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教案篇1
关键词：教学案例民歌特点审美情趣
笔者有幸观摩了全国特级音乐教师王平老师的一节音乐课，感受颇深。这节课的教学理念是：以“抓住民歌特点，激活民歌教学”的理念来进行教学，围绕民歌教学，阐述在民歌教学中从民歌的地域性、方言性和民歌衬词等特点上入手，加之引导、发现、对比教学方法的运用，从而达到在民歌教学中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了解民族文化，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宝贵民族遗产的教学目的。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发展学生音乐感受鉴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提高学生的音乐文化素养。
一、案例实录
1.教学引导
首先，学生看视频、听宋祖英演唱会。问题：（1）演唱者是谁？（2）地点在哪里？引出江苏民歌“茉莉花”。
2.导入新课
（1）老师弹奏《茉莉花》，学生用“U”音唱一唱，老师再范唱；（2）学生唱歌词，老师讲解气息方法并示范；（3）叫俩学生分别唱并对比评价。师：你认为哪句唱得好？哪一句难唱些？（4）情绪处理后再全歌演唱；（5）欣赏这首歌曲（放音乐、出示歌词）；（6）跟着音乐唱一次，老师指挥。
3.参与练习
竖笛配奏。（1）自由练习；（2）跟琴吹奏“茉莉花”；（3）一部分学生唱，一部分学生吹奏。
4.走进江南
师：今天，老师让你们听二首好听的歌曲，请同学们来欣赏，仔细听好啊。
师：这是一首哪里的民歌，除了这首《茉莉花》之外，同学们知道的江苏民歌还有哪些呢？
老师导入新课《拔根芦柴花》。
师：我们江苏的民歌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我们再来学一首江浙地区民歌《拔根芦柴花》，曲中透着山野气息，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放音乐、出示歌词）。仔细听老师介绍，学生欣赏音乐讨论歌曲速度、情绪跟琴用“luo”来哼唱歌谱仔细听范唱，能够找出几个扬州方言朗读歌词、掌握扬州方言讨论、自由发言分乐句跟琴学唱自己找难点，用老师的方法把难点解决了，一起讨论应该怎么去唱才能唱准、唱好，跟着琴把难点地方再唱一唱，跟琴完整演唱，男女声分乐句来演唱歌曲加进情绪、速度。
5.新歌教学
（1）歌谱学唱
师：首先，请同学们跟着老师的琴声一句一句地来学唱歌谱。
（2）老师范唱
师：请同学们仔细听老师来模唱，注意歌词有什么特点（出示江浙方言）？
（3）唱歌词
先朗读歌词，再分析衬词的作用。
师：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首歌曲跟以前我们所学的歌曲有点不一样，它的歌词中括号特别多，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
师：原来括号里的叫衬词，这在民歌里面经常出现的，在演唱时不要唱得太响（分乐句来学唱歌词）。
师：下面，就请同学们跟着钢琴来一句一句地学唱歌词（找出难点，解决难点）。
师：老师发现同学们有几个地方唱的不是很好（指出）。
师：这种一字多音的地方，同学们唱得不是很好。请同学们完整演唱歌曲，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师：现在，同学们已经会唱这首歌曲了，在此基础上，老师想给同学们增加一点点难度，把这首歌曲表现得更好。
师：我们分男女声来演唱这首歌曲。赏听“采茶舞曲”。
师：茶叶是江南的特产之一，现在我们上茶园去看看吧（放音乐、出示歌词）！
6.说一说江南
师：老师要你们在家收集江南的资料，请同学们来说一说你所了解的江南。如小吃、民歌、诗歌。
学生一起吟诵本册语文教材诗歌《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再揭示课题――“走进江南”。
师：今天，我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江南之行，在回忆“茉莉花”的芬芳中结束我们的课，同学们下课！
二、案例分析
四年级的学生主要是以培养音乐表现力、提高音乐素养、丰富音乐理论知识为主，尤其具有鲜明个性的民歌教学，更是担负起了启蒙学生民族意识，民族文化和民族向心力的历史责任。因此，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王老师从民歌的三个主要特点：地域性、方言性、非语意性（即衬词）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民歌教学成为学生最喜欢的音乐学习部分。
民歌是人民群众在千百年来的劳动、生活中创作的。一般是口头传唱，并不断经过集体加工。它生动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斗争。
1.民歌的艺术魅力――审美
民歌教学在音乐课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让学生多唱，在唱的过程中去亲身体验民歌的美，去感受不同风格、不同色彩的民歌的魅力。课程中的理论部分，如民歌（或曲艺）的产生、发展、分类、艺术特点等等，也有结合着具体的作品，形象化地传授给学生，使其在理解中消化、吸收，没有死记硬背，把理论知识蕴涵于音乐体验之中。在《茉莉花》教学中，导入完了之后，又用竖笛要学生演奏了几曲《茉莉花》，让学生在竖笛声中体验民歌的美妙，同时，也丰富了学生的音乐知识，让学生在演奏中亲身去体验江苏民歌，享受音乐美。加上老师那从容、镇定、极富课堂驾驭能力的举手、投足和手势以及情绪的处理一环一环紧扣，更是为学生创设了一个轻松的教学氛围。除此，老师还注重将语文的课堂知识积累运用到音乐课堂之中，符合学科整合的课标要求和学生实际。
2.民歌多姿多彩的原因所在――地域性
德国的第斯多惠曾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知识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民歌多姿多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地域性。蒙古族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因此蒙古族民歌的风格就较宽广、奔放。江南地区多为小桥流水人家，因此，江南的民歌风格大多柔美、婉转。所以，民歌教学的导入就从民歌的地域所在入手。在《茉莉花》教学中，王老师的导入就是：利用宋祖英在悉尼歌剧院演唱的“茉莉花”直接导入学习江苏民歌，了解江浙的地域、人情。”“谁能来介绍一下你所见到的江南？”学生有的去过，有的在电视里见过，他们都高高地举起手，站起来都自豪而骄傲地介绍着他们的所见所闻。一番介绍以后，大家对江南已不再陌生，再让学生欣赏背景音乐《茉莉花》衬托下的江南景色，一边介绍江南的风土人情，音乐学习的过程已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开始了。
3.民歌艺术的精髓所在――方言性
学生用普通话演唱这首民歌并不算困难，但如何让他们感受到民歌的方言性是使民歌独具魅力的关键所在，正是民歌教学的难点。以前，学生一遇到用方言演唱的民歌就发笑，觉得好难听，有的觉得好怪异。于是，在这个教学环节中，王老师充分地运用了对比法――江北方言与浙江越剧方言之间的对比，很大胆地提出让学生很意外的要求，让他们用江北方言演唱《拔根芦柴花》，再用浙江方言演唱《采茶舞曲》。让他们自己感受方言演唱为民歌带来的无限魅力。学生对老师的要求感到很新鲜，都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尽管学生用方言唱出了一点，但他们都能明显地感觉到很别扭。同样，老师用湖南方言演唱出来的《一根竹竿容易弯》，他们也分析出失去了原有的柔美与婉转。抓住这一精辟的分析，我抛出问题为什么？此时，学生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民歌有它的方言性。在这个环节以后，学生普遍地反映民歌用方言演唱真好听，并用心去唱好每一句方言。
4.民歌中无意胜有意的法宝――非语意性
几乎每首民歌中都或多或少有衬词，这是民歌的另一特点即非语意性。而如何让学生发现并知道这是民歌的特点呢？我在教学中用了引导――发现法。课上让学生找《拔根芦柴花》中情绪高涨的地方。由于民歌自身的魅力，学生很快就发现《拔根芦柴花》中有一大段衬词的地方让他们唱得很有劲。在这时，老师并不急于肯定他们，而是问这些衬词都表达了什么意思，引导他们向更深处思考，“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一段让你们越唱越有劲呢？”“因为这些词虽然不表达意思，却表现了当地人民在唱这首歌时的心情。”
太棒了！一语中的。
在肯定他们的发现后，老师又告诉学生，歌中运用“芦柴花”“芙蓉”“牡丹”“玫瑰”等花名作衬词，既美化了歌曲，又透露出纯朴的乡土气息。在后段拓展知识部分，老师还注重将新课标“音乐与相关文化”集中体现，并有机融合，将江南的风光、人情全部融在整堂课中，渗透在学生心中，初步了解了江南好，怎不忆江南的经典！
三、问题思考
1.教师因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及学习情况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进行学习，以达到教学目标。四年级的学生主要是以培养音乐表现力、提高音乐素养、丰富音乐理论知识为主，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多鼓励学生自己去体验音乐，挖掘深藏在音乐的奥密，对他们努力的成果作出肯定性的评价，把谈话导入――音乐欣赏――方言学唱――表现歌曲四个环节有机结合，环环相扣，确保每一个教学环节都有计划有目的地为达到我们的教学目标服务。
2.把握好重点，强调作品的风格，唱民歌就是要唱“味道”。能体现出作品风格的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语言（方言）、衬词等。在《拔根芦柴花》中，这几个方面在歌曲中产生一种细腻、秀美的艺术效果，它强化了歌曲的欢快、活泼的艺术风格，使之更加优美动听、朗朗上口。只要教师善于引导，同学们会表现出对民歌的浓厚兴趣，并乐于演唱。
3.通过多种教学途径来进行教学，“民族的即全世界的”。对于一些关于我国民族文化的知识，我们就更应该运用多种教学途径来进行教学，绝不能忽视，民族的文化，影响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民歌是民族文化中的瑰宝。让青少年喜欢和热爱民歌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培养民族感情和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让我们音乐教师共同努力，在民歌教学中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让他们了解民族文化，继承发扬宝贵的民族遗产。
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教育.
［2］曹理，何工.《音乐学习》与《教学心理》
江南教案篇2
在生活中，寻找江南足迹的方法有很多，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成三种方法：
1.在圈定的范围内寻找江南的足迹；
2.在别人的引导下去寻找江南的足迹；
3.自己分析事物的特征去寻找江南的足迹，如果分析错了，可以适当引导。
以上三种方法都能寻找到江南的足迹，但寻找江南足迹所经历的过程却是不一样的，从而体验寻找足迹的过程也不一样；在音乐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学方法是丰富多样的，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学生个体的体验和独立感受是不一样的。
二、案例描述
教《江南好》这节课时在学生的作品分析这个环节，我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先后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教学方案。
方案一：
看过教材，经过短时间的思考后，我形成了第一种教学设计，按照常见的思维模式，欣赏作品后给学生分两次做作品简介并设定问题：
第一次，《江南好》这首评弹的旋律来自江南民歌，采用了民族七声调式，乐曲大量运用江南民歌和苏州评弹原有的级进型旋律，同时旋律大跳，给人以视觉和听觉的美感，描述了江南小桥流水的情景。你能从旋律中找出来吗？
第二次，《江南好》全曲旋律不离吴歌和苏州评弹的细腻：附点、装饰音的加入，又用波音、小三度的前倚音，使旋律缠绵深情。你能从旋律中找出来吗？
但在随后的方案制订中，我很快否定了这套方案，由于预先给作品定了位，给情感加了框，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既没有创造的空间，也没有个性的思维，更谈不上独特的体验。从这些方面来看，这节课无疑是失败的。
方案二：
本环节的教学难点是让学生通过作品的分析，理解歌曲的旋律特点，体验出具有苏州评弹韵味的江南歌曲特点。经过再三思考，我感觉问题出在我给学生圈定了情感的框框，忽视了学生个体的情感体验与感受，音乐教学要在关注“教”的同时关注学生的“学”，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及个体情感的体验。这样我便形成了第二套教学设计方案。在学生模唱乐谱后，我先后也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江南好》这首评弹的旋律来自江南民歌，你能用手势感受歌曲旋律的走向，说说旋律的特点吗？说说模拟了江南的什么情景呢？
第二个问题，《江南好》全曲旋律运用了大量的附点、十六分音符、三十二分音符、装饰音、波音及小三度的前倚音，你能尝试唱准并说说歌曲的风格特点吗？
经过第二次精心设计后，开始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这样的教学，既完成了作品分析，又让学生通过作品的分析理解了歌曲的旋律特点，体验出了具有苏州评弹韵味的江南歌曲特点。还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学生个性思维的发展。
方案三：
经过精雕细琢，我发现在这个环节的设计中我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学生是活动的主体，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为了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导者，我以学生现有的知识和经验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以个人自主学习、小组互助等模式发挥个体和小组力量的优势，主动寻找江南的足迹。基于以上考虑，这个环节的教学，我设计了第三套教学方案，让学生两次“下江南”“寻找江南的足迹”，简要流程如下：
《江南好》这首评弹的旋律来自江南民歌，旋律给人以视觉和听觉的美感，描绘了美丽的江南美景，你们能从优美的旋律中找到“江南的足迹”吗？请同学们在老师的琵琶声中歌唱歌曲的旋律，在优美的旋律中“寻找江南的足迹。”接着教师请学生视唱完歌曲的优美旋律后，独自“下江南”寻找江南的足迹。
学生片刻的思考后，我期待的情景出现了。例如，学生独立“寻找江南足迹”的一个片段：“能说说‘江南的足迹’在哪吗？”第一位学生回答：“歌曲的旋律大量运用了级进型旋律，感觉很自然，就像江南的小桥流水一样”。“嗯，同学们，你们同意这位同学的答案吗？”“同意。”“你们能说说哪是小桥？哪是流水吗？”“可以。”这时我请了第二位学生来回答。第二位同学说：“歌曲的第一行主要旋律级进下行，两个变化重复句，如流水下行一样。”第三位同学说：“歌曲的第二行旋律起伏相连，如江南的小桥彼此相连。”……
三、案例反思
江南教案篇3
一、南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音教会开始进行抗战宣传，号召各个阶层积极抗日。音教会组织了江西省公私立各级学校教职员抗敌歌咏团、江西省各机关公务人员抗敌歌咏团、省会党政军机关及学校双十节游行歌咏团，在南昌城市的街道、礼堂、公园内进行各种形式的游艺活动。1938年1月音教会在南昌创办了音教会抗敌歌咏话剧团，程懋筠任团长，何士德、赵定保、宋居田、张咏真任音乐指导，聘请黄若海、陈鲁南、徐廷敏担任话剧导演，吸收了南昌及外地流亡的青年学生加入该团。⑤1938年1月，音教会抗敌歌咏话剧团和几个救亡团体在南昌公安局礼堂举行歌咏演唱大会，由何士德、程懋筠指挥，各单位的歌手们引吭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再牺牲，再前进》，雄壮的歌声激动人心。1938年2月16日，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支持下，由上海流亡青年歌咏一队发起，南昌市内各音乐团体共同组成的南昌抗日歌咏协会在百花洲举行成立大会，会后举行了上千人的抗日歌咏大游行。1938年5月，音教会抗敌歌咏话剧团在南昌街头演出了崔嵬编剧、吕骥作曲、黄煌导演的《放下你的鞭子》一剧，裘忠恕、高孝泓、傅汝昌等主演，由于艺术形象的逼真，观众竟然被剧情激起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慨，从而出现了十分动人的演出效果。1938年6月，音教会抗敌歌咏话剧团走出城市，沿南浔铁路线，赴九江、永修、新建县等地进行宣传工作，在露天场地临时搭台演出，演唱《救国军歌》、《全靠俺自己》等歌曲，并演出《扬子江暴风雨》、《三江好》等独幕剧，数以千计的观众前来观看。⑥此外，音教会抗敌歌咏话剧团，先后同其他宣传团体联合演出数十场之多，如田汉编剧、作词，聂耳作曲，陈鲁南导演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由甘铎民、胡德龙、高孝泓、傅汝昌等人主演），黄若海导演的《血洒晴空》（由黄若海、张慧主演），邵惟执行导演的《最后的胜利》（由徐廷敏、刘曼华主演）等。
二、吉安
1938年7月赣北的重要城市九江失陷，日军沿南浔路向南推进，南昌危在旦夕，江西省政府机关向赣南撤退。1938年8月，音教会随省政府迁往吉安，会址位于吉安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内。吉安期间，音教会开展歌咏活动，组织儿童歌咏队、警察歌咏队、少女歌咏队，出版《音乐与戏剧》专栏（《抗战日报》），编制壁报《反攻》。
音教会在《抗战日报》上开辟《音乐与戏剧》专栏，共33期。专栏记录了音教会在乡村巡演的情况，刊登了宣传抗战的歌曲及戏剧作品，为抗战期间艺术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及抗战宣传演出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吉安期间，音教会还深入乡村进行抗战宣传，当时到各地巡回演出条件非常艰苦。1938年12月音教会赴凤凰墟等地演出，一位署名为“明”的音教会成员在《村工作散记》中写到：“每天睡的是稻草，吃的是粗米饭，搭台，布景，唱歌，演戏，教歌，访问，写标语，卷行李，跑路……”⑦1939年5月7日早上，音教会曾赴遂川宣传演出，音教会成员“好像是一群伤愈将士重赴前线似的，个个精神抖爽，面露笑容，虽然在外边工作生活是比较辛苦而不安定的”。⑧一次音教会在遂川体育场演出遇到大雨，大家就跑到中山台上避雨，同时许多民众也来到中山台上，程懋筠忽然想起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指挥音教会的演员唱了一首《精神总动员歌》，然后又一句一句地教民众演唱，不到20分钟民众学会了这首用五声音阶写成的歌曲。1939年5月15日，音教会到上田村演出，晚上音教会在上田村萧氏祠堂里布置舞台，六盏汽油灯将祠堂照耀的如同白昼，前来观看的人非常多，当天歌咏队演出了歌咏节目，接着话剧团演出了话剧《火焰》、《电线杆子》、《壮丁》，晚上11点钟演出结束，音教会的演员们“打开铺盖，在祠堂里舞台上和地下睡了一夜”。⑨
1939年6月4日，音教会第二次到遂川旅行公演。6月4日早上7点钟，音教会成员21人从吉安出发，沿着赣粤公路线向遂川前进。音教会在遂川公共体育场的中山台前高高得挂起碧绿色的幕布，一直垂到地上，前幕的上面挂着两盏丝丝作响的汽灯，一块长条白布横挂在前幕的最高处，一行黑色字从白布上反衬出来“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抗敌剧团旅行公演”，节目单挂在舞台右侧的幕上。当天晚上音教会表演了话剧《壮丁》、《血钱》、《火焰》。第二次到遂川的巡回演出期间，音教会还到距离遂川七里之外的乡村――螺溪的万家埠实验区公演，当时螺溪聚集了六百多名从安义、新建迁来的难民。
三、遂川
1939年6月14日，日军飞机轰炸了吉安市区，音教会所在地吉安乡村师范学校被炸。⑩音教会离开吉安迁往遂川，会址位于遂川竹子头下郭村庆云堂。遂川期间音教会继续开展抗战宣传活动，编制壁报《反攻》，在《抗战日报》上开辟《音乐与戏剧》专栏，出版两期《音乐与戏剧》期刊，出版《音教抗战曲集》，建立音乐教师通讯网，调查音乐师资状况，创办第一期音乐师资训练班。
音教会到遂川后继续编制壁报，在遂川城内张贴，同时绘制壁画在乡村张贴，内容以抗战图画为主。音教会还制订了乡村家庭调查表及家庭访问谈话提要，了解当地农民生活状况和对抗战的认识，在会址所在地（郭村）及附近各乡村，分组举行家庭访问，联络农民感情，并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到1939年8月，累计访问八十余户。为了在乡村儿童中宣传抗敌思想，音教会在郭村组织儿童抗敌歌咏队，每天除教唱抗战歌曲外，还讲述防空、国耻、卫生等常识。{11}
1939年8月7日，音教会在遂川城内省立民众教育馆遂川施教处，举行了音乐戏剧公演。{12}1939年9月，江西全省社会教育会议上，音教会的提案《审查推行国歌运动办理细则案》经大会审查通过，提案中音教会提议由省党部、省政府民政厅、音教会合组推行国歌委员会，并成立国歌训练班，为期两周，由县政府派人前来受训，培养指导人才，由教育厅通令各县转饬各区中小学及保学音乐教师教唱国歌。中学生也有指导家属、邻居学唱国歌的责任，小学生中有音乐兴趣者可协助指导，并由国歌视察员负责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国歌会唱大会，检查推行国歌的效果。{13}
抗战爆发后，江西省的印刷业成为全国之最。1940年2月，音教会在遂川创办了《音乐与戏剧》杂志，由当时江西规模很大的中国合作图书社印刷厂出版，《音乐与戏剧》刊物的定位“普及音乐戏剧教育，介绍音乐戏剧著作，提高大众欣赏程度，供给抗战宣传材料”。{14}共出版了两期，刊登了一些歌曲和戏剧作品，程懋筠在发刊词中说：
当我提起笔来写这“前奏”的时候，不能不想起我们办了五年的月刊――音乐教育。它因为抗战关系，稿源缺乏，印刷困难而不幸停刊了！
但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和推行我们的任务起见，这小小的刊物，又在艰难困苦中，以新的姿态，呈献于读者之前了。敌人的飞机大炮，永远不能摧毁我们的心灵和意志！{15}
在遂川期间，为了解全省中小学音乐教师情况，音教会开始举办全省中小学音乐教师登记，建立了音乐教师通讯网，调查音乐师资状况，并拟定筹设音乐师资训练班，从事造就音乐指导人才。{16}1939年江西全省社会教育会议上，程懋筠曾提议筹办音乐师资训练班，程懋筠的提案《拟筹办中小学校音乐教师训练班以应需要案》提交到江西省教育厅，希望由教育厅补助经费筹办为期4个月的短期音乐教师训练班，征集中学师范高中毕业及公私立专门或大学文艺科肄业生，让那些有音乐基础的人接受训练，毕业后，计有小学或中学音乐教师之资格，由教育厅发给文凭，并分派工作，并希望教育厅函令遂川县政府及学校，解决音乐师资训练班的班址及学员住所问题。{17}
1940年至1941年间，音教会分别在遂川和泰和办了两期音乐师资训练班，学员有上海、杭州流亡到江西的青年，也有学校音乐教师。1940年4月1日起音教会在遂川、吉安、赣县三地招收音乐师资训练班学员录取男女学员三十余名，5月10日第一期音乐师资训练班正式开课，该班教授除主任程懋筠外，还聘请宋居田、萧而化等人。{18}这次音乐师资训练班为学员开设了英文、美学、声乐、合唱、乐理等课程。
1939年9月的江西全省社会教育工作会议上，程懋筠有两项提案《各校歌咏宣传材料应送教厅审查以求统一案》、《请教厅发给津贴编印大量抗战歌曲集案》。“音教会认为现在各校歌咏宣传材料，内容多不统一，在宣传实践中有以黎锦晖之唱片吸引民众者，不但与抗战环境不适合且与部令抵触。希望教厅通令各校嗣后歌咏宣传材料，应送厅审查，以求统一。并通令禁用不良教材。”{19}为扩大歌咏宣传，激发民众抗敌情绪和补充目前学校抗战歌咏教材的不足，音教会采选适合当时环境需要的抗战歌曲百余种，准备编印歌集一万册，但“惟该项印刷费为数至巨，本会经费，均有固定开支，难以负担，拟请教厅发给津贴2500元，俾早付印”。{20}该项提案经过大会审议通过。音教会于1940年9月18日出版了《音教抗战曲集》，包括冼星海、黄自、贺绿汀、舒模、江定仙、何安东、夏之秋、陈田鹤、陆华柏、胡然、周巍峙、章枚、吕骥、刘雪庵、赵元任、宋居田、程懋筠、唐学咏、沙梅、老志诚、塞克、劫夫、朱洪干、李惟宁、周淑安、洛宾、刘天浪等音乐家的作品，共收录歌曲117首，对抗战期间歌咏活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遂川期间音教会还举办过一些音乐会。1940年4月20日，音教会在吉安真源小学校举行音乐演奏会招待吉安各界民众，节目有音教会歌咏团的齐唱、合唱，新运总会第六医疗队的合唱，及男高音独唱、男低音独唱、女高音独唱、钢琴独奏、钢琴联弹、口琴合奏、钢锯独奏等，并有美籍教士柯逸乐、费文达两位的合奏，听众达六百多人，观众情绪高涨，演出受到热烈欢迎。{21}
四、泰和
泰和县位于江西中部偏南，战略地位重要，自古以来有“咽喉荆广，唇齿淮浙”之说。抗战爆发后，江西省省会先撤到吉安再迁到泰和，泰和成为江西省的临时省会长达5年之久。1941年初音教会从遂川迁往泰和，在泰和县的会址位于泰和县上田村“临江花园”，音教会抗敌歌咏团继续在泰和开展活动，出版《音乐教育战时续刊》，创办第二期音乐师资训练班。
1941年3月15日，音教会在泰和出版了《音乐教育战时续刊》，这本刊物是《音乐与戏剧》和《音乐通讯》两种刊物合并编行，因为经费缩减和印刷困难《音乐教育战时续刊》是由音教会成员手写油印出版的。刊物中刊登了李中和的歌曲《筑路者之歌》，张咏真的《国画上之六法与音乐之关系》、张慕鲁的《怎样辨别调子》两篇文章及音训班学员的《音训日记连载》{22}。
1941年10月至1942年6月，音教会在泰和举办第二期音乐师资训练班，{23}两期音乐师资训练班为战时后方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学员中屠咸若、刘凤羽、胡德龙毕业后赴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国立戏剧学院继续深造。1943年张慕鲁、李中和、李敏芳、蔡君豪、徐学惠、沈晓、黄荣森、程远、万滋德等前往福建国立音专继续深造。另外，还培养了音乐人才：李凤文、周柏年、陈芳梅、傅汝昌、吴兆凤、傅徵、赵诗溶、皮宪英、林国瓦、程国英、熊志成、陈敏明、李林白、陶端栉、周宇平、陈雁影、袁明、虞明德、吴善斌、朱琪星等。{24}
1941年8月，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抗战巡回剧团改组并入江西省戏剧教育队，与此同时，伤兵之友社评剧队（由音教会评剧班改组而成）也改组并入省戏剧教育队。此后音教会的戏剧活动大大减少。1941年前后，江西省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委员会成立，下设六个专门委员会，音乐事业由第三专门委员会掌管。从而，音教会的地位再一次被严重削弱，其工作重心转移到音乐戏剧人员和师资的培训上来。{25}这时政府对音教会的支持减少，音教会的经费困难。1943年元旦，音教会在赣县设立的分会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公私财物均遭受损失，但空袭损失的救济费始终没有着落。
五、赣州
1943年音教会迁至赣州，在赣州期间的活动明显减少。音教会的工作主要是发展群众歌咏，辅导各级学校的音乐教学，举办音乐会。
在赣州期间，时任赣南专员的蒋经国拨给音教会正气中学的几间屋作为会所{26}，1943年7月，蒋经国在赣州虎岗设立“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赣州青年学生夏令营”，简称虎岗青年夏令营，音教会参加了蒋经国举办的虎岗青年夏令营音乐会。“1943年12月25日圣诞节，音教会邀请参加驻赣州美国盟军空军俱乐部举办的圣诞节晚会，演唱基督教赞美诗，如《平安夜》、《普天同庆》等歌。程懋筠演唱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张咏真钢琴独奏《渐入佳境变奏曲》，马玲演唱《黄水谣》，熊志成演唱《漂泊者》，正气中学钟维国同学亦邀请参加演唱世界名曲。”{27}
音教会迁赴赣州后曾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据吴识沧回忆“炸毁了一架电唱机，中外名曲唱片全部炸得粉碎。我闻此讯，赶往慰问，并把我借用音教会的另一部电唱机和中外名曲唱片30张带去还给音教会。一到那里，程先生（程懋筠）正在被炸的地方察看受害情况，恨恨不已，看见我来了痛心地说：‘完了，完了，全完了，最可惜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一齐完了。’”{28}
1944年由于经费不足，迁移困难，音教会在赣州解散。1946年抗战胜利后，教育部电函江西省教育厅恢复组织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但恢复不到一年（仅9个月），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被裁撤。
结语
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见证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音教会的发展历史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音乐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这一时期整个中国音乐教育理念、音乐理论思潮的一个缩影。战前音教会积极的推行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改良中国传统音乐，推动江西省音乐事业的发展，其创办的《音乐教育》杂志撰稿人几乎包括20世纪30年代中国所有知名音乐家和音乐学者，为音乐热点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平台。战争期间，音教会在江西境内不断转移，从战前“艺术至上”的音乐美学观转变为实用主义的音乐美学观，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开展工作，利用音乐、戏剧进行抗战宣传，出版《音乐与戏剧》、《音教抗战曲集》等刊物。同时，音教会创办音乐师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为江西省音乐教育队伍积聚了力量，对抗战宣传和音乐师资的培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眼第5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2013m531063），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项目号：12522111）？演
①本文是笔者博士论文《“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研究：1933―1946》中的一部分，照原文进行了修改和删减，在此感谢导师王安国教授对此部分内容的修改。
②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成立前后，中国分别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等全国性的推行音乐教育的组织，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下设音乐教育委员会，就识谱法及音乐师资的培养问题展开了讨论。1927年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同蔡元培提倡的大学院制度一样，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设音乐教育委员会，围绕着音乐教科书的编审及师资的培养问题展开工作。1934年6月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后举行第一次会议，抗战爆发后因委员分散，工作一度停顿，为适应战时需要，1938年音乐教育委员会重新改组。这些组织的成立对全国音乐教育工作的开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各省音乐教育的一般性事务是由各省教育厅下设的第三科来完成的。
③见笔者拙文《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管弦乐队研究：1934―1937》，《人民音乐》2013年第2期。
④见笔者拙文《〈音乐教育〉杂志研究》，《黄钟》2013年第1期。
⑤团员：张慧、刘凤羽、万芷真、李凤文、殷勤、陶端栉、黄六明、裘忠恕、颜茜、李敏芳、程远、潘美玲、周宇平、皮宪英、林国瓦、张慕鲁、甘铎民、高孝泓、傅汝昌、胡德龙、万昌文、吉星野、蔡君豪、屠咸若、陈佩秋、陈荐南、、熊志成、周柏年、蒋协和、李中和、李曼云、朱起凤、万德滋、程国英、袁明、熊晓林、虞明德、丁立鸣、江俊、盖步瀛等。（参见熊志成《音乐教育在南昌的起步》，《南昌史志》1990年第4期，第43―44页）
⑥熊志成《音乐教育在南昌的起步》，《南昌史志》1990年第4期，第44页。
⑦《村工作散记》，《抗战日报》（《音乐与戏剧》专栏第1期）1939年2月1日，第四版。
⑧汲古《本会歌咏队与抗敌剧团在遂川泰和》，《抗战日报》（《音乐与戏剧》专栏第18期）1939年5月31日，第四版。
⑨汲古《本会歌咏队与抗敌剧团在遂川泰和》，《抗战日报》（《音乐与戏剧》专栏第19期）1939年6月7日，第四版。
{10}《抗战日报》（《音乐与戏剧》专栏第21期）1939年6月28日，第四版。
{11}《本会最近活动》，《抗战日报》（《音乐与戏剧》专栏第26期）1939年8月2日，第四版。
{12}《广播》，《抗战日报》（《音乐与戏剧》专栏第27期）1939年8月9日，第四版。
{13}《审查推行国歌运动办理细则案》，《江西全省社会教育报告》南昌一职印刷所1939年9月，第81―86页。
{14}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音乐与戏剧》1940年第1期，第32页。
{15}同{14}，第2页。
{16}同{14}，第31页。
{17}《拟筹办中小学校音乐教师训练班以应需要案》，《江西全省社会教育报告》，1938年版，第79―80页。
{18}{21}《音乐戏剧动态》，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音乐与戏剧》1940年第2期，第51页。
{19}《各校歌咏宣传材料应送教厅审查以求统一案》，《江西全省社会教育工作报告》，南昌一职印刷所1939年9月，第66页。
{20}《请教厅发给津贴编印大量抗战歌曲集案》，《江西全省社会教育工作报告》，南昌一职印刷所1939年9月，第79页。
{22}因为经费困难《音乐教育战时续刊》仅出版了一期，所以该日记只登载了一部分。
{23}黄顺强、王书红《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始末简论》，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西方志》1991年第3期，第52页。
{24}熊志成《三十年代江西省音教会史况》，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编《程懋筠的音乐人生》，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25}黄顺强、王书红《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始末简论》（江西省地方志编篆委员会《江西方志》1991第3期）一文记述音教会是于1942年在赣县设立分会，熊志成在《三十年代江西省音教会史况》（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编《程懋筠的音乐人生》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49页）一文认为音教会是于1943年在赣县设立分会的，根据江西省档案馆提供的档案材料，音教会赣县分会于1943年元旦被炸请领救济的往来公文可以判断音教会赣县分会应该是1942年设立的。
{26}笔者对音教会会员熊志成进行采访时的记录。
{27}熊志成《音乐教育在南昌的起步》，南昌市地方志编篆委员会办公室编《南昌史志》1990年第4期，第45页。
江南教案篇4
【关键词】初中音乐；教学案例；教学反思
【案例描述】
一、导入
欣赏一首苏州评弹，判断它属于哪种表演形式。
二、南方曲艺音乐欣赏
1.曲艺音乐简介。曲艺音乐泛指说唱音乐，其音乐包括唱腔和伴奏两部分，可分为鼓词、弹词、道情、牌子曲和琴书五类；又可分曲牌体、板腔体和曲牌板腔混合体三种类型。伴奏乐器北方多用三弦，南方多用琵琶。
2.苏州评弹简介。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它产生并流行于苏州及江、浙、沪一带。
3.欣赏《忆江南》。
三、学唱《江南好》
1.初听歌曲。
2.发声练习。请全体学生起立，用“wu”唱5・43521---
3.唱谱。①老师带大家唱谱练习；②介绍曲内装饰音并练习；③完整唱谱。
4.唱词。①加入歌词练习；②乐曲分析和感情处理；③有感情地完整演唱歌曲。
5.苏州方言唱。
四、北方曲艺音乐欣赏
1.观看《重整河山待后生》片段，思考歌曲的旋律、风格各有什么特点。
2.京韵大鼓简介
京韵大鼓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京、津地区，演唱者左手执书板，右手执鼓键敲击书鼓，辅助伴奏。乐队伴奏乐器以三弦、四胡为主。
3.骆玉笙简介。
4.试唱《重整河山待后生》第一句。
五、比较苏州弹词与京韵大鼓区别
六、学生活动
用白居易的另一首《忆江南》填词演唱《江南好》。
七、总结下课
【教学反思】
一、确定合适的教学目标和精准定位重点难点
备好课是上好课的先决条件。《曲坛音韵》这个单元选择了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南北两个区域的代表性的曲艺，供学生演唱和欣赏。考虑到我们地处南京，南方曲艺代表――苏州评弹《忆江南》和以其为素材的改编歌曲《江南好》学生会比较容易接受，也能够感受到南方曲艺优美流畅的特点。北方曲艺代表――京韵大鼓虽然学生接触得比较少，但是通过欣赏《重整河山待后生》，继而进行南北方曲艺的比较，学生也可以在老师的引导下说出北方曲艺的特点。
特点分析总结之后，我基本确定了本堂课的内容，接着确定教学目标，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点。确定教学目标是教学设计的核心，只有明确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才能有的放矢。在认真学习《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后，基本确定本堂课的知识目标为演唱《江南好》，在体验苏州弹词风格的基础上，能够表现出歌的情感和韵味。为了落实这个教学目标，在学唱歌曲之前，我特意加了一个发声练习，让学生站起来用“wu”跟钢琴唱5・4352|1---。这个发声练了开声以外，加入第一句旋律是为了让学生更容易唱好开头，更容易唱好此曲。通过磨课，我发现学生在演唱《江南好》时很容易感知演唱这首歌的情绪，但是要准确表达却不是那么容易；还有，在装饰音演唱上也显得有点吃力。所以这堂课的教学难点确定为：学生准确唱出《江南好》中的装饰音，并用和谐优美的声音表达出来。为了突破这个难点，在练习唱谱过程中，需要把所有带有装饰音的乐句都单独强调练习，告诉学生在唱波音和倚音时的注意要点。
二、创设课堂中的教学情景是激发学生兴趣的有效方法。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注重教学情景的创设也是一个亮点。在演唱《江南好》过程中，创设教学情景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个方面：让学生通过曲谱和歌词想象不同的画面，画面感的培养，有利于培养学生欣赏音乐美的能力。例如，第一句引导学生想象小河流水的画面，流水越流越远，所以唱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小，做一个渐弱处理。再例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引导学生想象江面上日出的画面，太阳跃出地平面的动态效果。让学生置身于优美的旋律中，情境交融，美在其中。第二个方面：在学生完整演唱全曲时，我加入了一段前奏。这段前奏是用钢琴伴奏模仿琵琶轮指，有了苏州评弹的感觉，能够更好地营造气氛。第三个方面，加入苏州方言演唱，能够更好地表现歌曲的韵味，也能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
三、进行互动是课堂活力与教学有效性的彰显
江南教案篇5
a.长江中下游地区粮赋总额约占全国的3/4
B.长江以南各行省粮赋总额占全国一半以上
C.长江以北各行省经济均落后于江南各行省
D.我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向长江以南地区转移
2012年文综第15题是关于元朝岁收粮赋的有关统计情况，题目中给出了河南江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各占全国粮赋总额的百分比，并且附有元朝行省图，从中可以很直观、明确地看出元朝的粮赋概况，相比较而言，在文综试题中难度比较适中。
答案的四个选项中，a选项对于考生来说是比较容易混淆和出现错误的。通过题目信息计算得出长江中下游四个行省的岁收粮赋总和是75.2%，刚好是选项中说的3/4，但是长江中下游的这四个行省并不能与选项a中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画等号。因为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元朝的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分别包括了今天的福建、广东和广西三省，而这三省并不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以事实上长江中下游地区粮赋总额不可能占到全国的3/4，所以答案a是错误、干扰选项。答案C明显是错误的。从图表和数据中并不能看出长江以北各行省经济均落后于江南各行省，所以考生一般不会选择，答案D也很明显是错误的，根据历史课本知识，我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始于唐朝后期，也就是“安史之乱”后，至南宋时完全南移，所以元朝经济重心虽然依旧以南方最为发达，但并不是开始南移。答案B是正确的选项，从数据和元朝地图中，得出长江以南各行省粮赋总额约占全国的53.63%，超出了一半以上。
高考文综这一选择题的设计体现了多方面知识的完美组合，它不单纯是一道选择题，此题目一出，不禁令教学界大呼：出卷之人真乃奇才也。乍一看，它是地理题，阅读题目需要语文功力，计算分析则依赖数学基本功，除了答案中的四个选项外，似乎与历史题无关，出卷老师声东击西，意图多元化同时不离主旨，充分体现了多重知识点的综合运用。它要求学生在把握基础知识的同时加强对图表、数据分析能力的有意识培养。此题型整合了相关地理信息，运用数据分析法并结合基本历史知识，达到了重视历史基础的同时开发大脑的目的。在解题的过程中，并不是靠一些死记硬背的历史常识解决问题，而是发散思维和思辨能力的双重运用。同时，本题与考试大纲要求紧密联系，在考生能力范围内，充分调动他们的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这一题型中，我们看出了文综历史考试的灵活性和综合性。在探讨经济问题时首先需要引用的便是数据，借助数据，可以准确、直观地从侧面了解一个朝代或者一个阶段经济的发展情况。其次，结合地图，进而找出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况和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很好地把握其中的联系点，从而确信无疑地锁定目标。
江南教案篇6
距离高考只有几天时间了，在江苏、湖北、黑龙江、吉林等省教育厅相继作出不存在“减招”本省生源的表态后，前不久由“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引起的风波暂告平息。2016年5月4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附件中包括了“调控方案”以及“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实施方案，按照“调控方案”，12省市将向10个中西部省份调出16万招生计划，其中，江苏、湖北两地的生源调出计划总数最高，分别为3.8万和4万。
消息一出，引起了两地考生家长的激烈反应，向地方教育部门陈情表达疑虑。大学招生的地域间不公平早已怨声载道，近几年考试制度的反复“折腾”也并没有让部分先行先试的地区感到减负，反而竞争压力更大，以江苏为例，这次事件只不过是常年不满的一个“出口”，2014年启动的所谓最大力度的高考改革仍有许多不尽之处。
“协作计划”引发的风波
尽管“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并不是一项新政策，也不是第一次公开，但是明确提到“调控”今年是首次。而且，时间也是在即将高考的敏感点，2014年的时间是1月份，2015年则是在高考之后的7月。这是令家长们反映强烈的重要原因。
2008年该计划就已经启动，办学条件好的省市调出部分名额，向高教资源有限的中西部地区招生。从一开始的3.5万人，扩大到了现在的21万，以均衡地域间高等教育机会差异。按照教育部的设定，“协作计划”基本限定在地方所属院校，查阅一下教育部官网的公开文件，就可以看到“协作计划”的分省名额。
从近两年的数据可以看到，江苏、湖北等地一直都是承担名额的大省。比如，2014年，计划输出名额总数为19万，本科13万，专科7万，由16个省市分担，其中，北京“贡献”3500本科，没有专科名额，辽宁的本科和专科分别为1.15万、8000，江苏为1.25万、7500，湖北是1.13万、5000，福建是1.22万、3800，16个省市本科总计输出13万，专科7万人。2015年总数保持20万人规模，分省数字略有调整。总体来说，除北京、上海这样需要综合考虑控制人口因素的地域略有输出之外，江苏、湖北这些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的承担数额一直排在前列。
这是让江苏等地的家长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他们表示，为什么高校资源最为丰沛、一本录取率较高的北京、上海、天津不能拿出更多名额。通过这样的调控是否真的能够帮助西部教育发展和人才流动？
针对家长的强烈反应，江苏省教育厅做了几次回应。较早的是其新闻办副主任薄其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3.8万跨省招生计划是教育部下发的指标，江苏到了该为全国做贡献的时候了，这显然不是一个能令江苏家长满意的答复。随后，江苏教育厅厅长沈健又出面回应“经过各有关方面积极协调争取，并得到教育部支持，江苏确保高考不会出现‘减招’问题”。几天后，教育厅又召开了会，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苏州大学6所在江苏的“211”高校纷纷承诺，今年在江苏招生人数不低于去年。其中，南京师范大学还表明正在申请增加今年在江苏本省的招生计划。
《南风窗》记者向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建求证时，他回应道：“作为省部共建的211大学，南京师大当然应该做出贡献，但也要立足江苏，服务江苏，我们已经向省教育厅争取增加名额了，但具体多少还没有明确。”
江苏省此次调出的3.8万招生计划里，本科名额为9000左右，2.9万是高职专科名额。对于家长来说，更为关心的当然是那9000个名额怎么分配，一本院校里“211”和“985”占多少，二类院校又调出多少。然而，省教育厅没有进一步明确。有消息称，名额主要集中在三本院校以及一些独立学院，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江苏本地学生“看不上”的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独立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确实有增加省外招生的计划，数额还不能透露。未来怎样解决好全国重点大学指标的划拨，才是推进区域公平最大的难点。
不过，从往年的数据来看，家长们的担心也并非多余，按照2015年的数字，苏州大学总共招生6100人，其中协作计划754人，南京工业大学招生4750人，协作计划1027人，南京邮电大学招收5000人，协作计划855人，江苏大学5630人，协作计划1086人。在江苏省属大学中，这几所是承担数额比较大的，此外还有江苏科技大学、常州大学等20余所一本、二本院校，也就是说，承担“协作计划”的并不是只有三本院校和独立院校、高职，江苏本省成绩不拔尖的学生看重的一、二本院校也要承担相应的协作任务。从江苏省考生的角度来说，认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也并非完全就是捕风捉影或是“误读”。这也是为什么江苏教育厅多次解释仍难以让家长释怀的原因，只要不公布一本、二本院校的承担数额，很难让他们平息。
执行“协作计划”以来，2015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从2010年的15.3个百分点缩小到了5个百分点以内。按照《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要求，2017年要缩小到4个百分点以内。教育部“调控”的原则是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本前提。各支援省份都是近年来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明显高于全国的省份。
由于考生数量下降等原因，大部分地方的录取率都在提高。例如，2013年～2015年，江苏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5.8%提高到88.8%，湖北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0.4%提高到87.0%。2016年江苏高考人数为36.04万，普通高校在江苏招收统考生计划超过32.2万人，录取率还会稳中有升。但也正因为高考录取率普遍提高，对“211”、“985”等全国重点大学资源的争夺才更为各省利益相关者所看重。而在江苏，竞争显得尤为残酷。
被称为“地狱模式”的江苏高考
江苏省是较早进行自主命题的省份之一。1985年高考改革开始尝试分省命题，由上海率先试点，2002年，北京市也获得了语文、数学和外语的单独命题权。2004年，教育部扩大分省自主命题范围，天津、广东、重庆、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福建、辽宁等9个省市开始分省命题探索。由此开始，江苏一直在进行考试模式的更换，到目前为止，已经存在过四种模式，长的持续7年，短的仅1年，有“3+小综合”、“3+大综合”、“3+1+1”以及目前采用的“3+2学业考+综合素质评价”模式。考试模式的变化不仅强化了竞争压力，而且直接影响学生选择和高校录取。
“3”指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语文满分160分，数学160分，外语120分，共440分。语文、数学分别另设附加题40分。“2”为学业水平测试，考生要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选择。其中，文科类考生必选历史科目，理科类考生必须选物理。学业考试按照分数区间或排名分为aBCD四个等级，不计入分数。“虽然不算分数，但是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要求学业考必须两门都是a+，也是就排名在前5%。语数外很好，但学业考有一门a以下，只能上二本的情况并不少。我有一个同学，跟我的分数差不多，但他有一个C，就只能到普通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大三学生周涛说，这样的模式对有些人就显得不太公平。
由于只算语数外成绩，拉低了江苏高考的区分度，同一分数段非常密集，尤其是高校招生筛选理工科学生时，变得更困难。南工大教授陆小华曾指出，江苏现行高考方案只计三门总分主要是想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但这一做法对高校人才选拔造成很大影响。由于物理、化学、生物由于不按照考试的实际成绩，而是在参加同类考试的人群中按名次划分等级，一些学生权衡之下，选择更易获得a的学科。
“我当时是想选择物生，因为生物相对轻松一些，但老师说你们尖子生就选物化，物化招生的时候会有优惠条件。我们学校9个理科班，只有两个物化班，一个物地班，其他都是物生。”周涛说。南京市一名高一学生的家长刘文清也表示，她的孩子读初中时，老师就已经告诉他们，江苏的高考模式并不为高校所认可。“高校肯定是更重视物化，高校的自主招生理科考数理化，加上数理化都有奥赛，所以物化考试特别难，但很多专业只要物化，很多专业不收物地。物理是必须要选的，大量的精力放进去，在高考这个每分必争的战场上，却体现不出来。”她说。
除了并未减轻负担的学业考试，让江苏考生深感沉重的还有考试难度。在网传的高考难度排行榜中，江苏被称为“地狱模式”。“如果碰到数学‘大帝’葛军出题，那就更难了。”刘文清说。与很多家长一样，刘文清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投入了巨大的心力。“我的孩子中考在南京48000多考生中排200名，已经很优秀了，就这个排名，上不了‘985’，只能在‘211’里选中等的学校，我的高中是南京四大名校之外的二流学校，年级50名～60名可以进985/211，这样的高中在南京只有5～6个。高考对于江苏从来都是残酷的，现在近乎惨烈。”刘文清说。
在南京的中学教育排序中，顶尖的是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的家庭背景非富即贵，比如章泽天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2011年被保送至清华。次一等级的豪门中学是南师附中、金陵中学、中华中学等几所。“豪门中学”的学生更多会通过自主招生渠道进入“985”，或者出国留学，每年参加高考的不过几十人。而普通家庭只有高考这一条出路，由于江苏省的学生大都不愿意出省读书，相对于其他省份，江苏的高校资源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有优势，省内的竞争就变得更激烈了，这也是江苏一本录取率较低的原因之一。由于分数只计算480，导致每一个分数段的考生都特别密集，但又因为每个高校对学业考等级要求不同，学生无法只凭借分数衡量自己到底能到一本的哪个学校，所以干脆报考等级要求相对低的二本学校。
“就因为招生指标，因为江苏的高考政策，孩子上不了好学校。这样拼命，无非是因为相信高考。我们可以选择出国留学，但不应该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身边朋友的孩子选择出国的占了多数，基本上是一本上不了就出国，有个孩子去年二本的成绩，后来申请到了墨尔本大学。”刘文清说，她真的想不通。
在这一次的调控方案时，江苏家长们的“想不通”终于找到了宣泄口。
分省定额制带来的问题
对本省学生进入“985”、“211”的机会偏低感到不满的还有湖北、山东、河南等地，与江苏相比，这些地方的高等教育资源更少，有的省份甚至没有一所“985”院校。这也是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尽可能缩小区域机会差异。然而，在目前的计划招生体制和分省定额制度下，除了由教育主管部门实施调控，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分省定额制一定程度上沿袭了科举时代的传统，现在每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总量，是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目标，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教育部研究提出初步建议，经全国人大审议确定的。之后，教育部主要根据各省高考报名人数、高校办学条件等因素，综合测算提出各省的招生计划安排建议，会同国家发改委研究确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从程序上看，由高校上报招生指标到各省，省里汇总后再全国汇总，最后再形成一个指标分配计划。招生计划分配在教育部，但具体招生计划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也有相关性。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刘海峰曾表示，1977年恢复高考后，各省生源情况和高校招生情况都在变化，所以每年国家都会对招生计划进行调控，但一直以来各方面都不满意，比如河南等省份就认为国家调控的不够，这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而在当前高考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75%的情况下，分省定额的问题就集中表现在“985”和“211”等部属高校或重点高校的名额投放上。未来怎样解决好全国重点大学指标的划拨，才是推进区域公平最大的难点。
江南教案篇7
作为贵港市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和公、民办学校合作办学模式改革探索的试点学校，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的部署、指导下，江南中学与新江南实验中学积极响应国家“公办名校扶持带动民办学校发展提升，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的号召，两校联合，资源共享，由江南中学实行一体化教育教学管理机制，共同走出了一条较为成功的公、民办学校合作办学的路子。
同遇办学难，共谋发展路
“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就处在江南中学和桥南中学（新江南实验中学前身）的分界线上。”姜耀宇校长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比划着。2011年以前，作为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江南中学，与该市的一所民办中学桥南中学虽仅有一墙之隔，但两校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为了解决两校围墙间排水沟的排水问题，两校曾往来函件进行过一次沟通。”两校的老教师们笑言。
江南中学曾经办过一所国有民办性质的学校――江南实验中学。2010年，为了响应全区职教攻坚计划的号召和要求，贵港市政府进行了教育布局调整，将江南实验中学整体划拨给贵港市职教中心。江南中学认真贯彻落实该项决策，但随之而来的难题是江南实验中学2000多名教职工和学生的去向问题。为此，江南中学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另选校址，整体搬迁；二是与“邻居”桥南中学合作办学，由桥南中学全部接收江南实验中学的教职工和学生。两相比较，考虑到经费和征地等问题，江南中学认为第二套方案更切实际。
说起桥南中学，现任新江南实验中学校长、董事长高承孝感触颇多。这所建于1998年的全日制民办学校，在办学之初，由于办学条件的限制，生源不好，办学效益无法保证，“建校时欠下的工程款，学校根本没有办法偿还”。无奈之下，高承孝作为承建商，只好接过这个“烂摊子”，进行了一些硬件设施改造和教育教学改革。此后几年，该校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学生总人数一直保持在2500人左右，还曾获评“全国民办教育先进集体”。然而，我区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后，桥南中学开始出现学生大面积流失现象，招生人数逐年下降。“当时到各区县招生时，一星期也招不到几个学生，招来的学生素质也不大好。”当时负责桥南中学招生工作的黎华泉老师很实在地说。再加上教师队伍不稳定，办学质量不高，学校发展困难重重。
“既然做了，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好。”为了学校的发展，高承孝校长曾尝试和探索了多种方法，但都未能找到适合学校发展的路子。当江南中学向桥南中学提出合作意愿和构想时，高承孝仍有些顾虑。经过反复磋商，两校排除异议，最终达成共识――按照“两校联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合作办全日制普通高中。经贵港市教育局批准，两校于2011年7月正式合作，桥南中学更名为“新江南实验中学”。合作办学后，两校的性质、独立法人身份和各自原有的责任与权利不变，由江南中学对两校教育教学活动实行一体化管理。
合作办学三年来，新江南实验中学按照“教室、宿舍的教育教学及生活设施要达到江南中学的配置标准或以上”的要求，先后筹集资金3000多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增建学生公寓和教工楼，改造旧的学生宿舍楼，扩大学生食堂，添置多媒体教学设备，美化、绿化校园，并陆续增设理、化、生实验室，更换计算机房的电脑，铺设塑胶运动场等，学校硬件设施基本达到了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标准。江南中学的硬件设施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改善，姜耀宇校长指着眼前占地200多亩的标准化运动场说：“原来的运动场还是煤渣跑道，占地面积也没有这么大，都是借助新江南实验中学的资金力量才有今天的规模。”
为了便于管理，两校还拆除了隔在中间的围墙，取而代之的是中心花园。自此，两校校园也实现了一体化，为合作办学提供了便利。
高度一体化，和谐为一家
如今，漫步在两校的新校园里，犹如置身现代花园。校园宽阔大气，布局合理，设施先进；校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文化气息浓郁。然而，这样还远远不够，要实现办学一体化最重要的是实现办学机制的一体化。如何管理学籍、如何管理教师、如何使用校舍等就成了两校领导班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经多次讨论、几易方案后，两校一致决定深度合作，统一管理学生、统一调配教师、统筹安排校舍，真正实现管理一体化。至此，两校的合作开启了贵港市普通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崭新模式。
在江南中学的帮助和指导下，新江南实验中学更新了办学理念，树立起“立足长远，持续发展”的办学目标，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立志走特色办学之路，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得到全面提升。两校领导干部还经常进行双向交流，加强教育理念、管理方法、教育教学模式等方面的互通互融，提高了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
谈起合作办学带来的变化，原桥南中学的“元老”、新江南实验中学的骨干教师覃景斌最大的感受，是教学理念的彻底转变。他告诉记者，合作办学后，江南中学为新江南实验中学制定了教师培养计划，并派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到该校开展培训，与该校教师结成帮扶对子，为该校培养了一批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两校的老师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备课、研究课例、编写导学案，这让我们接触到很多先进的教学理念。尤其是一些先进的教学方式方法，都是我们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覃景斌说。如今，两校的教师培养已全面一体化，无论是外出培训还是内部学习，两校教师都享受同等待遇。
两校还通过公开课、观摩课、学术论坛等教研活动，促进两校青年教师快速成长。记者到江南中学采访期间，该校2014年春季学期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正进入最紧张的决赛阶段。作为2012年进入新江南实验中学的新教师，梁静丽也参加了本次比赛。曾在其他民办学校任教过的她告诉记者，来到新江南实验中学后，她得到了江南中学整个语文组教师的热心指导和帮助。江南中学高二年级组的文孝荣老师与她结成了师徒对子，文老师不仅为她量身定制了个人成长计划，还常常与她一起磨课；宾艳老师虽然不是她的“师父”，也常常给予她面对面的指导。“平时大家都交叉听课，相互取长补短，教研氛围十分浓厚。而且整个学科组的成员都很勤奋、刻苦，无形之中我也被推着向前走，想不进步都难。”梁静丽感叹道。经过近两年的磨练，她的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于参加此次比赛充满了信心。
两校对学生也实行一体化管理。合作办学后，尽管两校仍保持招生独立、学生学籍独立，但两校新招的学生都由江南中学统一管理，教室和宿舍也按年级统筹编排，使得两校的学生也融为了一体。两校每学期都至少组织一次“手拉手，共成长”互访、读一本书、写一封信等活动，引导学生加深理解、互相学习、共同成长，还支持学生家庭进行互动交流。新江南实验中学的宋延礼和陈永福两名学生去年入学后，被分到了1320班和1321班，两人不仅在各自班级担任班长，还在学校团委学生会分别担任组织部部长和纪检部部长。他们都说，平时与江南中学的同学共同学习，一起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大家的感情都很融洽，亲如一家。
学生管理的一体化最明显的效果是学生的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现在的学生听话多了，好教多啦！”原桥南中学的老教师们纷纷感叹。江南中学与新江南实验中学合作办学以来，两校全面铺开系统的德育工作，两校学生受到了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励志教育、生命教育、感恩教育等，形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精神品质。再加上环境育人、文化养人，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极大提高。“示范性高中的德育工作都比较正规和系统，这是民办学校很欠缺的。”覃景斌如是说。记者在两校采访期间，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学生主动向记者问好；采访结束时，该校学生还亲热地与记者握手告别，表现出良好的文明素养。
都说“江南”好，乐为“江南人”
何敏霞是新江南实验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家住桂平市罗秀镇。她告诉记者，当初在选择高中学校时做了一番考虑，虽然在桂平也能上公办学校，而当看到新江南实验中学风景如画的校园、宽阔的运动场、先进的教学设备时，她便喜欢上了这里。一开始，她的父母面对较高的学费还是有些犹豫，但一听说是与江南中学合作办学，便双双举手赞成。“现在我们的宿舍都装上空调了！”何敏霞兴奋地说。
在江南中学的带动下，新江南实验中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办学质量有了质的提升，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风气更浓厚，文明守纪、刻苦学习蔚然成风；教学质量也明显提高，合作办学两年多来，在每个学期由贵港市统一组织的考试中，学生的优秀率、平均分等各项指标均排在该市非自治区示范性高中的前列，甚至优于部分示范性普通高中。这些成绩使得新江南实验中学成为初中毕业生争相选择的“宠儿”。上文提到的黎华泉老师仍旧负责新江南实验中学的招生工作，他称自己最能感受合作前后的变化：“以前是我们求学生来，现在是学生抢着来，去年秋季学期招生时，不到三天就完成了招生计划！”正如新江南实验中学副校长梁瑞崇所言，学生选择学校，学校也选择学生，合作办学后，报读新江南实验中学的学生不断增加，学校便有了“从中择优”的可能，生源质量越来越好，学校也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
新江南实验中学的华丽转身为自己赢得了口碑，不仅吸引了许多优秀学生，也让许多师范大学毕业生慕名前来。2011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的谢燕杏老师是贵港市人，为了能留在父母身边，她选择回贵港工作，记者问她当时为什么选择新江南实验中学时，她说：“新江南实验中学的办学条件优越，工作环境好，尽管没有编制，但是教师的待遇还不错。”与她同年进入新江南实验中学的广西师范学院毕业生谢秋丽告诉记者，当初她放弃特岗教师和选调生工作机会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教风、学风好，学生素质也较高，在这里工作能够快速成长”。上文提到的梁静丽老师也说，之所以选择来这里工作，不仅是看上这里优越的办学条件，更重要的是为江南中学优秀的办学传统以及两校的深度合作模式所深深吸引，“在这里，教师的人格尊严得到了尊重”。梁瑞崇副校长说：“现在教师的流失率大大减少了，除了通过考试调入公办学校外，教师基本上都能留下来。”
江南教案篇8
【内容提要】区域史研究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建国后，国内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地方史资料，为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五六十年代，国内区域史论著以乡土教材为主。八十年代以后，这一分支学科得到了蓬勃发展，无论在省区研究还是城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亦存在研究对象在区位、范围、专题方面的失衡和理论建树较为薄弱等局限，必须加以改进，方有利于学科发展。
【英文摘要】theregionalresearchesarenecessarytothedevelopinghistoryscience.LotsofregionalmaterialshadbeenarrangedandpublishedafterpRCwasfoundedwhichwereconducivetotheregionalhistorystudiesofmodernChina.mostoftheworksonthestudieswerethelocalteachingbooksin1950-60s.after1980s，theconsiderableheadwayhadbeenmadeinthestudiesoftheChineseregionalhistory，alargenumberoftheworksaboutprovincesorcitieswerepublished.Butthereareafewlimitationssuchasthedisequilibriumofthechosenregionsandthelackinginthetheoryconstruction，whichmustbeamendedinordertopromotethebranchofhistoryscience.
【关键词】区域史/近代中国/研究
regionalhistory/modernChina
一、区域史研究概述
区域史，又称地方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所谓区域史研究，就是专门考察、分析某一地区历史变迁的史学工作。区域史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正如我国著名地方史专家隗瀛涛先生在其主编的《四川近代史稿》的《序言》中所言：“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西方史学家在近代早期就开始对区域史进行研究：14～16世纪意大利学者对佛罗伦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8世纪法国圣摩耳学派制定了编写该国省区史的庞大计划，到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先后完成了《郎格多克史》、《布列塔尼史》、《勃艮第史》等；再如法国车鉴学派对地中海地区的研究，美国史学家对日本长洲地区的分析，也都是区域史研究的成功范例。
中国古代纪述地方社会实情的著作比较多。宋代范成大所撰《吴郡志》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地方志，据《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中国现存地方志八千多种，而各类族谱则数量更多。此外，尚有不少纪述水利和边疆的著述，如清代成书的《湘湖水利志》、《东南水利》、《钦定满洲源流考》、《台湾纪略》、《秦边纪略》等。这些古籍为地方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各地的社会习俗、经济资源和市场结构表现出愈来愈浓厚的关注热情。他们实际上是以侵略者的身份从事中国区域史的研究，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服务于侵略需要。在这方面，日本人表现最为突出，他们不仅对中国东北、华北的城镇、乡村进行了细密的调查，而且还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大部分省份，例如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支那省别全志》就包括中国十余个省区。此外，俄、美、英等国人士亦对中国东北、蒙古、西藏等地的历史、社会与政治、经济进行过专门研究。
中国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纪录地方实情的成果出现了不少，有些带有地方史研究的性质，诸如梁廷楠《夷氛闻记》、《粤海关志》、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缪荃孙《秦淮广纪》，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陶成章《浙案纪略》、湘路危言社《湘路危言》，黄钺《陇右光复记》、徐世昌《东三省政略》，等等。民国时期，严格意义的地方史研究得到初步发展。尤其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对边疆史地的研究成了史学工作者表现爱国精神的一种方式。这方面的成果较多，如连横《台湾通史》（台北，台湾通史社1921年版）、彭子明《台湾近世史》（民智书局1929年），傅斯年《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金毓黻《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贺岳僧《西北史纲》（重庆文信书局1943年版）、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这些都是区域性通史，有的在今天依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另外，亦不乏区域性的专史研究，如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江思清《景德镇瓷业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曾仲谋《广东经济发展史》（广东省银行1942年版）、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9-1940年版）。还有一些区域史料专辑，像《上海研究资料》、《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湖南文献汇编》（湖南文献编辑委员会1948年版）等。
二、建国以后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概况
建国以后，区域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首先，反映近代中国各个时期各地实情的历史资料不断得到整理和出版。这些资料中，有反映地方人民反抗侵略和革命斗争的，如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编《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选编》、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浙江省博物馆等编《浙江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选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杨奕青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康立之等编《山东教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以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等历史事件在各地史料选辑。有反映地方工商各业发展状况的，如陈旭麓等主编《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局》、《汉冶萍公司》（均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章开沅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胡光明主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杜受祜等编《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何泉达编《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史料》、江苏省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洪焕春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李华编《明清北京工商碑刻资料集》、高景岳等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山西财经大学经济系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等。亦有综合纪录地方社会的史料集，如王刚编《清实录四川史料选编》、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清实录山东史料》、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新疆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料专辑》、唐力行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四川大学历史系等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等。还有一些区域性专史资料，如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编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天津市档案馆编《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等。地方史学会、历史研究所、文史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商联及其他政治和学术机构在挖掘、整理地方史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如湖南考古历史所于1958年创办《湖南历史资料》；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1957～1959年间编辑了《山东历史资料》（第一分册、第二分册）、《山东历史资料选集》；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与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在60年代初合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共出5辑，80年代初又编辑出版《重庆工商史料》4辑；80年代，武汉市政协、武汉文化志办公室先后编辑发行了《武汉工商经济史料》和《武汉文化史料》，《长江日报》新闻史志编辑室编辑发行了《武汉新闻史料》；上海市文史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等创刊《上海地方史资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创办发行了《天津历史资料》。各省市和部分县区政协编印了大量的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主持下，全国32家省级文史研究馆于90年代初汇编出版《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内容以反映本乡本土历史为主，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已出版4辑，计48册。各省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在80年代初创办的方志期刊，在辑录地方史料方面亦发挥了较大作用。同时，一些主要地方报刊，如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长沙《湘报》、《大公报》、北京《晨报》、沈阳《盛京时报》等，先后被影印出版。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和江苏古籍等出版社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联合印行《中国地方志集成》，已再版四川、江苏、安徽等省清代和民国时期各类地方志数百部。从80年代开始，各地新修方志亦源源不断地问世。所有这些史学基础工作的进行，为地方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较多的便利。
不过，在五六十年代，地方史研究的成果以进行反帝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为主。如戚其章《1899年威海人民抗英斗争》（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章回《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中华书局1962年）、汤志钧《鸦片战争时期江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1956年）、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方诗铭《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刘大年等《台湾历史概述》（三联书店1956年）等。同时，亦不乏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地方史专题论著，如景升、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孔经纬《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年）、徐兆奎《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中国区域史研究得到空前的发展。其成就之一就是各省区通史或断代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大量问世，诸如隗瀛涛等《四川近代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常城《现代东北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常城主编《东北近现代史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潘喜迁《东北近代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周春元等主编《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贵州近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钟文典主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蒋祖缘等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陈慧生《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吴万善等《西北近代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编《安徽现代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吕伟俊主编《民国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谢本书主编《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蒋伯英主编《福建革命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林增平等主编《湖南近代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泱泱等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现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等。在专题研究领域，区域经济方面的成果较多，如在总论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洪焕春等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王鹤鸣等《安徽近代经济轨迹》（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范金民等《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南京市人民政府编《南京经济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区域工业化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林兴黔《贵州工业发展史略》（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范金民等《江南丝绸史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学君等《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单强《工业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南通与无锡发展的比较》（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关于区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心态的研究著作主要有：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贾大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秦晖等《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段本洛等《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杨新才《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等。关于地域商帮与商业的论著主要有：张海鹏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等。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进行经济和资源掠夺的论著主要有：王守中《德国侵占山东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1991年）、居之芬等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关于区域社会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杨国桢等编《明清中国沿海社会及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以及上海学人关于该埠黑社会的系列研究成果。在区域文化史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杨念群《儒学近代化的地域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石琪《吴文化与苏州》（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圣宜等《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丁平一《湖湘文化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出版社1998年）、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
关于区域政治、地方军阀方面的重要论著有：陈景琪《义和团在山东》（齐鲁书社1980年）、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隗瀛涛主编《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成都出版社1992年）、云南省历史学会等编《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冯茂《宁夏现代政区沿革》（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匡珊吉等《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顾大全等《西南军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的另一突出成绩就是城市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在个案城市研究方面，关于上海的相关论著尤其多见，既有通论性的，亦多专题性的。通论性著作如刘惠吾等《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987年）、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8年）、于醒民《上海，18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1994年）、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15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在专题论著方面，关于近代上海经济变迁的著作较多，如黄苇《上海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陈从周《近代上海建筑史稿》（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马伯煌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洪葭管等《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一卷：1994年，第二卷：1997年）、徐鼎新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黄汉民《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近代上海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伯海等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苏智良等《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程童一等《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昆仑出版社1996年）等。
关于其他城市的近代史论著主要有：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姚克宏《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与天津城市近代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武汉近百年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和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李淑兰《北京史稿》（学苑出版社1994年）、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中国书店1994-1997年，共十卷）、吴建雍等《北京城市生活史》（开明出版社1997年）、史明正《走进近代的北京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傅崇兰主撰《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周峰主编《民国时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谢本书等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玉《长沙的近代化启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此外，秦皇岛、青岛、烟台、鞍山、本溪、开封、包头、自贡、成都、济南、宁波、温州、广州、景德镇等城市亦都已有各自的专史论著问世。90年代陆续推出的各种“老城市”著作，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形象的材料，拓展了城市史研究的道路。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出版《老上海丛书》，包括“建筑寻梦”、“交通揽胜”、“行业写真”、“体坛回眸”、“外侨辨踪”各卷。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了《北京旧闻丛书》，1999年又推出《老北京丛书》，囊括老北京的穿戴、出行、商市、吃喝、玩乐等专题。同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则推出了《老成都》丛书。江苏美术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了“老北京”、“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老广州”、“老昆明”、“老杭州”、“老武汉”等十几种老城市史书，均配有名家解说，可谓图文并茂。在90年代后期，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临近，关于这两个城市的著作大量出版，其中有不少史学论著，如余绳武等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刘蜀永《香港的历史》（新华出版社1996年）、邓开颂《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吴志良《澳门政治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7年）、高添强等《香港日占时期》（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黄启臣《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邓开颂等《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出版社1999年）、梁渭雄《粤澳关系与澳门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在区域城市史研究方面，主要论著有：傅春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守中等《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关于前近代城市和市镇的研究亦值得一提，主要成果有：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1990年）、刘石吉《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众出版社1993年）等。
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亦有不少成果。在70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就制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的庞大计划，将全国分成17个区域，分两个阶段进行区域现代化的专门考察。第一阶段先研究沿海沿江的直隶、山东、闽浙台、上海、湖北、湖南、四川、广东、江苏10个地区，第二阶段再研究内陆的陕西、山西、江西、安徽、河南、云贵、广西7个地区。至目前已见5个地区的研究成果问世，即苏云峰的《湖北省》（全称为《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其余省区皆取相同的省略方式，该丛书皆由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湖北省》首刊于1980年）、张玉法的《山东省》（1982年）、李国祁的《闽浙台地区》（1982年）、张朋园的《湖南省》（1983年）、王树槐的《江苏省》（1984年）、谢国兴的《安徽省》（1991年）。此外，台湾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区域研究的成果还有：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近代史研究所1968年）、陆宝千《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经营》（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林能士《清季湖南新政运动》（台湾大学文学院1972年）、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区域史研探会文集》（1986年）等。
美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已译成中文的有：霍塞《出卖的上海滩》、周锡瑞《革命与改良——辛亥革命在两湖》、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等。在美国原文著作中，关于近代中国省、县区域研究的新著主要有：玛丽·兰金《中国的精英运动与政治发展：浙江省，1865-1911》（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伯恩哈特，K.《长江下游地区的租、税与农民的反抗，184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基南，B.C.《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1864-1911年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变迁》（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马登赛《中国福建省的戒烟运动，1906-1917》（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许元英《客居异乡：广东台山县的移民与跨国主义意识，1904-1939》（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霍尼布鲁克，J.H.《机械化采煤与地方上的政治冲突，以19-20世纪江西萍乡为例》（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6年）、基廷，p.B.《两种革命：陕西的乡村建设与合作化运动，1934-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陈红《1920-1940年长江三角洲的农产品市场：社会、经济环境分析》（洛杉矶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在城市研究方面，美国出版的有关论著主要以上海为考察对象，如韩起澜《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纺纱女工，1911-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佩里，e.J.《上海工潮：中国劳工政治》（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韩起澜《创造中国的社会群体：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约翰逊，L.C.《上海：从市镇到条约口岸，1074-185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古德曼，B.《出生地、城市与国家：1853-1937年上海的地方网络》（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魏斐德《警戒上海(1927-1937)》（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马丁，B.C.《上海青帮：1919-1937年的政治与有组织犯罪》（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赫沙特，G.《危险的娱乐：20世纪上海的卖淫业与现代性》（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迈斯纳，D.《上海的成功：1900-1910年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发展研究》（威斯廉星大学出版社1996年）、黑德，C.a.《活字印刷术在上海：机械印刷、近代出版及其对上海的影响，1876-1937》（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城市史的其它著作尚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包德威《中国的都市变迁：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8年）、卡蒂尔，C.L.《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城市：宁波、福州和厦门》（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约翰逊，L.C.《中国帝制晚期的江南城市》（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5》、《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协调，1796-189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1989年）、盖尔，H.《天津的工人，1900-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关满屯《天津商界：一个中国城市的社会与经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大卫·斯特兰德《人力车的北京：二十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史明正《北京的变化：1900-1928年中国首都的结构、公共事业与社会改变》（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近代省区和城市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高桥孝助等编《上海史——巨大都市形成与人们的经营》（东方书店1995年）、“横滨与上海”共同编辑委员会编《横滨与上海近代都市形成史比较研究》（横滨开港资料普及协会1995年）、市野政子《上海平民生活》（日中出版社1998年）等。
三、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末议
江南教案篇9
一个人是否遵守孝道，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家族或者说是一个家庭的事情。
针对这个问题，孔夫子对曾子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孔子讲，一个人一生安身立命的东西，你做的事情，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你显出了你父母的名声，这才是你最终完成了孝道。（图1）
主讲人：朱翔非，博士，曾任北京四中校长助理，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
图1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画像
我们彰显父母什么？是显示父母的财富吗？要让人知道我的家里多么有钱？还是多么有权？孔夫子说，你要经常地想起你的祖先，要继承他们的品质，他们的德行。孔子还有一句带有告诫的话：“修身慎行”，要注意修身，要注意你的言行，不要因为你的言行玷污了你的祖先，玷污了你家族的荣誉。孔夫子的教导，在中国历史上，对很多家庭影响巨大，很多家庭不是靠财富，也不是靠政治地位，是靠孝义传家。有的一传十几代人，十几代人住在一起。有的一传几百年。
这样的家族了不起，这样的家族在中国历史上不少。中国人给这样的家族起了一个名，“义门”。是说这个家族有孝义的门风。有的家族影响非常大，如浙江浦江的郑氏家族，也叫义门郑家。这个家族是什么时候开始要求家族成员住到一起，要把自己的家族经营好，发扬光大的呢？是在南宋初年。家族中有一个人叫郑启，他文化程度不太高，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是这个人很孝顺，他对母亲很好。有一年大旱，赤地千里，他的母亲生病，为了调整身体她要喝溪水。郑启拿工具到处去刨溪水。刨了很深也没找到水。最后，精疲力尽的他绝望了，想到母亲的病好不了，他嚎啕大哭。据说哭的时候水来了。当然，这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说明郑启是一个孝子。哭了之后就有水，可能是各种偶然的原因，不是有人哭就会有水。可是孝子郑启，他把这个家族笼到一起，一代一代传这个家风，这个家族的人，认为郑启带了个好头，他是孝顺的人，这个家就传这个家风。传到第四代时，有哥俩，哥哥叫郑德归，弟弟叫郑德章。哥哥被人诬陷告到官府，是死罪，弟弟跟哥哥争着入狱，想把哥哥替出来。他没有实现目的，哥哥死了。他决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哥哥的后代抚养好。他做到了视如己出，当做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郑氏家族一代一代就这样传下来了。传到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称帝。朱元璋很注重孝道。朱元璋父母去世很早，从小孤苦伶仃，他的父母去世时，连安葬的墓地都没有，甚至棺材都买不起。朱元璋非常羡慕别人家里有温情，他心里有一个情结，羡慕孝义之家。江南郑家他大概早有所闻。他称帝后，便把孝义之家都请到京城，并特意找江南郑家来说话。郑家家长叫郑廉。朱元璋说，天下的孝义之家你们家居首，尤其是江南一带。后来因为朱元璋这个话，郑家被称为江南第一家。（图2）
朱元璋开始给自己的孙子朱允炆物色老师了，他选了24家天下义门，孝义之家，一家选一个。选的江南第一家郑家的这个人叫郑记。朱元璋特意召见他跟他讲，你教我孙子不要教他什么法律，秦朝的时候，秦二世小的时候，跟赵高学的都是法律，学怎么治人，怎么管人，怎么样能把人控制住。朱元璋告诉郑记，你要给我孙子讲你们郑家几百年的大家族，为什么过得那么好，为什么人和人之间那样有亲情、有温暖，能够其乐融融。并特意叮嘱他，不分白天黑夜，你想什么时候讲就什么时候讲，让皇太孙就跟你学这个。朱元璋让自己的皇太孙学孝义的道理。（图3）
郑氏家族以孝义传家，受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重视，朱元璋多次接见郑氏家族的人，并对郑氏家族的人委以重任。一时间郑氏家族是朝野瞩目，飞黄腾达。但天有不测风云，郑家人虽然洁身自好，以孝行为重，但还是卷入了朝廷的是非中，以孝道闻名的郑氏家族，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图2江南第一家
图3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郑家牵扯到的不是一般的案件，而是天字第一号大案：谋反。谋反的主要人物是胡惟庸，胡惟庸案是明朝初年的大案，牵扯三万多人，三万多人为之人头落地。朱元璋处理胡案绝不手软，杀了一个公爵、21个侯爵。包括朱元璋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的儿子。差点把宋濂也杀了，多亏贤德的马皇后出来为宋濂说话，说老百姓家请一个家庭教师，都对教师那么尊敬，咱们皇家对老师这么刻薄，动不动就杀头，这能行吗？朱元璋才没杀宋濂。朱元璋处理这件事非常严厉。跟这个案件沾边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只要你跟胡惟庸的案挂上钩了，就是死罪。这个案件是朱元璋亲自抓的。在办案过程中，查到江南郑家介入了胡惟庸造反案，证据是胡惟庸有三千贯钱放在了郑家。三千贯钱大概相当于当时的三千两银子。就这一条，他们有经济往来。牵扯这个案件的基本上都是家破人亡。案件报上去了，郑家知道。郑家负责人郑廉有一个弟弟叫郑湜，郑湜和郑廉兄弟发扬他们郑家的传统，郑家第四代祖先曾争死，这哥俩也争着代表家族被皇帝砍头，希望家族能够保全。这个消息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朱元璋决定对郑氏家族赦免。原因是因为他一家争死吗？不是，而是另有原因。朱元璋特意把郑廉叫来，跟他讲，你们家族被赦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家是受害者，你们没参加谋反。朱元璋有自己的道理，朱元璋说，胡惟庸在你们家放了三千贯钱，你知道胡惟庸是什么目的吗？朱元璋说，这背后有原因，什么原因啊？胡惟庸要生利息。胡惟庸是垂涎你们的大家族，要把你们家族据为己有。胡惟庸地位那么高，即便郑氏家族有一点财产，也不值得胡惟庸图谋霸占。但是朱元璋觉得要霸占郑氏家族还是个阴谋，郑氏家族是值得霸占的，他心里对郑氏家族很当回事。他以为胡惟庸也是这么想的。他说，这是一个阴谋，朕看出来了。我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制止了你们家被骗，你们家不仅没有参与谋反还是受害者，当然要宣布无罪。不仅如此，朱元璋话题一转说，你们郑氏家族能人挺多，你再给朕推荐几个，朕还要重用他们。牵连谋反这种大案，郑氏家族不仅没有得祸，反而得福。家族又推荐出几个人朱元璋委以重任，包括要跟郑廉争死的郑湜，直接派到福建省当最高的民政长官布政使司。
朱元璋去世后，太孙朱允炆继位，发生了“靖难之役”，四皇子燕王朱棣篡权。朱棣也面临一个问题，怎么处理江南郑家。因为江南郑家参与了对他的抵抗。江南郑家是皇太孙的老师，据说他家有十个大柜，其中五个柜里面是兵器，随时准备用来保卫皇太孙跟燕王朱棣拼命的。朱棣打下天下之后，对那些反对他的人可以说是赶尽杀绝，用的手段非常残酷，在历史上罕见。江南郑家在名单里。据传，江南郑家还有一位跟建文帝一起逃跑了。江南郑家涉入政治如此之深，可是在处理的结果上，又让大家出乎意料。明成祖朱棣直接颁布命令：江南郑家赦免无罪。江南郑家又没事了。江南郑家之所以能够受到明代两代君主特殊照顾，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地位，是皇权格外关注的，轻易不能动，因为皇帝掌握的权力，真正的皇权有多长时间？有的几十年，短的十几年，像秦朝，统一之后14年王朝就灭亡了，有的长一点上百年。就算上百年，几百年的王朝，家族成员间充满着刀光剑影，有几个能享受天伦之乐？你掌握了最高权力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些人对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是非常羡慕和向往的。
江南郑家卷入朱元璋时期的胡惟庸案，以及燕王朱棣篡位这些历史大事件中，但郑家却在接连的血雨腥风中保全了下来。除了统治者出于维护孝道的考虑，以及郑氏家族的家长以身作则之外，还在于郑氏家族制定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家规。（图4）
《郑氏规范》一共有168条，这是郑氏家族的家规汇编。这168条，不是一时间由一个人苦思冥想写出来的，它是经过多少代人总结梳理，最后形成的家规，《郑氏规范》是真正使得郑氏家族源远流长，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郑氏规范》规定了什么呢？
其中有一条规定，青年男女结婚，一定要看对方的道德人品，不能光看对方的经济实力，道德人品是最关键的。这样的大家族，如果有些人的操守有问题，这个大家族离四分五裂就不远了。这个婚姻观家族历经几百年，最后达到三千多人的规模，一直遵守。
除了婚姻观以外，这个家族规定，对待所有家族成员一视同仁。三千人不可能在一起，家族有的分支，因种种原因生活得比较差一点，过节的时候，包括婚丧嫁娶的时候，要由整个家族给他们以经济的保障，不能有谁因为穷日子过不下去。这增强了家族的亲和力，大家对家族很认同。
这个家族还规定所有的人都要守法，尤其是出去做官的人。如果发现有贪赃枉法的，家族做除名处理。郑氏家族不承认你，你死后不要进郑氏的公墓、祖坟，郑氏家族从亲情的角度把你开除了。有人统计，经过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郑氏家族一共出了173位高官，没有一个贪官。
如果进入时间隧道我们看一看，黎明的时候，这个家族敲四声钟，家族的人都要起床，不允许有偷懒的。然后梳洗打扮，响八声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聚到祠堂里，这是一天的开始，由家族的族长，也就是家长宣读家训。其中有这样的内容：爱子孙者遗之以善，不爱子孙者，遗之以恶。就是如果真的爱惜后代，就要把你身上善良的品质传下去；反过来如果不爱后代，就把不良的习气传下去。
图4明成祖朱棣画像
图5曾国藩
图6曾国藩之子曾纪泽
这个家族的家风，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带动非常大。我在讲这类家族的事迹的时候，有些朋友，包括一些学生的家长，跟我探讨，他说，这个家族很好，这样的风气我也很羡慕，但是如果我这样做，会不会有副作用？比如培养的孩子不太适应比较恶劣的环境？孩子会不会吃亏？要不要学这样的家族？在现代社会里，江南郑氏家族的以孝传家，培养孩子养成良好习惯的家风，还值得学习吗？家长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毕竟郑氏家族离现在已经有些遥远，而且郑家还受到皇帝的特殊垂青。这也许是一个家族的特例呢？时间发展到了近现代，这种传统社会里的家族文化，还能适用吗？
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没有郑氏家族历史那么久远，似乎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但是这个家族对我们近代中国人来说确实很熟悉，这个家族是湖南湘乡的曾氏家族。曾氏家族著名的人物曾国藩是晚清重臣。这个家族可不是从曾国藩这一代开始的，他的爷爷、父亲和他都是读书人，但是没有什么功名，到他这一代开始发达了。可是在他进北京做官的时候，他的爷爷告诉整个家族，宽一（曾国藩的小名）到北京做官，但是我们曾家不依靠他做官，曾家的家风不能改，还要跟以前一样朴实。所以后来曾国藩做了大官，他开始影响家族的时候，他特意说，家族里的成员，尤其是青少年，钱不可多，不要给他那么多钱。衣不可多，这会助长孩子的奢侈之风。我们看看对待孩子教育，曾国藩的独到之处。（图5）
曾国藩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纪泽从小玲珑剔透，聪明过人，曾国藩有点忧虑。有些人看到孩子这么聪明会高兴，他不是，他觉得，这个孩子气质中缺乏根本的内容：浑厚。一个男子，要有一种浑厚之气，他感觉这个孩子将来不能自立，缺乏一种更健壮的精神。所以他一再跟这个孩子讲，你要注意，包括说话、举止，要注意养成一种厚重的风格。这个孩子后来按照曾国藩的培养长大成才了，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晚清的时候，中国外交方面应该说非常弱，很多不平等条约都在这个时候签订，而曾纪泽在新疆签的《伊犁条约》，尽最大的可能维护了国家的合法权益。曾纪泽后来的贡献，应该说跟曾国藩早期的培养密不可分。（图6）
曾纪泽有一个弟弟叫曾纪鸿，他喜欢数学。曾国藩告诉他，喜欢数学没有关系，但是你也不要太用功，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使出来。不是让他更换兴趣的方向，而是告诉他，从乐趣入手。这非常符合教育学的原理。所以曾国藩培养孩子，是培养有厚重的精神，厚重的品质，要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曾氏家族在中国近现展中，经历了社会转型，由清朝到民国，由民国到共和国，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不像一些靠外在力量的家族，最后烟消云散，曾氏家族在各个转型时期始终人才辈出。
这个家族家族文化的影响力今天也仍然为我们所熟悉、所称道，所以《曾国藩家书》一直长销不衰，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在这里获得一种家庭教育的智慧。这就是家族文化。
如何培养一个良好的家风，实际上是我们学习《孝经》，学习历史最关心的问题。孔夫子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孔夫子特别谈到，一个家庭，父母二人在教育子女上要有分工。就是父亲要像父亲，母亲要像母亲。伟大的母爱，为人所称道，可是父爱，父教该怎么做，往往不太清楚。孔夫子讲，在一个家庭里面父亲非常重要。孔夫子的意思，父亲身上，蕴含着两种教育的职责，一个当然是对孩子要爱；另一方面，父亲要给孩子讲他面对社会该怎么做。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家庭里，父母是有分工的，我们称自己的父母，母亲叫家慈，父亲，家严，父亲会严肃一点，会给你讲社会上的常识，伦理。分工是明确的，分工是必要的。
有些人会说，时代变化了，如果家庭有变故怎么办？现在社会跟古代社会不一样，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女主内、男主外，而现代社会很多女士有社会身份，女企业家、女政治家，很普遍，母亲也同样可以给孩子讲社会教育这一部分。单亲家庭更是如此。所以在这里强调的父教不是只有父亲能说，实际上强调的是社会教育的内容，只不过一般家庭，父亲在这方面应当承担得多一些。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单亲家庭，这方面做得也很好。比如儒家孔子、孟子。孔子、孟子都是早孤，父亲都去世得很早，两位伟大的母亲培养出了儒家的宗师。大家都很熟悉“孟母三迁”的故事，孟母开始家住在一个坟地，孟子天天学人家怎么哭，怎么出殡，社会环境不好，孟母决定搬家。搬到一个市场上，市场做买卖的，干什么的都有，孩子又学会了吆喝。最后孟母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孟子在这里看到了师生之间的彬彬有礼。这个故事表明，社会教育的内容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个孩子“有所养无所教”，这个话说得实际很严厉，指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不完全是一味地爱。（图7）
江南教案篇10
4”法制宣传月活动、2月27日参加街道“与青奥同行传雷锋精神做文明市民”广场便民服务活动、“3.15”裴家桥广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咨询人数达50余人，收到良好的效果。
帮教安置工作申报了省级先进集体，人民调解案例获得区优秀案例一等奖，并在全区优秀人民调解案例大会上进行交流发言。
矫正工作和安置帮教工作在两会期间根据区司法局工作指示，对帮教对象进行了全面排查，未发现重新犯罪，并补助8名生活特困的帮教对象1600元、矫正对象8名1800元，衔接帮教人员6人，衔接率和帮教率均为100%;接收矫正对象6人，解矫2人，现在册39人，其中缓刑19人，假释11人，暂予监外执行6人，剥夺政治权利3人分别两次支部个别矫正对象参加区司法局主办的矫正教育活动，7人听了刑法理论，8人参加了心理疏导讲座。矫正工作走访到位，矫正平台操作良好。按期对帮教对象进行危险性评估，并填写“南京市帮教对象等级管理测定量表”。
人民调解工作运行常态化。本季度中有较多的重大节日，如元旦、春节、三八节等，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布署重大节假期间的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同时针对出现的突发事件给予了积极的高度关注。
1.12月29日下午，青岛路2号1栋1单元102室的龚风阳(男)，到社区反映，儿童医院锅炉房与他家仅有一墙之隔，间距1米左右，锅炉房的噪音影响他的生活，白天在家里静不下心，晚上，锅炉的噪音使他彻夜难眠，他要求社区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要求儿童医院给予他经济补偿。
经过实地查看，儿童医院锅炉房的噪音确实对龚风阳有影响，而且，区环保局也曾经对锅炉房的噪音进行过检测，噪音超标，已经通知儿童医院限期整改。关于赔偿一事，正在协调。
2.湖南路47号凤凰城立体车库从10月份施工以来,文云巷6号的24户居民反映比较强烈,多次到市规划局去找,希望找到凤凰城建立体车库的依据,得到的结果是区城建局只批了从底部到上面6米5的高度,市规划局没有任何批文.老百姓由此就坚决不同意他们建立此立体车库,并说此车库建设是违章应该坚决把它拆掉。施工方贾经理也多方到居民家做工作，但进展不大，老百姓是坚决不支持他们建立立体车库。24户居民一致要求违章就应该拆掉,我们要的就是健康，任何经济补偿我们都不接受。现在居民提出凤凰台饭店立体车库只要能拿出批文，施工方方可施工，否则立体车库只保留底部到上面6米5的高度，以上部分全部拆掉。目前该车库正在恢复批准范围。
3.湖北路41号101室巩嘉诚在2年前就想破墙开店,此举遭到了楼上201室的阻止，201室多次到街道城管科，坚决反对101室破墙开店，否则201室要做出过激行为。
4.渊声巷11号2单元304室余福鑫因干部待遇问题，已多次上访，其宣称为国家建立战功，转业后在企业待遇不公，要求提高待遇。目前，已多次与其谈话，控制其情绪，比较稳定。
5.汉口路61号，穆斯林餐厅与周围居民的矛盾纠纷。这起矛盾纠纷曾于1月14日召开过调解联席会议。纠纷焦点是周围居民反映餐厅油烟大、门前污水常有，穆斯林餐厅也有过过激行为。双方闹疆了，居民坚决要餐厅搬走。
6.随园大厦(共3栋大楼)、随园14号共计居民118户居民的生活用水是由随园大厦物业管理二次供水的，由于随园大厦物业管理公司处于亏损状态，至今已欠交了3个月的自来水公司的水费了，若持续下去，有停水的可能存在，势必造成118户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存在的隐患。
1月19日上午，社区费安宁书记、街道倪主任、司法所安宗钊等人为此专门召开了协调会，社区将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7.1月5日，大方巷社区、湖南路街道办，淘遛遛办公室李主任以及淘遛遛6家商铺业主等25人。矛盾原因是淘遛遛商铺因唐建宁、盛岚，扬礼芹、周继善、钱金萍、施右国等6家业主不按时交纳租金，就停6家店铺水电，但6家店铺认为淘遛遛对他们经营活动有欺骗行为，拒不交水电费。1月5日下午经过多方协调，以上6家商铺最终同淘遛遛达成协议。
8.南京怡华酒店与新房主江苏怡华酒店之间的承租问题发生矛盾。2月4日上午由江苏怡华酒店管理公司李海东总经理带人到酒店进行接收，但无人理睬，李海东带人采取了堵门方式。上午10时司法所接到通知，前去了解情况。经现场谈话方知南京怡华酒店由于欠广发银行债务已被秦淮区人民法院拍卖，买家为江苏怡华酒店管理公司，由于没有行使交接手续，致使处于无序状态。下午3时，街道主任倪一如、书记蓝绍森到29楼现场办公，召集了由鼓楼派出所、区司法局、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保卫、江苏怡华酒店管理公司李海东、湖南路司法所等单位和人员，进行协商!2月5日在酒店29楼会议室再次召开协调会，会议由街道主任倪一如主持。会议各方进行了初步接触，江苏怡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江苏
怡华)李海荣董事长和其曹律师、南京怡华酒店(下称南京怡华)和南京康成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康成)及南京泽天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泽天)委托周羽正律师都持有授权委托书参加谈判。会议双方的焦点是如何进行正常的移交和接管。主要是酒店内的资产除29层楼的其他2层楼的归属，江苏怡华的李海荣认为，另2层楼的产权是属于整个楼的公共部分分摊的，周羽正律师认为需要进一步到有关部门核实，对方是否要收购酒店或请南京怡华拿东西走人?是否对员工有什么安置?;二是曹律师代表江苏怡华提出方案。会议双方就各方的法律关系有所异议，江苏怡华不认同泽天与其有法律关系，认为泽天与康成签定合同是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江苏怡华无关，江苏怡华只认康成和南京怡华。周羽正律师认为原先房屋是康成的，本着买卖不破租赁的惯例，康成既然与泽天签定租赁合同，在谈判中就应该有泽天的位置。江苏怡华坚持不和泽天谈判，希望泽天走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关于裁定书上的裁定内容，请秦淮区法院派人解释。今天的谈判目的就是让各方坐下来，面对面的谈，司法所搭建平台，湖南路办事处主任倪一如作最后的讲话，一是要保证酒店的正常经营，不能造成混乱局面;二是要保证这里的稳定，双方可以拿出下一步的谈判时间;三是双方不得做出过激行为。江苏怡华李海荣董事长表示节前不会有行动，保证酒店正常经营，但在节前对方必须拿出处理方案并盖上公章;周羽正律师代表康成、南京怡华、泽天表示同意。
该案主要是因原房主的房屋产权由秦淮区法院拍卖，新房主江苏怡华酒店董事长带人前去要房，在无人理睬的情况采取了过激行为，堵塞大门及电梯，严重影响酒店的正常经营，容易造成地区不稳，司法所人员在街道领导的带领下，立即行动起来，现场办公，召开了调协会，不断地搓商，在依法解释买卖不破租赁的前提下，做到和平解决移交房产等相关事宜，说明法律在此基础上的重要性。
目前该案双方已诉至鼓楼区人民法院。
9.2月26日下午4点左右家住五条巷51号203室84岁高龄的陆宗南在儿子陆海平的搀扶下的走进了社区，在他们断断续续的讲述下我们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陆宗南和庞增敏在27年前组成了一个重组家庭，之前老夫妻两人非常恩爱。可就在26号陆宗南住院一个月之后发现家回不了了，经过一再敲门，庞增敏婚前的儿子庞洪才隔着门讲锁是他换的，母亲不想见到陆宗南，不准他们进屋，于是他们找到了社区，希望社区来调解这件事。社区书记和调解员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并把庞洪请到社区共同来解决此事。从庞洪的叙述中我们得知：母亲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已有两年了，之前由于跟继父陆宗南处的不融洽已有一年没有上门。两天前保姆小马突然找到他，说陆宗南现在生病在医院已经一个月了，陆海平要辞掉他，可是庞增敏每天要打四针，自己不放心，希望庞洪上门看看。庞洪找到陆宗平要求把家里钥匙给他，让他住进去陪母亲，陆宗平不同意，庞洪就干脆把家里锁换了。陆宗南当时非常激动，表示家是自己的，今天就一定要进门。庞洪坚决的表示，造成这件事的后果是他们父子造成的，母亲说过不让陆宗南进门，自己会坚决维护母亲的意愿不让他进门。由于双方的矛盾非常尖锐，社区在其中做的种种思想工作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天气寒冷，加之陆老先生身体虚弱，我们建议陆海平暂时带父亲另找地方住两天，社区再上门做工作。之后几天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当事人庞增敏，此事庞增敏思维已略有混乱，但是从她的言语中听出来她不希望陆宗南再进家门。我们把庞增敏的意愿转达给了陆宗南，后来和陆海平一起商量先将陆宗南送进养老医院，等时间来冲淡一切，到时如果有缓和的机会时，我们再进行调解。此事我们会继续关注。
三月份的矛盾集中在邻里之间的较多,以上下楼之间漏水、浸透为主，较重的矛盾有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主要还是因财产尤其是房产矛盾为突出，这方面当事人有些不遵守法律、有些对法律还是不懂，这更加需要在调解中，学会守法、学法和普法了。
通过以上5件案子的办理情况来看，春节期间发生了一件重大矛盾，平时主要以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较为突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和邻帮邻的友爱之谊教育，从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谈人与人如何相处。
本季度人民调解工作共接待84批，人数145人;受理矛盾纠纷115件，调解115件，调解成功率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