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年度总结篇1
一、国企共青团改革工作开展情况
2020年度团委在分行领导和党委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分行合规经营、稳步业务增长的工作大局下，满足团员青年的根本需求，以团的先进性教育为基础，以促进青年成长成才为主线，团的工作在继承中创新，于探索中前进，为推动企业文化、文明建设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思想引领
在理想信念教育方面，以重要纪念日、重大节日为契机，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或主题团日活动，引导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弘扬时代主旋律。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积极推广，全行员工全员学习，形成良好的学历氛围。2020年3月，组织分行青年员工前往周边园林参加义务植树活动，此次活动不但提高了植树造林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保护生态平衡和绿化家园的责任感，增强了青年的凝聚力，提升了团队精神。在分行党委和团委的号召下，积极组织广大团员在我行包联小区进行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取得非常好的成效。
在职业道德、企业文化教育方面，通过组织学习、活动引导、典型示范等方式，加强青年职业道德教育，引导青年爱岗敬业、遵章守纪、诚实守信。引导青年积极参与企业文化建设，提高青年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2020年5月在行范围内开展学习“青年大学习”五四主题团日活动。
(二)、人文关怀
在文娱活动方面，积极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健康、丰富的文体娱乐活动，活跃青年业余生活，促进青年间相互熟悉和交流，使青年思想稳定、身心健康、乐观向上。2020年1月，积极组织公司青年员工参加局“不忘初心跟党走，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主题演讲比赛。2020年4月组织公司春季健步走活动。2020年5月组织公司青年员工积极参加局第一届运动会。2020年4月组织公司青年参加局健步走活动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2020年6月积极组织青年员工代表局参加了集团第二届羽毛球赛。通过这些活动展现出公司青年员工良好的精神面貌。2020年8月积极组织了公司应届毕业生篮球赛，一方面增强员工身体素质，另一方面增进员工交流，培养员工之间的默契合作关系。
在沟通交流方面，建立和完善定期与青年沟通交流机制，特别是了解基层青年的心声，团组织负责人要经常性深入基层，与青年召开座谈和调研会，把握青年诉求，切实提高服务青年的能力。各项目在8月份都开展了新生座谈会。
(三)、青年培养
在技能提升方面，结合集团战略部署，有计划地开展导师带徒、技能培训、技术比武、岗位练兵、专业强化交流等活动，为青年搭建学习先进、提高技能、展示才华的平台。各项目开展了大学毕业生轮岗计划，每位大学生都有指定的老师带领，按照轮岗培训计划内容进行对口培训，耐心指导，尽快的帮助他们掌握专业技能和工作方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文化拓展方面，积极开展青年读书活动，采用各类沙龙、英语角、兴趣小组、文化讲座、互动交流等形式，拓展青年视野，提升青年员工的综合素质。公司机关成立了篮球、羽毛球兴趣小组，各项目部设立了图书角并选购专业书籍供员工学习交流。
(四)、实践活动
国企年度总结篇2
第一条为了切实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考核的中央企业负责人是指国务院确定的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下列人员：
（一）国有独资企业和未设董事会的国有独资公司的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总会计师；
（二）设董事会的国有独资公司（国资委确定的董事会试点企业除外）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总会计师；
（三）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股权代表出任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总裁），列入国资委党委管理的副总经理（副总裁）、总会计师。
第三条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实行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考核结果与奖惩相挂钩的考核制度。
第四条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采取由国资委主任或者其授权代表与企业负责人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的方式进行。
第五条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按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资本收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依法考核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
（二）按照企业所处的不同行业、资产经营的不同水平和主营业务等不同特点，实事求是，公开公正，实行科学的分类考核。
（三）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要求，建立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同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的考核制度，即业绩上、薪酬上，业绩下、薪酬下，并作为职务任免的重要依据。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可追溯的资产经营责任制。
（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动企业提高战略管理、自主创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水平，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章年度经营业绩考核
第六条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以公历年为考核期。
第七条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包括下列内容：
（一）双方的单位名称、职务和姓名；
（二）考核内容及指标；
（三）考核与奖惩；
（四）责任书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五）其他需要规定的事项。
第八条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包括基本指标与分类指标。
（一）基本指标包括年度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
1.年度利润总额是指经核定后的企业合并报表利润总额。企业年度利润计算可加上经核准的当期企业消化以前年度潜亏，并扣除通过变卖企业主业优质资产等取得的非经常性收益。
2.净资产收益率是指企业考核当期净利润同平均净资产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净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100％
平均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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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净资产中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净利润中不含少数股东损益。
（二）分类指标由国资委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特点，综合考虑反映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技术创新投入及风险控制能力等因素确定，具体指标在责任书中确定。
（三）鼓励企业使用经济增加值指标进行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凡企业使用经济增加值指标且经济增加值比上一年有改善和提高的，给予奖励。具体办法由国资委另行制订。
第九条确定军工企业和主要承担国家政策性业务等特殊企业的基本指标与分类指标，可优先考虑政策性业务完成情况，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在责任书中确定。
第十条确定科研类企业的基本指标与分类指标，突出考虑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等情况，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在责任书中确定。
第十一条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按下列程序签订：
（一）预报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每年第四季度，企业负责人按照国资委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要求和三年滚动规划及经营状况，对照同行业国际国内先进水平，提出下一年度拟完成的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并将考核目标建议值和必要的说明材料报国资委。考核目标建议值原则上不低于前三年考核指标实际完成值的平均值。
（二）核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值。国资委根据“同一行业，同一尺度”原则，结合宏观经济形势、企业所处行业运行态势、企业实际发展状况等，对企业负责人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进行审核，并就考核目标值及有关内容同企业沟通后加以确定。凡企业年度利润总额目标值低于上年目标值与实际完成值的平均值的，最终考核结果原则上不得进入a级（处于行业周期性下降阶段但与同行业其他企业相比仍处于领先水平的企业除外）。
（三）由国资委主任或者其授权代表同企业负责人签订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
第十二条国资委对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执行情况实施动态监控。
（一）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签订后，企业负责人每半年必须将责任书执行情况报送国资委，同时抄送派驻本企业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国资委对责任书的执行情况进行动态跟踪。
（二）建立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事故和质量事故，重大经济损失，重大法律纠纷案件，重大投融资和资产重组等重要情况的报告制度。企业发生上述情况时，企业负责人应当立即向国资委报告。
第十三条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完成情况按照下列程序进行考核：
（一）每年4月底之前，企业负责人依据经审计的企业财务决算数据，对上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将年度总结分析报告报送国资委，同时抄送派驻本企业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
（二）国资委依据经审计并经审核的企业财务决算报告和经审查的统计数据，结合企业负责人年度总结分析报告并听取监事会对企业负责人的年度评价意见，对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具体办法见附件1），形成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与奖惩意见。
（三）国资委将最终确认的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与奖惩意见反馈各企业负责人及其所在企业。企业负责人对考核与奖惩意见有异议的，可及时向国资委反映。
第三章任期经营业绩考核
第十四条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以三年为考核期。由于特殊原因需要调整的，由国资委决定。
第十五条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包括下列内容：
（一）双方的单位名称、职务和姓名；
（二）考核内容及指标；
（三）考核与奖惩；
（四）责任书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五）其他需要规定的事项。
第十六条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分类指标。
（一）基本指标包括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和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
1.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是指企业考核期末扣除客观因素（由国资委核定）后的所有者权益（对实施新会计准则的企业，所有者权益中不含少数股东权益，下同）同考核期初所有者权益的比率。计算方法为：任期内各年度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的乘积。企业年度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结果以国资委确认的结果为准。
2.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是指企业主营业务连续三年的平均增长情况。计算公式为：
（编者注：此处公式见原稿）
（二）分类指标由国资委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特点，针对企业管理“短板”，综合考虑反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及核心竞争力等因素确定，具体指标在责任书中确定。
第十七条确定军工企业和主要承担国家政策性业务等特殊企业的基本指标与分类指标，可优先考虑政策性业务完成情况，具体指标及其权重在责任书中确定。
第十八条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按下列程序签订：
（一）预报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考核期初，企业负责人按照国资委任期经营业绩考核要求和三年滚动规划及经营状况，对照同行业国际国内先进水平，提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并将考核目标建议值和必要的说明材料报国资委。考核目标建议值原则上不低于前一任期考核指标目标值和实际完成值的平均值。
（二）核定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值。国资委根据“同一行业，同一尺度”原则，结合宏观经济形势、企业所处行业运行态势及企业实际发展状况等，对企业负责人的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进行审核，并就考核目标值及有关内容同企业沟通后加以确定。
（三）由国资委主任或其授权代表同企业负责人签订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
第十九条国资委对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执行情况实施年度跟踪和动态监控。
第二十条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完成情况按照下列程序进行考核：
（一）考核期末，企业负责人对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将总结分析报告报送国资委，同时抄送派驻本企业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
（二）国资委依据任期内经审计并经审核的企业财务决算报告和经审查的统计数据，结合企业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总结分析报告并听取监事会对企业负责人的任期评价意见，对企业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具体办法见附件2），形成企业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与奖惩意见。
（三）国资委将最终确认的企业负责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与奖惩意见反馈各企业负责人及其所在企业。企业负责人对考核与奖惩意见有异议的，可及时向国资委反映。
第四章奖惩
第二十一条根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得分，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最终结果分为a、B、C、D、e五个级别，完成全部考核目标值为C级进级点。
第二十二条国资委依据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对企业负责人实施奖惩与任免。
第二十三条对企业负责人的奖励分为年度绩效薪金奖励和任期中长期激励。
第二十四条企业负责人年度薪酬分为基薪和绩效薪金两个部分。绩效薪金与年度考核结果挂钩。绩效薪金＝基薪×绩效薪金倍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当考核结果为e级时，绩效薪金为0；
当考核结果为D级时，绩效薪金按“基薪×（考核分数－D级起点分数）／（C级起点分数－D级起点分数）”确定，绩效薪金在0到1倍基薪之间；
当考核结果为C级时，绩效薪金按“基薪×〔1＋0.5×（考核分数－C级起点分数）／（B级起点分数－C级起点分数）〕”确定，绩效薪金在1倍基薪到1.5倍基薪之间；
当考核结果为B级时，绩效薪金按“基薪×〔1.5＋0.5×（考核分数－B级起点分数）／（a级起点分数－B级起点分数）〕”确定，绩效薪金在1.5倍基薪到2倍基薪之间；
当考核结果为a级时，绩效薪金按“基薪×〔2＋（考核分数－a级起点分数）／（a级封顶分数－a级起点分数）〕”确定，绩效薪金在2倍基薪到3倍基薪之间。
但对于利润总额低于上一年的企业，无论其考核结果处于哪个级别，其绩效薪金倍数应当低于上一年。
第二十五条被考核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其分配系数为1，其余被考核人的系数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根据企业各负责人的责任和贡献，由企业确定。
第二十六条绩效薪金的60％在年度考核结束后当期兑现；其余40％根据任期考核结果等因素延期到连任或离任的下一年兑现。
第二十七条依据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对企业负责人实行奖惩与任免。
（一）对于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为a级、B级和C级的企业负责人，按期兑现全部延期绩效薪金。根据考核结果和中长期激励条件给予相应的中长期激励。具体办法由国资委另行制订。
（二）对于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为D级和e级的企业负责人，除根据考核分数扣减延期绩效薪金外，将根据具体情况，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谈话诫勉、岗位调整、降职使用或免职（解聘）等。
具体扣减绩效薪金的公式为：
扣减延期绩效薪金＝任期内积累的延期绩效薪金×（C级起点分数－实得分数）／C级起点分数。
第二十八条对在自主创新（包括自主知识产权）、资源节约、扭亏增效、管理创新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负责人，国资委设立单项特别奖。单项特别奖的具体办法由国资委另行制订。
第二十九条实行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谈话制度。对于年度考核结果为D级与e级、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降级、严重违规经营和存在重大经营风险等情形的企业，经国资委主任办公会议批准，由国资委业绩考核领导小组与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谈话，帮助企业分析问题、改进工作。
第三十条企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虚报、瞒报财务状况的，由国资委根据具体情节决定扣发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负责人的绩效薪金、延期绩效薪金、中长期激励；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一条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负责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定，导致重大决策失误、重大安全与质量责任事故、严重环境污染事故、重大违纪和法律纠纷损失事件，给企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由国资委根据具体情节决定扣发其绩效薪金、延期绩效薪金、中长期激励；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对于在考核期内企业发生清产核资、改制重组、主要负责人变动等情况的，国资委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变更经营业绩责任书的相关内容。
第三十三条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党委（党组）书记、副书记、常委（党组成员）、纪委书记（纪检组长）的考核及其奖惩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国有参股企业以及实施被兼并破产企业、基本建设项目法人单位等企业中，由国资委党委管理的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考核，参照本办法执行。具体经营业绩考核事项在经营业绩责任书中确定。
第三十五条企业应当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抓紧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后，本办法规定的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对象将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调整。
第三十六条凡列入国资委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且外部董事到位人数超过全体董事二分之一的企业，国资委授权企业董事会对企业经理人员的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国资委对董事会考核企业经理人员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具体指导和监督办法由国资委另行制订。
凡列入国资委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且外部董事到位人数未超过全体董事二分之一的企业，对企业经理人员的经营业绩考核由国资委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七条国资委对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的董事会、董事进行评价。具体评价办法由国资委另行制订。
第三十八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对所出资企业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考核，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九条本办法由国资委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本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1：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计分试行办法
1.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计分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得分＝年度利润总额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分类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
上述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中，若某项指标未达到基本分，则该项指标不乘以经营难度系数。
2.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各指标计分
年度利润总额指标的基本分为30分。企业负责人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30分。超过目标值时，每超过3％，加1分，最多加6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3％，扣1分，最多扣6分。
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基本分为40分。企业负责人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40分。高于目标值时，每高于0.4个百分点（如果企业确定的目标值高于历史最好水平或者目标值为行业内最高的，则每高于0.3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8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0.4个百分点（如果企业确定的目标值高于历史最好水平或者目标值为行业内最高的，则每低于0.5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8分。
分类指标只设一项指标的，该指标的基本分为30分；若设两项指标的，则每个指标的基本分为15分。分类指标加分与扣分的上限与下限为该项指标基本分的20％。
3.经营难度系数
经营难度系数根据企业资产总额、营业（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职工平均人数、离退休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重等因素加权计算，分类确定。
4.考核结果分级
根据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得分，考核结果分为a、B、C、D、e五个级别。
附件2：任期经营业绩考核计分试行办法
1.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计分
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的综合得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任期内三年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指标得分＋分类指标得分×经营难度系数
上述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中，若某项指标未达到基本分，则该项指标不乘以经营难度系数。
2.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各指标计分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指标的基本分为40分。企业负责人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40分。每高于目标值0.4个百分点（如果企业确定的目标值高于历史最好水平或者目标值为行业内最高的，则每高于0.3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8分。低于目标值但大于100％时，每低于目标值0.4个百分点（如果企业确定的目标值高于历史最好水平或者目标值为行业内最高的，则每低于0.5个百分点），扣0.5分，最多扣4分；低于100％时，每低于目标值0.4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8分。
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指标基本分为20分。企业负责人完成目标值时，得基本分20分。高于目标值时，每超过1个百分点，加1分，最多加4分。低于目标值时，每低于1个百分点，扣1分，最多扣4分。
任期内三年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指标的基本分为20分。企业负责人三年内的年度经营业绩综合考核结果每得一次a级的得8分；每得一次B级的得7.335分；每得一次C级的得6.667分；每得一次D级及以下的得6分。
分类指标20分。分类指标加分与扣分的上限与下限为该项指标基本分的20％。
3.经营难度系数
经营难度系数根据企业资产总额、营业（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职工平均人数、离退休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重等因素加权计算，分类确定。
国企年度总结篇3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主权，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文革”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 ?冉仙弦荒晖?谙陆盗耍薄＃叮ァ＞艽庸?衅笠荡丛斓木徊?德屎屠?奥世纯矗??衅笠档男б嫒匀淮蟠蟾哂谒接?⑾缯蚝腿?势笠担??牵?热艄?衅笠档难现乜魉鹱纯龀中?氯ィ?谑谐【?玫募ち揖赫?肪持校?豢杀苊饨?媪俅蠊婺F撇?纳?嫱?病＂?/p>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 馍唐笠到?杏行Ъ喙埽?材岩孕?鞲骼嗥笠抵?涞姆止ず屠?婀叵担?接?⑼馍唐笠挡辉附?胪蹲蚀蟮幕?〔?担?罅拷?耄福澳甏?┦谐〗咏?ズ偷募庸ば幸担?乇鹗欠闹?⑶峁ぁ⒓业绲认?哑分圃煨幸担?蟠蠹泳缌酥馗赐蹲屎蜕???o窒螅??炎柿虾蜕??柿鲜谐【?萑肫H恚?ひ倒婺＝峁购途?眯б嬉膊欢隙窕??笠灯撇?椭肮は赂谙窒笕涨餮现兀?缁岣鞲鼋撞愕氖杖氩罹嘁蚕灾?蟆p矶嗳巳衔?接?⑼庾势笠档牟??魑??倚?矢撸??衅笠档牟?ú幻魑??倚?实拖拢?庵止鄣闶遣蝗?娴模?芄?衅笠档男б嫠?饺肥当纫郧跋灾?窕???牵?涞ノ徊?荡丛斓脑黾又岛屠?白芏睿?匀淮蟠蟾哂谒接?⑾缯蚝屯庾势笠担?绺?荩梗的旯ひ灯詹榈耐臣疲??衅笠档ノ徊?荡丛斓娜?克敖穑????骞ひ灯笠担保担埃ィ???接?ひ灯笠担常常埃ィ???馍碳案郯奶ㄗ使ひ灯笠担保叮埃ァ?/p>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 ⌒碌慕鹑诜绫┑姆⒃吹亍5鼻埃?颐怯η逍训厝鲜兜焦?衅笠得媪俚难暇?问疲?约凹唇???囊幌盗猩缁峋?酶好嬗跋欤??ǖ贾虏?到峁购推笠倒婺＝峁沟亩窕??泳绾旯劬?貌ǘ?驼??骺乩?眩?缁崾杖牒筒撇?峙淝飨蛄郊?只???宜笆占跎俸鸵?写?罨嫡试龀ぃ?鹊取?/p>
国企年度总结篇4
关键词：R&D投入影响因素创业板实证研究
一、引言
R&D投入是提高该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企业R&D投入的强度还不足，《mainScience&technologyindicators》（oeCD，2004）评估了37个国家的GeRD/GDp的比重，其中接近或超过2%的国家有18个。日本、韩国和美国的比重都在3%左右，而欧盟15个成员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1.9%。oeCD成员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2.26%，而我国GeRD/GDp的比重仅高于印度。对我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研究，探讨如何有效地改善我国企业R&D投入的环境因素，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相对于其他企业，创业板上市公司无论是R&D活动的频率、信息披露以及宏观环境，都有其自有的特点。目前国内学者针对上市公司R&D投入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创业板上市公司R&D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明显不足。因此，本文选取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目前创业板上市公司R&D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从而能够使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更好的进行R&D活动。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timothyKoeller（1995）发现高密集度与企业创新产出成负相关关系，并且大规模企业与小规模企业的创新对经济的反应是不同的，他还发现企业创新产出与行业密集正相关。CatherineChiang&Yawmmensah（2004）的检验结果显示，企业R&D投入对于拥有较大市场份额﹑高研发技术人员比例和产品种类多样的企业更有价值，且产品生命周期阶段也与R&D支出有关。针对假设（2），企业规模也是影响企业R&D投入的一个重要因素。Soete（1979）用R&D费用来体现企业研究开发的投入，分析发现R&D经费与企业销售额的比例随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加，这一规律在员工超过5000人的大企业中尤为明显。韩国学者Chang-YangLee（2002）在研究R&D投入影响因素时，意识到企业规模是通过其他因素与R&D投入间接联系的。并提出R&D投入的直接决定因素是自身技术竞争力，而企业规模就是通过它与R&D投系。
（二）国内文献金玲娣﹑陈国宏（2001）就企业规模与R&D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小企业R&D投入频率高，而大中型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虽然企业R&D投入总体呈递增趋势，但是R&D投入强度则随企业规模先递增而后递减，从而提出企业R&D投入存在临界规模，并存在适度规模。陈仲常、余翔（2007）研究了新产品市场需求、行业竞争、以及外部筹资环境方面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新产品市场需求前期对企业研发投入有着重要影响，行业竞争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作用不是特别显著，而企业R&D投入的筹资环境还急需改善。周杰﹑薛有志（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总经理持股可以降低管理者的短视行为，显著地提高公司R&D投入比例。王任飞（2005）验证了盈利能力、出口导向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企业盈利能力与R&D投入正相关，而出口导向则与企业R&D投入负相关。罗邵得﹑刘春光（2009）以制造业为样本研究资本结构﹑内部现金流等财务指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得出企业的资金流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本文在规模、公司治理结构、盈利能力等诸多影响因素中，提出以下假设进行检验分析。（1）规模与R&D投入强度。大企业具有规模效应，其研发活动相对分散，从而降低了研发失败的风险，相反其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的能力就更强。大企业本身就占据较大市场，对于市场对新产品的需求信息等掌握比较全面，在研发过程中占据主动，从R&D成果中盈利的能力概率更大。本文研究的创业板上市公司都是最新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因此认为其公司自身研发意愿很强，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公司规模越大，R&D投入强度越高
（2）资本结构与R&D投入强度。当企业准备融资来进行R&D投入时，需要企业拥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收入来支付较高的债务利息，极易导致债务危机。此外，一部分企业不愿过早向外界披露R&D投入的项目及其进展情况，以便项目成功后能第一时间占领市场，获得高回报，所以企业不会通过贷款形式来进行R&D投入，而是倾向于企业内部自有资金和权益融资的支持。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公司资产负债率越低，R&D投入强度越高
（3）盈利能力与R&D投入强度。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自有资金就越充足，企业就会更倾向于进行R&D投入活动。如果再从企业比较关心的税收角度考虑，根据我国现有的税收政策，对于盈利企业而言，企业R&D投入比上年度增加达到10%及以上，可再加计扣除50%（以不高于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由于企业能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高盈利能力的企业进行R&D投入的意愿当然更加强烈。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公司盈利能力越高，R&D投入强度越高
（4）人力资本与R&D投入强度。企业R&D活动的主体是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如果企业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团队，管理人员的权利就会相互制约，可以避免个别高管的短视行为，私有利益阻碍企业进行R&D投入，帮助企业制定与R&D投入相关的长期战略。综上所述，企业R&D投入除了必备的物质资源之外，还应该拥有一支强大的技术研发队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公司技术研发人员比例越高，R&D投入强度越高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择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样本选取中遵循以下原则：（1）剔除上市时间短、报表未披露以及R&D相关信息披露不完全的企业。（2）剔除被St和pt的以及个别数据异常的企业。经过筛选最终确定以2010年至2011年我国172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所有数据来自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2010年和2011年的年度公司财务报表和国泰安数据库中相关数据。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本文选取如下变量：（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企业R&D投入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企业研发投入，进行实证分析。可以表示为：R&D投入强度（RDL）=（R&D经费/营业收入）*100%。（2）解释变量。规模。不同学者选择规模的度量指标时侧重方面不经相同，有人选用雇员数，也有人选用企业销售总收入，本文参考大多数学者的定义，采用企业在当期财务报告上反映的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度量企业规模。可以表示为：规模（SiZe）=ln（年末总资产）。资本结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长期的负债和权益资本的分配情况。本文用资产负债率来表示企业资本结构，该指标可以反映在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借债来筹资的，可以看出企业资金的安全程度。可以表示为：资产负债率（LeV）=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盈利能力。盈利能力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获取利润的能力，利润率越高，表明盈利能力越强，一般指标有营业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等，由于本文主要考虑企业通过自身经营获取利润的能力，所以选取营业利润率来表示企业盈利能力。可以表示为：营业利润率（opR）=营业利润/营业收入。人力资本。采用企业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企业技术人员占企业总员工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强度。可以表示为：人力资本（Rm）=技术人员总数/员工总数。为了验证假设，本文总结过去学者相关研究的经验成果，借鉴过去研究R&D投入影响因素的模型，研究的计量模型设计如下：RDL=d+？茁1SiZe+？茁2LeV+？茁3opR+？茁4HR+？着。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本文利用创业板172家上市公司2010年至2011年两年的数据，应用Stata软件，对影响企业R&D投入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进行两年之间的对比。从表（1）中可以看出，创业板上市公司2011年比2010年研发投入强度有明显增加，2010年公司平均R&D投入强度为6.76%，2011年为7.25%，且标准差适中，表明公司之间的研发强度差异性不是很大，另外，从第一章所描述的国际性经验来看，R&D强度达到5%才有竞争力，从平均值来看我国创业板的上市公司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各项指标2010年和2011年相比变动都不是太大，总资产的自然对数2010年平均值为20.5273，2011年为20.7935，表明其经营发展都相对稳定。资产负债率2010年平均值为17.13%，2011年为15.82%，且只有少数公司超过了50%，一般认为较为合理的资本结构应该介于40%-60%，很显然创业板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大多处于较低水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恰巧验证了这些公司进行R&D投入时偏向使用内部自有资金，避免举债进行R&D活动，另外由于这些公司都是刚刚上市的中小型企业，其发展战略都相对比较谨慎。盈利能力两年都能维持在20%左右，这一点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和较强的生命力。人力资本2010年和2011年的数据显示其专有技术人员比例偏低，这与我国从事R&D活动的人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现实情况相符，急需培养大量的专业人才。
（二）相关性分析首先对模型进行自变量与因变量以及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三）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通过对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两年的对比，有关假说的检验结果如下：（1）规模与R&D投入强度。检验结果显示两年的系数符号相反，与前面的假说产生了偏差，表明了规模与R&D投入强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尽管创业板上市公司自身的研发意愿都很强，但仍然有可能像现有研究成果中所提到的那样存在企业规模极点，在未达到该规模极点时，规模与R&D投入强度正相关；当规模超过了该规模极点时，规模与R&D强度成负相关关系。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研发本身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项目。小规模的企业在高度的市场竞争中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这种压力刺激着规模较小的企业努力寻求技术突破，开发新产品，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相反，大规模的企业却乐意保持现状，拒绝研发带来的潜在威胁，倾向于在稳定的环境中发展。这也是在现代企业的基础上对熊彼特假说的进一步完善。（2）资本结构与R&D投入强度。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R&D投入强度确实与资产负债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这与本文的假设2符合。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确热衷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R&D活动，较低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促进公司的R&D活动。如果公司财务杠杆过高，在进行研发投资时要面临债权人的限制和破产的风险，因此会抑制公司的研发活动。（3）盈利能力与R&D投入强度。实证结果显示2010年R&D投入强度与盈利能力正相关，符合假设3，而2011年R&D投入强度与盈利能力却出现了负相关的关系，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两点：R&D活动的滞后性在创业板的高新技术企业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企业在短时间内无法从R&D活动中受益，R&D费用的资本化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当期利润。2011年国内宏观经济环境抑制了企业的经营发展，2011年全国银根紧缩，市场普遍不景气，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企业的营业利润。（4）人力资本与R&D投入强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R&D投入强度与人力资本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且关系非常紧密，人力资本每增加1%，R&D投入强度分别增加13.04%和18.95%，体现了人力资本对R&D活动的重要作用。同样启示在企业内部管理时，要有灵活开放的管理机制，给技术开发人员自有创新的环境，减少内部的权利干预，营造一个合理、健康、有效的创新环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检验结果显示：规模与R&D投入的影响两年出现了相反的关系，并不是假设的纯粹的正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与R&D投入强度成负相关；盈利能力与R&D活动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同样出现了两种效应；人力资本与R&D投入强度成正相关，并且影响较为明显。如何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国家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帮助企业进行创新平台建设，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建立研发平台，让科技要素、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建议：（1）规模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R&D投入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创业板上市公司在面临如今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要不断加强自身内部控制机制，保持适度的企业规模，不要盲目采取扩张战略，促使企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较低的资产负债率能够促进创业板上市公司进行R&D投入活动，所以创业板上市公司应该避免过度的举债经营，尤其是通过外部融资进行企业长期的R&D活动，另外，国家要努力发展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贷款服务机构，同时加强政府资金的监管，确保专项资金到位，从而刺激其进行R&D活动的积极性。（3）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R&D投入的关系可能受到国家宏观政策和国内整个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因此创业板上市公司要时刻关注国家相应政策的变化并具有良好的市场形势分析能力。国家也要加强创新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对技术创新企业的财税政策扶持力度，特别是要抓紧落实国家已经出台的研发投入抵扣所得税政策。（4）创业板上市公司自身和国家都要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公司要吸收更多的高素质的人才，并加强内部员工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从整体上提高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国家要建立以高校为平台，企业为依托的，适应于企业R&D活动的实用型技术人员培养机制，努力做到人才的增长能与经济的增长相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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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年度总结篇5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印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的建设一批印刷复制产业示范基地的要求，对印刷复制企业分类实施综合评估，规范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的建立和管理，充分发挥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升行业素质等方面的引导和辐射作用，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印刷强国，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是指资质合格、遵纪守法、管理规范、技术先进、产品优质、业绩突出、创新节能、人才聚集、诚信经营，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的骨干印刷复制企业或者企业集团。
第三条建立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的宗旨，是通过对具有示范作用的骨干印刷复制企业或者企业集团的认定、挂牌、扶持和宣传，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优势企业，加快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节能减排，倡导绿色印刷，引导整个产业实现转型和升级。
第四条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制定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总量、结构、布局的全国规划，对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进行审核、认定和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进行初审、申报和日常管理。
第五条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的规划目标，是从2012年开始，到“十二五”期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100家左右“国家印刷示范企业”和10家左右“国家光盘复制示范企业”，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的引导作用和辐射效应明显显现，骨干印刷复制企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产业分工合理，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相对完善的现代化印刷复制产业体系。
第六条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必须具备的条件：
（一）合法经营方面
印刷复制企业模范遵守《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以及《复制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没有盗版盗印等不良记录，近三年内未被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过行政处罚。
（二）规模效益方面
印刷复制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及全员劳动生产率居国内同行业前列，在最近三个财务审计年度实现盈利。其中，印刷企业资产总额3亿元以上（主营出版物印刷企业或者数字印刷企业1亿元以上），年度销售收入5亿元以上（主营出版物印刷企业或者数字印刷企业2亿元以上），或者近三年销售总收入10亿元以上（主营出版物印刷企业或者数字印刷企业5亿元以上）且其间年度增长率均值超过20%，年度上缴税收1000万元以上；只读类光盘复制企业年度产量1亿片以上，销售收入1.2亿元以上，年度上缴税收500万元以上；可录类光盘生产企业年度产量2.5亿片以上，销售收入2.8亿元以上，年度上缴税收1000万元以上。
（三）技术装备方面
印刷复制企业关键生产设备居行业先进水平。其中，印刷企业拥有多色高速、自动、联动等先进技术设备，或者在数字印刷、柔印、印刷设备数字化自动控制、数字资产管理、数字直接制版、数字化工作流程等方面具备较强实力；光盘复制企业拥有DVD、DVDR或者高清光盘生产线以及配套的检测设备。
（四）创新研发方面
印刷复制企业研发投入达到销售收入的一定比重。其中，印刷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不低于1%，光盘复制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不低于4%。印刷复制企业建有部级或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或者研发机构，企业持有授权专利，且持有数量居国内同行业前列。印刷复制企业在新产品拓展、产业链延伸、商业模式探索等方面有实质性创新和相对成熟的创新成果。
（五）管理体系方面
印刷复制企业建立了规范的现代产权制度和科学的管理机制；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按照国际与国内先进标准组织生产，产品质量经检测符合有关标准；建立了基于网络的企业管理信息化系统；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完善，责任制健全，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六）绿色环保方面
印刷复制企业积极开展绿色生产，通过环境管理体系及相关国际绿色认证；推行清洁生产审核；使用的各种原辅材料符合国际标准，应用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的设备、材料与工艺；排放、节能等指标符合国家环保标准。其中，印刷企业能够达到国家绿色环保印刷标准的要求。
（七）人才队伍方面
印刷复制企业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和技术研发队伍。其中，印刷企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含中级技工以上）职称人员人数比例不低于70%，高级技术人员（含技师以上）比例不低于20%；光盘复制企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职称人员人数比例不低于90%，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20%。
（八）地方扶持方面
印刷复制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建立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给予了切实可行的扶持政策和措施。
第七条为鼓励印刷企业“走出去”，对具备以下条件的印刷企业可以认定为国家印刷示范企业：印刷企业年度承接境外印刷加工业务占企业全面主营业务量的30%以上，且年度对外加工业务营业额达到2000万美元；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应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企业应不欠税、不欠工资，不欠社会保险金，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60%，企业银行信用等级在aa级以上（含aa级）。在同行业中企业的产品质量、产品科技含量、新产品开发能力居领先水平，原料综合利用率高，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质量管理标准体系。
第八条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实行自愿申请、初审、终审和认定的程序。凡符合本办法第六条或者第七条要求的印刷复制企业，均可申请建立成为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
第九条印刷复制企业应当向所在地县、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申请表》，经所在地县、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核实确认后，报送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审核同意后，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向新闻出版总署报送书面报告以及有关申请材料。报告要同时载明地方给予的扶持政策和措施。
第十条新闻出版总署组织评审专家组，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的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进行考核和终审。
通过考核和终审的印刷复制企业在新闻出版总署门户网站（gapp.省略）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通过公示的印刷复制企业，由新闻出版总署认定为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授予“国家印刷示范企业”或者“国家光盘复制示范企业”的称号，颁发牌匾和证书，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
第十一条经过认定的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新闻出版总署建议其所在地人民政府给予扶持和奖励。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享有以下方面的优惠扶持：
（一）项目资金方面
新闻出版总署对认定成为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的印刷复制企业优先给予产业发展项目和发展资金的支持。
（二）产业政策方面
认定成为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出版物印刷企业、其他印刷品印刷企业或者只读类光盘复制企业，外方可以控股或者占主导地位，但中方比例或者权益不得低于30%。
（三）管理措施方面
认定成为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的印刷复制企业，在接受委托印刷复制境外的印刷复制产品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在保证文化安全的基础上，可以根据管理实际，适当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
（四）评选奖励方面
中国出版政府奖（印刷复制奖）、全国文化重点出口企业、全国文化高新技术企业等的评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被认定成为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的印刷复制企业。
（五）进口设备方面
认定成为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的光盘复制企业，可以进口境外性价比高且使用年限不足3年的光盘复制生产设备，但进口各种类型设备的总数量不得超过企业原有设备总数量的30%，而且进口设备只限于企业自身使用。
第十二条新闻出版总署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对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进行跟踪管理。根据“目标考核、动态管理、能进能退”的原则，建立并完善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的年度考核机制。年度考核采取书面考核和现场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具体程序为：
（一）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底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上年度总结。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对年度总结材料进行审核后，每年2月底前将本地区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发展情况、审核意见和有关审核材料报送新闻出版总署。
（三）新闻出版总署组织评审专家组对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进行考核，确定年度考核结果。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撤销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称号。
第十三条新闻出版总署对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年度考核情况予以通报，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并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年度发展报告。
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新闻出版总署直接撤销国家印刷复制示范企业称号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
（一）严重违反《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且情节严重的；
（二）发生重大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有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
国企年度总结篇6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领土完整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③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摘要》1992年。
国企年度总结篇7
关键词：企业年金；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政策
中图分类号：DF475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2.024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为建立多层次的企业养老保险体系，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障水平，国家鼓励企业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的前身）。后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出有条件的企业可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实行市场化运作和管理。国家颁布相关规章制度，规范企业年金监管，促进企业年金健康规范发展。但当前国家相关企业年金政策仍不尽完善，如何用好这项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仍是个重要管理命题。必须结合国家政策和企业实际，进行深入研究论证，才能作出科学决策。
一、年金制度及作用
（一）主要政策
2004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家部委联合颁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部令[2004]第20号）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部令[2004]第23号)分别就企业年金的建立和管理等基本方面作出了规定[1]，各级地方政府相应出台了实施意见，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的基本管理制度体系。一是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企业自愿建立，依照国家规定审核或报备后方可实施。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12，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6。二是企业年金基金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按照规定委托管理和投资运营，企业年金基金财产与企业法定财产独立。三是职工退休、出境定居或死亡可领取，变动工作单位可随同转移。
2005年和2007年国务院国资委从完善中央企业薪酬福利制度，建立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激励机制等角度出发，先后出台了《关于中央企业试行年金制度的指导意见》（国资发分配[2005]135号）和《关于中央企业试行企业年金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配[2007]152号）。一是要求中央企业量力而行，必须盈利并完成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要统筹考虑建立企业年金与调整薪酬福利结构的关系，要保持和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不得因试行企业年金而造成人工成本大幅度增加。二是合理确定年金缴费水平，根据企业发展阶段和经济效益状况实施动态调整。规范列支渠道，企业缴费列入成本的部分原则上不超过工资总额的5％（低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规定比例）。三是企业年金方案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规范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外项目支出，并要规范企业年金监管和规范运营，保障企业年金的安全性。
2009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27号）规定，对企业缴费部分，自2008年起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费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5%标准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国税总局2009年发出《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694号）规定[2]：个人缴费部分，不得在个人当月工资、薪金计算个人所得税时扣除。企业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属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在计入个人账户时，应视为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不与正常工资、薪金合并），不扣除任何费用，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算当期应纳个人所得税款，企业按季、半年或年度缴纳企业缴费的，均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不扣除任何费用，按适用税率计算扣缴个人所得税。从税收征管规定来看，个人扣缴和分配所得企业年金均纳入工资、薪金所得，全额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对实施企业年金没有给予优惠政策，且征收税率较高。
(二)企业年金制的作用
1.允许企业缴费部分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扣除，兼顾了企业和员工利益。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42号）、财政部《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5号）以及国资委的有关规定，企业实施企业年金企业缴费列入成本的部分原则上不超过工资总额的4%，后续政策调整增加1%，达到5%。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2007]第512号），企业为投资者或者职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在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准予扣除[3]。也就是说，若企业在年度盈利情况下每100万元的企业年金缴费，按税法规定可少缴企业所得税25万元（企业所得税一般税率25%）；不实施的情况下，企业就增加25万元企业所得税支出。有条件执行的企业，可以降低企业年度所得税税金支出，转而用于企业员工福利，对企业和员工都是有利的。
2.为企业员工退休生活保障增加新来源，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增添了新措施。
企业年金政策要求必须坚持普惠的基本原则，企业年金计划要基本覆盖到所有企业员工。中央企业还需要解决“中人”补偿问题，实现新老政策的平稳过渡。因此，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员工在退休时除获得基本养老保障之外，还可以获得一次性企业年金待遇，这有利于提高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水平。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在确定企业缴费分配比例时，应根据职工对企业经营业绩贡献的大小，结合职工的岗位责任，工作年限各个因素综合考虑，适当地向关键岗位和优秀人才倾斜，发挥企业年金的激励作用。因此，企业科学设计年金方案，有利于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发挥企业年金的“金手铐”作用。
3.有利于强化企业对资金和成本费用的控制。
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从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生活待遇的角度，根据当地财政负担能力出台政策，给予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外的生活补贴，但将中央企业退休员工排除在外，造成中央企业退休员工待遇不平衡，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央企业被迫跟进补贴，造成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外项目不规范，企业的社会负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实施企业年金制度，并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结合起来。凡试行企业年金制度的企业，要统筹解决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外项目支出问题。对试行企业年金制度后的离退休人员，企业不应在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和企业年金之外再支付任何福利性项目。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减少企业不合理负担，规范企业统筹外的费用支出，强化企业管理。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政出多门，实施空间受限制
尽管国家建立了企业年金的基本制度体系，但具体政策并不完全统一，实施空间仍受到限制，表现在政策制定部门的导向不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张把企业年金作为调节企业员工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渠道，希望加大比例，做大蛋糕，搞好普惠，调动企业积极性，发挥养老补充作用。国资委则想利用企业年金，理顺退休人员统筹外费用，兼顾发挥激励作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则将其作为一项企业福利加以严格限制，对个人所得实惠征收个人所得税。因而导致以下问题。
1.实际提取比例过低，增加了实施的难度。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国家部委联合颁布的《企业年金办法》规定企业年金可以按照8.33%的比例提取，但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总额在工资总额5％以内的部分，从成本(费用)中列支。企业缴费总额超出规定比例的部分，不得由企业负担，企业应当从职工个人工资中扣缴。个人缴费全部由个人负担，企业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资助。国资委规定，企业将实行工效挂钩办法形成的工资总额结余资金用于企业年金缴费的，需在企业年金方案中予以说明并经国资委同意，并强调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使得年金方案设计变得复杂，关键在于企业提取总额不足，难以兼顾各方要求。一方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企业统筹外费用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年金计划的过渡期必然较长，很难较好地实施。另一方面，如果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会使得大部分工龄较短的员工在年金方案执行的初期获得的企业缴费分配水平较低，不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实施企业年金整体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如果还想加大对企业管理骨干激励的力度，就更显得捉襟见肘，企业方案无法实施。
2.税收政策支持不够，抵减了部分实施效果。
国家财税部门规定企业按规定比例计提的企业年金缴费可以在税前扣除，但对个人缴纳的部分和企业缴费分配至个人账户部分，实行全额征收个人所得，没有税收减免。如此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抵减了实施企业年金期望达到的效果，企业给员工的越多，按照目前税收规定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就越多。
（二）企业负担增加，管理风险加大
1.企业负担增加，对企业效益影响需认真权衡。
实施企业年金制给企业带来的负担压力还是非常明显的，直接造成企业人工成本增长，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从部分企业率先试行的经验来看，一旦企业实施企业年金，一般情况下就很难停止，企业负担是长期的。当企业工资总额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对企业利润总额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盈利能力不强的单位在实施企业年金时应重视这个问题。当企业处于亏盈边界时，实施企业年金计划将对企业经济效益产生直接影响。
2.管理投入和资产风险不容忽视。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分别都对企业实施企业年金采取监管措施，以保障年金基金管理规范、安全。实施企业必须积极有效地进行各方面的管理对接，认真组织做好企业年金管理工作。如果是集团企业实施企业年金制度，从多级法人现状来看，既不能使企业年金实施过程的风险和业务过于集中，又不能过于分散而得不到有效控制，这必然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因此，必须投入一定的管理力量，保证庞大的企业年金制规范安全地运营，以应对企业年金制管理的各项业务工作。企业年金基金管理采取市场化运营管理[4]，在国际国内投资环境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基金投资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失误，并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年金基金收益难以保证，而最终承担运营风险的是参与员工。企业年金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安全管理问题及规范管理问题，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受托管理机构，都还处于摸索和完善时期，既然按照市场化操作，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一旦出现了亏损就会影响到员工的权益。
（三）认识不统一，实施效果仍难确定
当前，对企业年金计划的设计和实施要达到的效果尚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实施企业年金不一定必然会实现提高员工退休时点的收入，实施企业年金的保障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搞企业年金制比不搞好，早搞比晚搞好，既然是发达国家普遍实施，必然有其科学性。
本文根据一定的假设条件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企业员工工资增长较快的情形下，企业年金中企业缴费分配积累并不可能达到理想中的高额积累。员工年收入增长较低的情况下，实施企业年金对职工在退休时点的收入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如果仅考虑企业缴费的分配部分，按照一定的员工收入增长率，企业年金投资收益率，一定的工作年限，分析计算结果见表1。
其中：g表示工资年增长率；i表示投资收益率；r表示企业缴纳提取比例；p（g,i,r）表示企业缴费分配形成的个人账户年金累计余额占当年年收入的比例[5]。
三、建议
（一）认真开展利弊分析
第一,保障和激励作用分析。企业年金的保障和激励作用主要通过三类指标进行衡量。
一是绝对指标，即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积累达到的绝对金额。个人账户积累金额越高，保障和激励作用越明显。个人账户积累金额绝对值达到或超过行业其他企业平均水平时，企业年金的激励效果越明显。
二是相对指标，即企业年金保障系数。若企业年金保障系数越大，则说明企业年金积累的保障效用越高。超过一定水平，企业年金的激励作用开始发挥作用。计算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是未来取值法。当个人可以领取企业年金时，个人账户预测积累金额占个人在退休年份的预测年收入的比例，或者个人账户预测积累金额占个人退休年份预测养老金发放水平（月标准）的比例。第二种方式是折现当期法。当个人可以领取企业年金时，将其个人账户积累金额按预测投资回报率折现至预测年度，再将折现值与个人参与企业年金计划前一年收入相比较取值。
三是月工资当量，即进一步对企业年金保障系数按月份折算，以了解企业年金积累相当于预测可领取年度当年几个月的工资水平，或相当于参与企业年金计划前一年几个月的工资水平。若月工资当量值越大，则说明企业年金保障和激励效用越大；若月工资当量值越小，则说明企业年金保障和激励效用越小。其计算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未来取值法月工资当量=企业年金保障系数×12月。第二种方式是折现当期法月工资当量=企业年金保障系数×12月。
企业应根据这三项指标来权衡实施企业年金的保障和激励作用。
第二，企业经济负担分析。实施企业年金制将直接增加企业成本费用，加大企业资金支出，减少企业年度利润。当企业工资总额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对企业利润总额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盈利能力不强的单位在实施企业年金时应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当企业处于亏盈边界时，实施企业年金计划将对企业经济效益产生直接影响。
第三，税收负担影响分析。要从企业和个人税收负担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根据税收法规的上述规定，企业在规定的比例范围内提取企业年金，可以发挥“税收挡板”作用。即当公司年度实现的财务利润水平较好，实施企业年金可减少当年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若不实施，则企业放弃减税机会。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企业年金一方面可以将企业实现的利润惠及企业职工，另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所得税支出，对企业和员工均有利。尤其是企业当年实现的盈利水平大幅度超过年度预算利润目标，企业按规定支付所得税金较大时，实施企业年金计划是一个较好的税收筹划手段，可以减少企业所得税税金支出，转而惠及企业职工。对个人而言，实施企业年金方式的个人所得税税负略低于不实施企业年金而直接增加当期工资收入方式的税负。
第四，对工资总额管理的影响分析。目前国有企业按国资委的要求实施工效挂钩和工资总额预算管理，由国资委对企业的工资总额进行年度结算和审批。国有企业超过国资委批复工资总额的部分，也将按照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对部分国有企业工资总额预算存在缺口的，利用企业年金这一单行政策，既可以提高员工收入水平，同时并不增加工资总额。
（二）研究制定科学的实施方案
企业在推动实施企业年金时，要科学设置企业实施企业年金制度的控制条件，只有达到规定条件时，企业才能启动实施。国有企业制定年金方案还要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要求，与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相结合，规范企业退休人员统筹外项目的发放。大型集团企业对所属单位要针对不同企业的经营状况，有选择性地实施，先进行部分企业的试点，再进行大面积的实施。
企业要将企业年金计划的实施过程与企业年度经营状况密切挂钩，形成联动机制。在实施过程中要从严监控，不具备条件时，必须暂停执行年金计划。一旦企业在实施过程中，经审核其运营状况发生了较大的不利变化，不具备继续实施的情形时，企业就必须停止实施年金制，以降低企业的风险。
（三）规范管理，控制风险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及运营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一是委托风险。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建立在信托和委托关系之上，同时委托人之间协作难度大，客观上存在较大的管理控制风险，这就造成企业年金基金可能产生财产损失。二是投资风险。如果企业年金投资项目组合发生一定的投资失误，企业年金基金的保值增值目标将很难实现。尽管按照国家有关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制度规定，投资管理人应从当期收取的管理费中提取20％，作为投资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投资亏损。但这一部分款项提取比率不高，积累缓慢，在一定年限内也不足于弥补可能出现的亏损，难以发挥较大作用。因此，实施企业年金的企业要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实力强的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实施中应加强对“四类人”管理和运营行为的规范性监督，确保信息完整，资产安全，收益稳定，资产保值增值，将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内。从根本上讲，企业年金基金的安全与保值增值的潜在风险无法消除，无论是实施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都应加强对企业年金的安全监督管理，企业还应深入研究保障企业年金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的举措，采取风险应对措施，有效规避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
（四）加大国家政策支持力度
国家应加大对企业实施企业年金的政策支持力度，适当提高企业可计提比例，扩大企业年金的可实施规模。尤其是国家税收政策要转变对企业年金的认识，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从而调动企业积极性，发挥企业年金对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作用，开辟企业养老保险的第二通道，减轻国家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的压力。
总之，实施企业年金制度是对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个挑战，需要结合企业的发展运营状况进行全面深入地论证，充分辩识实施企业年金制度对企业产生的各方面影响，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要求慎重地作出决策，并应稳妥组织实施，规范管理操作，积极防范风险，确保资金安全。这样才能实现实施企业年金制度的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1]杨燕绥.企业年金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3:106-118.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J].中国劳动，2010（1）：62.
[3]陈诚.关于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思考［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1(2):67-71.
[4]陆解芬.企业年金投资风险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6):170-173.
[5]游春，谢杰.中国新企业年金替代率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78-83.
Suggestionsontheimplementationofenterpriseannuity
YanGShu-hua
(DepartmentofHumanResources,ChinaRailwayGroupLimited,Beijing100039,China)
国企年度总结篇8
关键词：资产负债率；经营绩效；资本结构弹性；股权制衡
一、研究背景
2010～2014年我国中小企业数量由5175万家增加到6601万家，每年增幅在10%左右。2014年，500万元以上的规模型中小企业占中小企业总数的9.58%，实现的利润总额占总利润的52.34%，当年中小企业对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中小企业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拉动经济持续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和引领科技创新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大型企业无法替代的战略地位。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一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它们也是政府和金融机构优先扶持的对象，而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本短缺问题越来越凸出。一方面，中小企业筹资方式单一，特别是处于创业期的企业只能依靠股东投入的资金，其资金缺口较大；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本身规模较小，可供抵押的资产少，资金链不稳定，加上国家政策向大型企业倾斜，它们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较为困难。
二、样本数据选取及指标说明
我国政府于2004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内设立了中小企业板块，从此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多层次发展的道路，这也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融资渠道。目前有关资本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主板市场，中小企业板建立的时间不长，专门针对中小企业进行的研究甚少。
（一）样本数据选取
笔者选取了我国中小企业板块30家具有代表性的中小企业，包括海大集团、巨力索具、永兴特钢、东方新星、万和电气、比亚迪、中泰化学等，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分析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以及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以说明当前中小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资本结构和提高经济绩效的对策建议。
（二）指标说明
国内外学者关于资本结构和经营绩效的研究成果较多。有关资本结构的研究包括著名的mm理论、静态权衡理论、成本理论等，衡量资本结构的指标有资产负债率、短期负债比率、长期负债比率和产权比率等。有关经营绩效的研究包括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理论和系统管理理论等。经营绩效是反映企业经营的效益和管理者所取得的经营成绩，一般通过资产营运能力、发展能力、获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评价企业的经营效益，经营成绩则主要通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取得的经营成果来反映。评价企业经营绩效的量化指标包括托宾-Q值、经济增加值（eVa）、总资产净利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
1.资本结构指标
本文选取了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比率和股权集中度三个指标来反映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状况，其中，资产负债率衡量的是企业资产总额中负债所占比例，该指标值越高说明企业负债越多，其自有资产越少。长期负债率衡量的是负债总额中长期负债所占比例，该指标值越高说明企业短期负债越少，企业运用长期负债满足经营所需资金的能力越强。股权集中度反映了企业股权的分布状态，它是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企业其经营效率越高，这主要是因为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能增加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督和控制，从而降低成本所致。当然，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也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现象，会降低决策的公开度和透明度，进而威胁到小股东的利益。
2.企业经营绩效指标
本文选取了总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三个指标反映中小企业的经营绩效。其中，总资产净利率是通过计算净利率占总资产的比例所得，该指标说明企业利用资产创造利润的能力。净资产收益率是通过计算净利润占净资产的比例所得，该指标反映了企业利用股东投入资本获取利润的能力。每股收益是指净利润与发行在外普通股的股本总数的比例，该指标主要通过评价股东的获利水平和投资的风险水平来衡量企业的发展潜力。
三、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特征分析
2010～2014年，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基本呈小幅上升趋势，但是增幅不大，平均都维持在30%以上，但是，总体来看仍低于大型企业50%的平均负债水平，这说明我国中小企业通过负债筹集资金的能力不强。另外，30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差异较大，这主要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和经营领域有关系。从长期负债率指标看，样本企业的平均值在10%～12%左右，有的企业长期负债率甚至为0。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负债结构以短期债务为主，这种负债结构将会使企业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还本付息压力，财务风险较高。从股权集中度指标看，样本企业的股权相对集中，平均值达到65%以上，有5家企业的股权完全集中在少数股东手中，股权集中度达到100%，这也是我国中小企业极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的原因。内部人控制不利于企业整体经营效益的提高，对企业形成持久竞争力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中小企业经营绩效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2010～2014年，样本企业的经营绩效指标基本呈下降趋势，其中，总资产净利率平均值在10%以下，这说明中小企业资产的收益能力较弱，持续盈利的稳定性不强。从权益净利率看，五年来基本呈下降趋势，2013年平均值最小仅为7.28%，这表明样本企业为股东创造财富的能力也较弱，企业利用股东资本的效率不高。与此同时，中小企业的每股收益也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会削弱股东进一步投资的积极性，最终导致企业获取权益资金的来源受阻。
国企年度总结篇9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试点企业集团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一些企业集团取消了合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取消合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后,对汇总在企业集团总部、尚未弥补的累计亏损应该如何进行处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合并纳税后以前年度尚未弥补亏损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进行了详细规定,以便于该类企业正确弥补亏损。
正确区分合并纳税与汇总纳税
合并纳税是否就是汇总纳税?首先搞懂两个概念,所谓合并纳税,是指大型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实施盈亏相抵之后的收益缴纳所得税。大型国企合并纳税始于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国税总局《关于大型企业集团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规定,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企业集团经批准后,可由其100%控股成员企业选择由核心企业统一合并纳税。2007年实施两税合并时新企业所得税法确立了法人税制的原则,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都必须单独纳税,《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二条规定,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企业之间不得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所谓汇总纳税,是指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跨地区(指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场所(以下称分支机构)的,该居民企业为汇总纳税企业。
两者的区别:合并纳税的各方是一个大型集团下属的各自独立的企业法人,而汇总纳税的各方是一个企业法人下属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实行法人纳税,合并纳税已经取消了,而分支机构都要由总机构进行汇总纳税。
会计亏损与税法亏损口径不同
会计上的亏损是指当年总收益小于当年总支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如果当年账面利润为负数,即为会计上讲的“亏损”。与实现利润的情况相同,企业应将本年发生的亏损自“本年利润”科目,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借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贷记“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利润分配”科目的借方余额,即为未弥补亏损的数额。然后通过“利润分配”科目核算有关亏损的弥补情况。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依照税法的规定将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和各项扣除后,其结果有可能小于零,这小于零的数额即税法规定中的亏损。税法中的亏损和财务会计中的亏损其含义不同,处理方法亦不同。
弥补亏损的方式
企业发生亏损时,弥补亏损的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用以后年度税前利润弥补,企业发生亏损,可以用次年度的税前利润弥补,次年度利润不足弥补的,可以在五年内延续弥补;二是用以后年度税后利润弥补,企业发生的亏损,五年内的税前利润不足弥补时,用税后利润弥补,税法上在计算应税所得时不能扣除亏损余额;三是以盈余公积弥补亏损,企业发生的亏损,可以用盈余公积弥补,借记“盈余公积”科目,贷记“利润分配――盈余公积补亏”科目。
亏损弥补的税务处理
亏损弥补的总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八条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这里亏损弥补的含义有两个:一是自亏损年度的下一个年度起连续五年不间断地计算;二是连续发生年度亏损,也必须从第一个亏损年度算起,先亏先补,按顺序连续计算亏损弥补期,不得将每个亏损年度的连续弥补期相加,更不得断开计算。“自行弥补”是指,纳税人在纳税申报时(包括预缴申报和年度申报)可自行计算并弥补以前年度符合条件的亏损。
取消合并纳税后以前年度尚未弥补亏损的规定。财税[2008]119号的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一些企业集团取消了合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取消合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后,对汇总在企业集团总部尚未弥补的累计亏损,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合并纳税后以前年度尚未弥补亏损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进一步明确,亏损期限有限制,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试点企业集团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从2009年1月1日起上述企业集团一律停止执行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政策。这里的亏损指企业集团取消了合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后,截至2008年底,企业集团合并计算的累计亏损。凡单独计算是亏损的各成员企业,参与分配第一条所指的可继续弥补的亏损;盈利企业不参与分配。具体分配公式如下:成员企业分配的亏损额=(某成员企业单独计算盈亏尚未弥补的亏损额÷各成员企业单独计算盈亏尚未弥补的亏损额之和)×集团公司合并计算累计可继续弥补的亏损额。并且要求应根据集团每年汇总计算中这些亏损发生的实际所属年度,确定各成员企业所分配的亏损额中具体所属年度及剩余结转期限。
超期申报滞纳金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7号公布日在8月份,而执行日为2009年1月1日,2009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在2010年5月30日已经结束,文件出台的滞后造成部分取消合并纳税的企业,其计算的亏损未在2009年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得以弥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因2010年5月31日后出台的个别企业所得税政策,涉及2009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调整、需要补(退)企业所得税款的少数纳税人,可以在2010年12月31日前自行到税务机关补正申报企业所得税,相应所补企业所得税款不予加收滞纳金。
举例:某大型国企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企业集团,下属六个子公司a、B、C、D、e、F,以前根据《关于大型企业集团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规定,实行企业统一合并纳税,后又根据财税[2008]119号通知要求,从2009年1月1日起,上述企业集团一律停止执行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政策。在2008年采取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2008年该集团公司合并纳税后亏损为400万元(见表1):下属个子公司a2008年盈利1000万元,B公司亏损500万元,C公司亏损600万元,D公司亏损400万元,e公司盈利2000万元,F公司亏损1600万元,集团总部亏损300万元。请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7号,计算各个子公司应分担的亏损额。
[分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7号公告第二条规定,B、C、D、F、集团总部是单独计算且亏损的各成员企业,可参与分配继续弥补的亏损;a、e是盈利企业不参与分配。
首先计算各子公司亏损占总亏损的比例:
成员企业亏损占总亏损的比例=(某成员企业单独计算盈亏尚未弥补的亏损额÷各成员企业单独计算盈亏尚未弥补的亏损额之和)×100%
B公司:500/(500+600+400+1600+300)×100%=14.71%
C公司:600/(500+600+400+1600+300)×100%=17.65%
D公司:400/(500+600+400+1600+300)×100%=11.76%
F公司:1600/(500+600+400+1600+300)×100%=47.06%
集团总部:300/(500+600+400+1600+300)×100%=8.82%
再次计算各公司应以分担的亏损额:
成员企业分配的亏损额=(某成员企业单独计算盈亏尚未弥补的亏损额÷各成员企业单独计算盈亏尚未弥补的亏损额之和)×集团公司合并计算累计可继续弥补的亏损额(单位:万元)。
B公司:400×14.71%=58.84
C公司:400×17.65%=70.6
D公司:400×11.76%=47.04
F公司:400×47.06%=188.24
集团总部:400×8.82%=35.28
国企年度总结篇10
关键词:FDi工业企业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7.65;F114.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5-269-04
一、引言
广东省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全面飞跃,整体经济水平明显加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长期积累下来的开放经济背景下,广东的经济外向依存度过高,进出口贸易成了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导致了广东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随着愈演愈烈的“引进外资”战略而逐渐衰退,自主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资的挤出效应的影响。事实再次证明“市场换技术”不仅让我们失去了稀缺的国内市场,而且还没有得到本应该换来的技术。2006年2月9日,国务院正式颁发《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显示我国在2006年正式把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时隔三年有余,在2008年12月3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编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的珠三角发展的九大任务第二条就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些文件不但说明国家对广东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视,还提纲挈领地指出了现阶段广东的主要战略任务不仅仅停留在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要求找到和建立持久的增长源――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笔者利用2006年至2008年三年来广东省工业企业的横截面数据纵深探讨了FDi技术外溢是否能带动广东省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FDi技术外溢是否能够带来广东省工业企业的总产出的实质性提高,以及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最后通过对原因的分析提出一些广东省有针对性地利用FDi技术外溢以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政策性建议。
二、文献回顾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国外学者把技术外溢作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作了分析;Findlay最早提出FDi可以通过示范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FDi输出国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扩散率就越高,外资的占有率越大,技术扩散的速度就越快。20世纪80年代,Romer和Lucas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引进外商投资会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提高。然而在对发展中国家的FDi技术外溢效果的研究中却很难得到一致的结论,Blomstromandpersson,Blomstromandwolff,Kokko,tansiniandZejan,Sjoholm,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Young,HaddadandHarrison,Kokko,Goldar,Haksar,Demello,aitkenandHarrison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很微弱,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成立。这类研究的共同特点都是从整体上研究FDi技术外溢对整个经济体技术进步的总体影响。
CohenandLevinthal首次提出了企业在研发过程中的“吸收能力”概念,认为企业研发投入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研发成果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部技术的吸收、学习、模仿能力,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扩散。吸收能力是技术能力的子集,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则它对外部技术和知识的吸收能力就越强。narulaandmarin强调吸收不仅仅指简单的模仿,吸收能力是将FDi外溢的技术知识内生化,即吸收能力包括消化吸收外部知识、使外部知识内部化、调整外部知识和技术使之与内部特有的流程和规程相适应,并产生新知识的能力。Kathuria使用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印度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以外资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为标准衡量外资的活动水平时,本地企业并没有从外资企业的存在中获益;但是当以外资投资存量作为衡量外资活动水平的标准时,外资企业的存在将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Kathuria还发现,本地企业的研发支出将提高本地企业对外资企业溢出的吸收能力,因此,R&D支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之间存在一种互补的关系。DjankovandHoekman在对捷克的本地企业进行FDi技术外溢的研究时发现,作为一个整体,FDi对捷克行业产出的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技术溢出效应对捷克的本地企业本身的产出增长却是一种负向影响。DjankovandHoekman还认为,这是由于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过大以及本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不足而导致。这类研究主要是从FDi技术外溢与东道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阐述了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FDi技术外溢效果。
国内对FDi技术外溢与我国科技创新的研究结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FDi技术溢出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何洁利用1993年―1997年28个省、市、自治区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市场存在一定的正溢出效应。潘文卿采用1995年―2000年的省区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产出的影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为正,但这一溢出效应的作用并不太大。王志鹏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发现,1986年―1999年间,相同单位的资本投入,外资企业的边际产出平均为国内企业的6倍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差距在逐渐缩小,到1999年两者的边际产出相差约为1倍。这里除了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使得边际产出递减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带来的竞争效应使得国内企业比从前“表现得更好”,即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变革缩小了与外资企业的差距。二是FDi技术溢出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性影响。姚洋,章奇利用1995年的企业截面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认为三资企业的效率高于国内企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的内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谢富纪,沈荣芳认为,中国虽然在利用FDi的同时,引进了国外相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整体技术水平得以提高,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起到了推进企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但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三是FDi技术溢出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沈桂龙等认为跨国公司实行动态技术差距的策略,仅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FDi引进技术后,进一步创新的程度比较低,往往停留在浅度国产化阶段。我国很多行业和领域,技术的获得被固化于硬件当中。我国自主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没能得到提高,结果往往会陷入了引进――生产――再引进――再生产的怪圈。
在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中发现,FDi的技术外溢对东道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致力于FDi技术外溢对我国不同类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不同地区的门槛效应的研究。沈坤荣,李剑的研究发现中国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外溢的方向是从内资到外资,研发收益率外溢比例在三种外溢测度下分别为30%、13%和23%。王瑜通过对我国39个工业行业数据进行的分组检验,从中测量了外商投资对我国不同性质、不同技术水平以及外资的参与程度的不同对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薄文广的研究也证实并测算了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发现只有那些人力资本水平(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与总人口的比例)大于2.0879的地区,FDi的流入才会促进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而我国大部分西部地区和一部分中部地区并没有达到这个人力资本门槛。李梅、谭力文利用1998年―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对FDi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状况、金融发展程度和经济结构四个方面对能够引发正向的创新溢出效应的各因素门槛水平进行了具体测算。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FDi技术外溢和东道国自主创新能力关系的文献,研究的角度各有不同,但较少有从一个省域内各市所有的工业企业吸收FDi技术外溢的角度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比较研究,本文拟使用2006年―2008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范围内的所有工业企业进行研究,详细考察广东省总体的工业企业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效果和原因。
三、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为了测定FDi技术外溢对广东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作用进行有效的测量,笔者选取带有技术进步系数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东道国企业技术进步系数的计量模型作为基本模型的选取。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Q=aKαLβ(1)
对其取对数:
inQ=ina+ina+αinK+βinL(2)
其中a代表技术系数;K表示投入的资本,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表示;L是投入的劳动力,用企业的就业人员表示;Q是产出,用工业企业的总产值表示。
由于FDi技术外溢的影响因子有很多,但多数学者认为主要的几种影响因子不外乎东道国企业科技活动人员的人数,东道国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的内部支出即东道国企业用于研究和开发(R&D)的经费和FDi的参与程度等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数据进行了初步的测量构造如下衡量技术系数的模型:
a=xFDiλStpγSteθ(3)
对其两边取对数,令inx=C,得到FDi技术外溢使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或外溢效果带来的技术创新计量回归模型:
ina=C+λinFDi+γinStp+θinSte+ε(4)
其中a代表自主创新的技术系数即企业在技术革新过程中的创新产品为企业带来的销售收入,笔者拟使用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创新型产品的销售收入;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这里用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表示;Stp表示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的人数;Ste表示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进行研发的经费总额;ε为随机干扰项;x为影响系数即其他影响因子。λ、γ、θ分别表示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将方程(4)带入方程(2),得到计量回归模型(其中ε为随机干扰项):
inQ=C+αinK+βinL+λinFDi+γinStp+θinSte+ε(5)
对方程(5)进一步研究发现,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和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劳动力人数两个变量有较高相关性,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和企业产出的增加值的相关性较弱,故将作为其他因变量省略。最终确立FDi技术外溢对东道国企业总产出影响的回归模型:
inQ=C+αinK+βinL+λinFDi+θinSte+ε(6)
其中Q代表企业的总产值,这里用广东省21个地级市所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表示;K表示投入的资本,用各市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表示;L是投入的劳动力,用各市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表示;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这里用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表示;Ste表示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进行研发的经费总额;ε为随机干扰项;α、β、λ、θ分别表示各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笔者将选取2006、2007、2008年度的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横截面数据分组估计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对总产出的效果影响,采用的数据均取自2006年―2008年《广东统计年鉴》、《广东科技统计年鉴》、《广东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广东省统计局网站、广东省科技厅网站。对全部样本组成的横截面数据根据模型(4)和模型(6)分别利用oLS方法进行计量估计,使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5.1。
四、实证结果和原因分析
现将2006、2007、2008年度的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横截面数据经过模型(4)进行总体估计,见表1:
根据表1我们逐步分析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首先,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与2007年解释变量lnFDi的系数为负,系数分别为-0.416619和-0.348602,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2008年的lnFDi系数为0.2170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计量统计结果上看,2006年、2007年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自主创新有着显著性负面的影响,而到了2008年,这种显著性影响为正。从lnFDi的系数逐步增加上来看,2006年到2008年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吸收FDi外溢能力在逐步增强。
其次,从解释变量lnStp的系数来看,2006年和2008年的系数分别为0.151830和0.115194,且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而2007年的系数则不显著。这些统计结果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的科技人员活动人数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以2008年回归的结果为例:科技人员活动人数每增加1%,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的创新产品销售收入就会显著性增加11.52%。虽然在2007年lnStp的系数并不显著,但这也不会影响科技人员活动人数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正面驱动。
第三,我们分析解释变量lnSte的系数,2006年到2008年lnSte的系数分别为:1.792328、2.260107和1.093050,它们分别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这些统计量结果说明了广东省各市工业企业进行研发经费的投入对广东省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高低分别为:2007年的影响大于2006年,2006年的影响大于2008年。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2007年是广东省工业企业战略转型的一年,2007年广东省工业企业的总体盈利能力达到近30年来的最高,且工业总产值比2006年同期增加35.25%;同时,省内企业进行科研研发的经费增长率也为30年来的最高36.4%。第二,2008年经过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广东省外向型企业的全面衰退,广东的很多工业企业在出口萧条的情况下纷纷消减科研经费的投入。第三,2007年广东省工业企业科研经费的投入注重在高科技、高效率、高利润的行业,从而科研经费对工业企业的创新性产品产出的正面影响非常强;而2008年广东省多数工业企业在科研经费的投入时注重降低产品的成本、注重国内低端市场和短期的经济效益,这就使企业的科研经费投入对创新型产出效果没有那么显著。
最后,我们对每一年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具体分析。2006年lnFDi、lnStp和lnSte的系数分别为-0.416619、0.151830、1.792328,且分别在10%、10%和1%的水平上显著。从统计结果上来分析,2006年对广东省工业企业的创新产品销售收入高低影响的解释变量依次为:企业科技经费投入、企业科技人员活动人数和FDi。这些结果说明:2006年FDi对广东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影响显著性为负,也就是说FDi技术外溢并没有带来广东省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且FDi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在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经典的外商投资的模式仅仅是生产线的投资以及简单生产线的使用技能的培训,跨国公司经常采取的战略是零部件模块化,在东道国进行的生产过程也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加工和组装,而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跨国公司把其研发机构建立在广东省内。
2007年lnFDi和lnSte的系数分别为-0.348602和2.260107,且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其中lnStp的系数0.761744并不显著。单从统计结果上分析,2007年对广东省工业企业创新型产品销售收入正面影响最大的解释变量为企业的科研经费的投入,而FDi的影响依然为负,企业的科研人员活动人数则不显著,即在2007年广东省工业企业的科研活动人数对企业创新型产品销售收入的解释力不强。2007年广东省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一年,无论工业总产值的增加还是科研经费的投入,在这一年都是增长最为快速的一年,所以在2007年我们可以发现广东省企业在进行科研经费投入的效率也最为突出。而企业在吸收FDi技术外溢的效果时也明显比2006年好一些,FDi技术外溢的负面影响也在逐步减弱。一方面是由于2007年广东省的工业企业在自主研发过程中自身科研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进而吸收跨国公司技术外溢效果也明显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跨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也在向广东的企业投入一定科技因素。
2008年lnFDi、lnStp和lnSte的系数分别为0.217015、0.115194、1.093050,且分别在1%、1%和10%的水平上显著。统计结果很明显地说明了在2008年影响广东省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高低的因素分别为:企业科研经费的投入、FDi和企业科研人员活动人数。2008年的统计结果显示FDi技术外溢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首次为正,一方面说明了在2008年广东省的一些企业在经历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积极转型,并积极利用国外一些财务困难的跨国公司的技术变卖机会进行自己的技术创新和改进;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广东省的一些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在FDi技术外溢的环境中把握住机会,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下面将继续讨论广东省在2006年―2008年来的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工业企业的总产出的影响,现将2006年度、2007年度、2008年度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横截面数据经过模型(6)进行总体估计,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从2006年到2008年解释变量lnK的系数分别为:0.733334、0.803343和0.950222,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观察系数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到,从2006年到2008年资本的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正在逐步增强,即呈现出资本对产出的贡献逐年增大的情形。我们把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相加(α+β)得到只有2006年的结果小于1,2007年、2008年的结果均大于1,从统计的角度来说2006年到2008年广东省工业企业正在经历着从规模报酬递减到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但是总体来说(α+β)还是趋近于1的,即总体规模报酬不变。(参见表3)
2006年到2008年,lnL的系数远小于lnK的系数,且只有2007年lnL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从统计上来说广东省工业企业劳动力的增加对总产出的影响不大而且解释力也很小。lnFDi的系数从2006年到2008年分别为:-0.137615、-0.072289和-0.033859,除了2007年的系数,它们都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再次证明了FDi技术溢出对广东省的工业企业产出影响为负或者非常小。笔者再次采用2006年―2008年广东省工业企业的数据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做oLS回归分析(见表3),得到的lnL的系数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且lnL的系数在2006年和2007年度略有降低,lnK的系数在这两年来都略有增加。这个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FDi在广东省的工业企业中对工业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两个变量都还存在着挤出效应。
2006年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工业企业总产出的系数为-0.137615,而同年的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工业企业创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影响系数却为-0.416619,也就是说2006年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企业创新产品的负面影响高于对企业总产出的影响。从跨国公司对防止技术外溢的战略上也不难理解这样的变化: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在进入东道国时往往非常注重核心技术的保护,然而在东道国企业经过漫长的学习和自主创新过程中掌握了该产品的核心技术时,跨国公司往往会放开该产品的核心技术。跨国公司这样“一松一弛”往往会对东道国进行自主研发的企业给予沉重的打击,也会使东道国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产生一种严重的依赖,从而东道国的创新型产品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跨国公司的技术。我们从表2和表1中lnFDi的系数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2006、2007两年来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企业创新产品的负面影响均高于对企业总产出的影响。然而在2008年这个系数在表1中为正,在表2中为负,这说明了2008年广东省的工业企业在逐步迈向成熟,在引进FDi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其技术外溢效果进行学习、吸收和再创造,从广东省中山市“产学研”合作的自主创新模式可以看出广东省的企业在进行自主创新过程中也在实践中不断逐步改进自主创新的方法。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lnSte的系数从2006年―2008年分别为:0.141613、0.062207、0.050246,且它们分别在10%、5%和10%水平上显著。这些统计数据首先给我们的信息是企业的科研投入的增加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会增加企业的总产出;其次我们发现从2006年到2008年广东省工业企业的科研经费的投入对产出的影响逐步减弱;最后我们对比表1中的3个回归,可以发现科研经费的投入对企业创新产品的正面影响高于对企业总产出的影响。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首先,在目前广东省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来看,企业科研经费投入在特定的范围之内总会对企业的总产出有着正面的影响,现阶段企业在科研经费投入中付出的成本虽然不会在当年或者当期明显地表现出来,但在未来的几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总会对企业的总产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次,2006年到2008年广东省工业企业的科研投入的总量虽然在逐年增加,但增加幅度最高的一年却是2007年,而在2006年和2007年两年时间内,广东省的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重点是在核心技术的研发;然而到了2008年大多数企业研发投入的重点偏向了消减企业产品成本方面上来。这样就造成了2008年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的效率较前两年稍有降低。最后,企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对其创新型产品产出的正面影响一定高于对企业总产出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本文不再赘述。
综上,从2006年我国正式提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以来,到2008年下半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广东省企业的打击,再到2008年年底提出的《纲要》,广东省的工业企业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三年。在这三年中,企业在引进外资时注重对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在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适应整个FDi技术外溢的环境;然而在众多影响因子中最为重要的却不是FDi的技术外溢,而是企业自身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科研人员活动人数。经过统计,大多数高效率的跨国公司通常都会把年销售额的3%~5%进行研发活动,而广东省各企业在2008年的研发经费只占到广东省各企业年销售额的0.997%,在与国外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广东省的企业能依靠的竞争优势只有廉价的劳动力和为数不多的国内市场份额了。
五、研究结论和建议
笔者实证检验了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工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工业企业的总产出也有着负面的影响。
笔者在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工业企业自主创新方面的研究选择了企业科研经费的投入、企业科研活动人数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方面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工业企业自主创新方面2006年、2007年成负相关,2008年成正相关;企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和企业科研活动人数对广东省工业企业自主创新方面的影响均为正相关关系,且影响力最大的因子是企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在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工业企业总产出方面的研究笔者选择了企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和企业的员工人数四个因素。实证的结果显示,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影响为负,其他三个因素对总产值影响均为正;笔者附加了2006年―2008年广东省工业企业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回归,对比FDi技术外溢对广东省工业企业总产出影响的回归做了分析,表明FDi在一定程度上对广东省工业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产生负向的挤出效应。
目前,在广东省工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过程中既要抓住FDi技术外溢的机会,也要加大对科研经费和科研人才的投入,但最为重要的是后者。在经过对广东省许多地级市的大中型企业的调查中发现,FDi技术外溢仅仅停留在一些产品的组装工序和简单的生产过程中,真正核心的技术并没有外溢;并且在企业的调查过程中,不乏少数的企业家感言,单纯依靠技术外溢是不会使企业孕育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广东省工业企业在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同时,也要注意在研发核心技术的投入上增加比重;在核心技术上坚持自己的独立研发,在外商投资过程中要与跨国公司建立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而不是依赖关系。今后的企业发展是科技发展的影子,只有做好自主创新这项基本而又艰巨的工作,企业才能获得持久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发展才会有长久的增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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