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考察报告篇1
首都博物馆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古今交融，大气十足。从外面看主要由矩形围合结构、椭圆形外立面和金属屋顶三部分组成。据了解，这种设计源自于对历史与未来的描绘，传统的材料与现代的材料并置，倾斜的青铜体破墙面而出，生出文物发掘的意象；悬挑的大屋顶融入中国传统“出檐”的设计手法；悬挂式框架砖墙模糊了古代城墙与现代幕墙的界线；广场的起坡烘托了宏伟的巨构，也取材于皇家宫殿高台建筑的手法。充分体现了博物馆沟通古今的功能，使人在进入馆内欣赏文物之前就油然而生一种对历史的崇敬和向往。
进入宽敞的大厅，迎面一座大型景德街牌楼，这块牌楼是新首博中最大的文物，原来竖立在历代帝王庙前，后来被拆除，但所有的构件一直保留着，如今重新复原，被很好地安置于博物馆内。可惜的是，参观时由于准备不足，我没有仔细地观察一下这座精美的文物。因为印象中文物都是残破不堪“晚景凄凉”的，它这般“光鲜亮丽”地站在我面前，我反而以为是现代人的仿作。环顾馆内，会发现这里设施新，场地大，北部有绿色文化广场，东部有下沉式竹林庭院，翠竹环绕其间，阳光温和地洒在地面，你会感到一种历史情怀扑面而来，缅怀历史，这样的环境是再适合不过了。馆内主要是圆形展馆（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倾斜的青铜体的室内部分）和方形展馆两大部分，分别进行古都历史文化篇，城建篇，民俗篇，瓷器，玉器，佛像，书法绘画等十几个展览。根据兴趣，我主要选择了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古都北京—城建篇和京城旧事—老北京民俗展进行了详细参观。
历史文化篇的展览运用大量珍贵的文物向我们展现了北京自史前原始部落开始，经过封建王朝，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一对出土于房山琉璃河1193号大墓的青铜酒器克盉和克罍是北京最早建城历史的实物证明，刻在其器盖内壁上的铭文证实了燕国始封地就在琉璃河镇的董家林村，这就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城。还有东胡林人的项链、骨镯，老山汉墓出土的凤纹棺罩，金陵铁剑，修复白塔寺时意外发现的密封册、经书，科举考试的试卷和作弊的“夹带”，乾隆皇帝的缂丝龙袍等，各种珍贵文物，无不让人流连忘返。馆内通过声、光、电等各种高科技的运用，再现了元大都积水潭码头、明北京保卫战、、开国大典等历史画面和经典镜头，这样一个展览看下来，我们仿佛沿着时空隧道走了一遭，又一次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交融和各族人民的勤劳智慧，见识到了我们祖国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同时，北京也展现了其作为一个千年古都的历史沧桑和文化底蕴。城建篇则着重从地理格局、城市建设方面介绍了北京城的演变，展现了其西拥太行，东临渤海，北依燕山，面南称王的霸气。永定门城楼的木牌匾、已经消失的清代大理院建筑模型、记录着等级制度的6种清代宅第大门……146组件文物与大量图表、照片构成的展厅记录着北京城建筑历史的沿革。最让人兴趣盎然的是老北京民俗展，在这里，由四个专题—洞房花烛美姻缘、降龙诞凤添人丁、古稀大寿福如海、爆竹辞旧迎新春组成的展览，反映了老北京生活中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同时展现了老北京的商业文化和胡同文化。复原制作的实景门楼、四合院大门的实物、门墩、上马石等胡同实物，让人如临清末民初的老北京。在“胡同人家”，以一位“老北京”的回忆自述，串联起人生礼俗的种种事项。在婚礼厅，鲜艳的洞房，精美的家具，还有各种婚庆的用具摆放整齐，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真正的婚礼现场。而年俗专题里一组精致的面人则给我们展示了老北京人过年的喜庆和热闹，请佛龛、请财神、买窗花、花炮、黄历、风筝、买年画，对联，花灯，还有精巧的麻将和牌九，大人小孩可以说都各得其乐。展览还布置了一块儿童游戏区，里面摆放着毽子、兔儿爷、九连环、七巧板、陀螺等老北京的玩具，以及《三字经》、《百家姓》等书籍，小朋友可以免费在这里玩耍。
由于时间不允许，对青铜艺术、瓷器艺术、佛像艺术等其他展览，我只能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虽然与它们只能是匆匆的一面之缘，但那种平静之下的震撼力必定会在我心头留下最强烈的烙印。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十分羡慕北京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不光是在博物馆里看到的这些，即使走在大街上，有名的景点、文物也是俯拾皆是，在这样一个城市的人们里一定生来就有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回头想想自己的家乡，那是一个安静闲适的海边小城，虽然有着优美的环境和宜人的气候，但是作为一个城市，历史却太过短暂，显然文化底蕴不够丰富，因为也就少有文人墨客闻名于世了。与我同去博物馆的朋友也是老乡，去的路上还说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评价家乡是“文化沙漠”，这种状况的确让人痛惜。但是一个地方文化的发展不是一日之功，必定是几代人的积累和付出，所以我深切感受到不管在哪里都要奋发图强，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以期将来有一天能回报家乡对自己的哺育，为家乡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实，无论以前人们曾有过多么的辉煌的文明，都无一例外地将被历史的烟尘所湮没，人类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文明，也在不断破坏着旧的文明——这是永恒的法则。于是，我们就通过博物馆这个途径去寻找这些文明的踪迹。而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文明发展史，人们通过文物与历史对话，穿过重重时空的阻隔，俯瞰历史的风风雨雨。从小里说，这是源远流长的地方历史的重要见证；从大里说，这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在首都博物馆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为我们祖国灿烂的历史文明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博物馆都被建立成爱国主义基地。在这里，面对曾经的辉煌和强盛，想不爱国都难，同时，馆内先进的设备也让人叹为观止。比如，目前世界上首次用于博物馆的全息立体放映技术、标准的多媒体影院、休息区触摸屏导览系统、音视频节目数据库和点播系统，甚至观众可以通过电脑或者电话拨号自由地点播所希望收听、收看的曲艺、戏曲节目。通过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作用，每一个进馆的人都会激荡起深深的爱国情怀，当然，对我们的首都北京也是充满崇敬。
然而，在这些崇敬与热爱之后，我却突然而生一种惆怅。纵然新旧更迭是历史不变的规律，永恒的法则，那我们就可以真的肆无忌惮地破坏与重建了吗？有多少静静躺在博物馆的文物本还应该站在自己原来的岗位上，并没有到“寿终正寝”的时候？难道所有的历史都将化为文物、音像、图片和记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老北京的历史不应该仅仅在博物馆里看到，更应该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老北京离我们远去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拆迁、危改、市政建设一点点的把老北京吞噬掉了，然后把它的残垣断壁变成文物装进博物馆，但博物馆里的老北京收藏和现实中的老北京毕竟不是一回事。我们实实在在生活其中的北京失去了这些老的东西，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又从何谈起呢？在城市的飞速发展的背后，我们的历史又在承受怎样的灾难啊！在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著的《城记》一书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一批文弱的读书人为保护历史遗产所进行的艰苦的斗争。据说，上世纪50年代在那座精美的景德街牌楼被拆除的时候，梁思成曾经痛哭不已。而给的评价是“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今天，我们看牺牲掉那许多历史记忆而建造起的新北京城，似乎并没有多么让人舒心。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缺乏，甚至有许多人在公开或私下地讨论着“迁都”的问题。一方面是大量的文物古迹被拆毁，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却涌现出许多弊端。我们不禁要重新认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城市究竟该怎么发展才能获得双赢？而其实巴黎很早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巴黎为了完整保护老城，在1958年将城市的新的发展放到了老城之外的拉德方斯建设。新城既有工业，又有办公楼、事务所和其他公共设施，以便为居民创造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情报、通讯、行政管理、文化、商业和娱乐等设施被安排在了新城的中心区，使得新城居民能在工作、生活和文化娱乐方面享有与巴黎老城同等的水平。由于新城充分利用了大自然的美好风光，营造了优美的环境，所以较之老城，更具魅力。同时，巴黎政府力图保持老城特色,新建筑的建造和老建筑的改造都要经过严格审批，一些不重要的老建筑改作他用时,内部可以变化,但老的外墙必须保留,以维持老城的整体效果，每年还要斥巨资维护它的古建筑。我们的近邻印度首都新德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德里是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过去的城市，据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公元前1000多年以前，班度族曾在此建都。它又是印度历史上7个王朝的遗址，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物，可以说是印度历史文物的宝库，这一点与我们的首都北京市多么的相似。而新德里是于1911年在旧德里南面的荒野陆续兴建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现在已经成为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一座环境优美的花园城市。这样的规划，既给了新城充足的发展空间，也有效地保护了老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实这样的设想我们不是没有过，五十多年前，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两位富有前瞻性的建筑师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城市规划原则，大胆进言：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设想了一套新北京和老北京辉煌历史遗存相映成趣、携手发展的城市蓝图。只可惜，当一个纯粹的城市规划问题上纲上线为一个政治问题时，一个时代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它的伤痕和烙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的决策者们仍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其中的错误。不仅仅是首都，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发生着这样的悲剧，比如杭州—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47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杭州繁衍生息，史称“良渚文化”。杭州曾是五代吴越国和南宋王朝两代建都地，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七大古都之一。杭州更是大自然赐予的“人间天堂”，尤其是西湖，正如坡七绝所赋“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诗情画意境界，无论是每一天阴晴显晦、雨雪雾霭的天气变化，还是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异，她都显得十分出众，赋予人以不同的美的感受。然而，在2007年11月1日的《南方周末》上，我却看到了西湖边即将耸立起一座85米的高楼的消息。在利益的诱惑下，现在西湖岸边被越来越多“试比高”的摩天大楼挤占，“从西湖往东看，早就没有可以与其风景相媲美的粉墙黛瓦中式建筑了。”“现代化”的进程，使得西湖失去了原有的韵味。不难想象，如果不加限制地发展下去，早晚有一天，西湖也要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被我们供奉在博物馆中，静待着后人观赏凭栏感叹了。:
博物馆考察报告篇2
背景链接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是由中国科协认定的，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具有特定科技教育、传播与普及功能的场馆、设施或场所。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是我国科普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社会力量。截至2011年，中国科协共命名651个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其中科技场馆220个，社会公共场所157个、科研院所152个，生产设施80个，其他42个。为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2015）》，支持和引导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拓展科普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提升科普活动策划，组织与实施能力，逐渐树立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科普活动品牌，2012年6月，中国科协组织了2012年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优秀特色科普活动的评审，从143个申报项目中评选出16个优秀类科普活动项目和20个示范类科普活动项目。
活动背景
亲自动手体验地学真知
对于很多爱好古生物的青少年来说，像真正的古生物研究者一样亲赴野外挖掘化石，是他们最大的梦想之一。而在古生物研究处于领先水平的西方发达国家，由科普场馆和公益社团来组织古生物爱好者赴野外挖掘化石，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前往野外进行科学考察的实践经历尽管辛苦，却可以让参加活动的青少年收获在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而且有可能让博物馆和科研机构得到有研究和展览价值的化石，或者让一些有价值的发掘线索浮上台面。
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对地球史和生命进化的历程有所了解，而且能与家长分享自己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兴趣，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的逸夫博物馆（下文简称“逸夫博物馆”），携手湖北卫视“66旅游”联播频道和“66旅游网”，推出了“地质科普亲子游”系列活动。通过组织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参观博物馆，以及亲赴郊外进行地质考察、古生物化石挖掘等古生物研究体验活动，不仅让青少年加深了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了解，而且让他们的家长理解了他们的爱好，进而主动参与其中。
方案与实施
从博物馆走向科考现场
“地质科普亲子游”活动由3项彼此关联的活动组成，旨在为青少年（特别是小学生）和他们的家人营造一个了解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窗口，使小学生和社会大众都能体验大学校园文化氛围和科学探索过程。这些活动都被安排在双休日，大多以“一日游”的形式安排交通、活动和饮食。
通过与湖北卫视“66旅游”联播频道和“66旅游网”的深度合作，逸夫博物馆有可能让这项有创意，而且兼具科学性和趣味性的活动被各个社会阶层所知晓，从而打造出享誉武汉三镇的科普品牌活动。
不仅如此，逸夫博物馆也非常注重使用现代化的宣传手段，比如当今最流行、传播速度最快、受众最广的网站、微博等网络媒体，以吸引人们关注这项活动。同时，博物馆也在武汉当地的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上对活动进行宣传，以吸引那些年龄较大而且不上网的老年人群体，并使他们有可能向自己的孙辈介绍这项活动。
走进博物馆，感受地质标本之奇
“地质科普亲子游”系列活动中的第一项，就是组织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参观逸夫博物馆。
作为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学博物馆，逸夫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在中国乃至亚洲堪称奇观的古生物化石标本和矿物标本。其中，以鸭嘴龙、黑龙江满洲龙化石“领衔”的9具恐龙骨架化石和恐龙足迹化石陈列，最为引人注目，满洲龙更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誉为“鱼龙化石之王”的梁式关岭鱼龙，以长度和完整程度居于世界第一而闻名；黄果树安顺龙则被认为是“世界海生爬行动物之王”，在对中生代海生爬行动物进化的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之外，恐龙蛋化石、海百合化石标本和孔雀石、辉锑矿晶簇等地质标本，以及珠宝玉石界的“五皇”（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和“一后”（珍珠）的标本，也都令参观者流连忘返。
逸夫博物馆充分利用这些展陈资源，将它们组合成地球奥秘、生命起源与进化、矿物、岩石、宝玉石、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能源矿产、综合展厅等9个陈列展示厅。这些展示厅中运用了声光电、模拟仿真、信息化展示、互动等技术和其他一些高科技展示手段，为观众展开地球46亿年沧桑巨变的宏伟画卷，并搭建起介绍地球生命38亿年进化的历史长廊，让观众对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地下宝藏有深入的了解。
在“地质科普亲子游”活动举办期间，不仅博物馆的9个展厅以高标准向公众开放，逸夫博物馆拥有的6具电动机器恐龙模型和海洋石油钻采平台模型、天然气采气平台模型等互动模型也不问断运行。这些现代化的展陈手段，配上博物馆工作人员精心准备的生动幽默的讲解，让所有的参观者都得到了一番地学知识的教育，并学到了“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
考察南望山，亲身探究地球之秘
在参观展厅的基础之上，
“地质科普亲子游”的第二项活动，就是由逸夫博物馆与合作单位联合组织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到校园中的南望山进行地质考察，体验地质工作者的真实生活。
南望山是武汉著名的地质考察地，地表并为科研人员研究过的地层，包括泥盆纪（距今约4亿年）、石炭纪（距今约3亿年）和二叠纪（距今约2.5亿年）地层，而且地层的代表特征很明显。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可以使用博物馆提供的地质工作“三大件”（罗盘、地质锤、放大镜），和其他一些器械，进行一次地质考察。
在每次组织这样的参观活动时，逸夫博物馆都会提前1周在博物馆官网上预告信息，并告知短信、电话、QQ号码等不同的报名渠道。报名截止后，博物馆会通过网络，向每个参与的家庭发放电子版的指导手册，介绍活动中涉及的知识点，以及活动中的注意事项。在活动开始之后，博物馆工作人员会为每个参与的家庭发放工具，并提供专业的讲解和安保服务。活动结束之后，博物馆还会把专人拍摄的活动视频刻录成纪念光盘，赠送给每个参与活动的家庭。
博物馆考察报告篇3
关键词：博物馆；文化遗产；成都武侯祠；三国文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以及相关文化产业的开发正逐渐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博物馆开展与主题内容相关的文化遗产调查，对于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拓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有效的调查工作需要观念、方法上的调整和准备，现结合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全国三国文化遗产考察项目情况，粗谈一些感想和思考。
一、博物馆文化遗产调查的基本问题
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涉及到文化遗产调查体系本身的特点，以及博物馆应该如何调整视角和认知，真正以组织者、参与者的身份融入到这个体系中来。
（一）博物馆调查与文化遗产的认知
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同其他调查工作一样，主要涉及主体、对象、目的三大要素。博物馆是调查主体，主体的性质对调查对象和目的起决定作用：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涉及面比较广，往往会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开展相应专门调查；而专门性博物馆研究方向比较专一，会对特定类型文化遗产进行细致调查。这其中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当前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工作普遍重视文化遗产的发现，资料的整合、研究等，但博物馆不仅是研究、保管机构，同时也带有展示宣传和社会教育的功能。如何让调查收集到的文化遗产生动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方面的思路和方法还很欠缺。
二是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往往在对象上有所选择，针对某种类型的文化遗产开展具体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去把握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分类。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把文化遗产界定为“文物”、“建筑群”、“遗址”三个类别；2003年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相当于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类别对文化遗产的内涵进行了补充，使得对文化遗产的界定基本形成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大类别，这种分类长时间内主导了国内文化遗产研究的走向。此外，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指向文化与自然相融合所形成的一类遗产类型。这种类型不能简单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来定义，亦被普遍认可为文化遗产的一个独立类别。
这样的定义和分类方式在国内研究中得到了一些解释和延伸。有的学者将其综合为“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三类；也有人认为在“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景观”之外，“文化线路”、“产业遗产”、“文献遗产”也应该是文化遗产学的研究范围。文化遗产所处的环境、风貌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也受到关注，被认为是研究文化遗产本体必不可忽略的关联因素。
相应地，针对这些分类研究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和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文化遗产的内涵不断地被扩展，反而使其本质越发受到忽略，让人难以真正解读。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一方面，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很多地方为了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开发甚至建造了不少“假遗产”，或是在文化遗产调查中概念不清，没有认定文化遗产的明确标准；另一方面，文化遗产自身繁杂的分类中常有重复、混淆现象出现，如大家普遍认可的“文化景观”一类，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却独立于“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而单独出现。面对这些问题，有学者认为鉴别文化遗产的关键是要把握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并以“历史性”、“艺术性”、“科学性”、“纪念性”加以概括；也有学者认为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分类的标准，并以不同层级标准为纲重新提出了遗产分类的初步设想。
从这些情况来看，目前我们对文化遗产界定标准的认识还很模糊；对文化遗产的分类建议也很多，但明确的、受到普遍认可的分类体系尚未出现。因此，博物馆开展文化遗产调查，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认知，确定要调查的目标范围。
（二）文化遗产调查与考古调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博物馆由于本身特性以及学科发展状况，其开展的文化遗产调查工作基本还是属于考古调查。文化遗产调查与考古调查有明显的共性。在调查对象上，遗迹、遗址等文化z产范畴也是考古调查和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在调查性质上，二者都是在资料整合基础上进行研究，并且在观察已有资料之外，都有一个发现新事物的过程；在调查程序和方法上，文化遗产调查实质就是参照了已发展得比较成熟的考古调查体系而展开。
文化遗产调查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首先，文化遗产涵盖的领域广，文化遗产调查在方法上必须是多学科的综合运用。在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考古学、建筑学等学科的方法用的更多些；而诸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则在民间艺术、民间工艺、传说故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次，文化遗产调查不仅关注遗产本体，同时也关注其产生的背景和当下的处境；在调查目的上不仅重视研究遗产本身，也关注保护和传承、整合和开发。再次，文化遗产调查特别是以博物馆为主体的调查，还要思考如何将文化遗产的特点和魅力展示给普通大众的问题，让看似“高冷”的学术以亲切的形式走向社会。此外，考古调查始终是以物为核心的，而文化遗产调查面对的对象时常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这不仅指艺术、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非遗形式的文化形态，是附着在或者是根源于某种物质文化形态的，每一种物质文化形态都伴随着相应的非物质文化形态，“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隔阂。
文化遗产调查与考古调查在某些热点问题研究上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两个体系相互影响和融合，代表并引领着学术研究视野的开拓和方法的发展。如“文化线路”研究，在文化线路的调查中，考古学区域文化研究、聚落考古研究的方法和成果都极为关键。再如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调查、村寨调查以及口述史调查，这些调查所展现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变迁，把历史从“高堂”拉回到了普通大众之中，让历史重新成为所有普通人共同创造和拥有的历史。
（三）文化遗产调查的基本理念
文化遗产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说是一门基础综合性学科，考古学、艺术史、技术史、理化学科、建筑学、地理学、博物馆学、规划学等不同学科在文化遗产研究、展示、利用等方面起到不同的作用。在自身尚未形成明确规范的调查方法体系之时，必须参照、借鉴发展得较为成熟的其他相关学科调查方法，针对调查对象的具体类型，获取较为可靠的信息。
文化遗产调查必须重视信息（数据库）的真实性、全面性。这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调查方法的问题。这些信息是否真实、能否做到尽量全面，关系着其价值能否真正实现。这就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调查者必须针对调查对象的性质和类型，科学利用相关学科调查方法；二是调查者即便无法做到对多学科知识的精通，但也要保持广阔的视野和多学科的学术敏感性，针对调查对象组建调查团队，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信息和展示信息。
二、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全国三国文化遗产考察的思考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主持的全国三国文化遗产考察项目，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三国文化遗产进行完整梳理。四川地区的调查是本项目的重点内容，也是项目的先行尝试，目前已基本完成省内绝大多数地区的相关调查，完成了成都地区、巴中地区、泸州地区三国文化遗产点位资料整合，形成了《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调查报告（讨论稿）》。期间，我们对调查工作不断地进行思考和总结，在观念、方法和很多细节问题上都有不少收获。
（一）何为“三国文化遗产”
调查立项之前，我们就面临两个概念上的问题：“哪些是三国文化遗产”和“调查哪些三国文化遗产”。最初我们并没有先行提出一个准确的“三国文化遗产”的概念，而是通过一些类型上的区分和选择表明对调查对象大致的取向。这中间大致有三个关键的点：“三国”、“三国文化”和“文化遗产”，涉及到的是时代、主体和认证三个方面。
三国文化遗产首先指向的是三国时期的文化现象和遗存，这一部分遗存有较为可靠的给定年代，有纪年材料和相关考古学研究成果支持，如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同时，有一些遗存年代上并不属于三国时期，但明显同三国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如民间多有建造的武侯祠、张爷庙一类的祠庙文化现象。新津先主寺是纪念刘备的祠宇，早在清代初年就已存在，康乾两朝相继进行维修，新中国成立后被改建为电影院和学校，1990年代恢复为先主寺，现仅存先主殿和钟楼两处清代建筑。青白江武庙是纪念关羽的祠庙，始建年代不详，清嘉庆年间迁建于现址，现存建筑时代多为清代，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有一些遗存我们无法给定其较为具体的年代，但有文献记载、传说传承和故事流传。双流牧马山遗址，其名的来源由“蜀先主于此置籍田，牧马于此江中，俗因名牧马川。”根据《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等记载可知，相传为蜀汉屯兵养马之地，现建有“诸葛亮屯兵牧马山”雕塑。金堂火烧坡地势险要，周围农田密布，无遗迹可寻，当地百姓传说蜀军与魏军在此发生战斗，蜀军用火药和硫磺在坡上燃烧打击敌军，故得名“火烧坡”。还有一些文化现象明显是近现代开始出现，但其内容是源于并附着在当地浓厚的三国文化氛围之中的。此外，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中我们还发现有一保存现状的问题，保存尚好或仅仅稍有破坏的暂且不谈，很多建筑、遗物、古迹破坏严重、另作他用、迁建甚至现已不存，还有一些为近年所重建。
以上所提都是从时代和文化现象两方面出发调查主体所能囊括的范围，明显是调查所不能完全涉及的，必须要有所取舍，这就涉及到认证的问题。借用有学者以“普遍价值”、“国家主体”、“世界遗产”和“专家认证”来概括现代世界遗产体系之说，调查组从价值评判、文化主体、历史遗产等角度，通过内部讨论和专家论证去选择调查对象。一个点位有没有历史性，它反映的文化主体与三国文化是否契合，其现状有没有研究、保护和展示的价值，本质就是评判这些文化现象和遗存同文化遗产的“关联性”：文化遗产是文化现象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所有文化现象都能称作文化遗产。调查中我们发现，真正属于三国时期的遗存是非常少的，更多的是以同三国文化具有某种关联性的现象而存在。为了更好地把握“关联性”的尺度，我们在调查表设计上对于调查对象的类别、本身性质和年代都给予了说明的空间。这样的论证方式或许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从调查表上也能看出我们在调查分类上还存在盲点，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度不够等。
（二）调查记录体系
我们的调查记录主要借鉴了考古记录的方法，以文字记录、测绘记录和图像记录为主，同时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了调整和改变。首先，调查中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口述史资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经常性使用了影音记录的手段。其次，我们也认识到文化遗产所处的现代环境的重要性，包括地形、地貌、遗址相对高度、水流、土壤、植物、动物、交通、气候、矿产资源等内容，这些都和古代环境有所联系，也是现代考古学、民族学、环境学所关注的因素。此外，在关注文化遗产本体和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同时，我们对文化遗产分布区域、分布特征以及文化遗产与当地人群关系也进行了调查，核心是文化遗产产生、发展和现存的人文环境。这一方面是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遗产信息，另一方面也出于保护文化遗产的考虑，去了解文化遗产的现实处境、它们的发展有什么压力、它们面对现代社会的冲击是否在内部发生了细微的变化。概括来讲，我们的记录内容主要便是“遗产本体”、“遗产背景”、“遗产生境”三个板块。
（三）调查报告
四川省境内的三国文化遗产考察已进入尾声，并已形成了《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调查报告（讨论稿）》，这份报告主要由“成都地区各点位调查详情”、“三国时期出土文物资料整理”、“调查情况综述”三部分组成。
将调查所得信息展示出来，是调查报告的基本要求。包括两个要点：一、信息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报告中的内容相当于原始资料，将为不同领域研究者所用，调查得到的数据资料必须真实地、不添加任何主观评判地放进去，这一点在口述史材料整理再现以及调查材料整合等方面尤为重要。二、科学的信息整合和原始资料保存。调查所得的所有材料必须经过一定程序的整合之后放入报告，目的是使报告更有层次感，如考古发掘之后的器物类型学研究和每个发掘单位独立的记录材料整理总结。文化遗产调查所得的资料非常繁杂，分属多个学科，同一批资料亦可为多个学科所用，在调查报告无法兼顾之时，原始资料保存则意义重大。
展示信息的同时，调查报告也是初步学术研究的结晶。一是调查报告本身，报告内容的编排很有讲究。在我们的报告讨论稿中，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各点位调查详情是以成都市目前行政区划为标准、分地区编排的，这一块也是我们现在讨论修改的重心。在地域因素之外，还可以参考的因素很多，比如时代（三国时期、其他历史时期）、遗产类型（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国文化遗产调查表中所列类型框架）、关联性（有文献、传说等历史渊源、口述史调查、三国人物纪念场所、根源于三国文化的文化现象和非遗形式）、文化线路（古交通路线、河道、大型战争）、古行政区划等。考虑的因素不同，报告内容的编排也不同，而如何把这些因素融合在一起，就必须要在这些因素中分出不同的层级，哪些是首要参考的标准、哪些是第二级别和再次级参考标准，这些都需要合理的解释。二是调查报告的研究部分，我们在报告讨论稿中综述了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的现状和价值，对区域保护机制的建立提出了设想和建议，此外还对画像石和钱币等文物资料进行了专门梳理。在报告的修改讨论中，我们认为报告目前对成都地区三国文化遗产的分布情况、分布特征把握还不够充分，报告展示的宏观印象尚待清晰。
（四）口述史材料的收集
在四川省内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口述史材料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很多点位特别是川南地区的点位规模基本偏小、缺乏考古发掘的条件且少有文献记载，但这些点位多数同当地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联系紧密，百姓口耳相传。如宜宾江安县境内的“安远寨、孟获坟”、“古校场”、“大营盘、二营盘、三营盘”，这些点位都在同一村落，现存情况均较差，仅剩空旷的高台，周围为农田、树林，仅有少量文献记载，也多为内容传奇的故事。在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遗物和遗迹的情况下，当地不同的村民却都能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每一个高台的名称来历，描绘着当时的图景。当地对诸葛亮有广泛的崇拜，逢庙则名诸葛庙，遇井必称诸葛井，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民间氛围和文化景象。这些情况也让我们对类似口述材料的记录和整理面临着多重的考验。
首先，限于讲述者自身文化水平问题，一些当地村民的讲述逻辑十分混杂，没有前因后果，其语言为当地农村方言，让我们在听后的记录以及整理时对其语气、核心内容的把握都十分困难。
其次，v述者的文化程度、个人阅历、对具体问题的个人见解以及讲述者之间的互相影响都让调查工作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些讲述者在两次不同的讲述中可能讲出截然不同的故事；还有的讲述者在讲述过程中经过旁人的插话或提醒，当即就否定掉之前所讲内容而重新开始。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反复确认其所讲及来源，并不断调整采访的时间、地点、环境以及对话方式。
还有，由于文献资料极为匮乏，在调查中除去口述材料之外，我们获得的更多是图像资料，如调查点位及当地环境的老照片。在这些图像和口述历史的相互对应中我们极易陷入以图证史的经典陷阱：程式是滞后的，意义是飘忽的。我们所见的图像，并不一定就是当时的产物，可能是当时人借助了前人已有的程式；我们所见更多的看似与三国文化有关的文化现象，如诸葛亮崇拜、三国特色产业等，可能也早已不是古风传承的表现，而仅仅是现代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的侧影。当然，在处理口述、文字和图像的关系方面也已经出现了实验性的范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博物馆考察报告篇4
随着国家对公共文化建设的大力推动,人们对文化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市中的文化类场馆日益受到旅游者的追捧。可以说,重要的文化场馆不仅为当地的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免费文化大餐”,也为来此地旅游的参观者送上了一份别样的文化体验。
首都博物馆:暑期夏令营缤纷体验行
“缤纷暑期――我的生活我装扮”“古都之旅――魅力北京”“传统工艺体验之旅――年画、拓片”,这个暑假,首都博物馆推出的“2009年文博先锋夏令营”吸引了众多的参与者。
7月21日至25日,活动对象主要为9至12岁小朋友的“古都之旅――魅力北京”率先展开。营员们一起参观正阳门、永定门、燕墩、辽金城垣遗址历史博物馆、皇城艺术博物馆等北京城内外的人文景点,还动手做门墩、堆城墙,切身体验北京都城历史变迁,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传统工艺体验之旅――年画、拓片”是针对13至18岁学生推出的活动,主要目的是认识中国最古老的科学记录文献的方法和了解传统年画的制作过程。不仅参观国子监等北京的历史文化重地,还走出北京,到河北武强年画博物馆参观,加强参与者对年画的了解和认识。动手环节当然必不可少,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让营员们熟练掌握拓片和年画的制作过程。
暑假期间,一直非常重视社会教育的首都博物馆在夏令营活动以外,还推出了“远古的文明――泥条盘筑”和“绘制京剧脸谱”等一系列活动。
除了这些活动外,首都博物馆还常举办主题性大型展览,“北京文物精品展”“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紫禁城内外的竞技游戏展”等都有重要的社会反响。近期的重要展览是7月5日至25日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走进世博会――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暨世博会历史回顾展览”。这个全面展示与展望世博会的大型展览以多媒体展项、图片、实物模型等展示手段,综合介绍了世博会的由来和发展历史,并呈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概念形态和筹备进展。这项免费的展览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很多三五结伴而来的中学生、大学生,还有在老师带领下前来参观的几十人的学生队伍。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红色教育长热军旅文化精彩
作为我国唯一的大型综合性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一直以其独特的革命历史文化、军旅文化吸引着各地参观者。7月开始,大、中、小学逐渐开始放暑假,随着北京旅游高峰期的到来,军博的客流量也明显增多。7月初记者走访军博时,正赶上一个下雨天,时近中午12点,来军博参观的人仍旧不见减少,领票的窗口排着长队,安检口人也很多。记者看到军博大门口的两侧停满了载客的大巴,多是外地来京的旅游团用车,一群群学生正在登车或刚刚下车。
走进军博,几十人的学生队伍时时可见,其他的散客也多是家长带着孩子参观,每个展馆都有不少人。在抗日战争馆,一位家长边参观边给孩子讲解。他告诉记者,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离曾经战火纷飞的年代越来越远,很多孩子不是很了解那段历史。带着孩子来军博参观,就是要让他直接地接触历史、认识战争,告诉他历史不能忘。
最热闹的还是一层的重武器厅,足可以用人满为患来形容,坦克、战车、高射炮等重武器旁挤满了拍照留念的参观者。据场内的工作人员介绍,记者到军博参观的前一天,日客流量达到了1.8万人,暑假期间客流量翻番的情况每年都会出现。
而据军博陈宣处一位干事介绍,暑假期间,日客流量基本都在万人以上,特别今年是建国60周年,也是军博建馆50周年,在这样的时刻参观军博更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客流量较往年有很大增长,其中学生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
除了不断推出主题性展览,军博还丰富了常规陈展内容。2007年“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在军博举行。这一有“战略决策、辉煌历程”等7个部分的大型展览现已由临时展览成为军博的常规展览之一。
上海博物馆:讲座深剖析导览精讲解
位于上海市人民广场的上海博物馆除了以藏品之丰富、质量之精湛吸引着参观者外,还常举办内容厚重的讲座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发挥教育、文化休闲功能,使得参观博物馆不同于简单的景点游览,体现出文化旅游的特色。
公众讲座是近年来上海博物馆公众教育的重点项目。今年暑假,上海博物馆针对初二以上学生推出了“缪斯的居所:世界博物馆之旅”2009暑期学生系列讲座。另外还有针对广大群众开展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系列讲座之清代服饰、清帝与景德镇官窑等颇有分量的讲座。
据馆内相关人员介绍,在7―8月份,上海博物馆还有着其他丰富的专题活动、专家导览和手工体验活动等。中国书法活动系列、中国古建筑活动系列、中国传统节日系列活动均为免费项目,每个系列活动都包含着讲座、文化实践等环节。其中最吸引人的还是8月20日至23日的“文化考察之旅――千年佛光:山西古建筑考察”,主要考察点包括山西博物院、南禅寺、佛光寺、悬空寺、应县木塔、云冈石窟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化遗产系古建专家李志荣将随队进行介绍讲解。
在文化考察之旅中能与专家随行,聆听讲解、深入体验确是一件幸事,据了解,此项30人一行的考察活动早在7月初就已报满。不过,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可以与专家同行的项目并非仅此一项。暑假期间,上海博物馆还将在中国古代陶瓷馆、中国历代绘画馆、中国古代雕塑馆等展馆内邀请专家与参观者同行,进行讲解。一样的展厅,不一样的同行者,徜徉在精美的文物之间,听专家解读文物深层的美与价值,定是另一番感受。
上海博物馆正是以其丰富暑期活让人们在参观常规展览之外,还能聆听大师讲座、深入体验、亲自参与……把资源变活、把硬文物用软活动变幻出更多的魅力。
陕西历史博物馆:
弘扬华夏文明拉动文化旅游
陕西历史博物馆自1991年落成开放以来,接待了数以万计的国内外游客,声名煌煌,被誉为“华夏珍宝库”和“中华文明的瑰丽殿堂”。承载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巍巍大馆在推动陕西文化旅游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为树立陕西文化旅游品牌做出了突出贡献。
博物馆考察报告篇5
一、xx年年业务工作述职情况
（一）扎实开展文物保护开发利用工作，加强对古建筑的抢救维修工作力度。监督指导有关单位对宗公祠大殿、朱亥故里、开封府文庙棂星门、兰考县毛主席视察许贡庄小学纪念亭、市体育场南大门、龙亭石狮的加固及御街牌坊修缮工程等8处文物建筑及景区建筑标志进行维修。调整划定新增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完成《龙亭保护规划》和《开封城墙保护规划》的制定工作。督促指导城墙所和饮食博物馆筹建处完成古马道展览馆、饮食博物馆筹建工作，现已对外开放，从而使我市博物馆的门类和领域有了新的拓展。指导督促文物队开展隋唐大运河（汴河古道）考查调查工作以及新郑门遗址博物馆的筹备工作。公布了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年文博系统已征得国家投资3100万元。其中国家文物局投资xx万元，省文物局近100万元，市投资895万元。
（二）积极开展我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精神，市文物局多次召开会议，首先成立了开封市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制定文物普查工作方案，召开了我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动员会，对五县区普查动员进行了培训，9月30日我市举行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启动仪式。督导五县建立文物普查队，及时帮助指导对县区新发现文物线索进行调查认定。11月13日，又召开普查工作座谈会，调整工作重点。目前文物普查工作已转入实地调查阶段，田野普查工作即将全面展开。
（三）积极配合市政府做好“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工作。一是编制《宋都御街改造方案》；二是督促、指导并帮助博物馆馆舍改造工程以及相关文物展示陈列、布展等前期准备工作；三是督促指导有关单位对征文街牌楼进行修缮；四是抽调四名同志直接参予此项工作。
（五）文物行政执法工作及文物法宣传工作。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严厉查处文物违法案件，有效遏制了文物犯罪。xx年年采取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群众举报，通过经常性执法巡查等形式，及时发现并查处纠正了多起违反《文物保护法》的行为。20
xx年主要查处了宋公祠、朱亥故里，未经批准擅自施工违反《文物保护法》行为，以及对尉氏县洧川镇古城寨遗址非法取土使该处遗址遭到破坏进行依法保护，使破坏行为得到制止。并协助开封县文管所对未进行文物勘探的施工单位进行执法检查。召开五县文物行政执法座谈会，协调解决文物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采取多种形式，配合“4.18国际古迹遗址日”、“中国文化遗产日”、“5.18博物馆日”，11月19日《文物保护法》颁布纪念日，认真做好文物保护领域重大事件、重要活动的宣传和指导。在上述活动中，共制作宣传版面五十余块，发放宣传材料两千余张，举办广场宣传活动，举办图片展览、文物法咨询、文物鉴定等活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大力宣传开封丰实的文化遗产和深厚的人文精神。
二、xx年年度述廉工作情况
按市文化局党委分工，本人分工负责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即市文物管理局、市博物馆、市文物工作队、市延庆观繁塔文物管理所、市艺术博物馆及城墙文管所、文物商店等。并对单位主要领导负责。
本年度，本人能严格落实中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及中共开封市委廉洁从政十五条规定，践诺廉政承诺并积极履行、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文件精神，自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本单位及文物系统全年末发现有违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现象。2012年度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报告
2012年优秀述职述廉报告
2012年乡长述职述廉报告
2012年领导班子述职述廉报告
建设局分管局长述职述廉总结
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述职述廉报告
2012年政协副主席述职述廉报告
博物馆考察报告篇6
从儿童身边的事情入手
儿童，是最富有好奇心、热衷于探索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一个群体。多年来，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科普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博物馆行业面临的普遍问题：如何让展陈动起来，改变人们对博物馆单纯展示的印象，让儿童青少年参与到博物馆展品展项中来。在自然博物馆里，“做吧”、“探索角”等活动场所正是这些思考的结果。它们为学龄前儿童和刚刚走进小学校园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生物知识和锻炼动手技能的空间。
随着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上网终端的流行，儿童能够接受信息的渠道不断增多。自然博物馆的科普团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趋势，并对互动科普活动作了全方位的升级，从2010年5月开始，推出了“实验乐翻天”活动，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一项综合实验观察、动手操作、知识讲授等多种教育模式的全新科普教育活动。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活动策划人员基于儿童的日常生活体验，配合自然博物馆的展览，将活动主题拓展到生命科学乃至生态学的几乎所有大门类。比如，活动开展过植物主题相关课程“植物吃什么”、“谁最有营养”；微生物主题课程“酵母菌”、“身边的水”；动物主题课程“鲸是怎样呼吸的”、“小鸟过家家”；生态环境主题课程“给地球作体检”系列课程；人体主题课程“动画片的秘密――视觉暂留”，等等。“实验乐翻天”每月都会推出新的课程，“黄金周”期间则会“重播”以往的经典课程。所有的课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尽可能从儿童熟悉的环境或事物中选材，让他们自己发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举例而言，以“身边的微生物――酵母菌”为主题的实验课程，就从儿童生活中常见的面包入手展开。参与活动的儿童首先观察成品面包的横切面，发现上面有很多小“气孔”的特点，然后自己动手发酵面团，通过实验总结出酵母菌适宜的生存环境及酵母菌的营养环境，并了解酵母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最后，参与活动的孩子们还可以使用显微镜观察教师事先培养好的酵母菌，了解微观环境中生物的形态，从而将活动从普通的观察和动手，上升到获取科学知识的层面。
这些课程的设置，让参与活动的小朋友有可能了解生命科学的不同领域，极大地拓展自己的知识面。
此外，自然博物馆还会结合“世界粮食日”、“世界地球日”等相关的纪念日，设置“实验乐翻天”的活动主题，以满足参与活动的儿童们对自然科学的不同需求。通过系列富有趣味性、实操性强、知识点清晰的实验课程，儿童可以自己发现自然科学知识，激发他们探索自然科学的兴趣，为今后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打下一定的基础。
“启发式教学”效果超群
“实验乐翻天”的一大特色，就是活动内容和形式都非常新颖。它摆脱了传统课堂上教师以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授课方式，引导参与活动的小朋友亲自观察、动手操作，充分调动他们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积极性。
为了让小朋友更好地参与其中，每个主题课程的确定，授课教师都要经过知识体系的设计，实验环节的设计，实验安全性、趣味性的评估，教学模式的确定，试讲后根据学员的反馈意见再修改等步骤才能成形。
具体来说，“实验乐翻天”的每一次“课程”时长约为40分钟，与小学1节课大体相当；但这40分钟时间通常被均分为4个“单元”，每个“单元”里包括2～3分钟的概念讲授，和7～8分钟的动手环节。比如，在酵母菌中实验中，授课教师先会用浅显的语言给孩子们解释为什么面包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儿童在老师的指导下切开面包并实际观察。在下一个单元里，教师先讲解“酵母菌”如何在面包制作中发挥作用，随后，孩子们就可以亲自操作显微镜，观察培养好的酵母菌。
动手环节的实验，有些来自科普团队的创意，或者由学校实验简化而来。在活动正式举办之前，科普团队都要实际操作实验，反复修改，还会找一些小观众进行小范围的试讲，直到效果理想后才会正式开课，并通过博物馆官网和馆讯信息等渠道进行课程预告。
“实验乐翻天”大多采取小班教学模式，这项活动在每个周末和节假日开展，之前课程会在博物馆的服务台接受报名。根据活动设计，每次活动的参与人数一般控制在15～20人。这既便于孩子们小组合作完成任务，也易于控制实验的进度。这样的活动设计和课程选择，充分考虑了儿童的接受特点：他们的注意力最佳集中时间一般只有3分钟，对他们非常喜欢的内容和“玩中学”的活动形式，可以让他们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延长很多。
在课程结束后，博物馆工作人员会请家长认真填写反馈意见，这是“实验乐翻天”未来课程设置的重要依据。
让趣味实验向青少年扩展
目前，深受家长和孩子喜爱的“实验乐翻天”活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观众群。孩子们会积极参与每期新课程，并从中收获科学新知。家长也可以在旁边观察孩子的任务进度，并在离开博物馆后，还能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进行深入的探究，从而增进亲子关系。另外，配合自然博物馆大型临时展览的“实验乐翻天”活动“谁最有营养”、“身边的水”，还在北京电视台的多档节目中被报道，收到了普遍良好的社会反响。
不过，自然博物馆已经看到了“实验乐翻天”活动的局限性。目前，它的主要受众群是5～10岁的儿童，也就是幼儿园大班到小学中低年级的群体。但随着这一代人的成长，既有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可能很快就不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因此，自然博物馆的科普团队正在琢磨小学高年级甚至初中生这个年龄层的“口味”。比如说，他们可以接受更长时间的知识讲述，而且可以安排更多、更有挑战性的动手操作活动。同时，科普团队也正在思考开设“高年龄版”“实验乐翻天”，将青少年群体也纳入这项活动之中。
【专家点评】
北京自然博物馆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自2010年5月以来开展“实验乐翻天”活动，坚持每周双休日举办，累计已达200多次，获得孩子、家长的喜爱，基本达到了设计者预期的教育目标。
这一探索的可贵之处在于：第一，体现了自然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自觉地承担起更有效地进行科普教育的社会责任。第二，改变了以往博物馆以静态展陈为主的教育方式，将科普活动嵌入参观之中，尝试了展陈资源与活动资源的结合。
博物馆考察报告篇7
Dna鉴定无法区分双胞胎，指纹可以
藏品中，从远古时代陶器上人类祖先留下的指纹，到清朝光绪年间审讯记录上留下的革命党人指纹，甚至红山森林动物园大猩猩乐申，也在这里留下了“指纹”。
江苏警官学院指纹专家、博物馆负责人沈国文说，中国人很早就把指纹作为区别个人身份的“信物”。抱着弘扬中华指纹文化的愿望，2008年4月，沈国文和一群研究痕迹鉴定的警察，在警官学院支持下，开办了这座指纹博物馆。“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第二家类似的博物馆。”沈国文说。
“指纹是人类活动永不失误的证明形式。”这句话被放置在博物馆里的显著位置。江苏警官学院一对孪生兄弟学生的指纹，被作为证明指纹“永不失误”的标本而收藏。这对王氏兄弟，同卵双生。Dna鉴定也无法将两人区分开来，但两兄弟的十指指纹完全不同。世界上找不到相同的两枚指纹。
指纹能破案还能“识人”
“指纹可以破案。因为指纹和掌纹本身就能告诉我们很多嫌疑人的信息。”博物馆顾问、南京市公安局刑侦局高级工程师季峻说。
指纹能够判断年龄。在专业设备下，指纹就像一幅图画，刑侦专家们读懂了这幅画，它的主人形象也就基本上出现了。如果能提取到掌纹，还可以计算出这个人的身高。在博物馆的藏品中，一份上世纪40年代的“招警报名表”记录了当年的指纹“识人”技术。1948年，一批年轻人考入南京警局，但在报到时，审核人员发现不少顶替者，“当时就已经靠指纹识别来认定人的身份了。”季峻说。
“看手相”是迷信化的指纹统计学
关于指纹，民间有不少俗语。“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开当铺……”还有一种说法是“十螺抓鬼”。江苏警官学院副教授、博物馆副馆长徐同祥说，这些俗语并非完全迷信，其中蕴含着一定的科学道理。
“斗”型指纹就是指纹图案为同心圆。徐同祥说，指纹按照中心花纹的形状，可大致分为“弓”、“箕”、“斗”以及混杂型等4种形状，“螺”就是“斗”型指纹中最常见的一种。
指纹博物馆展出的资料证明，指纹图案结构越复杂，往往智商水平也越高。徐同祥说，“斗”是最复杂的一种指纹图案，“十螺抓鬼”这句俗语，就说明人们相信，十根手指都是“螺”型指纹的人，具有非常强的能力。
“‘看手相’这些迷信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指纹统计学，只不过被人为迷信化了。”徐同祥说，目前，比较科学的“看手相”，是在运动员选拔上。博物馆专门陈列了大量体育明星的指纹和掌纹，统计发现，这些体育明星手掌图案有规律性。
神探李昌钰在馆内留下“手模”
中华指纹博物馆建成后，吸引了各地警方刑侦界人员的关注，2008年4月，华裔神探李昌钰还专程来到博物馆，受聘为博物馆顾问，并且留下了自己的“手模”：完整的掌纹。
博物馆考察报告篇8
1893年，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契夫院士首次发现了该地层，但没有做更深入的调查。
1922年4月21日，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组成“中亚古生物考察团”，
该考察团组织40人、5辆汽车及数十匹骆驼，由张家口出发，4月25日到达二连盐池西驻扎。
在二连地区伊尔丁曼哈组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在二连盐池达布苏组首次发现了恐龙及恐龙蛋化石，揭开了二连恐龙动物群研究的帷幕。尤其是恐龙蛋的首次发现，证实了恐龙是卵生的爬行动物。
这项工作进行了10年，有关的考察成果由伯基，格兰杰和吉尔摩分别于1922年、1927年、1933年发表。
发现的恐龙种类有：霸王龙科的欧氏阿莱龙、似鸟龙科的亚洲似鸟龙、蒙古龙属的坦齿蒙古龙、鸭嘴龙科的姜氏巴克龙和蒙古满洲龙以及吉尔摩龙等等。目前，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依然陈列着二连达布苏组出土的恐龙化石的正模标本及装架标本。1930年有9名中国古生物专家参与了该团的考察工作，其中有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中国恐龙研究的奠基人杨钟键教授。古生物学家张席教授担任中方团长。1932年该团结束考察活动回国后，发表了《中亚的新征服》考察报告，立即轰动世界。这次考察工作，在亚洲及世界古生物化石研究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1958―1999年，内蒙古地质局先后成立了“呼和浩特幅”1/100万区调队、内蒙古区测队、内蒙古第二区测队等单位，先后在全区开展了1/100万、1/20万、1/5万比例尺的区域地质测量工作。通过地质测量及调查，在白垩纪地层中采集到大量的恐龙化石，并对其进行了研究和外检。通过对恐龙化石及其他门类古生物化石的研究，首次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白垩纪地层系统，并成立了研究古生物化石的古生物组和综合研究分队，专门从事包括恐龙化石在内的多门类古生物化石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出版了《内蒙古古生物图册》等多种地层、古生物专著。
1959年，中国与前苏联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中国科学院一苏联科学院古生物考察团”在二连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考察营地设在二连盐池，考察团中方团长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周明镇教授；苏方团长是洛日杰特文斯基，考察团约80余人，有13辆大小汽车，发掘时使用斯大林100号推土机。1960年考察中止。出土的化石种类有：鸭嘴龙两个属（Bactrosaurus和Gilmoreosaurus）、似鸟龙（orithomimus）及肉食龙、甲龙、蜥脚龙等。其中部分化石曾在中国古动物馆展出。
1987―1990年，由中国、加拿大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中加恐龙考察团”。
在达布苏组又进行了考察、发掘。加方团长为国际知名古生物学家、加拿大国家博物馆馆长戴尔・拉赛尔?罗素博士，中方团长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恐龙研究专家董枝明，考察队队员40余人。这次考察工作对了解全球恐龙分类、揭示恐龙绝灭之谜、北美与中亚两大陆的连接和分离、远古动物群的迁徙及有关古地理、古气候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5年，由中国内蒙古博物馆与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中比联合考察发掘队”，在二连盐池发现了一处分布面积近40平方米的骨化石层，发掘到至少四具巴克龙化石。初步研究表明，二连达布苏组的时代为晚白垩世早期，比原定的晚白垩世晚期大约提前了1，000万年。
1998年，内蒙古国土资源厅（原内蒙古地质矿产厅）接受国土资源部（原地质矿产部）下达的前沿科技项目，开始对内蒙古地区进行首次大范围的恐龙化石专项普查和研究工作，该项研究工作由内蒙古龙昊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承担。
自2000年起，内蒙古龙昊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先后在二连浩特地区开展了多项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先后在古脊椎动物学报上，发表了数篇论文，建立了杨氏内蒙古龙、美掌二连龙、锡林郭勒计尔摩龙、赛罕高毕苏尼特龙等恐龙种类。
内蒙古龙是古生物学家在二连盆地首次发现的镰刀龙类恐龙，也是内蒙古的古生物学者首次用内蒙古命名的恐龙。
博物馆考察报告篇9
关键词：博物馆；安防系统
中图分类号：C28文献标识码：a
1博物馆安防系统的组成和应用
1.1入侵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在安防系统中比较常用，因为它能准确的定位非法分子的位置，以便采取防护措施。以往博物馆在保证安全的问题上几乎都是安装监控器之类的系统，而监控器只能起到一个监控的作用，还需要人为去观察才能看到可疑问题，而入侵报警系统可以说是监控器的升级，它不仅可以监视整个博物馆的动态，还能在发现可疑现象或人物时发出报警信号，准确的定位可疑人物所在的位置，这样一来，就有利于工作人员迅速采取行动，真正起到安防的作用。
1.2图像复核与视频监控系统
图像复核顾名思义就是对图像的再次审核，此系统在博物馆主要应用于博物馆中活动场合，对博物馆活动场合中的人物，场地进行监控，确保再次查看时清楚明确，有精确地记录和清晰的视频监控，它的运用有利于安防工作的实施。
1.3门禁系统
门禁系统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把控重要人物或者可疑人物进入博物馆的途径。门禁系统中运用感应读卡器，可以有效地控制人员的出入情况，不仅如此，对于每个进入博物馆的人，门禁系统会自动储存信息，记录出入人员情况，为以后调用资料做准备。
1.4通讯与对讲系统
通讯与对讲系统主要负责博物馆中重点区域出入口与安防部门的一个联系互通，可以保证安防部门和博物馆各区域之间进行及时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它不仅可以实现无线对讲功能，还在各个重点地方安装了有线对讲机，从而提高博物馆的警戒性以及采取措施的快速性。
2安防系统的设计
2.1入侵报警系统的设计和选型。
①外周界防护。外周界与复杂的周边环境相邻,人防和物防的难度相对较大。进行安防系统设计时,要结合博物馆的环境结构特点,在尽可能加强物防设施的前提下,建立外周界技术防护,为完善纵深防护体系、感知风险事件提供前沿保障。
②监视区。监视区指室外周界报警或周界栅栏所组成的警戒线与防护区边界线之间所覆盖的区域。监视区的建立,可以从宏观上全面监控博物馆的各种动态、静态情况,为外周界报警后提供实时的图像复核,同时还在外周界与防护区之间形成具有一定深度的缓冲带,如果出现非法闯入防区,则立即向控制中心发出报警信息。监视区内设置的视频监控设施以遥控摄像机为主,在主要通道、观众出入口、停车场出入口以及博物馆隐蔽的位置可设置固定摄像机,以加强对重点部位的监控。选择摄像机时应选用低照度和全天候配置。监视区内可根据现场情况和实际使用需要设置声音探测装置,当周界报警发生时,实时联动摄像机、辅助照明灯和声音探测器进行音/视频复核。
③内周界防护。内周界防护主要包括对建筑物墙体的各种进出风口、门、窗等的防护,它既是整个防护体系的内周界也是防护区的外周界。在对它们进行物理防护的基础上,也应该加强技术防范措施。根据内周界防护部位的不同,可以考虑选用的前端设备有:主动红外探测器、被动红外/微波入侵探测器、振动探测器、玻璃破碎探测器、金属栅栏断线报警装置等。
④防护区。防护区通常意义上就是指展厅。其有两个特点:一是防护目标所在区域,二是公众频繁出入的区域。防护区或内门、窗、出入通道、通风口、天花板检查口等相对薄弱的部位要实行部位防护,组成防护区的外部防线。适用于部位防护的入侵探测器有:门磁开关探测器、被动红外探测器、多普勒微波探测器、玻璃破碎探测器、微波红外双技术探测器、金属栅栏断线报警器等。防护目标所在区域,应具有多种不同探测技术组成的交叉入侵探测系统。在进行空间防护设计时,必须严格按照规范要求,针对现场实际的结构布局和使用环境,充分考虑探测器工作的可靠性、有效性,选择适用的防入侵探测设备。每种探测器的布设都应控制在其有效探测范围内,避免临界应用。同时,通过不同探测器保护范围的交叉覆盖,各种防范技术相互补充,保证防护区域内的所有警情都无一遗漏地被响应。适用于空间防护的入侵探测器有:被动红外探测器、多普勒微波入侵探测器、超声波入侵探测器、微波红外双技术探测器、声控探测器、超声波探测器等。
⑤。主要是指文物库房、展柜和重要目标。进行防护设计时,要在外周界、内周界、部位防护和空间防护的基础上,根据库房建筑特点、展柜分布、展柜内存放的文物种类、大小及重要程度的不同,在尽可能加强物防设施的基础上,选用适当、有效的报警探测器。系统配置要有灵活性,预留适当的管线,以满足不同防护目标对技术防范的要求。适用于重要目标防护的入侵探测器有:智能物品移动探测器、主动红外探测器、被动红外探测器、微波红外探测器、微波墙、超声波探测器、视频移动报警等。对于特别重要的防护目标和部位,在加强实体防护的基础上,可考虑设置多种不同技术种类的探测器,形成探测范围的交叉覆盖,提高防护目标的安全性。
2.2声音复核、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和选型声音、图像复核是确认“险情报警”与“误报警”的辅助识别手段。声音复核系统的现场拾音功能,应大于探测器的覆盖范围,并能清晰地听到现场的话音,人走动、撬、挖、凿、锯时发出的声音;声音复核应与报警信号同步,并有实时录音取证功能,录音回放声音的失真度≤5%。视频监控系统对建筑物内(外)的主要通道、电梯及文物展厅、文物库房、文物暂存室等重要部位和场所等进行图像实时监视和有效记录、回放;记录、回放的图像的质量应满足追溯举证的管理要求,图像质量不低于四级;视频监测系统要与防入侵报警系统、门禁系统等其他安全防范体系联动运行,使防范能力更加强大。摄像机的性能指标,特别是光照度指标,针对彩色和黑白摄像机,依据民用闭路监控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198-94)中的有关条文,根据考察报告的现场光照参数进行配置,并考虑环境光照的变化和摄像机观察的范围,逐一进行计算和配置摄像机镜头。
2.3中心控制室的设计
①中心控制室是博物馆安防系统的要害部分,设置在防范区域里,而且要在控制室外安装报警探测器,作为周界报警用,并辅助摄像机进行监视;中心控制室应配有两条内外通讯联络设备,要求配有一条直线电话和一只无线手机;并在外线电话线上接入电话断线监察器,一旦电话线被剪断,电话断线监察器立即报警;值班室人员应配无线对讲机。
②以计算机为核心,将报警控制管理设备与音频、视频控制管理设备进行硬件和软件的联动连接,采用集中管理的多媒体平台进行操作;每个子系统输入容量应大于实际输入量的10%～20%,并具有一定的扩展功能;有自动布、撤防功能和手动布、撤防功能;信息处理系统应能对各个子系统中的有关信息自动记录、打印、存储,并有防篡改和防销毁等措施;应有防止同类设备非法复制的密码系统,密码系统应能修改;具有对设备运行状态和信号传输线路各种自诊断和故障检测功能。
③配置一台不间断电源在线连接,停电时,可对整个防盗报警系统(不包括CCtV系统)及中心控制室照明进行12小时供电;有条件的前提下,包括CCtV系统的最低显示配置进行12小时供电;设置专门的地线,其接地电阻值小于4欧姆;整个系统接入防雷装置。
结束语
博物馆安防系统是以人防、物防为基础与技防相结合，技防是以入侵报警系统和门禁系统为核心，以声音复核、图像复核与视频监控、通讯与对讲、巡更系统为其基础组成部分，把每个子系统进行有效地结合，利用计算机进行管理及控制下，实现各种功能。从而构成一个自动化、智能化程度高、功能设置完善、综合防范能力强的现代化安全防范体系。
参考文献
博物馆考察报告篇10
关键词：福建三明市、漳州市；重点文物保护；万寿岩遗址；漳浦文庙大成殿；漳州林氏宗祠；考察报告
中图分类号：G26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8—0001—03
福建省三明市与漳州市境内各包含有前六批由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公布日期依次是：1961年，1982年，1988年，1996年，2001年和2006年）简称“国保”单位6处和14处（见[1]，[2]），漳州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见[3]222页）。笔者一行3人，老中青结合，于2012年11月6日至12日对其中的5处和11处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文就这次考察所见到的现状，着重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4处“国保”单位作如下报告。
一、三明市的万寿岩遗址（5批）得到整体保护，令人欢欣
万寿岩遗址位于三明市岩前镇岩前村前村西北的那座石炭岩孤峰。1999年以前，人们并不知道那里有文物，更不知道那里的文物会把古人类在福建生活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填补了福建省考古学年代上的一段空白。由于石灰石是炼钢需要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辅料，好多年前三明钢铁厂就已购买这座孤峰，作为生产石灰石的基地，成年累月的挖掘，山已掏空过半。1999年，有人发现其中混杂着一些似乎像化石之类的物品，引起当地文物部门的重视，经逐级上报和考古人员的抢救性发掘，初步判断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文化遗址。当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贾兰坡院士等专家学者对万寿岩遗址的出土文物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该遗址是我国华东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洞穴类型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原来福建省只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比这要晚十多万年，贾院士还亲笔题词：“这个遗址很重要，必须保护”。
时任福建省省长的同志，于2000年1月1日对省文化厅关于万寿岩遗址的保护建议，果断地作出批示，批文中的第一点是：“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文化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现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爆破，保证配合省文化厅做好洞穴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
2001年万寿岩遗址成为第5批“国保”。在国家、省、市三级政府部门调拨资金，大力支持下，使得该遗址得到了整体保护，并且建成设施完善，馆藏丰富的“万寿岩遗址博物馆”。
经三明学院友人朱同志与遗址博物馆的事先沟通，博物馆吴馆长亲切接待了来自远方近八旬的同宗长者，热情介绍了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砍砸器与刮削器等石制品及巨貘与中国犀等动物化石，他还亲自引领我们前往参观通常并不开放的万寿岩遗址的主要洞穴船帆洞，在该洞内有距今约两万年的人工石铺地面，露出来的面积约120平方米，属国内首次发现，世界罕见，大开眼界！各级政府和领导如此重视万寿岩遗址的整体保护，令人欢欣！
二、三明市的博物馆迁出正顺庙（6批），令人鼓舞
正顺庙地处沙溪河畔西岸，三明市列东大桥北侧的鲤园中，坐北朝南，始建于700多年前的南宋绍定6年，即公元1233年，是为祭祀谢佑将军而建。元明期间屡次重建，清代以来也几经修葺，它是三明地区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建筑，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主殿7米开间，宽约21米，进深约25米。1984年三明市设正顺庙文物保管所，负责保护管理，1996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4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成为“国保”。长期以来，正顺庙作为三明市博物馆供市民参观游览，当我们在博物馆开放时间到达时，大门紧闭，询问门卫，方知博物馆正在搬迁中，现在不开放了，等以后搬到新馆才能开放。又经三明学院小朱入内，向博物馆某负责人说明来意，该负责人当即表示欢迎，并招呼旁边一位工作人员去打开庙门，请我们进去察看，此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主殿已空无一物。该工作人员则称：“博物馆展品已全部迁出，庙宇原貌将逐步恢复”。
三明市文化部门采取“庙”、“馆”分离的措施无疑是对重点文物单位的一种更深层次的保护。国内不少地方，常将古庙宇、古民居作为博物馆或展览馆，实现对它的管理与保护。这固然不失为一种有效或暂时的方式，但古庙宇与古民居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古庙宇有其独特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与博物馆或展览馆有本质差异。因之，三明市将博物馆迁出正顺庙的举措十分正确，大有助于实现文化上的和谐，令人鼓舞！
三明市前六批“国保”除顺昌“宝山寺大殿”（6批），此行还去过的其余3处：“泰守尚书第建筑群”（3批），“建宁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旧址”（6批）和永安“安贞堡”（5批）都保护得很好，足见三明市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
三、漳浦文庙大成殿（6批）现状令人担忧
漳浦文庙大成殿位于漳州市漳浦县绥安镇文庙内，文庙建于明洪武2年（1369年）。现仅存大成殿，建筑面积约460平方米（见[2]382页）。从网上得知，该文庙在绥安镇的后沟巷。
我们沿后沟巷往返数次，并未发现任何疑似文庙的房屋，迟疑间，一路过老妇称：“汝身后，即孔庙也”。细察刻，见身后侧旁有一对紧闭红门，门内似隐约可见古建筑之屋顶，却无足够的门缝可窥及之，敲门又无人回应。这时看到门右侧前方有一间尚未完工的小平房，很可能与院子相通，它有一扇朝向院外的窗户还没有玻璃，只有一根稍粗的横杆将窗户分成上下两部分，杆离下面窗杠约半米，探头往里看，仍瞧不见院内。遂决定从窗户下半部分钻人一探究竟，自然年青者先行，中老年者再鱼贯而入，果不其然，室内有门通向院中，大成殿尚在，还算完整，与[2]382页的照片相比无明显变化，殿内是什么都没有了，殿外只有漳浦县人民政府1979年8月12日立的漳浦县文物保护单位“漳浦文庙”的石碑。离开时，一位女子突然来为我们开启那紧闭的红门，看来还是有人为“国保”看堆的。
漳浦文庙大成殿是2006年批准为“国保”的，6、7年又过去了，现状依然如此，甚至连一块漳州“市保”的碑都不曾立过，这怎么能不令人担忧呢？
四、漳州林氏宗祠位于漳州市芗城区振成巷
漳州林氏宗祠系漳州县林姓氏宗族合建的大宗祠，亦是接待本宗赴考来往生员之所，因供奉林氏始祖比干，又称比干庙。始建年代不详，现存为明代建筑，清末曾有修葺。原建长为三进院，规模宏大，现仅存二进院的四方殿（大殿）和东侧的回廊（见[2]381页），据其他记载可知，前仍高挂多块明清状地、探花（如林士章等）的牌匾。林士章系明嘉靖探花，任南京礼部尚书，万历33年赐三间五楼十二柱式石牌坊一座，石牌匾两面分别刻楷体字“尚书”与“探花”，矗立在宗祠附近。解放前宗祠还曾作为华南小学。
尽管漳州市地图没有标出振成巷，询问一番就找到了，而林氏宗祠则无人知晓。环绕振成巷两侧小巷及与之平行的洋老巷一周，也未见任何与宗祠有关的标志物，只见一座挂有巨锁的顶天铁木栅栏门洞之二层楼房。从栅栏缝隙可看到其内杂乱的院落和移动破旧的古建筑。虽无法攀越，也拍不到建筑物的全貌，但仍可拍到有漳州市人民政府于1988年6月10日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林氏宗祠的石碑的清晰照片。此时隔壁一间小店的女店主好奇地出来看着我们这一行人，她说：“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所在，主人是谁，似乎有人在养狗。”昔日曾经辉煌过的林氏宗祠竟沦落到这般田地，实在令人忧虑！
然而，漳州市对“国保”并非不重视，其前六批“国保”，除平和“南胜窑址”（6批），华安“南山宫”（6批）和南靖“德远堂”（6批）外，所去过的另外9处：“东山关帝庙”（4批），“漳州石碑坊”（4批），漳州“江东桥”（5批），漳浦“赵家堡—华安堡”（5批），“漳州府文庙大成殿”（5批），“福建土楼”（5批），龙海“林氏义庄”（6批），龙海“天一总局归址”（6批）与漳州“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领导机关旧址”（6批）都保护得不错。存在某些问题，特别是“林氏宗祠”，应该只是个案，它可能具有诸如“产权”之类的复杂背景。相信依靠国家文物保护法等予以因应，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妥善处理和解决的。
根据实地考察，可以判定“林氏宗祠”有关介绍那一段中所提到万历赐给林士章的石碑坊恰好就是位于芗域区香港路双门顶的“国保”；漳州石碑坊（4批）包括的两座石碑坊中主要的一座与另一座之相距28.5米，则是14年后万历赐予另一位官员——石碑坊与其临近修文西路2号的“国保”；漳州府文庙大成殿（5批）共设一个文物管理所并与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均在文庙内且大门朝向马路，十分醒目。这里也可看到由芗域区人民政府和漳州市旅游局监制的“唐宋古城历史街区”的中英文介绍，内容中只指出街区内有“国保”2处（明代石碑坊两座，漳州文庙）。因此，一旦2006年新增的“国保”临时宗祠得以整修开放，必将更加凸显这个历史街区以及漳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原貌与风采，其社会效益及对旅游业的推动不言自明。
[参考文献]
[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辑委员会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至第五批）第Ⅰ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