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1
[关键词]：法国、行政法自治、布朗戈案件
在法学界，我们把法国划入大陆法系典型国家。大陆法系国家的两大显著特点便是“法典化的法律渊源”和“判例不创立法律规范”。法国虽然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但是在行政法学领域，不论是法国行政法的一般原则还是行政法上的一些具体制度却大都由判例产生，这是法国行政法的一个显著特点。行政法自治是法国的重要行政法观念，该观念的确立与法国的特殊政治历史背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及公法与私法严格区分观念等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渊源，并由几部重要法律文献予以确定，但其具体的原则及规则制度却是由法国行政审判史上的一系列判例所逐步确立和完善的。19世纪70年代初的布朗戈案件作为法国行政法史上的著名案件，对于法国国家赔偿制度及法国行政法基本观念等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推动意义，对法国行政法自治的理论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法国行政法自治的一般原理
法国行政法自治是对法国重要的行政法观念、原则及制度安排的理论概括。法国行政法自治具有三层核心含义：（1）普通司法权与行政权及行政审判权相分立并不得干预行政活动的理念；（2）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行使对行政案件的专门管辖权制度；（3）行政机关与行政法院在行政活动及行政审判活动中不受私法原则支配而适用独立的行政法规则的原则。法国行政法自治理念的形成，如前所述，与法国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三权分立学说及公法私法严格区分观念等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渊源，并由法国行政审判史上一系列判例所发展和完善，最后具体体现在法国一系列的行政法观念、基本原则、及法律具体规定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中。
（一）三权分立学说与法国行政法自治。
法国行政法自治的一个重要制度体现是，在法国形成了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所有的行政案件都由行政法院专门管辖，而法国行政法院产生的思想基础则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反对专制政体，鼓吹自由主义，他在《论法的精神》（1748）中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认为国家中存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权力，为防止权力滥用与腐败，应使三权相互分立并制衡。孟德斯鸠的学说对法国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16条规定，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分权原则应用于法国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上，是要求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互相独立，普通法院不能干涉行政。然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存在着一种将行政和行政诉讼相混淆的特殊观念，认为行政诉讼就是行政本身，这种观念直接导致：在法律规定禁止普通法院干预行政活动时，行政法院也不能受理或审理由于行政事项而发生的诉讼。因此，三权分立学说是法国行政法自治理论产生及制度安排的思想基础。
（二）法国行政法自治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
但是，从英美法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存在的分权理论基础来看，分权学说理论本身并不必然禁止普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法国行政案件由行政法院专门管辖还有着重要的历史背景。在法国大革命前，资产阶级势力逐渐强大，并反映到行政部门。政府为了增强实力，实施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政策。然而，当时的普通法院掌握在封建势力手中，封建势力通过在普通法院拒绝为政府的进步性法令进行登记和执行的形式来反抗资产阶级的进步改革。法国大革命初期，欧洲的封建势力在奥国和俄国皇帝的号召下，组成奥、俄、英、普等国参加的国际联合势力，对法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发动侵略战争，法国国内的以普通法院为核心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共同镇压资产阶级政权。普通法院的上述政治立场在资产阶级及法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反动而保守的印象。而在法国旧制度时，普通法院外已经存在一些专门受理行政案件的行政法庭，如审计法庭、森林法庭、河川法庭、租税法庭等。专门行政法庭的存在既为法国资产阶级对抗封建势力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也为法国人民接受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扫除了心理障碍。
但是，如今相关历史因素在法国已经不再存在，当今的普通法院对行政机关没有任何对抗情绪，行政法院继续存在的现实理由如今已经转化为技术上的考虑：其一，法国存在公法和私法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私法适用于地位平等的私人之间，公法适用于调整政府和私人或政府机关相互之间，两种法律体系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追求的目的不同，不可能适用同样的法律原则。其二，行政法官除必须具备公法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行政经验。行政法院法官一方面多数来自高级文官，另一方面，法国行政法院在组织方面规定有一些措施，使行政法官同时具有法律知识和行政经验，而普通法院法官则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其三，行政法院的诉讼程序和普通法院不一样。行政诉讼贵在迅速、及时，法官指挥诉讼进行的主动权力较大。其四，行政法院在最初成立时，由于与行政机关的关系过紧而使其判决的公正性受到一定的质疑和批评。但行政法院组织的完善加上行政法官具有的法律知识与行政经验两个方面，使得法国在行政诉讼的判决中，创造的一些法律规则一方面满足了行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能够保障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法国行政法院对法国法律制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受到社会的尊敬，并成为法国法律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三）法国行政法自治的法律根据及制度安排。
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经历了以普通法院为首的封建势力重重阻碍而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后，为了防止普通法院对政府改革造成麻烦，制宪会议于1790年8月16—23日制定了关于司法组织的法律，该法第13条规定：“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不同，现在和将来永远分离，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机关的活动，也不能因其职务上的原因，将行政官员传唤到庭，违者以渎职罪论”。五年后，共和三年果月16日（1796年9月4日）另一项法令重申：“严格禁止法院审理任何行政活动”。上述两项法律规定从根本上确立了法国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司法权不能干预行政机关的活动，不能审理有关行政活动的案件。法律明文禁止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为法国行政审判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法律基础，是法国行政法自治的法律依据和基本法律原则。
但法国行政机关的活动不受普通法院的管辖，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的活动不受法律监督，相反，法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不仅受到来自议会、行政监督机关及调解专员的控制，而且还受到来自既独立于普通法院又独立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法院的控制。法国行政法院系统组织的建立与完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先后经历了行政法官时期（1790—1799）、保留审判权时期（1799—1872）、委托审判权时期（1872—1889），1889年12月3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卡多案件中正式否定了部长法官制，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可以直接向行政法院，无需经过部长的裁决，至此，法国行政审判进入独立审判权时期。卡多案件的判决标志着法国行政审判制度创建的完成。法国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是法国行政法自治的制度基础及体现。
（四）法国行政法自治的基本观念演变及独立规则。
法国由于存在着两个法院系统，普通法院不能行使行政审判权力，这就必然涉及确立行政审判与普通司法管辖的范围问题。但法国法律除了规定行政审判和司法审判独立原则以外，并没有规定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的管辖权限与区分管辖的标准，而是建立了一个权限争议法庭，在具体案件上划分两个法院系统的权限和解决双方的权限争议。但在1872年以前，法国并没有设立权限争议法庭，行政法院自己决定其管辖范围及权限，关于行政法院的管辖标准是“国家债务人”及“公共权力”两个标准。1873年2月28日，权限争议法庭在布朗戈案件中放弃了“国家债务人”及“公共权力”两个标准，而以公务观念作为确定行政审判权限的标准，并在以后一系列案件中得到推广适用。但公务标准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到了来自经济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出现了公务标准危机而进入了多元标准时期，行政法院的判例在公务标准以外，还综合适用公共权力标准、法律关系和法律规则标准、私人活动相似标准等。法国行政法院行使管辖权标准的上述发展演变，充分反映了法国行政法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也体现了法国行政法自治理论的历史发展与演变过程。
法国行政审判不仅是由行政法院专门管辖，而且行政法院在行政案件审判中也适用独立的诉讼程序规则和行政法实体规则。在诉讼程序规则方面，法国行政诉讼有自己独立的诉讼程序。法国行政诉讼的程序主要由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成文法没有规定时，由判例所创造的规则补充。行政法院有时从普通法院中借用（reception）关于程序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能适用于行政诉讼但却不必然支配行政诉讼程序。在行政实体法方面，法国的行政活动原则上适用和私人活动不同的法律，行政法是在私法以外的独立存在的法律体系。但是法国行政法作为独立的法律体系，并不表示在法国行政审判中，行政法院完全不适用私法以及普通法院完全不适用行政法。这种公法与私法交叉适用、互相接近的情况，并没有取消法国行政法作为独立的法律体系。独立存在的行政法律体系是法国行政法自治的基础。
二、布朗戈案件对法国行政法自治的发展
法国行政法自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演变过程，一方面它是法国公法理论研究，特别是狄骥公法思想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也是法国行政审判实践中一系列重要案例所形成的原则和理念的积淀。布朗戈案件是法国行政法史上的重要案件，它对法国行政法自治理论的发展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纪龙德省国营烟草公司雇佣的工人开着运输车，在作业时不慎将布朗戈先生的女儿撞伤。布朗戈先生为此向普通法院，要求国家按照民法上侵权行为的规定负赔偿责任，法院认为该案和国家行政公共权力无关而受理了这个案件。该案被告为纪龙德省的省长。案件受理后，省长认为该案涉及国家作为债务人问题，属于行政审判范围，普通法院无权受理，于是向权限争议法庭提起管辖权争议。权限争议法庭在1873年2月28日的判决中写道：“国家由于公务中所使用的人，对私人所造成的损害的责任，不受民法中对私人相互关系所规定的原则支配：这个责任既非普遍性的，也非绝对性的。它有其本身的特殊规则。这些规则根据公务的需要和平衡国家与个人的利益的需要而变化……。”
布朗戈案件的上述判决对法国国家赔偿制度及行政法基本观念等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具体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推动意义。权限争议法庭对该案的受理与裁判，这一行为及其结果本身就体现了法国行政法院对行政案件享有专属管辖权这一基本法律原则，而这正是法国行政法自治的重要理念之一。此外，布朗戈案件对法国行政法自治理论的深化发展更重要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布朗戈案件对法国分权理论及行政法基本观念的深化发展。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经过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和演变，反映到行政法理论上是形成了普通司法权与行政权及行政审判权相分立的观念，反映到制度设计上便是建立了独立的行政审判制度，其目的都在于保障行政机关及行政权力行使的独立，普通法院不能干预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活动。因此，“国家债务人”标准和“公共权力”标准自然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的管辖权的权限划分标准。这两个标准在19世纪上期大致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国家行政机关的职务主要限于警察和税收事项，都是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受行政法院管辖。行政机关行使的非权力行为主要是私产管理行为，受普通法院管辖。
19世纪下半期以后，行政机关职务扩大，除了传统的行使公共权力职务外，还进行了一系列公务性活动，如文化、教育、交通、卫生等。这类活动的特征是直接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但它既不是公共行政权力的行使，也和私人的活动性质不同。公务活动的上述特征使得，一方面，普通法院适用私法规则来解决公务活动中的法律纠纷存在诸多困难；另一方面，行政法院依据“国家债务人”与“公共权力”两个标准均不能享有对大量涌现的公务案件的管辖权。于是，在1855年12月6日，法国国家参事院在Rothschield一案中便提出公务观念作为划分行政审判权限的标准，但由于是行政法院的单方面的意见而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1873年的布朗戈案件适用的公务标准，由权限争议法庭提出并解决了前述实践中出现的矛盾，由于权限争议法庭的任务是划分行政审判与普通司法审判的权限，所以布朗戈案件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公务标准至此得以完全确立。由此可见，在布朗戈案件判决中，法国行政审判权限标准由“国家债务人”和“公共权力”双重标准向“公务标准”的转化，既是对法国行政法基本观念的深化发展，也是对法国传统分权理论的现实发展。
（二）布朗戈案件对行政法院适用独立规则的强调与强化。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2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Universityof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2]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政府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对象。从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均提出过此类的见解。当代美国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外交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3]一本流传于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介绍说：“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4]
“国际政治等同于外交斗争或者至少以后者为主要内容”，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看法，也绝对是应用面最广的一种见解。从外国情况看，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战略或“接触”战略等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重要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我国情况看，按照笔者的调查，[5]在近年来12个被研究得最多的国际课题里，有7个直接与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它们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讨；国际范围“主要矛盾”问题；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干预问题和联合国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间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关，即国际冲突分析和民族主义分析。全球化问题、国际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国外理论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绍评述等三个课题，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须承认，以往学术界对这一角度的优点谈得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带来的问题。国际政治学界（不论外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注重的是理论的“有用性”，而且这种功用特别与政策层面挂钩。“外交学派”的定义有很多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狭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谓“跟风现象”，即一味盯着外交决策层的动向而丧失必要的学术独立性；学术损失不说，有的时候，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反过来造成决策层被误导的后果。
2．“国际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是从政治学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母子关系”：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是后者之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来源。这种见解基于一个逻辑的推理：政治学是纯粹理论，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政治学的各种分支，例如：政治学应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学；应用到地理问题上，便有了地缘政治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中，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有了国际政治学。“政治”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政治是权力，或者说权力关系，政治学是有关权力或权力关系的学问，权力则是人对人以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解释似乎特别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国家及政府是政治学的典型分析对象，而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当它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常被译成“实力”或“力量”）是国家间斗争的关键目标，所以摩根索称国家间政治是“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第三，国务活动家通常被称为“政治家”，很少听到地方或企业领导者被赋予同样的称谓。
对此，中外学术界有许多认同。在我国，各大学国际政治系把“政治学原理”、“政治学说史”等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员时，多半是从大学政治系和国际政治系（而不是经济系或国际经济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国大学里，国际政治专业一般设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协会与政治学协会的会员经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担任过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或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某个学派的代表，两个专业之间从人员到思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从理论上讲，很多中外人士都强调，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用权威方式或者运用实力基础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如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3．“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在欧美学术界，类似见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wight)。在他眼里，真正的国际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总结，它要求作者有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从各种杂乱事件中抓住关键线索的敏锐能力。一个好的历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教科书或专著包含更深刻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例如，关于国家行为的最佳形式，不管是所追求的目标或者是行为的道德方式，只能是势力均衡的管理，这种势力均衡思想读者无法从一般的“国际理论”中找到，却出神入化地体现在劳伦斯(Lorenzo)论述伊丽莎白女王(Queenelizabeth)、威廉三世(williamiii)或俾斯麦(Bismarck)的著作内。怀特的结论是：“有关国际史的作品，无论是涉猎极广的题材－－如西利(Seeley)的《不列颠政策的演化》，马廷林(mattingly)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或者胡森(Hudson)的《世界政治中的远东》，或是详细的专门论述－－如萨默勒(Sumner)的《俄国与巴尔干》，甚至索伦森(Sorensen)关于肯尼迪(Kennedy)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著，比起那些建立在‘新方法论’之上的大量理论著作来，对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国家体系的运作原理的阐述要深刻得多。”他的简约公式是：“国际政治＝历史阐释”，或者“国际政治＝历史哲学”。[6]
应当指出，无论在中国外国，上述见识者肯定不占多数，但这为数不多的人往往是真正识多见广的智者，他们的著述多具有好的历史作品特有的穿透力，所以他们的思想影响从比例上远大于他们的人数和作品数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弘扬了最好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必然具备的历史属性。然而，这种观点在被认同方面也有它的困难：其一，当代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史家出身，因此不管是知识的结构或驾驭材料方面，很难要求他们（多半是比较年轻的人）具备广博的历史观念和知识，而方法论的东西（如6－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博弈论等）对他们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其二，有的时候，由于“历史学派”轻视各种“新学”（包括观点、模式和方法）的作用，尤其是因为贬低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他们的理论容纳能力受到削弱，他们的看法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依笔者之见，“历史学派”本身是有方法的，他们在浩瀚史料中捕捉关键线索的出色能力，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及其存在；但这种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的和内生的东西，属于与生俱来的品质，它们与那种表征明确的、工具性的方法不大一样，前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后者可以“临摹”、易于推广。
4．“国际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依照这种观点，国际政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虽然与其它学科（如文史哲经）相比属于一个发育较晚的知识门类；它一方面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多领域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其探索目标以处在国际关系中的所有行为体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对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为基础，以对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的综合利用为手段，分析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和揭示其带有普遍规律的特征，以应对这一领域的社会需要和知识疑问。“跨学科论者”承认，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只是本世纪以来才受到重视，无论概念框架、学科对象或研究方法都没有形成像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和经济学那样的成熟形态。他们指出，国际政治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西方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探索，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学科的相对“孱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学科属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
笔者曾经提出：“从学理看，本质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的对象仿佛是一块有无数层面而且在不断旋转的立方体，每一学科的知识都能部分正确地解释其中某时刻点的某一个或几个层面，但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又都不足以涵盖不同时间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的所有层面。即便作为一门跨学科知识，国际政治学与纯粹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如量子化学、模糊数学）或工具性理论（如系统论、统计学）也不一样。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它自己的成系统的鲜明对象和范畴，如国家、国家利益、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世界系统、综合国力、均势、强权、霸权、帝国主义、国际冲突、国际干涉、国际协调、地区一体化，等等。这使得它区别于其他大的门类，某种程度上像是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一类的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箱’，例如，讨论国家问题时离不开国际法的严谨定义，讨论国际冲突时常常要使用军事学的术语，讨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问题时会涉及民族学理论和历史学分期，讨论综合国力问题时多半要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讨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时必须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帮助，讨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时通常要查阅有关的地理书籍，……。一切在当代产生影响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国际学说，都可成为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迪源。由此说来，国际关系学既是多学科的研究，要借鉴、利用、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是跨学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综合和归纳。这是它的优势，是其希望所在。”[7]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存在，是基于下述事实：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又是知识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一领域，所谓“世界政治”的发生和演进，是处在一个缺少共同承认的合法权威（世界政府）却同时存在斗争磨擦又交往有序、历经变迁又经久不息的国际体系中。这一现象不管是政治学、政治哲学和其他已有的任何学问都没有探讨和不足以解释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要研究这种既分裂又整合的世界中的各种基本单位、它们的政治和政策、它们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影响它们的种种因素和活动。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既可以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规范的”（normative）理论和概念，也可以是历史学中的“经验的”（empirical）或“因果联系的”（causal）理论和概念，还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政策学”（policyscience）方法；但无论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哪一种方法，它们都被整合到国际政治自成体系的理论中，变成其有机的、有别于原有特性的组成部分。[8]按照这种理解，不仅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一些范畴，如国际交往和外交斗争、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等，而且，从其它学科借用过来的概念在纳入新的框架和背景之后也有了独立研究的价值，比如，国际战争或国际和平显然不完全同于国内战争或国内和平，正如人们不会把国际法等同于国内法、地缘政治等同于选举政治一样－－不论其范围还是作用方式。
应当看到，这种观点既有它独特的优势、吸引力，也有其问题和不足。它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独立学科属性，为这一领域的全面和深入开掘奠定了基础；它重视跨学科的边际碰撞，使原先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进入国际研究的大门并且充实丰富这一学科成为可能；它对于有志从事国际事务的宏观探索的学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使“大理论”和“战略设计”享有某种优先权。然而，与学科历史的短暂相一致，它事实上仍然缺乏独立的“知识学”基础，缺少自身成熟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这是它的重大缺点，依笔者管见，如果从中获得突破，也可能正是它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也可以认为，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的四种意见及各自的方法论途径，即决策过程分析、政治学基础、历史（思想史）视角和方法论研究。或者，不妨把它们简单概括为“外交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尽管学者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他们的各自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完全将他们的观点分个是非、比个高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更上层楼，至少应当建立在对这些观点的了解之上。
二．从什么角度研究国际政治问题？
研究角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如果站在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不止是平日生活可以感受到的常识，它亦适用国际政治的研究。上一节讨论了“是什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侧重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还是以具体的事例说明。
比方讲，在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的“南北差距”的问题上，至少可以见到以下三种不同分析角度：
一种是为现状辩护的角度，我们把称它为“现实主义学派”。尽管其中思潮、流派杂多，它的基本认识是：现有的南北差距既是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也是国家间实力和发展速度不平衡的现实结果，这个由历史和现实的多种作用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矛盾，反映了国际关系结构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和实际的等级秩序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各国只能“好自为之”，基本上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取得应有的国际位置和影响，换句话说，强国大国（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强国大国）当然有更多更大的优势，而小国弱国（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小国弱国）天生面临着受到威胁或依附他人的境遇；在这个结构下面，公平是需要的，但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国际组织能够起一定作用，各国间的合作和国际法的约束亦可能多少抵消一点强权政治和不平衡经济扩大的势头，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和各国追求各自利益的强烈冲动，差距和矛盾是永远不会根本消除的，就象人与人之间不会完全消除差距和矛盾一样。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国际冲突的人，十分看重外交手段、联盟方式、战争与和平、各国的长远战略等方面，包括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与缓和的具体途径，但他们不去“幻想”南北矛盾的根除，他们多把自己称为“有悲观倾向的现实主义者”。
另一种是倡导改良的角度，可以叫作“自由主义学派”（在国际政治学中人们也常常把它称为“全球主义学派”）。这一派同样有许多分支，但撇开内部的差异，可见到如下的共识：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不公正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但它经过各国的努力，尤其是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不是不可以改善的；自由主义者承认国际结构的等级性与无政府特征之双重属性，但它指出，历史地看，国际结构并非恒久不变，相反，这一结构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推动这一过程前进的便是各种要求公正、合理和改革的要求及力量。南北差距及矛盾的处理也应当置于这样一种历史观照下面，就是说，一方面不抱不切实际的“即刻根除”的幻想，另一方面扎扎实实地推动各国间的合作，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和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改革开放。自由主义学派特别重视所谓“全球化”与“经济相互依存”在当代的增强趋势，认为这一趋势有助于抵消传统的权力政治角逐的冲动，有助于形成国家间、区域性或全球范围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包括安全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有助于强化国际社会的“世界性文明规范”（包括市场规范、法制规范、产权意识、自尊和相互尊重）。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南北关系和全球冲突的学者，多对改善现状的前景和“双赢”的结局抱比较乐观的态度；很自然，他们主张渐变和改良，反对激进的政治态度与手段。
第三种是主张激变的角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国际关系从它产生以来一直是资产阶级国家统治的关系，它是资本主义国内基本秩序之世界扩张的结果；就像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当代国际结构是资本积累和循环的国际保障，其制度化表征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少数欧美大国把持的联合国以及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及北约、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在内的国际安全秩序，等等。像资本主义的国内积累造成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关系一样，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在当代造成了南北方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核心与边缘（包括部分国家的半边缘）的关系构造。马克思主义者强烈谴责当代国际关系的不合理和不道德性质，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日益扩大的差距”，他们强烈主张以激烈手段彻底或改变现有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规范；他们不仅指责现实主义学派的“冷漠无情”和“既得利益表现”，同时抨击自由主义“貌似公允”的虚伪态度，认为这种态度只会麻痹人的斗志、延缓国际范围的解放斗争。马克思主义典型的战略和策略公式，是各种形式的反抗现秩序的“世界革命”，包括争取妇女彻底解放、劳动者当家作主、实现财产公有制度和财富的平等分配；具体到南北关系上，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拒绝欧美式现代化发展模式，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良压力，完全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己需要的道路，同时联合起来建立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同样的角度差别可以应用到对其它许多国际政治现象的判断上面。例如，对于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而出现的世界范围的所谓“市场化”、“民主化”浪潮，自由主义者是张开双臂热烈欢迎，认为它们验证了自己的观点，这些浪潮最终会使所有国家受益（程度虽然不一），如经济发展加快、贸易总额增长、信息革命普及、意识减退、国际合作加强、独裁政权瓦解、民主自由增加等等；现实主义者依然持谨慎观望态度，认为它们短时间也许会出现自由主义者期待的效应，但从长远看，市场化的深入可能加剧国家间的各种竞争（贸易保护主义、争夺资源和市场份额的斗争、以及信息控制与反控制等新形式的较量等等），民主化的推广可能使欠发达地区陷入新的混乱与失序局面（如部分前国家和非洲地区的事例），总之使国家间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出现新的复杂局面，但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和这种追求造成的“你争我夺”的国际关系性质始终不会改变；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如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和社会批判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目前出现的“市场化”与“民主化”斥为西式现代化的再版，是所谓“欧洲中心文明”在当代的幅射与扩张，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全球化”会真的缩小核心地区与边缘（半边缘）区域的实质性差距，就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从来不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总体生活水平的改善而从根本上改变一样。
举这些例子，笔者无非是想说明，观察国际事务，可以有很不一样的角度，而每个角度可能都有其价值，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取其一点而排斥其它。事实上，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变得比较复杂和多样化，并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一种“理论”。问题是，第一，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已初步形成的多元层化局面，仍然一味地强调某个角度的正确性与独占性；当某人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国际事务时，他可能实际上采取的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角度，甚至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的、纯粹现实主义学派或纯粹自由主义学派的角度。其实，采取什么角度是无所谓高下的，歧见本来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国际政治学中十分有力的一支解释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和南美一些学者的“依附论”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们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解释，得到了包括欧美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尊重），但由于我们对它缺少透彻的探讨和说明，加上某些“声名败坏”的“理论”的歪曲肢解，在我们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了事实上最不受人重视的一派，正式的宣传与实际的探索像是“两张皮”。“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才是真正最严重的问题。第二，在我们现有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虽然已有“分株杂交”趋势，但“分株”并不十分明显，“杂交”也不那么多样；现有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达到“色彩丰富、思潮杂多、学派林立”的要求，已有的理论要么像是别人思想的不充分“移植”，比如中国学术界的“全球主义学派”；要么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比如一些以“填鸭式教学”为已任、以“剪刀加桨糊”为手段的某些教科书；要么可能只是以特殊“实践”定义的特殊“有用性”，作为“理论”适用与否、正确与否、深浅与否的尺度，比如一些低水准的“动态分析”。严重之处恰恰在此。我们不是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主义学派，而是需要真正了解国外研究、又透彻理解本国国情和需要的全球主义学派；我们不是不需要教科书，而是需要既能表现编者的独立分析能力、又允许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的大量各具特色的教科书；我们不是不需要对外政策论证（包括某些动态分析），而是需要高水准的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众多战略策略论证。
三．“中国特色”问题
分析到此，有必要讨论一下国际政治学界颇有争议的“中国特色”问题，这不止是因为它涉及到上面所说的“角度”差异，也由于它确实关系到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几年前出版的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写道：“中国学者写国际政治的书，总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国人后面走，但做到这点实属不易。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是否应当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问题，至今尚无共识。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学说（如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本来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也不例外：列宁主义和西方学者对‘帝国主义’现象的解释各有自成一体的道理，美国人、英国人对‘中心－边缘’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学者的说法又不一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谋略术与欧美现代战略战术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会是一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见到国际政治学的‘欧洲大陆学派’、‘美国学派’、‘日本学派’、‘俄国学派’、‘中国学派’等等，因此讲‘特色’也未尝不可。但我倾向于现阶段少讲或尽量不讲，尤其不要讲‘有特色的体系’之类的话。理由很简单，我们迄今仍然谈不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政治学有多少贡献－－不论从构架到概念、从命题到论点、从宏观的历史归纳到微细的专门研究。中国实际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现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机构，目前尚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我们的发言权不多。中国这样大，历史传统这样悠久，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的前景是不难想见的；但特色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谓‘水到渠成’、‘功成名就’。现阶段不宜多宣传‘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性学术研究）也应当这样，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追求、对策分析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区别开来，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9]
现在笔者依然坚持这些看法，但想加上几点补充意见：一点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也肯定会有独具特色的国际政治观，它与中小国家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小国的资源、人口、地理和经济，可能决定了它们不得不依附于某个或某些大国，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建立在区域共同体和国际社会的强力支持下；小国可能是完全外向型的、单一的贸易或金融经济（如Caribbean地区的某些旅游岛国），可能是完全衍生型的分支文化（如Cyprus的文化就源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大民族文化），可能是完全依附型的外交与政治（如被称为“国中国”的andorra、Sanmarino、monaco、Swaziland、Bhutan等小国，就丝毫不可能奉行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南非和印度等国对抗的内外政策）。小国通常不易拥有十分长久的历史，不易拥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不易拥有学科完整的大学；甚至从统计学意义上讲，小国也不易贡献群星灿烂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思想家，总而言之不易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等国家有中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外交理念，它们同样适合了中等规模的人口、经济、文化和地理特点，譬如讲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埃及和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些国家，特别重视多边外交、国际组织、区域安全共同体等问题，这些国家的国际政治学者对它们常有精彩论述，但中等国家鲜有涉及国际政治结构和规则的宏观理论贡献，它们的思想家往往把自己的创造力聚焦在国际关系的“中观层面”（medianlevel）。[10]
国际规则历来是大国制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架也一向是由主要大国的学者提供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国，从来不会长时期地完全依附他国，不论是政治经济或者思想文化，除非它（们）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国对他国的依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从历史上看，大国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所以能够凝聚在一块领土之内，必然有它独特的文化基因作用，有它独特的政治架构发展，有它独特的经济方式支撑；大国之间互相抄搬的情形极为罕见。从当代国际现实观察，国际关系里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国没有自己的国际政治观念，只不过在有的国家那里这种观念可能比较成型和理论化，在有些国家中则不那么系统齐备。美国和苏联自不待言，英国有“国际社会学派”，法国和德国各有“历史社会学派”和“社会批判理论”，日本人特别重视“霸权后时代和霸权后结构”，连印度也出过圣雄甘地的“和平理念”和尼赫鲁的联合第三世界抗衡西方列强的思想。拿我们自己国家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直至、邓小平，都提出过引起世人高度重视的、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尤其是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策略、游击战理论和人民战争思想曾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过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令“非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变得更有吸引力。尽管目前中国仍然缺乏能与某些发达大国相比的国际政治理论，但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中国人－－从决策者到知识分子直至普通百姓－－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无论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完全依靠别国提供的经验和模式（哪怕再好的经验与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政治观；同时，有更多的中国人开始重视本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及丰富的思想渊源，实践和理论的探索工作正在各个领域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这种视角精确化全方位化，把这种观察深入化系统化，把这种结论理论化逻辑化，自然就有了“中国特色的理论”。
然而，仅有好的意向是不够的。我想补充的另一点意见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说体系，只有在中国学者全面地透彻了解国外、尤其是发达的欧美国家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甚至不是充分条件，而是起码的前提条件。逻辑上讲，它是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的道理；然而实际生活里，它又是一个需要千辛万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被人接受的东西。所谓“逻辑”是指，如果你不知道别人拥有什么或正在创造什么，你是不可以向世界宣布你的“特色”的。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但在我们日常国际政治研究当中，大量出现的却是一种反逻辑的现象：许多自称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和观点及教科书，是在作者编者基本上不了解其它国家的同类作品及其思想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作者编者完全不懂外文、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一手的外国研究资料的情况下，生编硬造出来的或者生抄照搬出来的。也许，大国的国际政治学者有可能在不谐外文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理论，这一点毕竟与小国的同行不大一样；但大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家至少也应当通晓已译成本国文字的国外同行的著作，比如说，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创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或“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策略”时，起码这意味着这类理论不同于美国和前苏联等国同行的国际战略学说或外交政策学说。但据笔者－－顺手举一个例子－－对目前国内大学使用的近十本国际政治教科书的考量，作编者们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似乎很少留意近十年来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国际政治译著，至少从教科书的字面上见不到这方面的批判借鉴工作。[11]国际政治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同，它本身是一个被移植的、幼稚的学科，如果没有对国外知识及其进展的洞察，大概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创造”。
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中，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相对单一到逐渐多样，应当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看看“”期间和此前的状况，看看现在的众多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以及招生盛况，看看学术界渴望进一步发展、渴望独树一帜的强烈愿望，就知道这种进步有多大。然而，笔者以为，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我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水准距国外同行还差很大一截。冷静地观察，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可以视为“基本具备自我意识”的阶段，包括学科建设的强烈意识、批判借鉴外国经验的审视意识和探索中国视角的自觉意识等，它明显超出了此前仅仅是应付政治任务或教学工作的阶段，也即我常说的所谓“撞击反射”式的被动且无意识的状态。但是，这并不等于对外部的了解已经很够，更不等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很好；迄今为止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连一本探讨本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的专著都没有，这与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界中国同行的成就相比令人汗颜。中国学者仍然需要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样坦承差距和虚心学习，需要那么一种精神状态。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政治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恰恰相反，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创造，借鉴是着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别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才会实现新的超越。在功夫未到以前，出现的只有虚骄之气，造成的仅仅是“沙滩上的建筑”。
那么，具体到研究领域，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还存在什么缺失呢？这里，笔者仅仅结合自己近一段的研究体会，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所列举的问题既不带有重要性的顺序，也不是一个面面俱到的清单：
第一，我们可能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在其它很多学科领域里，中国同行们已经写出了或正在努力撰写本专业的思想史学说史，如经济思想史、政治学说史、史学史等等；而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努力－－包括任何大学的教科书或任何专业研究作品－－到目前为止只梳理了国际关系的历史，却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现在的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大概只有一本译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当成国际政治思想史方面教研参考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一种学说的思想形成脉胳尚未被摸清以前，是不可能建立新的比较完整的理论的。我以为，在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或思想史里，对“理论国政学”的描述和分析，应当占有重要份量。所谓“理论国政学”，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即有关国际政治学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如同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一样。当然，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还应当全面叙述和讨论从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后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包括欧美的machiavelli、Hobbes、Hegel、Kant、marx等人直至当代的各种学派，发展中世界的Gandhi直至当代的S.amin、i.wallerstein、列宁、斯大林直至前苏联东欧自成一体的各种论述，中国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邓小平直至当代中国学术界，等等内容。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国际政治思想史》或《国际关系理论史》，可以被看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认真的努力。
第二，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缺乏对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极个别的“供批判用”的翻译作品外（如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等），国际政治学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讨学科建设理论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进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陆续翻译了一批公认的经典作品，如H.morgenthau、K.waltz、m.Kaplan、J.Burton、H.Cardoso、R.Keohan和J.nye等人的主要代表作，这方面上海倪世雄、金应忠和冯绍雷等学者的工作，北京邓正来、宋新宁、王缉思等组成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总起来看，我们不仅对国际政治学的古典代表作介绍得不全（如雷蒙德·阿隆、沃伦斯坦、莫德尔斯基、昆西·赖特、伊萨克·阿明、马丁·怀特和汉迪·布尔等国际政治思想大家的著作，又如“国际社会学派”、“学习进化理论”、“功能主义理论”等，就完全没有翻译介绍过来），特别是对于国外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进展，包括各种新的重要思潮、学派和方法论（如“新自由主义”、“国际生态政治论”、“建构学说”、“认同学说”、“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国际批判理论”和“国际女权理论”等），国内学术界注意得不够，几乎没有任何系统介绍。依笔者观察，这些新的理论流派中，除个别属于工具性、方法论的派别外，多数都是“实体性”理论，即有自己的本体论和价值观、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理论，它们对于建立一个基础扎实、门类齐全的西方当代国际政治学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我们可能缺少哲学思想的启示和激励，缺少国际政治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与帮助。在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度有过的“哲学热”之后（它与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的强烈召唤有直接联系），近十余年来，哲学思维和方法对包括国际政治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激发推动，似乎处于冷冻状态，人们很少感受到作为这种“智慧”之学的幅射。而在80年代以后的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哲学的启迪功能似乎越来越明显，典型的事例有“罗马俱乐部”首创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对思想界的深刻影响，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哲学“社会批判理论”对西方国际政治研究的持续冲击，以及结合了大量哲学思考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等“后学”对旧的以权力政治为中心内容、以科学主义实证为主要研究途径的正统国际政治主流学派的强大挑战。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它们也许不能给人直接提供政治观点、价值判断或解释困惑的具体途径，但它们能够刺激人的想象力，加强研究者的审视意识，尤其有助于超出文本进行思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强的，主要还不是具体的学说观点或专业知识，而是哲学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的锤炼。也许，中国的哲学界与国际问题研究界的协作密切之日，就是高水准的“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有望形成之时。同理亦适合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对其它学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笔者并不是说中国学者非要照搬西方同行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决策论”，而是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他们那样，用各种自然科学或其它现代的方法，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学派和论说。
第四，我们可能既缺少“实用主义”以外的其它学派，也缺少精细、专业的个案分析。如前所述，中国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等学派观点的混合，有的时候再加上一点“传统文化”；它们的基本取向是实用主义的，它们的研究途径多半是动态跟踪式的，它们的分化与组合既不明确、也不有力。举一个例子：在对外政策分析和时下流行的所谓“大战略”研讨中，国家利益的指导思想、“外事无小事”的教诲和“敌我友”界限的警惕，每每总是支配绝大多数文章和讨论的主题与主调，它本身也许可以理解，问题是这之外的其他见解和流派（包括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始终得不到充分阐述和发挥。对比一下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对先进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状况，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内部形成的学派分支显然少得多也弱得多。由于探索不充分、见解不多样，新的流派难于发育，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始终长不成一棵根茎粗大、枝繁叶茂的大树。这当然是任何真正期待“中国特色”早日形成的人所不愿见的。与低水平重复的总体局面相一致，我们的个案研究、专题分析与国外相比少得可怜，多数“变成铅字”的文章和专著并没有在某个专题或领域上深究下去。对比之下，笔者很喜欢（不是同意、更不是“盲目崇拜”）国外一些同行的专题作品，例如J.nye主编的《能源与安全》、iainJohnston著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J.elshtain的《女人与战争》、p.Katzenstein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m.handel的《国际体系中的小国》以及Hung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等等。这些属于国际政治学的专题著述，能在一个小口上切得很深，把相关的资料或争论包揽无遗，对有兴趣的读者实在有益；而且，我想加一句的是，它们的数量相当多，尽可任不同志向、趣向的学生和批评家深究点评。
理论或许是“灰色的”，但理论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按照实际生活的步履，更新自己的思想观点。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工作者，应当瞄准国外同行，有一个新的起点。
[1]JimGeorge,"theBackwardDiscipline:SomeintroductoryComments",thefirstchapter,"(Re)introducingthetheoryaspractic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iscoursesofGlobalpolitics:aCritical(Re)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ublishedbyLynneRiennerpublishers,inc.1994,p16.
[2]前苏联东欧等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状况大致与中国大陆接近，有关情况可参见:margotL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SovietUnion";Leonmangasarian,"imostennichtsneues?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GermanDemocraticRepublic".bothinHughC.DyerandLeonmangasarian(eds.),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Stateoftheart,publishedbythemacmillanpress,LtD,1989,pp229-243,pp326-339.
[3]FrederickS.Dunn,"theScop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Stanley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15,byprentice-Hall,inc.1960
[4]詹姆斯·多尔蒂（James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pfaltzgraff,Jr）合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Contending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10月翻译出版，第27页。
[5]1995年上半年，笔者曾经参加李琮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重点课题，内容是八五计划期间“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现状、成就和问题”。之后，笔者写成一份报告《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现状、成就及建议》（不供发表），本文的部分内容便取材于此报告。
[6]6．martinwight,"whyistherenointernationaltheory?"inJamesderDerian,edit.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investigations,pp15-35.
[7]7．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7－18页。
[8]StanleyHoffmann,"internationalRelationsasaDiscipline",inS.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1960,byprentice-Hall,inc.pp1-4.
[9]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出处同前，第11－12页。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3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从“文革”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国政治本身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对象，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完全能够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以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基础，超越西方政治学，实现自身的独立发展，从而最终发展出能表达中国价值、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揭示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中国政治学。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4
关键词：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特色论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问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在西方，如果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theUniversityofwales）设立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政治讲座算起，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岁，比“寿命”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老”学科差远了去；依照某些欧美学者的评价，它仍是一门“落后的学科”。[1]在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刚刚出现，不要说同传统的学科（如所谓“文、史、哲”等领域）比较其完整性相差甚远，就是与本世纪初陆续引进的其它西方学问相比也显得单薄。作为一个知识门类，国际政治学的不成熟是理所当然的。[2]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政治学之发展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本文试图梳理一下与这门理论有关的若干问题，侧重点在知识的结构和方法等方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什么？
尽管说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但国际政治理论的对象似乎远没有被清楚说明和取得共识。追究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种主要看法，它们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但重心的不同却是明显的：
1．“国际政治实质上就是外交斗争”。换句话讲，国际政治研究的目标，是政府的对外方针及其各种战略策略，是各国外交的合纵连横之术。它基于下述认识之上：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或者主要是）国家间关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非国家行为体是次要的和从属性的；因此，不论全球化过程如何发展，也不管所谓“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怎样加深，民族以国家为基本代表的事实不会改变，国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行为体的事实不变改变，国家利益始终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的事实不会改变，这一切构成了国际政治斗争、从而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当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员或政府特别支持的一种见解，它也在学术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较广泛的认同基础。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说法得到了广泛宣传，国外各种民间组织（nGo）－－如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女权组织、新社会运动等－－传入的影响有限，国内大众传媒对世界事务的报道主要着眼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因此，人们很自然把国际政治与外交斗争划上等号。在大学和研究所，讲授或分析“国际政治”时，外交事务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持类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源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有外交头脑和治国方略的思想家和战略家，多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家政治应当以政府的对外决策和对内治理为对象。从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国的一批“新潮”的政论家、法学家、高级僧侣和神学改革家，均提出过此类的见解。当代美国一位学者的归纳是：“全部国际关系可以描绘成显赫人物或者由他们构成的集团的外交决策过程。…通过聚焦决策过程，（国际政治研究）才有可能为国家设计出更加有智谋的对外政策。”[3]一本流传于80年代的美国的国际政治教科书介绍说：“某些作者认为，对外政策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是同义词，或者说不应当在二者差别问题上大作文章。即使他们没有把本国的对外政策同国际关系等同起来，他们仍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等于（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等于对他们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和。”[4]
“国际政治等同于外交斗争或者至少以后者为主要内容”，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看法，也绝对是应用面最广的一种见解。从外国情况看，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如国际博弈分析、国际危机分析、国际冲突和国际干涉分析、核战略、“遏制”战略或“接触”战略等等－－被政府、国会和多国公司等“重要决策机构”，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我国情况看，按照笔者的调查，[5]在近年来12个被研究得最多的国际课题里，有7个直接与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关，它们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讨；国际范围“主要矛盾”问题；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干预问题和联合国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间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有关，即国际冲突分析和民族主义分析。全球化问题、国际研究的方法论及对国外理论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绍评述等三个课题，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须承认，以往学术界对这一角度的优点谈得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带来的问题。国际政治学界（不论外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注重的是理论的“有用性”，而且这种功用特别与政策层面挂钩。“外交学派”的定义有很多长处，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狭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谓“跟风现象”，即一味盯着外交决策层的动向而丧失必要的学术独立性；学术损失不说，有的时候，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反过来造成决策层被误导的后果。
2．“国际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说，国际政治学是从政治学派生出来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这种见解，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是“母子关系”：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是后者之理论和概念的基本来源。这种见解基于一个逻辑的推理：政治学是纯粹理论，它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政治学的各种分支，例如：政治学应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学；应用到地理问题上，便有了地缘政治学；应用到经济现象中，便有了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便有了国际政治学。“政治”是什么呢？经典的解释是：政治是权力，或者说权力关系，政治学是有关权力或权力关系的学问，权力则是人对人以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解释似乎特别适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因为第一，国家及政府是政治学的典型分析对象，而国家又是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为体；第二，权力（当它与国际关系相联系时常被译成“实力”或“力量”）是国家间斗争的关键目标，所以摩根索称国家间政治是“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第三，国务活动家通常被称为“政治家”，很少听到地方或企业领导者被赋予同样的称谓。
对此，中外学术界有许多认同。在我国，各大学国际政治系把“政治学原理”、“政治学说史”等作为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员时，多半是从大学政治系和国际政治系（而不是经济系或国际经济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国大学里，国际政治专业一般设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协会与政治学协会的会员经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担任过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或被认为是政治学领域某个学派的代表，两个专业之间从人员到思想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与交往。从理论上讲，很多中外人士都强调，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用权威方式或者运用实力基础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如所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3．“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在欧美学术界，类似见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wight)。在他眼里，真正的国际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总结，它要求作者有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从各种杂乱事件中抓住关键线索的敏锐能力。一个好的历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教科书或专著包含更深刻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例如，关于国家行为的最佳形式，不管是所追求的目标或者是行为的道德方式，只能是势力均衡的管理，这种势力均衡思想读者无法从一般的“国际理论”中找到，却出神入化地体现在劳伦斯(Lorenzo)论述伊丽莎白女王(Queenelizabeth)、威廉三世(williamiii)或俾斯麦(Bismarck)的著作内。怀特的结论是：“有关国际史的作品，无论是涉猎极广的题材－－如西利(Seeley)的《不列颠政策的演化》，马廷林(mattingly)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或者胡森(Hudson)的《世界政治中的远东》，或是详细的专门论述－－如萨默勒(Sumner)的《俄国与巴尔干》，甚至索伦森(Sorensen)关于肯尼迪(Kennedy)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著，比起那些建立在‘新方法论’之上的大量理论著作来，对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国家体系的运作原理的阐述要深刻得多。”他的简约公式是：“国际政治＝历史阐释”，或者“国际政治＝历史哲学”。[6]
应当指出，无论在中国外国，上述见识者肯定不占多数，但这为数不多的人往往是真正识多见广的智者，他们的著述多具有好的历史作品特有的穿透力，所以他们的思想影响从比例上远大于他们的人数和作品数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了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弘扬了最好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必然具备的历史属性。然而，这种观点在被认同方面也有它的困难：其一，当代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史家出身，因此不管是知识的结构或驾驭材料方面，很难要求他们（多半是比较年轻的人）具备广博的历史观念和知识，而方法论的东西（如6－70年代以后兴起的系统论、信息论和博弈论等）对他们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其二，有的时候，由于“历史学派”轻视各种“新学”（包括观点、模式和方法）的作用，尤其是因为贬低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他们的理论容纳能力受到削弱，他们的看法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依笔者之见，“历史学派”本身是有方法的，他们在浩瀚史料中捕捉关键线索的出色能力，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及其存在；但这种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的和内生的东西，属于与生俱来的品质，它们与那种表征明确的、工具性的方法不大一样，前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后者可以“临摹”、易于推广。
4．“国际政治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依照这种观点，国际政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虽然与其它学科（如文史哲经）相比属于一个发育较晚的知识门类；它一方面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多领域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其探索目标以处在国际关系中的所有行为体及其作用方式为中心，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对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为基础，以对各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工具箱”的综合利用为手段，分析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和揭示其带有普遍规律的特征，以应对这一领域的社会需要和知识疑问。“跨学科论者”承认，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只是本世纪以来才受到重视，无论概念框架、学科对象或研究方法都没有形成像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学和经济学那样的成熟形态。他们指出，国际政治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西方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而比较系统和大规模的探索，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学科的相对“孱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学科属性和独立存在的价值。
笔者曾经提出：“从学理看，本质上，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它的对象仿佛是一块有无数层面而且在不断旋转的立方体，每一学科的知识都能部分正确地解释其中某时刻点的某一个或几个层面，但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又都不足以涵盖不同时间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的所有层面。即便作为一门跨学科知识，国际政治学与纯粹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如量子化学、模糊数学）或工具性理论（如系统论、统计学）也不一样。一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它自己的成系统的鲜明对象和范畴，如国家、国家利益、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世界系统、综合国力、均势、强权、霸权、帝国主义、国际冲突、国际干涉、国际协调、地区一体化，等等。这使得它区别于其他大的门类，某种程度上像是诸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一类的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箱’，例如，讨论国家问题时离不开国际法的严谨定义，讨论国际冲突时常常要使用军事学的术语，讨论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演化问题时会涉及民族学理论和历史学分期，讨论综合国力问题时多半要运用统计和计量方法，讨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时必须同时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帮助，讨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时通常要查阅有关的地理书籍，……。一切在当代产生影响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国际学说，都可成为新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迪源。由此说来，国际关系学既是多学科的研究，要借鉴、利用、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更是跨学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础上做出新的综合和归纳。这是它的优势，是其希望所在。”[7]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自主学科”的存在，是基于下述事实：它既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又是知识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在这一领域，所谓“世界政治”的发生和演进，是处在一个缺少共同承认的合法权威（世界政府）却同时存在斗争磨擦又交往有序、历经变迁又经久不息的国际体系中。这一现象不管是政治学、政治哲学和其他已有的任何学问都没有探讨和不足以解释的。国际关系理论，就要研究这种既分裂又整合的世界中的各种基本单位、它们的政治和政策、它们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影响它们的种种因素和活动。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既可以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规范的”（normative）理论和概念，也可以是历史学中的“经验的”（empirical）或“因果联系的”（causal）理论和概念，还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政策学”（policyscience）方法；但无论是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哪一种方法，它们都被整合到国际政治自成体系的理论中，变成其有机的、有别于原有特性的组成部分。[8]按照这种理解，不仅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完全独立的一些范畴，如国际交往和外交斗争、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等，而且，从其它学科借用过来的概念在纳入新的框架和背景之后也有了独立研究的价值，比如，国际战争或国际和平显然不完全同于国内战争或国内和平，正如人们不会把国际法等同于国内法、地缘政治等同于选举政治一样－－不论其范围还是作用方式。
应当看到，这种观点既有它独特的优势、吸引力，也有其问题和不足。它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独立学科属性，为这一领域的全面和深入开掘奠定了基础；它重视跨学科的边际碰撞，使原先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进入国际研究的大门并且充实丰富这一学科成为可能；它对于有志从事国际事务的宏观探索的学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使“大理论”和“战略设计”享有某种优先权。然而，与学科历史的短暂相一致，它事实上仍然缺乏独立的“知识学”基础，缺少自身成熟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这是它的重大缺点，依笔者管见，如果从中获得突破，也可能正是它的希望所在。
综上所述，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也可以认为，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当代国际问题研究的四种意见及各自的方法论途径，即决策过程分析、政治学基础、历史（思想史）视角和方法论研究。或者，不妨把它们简单概括为“外交学、政治学、思想史和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尽管学者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他们的各自观点各有所长又各有不足，完全将他们的观点分个是非、比个高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更上层楼，至少应当建立在对这些观点的了解之上。
二．从什么角度研究国际政治问题？
研究角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如果站在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不止是平日生活可以感受到的常识，它亦适用国际政治的研究。上一节讨论了“是什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侧重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还是以具体的事例说明。
比方讲，在怎样看待当今世界的“南北差距”的问题上，至少可以见到以下三种不同分析角度：
一种是为现状辩护的角度，我们把称它为“现实主义学派”。尽管其中思潮、流派杂多，它的基本认识是：现有的南北差距既是各种历史因素造成的，也是国家间实力和发展速度不平衡的现实结果，这个由历史和现实的多种作用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矛盾，反映了国际关系结构表面的无政府状态和实际的等级秩序的基本特征；在这种经久不息、循环往复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各国只能“好自为之”，基本上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取得应有的国际位置和影响，换句话说，强国大国（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强国大国）当然有更多更大的优势，而小国弱国（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小国弱国）天生面临着受到威胁或依附他人的境遇；在这个结构下面，公平是需要的，但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国际组织能够起一定作用，各国间的合作和国际法的约束亦可能多少抵消一点强权政治和不平衡经济扩大的势头，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和各国追求各自利益的强烈冲动，差距和矛盾是永远不会根本消除的，就象人与人之间不会完全消除差距和矛盾一样。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国际冲突的人，十分看重外交手段、联盟方式、战争与和平、各国的长远战略等方面，包括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与缓和的具体途径，但他们不去“幻想”南北矛盾的根除，他们多把自己称为“有悲观倾向的现实主义者”。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5
关键词：一体化；政治学；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2
近年来，关于一体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已相对成熟，近年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也已崭露头角。本文拟用传统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及方法对一体化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一、一体化研究的传统方法
对一体化的研究最早始于政治学家，因而政治学研究方法是最初的传统方法。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启动后，由于其经济一体化的先行实践，经济学方法迅速兴盛起来，成为一体化研究的主导。冷战后，随着整个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深，政治学方法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1.政治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政治学家是最早系统研究一体化问题的。政治学研究的传统方法有三个主要特点。首先，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中心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总是基于国家这一基本行为主体。其次，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体化的动因上面。第三，在国家间关系上，强调相对于其它关系而言的政治关系的主导地位，即国家间的安全与政治问题为“高级政治”，经济及其它问题为“低级政治”，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总是受高级政治支配的。
传统政治学方法对一体化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学者在一体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假定上。
第一，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行为，是政治共同体之间为谋求政治、安全与战略利益，在政治上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过程是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第二，一体化的基本前提并非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一致性，即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为了实现共同的政治价值，经济利益的暂时受损可以接受。第三，一体化的动因源于政治家的参与和决断。
2.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在一体化研究领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后来者。但是却随着经济一体化在表象上成为主导趋势的条件下，研究热度迅速密集起来，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方法和理论。
概括地讲，经济学在研究一体化问题时，重点关注“地区经济一体化”本身的经济福利含义，而很少关注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它们的政治后果。因此，经济学关于一体化所构建的理论明显具有明显静态分析的特征。迄今，流行于西方的这类专门化的一体化理论主要有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理论、最佳货币区理论。
在对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研究的过程中，一体化经济学家既肯定贸易自由化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又强调结成经济同盟对区域成员国经济福利的重要性。
在对最佳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主张，货币区（即货币流通的区域）不应仅根据国家的政治疆域来划分，而应更多地考虑经济上的特征和需要。这种最佳货币区理论通过把不同国家的货币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安排，能够形成高度一体的共同市场。
上述这些经济学关于一体化的理论，反映了经济学家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动因就是追求经济福利和繁荣，其方式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市场。这种研究将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尽可能地分割开，特别是将一体化的终极政治目标忽略掉了。
一体化研究的传统理论与方法从各自侧重的某个方面，揭示和探讨了一体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现实的区域一体化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其缺陷在于突出了一体化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而没有能够对一体化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在当今世界一体化不断加深的发展趋势下，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创新，一种新的对一体化研究的分析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应运而生。
二、一体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主导范式之一，同时也成为研究一体化的重要方法和视角。
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考察的是国家与市场、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其着眼点就在于强调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对政治与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欧盟（eU）作为比较成熟的区域一体化的范例，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它的研究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提供了一套研究方法。首先，从欧洲一体化本身而言，它既是一种在欧洲联盟层面上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互动，即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共同体化，又是一种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作为超国家机构的欧洲联盟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体现的是一种欧洲区域范围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其次，从全球范围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对欧洲联盟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中地位、作用的影响，也是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的。
从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可以确立一体化条件的模式。（1）把一体化视为价值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平均制，即各个价值得以集成一体是因为各行为者具有相互吻合的利益；一种是等级制，即首先通过挑选等级最高的价值来解决诸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便对价值的一体化作出安排。（2）把一体化视为行为的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诸行为者之间在等级﹑人口组成﹑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上越来越相似，贯穿一体化的过程；一种是相互依存方式，即诸行为者之间在文化、政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过程。（3）把一体化视为诸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角色转换。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制式，一种是忠诚制式，即某一单位得到其组成部分的支持，形成一种输入，其中包括遵从行为或从各部分向整体调拨资源；一种是分配制式，即某一单位的各组成部分向其提供输入，包括国家为个人确立一种民族特性，确保个人安全，并带来市场交流和提高生活水平等经济福利。上述模式中体现的条件仍然反映了国家的不可逾越性。
在承认国家独立的前提下，把一体化视为使有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体制化。据此，一体化的内涵应包括：（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确立某种共同遵守的原则、规范、规则、章程和程序来指导各自的行动；（2）建立相应的国际机构和磋商制度、协调程序等一整套机制，以便权威地协调各国之间的行动。回顾欧盟历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通过建立共同体的机制，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集团内部的国际协调的政策机制而体现出来的。这种组织体制和政策机制的确立及其逐步充实和完善，是共同体一体化发展的具体内容。共同体这样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完备化，它的超国家性质的发展，它的组织活动的制度化，共同调节领域的扩大是衡量它的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实践展示了一体化进程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相互作用和影响的重要表现。
2.一体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了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对一体化的研究作如下理论假定。
（1）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过程和特定状态。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主体聚合为新的国际行为主体的过程﹑趋势或结果和状态。因此，一体化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一体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和趋势。即在某一区域、某一集团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域内重新分化、组合、聚合为新的行为主体的过程或发展趋势。第二，一体化是一种状态和结果，即在国际行为主体全球或地区范围内聚合成新的行为主体的状态和结果。
事实上，观察一体化有各种角度，从动态的角度出发，一体化本身也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事物。一体化滥觞于二战之后，最初从经济一体化开始，逐渐向政治一体化、军事一体化渗透和发展。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从静态的角度出发，一体化作为一个发展事物在其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纯粹将一体化看作一个过程也不能真正揭示其本质和特点。因此将一体化既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又看成是某种特定的状态最为恰当。
（2）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的让渡、自愿性和平等性。一体化所涉及的实体之间的相互融合不同于其它类型的国家间的合作与合并，必须是出于自愿而参与一体化，同时在一体化的机构内享有平等的权力。第一是的让渡性。作为一体化组织，必须是一种超国家或跨国家的联合，而且有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力管理机构，国家加入其中必须让渡一定的，各成员国让渡的是大致相当的，并以此作为一体化机构的权力资源。第二是自愿性。加入一体化是出自各成员国的自愿而非强制。各国根据对加入一体化后所获得的利益的评判取舍，自愿加入一体化组织。同时也保留随时收回让渡的权力和退出一体化组织的权力。第三是平等性。作为一体化的成员，从理论上和法理上说，彼此间都是平等的。各国所做出的让渡在程度上是大致相等的，各国共同享有共同体内部经各国让渡的基本权利并平等地承担相应的义务。以上三者缺一不可。
国家的让渡是一体化最重要的特征。虽然一体化的形式各异，结合程度有松有紧，共同目标有高有低，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一体化的组织机构集成了成员国的某一部分权力，在“超国家”的地位上对成员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管辖或协调。此特征和其它两个特征一起保证了一体化和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的区别。这都是从的角度去考虑一体化的特征的。
（3）一体化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认为是利益的作用。如果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一体化展开的前提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益的基本统一，即各行为体的利益和目标基本一致；二是利益的总体保障，即加入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必须大于诸行为体各自为政所能获得的利益。
可以认为，一体化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是：第一，各国必须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利益期待，这是一体化形成的主观基础；第二，具有进行一体化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背景，即社会政治制度相容、经济水平发展相当、地缘及历史联系密切、民族文化和心理相近、对外政策目标大体一致等。这是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除此之外，地缘政治经济的联系也是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4）一体化是一个政治经济互动的过程。一体化过程既涉及国家间经济上的，也涉及政治上、文化上，或整个社会的融合，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种全面互动过程。同时，由于它涉及的是一种实体间的相互融合，并将最终形成具有资格的单一实体，因而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合作，涉及的也不仅是一般的国家间政治或经济关系，而是作为一种融合和让渡的过程，还表现出一种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作为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一体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国家间的融合或合并。这其间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作用必不可少，同时国家间必要的法律安排和在此基础上的制度设置也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一体化中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表现明显，但并不等于说只存在政治一体化。从根本上说，一体化是一个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交织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政治一体化需要经济一体化作为基础，经济一体化需要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经济一体化包含着政治一体化，例如关税同盟和货币联盟都意味着国家政治的部分让渡。政治一体化推动着经济一体化，例如没有让渡国家政治的意愿和措施，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体化进程中，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只有两者之间协调发展，一体化才有可能顺利进行。
总之，当今世界一体化正处于迅速发展演进之中，它究竟对国际关系产生何种深刻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目前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存在的一体化现象主要还是局限在部分领域或特定的区域，这种区域一体化形式与国际一体化的关系如何，需要继续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一体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视角，需要继续拓宽视野，探赜索隐，综合运用多学科优势，创新研究工具和方法，对一体化问题进行深入持久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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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6
关键词：研读；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何为研读，即为研究阅读，研读之重心在于研究。将经典理论研磨成一个个小点，再细细品味。
研读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其目的之一是学习和了解国际关系的经典理论。理论由一组相互联系的概念和命题组成，是对一定研究领域对象的系统理解，理论旨在解释一定研究领域的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命题。其产生途径取决于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的理论产生于探求客观规律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经验观察和概念诠释两种方法。
国际关系作为学科名称，它与“国际政治”、“世界政治”通常同义。美国学者较为推崇“国际政治”，这与美国的地位和美国人的心态不无关系，其所推崇的理论基本是大国主导或发展出来的。统治社会的意识形态始终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比“国际政治”而言，国际关系侧重于国家间的关系，而“世界政治”则含义更宽泛，既涉及国家行为体，又涉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
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众说纷纭，主要是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国家间外交和斗争，也就是外交政策的研究。美国学者多持有这种观点；
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关系史。英国学派的马丁・怀特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理论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分析与总结，学者要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和从纷乱中抓住关键的敏锐能力，一部好的历史作品往往包含着较好的国际政治思想，因此，他提出了“国际政治=历史阐释”。这种观点突出了国际史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了国际政治必备的历史属性。
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对外的政治行为，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的总和。是一种争夺权力或维持生存的斗争，是用权威或实力分配国际地位、价值和资源的过程。这种主张是当今国际政治学界最普遍的看法之一，也是得到最充分阐述和最有影的认识。
四、国际政治虽发展较晚，但是一独立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特别重视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以国际行为体及其作用方式为重点，以政治学和历史学对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为基础，以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利用为手段，分析变化中的国际社会。
研读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其目的之二是学习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事实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点，国际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存在构成包括国际关系的实体，以及这种实体的功能与行为所导致的属性、状态和事件等。国际事实从关系的角度讲，是一种复杂的、系统的存在。一方面，构成关系的行为实体的个体具有复杂性。不同个体会对相关的事件、过程、状态、结果产生不同影响。另一方面，个体因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及作用，使国际事实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系统存在。任何实体都存在于与其他实体互动的因果链条中，不能脱离系统而独立。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存在传统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初期，采用较多的为传统主义，该方法倾向于历史研究，通过历史回溯、案例分析获得知识积累，哲学思辨色彩浓厚。传统主义的研究方法着眼于定性分析，较少涉及定量分析，注重演绎推理。
传统方法注重对历史的分析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向度涉及人的交往活动和认识活动。既有通史，也有理论发展史，前者属于人的交往活动范畴，后者则属于人的认识活动范畴。传统方法被称为经典方法，以历史考察为主干，能够增强研究者宏观研究思维，开拓研究者视野，但由于存在较多价值判断，融入了个人色彩，其精确性难以保证。
和传统主义相对的是科学主义。20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传统方法受到科学主义越来越多的挑战。科学主义主张利用其他学科的先进方法，谋求使国际关系研究更为科学，通过借用来自于自然科学的更严格、更复杂的途径，以期建立累积的知识体系。科学主义通过数据收集、定量分析等途径，一方面确实提高了理论的精确性，使理论更为科学；但同时，由于其无视价值的作用，一味客观分析，因而存在很大弊端――脱离复杂的经验实际，忽视根本而专注于边际，忽视实质而专注于形式，缺乏实质而专注于形式，缺乏对本身研究结论的适当的怀疑态度。
研读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不仅仅要学习其理论和方法，同时也应该掌握如何阅读，掌握有效的阅读的方法，才能充分吸收经典著作的精华之处，使经典得到充分利用。
研读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要了解其同一时期相关的理论著作，对经典之所以宝贵、经典有一个直观的认知，也可以借此了解作者在写作时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能够更好更全面的了解掌握作者的写作意图。不仅如此，还应对同一领域不同时期的著作有所了解，例如阅读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也应该对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和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三本著作均为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只有了解同一领域前期的著作，才能对经典有更深入的了解。
研读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还应该做到重视而不迷信，作为社会科学学科，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范围有其特定的时代条件。迷信经典，奉行教条主义，只会事半功倍，甚至是事倒功倍。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7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①。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8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现状分析；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D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5-0019-02
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一直处于发展中阶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变，人们对于政治学的方法运用也加强了重视。与其他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政治学仍然处于落后的状态，许多国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上有了较为卓越的成就，而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却始终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这并不利于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尤其是一些经验研究方法等，较为落后的政治学会影响我国政治实践性问题，所以由此可见加强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是非常有必要的。[1]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评估
（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
政治学研究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有关数据研究表示，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一般会占据40%左右，而国外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一般会占到60%左右，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政治学研究方法与我国政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国政治学研究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劣势的状态，这将会不利于我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
（二）政治学方法研究取得的成就
我国政治学研究在实际的发展中也想要突破传统的格局层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政治学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是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这两部分。我国现有的政治学研究理论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要想实现政治理论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政治素质，在研究政治学方法的时候应该要求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够在不断的发展中取得进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我国政治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多样化的发展，很多科学研究方法对于提升我国政治学方法的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性作用。现在我国一些政治学的学者在研究政治学的时候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受自身所学专业的影响，例如历史专业的教授在研究政治学的时候，经常会受自身本专业的影响。但是尽管这样，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吸收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并且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2]
（三）政治学研究方法存在的缺陷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例如研究问题的方式不准确，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这些都是政治学研究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政治学的研究不仅仅需要参照大量的文献资料，还需要注重格式的规范性，这些都是政治研究方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但是现在很多政治学者在对文献和理论进行分析的时候，都存在着参照文献不足和格式不规范的情况。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学研究的结果和效率。政治学的研究缺陷还有研究体系方面的内容，一些研究学者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划分并不清晰，对政治学也没有具体的概述和等级的划分，这将会导致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失去平衡。如果只是简单地根据教材在论及政治方法论的时候，一些简单笼统的方法一定要作明细的说明。
二、政治学方法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政治学将“大科学与小科学”相结合
政治学的发展会分为大科学和小科学两种，其中大科学指的是很多自然学科，而小科学则往往指的是与政治有关的学科，不同的学科之间会有着不同的内在联系。现如今政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科学所融合，这将会导致政治学的发展越来越壮阔，只有合理地对政治学进行研究和分析，才会实现政治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大科学和小科学只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领域，通过借鉴设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能够让政治学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与此同时，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应该向规范性不断地靠拢，政治学的发展与我国的经济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内在联系，所以要想实现政治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就要将其与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内容相结合，这样才会为实现政治学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3]由此可见，要想实现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学会运用大科学与小科学的研究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会实现多元化政治体系的融合，对于提升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经验性相结合
政治学的发展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正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而规范性的政治学理念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学关系到我国的发展大计，一定要运用定性分析的手段才会有所作用。规范性的研究可以让人有一种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政治学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就一定要不断地规范自身的研究准确度，避免出现研究内容偏离主题的情况出现。现在很多政治学的内容在研究的时候都缺乏一定的深度，仅仅局限于表面，对于内在的事物并没有经验性的总结和分析。很多政治学家对于社会和生活并没有过多的认识，仅仅能够做出基本的判断，这是远远不够的。在研究政治学内容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地判断政治学的内容是如何而来的，只有学会观察生活，才会从生活中发现真谛，为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推动性的作用。[4]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9
关键词：中国体育话语权博弈对策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4（c）-0232-02
研究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博弈方略，对于获取和提升中国体育的国际身份认可，有利于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加速体育大国转变体育强国的进程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体育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体育话语权的争夺是体育助推大国崛起的必然选择。
1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现状
国外自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在1970年《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概念之后，便产生了话语与权力（power）的交叉研究――话语权。此后，葛兰西的“领导权”、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而福柯提出的著名论断“话语即权力”则深刻反映了西方国家抢占思想意识制高点（强权政治）和主导（强权主义）国际关系的现实及其内在联系。而如何争夺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展现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关注的重点。在国际体育领域，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分配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综合实力优势，基于西方强势体育文化理念，并通过其强大的宣传网络将其体育价值观和意识扩散到世界各地。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体育国际话语权和控制了国际社会对国际体育事务的认知和评价，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则长期处于“失语”的弱势地位。英国体育社学家Josephmaguire指出：“全球体育精英权力的兴起，强化了西方内部及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不平等”。
国内尽管对话语权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中软实力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指标业已引起人们的深度关注。学者们在以语言为本体的建构主义研究、以话语的功用性为辅助的传播学研究以及作为权力范畴内的主体及要素性分析的政治学研究等层面，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增强国际话语权”之后，如何获得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命题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和重点问题。在国内体育领域，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对于体育话语权的表述多见诸于报纸和网站体育新闻，表达中国体育因缺乏国际体育话语权而遭受的诸多不公平。一些学者从体育传播（奥运报道）视角论述了媒介话语权在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作用及体育话语权的重构策略。也有学者从体育强国建设及其国际影响力方面探讨了体育话语权争夺的重要性及意义。
总体而言，国内尚缺乏对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宏观性和系统性研究，更缺乏实践层面的深层次探索。著名学者任海教授在《论体育强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出的“应当以促进世界体育发展的多样性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的观点为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对策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政治权力竞争不仅围绕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传统硬实力资源展开，而且围绕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软实力资源展开，角逐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国际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话语权政治”。国际话语权的强弱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政治权力关系的直接反映，体现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科技、体育、传媒等各个领域。当今体育运动早已超越自身特质成为国家公共外交的一种特有模式，业已异化为国家区域间软实力的象征符号。基于对多学科的先期研究成果梳理，对体育话语权的基本理论（概念、特征、内容等）进行系统研究；其次，立足于我国体育在国内外存在的困局需求解读，探讨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生产机制、博弈方略及实践运行策略。
力图融合文献、历史、系统科学、逻辑、案例分析、实证、描述等多种研究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在方法论上强调定量与定性、历史分析与实证研究等方法的结合。在理论层面，以国际政治学、博弈论和战略学理论为基础，借鉴吸收形象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的方法与理论成果。在实践层面，总结国外实践经验，探寻发展的博弈方略。
体育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权的争夺就是国家利益的体育发展战略博弈。中国在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变化要求中国体育的国际身份与地位要使用自身的话语主动权，而不是被他国的话语定位。
国家利益是影响中国体育话语权实现的重要因素，不同层次国家利益的分化推动中国体育话语与西方体育话语的博弈。而体育文化及其衍生的话语传播差异是影响中国体育话语权实现的隐蔽而稳定的动力。
体育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话语本身的质量，而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当今弱势地位其根源在于国内体育学术界在与西方的体育话语权交流之间存在严重的逆差。中国体育要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必须提高话语的质量，即是必须构建中国体育自身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概念和话语理论。
重建中国体育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体育核心价值观。体育国际话语权的表象上是以话语为载体，但话语产生权力，其关键在于话语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所以，重构以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体育核心价值观是构建和提升中国体育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3结语
关于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但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中软实力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指标业已引起人们的深度关注。国内尚缺乏对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宏观性和系统性研究，更缺乏实践层面的深层次探索。国际话语权的强弱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政治权力关系的直接反映，体现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科技、体育、传媒等各个领域。当今体育运动，早已超越自身特质成为国家公共外交的一种特有模式，业已异化为国家区域间软实力的象征符号。
参考文献
[1]程雪峰.媒介推力与文化强势：对中国体育话语权缺失的再认识[J].中国体育科技，2015（5）：123-126.
[2]陶流林.大众传媒的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形象的塑造[D].湖北大学，2010.
[3]黄璐，王金福，付晓静.北京奥运会奖牌榜的政治战略与国家身份建构[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21（5）：557-560.
[4]黄璐.网页更新背后的文化政治――以国际足联为案例[J].青年记者，2016（29）：26-27.
[5]于佳欣.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角色定位与战略选择[D].吉林大学，2010.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10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学术关注与理论研究日趋增多，已取得不菲成果。这些文献研究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指导思想、总体效果、不利因素、战略决策和未来角色，有助于学术增长和外交实践。但现有研究仍有可待改进的地方，学界应当以开阔的理论视野、恰当的研究方法和精准的实践洞察进一步深化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86-09
自改革开放始，中国开启了全面、积极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历程。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不断攀升的政治影响力使得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迄今，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参与方和重要影响者。对此，国内学界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总结，国外学界也给予了相当的学术关注，有关文献较为丰硕。截止2012年8月，笔者搜索到的相关文献中，外文论文27篇，外文专著4部，中文论文63篇，中文论文集1部。这些文献广泛研究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指导思想、总体效果、影响因素、战略决策和未来角色。本文试图对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进行回顾、反思与展望，旨在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一、研究现状：主要内容与理论观点
国内外学界就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与实践对策。
（一）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
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一般始于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演变的梳理。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在融入国际社会还是闭关自守之间几经摇摆，但没有停止深化与国际体系接轨的脚步，中国选择全面、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战略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中国自1978年开始，至1985年完成了对外政策的转变，开启了全面外交时代，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稳定中美关系，发展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多边外交逐渐成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总之，中国已经从国际体系之外的政治革命性大国转变为了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稳定的经济发展中国家，并寻求与国际体系的“包容性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争取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外学者以中国学者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历史沿革的概述为基础，展开了对中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原因和这种转变的可持续性的研究。有学者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解读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向，认为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之间具有互动作用，改变了中国领导人与外交家的观念，从而推动对外战略的调整。也有学者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有助于消除中国、加强共产党的合法性和推动国内体制改革。然而，有国外学者对中国多边外交政策的可持续性持较为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政治精英担心过多地融入国际体系会导致外国对中国的不当干预，损害政治稳定性等问题。一旦中国发现有任何的威胁，就会消减参与热情、放慢参与步伐。
（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
我国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存在是继续坚持并发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还是摒弃“韬光养晦”、“不结盟”的意见分歧。王缉思认为，中国“虽强犹弱”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对外战略必须继续坚持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韬光养晦”据其含义不适合在公开场合宣讲，只应在内部传达，更好的对外表达方式是“谦虚谨慎”。阎学通则认为，中国如今面对的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实力决定中国应当摒弃“韬光养晦”和“不结盟”政策，发展“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
对于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我国学者认为，这一理念是对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扬弃，强调价值多元，文明共存，各国共同繁荣与发展，符合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依据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并促进了这种新秩序的建立。“和谐世界”的提出，标示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从国际秩序的批判者、打碎者、边缘者到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重要影响者；从怀疑、抵制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到积极倡导和维护多边主义，努力创建和参与国际机制。
阎学通提出应当借鉴先秦“王道之治”的思想，以丰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化对现实国际政治的理解，指导现实政策以及预测国际政治未来走向。中国在当今国际关系中要充当实施“王道之治”的主导大国的角色，通过带头执行和维护国际规范而更具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
国外学者认为，虽然中国逐渐扩大并加深了对国际体系的参与，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与力量，但是本质上指导中国对外政策实践的主要思想仍然是现实主义，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在本质上也是国家中心主义的。
（三）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效果评估
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动机、行为、能力和影响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动机是合作最大化，中国在遵守国际承诺上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中国持有的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立场使中国构建国际制度的行为具有世界范围的合理性，同时，中国树立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其主张提供了国际合法性基础。总之，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维护和完善必将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赢得更高的国际声望。
然而，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宣称的外交理念与实际的外交实践不一致，具有两面性：中国反对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范围不符合它所提出的民主化理念；中国的出口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造成的损害不符合它所提出的平等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中国的外交实践始终秉持国家中心主义和实力政治主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家利益。从自由民主主义的角度，特别是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还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对国际责任只是消极回应而非积极负责，对国际规则只是被动学习而非灵活掌握。虽然中国对国际事务施加了很多影响，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还远远不具支配性地位。
（四）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不利因素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主要面临着心态转变、身份矛盾、能力欠缺、研究乏力、贡献不足、政策不稳、美国制约等不利因素。
第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心态需要转变。中国需要转变国际关系的等级化认知，转而适应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中国需要转变强调国家的传统观念，转而适应全球治理要求的弱化国家观。
第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身份需要明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核大国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是最具活力的金砖国家，同时又是人均所得排名靠后的人口大国。中国身份认知的矛盾性决定了国家利益的复杂性，从而导致了国际立场的模糊性。
第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力需要强化。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力与西方国家相比处于劣势，对全球治理没有一套完备的替代方案。中国外交官面对“社会的世界”能力不足。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弱小，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只能一条腿走路。
第四，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理论需要提升。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理论研究需要与外交实践处于脱节状态，理论研究数量巨大但孤芳自赏，使外交实践始终缺少质量上乘且实用性强的理论支持。
第五，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贡献需要加大。中国提供的物质性公共产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小，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领导人比例低，中国提供的非物质性公共产品很少，并且没有在国际机制中成功输出中国理念。
第六，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政策需要稳固。中国现有外交战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存在国内政治和国外局势两方面的制约因素，导致其他国家的诸多顾虑，影响中国在国际体系的可信度和领导力。
最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需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存在利益冲突，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理念的对立，美国对中国崛起有所忌惮，大力鼓吹“中国”，企图遏制中国发展。如何处理好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未来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五）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战略决策
在宏观战略层面上，总体目标应当是促进国际机制趋向民主化、合理化，创造和谐的国际大环境；基本原则应当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国际社会接轨，放眼长远利益；基本步骤应当是参与所有国际组织并发挥主导性作用，成为负责任大国，在亚洲秩序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反对国际霸权主义，促进国际社会的机制化、民主化。
在国际法规范上，中国应当将和谐的主张贯穿到具体国际法律事务的态度和处理上，通过切实的努力促进和谐世界的实现，关注和推动国际法治进程，经由国际法治建构和谐世界。
在国际组织中，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多边外交战略，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加强议程设定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推动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发展，为自身打造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的地区秩序。
在外交理念上，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和谐世界”的全球治理观，加强宣传，使其成为大多数国家共享的价值理念，并将该理念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在此基础上逐步实施和谐国家、和谐地区和和谐世界的三步走战略。
在外交策略上，中国应当既要超越当下的“韬光养晦”和搭便车的外交策略，又要走不同于西方国家“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创造性介入是有选择性的、建设性的和量力而行的，对时机、方式和内涵有精心的选取，而非简单依靠军事上的打压或直接的对抗博弈。另外，中国应当坚持走多边外交路线，并不断增强运用多边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事务的能力，将声誉、责任与公正作为优化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突破口。
在提升软实力方面，中国应当全面强化制度建设、议程设置、政治动员和联盟的能力。另外，中国应当积极发展公共外交，胡鼓励民间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力量，通过政府以外的第二条路线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形象，传播中国理念与文化。中国政府、外交部和官员也应当重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作用，并提高应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能力。
在区域治理中，中国应当积极运用周边制度安排，在合作的制度性框架下建设性地解决区域冲突，超越现实主义思维，摆脱旧时东亚政治逻辑。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中国应当发挥承担责任、客观公正和积极推动的作用，为此，中国可以采取行动与话语相结合，维护发展权利与说明减排困难相结合以及承担减排义务与说明经济社会发展对排放的依赖相结合的策略。
（六）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未来角色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未来角色，学者们使用了这样一些关键词：维护者、建设者、管理者和主导者。
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不仅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合理成分，还致力于改善其不合理、不公正的成分，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保障世界稳定和国际格局的平稳过渡，促进各个文明的和谐共处，发挥在地区体系建构和联系中的作用。考察中国不同于传统的英美发展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新型的国家干预模式），可以发现，这种被外国学者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式增长模式的独特性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势必对现有国际系统提出改革要求以适应中国的发展模式，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它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的经验也影响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体系的认识和期望。所以，中国应当输出中国模式中内嵌的“合作”的组织原则和伦理道德观，为国际秩序建构的理念和组织原则输入新鲜血液。
在国际法律规范方面，中国既要遵循和适应现状实现崛起，又要倡导和推动滞后于时代的国际法规范的改造，最终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和谐的国际法环境。
在国际组织中，中国应当利用国际组织的平善和创新全球治理架构，推动国际组织改革，强化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合作，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促进全球资源的更合理和有效的配置。
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国已经经历了从融入到积极参与再到管理世界经济体系的角色的转变。在未来十年，中国应当致力于降低贸易顺差，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推进国际经济界重大改革的任务。
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中国应当塑造自身承担责任的形象、客观公正的形象和积极推动的形象。
然而，也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提案设定能力较低，不能提出可替代美国和欧洲偏好的方案，这决定了中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能领导世界，中国只能选择加入并顺应现有的国际秩序，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并在此影响下加快转变国内制度，而全球化是这一过程的催化剂。
二、研究评价：学术贡献与不足之处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是在全球治理问题空前突出，国际体系亟需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力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攀升，但进一步参与国际体系遭遇瓶颈，面临障碍，呼吁理论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以给予有力的学术支持的背景下展开的。其研究目的在于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最终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找到方向。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的现有研究成果为学术增长作了良好的积累，并对实践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首先，拓展了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空间。国际体系主要包括联合国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气候变化框架、核不扩散国际机制、G20体系和一些重要的区域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是一种多边制度安排，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中国开展外交事务的高级层次，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初期是中国开始以合作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蓬勃发展，逐渐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所以，在这一阶段，学界较为重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研究。另外，我国学界对国际体系的研究刚开始起步，还处于学习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研究其他世界主要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策略的准备阶段。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不仅在国际经济领域举足轻重，在国际体系的其他领域也都有一席之地，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学界开始重视对中国参与各个领域国际体系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是一种分领域的具体化、分散化的研究，虽然有助于对具体领域问题的细致、深入的发掘，但是缺少各领域之间的横向联系，以及提纲挈领式地整体把握，容易遭遇研究瓶颈。所以，学界最终又将研究转向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整体研究上来，以一种全局观、历史感研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理念与目标，困难与障碍，战略与决策，理论联系实际，希望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给予统筹全局式的指导。可见，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层次不断提升，研究视角不断增多，研究空间不断拓宽。
其次，深化了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的研究。最初，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研究更为重视现实问题与实践策略，这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问题各个击破”式的研究方法始终缺少“抓手”，即理论指导，使得研究无的放矢。中国作为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大国，需要有一套纲领式、系统化的指导思想作支撑，保证中国的外交实践具有延续性和规律性，并能够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成为了我国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的研究核心，然而，邓小平的外交方针的提出毕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国际风云激变的严峻形势下提出的，有一定的特殊性，对此，学界根据变化了的国际新形势和中国自身的实力增长对这一思想内涵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并探讨变革的可能性。2005年，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全球治理观，再次引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与西方理念的异同进行了探讨，并设计这一理念落实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战略决策的具体路径。不仅如此，学界还主动联系中国历史，探讨将先秦思想古为今用的可能性，以及批判性地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决中国对外关系实践问题的方法。总之，学界越发重视在这一问题研究中的理论思考与学理提升，提出了一些颇具洞见与富有启发性的思想，深化了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指导思想的研究。
再次，丰富了学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视角。在研究视角方面，学界有三点改变引人注目：第一，学界从以往研究中国如何应对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到现在设想中国以强国姿态主动运用国际体系规则设定议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转变，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国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跃升，更加倾向于以合作而非斗争的态度理解的国际关系的大背景、大现实的一种学术回应。第二，学界从以往研究中国政府外交到现在研究非政府组织与公共外交的转变。对国际体系的研究应当放置在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应当注意到国际行为体不仅仅是各国家，还有形形、数以万计的非政府组织，它们的活动会对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关系、议题设定和规则制定构成重要影响，所以充分认知国际非政府组织，学习如何应对非政府组织，并尝试打破西方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垄断，培养中国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表达东方的思想与理念，发展公共外交成为了研究的当务之急。第三，学界从以往研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硬实力到现在研究软实力的转变。一国的软实力依赖三种基本资源：文化是否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是否具有感召力以及对外政策是否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当一国发挥软实力时，就可以依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而非强制力驱使其他国家的行为符合本国的政策目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不仅是依靠硬实力，更是依靠软实力的结果。所以，中国要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影响力，也要学习对这种软实力的有效运用，软实力是民族文化影响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反映，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倚仗，如何加强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
总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研究的成果比较丰硕，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可以增进的地方，为更广泛和更深人的研究留下了空间。具体而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战略研究实用性有待加强。王逸舟认为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外交实践严重脱节，一方面，是研究和教学机构及各种课题项目大增，另一方面，是外交实际操作部门又感到缺乏高质量又实用的理论成果，外交理论研究与外交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相应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研究与实践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好的愿景，高度性的理论建构和具体的实施方案略显匮乏，对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的论证较为欠缺，对指导国家外交实践稍显乏力。
第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指导思想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联系实际性不足。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讲话、文件进行分析、再阐述与总结概括，虽然有所发展与改进，但是不能提出一整套具有严密体系性和完整论证性的理论纲领。现有的研究既缺乏哲学思想的指导，也缺少对中国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政治价值观的深入挖掘、系统阐释和高度概括，更缺少对已有的较为成熟的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批判地借鉴与运用，这种状况致使现有研究始终缺乏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另外，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指导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而现有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分析与阐释，缺少从理论到实践的衔接，没有形成具体的行动纲领和实践指南，更不存在从实践再到理论的检验与改进过程，所以应当在理论研究的同时针对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体现理论研究的价值。
第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研究的视角较为单一。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人员目前集中在国际关系学界，这种知识结构的单一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研究视角单一，思路稍显固化，亟需新的分析视角和思考方式的注入。具体而言，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应当有历史学者参与研究，总结中国参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各个阶段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中国式的参与模式，比较当代国际体系与历史上东亚的朝贡体系的异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理念与态度应当有哲学家参与研究，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精华，古为今用，并比较东西方哲学的异同，借鉴西方哲学思想中的先进部分，洋为中用；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途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和环境治理体系的研究应当有国际法学者参与研究，研究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探讨中国如何运用国际法规则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国际问题，维护本国利益，构想中国如何发挥建设者与领导者的作用，引领国际社会变革现有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构建更加民主、平等、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四，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未成体系。现有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研究的形式主要以论文为主，关注的问题点较为单一和分散，缺少聚合性和体系性，缺少从理论到实践，从安全领域到经济领域再到文化领域的经纬交织的完整研究框架。具体而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应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一般问题研究，具体包括历史演进、指导思想、参与模式、参与目标、参与途径等；其次是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主要矛盾――中美关系的重点研究，研究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角色、理念和行为方式，探讨中美在国际体系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再次是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各领域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包括中国参与国际政治体系（联合国体系、核不扩散机制、G20体系、朝核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wto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东亚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系统、国际投资多边体系）的研究以及中国参与国际环境资源体系的研究。
三、研究前景：论题价值与深化方向
无可否认，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蝴蝶效应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发生作用，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观已经过时和不再可信，各国都必须在国际合作与多边安排中解决本国的问题，寻求本国的发展，扩展本国的利益。国家不再是指国家有独立行动的自由以及所谓的私利，而是一种地位，证明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成员而存在，对于国家来说，唯一可以表达并实现专权的方法就是通过参与国际体系的各项制度。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增长本国实力，寻求和平发展的唯一出路。然而，中国处在美国单极独霸的世界中，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已经被认为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以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来看，中美两国之间会因为实力的逐渐接近而引发战争。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分属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彼此在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异较大，战略互信难以建立，利益分歧较多，这种关系对中国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造成诸多障碍。另外，中国融入并参与国际体系的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对于现有的国际体系规则的学习尚需时日，面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不能够提出一套建设性的替代方案，以体现东方国家的价值观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再者，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的多重性使得中国不能够清晰地表明自身的利益，坚持一贯的立场，阐述一套有吸引力的理念与模式，这种状况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抱有疑虑，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和行为怀有防范。这些问题无疑对中国自身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提升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和威望，促成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者与领导者的作用造成阻碍。所以，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是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学界应当以开阔的理论视野、恰当的研究方法和精准的实践洞察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化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问题的研究：
第一，客观分析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成绩、不足和障碍，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我国学界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效果评估略失客观，较少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理念和实践的批评。这些批评有些是站在对立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失公允，难以克服，可以不予考虑，而有些批评则是客观的和可以解决的，应当予以研究。中国学者较多地关注中国外交实践的成绩，较少地进行冷静、客观的思考，从而无法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国外学者虽然发现问题，但没有给出政策建议。
第二，深入研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转型原因和心态，说明现有政策的长期性与稳定性，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学界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实践变化的原因研究尚不充分，国外政府和学者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充满疑虑，而中国学者对此进行的研究有些浅尝辄止，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是描述性的，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中国学者应当给出既有理论深度和事实论证，又不失客观性的解释，以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使它们对中国将长期坚持多边和平外交政策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