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年度总结篇1
一、20*年版权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20*年，我省版权管理工作在局党组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省市两级版权管理部门按照年度工作部署和要求，围绕加强普法宣传教育、组织开展打击侵权盗版专项行动和版权行政执法、加强日常监管等中心任务认真开展工作，圆满完成了年初制订的工作目标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认真组织开展《著作权法》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公民的版权法律意识。一是按照省知识产权联席办公会议和省整规办的统一部署，组织全省版权管理部门积极参与了全省各地开展的“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宣传活动。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李清林，省人大副主任张以祥，副省长王菊梅，省政协副主席陈义初和各省辖市的领导同志分别在省会郑州和所在地出席了开幕式，并参观了保护知识产权成果展，数万名群众参加了保护知识产权签名活动。活动期间，省版权局和各地版权管理部门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共发放宣传品1万余册（张），接待参观人员12万人次。与此同时，由*副局长代表省政府对《20*年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作了主体。这次活动的规模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次。6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十五周年纪念日。全省又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纪念活动，印制了国家版权局颁布的《著作权行政投诉指南》及各种宣传材料向社会广泛发放，受到权利人的普遍赞扬。二是与省委宣传部、省整规办、省检察院、省高院、省公安厅、信息产业厅、省通讯管理局、省工商局、省互联网行业协会等部门在年底联合召开了“利用12312举报投诉热线深入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新闻会，规范互联网的运营秩序，提高公民版权法律意识，动员广大群众利用“12312”热线及其他方式举报网络侵权盗版行为。三是举办培训班宣传版权法律知识。今年共有新闻单位的2000多人接受了著作权知识培训；组织音像制品经营单位、计算机软件制品经营单位负责人学习版权法律知识和《反盗版百日行动公告》，累计有1.3万余人参加学习培训。四是利用媒体宣传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局长、*副局长和版权管理处的同志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河南日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河南电视台、大河报、郑州晚报、今日安报、东方今报、文化时报等多家媒体刊发文章或接受采访，向社会宣传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解答人民群众所关注的一些问题。五是利用查办案件的机会，以案释法，有针对性地对侵权当事人进行版权法律知识教育。通过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全面展示了我省版权保护工作的丰硕成果，宣传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版权保护的方针、政策，普及了著作权法律、法规知识，进一步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版权法律意识。
（二）组织开展打击侵权盗版专项行动，集中解决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我省不失时机地在全省先后部署开展了打击盗版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件专项行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和“反盗版百日行动”。通过专项行动，大量盗版和销售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的状况得到了有效治理，利用互联网侵犯著作权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全省音像和计算机软件市场和互联网领域的面貌有了明显改观，版权监管领域不断拓展。根据、国家版权局等八部委和全国整规办《关于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部署，我省在年初和年底先后开展了两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全省重点立案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件22起，依法对侵权单位作出了相应的处罚，关闭了非法网站，没收了涉案服务器，共行政罚款人民币11.5万元。按照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等十部委在全国开展“反盗版百日行动”的工作部署，积极参与了在全省集中治理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件制品经营场所，打击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件制品侵权盗版的专项行动。组织音像、计算机软件制品经营单位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开展自查自纠，并动员其主动上缴盗版音像和计算机软件制品18万余件；各级版权部门与计算机销售（组装）经营单位、计算机商城管理方面的代表签订了责任书。在专项行动中，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8.2万余人次，检查出版物经营单位6.6万多家（次），检查印刷复制企业7000多家（次），取缔非法摊点和游商928个，吊销行政许可证118家，收缴各类盗版音像和计算机软件制品22.5万件，处理行政案件1002起，移送公安机关查处17起，对46人采取了强制措施，经检察机关批捕4人。
（三）加大著作权侵权案件的查处力度，维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20*年，我省注重实现版权管理工作的重心转移，将主要精力放在行政执法上来，结合开展专项行动，把打击各种损害公共利益的侵权盗版活动作为版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加大了案件查处工作的力度。今年全省共查处各类侵权盗版案件1143起，取缔非法经营单位（摊点）1139家，查处盗版窝点24家，收缴侵权盗版制品53.4万册（张），有25起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省局直接受理侵权盗版案件35起，目前已结案29起，行政罚款18万元，其余6起正在办理之中。
（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牢牢掌握版权保护工作的主动权。为了进一步加强版权行政保护工作，促进版权相关产业的发展，省局对我省近几年来版权保护工作状况进行了总结，对我省目前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娱乐、工艺美术、广告会展、建筑设计、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等版权产业和版权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掌握了全省版权保护工作的现状，摸清了全省核心版权产业和版权相关产业的基本状况，构建出加快全省版权产业发展具有的基础性框架，初步形成了加强版权行政保护工作和版权兴业，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关于我省版权保护工作的基本情况和版权相关产业发展状况的报告》。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吴基传副主任、省人大教科文委员会、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法制委员会、省委政策研究室，国家版权局分别听取了我省版权保护情况及版权产业发展状况的汇报，对我省版权保护和促进版权相关产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五）继续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在完成省级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各省辖市对市级政府软件正版化工作进行了检查，督促全省18个省辖市基本完成了政府软件正版化工作任务。与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政府办公软件使用和管理的通知》，对各级政府办公软件的采购、使用和管理进行了规范，从制度上杜绝了政府机关使用盗版办公软件的问题。按照国家版权局等九部委《关于印发<关于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拟定了我省《关于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实施方案》，并为即将全面开展的推进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做了一些前期准备。
（六）做好作品著作权登记和版权贸易工作。积极开展了作品著作权免费登记工作，为著作权人提供良好的服务。全年各类作品登记共计149件。其中文字作品60件、音乐作品25件、美术作品17件、设计作品13件、图形作品22件，舞蹈、电影、电视录像、工程、戏曲、摄影和其它作品12件。作品登记数量与去年同比增长95％。从全年作品著作权登记情况看，随着著作权法的宣传普及，著作权人自我保护意识在不断加强，作品著作权登记范围在不断扩大，作品著作权登记在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利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还认真抓了引进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和版权贸易工作。截止11月，共审核登记出版社从海外引进版权贸易合同41件。在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省各出版社共达成版权贸易（合同及意向合同）129种，其中输出57种，引进72种。今年10月，我省首次组团参加第58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海燕出版社、大象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共达成版权贸易项目265种。输出版权项目分别为伊朗和台湾地区；引进版权项目分别为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
总的来说，经过省市两级版权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目前我省的版权工作已基本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版权工作在全省工作大局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历史性的提升，地位越来越突出，成效越来越显著。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版权管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全社会版权法律意识普遍淡薄，人们对维权与侵权的认识不足，版权普法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些地区和领域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侵权盗版问题，侵犯著作权的案件时有发生；省辖市版权管理机构不健全，相当一部分省辖市至今未加挂版权管理机关的牌子；基层版权执法人员少，执法力量薄弱，办案经费不足，执法水平不高，影响了版权管理和侵权案件的查处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开展不够，与相关管理部门、司法机关、版权相关产业单位联系少，开展活动少，版权管理存在一些局限性。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深刻认识做好版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将知识产权保护上升到全国全省发展基本战略的高度推进。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增强国家经济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总理指出：“我们一定要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像钢铁一样硬，而不是像豆腐一样软”。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在省委八届二次全会上也明确提出：“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精神动力。”“要把文化强省建设作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强软实力和提高竞争力、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中央和省委领导同志的讲话批示，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反盗版百日行动”的开展，打击侵权盗版连续三年被列为全国、全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点工作，版权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强。这些情况也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版权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准确定位，切实认清版权保护工作面临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做好版权保护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者的权益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侵权盗版行为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毒瘤，不仅直接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挫伤守法经营、自主创新者的积极性，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侵权盗版问题不解决，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势必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好版权保护工作，是鼓励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河南的重要基础。保护创新是版权制度最基本的内涵，在创新能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变得更加重要的今天，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行为，让不法分子代价惨重，着力保护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才能卓有实效地为建设创新型河南大局服务。做好版权保护工作，也是促进版权相关产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优化投资环境、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客观要求。
做好版权保护工作，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既是提高国民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和谐社会建立和中原崛起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决不能把版权保护工作看成是一般性的工作，甚至认为无关紧要。只有切实提高对版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我们才能奋发有为地做好版权工作。
三、全面落实20*年版权保护工作的各项任务
20*年版权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届六中全会精神，围绕全党全国和全省工作的大局，转变管理职能，加大监管力度和对侵权盗版活动的打击力度，加强普法宣传，增进服务意识，提高版权的创造、管理、保护与运用能力，为建设创新型河南、构建和谐中原做出积极贡献。
（一）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社会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要进一步加大著作权法的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改进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加大对大案要案的宣传力度，切实起到对侵权盗版分子震慑的作用；充分利用“4·23世界图书和版权日”与“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等，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针对特定行业、特定人群开展宣传活动。重点开展针对地市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和执法人员的培训工作。继续加强对社会普通公众的宣传教育，在大学生中开展版权保护系列活动，继续推动中小学版权普及教育。有针对性地举办培训班，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从事版权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等，进行版权专业知识培训。
（二）加强行政执法和社会监管，保持对侵权盗版行为的高压态势。要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的监管，把网络侵权和软件盗版作为执法重点，坚持日常监管和专项治理相结合，完善行政执法中的举报、协查、通报、统计和备案等制度，积极探索行政执法和社会监管的长效机制。积极参与“反盗版天天行动”，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行为。加强与司法部门的衔接与配合，对于涉嫌犯罪的侵权盗版行为要按照有关规定坚决移送司法部门。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执法手段和监管机制，提高打击侵权盗版行为的有效性。
（三）完善“版权兴业”服务职能，促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繁荣，推动产业发展。以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将我省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产业大省转化，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的战略决策为指导，对我省版权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开展全面调研，提出促进版权相关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建议。进一步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在巩固政府部门软件正版化工作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做好推进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推荐表彰一批率先使用正版软件的企业，实现企业软件正版化的阶段性目标，为民族软件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继续加强对软件市场的监管，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培育版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典型；积极推进版权保护示范单位的评定工作，增加企业自主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健全和完善作品登记制度；要加快版权贸易步伐，把版权贸易工作作为繁荣与发展新闻出版业的战略目标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抓出成效。
新闻年度总结篇2
我庆幸我自己所选的新闻专业，也庆幸自己选择了新闻职业。我为这一职业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当我把记史与救世当作自己工作毕生的信条时，我深切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与压力。而就是这种责任，这种压力，迫使我整天走街串巷，用相机，去发现善与美，用笔，去记录丑与恶。
大学时，新闻是一种兴趣，入职后，新闻是一种理想。在巴中这块红色土地上，在巴中日报社这个积淀着深厚新闻历史氛围的单位，我的理想，就是把晚上的一声叹息变成白天的一句豪言，让遗憾越来越少。我的理想，就是下了夜班，穿过悄无人迹的街巷看到家里那盏灯的光亮。
我的理想，就是奔走在这个城市，步履维艰，却目光如炬，倾听使命敲打灵魂与啤酒瓶碰撞的交响。我的理想，就是让对手和读者赞叹，也忍受因戴着镣铐跳舞引来的责难甚至嘲笑。
我的理想，就是享受春花为游人嚣张地绽放，也享受秋雨无声地落下。我的理想，就是耳边总萦绕着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喃喃自语：应该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而不要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
我的理想，就是当沸腾的岁月喧闹地过去，当庸常的日子寂寞地来临，我能够坦然微笑。我的理想，就是在尘土飞扬的大地上踏实行走，又怀揣穿越七层梦境的念想。我的理想，就是此生即便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也绝不在此岸终老！
这一年，我学到了比大学四年还多的东西，拥有了比大学四年还多的感受。也终于明白，很多时候，理想，也仅仅只能因其是理想而存活。记史与救世，更多的，我们只能是记史，我们当不了救世主。每每遇到有弱势的人向我发出哀婉的求救声时，我只能撇下同情的目光，在良心的拷问和煎熬下走开。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记者，我无法做到全面地普及公民社会常识，我也无法也手中的笔和相机对公权的滥用保持怀疑和警惕。某种力量只能让我看见北川中学废墟上建起新楼满挂的标语口号，而不能让我听到那些年轻亡灵的呼叫。
入职的一年，是成长的一年。我变得成熟，变得富有责任。我不再有大学里一首《光辉岁月》吼个通宵的放荡，而更多的，工作之余，我知道要回家陪陪爸妈；我不再做大学里的“月光族”，月底发了工资后，我知道为父母添双新鞋，为侄儿买一个新书包。我开始明白，这，才是真正的成长。
在单位，我是快乐的，我寻到了一种久违的感觉。在这里，我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新人而感到陌生与不适。单位有一种家的感觉，单位的领导，如同家长，关怀备至；单位的同事，如同兄弟姐妹，亲密无间。与他们一起工作，一种生活，其乐无穷。
9月，我被安排到平昌记者站。在这里，我经受了十分艰难的锻炼。所谓锻炼，并不是条件太差，或者是工作不好开展。而是，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而在这里，一个的生活，一个人的工作，让我忍受不了。不过，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我已经习惯于每天早上，一个人背着相机，双手插在大衣里，出去采访，走过县委大院的门口，太阳刚好射过头顶。我已经习惯于晚上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把电脑放在腿上写稿子。我已经习惯了买点花生瓜子放在屋里，一个人静静地看电视，嗑瓜子。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静静地看书，读诗，为仓央嘉措的一句“见与不见”一个人泪湿衣衫。我想，这，或许也是成长。
入职以来，我开始明白很多。一个决定，一次疏忽，就是命运的一种转折。工作的逆境与顺境，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样，好好读书，好好锻炼本领，以后就能好好地工作。一个趔趄，或许就可以滑入深渊；一次失足，就可能万劫不复。昨夜的一个梦没做好，就换来了今天的意兴阑珊。
每每念及这些事时，我都告诉自己，也仅仅只是昨夜的梦没有做好而已。
只是对大学的老师，我怀有深深地愧疚。曾经，他们对我饱含殷切的期望，而今，我是辜负他们了！
然而，我并不颓废，我依然还是会坚定地朝前走！人生的境遇虽变化无常，但人骨子里的意志是不变的。
新闻年度总结篇3
适时适度的评比，能够褒奖先进、鞭策后进、促进工作，而一旦评比泛滥，沦为牟利工具、形式主义、，便走向了总结工作的反面。最近，全国各级党委、人大、政协和法院、检察院等系统对评比达标表彰活动项目进行了集中清理，涉及项目共有75589个，撤销了其中73726个，撤销率达97.54%。据测算，单这一项，每年便可节约资金20多亿元。评比泛滥造成的浪费，可见一斑。
除直接经济损耗之外，评比泛滥对社会风气的污染不容小觑。一些单位为了投上级所好，不切实际乱定指标，落实多少却漠不关心。一些单位对于上报的数字水分不加核实，而是照单全收。还有一些单位借评比表彰之机乱发财物，甚至向基层、企业和干部群众变相摊派评奖费用。评比泛滥，也给了一些投机取巧者可乘之机，个别人把年终考评当作评功摆好的机会，挖空心思争名次、拿奖励。组织者和参与者“各取所需”，岂不知却助长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铺张浪费甚至是吃拿卡要的歪风邪气，给基层添了多少负担、惹来多少民怨!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机关工作好不好，最终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企业经营怎么样，最终要看市场认可不认可。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考察、行业协会对企业的管理，应该看群众反应、市场表现。年终检查评比泛滥，背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既贻误了工作，又失去了民心，暴露出一些地方和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用错了“尺子”、花错了精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机遇和挑战并存。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行业协会，都应该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办实事上，把精力用在解决问题、谋划发展上。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搞无谓的检查评比，必然影响日常工作，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
新闻年度总结篇4
1997年3月,时任大众日报经济新闻部记者的张天卫,与同事合作,行程1000余公里,奔波于5个市地,深入农村和乡镇,与百姓吃住在一起,采写了系列通讯《访贫札记》,刊发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有力地配合了全省扶贫工作的开展。该通讯荣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并被收入国内多个新闻作品集。
1997年6月,张天卫任大众日报驻莱芜记者站站长,成为大众日报历史上最年轻的记者站站长。当时,面对孩子小需要照顾、爱人又长期上夜班的家庭实际困难,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记者站工作上。驻莱芜期间,采写了大量鲜活的新闻,树立了大众报人的良好形象。
翻开张天卫的简历,会发现在他18年新闻从业经历当中,有11年的时间一直在上夜班,先后做过大众日报所有新闻版面的编辑工作。特别是在大众日报总编室常务副主任岗位上,按照集团党委“新闻强报,特色立报”的要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大众日报连续两年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做出了贡献。值班期间,除做好大量事务性的工作外,他自觉发挥部门业务带头人的作用,坚持值班和正常编辑新闻稿件。其间编发的摄影作品《警民接力大营救》荣获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组织策划的2005年9月4日大众日报一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荣获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编发的消息《兖州:2亿吨大煤田不挖了》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在总编室工作期间,他还参与实施了大众日报的改版工作。在领导人活动和会议报道创新、重大典型报道创新、工作报道创新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探索,为大众日报迈入全国省级党报先进行列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成绩突出,2002年到2005年,张天卫连续四年被评为大众报业集团十佳业务主管,连续四年在年度综合考核中成绩优秀。
2006年11月,张天卫调大众日报社淄博分社工作。先后担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鲁中晨报总编辑,鲁中传媒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按照集团党委关于建设“鲁中发展高地”的要求,团结带领鲁中晨报全体员工以“区域主流品牌媒体”为奋斗目标,开拓创新。通过调整报纸报道方向,不断改进版式设计,加强新闻策划,举办多种活动,建立激励机制,激发内部活力,提升了报纸的舆论影响力和市场控制力。
在担任鲁中晨报总编辑两年多的时间内,张天卫指挥了报社几乎所有重大战役性报道,策划组织了数十次围绕突发社会焦点新闻的重点报道。成功策划组织了党的十七大宣传报道以及北京奥运会、四川汶川抗震救灾、神舟七号飞天、嫦娥奔月、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
张天卫是报社常规报道的核心组织者之一。在报道的组织实施过程中,他总能超前谋划,以敏锐的新闻判断力和对形势的准确把握,主持设计报社阶段性的常规报道方向和选题。在采访组织中,他发挥自己多年来在一线新闻采访中积累的经验,以及极强的组织能力,对每一个重大战役性采访做出充分、缜密的准备。遇到突发性重大新闻事件,他果断决策,及时调整部署,使报纸的采访内容、版面安排都因事而动,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张天卫是报社采编管理制度的主要设计者。在他的主持下,制定出台了《总编办公会议制度》、《采编人员考评大纲》等多项规范性文件,为充分调动采编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新闻年度总结篇5
261种图书入选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2013年12月26日，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新闻会暨总结座谈会在京召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出席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推进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把提高质量作为重要举措推进我国出版业繁荣发展。
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3年12月30日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
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揭晓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年1月2日讯，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正式揭晓，奖励数额总计236个，分别有70名个人、50家单位、116种出版物获奖。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于1月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系列讲话精神，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创新，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扎实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1月3日至4日，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这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建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总结2013年工作情况，部署2014年工作任务。
2014中国学术出版年会举行
1月7日，以“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学术出版与营销”为主题的2014中国学术出版年会在京举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出席并强调，要把学术出版的质量问题作为中心问题进行谋划，形成学术出版的出版体系、学术规范和文化氛围，使出版强国建立在高质量的学术出版物这一根基之上。
2014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
1月9日至11日，2014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本届订货会吸引8.5万人次前来参观；根据与出版单位签署的协议，预计延续到2月后采购码洋将达6亿元人民币。
新版《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
《中国新闻出版报》1月10日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签署第1号总局令，《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自2014年2月1日起施行。原新闻出版署于2001年1月6日的《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开展新闻出版“五个专项治理”
为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工作，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新闻出版领域突出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决定，2014年1月至3月开展新闻出版“五个专项治理”整改工作。“五个专项治理”整改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打击新闻敲诈专项行动，打击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专项行动，深化整治少儿出版物市场专项工作，治理中小学教辅材料专项工作，规范报刊发行秩序专项工作。
出版传媒集团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举行
1月9日至10日，出版传媒集团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在京举行。这次会议以关于改革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围绕深化改革谈体会、谈认识、谈打算、谈举措、谈意见、谈建议。
内容投送平台发展应由“量”向“质”转变
1月10日，2014中国数字传媒和阅读产业创新大会在京举行，大会以“悦读中国梦”为主题，共商数字传媒产业发展大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孙寿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内容投送平台的发展应该将更多精力和投入放在高效传播优质精品内容上来，放在提高阅读质量和丰富阅读体验上来。
期刊要为提升中华民族软实力作贡献
1月11日，以“推进期刊改革，深化期刊经营”为主题的第八届期刊创新年会在京举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当前提升期刊软实力的重要领域，提出四点要求。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1月15日，第二十七次全国“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组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蒋建国对各级新闻出版广电、版权行政管理部门的“扫黄打非”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体认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专题学习会举办
1月18日，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指导下，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在京举办以“体认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为主题的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
2014年中央在京新闻单位新闻采编人员岗位考试开考
1月18日，2014年中央在京新闻单位新闻采编人员岗位考试举行。今年是全国统一换发新版新闻记者证之前，首次开展对全国新闻单位的采编人员考核。
总局传达学习关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要讲话
1月20日下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召开党组会议暨2014年第一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传达学习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2013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揭晓
1月27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组织13家中央媒体和门户网站开展的2013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在京揭晓。此次推荐活动得到了广大读者和网民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
台北国际书展“聚焦亚洲”
2014台北国际书展于2月5日在我国台北市开幕。本届书展“聚焦亚洲”，首度将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列为主题国，带领读者领略其文化底蕴及出版精华。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方面部署教育实践活动总结收尾工作
2月10日，总局新闻出版方面召开会议，部署直属单位教育实践活动总结收尾工作。会议要求，总局各直属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刘云山同志在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大会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按照总局党组提出的规定动作要求一项不少、一步不落，切实抓好整改落实，并于2014年2月底前完成总结收尾工作。
“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评选揭晓
2月10日晚，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电视公益活动“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十位在过去一年曾感奋人心、传递温暖的“最美中国人”与一个“感动中国”2013年度致敬群体站上颁奖台，领受来自人们内心深处的赞美与敬意。
2014年第一批重点影视作品预警名单公布
国家版权局近日在官网公布了2014年度第一批重点影视作品预警名单。国家版权局要求相关网站应对名单内的作品采取包括“直接提供内容网站未经许可不得上传预警名单内的作品”等在内的一系列保护措施。
中国将任2015年美国书展主宾国
2月12日，中美双方在京签署《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2015年美国书展全球市场论坛活动协议》，标志着中国将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于2015年5月27日至30日在纽约举办的美国书展。
317个项目获201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新闻出版报》2月13日讯，经过公示，根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经报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201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将对《邓小平晚年思想研究》等317个项目进行资助。
2014年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召开
2月16日，2014年全国报刊管理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出席会议。他要求报刊行政管理部门要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切实肩负起加强舆论引导、优化市场秩序、提升服务能力、推动科学发展等职责。
《学习重要讲话》（增订本）出版
《中国新闻出版报》2月18日讯，为配合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由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所著的《学习重要讲话》（增订本）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作者最近发表的相关文章，以更好地满足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需要。
我国两本图书获封“世界最美”
《中国新闻出版报》2月19日讯，2014“世界最美的书”评选近日在德国莱比锡揭晓，《刘晓东在和田&新疆新观察》和《2010—2012中国最美的书》分别荣获铜奖和荣誉奖，这也是我国图书参评该奖以来第一次获得双奖。
新闻年度总结篇6
新闻教育热为新闻媒体培养了大量人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伴随着是来自业界和学界不绝于耳的批评之声，矛头直指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教学在教学体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新闻教学内容与新闻媒体实践严重脱节。对此，无论是新闻业界还是学界都不断有人撰文讨论，直陈弊害。但这些讨论几乎都是“定性研究”，因此，对高校新闻教学与媒体接轨状况的实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本研究旨在开掘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将细致地呈现新闻院系的学生、教师以及媒体从业人员（主要是记者和编辑）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认识。《辞海》对教学的定义是：“教学指学校工作中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共同组成的活动。”①因此，教学应该是一种师生平等的共同活动。而以前有关新闻教育的讨论多是新闻院系的教师或媒体从业人员操控话语权。这里隐含的意思是说，我们将重点讨论作为新闻教学活动主体的学生对新闻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认识。第二，现行新闻教育与媒体是否脱节？新闻教育是否应该与媒体接轨，怎样接轨？我们将通过实证调查来比较学生、教师和媒体从业人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异同，为以后的新闻教育改革提供一些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作为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新闻院系师生及媒体从业人员关于高校新闻教学与媒体接轨状况的实证数据，再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共包括7个部分：“总体状况”、“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实践”、“与媒体的联系”以及“个人基本信息”。
（二）样本选取。采用配额抽样法。学生样本来自于四川、重庆、湖南、湖北、陕西、北京、上海和广东12所高校的新闻院系，主要由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通过在全国各地的同学这一人际传播网络来发放问卷；媒体从业人员的样本则来自于四川、重庆、湖南、江西和广东各省市的省级和地市级媒体；教师样本来自四川、重庆、湖南、湖北、陕西、北京和广东部分高校。抽样时，主要考虑了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决定抽取400人来进行调查。其次，按教师、学生和媒体从业人员身份进行配额，教师和媒体从业人员各50人，学生300人。第三，考虑到大一学生对专业认知尚不全面，研究生数量总体较少，所以我们对学生按年级进行配额，样本中有大一及研究生各50人，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共200人。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6份（其中学生277份，教师40份，媒体从业人员49份），有效问卷率为91.5%。
（三）变量设置。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有“职业身份”、“满意程度”、“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实习实践”、“专业背景”等，依靠这些变量的关系，可以勾画出当前新闻教育的真实状况。
三、数据分析及讨论
1.对当前大学新闻教育的满意程度
对新闻教育的满意程度，我们对被调查者进行了提问。请他们为当前的大学新闻教育打分，满分为10分。分值对应的满意程度分别为：非常满意8-10分，较为满意6-8分，满意4-6分，不满意2-4分，非常不满意0-2分。由此可以计算出一个指标——相对满意程度分值。相对满意程度分=（学生满意程度平均分+教师满意程度平均分+媒体从业人员满意程度平均分）÷3，由相对满意程度分值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对当前大学新闻教育满意程度的较为客观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对当前大学新闻教育的相对满意程度分为6.05。其中学生的满意程度平均分值为6.41,教师为6.1,媒体从业人员为5.63。对于学生的满意度，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来自不同院校的学生的差异。我们把277位学生样本按院校级别进行统计，结果发现，来自一类本科院校的学生为125人，所占比例为45.1%，二类本科院校的学生为152人，所占比例为54.9%，这说明对样本在不同院系这个变量上进一步分析是有意义的。统计结果表明：一本院校的学生对学校新闻教育的满意程度普遍高于二本院校，平均分值分别为6.54和6.28,但两者的区分度并不大。对于媒体从业人员，此次调查还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您认为现在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能满足媒体的需求吗？回答能够的占27.6%,回答不能的占72.4%。由此看来，当前大学的新闻教育与媒体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意味着，从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有一大半部分达不到新闻媒体的要求。难怪有人形容现在新闻教学与新闻媒体是“各行其是，互不相干”。高校按自己的模式培养学生，新闻媒体则以自己的需求招聘员工。
在对当前的大学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是否脱节这个问题上，无论老师、学生还是媒体从业人员，有2/3以上的人给以肯定的回答，认为当前新闻教育的改革方向是学校教育应与媒体的需求接轨。学生、教师和媒体从业人员均有一个共同的要求：高校与媒体应多交流和沟通。在调查中问到“新闻专业毕业生在新闻工作中的主要缺陷”时，86.6%的人认为新闻专业毕业生一是缺少采、写、编、评的实践经验，不能及时上手，缺乏独立采访的能力。二是社会环境适应能力差，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对于前者，我们认为，这与现在的高校与新闻媒体单位沟通较少，学生到媒体实习的机会不多，实习的时间不足，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有关。统计结果显示，有51.7%的学生不清楚新闻媒体里的具体工作要求；有16.4%的学生完全不知道他现在所学能否达到新闻媒体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从职业要求的角度看，部分学生自身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当然，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应该对这种情况负有相应责任。而后者，则应由学校、学生和家长共同努力加以改变，以适应新闻媒体的职业需要。在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中，当问及新闻专业毕业生应该怎样去弥补缺陷时，有80.6%的人认为学生应利用一切机会，尽量多参加新闻媒体的实习和实践。他们建议，新闻专业的学生，不应把目光局限于书本的固定模式上，既要有创新精神，又要打好基本功，以防止眼高手低。
2.新闻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认为，我国的新闻教育一直在两极间摆动，一极是实践的需求，一极是理论的诉求。一般意义上讲，新闻教育及新闻研究一直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追求两极之间的平衡。②实际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此次调查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些问题：针对学生的问题是“如果让您自己选择专业课程，你会选择哪种类型？”选择项分别是实践型、理论型、理论+实践的综合型；针对教师的问题是“您认为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是怎样的？”选项分别是注重实践、注重理论、两者并重；针对媒体从业人员的问题是“您认为现在新闻媒体最需要的是哪种类型的人才？”选项分别是理论型、实践型、理论+实践的综合型。统计结果表明无论学生、教师还是媒体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倾向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具体统计数据见下表。这也印证了“两极平衡”的判断是准确客观的。同时应当看到，在新闻业界和教育界，偏重实践的主张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3.新闻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
据样本统计结果显示，新闻专业当前所开设的课程，纯理论课为61.5%，实践操作课为9.7%，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为28.8%。
这表明前面所提到的我国新闻教育界一贯主张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两极平衡”理论在具体的操作实施中并未真正完全得到体现。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较为复杂：
首先是历史原因。美国学者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书中介绍，将新闻学开拓成为一个合法的大学学科的“老爸”布莱尔，20世纪初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对新闻教育作了这样的设计：在4年期的大学课程中，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只占1/4，其余3/4的课程都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课程。布莱尔这种加强专业基础教育的课程结构观较为合理，最终成为美国大部分新闻学院所接受的“鉴定标准”。③新闻学传入我国以后，布莱尔这种课程结构观也同样被国内新闻学院所接受，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重人文科学而轻社会科学的倾向。建国后，很多学校的新闻专业往往设在中文系，尔后独立为新闻传播院系。因此，出于历史惯性，文学类的课程占有相当的比例。此次调查表明，在人文社科类的基础课中，开设了文学专业课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78.8%，开设了心理学专业课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32.7%，开设了社会学专业课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34%，开设了哲学类课程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47.3%，开设了法律和经济学课程的学校占样本总数的23.5%。由此可见，文学类课程偏多，而媒体急需的社会、法律、经济学等偏重于实践的基础课程设置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为了培养创新人才，1998年以后，本科专业的学时总数不断压缩。在学时压缩的情况下，学校公共课如马列原理、外语等不能减，最后只能削减某些专业课的课时或者砍掉某些人文社科基础课。在课时减少的情况下，教师为了完成教学计划，一些理论+实践的课程就变成了以讲授理论为主的课程，这就造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在实际操作中大打折扣。
就新闻专业课的教学方式而言。我们发现“教师讲、学生记”的“讲授法”依然是大学新闻教育的主流，“案例教学法”和“讨论法”开始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样本统计结果显示，在新闻专业课的教学活动中，“讲授法”占样本总数的46.9%，“讨论法”占27.8%，“案例法”占14.1%，其他教学方式占11.2%。
然而，当问及学生希望老师采用怎样的授课方式时，有58.2%的学生“希望在课堂上能与老师共同讨论，老师给我们指导”，有32.4%的学生“希望老师多分析案例”，只有2.2%的学生接受“老师讲课，我们记笔记”，其他类型占7.2%。由此可见，新闻教育的教学方式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四、结论与思考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当前的大学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脱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论教师、学生还是媒体从业人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当前新闻教育的改革方向是学校教育应与媒体的需求接轨。造成大学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脱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象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学新闻院系在教育观念、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手段上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新闻媒体把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不适合其需求的责任完全推给高校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媒体自身也担负有培养人才的重任，就象医院必须要给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提供一个成长的平台一样。所以，接轨不是学校单方面的一相情愿，媒体也应承担培养合格新闻人才相应的责任。
众所周知，传媒产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的新闻实践走在了新闻理论的前面，因此高校新闻院系所培养的学生暂时不能适合媒体需要也是正常的。要改善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求大学新闻院系应立足传媒发展现实，更新教育观念，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手段上进行改革，以适应传媒产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应主动与高校进行交流和沟通，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业务交流方面开展广泛合作，真正达到新闻教育与媒体接轨，实现二者共赢。
注释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657页
李彬：《新闻教育：重思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关系》，《视听界》2007年第4期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4页。
新闻年度总结篇7
栖霞广播电视台2010年新闻宣传工作总结
2010年栖霞广播电视台编辑部按照市区要求和部署，结合工作实际，始终坚持新闻宣传工作“三贴近”和宣传工作服务服从于全区工作大局，以创建服务性机关为工作目标，切实转变新闻工作作风，改善新闻宣传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提升部门形象，确保了整体工作时间的目标和任务的实现，为即将开始的2010年目标任务的开进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一、全力以赴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质量
我们紧紧围绕全区的中心工作开展了有计划、有重点、有深度的宣传报道工作，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及时报道重点工作。据统计，我台严格按照省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标准和要求，共编播电视新闻节目即《栖霞新闻》142档，完成自采电视新闻稿件1600余条；广播新闻146档，自采新闻稿件1800余条。
（1）、围绕全区中心工作，除做好常规性宣传报道外，认真策划，打有准备之仗，力求创新。区两台围绕我区中心工作和重大主题活动，组织编辑记者积极主动参与，深入采访，策划制作了《聚焦区“两会”》、《走进盛夏》、《备战06‘金洽会》、《魅力栖霞》、《社区盛开和谐花》等多组系列报道。既体现了区域内媒体宣传舆论导向作用，又充分展示我区大开发、大建设中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取得的丰硕成果，从而激发我区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精神，节目播出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报道体现了关心百姓、贴近百姓的报道方针和平民视角。
（2）、精心组织并策划常规性的经济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视角、大容量的反映经济开放、项目落实等情况。鼓舞全区人民建设经济强区、提前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士气和信心
（3）、结合重大节日等纪念活动，开辟专栏节目，烘托气氛，营造宣传环境。如春节、三.八、五.一、五.四、七.一等组织宣传报道策划了《送温暖、献爱心》、《巾帼风采》、《身边的模范》、《飘扬的旗帜》等连续和系列报道。
二、开通fm106.6南京电台热力调频《栖霞新闻》广播节目 宣传阵地进一部扩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磨合，我台于7月24日终于开通南京电台fm106.6热力调频《栖霞新闻》广播节目。新闻每周7档广播新闻节目，每档保持在8条，以求新闻的信息量。其中周一——周五新闻周六、日为一周新闻回顾。不少听众反馈，对于新闻宣传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较好的实现了“让栖霞新闻传得更广、传得更远”的外宣目标。
三、强化定位，扩大视角，推出栏目
（1）、法制类电视栏目《法院在线》开播成功。酝酿已久的由区人民法院、区文化局联合推出的法制类电视栏目于7月28日正式开播。这是一个集新闻性、纪实性、指导性和可视性于一体的电视栏目《法院在线》。为此，7月24日合作双方举行了简短而热烈的开播仪式。区委宣传部、区人民法院、区文化局等部门领导出席了仪式。
在开播仪式上，双方领导签署了联办节目协议。区委宣传部、区人民法院、区文化局等部门领导分别讲话，对栏目的开播表示祝贺，并对节目的制作、运作提出了要求。栏目将建立了严格的审片制度。栏目合作双方每半年召开一次研讨会和总结会，从节目的构思选题、拍摄的方法技巧、制作的艺术品位等方面总结经验，以提高节目质量。该栏目致力于报道法院动态、普及法制教育、弘扬社会正气、促进和谐发展。在筹备期间，区人民法院、区文广局等单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台整合精干力量专门成立了栏目组。
《法院在线》栏目设置“特别报道”、“直击庭审”、“法官风采”、“法在您身边”等子版块。该栏目每月播出2档，每期节目时长为8-10分钟，在本台黄金时段播出。全年播出11期《法院在线》栏目。由于时效性强、视角独特、贴近生活，倍受全区群众的欢迎。
（2）、再推并创新《走进直播室》节目形式
根据区机关工委和区行风评议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本台从8月底再次推出今年的《走进直播室》节目，为此我们改革和创新了节目样式，围绕百姓关注的热点、焦点话题，以访谈过程为主体，适时插入相关画面，发挥电视优势。从节目的序、开头、主体、细节、结尾、解说，等一系列环节中都作了精心的策划安排。已有6个职能部门的一把手领导走进直播室接受采访。节目始终贯穿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取信人民”的节目宗旨和机关作风、办事效率等理念。展示机关作风建设成果和今后努力的方向。明确采访内容和话题，提前做好与采访对象的交流，现场画面拍摄等组织、调度工作。
（3）、充分发挥和利用好电视资源平台，与区教育局联办专栏节目——《栖霞教育》。全年播出将近27档，受到全区教育系统广大教职员工的关注和好评。
四、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不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我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一是实行绩效挂钩，推行目标责任管理，层层签订了责任状；二是每月一次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以会代训，评点新闻节目得失，指导记者工作，研究安排下步工作；三是走出去请进来，安排人员外出培训，考虑到不少记者没有经过正规的学习和培训，专业水平相对不是很高。我们采取了多种方法，以求提高专业水平，请市局专家上门指导，观摩兄弟单位新闻节目。上半年，分别派出新闻从业人员分别参加中国传媒大学远程教育、省市广播电视部门等举办的业务培训共10人次，进一步强化了业务技能建设。
广播电视台2010年新闻宣传工作总结的相关参考：
【返回栏目列表】
与此同时，实施精品战略，认真梳理、打磨2010年度广播电视好新闻节目。经过近第三季度的储备和努力，目前我台已梳理列出了10多件好节目备件。
五、科学定位并合理设置栏目，不断提高节目的可视性、可听性。
今年初，特别是3月份以来，我们按照局里要求和群众的需要，科学、合理的设置电视节目栏目内容。根据区域内受众的要求，结合实际，对我台原有的插入jstv公共频道的各类节目作了较大的改版、调整，增加了新闻和专题的播放次数，并作整体打包,使之浑然一体,为此,新增设了娱乐频道——《电影天天看》，并进行整体节目宣传包装，丰富了荧屏内容，彻底改变了原有节目“零碎”播出的状况，使节目的可视性、艺术性得到了增强，节目质量得到了提升。
今年初，特别是3月份以来，我们按照局里要求和群众的需要，科学、合理的设置电视节目栏目内容。根据区域内受众的要求，结合实际，对我台原有的插入jstv公共频道的各类节目作了较大的改版、调整，增加了新闻和专题的播放次数，并作整体打包,使之浑然一体,为此,新增设了娱乐频道——《电影天天看》，并进行整体节目宣传包装，丰富了荧屏内容，彻底改变了原有节目“零碎”播出的状况，使节目的可视性、艺术性得到了增强，节目质量得到了提升。
在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今年我们的新闻宣传出现了四个方面的可喜变化：
一是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二是时政新闻向新闻服务功能转变；三是报道角度由常规思维向逆向思维转变；四是电视报道手段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受到本区观众的好评。
新闻年度总结篇8
【关键词】甘肃新闻；两会；内容；全媒体
作为省级媒体的新闻栏目，《甘肃新闻》的任务是及时、准确、全面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甘肃新闻》播出时间在18：30―19：00，时长通常为25分钟左右，内容以会议报道为重点，加入省内各地州市的新闻和民生新闻，部分卫视新闻还加入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新闻内容呈现出多样化，新闻内容地域特点明显。2015年“两会”期间，甘肃广电总台提早着手，对代表委员在全国“两会”履行职责参政议政情况做了充分报道，不论是北京演播室的首次采用，还是大数据分析与梳理“两会”信息，还是三维虚拟技术的实现，都是本次新闻报道的特点体现。
总体来说，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甘肃新闻》栏目共播出“两会”新闻81条，总长度近200分钟；《午间20分》播出“两会”新闻54条，总长度116分钟；《新闻晚高峰》77条，总长度151分钟；新闻访谈节目《今日聚焦》、《新闻透视》13期，总长度156分钟。“两会”期间，甘肃电视台上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闻26条（其中“两会”报道内容14条），上推央视新闻频道63条（次），上推央视其它频道21条（次）。
一、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甘肃新闻》内容播出情况
（一）整体策划合理，选题明确
《甘肃新闻》立足于甘肃地域特色，准确、迅速地报道发生在甘肃政治、经济、科教、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重要新闻。总体来说，《甘肃新闻》与其他省级卫视新闻联播相似，新闻性、社会性、贴近性兼备，着力推进民生性、服务性。
2015年在全国“两会”报道中，甘肃广电总台电视新闻中心在策划阶段就定准一个基调：即把镜头对准基层代表委员，紧盯“两会”上每一位代表委员的精彩发言和表现，通过记者的敏锐眼光，结合甘肃实际情况和全国大势，实现点对点的互动，以全局性的热点话题，全国性的空间转换，走出甘肃看甘肃，从会里到会外，延伸拓宽报道视野，通过前方和后方相互呼应，使“两会”报道主题鲜明、效果良好。互动式、组合式报道，自选动作新颖有深度、有看点。例如2015年3月15日的《甘肃新闻》，节目中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陈克恭，探讨“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能让受众更好的接受“两会”期间推出的新政策措施。
（二）运用大数据报道，创新形式
《全国“两会”大数据》成为甘肃台本次全国“两会”报道的最大亮点。在报道形式上，电视新闻中心总结以往兰新高铁开通和2015省两会大数据报道的经验和不足，及早策划选题，引入大数据分析，并大幅拓展数据来源，精准分析百姓热点，讲好数字背后的故事，突出节目的新闻性，重点选做百姓关注度高的数据报道，选取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与甘肃发展密切相关的数据内容等话题，利用数据挖掘延伸两会新闻中现时信息的意义，拓展“两会”新闻报道范围，在北京演播室通过三维立体模块等形式直观呈现。新颖的形式、主持人清晰的表达、屏幕上立体的呈现，让向来严肃的全国“两会”报道洋气起来，也更贴近全媒体时代受众对电视新闻报道的期待和要求。《全国“两会”大数据》一经推出，就成为甘肃台报道的一大亮点，引起全国电视同行的密切关注。
（三）媒体融合，电视拥抱客户端
2015年甘肃广电总台首次派出新媒体记者运用新媒体手段对全国“两会”进行报道。利用电视新闻中心的新媒体公众平台，开设《两会Q&a》、《两会你参与》、《小编跑两会》、《两会微镜头》、《两会“好声音”》、《图读两会》和《两会微盘点》等栏目，引入大数据分析、新媒体平台，使会内会外互动进一步加强，实现受众多层次覆盖，荧屏有亮点、有特色，甘肃网络电视台、丝路明珠网、客户端、甘肃电视新闻微信公众平台、官方微博等新媒体实时提供大量两会视频新闻，为广大受众提供了及时、全面、准确、生动的“两会”新闻资讯。让手机用户总能抢先一步，在最短时间内看到最新鲜的“两会”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两会”报道首次实现全媒体平台合力：一方面在电视新闻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官方微博组合式连续独家“两会”新闻，一方面积极及时向总台丝路明珠网站和官方app牛肉面提供图文“两会”消息，根据各发稿平台需求制作新闻，推送节目，线上线下充分互动，增加用户阅读体验，为下一步新媒体运营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两会”期间，省台新媒体图文发稿量超过130条、推送视频55条，对代表委员进行定点推送信息104条，阅读量超过85000次以上。其中，特别策划的《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从a到Z解读两会》、《两会美女记者盘点》、《读懂中国改革必知的21个新词》、《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等话题引起网友广泛关注。
省台这次的报道风格引起了国内同行的普遍关注。在人民日报舆情信息中心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打造的2015全国“两会”全网传播“省卫新闻top10”第三期榜单上，甘肃卫视《甘肃新闻》以6.8442的传播指数升至全国卫视第四。而在第四期榜单上，甘肃卫视《甘肃新闻》以6.8591的指数挺进全国三甲。这也为甘肃在全国地方台卫视节目的报道中，夺得了醒目的关注度。人民网用“全网传播”发力、成效显著等词汇来表述甘肃台的这一成绩，并分析认为这是传统电视媒体积极拥抱网络、新媒体，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重要标志。在全部13天的排行榜中，《甘肃新闻》有7天进入前十名。电视新闻中心记者还多次接受同行采访，并呈现在河南、四川、贵州等多家卫视新闻和新浪图片等新媒体终端。
（四）上推央视，甘肃台工作再创佳绩
2015年，各省抢上央视尤其是抢上《新闻联播》的竞争比以往更为激烈。为此，甘肃台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加入到央视全国“两会”的报道计划中。电视中心的负责人与央视相关部门做好充分沟通，从央视策划一开始，就与央视各个频道、各个栏目主动对接，寻找并抓住每一个能把甘肃元素嵌入央视的机会，针对央视每天策划选题易变的特点，把每一个上会记者都变成上推央视报道的记者，每一位记者都同时担负着本台报道和央视报道的双重任务，使得央视的每一个选题，甘肃台都能拿得出上推内容，同时，每天有3名记者专门盯住央视的用稿机会全力上推。在前后方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上推央视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两会”期间，共上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闻26条（其中“两会”报道内容14条），上推央视新闻频道63条（次），上推央视其它频道21条（次），实现了预定目标任务。
（五）大胆启用新人，注入新的活力
在新闻节目的直播过程中，主持人备受关注，主持人需要优化在直播过程中的细节工作，不仅要把新闻内容传达给观众，还要对现场进行合理控制。作为新闻播音员，要先将新闻内容稿件准备充分，减少播音过程中的失误。电视新闻播音速度和节奏不仅体现了播音员的播音风格，还会影响到新闻内容的收视效果。普遍认为，平均每分钟300字左右的播音语速最容易被受众所接受。同样，太过庄重的语气也是不可取的，越来越口语化的新闻让大家看起来会更有代入感。在全国“两会”期间，《甘肃新闻》栏目组也大胆启用了28岁的年轻主播滕浩亦，新鲜血液的汇入让新闻播报更彰显活力，年轻化的主持人更能追赶潮流，这就在以往新闻报道的基础上有所变化，从播读新闻稿，到口语化的娓娓道来，从最初播音员表情的凝重，到如今播音员的微笑播音，磁性的声音搭配靓丽的外形，拉近了新闻内容与年轻观众之间的距离，让新闻不再是生硬的“坐着播”，而是自然的“坐着说”。
二、全国“两会”期间《甘肃新闻》与《重庆新闻联播》内容的比较研究
2015年，《全国“两会”大数据》中重庆卫视《重庆新闻联播》屡屡登上榜单也成为一大亮点。同处西部的重庆卫视于1998年10月1日开播，2015年5月1日，重庆卫视及重庆广电旗下所有频道更换新台标，台标由“重庆”二字首字母“CQ”巧妙结合，台标形式“鹦鹉”，不少网友戏称重庆卫视为“鹦鹉台”。《重庆新闻联播》的前身是《重庆新闻》，是重庆电视台创办时间最长、节目形式最稳定、收视人群最广泛的电视新闻节目。《重庆新闻联播》是重庆地区最权威的电视新闻总汇，以权威、及时、准确的报道为己任，内容涵盖时政、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等多个方面，是重庆对外消息的重要窗口，重视导向性，突出新闻性，强调接近性，广度与深度并重，端庄、稳健而不乏亲和力。《重庆新闻联播》是日播节目，时长为25分钟，每天18点30分在重庆卫视首播，23点在重庆新闻频道重播。
在全国“两会”期间，《重庆新闻联播》在节目中设置了“两会”特别报道板块，分为会场内外、两会特稿、两会声音三个部分。以2015年3月3日的《重庆新闻联播》为例，两会特稿中主要讲述了渝东南区域生态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内容，而会场内外与两会声音相匹配，会场内外讲述人大代表为提案奔波收集各方信息的内容，两会声音总结提案，新的政策措施。而2015年3月3日的《甘肃新闻》节目中设置了直通全国“两会”的板块，启用北京分会场的报道，首先讲述了凝聚共识，同心同力新作为―在甘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情况，之后是会议议程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甘肃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选举王三运为甘肃代表团团长，最后讲述了甘肃广电总台全国“两会”报道准备工作就绪，启用大数据分析和三维虚拟技术全面报道“两会”。恰好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重庆当地和甘肃省内都举行了爱耳、护耳的活动，新闻中都有所提及。
分析对比不难看出，不论是《重庆新闻联播》还是《甘肃新闻》，都用节目中近乎一半的时间来报道“两会”内容，而新闻内容的选择也多为当地最为关心的话题，采访的人大代表多为基层人大代表，新闻内容也多以会议为主。所不同的是《重庆新闻联播》讲述的是人大代表自己的故事，表格技术的插入分析“两会”内容，派出记者在“两会”期间进行采访报道。而《甘肃新闻》更加注重的是会议的议程安排和会议内容，在这一点上《重庆新闻联播》更加贴近民生，《甘肃新闻》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应当多讲述百姓自己的故事，基层的声音才是中国最强音。但在技术运用方面，《甘肃新闻》在北京设立演播室专门报道“两会”，不仅派出记者，还采用大数据分析，三维虚拟数据分析更能准确的梳理“两会”信息。
2015年的全国“两会”报道，甘肃广电总台电视新闻中心汲取以往全国“两会”报道的成功经验，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重点突破：一是通过大数据报道，为受众图解、数解全国“两会”重要信息，在形式上取得创新突破；二是通过媒体融合，电视内容链接官方微信、微博、公众平台，将电视大屏幕与手机小屏幕的受众群连接在一起，在扩大媒体影响力上全方位出击；三是通过与央视各频道、栏目在策划、报道上对接，不仅把甘肃团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籍全国政协委员的风采推到了央视，更多的是通过对这些代表委员的报道，把甘肃元素传递到所有关注全国“两会”的观众面前。
结语
2015年《甘肃新闻》的全国“两会”报道实现了一次传统媒体从报道形式到全媒体融合发展的深度探索，从报道效果和甘肃电视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影响力看，探索实践成效显著。但是与发达地区省级卫视相比较，《甘肃新闻》的报道在投入资金、装备、技术水平、策划水平、宣传效果等方面还有差距。在今后的报道中，应该认真总结本次报道的经验和不足，把更多甘肃正能量和甘肃好故事推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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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年度总结篇9
[关键词]新闻出版 上市企业 持续发展 政策支持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加强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自2003年起，全国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2005年在总结改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并不断深化。有关部门实施分类指导，将文化单位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企业。
新闻出版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结出了累累硕果。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在此期间图书、音像出版单位大部分完成了转企改制，有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3?000多家国有新华书店、10多万家印刷复制单位完成转制，成功组建了100多家新闻出版企业集团。自此以后非公有资本和外资全面进入印刷、复制、发行和新媒体硬件制作等领域，民营文化工作室也能够有序地参与出版策划服务。以2007年辽宁“出版传媒”上市为标志，出版主营业务的核心环节编辑出版环节成为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这在新闻出版业发展政策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到2010年12月31日，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在境内外上市的达到44家，在今后可预期期限内，一批优秀的新闻出版企业将陆续登陆资本市场[1]。
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正呈现出新的格局。根据新闻出版总署产业司的《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可以看出，在地区结构上已经形成了新闻出版业大省、强省，前十名的广东、北京、浙江、江苏、上海、山东、河北、四川、安徽、福建占行业总产出的76.4%；2010年，仍然是上述10个省市，排序有所变化，依次为广东、北京、浙江、江苏、上海、山东、河北、福建、四川、安徽，占全行业总产出比重增加，为76.7%。
在组织结构上，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已经成为行业的标杆。2010年皖新传媒、中南传媒、中文传媒、天舟文化、当当网等多家新闻出版企业相继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或以“借壳”方式在境内外上市。截至2010年12月31日，新闻出版业44家上市公司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12家，深圳证券交易所11家，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8家，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1家，美国纳斯达克12家。以当日收盘价计算，44家新闻出版业上市公司总市值达到5010.9亿元人民币[2]。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业总资产12737.4亿元（不包括数字出版），由此可看出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对整个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新的发展格局下，政策如何更好地促进新闻出版类上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新闻出版业升级，正成为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一、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 新闻出版单位改制上市是“政策促变”的结果
“政策促变”，是新闻出版单位改革的重要特征。长期以来，我国新闻出版单位定位于“事业单位、事业管理”或“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其现实表现就是，在那些资源占据优势的新闻出版单位，效益相对较好，既有相对于事业单位较高的企业薪酬，又享受比企业单位优越的国家关于事业单位人员的离退休的政策保障；那些效益不那么好的单位，也因为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离退休的保障存在实际差距，而缺乏改革的内生动力。一些人才，在这种体制下难于发挥自身的长处而流失。实际上，这构成了新闻出版单位走向市场、做大做强的阻力。正因为如此，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中央出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落实在新闻出版领域中就集中表现为新闻出版单位“事转企”。新闻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事业管理”或由“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转变成企业，完成“去事业化”的改革，在法律上成为市场主体。这是一场新闻出版单位体制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是政策促进、引导，甚至是政策“高压”的结果。
2003年后国家大力度地颁布了高规格、可操作性强的政策，譬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发《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些政策强力推动新闻出版单位“去事业化”，努力打造新型的市场主体，为新闻出版业发展发挥了正面的政策效应。从实际结果看，到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企业法人数量为13.1万家，比2009年增长15.1%，事业单位法人数量较2009年下降15.4%。企业单位法人总产出
10194亿元，比2009年增长23.2%，占全行业总产出的87.5%。市场主体的比重持续增大[2]。
2009年以来国家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这些规划、意见深化了文化体制改革，明确提出进一步利用多种渠道融资，积极引导、规范和鼓励有条件的优质企业上市。在政策的推动下，新闻出版企业上市取得重大进展。辽宁出版传媒上市时间最早，2007年底采用的是ipo整体上市的方式，被称为“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2009年以来出版企业上市步伐加快。2010年新闻出版行业内的多家国有大型出版集团通过ipo或“借壳”方式纷纷上市，上市的地点大都集中在国内主板。截止到2010年底境内外已经有44家与新闻出版相关的企业成功上市，至2010年12月31日，总计市值为5010.9亿元，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新闻出版企业上市演进路径见图1。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没有政策的驱动，就没有新闻出版上市企业。
2. 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政策红利”明显
政策因素是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在短期内发展强劲的直接和主导因素。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在短期内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上市之初得到投资者认同的同时，上市之后主要呈现高效益、高增长率的特征（见表1），“政策红利”明显。从表1的净资产收益率、毛利率、净利率可以看出，新闻出版类上市企业实现了快速的效益释放，向市场提交了满意的答卷。研究表明，这种高效益、高增长率，从整体产业看，是政策刺激、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的结果；从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微观角度看，是政策激励、业态扩张、治理规范的结果。
从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盈利情况来分析，新闻出版产业制度变迁有效地减少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出版企业近几年快速的发展。在一系列产业政策以及投融资财税政策支持下，新闻出版企业通过改制重组、资产注入、上市融资等多种资本运作的手段，资产规模迅速做大，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在短期内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近几年推进的新闻出版业市场化改革已在上市公司业绩上有所体现，出版业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毛利率处于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的中上游位置。上市公司发展态势良好。
第一，受政策引导，投资者高度关注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社会资本借此进入新闻出版业。
新闻出版企业的上市，是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政策的重大成果。这些长期由国家严格管理的事业单位，一举改造成为负责任的公众企业，焕发了活力，产业集中度更高，经营更规范，约束更有力，发展路径更宽广，企业获得投资者的认同，社会资金快速地向新闻出版产业聚集。通过公开数据显示，自2009年，新闻出版传媒板块的收益率远远超过整个a股指数，明显跑赢大盘。湖南的中南传媒在上海（ipo）主板上市，融资约为43亿元，在路演期间网上网下冻结资金超过4000亿元，冻结资金超过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当年上市冻结的资金。这些现象均从侧面佐证了社会资金对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关注，以及对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未来发展有着较好的预期，折射出投资者高度期待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后续的发展。
2010年《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后，更多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多元化的资金受鼓励进入新闻出版产业。一场“文化基金”的热潮开始席卷风投界，随着东方星空文化基金、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浙江文化产业基金、湖南旅游文化基金、大摩华莱坞文化基金的成立，数批相关的文化产业基金迅速成立并进入投资期。2011年4月，由建设银行发起的中国首只文化产业基金——建银国际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正式启动，投资范围涵盖出版、影视、网络游戏、动漫等文化创意产业，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电影集团等业界龙头均在投资人之列。而市场嗅觉敏锐的风险投资（VC）和股权投资（pe）在内的投资基金也逐步进入新闻出版领域。在投资机构中，不乏中科招商、达晨创投、红杉资本等一些知名股权投资基金。在政策的推动下，闻风而动的金融资本进一步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掘金力度，而新闻出版上市企业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获得更多的资本青睐。在资本运营和金融创新的催化之下，这些企业正在步入跨越式发展的轨道，促进了全行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201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印刷和发行复制业实现总产出12698.1亿元，较2009年增长19.0%；实现增加值3503.4亿元，增长13.0%，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9%；营业收入12375.2亿元，增长19.7%；利润总额
1075.9亿元，增长20.4%。不包括数字出版的新闻出版业资产总额为12737.4亿元，较2009年增长7.5%；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为6531.9亿元，增长5.8%；纳税总额为707.7亿元，增长14.0%[2]。
第二，满足公众企业政策监管规制，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治理规范、效益增长。
新闻出版企业上市后，一方面，企业继续享受国家鼓励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又接受国家对于上市企业的规范运营的管控。这两者的结合，促进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由传统的事业单位运行，向社会公众企业运行的根本变革，企业产权更加清晰，治理结构更加规范，社会认同度高，品牌效益明显提升。与此相匹配，新闻出版上市企业优化了经营管理团队的选择和薪酬激励机制。这些变革，从制度层面上保障了国家政策、政府监管、企业内部治理、经营管理的一致性，责、权、利的一致性，也体现在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经营财务报表中。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政策对我国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促进作用，下文选取了6家国内大型新闻出版龙头上市企业，对其经营数据进行逐项分析（见图2、图3）。从企业上市前后的资产规模、盈利等数据的纵向对比来看，随着政策推动，新闻出版企业上市后，经营活力大幅增强，企业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盈利能力迅速提升，并成为当地文化产业的大型骨干企业。
第三，受发展政策激励，新闻出版上市企业业态扩张，效益增长。
从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业务经营范围（见表2）来看，也出现了较好的变化趋势。已上市出版发行公司目前的业务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展，从以往单一的出版图书、报刊等传统业务发展到集出版发行、文化传播、物流、物资贸易、艺术文化产品、影视、策划、网游、设计、投资管理等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业务，这一点和新闻出版总署鼓励新闻出版企业上市的初衷是一致的。
3. 新闻出版企业上市后缺乏新的政策跟进
我国新闻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路径告诉我们，没有政策的促进，就没有新闻出版单位的改革；没有政策的促进，就没有优秀的新闻出版企业改制成为上市企业。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发展变化，是新闻出版业改革政策带来的结果。在看到这一良好变化的同时，有关的研究表明，政府在新闻出版企业上市以后，应当有新的政策跟进。实际上，促进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发展的政策缺失，是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新闻出版企业改制上市后，虽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这些上市企业在发展中依然面临诸多难以突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传统体制弊端尚未革除，新的促进政策缺失。
政策缺失是新闻出版上市企业获得持续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传统体制弊端尚未革除，新的促进政策缺失，制约着新闻出版类上市企业持续的增长，影响了上市企业的平台优势、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的发挥，也制约着国家通过将上市企业打造成新闻出版企业“航母”来带动整个新闻出版产业升级改造的目标的实现。
第二，上市企业资源同质化，盈利模式单一化。
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是在原有的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设立的新闻出版单位基础上，经改制、重组而来的。这些新闻出版单位的经营资质、经营内容大体是相同的。新闻类上市企业，大都依托党报长期积累的政治、经营优势，转化成上市企业的竞争优势；出版类上市企业，大都依托地方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发行所积累的经营优势，转化成上市企业的竞争优势。
第三，地区、条块分割依旧，统一开放市场难以形成。
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行政区域上的划分已然形成各省、市、自治区整齐划一的布局，再加上中央部委各自设立新闻出版企业，造成了新闻出版业均衡分布、规模平均的“小而全”格局[4]，后期出版传媒集团的建立多是由政府运用行政力量“捏合”而成，并不是市场推动的结果。这一天然的缺陷，导致了在文化体制改革推进中，改革进展缓慢，统一、开放的市场格局难以形成，市场地区、条块分割依旧。
第四，管、办职责不明，市场主体地位弱化。
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不突出，在国有控股的新闻出版上市企业中，仍旧存在政企不分、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等方面的问题。在法人治理的实际运行中，实际控制人的决策行为，对经营团队的长期激励和短期业绩的奖励行为，缺乏有效的制度规范。这些问题导致了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持续增长力不足。
总的来看，新闻出版业体制改革工作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局部启动较早，但总体上进展比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要慢。新闻出版单位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受到传统计划经济的约束较多。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必然是自上而下，在政策的推动下“促变”。2003年以来，我国新闻出版业全面启动改革进程，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发生了积极的效应。事实证明，只有解决政策缺失问题，才能促进新闻出版业的体制变革，机制创新，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从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微观角度看，近几年出版企业的资产规模快速增长、盈利能力增强、业态逐步扩张、公司治理更加规范，主要是由于改制上市政策刺激，促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经营活力增强的结果。
通过深入地分析和调研行业的现状发现，真正要做大做强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就要跨区域发展。但由于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在新闻出版领域存在地域壁垒、行业壁垒、所有制壁垒，行政主导的特征明显，各地主管部门都希望自己所管辖的企业做大做强，不希望自己的企业被其他地方的企业兼并重组，从而造成企业的发展受到制约，要打破各种壁垒并不容易。
二、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政策缺失分析
政策缺失，制约着新闻出版类上市企业持续的增长，影响了上市企业的平台优势、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的发挥。新闻出版企业上市后，直接面向了资本市场，市场的投资者都高度关心上市企业有没有发展前景与持续盈利能力，尤其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新闻出版产品和服务在传播方式、载体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投资者高度期待新闻出版企业改革传统经营方式、建立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从改革实践来看，在政策“红利”后，新闻出版上市企业需要自身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好体制优势、机制优势、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路径是业态创新、兼并重组。但是，新闻出版上市企业仍旧存在政企不分、股权高度集中、盈利模式单一化、区域分割严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多方面的问题，制约着新闻出版类上市企业做大做强。
我国提出文化产业振兴战略后，制定了各种各样的产业发展政策。在梳理各项政策的基础上，我们注意到，多数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起着将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平稳地过渡到新闻出版产业的作用，突破性发展的作用不大。尽管近年来国内新闻出版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仍属于不充分竞争的市场。新闻出版产业市场化程度与其他行业市场化程度相比仍然是落后的，尤其是在引导和规范市场，加强和完善统一市场方面的政策、法规缺失。如何引导、依托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推动产业升级，打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市场体系，引导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新闻出版行业等，在这些方面亟需的重要的政策支持基本缺失，或者不具备操作性。只有解决了市场统一的问题，才能够更好地解决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持续增长问题，使上市企业真正成为国家打造新闻出版企业“航母”的重要支撑。
1. 兼并重组政策缺失，市场壁垒难破除
从新闻出版上市企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来讲，业态扩张带来的多元化并未带来较高的盈利，内涵式的发展对于上市企业而言似乎遇到了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数上市企业不得不积极地探索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的外延式发展路径，但外延式的发展又受传统体制带来的地区壁垒、行业壁垒、所有制壁垒的阻碍，使得企业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长期以来，各地各级所形成的行政条块分割导致新闻出版企业同上级主管部门成为密切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主管部门运用各种行政手段来保护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市场的区域分割恰恰是这种基于条块和地区利益分割的必然反映。比如，这种区域的市场分割在发行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传统体制下，各省、各地市县均设有自己的新华书店，省一级新华书店自然成为本省内的发行中盘，各省之间互不染指，少有往来。尽管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明确，但是，在地区、条块分割的市场格局下，难有作为（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新闻出版业市场的区域化分割严重，各新闻出版企业的业务地区一般局限在所在省市区域内。所在省市的营业收入占据了主营业务收入的大部分，比例均超过60%，其中新华传媒、皖新传媒等在自己所属地区取得的营业收入占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非常高，达95%以上。这反映出我国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普遍存在的区域化经营现象。以省级报业、出版集团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主要市场空间，各自为据，这种现象在部分新闻出版企业上市后依然没有改变。
造成条块、地区分割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则是股权的结构单一。即使在新闻出版上市企业股权仍然是高度集中。表4充分说明了当前政府资金主导新闻出版业与市场的现实。
2.资源倾斜政策缺失，同质化资源难整合
从调研结果来看，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突出的矛盾是融资规模扩大与投资渠道有限，致使企业持续增长后劲不足的矛盾。
从持续盈利能力的角度来看，上市后的新闻出版企业可以依托更为强大的资金募集平台，其产业投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从我们的调研情况来看，在获得大规模融资后，有较好的现金流，但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却出现增长不足的潜在隐忧。从图4的净利润增长率指标变化情况来看，几家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盈利增长能力明显下滑。2008年的中南传媒，2009年、2010年的时代出版，以及近三年的出版传媒利润增长幅度较小，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态势。中南传媒以及中文传媒因上市前注入了大量的优质资产、大幅度提升了上市企业的资产质量和利润，故增速较快。其他公司自上市后利润增长率却未随之出现增长。
从上市企业募集资金投向情况来看，新闻出版类上市企业目前资金重点在渠道建设。从表5中可看出7家上市公司投向渠道建设资金占募集资金比例的70%以上，只有少部分的资金投入内容策划业务。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目前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投资价值主要来源于外延的规模化扩张，特别是与发行网络的规模化扩张相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新闻出版行业的集中度较低。如果上市公司能够利用资本力量实现区域内甚至是跨区域的新闻出版发行资源整合，其规模效应与盈利水平将有大幅提升。如果考虑到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需求，渠道建设将是这些上市公司首选的项目，这也是7家上市公司用于渠道建设的资金占募集资金的比例高达70%以上的关键原因所在。但是，这种投资发展方式，在一个时期内难以见到快速增长的
成效。
3. 人才激励政策缺失，上市企业平台优势难发挥
我国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在人才激励方面的政策尚处于探索阶段。包括股权激励、经营高管的管理，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智力、技术、创意等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都处于企业微观层面的操作，没有上升为政府的激励政策，缺乏有效的宏观制度保障，这给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发展、国家的宏观管控，带来了不良影响。比如，大多数新闻出版上市企业高管不持股，特别是在国有新闻出版上市企业中，这是普遍现象。这就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层不能直接而有效地从公司经营的业绩表现包括股票增益中得到回报，“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便只会成为经营管理层的职务行为而非自觉行为。再比如，过度注重即期的经营业绩，而不注重长期的发展，就极易导致经营管理层行为短期化，从而影响企业的长期盈利，更不利于实现国家将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做强做大的战略目标。
人才激励政策缺失和不完善，也是导致“行政主导”的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决策行为上。“行政主导”的核心，是决策的“一言堂”，缺乏科学决策的管控机制。“大股东”绝对控股，就是“大股东”一家决策。经营管理层最具有决策信息处置能力，但是在“大股东”一家决策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上窒息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创造力。正因为此，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所具备的人才优势难以发挥。
我国新闻出版业正处于重要的改革和发展关口，前一段政策促使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对整个新闻出版企业的发展是关键的一步。新闻出版企业上市后，资本介入，资本的配置力量显现，新闻出版业多年来期望的“对内搞活”取得了进展，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资本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流动，对企业的发展已经和正在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只要政策引导有力，将进一步发挥企业发展的主导作用。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若不能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实现跨区域、跨行业发展和扩张，市场腾挪空间较小，发展将很难
持续[7]。
跨区域整合中如何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如何协调中央和地方各主管部门，如何放开社会资本并在制度上保障它们的利益，如何减少上市企业资本重组的交易成本，都需要更细化的政策支持。
三、“三大政策”是促进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发展的“利器”
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在组织形式、经营模式、管理方式、融资渠道、人才建设等方面，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是我国新闻出版企业中的优良资源，是新闻出版产业经济的中坚力量。因此，在政策层面上完善和加强引导，发挥这些上市公司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对于促进新闻出版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策制定部门，应当确立在新闻出版业发展中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独特的优势和作用的指导思想。要在上市公司业态扩张优势的基础上，以上市公司为平台，利用好境内外资本市场，发挥资本市场的兑价优势，以政府推动、市场操作的方式，鼓励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对存量市场资源实施兼并重组，促进新闻出版各类市场要素，各部门、各级政府调控、配置的新闻出版资源向上市公司集聚，推动优质资产和相同类型企业向上市公司集中，实现资源集中、平台集中、优势集中，努力把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打造成新闻出版业的重要的增长极，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后劲（见图5）。
1. 积极推动兼并重组
鼓励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是政府用来抑制企业间过度竞争，形成较大规模企业，提高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手段。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曾成功地运用过这一产业政策。如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正处于从贸易保护体制向自由贸易体制的过渡时期，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不能产生行业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同时，大量的小规模企业间过度竞争，也影响了技术进步和经营水平的提高。这些导致日本的产品经营成本高于当时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使得日本企业无法与强大的国际垄断企业相竞争。日本政府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利状况，积极推行企业兼并政策，建立规模经济流通体制，产生了一大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企业，从而有效地优化了文化产业组织，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提升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
新闻出版上市企业需要突破地区分布上的“省域性”、“传统行业性”的布局和以“单一业态性”构建的外延式的发展路径，才能有效地解决行业低速增长的难题[8]。相比国际新闻出版行业动辄数百亿美元规模的大型企业而言，国内新闻出版企业显得过于弱小。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经济规模最大的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其2009年营业收入68.1亿元、利润总额12.1亿元，仅相当于英国培生集团2008年收入的11.0%和利润的12.4%[9]。从国外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发展来看，主要是依赖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的兼并重组的外延扩张方式。
兼并重组可以有效地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实现资源、资产结构最优化，效益最大化。兼并重组可以促进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在体制、转型、机制、市场、增长等五方面实现突破。一是加快促进上市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制度设计更科学；二是促进拓展市场空间，由所在区域的市场为主向全国乃至全球性市场拓展；三是在引入资本的同时，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等，来转换内部经营机制；四是发挥市场和资源优势的互补；五是通过联合兼并重组形成整体对外优势，实现规模效应。通过市场兼并、收购等手段可以进一步解决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资源、人才因素的制约，在粗放型经营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以内容创新、业态创新、原创创意、优化升级、区域整合占领行业发展制高点，提高生产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扩大市场覆盖面，全面促进新闻出版产业的持续
发展。
我国新闻出版产业结构要实现真正的优化升级，只能依靠强强联合，因为只有强与强的联合才能真正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形成合理的产业集中度，提升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培育起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型文化传媒集团。当前，一方面，我国新闻出版企业经过“十一五”期间的转企改制，跨媒体、跨区域、跨行政级次、跨所有制重组开始向纵深推进；另一方面，从表6的重组案例来看，新闻出版业内已经发生的重组案例多是由强对弱的重组，对新闻出版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十分有限，跨区域层面、渠道网络的整合并无实质性进展，这种由于跨区域整合受阻而导致市场空间难以拓展的现象十分普遍[10]。
实施兼并重组，需要政策的有力推动。但是，目前新闻出版企业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兼并重组仍然面临行政壁垒难以打破的尴尬，规范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兼并重组的具体政策并未出台。因此，制定、完善关于充分发挥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优势，更好地加快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发展，以新闻出版上市企业为基石，培育出大型龙头新闻出版企业，进而提升全行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兼并重组政策迫在眉睫。
《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培育新闻出版骨干企业，鼓励有条件的新闻出版企业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和重组，推动新闻出版资源适度向优势企业集中。”[11]对此，新闻出版总署目标明确，未来五年将打造五到十家左右部级新闻出版传媒“航空母舰”，重组一批大型印刷复制企业，组建一批大型发行物流集团。新闻出版总署在之前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也十分明确地提出扶持龙头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要提供良好服务，鼓励各报业、出版集团、发行集团等新闻出版企业实施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的“五跨”发展，兼并联合重组，做大做强。
从当前的一些重组案例的实际操作分析，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对民营企业的资本合作行为更容易实现。这表明，促进我国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着力点，是强化市场主体地位问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等的主导下，转制后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新闻出版企业经营决策层虽然有了一定的自，但并不能完全“自己做主”。而让市场主体做主，就是从根本上打破市场壁垒，实现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的并购、
重组。
2. 主动实施资源倾斜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首次提出了增长极理论（growthpoletheory），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应在特定城市集聚而使经济高效发展，同时在这种集聚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地区扩散，带动这些地区的发展。增长极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这一理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的我国新闻出版业，如果不能通过政策的有力引导，促进资源的快速集中，形成强大的竞争性企业，则难以改变不利局面，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也难以实现。
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是当前最具备条件成为新闻出版产业增长极的企业群。政策制定部门，应当确立形成以新闻出版上市企业为强大竞争核心，以中小型“专、精、特”新闻出版企业为支撑的满足国内外消费者各类文化产品需求的市场格局的政策方向，并制定可操作性强的政策规范。
制定资源向新闻出版上市企业集聚的政策，其着力点在于发挥新闻出版上市企业业态扩张、资源效应放大的优势。目前，我国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有的业态单一，比如有的主要从事报纸的广告、发行经营业务，有些则主要从事出版物发行经营业务；有些业态相对丰富，在编辑出版、创意策划、印刷复制、发行、贸易等经营领域发展；有些已经跨出了传统新闻出版业态，在跨媒体、跨行业方面都有实体企业。因此，制定政策要充分考虑业态单一与丰富并存的特点，科学配置行业资源。有的可以是覆盖全行业的政策，有的则应当由特定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专项政策，有针对性地鼓励、推动特定部门或地方政府所占有和控制的资源，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向新闻出版上市企业集聚，既为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快速健康发展、迅速做大做强提供有力支持，又放大资源效应，取得最佳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比如，在非时政类报刊改革中，应当坚决地对一批不具备办报办刊资质的单位停止其主管主办职能，将这些报、刊资源向新闻出版上市企业集聚；对一些部委所属的出版单位、地方的发行企业，都应当有明确的政策指引，由这些企业自主决策，促使其向新闻出版上市企业
集聚。
制定专项政策引导和规范新闻出版企业，大力建设“中国传媒业战略合作信息平台”，是发挥政策引导，促进资源向新闻出版上市企业集中的有效手段。在全国新闻出版业转企改制、资源整合的大背景下，各新闻出版单位之间的信息的有效沟通，对于推动合作，降低资源集聚成本，加快集聚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有关部门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
3. 创新人才激励机制
当前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谁拥有更多更好的人才，谁就在竞争中取得主动，赢得未来。因此，为促进新闻出版传媒类上市企业健康持续快速稳定发展，适应新形势下激烈市场竞争的需要，必须完善与调整激励人才方面的有关政策。
从长远看，要解决好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需要在价值激励政策上下功夫。所谓价值激励，就是企业人才创造的价值，与其所获得的相应的认同相匹配，从而不断地激励企业人才团队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价值激励，成为促进企业人才成长、贡献的动力因素。它包括社会认同、投资者认同、组织认同。
所谓社会认同，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生存环境中，社会公众对企业人才团队的接受方式、尊重方式、赞赏方式，它满足企业人才的情感需要，其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所谓投资者认同，就是企业股东对人才团队的薪资水平、股权数量、福利待遇的确定，这是满足企业人才的生活需要，其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所谓组织认同，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人才的特定认同方式，如民营企业家在我国人大、政协的职位，国有企业管理者在党委政府干部管理中的相对应的职级管理等，可以定性为是政治待遇，满足企业人才的尊严需要，其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社会认同、投资者认同、组织认同，是一个整体，是价值激励在精神、物质、心理层面三位一体功能效应上的有机结合。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创新国有控股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人才激励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国有控股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特殊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在对其人才团队的激励方面，需要创新社会认同、投资者认同、组织认同三位一体的制度，制定有区别的政策，分类引导，构筑国有控股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人才高地。
第一，我国国有控股的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作用举足轻重。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扶持、支持发展一批骨干文化企业。国有控股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是我国新闻出版企业中最为优秀的企业，资产优质、资源优良、人才储备雄厚、竞争力强、经营规模大、效益好，是打造新闻出版企业“航母”的重要基石，有的已经具备了“航母”的雏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做大做强国有控股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是国家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
任务。
第二，国有控股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无论其单位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所具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的“双重属性”的特征没有变化，而且在资本市场的管控体系内得到了强化。这是它区别于一般的物质生产领域上市企业的地方。它们向国家负责，承担着兴国强国，引领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文明素养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向社会负责，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向投资者负责，保障资产经营的保值与增值。
第三，国有控股新闻出版上市企业都是从原来具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转制而来，除了单位性质、资本构成发生变化外，与转制、上市前的传统体制构架内的新闻出版事业单位、出版传媒集团，没有太大的差别。转制后，国有控股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国有资本的实际出资人没有发生变化，人才队伍的主管部门没有发生变化，有的甚至对核心人才团队的管理也没有发生变化。这是它区别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地方。作为上市公司公众企业，国有控股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种性质的变化也是在国家政策的主导下转变的。这种转变，应当成为对人才团队特别是核心团队、骨干团队更为有效激励的条件。
制定我国新闻出版上市企业价值激励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准确分析我国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股权构成、历史传承，要区别对待、分类引导。对于民营资本为主的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其核心人才团队大都持有一定比例的股权，其价值激励的重点是社会认同和投资者认同的有机统一；对于国有控股的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核心人才团队的价值激励，重点则是社会认同、投资者认同、组织认同的有机统一。
总体来看，对于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人才激励，需要科学设计。在政策层面，主要是解决好统一的规则问题，既可以是通过行业主管部门制定行业通行的政策规范，也可以通过地方权力机构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政策规范。在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层面，既要推动政策制定机关出台规范的激励政策，也要努力在微观层面创新人才激励机制，为权力机关制定政策提供实证，使政府政策有的放矢，促进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才能为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我国新闻出版上市企业面临发展的困境，又同时面临发展的极好机遇。当前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部门如何充分地认识到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优势，主动发挥这种优势。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制定关键的政策，特别是推动兼并重组的政策，资源倾斜的政策。这类政策的核心，就是打破市场壁垒，把“行政主导”的增长方式，真正转变成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方式。这类政策的着力点，是排除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实际控股方的行政主管机构的干扰，形成新闻出版上市企业在法人治理结构内的自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市场机制。同时，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是智力与资本高度融合的企业，没有人才，就没有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发展，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就没有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必须依据新闻出版上市企业的特殊条件和优势，制定新闻出版上市企业人才激励政策，积累、发挥人才优势，实现人才优势与资源、资本、制度优势的有机结合，促进我国新闻出版上市企业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注释：
[1]?数据来源：人民网（）。
[2]?数据来源：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
[3]?数据来源：上市公司2008年、2009年、2010年年度财务报表。
[4]?覃莉.我国出版产业的促进的政策选择.首都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8.
[5]?因新华文轩年报披露信息不足，故未纳入本文讨论范围。
[6]?“股票市值”以该个股2010年12月31日收盘价为准。
[7]?李世举.出版传媒上市的冷思考.传媒观察，2009（5）.
[8]?林松.出版业横向战略并购研究.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05.
[9]?佚名.中国文化产业探索营销模式赢回闯国际市场经验.光明日报，2010-08-21.
[10]?周正兵.我国出版重组的误区与对策——基于2009出版重组年的实证分析.编辑之友，2010（9）.
新闻年度总结篇10
生活满意度
问卷请网络新闻从业者以五级量表（1=非常不满意，5=非常满意）从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住房条件、家庭关系、家人健康五个方面总体上衡量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结果发现：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对生活状况的总体满意度均值为3.35分（约相当于百分制的67分）。其中，满意度最高的是“家人健康”（均值=3.69），其次是“心理状况”（均值=3.19），第三是“身体状况”（均值=2.95），第四是“家庭关系”（均值=2.90），最后是“住房条件”（均值=2.63），后三者的均值都已低于五级量表的中值3。
在对“您觉得自己现在多幸福？”的打分中（1=非常不幸福，10=非常幸福），调查发现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幸福指数为6.31分，处在中等偏上水平。
幸福指数集中分布在5分到8分的区间内，占受访者总数的70.0%。另有10.6%的网络新闻从业者幸福指数偏低（1-3分）。
在对自己目前所处社会阶层的定位中（1=底层，4=中层，7=高层），网络新闻从业者给出的均值是3.11，低于中值（4），大多网络新闻从业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等偏下阶层。调查显示：选择中层（4分）的受访者比例最高（29.1%），其次是3分（27.1%），第三是底层（1分），选择比例为15.1%。
生活难题
网络新闻从业者在生活中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怎么评价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呢？结果发现（测量指标为1=基本没问题，5=非常严重）：“买不起房/房贷压力大”被认为是最严重的问题（均值=3.89），其次是“没时间陪家人”（均值=3.74），第三是“缺乏职业前景”（均值=3.68），随后依次是“身心疲惫”（均值=3.48）、“工作压力大”（均值=3.40）、“上有老下有小”（均值=3.35），以及“工作时间过长”（均值=3.25）。值得重视的是，以上生活问题严重程度的评估值均超过了五级量表的中值3。
由此可见：网络新闻从业者在购房和房贷问题上承受着巨大压力；在“工作时间过长”这个问题并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网络新闻工作者仍普遍反映“没时间陪家人”这一问题较为严重，可能缘于部分网络新闻从业者所处的岗位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存在日夜颠倒等问题，对网络新闻工作者的生理和心理都造成了较大压力；此外，部分从业者担忧缺乏职业前景，也是值得整个行业考虑的问题。
业余生活
结束繁杂的工作，抛开工作压力，网络新闻从业者在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会主要选择进行什么活动呢？结果发现，全国网络新闻从业者在闲暇时间最常进行的活动中，排在前六位的依次是“上网”、“看电影、演出、比赛等”、“读书看报看杂志”、“补觉”、“看电视”、“逛公园/旅游”，其选择比例都超过了半数。
婚姻、住房及交通状况
在婚姻状况方面，参与调查的1631位网络新闻从业者中809人从未结婚，占总人数的49.6%，793人已婚，占总人数的48.6%。
在子女状况方面，大部分网络新闻从业者尚没有子女（占比71.7%），30.5%有未成年子女，3.3%有成年子女，1.3%有成年和未成年子女。结合婚姻状况比较发现：812位有婚姻史的受访者中，有子女的仅462位，超过40%的网络新闻从业者结婚后并未生育子女，其原因可能与生活和工作压力大，可自由支配时间和金钱比较有限有关。
关于住房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3.2%的网络新闻从业者自购房且无贷款，29.9%的受访者在贷款情况下自购房，37.6%的受访者选择租房，有1.8%的受访者住在集体宿舍，剩余7.5%的受访者选择其他的住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