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事迹材料篇1
最美乡村医生事迹材料范文(一)田径，男，39岁，中共党员，中专文化，毕业于铜仁职业技术学院，系印江自治县缠溪镇方家岭村人。
一、义无反顾立志农村卫生事业
医生这个职业是光荣而崇高的，不仅是能以肉体上解除人的痛苦，而且在精神上也能给人安慰，所以选择了这个职业必须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所在的村卫生室辖区服务四个行政村，共服务3000人口，能爱岗敬业，扎根在农村最基层卫生服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坚持从正规渠道进药，药品价格，收费标准公示上墙，不开大处方，不乱收费，让群众花小钱，就能放心就医。医者父母心，对群众热情，关心，耐心听取病人描述病情和痛苦。分析他们的需求和意见。时时急病人这所急，痛病人之所痛，上班时严肃认真，细致诊查每一例病人，谨慎用药，严格执行操作常规，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白天还是夜晚，下雨还是下雪，上班时还是下班时，随叫随到，无怨无悔言。有时一晚能出诊数次，一夜都睡上觉，有时刚端上饭碗，吃了一口饭，就被病人叫去，就是大年初一，也没轻闲过，更谈不上平时节假日，曾有人问，这么没日没夜，图的是什么，即没有高的收入，也没有政治地位，回答的是凭一个人的良心，一个医生的道德。
二、顾全大局，完成公共卫生任务
在防控非典，手足口病，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典期间早出晚归，整天排查从疫区回归人员，为他们早晚测一次体温，不畏惧随时被感染的可能为辖区内儿童检查手足口病，做好散区儿童的手足口病的防控工作。防控流感，做到发现疫情及时上报，认真筛查辖区内出国回归人员，做好登记，严密防控流感的发生和流行。
所在村卫生室，管理规范，制度健全，资料齐全，去年被评为镇先进村卫生室，个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从事乡村医生工作后，多次被评为先进乡村医生，镇优秀共产党员，缠溪镇第五届、第六届人大代表。
在辖区内经常开展巡诊工作，及时送发防保所下达的各种宣传资料，使防病抗病知识普及到全村各家各户。向村民宣传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宣传新型家村合作医疗的优越性。配合主管部门村委员会开展改水改厕工作，主动参与，当好参谋，向村民宣传改水改厕对人的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使人民群众健康意识不断增强，把各种疾病控制在萌芽状态。经常为60岁以上老人健康体检，听心肺、测血压，建立了村民健康档案，规范管理性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人。定期为他们检查，建议治疗和康复方案。开展35岁以上测血压，及时发现高血压病人，提出最佳治疗意见。及时通知辖区内孕妇去医院体检，向她们宣传住院分娩的好处。夏秋季产后访视的同时宣传预防产妇中暑。做好儿童保健和计划免疫工作，及时发放预防接种和体检通知单，结核病督导工作一丝不苟，主动与患者达成服药协议，发现副反应及时报告。
最美乡村医生事迹材料范文(二)河有多深，能不能过?过不了!这是新疆乡村医生居马泰护送小病人阿革兰时在路上和同伴的对话。乡村医生居马泰被冰河拦住了回诊所的路，他怀里抱的孩子名叫阿革兰。只有8个月大，由于上呼吸道感染发高烧已经两天了，在这样的高原和高寒地带，随时可能会转发肺炎，危及生命。牧场里缺少药品，居马泰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小阿革兰带回到50公里外的诊所。而这天山最艰险的一段路程被当地的牧民称之为“魔鬼路”。
冰看一下!冰看一下!可以过得话，我们看一下，抓紧时间，过不去!冰太软!绕过山从那边走吧!阿革兰。高烧不退的小阿革兰，一直哭闹不止，居马泰想尽办法，逗小家伙开心，8个月大的小阿革兰很快就跟他熟悉起来。阿革兰的笑容让48岁的居马泰想起自己的三个孩子。居马泰满心愧疚。他的大女儿高哈尔说：我爸一般都说：有你在我放心，可是我吗能干什么呢?
我们都上学的，这次居马泰出门诊前，妻子刚刚的做完子宫切除手术，可等不得妻子出院，居马泰就又要出发了。他必须赶到在大雪封山前把药品送到冬季牧场把危重病人转移出来。因为自己是天山深处一块2200平方公里冬季牧场中唯一的医生。女儿高哈尔说：我爸走的时候，我妈就又掉眼泪说肚子疼，然后我爸就给她给了一些药说可能过几天就好了。
把生病的妻子交托给15岁的大女儿和9岁的小女儿照顾，居马泰的心一路上牵挂。可这时，他却不得不将精力放在眼前这50米的溜索上。溜索距离河面不到2米，不及一根拇指粗。居马泰在冬季牧场出诊已经在这根溜索上来回20年了。可是这一次，要抱着小阿革兰。他双手根本没办法抓住溜索。居马泰把小阿革兰紧紧绑在自己身上。路过的牧民找来绳子，把他俩拉过了河。
阿革兰!阿革兰!居马泰在溜索上不停的叫着哭闹的孩子。小心点!邻近傍晚小阿革兰体温突然升高，咳嗽的更加严重了。居马泰停了下来，给小阿革兰喂了仅剩下的一点药。拔山涉水后。大家都很疲惫。居马泰却一个人在冰河边剃起了胡子。这也是他每次转诊病患孩子时必须做事。居马泰说;一边打鞭子，一边抱孩子。那时候看看娃娃的体温怎么样，这样子面对面(测体温)，但是娃娃不舒服，胡子刮掉好。上午十点回诊所路上，第二天小阿革兰病情加重，但回诊所，却要面对4200米的雪山。在这样的冬季翻雪山被当地牧民认为是最危险的事。
在厚厚的白雪下面，掩盖着无数的悬崖和冰川。居马泰在这条路上往返20年，熟悉这里每一条路的分布，可依然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他的三匹马都曾摔死在这样的路上。我和马一块下去了，摔倒了，马死了，我活着。这让居马泰身上留下了三处旧伤，每到寒冷天气就会伤痛加剧。可他还是毫不犹豫的承担起最危险的用自己的身体为阿革兰和妈妈开辟出一条安全道路。峰顶气温骤降到零下25度，扑面的冷风空气让人无法呼吸，一米多厚的雪，让每一步移动都非常艰难。4个多小时不停息的赶路，马终于支持不住了。
两昼夜的奔波，居马泰已经体力透支了极限，可是他知道自己是小阿革兰最后的生命保障，无论脚下的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无论还要面对怎样的风雪，除了坚持他已别无选择。两个小时后，居马泰带着孩子终于回到诊所。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小阿革兰恢复了健康。
他是居马泰在天山深处“魔鬼路”上转诊的第92个病人。在这20年中居马泰救治过192位病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极地行走，守护着1500多户牧民的健康。
主持人问居马泰：北京冷吗?居马泰答：北京不太冷。但对我们来讲，刚刚过去的这个元旦是三十年里最冷的一个元旦。零下十几度相当于您那儿的什么季节居答：现在我们那儿是零下30度。在这种天气下，您还得进行巡诊，继续巡诊。我手中拿的是一份病历，我仔细看了这份病历，分别是居马泰所在那个县和所在的州医院所开的病历证明，这上面医生写的是什么，心力衰弱，您有这么重的心脏病换个人行吗?换个人去，换个人也行。但是我们牧民想有点担心。担心什么?担心他们为了需要我们这样子。我们担心他，担心别人对路途不熟悉是吗?到底有多危险?又高又那个啥?滑的很，雪也大，学业厚。那样子，特别危险。一走就是20年。据说您是从父亲的手中接过的药箱。嗯!对，我父亲留给我的。这个药箱你想传下去吗?想传给谁?那个药箱，传给谁?我的丫头，儿子他(们)用。几个孩子您?一个儿子，两个丫头。年纪最大的是女儿是吗?对!她希望当医生吗?她也希望当医生。
有请居马泰的大女儿高哈尔登场献奖!小姑娘今年话不能不到16岁，家里很多活死她干。自己想当医生吗?想!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医生，像我爸爸这样的医生。其实居马泰的妹妹和妹夫也是乡村医生。这一家人对周边的很多百姓就是生命的护卫，真应该向他们致敬。这座奖杯所包含的是所有的那份敬意，浮雕上面有真实的乡村中国，上面绽开的是岩石上的花朵，生命如花，十字交叉。神圣的医生责任，向所有乡村医生致敬!向居马泰致敬!
最美乡村医生事迹材料范文(三)30日，杭州市卫生系统举行王妙芳先进事迹报告会。王妙芳也出席了报告会，她用百丈口音讲道：我做的是非常平常的事，社会各界却给了这么高的荣誉，真有点担当不起。我今年60多了，但只要乡亲们需要我，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
市卫生局领导，局直属各单位、各区、县(市)卫生局(社发局)主要负责人、党办主任，职工代表，直管医院负责人共300多人参加了报告会。
王妙芳是百丈镇仙岩村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40年来她坚守在一个小山村，用自己的技术和热情帮村民解除病痛。她把病人当邻里、当朋友、当亲人，成了当地村民不可缺少的大好人。7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王妙芳的事迹。患者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被村民需要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王妙芳这种质朴的幸福观，引起了全区、全市甚至全省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省市领导黄坤明、徐立毅纷纷作出批示。区、市卫生局先后作出决定，号召卫生系统向王妙芳学习。
报告会由区五院赵玲主讲，百丈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白洪斌和员工王刚领、王妙芳的儿子林峰、仙岩村村民李萍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描绘了一个可亲、可敬、可爱的下属、同事、母亲和阿姨，讲述了一个个朴实感人的故事。
杭州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滕建荣一见到王妙芳，就握着她的手连说“向你学习”，他说，你的先进事迹，事实上就是乡亲们对你的口碑，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卫生系统的光荣，对此，你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他表示，下一步全市卫生系统将进一步加强对王妙芳事迹的学习和她这种朴素价值观的宣扬，学习她扎根基层、不计名利的高尚情怀，爱岗敬业、救死扶伤的职业素养和情系群众、无私奉献的优秀品格，从而鼓励鼓舞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身医疗卫生的神圣事业。
崇贤街道掀起一股“王妙芳”热
日前，崇贤街道党工委组织机关干部、村(社区)负责人、崇贤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一起参加王妙芳先进事迹报告会。来自崇贤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沈掌富在听完报告后表示：听了王医生的事迹，深受鼓舞，作为一名“赤脚医生”，本人有着与王妙芳一样的经历，要以王妙芳为榜样，一心一意为病人服务，解除病人痛苦，体现自身价值。据了解，崇贤街道党工委举办的王妙芳先进事迹报告会，掀起了学习王妙芳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精神的高潮，街道党工委要求全体机关干部联系实际，谈认识，找差距，在推进崇贤新城项目建设中尽心尽责，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献计献策，在创新社会管理上有新突破。
新乡贤事迹材料篇2
胡贤林不计个人得失，扎根山区33年，全心全意为山区群众服务，赢得了山区群众的信赖和爱戴，展现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高尚的医德和崇高的职业精神。
胡贤林医德高尚，体现为他把救死扶伤的天职看得高于一切。33年来，他把病情当作命令，甘当“全天候”医生，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千方百计方便大山里群众就医。他视病人如亲人，时时为病人着想，处处从病人的利益出发，不让病人多受一份罪、多花一分钱。33年来，他走遍了全乡28个自然村，叫得出六千多号人的名字。他把对病人的爱，融入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一举一动都是情。
胡贤林医德高尚，体现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山区群众健康有保障。胡贤林说，“与大山里治病救人的头等大事比，自家的事都是小事。”为此，他一心扑在双峰卫生院这个“大家”的建设上，一次次放弃了离开山区的机会,为了在大山里建设好让乡亲们放心的生命守护站,他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病人以生命相托，这不仅需要高明的医术，更需要高尚的医德和甘于牺牲的精神。胡贤林扎根山区33年，以对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和高尚的医德，在山民心目中树立了大山一样伟岸的形象，山民们只要看到他，“眼睛亮了，病也好了一半。”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这些年，与医疗设施越来越先进不相称的是，一些地方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作为医护人员更是责无旁贷。胡贤林的感人事迹告诉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只要恪守职业道德，弘扬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就一定有助于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海拔六百米的天台山脉连绵不绝，横亘宁海、新昌和天台。素有宁海“小”之称的双峰乡就坐落在这群山环抱的三地交界处。那里，有一个山民们熟悉的身影时常在崎岖的山路间穿行。33年来，他忠实地履行着救死扶伤的天职，用脚丈量着大山深处的每一寸土地；他一次次放弃了下山行医的机遇，一直坚守在大山里，为山区的父老乡亲建起了“生命守护站”；他以高尚的医德赢得乡亲们广为传诵的好口碑……
他就是共产党员、宁海黄坛镇双峰卫生院院长胡贤林。已经83岁的当地村民何行龙，这样评价胡贤林：“这么好的医生，难得。”1974年1月，何行龙大吐血，被送到卫生院。听说新来的病人有肺结核病史，当时在卫生院仅有的两间病房住院的病人谁也不肯与他同住一处，胆小的干脆吵着要回家。可何行龙的病情需要一日数次观察诊断，对症下药，理应住在医院里，而且最好安排单间。这时新婚才三天的胡贤林作出了一个令同事们感到意外的决定，让老何住进他安在医院宿舍里的新房，自己和妻子搬到附近的丈母娘家去住。
让病人住婚房，多不吉利，万一是传染病咋办？有人好心相劝。胡贤林反劝道，我是医生，治病救人最要紧；确诊是传染病再转院也不迟。后来，经确诊老何得的是肺结核后遗症———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就这样，老何在胡贤林的新房里整整躺了一个月。在胡贤林的精心治疗下，老何终于康复出院。
此后，老何一有病就找他，而胡贤林也从不嫌麻烦，每次都给予亲人般的照料。去年，老何出现原因不明的便血。他又找上胡贤林，要他帮着联系山外的大医院去看病。胡贤林不但很快通过在杭州工作的小女儿帮他联系上了浙一医院，还利用休假时间陪他到杭州看病。上个月，老何又高烧不退，来到卫生院一查，白细胞高达17000单位，比正常人高出7000单位。这对一个冠心病、肺气肿和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身的老人来说，最好是到大医院去诊治，可这次何行龙执意不肯去。无奈之下，胡贤林只得每隔几天，就给老何抽血化验，调整用药；晚饭后，他带上出诊箱送医送药到床头。经过9天的精心治疗，老何的病情终于得到明显的缓解。33年来，类似这样的麻烦事，胡贤林不知揽过多少次。有时不仅要出大力，还要垫上自己的钱。
榧坑村的胡永安患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时常复发。气急时他脸色铁青，最犯愁的是每次挂针、吸氧的医疗费，五六天下来就要六七百元。这对丧失劳动力的他来说是很难承受的。这时，胡医生总是说“先看病，有钱了再来还”。10多年来，几十元的欠费胡贤林悄悄垫上；多的就记在卫生院的账上，待村民有钱时还上。账上的欠款从每年的数千元越滚越大，直到上万元。20xx年前，这笔欠账直接从卫生院业务结余中核销。此后，由乡财政核销。胡贤林没有统计过10多年来自己垫了多少医药费，但一些生活特别困难的村民记得，每当要还他垫的钱时总被他婉拒。卫生院的平均处方26元。青霉素、庆大霉素等廉价药是双峰卫生院的当家药。为了让村民省药费，胡贤林动足了脑筋：山乡多发尿结石，急诊时打针消炎，待控制病情后，就教病人上山采车前草、金钱草和紫金沙三味草药煎服调养；上呼吸道感染时，教村民拿梨头、枇杷叶和鱼腥草煎服。
“病情就是命令。”干过部队卫生员的胡贤林，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理解颇有几分军人色彩。然而，为了践行这一理念，他时常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88年一个大雪封山夜，长丘村一急性腹痛病人俞东贵托人打来电话，要他出诊。胡贤林钻出热乎乎的被窝，背起药箱，拿着手电，一头扎进寒风刺骨的茫茫风雪夜。大雪齐膝，北风呼啸，他艰难前行。北风越吹越紧，刮得睁不开眼，喘不过气，他最后只好背朝着目标倒走。为了赶这足足7.5公里长的山路，他不知摔倒过多少次，而窄窄的山道边就是悬崖！
“一个雪人叩开我家门，外衣是积雪，眉毛挂着冰凌，只有头顶冒着热气。是胡医生，他真的大雪天赶来救命了。”回忆起往事，老俞至今还激动不已。
1998年9月的一个凌晨，王家染村来电请他赶快去抢救一名喝农药自杀的妇女。胡贤林收拾好急救药物，一头挑着生理盐水，一头担着灌肠用具，揣上两个隔夜的冷麦糕就出发。50出头的胡贤林挑着10多公斤重的担子一路小跑，2个多小时赶了15公里山路。只见病人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上气不接下气，皮肤、口唇青紫，全身抽搐，瞳孔也缩得只有针尖那样细。胡贤林马上采取洗胃、催吐、灌肠等措施。他不顾病人一身污秽，一直守在边上细心观察，调整用药。经过一天一夜的精心治疗，终于将中毒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连夜送产后大出血病人到城关的大医院；抢救农药中毒的村民三天三夜没合眼；为赶时间出诊，吃饭常常烫破喉咙；下乡巡诊顾不上术后不能下地的妻子，让她就此落下低血糖的病根……胡贤林的感人事迹，同事和乡亲们说了一件又一件。
村民们说，“看到胡医生，我们眼睛亮了，病也好了一半。”
胡贤林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自勉牌匾，上书“以白求恩同志为榜样，全心全意为山区父老乡亲服务”。33年来，他接诊病人30多万人次，挽救了近百个山民的生命。一心扑在“大家”上
黄泥墙、烂泥地的矮楼，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这“老三件”是双峰卫生院建院初期的全部家当。村民做个血化验、拍个x光片，还得赶到15公里外的城关医院。担任双峰卫生院院长后，为了让大山里的卫生院真正成为乡亲们放心的“生命守护站”，胡贤林可谓是费尽了心血、绞尽了脑汁。
1987年，卫生院第一次改建。老房子拆了，新房因3万元基建缺口被迫停工。他心急如焚，挨村入户动员村民支援木材，帮助运砂石。他白天门诊，晚上带领职工下工地锯木头、装卸建材，常常忙到凌晨一两点钟。过度劳累让他瘦了10多公斤，来卫生院看儿子的老母亲心疼得直掉泪。
三次改建，卫生院有了两栋整齐的楼房，内设规范的诊室、病房、输液室、化验室、影像室和儿保室，陆续添置了x光机、进口b超、心电图机、血球计数器、半自动化分析仪和尿十项自动分析仪等先进仪器。这些装备在宁海18家乡镇卫生院里居中上水平。
调出四年多的小王还常回双峰卫生院，因为“那里像个温暖的大家庭，气氛好”。每逢节庆，胡贤林总在家里备上丰盛的菜肴请大家聚聚；每逢春节总让卫生院其他医务人员回家过年，自己留守。他老家与卫生院只隔座山，步行只需20分钟。可33年里，他只回老家过过一次春节。
33年里，卫生院调出了19人，胡贤林总是轻松放行，为的是还有人愿意进来，撑起这个大山里的“生命守护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人劝他没必要再掏钱派医生外出进修。老胡却说，技术好些，多服务一天，村民看病就受益一天，这钱要花。去年，卫生院又花了近2万元送3名医生进修影像、妇产科和儿保专业。
现在，双峰卫生院不仅能治常见病，一些重病、恶病通过检测也可及时得到发现和治疗，为救治病人赢得了宝贵时间。
双峰卫生院现有固定资产已上升到300万元。而胡贤林安在卫生院的小家依然简陋，家具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添置的，洗衣机、电冰箱还是女儿工作后给买的。这些年来，为了建设双峰卫生院这个“大家”，胡贤林几乎很少有精力去顾及自己的小家了。“大山里的病人离不开我”
1974年，干了五年卫生员的胡贤林退伍了。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叫他到政府里工作；乡卫生所所长上门劝他从医。“缺医少药的山乡太需要懂医术的人了！”所长的话让他沉思良久，往事历历在目……
胡贤林13岁那年的夏天，大腿发生脓肿，因没钱医治，只好用土药敷治。等到一个多月后大腿痊愈时，却错过了开学时间，痛失了上学的机会。眼下，由于卫生所条件简陋，时有村民死在送往大医院的途中。“用部队里学来的本领，解除乡亲的痛苦”，胡贤林立志扎根山区从医。
33年山区行医，宁海18个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换了一茬又一茬，唯有他一直坚守在大山里。
1984年，寄宿在宁海城关镇朋友家上学的女儿不止一次委屈地请求他：“爸爸，我好想在城关安个家，你调出来吧！”胡贤林总是一哄了之：那里需要医生，走不开。可他内心翻腾着：贫困山区生活艰苦，收入低，可两个女儿在城关上学开支大。凭自己的好口碑，到哪都不愁业务。再说做医生的，地方越大，业务提高越快，职称晋升也快。这时一个机会送上门来了。宁海一家大厂需要一名厂医，并看中了老胡。亲朋也趁机劝他为自己想想。“这大山里，你还没苦够啊？！”三个弟弟更是现身说法，走出大山后，开店、做根雕，个个小日子过得比他这个吃“皇粮”的医生滋润多了。
新乡贤事迹材料篇3
序言
《隋书》卷33《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收录了诸如“耆旧传”、“先贤传”、“家传”等汉晋时期（东汉三国两晋）流行的各种人物传。已有研究表明汉晋时期这些人物传的集中编纂与当时社会的历史特性密切相关。
然而，由于具有冠以地名的特征，一般认为东汉至东晋末期流行的“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是为了矜耀乡里。代表性的观点如刘知几《史通》第34杂述篇所述：
汝、颖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但是，若试着从现存佚文探讨“耆旧传”和“先贤传”编纂情况的话，就会发现在很多事例中难以认为他们的编纂目的仅仅如此。譬如，有些传编纂者的出生地与编纂地不同，或者一些传是直接由皇帝编纂的。
此外，汉晋时期书籍的编写和流通比较困难，“耆旧传”、“先贤传”又在以《三国志》裴松之注为首的许多史注中被引用，与正史列传的共通之处也很多。鉴于上述理由，对“耆旧传”和“先贤传”的考察似乎不仅限于像刘知几那样，认定它们只是乡里意识的流露。
笔者并非否定“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必要从与当时整体社会关系的角度深入研究。本文即着意于考察在“耆旧传”、“先贤传”流行的时代，各个中央政府如何认识和对待各个郡国先贤的存在。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试图进一步观察从东汉到东晋末，整个社会如何认识先贤，先贤又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
一、上计制度与先贤
东汉时期，各个地区多编纂有人物传，如（蜀郡临邛）郑廑《巴蜀耆旧传》、（蜀郡成都）赵谦《巴蜀耆旧传》、（广汉郡）王商《巴蜀耆旧传》、（汉中郡南郑）祝龟《汉中耆旧传》、（汝南郡汝阳）袁汤《陈留耆旧传》、（陈留郡）圈称《陈留耆旧传》以及《京兆耆旧传》、《冯翊耆旧传》、《扶风耆旧传》、《三辅耆旧传》、《沛国耆旧传》、《庐江耆旧传》、《鲁国先贤赞》等等。由此可知，各个郡国均有许多被视为“先贤”的人物。虽然东汉时期的人物传以“耆旧传”为命名主流，但本文采用在意义上包含“耆旧”的“先贤”一词作为这类人物的统称。“先贤”意指“具有杰出事迹的先人”。
对于东汉王朝来讲各地辈出的先贤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太平御览》卷463“人事”部“弁”上引谢承《后汉书》云：
郭宏为郡上计吏，朝廷问宏颍川风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贤、将相、儒林、文学之士。宏援经
以对，陈事答问。出言如浮，引义如流。虽不能确定具体时间，但这条史料记载了朝廷向颍川郡上计吏郭宏询问颍川风俗、郡内先贤、将相、儒林、文学各种人士的问题。据此可知，朝廷有意在了解各地风俗的同时还了解各地先贤。
据《通典》卷33职官15郡太守条记载，汉代上计需要报告的内容为：
汉制，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偕薄。根据纸谷正和的研究，“郡内众事”指由县、道向郡、国提交的上计簿中涵盖的户口数、垦田面积、钱谷收支、盗贼案件数目、漕运情况，以及土地境界图、宗室名籍、戍卒的财物报告（作为边郡的话）、劝农成果、理讼情况、系囚狱死者数的报告（自地节四年（前66）起）。除此之外，依据尹湾汉简，上计内容还包括郡国面积、地方行政机构、吏员配置、长吏活动等，且需附上佐证户口数、钱谷收支统计情况的详细报告或簿籍。另外，据《后汉书》卷2《明帝纪》永平元年（58）注引《汉官仪》的记载：
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易，欲
先帝魂魄闻之也。元会仪见下。在正月上陵礼中，地方计吏将会向上汇报郡国谷物价格、地方行政（“四方改易”）等问题。
从以上事例可以得知，东汉王朝通过地方上计制度获得各种信息。通过上计制度报告的“先贤”对于王朝而言应该同样意义重大。而且，鉴于上计时可能需要上报地方先贤的情况，地方郡国有必要预先掌握本地先贤的信息。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各地区如何管理先贤的记录。
《后汉纪·桓帝纪》上卷第21永兴元年（153）条记载：
太尉袁汤致仕。汤字仲河。初为陈留太守。褒善叙旧，以劝风俗。尝日：“不值仲尼，夷齐
西山饿夫，柳下东国黜臣。致声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出身于汝南郡的袁汤到任陈留太守后，让户曹吏追录旧闻，编纂耆旧传（即《陈留耆旧传》）。文中重要的是“追录旧闻”这一点。原因在于，“追录”表明原本就有关于先贤的基础记录，且其管理与郡户曹有关。户曹是由本郡出身人员担任的一种职役，据《续汉书·百官志一》所记“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主要职掌民户、祠祀和农桑事务。正是基于此，袁汤试图从出身陈留郡的户曹手中获取关于先贤的信息，了解先贤。
对先贤的了解在《三国志》卷14《魏志·刘哗传》裴注引《傅子》有如下记载：
太祖徵（刘）晔及蒋济、胡质等五人，皆扬州名士。每舍亭传，未曾不讲，所以见重；内论国邑先贤、御贼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之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夙夜不解……及见太祖，太祖果问扬州先贤，贼之形势。
可见，先贤是作为内政的议题被讨论的。曹操在了解扬州局势时，不仅询问乱贼形势还一并涉及先贤的情况，显示出对先贤的了解在地方统治中占据重要地位。
至于这种了解究竟在地方统治中具有何种分量，《后汉书》卷82《方术传·王乔传》载：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牧守每班录，皆先谒拜之。
明帝时期（57—75年在位）人王乔死后，百姓为他建造了称为叶君堂的祠庙。当地刺史、郡太守赴任时，都需要首先参拜这个由百姓设立的王乔祠。
又如《后汉书》卷64《延笃传》中也有类似记载，
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人也……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到官，表龚遂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
延笃（？-167）是桓帝时期（147—167年在位）人士。他在举孝廉到任平阳侯相时，参拜了龚遂墓，并擢用其子孙。据《汉书》卷89《循吏传·龚遂传》，“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是西汉宣帝时期（前74-前49）的人。此外，《三国志》卷52《吴志·顾邵传》中也有：
起家为豫章太守。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后。吴郡顾邵27岁起家豫章太守，到任时参拜了豫章先贤徐稚（孺子）之墓，并优待徐稚子孙。徐稚与顾邵之父顾雍（168—243）是同一时期的人，在灵帝初年（168—188年在位）以72岁高龄亡故。如上各例所见，郡国长官新任之际，都会最先参拜地方先贤之墓，表彰、优遇先贤子孙，以此作为统治地方的开始。
先贤之所以在地方统治中受到重视，可以从郡太守回避本籍任职的原则和地方豪族势力延伸两方面考虑。正如《后汉书》卷73《朱穆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所记：“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见（朱）穆日，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见（朱）穆日，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势，为有令德。”东汉时期，地方豪族势力对县令、太守的影响增大，郡中右职多由他们占据。他郡出身的郡太守以表彰在地方上受重视的先贤为纽带，融合与地方豪族的关系。
接下来产生的问题是，从外地赴任的地方官员在刚刚上任时是如何知道任职地先贤墓地情况的呢？上文《三国志·顾邵传》的事例，可以解读为顾邵乘着赴任公车直接到徐稚墓前参拜。可见在上任前，顾邵就已经了解豫章先贤徐稚的情况。
与这个问题相关，近年公布了一些极其有趣的材料。这便是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在郴州市苏仙桥遗址东汉至宋元时期的古井群中发掘的西晋简。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编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本次出土晋简909枚（包含残简和5枚无字简），简报中公布了163枚（约占整体13%）晋简的释文和49枚图版。据简报介绍，参照简中出现的惠帝元康（291—300）、永康（300—310）和太安（302—304）三个年号，这批晋简的主要内容被定为西晋桂阳郡郡府文书档案。由于简文尚未完全公布，难以作出确切判断，但根据如下几例与上计相关的简，并分析简报中已经公布的163枚简文，可以大致推断这批晋简的内容大部分应与上计有关：
1—68桂阳郡上城邑户口田租绵绢贾布计喈上书
1—71城邑户口田租乡亭邮驿米谷绵绢贾布
2—57伏遣上计掾赍谨上臣君诚惶在这批郴州晋简中，如下三枚与汉故平舆令张喜墓和汉故长沙太守胡滕墓相关的简也包含在上计相关简的部分内：
2—242汉故平舆令张喜墓石虎
2—228汉故长沙大（太）守胡滕墓石虎石柱石碑
2—264汉故郡察孝廉刘尚墓石碑张喜和胡腾在东吴时期张胜所编的《桂阳先贤画赞》中均有本传，可视为桂阳郡的先贤（详细论述见本文第三节）。这种将先贤墓地信息作为上计内容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地方长官对先贤和先贤墓的重视。由此回到前文提到的疑问，太守到任后之所以能够即时参拜任所的先贤墓，可能是因为上计报告中涵盖了先贤墓和石虎、石柱、石碑等相关信息。而且《太平御览》卷860饮食部18“饵粢”条引《风俗通》记载：
汝阳彭氏墓近大道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以归过荫墓树下，以饵著石人头，忽去而忘之。行道人见饵，怪问之，或人调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饵来谢之。”转以相语云，头痛者磨石人头，腹痛者磨石人腹。遂千里来，就号日贤君。如此数年前饵母闻之，为人说之，乃无复往者。
引文细致记载了墓的相关情况。通过引文很容易了解到，彭氏墓前的石人设立在面对大道的地方，而且因为一些细微小事就能成为信仰对象。这种情况对于了解当时乡里社会先贤墓的地位很有助益。
此外，需要引起注意的还有在表彰先贤的同时，往往一并优待先贤之后的情况。据《三国志》卷28《魏书·王浚传》记载：
王凌字彦云，太原祁人也……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出为兗州刺史……徙为扬、豫州刺史，成得军民之欢心。始至豫州，旌先贤之后，求未显之士，各有条教，意义甚美。
王浚在出任豫州刺史之际首先表彰了先贤的子孙后代。
这种对先贤子孙的重视在《后汉书》卷64《卢植传》中亦有表现：
建安中，曹操北讨柳城，过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宜有殊礼。亟遣丞掾除其坟墓，存其子孙，并致薄酸，以彰厥德。”
材料显示，建安12年（207）曹操征讨柳城途径涿郡时，援引“春秋之义”，认为有必要对贤者（这里指卢植）子孙加以“殊礼”并派遣丞掾清理逝于初平三年（192）的涿郡先贤——卢植的坟墓，慰恤卢植子孙，供上祭酒，以彰显卢植高德。可见，曹操认为表彰先贤除了先贤本身，还应延及先贤子孙。
曹操所言“春秋之义”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国志》卷22《卢植传》裴注引《续汉书》中，在记载前引《后汉书·卢植传》相同的事件后，还有“春秋之义，贤者之后，有异于人”的字句，可见，时论认为贤者的子孙与普通人不同。又如《后汉书·卢植传》注引《公羊传》昭公二十年：
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孙。贤者子孙，故君子为之讳也。上文指出先贤之善善及子孙，即认为由于受到先贤品德的熏陶，先贤的子孙也会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当时乡里社会对先贤及先贤后代的重视可见一斑。缘此，当政者表彰乡里社会重视的先贤，优待他们的子孙，以顺应乡里舆论倾向为治政方针。
此外，当政者对先贤的表彰和对其子孙的优遇，还可能会为当时的乡里社会带来另外的影响。身为先贤子孙，不仅在乡里社会，也会得到朝廷优待。因此不难推测，当时人们认为若自己的亲戚中先贤辈出，那么自己不仅在乡里社会中地位上升，连带在朝廷中的政治身分也会相应提高。如此一来，对“先贤”的认定，中央政府的意图与乡里社会的认知之间便会产生偏差。
二、中央政府对先贤的认定与管理
前文已经论述了乡里社会对先贤的重视情况。表现之一就是东汉以来，以乡里社会为主体修建的大量私庙和祠堂。这可以作为乡里社会是否将某个故人认定为“先贤”的依据。下面试举几例进一步说明。《后汉书》卷30《杨厚传》记载：
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太尉李固数荐言之。本初元年（146），梁太后诏备古礼以聘厚，遂辞疾不就。建和三年（149），太后复诏征之，经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于家。策书吊祭。乡人谥曰文父。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
广汉人杨厚死后被乡里谥为“文公”，门人为他设立庙祠。郡文学掾史（郡学教官）春秋时节举行飨射（一种飨宴和弓射的仪式）时也常常祭祀他。可见，杨厚庙祭祀已成为地方统治的一部分。
那么，被乡里社会视作先贤并为之立庙立祠的人，是否全部都能受到政府的认可呢？《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记有如下事例：
（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倡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
诸葛亮死后（263），各地请求祭祀诸葛亮，但因为于礼不合而被禁止。虽然对蜀国功勋卓著，死后却没有获得朝廷的祭祀认可。《三国志》卷35《蜀志·诸葛亮传》又载“景耀六年（263）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死后30余年终于获得设立祠庙的许可。这表明即使被乡里社会视作贤人，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立即认定。诸葛亮的事例虽然与其他出身于乡里社会的先贤情况有所不同，不过也能暗示当时乡里社会认定与中央政府的认定之间存在一定偏差。
此外，上述史料表明，东汉以来社会上出现为仅有些许善德的先人绘故像、设私庙的风潮，同时也显示出当时蜀地百姓四时季节私行的祭奠已经出现混乱。为了抑制这种混乱，中央政府有必要管理地方祠庙的设立，崇正仪礼。中央政府一方面尊重民众设立的私庙，另一方面又意图对其加以统管。中央政府的这种管理甚至还涉及到古来就有的私庙。如《三国志》卷1《武帝本纪》裴注引《魏书》载：
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
曹操尚任济南相时，就曾毁坏在当时乡里犹有影响力的西汉功臣刘章祠庙，禁止祭祀。在他掌权之后，进而全面根绝淫祀。
通过以上各例可知，私祠、私庙的滥设会给百姓生活带来混乱，也会成为地方统治的妨碍。因此，为了防止蛊惑百姓的温床——私祠、私庙的滥设，朝廷有必要对先贤进行管理。
《太平御览》卷26时序部“冬”上引《汝南先贤传》：
周举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骨，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土人每至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乃作弔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止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出身于汝南郡的并州刺史周举废止了介子推忌月不吃热食这种于民众生活不利的旧习，为民去惑，改易风俗。据此可知，王朝禁止的“淫祠”是那些侵害百姓利益的祠庙。文中周举尊崇介子推为贤者，禁止的不是介子推本人，而是以介子推祠庙为中心的迷信风俗。即使是贤者祠庙也可能成为淫祠的温床，这一点非常值得重视。正如前文《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提到的，东汉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仅有细微善德便修建祠堂庙的风潮，伴随着当时的迷信风俗，可能成为淫祠潜在温床的祠庙在各地大量设立。即便仅从曹操和周举的事例也能看出，对于中央政府来讲这种情况当然应当禁止。
但是从《后汉书》卷30《杨厚传》中杨厚庙的祭祀来看，朝廷并没有取缔所有私祠。如此一来，认定为先贤的标准就成为我们要探讨的话题。下面通过曹魏的例子，对中央政府认定先贤和力图确立这种选择标准的相关活动加以考察。
东晋陶潜撰《圣贤群辅录》引《文帝令》和《甄表状》记载（下文引用的《圣贤群辅录》均指《文帝令》和《甄表状》）：
魏文帝初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贤，后明帝乃述撰其状。魏文帝旌表二十四贤，明帝撰述二十四贤“状”，入选者有杜乔、张奂、向栩、陈蕃、施延、李膺、朱寓、杜密、韩融、荀爽、房植、姜肱、陈球、王畅、申屠蟠、张俭、郑玄、冉璆、李固、郭泰、朱穆、魏朗、徐稚、皇甫规等人。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到丧命于党锢之祸的陈蕃、杜密、李膺和不得已逃亡的张俭等党人，姜肱、申屠蟠、郑玄、徐稚等远离朝政的隐逸之士，张奂、皇甫规这样对战羌、匈奴的度辽将军，还有黄巾之乱中被宦官杀害的向栩。他们都是距文帝（220—226在位）选定二十四贤时，已间隔了两三代（父、祖父辈），活跃于东汉桓（146—167年在位）、灵（167—189年在位）、献（189—220年在位）时期的人士。
二十四贤由文帝选定，明帝授状。其中朱寓的“状”为（引自《圣贤群辅录》）：
司隶沛国朱寓字季陵。一名诩。右一人，访其中正无知行状者。告本郡访问耆老，识寓
云：“桓帝时遭难，无后。”材料表明，郡中正不知道朱寓的事迹，便寻找耆老来了解朱寓的情况。郡中正利用乡里信息参与制作先人“状”的现象值得关注。此外明帝还著有《海内先贤传》，比较汝南郡中正周斐编写的《汝南先贤传》和出自明帝之手的《海内先贤传》，就可以发现明帝在编写《海内先贤传》时利用了各郡中正手中先贤、耆旧的信息。可以说，文帝、明帝选定二十四贤，对之前各郡国编纂的“耆旧传”、“先贤传”和每郡选定的先贤能否得到魏王朝正式认可，均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二十四贤的选定表明这些人正是魏王朝理想的先贤形象，也会成为以后先贤认定的标准。
又《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纪》裴注引《魏名臣奏》云：
励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禄叙爵，莫关于显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复命其胤，汉室嘉江公之德，用显其世。伏见故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宗。文皇帝旌录先贤，拜玄适孙小同以为郎中，长假在家。
二十四贤之一的郑玄受到旌表，他的孙子郑小同亦被拜为郎中，获得长假在家的许可。选定二十四贤时不仅表彰先贤本人，还惠及子孙。这种做法会给当时的乡里社会带来不少影响。这或许也是人物传的主流名称在东汉时期为“耆旧传”到曹魏时却转变为“先贤传”的主要原因。例证之一就是《汝南先贤传》。虽然从现存的东汉“耆旧传”中还不能确认传中是否有编者的同族。但是，周斐的《汝南先贤传》中可以发现几篇周斐同族汝南郡安城周氏的传。这种记载汝南郡安城周氏先贤辈出的情况，可能是周斐表达自己与先贤关系的一种方式。如果《汝南先贤传》中的立传者周嘉、周畅、周业、周盤（磐）、周燮、周乘被王朝追认为先贤，安城周氏就会成为先贤辈出的“先贤之家”。
然而，想要成为中央认定的先贤，还需要向朝廷上报。晁载之《续谈助》卷4引殷芸《小说·许劭别传》云：
汝南中正周裴表称：“许劭高节遗风，与郭林宗、李元礼、庐子干、陈仲弓齐名。”《汝南耆旧传》的编者周斐任汝南郡中正时，上表称汝南郡先人许劭“高节遗风”，堪与郭林宗、李元礼、庐子干、陈仲弓等辈齐名。与二十四贤之一朱寓的情况相同，许劭的例子也表明先人的信息是通过郡中正向中央上表报告的。
这种郡中正掌握的资讯和各郡国编纂的“耆旧传”、“先贤传”向中央汇报的情况，在《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陈寿传》中有如下记载：
大同后，察孝廉，为本郡中正。益部自建武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产、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皆以博学洽闻，作巴蜀耆旧传。寿以为不足经远，乃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编。散骑常侍文立表呈其传，武帝善之。（再）为著作郎。
西晋统一天下后，时为郡中正的陈寿编纂了《益部耆旧传》。成书后，散骑常侍文立上表将这部《益部耆旧传》呈给武帝。可见，武帝知晓各地在编纂“耆旧传”、“先贤传”。而且，郡中正陈寿正因为编撰《益部耆旧传》表现出的优秀才能而被任命为著作郎，掌管史书撰写。这再次证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不仅仅是乡里社会的自矜行为。又《宋书》卷14《礼志一》载：
魏国初建，事多兼阙，故黄初三年，始奉璧朝贺。何承天云，魏元会仪无存者。即使仪注不明，魏王朝还是举行了元会。前文已述，元会时各郡国上计报告，曹魏可能也是在元会时上计汇报先贤情况。
如上所示，中央在认定先贤时，利用各郡中正编写的先人状和当时各个地方盛行编写的“耆旧传”、“先贤传”的情况更加明晰。接下来，中央对先贤的认定和管理在西晋时期出现了划时代的事件。《晋书》卷26《食货志》记载：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廕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
规定了依据官品可占田的最高限额。文中规定，依据官品高低，官员亲族的恩荫也有级差，对宗室、国宾（二王三恪，即夏商周后裔，以及东汉后裔山阳公、魏陈留王）和先贤子孙的处理也一样。这是中央明确承认先贤子孙具有特权身分的重要史料。
此外，“先贤之后”范围的界定也存在疑问。中岛敏编写、西岛定生译注的《晋书食货志译注》将文中的“先贤之后”解释为“古代圣贤的子孙，即孔子的子孙等”。然而，以《先贤传》为首，难以确定当时史书中的“先贤”指的就是孔子。权举一例说明，《晋书》卷92《文苑传·袁宏传》记载：
（袁宏）后为《东征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时伏滔先在温府，又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惮宏一时文宗，不欲令人显问。后游青山饮归，命宏同载，众为之惧。行数里，问宏云：“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
袁宏撰写的《东征赋》中罗列了诸多东晋以后有名德的人士，却没有记载当时权臣桓温的父亲桓彝，桓温对此抱有怨恨。文中桓温就称他的父辈诸人为“先贤”。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晋书·食货志》中的“先贤”指的是与当时时代相隔不远的贤者。如果以上的认知不致大误，那么《晋书·食货志》的这条材料可以说正式明确了中央对先贤的认定、管理以及先贤子孙特权身分获得的标准。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尊重乡里社会重视的先贤，地方长官在上任后立即参拜先贤坟墓，优待先贤子孙。与此同时，又基于防范地方滥立私庙、私祠引起民乱的统治需要，中央也致力于管理各个郡国的先贤。尤其是曹魏，采取了由王朝认定先贤并优待其子孙的措施。
另一方面，鉴于政府将先贤子孙也视作贤人加以优待的举措，乡里社会为了取得由中央认定的“先贤之后”的特权身分，在三国时期以后，编纂主流由“耆旧传”转为“先贤传”。从这个层面讲，乡里社会编纂“耆旧传”、“先贤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策导向的结果。
三、上计制度与《襄阳耆旧记》
东晋时期出现了与以往“耆旧传”、“先贤传”体裁完全不同的人物传。这就是因撰写《汉晋春秋》而知名的习凿齿编纂的《襄阳耆旧记》。《郡斋读书志》卷9《襄阳耆旧记》条记载：
右晋习凿齿撰。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隋《经籍志》曰《耆旧记》，
唐《艺文志》日《耆旧传》。观其书纪录丛脞，非传体也，名当从《经籍志》云。
《襄阳耆旧记》不仅记载了襄阳人物，还记有襄阳地区的山川城邑、牧守等信息。实际上，从现存《襄阳耆旧记》来看，本书不仅记载了出身襄阳的先人，还涵盖了刺史、山、陂、池子、水、城、台、坛、坟、冢、亭子、桥等内容。
下面将比较现存《襄阳耆旧记》的佚文与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异同，并从它们与上计制度的关系角度进一步深入讨论。
首先选取荆州地区编纂的以下几种“耆旧传”、“先贤传”作为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分析对象（各个传记的具体情况，即卷数、编者均依据《隋书》卷33《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和《旧唐书》卷45《经籍志》乙部史录杂传类以及《新唐书》卷58《艺文志》乙部史录杂传记类）。
1.《桂阳先贤画赞》，编者东吴左中郎张胜，内容不详。除《隋书·经籍志》记为1卷外，其它目录均记为5卷。由于本传之外还有“画赞”，多出的几卷可能是“画赞”部分。本书尚存佚文10条，立传者包括张熹、成武丁（武丁、成丁、成子）、程曾（程曾）、胡滕、苏眈、罗陵六人。
2.《桂阳先贤记》，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佚文1条。立传者1名（苏眈？）。
3.《桂阳先贤传》，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佚文6条。立传者4名（张熹、罗陵？、程桓、苏统、苏躭）。
4.《零陵先贤传》，编者不明（《五朝小说》、《说郛》记为司马彪撰，但依据不明），1卷，佚文22条。立传者刘巴、郑产、周不疑。又《太平御览》卷978菜茹·瓜条引用了《零陵仙贤传》，不知与《零陵先贤传》有何关联，立传者李融。现存《零陵先贤传》佚文中无此条内容。
5.《武陵先贤传》，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仅见《水经注》卷36、《艺文类聚》卷5、《北堂书钞》卷66、卷73中共4条佚文。可以确认的立传者有武陵汉寿人潘京（景）、王坦2人。
6.《长沙耆旧传》（或称《长沙耆旧传赞》、《长沙旧部传》），编者晋临川王郎中刘或。刘或的具体情况不明。本书书目和卷数在各个书目中均不同（《隋书》卷33：《长沙（耆）旧传赞》三卷、晋临川王郎中刘或撰。《旧唐书》卷46：《长沙旧邦传赞》三卷、刘成撰。《新唐书》卷48：刘或《长沙旧邦传赞》四卷。只是仅从现存佚文难以确认是否就是《旧唐书》、《新唐书》收录的《长沙旧邦传赞》。佚文最多的是《长沙耆旧传》，有27条，《长沙耆旧传赞》5条。此外还能确认的有《长沙旧部传》1条。
7.《荆州先贤传》，《隋书》未收录。依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编者高范，3卷。现存佚文9条，立传者有董正、庞统、罗献、马良4人。
8.《荆州先德传》，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佚文6条。立传者有庞统、吕义、费袆、罗献4人。
仅从以上八种《先贤传》、《耆旧传》的佚文来看，全都只记录先贤的事迹（如孝、廉、义、清等方面）。与此相对，《太平御览》卷492人事部“贪”条引《襄阳耆旧记》：
罗尚贪而不断，付任失所，故遂至大败。蜀人不堪其征求，数万人共连名诣太傅东海王，言
之日：“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直。富拟鲁卫，家成市廓，贪如虎狼，无复极已。”本条详细记录了评价极差的罗尚（襄阳人）的事迹。这与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立传内容有所不同。由此可知，《襄阳耆旧记》的编纂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夸耀乡里。
除此之外，《襄阳耆旧记》与其它“耆旧传”、“先贤传”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记录牧守（刺史、太守）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到牧守出任时有回避本籍的原则。也就是说，与传统“耆旧传”、“先贤传”仅记录出身于本地郡县的先贤不同，《襄阳耆旧记》还为并非襄阳出身的人物立传。《太平御览》卷465人事部“歌”条引《襄阳耆旧传》载：
襄阳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美哉明后，雋哲惟嶷，陶广乾坤，周孔是则，文武播畅，威振遐域。”
引文记录了百姓称颂襄阳太守胡烈善政的歌谣。
最后，《襄阳耆旧记》的独有特点是它还记载了山川、城邑。《三国志》卷56《吴志·朱然传》裴注引《襄阳记》记载：
祖音如租税之租。祖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粗中。
引文就襄阳郡内的“祖中”，记录了它与治所襄阳的距离以及土地的肥瘦情况等问题。又如《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条注引《襄阳耆旧传》云：“县西九里有方山，父老传云交甫所见玉女游处，北山之下曲隈是也。”可见，书中还留存有对山的相关记载。
那么为何《襄阳耆旧记》会记录传统“耆旧传”、“先贤传”中不会收录的身负不良事迹的先人、并非襄阳出身的牧守、甚至传统人物传中完全没有的山川、城邑呢？前文已经指出“耆旧传”、“先贤传”的编写与上计制度以及郡中正编纂的故人之“状”关系密切。下面想利用《晋书》卷42《王浑传》中记录的王浑关于上计的上表和郴州晋简，考察《襄阳耆旧记》的编纂问题。
《晋书》卷42《王浑传》记载：
（惠）帝尝访（王）浑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浑奏曰：“陛下钦明圣哲，光于远近，明诏冲虚，询及刍荛，斯乃周文畴咨之求，仲尼不耻下问也。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侍中读诏，计吏跪受。臣以诏文相承已久，无他新声，非陛下留心方国之意也。可令中书指宣明诏，问方土异同，贤才秀异，风俗好尚，农桑本务，刑狱得无冤滥，守长得无侵虐。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者，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指垂心四远，不复因循常辞。且察其答对文义，以观计吏人才之实。又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诸州别驾。今若不能别见，可前诣轩下，使侍中宣问，以审察方国，于事为便。”帝然之。
这是一条惠帝（290-306年在位）咨询王浑元会仪中如何询问郡国上计吏“方俗之宜”的史料。从其回答可知，王浑认为应从方土异同（不同地域的区别）、贤才秀异（各个地区的贤人）、风俗好尚（各个地域的风俗喜好）、农桑本务（农业发展的情况）、刑狱得无冤滥（刑罚情况）、守长得无侵虐（地方长官是否侵害百姓）六个方面询问上计吏。惠帝很认同，所以西晋惠帝以后，上计的报告还包括了以上6项内容。
下面联系王浑上表，再对《襄阳耆旧记》佚文和带有惠帝年号的郴州晋简加以探讨。
首先，《太平御览》卷22时序部“夏中”条引《襄阳耆旧传》：
黄穆字伯开，博学为山阳守，有德政。弟奂字仲开，为武陵太守，贪贿无形，武陵人谚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黄。
引文记载了武陵人评价汝南郡出身的武陵太守黄奂为政不如其兄黄穆的事例。这应该就是王浑上表言说的“守长得无侵虐”。
《晋书》卷90《良吏传》曰：
泰始受禅，改物君临，纂三叶之鸿基，膺百王之大宝，劳心庶绩，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屡发忧矜之诏，辞旨恳切，诲谕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当此时也，可谓农安其业，吏尽其能者欤！而帝宽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流遁忘反，寝以为常。
武帝之时，屡次“优矜之诏”，意在推进“直道正身”“抑末敦本”“农安其业”“吏尽其能”，并试图改变“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等状况。
实际上《晋书》卷3武帝纪泰始四年（268）六月条记载说：
六月丙申朔，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於戏戒哉！”
文中事无巨细地记载了郡守于地方统治中应遵循的规范。又同传武帝纪泰始四年（268）十二月条载：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日正身，二日勤百姓，三日抚孤寡，四日敦本息末，五日去人事。
武帝向地方郡国颁布“五条诏书”。可见武帝对地方统治的忧虑。非常巧合的是，在郴州晋简中也可以看到与上计有关的泰始四年（268）五条诏书相关简，而五条诏书在《文馆词林》卷691中称作《西晋武帝戒郡国上计掾史还各告守相敕》。
关于各个郡国上计吏与皇帝敕戒之间的关系，据《宋书》卷14《礼志一》引晋武帝咸宁年间（275-279）更定的“咸宁仪注”：
晋武帝世，更定元会注，今有《咸宁注》是也……《咸宁注》，先正月一日，守宫宿设王公卿校便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又宿设四厢乐及牛马帷閤于殿前……漏未尽七刻，群司乘车与百官及受贽郎下至计吏，皆入，诣陛部立。…乃召诸郡计吏前，授敕戒于阶下。
规定诸郡上计吏于元旦接受皇帝敕戒。
武帝对郡国守相异乎寻常的关注由以上事例可见一斑。这应该与王浑上表中主张应考察的“守长得无侵虐”一条相关。如上所示，王朝对各个郡国的勅戒通过上计吏下达到各地，显示出当时上计制度在对地方统治中的重要性。
但为何《襄阳耆旧记》会记载已去世的牧守呢？《三国志》卷15《魏书·贾逵传》载：
薨，谥曰肃侯。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刻石立祠。青龙中，帝东征，乘辇入逵祠，诏曰：“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勋，没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
豫州刺史贾逵死后，豫州吏民为他刻石立祠。还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明帝在青龙年间（《三国志》卷3《明帝本纪》青龙二年（234）秋七月壬寅条）东征的时候，路访吏民修建的贾逵祠堂，瞻视贾逵的石碑和造像，表彰贾逵，并向天下公布贾逵功绩，以劝将来。又有同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
甘露二年，车驾东征，屯项，复入逵祠下，诏曰：“（贾）逵没有遗爱，历世见祠。追闻风烈，朕甚嘉之。昔先帝东征，亦幸于此，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礼贤之义，或扫其坟墓，或修其门闾，所以崇敬也。其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
高贵乡公在甘露二年（257）东征时再次路经贾逵祠，命人扫除祠庙，加以修缮，可知中央事后承认了被乡里吏民视作先贤的贾逵。如此例所示，即使牧守已死，牧守及其祠堂在其任职地仍保有一定的影响力，连朝廷也无法忽视。这可能就是《襄阳耆旧记》中留存有牧守记录的主要原因。
前引郴州晋简中包含有“汉故平舆令张喜墓石虎（2-242）”、“汉故长沙大（太）守胡滕墓石虎石柱石碑（2-228）”等关于先贤坟茔情况的报告。这应该属于王浑说的“贤才秀异”。
除《襄陽耆旧记》的事例之外，《水经注》卷21引《桂阳先贤画赞》中记载：
临武张熹字季智，为平舆令。时天下大旱，熹躬祷雩，未获嘉应，乃积柴自焚。主簿侯崇，小史张化，从熹焚焉。火既燎，天灵感应，即澍雨。此熹自焚处也。
又《太平御览》卷606文部“板”条引《桂阳先贤画赞》记载：
胡滕为南阳从事，遇大驾南巡，求索揔猥。滕表曰：“天子无外，乘舆所幸，便为京师。臣请荆州刺史比司隶，臣比都官从事。”帝奇其才，悉许。大将军西曹椽亡马，召滕，因作都官鹄头板，召百官敬服。以上材料均表明两人在桂阳郡被视为先贤，同时也显示出在乡里社会中被认定的先贤之墓会作为上计内容被报告。
又如《艺文类聚》卷9水部下“陂”条引《襄阳耆旧记》云：“宜城县东北角，有熨斗陂”，记录了陂的位置。《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阳郡条引《襄阳耆旧传》：“有松子亭、下有神陂、中多鱼、人捕不可得”记录了亭和陂（“中多鱼”）的情况。这些应该是“方土异同”（或者是“方土异同”的基础材料）。关于陂中多鱼的情况在郴州晋简里有如下记载：
2-261土地生鱼龟鳖蜺（鱼荣）鰬鯄（鱼小）（鱼尾）鱖（鱼丰）
该简留有桂阳郡采集鱼种的记录。推测不误的话，这可能是陂中所捕鱼群种类的报告。此外，在另外的郴州晋简中还有如：
2-156土地生木松杨楮棐黄薪椒柟梓楑板樜桑枹
2-180土地生熊虎豹独蛇蜈蚣蟊能毒害人陆生之属
该简留存有桂阳郡水生、陆生各种动植物的记载。这使人联想到《襄阳耆旧记》里关于山川的记载。在郴州晋简里还有关于“亭”的记载：
1-26都邮南到谷驿廿五|里吏黄明士三人|主
1-74挛德亭到故佳邮六里废无居人今置迷桥驿
该简记录有亭的设置，各个邮亭间的距离、存废、人员配置等内容。而《艺文类聚》卷49职官部“鸿胪”条引《襄阳耆旧传》云：
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黎丘，与帝通梦见苏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侠神道，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
文中记录有祠、石像和山。郴州晋简里也有：
2-200桐粱溪原（源）出县翁原山
2-224逋溪原（源）出县阳山
简文中留有桂阳郡管辖下的山、河、溪流流向的记录。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要通过上计制度掌握各地山川的情况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宋书》卷17《礼志》中还有如下记载：
汉时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放效，济南尤盛。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绝。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诏曰：“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川泽，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明帝青龙元年，又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而当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故史荐而无愧词，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扇，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诏曰：“不在祀典，除之。”
从三国魏文帝黄初五年（224）、明帝青龙元年（233）以及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对山川祭祀的态度可以看出，与对各郡国先贤的管理相同，对地方山川的祭祀同样出现由中央主导的取向。这可能表明，乡里社会的山川祭祀也与先贤一样，不一定与中央认定的祭祀完全一致。
如上所述，《襄阳耆旧记》中除了记录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立传内容（贤才秀异），至少还增添了西晋时期上计报告中方土异同、风俗好尚、守长得无侵虐等内容。通过与西晋时期上计报告的内容比较，基本可以确定《襄阳耆旧记》是西晋以降，在上计对象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编纂的。
然而，在刘宋以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出现剧减的情况。《宋书》卷3武帝纪永初二年（421）条记载：
夏四月己卯朔，诏曰：“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刘裕受禅不久就废除了“惑民费财”的各种淫祀。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先贤”和“勋德”立祠者并没有被废除。也就是说，此时王朝有明确标准区分先贤祠和淫祀。
刘宋以降，中央完成对先贤的控制。与此相应，以先贤子孙的身分获取特权的途径断绝。这可能正是“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剧减的重要原因。中央对乡里社会的控制不仅停留在先贤，更延伸到山川。这可能也影响了刘宋时代以后地理书的内容。
结语
东汉以后，乡里社会出现了重视彰显先贤的风潮，中央通过上计获取地方先贤的信息，利用这些先贤实现对地方统治。从中央统治地方的角度看来，如何掌握和管理受到乡里社会认可而设立的先贤祠堂很重要。因为东汉时期各地为优秀先人设立了数量众多的私祠、私庙供乡里社会尊仰，也有为些许细小功绩和善行就立庙、立祠的倾向。这些祠庙虽是受到乡里社会重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惑坏百姓生活的淫祠。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有必要设定针对先贤祠的判断标准。中央采取了利用各个郡国的上计控制和管理郡国先贤的办法。
这种努力在东汉以后一直延续，三国时期魏文帝、明帝选定二十四贤并撰写二十四贤状，明帝编制《海内先贤传》等一连串选定先贤的政策，正是这种努力的表现。此后，中央政府对先贤的认定通过规定占田制中先贤子孙可占份额，至此，这一制度迎来划时代的变化。
另一方面，与中央政府想要稳固地方统治的意图不同，抱着提升自身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期待，乡里社会编纂“耆旧传”、“先贤传”的风潮进一步深化。中央政府出于地方统治的必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这种政策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以选定二十四贤为契机，在占田制中划时代地明确确立了先贤子孙具有的特权。因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乡里社会努力编纂“耆旧传”和“先贤传”。
新乡贤事迹材料篇4
论文关键词：冯国瑞，邢澍，张澍，表彰先贤
清代乾嘉时期是一个学术比较繁荣的时期，尤其是朴学思潮在当时激为时尚。涌现出了如顾炎武、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以及俞樾、孙诒让等学贯古今、精通六艺的大师。甘肃虽地处边陲，但秦魏汉唐间一直是一个学术繁荣、文化昌盛的地区。宋元时期虽学术有所衰退，但到了明清，甘肃学术由沉寂又变得活跃起来。出现了李梦阳、胡缵宗、赵时春、金銮、胡釴等大师，奠定了甘肃学术在全国的地位。
在乾嘉朴学兴盛、大师辈出时期，甘肃也有两位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巍然立于乾嘉大师之列。他们就是有“陇上二澍”之称的凉州张澍和阶州邢澍。邢、张二公，皆精于考据文章、金石文字，又都善诗词、能文章，著述宏富。但由于他们一生大都在外地做官，学行著述很少为人所知。诚如邓宝珊所说：“有清一代，吾甘学人以淹博著闻海内，卓然成家者，厥推凉州张介侯、阶州邢佺山二公，然介侯历任黔蜀，晚居长安；佺山宦游浙赣，投老方归。人往风微，沾被未溥，朴塞固陋，靡自开拓，士气隳薄，有由然也。”[①]
所幸，上个世纪初期，同是陇右学者的天水冯国瑞先生[①]对邢、张二公的学行及其历史地位做了深入的研究，撰写了《邢佺山先生著述考》、《邢佺山先生事迹考》两文张澍，并著《张介侯先生年谱》，《守雅堂稿辑存》刊印行世，以表彰先贤德行风范。
（一）
邢澍（1759-1823），字雨民，号佺山，阶州（甘肃武都）人，二十一岁举于乡，三十二岁成进士，三十五岁出知永康县；三十八岁，调长兴，四十九岁由长兴迁署江西饶州府知府，寻迁南安知府。五十岁，由江右归秀水寓斋，省墓归籍。六十一岁回到阶州。道光三年（1823）八月八日卒于阶州，享年六十五岁。邢澍为官期间，补修城垣，重修地志，兴建同善堂、育婴堂，重建平政桥、丰乐桥，为当地办了许多实事，为官清正廉洁、不徇私情、案无遗牍，深得百姓爱戴，有“邢青天”之誉。
邢澍“谦谨淡泊，朴学华辞，渊穆湛深。”[②]是清代陇右学术文化的奠基人和开创者，著名的朴学大师、藏书家和诗人。在金石学、文献学、方志学、姓氏学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主要著作据漆子扬先生《邢澍著述考考辨》[③]，“有文献记录的著作和手稿总计16种，曾刻印者11种，现在所能看到的仅有6种:《寰宇访碑录》、《金石文字辨异》、《长兴县志》、《守雅堂文集》、《南旋诗草》、《关右经籍考》，其余著作（《两汉希姓录》、《十三经释天》、《全秦艺文录》、《旧雨诗谭》、《金石札记》、《司马法辑本》、《尸子辑本》、《孙子辑本》、《宋会要》、《晋书辨惑》）或密而不闻，或佚而不传。”
（邢澍）“《守雅堂文集》计1卷。据《贩书偶记续编》，《文集》与《南旋诗草》合为《守雅堂集》，《清史稿·邢澎传》、张廷济《南旋诗草后序》载《守雅堂集》有刻本，张廷济《瘗鹤铭》诗注、《昭代名人尺犊小传》、《清史列传·文苑传》作《守雅堂诗文集》，但原刊本不见于世怎么写论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文集》本系未加整理的抄本，凡20篇，品类参差不一，次序乱而无类。”[④]
冯国瑞对于乡先贤邢佺山敬慕已久，且一直认为表彰先贤是“是固余小子之责也”。[⑤]又从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二十九日《大公报》第一百九十二册《图书》副刊，王重民《阅张介侯先生遗稿记》得知伯希和由西安购佺山遗稿数十种，凡八十四册，携归巴黎归家图书馆收藏。
孤本流传海外，而陇上频经兵燹，流传未知何所。乡人友人，亦无详其事者，诚可慨也！遂有搜集整理佺山著作之志。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冯国瑞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抄录了邢佺山《守雅堂文集》和《南旋诗草》两部著作，将《守雅堂文集》重新“排比次第，董理而附笺，增益若干首。《南旋诗草》也增益若干首，征引史志原传数首张澍，且编《事迹》、《著述》二考，间采和清人阮（芸台）、钱（竹汀）、孙（渊如）、洪（稚存）、张（介侯）、张（叔未）、章（实斋）、秦（小岘）、吴（兰庭）、施（希闰）、何（承燕）、吴（思亭）诸人往还酬唱之作，分编数目，曰《杂俎》，成《守雅堂稿辑存》四卷”[⑥]。民国二十七年（1938），铅印行世，列为慰景庐丛刊之二。扉页为冯国瑞题写书名。前序有五篇，分别为张鹏一、邵力子、孙蔚如、冯炳奎、温天纬所撰。后序一，为冯国瑞撰。卷一为事迹考、著述考；卷二为文集；卷三为诗集；卷四为《杂俎》。
1938年冯国瑞辑本《守雅堂稿辑存》今已不多见。现在所能见到的是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编《陇右文献丛书》之校点本《守雅堂稿辑存》。该书由漆子扬、王锷两先生校点,李鼎文先生审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依校点者，校点本《守雅堂稿辑存》对原书的序次做了调整，“卷一为《文集》，卷二为《诗集》，而将原书卷首的《序》、《传》，原书卷一的《事迹考》、《著述考》，卷四的《杂俎》列为附录一。又搜集了《清史稿·文苑传》等七篇，列为附录二。又在《文集》中补入《〈金石文字辨异〉序》一文”。[⑦]内容较原本更为翔实，且多有考证补遗，文字悉用简体，版式横排，句读清晰，便于今人阅读研究，是研究冯国瑞先生以及邢澍学行不可多得之校本，弥足可贵。
（二）
张澍（1776-1847），字伯瀹，又字寿谷、时霖，自号介侯，凉州（甘肃武威）人，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经学家，史学家。自幼聪颖过人，七岁开始从乡贤刘星武先生受学。九岁丧母。十四岁举于乡，朱石君题《续黔书》诗：“张生天下英，胸罗武库富，十四歌鹿鸣！”十九岁成进士，博闻丽藻，才气无双，一时惊以为异人。二十一岁出都赴贵州玉屏任，后又调署遵义、四川屏山、江西永新、泸溪等县，一度贵州广顺州知州，期间曾讲学兰山书院、汉南书院。晚年寓居西安整理著作。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丙戍卒于西安。终年七十二岁。《清史稿·文苑传》有传。
张澍自幼就有远大的抱负，想往成为勤政爱民、清正廉洁的良吏：“余自幼负志，耻为文人，思为吏，稍有树立，冀附于古循良后耳。”[⑧]但他的仕途很坎坷，所任多为贫山僻壤间的山城小县，其抱负难以实现，而且他性格耿介，常与上级发生争执张澍，得罪上级。因而屡不得升迁，抱负难以施展。“以子之精心，果立著书当可传，以子之直气严情，筮仕实不合。”[⑨]虽然张澍仕途上不甚称意，但是在学术方面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梁启超《近代学者之地理分布》中说:“甘肃与中原隔,文化自昔朴塞,然乾嘉间亦有第一二流之学者,曰张介侯(澍),善考证,勤辑佚,尤娴熟河西掌故”。[⑩]《甘肃人物志》谓其“博学强记,于书无所不读,精考据,为海内名家,”张澍一生著述很丰富,已刊行的有《姓氏寻源》、《姓氏辩误》、《西夏姓氏录》、《续黔书》、《蜀典》、《大足县志》、《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二酉堂丛书》、《诸葛忠武侯文集》、《凉州府志备考》等;未刊行的著作有《诗小序翼》、《元史姓氏录》、《帝王世纪》辑本、《续敦煌实录》、《鹊野诗微》、《文字指南》、《韵学一得》、《小学识别》、《叠字谱》、《天文管窥》、《消夏录》等。
张澍在姓氏学、辑佚学方面的成就最为人称道。张介侯辑佚学方面的代表作当属《二酉堂丛书》。《二酉堂丛书》，一名《张氏丛书》。《二酉堂丛书》收集了唐以前甘肃人的著作和甘肃古代地理书的辑佚本二十一种，是研究古代甘肃乃至西北历史地理的珍贵资料。鲁迅先生曾仿效张介侯辑佚之书，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书，他说:“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乱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累为一帙。”[11]张澍姓氏学方面的巨著是《姓氏五书》，此书按韵布姓,以姓氏述人事,是研究中华姓氏谱系、族源变迁的必读书。张澍在当时已名噪海内，与阮元、钱仪吉、段玉裁、王引之、郝懿行、臧在东等都有交游。但由于他后半生一直生活于西北，为官又在偏僻之地，因而其大量著作未被人注意和重视，散失殆尽怎么写论文。对于张澍的事迹，也很少有人知晓。诚如冯国瑞所说：“其治学务矜博大，于舆地、姓氏、谱牒造诣特深。以彼其才，生及盛世，获遍交当代学者，腾达京华，漫游江湖，朴学华辞，兼长并茂，巍然在乾嘉大师之列，而清代关陇学者，介侯允为大宗矣。综其平生所著述，都数十种，如干巷里中，后学至举其姓字，而或茫然，其遗书流传日渐散鲜。”[12]
冯国瑞的《张介侯先生年谱》是在他的清华同学刘盼遂的启发下写成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冯国瑞来到北平，借宿在刘盼遂宿舍中，两人闲谈中，刘盼遂出示所著《段王三先生年谱》（注：指乾嘉大师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并且谈到段王三先生与张澍有过交游，说张澍是“一代石师”，“此固一代石师，将徯于后学之表彰者。”冯国瑞听完之后，当即“瞿然而起曰：‘有是哉，是固余小子之责也。’”“辑逸之心，油然而生。”实际上，冯国瑞在西宁时，就已经“得其手校本《二酉堂丛书》，增补钩乙，颇见完善。”来到北平后，又获得张澍遗书多种，“尝欲为之重校而合刊之，以饷士林。”这年暮春，冯国瑞“山居无事”，于是“参以他籍”张澍，撰成《张介侯先生年谱》遗书，张介侯先生学行大端，略见于兹。
《张介侯先生年谱》初刊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不分卷一册，被列为慰景庐丛刊之一扉页有谢国祯题字，书首有刘盼遂和冯国瑞序。另外，《武威文史资料》第一辑收录了张志春先生的点校本《张介侯先生年谱》，对于正文部分进行了断句转载。格式改竖排转为为横排，并保存了原有的异体字和古文字。对文中所录《养素堂文集》的段落部分以原文进行了校正。
《张介侯先生年谱》详尽地著录了张澎一生的主要经历和学术成就。其中还收录了张澍部分著作的片段，如《五凉旧闻自序》、《与陆平泉前辈学使书》、《上那绎堂制军师书》《姓氏寻源自序》、《姓氏五书自序》、《姓韵自序》、《三史姓录自序》、《姓氏辩误自序》等，对于研究整理张澍著作提供了材料。尤其是收录了张澍与段玉裁、王引之、郝懿行、臧在东、钱衎石、朱香初诸人论学之作十篇,为研究张澍学术及乾嘉学术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三）
冯国瑞对于“二澍”著作的整理和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刘盼遂云：“君生与介侯同乡里，其后风遗沫之服膺者应多。则是编能得介侯之真，足以信今而昭后者又何疑焉？是亦陕甘文献一大事业也。”邵力子云：“邢佺山在乾嘉诸贤中不愧为卓然大家，岂仅为西北一隅之学者哉？仲翔所辑之著述考，可见其学术梗概，其纲罗散失之功不可没矣。”孙蔚如云：“今关西艺文诸志，佺山既辑于前，仲翔又辑存佺山之佚，陇右文化其将日进而益上，而永远弗歇益盛欤？”[13]
事实上，冯国瑞和“二澍”在学术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搜罗、整理乡贤的著作，目的都是要表彰先贤，激励后人，延续关陇学风，其中蕴藏着深厚的家乡情、爱国情。作为陇上后学小子，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冯国瑞的这种传承乡邦文化的精神，为挖掘、整理、研究、保护陇上文化遗产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①]冯国瑞（1901-1963），字仲翔，号牛翁，一号渔翁，晚年自号麦积山樵、石莲谷人、敦煌长史，有书斋，名曰“绛华楼”。甘肃天水市秦城区和平巷人。著名学者，陇上一代文宗。在金石考据、文章诗词、石窟遗存、古籍辑佚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
[①]任承允：《桐自生斋集诗文集·邓宝珊序》
[②]冯国瑞：《守雅堂稿辑存·后序》[m].漆子杨、王锷校点,李鼎文审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③]漆子扬：《邢澍著述考考辨》[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
[④]漆子扬：《邢澍著述考考辨》[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
[⑤]冯国瑞：《张介侯年谱·刘盼遂序》[m].,陇南丛书编印社铅印本，1935年
[⑥]冯国瑞：《张介侯年谱·自序》[m].陇南丛书编印社铅印本，1935年
[⑦]冯国瑞：《守雅堂稿辑存·后序》[m].漆子杨、王锷校点,李鼎文审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
[⑧]张澍：《养素堂文集·潘石生考功传》[m].兰州古籍书店，1990
[⑨]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m].陇南丛书编印社铅印本，1935年
[⑩]梁启超：《近代学者之地理分布》
[11]《鲁迅全集》第八卷《会稽郡故书杂集序》[m].
[12]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自序》[m].陇南丛书编印社铅印本，1935年
[13]注：此处所引刘盼遂、邵力子、孙蔚如的评价，系转引自冯国瑞九十诞辰学术纪念会筹备委员会主编《冯国瑞九十诞辰学术纪念会会刊》（内部资料）中胡圭如《简介冯国瑞先生表彰“二澍”的成名作》一文。
新乡贤事迹材料篇5
新华书店集团公司年终个人先进汇报材料
李漫莉同志个人先进事迹材料
李漫莉同志，女，1975年7月出生，大专文化，1992年到新华书店参加工作，先后在课本仓库、门市部上班，1995年和1999年分别担任少儿门市和城西门市网点负责人。十几年来，该同志给全店同志最深的印象是任劳任怨，能吃苦，经理室安排她下乡摆摊、下乡收款、送书上门或者是担任下伸网点的负责人，她都毫无怨言，服从安排，从不讲一点价钱，甘当螺丝钉，在年青的员工中起到了很好表率作用。
一、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李漫莉同志从到书店的第一天起，她就把对岗位的热情全都溶入了工作学习中，以加强学习来提高自身素养。她认真学习新华书店的业务知识，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高度的政治觉悟看待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在单位每年的业务练兵比赛中，她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20xx年，省集团公司组织开展了全省参与的门市营销技能知识比赛，李漫莉同志按照领导的要求参加了知识抢答赛，她在集训的十天里，天天要认真背大量的业务知识，还要抽出时间照顾自己8岁女儿，并且还有许多家务事要做，她都能从忙碌中挤出时间认真记忆，积极备战，在参加岳阳地区的比赛中，她与另外两位同志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同时代表岳阳市店参加全省的业务知识比赛。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她有一股热爱集体、讲究奉献的火热之心，有一股不断追求、努力拼搏的进取精神。
二、爱岗敬业，在工作中甘于吃苦。
作为一名代表新华书店形象的门市营业员，李漫莉同志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工作中，她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碰到困难的工作总是主动承担。在下乡摆摊和收款中，她总是主动要求到农村学校第一线去，并且经常加班加点，有时还不得不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一次，她与门市部的同志到城郊中学送书下乡，有一位老师要一本《初三语文教案》，在摆摊图书中没有这本书，李漫莉同志看到这位老师这么急迫的需要，于是她马上骑单车到书店拿到这本书，又返回到学校将书送到老师手中，老师拿到书后，兴奋地说：“你们新华书店送书下乡确确实实是关心学生和老师，是我们真正的贴心人”。李漫莉同志的工作态度，使一些与她工作的同志都更加敬业肯干，门市部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工作氛围。
三、团结同志，在生活上关心他人。
在工作上，李漫莉同志兢兢业业、不怕困难、敢于迎接各种挑战；在生活上，她团结同志、乐于助人、忘却自我；在家庭上，她教子有方、温柔贤淑。门市部有位女职工，因家庭矛盾造成上班心不在焉，她知道这一情况后，主动找她谈心，帮助她度过心理难关，使该女职工的家庭问题得以解决。今年，“买码”之风在我市蔓延，作为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她，马上向有买码倾向的部分同志做思想工作，认真分析买码的危害性，这些细小的工作使与她一起上班的同志没有一个参与“买码”，维护了单位的稳定。而她自己呢？丈夫工作忙而经常出差，且小孩年龄又小，但她毫无怨言，一如既往地理解和支持着丈夫的工作，主动承担家里的所有家务，管好孩子，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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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事迹材料篇6
关键词：清末；乡土教材；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5-0012-05
一般认为“乡土教材”是在国家相关教育制度与政策范围内，结合当地所在的实际和特点而编写的反应本乡本土实际的、用于教学的材料，它包括如乡土历史、乡土地理以及早期用于教学的乡土志书和综合性的乡土教材等。这种教学材料的选择是依照儿童生理与心理的原则，个人与社会的需要，以达到教育上比较经济的，有价值的效果[1]。“乡土教材”作为教育领域内一项特定的所指，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1905年清学部《乡土志例目》颁布之后才大规模出现的，其成长史仅有百余年时间。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乡土教材的内涵也发生着变化，有人认为它是“地方性教材”[2]、有人认为它是“社会资料”[3]、有人认为它是“补充教材”[4]，林林总总。在清末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乡土教材是如何产生的？这种特殊的教学材料具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这是笔者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清末乡土教材产生的背景
乡土教材之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清廷认可并纳入到国家学制系统以内，是清末教育改革、德日乡土教育的影响以及我国原有编撰地方志的基础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清末的教育改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被称为“清末新政”。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废除科举制。第二，实行新学制，开办新学堂。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它成为第一个清政府在全国贯彻执行的学校教育制度，新学制将我国学校教育分为四段七级，对学校体制、课程设置、学校管理都做了详细规定，这一学制对清末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三，设立近代教育管理机构，广派留学生。1905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学部”作为近代教育管理机构，1906年由学部奏定学部官制并归国子监，同时规定了学部的组织形式，至此，我国近代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正式有了完备的雏形[5]。为鼓励留学，1903年9月，清政府颁布了《奖定游学毕业生章程》。由于清政府的政策倾斜，加之国内时局动荡，20世纪初，大批知识分子，“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了故乡，挂帆而去。”[6]派遣留学生出国，对促进教育制度的改革和新式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大作用，对国外乡土教育，尤其是德日等国的乡土教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第二，德日乡土教育的影响。德国和日本的乡土教育实践对当时清政府的教育方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末新政期间的诸多改革皆参照德日进行，教育改革也不例外。自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特别是化学、物理和天文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当时德国教育在清末具有较大吸引力。德国是实施乡土教育最早的国家，德国实施乡土教育的最早官方依据始于1872年，德国教育部制定的《关于小学校及教员养成的一般规程》中明确提出：“地理之教授，应以乡土教授为开始。”[7]另外还有资料指出“乡土史教授倡于德人柴尔支门”[8]。德国的乡土教育思潮与乡土教育实践也就在这一时间段引入中国，并对清政府的教育政策产生影响。
日本乡土教育对清末乡土教育政策的影响更加明显。日本近代初等教育发端于1872年《学制令》的颁布，1900年日本政府再次修改《小学校令》，通过《新小学令施行规则》的“教则”可以看出小学历史、地理、理科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法中明显有借鉴欧美小学历史、地理、自然学科的乡土教学思想。而清政府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正是以日本明治时期《新小学令施行规则》为蓝本，以日本教育为媒介，全面引进西方教育[9]。清末学习日本教育的证明随处可见，乡土教材也不例外。大量留学日本的学生耳濡目染，感受到日本的强大，希望通过学习日本的经验富民强国，其中重要的途径就是译介日本的教科书。据统计，清末民初的汉译中小学用日本教科书（1890～1915年）达27类508种[10]，可能实际数量还不止这些，通过译介日本教材用于课堂教学，直接影响着清末的学校教育，当然这些译介的教材中也包括一些日本的乡土教材。另据1907年的《新修建昌县乡土志》记载，该县知事在总序中提到他在“丙午（1906）春遣小儿光藻游学东瀛，万里邮函，得询悉日本小学校儿童教授要法，皆从乡土入手为多”[8]，足见日本乡土教育已经影响当时清末乡土教材的编撰。清政府之所以明文规定在小学阶段加入乡土教育的内容，与借鉴模仿日本关系极大，这是中国官员、各地留日学生、出访的读书人与日本教育界人士交流之后共同作用的结果。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清末乡土教材之所以能被清政府重视，纳入清末课程内容，是与当时清政府学习德、日教育经验密不可分的。这是清末乡土教材产生的外部动因。
第三，原有地方志的基础。地方志又称方志或志书，它是全面、系统、综合记述一定地域范围的自然、社会各个方面在空间及时间上发展、变化的著作。其内容通常包括一地的建置、沿革，疆域、自然环境，资源、物产、津梁、关隘，名胜、文化、教育、民族、风俗，人物等[11]。地方志在我国历史悠久，从汉代出现图经算起，至今已2000多年。按其记述地域范围的不同，分为总志、省志（通常称通志）、府志、州志、县志、厅志、乡镇志、乡土志、边关志，或以特殊自然实体、社会事业为记述对象的山志、江河志、湖志、盐井志、书院志等。基于地方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资料性、时代性、连续性和广泛性等特征，流传至今的8000多部历代地方志和从20世纪中后期全国普遍开展编纂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地方志，为地方研究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而地方志的篇目形式多样，包括平列诸目体、纪传体、政书体、三宝体、编年体、纲目体、章节体等[12]，其中章节体是乡土志的主要形式，适用于教学。
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清末的地方志、乡土志和乡土教科书三者没有什么差别，理由其一是指导乡土教材编撰的《乡土志例目》对所谓“乡土”观念的界定，与传统方志表达的“方域”观念一脉相承；其二，乡土志因为体例和传统方志雷同；其三，从作者的背景看，相当一部分乡土教科书的编者与传统地方志和乡土志的编者属同类的地方文人，进而提出“在我们看来，乡土志也许和传统的方志没有太大差别”[8]的观点。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批驳，认为“乡土志与‘记述一地自然、社会和人文发展过程的，汇集一方基本知识和系统资料的地方百科全书’的地方志书，从编写的理论依据、目的、内容、体例、作用等都既不同宗，更不同源，不能归属于同一类。乡土志虽以‘志’名，实是乡土教科书”[13]。我们姑且不论清末乡土志、乡土教材和地方志是否一致或者存在何种差别，至少我们可以肯定，清末的乡土教材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地方志的既有成果，因此，我们认为清末乡土教材的产生源于原有地方志的基础是妥当的。
二、清末乡土教材的产生与制度化
清末大规模出现的乡土教材是在清末救亡图存的乡土教育思潮影响下，基于原有地方志的基础，吸收德、日等国乡土教材的编撰经验，以1905年清廷部颁的《乡土志例目》为直接依据编写的近代新型的小学教学用书。
1.乡土教材的初创
清末地方志中分离出作为教材的是乡土志，但是以“乡土志”的名义出现的乡土教材，其产生的具体时间颇存争议。究其原因，由于研究者对乡土教材的理解不同，导致对其产生时间的认定不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清末乡土志是当时乡土教材的一种具体形态，另外乡土教科书也是当时乡土教材的常见形态，因此有些研究者就将出现“乡土志”这一名称的时间作为乡土教材产生的时间，或者将出现“乡土教科书”这一名称的时间作为乡土教材产生的时间。例如有学者将乡土教科书和乡土志完全等同，认为“乡土志源于我国近代初等教育历史、地理、格致合科教科书的编写，……乡土志虽以“志”名，实是乡土教科书”[13]，还有些著作没有厘清地方志、乡土志和乡土教材之间的关系，将其完全对立，或者模糊处理，如《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收录了各省数量不等的乡土志、乡土地理志、乡土录，但是仅零星收录了一些乡土教材。又如《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了以乡土志、乡土调查命名的志书，而对乡土教材、乡土教科书则极少收入。如此一来，地方志、乡土志、乡土教科书、乡土教材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乡土教材到底何时产生就存在颇多争议。有研究者指出，“乡土志较早出现的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吉林《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黑龙江《宁古塔地方乡土志》、《阿勒楚喀乡土志》”[14]，然而这一时期产生的乡土志“只是应当时纂修省志的需要，收集整理并向上呈报的材料，属于普通的地方志，与后来大量出现，作为小学教材的乡土志有本质的区别”[14]。还有学者认为“首部乡土志是1898年蔡和铿编《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15]，另外还有佚名编的《泗水县乡土志》（1902年石印本）和侯鸿鉴的《锡金乡土地理》与《锡金乡土历史》（1904年成书，1906年无锡艺文斋活字本）等3种乡土志书出现在1905年以前，属于较早的乡土志。以该学者的论断来看，乡土教材最早应该归于1898年的《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了。但是就笔者目力所及，并未发现任何官方文件指定某本乡土志书或者乡土教科书为最早产生的乡土教材，因此，暂时不宜讨论这“第一本”乡土教材究竟为何。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1905年《乡土志例目》颁布实施以前就已经有非官方的用于教学的乡土教材出现了，笔者把这一段时间定义为乡土教材的初创期。
2.《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关于乡土内容的规定
1903年（光绪29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对乡土教学的内容作了详细规定，它是后来《乡土志例目》制定的依据。《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于光绪29年颁发，其中包括《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等22个章程。其中《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与小学乡土教学内容直接相关，规定“初等小学堂之教授科目凡八：一、修身，二、读经讲经，三、中国文字，四、算术，五、历史，六、地理，七、格致，八、体操。此为完全学科。视地方之情形，尚可加图画、手工之一科目或二科目。凡加授之科目，均作为随意科目”[16]。其中，历史课目中提倡乡土内容：“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16]地理课程同样强调乡土内容的教学：“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16]格致科目的课程亦强调乡土内容的学习：“惟幼龄儿童，宜由近而远，当先以乡土格致。”[16]在初等小学的5年课程内容设定上，《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将前两年的历史学习规定为“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地理内容学习规定为“将乡土之道里建置，附近之山水以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格致内容规定为“讲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凡关于日用所必须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至此，清末《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从国家课程层面确立了乡土教学内容的地位，虽未提出乡土课程单独设科，但是在历史、地理和格致内容的学习上已经给乡土内容以法定地位，这是随后《乡土志例目》制定的前提。
3.部颁《乡土志例目》与乡土教材的制度化
乡土教材制度化是从1905年开始的，其标志是清学部《乡土志例目》的颁布，至此，乡土教材的编写有了全国统一的规范。1903年（光绪29年）清政府颁发《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以此章程为纲，1905年（光绪31年）6月，清末编书局监督、翰林院候补、侍读学士黄绍箕编订的《乡土志例目》经由学务大臣上报，奏称《学务大臣奏请饬各省各属调查乡土志目片》，由光绪皇帝下旨颁发，通行全国。1905年以前，虽然教育界已经提出了加强对儿童的乡土教育，并编写出了一些乡土教材，如1904年的《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等等，但是“作为以乡土志命名的乡土教材，不会早于1905年”[14]。因此，我们将1905年作为乡土教材制度化的起始时间。
部颁《乡土志例目》（简称《例目》）是清末乡土教材编写的直接依据，也是乡土教材编写制度化的表现，1905年南洋官报第13期以及《教育世界》100号、《东方杂志》第九期、光绪《铜梁县乡土志》皆录该例目全文。《例目》主导思想是要求各地参照原有地方志书，就近编写乡土教材作为儿童启蒙之用。“惟乡土之事为耳所习闻，目所常见；准街谈巷论、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平时供儿童之嬉戏者，一经指点，皆成学问。其引入之胜之法，无逾此者。”[17]其主要依据来源于《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的要求，主要包括3个方面：“于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于格致则讲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凡关于日用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17]关于乡土志之具体内容，《例目》分门别类为15门，包括：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等，之所以规定如此之详细，其用意在“以方便各地按目考查，依列编撰，不过数月，即可成书”。为免志书草率，《例目》强调“事必求其详核，文必期于简雅。……贤守令幸勿忽视”。《例目》为清末“新政”产物，颁布施行后，全国即出现一个编纂乡土志之高潮。
从以上部颁《乡土志例目》的15部分的主要内容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对乡土教学内容的要求。与明清以来传统的方志相比，乡土志例目的内容增加了“商务”、“实业”、“人类”3个新的门类。其中“商务”记载本地对内、对外贸易状况，“实业”记载士农工商所占人口比例，“人类”记载民族内容，这些内容是对当时社会外有“列强环伺”，国内“积贫积弱”的现状的应对，是“实业救国”、“商业救国”等理念的外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乡土志例目》并非当时唯一的乡土教材编撰的指导纲要，已有学者指出：“在学制颁布之后，《乡土志例目》颁布之前，辽宁省就自行下发了编纂体例，‘国粹学会’的刘师培就编辑了《乡土志序例》，不过由于多种原因，这个序例并没有投入指导实用。”[18]广东《仁化乡土志》也提出“查报纸有《乡土范本》一书，以劝学所绅不肯购买，无从取阅”。但是不可否认，清学部颁《乡土志例目》却是当时认可度最高，全国通行的官方纲要，对清末乡土教材的编撰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民间纲要，它的颁行也是乡土教材编撰制度化的依据。
《例目》颁布之后，社会各界为响应清廷编撰乡土教材的号召，包括地方官员与文人绅士、留学生和学校教员等知识分子以及学术团体都加入到乡土教材的编撰队伍中来，各地开始兴起对乡土教材研究、编撰的热潮。1907年清末学者刘光汉就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编辑乡土志序例》，其中根据《乡土志例目》的纲目详细阐述了选编乡土志的主要内容[19]。1908年清末学者王运孚在《教育新报》上对日本学者万福直清的著作《乡土科教授法》进行了介绍，对乡土科的目的、意义和范围，以及地理、历史和理科乡土教材的取材进行了概要性的分析说明[20]。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乡土教材有：光绪32年（1906）孙长清修、刘熙春纂《兴京乡土志》；光绪33年（1907）谢恺纂修《宣化县乡土志》、裴景煦纂修《曹州府曹县乡土志》；光绪34年（1908）张世卿修，王崧、于莲纂《平度州乡土志》，潼关采访局撰《潼关乡土志稿》，翁辉东、黄人熊纂修《海阳县乡土志》等；有学者考证光绪31年至宣统3年（1905～1911）的7年内，全国共修乡土志418种，约占我国现存古旧方志总数的5%[21]，国内学者巴兆祥也对清末乡土志做了统计：“1905年至1911年间，乡土志成批编辑，约有463种，年均达66种。”[15]“国内学者王兴亮依照《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清末到民初这个时期，全国各地（台湾情况特殊，暂不统计在内）纂修的以‘乡土’命名的乡土志书有493种；依《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最新统计（福建省16种未统计在内）则为548种。”[14]以上统计仅仅是当时乡土志的数目，还有大量命名为“乡土教科书”的成果未统计在内，因此，大量成果的涌现表明当时乡土教材的编撰已经制度化、常规化。
三、清末乡土教材的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是文化的本质属性，它是人类为满足生活需要创造出来、并在传播中实现的事物的有用性，文化价值包括文化的效用价值和创造价值两个方面[22]。文化效用价值指文化事物满足某种人类需要的有用性，而文化创造价值指凝结在文化事物中的一般人类创造。此二者构成文化价值不可或缺的要素。根据这两项指标，我们认为清末乡土教材既具效用性，又具创造性，其效用性和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清末乡土教材成为乡土文化保存的重要载体
清末乡土教材对保存当时的乡土社会信息起到巨大作用。乡土教材中记载着当时的物质文化形态，原有的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被详细收录；清末乡土教材中对当时乡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亦有详尽描述；除此之外，清末乡土精神文化中的孝文化、宗族家族文化、宗教文化等，都通过乡土教材完好地保存起来，成为研究当时社会风貌、生活习俗的重要史实资料，具有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因此，清末乡土教材的兴起，为我们提供并保留了大量宝贵乡土数据，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乡土文化的方方面面，清末乡土教材成为中国乡土文化发展、变迁，乡土社会变革的忠实记录者和见证者。
2.清末乡土教材加速了乡土文化的传播
以往的地方志是少数人用以研究的典籍，大多束之高阁，未见广泛的传播，一般民众对其更是知之甚少。而清末乡土教材其诞生之初的定位就是小学教科书，用以引导儿童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进而由乡及国，爱乡到爱国。正是因为乡土教材正式纳入了学校课程体系，成为千千万万儿童必学的内容之一，因此，其影响远比之前的地方志要广泛而深远得多。而乡土教材中承载的文化要素又随着这些课本传播给平民百姓，传播到千家万户，由此，我们认为清末乡土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乡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乡土文化传播的效用价值。
3.清末乡土教材促进了新旧文化的交融
清末乡土教材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小学课本里，通过官定《乡土志例目》，使得乡土志书在内容、体例方面得到规范，其新的内容、体例、形式、目的，使之与原有地方志相区别。清末乡土教材中中西、古今文化发生着各种碰撞，例如商业、技术等内容在以前大多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而不被重视，这一时期乡土教材里开始出现传播商业知识、重视技术的趋势。清末乡土教材的编撰是“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时代产物，它与清末新式教材需求的增加、救亡图存思潮的激荡及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激发有着很大的关联”[23]，正是因为处于这一特定的时间节点上，因此，清末乡土教材中无不透露出新旧的碰撞，这种碰撞也促进了新旧文化之间的的交流与融合，这是清末乡土教材的又一效用价值。
4.清末乡土教材本身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目前流传的清末乡土教材大多是抄本、稿本，有些甚至是孤本，例如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的50种乡土志中，抄本有40种，刻本5种，铅印本4种，石印本1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国内孤本就有6种（抄本）[24]，因为流传范围有限，所以显得弥足珍贵。这一点与后来民国时期和新中国之后的乡土教材明显不同。清末乡土教材中有些抄本还有名人手跋或收藏印记，这些孤本的文化艺术价值可想而知。国内某知名旧书拍卖网站里部分乡土教材已经卖到几千甚至几万元，因为清末乡土教材是当时历史的产物，它不会再有增加，即使再影印出版，原书所具有的各种时代特征，如装订形式、纸张、墨色等也难以达到原书的模样。由此，足见清末乡土教材已经超出乡土教材作为教材本身的价值而成为一件艺术品或者收藏品了。
清末乡土教材具有较为重要的文化价值，它较早提供了乡土教材编写的模式、留下了许多详实的乡土史料，并且当时所编的部分乡土教材后来成为典范。虽然这股编撰的热潮随着清廷的戛然而止，然而却反映了清末改革期间，在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清政府积极推动教育改革的尝试，同时也在客观上保留住了乡土文化，对我国乡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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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事迹材料篇7
1．近代广东乡土教材的编写传统
晚清之际的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着剧烈的社会与政治变迁，其中就有观念上从“天下”到“国家”、“臣民”到“国民”、“专制”到“民主”的转变，这种转变迫使处于此大变局下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教育的内容以及对现代国家观念的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在这种“民族国家”和“国民”等观念意识兴起的前提下，清末为实现国民教育目标的其中一种手段就是强化乡土知识教育的举措，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关于历史科目要义就做出如下的规定：历史，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历史宜悬历代帝王统系图一幅于壁上，则不劳详说而自能记忆。一般而言，这种“养国民忠爱之本源”的乡土知识教育，其载体就是乡土教材。相对于国家统编教材而言，所谓的乡土教材关注的是乡土历史与文化，传递的是颇具地方特色的乡土知识。根据程美宝的研究，清末教育改革中，乡土教材的编纂责任是由个别学堂、教师和出版社承担的。不过，这种“国家”的“不在场”却为地方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地方文化观念言说的平台，那就是通过沟通地方与国家的关系，表达爱乡爱土爱国之情。
广东与全国一样，清末改革期间，特别是1906年至辛亥革命前，在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乡土教材编写的热潮。当时的广东乡土教材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大致根据传统方志体例编纂的“乡土志”，二是按照当时为适应教育改革而兴起的各类新式教科书的模式而编纂的“乡土教科书”，两者在形式、内容以及编纂动机上虽有所区别，但在内容以至概念和词汇的运用上却有着某种因缘关系。从反映的区域大小来看，当时的乡土教材可分省、府、县三级。如省级的有：黄佛颐编著的《广东乡土史教科书》（光绪三十二年粤城时中学校刊本）和黄晦闻编著的《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上海国学保存会印行，光绪三十四年）。府级的有：萧启冈、杨家鼐编的《学部审定嘉应新体乡土地理教科书》（启新书局，宣统二年）、《首版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和林宴琼编著的《学宪审定潮州乡土教科书》等。大量出现的是县级的乡土教材：如张报和总纂的《始兴县乡土志》（清风桥文茂印局，出版时间不详，序于光绪三十三年），雷泽普编著的《新宁乡土地理》（出版地不详，宣统元年初版），蔡鹏云编著的《最新澄海乡土格致教科书》，罗献修辑的《兴宁县乡土志》（抄本，出版时地不详），伍梅等编辑的《广宁县乡土志》等。从作者的背景看，相当一部分乡土教科书的编者与传统地方志和乡土志的编者属同类的地方文人。这股编纂乡土教材的热潮虽属昙花一现，却反映了清末地方上的读书人如何运用一套新的话语，尝试在观念上重新定位地方与国家的关系，表现出他们对新式教育的认识以及对现代国家观念的理解。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代地方文人所编撰的乡土教科书，为“国家”和“乡土”填充了编撰者认为应该填充的材料，而到了使用这些乡土教科书教育出来的一代以及他们的后辈，“国家”和“乡土”已经变成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客观存在的实体了。这种在教育中重视（或至少是提倡）乡土知识的传授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其目的更多是继承通过乡土知识教育达致爱乡爱土爱国之情的传统。然而，和过去比较，今天的中小学教育，从体制上似乎忽略了乡土历史地理知识的有效传递。
2．历史学科在当前广东地方教材体系中的地位
国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由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组成的三级课程管理体系。继校本课程开发的热潮之后，地方课程的开发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地方课程主要是根据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实际，以及地域特点设计的课程，它是不同地方对国家课程的补充，反映了地方或社区社会发展的实际对学生素质发展的基本要求。地方教材是地方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广东省中小学教材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凡是初审通过的地方教材限定在400个教学班2万名学生的范围内试验，试验一年后须送教育厅审定。地方（或乡土）教材，是相对国家统编教材而言的，它关注的重点是乡土的历史和文化。生物、地理、历史、美术等学科在课程资源的开发特别是地方教材开发中处在有利的地位。课程资源分布有明显的地域性和空间性的这一特性在乡土文化资源上体现得尤其突出。“乡土文化资源”主要指学校所在社区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方面的资源，包括乡土地理、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生产和生活经验等。乡土历史课程资源和其他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相比较，乡土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能提高教育质量，更能为教育创造无穷的空间。例如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可以更多地通过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特别是遗迹资源和口碑资源。如果将这些加以开发和利用，运用在历史教学上，是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的。因此，地方教材的编纂大都集中在文科，尤其是在历史、地理两方面。
教育部颁发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中国历史在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以外,各省、市、自治区可以自编地方乡土教材,补充教学。”这说明地方教材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是一种重要补充，必须加以重视。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编写出版的地方教材（省级）有:《广东历史》《河南历史知识》《河北乡土历史》《上海乡土历史》《南京近代乡土历史》《四川历史》《广西乡土历史》等，在培养学生爱乡土、爱民族、爱国家的感情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从“广东省2006年中小学地方教材目录”看来，全省各地市（其中，由省教育厅直接组织编写的除外）基本上都开发了自己的地方教材，成为了地方教材开发的主体。单单从科目构成特点来看现行的广东省中小学地方教材，存在着以下情况：一是大部分集中在中学非会考科目，英语、语文仅占极少数。而且英语乡土教材开发也只是集中在小学阶段；二是多以人文学科为主，理科的仅有信息技术和生物科；三是小学多以综合实践活动形式出现；四是历史地理作为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科目编写乡土教材数量最多，仅以历史为例（包括以综合实践活动出现、包含历史文化在内的乡土教材），就有26项，占总数79种中的35％以上。可见，历史在乡土教材开发中所占分量之大。
3．当代广东地方历史教材概况
笔者从“广东省2006年中小学地方教材目录”中抽出属于乡土历史或包含乡土历史的综合实践活动乡土教材,分析发现（见附表）：
从开发的主体和使用范围看，首先是地方历史教材开发的主体仍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各地级市的教研室和科研部门，个人占据极少数。处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很少有参与研发的机会，或者是在教育部门的安排下进行开发，缺乏开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第二，区县和乡镇级开发地方历史教材数量较少。从表中看来，由区县级教育部门组织开发和使用的乡土教材只有原广州市芳村区的综合乡土教材（小学使用）、珠海市香洲区的综合乡土教材《爱我珠海》、梅州市蕉岭县的乡土历史《蕉岭历史》、深圳市南山区的综合乡土教材《深圳南山区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学习卡》、佛山市顺德区的乡土历史《顺德历史》（八年级）、乡土地理《顺德地理――顺势发展、德耀中华》（初中）、广州市番禺区的乡土地理《珠江口上的明珠》（中学使用）等少数几种区县级地方教材。也就是说，从全省来看，以历史或地理为题材的地方教材开发主要集中在省级和省级以下的地级市一层。以区县一级为开发主体和使用范围的乡土历史教材开发仅有顺德和蕉岭两区县，区县乡镇乡土教材开发还有很大的潜力。
此外，继广东省教育部门组织开发和使用的地方历史教材《广东历史》后，从2007年秋季起，广东省各高中还将全面开设各类具有广东特色和学校特色的地方课程，各地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开设地方课程。其中，广东历史地理和岭南文化等内容将录入高中教材。岭南乡土教育一类教材对于发展学生的历史意识、培养爱家乡、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具有重要意义。
新乡贤事迹材料篇8
玩转“木桶理论”
别看“汤哥”外表斯斯文文，颇有几分书生模样，但做起事来可是雷厉风行、说到做到。上任四年来，他走遍了桃江2068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每一个山村旮旯，每年至少要到全县284个村远教站点上门检查一次以上。为啥他要这么拼？看看他刚上任时全县大部分基层站点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一间堆满杂物的房子、一台连开机都要几分钟的老台式电脑、一根用于电话拨号上网的网线……这就是当时远教站点建设基础薄弱的真实写照。“必须尽快升级远教设备，把站点建好！”在调研笔记上，他用力写下了上面这句话。
加强基层站点建设，首当其冲的就是解决资金问题。小到更换一个水晶头，大到配置一台新电脑，动一动都要花钱。而现实情况是桃江财政十分困难，部里多次向县财政打报告要求安排站点改造资金，但一直没有眉目。对此，汤湘贤没有选择继续向上打报告、磨嘴皮子，而是甩开步子，一口气跑遍了全县所有的村级站点。掌握了基本情况后，他按照“好、中、差”的标准对站点进行分类，给领导汇报时说明：“好的、中的可暂时不动，集中力量从差的抓起，先把短板补齐。这样做既可以节省资金投入，也避免了一刀切造成的资源浪费。”此后，他利用陪县级领导下村调研的机会，邀请财政局的领导和相关股室负责人到远教站点检查指导工作，并当场演示远教培训成果。在场的领导和财政部门的同志不仅实地体验了村级远教站点对加强党员教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了设备落后对工作的影响，当场表态争取在来年预算中优先考虑远教设备升级所需资金。别说，汤湘贤这招棋还真走对了，从2013年起，县财政每年都划拨四十多万元用于全县远教站点的运行维护。
钱的问题解决了，为用好用活这笔资金，汤湘贤在站点改造过程中也严格遵循“先补短板”的原则，精心设计了村远教站点升级四条标准：支部高度重视、场地宽敞整洁、宽带网络通畅、操作技能熟练。申报改造的站点在哪条标准上不达标，就先自行加强建设，只有全部达标才予以审核通过。2014年，大栗港镇田家村支委班子因班子涣散改选，新上任的班子决定加强党员教育培训，提高班子的战斗力，便积极申报远教站点升级。汤湘贤在审核时了解到该村活动场所宽敞整洁、光纤已入村、新任支委中有会用电脑的，符合改造要求，立即带着技术人员上门安装设备。由于把严了资金出口关，桃江县的远教站点改造才得以齐头并进，全面夯实了基础。
活用“拿来主义”
随着现代信息传播渠道的不断拓宽，汤湘贤意识到单靠一网一站组织集中播放已经满足不了党员群众的学习需求了，于是就琢磨怎么才能将不同媒介的分众传播经验为我所用，开创远程教育全覆盖、立体化宣教的新局面。
理念的创新还需要实践的推动和检验。为了进一步抓好党员教育这项常规工作，汤湘贤在本地公众信息网上开辟了党员教育专栏，在电视台制作了党员教育专题节目，在全县党政机关党员中推广《共产党员》微信、党员教育app客户端，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现在通过电脑或手机都能学习到最新的政策理论和党课知识，真是太方便了。”基层党员对这些新手段的肯定既让汤湘贤感到高兴，又让他陷入了新的思考。目前探索出的这几种宣传教育方式，是需要互联网、有线网络和智能手机支持的，虽然对县城和部分中心村镇党员来说效果较好，但对不通光纤和有线电视、移动通讯信号不稳定、智能手机普及率不高以及没有上网习惯的广大农村党员来说，这些教育方式往往还行不通。“看来自己一直都只注重从新兴媒体‘拿来’经验，而忽视了传统媒体在农村的天然优势。”想到这儿，汤湘贤决定借助县里已完成的“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继续扩大远教影响力。他协调桃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了《党建先锋》栏目，将党建动态、解读、党员故事等内容巧妙安排其中，利用农村广播网滚动播放，同时县城网、无线网也同步播放，让农村党员能及时了解党的政策和中央精神，并通过聆听身边的优秀党员事迹接受教育。
又到夕阳西下，农家院里升起袅袅炊烟，农民纷纷下田回家。汤湘贤戴着草帽、拎着公文包，缓步走在马迹塘镇罗家洲村的乡村小道上。为了解“远教+广播”的教育效果，他经常在这个时间下乡进村，与农民党员群众促膝长谈，听取反馈。今天他就走进了罗家洲村老党员陈国兴的家里，见老陈正在自家的晒谷坪里眯着眼睛听村头大喇叭的节目，便坐拢过去，递上一支烟，一起听广播里正放的党员故事。烟抽完了，节目也结束了，广播里响起了轻快的音乐。利用这机会，他赶紧与老陈搭话，询问播放的内容怎么样。老陈笑笑说：“这大喇叭多少年俺都不在意了，可自打里面开始播远教节目，俺这还越听越上瘾了呢。要说小汤，你可给俺们这些老人捡回了‘好玩意儿’。”
扇动“蝴蝶效应”
“远程教育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汤湘贤认为要让远程教育在基层切实发挥作用，就必须充分整合资源，不断拓展平台的服务功能，哪怕只是在一个点上取得突破，也能够产生撬动全局的强大助力。
2014年2月，春节刚过不久，凛冽的寒风还有些刺脸。武潭镇石桥村年近九旬的老人夏国南找到该村支部书记莫立华，要求申报低保。按以往的办事流程，老人要从村里到二十公里外的镇民政办来回跑两趟。但现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因为年前汤湘贤就带队来到石桥村，指导该村建好了党员教育多功能系统。只见该村站点操作员迅速通过QQ与镇民政专干小刘联系上，问清所需的材料，并请小刘将申报表格传过来直接打印，然后按程序备齐一应手续，再把相关材料传回给镇民政办。本来要两三天才能走完的工作流程，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办结了。夏国南老人激动地说：“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然我这老胳膊老腿儿的可真经不起折腾了。”村支书莫立华笑着说：“您要谢就谢县里的汤主任吧，要不是他年前加班赶工给咱村上系统，您这个事也办不了这么顺利。”“汤主任？你是说那个小汤吧？我知道他。年前他来咱们村还到我家去了一趟，问我大喇叭里现在放的这些东西听得还满意不。”“那您是咋说的，满意吗？”“我有啥不满意的。我不仅满意大喇叭，更满意小汤这个好干部！”
平时在工作中，汤湘贤像这样通过创新服务方式、丰富服务手段来赢得群众满意的例子还有很多。他总能针对具体细节提出好点子，从而以点带面，促动远程教育工作全面提效。下乡走访时，他发现升级后的村远教站点虽然硬件设备堪称“豪华”，但教育形式单一、设备利用率不高、学用效果不佳的问题依然存在。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买来计算机方面的各类书籍钻研学习，还经常与专业技术人员一起探讨。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设计，他提出了“一平台、多用途，小系统、大服务”的理念，探索建立集电子村务、会议直播、远程交流、网上培训和文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党员教育多功能系统，在充分提升党员教育效果的同时，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这个多功能系统开通的当年就获得了益阳市“组织工作实践创新奖”，并得到上级组织部门的高度肯定。
新乡贤事迹材料篇9
灾难总是不期而至。
2005年11月26日早上8时49分，江西九江瑞昌等地发生5．7级地震，震感波及临近的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当地震的警报拉响时，人们还没来得及抚平1998年那场肆虐的洪水带来的创伤。
恐慌不久便被遗忘，而苦难却穿越漫长的时空，持续地发酵。
2007年的春天，时隔地震一年半，记者前往九江瑞昌，线索是手中一份厚厚的赈灾材料。
远离震中的“灾情”
2005年的九江地震，震中位于九江县、瑞昌市交界处的九江县新塘乡四华村，重灾区集中在九江的新塘、港口、城子等乡镇，以及瑞昌城区周围如赛湖农场一带。
瑞昌市肇陈镇，这个紧邻湖北、同样受灾但并非重灾区的小镇成为记者实地采访的第一站。因为地处偏远，从九江市到肇陈没有直达车，需先从九江市乘车到达其辖区内的瑞昌市(途径地震重灾区九江县港口镇及赛湖等地)，这段路程并不远，不过半个多小时，但从瑞昌市里到肇陈镇需搭乘小巴士，近两个小时的车程。
横路村，离肇陈镇上大约只有10分钟的步行路程。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村里很寂静，有些萧条，也不大看得出地震留下的痕迹。只是，村里那些尚未完全拆除的废弃民房，让人有些不解。
柯福祥是横路村村民，40岁光景，‘腿稍稍有点瘸，据说是当年坚持为母亲遭受不公待遇讨要说法，遭受打击报复所致一这段往事让他在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记者来到柯福祥家中时，正巧碰上他务农返回。还未坐定，柯福祥便转身进房去找有关赈灾的材料。过了半晌，他才回到堂屋。
“我收集的材料全被搜走了，”他说，“大概是村干部搞的，前段时间他们隔三岔五就来我家一趟。”
这时，附近村民听闻有记者到来，陆续来到柯家，挤在堂屋里，讲各自在赈灾中所遭遇的情形。
众所周知，九江地震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大力支援，仅中央财政就先后投入3亿元帮助九江进行灾后重建，此外又有大量本省、外省及民间筹集的援助资金和物资――按照惯例(九江政府地震后所下发的相关文件对此有相关说明)，上述各级专项拨款以及社会援助资金，重点应当用于灾民房屋的重建和加固。
2006年春，当人们逐渐从地震带来的恐慌中走出的时候，也开始意识到灾款发放中的问题。
“我们发现，有些没有拆房屋、或者拆别人房屋、或者一户多幢的人家，得到了1.1万元的一类补助，有的一幢多户的人家，户户都得到了补助，甚至有些已经迁到城里多年的人家，居然也得了一类补助的指标。”一名张姓村民说着，递给记者一份《致地震灾区群众的公开信》。
这封由九江市“11．26”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指挥部于2006年1月7日发出的公开信，对资金补助的对象(以及原则、标准和管理办法)作了明确表述：在此次地震中的房屋受灾实际倒房户和经专家复评鉴定需拆除重建的受灾户(一类标准，1.1万元)；经专家认定房屋需先加固后入住户(二类标准，1500元)；以及维修人住的城镇低保户、农村特困户和农村分散供养五保户(三类标准，500元)。
自然，张姓村民所列举的多种情形都不应当在补助之列。按照规定，假如一户有多幢房屋，经专家鉴定均需拆除重建的，只能确认其中一幢；仅仅需要拆除旧房，而新房不需要拆除的，一律不给予补助；而那些在城、乡同时拥有住房，农村房屋需要拆除的，不能享受补助；而同一幢房屋，有多户共住的情况，以2005年11月25日前含当日)办理分户手续为凭，独幢农民私宅已分户的，一幢房屋仅按一户进行补助……至于拆别人房屋却得到补偿的情况，则纯属造假行为。
横路村村民则直接将矛头指向村支书柯亨社：“他把救灾款当人情款，在市区建有新房的，通知他回家给一个一类指标，平时关系好点的，‘适当’安排指标，对他有意见的，就是不给。”
在很多地方，一些本来应当得到补助的受灾户，由于无关系、弱势力、或者交不出一笔数额不少的莫名其妙的“押金”，而分毫未得或者由一类补助降级为二类补助――如此错位情形，并非零星有之，从记者了解的情形看来，有些地方竟高达半数以上。
此外，还存在一种情形，比方村干部表态说，某某，你家的房屋可以拆掉重建，结果人家确实就拆了，但拆完了，或者拆掉一半之后，却迟迟拿不到补偿，结果得不偿失――这也难怪会有那些座半拆不拆的房屋废弃在村里。
众人满腹疑问，于是，柯赐福等人开始收集材料，由众乡邻凑了几千元费用，请村里外出在北京务工的柯和平作为代表上访求诉。
针对村民的上访，一种解释是“受灾户补助具体内容是由参与复评鉴定的专家决定的，与政府关系不大”。老百姓认为，政府官员不过是推卸责任，所谓“专家鉴定”，不过是个幌子。
村民回忆说，“11・26”地震发生时，瑞昌市临时从各局抽调了几百号人分赴几百个行政村查看房屋震损情况，专家们上午10点后才到肇陈，下午4点前要赶回瑞昌汇报，除掉午饭时间，实际工作不到4小时，几百栋怎么看得过来?更何况当时不少村民在外生产，大门紧锁。“登记本在村支书柯亨社手中，登记为哪一类全凭他手下情。”一名目击人说。
不管怎样，这提醒了村民：如果拿到专家复评鉴定的记录，不就是真凭实据吗?
实际上，在《致灾区群众的公开信》中，相关原则已明确，补助“按照个人申请、乡村审查、张榜公布、群众评议、复核确认、监督发放、县级备案的程序”进行。只是，灾区房屋的重建和修复工作，与政府公文中确立的各项原则有所背离：没有张榜公布，没有群众评议，没有保障村民最基本的知情权。
于是，为了取证，肇陈镇横路村几名村民想了不少法子，才找到本该公之于众的《房屋质量受损情况专家复查鉴定表》――在这份多达7页的名单中，该村共有98户在列，但正如村民们怀疑的，有近半数的农户之前所得房屋补助与《鉴定表》登记不符，而其中大多数情形是被列为(房屋拆除重建的)一类补助对象却分文未得，少数几户属于被登记为“一类”实际只得“二类”。
“第二天，我们敲锣打鼓把《鉴定表》的情况向村民公布了。大家都感觉受了欺骗，当时就自发地去了镇政府，想讨个说法。”曾积极参与取证的柯赐福说。
然而事态并未因此有什么进展，直到2007年3月，国家审计署审查组进驻瑞昌。
都是上访惹的祸?
20多名中央审计署官员的到来，让瑞昌的空气变得分外凝重，这在当地是口口相传的大事件。
审查组是进行例行的赈灾款审核?或者另有其因?为何时间停留如此之长?不管
他们所来初衷为何，其间群众“络绎不绝”前往其下榻酒店反映问题的“盛况”已足以令人震惊。
记者到达九江采访时，已是5月下旬，那时审计组尚未离开。凑巧的是，记者所采访的瑞昌乐园乡群众，恰好在不久前受到审计署官员问询――各种迹象表明，乐园乡的灾后重建情况尤为受到关注。
一名知情的当地老者，向记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中央审计署到乐园乡调查的情形。“他们先到银行查账目，然后到民政所询问所长陈孝洪，核实有多少户补助由本人签字领取，又有多少户补助是由他人代领。”他说，“这些情况搞清楚后，他们再到村民那里了解情况，柯善发他们都被询问了。”
这名老者所说的柯善发，是乐园乡南庄村村民，当记者到达瑞昌时，他和其余两名村民已被当地市政府部门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为由拘留。为此，记者向柯善发的妻子及乡邻了解了相关情况。
与肇陈镇情形相似，地震后不久，乐园乡村民便发现灾后重建疑云重重。村民们多次向政府反映情况，但并不奏效。为了真正扳倒那几个村民眼中的“作奸犯科之徒”，柯善发等数名村民便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搜集证据。
2006年底，柯善发等人认为“取证”工作基本结束，便于12月24日第一次前往南昌上访。
2007年3月27日，便发生了后来“授人以柄”的“聚众冲击国家机关”事件――当天，乐园乡几十名村民到乡政府就赈灾等事情讨要说法，后来双方发生冲突。2007年5月由瑞昌市司法局编发并在全县范围内散发的《法制宣传材料》称：“此次事件造成乡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迫取消，乡政府日常工作无法进行，财务被毁损失严重。”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发生性质如此“恶劣”的事件，当天乃至其后一个月内并无相关人员遭到拘捕。
2007年5月8日，柯善发等7名村民再次前往南昌上访。5月9日，瑞昌市有关政府部门派车将他们从南昌截回，并将柯善发等3人扣押。据柯善发妻子说，丈夫随身携带的村民们耗时数月搜集而来的各种材料、证据也随之“失踪”。
记者即将离开九江时，接到柯善发之子打来的电话，告知他父亲等几人因“3・27事件”被正式的消息。随后柯善发之子将一份长达27页的《中共瑞昌市乐园乡南庄村党员及村民自发户“联名请愿控诉书”》交给了记者，他说，被告的所作所为在这份《控诉书》上基本都有记录。
根据这份材料，记者了解到：原乐园乡民政所所长、扶贫办主任兼会计陈孝洪以及原南庄村党支部书记柯贤财等人，是南庄村民的主要控诉对象。
激起民愤的事由，不仅涉及贪污或变相贪污巨额(76万元)省定财政重点村扶贫开发项目资金、国家老区建设扶贫资金和物资、军烈属五保户资金，更有暗箱操作拍卖集体所有林场、开办村级“储金会”、公费请客贿赂各村民小组组长等等……不过，引得民怨沸腾的导火索仍是地震灾后重建资金黑洞。这并不难理解，巨额赈灾款的去向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着、且涉及家家户户的事情。
有关赈灾款中显现的问题，乐园乡与瑞昌其它乡镇如肇陈等地很相似，大体是乡、村干部涉嫌利用职权大肆编造名册，为自己以及亲友谋取私利，而困难户及弱势群体利益则受到极大损害。
“不仅如此，乡、村干部还采用假报、冒报等严重违法的手段谋取利益。比如，名单上列有南庄村第14村民小组陈孝组、陈洪，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两个人。”知情人说，“还有，南庄村第8、第16、第17村民小组，专家没去复评鉴定，更没有搞什么群众民主评议，但这些小组重建一类户还不少，如南庄村第17村民小组共8户村民就有7户是重建户，为什么直到2006年5月该组村民还没有被通知搞房屋重建呢?”
“村民因为积怨至深，还打了陈孝洪，特别是在南庄村、高塘村、南北港村。南庄村党支部书记柯贤财、村长陈小民都被灾民打了，村部门也被砸了，村干部都怕上班高塘村党支部书记汪红梅也被灾民打了'甚至有的灾民拿着刀要杀她；南北港村党支部书记柯愈平，由于贪欲不公，被一灾民砍伤住院一月有余……”
赈灾款背后的故事
地震灾后重建，重点落在受灾民居上此外则是遭毁损的学校、医院、敬老院等公共设施。
如乐园乡，获得敬老院重建专项资金约60万元，但不出意料的是，敬老院的重建也遭来重重质疑。“一些没有进敬老院的孤寡老人，甚至孤儿的重建房屋补助都被强行划拨到敬老院资金里。比如南庄村第10组孤寡老人柯开德和第14组陈洪足都属于这种情况。”知情人说，全乡这样的例子很多。
据了解，敬老院重建工程并没有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进行，工程最后由上文所述遭到村民集体控诉的关键人物、原乐园乡民政所所长陈孝洪的妻弟柯贤财和妻姐夫陈洪灯共同承包―柯贤财即南庄村的党支部书记，而陈洪灯不仅是陈孝洪的妻姐夫，也是陈孝洪同一个自然村的族弟，可见这其中裙带关系之复杂。
记者了解到，陈孝洪是南庄村人，自上世纪80年代末始，他曾担任南庄村村长。在担任南庄村村长期间，陈孝洪曾经伙同当时的南庄村党支部书记柯昌珠挪用国家粮食订金数万元，合伙开自营店。东窗事发，但不知何故，并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只遭到党内“记大过”处分。然而，这次事故并未阻断陈孝洪的仕途，他后来又接任乐园乡民政所所长，老建办、扶贫办主任兼会计，同时兼任乐园乡政府会计……
“前段时间，天天有干部到我家里来。瑞昌市的领导也来找了我好几次。”柯福祥说。
“自从审计署的人来瑞昌之后，就不断有人来找我，”柯福祥说，“今年5月初，还有人向我承诺，假如我不再向上级告发地震赈灾款一事，就让我插手村里财政清理工作，还说如果发现账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向上级告发。”柯福祥说完，又指着桌上的一大叠账目表，问记者要不要也拿一份。
新乡贤事迹材料篇10
一、王f文化形成期（1414～1488）
以明永乐十二年（1414）六月王f出生时口碑资料《一品官就行了》为起点，至弘治元年（1488）五月南京吏部主事夏崇文最后“荐起”，由王f建立的卓越功勋、荣获的朝野盛誉、辞官后朝臣荐起及口碑资料等，形成王f文化的坚实基础。
（一）诞生之日传神奇
各民族群众世代传承的口碑资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至今“活着的历史”，甘肃、江淮等地流传的30多篇王尚书故事及古籍记载，可补志书之不足。
1.生长故事
王f生于永乐十二年（1414）六月三十日，据民间故事《一品官就行了》记载，河州卫官员奉命到大夏河畔“接官”，却迎接了磨房出生的王f。与此相关的还有《老鼠打洞出了王尚书》等。反映王f青少年时代非凡经历的有《镇边楼的蜘蛛》《金龙戏树》《土地爷背土》《佛爷抬脚》《文曲星值日》《两盏灯笼》《河里捞金》等。王f文化起始之日，是据其诞生时的口碑资料确定的。
2.廉政故事
王f嫉恶如仇、清正廉洁，设法为家乡办好事，如《铁笏板打马顺》《夹马鞍》《搛眼睛》《驮砖瓦》《转炒面》《免皇粮》《免十年粮赋》等；江淮民谚“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抚”，故事“王都堂不较单指挥，不念旧恶”及“王都宪上闻杨孝子”、“相公忧国忧民”、“立生祠祀”都是关于王f廉政的记录等。
3.民俗传说
王f已融化在各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习俗和山水风物之中，如《仁义巷》《八抬大轿》《平轮大磨》《皇宫瓦房》《砖雕是王尚书留下的》《彩绘棺材》《大柳树巷的大柳树》《九子珍珠红》《挡马滩》《砚台山》《早晨迎亲》《“直毛烟”》等故事。清人歌咏“淮南祠享千秋祀”“山水之间戆已闻”可说是真实描述。
（二）奏章诗文抒胸怀
1.奏章献策
王f报国忧民，奏章“百十上”，《明实录》载奏疏55篇，在朝政、军事等诸多领域富有建树。如巡抚江淮折：“徐州广运仓粮发赈饥民，计不及三月而尽。”乞将内外问刑衙门犯笞杖、徙流、杂犯、死罪如例，纳米赎罪，救民于水火。实施后赈灾效果显著。
2.铭文意远
庄毅公一生撰写文章、碑铭数百篇，遗作《祖茔诰敕碑阴跋》《重修通明阁记》《蒋斌墓志铭》等，立意高远，具有多方面研究价值。
3.以诗言志
庄毅公著有《戆庵集》《休庵集》诗文集，其中“添成忧国泪，滴碎为民心”“盛世华夷归一统，未应藉此限西藩”“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五尺有何妨”等名句深入人心，特别是“堤边杨柳郁如林，日日南风送好音。长养屡消三伏暑，咏歌曾入五弦琴”诗句首赞河州花儿，受到花儿学术界重视。
（三）奇勋懋绩载典藉
记载皇帝重要活动的朝廷大典《明实录》是研究明史的经典，在代宗、英宗、宪宗、孝宗等卷中，记述王f功业勋绩近百处。
1.朝廷除奸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二十三日，主战派劾王振误国，锦衣卫指挥马顺喝令“退下”！王f挺身揪顺发、咬其面，率群臣捶死马顺、后又捶死内宫毛贵、王长随等。九月六日，于谦、王f等拥立J王登基，年号“景泰”，史称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2.守卫京城
十月九日，也先挟持太上皇侵犯京都，景帝命王f协同都督王通督守京城九门。十三日，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往毛福寿、高礼处提督军务。十五日夜，也先逃走。帝命督战孙镗、范广等将军追击。十一月，镇守居庸关，劾不称职将帅，修缮城垣等。
3.总督巡抚
景泰元年（1450）十一月，王f总督漕运，巡查河道，整顿吏治。二年（1451）十月，敕谕兼巡抚淮安、扬州、庐州（今安徽合肥）三府并徐、和（今安徽和县）二州。三年（1452）八月，命兼巡抚直隶凤阳府并滁州，仍兼理两淮盐课。劾监察御史王珉奸淫。江淮大灾，擅开广运仓赈济，活民数百万，升为左副都御史。
4.参赞军务
天顺元年（1457）二月，左迁王f为浙江布政司参政，后“编管江夏”“礼送还家”。五年（1461）九月，西北鞑靼太师孛来率部侵凉州、袭庄浪（今甘肃永登一带）、兰州，官兵连败。起王f为左副都御史参赞军务，六年（1462）正月，同副兵冯宗击退孛来于红崖子川，西北报捷。后留守兰州，恢复生产，为丝绸之路发展作出贡献。
5.再抚江淮
天顺七年（1463）三月，命王f再督漕运，仍兼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并徐、滁、和等地。
6.兵部尚书
天顺八年（1464）八月，f升兵部尚书。成化元年（1465）正月，广东、广西动乱不宁，力荐浙江参政韩雍智勇过人，率兵征讨，成功凯还。四月，王f荐翰林院修撰岳正、礼科都给事中张宁，受挫，王f“以病”多次辞官归家。
7.群臣荐起
成化二年（1466）后，朝野“荐章百十上”。检查御史杨琅、刑部员外郎彭韶、监察御史吴远、巡按陕西监察御史胡深言、监察御史谢文祥、刑科给事中赵艮、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王哲、都察院经历李晟、理学家邹智、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汤鼐、巡按直隶御史姜洪及弘治元年南京吏部主事夏崇文等，乞召用致仕兵部尚书王f。
（四）河州故里树碑坊
1.敕文碑刻
景泰元年（1450）三月，景帝敕文褒嘉王f“详明勤慎，用举厥官”，并赠其父母。三年（1452）十二月，景帝诰王f“进尔阶中宪大夫”，并赠其父母。成化元年（1465）三月，帝钦赐兵部尚书王f诰命：嘉奖慎边防、却虏寇、总理漕运、巡抚淮徐，特进尔阶通议大夫。
2.建立牌坊
正统四年（1439），河州城内先后建“乡会经元坊”、“进士坊”、“都谏坊”、“都宪坊”等。天顺八年（1464），河州城内又建“大司马坊”。
（四）朝野名人评至嘉
明初“三大才子”中解缙《解学士文集》、名人刘定之《否泰录》等著作多角度评述了王f。
1.出生名门
解缙述其族为元“万户”，赞其祖父：“翁巧于治军而拙于治生，巧于取善而拙于取名，巧于顺时而拙于趋时。诚拙欤，亦大巧若拙者欤！”
2.朝臣赞美
王f誉满朝野，翰林学士、礼部左侍郎刘定之《休庵歌》曰：“王公庵居昔名蓿拉摧奸臣九天上。”翰林院学士、礼部侍郎薛u《戆庵记》载：“公即戎服鞭马赴军，号令区画，咸适机宜。部伍行阵，应时整肃。将帅协谋，士卒思奋。乃出奇折额森（也先）之锋，而夺其气。逮既奔北，因驱逐尽境而还。京师既解严，而远迩遂以宁谧。夫以公之聪敏机辨过人百千等，而有为之才著于朝廷，著于军旅者，卓卓如此。”韩雍《与大司马王公度书》载：“固已轰轰烈烈，高出一世矣。”
1.史志流芳
杨宏、谢纯《漕运通志》评：“景泰二年以左（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天顺八年复莅政，时徐州大饥，f乃开仓赈济，有汲黯之风。”明吏部尚书、大学士刘《扬州府重建养济院》曰：“至以忠义自许，以苍生为念，侃侃焉特立不阿，不待启之而仁以行，不俟激之而仁以著，陕右王君公度一人而已。”“督理漕运，大得江淮之心，及其既去，人心若失慈母；即今起，人心若得慈母。君何以得此于人哉？亦惟以仁而已矣。”明学家罗伦将“今之君子，若尚书王君公度”，首选为孔子、孟子未见的“至大至刚”者。
二、王f文化辉煌期（1488～1659）
从弘治元年王f逝世至崇祯十六年（1488～1659）陈子龙等选辑《明经史文编》。以朝廷修建墓园、祠堂，诸多名臣名人撰文立传、桑梓父老建牌坊等，掀起了传承、弘扬王f文化的第一次高潮。
（一）朝廷钦差修墓祠
1.钦差营葬
弘治元年（1488）十二月三日，王f病故。朝廷评价：“f刚毅明断，临事勇于必为，未尝择利害为趋舍，故累见沮抑。而人惟恐其不用，然用之不合即去。其守正不阿，夷险一节。一时论大臣如f者，盖无几矣。”并派进士蒋J到河州营葬，建墓丘、享堂，镌刻御制诰敕及神道碑铭，甬道立翁仲、马、虎、羊、华表等石雕。嘉靖十年（1531），奉诏修缮，编夫看守。二十年（1541），钦奉朝命，谕祭荣禄大夫庄毅公曰：“惟公才兼文武，志秉忠公，百世之士，万夫之雄。”翰林院奉旨撰文，令所在官司春秋祭祀。
2.专祠祭祀
弘治二年（1489）五月，孝宗遣陕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参议高弼到墓园谕祭，并在城内文庙西侧乡贤祠供“神位”。十二年（1499），奉敕立祠堂。正德十年（1515），三边总戎，后为内阁首辅杨一清“以尚书王f大孝孤忠、元勋芳节著于天下，奏立神像、竖碑。”次年赠太子少保，谥庄毅。十五年（1520年）六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潘仿等谒庄毅祠，与河州知州朱纬等扩建。
3.再立牌坊
庄毅墓祠附近先后建“庄毅公坊”“当代名臣坊”等牌坊，为其子王经、王纯建“青云接武坊”“孝行坊”等。
4.朝臣悼念
馆阁元老著祭文、挽诗等数十篇纪念，振聋发聩。大学士丘F《王公像赞》：“在汉为汲长孺，在宋为包希仁。居廊庙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昔闻其语，今见其人。”《制修荣禄大夫兵部尚书王公神道碑记》：“烈烈王公，百世之士。”“雄名大义，盖于天下。”“天为国家，生此伟人。”礼部尚书倪岳《兵部尚书王公言行录》：“一时安危，万目视公。”“万世之名，一日之厄。失短获长，公亦何责。穹祠显号，报祀无穷。西湖之畔，岳庙攸同。”四川按察使马应龙《重修庄毅公祠堂记》：“河岳精英，纲常指南。曾障狂澜，曾立f。如斗烨烨，如山岩岩。千古人豪，百世衡鉴。”
（二）先贤缅怀刻诗集
1.大家述评
文史大家颂扬诗文绵延流传，“三大才子”中杨慎《廿一史弹词・明纪弹词》曰：“脔王山，勐硭常金玉空迎。”“亟赈饥，辍尚膳，恩待臣民。”“前七子”中李梦阳《空同集・忆昔六首》：“王f犯阙虽愚戆，舍命临危亦丈夫。”文学家、翰林院修撰康海、王九思《康对山集・碑》文：“王公居家，不妄通宾客。文学家王九思曰：‘王公振古之英，社稷之臣也’”，“后七子”中王世贞《m州续稿・文部》记述给事中王f直前擒马顺曰：“此正所谓翼虎者，今日犹敢尔！众争捶之，立死”。
2.名人褒奖
名人好评如潮，影响深远。文史学家袁曰：“王公之忠烈，不亦足多哉！今世称奇男子，必以公度为首云。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尹直评王公度“以刚简质直得誉”。史学家徐学聚曰：“巡抚都御使王f发广运仓赈济，全活二百二十九万余人。”
3.集刻印
山阴成质夫巡按“以为关中山岳之气，乃笃生于公”，印行王f《戆庵集》；巡按御士、对霍李君付知甘肃名宦陈范：王公自著《休庵集》，读之可使人兴起意志，立懦弱而廉顽。陈遂刻印《休庵集》。
4.史志记载
嘉靖二十一年（1542），朱怀干、盛义撰《淮扬志》，多处载王f事迹；四十二年（1563），郡人吴祯编撰、知州刘卓校刊《河州志》记王f事迹、诗文甚详。
（三）文史传记享美誉
在目前见到的名人著述中，有60多篇王f传记，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如礼部侍郎、理学大师薛u《敬轩文集》，吏部左侍郎叶盛《水东日记》，徐v编《皇明名臣琬琰录・杨廉言行录》，刑部尚书郑晓《尚书王庄毅公》，文史家邓球《皇明泳化类编列传》，兵部郎中、藏书家项笃寿《今献备考》，工部尚书、太傅柱国雷礼《国朝列卿》，兵部右侍郎萧彦《掖垣人鉴》，理学家、文学家邓元锡《皇明书》，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文史学家李贽《续藏书》，王圻、王思义《三才图绘》，户部郎中、藏书家张萱《西园闻见录》，兵部主事、理学家汪国楠《皇明名臣言行录新编》，文史学家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史学家过庭训《明分省人物考》，文史家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记》，工部尚书刘廷元《明名臣言行略》，史学家徐学聚《国朝典汇》，史学家尹守衡《明史窃列传》，藏书家傅维麟《明书》等。
三、王f文化传扬期（1658～1850）
清顺治十五年（1658）史学家谷应泰刻印《明史纪事本末》，至道光三十年（1850）名人张和辑《乡贤逸诗》。在康乾盛世中重建王f祠堂、牌坊，王f进入国家诸多大典及各地方志，流芳于名人的论著中，王f文化的传承、弘扬进入第二次高潮。
（一）故里重建祠牌坊
康熙八年（1669），监收厅黄绶重建庄毅祠，并勒碑。四十五年（1706），知州王全臣迁庄毅公祠于文昌观（今凤林路北），祠堂三间，祀典依旧。四十八年（1709），王全臣建“正色立朝坊”“忠孝济美坊”，黄绶重建“纲常指南坊”等。
（二）国家典藉著传记
1.国典列传
雍正六年（1728），梦雷完成《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四年（1739）张廷玉等撰《明史》；五十八年（1793），纪晓岚等编纂《四库全书》……等，俱载王f事迹、传记，并先后进入世界诸多知名图书馆等。
2.方志记述
康熙二十六年（1687），杜毓秀纂《武昌府志》载：乡贤祠从祀武昌府儒学祠祀、江夏县附祀王f，载“王f传”。临洮高锡爵纂《临洮府志》载“河州王f”文诗等。四十六年（1707），河州王全臣修《河州志》，载王f及墓祠等遗迹。雍正十一年（1733），尹会一撰《扬州府志》载王f重建“养济院”碑文等。乾隆元年（1736），许容刊刻《甘肃通志》载“王f传”等。
3.史学著作
20多部史著载“王f传”，如清顺治十五年（1658），史学家谷应泰刻《明史纪事本末》；康熙二十年（1681），文史学家徐开任辑刻《名臣言行录》；康熙二十二年（1683），《明史》总裁汤斌撰《拟明史稿列传》；六十一年（1722）冬，王鸿绪编《明史稿》等。
（三）名家刊文传遗诗
康熙二十二年（1683），琼州府知府佟湘年补刻丘F《琼台诗文会稿重编》；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孙景烈、孟扬编《康对山先生文集》载“休庵诗集序”，陇上诗人张晋作《河州王庄毅公墓》诗；四十四年（1779），湖南沅州知府吴镇《寿陈荣封翁先生序》载：“⒑毙劢，代出人豪。王戆庵尚书之勋业彪炳关西。”道光十年（1830），顾沅编、孔莲卿绘《古圣贤像传略》载王f像传；三十年（1850），张和辑《乡贤逸诗》抢救王f诗52首。
四、王f文化劫难期（1863～1978年）
清同治二年（1863）至1978“”结束。清“同治事变”后，甘肃社会动荡，王f墓、祠废毁。1949年后大陆政治运动频繁，1966年后遭“”浩劫，王f文化传承跌入历史低谷，海外学者传承探究取得一些成果。
（一）祠墓故居遭乱世
1.清末乱废
同治三年（1864），“河湟事变”兵燹，庄毅祠“久废”，墓仅存碑文四。光绪年间（1878），诗人祁魁元咏《游庄毅公古宅》：“我来醒心厅，此景天地别。高踪寄风云，藓蚀残碑灭。”
2.民国变移民国二年（1913），导河县知事陈源晷藿米粮市场于庄毅公祠旧址（凤林路北），后移建庄毅祠于米粮市场西第二所店院。河州名儒张质生祠联：“公真健者，正色立朝，扶植纲常，六部之中推巨擘”。二十四年（1935），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马鹤天随护班禅回藏至临夏时记：“行政督察专员行辕设县商会内，原为王庄毅公祠。”二十六年（1937）四月，后裔王仪、王安邦、王安民整修墓园中石碑风雨亭等。三十六年（1947）前后，庄毅公祠又为城内镇公所办公地。
3.故居被占
民国三十三年，甘肃省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柴达木屯垦督办马步青建蝴蝶楼，强迁西川横磨庄石鼓巷王f故居后裔等。三十五年（1946），和政县政府欲将王f后裔世袭南乡倪甘家（属今和政县罗家集乡）等地牧马地收归县管，经后裔王仪与其子王安邦、王安民多次交涉，县府出文维持原状。
（二）文史新作偶现世
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直隶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方大撰《平平言》论王f“担当”精神。民国四年（1915），丁福保印《历代诗话续编・杨升庵诗话》载王f诗五首。9年（1920）九月，历史学家蔡东藩《明史演义》述王f事迹。十年（1921）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宰搿逗北通志》载“王f传”。十五年年（1926）甘肃省参议会议长张维等编《甘肃人物志》评：“以迹论人，鲜不失之。”十七世后裔王仪请书法家王箴历时半年重修《王氏家谱》，约6万字。
（三）惨遭浩劫毁一旦
1952年，王庄毅公祠堂改建为临夏市粮食局职工家属院。1956年3月，文史学家张思温《木石词》载：“明王f墓碑多被摧毁，截为砺石，墓道明刻翁仲多已击坏。”1958年12月20日，临夏市文卫科考察王f墓：有明碑六通，墓道石刻像五对。1964年1月，临夏市人民委员会公布王尚书墓为文保单位。1966年后的“”浩劫，墓园被夷为农田，墓冢被盗，掘出宝剑、玉簪、陶灯台等。石碑、石像生惨遭毁坏。
1957年夏，甘肃省文史馆员徐让借录临夏收藏家刘涤吾《乡贤逸诗》，作跋，张思温亦录，作《抄后记》。1960年，张思温到墓园作明四碑五面拓片。1963年9月，上海古籍书店出版《淮扬志》，内载王f事迹。1973年，临夏县北塬曾家坡根发现王f撰《蒋斌墓志铭》，张思温拓片记录。1974年，后裔王安民迁居临夏县漫路乡，《王氏家谱》被公社干部“借看”失踪。
（三）海外传承有成果
1965年，台湾昌彼得、乔衍g、宋常廉等以“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明清文献编纂《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载王f多篇传记。1970年3月，台湾沈云龙据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影印选辑出版《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载王f诸多文献。1978年，美国费正清、崔瑞德编著《剑桥中国史》，论述了王f对两广战略及产生的作用。
五、王f文化复兴期（1979年以后）
1979卢世谟《王尚书的一生》文章发表至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国内外文化界重新认识王f及王f文化传承价值，名人撰文著述，临夏重建墓园，海内外媒体积极宣传，王f文化的传承、弘扬逐步进入复兴期。
（一）文化逢春脉赓续
1.诗文先行
1979年3月，文史学者卢世谟《王尚书的一生》在临夏州群艺馆《群众文化》发表，拉开新时期王f文化传承序幕；10月，张思温“雄关当日扼燕云，庄毅御戎此统军”（《北京杂咏》）诗句响应。1993年后，在《甘肃日报》《驼铃》《清远日报》《中华诗词论坛》《中华辞赋》《丝绸之路》《中国甘肃网》《天星教育网》《扬州晚报网》《东方旅游文化网》、台湾《甘肃文献》等海内外媒体l表近千件相关新闻报道、诗文图片等，产生较大的宣传效应。
2.当代传记
国内外专家、学者出版、发表述评王f文章论著等数百篇（部），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揭开了记述王f历史新篇章；陈勇著《中国古代监察人物志》选编汉至清2000多年间王f等104位名人；中国方正出版社《清官鉴》精选西周至清近3000年间王f等73位人物；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述评精彩，已用日、韩、英等多国文字出版在世界发行；中华书局出版《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水东日记》《今言》等十多部典籍记述王f；霍雨佳在台湾出版《攻心决胜要策》载王f《泽民》，中共甘肃省纪检委编《陇原廉鉴》载《刚直不阿一心为民的王f》；余耀华《飓风――明朝反贪风暴》再现王f反贪壮举。
（二）各族各界建墓园
1.保护墓地
1990年初，临夏市政府将王尚书墓地划为居民宅基地，市政协委员侯质生、后裔王安民等向州市有关部门呼吁保护墓地。1992年6月，马效融、秦钧、秦娥月在政协临夏州七届二次“建议州有关部门用墓地出卖费支付尚书陵墓建设经费”。1997年4月，政协甘肃省七届五次会上王尚乾、李效祖等提案“由省上立项修复明朝兵部尚书王f墓”。
2.重建墓园
1994年10月，临夏王尚书墓园筹建委员会成立，临夏州政协原主席袁云、副主席马如麒（保安族）、马效融（回族）、临夏市政协委员侯质生、后裔王沛等主其事。1994年11月，临夏市人民政府认定：王f陵墓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意在原地址修建王f墓园。1995年3月，临夏市土地局在原墓区划拨7.02亩。筹建委将收集的20多件明代石刻原样安置。1996年9月17日，砖混结构穹顶式墓冢工程开工。设计师姬润绘制墓园总体规划图。1999年4月，重刻《明朝皇帝诰敕》《祖茔诰敕碑阴跋》等九通明碑及石人、石马、龟趺、朝天吼八尊。2003年，开始第二期工程，先后建成宫阙门、敬贤厅及铭德厅，厅内轮展名人敬贤崇贤书画，悬挂王f画像、墨迹、碑铭拓片，陈列明清等文献500多件。
（三）人文胜景展雄姿
1.纪念参观
1995年清明节，临夏州市中小学校、机关单位、各族群众等数千人敬献花圈扫墓，回族学者马效融讲《大英雄、大清官、大文人、大伟人》故事，后沿袭至今，每年国内外有5万多游客前来拜谒参观。
2.领导调研
1996年后，中共甘肃省委原书记李子奇、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副省长崔正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省政协副主席应中逸等视察墓园，有关部门领导、专家禹贵民、汪玉良、王尚乾、贾福海、马克立等研讨王尚书墓园总体规划图，中共临夏州委书记马尚英、程正明、，代州长马光明、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韩季安等现场指导。2013年9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宪博一行考察，并参观“尚书柳”、“仁义巷”等。
3.影视新作
1999年后，国内拍摄的《大明王朝》等10多部部分反映王f事迹影视作品，甘肃省电视台拍摄《王f故里》《仰望庄毅公》《寻访王尚书》，兰州太一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摄制高清《铁笏名臣》等专题片多次播放，产生较大影响。有关媒体正在策划拍摄电视连续剧《铁笏尚书》和《铁笏忠魂――王f文化》十集纪录片。
4.书画铸刻
北京书法家谢德萍，甘肃书法家何裕、黎泉、董戈翔、秦理斌等题书的庄毅遗诗，多有创意，弘扬着正能量；北京书法家杨再春、靳之林、徐瑞、明史学家毛佩琦，台湾《联合报》主笔宋文明，上海文史学家张联芳，甘肃书画家应中逸、陈伯希、王创业、黎凡、吴廷富、马少青、秋子等书画家捐赠100多幅作品深情赞美，意境高远；浙江国画家李俊、甘肃美术家汪玉良、汪晓刚、文岩、孔德良、冯丕烈的、贾文忠等作品造型多样，寓意深邃；王f名诗亦铸于永靖县黄河楼“龙汇”大钟，刻于临夏市红园广场砖雕影壁，碑文复制到兰州碑林，画像重现在江苏淮安漕运博物馆及大运河历史名人展等，向四方辐射。
5.文化展演
1993年后，墓园多次接待临夏、永靖、和政、等市县千人秧歌队、太平鼓队、财宝神、傩戏队表演。1998年8月，举行“报国”巨鼎揭幕仪式，并举办“王尚书墓园书画展”、“庄毅公故里摄影展”。2004年，举行“庄毅杯”庆5・1文艺大奖赛。
6.人文胜景
2009年，墓园改名为王f文化博物馆。2014年，为庆祝王f六百年诞辰，迎接“中国・临夏王f文化研讨会”贵宾，省州有关部门投资70万元，由河北省曲阳县辉煌雕塑有限公司完成墓丘、栏杆等草白玉装修工程。王博馆已成为闻名西北的人文胜景。先后被命名成为市、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教育部中华近现代史料学会命名为第一批“全国优秀爱国史学研究示范单位”。
（四）学术研究攀高峰
1.考察发现
1986年后，原王尚书故居石鼓再现在临夏市台子拱北门口，在临夏市古玩市场发现清张和辑《乡贤逸诗》木刻本，张思温编著《积石录》载王f《蒋斌墓志铭》碑铭，搜寻到30多件墓园石碑、碑座、石像生及构件，在北京找见明嘉靖《三才图绘》、清道光《古圣贤像传略》王f画像，在湖北省图书馆、南京古籍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等发现明嘉靖年间康对山《休庵诗集序》等明清文献40多件，在互联网查出海外文献数百件。
2.文化探索
1995年4月，临夏文史学者在州政协会议室召开王f学术研讨筹备会，后联络了一大批省内外文史学者，为《河州古诗校评》提供王f遗诗，为《甘肃历史名人画传》《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等撰稿，策划出版连环画《王f》《王庄毅公纪念文集》、长篇小说《铁笏尚书》和《王f画传》等，发表、出版论著数十篇（部），掀起王f文化研究浪潮。
3.深入研究
2010年5月，在王博馆举行“临夏州王f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开幕仪式”，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马少青讲话：“王f文化是甘肃的名牌、品牌。”研讨会上宣读、交流35篇论文。王f文化进入多角度、多学科研究的新阶段。会后，陶柯《论王f文化的性质、内涵及其不朽的社会价值》，《王f诗歌与陶渊明诗歌比较》，陈学智《翘首王f复起诸多朝臣举荐》等论文，发表在《甘肃高师学报》等。
2014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沛编著《千古人豪百世衡鉴――王f文化六百年》，集王f文化之大成。6月，临夏州与中国明史学会联合召开“中国・临夏王f文化研讨会”，海内外各界专家、学者撰写50多篇论文，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刘勇《明贤王f致李侃书信手迹考释》，使我们见到三份王f手迹。临夏州委书记会见著名专家时指出：王f文化精神与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高度契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字方针和临夏精神高度契合。中国明史学会商传会长认为：“王f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称精华的东西，文天祥、史可法都是这种精神。”副会长高寿仙作总结：“王f堪称救时名臣，士林楷模，在他身上体现出仁义礼让、宽宏大度的道德情操，爱国爱民、廉洁奉公的政治品格，勇于担当、忠于职守的实干精神。”“用杰出历史人物体现出来的优秀民族精神教育人、鼓舞人，是最容易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的。王f正是这样一位堪称民族脊梁的杰出人物。”新华网、凤凰网、《中国史研究动态》等海内外10多家媒体多视角、多层面地撰文报道，《王f文化论文集》即将正式出版。
2015年4月，为了更好地保护、展示王f文化，临夏州市党政领导决定修建仿古风格的王庄毅公纪念阁，现已进入实施阶段。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王博馆将以全新的风貌迎接海内外宾客，也预示着王f文化的传承、研究和弘扬进入历史上又一生机勃勃的复兴辉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