性观念的一部分。除了特殊例外,详细的历史分析并非当代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方面。而布尔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历史研究。如果国家和其他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通过历史互动过程构成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持续的、详细的历史研究来说明。
布尔也承认抽象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抽象,国际关系都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历史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观念。②根据阿尔德森和胡塞尔的观点,布尔强调国际政治古典理论重要性的原因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不能脱离它赖以产生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同伴,不仅因为它提供经验概括需要检验的案例,而且理论本身也有历史,理解理论家的历史位置,对于对它的批评很重要。”③布尔对国际社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以下意识:当代问题并非孤立的,目前的国际体系诞生于欧洲的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无政府和共同体问题、法律和道德问题。
温特创立的建构主义理论运用的是科学方法。温特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的原则,强调可以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提出能够证伪的科学假设,获得关于国际政治现象的客观知识。尽管温特本人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并没有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他坚持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如果说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是从“反思主义”阵营里“脱颖而出”的,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超越于反思学派,认为人本身可以和认识自然界一样,认识人处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和认识自然界一样,科学的方法同样也可以有助于人类社会解释、预测社会世界的发展规律。对于国际政治理论工作来说,就是认识国际体系发生、演变规律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的行为规则。
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温特建构了自己的不同于肯尼思·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即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他把无政府状态概化为由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之间观念分配构成的国际政治文化,把单一性的国家作为分析范畴,通过大量理论演绎,主要是社会学方法的借鉴,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政治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根据国家身份和利益确定的国家政策行为又可以建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文化,并且推动国际政治文化在体系层面的演变。在温特的理论体系里,几个关键变量———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文化、单位层次的国家身份、利益、政策是清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明确的,体现了科学方法的明显特征。当然,在温特的理论分析中,历史分析方法基本缺失。
由于对历史方法的偏好,英国学派学者对他们研究主题的历史领域方面非常有兴趣,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功能和演化的各种知识。这与温特关于国际政治文化演变的非历史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例如,他们并不进行类似于温特所做的国家之间从无政府状态下第一次遭遇的情形开始进行理论的实验,相反,他们更注意考察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下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起源,同时也注意不同于现代国家体系的其他国家体系的特征。布尔在讨论现代国家体系中国际法的地位就是一个好的例证。④另一个案例是,所有国家体系,包括在欧洲起源的现代国家体系,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性,布尔在对国际秩序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点。但是,温特在讨论霍布斯文化的敌人、洛克文化的对手以及康德文化下的朋友时,忽略了这点。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按照“符号互动论”的逻辑,好像双方在权力上完全平等,好像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不会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化过程。而在这方面,英国学派的亚当·沃森就非常关注权力的不平等性。他通过考察大量历史材料,竭力得出国家体系演化的结论。①
3.国际体系的演变:从合作如何成为可能到如何解释合作
温特在其《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七章讨论了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导致了集体身份的形成,从而导致国际体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演进。温特提出了四个主变量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机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但在英国学派的著作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比较系统的理论努力研究国际体系的政治文化演变,苏格拉米(HidemiSuganami)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温特来说,国际政治文化的演变是个重要问题,因为他的初始假定“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第一次遇到必将导致霍布斯文化产生”,然后必须解释国际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洛克文化并且包含有康德文化的影子。因此,“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怎样才是可能”成为温特的重要问题。但是,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可能性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假定是: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也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合作。②他们的目标在于怎样解释这一现象。③二者差异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英美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本质认知的差异。美国学者多数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混乱的根源,是灾难、无序的祸首;但在英国学派看来,缺少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无序或者混乱。因此,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何开始的问题。
第二,英国学派尽管承认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但他们似乎更关心如何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性,特别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制度框架下保持秩序的程度,而不是把现有的体系向更高层次的秩序和正义推进。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倒退似乎比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化更能够引起英国学派的注意。④
第三,英国学派总体上趋向于对特定地区国家关系的演变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温特承认的,康德文化正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在某些核心国家,而不是在全球。由于英国学派更关心的是结构、功能和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其分支,因此,他们不注意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不是全球,而是局部的现象。
4.对权力和均势原则的不同态度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观念结构,物质性权力只有通过观念才具有意义。英国学派包含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但同时权力和权力政治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核心。这也构成了布尔理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性一面:物质性权力和共有的观念同时在布尔理论中得到强调。特别难以费解的是,布尔把均势和战争作为其确保国际规则运行的国际制度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布尔尤其反对集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认为集体安全与均势原则相抵触。这与建构主义提出的康德文化中存在的集体安全制度明显不同。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篇4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①。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篇5
回顾汗牛充栋般的西方有关研究中国的文献,它们中的多数没有强调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在方法论上仍然过分强调国家中心主义与现实主义。
我们可以使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方法来检讨这一基本失败。许多ipe与全球化研究的东西存在方法论问题。这些着述主要依据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各种理论,或者它们试图发现一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或者把民族国家仍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这些情况有时同时存在)。同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就方法而言,对全球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ipe研究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更精细化,不过,多数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本文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ipe要对区域(国别)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这点,就要有更多的区域研究,从而丰富ipe理论。这些区域研究建立在个案的特定详细知识上,有助于为真正的ipe理论发展提供比较基础。同时,靠使用ipe工具来考虑全球化下的中国政治经济,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考克斯传统的意义上,选择此种折中的混合与阶级形成的理解,特别是与佩恩和葛布有关的“新政治经济学”,我们就能提供一个关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构,而且考虑到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国内政策制定中。区域研究与ipe的联姻,既促进分析架构的发展,又为未来的中国研究提供一系列的问题和假定。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本文的一个论点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方法太过于强调民族国家(中央权威)以及层次分析方法,这些都是建立在国际关系的国家主义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东西。在展开本文前,想强调指出的是,我并没有做大前研一式的论断,即民族国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时如果不承认正式的外交与政府间关系的重要性,就是毫无意义的。否认了国家是中国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也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不过,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动力是,中国地方性的国家行为体(地方政府)与国际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只集中在中央一级的双边关系已经忽视了决定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关键因素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义上塑造中国政治经济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的显着作用——特别是非国家经济发挥的角色。第二,对中央一级的理解忽略了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含义的地区与部门分布的不均衡性。
本文的任务是考虑这些“经济”问题的政治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区与全球进程中。我考虑到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联系。地区化产生了地方化和国际化的关系网络。在研究双边关系的同时,考虑这些关系网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论化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内部,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iR)现已有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文献,并且中国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发展。iR在中国仍然是个相对来说很新的学科,不少中国学者对此做了很好的评估。说所有的中国iR文献知识使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张勇进就注意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英国学派作为一种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建构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与瑞思相关的着作开始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如复旦大学的陈志敏与苏长和就在探索国际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选择。也许值得指出的是,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化并不是个漫长与艰苦的过程。
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也是这些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学者探讨的问题。王逸舟是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对ipe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一些大学已经开设ipe的课程,并编辑出来一些有关的中文教材。不过,这些着作只是描述西方的方法,而非应用这些方法去分析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
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国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早期研究一样,上述最近的研究着作承认和考虑(西方的)方法,但并没有广泛使用它们。不过,国际关系学在中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正在讨论中。公平地说,中国iR学科的发展仍存在着一系列障碍。在全球化条件下,这些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过分集中于研究与美国的关系,这已作为“条件”因素强加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身上。对中国、中国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来说,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与国家集团(比如欧盟以及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中国学者的)美国中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提供奖学金与资助、在美国呆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意在西方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最可能与最吸引人的选择,通过这一渠道,在国际关系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观点已部分地传播到正在兴起的中国iR共同体中。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多数iR文献仍然是关于国家与国家地位之类的问题,它们的方法当然是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宋新宁认为,“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中国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具体来说是三大国内制约:与政策相关的研究的统治地位、残留的旧观念以及在中国话语背景下国家本身的重要性。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面,中国的ipe深受美国的影响。朱文莉有关中国ipe的论文就是很国家主义的。她的观点属于对作为分析工具的美国ipe——特别是“霸权稳定论”的某种回应。“全球问题的出现被描绘为外交舞台的扩展”。
再如,宋新宁与陈智宏认为,在中国,人们强烈地认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西方学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选择、博弈理论,数学以及统计方法”。这再次显示出来,在观念来源上,中国iR占压倒一切地依赖美国同行——即使一些美国观念是为中国iR与ipe学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们在后面要谈到的区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国的许多人也关心理性选择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论的“科学”性。我认为,ipe作为一个分析架构的总体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国方法的主导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论建设真正向前推进一步。
非国家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到独立行动的经济力量已使单个国家内部受益,也较少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兰奇所称的“国际商业文明”或者考克斯所形容的“跨国经理阶层”。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篇6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ered)理论。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prone)。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奥托泽姆佩(ernstotto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ism)。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权威向形形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注释:
①DavidJmanning,Liberalism,London:Demt,1971,pp14-23
②参见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特别是其中的第3章和第6章。
③marvinperry,myruaChase,JamesRJacb,margaretCJacb,theodoreHVonLaue,westernCivilization,HoughtonmifflinCompany,p388
④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⑤李梅:《权利与正义:康德政治哲学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⑥alfredZimmern,“LecturesontheHarrisfoundation1936”,inQuincywright,ed,neutralityandCollectiveSecurity,theUnivofChicagopress,1936,pp8-9
⑦伍德罗·威尔逊:“首任总统就职演讲词”,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美国历史文献选集》,北京,1985年,第127页。
⑧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第134页。
⑨aLeRoyBennet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principlesandissues,prenticeHall,1995,p22
⑩edwardHCarr,thetwentyYearssCrisis,1919-1939: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palgrave,2001
11.KlauseKnorrandJamesnRosenau,Contendingapproaches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9,p12
12.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可参见:RobertKeohaneandJosephnye,powerandinterdepence:worldpoliticsintransition,prenticeHallinc,2001;RobertoKeohaneandJosephSnye,eds,transnationalrelationsandworldpolitic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2;RichardRosecranse,theRiseofthetradingStates,BasicBooks,1986
13.Hansmorgenthau,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newYork:alfredaKnopf,inc,pp18-25
14.RobertKeohaneandJosephnye,powerandinterdepence:worldpoliticsintransition,backcover
15.对regime一词,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如“机制、规制、制度、规则”等这里采用“规制”一词,参见刘丰、张睿壮:《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
16.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代表作有:ernstHass,“onSystemandinternationalRegimes”,worldpolitics,Vol27,no2,1975,pp147-174;StephenKrasner,ed,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oranYoung,“internationalRegimes:problemsofConceptFormation”,worldpolitics,Vol32,1979-1980,pp331-405;JohnRuggie,multilateralismmatter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
17.大卫·a·鲍德温:“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世界政治”,大卫·a·鲍德温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1页。
18.StephenCrasner,“StructuralCauseandRegimeConsequences:RegimesasinterveningVariabl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6,1982,p186
19.BrunoSFrey,“thepublicChoic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winter1984,pp201-202;RolandVaubel,“apublicChoiceView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inRolandVaubel＆thomaswillett,eds,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publicChoiceapproachwestviewpress,1991
20.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21.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twoapproache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32,no4,1988
22.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
23.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苏长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中文版序言,第21-26页。
24.ZeevmaozandBruceRussett,“normativeandStructuralCausesofDemocraticpea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p624
25.DavideSpiro,“theinsignificanceoftheLiberalpeace”,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2,Fall1994,p50
26.imannelKant,perpetualpeace,indianapolis:Liberalartspress,1957,以及Kantspoliticalwritings,HansReiss,ed,HBnisbet,tran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0
27.michaelwDoyle,“Liberalismandworldpolitics”,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0,no4,December1986
28.威尔逊:“十四点”,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第131-134页。
30.Joseph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Cleveland:worldpublishingCo,1955
31.mekvinSmallandDavidSinger,“thewarpronessofDemocraticRegime,1816-1865”,Jerusalem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Summer1976michaelDoyle,“Kant,LiberalLegacyandForeignaffairs”,philosophyandpublicaffairs,(Summer1983),pp323-353
32.BruceRussett,edGraspingtheDemocraticpeace:principlesforpostColdwarworld(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3)
33.关于“民主和平论”有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michaleDoyle,“Kant,LiberalLegacies,andForeignaffairs”,philosophyandpublicaffairs,Summer1983,pp323-353;BruceRussett,edGraspingtheDemocraticpeace:principlesforpostColdwarworld,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3;michaelwDoyle,“Liberalismandworldpolitics”,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0,no4,December1986;ZeevmaozandBruceRusset,“normativeandStructuralCausesofDemocraticpeace,1946-1986”,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7,no3,September1993
34.DavidaLake,“powerfulpacifist:DemocraticStatesandwar”,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6,no1,march1992,pp28-29
35.michaelDoyle,“Kant,LiberalLegacyandForeignaffairs”,pp205-235;SmallandDavidSinger,“thewarpronessofDemocraticRegime(1816-1865)”
36.这种解释可参见:Russett,GraspingtheDemocraticpeace,以及ZeevmaozandBruceRusset,“normativeandStructuralCausesofDemocraticpeace,1949-1986”,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87,no3,September1993,pp624-638
37.ZeevmaozandBruceRusset,“normativeandStructuralCausesofDemocraticpeace”,p625
38.Russett,GraspingtheDemocraticpeace,p33
39.参见郑安光:“民主和平论及其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第31-51页。
40.罗伯特·基欧汉:“制度理论和冷战后时代现实主义的挑战”,大卫·a·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272页。
41.JamesnRosenau,alongtheDomesticforeignFrontier,p107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篇7
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到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女性主义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介入国际关系研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及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对话，逐渐形成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一种特殊研究途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主要是由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学科中的女性主义观点共同孕育发展而成，主张性别(gender)是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成要素。①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揭露现实主义背后所隐藏的男性特质如何造就了性别化的国际关系认识，并将妇女与妇女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提醒应注意占全球一半人口的妇女角色(经验论)。换句话说，此阶段仅是将女性经验加入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内来研究。第二阶段更多地尝试从社会性别而非单一性别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并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学。在本体论上以个人取代国家，从社会结构层面和个人日常生活实践来建构理论;在认识论上是反对实证主义的主/客二元论与价值中立的宣称;而方法论则是在性别的视角下，采用交叉学科的多元研究方法(立场论)。同时，不再将女性视为铁板一块，而是重视西方/第三世界以及白领/蓝领妇女处境的差异性，并且体认到性别是与其他形式(如阶级和种族)的认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观点)交错在一起的。
女性主义学者从国际关系学转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是扩张而非取代性的。现实上，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进展，关注的议题从国家、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战争与和平等，扩展至对非国家行为者、全球化、全球治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方案与社会再生产(socialreproduc-tion)等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层次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对国关核心概念(如理性、权力与安全等)的重新诠释，基本上也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接受(参见表1)。例如，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非传统安全观或新的和平研究类似，①或者说在相互影响下，从性别角度重新思考安全的概念，以个人的人身、经济与生态安全取代过去对国家军事安全的注重，从直接暴力转向结构性暴力与文化暴力的研究。②如此，打开传统“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人为界线，去除了公/私、国际/国内以及政治/经济领域的二元划分，形成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③对女性主义者而言，安全威胁的真正去除必须解决性别间的不平等权力支配关系，以追求全人类免于暴力的威胁为最终目标。除了延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外，后来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似乎已超出这些研究议题与相伴的研究方法，如结合市场经济生产与主要由妇女从事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所进行的全球化或社会发展研究就是显著的例子。面对这样的趋势，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似乎比国际关系学更易于将性别议题纳入讨论。④除上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之外，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重要知识来源为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feministpoliticaleconomy，feministpe)，亦有学者称为性别政治经济学(genderpoliticaleconomy)或者是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economics)。
虽然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都是批判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理性自利经济人”假设，指出此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中的自利/利他、独立/依赖与理性/感性的二元对立思维，甚且将此与价值判断相联系而成为公/私领域、市场/家庭，尤其是男女性别间的优/劣关系，如此不仅无法解释人类行为中所包含的利他性、依赖性和感性等特质，也忽略了妇女在家庭和其他私领域中的活动价值。这一源自于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性别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economics)、世界发展(worldDevelopment)以及第三世界(thirdworldQuarterly)等国际期刊上。这种延续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所发展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女性主义研究范畴拓展至全球层次，在研究议题和方法学部分(参见表2)，试图在全球化脉络下建立一个结合市场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分析途径。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妇女在家庭的无偿劳动对于正式经济的贡献，特别是凸显第三世界国家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这经常遭到忽视或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Boserup)从比较和历史的观点，探讨不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内部的家庭劳动分工以及妇女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现家庭劳务分工并非因为“性别关系”而与生俱来，而可能是生产模式改变或者是欧洲殖民经验所导致的现象。①不过，纵然在已开发国家内部，越来越多的职业妇女获得经济独立的地位，但妇女除工作时间之外，仍需付出更多时间照护家庭、小孩及年长父母，亦即妇女在家庭责任上的不平等负担。例如，一位日本职业妇女一周平均工作40小时，但却需额外付出30小时在家庭劳务，相较之下，丈夫只需负担3个小时的家庭劳务，这致使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晚婚，或者是选择不婚。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亦是如此。①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发展”和“全球化”两大核心议题。发展研究的重心在于凸显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国际经济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动结构重整方案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计划时对妇女所造成的负面冲击。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注意妇女在国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womenindevelopment，wiD)，通过相关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证明妇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并强调国际组织以及发展研究常局限在西方白种、中产阶级的男性观点，欠缺对妇女的重视。wiD观点主张解决之道在于透过司法或行政程序，在目前的结构内来保证妇女能较好地被整合进经济系统中，以降低妇女在生产部门所受到的剥削和歧视，如此就能逐渐改善性别间的不平等关系。②
然而，wiD并未质疑妇女从属或受压迫地位其实是来自于既存的社会结构，也没能注意到阶级、种族或文化等因素对妇女处境所造成的影响，③更忽略了妇女在家庭或其他私领域从事社会再生产活动的价值。可见wiD观点并未采行批判性思考，反而与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相同，都属于一种乐观的自由主义思维。第二阶段则是发展于80年代，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研究发展议题，即从wiD转移至性别与发展主题(genderanddevelopment，GaD)研究模式，重视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性别权力和性别认同关系。GaD批判既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性别不平等;指出市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紧密联结关系，反对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体认父权体制的意识形态是跨越阶级关系对妇女造成压迫;同时认为妇女不仅是发展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而且可以自我组织来进行有效的政治行动，以争取本身的权益。相较于wiD，GaD采行较为整体(holistic)的批判观点，许多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social-istfeminists)即持此立场，主张国家应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福利)以减轻妇女在家庭或其他私领域所承受的负担。①
随着全球化现象及伴随而来的研究热潮，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全球化研究不应该是“性别盲”，不能忽略女性议题和性别关系。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亦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理解全球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架构，亦是一套性别的社会关系，反映在由商品、服务、观念及意识形态所建立的结构内部及其互动过程中。②所以，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化的研究涵盖几个面向:(1)不仅需要理解全球化的物质经济层面，更要能够解释政治特别是观念和文化等面向;(2)研究全球化对妇女所造成的冲击与不公平的对待，同时关注妇女在全球化中的积极参与角色，并强调性别关系与全球化是互为建构的过程;(3)全球化并非由外而内或由上而下的单向运动，而是由全球、国家、地方与个人等不同层级间的互动而形成。③
总体而言，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研究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等议题，若是忽略妇女个人与结构关联，或者是单凭经济数据进行性别比较，都不能够完全理解全球化图像，而是需要一套更加包容且多元的研究途径，结合个人生活经验与全球政经结构运作过程，才能够真正发展出独特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亦连带影响到其方法学的建立问题。一些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除了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man)”的本体论立场外，也认为世界不单是由国家或市场所构成，运作上也非仅遵循自然法则，而是应考察国家与市场镶嵌于社会的复杂图像。此种社会实在(socialreality)现象不是通过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所谓的科学研究法来划定事实范围界线并进行实证研究所能够理解的。缘于此种本体论立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认识论上基本可分为实证的(positivistfeministipe)与批判的(criticalfeministipe)两大类研究。④
这种认识论上的内部矛盾其实不难理解，从上述所杷梳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脉络来看，由于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本身对认识论立场就有分歧，进一步促使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多元化。如此，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同一个分析架构底下，联结不同的分析层次(全球/国家/地方/个人等)，并且打破市场生产/社会再生产的人为界线，来研究资本主义或经济全球化的运作过程。简言之，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渊源一方面来自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另一方面源自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蓬勃发展，女性主义学者亦开始反思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否考虑到“性别关系”，并进一步思索如何将“性别”因素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架构。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反思
如前所述，性别议题与女性主义观点是被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忽略的，在一些教科书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论文集里，也仅是列为其中的一章或归为非主流的批判研究途径下而稍微被提及带过。①在近两三年掀起的跨大西洋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辩里(transatlanticdivide)，也呈现出同样的忽视问题。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在论及两学派比较时，虽然认为英国学派不同于主流的美国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采取的是反思的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开放多元的研究议程以及较关注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亦即英国学派采取的是批判理论研究途径，但也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问题———世界秩序、国家能力与分析层次———都未将性别关系或性别认同列入其中，事实上，性别研究在英国学派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尔后，在2008年《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和2009年《国际政治经济学》(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这两本英国期刊所制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专辑讨论中，亦未见女性主义学者的性别观点，因英国学派常被等同于新葛兰西主义，而较重视阶级而不是性别分析。马克•布莱斯(markBlyth)所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手册》即使被认为是持后实证主义的立场，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仍是被边缘化的。
②可见，直到今日，要发展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同时面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别盲”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流(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首先是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也就是将传统国际关系学讨论的“高级政治”议题如军事、外交与安全等转向对“低级政治”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等的关注，分析了解其中的政治因素作用。此以吉尔平提出的三分法研究途径最具代表性，其试图结合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研究，而后者指的是探讨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至于两者间是怎么互动或该如何互动较好，则有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即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③
将此三大途径放在国际体系层次进行分析，可以分别产生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insti-tutionalism)以及世界体系论(world－systemtheory)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理论。值得探讨的是，吉尔平将国家视为依权力逻辑运作的实体，而市场则为一个自我需求满足的封闭体系，两者似乎可以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运作。换句话说，吉尔平讨论的是国家与市场这两个公领域间的互动关系，而没有将社会或家庭私领域纳入，更不用说去讨论性别关系或性别认同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功能角色。安•蒂克纳(J．anntickner)和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就曾逐一对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分法进行系统性的批判。
蒂克纳认为，经济自由主义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这样的假定是属于个人工具理性的思维，更是认定经济理是男性特质的展现，如此就排除了人类的其他行为动机，如爱、利他合作或同情心等的考虑。此外，自由主义亦不重视妇女在整个资本主义运作中的无偿劳作(unpaidwork)价值与其在家庭中扮演的母性或其他社会再生产角色，更遑论能够认知到此背后的父权体制(patriarchy)是如何形塑性别关系与认同的，而这常是妇女遭遇不公平处境的症结所在。在国际层次上，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最能达成社会资源的有效运用。然而，此观点忽略了生产利得在不同国家、阶级与性别间的不公平分配。例如，占有全球1/2人口、提供1/3有偿劳动力以及负责2/3工时的妇女，却仅取得1/10的世界总收入(worldincome)与拥有不到1%的世界资产(worldproperty)。许多实证研究也显示出自由主义所支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绿色革命、发展援助、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方案等如何造成了第三世界妇女地位的低下与对女工的剥削。①
女性主义同样反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研究途径，虽然后者的分析单位是国家而非个人(更不用说是妇女)，但依然接受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将国家视为理性合一的整体，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里主要是关注国家的军事安全与追求增加国家的财富，而未考虑女性更关心的是经济安全问题以及国内性暴力、文化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威胁、国家追求财富积累后在国内不同性别间的不公平分配等。此外，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军事产业或策略性工业的发展不仅攸关国家生存，而且军工复合体亦是国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以特别保护扶持。然而，国家财政资源毕竟有限，扩大军事预算以追求国际权力必然会排挤教育、托育、老年看护与社工等福利预算支出，而这通常会增加女性在家庭内的工作负担。换句话说，对妇女而言，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常是一个尖锐的交换(trade－off)选择问题。
①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知识论上同样反对普遍抽象的理性概念与存在所谓的客观知识，同时女性主义认为，经济学不应只是研究理性计算或资源如何最佳配置，而应关心生产和分配的整个过程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供给(provisioning)问题，这也和马克思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类似。不过，女性主义仍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较重视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力和生产阶级关系，而未深入探讨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再生产角色。此外，纵使马克思主义脉络的依附论(dependencytheory)不像(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关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生存安全与利益合作问题，而是探讨中心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如何造成后者的不发展，但主要还是从国际结构和阶级不平等关系来理解妇女的处境和地位，并未直接重视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在全球市场生产分工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低估了妇女在家庭私领域所从事的社会再生产活动之价值。②何况，女性地位的低下不全然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受到社会的和文化的父权体制影响。因此，女性的解放不可能仅经由阶级斗争来实现，而是必须争取两性不但在公领域也在私领域的平等地位。③
简言之，女性主义主张重新定义“理性”、“安全”与“权力”等基本概念，④超越体系分析层次与国家中心主义，视国家与市场是镶嵌于特定社会而运作，并非独立自主的抽象实体。如此，才能跳脱吉尔平三分法研究途径中潜在的男性特质认识论偏差，不至于忽略妇女在国际劳动力(或性别)分工中以及国内家庭中所扮演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角色。
在实践上，由于女性主义并非单一的理论，其内部存在不同的主张。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主张加强保障妇女的工作、教育与财产权利;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则认为，唯有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才能彻底解决其将工厂有偿生产活动与家庭无偿劳动二分所导致的女性地位低下问题;一些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改善妇女处境不能单靠阶级斗争，必须同时挑战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以及传统社会上的父权体制才能达成。①蒂克纳则是支持一种地方经济(localeconomy)的发展形态，因这种生产方式通常没有将市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活动或者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做明显的区隔，并且首先考虑满足地方的基本需求。这不仅使妇女在私领域的再生产角色能够得到重视，同时也可减低跨国公司或出口导向政策下的女工剥削，使妇女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仅是全球化下的被动受害者。
②当然，这种生产方式不见得就排斥全球化，而是主张“全球思考，在地行动(globalthink，localaction)”以及“全球行动，在地思考(globalaction，localthink)”，将国际、国家与地方经济联结，③依据地方的人文、地理环境与资源特色，发展地方性产业行销全球。
与之前的霸权稳定论或新自由制度主义采行国家中心的体系层次分析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试图打开国家这个黑盒子而结合国际与国内层次分析。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罗纳德•罗格斯基(RonaldRogawski)的“社会联盟理论(socialcoalitiontheory)”、④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的“双层博弈论(two－levelgamestheory)”、⑤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等人的国际制度国内化研究⑥以及戴维•莱克(Davida．Lake)提倡的“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economypolitics)”等。⑦事实上，早在70年代后期，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的“国内结构理论(domesticstructuretheory)”以及彼得•古雷维奇(peterGourevitch)的“颠倒的第二意象理论(thesecondimage－reversedtheory)”就已将国际与国内层次结合研究，①只是80年代以来学者采用的是更为实证主义的理性选择途径，不再如传统现实主义将国家视为理性合一的整体，而是拆解为由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领导者、官僚或公共部门组成。甚且，也不再将社会看做是铁板一块，而是依据研究议题的需要，分析利益团体、阶级或生产要素持有者如何为了自身利益的极大化而采取集体行动，如组成逐利联盟以影响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很显然，这些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虽然已进行国家内部分析，但仍未将性别因素纳入，忽视妇女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动者角色，反而认其研究为价值中立，当然也就是性别中立的。同时仍沿袭前期做法，将国家、市场与社会视为三个分立的领域，仅探讨彼此间的外在联系关系，而忽略内在的互为建构关系。例如，这些研究并没有处理市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互补关系，两者均是当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理解必然是片面的，而这部分正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补充加强的。事实上，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等学者所主张的“开放社会科学(openthesocialsciences)”之实践，去除19世纪以来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人为学科界线，这三个研究领域并没有独立的运作逻辑。在现实中，权力、理念、规则、结构、偏好和理性紧密结合，以至于不可能有任何研究模式能按照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分类，孤立地看待这些因素，只处理其中一个变量，而把其他的当做常数。②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之关系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方法与途径的扩增以及专属期刊的成立和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渐趋成熟。一般而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常被称为正统的(orthodox)或主流的，而反对其国家中心论和实证主义认识论者则被归为新国际政治经济学(newipe)、非正统国际政治经济学(hetero-doxipe)或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①科恩试图开启两学派间的对话，呼吁美国学派可学习英国学派扩展多元议题的视野，而后者可从前者学到更为严谨的研究方法。
②当然，对于两学派间互补的期待究竟该如何落实，仍是一大挑战。卡赞斯坦虽然提出“分析的折中主义(analyticaleclecticism)”，并得到不少学者的响应，但仍被批评为只是将不同的观点或因素搅拌，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融合。③不过，这些各式各样的后设分类却也凸显了一个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即英国学派、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到底为何?可否将英国学派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同起来?另外，就本文研究主题———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而言，是否能将其归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下的一个分支?还是说两者是分立的?
克雷格•墨菲(Craign．murphy)和道格拉斯•纳尔逊(DouglasR．nelson)在其文章中提到，美国学派及英国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两者在研究方法及议题上存有诸多差异，前者采用实证主义认识论，着重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主要探讨货币、贸易、发展(经济转型问题)与跨国投资等议题;而后者在研究方法及议题上采取更为开放多元的态度，尽量避免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局限在某一特定假设或研究途径，且注重劳工、资本、种族、性别、环保以及公民社会运动等议题。虽然两个学派都研究全球化，但立场不同，美国学派肯定全球化的价值并重视全球治理问题，而英国学派更关注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和极化现象(polarization)以及对民主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冲击，甚而质疑全球化的价值。此外，英国学派延续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熊彼特主义、制度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尊重不同学术研究传统并且组织学术社群，这点跟美国学派崇尚新古典经济学呈现明显的对比。因此，墨菲和纳尔逊认为把英国学派称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可能较为合适，因为这更容易清楚识别其与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间的差异，该主张也为多数英国学派学者所接受。
④不过，英国学派是否就可以等同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看法亦遭受质疑。总体而言，如同科恩所指出的那样，学界虽同意斯特兰奇与考克斯为英国学派中最重要的两位开创学者，但有些人认为斯特兰奇的立场较偏向美国学派。例如，从吉尔平讨论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稳定性角色，到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S．nye)使用敏感性及脆弱性讨论权力的不对称依赖关系，两者都是围绕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所讨论的国家间权力关系，斯特兰奇亦是这样，承认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仍然是国家中心、安全优先的政治研究途径。①在对美国霸权的分析中，斯特兰奇运用四个结构权力(安全、生产、金融及知识)来探讨美国霸权及其建立的国际体制是否稳定;是否真的如后霸权论述所言，美国已面临衰退。斯特兰奇认为，美国实力仅相对衰退，其仍为当今最为强大的国家，国际秩序的稳定还有赖美国的维持。②斯特兰奇提出的这些问题意识、结构权力概念和期待霸权的护持角色，较能够引起主流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共鸣，也愿意和其对话。③
对照之下，围绕以考克斯为核心所形成的新葛兰西主义，除反对主流实证主义认识论之外，目的在探讨(美国)霸权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揭露既存世界秩序下的不平等现象。简言之，谈论英国学派至少应该分辨斯特兰奇与考克斯两个不同的发展脉络，更何况英国学派还有一部分研究是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遗产的启发或重新诠释。马修•沃森(matthewwatson)就认为，借由探讨亚当•斯密(adamSmith)、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Veblen)以及卡尔•波拉尼(Karlpolanyi)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与日常经济生活实践的关系，可以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基础。④
例如，重新解读斯密常被忽略的《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中有关经济伦理的讨论，并将其适用于国际经济关系中。所以，将英国学派和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直接画上等号是有疑义的，反倒是可以将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考克斯的新葛兰西主义归为英国学派底下的组成部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完全来自于英国，而是渊源于包括北美(特别是加拿大)、英国、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激进社会科学研究传统。①至于何谓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包含哪些研究途径，学界目前仍没有共识，但也不应该将所有批判美国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都称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般而言，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意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具体的明确定义，而是持开放的立场，主张研究议题的多元与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不过，从现有的文献来观察，其包括现实与理论两个批判层面的趋向:首先，批判既存国际经济秩序或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构偏差，尤其是质疑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中所产生的性别不平等、环境污染及阶级剥削等问题，这在强调军事安全与利益合作研究的(新)现实主义及(新)自由主义中是被忽略的。对于这些讨论可以数据或实例进行，并不一定都涉及批判的方法学问题。其次，批判主流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国际政经秩序的理解方法，反对其国家中心的本体论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考克斯将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与问题解决理论(problem－solvingtheory)所做的区分是最常被引用的。②前者质问既存国际政经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在该秩序下到底是谁获益?秩序结构是否会改变以及如何变迁?而后者则是追求现有秩序的稳定，如霸权稳定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均是此类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批判路径和其他理论的差异在于，其强调观念、理念或意识形态所能起的作用以及行为者的能动性，将追求自我解放的实践与改造体系结构作为共同的理论目标。③
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议题及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开放态度促使其并非发展为单一的特定理论，而是包括各式各样的研究路径或观点的理论群。一般教科书认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应包括女性主义、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与新葛兰西主义等三种途径，不过，亦有少数学者主张可以将建构主义纳入进来。④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及新葛兰西主义分别着重于分析国际经济中的性别、环境和阶级问题，建构主义并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理念(ideas)能起作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如此和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研究就不容易区分。此外，最为广义的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还包括后现代、后结构(post－structural)与后殖民(post－colonial)思想。①
毫无疑问，其中以考克斯为首的新葛兰西主义提出了自己较为明确的研究议题、方法与分析框架，如此较容易进行学术积累，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学派，受到主流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重视并与之进行对话。②新葛兰西主义主要是运用考克斯所建立的历史结构分析，从理念、物质能力和制度等三个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来分析社会、国家和世界等人类活动的领域。实际上，考克斯的历史结构分析不同于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分法，例如，考克斯以国家/社会复合的概念取代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中心分析途径;③对于自由主义的制度理性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理性，考克斯则是透过理念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反对前两者的实证主义方法;至于马克思主义，考克斯摒除上层政治结构及下层经济结构区分的传统见解，认为国家及市场是镶嵌在社会之内的，阶级不仅存在于国内，亦可成为跨国阶级，或者各阶级结盟成历史集团(historicalbloc)，推动霸权秩序。考克斯的历史结构分析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参与，将其运用在区域整合、全球霸权、全球市民社会以及反霸权等议题上，形成独树一帜的研究路径。相较于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和建构主义，新葛兰西主义对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更大，也因此常被视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之代表性研究路径，甚至将两者等同起来。
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或许为了方便讨论，就直接将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新葛兰西主义画上等号，④并抨击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仅注重国家或市场公领域的问题，而忽略对私领域的家庭角色的关注，尤其是女性无偿劳动与社会再生产活动对资本主义市场或全球化过程的建构作用。基于阶级支配的历史结构分析，新葛兰西主义早期研究的确关心到妇女劳工遭受剥削的情形，但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需要更进一步说明，性别关系是如何结合正式/非正式经济活动或公/私领域，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架构或研究路径的。更为重要的是，新葛兰西主义虽已认识到妇女劳动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谈论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无偿劳动以及强调女性在正式经济部门中所构成的特别劳动分工，但仍然未能理解经由工作所建构的性别本质。简言之，新葛兰西主义忽略性别认同(男性、女性)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包括在工作场域、家庭私领域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制度等。这样的忽略是需要正视的，因为性别认同是劳动分工、权力关系，甚至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可以说，性别认同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亦是批评新葛兰西主义无性别阶级分析最主要的地方。①
尽管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批评新葛兰西主义忽略女性所起的作用以及目前两者间少有对话，不过在同为批判的传统下，一些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还是希望能够结合新葛兰西主义研究路径，建构理论并且指导社会运动。亦即，新葛兰西主义以生产模式(经济)和阶级(社会团体)为核心要素，在分析跨国历史集团建立全球霸权的过程当中，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希望能将性别因素嵌入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分析，打破公/私领域、国家/市场与全球/地方等界线，修正历史结构分析的“性别盲”问题。再者，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从既存的不平等性别社会关系———包括女性无偿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廉价女工薪资———获利外，经济生产的运作同时也依赖其他的分工及不平等形式之存在，包括种族、阶级和民族。②
因此，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首先要揭露性别不平等关系，但同时并未忽略其他类型的不平等关系，特别对女性主义运动而言，能够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团体结盟，将会是反霸权社会运动的重要一环。相对地，新葛兰西主义的反霸权运动实践也应该体认到，除了阶级之外，还存在包括性别在内的其他社会矛盾关系。因此，反霸权的历史集团组成必须是一种联合阶级、性别、宗教与种族等议题的新社会运动。总之，如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韦伦所言，相较于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新葛兰西主义)还是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能够将“性别”纳入分析架构之内。因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方法学上是比较兼容的，皆是从历史结构来关注政治经济活动、个人及其行动的本质。在本体论上，主张社会关系的建构;在认识论上，反对实证主义与理性选择为唯一的研究方法;而在方法论上，则采用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多元分析。两者的差异在于，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强调从个人与结构以及日常生活实践来分析，而新葛兰西主义的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往往是宏观结构取向，由上而下进行研究。
①所以，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挑战即是如何将国际政治经济学转为由下而上的分析，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联结地方、国家再到全球的不同层次。然而，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远为复杂的双向互为建构关系。设立这种跨层次研究纲领或理论并不容易，②仍有待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努力。
结论: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与挑战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女性主义学者也开始反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因素，并试图从对话与批判的过程当中，建立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与方法学。然而，女性主义学者主张采取多元开放的交叉学科立场，因此很少会去刻意厘清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常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表示两者的类同。不过，本文认为既然出现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路径，探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与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价值的，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发展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及其间对于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所存在的继承与创新。经由杷梳的过程也可以发现，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除了延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外，同时也借鉴了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从研究议题上来看，早先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从性别视野出发，重新思索战争、和平、安全、权力、国家和国际体系等传统国际关系学所关注的议题。
随着冷战的终结，女性主义学者亦开始关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再生产和新自由主义调整计划等问题，探讨妇女在发展计划与全球化中的角色，并强调性别权力及认同建构与全球化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方法学而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是从批判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发，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更侧重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质疑这些理论背后所隐藏的男性特质，反对公/私、理性/情感、自利/利他、国家/市场、全球/地方或者国际/国内的二元区分研究。此外，女性主义学者与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或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间的论辩过程亦能凸显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色。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反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仅注重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讨论，且将两者视为依循自我运作逻辑的实体或公领域，事实上，不论国家或市场都是镶嵌于社会的，且私领域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是资本主义发展或全球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贬低了妇女无偿家务劳动的价值。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篇8
【关键词】power;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
许多国际政治学者同意说，“现实主义是了解国际政治的一种总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有许多的不同分支，但是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分享着关于国际政治本质的核心信念。”①然而，对现实主义本身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仍然争议颇多、浮于表面。由于语言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尤为突出，已经严重阻碍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对“power”一词的理解凸显了这一问题。“power”一词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的核心概念，随处可见，其含义又难于确认。对“power”的错误界定必然导致对现实主义的重大误解。一提起现实主义，就往往与“零和”游戏、权力斗争、寻求霸权统治等联系起来，使得现实主义者蒙上了一层“鹰派”色彩。不仅如此，对概念的错误理解还严重妨碍了对理论的批判和发展。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现实主义不同流派经典著作中“power”一词的含义进行系统的澄清，以增进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
一 “power”的含义与古典现实主义
在中文的政治学概念里，权力和力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自古希腊以来，政治学的核心目标就是寻求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合理的权力分配，这种分配显然不是力量的分配。权力意味着一种支配的关系，意味某种行动范围的分工，正如政治学中对“人们是否有权力反抗暴君”的论证所表明的。②力量是获取权力的手段，而权力本身才是目的。③对“权力”合法性的寻求历来是统治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什么是“power”?根据朗文词典和韦伯词典的解释，“power”包含了两种基本意义:一种是“Controloverothers;influence”，“righttoact，givenbylaw，ruleorofficialposition”，其共同点是把“power”理解为一种“控制关系、支配关系”，也就是政治学中的权力概念;另一种是“whatonecando”，“ability”，也就是“能力”的意思。①马克斯·韦伯对“power”的看法接近于中文的政治学概念“权力”的理解。他把“power”定义为“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处在某一位置的某个个人不顾阻碍推行自己意志的可能性，而不管这种可能性的基础如何。”②韦伯的思想在西方政治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例如，罗伯特·达尔定义并为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广为引用的“power”概念是:“a之于B的power是a能让B做他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的程度”。③因此，在政治学著作和国际政治学著作里，对“power”的理解似乎是比较一致的，就是中文里“权力”的意思。从目前来看，把“power”翻译成“权力”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例如，“nationalpower”被翻译为“国家权力”;对摩根索的名著《国家间政治》一书的副标题“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主流的翻译法是“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也有的学者翻译成“争强权、求和平”。④把“power”不翻译成“权力”的时候很少，“Balanceofpower”这个重要的国际政治概念应该算是一个例外。一般的中文国际政治学著作都称之为“势力均衡”，而不是“权力均衡”。⑤那么，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奠基之作是不是教导国家去追求最大化的权力和私利呢?古典现实主义用来定义国家利益的“power”究竟是什么含义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摩根索的相关著作。对于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念，摩根索的讨论根植于传统政治学的人性分析。他说:“人生来就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生来就要追求power，但是他自己的状况却使得他成为别人的power的奴隶。人生来就是一个奴隶，但是他却想成为一个主人。由于人的这种渴望和他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关于power的道德问题，也就是说，判断和限制人与人之间的power的问题。”⑥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摩根索在这里所理解的“power”是其第一种含义，和政治学所理解的“权力”是一致的，是一种统治和支配的关系。他在《国家间政治》一书的开始就把“政治权力”定义为“掌握政府权威的人之间以及他们与一般公众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⑦但是，在《国家间政治》后面的章节里，他对“power”的理解就发生了变化，成了“实力”的概念。在第9章，他就提出了“nationalpower”的几个要素，而后又讨论了“Balanceofpower”的问题。这里的“power”都不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实力”的含义了。
“power”两种含义的转换，摩根索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但是他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这也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之一。国家的实力强大，其在国际权力秩序中的地位就越高。有多大的力量，就有多大的权力。推导到此似乎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一旦涉及到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就出来了。我们都知道摩根索所说的“nationalinterestdefinedaspower”的提法，一般翻译成“以权力来定义的国家利益”，这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的核心。那么，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是不是认为国家的目标就是追求在国际体系中的统治地位或者权力地位?如果是追求权力和统治，这和一开始的人性论的假设的确是一致的，国家也是人，国家也有统治的欲望。但是，这样一个翻译是否理解了作者的本意?
正如王缉思先生所指出的，摩根索现实主义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是:国家追求自己的利益要与自己的实力相适应，不要盲目追求超越自己力量范围的利益。⑧也就是说，力量大小是衡量国家利益的尺度。因此摩根索是越南战争的反对者。如果翻译成“以权力定义国家利益”，其意思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如果说国家追求统治地位、追求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那么这的确是国家利益，但是并不准确，因为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国家安全，而不仅仅是权力。①如果国家以追求在国际体系中的统治地位为目标，不顾及自己的力量限度，只会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摩根索的名著的标题“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不宜翻译为“强权”，这完全偏离了摩根索的本意。纵观他的整个著作，标题里的“power”译为“权力”是可以接受的，可以理解为大国追求统治权力的斗争。但是后面的许多“power”，就不适宜翻译成“权力”，而是力量的意思。应该说，摩根索本人关于“power”在书中没有给出和运用连贯、一致与明确的定义，这是造成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
“power”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含义以及不加区别地翻译为“权力”，已经对现实主义基本性质的理解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例如“powerpolitics”一词，一般翻译成“权力政治”，有时也翻译成“实力政治”。两种翻译都可行，但含义却相隔千里。前者所指的是国际政治的性质和目标是为了争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以得到更多的价值分配;后者指的是国家政治斗争是依赖于实力的，道德和意识形态作用不大，讲的是国际政治的斗争方式。具体含义必须根据语境来决定。把“power”简单理解为“权力”，也给中国国际关系学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和接受带来了问题。例如，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往往就集中在“只讲利益，不讲道德”这一点上，把现实主义当成一味的权力扩张主义者，以为现实主义者主张国家利益的目标就是去统治他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宰。这完全是对现实主义的误解。相反，现实主义是谨慎的，根据国家力量的大小来确定国家的利益范围。②现实主义者并非不讲或者不重视道德，现实主义者所反对的，是依据道德理想来制定对外政策与国际蓝图。
二 “power”的含义与结构现实主义
把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结构”理解为“权力结构”是和“power”密切相关的又一个典型误解。目前的“权力结构”的提法，大都是源于英文“Distributionofpower”。其实，英文的意思就是“力量的分布”。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他对“国际结构”的准确定义是“DistributionofCapabilitiesacrossUnits”，也就是“单元间的能力分布”。究其原因，他认为“power”的含义过于复杂。他指出，“我提出一个古老而又简单的观点，如果某一行为者影响他人的程度大于他人影响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是强大的。”③也就是说，他所认为的“power”主要是一种“影响关系”或“依赖关系”，即中文中所指的“权力”。因此，在论述“国际结构”时，沃尔兹本人从未用过“Distributionofpower”这个词。不仅如此，对于国际结构中的国家“能力”，他强调指出，“国家的经济、军事和其他能力不能被割裂开来分别加以衡量，国家并不因为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独占鳌头，便被置于一流国家之列。”④显而易见，沃尔兹所定义的“国际结构”是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绝对不是“权力对比”的关系结构。从语义上来理解，“权力结构”的提法也是不通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关系，一种结构，“权力结构”就要变成“结构的结构”了。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可以把“power”定义为让他人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⑤这样似乎顾及了两种含义的统一:“power”既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能力。这样的定义其实同样偏离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定义:结构现实主义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并不是一种让他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也就是说，结构现实主义的能力并不仅仅是一种进攻性的能力。
试图把“power”的两种含义统一起来的提法还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即使在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拥有最强大的力量，也不一定会成为国际权力秩序中的统治国家，即霸权国。一个国家要成为霸权国，除了最强大的力量以外，还必须有自己的决心、意志。罗伯特·基欧汉批判了霸权稳定理论“基础性力量模型”的不足。他指出:“在这20年的时间里(即两次大战之间的20年———笔者注)，阻止美国领导一个合作性的世界经济的原因，与其说是美国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还不如说是美国在政治上不愿意为国际体系制定和执行必要的规则……导致纷争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因素，而不是在霸权稳定论所主张的物质力量的因素上。”①在研究国际体系时，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能力结构”和“权力秩序”的双重存在的现实。②霸权稳定理论认为，随着国家之间能力对比发生变化，决定各国收益状况的权力秩序如果对新兴大国不利，必然引发新旧霸主之间维护权力秩序的斗争。③这一点在罗伯特·鲍威尔的著作中也论述得很清楚:“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将最终造成力量分布的变化，这必然导致力量分布和收益分布的不对称……结果，新兴大国必然要求现状必须按照它的利益来进行修正。”④“收益分布”，就是决定国际价值分配的权力秩序。
把“能力结构”理解为“权力结构”，导致了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和外交辞令中一个令人奇怪的提法“促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或者更简单“促进政治多极化”。要辨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辨明国际关系理论中“极”的含义。“极”(pole)的对象是单个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国家联盟。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指出的:“许多人近来欢呼世界回到了多极状态。他们这样做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他们混淆了结构与过程，力量是如何分布的?某一特定分布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些是互有区别的不同问题。”⑤也就是说，“极”定义依赖于一定体系内的力量分布，也就是国际结构。当一个国家的力量遥遥领先，远远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时，体系就是单极的，即只有一个国家能被称为“极”。当两个大国势均力敌，它们处在高于其他大国的一个力量层次时，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两极结构。而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大国力量大致接近时，体系就呈现出多极的状态。“多极化”不是国家可以促成的。
归根结底，“极”是与力量相关的，而且指的是单个国家的力量。“单极”、“两极”还是“多极”除了对国际体系的稳定造成不同的影响外，道德意义上并无褒贬之分。⑥我们反对的是“霸权主义”，要促进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公平、民主，而不是所谓的“多极化”。“极”的多少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利害。一个国家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还是经受损害，取决于权力秩序是否有利，以及其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关系。⑦所谓“权力结构的多极化”更是从逻辑上说不通的。多极化是针对于“能力结构”的。“权力结构”(实际是“权力秩序”)无所谓“多极化”，说“民主化”还差不多。
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建设来说，“权力结构”的提法也会使得一些没有直接通读过原著的读者和研究者误以为是和国内政治体制概念相似的“结构”，这对理论的理解和应用都会造成阻碍。既然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是“权力结构”，那么还需要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做什么呢?因为“制度结构”明显是一种“权力结构”。如果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直接地认为“能力结构”就决定了“权力结构”，因此两者同一起来也无所谓的话，那么就是大错特错了。结构现实主义并不否认“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延续性以及和能力结构的不同步性，相反，正是制度本身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得国际体系爆发一次又一次的争夺国际秩序权力的斗争。⑧
转贴于三 “power”的含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
最近出版不久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中文版依循惯例，一律把“power”译为权力。而且，译者在评述中把“权力”和“力量”等同起来，例如:“更重要的是，他(指米尔斯海默)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终结性理念———‘我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把这种力量看成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正是对‘国家为什么在乎权力以及他们想要多少权力’问题的不同回答。”①如果“权力”与“力量”的同一仅仅在于对“power”一词本身含义的理解，那问题还不大。但是，危险之处在于，“权力”、扩张与寻求霸权这样一些混杂不清的概念在一起，导致了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根本误解:进攻性现实主义是扩张主义和寻求权力统治的主张。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power’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他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很明显，进攻性现实主义与人性现实主义都将大国刻画成无情的‘power’追逐者。二者的关键区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反对摩根索关于国家被天然赋予某种个性的特点。相反，他们相信，国际体系迫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充它们的相对‘power’，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②
上面这段话可以说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粹所在。米尔斯海默自己在论述汉斯·摩根索的思想时，把其归之为“人性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所理解的摩根索的“power”是“权力”的意思。③他又宣称“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与人性现实主义者都将大国刻画成无情的‘power’追逐者”，那么，进攻性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国家目标是寻求成为国际体系的统治者吗?这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给人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不断的“扩张”(expansion)、寻求霸权。国家的最终目的是成为全球体系中的霸权国，而近期目标是遏制其他大陆的潜在霸主国成为地区霸主。我们在前面已经区分了“极”和霸权的概念。霸权意味着什么呢?自然是对国际体系的控制与管理。所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大国利益的认定就应该是不断扩张、统治他国和谋求霸权，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这样一种理解符合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本意吗?如果没有，那么问题出在何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澄清的一点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进攻性”(offensive)、扩张的目标究竟是何者:是统治还是生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统治而统治，还是为了生存而统治?这又必须回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对安全的寻求是国家的最高目标。正如米尔斯海默自己所言:“我的理论认为大国在一个没有机构保证安全的世界里主要关切的是自己的生存;他们很快认识到power是他们生存的关键。”④这里的“power”，很明显不是权力和统治的概念，而是力量的含义。那么，国家为什么要扩张呢?他指出:“在过去的战争中，60%的赢家是主动出击的国家。”⑤因此，扩张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手段，可以增强国家在国际结构中的力量地位，扩张本身并不是目的。这一点上米尔斯海默和古典现实主义是一致的:国家利益必须与国家力量的限度相一致。
把国家追求的目标“power”翻译成权力，加上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扩张色彩，很容易就使得理论逻辑进入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迷途:扩张成为追求权力的表现，权力是大国扩张的目标。追根溯源，米尔斯海默自己对“power”具有的两种含义的含糊使用是重要原因。摩根索人性现实主义所追求的“power”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所追求的“power”并不是一回事。一味地强调扩张所带来的收益使得进攻性现实主义具有强烈的“权力”色彩，反而模糊了安全这一核心的假设，并使得理论本身极其脆弱。⑥但是，米尔斯海默的根本理论框架还是清晰的，对力量的寻求而不是对权力的寻求是他的理论的根本。
小结：现实主义与权力政治
对“power”的理解贯穿着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始终。由于权力与力量两种概念的本质的不同，对“power”的理解也使得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大相径庭。归结起来看，由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使得国家实力成为自助的最后手段的现实要求，以及自沃尔兹开始的新现实主义摒弃所谓“权力欲望”的人性假设的理论主张，“power”一词的含义在现实主义著作中越来越多与“力量”相一致。一本很流行的美国国际政治教科书写道:“既然现实主义者也认识到力量(power)是决定国家胜出的因素，他们主张政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增加、维持和显示力量(power)。”①这句话的后一部分来自于摩根索，以前常被理解为“不断的增加权力、维持权力和显示权力”，似乎颇有现实主义的“鹰派”强权色彩，其实大谬不然。
对概念的误解严重地阻碍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新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理论的发展中，霸权稳定理论和霸权护持理论分别聚焦于权力与能力两个因素，从而对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
霸权稳定理论认为，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总是由某一个霸权国创立的，其稳定也依赖于霸权国的强大。国际秩序既包括一些公益性、程序性的“软规则”(例如国际红十字会机制)，也包括一些决定关键国际价值分配的“硬规则”(例如世界贸易组织机制)。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之所以建立自由贸易秩序，原因在于它们的生产效率最高，通过自由竞争所获得的好处也最多。由于各国的发展速度不平衡，新兴的大国必然对旧霸主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感到不满，而旧的霸权国家又不愿意放弃对自己有利的权力分配秩序。围绕权力秩序所产生的利益冲突最后会导致系统战争。这就是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所论述的基本观点。他不仅深刻地论述了权力秩序和国际结构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霸权国和全球挑战国之间不相容的二元利益关系模式。
与霸权稳定理论关注权力秩序所带来的冲突不同，霸权护持模式认为力量差距才是决定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核心因素。②霸权国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差距越大，霸权国就会感到越安全。因此，在霸权国———全球挑战国(潜在挑战国)———第三国这样的三元利益关系模式中，霸权国会试图通过挑起全球挑战国(潜在挑战国)与第三国的冲突，削弱这些可能对自己构成挑战的新兴大国。因此，霸权国虽然会致力于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并不一定会致力于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支持冲突还是支持和平都只是一种手段，关键在于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秦亚青先生正是从一个关注力量差距的三元利益关系模式，证伪了仅仅关注权力秩序的二元利益模式。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篇9
（一）国际政治学的发展阶段
1、西方完整的国际政治学的确立时期。二战后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战前已初具规模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战后以美国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194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发表了其著名的《国家间政治：争取权力与和平的斗争》（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一书，这是西方第一部系统、完整地介绍国际政治理论的著作。这时期，以美国为首，伴随着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和大学中的国际政治学系纷纷建立的同时，许多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如芝加哥大学教授昆西•赖特、密执安大学教授戴维•辛格、哈佛大学教授卡尔•多伊奇等也相继诞生。
2、国际政治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发展时期。在西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欧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展，成果也非常丰富，比较有影响的有肯尼思•沃尔兹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罗伯特•基欧翰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等。苏联东欧国家到70年代末期也基本上确立了自己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的学系。1976年苏联学者甘特曼教授主编的《现代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理论》，1978年华沙大学库库尔卡教授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1984年苏联出版了甘特曼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结构和过程》，这标志着苏联、东欧的国际政治学走向成熟。此外，在第三世界国家，国际政治学的建设也开始发展起来，拉丁美洲国家、印度、埃及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学者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学也相继建立起来，世界范围内围绕世界新秩序而进行的理论探讨逐步深入。
（二）国际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
1、中国的崛起与国际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国际政治学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专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短短几年，有关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文章、专著迅速膨胀。这种新兴专业在我国之所以快速走红，与当前我国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世界发展格局后的必然学界反应，同时也寄托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当然，还有近年来我国国民频繁出入国门、更多涉及国际事务和国际纠纷的背景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外事干部和新闻工作者进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1963年底，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1964年，在总理的关切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开始招收国内第一批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生。同时，北京和上海先后建立了一批国外问题研究机构，创办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刊物。当时由于资料等种种条件的限制，国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多侧重于对国际动态的介绍以及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解释和宣传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才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有关研究单位、学会、研究会、大专院校的专业系科纷纷成立，而且国际政治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成果，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范围也扩大到国际政治的许多重要领域。同时，注意了解和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提出了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设想。
2、国际政治学在我国的研究特色。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为理论指导,提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交往服务，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点。如有关世界基本矛盾、时代特征、国际统一战线、三个世界的划分、反对霸权主义、国际战略格局、“东西南北”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求同存异、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等概念，都具有中国的特色。但毕竟这一学科在中国起步较晚，学科基础还不够雄厚，许多分支领域的专门性研究尚待建立，对于国外有关该学科的发展及主要流派、观点，还需进一步加深了解，以便作出更高水平的评介。
二、我国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教育发展状况
（一）国际政治专业本科设置发展情况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重现生机。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恢复了国际政治学系，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暨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院校先后建立了国际政治学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第一批硕士和博士也从师资力量雄厚、最早设立国际政治学专业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培养出来了。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国际政治专家或学者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冯特君、宋新宇；北京大学的梁守德、袁明；复旦大学的颜声毅、俞正梁；南京大学的时殷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乐民、张蕴岭、王逸舟、阎学通等。统计到2012年，我国共有46所高校开设国际政治本科专业。
（二）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教育课程设置情况
就目前我国高校国政专业本科教育的课程安排看，一般都把政治学设置成主干学科，主要课程分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其中包括：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概论、国际法概论、国际组织概论、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关系、近现代中国外交、国际关系概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与外交、各国政治与经济、经济外交、国际安全、专业外语、逻辑学等。除此以外，国政本科生还需要接受通识的必修和选修教育课程，在学制4年的时间中，修满150左右的学分。符合毕业要求的学生，准予毕业，授予法学或政治学学士学位。
（三）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就业状况及趋势
从历届国政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看，首选的方向是继续深造、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其中以攻读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的居多。动态的追踪统计结果显示，每届的考研率都在30%以上（包括第二年、第三年报考成功的）。其次，国家部委和各省市区外事办的公务机构，如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国家安全部、省安全厅、市安全局等部门，是国政毕业生的考公对口选择单位，每届毕业生都有进入该类机构的成功案例。再次，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语言优势，许多国政毕业生也进入电台、报社、杂志社等新闻媒体或有着广泛对外联络和国际业务的银行、证券、外企、国企工作。安博教育集团有关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就业前景调查报告，其中的数据显示，国政毕业生的专业与职业匹配度、毕业两年薪酬指数、职业级别指数、舒适度指数均高于各专业平均值；毕业一年薪酬指数、应届就业率指数、毕业深造指数、发展前景指数、创业指数、全球化指数、学习压力指数均低于各专业平均值。
三、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特色
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发展轨迹，国内外高校相关国政专业的开设、发展、勃兴、沉静与反思，以及国政专业本科生的就业现状及前景，充分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高端理性、基础打造高素质公务外联人才是国际政治本科生的专业培养特色。
（一）国政专业的基本培养目标和要求
国政专业要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素养和国际政治、国际法、政治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等相关部门从事外交、外事、对外宣传、教学和研究等方面的国际政治学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政治学、国际政治、世界经济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受到国际政治和国际形势研究、社会调查和统计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判断和协调组织等方面的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二）国政专业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特色
国际政治专业，培养学生的重点应放在思维方式的训练方面，即国政学生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和理性维度：纵横捭阖的视野、权衡博弈的智慧。这是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专业赋予其学生的理性储备。国际政治专业的毕业生，也许而且理应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卡尔•多伊奇曾说过：“国际政治学理论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索人类的生存之道。假设人类文明在今后30年内毁灭，其原因将不是饥馑或瘟疫，而是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我们能够战胜饥荒和瘟疫，但却无法对付我们自己铸造的武器威力和我们作为民族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1]国际政治学实际上就是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国际大事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找寻出国际局势发展规律的学科。它以国家与国家的政治交流为核心，同时辐射研究一切跨国事务。随着世界情势的发展，国与国的联系已不仅仅局限在政治一面，经济与文化因素也同样重要，这就是国外的国际政治学者往往把国际政治等同于国际关系的原因，因为国际政治强调关注国与国之间的全面交流。举个实例。2011年10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6.3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继续刷新汇改以来的最高记录。我国外交部、商务部和央行12日对美国当日通过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均表示坚决反对，认为美国此举旨在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严重违背了世贸组织规则，严重干扰了中美经贸关系。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不是意味着人民币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到更多的东西吗？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抵抗人民币的升值呢？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有大量的美元储备，如果把美元的储备比作我们的存款，那么美元贬值，就相当于我们的存款缩了水。如果汇率一再下跌，这些缩水的存款亏损，将要大于进口成本下降的利益。看看，这就是国际政治的博弈智慧。如何在国际关系中权衡利弊，各取所需，需要有高超的国际政治的外交智慧。
（三）国政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培养特色
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法律密不可分，再加上“国际”的元素即外语的需求，国政专业学生应该具有复合型、应用型的知识结构。目前国内高校的国政本科专业，依据不同的学校背景、学养体系和市场导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专业特色。中国人大、复旦、北大这些学校，国政专业历史悠久，而且傍依名校名家，专业修养甚是了得。一些新兴的国政专业，也在积极探索发展新路，有的已经成功达成双学位教育体制，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法学、政治与英语的双专业、双学位相融互济，惠及学生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更惠及学生的未来就业前景。以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事务系的国政专业为例。该专业很年轻，2001年创办，但仅仅10余年的时间，上外的国政专业由于定位清晰，扬长避短，如今已发展成为以外语为特色，与法律相结合，知识面宽广，学科结构合理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一个中心，三个模块”体现了上外国政的办学经验。一个中心是指，在主干课程的设置上，削减了相对枯燥的理论课程，保留了《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等经典课程。三个模块是指法学、经济学和逻辑学。在培养方案中，开设了一些重要的法学课如《宪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等；经济学课程有《西方经济学》、《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关系》等；逻辑学模块则包括《形式逻辑》、《社会心理学》等课程。此外，秉承上外传统，该专业重视英语教学，开设了包括《英语写作》、《商务英语》等专业英语课程，学生毕业时被要求通过英语专业八级，几乎能够立即胜任高级英语类工作。
（四）国政专业学生就业前途的培养特色
国际政治关系论文篇10
【英文摘要】thediscipline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wasfoundedonthebasisoftheoriesofpoliticaleconomy.marxistpoliticaleconomyhasmadegreatcontributionstoitsoriginanddevelopment.First,marxistpoliticaleconomyoffersamorescientificexplanationforthedialecticalrelationbetweenpoliticsandeconomicsthanmercantilismandclassicaleconomics.Second,itwasmarxistswhofirstconductedsystematicstudiesoftheinteractiverelationbetweeninternationalpoliticsandinternationaleconomy.third,marxistdialecticalmaterialismandhistoricalmaterialismhaveprovidedthemostscientificmethodologyforresearchintoipe.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marxistpoliticaleconomy/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contemporaryworldeconomicsandpolitics
【正文】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7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并逐步在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顾名思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按照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前者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满足需要的市场手段的生产和交换；后者是政治学，研究的是权力的运行过程”，(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theCooperationandDiscordinworldpoliticaleconomy,p.21,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的研究”。(JefferyFriedenandDavidLak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perspectivesonGlobalpowerandwealth,p.1,newYork,St.maritin’s,1995.)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国际”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当人们讨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通常都将其划分为三大理论学派，即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或经济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极其丰富的，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在西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述，一般都是将其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和新重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更多地是强调其方法论上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所要探讨的并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问题，而是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这也是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时的初衷，即将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发展”上去理解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9页。）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本身，而是研究隐藏在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
重商主义是最早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的理论学派，在政治哲学上，重商主义者信奉的是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等人的“自然状态”学说和霸权理论，即认为国际社会处于一种彼此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一方之所失必为另一方之所得”的“零一和博弈”(zero-sumgame)。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一个国家要想改变或改善自己的权力地位，“就只有掠夺别国的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商主义又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经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盛行的时期，正是欧洲各个新兴国家加紧扩张财富、人口和领土的时代，这就决定了重商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要“将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属于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即在重商主义者看来，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就在于政治决定经济。
古典政治经济学对重商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十分重要，但是国家乃至国际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制度，特别是市场则更为重要。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政治哲学上信奉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主义，即在由其本身规律支配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和个人之天赋权利，人们根据某种契约而设立了政府，并赋予其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政府的作用仅限于保障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权利。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即代表的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或理论基础是“自由放任”，即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强调经济因素，特别是市场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国家之政治职能是为个人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国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都是一种“零—和博弈”，而可能是一种“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game)，即所有有关国家都可能从相互交往中获得收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有机结合的产物。重商主义强调政治决定经济、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决定政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贯彻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把政治经济学既作为一门对社会关系进行抽象的理论学科，又把它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同上书，第489页。）他们从资本主义时代最一般的经济范畴——商品入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3-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给后人留下系统的论著，特别是马克思原来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册未能完成，其中即包括有国家（人口、殖民地、外国移民等）、生产的国际关系（如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入和输出、汇率等）、世界市场和危机等等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尽管如此，他们仍在这一领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财富。其中主要包括：
首先，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这是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从未论及的问题。早在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整个世界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各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276页。）
其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的基本出发点，由此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必然带来其政治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订，也是由其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同上书，第277页。）
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落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举进行殖民扩张的时期。因而，关于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的双重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殖民主义在落后国家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生产关系的正常发展，从而严重阻碍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破坏了殖民地原有的经济基础，从而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它以武力实现了一些国家的政治统一，并以经济纽带将其巩固下来；它促进了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为这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武器。殖民主义者出于其卑鄙的私利，却在殖民地造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书，第766页。）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对外贸易、国际货币和资本输出等一系列国际经济的具体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的精辟阐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参见《资本论》，第2卷，5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小国和穷国在国际贸易中获益最大。马克思则在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的基础上，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应用于对国际贸易的分析，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资本论》，第1卷，第494-495页。）从而形成“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资本论》，第3卷，第112页。）马克思在国际货币理论中批判了李嘉图的观点，分析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指出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初步论证了资本输出的问题。马克思从国际贸易的社会作用角度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指出，“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7页。）“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同上书，第229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论述，为现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19世纪后期，古典政治经济学被纯粹经济学所取代而处于消亡状态，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仍保持活力，在列宁和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对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意义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分析还是列宁、布哈林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因其历史局限性而使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与现实不完全吻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始终对研究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对此，西方学者也不否认。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是“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科学”。“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26、26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列宁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贡献时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消除了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即只考察人们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不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山峰的根源；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列宁选集》，3版，第2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运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页。）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得出的结论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及其对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同上书，第32页。）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同上书，第38页。）
政治经济学所要探讨的是政治与经济两者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对政治与经济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最为科学的理论说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这些原理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市场决定一切”和“自由放任”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是基础的论断，是以对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物质基础的分析为出发点的。“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而是强调“经济领域中的生产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决定作用。在阶级社会，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不同，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因而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关系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其正确地认识政治的独立作用。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片面强调政治，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决定性作用，古典自由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28页。）政治权力在经济上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第407页。）
不仅国内政治经济间的互动是这样，国际政治经济更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特别是对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分析就是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国际问题的最好例证。列宁和布哈林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比之前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加拿大学者斯蒂芬·吉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是始终运用一种连贯一致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从而确立了一种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70年代，除了学科发展的背景，即“新政治经济学”和“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之外，与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7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表现为：(1)第三世界的崛起，使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地位面临严重的挑战。特别是1973年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斗争，对西方国家造成的巨大冲击是史无前例的。第三世界国家自70年代开始进行的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也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支配地位提出了挑战。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带着它们的新的经济问题和经济要求登上了国际舞台，它们所关心的主要政治问题都是经济上的：发展、援助、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最终的独立。……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求重新确立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国际关系。……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重合在一起，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JoanSpero:thepolitics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4thedition,pp.3-4,London,UnwinHyman,1990.)(2)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造成了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复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地位的相对衰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公开化，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美元国际垄断地位的丧失，使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面临重大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不是来自军事的和政治的，而是来自经济的，根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同时，随着垄断的发展，国家对经济事务，特别是国际经济事务的介入越来越深，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得国际经济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3)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70年代以后，无论是南北之间、东西之间，亦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明显。过去那种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极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政治经济隔绝的局面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国家间彼此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各种全球性的政治经济问题日益成为各国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跨国政治经济关系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变化之一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资本、商品、劳务乃至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加速和日益频繁，使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以及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政治经济作用不断强化，使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出现诸多新特征。变化之二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尖锐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尽管没有消失，但是已经有所缓和。国家间关系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在经济乃至政治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流。变化之三是一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加明显。任何一个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制订都越来越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主要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无论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不仅对全球而且对其他单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均具有重大影响。变化之四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转折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格局样式的变化，而且格局的构成要素本身也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人们界定“国际政治力量”的重点已经从政治军事实力向经济与科技能力转化；随着区域一体化的进展，不少人对国家构成为政治力量核心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国际政治经济多元化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极化”世界的趋势。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给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也给国际政治经济学注入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不仅包括传统的研究课题，诸如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金融、国际债务、国际援助，等等，而且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包括：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内涵及其对全球和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内的政治经济后果；地缘政治经济、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间的交融与互动；国际合作机制(internationalregimes)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功能和作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市场对全球及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政治经济功能；跨国政治经济（跨国组织、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功能），等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的基本趋势就是将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两者并列或相加，而是要把握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互动关系）。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其经济职能的研究，而主要是其政治功能的研究，即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产生了哪些政治影响，作为国际经济组织，它们是如何直接发挥政治作用的，对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意义是什么，对大国间关系的影响有哪些，等等。
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向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新依附理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表明了严肃的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尊重和认同。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学说和基本方法，对于研究和探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在1998年被确定为高等院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较之原来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有了更多的新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大了世界经济的内容。然而，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和指导性，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是进行该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方法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结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建立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程的可行之路。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贯穿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的基本理论线索，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准确地把握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基本脉络，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加速改革的内在动因，了解各种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行为主体和角色的行为和互动关系，从而洞察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同时，这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必达，许月梅．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
[2]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worldpoliticaleconomy[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4]RobertGilpin.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
[5]StephenGillandDavidLaw.Globalpoliticaleconomy:perspectives,problemsandpolicies[m].London:SimonsandShutter,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