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文化论文篇1
1.1研究区域
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原产地。茉莉花[Jasminumsambac(Linn.)aiton.]原产于印度、波斯湾一带，属木樨科，茉莉属，常绿灌木，为热带、亚热带长日照偏阳性植物，适于在光照充足且年均温20—40℃，土壤持水量60%—80%的环境下生长。茉莉花在西汉时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初就在福州落地生根，这与福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关系密切。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地理位置介于25º15''''n—26º29''''n，118º08''''e—120º31''''e之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闽江横贯其中，下游为福州盆地，北部和东部为山地和丘陵，南部为平原。福州属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年均温在16—20℃之间，7月平均气温28.6℃，1月平均气温10.5℃，年均日照时数1700—1980h，全年无霜期长达326d。年均降水量达900—2100mm，平均湿度77%。福州在光、热、水、土资源等方面与其他茉莉花种植区相比优势明显，为茉莉花的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主要分布在福州市境内的晋安区、仓山区、闽侯县、连江县、长乐市和永泰县等6个县（市、区），总面积3291km2，其中茉莉花主要生长在闽江沿岸的冲积平原和沙洲上，茶树则主要分布在鼓山等山区。
1.2研究方法
1.2.1问卷设计与调查本研究中问卷调查主要包括福州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等内容。按照调查对象的性质把福州居民分为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不同事物的地方认同维度测量量表采用从1（表示“强烈反对”）到5（表示“完全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参考proshansky[4]对地方认同所下定义，结合本调查问卷的具体研究内容，以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地方认同理论的应用及研究范围，将地方认同划分不同认同维度：历史认同（historicalidentity）、现实认同（practicalidentity）、情感认同（emotionalidentity）和行为认同（behavioralidentity）。调查小组于2013年5月在福州市仓山区的万达广场、台江区的闽江公园以及晋安区的鼓山3个地点随机对福州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并当面回收有效问卷342份。受访居民基本情况参见表1。受访居民中，福州市民（46.78%）和外来居民（53.22%）所占比例较为接近，男女性别比例相当（51.46%和48.54%）。受访者中以18—60岁年龄段为主（占比92.68%），所从事职业以工人（23.39%）、学生（15.20%）及企事业职工（24.56%）为主，年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20,001—30,000元、30,001—50,000元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分别为20.17%、22.22%和27.19%，受访者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54.67%受访者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借助excel进行数据汇总并利用SpSS17.0对汇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2问卷信度与效度良好的问卷结构要求各维度与测量总分间的相关系数在0.30—0.80之间，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在0.10—0.60之间[18]。据此，为使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信性，本研究利用SpSS17.0中scale模块提供的信度分析（Reliabilityanalysis）及因子分析功能对量表进行信度和结构效度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地方认同维度量表的克朗巴哈（Cronbach）系数为0.664，Kmo统计量为0.65，球形Bartlett检验发现变量间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说明量表的信度和结构效度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可以对量表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总体特征分析采用5分制Likert量表对问卷结果进行测量时，通常情况下得分均值在1—2.4之间表示不同意，2.5—3.4之间为一般，3.5—5之间为同意。由表2可知，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不同认同维度的总体得分介于2.80—3.90之间。其中，福州居民在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及情感认同3个维度上的总体得分分别为2.85、2.80和3.25，认可程度一般。行为认同维度上的得分达到3.90，表明福州居民在保护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对福州居民中的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分别进行研究发现，福州市民在各地方认同维度中的得分均高于外来居民。除在行为认同维度上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得分均值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外（p>0.05），在其他认同维度中两者得分均达到显著差异（p<0.05）。
2.2福州居民地方认同维度差异特征分析以地方认同均值及不同地方认同维度均值为变量，利用方差分析方法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其4个认同维度在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年均收入、居住时间、文化程度和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以研究这些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为尽可能地降低某些分组因样本量过少而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干扰，现将职业组别中“科研人员”样本以及年均收入组别中“5,001—10,000元”样本予以忽略，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表3）。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极显著（p<0.01），随着年龄的增加，地方认同亦增加，但不同年龄段居民之间的地方认同差异主要体现在历史认同维度（p=0.042）、现实认同维度（p=0.009）及情感认同维度（p=0.004）上，而在行为认同维度上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601）；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差异显著（p<0.05），随年均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但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情感认同维度（p=0.005）和行为认同维度（p=0.002）上，而在历史认同维度（p=0.164）和现实认同维度（p=0.224）上差异不显著。年均收入在“30,00150,000元”的居民在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上均高于其他收入居民；居民居住时间的长短对其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居民地方认同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居住时间愈长，地方认同程度愈高。具体而言，不同居住时间的居民地方认同的历史认同维度（p=0.000）和现实认同维度（p=0.001）差异极显著（p<0.01），在情感认同维度（p=0.029）上差异显著（p<0.05），但在行为认同维度（p=0.412）上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维度和行为认同维度分别在0.05、0.01和0.01水平上差异显著，其中“大学”和“硕士及以上”受访者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和行为认同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受访者，说明居民地方认同程度的高低与其受教育水平关系密切，受教育水平愈高，地方认同程度也愈高；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的地方认同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具体分析发现，福州市民和外来居民在历史认同维度（p=0.000）和现实认同维度（p=0.000）上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在情感认同维度（p=0.019）上差异显著（p<0.05），但在行为认同维度（p=0.087）上差异不显著。福州市民地方认同高于外来居民，表明人口的空间迁移和依存地变化可能对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2.3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影响因素分析为研究不同因素对福州居民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地方认同的影响程度，借助SpSS17.0相关分析功能中的pearson相关系数对受访者的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以及文化程度与其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历史认同、现实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进行相关分析（表4），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年均收入、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居民地方认同之间均存在相关性，其中，年龄和年均收入与地方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地方认同之间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受访居民的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与历史认同同样存在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表明在当地的居住时间愈长，受教育水平愈高，受访居民对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历史文化传统了解程度愈高。福州居民现实认同的形成主要受到年龄和居住时间的影响，与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p>0.05）。居民的情感认同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年均收入和居住时间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福州居民的行为认同与其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更多受到居民文化程度的影响。综上所述，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地方认同及各认同维度主要受到居民居住时间和文化程度的影响，居住时间愈长，文化程度愈高，居民对地方事物的了解程度愈高，更有利于提高对当地的认同程度。
3结论与讨论
3.1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为探究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规律，按照受访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其与地方认同各维度间相关系数大小，将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保护划分为由低到高的3个层次：人口特征、认知态度和保护态度，其中，依据地方认同各维度涉及的具体调查内容，以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和情感认同3个维度指示居民的认知态度，以行为认同指代居民对该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态度，据此，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图1）。在地方认同与受访者行为表现的关系研究中，williams等[20]研究发现当人们对一个特定地方产生地方认同时就会表现出对该地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本研究中，福州居民的认知态度受居民人口特征（年均收入、文化程度等）的影响，而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其对该遗产项目的认知态度的影响，与居民人口特征相关性不强。依据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在如何有效保护的问题上，应采取积极举措转变居民的认知态度，如政府及相关部门可经常性地组织或举办弘扬茉莉花文化的大型民间文艺活动以吸引市民参与其中，增强居民对茉莉花及茶文化的了解；茉莉花在福州拥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并因此而成为福州市花，占据“天时”与“地利”而独具特色，政府部门应利用大众传媒及移动互联网多渠道对茉莉花与茶文化进行积极宣传，增强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对该文化遗产的情感认同；可针对居民开展茉莉花茶保健功效的讲座或论坛，拓宽居民对茉莉花茶用途及功效的理解，进而影响其消费倾向。通过增强居民的认知程度最终影响其行为选择，以实现对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
3.2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研究方法及内容对比为丰富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相关研究方法，以更好地促进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笔者参考相关文献将国内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内容加以分类整理（表5）。由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在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上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概括来讲，在遗产地动态保护的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运用的主要方法有问卷调查及访谈法、结构方程模型及评价模型、生态足迹方法等。研究内容主要有旅游开发与农业文化遗产地资源/居民态度之间的关系、遗产地资源多功能性价值评价、生态足迹及生态补偿等。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借鉴其他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的研究方法及技术成果，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取长补短，从而促进遗产地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
花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旅游英语论文;旅游文化英语论文;英译
引言
攀枝花市，四川省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被称作阳光花城，座落在四川西南角，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自1965年建市以来，城市建设已形成规模，旅游资源独具特色：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独具风味的饮食，浓郁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文化，成为独树一帜的旅游品牌，成为攀枝花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文化的翻译工作是使对外宣传资料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也是一个城市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重要体现。如何让攀枝花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攀枝花，有效开展招商引资、扩大对外交流和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目前攀枝花市独特旅游资源的英译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将极大地促进攀枝花的对外交流合作和提高城市的整体形象。但是由于中英旅游文本中的文化差异表现在其不同的审美、价值观及风俗习惯等中英旅游文本在提供信息方面亦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在功能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英旅游文本的不同点，，旅游文本的翻译应以游客为中心，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导向，最终达到旅游文本的诱导目的。可以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直译、增译、省译、类比等，以期增强旅游文本译文的可读性，最终有效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和目的。
一、攀枝花特色地理地貌的英译
攀枝花地处攀西裂谷中南段，属浸蚀、剥蚀中山丘陵、山原峡谷地貌，山高谷深、盆地交错分布，地质构造复杂，森林覆盖面积大，喀斯特地貌分布广，裂谷、温泉、溶洞、瀑布和河流比比皆是，为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对于对于攀枝花特色地理地貌的英译方面，张沉香（2007）对于术语的国际化，提出应“适当加大音译比例”，“促进国际合作和科技发展”。
音译不仅能够达到简洁和透明的作用，还是保存源语文化的最佳途径。尊重术语体现的文化而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也是现代术语翻译的一个趋势。以攀枝花地理地貌“喀斯特”为例，就是采用的音译方法现已被学界多接受，然而它却曾被中国学界采用意译的方法改译为“岩溶”。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世纪初由中国学者确定的“天坑”，即西方地理学学术话语中的“特大型塌陷漏斗”所描述的地理样貌，在攀枝花也是数量众多，大小不一。2005年起，“天坑”这一定名获得了国际喀斯特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汉语拼音“tiankeng”开始国际通用“喀斯特”在中国和“tiankeng”在国际学界的最终被接受，这体现了两个属于名词文化内涵的保留，以及音译在学术文化界的认同。
攀枝花非常有名的“格萨拉生态旅游区”主景区距泸沽湖116公里，距丽江376公里，沿省道216线（稻攀路）前行可达稻城、亚丁，景区景观由天坑地漏、岩溶景观、高山草甸和彝家风情等组成。关于“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的英译资料“GesalaecotourismareaasapartoftheGoldentriangulartourismareaofDaocheng，LijiangandpanzhihuaislocatedatthejunctureofSichuanandYunnanprovinces.”该译文首先介绍了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的地理位置位于稻城，丽江和攀枝花旅游金三角，位于川滇两省的交接处。“itisnotonlythesouthgateoftheGreatShangri-laofChina，butalsoanimportantcomponentoftheSunshineecotourismareainwestpanzhihuaCity.”此句则强调了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的重要性，为中国大香格里拉的南大门，“thesouthgate”则运用了英语中隐喻的修辞手法 “metaphor”，非常生动形象。
接下来用添加注解的方法，介绍格萨拉生态旅游区命名的含义和渊源。“Gesala”，avocabularyoftheYinationality，means“thebeautifulheavenwherehumanandnaturecoexistharmoniously”，“thefunniesthillock”andalso“theplaceclosesttotheSun”.“格萨拉”是彝族的一个词汇，含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的天堂”，“最的山丘”“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花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欧亚旋覆花；化学成分
abstract：objectivetostudythechemicalconstituentsofinulaBritannica.methodsthen-butanolfractionsofethanolextractofinulaBritannicawereisolatedbychromatographicmethods,theirstructureswereelucidatedonthebasispartitionedandpurifiedbymeansofseveralseparationmethods.thestructuresoftheseisolateswereelucidatedonthebasisofphysico-chemicalpropertyandspectralanalysis.Resultseightcompoundswerepurifiedandtheirstructureswereidentified,theywereidentifiedasrutin（Ⅰ）、berberine（Ⅱ）、patulitrin（Ⅲ）、isoquercitrin（Ⅳ）、quercitrin（Ⅴ）、chlorogenicacid（Ⅵ）、quercetin（Ⅶ）andkaempferol（Ⅷ）.ConclusionCompounds（Ⅰ）、（Ⅱ）、（Ⅴ）wereobtainedfromthisplantforthefirsttime.
Keywords：inulaBritannica；Chemicalconstituents
欧亚旋覆花是一种传统的中草药，为菊科旋覆花属植物欧亚旋覆花inulaBritannicaL.的干燥头状花序，主要分布于我国、韩国和日本,该药收载于《中国药典》（2005年版）Ⅰ部，味咸、性温，入肺、肾经，具有降气止呕，消痰行水等功效。主治咳嗽消痰、胁下胀满、大腹水肿、去头目风、泄散风寒。本实验从欧亚旋覆花乙醇提取液的正丁醇部分中分得8个化合物，经光谱鉴定和与对照品对照，确定它们的结构分别为：芦丁（Ⅰ）、小檗碱（Ⅱ）、万寿菊苷（Ⅲ）、异槲皮苷（Ⅳ）、槲皮苷（Ⅴ）、绿原酸（Ⅵ）、槲皮素（Ⅶ）和山柰酚（Ⅷ）。其中化合物（Ⅰ）、（Ⅱ）、（Ⅴ）为首次从该植物分得。
1仪器与材料
X－4型显微熔点测定仪（温度未校正）；BrukereQUino55型红外光谱仪；GCt型质谱仪；Brukeram-500核磁共振仪；agilent1100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柱色谱用硅胶、薄层用硅胶G、薄层用硅胶GF254均为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柱色谱用聚酰胺、聚酰胺薄膜为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四甲生化塑料厂产品，葡聚糖凝胶LH-20为瑞典pharmacia公司产品。实验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欧亚旋覆花采自山西运城地区，经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生药教研室聂凤禔教授鉴定为菊科植物欧亚旋覆花inulaBritannicaL.。
2方法与结果
2.1提取与分离取10kg欧亚旋覆花地上部分，粉碎后用95%乙醇室温提取3次，提取液减压浓缩至膏状物762g，将膏状物分次以1g:2ml的比例悬浮于水中,依次用石油醚、氯仿、醋酸乙酯和正丁醇萃取，萃取液减压浓缩得干膏。取正丁醇萃取物100g，经aB-8大孔吸附树脂富集,聚酰胺柱层析,硅胶柱层析，氯仿-甲醇系统梯度洗脱,葡聚糖凝胶LH-20（甲醇）纯化得到化合物Ⅰ(8mg)、Ⅱ(80mg)、Ⅲ(12mg)、Ⅳ(30mg)、Ⅴ(7mg)、Ⅵ(8mg)、Ⅶ(100g)、Ⅷ(7mg)。
2.2结构鉴定
2.2.1化合物Ⅰ黄绿色粉末，m.p.173～174℃，盐酸-镁粉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阳性。用tLC（三种不同的展开系统）和HpLC检测，与芦丁对照品的Rf值和tR值相同，且与芦丁对照品的混合熔点不下降，确认为芦丁（rutin）。
2.2.2化合物Ⅱ黄色针晶（甲醇），m.p.283～285℃，对改良碘化铋钾试剂呈阳性反应。ei-mS：m/z：335。iR（KBr）cm-1：ν-oCH32947cm-1，νC=n1633cm-1，νar-oCH31276、1331cm-1，ν-o-CH2-o-1387、1359、1232cm-1。1HnmR（400mHz,DmSo-d6,tmS,δppm）：9.87（1H,s,H-8），8.91（1H,s,H-13），8.19（1H,d,J=9.16Hz,H-11），7.98（1H,d,J=9.00Hz,H-12），7.78（1H,s,H-1），7.08（1H,s,H-4），6.16（2H,s,-o-CH2-o-），4.91（2H,t,H-6），4.06（3H,s,-oCH3），4.08（3H,s,-oCH3），3.19（2H,t,H-5）。13CnmR（100mHz,DmSoδ）：150.85（C-3），150.29（C-9），148.15（C-2），145.92（C-8），144.10（C-10），137.95（C-13a），133.41（C-12a），131.15（C-4a），127.21（C-13），123.96（C-12），121.86（C-1a），120.90（C-11），120.64（C-8a），108.89（C-4），105.87（C-1）,102.54（-o-CH2-o-），62.36（-oCH3），57.49（-oCH3），55.63（C-6），26.77（C-5）。经与文献［1，2］对照，以上数据与小檗碱的波谱数据基本一致，确定化合物Ⅱ为小檗碱。
2.2.3化合物Ⅲ黄色粉末（甲醇），盐酸-镁粉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阳性。酸水解后薄层层析，与糖的对照品对照，证明糖为葡萄糖。LC/eSi-mS:m/z:493.3［m-H］-，二级质谱m/z:331.3［m-H-162］-。1HnmR（400mHzDmSo-d6,tmS,δppm）：7.72（1H，s，H-2＇），7.55（1H，d，J=8.48，H-6＇），6.94（1H，s，H-8），6.90（1H，d，J=8.38，H-5＇），5.13（1H，d，J=6.38）。经与文献［3～5］对照，确认化合物Ⅲ为万寿菊苷（patulitrin）。
2.2.4化合物Ⅳ黄色粉末（甲醇），m.p.234～236℃。盐酸-镁粉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阳性。经过酸水解后与糖的对照品进行薄层层析实验，证明为葡萄糖。LC/eSi-mSm/z:463.2［m-H］-。1HnmR（400mHzDmSo-d6,tmS,δppm）：6.18（1H，s，H-6），6.38（1H，s，H-8），6.82（1H，d，J=8.96Hz，H-5＇），7.57（1H，s，H-2＇）,7.55（1H,s,H-6＇），5.44（1H,d,J=6.96,H-1＇＇）。13CnmR（100mHz，DmSoδ）：155.6（C-2），132.8（C-3），176.9（C-4），160.7（C-5），98.1（C-6），163.6（C-7），92.9（C-8），155.8（C-9），103.4（C-10），120.6（C-1＇）114.7（C-2＇），144.3（C-3＇），147.9（C-4＇），115.6（C-5＇），121.1（C-6＇），100.3（C-1＇＇），73.5（C-2＇＇），75.9（C-3＇＇），69.4（C-4＇＇），77.1（C-5＇＇），60.4（C-6＇＇）。以上数据与文献［6～8］对照，确认化合物Ⅲ为异槲皮苷（isoquercitrin）。
2.2.5化合物Ⅴ黄色粉末，m.p.183～185℃,盐酸-镁粉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阳性。LC/eSi-mS：m/z:447.1［m-H］-，二级质谱m/z：301.2［苷元-H］-。用tLC（3种不同的展开系统）和HpLC检测，与槲皮苷对照品的Rf值和tR值相同，且与槲皮苷对照品的混合熔点不下降，确认化合物V为槲皮苷（quercitrin）。
2.2.6化合物Ⅵ无色针状结晶，m.p.207～209℃,三氯化铁反应墨绿色，与绿原酸已知品对照，用tLC（3种不同的展开系统）和HpLC检测的Rf值和tR值一致，且与绿原酸对照品的混合熔点不下降，确认化合物Ⅵ为绿原酸（chlorogenicacid）。
2.2.7化合物Ⅶ黄色粉末（甲醇），m.p.312～316℃，盐酸-镁粉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阴性。LC/eSi-mS：m/z：301.2［m-H］-，二级质谱：m/z151.0［a1-1］。用tLC（3种不同的展开系统）和HpLC检测，与槲皮素对照品的Rf值和tR值相同，且与槲皮素对照品的混合熔点不下降，确认化合物Ⅶ为槲皮素（quercetin）。
2.2.8化合物Ⅷ黄色粉末（甲醇），m.p.276278℃，盐酸-镁粉反应阳性，molish反应阴性。LC/eSi-mS:m/z:284.9［m-H］-。用tLC（3种不同的展开系统）和HpLC检测，与山柰酚对照品的Rf值和tR值相同，确认化合物Ⅷ为山柰酚（kaempferol）。
3讨论
欧亚旋覆花正丁醇萃取物中所含的化合物主要是黄酮苷，大部分是槲皮素苷元，我们在醋酸乙酯部分得到1g槲皮素，己在另文报道。
欧亚旋覆花中除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外，还有酸素化合物和生物碱，为进一步研究欧亚旋覆花奠定了基础。
该部分还有一极性较大的成分没有得到，且通过HpLC观察其含量很高，值得进一步分离研究。
【参考文献】
［1］秦海林，尚玉俊，赵伟，等.核磁共振氢谱法鉴别黄连的研究［J］.中草药,2000,31(1):48.
［2］张起辉，高慧媛，吴立军，等.吴茱萸的化学成分［J］.沈阳药科大学学报,2005,22(1):12.
［3］parkeJ,KimY,andKimJ.acylatedflavonolglycosidesfromtheflowerofinulabritannica［J］.Jnatprod,2000,63(1):34.
［4］BainS,ZhouZh,ZhunQ,etal.antioxidativeflavonoidsfromtheflowerofinulaBritannica.JournalofFoodLipids,2005,12:141.
［5］滑艳，汪汉卿.白茎绢蒿黄酮类化合物的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06,31(10):820.
［6］叶冠，范明松，黄成钢.芨芨草中的黄酮类化学成分的分离与鉴定［J］.中草药,2006，37(6)：821.
花文化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保证营养需求促进果树花芽分化
花芽分化是果树年生长周期内的重要生命活动之一，花芽分化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果树的产量。果树花芽分化对明年苹果的品质产量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苹果树花芽分化时期
苹果的花芽分化形成是一定规律的生长过程。具体地说，果树花芽分化有三个时期，即生理分化期、形态分化期、性细胞分化期。生理分化期的具体时间是：谢花后四周开始，大约是40天左右；而形态分化期是生理分化期完成后，一直到停止生长大约4个月左右；性细胞分化期是次年芽的萌动开始至开花期。这三个分化期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来年的产量。生理分化期也就是叶芽转变为花芽的内部生理变化过程；形态分化是芽内部进行一系列分化的生理反应，果农只能从外观看到芽体的不断膨大；性细胞分化是在前两者完成的基础上分化出雄蕊和雌蕊，从叶芽转变化花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运转过程。
二、苹果树花芽分化碳水化合物需求
生理分化期需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首先要补充大量的养分，以磷钾为主再配部分中微量元素，用喷、施、涂的方法，使苹果树营养达到满足，给果树制造一个当年果实需要的养分，还剩余一定数量的营养，促进花芽的生理分化。如果营养不足，只能造成停长，而不能分化花芽核心期刊目录。特别提醒的是生理分化期，最好不要使用含激素的叶面肥和大量氮肥，以防刺激和破坏芽的稳定性，使树体虚旺生长农业论文，导致不能分化成花芽，形成果农果农所认为的假花。
在花芽的生理分化期，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要保证和有效提高芽细胞液的浓度，尽量少浇水和不浇水，也就是控水补养来促进芽细胞液的浓度稳定增高，保证芽的稳定性和半休眠状态。可对生长过旺的树合理环剥或环割，使整个树华丽达到稳定状态。为了提高芽细胞液的浓度，控水浇水也有一定的时期，既花后4周浇1次透水，4周后就是控水期，大约1月半左右，使花芽顺利完成生理分化。生理分化后花芽一旦形成，就不可能再有冲花之说，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合理的控水结束后要大量浇水。2周浇一次，连浇2~3次，使果实膨大并有效地使花芽形态分化饱满键壮。有效的控水、大量的补水，严格控制，以免浇错水，影响花芽分化。花芽的分化期也要有充足的光照时间，因此要结合合理的夏委修剪，使整株树光照充足。光合效应增强，才能产出高浓度的碳水化合物和较高的芽细胞液，促使花芽分化圆满顺利完成。
花文化论文篇5
一、“青花”的符号化运用并非今朝
青花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中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一般来说，青花瓷的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褪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具、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而钴是蕴藏丰富的天然矿物质。青花的这些特点，从原材料的选择和挖掘、到制作流程和工序都很容易使其成为我国广泛流行的瓷器种类。
众所周知，“青”在传统五行中属木，代表着东方。在季节中又对应着春季，意义上可延展为新鲜、朝气等，如青苗、青春、青年、青娥（少女）等等。而从民俗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青色的最佳解释就是素色，朴实、洁净、高贵而不花哨。在具体的运用中，往往代表着广泛、公正、高雅或美好的积极意义。比如古代将史书典籍称为“青史”，将有才华、有气节的人称为“青云居士”，将对人或物的欣赏称作“青睐”。因此，即便在中国古代，与其说“青”是一种色彩词汇，不如说“青”是一项与色彩有关的意指词汇，即符号。在这个符号里面，有着广泛的意义和所指。
青花瓷相对于其它瓷品之所以更具文化代表性，主要在于它在民间流传更广，艺术品质和层次更为丰富，也更具普及意义。因此其就更具文化符号的多种内涵。可以说，历史发展演变到今天，青花瓷作为文化符号，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它广泛的意义和符号所指自古就有。我们今天对其符号内涵的演变与延展的研究，也就是对青花瓷制造历史的研究。
二、流行文化的特点促进了青花内涵的延展
所谓流行文化，是消费文化、大众文化、休闲文化、都市文化、区域文化、奢侈文化、现代物质文化、亚文化以及流行的生活方式与品味等诸多概念所组成的整体概念。这个整体概念应具备一定的流行节奏与周期，在一定的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在不同群体中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广泛传播起来的意向性共识文化。
流行文化首先是一种大众文化，也即是平民文化，它是当代社会高度文明、民主化进程发展到特定时期的必然结果。这种民主与平等主要表现为：1、具备广泛的包容，融汇并消解了各类型文化间的隔阂，唯一的界定法则就是是否能获得大众认可，或曰“流行”。2、在“流行”的进程中服从于传播的有效性，而超越了时空、民族与地域间差异的限制。3、流行文化讲究效率，知识的合法性在流行过程中往往处于滞后或是被忽略的，对是否流行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的意向性与符号的使用。
作为当代文化的代表性符号，青花的基本审美属性在使用过程中被顺利地转嫁与移情，并广泛地适用于各个文化领域。举例来说，现代社会提倡平民文化，如通过网络而流行起来的“山寨文化”，素色青花的质朴感恰好与之对应，很容易获取广大网民的好感并被认可；同时，青花的素色本身就是去除色彩后对形象抽象化的提炼，艺术特征明显，加上图案化的抽象符型又更带来理解上的趣味性，这就使得青花具备了一定的精英文化特质；而这种趣味性更多地体现于视觉呈现，在逻辑推导上远不及数理逻辑或是哲学那样的晦涩难懂，这也促使其与当代的快餐文化产生了切合，加上它在审美上特有的高雅气质，很自然地具备了小资情调的典型特征，成为了中产阶级使用的高频词汇。
还需指出的是，出于现代工业产业化的需要，作为视觉符号的青花概念由于审美特征的支配，使其形象与名称背离，被广义地运用于对上述延展的比拟。这也是青花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它不再仅仅植根于传统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环境之中，而是以“基因”或“灵魂”的形式全面地散布于现代商业与生活当中。
三、青花作为符号的具体运用
在当今社会，青花多以符号的形式集中呈现于视听传播媒体，如影视剧、歌曲、广告、包装等多方面的流行文化形式。这种运用既有从概念出发，将青花内涵层层分解，提取所需意指重新编码的创作行为，也有立足于将传统青花瓷视觉再现的造型与设计行为，两者互为补充，共同繁衍。下面以青花符号在设计领域与其它文化领域的具体案例来加以分析说明。
设计领域
青花符号在设计领域的运用可谓极其广泛，由于它的视觉形象在审美属性上非常具有大众亲和力，加上其文化内涵丰富，所以受到各门类设计师的青睐。
陶瓷器皿原初的功能就是用于细碎物件与液体的装载，所以在包装设计中运用青花元素就显得极为自然。通过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品牌的白酒企业都有青花样式的包装设计，其它类型的包装设计中运用青花元素的种类涉及食品包装、医药与保健品、茶叶、手提袋、书籍、信封、电子产品等等。这些产品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借助青花图案的符号化意指，揭示了商业与文化合璧的设计理念与销售目标。
最热衷于青花符号的门类当属服装设计。近年来，从韩国的设计师安德烈·金到意大利著名设计师罗伯特，在设计上都与青花符号有着亲密的接触；著名品牌美特斯邦威以及西班牙皇家品牌Loewe都有名曰“青花”系列的成衣。青花符号与服装的结合相得益彰，色彩明快而清新，淡雅而通透，在创造时尚的同时也建构了靓丽的当代流行文化氛围。
在环境与工业造型设计方面，以青花符号为典型装饰手法的使用也极为广泛，青花装饰的墙面与室内布艺随处可见，还涉及了诸如惠普打印机贴膜，方正国雅、神州万图U盘，谭木匠产品，厨卫用具，旅游纪念品等等众多产品。可以说，小到饰品，大到个性十足的汽车装饰均有青花符号的身影。
从种类繁多、数量广泛的设计案例来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青花正充斥着设计领域的方方面面，装扮着人们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
其他文化领域
就广义而言，对青花符号的使用与研究都应归属于文化范畴，本文中符号化的青花元素在当代文化领域的运用将视野锁定为影视、文学、音乐与舞蹈等方面。
影视方面：以陶瓷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为数不多，但在影片的命名上编导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青花”，这种撞车现象绝非偶然，应该是编剧们共同关注青花的文化符号作用及其丰富内涵与所指的结果。如2005年杨子、李若彤主演的影片《青花》与同年赵本夫原创剧本，赵雅芝、斯琴高娃主演的电视剧《青花》的相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趣的是，两部影视作品都是从女性的角度来展开故事讲述的，这似乎也暗示着青花与女性间的映射关系。
文学方面：所有影视剧目都离不开文学剧本或小说的参与，话剧《青瓷》、音乐剧《再见，青花镇》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歌曲《青花瓷》的词作者方文山的相关书籍《青花瓷——隐藏在釉色里的文字秘密》也于2008年出版。在文学领域，更多的青花符号出现在诗集、散文集中。
音乐与舞蹈方面：提及与青花有关的音乐创作，很多人一定会想到周杰伦的经典曲目《青花瓷》与周传雄演唱的歌曲《青花》。尤其是前者，一度被认为是将青花符号与流行概念捆绑推广的始作俑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它促进了青花概念的年轻化与现代性，彻底将传统的青花符号引入到流行与时尚领域，并在很大范围上拓展了人们对青花的理解。与青花有关的舞蹈与表演也极为丰富，除了舞蹈《青花舞》、《梅瓶·青花谱》以外，比较著名的还有中央电视台2009年元宵晚会上的舞蹈《青花》。而著名的舞蹈编导苏时进也在几年前联合江西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了以瓷文化为内容的大型舞剧《瓷魂》。
在众多的青花音乐与表演形式中，景德镇的瓷乐表演也比较具有文化研究价值，它将音乐演奏时乐器的使用限制于陶瓷器具，如瓷瓯、瓷罄、瓷笛、瓷编钟、瓷二胡等，演奏的多为中国的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再现了传统陶瓷“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视听一体化情境。
纵观当代文化活动中对青花元素的使用，莫不是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生动感人的文艺佳作，在围绕青花瓷众多符号化元素的挖掘过程中，创作者或借其典、取其意，亦或用其型、仿其色，不仅体现了作品对我国传统审美与民族文化的继承，更直接展示了意味深长的当代文化视角与丰富多样的符号化提炼。
参考文献：
1.（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2.杨永春：《说陶论艺》，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花文化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水仙花；文化意识；“一家人”社会
水仙花(suisinfar)，本名埃迪斯·莫德·伊顿(edithmaudeeaton，1865—1914)，是一位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欧亚裔作家。她是第一位用英文描写在美华人经历的华裔作家。她的代表作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里面收录了她的37篇小说，被公认是第一部反映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经历以及华裔妇女为争取合法权益而斗争的作品。她的作品大多以异族婚姻、文化冲突等为主题，文笔清新雅致，飘逸自然。创作的故事多以华人移民生活为背景，语气亲切，叙述性强，描绘出一幅幅详尽的画面，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华裔社会的方方面面。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而深邃的笔触，以其过人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力，塑造了许多丰满逼真的人物形象，为我们讲述了～个个欢笑与泪水交织的海外华人生活的日常故事，获得了当时美国主流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赞赏。随着时光流逝，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华裔作家都被人们逐渐遗忘，而水仙花的作品，却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然而，水仙花作品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文学艺术上的成功。当时华人在美国属于少数民族，被推向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边缘。184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更是把美国主流文化中对华人的歧视与压迫推向高潮。“黄祸”一词凸显出白人对华人的敌意与排斥心结。北美主流文学中经常出现对华人形象的歪曲描写。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华人野蛮、奸诈、愚蠢、迷信，身上集中了人性最丑陋的品质。在美国主流文化忽略并扭曲华人形象的大背景下，她作为一个具有欧亚裔血统的人本可以装作白人享受白人应有的优越生活，但却选择了捍卫中国人和劳动妇女的事业，用犀利的笔锋发出美国华裔文学的第一声呐喊：“我们需要中国人站来为中国人的事业伸张正义!”。。怀着对母国人民的赤诚爱心，她用朴实无华的文章为华人的权益大声疾呼。
她的作品大多围绕着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等主题，贯穿着作者的爱华情结，突破了当时美国主流文学只描写华人社会“光棍”而忽略为数不多的妇女人口的文学程式，成功地在婚姻、家庭这一主题范围内向读者讲述了她对妇女特别是华人妇女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等的看法，表现了对华人妇女疾苦之关切。对于华裔作家来说，他们由于同时受到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侵染，很难对自己的族裔性——文化身份进行界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水仙花文化身份的界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果按时问顺序，结合其生平经历，分析她先后发表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她的文化意识发展经历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正如她在《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书柬》中写道：“我一手伸向东方，手伸向西方，希望他们不会完全破坏这微不足道的桥梁。”…话语表现了作家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从早期的英国妇女“埃迪斯·伊顿”到后来的中国女人“水仙花”，再到最后的“没有国籍”的“欧亚人”。最终，作家在经历了文化身份上的“东方”与“西方”的痛苦徘徊与游离之后，她眼中的原本对立的“两个世界”逐渐走向融合，其文化意识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社会文化思想已经日趋成熟。纵观水仙花的一生，我们把她文化意识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时期来进行分析。
一、早期作品创作时，水仙花认同自己为埃迪斯·莫德·伊顿，在作品的创作中。常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观察东方
水仙花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加拿大蒙特利尔时期(1888—1898)、美国西部时期(1898-1909)和美国东部时期(1909—1914)。水仙花创作早期在自我文化身份的界定上，认同自己为一个英裔加拿大人。她在写作时常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东方，因而作品中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些“白人眼光”的痕迹。因此她早期发表的作品像《赌徒》、《自由之土》、《坐马车旅行》等署名大多仍使用她的真名“埃迪斯·伊顿”。
水仙花的华人意识源于她和母亲亲密的关系。作为长女，她经常帮助母亲干家务活儿，从母亲那里，她了解到了很多中国的风俗文化知识。但水仙花在北美长大，一生从未去过东方。从童年时代起，她接受的是英式的学校教育。尽管体内涌动着的那一半来自母亲的中国血统使她在文化意识形成之初就与东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水仙花早期作品中对于华人的描写大多处于想象的阶段。对中国及其文化极其有限的了解这个前提决定了这一时期水仙花对东方的认识不可能非常深入，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她也还并且只能处于“一个英国妇女”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东方人及其文化。这一立场明显地表现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她早期的作品多多少少表现出来一种倾向：故意营造出强烈的异国情调，以此来吸引读者。比如说她习惯用“quaint”这个词来形容华人，在此影响下，她早期的一些小说，虽都以中国或中国文化为背景，但相比她以后的作品而言，她并非想通过背景来表达某种文化含义，而是源于她对中国文化的新奇与向往。比如像她的两篇小说《东方爱情故事一则》和《中国世仇》的情节设计上很有几分类似西方的经典浪漫爱情故事，将东方文化背景引入西方爱情经典中的创作手法使故事染上了一层神秘的东方色彩。她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水仙花在成年之前一直生活在白人社会，接受的完全是英式教育，就连她身边唯～的中国人——她的母亲也是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她不可避免地会吸收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一些东方主义观念和术语，即便她长大后有了自省能力和批判意识，华裔种族意识日益强烈，其潜意识里也难免存有东方主义的残余。
作为一个欧亚裔混血儿，水仙花仍属于弱势群体的一员，同样遭受着种族歧视与欺凌，生活非常艰辛。尽管这个时期她还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一半的中国血统，潜意识里以“一位英裔加拿大人”自居，但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对母亲的热爱使她在写作中并没有像有些作家那样将东方“妖魔化”，而是对华人抱以同情态度来进行创作，对华人命运非常关切。在作品中，她打破了中国人失语的现象，让华人成为故事中会说话的主人公，通过他们自己的言行展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其笔下的华人成了有血有肉会思考的活生生的人，形象要丰满得多。她力图纠正在主流文化的歪曲宣传下，一般人心目中华工的陈腐愚昧，不道德、不自重的刻板形象，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正直、勤劳，强壮、健康”，“他们虽然远离家乡，远离他们的孩子和妻子，但是他们安分守己、自尊自强”。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强烈的“中国情结”预示着她自身文化发展中的第一次飞跃即将到来。
二、文化意识发展的第一次飞跃——公开承认自己的华裔血统
1897年的牙买加之行是水仙花文化意识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牙买加的记者生涯加剧了她对白人文化霸权与种族优越感的厌恶，历经一个痛苦的文化身份的探寻与构建过程后，水仙花不再掩饰自己的中国血统，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华裔身份，从而实现了文化意识的第一次飞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她在作品中不再以代表她“英国妇女”身份的“埃迪斯·伊顿”署名，而改用“水仙花”这个中国名字。笔名往往反映了作者的某种目的和关注的某种事物，她以水仙花的英文译音suisinfar来作为笔名，强调的是她的华人民族意识。在中国文化中，水仙花代表“高贵典雅”以及“对故土的眷恋”，所以她对水仙花这个笔名的选择，最大程度地表明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时，她创作的题材也由最初的散文、加拿大浪漫爱情故事等转到华人故事上来，而其中很多是以华人妇女为主人公，讲述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创作题材和署名的变化无疑揭示了水仙花在身份定位和文学诉求上向华人靠拢的过程。
文化身份的这一转变使她的创作态度更加踏实，不再靠刻意地创设异国情调去吸引读者，她想要做的是记录并阐释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因此，她不断深入到唐人街华人日常生活中。在水仙花的笔下，唐人街不再是粗鲁可怕的“单身汉社会”，里面有男人与女人、大人和小孩，有可爱的动物，还有欢笑与歌声，这是一个与其他种族聚居区一样的生气勃勃的社会。
我们看一下她的作品《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中的一段场景描写：
大街上拥挤的人流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女人们的歌声一阵阵地从小巷深处的阁楼里传来，而那些阔太太们却不屑于这些歌女的姓名。肥胖的理发师正开心地看着一个喝醉酒后跌进水沟里的白人；一个干瘪老头提着鸟笼，站在街角处，乞求路人驻足让他算命；几个孩子在路边燃起木块，迎面走过体格健壮的中华会馆老板，正津津有味地与寺院里的黄袍大师聊天。一个穿着新潮美国服装的华人与一个金发女郎放肆地大笑着，一起走进一家中餐馆。在各种各样的喧闹声里，还夹杂着电车的叮当铃声和车轮轧过地面时发出的刺耳声响。
花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棉花；化控；缩节胺
棉花进行科学的化学调控，能有效促进增产增收，提高棉花品质。近几年来广大棉区棉农对棉田开展化学调控有所认识，但还存在一定问题，表现在施用时间、激素含量、施用倍数、施用次数上的不科学，盲目施用，该用时不用，该减时不减，造成失时、失量，呈现出旺而失控和控而过严的“高大空”与“黑矮小”等不良后果。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与品种、地力、水肥、棉花长势长相、密度、气候条件等因素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增产增效作用，前期施用具有促下控上的作用，中后期主要是控制棉花旺长，塑造理想株型，简化中后期管理，最终获得优质高产。
目前棉区基本上都用缩节胺进行化控，缩节胺是内吸性棉花生长调节剂，能防止植株疯长，降低株高和果枝长度，使株型紧，结构合理。用药后能促进叶绿素合成，使叶色变浓变深，从而提高对光的利用率，利于有机物的合成与积累。可促进根系生长，增强根系对土壤养分的吸收能力，提高植株抗旱抗逆能力。调节营养物质运输，合理分配光合产物，促进棉铃发育和结铃，防止烂铃和落铃，增加坐果率。棉花使用缩节胺进行化控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因地制宜，合理化控
缩节胺适用于水肥条件较好、施肥量大和棉花容易旺长的棉田，天气干旱而灌溉条件差的棉田不宜使用。在棉花受到病虫等自然灾害、生长受到抑制时，也不宜使用缩节胺化控。使用缩节胺前，要“看天、看地、看苗”。“看天”就是天气是否连续干旱，“看地”就是看棉田土壤肥力和施肥量大小，“看苗”就是棉苗的长势，只有棉花处在生长良好的环境和生产水平较高的条件下才宜适用。
2喷施时间及使用剂量
喷缩节胺要在晴天露水干后进行，宜在上午10时前（开花前），下午闭花后，以免影响开花授粉和受精。喷施时间第1次在棉花现蕾后，用15.0～22.5g/hm2（纯量），对水450kg/hm2进行喷雾，能控制旺长，减少赘芽，起到提高茎杆强度和韧性的作用；第2次在初花期，用缩节胺30.0～37.5g/hm2，对水600kg/hm2进行喷雾。主要促进棉花稳健生长，利于在最佳结铃期多结铃，结大铃；第3次在打顶前后，用45～60g/hm2对水750hm2进行喷雾。有利于抑制晚蕾生长，促进上部成铃，增加铃重。喷施后棉花叶片绿色变浓，是叶绿素增多所致，但仍应合理施肥。要根据棉田苗情长势，核定用药量和稀释倍数，严禁随意减少用水量和加大用药量，从而影响药效或引起药害。
3使用方法
棉花用缩节胺进行调控，应掌握前轻、后重、多次的原则。根据地力、长势、肥水条件、栽培模式灵活掌握。对化控的时间、次数、用量多少不一刀切，苗期、蕾期对长势差的可少用或不用，但在开花、打顶前后2次不可少。在化控时应均匀喷湿棉花叶片，以无水滴落为宜；但最好喷施在棉叶背面。因为棉叶背面角质层薄，气孔多，吸收快。如果喷施的缩节胺水溶液还有小部分多余，切不可再重复喷雾，以免造成调控不匀。如喷施后6h内遇雨会影响调控效果，可重喷。缩节胺不能和碱性农药混用，但可与有机磷、菊酯类农药及根外追肥混合喷施。
4调控过量的补救措施
有的棉农因使用剂量及浓度掌握不当，导致控制过头，会影响棉花的正常生长，可采取如下补救措施。
4.1及时灌溉
有灌溉条件的棉田，应及时灌“跑马”水。
4.2追施化肥
要及时追施速效氮肥，进行沟施或穴施，以提高肥料利用率。
4.3根外施肥
用磷酸二氢钾1.50～2.25kg/hm2，尿素7.5～15.0kg/hm2，对水750kg/hm2对棉叶正反两面均匀喷雾，隔5～7d喷1次，连续喷2～3次。
4.4喷九二
九二是一种高效植物生长激素，主要作用是使细胞分裂速度加快，促进细胞增长。用量22.5g/hm2，先用少许白酒溶解后加水750kg/hm2，对叶片正反两面均匀喷雾。
参考文献
[1]陆学云.棉花栽培中全程化控实用新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5（5）：24-25.
[2]王书平，王洪信，崔红亮.化控技术在棉花栽培中的应用[J].种子科技，2007，25（2）：67.
[3]胡庆文.用缩节胺对棉花进行全程化控的应用技术[J].河南农业，2006（3）：25.
花文化论文篇8
一、探析二者互动关系的价值意义
广西当代文学与花山文化形成普遍的互动关系，这不仅是理论论证的结果，也是广西文学文化实践客观存在的事实。1985年，杨克与梅帅元撰写的《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一文已指明这种互动关系的客观存在［1］。黄伟林在《从花山到榕湖———1996—2004年广西文学巡礼》中进一步揭示这种互动关系的内涵:“1985年前后，当中国文坛正被一股文化寻根的冲动澎湃之时，广西一批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曾走向花山，进行他们文化本根的朝圣，试图创造一种能与湘楚文化、齐鲁文化相媲美的百越境界……一个后来被称为‘花山会议’的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宁明花山召开，揭开了文坛新桂军‘文学北伐’的序幕。”［2］温存超在《花山岩画与广西当代文学》中进一步指出:“文学桂军边缘崛起重要原因之一乃受花山文化的重要影响。”［3］以上作家学者的研究和发现，充分证明了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历史性存在的客观事实。其实这是一个刚打开局面的广西文化构建大课题，对该课题继续进行全面深入探讨，将对广西民族地域文化尤其是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构建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学者们普遍认同:“花山岩画是世界岩画的极品;花山文化是壮民族文化形成的标志，是岭南文化的缩影，是连接中国—东盟的文化桥梁;花山岩画具有着世界性的突出意义和全人类的普遍性价值。”［4］目前“左江岩画申遗”已明确纳入广西人民政府重点文化工程建设规划之中。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角度出发，进一步挖掘花山文化精神内涵，以塑造左江(花山)文化品牌，这应是构建广西文化的当务之急。从文学研究层面看，对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进一步理顺“花山精神”实质及其与“广西当代文学精神”之间的互通性;其二，进一步揭示“花山精神”之于广西当代文学思想启迪和精神支撑的作用;其三，进一步探讨“花山精神”对于广西文艺创作可供选择的路径、方向，如以民族差异性为艺术个性而获得“跨国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的创作效果等。总之，这是一个立足本土民族区域现实需要的文学文化学前沿课题，对该课题展开人文学术科学探索，不仅对本土的文艺学研究具有推进作用，而且对重塑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提高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化创造的自信心，均大有裨益。
二、探索二者互动关系的眼界和思路
探讨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重大文化课题，研究者应具备怎样的学术眼光和科学思路是一个关键性的追问，事关所研究课题的人文学术价值构建能否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对本课题进行探索，应立足于时代文化创造即从“文化研究”角度出发，站在“文学创作价值论”较为宽阔而又切实的学术视野上，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全面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梳理，力图从个体的文学文化现象研究而通透人类创造之“人性创造性”本质;从具体的文学文化实践出发，寻找文学文化创新的基本途径。基本思路概括如下:其一，花山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什么?花山精神与“广西当代文学精神”之间的互通、互动性如何体现?作为本土的文学文化精神，广西文学里的“花山精神”与文学的“普世价值”如何联系起来?这类问题，可以持这样的基本观点，即肯定“文学是人学”的基本价值理念，肯定人类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和悲悯情怀。通过美学思考的抽象方式尤其可以通过“文学价值论”的研究方式加以探讨，力图搭建起一种切合本地文化创造实际的文艺理论学科框架。其二，文艺政策如何利用民族精神的自觉性达成自己的有效性?挖掘花山文化内涵、弘扬传统民族精神怎样成为广西重要的文艺政策?更进一步，“花山会议”①对“文学新桂军”的形成进而发展成“北伐中原文坛”发挥怎样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转型期以来广西文学创作实践过程中的现象加以理论梳理、分析、探讨，立足时下本土文学文化创造实际效果分析，针对已经执行的文艺政策(如“广西作家签约制度”)进行理性思考，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当前文艺政策。其三，当代广西文学在塑造“花山精神”具象方面已经取得怎样的成就?具体到广西本地“经典”文学文本，比如杨克的诗集《图腾的困惑》、聂震宁的中短篇小说集《暗河》以及黄堃、黄神彪、农冠品等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作品是怎样塑造“花山精神”根性文化具象的?“文学新桂军”(以广西“三剑客”为代表)的作品因突出的“现代性”而顺利抢滩全国文坛，甚至享誉海外，因此有人说这些创作对于本土文化尤其是“花山文化”基本是“逃离”甚至是“背叛”的姿态，那么应该怎样看待本土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诸如此类的提问，笔者持否定的态度。因为理论和实践的从来都不可能令人信服，正像韩少功所说的:“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5］文学新桂军的成功又岂能例外。文学的精神主要体现为创新的思维方式，而创新思维的动力潜在于民族文化深处，离开了“花山文化”、“花山精神”，“文学新桂军”也就无从谈起。贯穿于东西、鬼子、林白等广西新生态作家创作过程中的所谓的“鬼魅思维”②，其本质是“花山精神”的“异名”而已。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广西当代文学现象进行概括，甚至通过对具体的广西作家作品进行品读、赏析的方式来详细地探讨;抓住“文学性”和“创作思维”这两个文学研究的关键点，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普遍，由现象而最终真正达到对文艺创作本质规律性的学术把握。其四，广西文学(艺术)怎样持续弘扬花山文化精神?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怎样进行现代转型?尤其是围绕“左江岩画申遗”问题，广西文艺该如何行动?笔者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精神生产。文学主要是以审美的方式直面当下人生、人性困惑甚至劫难，直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需要，需要既是个体的、时代的，也是民族的、社会的。文学是人学，文学必须表现人性，人性是个性和共性的存在，共性是文学的文化价值，而个性是文学的美学生命，文学只有通过“个性”从而达到“人性”才算是成功的。未来的广西文艺创作怎样通过个性情感而达到普遍人性是摆在广西艺术创造者面前的重大问题。既然时代文学创作必须是一种“生产”，那么时代文学就自然拥有“(产品的)价值”，市场经济下的当代广西文艺也可以主动地纳入“现代文化产业”之中，文学可以借助产业的集群力量发展壮大自己。落实到本论域，当下广西文艺可以主动地为“左江岩画申遗”服务，并通过服务而宣传壮大自己，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广西文艺(包括文学、影视、书画以及歌舞表演等)如能抓住时机，围绕“左江岩画申遗”，借助时代媒体的强大威力，积极主动地进行策划、创作，前景将是美好的且具有重大意义。
三、创新的文学研究是时代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前提
花文化论文篇9
图1.元青花凤鸟缠枝莲纹盘，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
盘折沿，浅弧腹，坦底，釉色白中泛青。装饰方法为白地上绘青花。盘内壁分三层装饰，折沿上绘以元代独特的栀子花为边饰，腹部绘二方连续青花莲纹，盘底绘青花飞凤纹，一只凤凰展翅飞翔在由莲花、、芭蕉组成的花丛中。各层纹饰之间都以青花细线组成一个空白带区，使画面看起来既饱满又不壅塞。
图2.元青花凤鸟牡丹纹梅瓶，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
梅瓶小口，沿外撇，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收敛，至底部微外撇，浅圈足。釉白中泛青。通体青花装饰，肩部绘凤穿牡丹纹，腹部绘缠枝牡丹纹，胫部绘变形仰覆莲瓣纹，覆莲瓣只露出头部，仰莲瓣内绘变形花草纹。各层花纹之间都有一圈细线卷草纹和钱纹等辅助纹饰相间，使画面看起来层次分明。
2007年10月18日深夜两点多，当许明先生把三只元青花从包装箱内取出，稳稳当当地放在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的展柜时，他顿时如释重负，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他终于不辱使命，历经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完成了开封市政府的重托，将三只伊朗国家博物馆珍藏的元青花带回了“娘家”，将近半年之久的奔走呼号，在异国他乡的酸甜苦辣，跌宕起伏的曲折历程，有如昨天刚刚发生的一切，一幕幕再现在他的眼前……
2007年3月18日，由中国收藏家协会和开封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新闻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启动。为使“论坛”吸引更多的收藏爱好者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与，论坛组委会经过多次研究，认为元青花的研讨是当前收藏文化领域最热门的话题。自从“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拍出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以来，人们对元青花的兴趣不仅仅在科学研究上，关注更多的是它的经济价值。原本寥寥无几的元青花，一夜之间遍布大江南北，有人手上甚至拥有几百件“元青花”。元青花的制假者、高仿者和拥有者无不将自己手中的青花瓷器说成是元青花。因此，使得原本非常单纯的元青花的真伪鉴定变成各种商业因素和经济利益的激烈博弈。那么真正的元青花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是数百万古瓷爱好者及经营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开封市人民政府确定在开封市博物馆设一展厅，引进几件真正的元青花，作为标准器陈列展览。同时向全国各地征集民间收藏的元青花，在同一个厅内一起展出。
于是组委会开始派人到全国各地博物馆联系借用元青花，在“论坛”举办期间公开展出。北京、上海、江西、内蒙古……凡是有元青花的博物馆或收藏机构，他们都联系过了，虽然拒绝的理由各不相同，但得到的答复都是“不借”。就在组委会工作人员一筹莫展时，有人提出请许明先生从伊朗国家博物馆借来元青花展览的大胆设想。因为许明是第一个将土耳其、伊朗等国家博物馆的馆藏元青花介绍给国人的收藏家，他与伊朗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及工作人员有着密切的交往。
许明先生临危受命，欣然接受了开封市人民政府的全权委托，开始就借用元青花到开封展览一事与对方展开了积极交涉，经过无数次的联系和协商，终于签订了合作协议。就在借展方案以及元青花运输、保险、费用等问题都已确定时，伊朗文化部出面干涉，借展的事一下陷入僵局。许明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四处奔走，中国外交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伊朗驻中国大使馆、伊朗驻上海领事馆、伊中友好协会，他们通过各种外交途径给伊朗文化部做工作。尤其是伊中友好协会会长，多次出面劝说伊朗文化部官员。他说伊朗国家博物馆已答应开封市政府的要求，并签订了协议，开封市政府已向国内各界人士做了广泛宣传，“论坛”很快就要举办，如果违背协议，将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影响到两国的关系。伊朗文化部考虑到这件事关系到两国的关系和人民的友好往来，以及今后的文化交流，最终在9月底同意了伊朗国家博物馆与开封市政府的合作方案。
按照原协议，由伊朗博物馆将这三件元青花从伊朗运送到开封市，再移交给中方。为了防止意外事故发生，由开封市人民政府出具担保书，市长周以忠签字担保赔偿，赔偿金额6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600万元）。但在即将执行协议时，对方却提出移交工作必须在伊朗博物馆进行，要求许明先生亲自去伊朗办理移交手续，三件元青花的运输及途中一切事务由中方负责，同时，伊方派出博物馆馆长带队的6人小组护送元青花。开封市人民政府欣然答应对方的要求，于是三件元青花如期登上回娘家的旅程。
然而，10月18日晚上9点40分，当飞机在郑州机场降落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机场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三件文物办完入关手续最少得半月之久。许明先生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他从来没有办理过引进文物艺术品展览的业务，以为这类物品和普通器物一样，根本不知道海关的有关规定。眼看第二天上午9点就要举行首届论坛博物馆精品展区开馆剪彩仪式，这可怎么办啊！难道一百多天的奔波就要毁于一旦了，元青花从数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都运回来了，却在近在咫尺的家门口无法取走。于是他们竭尽全力与机场人员苦苦交涉，终于感动了尽职尽责的机场及海关工作人员，连夜检测放行，三件元青花运到开封博物馆已是深夜两点多，所有在场的人员不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此次元青花引进的成功令我们不得不产生几点反思：引进国外博物馆藏品在国内展览对于国家博物馆或官方文化机构其实不是一件难办的事，问题就在于开封论坛是政府主办的民间收藏文化活动，而且时间又非常紧迫。因此，原本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却充满传奇和戏剧色彩，机遇和巧合夹杂在一起。为此，我们采访了许明先生，他非常坦诚地向我们讲述了能够从伊朗国家博物馆借展三件元青花的原因。
伊朗，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整个国家处于高度的备战状态，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很少。他们对元青花知之甚少，也不知道“鬼谷子下山”拍出2.3亿元人民币的事。他们以为元青花只是一般性的收藏品，借出去展览也不是什么大事，因此，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但后来文化部出面阻止，很可能是了解到元青花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非同小可，但迫于外交压力，又不得不放行。这纯属戏剧性和偶然性。二是伊朗和中国关系十分微妙，为打破美国的封锁和打压，想和中国搞好关系，这是办成此事的必然性。三是许明先生的人品和个人魅力赢得了伊朗国家博物馆的信任和理解。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间收藏文化事业的日益繁荣，各种类型的民间收藏文化研讨会、论坛或活动，此起彼伏，仅中国收藏家协会主办的每年一届的高层论坛，已连续举办了七届，有力地推动了收藏文化事业的发展。“首届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是我国民间收藏文化活动第一次由当地政府主办的，它的意义非同寻常。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开封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精神，率先组织、引导、支持民间收藏文化活动，在举办中国开封第25届花会的同时举办“首届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使活动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取得良好的成效，为今后发展开封市的文化产业，推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走在全国各级政府的最前面，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其次，开封论坛的主办方抓住收藏文化界最关注且最具争议的热点话题――元青花，并且启用民间收藏力量，经过多方努力从伊朗国家博物馆引进三件元青花公开展出，吸引了众多的陶瓷专家、学者和收藏爱好者，这对元青花乃至古陶瓷的深入研究和探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证明，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民间收藏组织完全可以办到只有国家文物部门、研究机构才能办到的事；民间文物爱好者对文物收藏艺术品的研究和探讨，在某些领域已走在了专家或学者的前头。以元青花为例，近年来，山东景鸿堂先后召开了两次元青花研讨会，景德镇和上海也在黄云鹏和许明先生的主持下召开了国际元青花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揭开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元青花秘密，在有些方面排解了困扰元青花研究领域多年悬而未解的争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大量的民间博物馆的涌现和研究成果的产生，说明民间收藏文化组织或收藏爱好者，他们不仅能办到国家文物部门和专家学者才能办到的事，而且不用花国家一分钱，这种利国利民的好事、善事，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应大力支持倡导，应向开封市人民政府学习，“政府搭台，民间唱戏”，共同弘扬我国传承数千年之久的古文化艺术事业。
花文化论文篇10
“马莲绳，一根弦，琵琶还要好家弹。你不唱花儿花不艳，我不唱花儿心不甜。”
“花儿”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民歌，是流传于西北地区一种独具风格的高腔山歌。2006年6月。“花儿”列入了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儿”传唱于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四个省区的八个民族(回、汉、土、藏、撒拉、裕固、东乡、保安)中，使用当地汉语方言，且只能在村寨以外歌唱，通称“野曲”(与“家曲”即“宴席曲”相对)，又称“少年”。其传唱分日常生产、生活与“花儿会”两种主要场合。西北“花儿”融汇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及阿拉伯文化精髓，是世界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张亚雄先生曾对花儿进行搜集整理，探索花儿的渊源。八、九十年代，兰州大学出版发行了《花儿通论》，根据花儿的文学格律和音乐基调分为“河湟花儿”、“洮岷花儿”两个流派，前者以古河州(今临夏)为中心，后者以洮州(今临潭)、岷州(今岷县)为中心。据专家考证与推测，它大约萌生于明代初期，至今约有640年的历史了。花儿的歌唱内容以爱情为主。也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自己)／钢刀拿来(者)头砍下／不死了就这个唱法……”这是西北人喜爱“花儿”最真实、最准确的写照，他们将“花儿”比作“心上的话”。不管是田间地头的老农，还是放牛挑水的娃子，都能拉开嗓子喊上几首“花儿”。辛勤劳作之余，他们将日常生活中的苦与乐，谈情说爱时的悲与喜，以洗练朴素的语言套上曲令唱出来。“花儿”有着独特的歌词格律和音乐旋律，作品浩繁，曲调丰富，文学艺术价值高，是我国民间歌谣百花园中一朵秀丽多姿的奇葩。
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中最严峻的问题奠过于文化的传承问题，当然“花儿”也不例外。随着“花儿”歌手相继老去，不少优美动听的“花儿”也随之而去。近些年，以往乡村生活所特有的悠长、完整的时间方式逐渐被匆忙紧张的生活切割得支离破碎、七零从落。这也就意味着花儿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被抢占、挤压与肢解，使得花儿这种弱势文化越来越被边缘化。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保护、传播与传承、创新与积累，是中华民族得以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的精神基石。但是，在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花儿”这种传统文化一直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舆论环境。所以，“花儿”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美国学者罗杰・皮尔逊把社会文化的传递或传播方式分为纵向的“社会遗传”和横向的“文化扩散”两大类。他说：“当文化在同一社会内部从一代传至另一代时，我们称这一过程为‘社会遗传’。但当文化从一个群体传至另一个群体，从一个社会传人另一个社会时，我们就习惯用这样的术语‘文化扩散’。而本文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花儿的横向“文化扩散”问题，只有文化得到广泛的认同，它才能更好地传播下去。
花儿的文化扩散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人际传播，一是大众传播。
一、花儿的人际传播
“花儿”的文化扩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主要依靠的都是人际传播，即人与人的交流与传递。花儿的人际传播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种形式：
第一种，迁移扩散。即通过个人或群体的迁移活动，把“花儿”歌曲及相关文化带到新的地区。这种扩散作用传播距离远。但是，同源文化区之间有很大间隔，且文化的扩散作用随着与源地的距离的增加和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呈现逐渐衰减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花儿随着人口的迁徙到达新地方，与当地文化融合之后，在唱词、曲调等方面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花儿”起源于青海。文化的扩散主要是以青海为中心。传播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而东部沿海地区对其了解得很少。
第二种，以花儿会为中心的人际传播。“花儿会”是民间自发的群众性传统“花儿”演唱集会，也是西北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来已久。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五月初五(端午)、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等特定的日子里。甘肃和青海等地的民间“花儿会”此起彼伏，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踊跃参加。会场一般是风景秀丽的名山古刹、森林山峡、河滩草坡等天然场地。规模大小各异，有些多达数万人，会期长达3―5天。届时，无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还是信奉佛教的汉族、藏族、土族、裕固族等群众，为了共同喜爱的“花儿”民歌而欢聚一堂，纵情高歌，会场气氛热烈而壮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岷县二郎山“花儿会”、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以及青海省大通县老爷山“花儿会”，等等。
基于人际传播媒体形式的差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人际传播划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两种形式。直接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类语言、体态语的传递进行的信息交流。间接传播是指在现代社会里的各种传播媒体出现后，人际传播不再受到距离的限制，可以通过某些传播媒体进行远距离交流。“花儿会”这种传统民歌的演唱传播方式多是一时一地，口耳相传，具有明显的“本地生活在场有效性”，是直接传播的典型。在这种人际传播中，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出者，同时又是信息的接收者，即在影响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他人的影响，互动性强，更加容易产生共鸣，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但是近年来，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花儿会”越来越多了商业演出的性质，许多群众仅仅局限于“表演”“观看”，缺少了互动，“花儿会”俨然变成了演出，而不再是群众交流的平台与活动。赵宗福指出，“花儿”原本就是口耳相传，需要歌者与听者互动，台上台下唱成一片。简单地局限于“表演”“观看”，对“花儿”传承十分不利。
二、花儿与大众传播
到了现代社会，伴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农耕、游牧、渔猎的小农经济秩序被打破，非物质文化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八文环境发生了变迁。面对着日益扩大的社会需求和新的文化语境，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方式不得不随之改变，由人际传播逐渐变为大众传播。不能只是依赖着传统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方式，而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网络和更复杂的社会层次中，经由大众传播媒介的收集、整理、出版、发行。而得以广泛的传播。在这一信息流通的过程中，大众媒介凭借其技术优势，承担了传承社会文化的重任。
总的来说。大众传播媒介在非物质文化传承中有以下几点积极的作用：1、大众传播媒介凭借着先进的传媒手段和传播技术，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于扩大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范围、延长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时间、丰富非物
质文化的传承内涵，所起的作用是人际传播所望尘莫及的。2、一种文化要获得发展，必须是将文化的传承和积累相结合。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容上得到了传承，在工艺上有创新，在观念上受到了重视，在文化的积累上。也获得了扬弃和吸收。3、大众传媒通过宣传、报道、评论、舆论监督的方式，引发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