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扶贫论文篇1
一、工作目标
以关于扶贫工作的总要论述为指导，认真落实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互利共赢原则，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切实解决贫困群众产品销路出窄，增强扶贫产业带贫益贫能力，筑牢贫困人口长效脱贫基础，形成持续稳定、互利共赢的消费扶贫长效机制。
二、实施范围
全镇5个行政村和4个有贫困户的社区，以建档立贫困户为重点对象，协同拉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生产的地域性特色产品销售。
三、工作任务
1、督促各村和社区建立产品名录。结合上级文件要求，统计供应主体、产品产量、销售价格、产地等信息，优先将产量稳定、质量可靠的产品纳入“名录”，建立台账，及时报送消费扶贫产品名录。
2、帮扶单位助销。引导全镇8个帮扶单位带头消费帮扶村、贫困户产品，通过职工福利采购、“以买代帮”等方式消费“名求”内产品，建立长期定向采购合作机制。
3、电子商务营销。通过村级电商服务站，建立与贫困村、贫困户产品销售利益衔接机制，打通农产品上行销售渠道。提升农村电商网络节点的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农产品网销上下游服务链。让帮扶干部通过线上购买方式参与消费，提高电商物流服务站点农特产品销售规模。
四、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全镇要把消费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营销活动，扎实做好贫困村、贫困户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要充分发挥乡、村两级干部和帮扶队伍作用，组织实施好消费扶贫工作，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落细。
消费扶贫论文篇2
一、在政策文件出台方面
我区出台了《市区2020年脱贫攻坚工作要点》，对消费扶贫工作进行了目标设定，通过组织引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关协作方面和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稳定供销关系，力争销售贫困村农副产品10万元以上。我区结合市发改委出台的《市2020年消费扶贫工作方案》研究制定我区工作方案，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持续推进消费扶贫工作。
二、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我区积极响应发展“市集经济”号召，举办了“促脱贫攻坚、建美丽庭院”和“城乡接力，助农地摊大集”等丰富多彩的特色农副产品销售活动，拉动了区疫情后的经济发展。
我们分别在两个贫困村开展的“促脱贫攻坚、建美丽庭院”活动，通过区委书记带头扫货、网红直播秒杀等方式，线上线下累计销售农副产品12万余元。在区政府门前开展了两期“城乡接力，助农地摊大集”活动，销售额达到35万元以上。
9月份我区在民俗村开展了“消费扶贫月”暨“丰收大集”活动，主要售卖贫困户种植的蔬菜水果，低保户养殖的土鸡蛋等农副产品，边缘户上山采集的蘑菇、野生猕猴桃，更有涉贫合作社及企业所生产的蜂蜜、沙棘饮品、月饼、酱菜等特色优质农产品供市民选择。各路网红主播也来到现场开启直播，通过线上优势，集中展示区产品特色，带动优质农副产品及旅游商品拓宽销路，销售额达10万元。
从六月份中旬开始至九月份，全区共有十二个镇街参与主场销售，共有商户400余户携带别具特色的农产品及农副产品销售商品，销售总额达140万余元。
通过活动的开展促进了贫困村贫困群众产品变商品、收成变收入、服务变劳务，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促进贫困村生产好产品、打造硬品牌、对接大市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三、存在的问题
通过活动中我们发现，我区贫困人口相对年龄较大，生产的农作物主要以玉米为主，其他农副产品产量较少。在贫困村开展的活动消费主体为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两个贫困村离市区较远。产品种类多以鸡鸭鱼为主，品种单一。同时因位置偏远，致使部分扶贫农产品在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等各环节成本过高，存在优质不优价的问题。
四、下步工作打算
通过当前工作来看，我区已初步完成年初设定的工作目标。下一步，我区将结合“扶贫日”“第一书记代言”等相关活动，不断宣传推广贫困地区农产品。继续组织开展“城乡接力，助农地摊大集”活动，扩大消费主体，提高全区人民消费扶贫意识。
消费扶贫论文篇3
关键词：贫困地区；粮食获取；粮食安全；购买力
中图分类号：F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8-0041-05
一、引言
粮食安全是指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为了生存和健康所必需的足够食物，其本质是既要保证粮食供应充足又要确保任何人都有能力得到足够的粮食。粮食安全的两个核心要素是粮食供给和粮食获取。粮食供给是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但粮食供给总量的充足只能说明人们可以得到足够的粮食，但并不表示每个人一定有能力得到。粮食获取能力是在粮食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实现粮食安全的充分条件，决定了人们最终能获得的粮食的数量。近年来，我国粮食连续增产，粮食供应充足，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已处于发展中国家较高水平。尽管如此，对于贫困人口而言，他们的粮食安全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的粮食获取能力还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及贫困发生率显著大幅下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收入低于绝对贫困线的农村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年均减少9.29%，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1.6%，年均降低1个百分点。此外，中国农村还有大量的低收入人口（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绝对贫困线的人口），2007年中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约2841万，占农村总人口的3%，2008年国家将绝对和相对两条贫困线合二为一，并将标准提高到人均年收入1196元，贫困人口达到4007万人，2011年将贫困线上调为2300元，贫困人口达到1.28亿。中国半数以上贫困人口分布于山区，2009年农村贫困人口中，山区占52.9%，丘陵占23.6%，平原占23，5%。西部地区仍是中国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2009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2372万，占65.9%，中部地区1052万，占29.2%，东部地区173万，占4.8%。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2001年扶贫重点县绝对贫困人口1812万，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61.9%，贫困发生率为9.1%，比全国高5.9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3865万，占全国的62.9%，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19.4%，高出全国12.8个百分点；2010年，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1693万，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63%；贫困发生率8.3%，是全国的3倍。扶贫重点县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2010年，西部扶贫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1134万，占67%，贫困发生率10%；中部扶贫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507万，占30%，贫困发生率6.5%；东部扶贫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52万，占3%，贫困发生率4.o%。鉴于此，我们在做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的粮食获取分析时，将主要以2001年确定的592个扶贫重点县作为研究对象，并将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合称为贫困人口。
二、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粮食获取状况
整体而言，中国农村居民的粮食获取能力已有很大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量一直维持在250千克/年/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进入21世纪。农村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逐渐下降，由2000年的250.2千克下降到2010年的181.4千克（见图1）。伴随着人均粮食消费量的下降，肉蛋奶类食物的消费不断增加，猪牛羊肉每年的人均消费量由1978年的5.8千克增加到2010年的15.8千克。细粮在粮食消费中占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49%增加到2010年的82.4%（见图1），表明粮食类食物消费质量的提高。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粮食消费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如表1所示，2000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粮食消费量仅相当于全国的76.3%，低收入人口的粮食消费量为全国的87.9%：而且农村贫困人口的粮食消费与全国的差距还在日益变大，在2009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粮食消费量为全国的78%。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粮食消费量还在日益降低，2007年降到140千克，都低于150千克的警戒线，2008年和2009年有所上升，但仍低于150千克。
在592个扶贫重点县中，有332个不同程度缺粮，涉及人口近1.3亿，在国务院扶贫办重点调查的100个贫困村中，36.4%的农户不同程度缺粮。从粮食消费的主要构成看，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谷物和细粮消费量明显低于全国，薯类的消费则高于全国（详见下表2），谷物（特别是细粮）是品质较高的粮食类食物，而薯类的营养价值则较低。从热量和蛋白质的摄入量看，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的热量和蛋白质摄入量仅处于基本满足中等体力劳动所需求的阶段，而且2002年以来，热量、蛋白质的消耗都在减少。从食品消费支出额及恩格尔系数也可以看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较全国还低许多，农村贫困人口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平均高出全国15个百分点（详见表1）。
综上所述，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较之于全国农村平均还相差甚远，而且近年来消费量逐年下降，差距进一步拉大，这表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粮食获取能力还比较低，发展变化的趋势也较为不利。
三、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粮食获取能力的影响因素
1.影响粮食自行生产能力的因素
农村贫困人口消费的粮食主要来自于自行生产。2002年，中国扶贫重点县农户的平均粮食产量475.8千克，销售量114.2千克，仅占24%；到了2009年，扶贫重点县农户的谷物平均产量509.2千克，其中35.2%用于销售，可见，扶贫重点县农户生产的粮食有70%左右用于自己消费。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粮食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以及人均粮食产量都在不断增加，由表3可见，2001-2009年，三者分别由8025.5万吨增加到10814.1万吨，223.5千克/亩增加到280.2千克/亩，404.5千克增加到536.5千克，表明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粮食生产能力在提高。尽管如此。与全国相比，贫困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还是较低的。单位面积产量仅相当于全国的80%左右；人均产量也在全国的60-72%之间。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粮食生产能力较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五个方面：（1）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主要分布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边远山区，耕地资源稀少，土地贫瘠。592个扶贫重点县，62%在山区，21%在丘陵或半山区，平原仅占17%。扶贫重点县耕地数量及质量与全国相比均存在一定差距。如下表4所示，重点县人均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3/4左右。且耕地质量明显偏低，重点县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低于40%，而全国水平即使在最低的年份也有42.5%；人均有效灌溉面积也仅相当于全国的60%左右；此外，重点县耕地质量改善的进度缓慢，2001-2008年间。有效灌溉面积所占的比重仅提高了5.5个百分点，人均有效灌溉面积年均增加仅为1.5%。（2）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拥有的农业生产性资产数量少、质量低。扶贫重点县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拥有量还较低，仅相当于全国的55%左右；扶贫重点县每百户拥有的拖拉机数量也仅相当于全国的80%左右。由下表5可见，2005年以来，扶贫重点县每百户拥有的胶轮大车数量超过了全国（重点村自2004年开始超过全国），而且扶贫重点村每百户拥有的胶轮大车的数量明显高于重点县；全国每百户拥有的胶轮大车数量在减少，但扶贫重点县和重点村在2004年之前却在增加。（3）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较少，财政、信贷支农偏低。2001年，扶贫重点县种植业人均生产投入200元，是全国的61.4%，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12.3千克/亩，是全国的70.3%；2009年，扶贫重点县种植业人均生产投入增加到511.8元，是全国的64.9%。2008年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16.7千克/亩，是全国的74.6%。尽管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农业生产资料投入的绝对数量和占全国的比重都在增加，但与全国相比，其投入仍然较少。（4）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较低。农业生产中的科技投入体现在良种的采用、现代农作机械的投入以及先进生产技术的使用上。2002年，扶贫重点县中使用节水栽培技术的村和有塑料大棚/温室的村的比重分别是6.3%和13.1%，2008年两者分别为6.3%和14.9%，前者与2002年持平，后者仅增加1.8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业生产中现代科技使用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在科技研发、推广方面的投入较少。（5）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干旱、水涝、冷冻、病虫害等自然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显而易见，如果有足够的防范自然灾害以及灾后恢复生产的能力，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影响就会降低。2002年，扶贫重点县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村的比重为61.9%，由于自然灾害而导致缺粮需救济农户的比重为14.9%，2008年，两者分别降低了21.1和8.3个百分点。平均而言，贫困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区域的比重在1/2左右，扶贫重点村发生自然灾害的比重和自然灾害导致的缺粮需救济农户的比重要高于扶贫重点县，这表明越贫困的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比重越高，而且后果也越严重。
2.影响人们购买力水平的因素
除自行生产，获取粮食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市场交易，因此，购买力水平就成为影响人们粮食获取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全国相比，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还较低。从收入的构成看，无论是全国还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其次是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较低。2001年，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66.4%，2009年，该比重下降了12.8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则由2001年的29.9%上升到2009年的35.6%。与全国相比，贫困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在纯收入中占的比重要高，而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种植业收入，2001年，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种植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62.8%，高于全国的55.5%；2008年，该比重降为62.1%，但仍高于全国的58.6%。可见，越贫困的地区，农民的收入越依赖于农业，而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特别是种植业，这就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
造成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1）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生产性资产少。生产经营投入偏低。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进行家庭经营活动必须拥有一些必要的生产性资产，以及进行必要的生产投入，但在贫困地区，农民的生产性资产与投入较之于全国都较低。2001年，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户均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2745.2元，相当于全国的56.2%；2009年增加到6087.1元，相当于全国的61.1%；总体来看，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户均年末生产性资产仅相当于全国的2/3左右（详见表4）。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生产投入较之于全国也要少许多。2001年，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生产投入414元。相当于全国的70.8%；2009年为977.9元，相当于全国的57.5%，下降了13.3个百分点。这表明扶贫重点县农民的人均生产投入不仅较低，而且还有相对下降的趋势。（2）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偏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总体较低，大部分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大约占80%。与全国平均相比，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更低。2001年，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高出全国8.4个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的比重高出11.4个百分点，而初中、高中、大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则分别低14.6、3.9和1.4个百分点；2009年，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升，但较之于全国仍然较低，文盲和半文盲以及小学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别高出4.9个百分点和7.9个百分点，而初中、高中、大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则分别低7.2、3.6和2个百分点。从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所占比重看，贫困地区为10%左右，大约比全国低10个百分点。
3.影响粮食获取的其它因素
一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状况。粮食顺利到达消费者手中，才能实现其消费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将起到关键作用。贫困地区的交通通讯条件仍较差，592个扶贫重点县大部分分布在山区、丘陵和远离经济中心的边远地区，交通十分不便。在扶贫重点县中。距离县城所在地20公里及以上的村占58.6%。10-20公里的占19.9%。扶贫重点县通公路的自然村的比重在2002年为72.2%，比全国低24.6个百分点；2009年，该比重上升为86.9%，与全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贫困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与全国的差距也较大，2002年，扶贫重点县通电话的村占52，4%，能够接受电视节目的村占83.7%，分别低于全国39.8和14.7个百分点，2009年，扶贫重点县的通讯状况有了很大改善，通电话的村以及能接受到电视节目的村的比重分别上升到91.2%和94.5%，但与全国还有一定差距。
消费扶贫论文篇4
关键词：反贫困；贫困转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农村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精准扶贫是对农村扶贫的发展与完善，是农村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创新措施，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村社会实际。随着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的持续推进，精准扶贫作为重要举措，在扶贫体系中日益深化和完善。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贫困人口的结构及其致贫的成因都在发生变化，贫困的相对性、贫困的结构化及贫困生成的消费性等问题凸显，农村贫困正在发生转型。能否敏锐地把握住这种变化，并将其转化为精准扶贫的政策内容，将会对国家扶贫工作的实践效果产生极大影响。可以说，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如何有效应对复杂的乡村社会和贫困转型问题，真正实现扶贫的“精准”、有效，让资源更加科学有效配置，是必须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将从精准扶贫的内涵出发，结合农村社会贫困转型实际，找出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探索科学有效的推进措施。
一、精准扶贫的内涵与农村贫困转型的特征
（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2014年初国家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开展精准扶贫的要求和任务，为扶贫工作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向。精准扶贫开始作为一项战略全面推进，而精准扶贫的理念是借鉴广东省扶贫“双到”工作的经验［1］。就是要规划到户、责任到人，从区域扶贫到村到户，扶贫资金瞄准对象更加具体。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地区需要结合地方实际制定相应政策，这样就必须深入理解精准扶贫的内涵和要义，从而对精准扶贫进行准确把握和理解。目前，对于精准扶贫的报道和宣传虽然较多，但是从学术层面进行的剖析和解读相对不足，尤其是结合乡村现实的研究还很不够，这使得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的脱节。要更好地推进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必须结合国情和农村实际，对精准扶贫涵义和价值进行探讨。从学界已有研究看，王思铁认为：“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和贫困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2］陆益龙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就是把农村地区人均年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农户作为明确的扶贫对象，并在2020年要让这一贫困人群实现脱贫。”［3］吴敏指出：“精准扶贫就是在严格依据相关标准的判别后，有效识别真正符合标准的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帮助其脱离贫困的过程。”［4］董家丰则认为：“精准应是扶贫对象、扶贫措施与效果的精准。”［5］精准扶贫是在农村扶贫开发中实施精确识别、联动帮扶、分类管理、动态考核以及配套措施的减贫、治贫方式［6］。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对精准扶贫内涵进行了剖析，明确了精准扶贫的概念、程序和目标，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本文认为，就内容而言，精准扶贫主要包括精确识别、联动帮扶、分类管理和动态考核四个方面的内容，具体而言，就是严格规范扶贫程序和标准，充分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贫困现状，对贫困村、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开展联动帮扶和分类管理，形成动态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并对扶贫做出精准考核的过程。就目标而言，精准扶贫就是实现扶贫资源最优化配置，确保扶贫项目到村、到户，实现扶贫的高效化、精细化，以真正解决扶贫项目不到位、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的问题，切实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从中国扶贫工作开展的实践来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调整，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贫困人口的数量仍然巨大。到2014年中国仍然有7000万多的贫困人口，而且扶贫工作也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在扶贫资源大量输入和扶贫工作不断精准化的同时，贫困的治理绩效没有同步提升，贫困人口对扶贫资源的依赖性过强，部分体现了对于扶持主体可行能力的否定［7］，逐步导致扶贫对象出现“由于扶持带来的不努力改善自身生计水平的集体负向激励”［8］，贫困人口主动脱贫的能力和意愿都不足，而且自利观念加重，有些贫困县经过多年的帮扶发展，已经脱贫致富，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项目，仍然不愿意摘下贫困县的“帽子”。有些贫困农户已经脱贫，也仍然享受各种扶贫“待遇”。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分层快速变化，农村贫困领域转型特征明显，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是从统计数据中测算而来，还难以准确对照，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和效果也都没有详细掌握，而且存在贫困农户脱贫后返贫的现象，这都给精准扶贫带来一定的挑战。
（二）农村贫困转型的特征及成因
1．农村贫困内涵的相对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流动性较弱，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人均耕地不足，加上天灾人祸，有些农户陷入贫困之中，这是一种绝对贫困，是温饱都难以解决的贫困。2007年相关数据统计，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在1479万左右。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农业税的取消以及城市对农村的反哺，2011年国家在《2000年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提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这就意味着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2011年国家开始设定贫困线，标准为2300元，农村贫困人口增加值1．28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相对贫困人口。经过五年的扶贫攻坚努力，201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指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6663万人，国家扶贫标准由2010年的2300元动态调整为2855元，部分省的扶贫标准也高于国家标准。这意味着贫困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当前的贫困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的贫困，贫困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府的认定不再是绝对生存性的贫困，而包含了更多生存基础上的发展性贫困。目前来看，在贫困人口的总量中，相对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非常大，也是扶贫工作的主要对象。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使得绝对贫困人口减少，扶贫线的制定使贫困内涵发生改变，相对贫困成为治理目标，但是相对贫困也给扶贫识别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同时，随着贫困差异度的缩小，也容易带来对扶贫资源争夺的现实问题。2．农户贫困地位的结构化目前，农村贫困转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贫困地位的结构化，这意味着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没有可以运用的途径、资源摆脱贫困，从而也陷入了结构性贫困的陷阱。从学术层面来看，结构性贫困是指一定区域内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户）之间因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婚姻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不同而产生的贫困［9］。这就意味着贫困农户会长期限制在某个空间和场域内，难以有效实现流动和突破，固化了贫困人口的身份、地位和认同，结构也因此会长期存在，并由此带来更多不利的因素。由于先天性或者初始性的不平等，他们很难与精英群体进行竞争，获得资源的机会也必然不均等，农民的相对收入在不断提升，绝对的差距却在不断增大。处于结构性贫困中的农户不仅经济收入低，而且在乡村生活中由于消费能力不足，被邻里看不起，在精神、价值和思想上都受到冲击，他们在村庄中缺少话语权，成为村庄中的边缘人群。虽然处于结构性贫困中的农户数量较少，但他们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对象。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结构性贫困，实现农民的有效流动，改变目前的贫困身份，对实现乡村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3．农村贫困的治理化贫困也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贫困与治理都难以分开。从政策的演进来看，中央和基层政府的贫困治理也在不断调整和深化。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来解决贫困，依托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和基层治理组织，让资源在乡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合理配置。这个时期的扶贫处于国家管制阶段，扶贫资源在国家的调控下配置，并以农民劳动改变地位和身份，使贫困人口能够有效流动，以抑制结构性贫困的出现。改革开放后，扶贫工作专门化，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国家建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并实施了村民自治制度，让农民参与到扶贫工作中。这个时期外部资源不断输入，财政下乡、项目下乡等措施协同推进贫困治理，形成了中央、地方和村民三层治理格局，贫困治理呈现出主体多元特征。实际来看，由于村民自治处于探索阶段，社会参与机制和模式不成熟，扶贫工作主要还是依靠行政力量推进，国家管制的规则依然很强，农户对于扶贫项目缺少发言权，扶贫项目的针对性不强，资源的散耗问题明显。而步入新世纪以来，由于行政资源治理成本的增加和治理绩效的不足，国家开始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帮扶和监管，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知识分子等等，扶贫纳入了社会治理的视野，尤其是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贫困进入了治理范畴，成为政府、社会和农民个体共同努力的事情，扶贫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扶贫的政治性增强，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扶贫不仅是解决经济贫困的手段，也是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措施。同时，也要注意参与主体的多元使扶贫治理复杂化，尤其是扶贫要在乡村社会内运行，且已经嵌入到乡村之中，而这个时期合村并镇、村庄撤并、市场经济进入等让乡村社会发生巨变，其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这使得贫困治理的风险和难度增大。4．农村贫困生成的消费性对于传统乡村社会而言，贫困农户的生成多源于先天性疾病、自然灾难等等。传统社会的农民注重财富的积攒，财富生产和使用多在乡村内部，由此也就具备了抵抗各种风险的基础能力。而随着村庄边界开放，人口流动增加，市场经济的冲击加速，消费主义深刻影响着农民，使得他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更加注重攀比、竞争，消费的即时性、非理性问题突显，尤其是年青一代，他们希望获得即刻的享受，对于未来预期少，更加注重当下，无论是务农还是务工收入都少有积攒。这种非理性的消费也刺激了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消费能力强者才有身份、有地位，才能够展现自我价值。对于年轻农民而言，他们不愿务农，务工收入基本用于消费，长年务工却极少有积蓄，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任何的天灾人祸都使得他们陷入贫困之中。这是一种消费带来的贫困，是价值异化之后的贫困，严重削弱了农民的生存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增加了贫困生成的风险。贫困生成原因的变化，给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河南、四川一些地区把扶贫资金直接分给农民，让农民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开展一些项目，而有的农民直接拿去打牌、喝酒，非理性消费直接耗散了扶贫资源。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又通过分发牛羊等，让农民能够通过养殖来改变贫困，但是有的农民即刻拿到市场上卖掉，而不是用于扩大生产。由此来看，由于缺少规制和引导，消费充斥乡村社会，消费主义让农户缺乏长远考虑，即使短期脱贫也会再次返贫，扶贫工作应该充分考虑到消费贫困的问题，通过分类施策、制度防范、价值重建等多重策略，改变农民的消费观念，从根本层面杜绝贫困的生成和反复。
二、精准扶贫实践的乡村困境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期的扶贫战略，要直面农村贫困的转型的挑战，贫困转型使得贫困识别难度增大、贫困治理复杂化、扶贫效应的短期化等问题突显，这给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也考验着扶贫工作者的智慧。
（一）贫困识别的有效性困境
贫困人口的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真正贫困的人口识别出来，才能针对性地制定帮扶对策。精准识别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贫困识别主要由贫困测量和对象认定组成，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较少，他们也是村民公认的贫困户，是扶贫必须覆盖的对象，识别相对容易。实际是，贫困测量要面对多数相对贫困人口，这些农民经济状态差别不大，都处于村庄中的一般水平，村民也普遍认为“村里条件差的好的就那几户，大部分家庭都差不多”，村民在收入水平、健康状况、教育、衣食住行等方面差异较小，如何进行综合测量，指标的设计怎样确保精准，这都考验着扶贫工作。即使能够进行测量，也要面对乡村脆弱的社会关联以及复杂的乡村生态环境，需要避免部分农民通过上访、闹事等极端行为争夺扶贫资源，这会破坏村庄秩序，给扶贫工作开展带来困难。同时，贫困农户的识别要依托基层组织开展，在相对贫困的状态下，村组干部常常会优先考虑亲戚、朋友，由于贫困差别极小，对关系户就难以辨别。“关系户”“上访户”的纳入，会降低精准扶贫的合法性，弱化扶贫工作的群众基础，这也是当前贫困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贫困治理复杂化的困境
贫困治理的复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带来了治理工作的复杂化。从中国贫困治理的过程来看，治理主体从政府救助为主，到政府、市场、社会、农民个体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治理方式从救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参与式扶贫，到目前多元化方式的协同推进。多元力量以及多重方式的共用，让扶贫治理日益复杂化。扶贫治理中虽然治理主体多元，却并没有形成治理的合力，仍然是分散化和碎片化的治理，使得治理的绩效较低。在扶贫政策治理体系中，扶贫人口是由村级组织排查、乡镇审核、县级审批，以横向识别、管理为主，信息不对称，纵向识别的公平度不高。实际上，多数农民都期盼参与扶贫工作，了解扶贫开展情况，但农民参与水平并不高，不了解内部运行情况，而且对识别结果缺少话语权。企业、合作经济组织虽然也参与到扶贫治理中，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而多是依托政策来套取扶贫项目，贫困农户并没有受益。二是治理环境的复杂化。取消农业税后，基层组织的治理资源不足，基层组织也没有压力、动力和配置资源，治理担当和责任缺失［10］。由于治理方式不足、治理责任弱化，村组干部不再关心农民的生产、生活，遇到问题农民也很少主动找村干部，干群关系日益疏远，村庄社会关联度降低，农民对扶贫资源的争夺也更为激烈。为获得扶贫资源，部分农户经常以上访、闹事等途径要挟村组干部，为维持村庄稳定，他们的利益诉求一般会得到满足。一旦这种方式获得成功，他们就不断重复运用，其示范效应也会不断扩大，引发更多的上访农民，救资源成为治理村庄和维持秩序的工具，扶贫制度就会被扭曲、异化，这也给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带来了一定挑战。
（三）贫困结构的消解困境
结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系统，其内部各子系统、要素都相对稳定且难以变化。农村贫困的结构化也就意味着其改变难度较大，而且贫困人口与富裕人口的差距不断扩大。从贫困生成的原因来看，主要有制度性和非制度两种，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差异等等都是制度性原因，也是造成普遍贫困的宏观结构因素，这需要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以及持续的政策优化、调试才能解决。此外，从乡村社会内部来说，存在劳动力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家庭性结构贫困因素，对于贫困农户来说，由于劳动力先天不足、资本积累不够、生产技术缺乏等因素，导致他们几代人都处于贫困状态，改变贫困状态需要从基础层面扶持和投入，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缺乏有效的扶贫政策，这种家庭结构性贫困将难以消除。乡村社会结构内部又存在贫困农户、普通农户和精英农户之分，他们在信息、技术、知识、教育、资本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贫困农户在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无论是在扶贫项目、农业生产、关系建立等领域，都很难与精英群体竞争，而不同领域的农民精英有着互助的需求和能力，联结成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控制项目信息、扶贫资金，并对这些资源进行筛选、过滤，以至于贫困人口只能获得较少资源。精英群体利用结构性的不平等因素对资源进行俘获，一定程度上导致扶贫资源大量投入却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贫困人口没有脱贫，他们逐步失去了对政策的预期以及对扶贫部门和基层政府合法性认同，扶贫陷入了内卷化困境，农村扶贫工作虽然使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但并没有使传统的救济式扶贫的性质发生实质性改变，呈现出扶贫投资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效果难以长期保持以及贫困地区生态承载压力巨大等特征的综合矛盾现象［11］。扶贫工作不仅要精准识别，更要跨越制度障碍，打破贫困生成的结构性因素。
（四）扶贫效应的常态化困境
精准扶贫需要以有效的扶贫行动和政策作为支撑，改变了以往扶贫的片区策略，直接瞄准中国农村7000万贫困人口，扶贫目标高度聚焦，功能高度优化，效能更为突出，是一种实现脱贫致富常态效应的扶贫方式。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通过帮扶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能力，让贫困村和贫困户实现内生转型。这样就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产业发展特色等基础条件，科学制定长期与远期结合的扶贫规划和政策，拓展贫困村和贫困农户的发展空间。而这种方式会使得贫困任务更为艰巨，扶贫的战线拉长，扶贫任务的短期效应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不可避免地给当地政府考核带来压力。因此，扶贫攻坚也必须加快步伐，在国家政策出台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制定了脱贫规划，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压力，普遍强调要加快节奏，尽快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并提出扶贫要注重效益，要防止出现形式化扶贫。而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压力下，基层在执行中普遍存在“短、平、快”的扶贫思维，盲目上项目、搞建设，很多项目缺少科学论证，建成后闲置，一些建筑、设施不符合农民生产需要，而没有发挥作用，扶贫资源浪费问题突出。村组干部也希望能够顺利完成扶贫任务，以减少工作压力，把精力用于其他领域，因此有关部门也缺少深入思考和统筹设计，只是盲目争取项目，而忽视村庄实际需要，用虚假数字应对考核，一些村组干部甚至联合扶贫部门、企业套取项目。随着国家对扶贫重视程度提高，虽然扶贫已纳入地方政府中心工作，但是在具体执行中面对压力型体制的目标设置和激励强度与基层政权组织的现实能力不相匹配之时，就容易诱导基层政权组织以造假、“共谋”、“摆平”等非正式的权力技术来应对压力型体制中的高指标［12］。目前，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不足，扶贫的任务又异常艰巨，在这种情况下异化的贫困治理策略将会生成，这不利于实现扶贫对象的内生转型，也难以形成贫困治理的常态化效应。
三、构建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精准扶贫路径
精准扶贫必须立足于农村发展实际和农民现实需要，将动态、复杂、多元的贫困特性融入扶贫工作中，不断优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完善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有效路径。
（一）优化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方式
农村贫困人口内涵的变化以及政策变通执行等现象存在，使贫困人口识别难度加大，精准扶贫必须首先完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逐步从行政性的层级识别向纵横结合的网络化识别转变，以应对贫困人口内涵的变化，这就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引导行政方式识别的转化。当前，要将政策直接运用到贫困村和贫困户，在村级组织内进行识别，而不是由村、镇层层识别上传，必须推动识别方式的扁平化，加强村一级在识别中的功能，赋予其主体识别权，乡镇做好扶贫工作的服务，县一级加强监督和管理。同时，要充分发挥部分地区驻村扶贫工作队的作用，扶贫驻村制度的实施让原本只有村组干部参与的贫困人口识别工作变得更加透明、公开和公正，而驻村干部的存在也会让村组干部更少地发生为亲戚、朋友谋取扶贫利益的情况［13］。二是推动识别参与主体的多元化。逐步建立起农民、学者、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识别体系，做到识别的理性和决策的科学有效。可以通过村民扶贫代表会、村民代表大会等方式来选定和评议贫困农户，让农民参与到识别、监督中；学者可以凭借理性的分析和第三方的视角，采取观察、访谈、评价等方式，辨别农村中的贫困人口；农村老年人协会、企业家协会等组织则可以参与识别，从公共化和公平性角度提出方案和建议。三是注重识别方式的当地化。在把传统的住房条件、收入结构、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等作为识别依据的基础上，要建立符合当地风俗和实际的评价指标，掌握农户家庭财产的真实情况。符合农民认同和行为习惯的评价标准，不仅精确度较高，而且具有较强的公平性，能够把真正贫困的农户纳入扶贫范围，也能够为相关政策实践和工作开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建立高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针对目前贫困治理复杂化的问题，要设计一套简便易行，且能够高效运转的治理体系。一是建立差异性的治理机制。在贫困治理中，任何单一措施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致贫原因、自然环境等进行综合考察，形成综合化、差异性的贫困治理机制。同时，要将贫困治理的内外资源进行整合，对多方参与主体进行有效组织，实现差异管理和多方联动帮扶，形成扶贫治理的复合优势。二是要激活贫困治理的内生力量。目前，村组两级仍然是治理的基础，村组干部对乡村社会最为熟悉，要通过建立完善的考核措施和激励机制，提升他们在扶贫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组织、审核和动员中发挥应有作用，确保程序的公平、公正，实现政策的精准落实。同时，要积极引导中农群体参与其中，中农是村庄中农业经营的主体力量，年富力强，关心村庄发展，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政治都处于村庄社会的中间状态，在贫富分化及社会利益冲突的缓冲、社会地位公正获得的示范功能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14］，要充分发挥其在贫困农户识别、扶贫政策宣传和普及、扶贫难题的处理和困境化解、联动帮扶等方面的作用，提升扶贫的精准度，确保扶贫效应的可持续。三是建立精准的扶贫考核机制。要强化对贫困人口脱贫效果的考核，建立动态化的考核方式，对于扶贫各阶段和脱贫后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考核，全面比较和系统分析扶贫效果，防止出现“假脱贫”、数字小康等现象，让有持续发展能力的人口逐渐退出。同时，要注重对扶贫主体和措施的考核，把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纳入考核指标，改进扶贫成效不理想的措施，让帮扶工作开展不力的人员退出。
（三）完善应对结构性贫困的制度体系
要消除农村社会的结构性贫困，使边缘化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就要完善资源配置的制度和机制，自由和机会是由主要制度的规范确定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也是由它们调节的［15］。因此，必须加快保障农民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制度改革，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流动，让贫困人口改变结构困境，增强贫困人口的内生转型能力，实现贫困人口的有效脱贫。一是完善教育扶贫制度。教育素质低是导致农村贫困人口难以脱贫的重要原因，扶贫工作要高度重视对贫困人口的教育资源投入，健全学生资助体系，将精准扶贫家庭的在读子女全部纳入资助范围，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程脱贫资助，确保贫困家庭学生都能上学，即使家庭已经脱贫，也要继续对其子女进行同一学段的资助。同时，完善贫困家庭年轻劳动力的免费职业培训制度，可由村组推荐贫困家庭子女到城市接受免学费的职业教育，通过技能培训提升贫困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让贫困农户实现就业转移，增加获得财富的机会，提升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二是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前，城乡户籍制度虽然已经逐步改革，但是养老保险、医疗制度等还存在差异，对于社会养老保险要做好规划引导，推动城乡养老保障制度的整合，逐步提高农民的基础养老金，破除因为城乡二元分割带来的公共服务差异。对于城乡合作医疗，要克服因为城乡差异而分设政策，消除城乡在保障分设、管理分割、资源分离等方面的障碍，化解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居民在资源共享上的公平、公正。三是统筹推进城乡救助体系和扶贫政策。要推动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一体化建设，逐步取消差别化的政策分割，让城乡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推动社会救助制度与扶贫政策的有效衔接，尤其是要做好医疗、教育、就业等专项救助制度与扶贫政策的衔接，发挥农村低保的“兜底”作用，提升专项政策的扶贫水平。同时，要注意避免重复性、福利捆绑式救助，使得救助资源和扶贫资源能够合理配置。
（四）构建精准扶贫的有效模式
消费扶贫论文篇5
1982年开始实施的“三西”（包括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和河西）地区扶贫开发行动，是我国扶贫开发史上第一个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行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三西”人民充分发扬“领导苦抓、群众苦干、社会苦帮、以苦为乐，变苦为甜”的“三西精神”，大力推行“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和“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不通另找出路”的方略，历时30年，使“三西”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考点链接】
经济生活：
①国家财政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有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②国家能够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③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践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政治生活：
①促进地区发展，为人民享有真实民主提供物质保障，我国的人民民主具有真实性；
②国家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
③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坚持民主执政。
文化生活：
①“三西”精神的形成，体现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动力，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②发扬“三西精神”，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说明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
③“三西精神”既体现了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又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生活与哲学：
①“三西”精神体现了正确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②“三西”开发与建设，体现了局部的发展能够推动整体的发展。
③“三西”扶贫开发体现了“实践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④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⑤“三西”精神是科学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体现了科学发展观。
【创新练习】
1.“三西”扶贫开发中，由中央财政每年拨出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该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这2亿元的专项资金属于
①财政支出②财政收入③行政管理支出④经济建设支出
a.①②B.②④C.①④D.③④
2.“三西”扶贫开发，促进了“三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消费的目的的角度看，“三西”人民的消费包括了
①有形商品的消费②生存资料的消费③发展资料的消费④享受资料的消费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3.“三西”地区大力推行“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不通另找出路”的方略，经30年的奋斗，使该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体现了
①一切从实际出发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
③量变与质变的关系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①②③④
4.自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起，“三西”人民以“领导苦抓，群众苦干，社会苦帮，以苦为乐，变苦为甜”的“五苦”精神，展开了一场反贫困斗争。在努力实现增收的同时，追求生态改善、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等等的可持续发展。今天的扶贫开发，往往要面对贫困地区脆弱的生态和强烈的发展冲动这一对矛盾。因此，特别需要秉持这样的精神。
结合上述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1）“三西”扶贫开发是如何践行科学发展观的？
（2）“三西”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对贫困地区实现发展有何启示？
参考答案：1.C2.D3.D4.C5.C
消费扶贫论文篇6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扶贫对象；贫困线；多维贫困观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043-05
一、贫困对象选取的单一标准：收入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采用收入标准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贫困标准也在不断提升，贫困标准线由2000年的人均纯收入865元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见表1）；2011年11月29日，扶贫标准线又提高到2300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日益关注，中国贫困问题有所改善，表现为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9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也由2000年的10.2%降到2010年的2.8%（见表1）。
二、收入标准划分贫困对象存在的问题
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给人的感觉是较为公平而且易于操作的，但在实际中却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该标准与选定扶贫补贴对象密切相关时更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1.容易引发农村居民的不满心理。在由收入作为选定贫困人口的唯一标准时，未被确定为贫困人口的群众有着不少怨言。课题组曾于2011年12月深入到部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湖北省英山县4个村庄308家农户进行实地调查，13.64%的受访者明确提出贫困人口的确定和扶贫补贴的发放要体现公平。
2.基层选定扶贫对象的工作难度较大。阿马蒂亚·森[1]曾指出，按人们的收入水平低下情况来选定扶助对象的做法有可能导致信息扭曲的后果，如一个农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对较高，但由于家中有成员身体残疾、年龄较长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可能使得该家庭相对于一个收入较低，但家庭成员身体健康、年龄较轻的农民家庭而言，更有可能出现营养不良、有病不治、有学不上这样的糟糕后果。因此，单一的收入划分贫困的标准引起质疑，并在实际的工作中有一定程度的操作难度。湖北省郧西县工作人员就遇到了这一问题[2]，“2300元的扶贫标准是有了，建档立卡到底把哪些人框进去，叫我们不好办。几天来，不少老百姓找我们村干部扯皮，硬要定为贫困户，这项工作要真正办好真的不容易。”
3.伤害了扶贫对象的自尊。由于中国扶贫对象的确定与扶贫补贴密切相关，因此，扶贫对象的选取引起了农村居民的高度关注。为了更有针对性的选取扶贫对象，确保扶贫对象选举过程能够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有些地方[3]按照“一评、三核、四公示”的基本操作程序，对扶贫对象的选定进行严格把关。即村民民主评议小组评议表决结果，经过村委核查、乡镇审核、区级审批之后分别对村民小组群众评议推荐结果、村民民主评议小组评议表决结果、乡镇审核结果以及区级审批结果分别进行为期3—5天以上的公示，公示期满后，再将无异议的审核名单进入下一轮程序，有异议的再次进行调查核实并公示。通过一系列操作程序来确定贫困对象。在收入作为唯一评判贫困的标准时，这种做法确保最大程度地做到了公开、透明、公正。但是，这样却可能给被扶持者打上身份烙印，有可能使其自尊受损[1]。而自尊“也许是最重要的基本善”，作为公平的正义总是给予自尊比给予别的原则更多的支持[4]。
三、多维度贫困测量
为了解决单一的衡量标准选定扶贫对象的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把注意力从个人收入低下转移到可行能力短缺的贫困标准，即多维度选定扶助对象的标准，主要包括：
1.教育。人们通常不大愿意单纯从策略出发，而故意不去上学。理性和选择的优先顺序通常使人们不愿意故意扩大这些基本的剥夺状况。因此一般来说，有学不上的原因往往是贫困造成的。
2.身体。身体有疾病的人比身体健康的人需要更多的收入来治病，而且，即使得到医药治疗，同等的收入水平给病人带来的生活质量也可能低于健康的人享受到的生活质量。
3.环境条件的差异。例如，气候条件（温度范围、降雨量、洪水等等），可以影响一个人从一定水平的收入中所能得到的享受；如取暖衣着的要求，给寒冷地带的穷人带来生活在温暖地带的同样贫穷的人不会遇到问题；传染病在一个地区的流行也会改变该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污染和其他环境问题也具有同样作用。
四、多维贫困标准下中国农村扶贫问题分析
采用阿马蒂亚·森的多维贫困观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农村贫困问题还有待改进之处。
（一）教育贫困问题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这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失学情况，二是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而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5]。
1.农村义务教育
7—15岁是按正常年龄入学的儿童应该接受9年义务教育的年龄段，这一阶段的学习为提高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增加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
为了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就业水平，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自此开始施行9年义务教育。此举措大幅度地提高了学龄段儿童的入学率，降低了失学儿童的比率。扶贫重点县7—12岁和13—15岁儿童失学率分别由2002年5.1%和17.0%降到了2010年的1.7%和3.3%（见表2），但该比例和全国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2010年，全国小学学龄入学率已达99.7%，比扶贫重点县同龄儿童高1个百分点（见表3）。
扶贫重点县失学儿童中，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由2002年的48.6%降到了2010年的15.6%，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义务教育措施的有效性；因儿童本身不愿意上学而导致失学比例有明显上升，由2001年的26.1%上升到2010年34.7%；由于家中缺少劳动力原因致儿童失学的比例有所提高，由2002年的3.2%提高到2010年的6.2%。总体而言，2010年，由于家庭原因致儿童失学的比例仍然高达21.8%（见表4）。
2.劳动力文化程度
近年来，扶贫重点县劳动力文化程度有所提高，文盲、半文盲的比例由2002年的15.3%减少到2010年10.3%；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由2002年的37.8%减少到2010年的32.1%；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则由2002年的38.8%增加到2010年的45.8%；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由2002年的6.4%增加到2010年的8.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则由2002年的1.6%增加到2010年的3.3%（见表5）。
虽然扶贫重点县劳动力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相对于全国而言，扶贫重点县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仍较低。2010年，全国农民工中，文盲、半文盲占1.3%，远小于扶贫重点县劳动力10.3%的水平；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2.3%，小于扶贫重点县32.1%的比例；初中文化程度占61.2%，高中文化程度占1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0.2%（见表6），均远高于扶贫重点县相同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比例。
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导致其外出务工收入较低。2010年，扶贫重点县外出劳动力月人均收入1270.7元，比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1690元要低419.3元。
（二）环境贫困
贫困地区多位于自然环境恶劣地区，扶贫重点县的“四通”情况就可以反映这一问题。2002年至2010年，虽然扶贫重点县“四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进，自然村通公路的比例由2002年的72.2%增加到了2010年的88.1%，通电的自然村比重由2002年的93.0%增加到了2010年的98.0%，通电话的自然村比重由2002年的52.6%增加到了2010年的92.9%，能接受电视节目的自然村比重由2002年的83.9%增加到了2010年的95.6%，但是直到2010年，仍有11.9%的自然村未通公路，2.0%的自然村未通电，7.1%的自然村未通电话，4.4%的自然村未能接受电视节目（见表7）。这造成了贫困村庄农村居民和外界沟通较为困难，也影响到了其认知水平的提高。
发展资金，即便是小额的发展资金也可以促进贫困农民收入增加，从而使得其易于摆脱贫困。然而，中国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获得发展的资金非常困难，虽然近年来贫困户户均贷款金额有所增加，从2007年的5224.0元增加到2010年的7985.5元，然而得到贷款农户比例却呈现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3.3%下降到2010年的2.0%，无论户均贷款金额还是贷款户比重均低于总体农户。2010年，贫困户户均贷款金额要比全国农户贷款金额低4648.1元，获得贷款户的比重比全部农户少1个百分点（见表8）。
（三）消费贫困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虽然逐年提高，但相对于全国农民而言，其消费水平仍较低，2010年仅为全国农民消费水平的60.7%，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见图1）。
（四）健康贫困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困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2002—2010年，扶贫重点县健康农户的比例从91.7%提高到了93.1%，但仍有一定比例的残疾人口以及患有大病、长期慢性病和体弱多病人口（见图2）。而身体的不健康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使农民陷入贫困的生活状况中。
收入水平低反过来进一步了影响农民对病痛进行及时的医治，2010年，扶贫重点县有54.5%的农户表示由于经济困难而未能及时就医（见图3），这种情况又加速了患病农民的贫困状况，使其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造成身体出现病患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饮用水不安全和不良的卫生设备是造成身体不健康的重要原因。2010年，扶贫重点县仍有28.7%的农户从浅井、江湖河泊、塘取水（见图4），有5.1%的农户从水源有污染的地方获取饮用水，有8.9%的农户较难获得饮用水。2010年，扶贫重点农户中，仅有6.3%的农户有水冲式厕所，而82.1%的农户使用旱厕，还有11.6%的农户家中没有厕所（见图5）。
五、建议
为了能够更好地划分贫困农民，真正解决贫困农民的实际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分析贫困问题并加以解决。
1.建立多维贫困观。改进贫困的衡量方法，从单一的测定方法转为多维测量方法，从贫困农民的教育保障、享受的医疗保障、饮用水安全、确保发展资金来源等多层次多方面来综合衡量贫困，确保贫困对象能够准确的覆盖。
2.为贫困人口提供尽可能多的教育机会。对农村贫困人口最大的资产——劳动力人力资本进行开发，可以提高农民可行能力，使其直接受惠。所以，扶贫应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促进农村人力资本提高的扶持上来，确保贫困农民享受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和权利。
3.为贫困人口提供尽可能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能够对疾病及时治疗的机会和扶助，并从根本上改变致其生病的根源，如提供安全饮用水、使用较卫生的设施，从而减少其换病概率和生病人数，提高其自身摆脱贫困的能力。
4.为贫困人口提供尽可能多的金融扶持。为了使得农村贫困人口能够得到发展资金，从而通过自我发展摆脱贫困，应在农村金融机构建立扶贫激励机制，提高其扶持贫困人口发展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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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扶贫论文篇7
关键词：开发式扶贫；能力贫困；可行能力；补偿；参与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2-0081-04
目前，我国农村的扶贫方式主要是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是针对不同的致贫因素，采取区域开发、信贷扶贫、以工代赈、科技扶贫等综合性措施，改变单纯的经济扶贫缺陷，消除贫困人口在脱贫过程中的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约束，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发式扶贫模式在政府的扶贫行动中还引入了市场机制，较好地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但是，当我们为中国贫困人口迅速脱贫而感到欢欣的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从2001年到2005年，我国平均每年减少的绝对贫困人口仅112万，其中在2003年，绝对贫困人口还增加了80万。[1]开发式扶贫模式的绩效困境日渐显露。开发式扶贫政策隐含的前提是贫困者有机会、有能力从这些扶贫项目中受益。然而随着贫困性质和形势的变化，这些前提性假设基本都不复存在了。如何走出开发式扶贫的困境，提升新时期农村扶贫的绩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能力贫困理论：研究贫困问题的新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森（Sen）为代表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围绕能力、权利和福利的发展理论体系，建构了一个新的基于能力的发展观。其实，早在1901年，郎特里（Rowetree）就注意到了个人基本特征以及在工作中所发挥出来的水平的不同而引起的贫困差距问题，这使得人们思考是否要将缺乏满足某些基本需求的能力的贫困作为划定贫困的另一标准。随后，阿马蒂亚·森在大量的探索之后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发现，如果将贫困看做是对能力的剥夺就很有意义了，他的这一说法并不否认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贫困除了意味着低收入之外，更多地意味着对收入能力的剥夺。阿马蒂亚·森指出，低收入和低能力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家庭甚至不同个人之间是不同的，其原因在于：首先，能力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个人年龄、性别、社会角色、居住位置、流行病以及其一些个人无法控制的变量的强烈影响。例如，营养不良固然与摄入的食物及其营养成分有关，但是也与摄入主体的营养吸收能力有关，后者深受健康状况的影响，而健康状况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医疗服务和公众的防病措施；其次，收入低与人的收入转化能力之间存在某种耦合性的联系。人的体质方面的不利条件如年龄、疾病或残疾不仅会降低个人赚钱的能力，同时也使得从收入到能力的转化变得更为艰难；其三，家庭内部重男轻女的财富分配方式使得以纯粹的经济收入作为贫困与否的标准面临更大的挑战。在亚洲、非洲甚至美洲的一些地方，家庭财产分配中的性别歧视往往使得家庭内部的贫困差异被忽视，从能力的角度界定贫困能够更好地阐释这一问题；其四，收入方面的相对剥夺可能会造成能力方面的绝对剥夺。正是基于以上四方面的考虑，阿马蒂亚·森指出，“如果我们仍在收入中考察贫困问题，则考虑到从收入到能力的转化差异，其相关的贫困概念就应该被定认为是收入不足，即收入无法实现最起码的能力，而不是收入低，即与影响到这种转换差异的具体环境无关的所谓‘低收入’。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看待其中的某些转化差异。”[2]也就是说，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识别贫困的最普通做法是确定一个‘基本’或‘最低’生活必需品集合，把缺乏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能力作为贫困的检验标准。”[3]既然贫困可以用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来识别，那么什么是“可行能力”呢？在阿马蒂亚·森看来，可行能力的内涵十分丰富，“相关的能力不仅是那些能避免夭折，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能受到教育及其他这样的基本要求，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就。”[4]可见，阿马蒂亚·森将自由和人的可行能力结合起来分析贫困问题，意味着贫困不仅仅是缺吃少穿或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更重要的是由于缺少自由和能力，人们不能去实践他们可能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应对各种社会风险和生活压力，造成他们应对生活变动的脆弱性。
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的落脚点在于通过重建个人能力来避免和消除贫困，开创了贫困问题研究的新领域，是贫困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公告中所说：“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作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5]在与贫困做斗争的过程中，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越来越认识到导致贫困的内在根本性原因是更深刻意义上的社会生存、适应及发展能力的低下与短缺。为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提出了一个包括基本生存能力、健康生育能力、接受教育和获取知识能力为主的度量贫困的新指标，即可行能力指标。这种指标更好地描述了贫困的特征，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贫困产生的原因，即“贫困不仅指以收入和消费概念来测算的物质的匮乏，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与健康，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等各种功能性活动”。[6]也就是说，阿马蒂亚·森将贫困的原因分析从经济因素扩展到政治、法学、文化、制度等领域，把贫困问题置于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之中，为贫困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视角。[7]
二、新时期我国农村开发式扶贫的困境分析
我国农村的开发式扶贫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扶贫环境发生了变化，表现出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且主体多样化、贫困人口居住分散环境恶劣、扶贫成本较高的特征，因此虽然政府在扶贫上的投入不断加大，但扶贫的边际效益却日益递减，且返贫现象较多、返贫率高，贫困人口呈现出一种脆弱性状态。我国农村开发式扶贫工作面临着重重困境：
1.扶贫瞄准机制有偏差，贫困人口享受的扶贫资源较少。中国农村的扶贫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第二阶段的效果较为显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贫困人口规模庞大并相对集中，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有机会从扶贫政策中受益。而现在，绝对贫困人口不仅日渐减少而且比较分散，现有的贫困人口要么是多年未能脱贫的农户，要么是新近发生的贫困农户。对于前者来说，多年都未能脱贫，说明原扶贫方式并不适用于他们；而新发生贫困的农户基本属于老弱病残的弱势群体，他们也同样不适合开发扶贫方式。有三类人不适合开发式扶贫：一是没有劳动力的老弱病残农户，二是文化水平低下、观念陈旧的农户，三是好吃懒做的农户，而这部分人是目前贫困人口的主要构成者。如果仍然采取开发式扶贫举措，不仅绝大部分扶贫资金可能会稀释到非贫困人口头上，而且会提高政策实施成本，导致真正的贫困人口失去机会。再加上现有的扶贫项目并未延伸到户和个人，极端贫困家庭和个人由于缺少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因而在获得道路、电力、电信、饮水、住房、卫生设备、教育、医疗、技术推广、金融和信息服务等方面遭遇了不少的困难。即使是针对住户的项目，采用的投资方式多半也需要住户出资以配套公共资金，那些拿不出配套资金的极端贫困户往往被排除在外。
2.贫困人口减贫幅度越来越小，扶贫成本增加。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减少趋势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在扶贫资金不断加大投入的同时贫困人口减少的幅度越来越小。原因在于绝对贫困人口生活的区域都有其共性：地域相对封闭和远离市场，人口、生态和经济再生产过程不能有效循环，劳动力数量少、文化程度低，自然环境恶劣、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化和石漠化加剧，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再加上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有限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加剧了环境的恶化，……从而导致贫困-过度开发-返贫困的恶性循环。[8]如果强行推广开发式扶贫，人均消耗的扶贫成本必将增加。
3.贫困人口增收效果不明显。一般认为，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我国现行的贫困标准是以绝对贫困为基础的。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的贫困人口目前约有2000万人左右。从数据来看，这2000万人的增收效果很不明显。
4.开发式扶贫难以有效应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尽管我国已全面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这种对大病保障力度较弱的医疗保险却面临许多困境，一些地区农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日益突出。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显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全部贫困家庭比重明显增加，从1998年的21.2%上升到2005年的33.1%，上升了11.1%。[9]可见疾病已成为农户家庭最主要的致贫因素之一。对一个年均收入较低的普通农户家庭而言，家中若有人患病尤其是患慢性病或大病，在没有外力支持的情况下，高昂的医疗费用足以使普通农户陷入贫困。遇到这种情况，农户家庭常常通过出售存粮、变卖生产资料、借贷、让子女辍学、乞讨、降低生活标准等手段应对经济困境，而这些手段又会对家庭可持续发展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加剧家庭陷入长期贫困的几率。面对由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的疾病而引发的农户贫困、返贫现象，以项目投入为主的开发式扶贫策略亦难有作为。
三、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不足：新时期我国农村开发式扶贫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般认为，扶贫绩效不高的原因主要是制度不完善、扶贫资金使用不当、扶贫过程监督不力、扶贫对象思想观念落后等，但是，从可行能力的视角来看，扶贫绩效不高的原因主要是扶贫受益对象的可行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贫困人口缺乏基本的劳动能力。开发式扶贫的前提是贫困人口本身具有一定的能力能够依靠扶贫项目脱贫致富，但许多农村贫困人口由于或年老或年幼或生病因而缺乏劳动能力，难以从开发式扶贫政策中受益。随着反贫困政策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我国贫困人口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贫困家庭从以中青壮年劳动力、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转变为以老弱病残为主。方黎明与张秀兰的调查显示，在贫困农户中，属于劳动力缺乏型的将近占一半，达到45.1%。[9]在家庭经济生活水平较低的农户中，无劳动力或有残疾、患病、年老的家庭成员的比重往往更高。这些劳动力缺乏型农户很难依靠扶贫项目脱离贫困。
2.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低，贫困农户信息获取能力低下。就健康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而言，他们来自农业的收入差异很小，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通常工资性收入的高低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呈正比。[10]这一点，我们在2011年3月-7月在贵州省遵义县L村、雷山县G村所做的调查数据也可以证实。此次调查的主题是“农民社会资本、政治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调查在L村获得有效问卷92份，G村获得有效问卷为43份。由于我们研究的是人的能力与贫困的关系，因而我们把村民的“参与、合作、信息获取、利益表达”等行为转化为能力指标，其具体做法是对每道题的答案赋值，然后简均，每道题的具体赋值方式见相应处的脚注。分析此次调查的数据，我们发现，同一般农户相比较，贫困农户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低。例如，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500元的有权利享受低保的贫困农户中，有26.1%的低文化家庭、73.9%的中等文化家庭，无高文化家庭。①相反，所有高文化家庭人均年收入均高于6000元，其比率是中等文化家庭的2.9倍，是低文化家庭的10倍（R=-0.322**，p=0.000）。可见，教育水平成为了阻碍农户们脱贫致富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教育水平低下，农户获取信息的能力②也受到限制。数据显示，农户收入越低，信息获取能力越低，反之亦然。其中，高信息获取能力比例最高的为人均收入6000元以上的村民，占49.3%，这一比例分别是年人均收入在4501-6000元、3001-4500元、1500-3000元及1500元以下的村民的1.4倍、1.6倍、1.9倍和2.6倍。
3.贫困人口获取资源的能力短缺。人们获取资源需要依靠两种能力，一是利益表达能力，二是与人合作的能力。目前，我国以贫困人口为主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往往受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利益表达能力短缺，不知该如何去表达，以致他们在扶贫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诉权等都基本没有保障。例如，当我们问及农户“当您们受到委屈或面临不公平的事情时，您知道该如何去表达吗？”，结果显示，94.4%的家庭人均年收入15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显示出了低表达能力。而从高表达能力来看，3001-4500元的农户最高，为25%，1500元以下的农户最低，为5.6%。合作能力是农户获取资源的另一能力。调查显示，农户整体的合作能力均较低，在所有的被调查者中，仅有15.8%显示出高合作能力，高达84.2%的人合作能力均较低。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农户大部分合作能力最低，高合作能力的农户仅占5.6%。而年收入在3001-4500元的农户高合作能力最高，高达30%。可见，贫困农户在表达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方面的短缺直接制约了其资源获取的能力，这种能力进而制约了其在开发式扶贫中的绩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贫困。
4.扶贫过程缺乏贫困农户的参与。扶贫中的参与是让贫困农户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和组织管理，它有助于增加贫困农户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增强他们的自信和自尊，促进农户自力更生能力的提高与自我发展意识的觉醒。我国传统的扶贫工作恰恰忽视了贫困农户的参与，扶贫干预活动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贫困人口的参与只是被动地投工投劳和自筹资金，扶贫工作成为一种单向的政府行为，扶贫项目的适应性和扶贫效果有效性就降低了。我们的调查显示，在人均年收入1500元以下的贫困农户中，低参与意愿和高参与意愿的各为50%，但人均收入在1501-3000元、3001-4500元、4501-6000元和6000元以上的农户中，高参与意愿明显较高，分别比低收入群体高30.6%、25%、13.6%和27.1%。扶贫过程缺乏贫困农户的参与带来了三个危害：一是扶贫项目在社区层次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造成扶贫资源的渗漏和偏离；二是扶贫项目实施结束后缺乏有效的可持续管理和维护机制，造成了扶贫行为的短期性，扶贫资源的浪费；三是扶贫项目的设计脱离了贫困农户的实际需求，限制了扶贫项目的缓贫效果，同样也造成了扶贫资源的浪费。
四、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破解农村开发式扶贫困境的有效途径
对于现在的农村贫困人口而言，物质方面或经济方面的援助是必要的和迫切的，但是，增加经济收入、消除物质贫困不应该成为反贫困的终极动机，消除可行能力贫困将具有更为基础和决定性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反过来又能提升他们创造收入的能力。正如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西指出的：“惟有人类素质和能力的发展才是取得任何新成就的基础，才是通常所说的‘发展’的基础。”[11]以能力贫困理论来分析我国农村贫困人群，我们发现，在新的形势下，农村致贫、返贫的原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开发式扶贫的人文生态环境也面临挑战，传统的开发式扶贫方式难以有效惠及现有的农村贫困人口，因此应针对农村新的贫困发生机制，寻求更加合理有效的减贫策略。在这个背景下，能力贫困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认为，新时期农村贫困的有效途径应该是塑造、提升和强化农户应对致贫风险的能力。为此要求在农村减贫政策中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即把扶贫的关口前移，一方面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提升农户教育和健康水平中，关注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拓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病种、提高报销水平，重视贫困农户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另一方面，要提高贫困人口的信息意识，开发信息资源，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信息收集与反馈系统，培养他们收集、甄别、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此外，还应鼓励贫困人口积极参与生产、主动获取资源、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引导他们建立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主体意识，逐步提升贫困人口的利益表达能力、合作能力和社区参与的能力。
注释：
①家庭文化水平包括家庭夫妻双方和18岁以上子女文化的
综合。我们将农户的文化水平分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五档，并分别赋值1-5分，家庭文化水
平就等于他们的简单均值，1-2分的属于低文化家庭，2-4
分的属于中等文化家庭，4-5分的属于高文化家庭。
②我们用“您是否知道村长、村支书、乡长（或乡党委书
记）、县长（或县委书记）、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的名
字”来测试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设置“知道、不知道”
两个答案，并将不知道赋值为“0”、知道赋值为“1”，
算出他们的平均数，然后以0.5为界，大于0.5为“高信息
获取能力”，小于0.5为“低信息获取能力”。
③农民公共参与指农民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愿望和倾向。
在调查中，我们用了“我愿意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我
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我会免费为
村级事务出工出力、我会主动关心村级事务、我会无偿
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我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
员、我愿意义务为村里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我愿意参
加义务献血活动、我愿意资助比我更穷的人、我经常与乡
邻之间交流信息＼经常互访（相互走动）、我经常参加亲戚朋
友的聚会＼我和邻里之间经常在一起打牌”11个指标来衡
量，并对提供的“很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十分同意”
答案赋值为1-5分，再计算出他们的平均值。然后，以2.5分为分界线，低于2.5分的为低参与意愿，高于2.5分的为高参
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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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扶贫论文篇8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wdxst”为你整理了这篇某倒脱贫攻坚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自党中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在国家财政部、省市扶贫部门和驻村帮扶后盾单位的支持帮助下，平江县深入贯彻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工作全局，凝心聚力、精准施策，全县136个贫困村、14万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出列，顺利摘掉贫困县帽子。
今年以来，全县上下按照“四个不摘”要求，始终保持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攻坚态势，全力克服疫情影响，紧盯“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核心问题，聚焦“返贫和新增致贫”等重点风险，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一、压实责任。全县上下始终肩扛脱贫攻坚政治责任，保持定力压力，坚持做到“四个不变”（即责任不变、措施不变、督查不变、问责不变）。一是强化统筹调度。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对扶贫工作优先动议、专题专议、即报即议。年初，县脱贫攻坚指挥部进入实体化运作，设立综合信息、业务指导等7个专项工作组，抽调20多名干部集中办公，统筹调度、督导督战。12个分指挥部指挥长，24个乡镇指挥部第一指挥长全部由县级领导担任，坚持一线调度、靠前指挥。二是强化责任落实。县委书记、县长带头示范，深入一线走访，解决问题，督促落实。30余名县级领导、24个乡镇、40余个行业部门、260家省市县驻村单位、513个村级班子，上万名驻村结对帮扶干部，持续落实到行业、到乡镇、到村、到户的包干责任制，积极认真履责尽责，推动政策落实、工作落实。三是强化攻坚保障。严明“五个一律”的纪律要求，继续执行定期讲评、常态督责、精准问责的工作推进机制，开展脱贫攻坚专项督查。以“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解决、增收补损等为重点，今年有效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超过5.24亿元，县级财政投入9523万元，集中投向脱贫攻坚。
二、清零问题。把清零问题、整改问题、提升质量作为脱贫攻坚主攻方向。一是主动排查改。4月份，部署开展问题排查整改行动，采取乡镇交叉的方式，抽调1200多余干部进村入户，对贫困户，边缘户和档外四类对象实行全覆盖的自查自纠，覆盖543个社区（村）共5.3万户农户。二是注重实效改。严格对照要求、政策标准，对自查自纠、上级检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管理，清零问题做到三个必须确保，即必须确保脱贫质量过得硬，必须确保扶贫政策精准到位，必须确保贫困群众满意认可。三是动态清零改。鉴于问题的隐蔽性和反复性，在普查结束后，继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工作，切实做到排查问题不止步、整改问题不停顿。对审计检查、常态化督查，以及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坚持举一反三，立行立改，动态清零，不断提升脱贫攻坚工作的水平和成色。
三、强化监测。依托我县建档立卡贫困户“红黄绿蓝”四卡分类管理办法，逐步建立起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一是实行精准分类。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分为红卡户、黄卡户、绿卡户，边缘户定义为蓝卡户。其中，红卡户为1358户未脱贫对象；黄卡户为5650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已脱贫对象；绿卡户为3.35万户已实现稳定脱贫的对象；蓝卡户为414户通过监测识别的非建档立边缘户。二是加强监测管理。明确红卡户每月走访不少于1次，黄卡户每2月走访不少于1次，绿卡户每季度走访不少于1次；由乡镇扶贫办负责做好蓝卡户的联络监测。通过入户走访、数据比对、问题线索等，及时发现已脱贫户返贫、边缘户致贫的风险，落实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同时，实行每年动态管理，根据统计，今年脱贫的1358户红卡户中，有942户划入黄卡，316户划入绿卡，进入稳定脱贫序列。三是做好政策帮扶。制定出台《平江县脱贫攻坚红黄绿蓝四卡分类管理工作方案》，针对红、黄、蓝卡户收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低的情况，明确公益岗位、产业分红、医疗再救助、培训就业等8项举措，分类施策提升实效。全县红黄蓝卡户中，有4667户纳入低保保障,7008户红、黄卡户全部享受产业分红。
四、落实政策。教育扶贫方面，落实贫困生生活补助、幼儿入园补助、普高助学金等各项助学政策1480万元，发放雨露计划职业学历教育补助884万元。此外，根据市委部署，向655名贫困大学新生发放了助学金。健康扶贫方面，严格落实参保资助、慢病签约、慢病门诊、一站式结算等医疗服务政策。截止10月底，全县贫困人口县域内住院报销2.95万人次，综合报销费用1.06亿元，报销比例达到88.92%。同时，对全县红卡、黄卡、蓝卡户中住院自负费用超过3万元的对象给予再次医疗救助，切实降低因病返贫风险，累计救助111人次33.3万元。低保保障方面，全县核准认定农村低保对象15287户26693人。其中，贫困户全额兜底对象2615户5815人，贫困户差额兜底7447户13498人，低保标准达到4200元/年，低保对象和贫困人口重合率达74%。残疾保障方面，在全面落实“两项补贴”等贫困残疾人保障政策的基础上，针对残疾人办证不便利的问题，由县残联、县卫健局、县第一人民医院等单位组织专业队伍，深入乡村开展集中鉴残行动，1-10月全县新增残疾人办证3355人。其中，建档立卡残疾人1769人。
五、稳定增收。一是产业扶贫方面。近几年来，我县结合本地实际，大力发展油茶、茶叶、中药材等扶贫产业，累计实施建设省级重点产业、产业扶贫示范基地、特色产业项目等81个,通过订单带动、技术服务、劳务用工、入股分红等方式，扶持贫困对象通过产业扶贫项目获益。同时，今年针对疫情影响，突出扶持贫困群众发展庭院经济，主要扶持措施包括：向红黄卡户，每户发放鸡苗50羽；向自主发展产业的贫困群众给予300-1000元不等的到户奖补；向贫困户、边缘户发放小额信贷等。二是就业扶贫方面。奖补促就业，向贫困群众落实交通补助补贴、生活补贴等政策资金927万元，向企业落实减免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费和稳岗返还等政策资金超过9200万元。培训促就业，组织贫困劳动力参加挖机、电工、家政等工种培训，打造“平江月嫂”“平江绣娘”等地方特色品牌，培训贫困劳动力664人、“两后生”134人。增岗促就业，扎实推进就近就业，建设认定扶贫车间62个、就业扶贫基地13个，安置贫困劳动力1326人，开设生态环保员、生态护林员等公益岗位6269个。输出促就业，采取线上岗位推送、线下现场招聘等方式，新增输送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5924人。全县贫困人口实现就业60743人，比2019年增加1168人。三是消费扶贫方面。拓展线上渠道。在“湖南省消费扶贫公共服务平台”、天猫、淘宝等平台上架本地扶贫产品。同时，策划“村村有品”等形式多样的直播销售活动，不断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做精展销平台。先后举办水果采摘节、消费扶贫展销会等系列展销活动，扩大销售“窗口”。建设省消费扶贫示范中心平江生活馆、县级消费扶贫馆，在世纪华联等超市建立消费扶贫专区，居民集聚地投放专柜，入驻扶贫企业30余家，贫困户自产产品60余种。做实定向采购。开展扶贫产品“六进”活动，有50多家单位食堂与扶贫企业、扶贫合作社签订长期采购协议。在消费扶贫的助力下，全县已完成扶贫产品销售3.69亿元。
六、提升氛围。一是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按照总书记“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得好，而且要讲得好”的指示要求，认真梳理、积极推介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典型经验作法，先后被央视新闻、新华社等部级媒体报道，湖南卫视、湖南日报等省级媒体报道，我县“大爱平江”入围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就业工作入选人社部扶贫成果展,易地扶贫搬迁被国家发改委评为“搬迁工作成效明显县”，县城洪家F安置区被评为“美丽搬迁安置区”。县内“今日平江”微信平台推送脱贫攻坚稿件110条次，积极向群众展示全县脱贫攻坚成果。二是妥善处置扶贫信访。创新涉贫信访舆情“六级处置”办法，全面畅通信访诉求渠道，对重点难点扶贫信访舆情，实行联乡县级领导牵头、乡镇党委书记包案的处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困惑，坚决防止重复信访和重大信访舆情发生。全县到省及以上涉贫信访总量比2019年同期再度下降25%。在全省涉贫信访工作培训班上，我县就相关情况作了典型发言。三是全面激发内生动力。到村开展“扶贫扶志，树信心树新风”“四讲四评”等主题宣讲活动，由理论骨干讲政策，国学专家讲礼仪，脱贫典型讲经验，爱心人士讲事迹，引导群众增强脱贫信心和斗志。在6月份评选表彰500名致富带富、敬岗爱业、求知奋进的脱贫典型，着力讲好贫困群众身边的脱贫故事，帮助树立自力更生、自立自强意识。
消费扶贫论文篇9
2020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7个扶贫日，也是第28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同时，2020年也是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围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在此重要节点，积极组织并开展扶贫系列活动，对进一步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讲好扶贫故事、传播扶贫好声音、鼓舞士气能起到关键性作用。
一、为响应市委、市国资委以及**相关文件精神，**在2020年扶贫日期间开展了扶贫系列活动：
（一）、加强对相关文件的学习
**党支部将《**2020扶贫日活动方案》、《**2020年消费扶贫月活动方案》列入10月份的党员活动日议程当中，在党员活动日中由支部书记传达文件精神，并通过公众号、微信群等途径加强宣传报道，在集团中形成从领导干部到职员齐心协力打好脱贫攻坚收官之战的良好风气。
（二）、倡议全员进行扶贫捐款
为了助力脱贫攻坚，鼓舞全员参加到扶贫的行动当中，**10月15日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积极捐款，自愿捐款，为挂点贫困村献爱心、尽绵力。经过本次募捐活动，共收到捐款2384元，并于10月16日由支部书记***、组织委员***组成的慰问组带到挂点的**，将款项全部捐赠给村委合理安排使用。
（三）、走访贫困村慰问贫困户
为进一步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积极做好扶贫工作，切身了解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10月16日上午，**支部副书记**、组织委员**二人带队组成慰问组，深入**，开展扶贫慰问走访活动。慰问组先后到村委和贫困户家中慰问交谈，切身了解到**当前脱贫攻坚战的最新进度。
消费扶贫论文篇10
关键词：贫困;结构性贫困;农民家庭
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尽管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是在扩大，收入不平等现状还在加剧。以原来的贫困线标准，全国的贫困人口在不断的减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物价水平的上涨，贫困线的重新划定，国家的贫困人口还具有一定规模，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很多。如何解决农民家庭的贫困问题，除了继续采用过去已有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外，从农民家庭结构不同导致贫困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寻求精准扶贫对策，以实现新一轮扶贫目标，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建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贫困
贫困是相对于富足而言的，主要是指一种社会物质生活贫乏的现象，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当然，相对于复杂的生活现实来说，这个定义往往显得过于简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诸多的分歧和争议。为了解决歧义，学者们又提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概念。绝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状况。绝对贫困往往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绝对贫困往往是与缺吃少穿、露宿街头、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乞讨甚至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相对贫困则是相对于正常的生活水平而言。一般地说，如果一个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低于全国中等水平的一半，就可以说他或他们是处于相对贫困状态[1]。
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2]很明显，这是从绝对贫困的角度对贫困做出的界定。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绝对相对原理告诉人们，绝对寓于相对之中，要通过相对表现出来。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贫困作为人们物质生活贫乏的现象，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它的绝对性体现为“物质生活贫乏”，而这种“物质生活贫乏”又具有相对性，一是相对于一定的时空，二是相对于“物质生活富足”程度，贫困正是通过这种相对性才得以体现。现代的贫困不能用过去的贫困标准来度量，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也不能用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来度量，同一时空内离开“物质生活富足”程度作为参照，贫困也反映不出来。
（二）贫困标准
贫困标准又叫贫困线，是指在一定的时空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3]。
世界银行1981年开始进行消费和收入贫困测算，收集了33个国家的贫困线，依据1985年购买力平价和人均消费支出，于1990年提出了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2008年，世界银行根据75个国家（其中包括转型国家）的贫困线数据以及2005年购买力平价，对1天1美元贫困线进行了重新修订。根据这次估算，15个最不发达国家贫困线的平均数为1天1.25美元，75个国家的中位数贫困线是每天2美元。扣除15个最不发展的国家，其余60个国家（含转型国家），贫困线的中位数相当于2.5美元/天[4]。据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5月9日报道，贫困问题专家经过初步计算发现，根据最新购买力平价标准，日均消费不足1.25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从原来的12亿锐减到不足6亿，这种结果显然不能客观反映全球的贫困状况。因此，世行拟大幅上调贫困线标准，负责贫困与收入不均研究事务的荷兰经济学家彼得・兰尧认为，世行贫困线应该从目前每天1.25美元提高到1.75美元[5]。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在1985年、1990年、1994年、1997年由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测定。其他年份则使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更新。中国最后一次详细测定绝对贫困标准是在1997年，采用了世界银行推荐的确定贫困线的基本方法。具体步骤如下：（1）确定最低营养需求。我国采用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作为最低营养需求。（2）计算食物贫困线。利用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根据30%最穷人口的实际消费价格和消费结构计算出能获得最低营养需求的食物支出，该食物支出为食物贫困线。（3）计算非食物贫困线。采用世界银行的马丁法，利用计量方法找到“低”非食物贫困线和“高”非食物贫困线。（4）计算贫困线。食物贫困线+“低”非食物贫困线=低贫困线。达到低贫困线的农户，能得到基本食物和一些最必须的非食物消费。在低贫困线上，农户食物消费支出达到85%。食物贫困线+“高”非食物贫困线=高贫困线。（5）确定农村贫困标准。根据当时的情况，确定低贫困线作为农村贫困标准，用来衡量农村贫困，反映贫困分布、特征和变化[6]。
2008年以前，我国按照人均年收入设定了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两个贫困标准，2008年将两者合一为国家扶贫标准，随物价变动而调整。2008年为1067元，2009年为1196元，2010年为1274元。2011年起，按照2010年不变价，将标准调至2300元，折合365美元（1美元=6.3元人民币），达到世界银行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依据这个标准，2011―2014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分别为12238万、9899万、8249万、7017万[7]。
（三）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
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属于农民结构性贫困的范畴。关于什么是农民结构性贫困，理论界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下面笔者就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中有关农民结构性贫困的观点做一个简单梳理。
刘鹏提出了中国农民阶层的结构性贫困的概念。他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受历史、政治、经济、人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积淀的全能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人治精神的传统社会结构，在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与普适性的秩序、具法治精神的现代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形成了独特的转型社会结构及其经济绩效。中国当前这种相对于城市居民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阶层的畸形生存状态，是受体验结构与制度结构之间缺乏弹性和张力、结构内部存在着深层缺陷的条件下产生的，人们称之为中国农民阶层的结构性贫困[8]。
朱慧涛提出了“农民工的结构性贫困”的概念。他认为，城市流动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庞大的流动群体，是社会流动的主体。他们在整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经济与社会地位低下，处于一种结构性贫困状态，其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物质贫困、结构性体验贫困、结构性法治贫困、结构性制度贫困[9]。
郭英勇和国务院扶贫办国平提出了“中国农民结构性贫困”的概念。他们把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和体制而造成的当前这种相对于城市居民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阶层的畸形生态状态下产生的农民阶层的贫困称之为中国农民的结构性贫困。并且认为不平等的二元城乡结构，僵化的土地使用方式，乡镇政府对农民的过渡汲取;不思进取的意识形态，传统社会的统治方式，理念和制度创新的滞后;权力结构缺乏弹性，农民缺乏法制和社会保障，公务人员的行政观念及激励约束上存在的问题等是农民结构性贫困的主要成因[10～11]。
李钢等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概念。他们将农村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分为自然性结构和可变动性结构。自然性结构包括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住房结构、地域结构;可变性结构包括劳动力结构、文化结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12]。
笔者认为，农民结构性贫困除了以上对农民阶层的结构性贫困、农民工的结构性贫困、制度和体制造成的农民结构性贫困、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等问题进行研究外，为了达到精准扶贫的效果，还应当对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进行研究。这里所说的“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是指一定区域内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户）之间因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婚姻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不同而产生的贫困。
二、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的状况及成因
岳阳县云山乡位于岳阳县东北部，北抵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东抵临湘市詹桥镇，西接甘田乡，南邻毛田镇和铁山水库。全乡辖15个行政村，1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2万。土地总面积4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6400亩，山林面积4万亩。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12262万元，人均10218元，只占该县人均GDp的3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982元，只占该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72%，是岳阳县的贫困乡之一。以国家贫困标准人年收入低于2300元计算，云山乡目前还有贫困人口1500多人，占总人口的12.5%。笔者随机抽样入户调查了该乡省级贫困村――联盟村的大兴、五■、细条3个村民小组的38户农户，对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的状况及成因进行分析，基本情况如下。
（一）人口结构性贫困
人口结构性贫困主要反映在人口的数量、质量、年龄结构不同三个方面：
1.人口数量结构。38户农户中，贫困户13户，非贫困户25户，分别占总户数的34.2%和65.8%。其中一人户5户，全部为贫困户;二人户8户，4户贫困，占50%;三人户13户，4户贫困，占30.8%;四人以上农户中没有贫困户。从人口数量结构分析，人口少的农户贫困户占比高。
2.人口质量结构。13户贫困户中，因户主体弱贫困的4户，占30.8%;因户主患病贫困的8户，其他人患病贫困的1户，分别占贫困户的61.5%和7%。从人口质量结构分析，家庭人口健康的，没有贫困户。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农户户主体弱或患病，占到贫困户的92.3%。
3.人口年龄结构。13户贫困户中，只有4户有1人为劳动年龄人口，其余9户均无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占贫困户的30.5%和69.5%。非贫困户中，全部或有2人以上为劳动年龄人口。从人口的年龄结构分析，导致贫困的又一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多。
（二）劳动力结构性贫困
这里的劳动力指的是有劳动能力并从事劳动的人口。劳动力结构性贫困主要反映在劳动力的性别、数量、素质（文化、技能）结构不同三个方面：
1.劳动力性别结构。13户贫困农户中，9户无劳动力，占69.2%;4户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中，有1个男劳动力和1个女劳动力的1户、1个男劳动力2户、1个女劳动力的1户。25户非贫困户中，男女劳动力都有。从劳动力性别结构分析，贫困户与劳动力性别无关。
2.劳动力数量结构。29户有劳动力的农户中，有1个劳动力的3户，有2个劳动力的6户，有3个劳动力的16户，有4个劳动力的4户。从劳动力数量结构分析，25户非贫困户都劳动力充裕，人口抚养比低;4户贫困户中，都劳动力不足，人口抚养比高。
3.劳动力文化素质结构。本文对29户有劳动力的农户中具有最高文化素质（读书年限）的1人作为代表进行统计：4户贫困户中，有3户文化素质低，接近文盲;1户小学毕业，体弱。25户非贫困户中，18户有人进了初中其中12户毕业，其余7户读书三至六年。从农户劳动力文化素质结构分析，文化素质低也是贫困的重要原因。
4.劳动力技能素质结构。29户有劳动力的农户中，4户贫困户均无技能;25户非贫困户中，仅2户无技能但年轻会种田，其23户余均有1个以上劳动力有技能（含外出打工）。从农户劳动力技能素质结构分析，无技能也是贫困的主要原因。
（三）生产条件结构性贫困
农民家庭生产条件主要包括土地、农具、资金和交通。我们调查的大云乡联盟村的大兴、五■、细条3个村民小组均处于丘陵地带，土地贫瘠，人均耕地0.7亩左右。25户非贫困户中，只有2户资金够用，23户缺少资金;13户贫困户中，8户无资金投入，5户缺少资金。25户非贫困户中，完全靠手工工具劳动生产的只有5户，其余农户均以手工工具劳动为主，部分租用机械;13户贫困户中，只有2户以手工工具劳动为主，其余农户完全靠手工工具进行劳动生产。近年来，政府加大通村公路的投入，交通基本通畅。从农民家庭的生产条件分析，人均耕地少、土地贫瘠、无资金投入、工具原始，也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
（四）收支结构性贫困
下面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分析。
1.收入结构。农户的收入主要由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其他收入（国家补贴救济、亲朋社会赠予）四方面构成。38户农户种植和养殖的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仅11户非贫困户和3户贫困户有1000元～2000元不等的养猪收入。全部非贫困户的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人均收入在8000元～10000元左右;全部贫困户的收入都来源于国家补贴救济和亲朋社会赠予。从农户的收入结构分析，有没有人外出打工，是决定农户是否贫困的关键。
2.支出结构。农户的支出主要由吃、穿、住、用、医疗、教育、人情等方面构成。由于农户一般没有记账习惯，调查的数据只是估计数，非贫困户和贫困户的吃、穿、住、用支出就不分析了，仅分析一下13户贫困户的医疗、教育、人情等方面的支出情况。13户贫困户中，没有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一般在500元～2000元，最高的1户1万元;人情支出中有3户无，其余10户低的500元，高的达5000元，不得不举债送情。
三、破解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的对策
十以来，就扶贫问题发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等重要论述[13]。2013年底，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从2014年起，我国进入精准扶贫新阶段。精准扶贫要有精准之策，根据中央和省、市扶贫工作精神，针对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状况及成因，本文就如何破解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精准界定扶贫职责
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极其部门都在扶贫，都有自己扶贫联系点（包括县、乡、村、组、户），建有专门班子，筹集资金物质，实施帮困脱贫，成效十分明显。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极其部门扶贫的职责是不明确的。现在进入精准扶贫阶段，必须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进行界定，并以法律（如《反贫困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使扶贫工作走上法治轨道，以杜绝扶贫工作中产生的腐败和扶贫不均带来的消极现象。
笔者认为，应该分层次界定扶贫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中央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省际之间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对贫困省进行扶持;省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市、县际之间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中央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并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对贫困市、县（省直管）进行扶持;市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县际之间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省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并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对贫困县进行扶持;县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乡际之间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市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并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对贫困乡进行扶持;乡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本乡贫困村、组、户的贫困问题，将县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落实到贫困村、组、户。
依据以上扶贫职责的界定，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解决的直接执行者应是乡级党委政府，而不是乡以上各级党委政府。因此，中央下派的扶贫干部（包括科技人员）应集中到省，和省扶贫干部一起由省下派到市、省扶贫干部和市扶贫干部一起由市下派到县，市扶贫干部和县扶贫干部一起由县下派到乡，由乡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和乡扶贫干部一起组成乡扶贫工作小组，明确其职责，下派到所在乡的贫困村、组、户，具体开展扶贫工作。
（二）精准确定扶贫对象
依据扶贫职责，对扶贫对象的确定亦应分层次进行。中央确定贫困省，省确定贫困市和直管贫困县，市确定贫困县，县确定贫困乡，乡确定贫困村、组、户，以避免在贫困问题上弄虚作假，戴上“贫困帽”就不想脱的怪现象。精准确定扶贫对象的关键在于贫困标准的确定。本课题主要研究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因此，笔者仅就精准确定贫困农户的标准谈一些初步想法。
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和国家统计局的贫困标准从理论上看是可取的，但具体操作起来是有难度的，主要难在数据的采集和对数据真实性的确认。数据采集难主要难在农户没有记账，数据真实性确认难主要难在农户的收入和支出是保密的，为了获得扶贫资金物质，还有可能相互隐瞒收支情况，争当贫困户。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探索便于操作的扶贫标准。不少省份识别贫困村的标准是“一高一低一少”，即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比全省贫困发生率高一倍以上，行政村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0%，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少[14]。这个方法简便易行，对贫困农户的确定是否也可采取类似于这样的标准。
根据对联盟村贫困户的调查，在人均耕地不到1亩、土地贫瘠的山丘地区，无一人在外打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单一农业生产经营农户，必定是贫困户。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一少一低一无”：（1）耕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在1亩左右;（2）商品率低，生产的农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3）无人从事非农产业，家庭全部劳动力均在家从事单一农业生产经营。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农户，就可以确定为扶贫对象。用“一少一低一无”这一标准对联盟村三个村民小组的38户农户的调查资料逐一进行核对，其结果与按照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认定的完全一致，无一例外，25户非贫困户，13户贫困户。
用“一少一低一无”的标准确认扶贫对象与用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确认扶贫对象进行比较，其优点是：第一，公开透明。耕地面积多少、出售农产品的多少、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非农产业，村民相互都知道。第二，简便易行。不需要算账，只需要符合条件的贫困农户自己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通过―乡政府核准―公示无异议这些程序即可。第三，避免造假。不需要捏造数据。
（三）精准实施扶贫之策
联盟村3个组的13户贫困户的情况表明，农户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需要对症下药，精准实施扶贫之策，是什么贫困就采用相应对策解决什么贫困。
1.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1）提高养老保障标准，解决贫困农户年龄在60岁以上老人的基本生活来源，养老保障标准至少要能够保障老人生存需要。联盟村贫困户中，每户都有1～2位60岁以上老人，如果能够解决好老人生活来源，可以大大减轻农户贫困程度，至少这部分人可不计入贫困人口。（2）加大农村医疗保障特别是大病医疗保障力度，解决农户因病致贫的问题。联盟村贫困户中，有9户均有1～2人患病在家，大多无钱医治，去年借钱自付1万元以上医疗费的有1户，如果不能够从农村病医疗保障中得到解决，是没有办法使之脱贫的。（3）对残疾人实施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障基金对丧失劳动能力或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残疾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联盟村贫困户中，有两户有残疾人，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责任应由社会承担，家庭无力承受。
2.改善贫困农户生产条件。（1）对不便耕作的土地退耕还林还草。贫困农户主要集中在山区丘陵地带，土地贫瘠，丘块小，不便于机械耕作，劳动生产率低。对于不便于机械耕作的贫瘠土地，可以考虑退耕还林还草，农户成为护林护草工人，收入从生态补偿费中支付。（2）为缺少资金的贫困农户解决生产资金。支持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由政府担保和贴息为贫困农户提供贷款。办好互助资金，互助资金由财政扶贫资金、村民自愿交纳的互助金、社会捐赠资金等组成，专为贫困农户脱贫提供资金服务。（3）加快贫困乡村农业机械化步伐。继续加大对贫困村农业机械化支持力度，扶持贫困村建立农机服务合作组织，提高贫困村农户购置农机补贴，为贫困农户提供较低价格的农机服务，改变贫困户完全用手工工具从事农业生产的状况，提高贫困户的劳动生产率。
3.提高贫困农户劳动力素质。（1）提高劳动力文化素质。为贫困农户子女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或上技校提供必备条件和生活保障，为贫困农户子女上高中、上大学提供扶持资金。这既是解决部分贫困家庭难以承受的教育支出所需，又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2）提高劳动力技能素质。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保证贫困农户至少一人有一技之长，这是帮助贫困户尽早脱贫的当务之急。
4.为贫困农户就近务工创造条件。贫困农户一般上有老、下有小，不具备外出务工的条件。因此，要想方设法为他们就近务工创造条件，以取得工资性收入。（1）引进资源性产品加工企业。运用贫困乡村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力资源优势，引进资源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在乡集镇创办加工企业，以吸纳贫困农户劳动力就近务工。为此，要加快乡集镇建设，为引进资源性产品加工企业创造必备条件。（2）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贫困地区一般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通乡通村公路也基本建成，完全具备开发乡村旅游的条件。要做好旅游规划，整合旅游资源，加强旅游服务人员培训，支持贫困农户发展农家乐。
5.引导贫困农户走合作化道路。分工合作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贫困农户一般缺少劳动力或年老体弱，独立从事农业劳动已力不从心。要鼓励党、团员和种田能手牵头创办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合作组织，吸纳贫困农户加入，政府从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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