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十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价值定位，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关键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难点问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高度，将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特别是同志通过主动阐释、积极运用、率先垂范等方式，就其历史定位、主要内容、根本价值、传承途径等作出深刻论断，推动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挖掘与探讨，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理论的新发展。
一、批驳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
清末以降，国人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救亡图存，其先后向西方学习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西方文明的传播、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怀疑否定的情绪逐渐上升。直至五四新文化时期，提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胡适语）。这种“百事不如人”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全盘西化论”者要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举起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提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是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别。他认为世界的未来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由此确立了现代新儒家捍卫传统文化价值的思维定势。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则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应该是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第三种文明”，既坚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文化具有的时代性、普遍性，又坚持文化具有的民族性、特殊性，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先河。近现代以来，自由主义文化派、保守主义文化派、马克思主义文化派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立场上，相互冲突与融合，共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发展景观。改革开放近40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环境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海外新儒家及大陆新儒家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坚持保守主义文化派立场，鼓吹文化复古主义，主张恢复儒教功能，回归儒家道统等。同时，伴随着中西文化日益广泛的交流、交融、交锋，出现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它们是自由主义文化派在新历史时期的反映。面对文化领域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何去何从？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及理论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批驳了各种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论断，重新定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坐标，为其传承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怀疑否定论干春松教授的著作《制度儒学》，直观地向人们展示了儒学、儒家对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儒学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彼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泱泱大国，巍巍华夏，文运昌隆，虽历经朝代更迭但文脉延续不绝。所谓“国可亡，中华文脉不能断!”这样的民族心理衍生出文化上的盲目自信与夜郎自大。直至西方列强叩关索地，清政府割地赔款，一些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改对传统文化的迷信，开始怀疑和反省。怀疑中国之器物可否堪用，怀疑制度和文化是否足恃？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走向制度层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从制度层面走向精神文化层面。这一路向西的学习经历了从“西学之用”深入到“西学之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被怀疑否定的过程。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在鞭挞封建专制的同时矛头对准了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激进批判的过程中难免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未能做到辩证地“扬弃”，一时间否定和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几乎成为潮流。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中，虽然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文化建设方针，实际落实中重批判轻继承，强调传统文化属于封建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传统文化超越时代具有永恒价值的继承性，中破四旧也存在将工商老字号、古籍、字画、瓷器、古建筑等文化遗产混同四旧一起破坏，更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今天，我们在对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的同时，必须正视怀疑否定论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当前，西方在经济科技信息上仍占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而且这一格局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
在此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百事不如人的崇洋心理、怀疑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惯性，依然顽固地存在着。他们习惯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糟粕、封建残余和落后过时的象征。在其看来，中国在经济崛起后所面临的诸如官本位、、奢靡浪费、法制缺失等诸多社会问题，根源即在于受腐朽落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受新自由主义、西方民主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部分社会精英与所谓公知激烈地抨击中国的传统与过去。他们将民主不健全、贪腐屡禁不止及社会不公正、不平等，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将其视作历史包袱。他们片面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亲亲、尊尊、三纲五常划等号，认为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甚至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优秀传统文化。部分人即使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也对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和文化能否在当今社会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心存疑问。这种反传统的传统，使国人沦为精神浪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立根铸魂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同志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源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此外，学术界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内政外交等命题展开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讨，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意义。这些论断和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怀疑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视为沉重负担的错误思想，驳斥了认为只有将其彻底废弃，中国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全盘西化论，为在21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扫清了障碍。
（二）文化复古论20世纪中期，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等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昭告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肯定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强调与西方文化不同之东方智慧及其世界意义，并号召人们研究中华文化，现代新儒家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文化圈的经济崛起及诸如生态破坏、功利主义盛行等世界问题的产生，各国学者开始强调对中华传统哲学智慧的汲取。中国学界在反思重建价值秩序的过程中，也日益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但一些学者在经历的激烈动荡后，激进地走向怀疑否定传统文化的反面，积极鼓吹文化复古论。他们坚持夷夏之辨的陈腐偏见，认为马克思非我族类，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主张复古更化，恢复中华道统。一部分人还在海外新儒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主动借用该旗帜，自封为大陆新儒家，并利用这一极富使命感的身份，刻意制造非马即儒的紧张对立，意在通过崇儒反马的宣传鼓动，攻陷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阵地。譬如蒋庆指出，应将孔孟之道作为根本统治思想写进宪法，替代马列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依靠儒家义理实行王道政治[1]。实际上，其早在21世纪初就在贵阳修筑阳明精舍宣传其所谓政治儒学、儒家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政治主张。陈明则高调宣扬文化民族主义，在其看来，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鸠占雀巢。因此，应去马归儒、改旗易帜。他创办《原道》等刊物，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积极推广文化民族主义，抵制和抨击一切外来思想、文化与宗教。
康晓光明确提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儒化中国[1]。党的十以来，针对党中央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陆新儒家错误地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重回中华正统的开始。这种错误认知明显是对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误读。强调：“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一定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2]即是明证。这种刻意误读，势所必然地遭到学界同仁的广泛批评。譬如方克立先生指出：“他们（大陆新儒家）写了不少有意曲解思想的文章，主要是一厢情愿地表扬他‘去马归儒’，复归中华道统，让他们看到了‘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将中国和平演变为一个‘儒士共同体’国家的希望。我认为要澄清上述误解、误读和有意歪曲……”[3]黄明哲讲：“一些‘儒学’学者认为，儒家文化重新成为正统的日子正在到来……这类观点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传统文化观显然存有误解。”[4]还有部分大陆新儒家刻意混淆优秀传统与传统的内涵，片面地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将传统政治思想、宗教意识、家庭伦理等，统统不加扬弃地视为优秀传统文化。但无数实践证明，这种全盘复古思想，忽视中国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革的事实，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毫无结果的闹剧。总之，文化复古论与怀疑否定论异曲同工，前者是全面肯定，后者是怀疑否定，二者都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复古论者没有看到孕育传统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这种对待传统文化只强调继承性无视时代性的态度，绝无成功的可能。二是复古论者尚未认识到十以来党中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弃马归儒、改旗易帜，而是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三）文化虚无论文化虚无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层面的主要表现是抹黑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或为反面人物正名，歪曲与传统器物、节日、技艺、医药、习俗等相关的历史事实。譬如蔑视传统道德观念，抹黑孔子、魏征、关羽等正面历史人物，为秦桧等负面人物申冤叫屈，无视中医的重要作用等。较之怀疑否定论不信任传统，文化虚无论直接无视其存在或否认其价值意义，对中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负面影响更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最丰富、最全面、最真实的历史。几千年以来，其逐渐成为风俗、伦理、制度、器物、艺术等内涵深刻、形式多样的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凝聚着几千年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基础和实践基础，还维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中华文化连续性，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更是大国崛起的优势资源。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历史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共同文化、共同社会心理的载体。文化虚无论者通过歪曲或篡改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旨在破坏我们对民族国家的基本认知、基本信仰。实践证明，文化碎片化、历史观模糊化，势必造成价值观体系混乱，继而导致思想教育荒废、政治纪律松懈、社会风气败坏和民族认同式微，并最终动摇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综上所述，较之怀疑否定论、全盘西化论或文化复古论，文化虚无论更是釜底抽薪、自掘坟墓的邪路。党的十以来，多次强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5]“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①学术界也对文化虚无论展开了批评，并肯定了传承中华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譬如左鹏明确指出其错误：“文化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对中国的现代化只起负面的阻碍作用，是‘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主张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地挪到中国。”[6]王伟光则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治国理政、安邦济世的思想资源，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发展和平外交战略的文化基石等[7]。这些论断，有力地驳斥了无视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标准、技艺传承及风俗习惯，将中华文化虚无化、空心化的错误观点，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揭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实践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破解当今我国面临的难题，通过自觉地传承、弘扬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赋予时代特色的同时也赋予了民族特色。从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立场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丰富发展，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沃土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根本。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当前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如前所述，怀疑否定论者不信任传统，主张摒弃传统或全盘西化；文化复古论者全面肯定传统，要求回向儒学、回归中华道统；文化虚无论者曲解、虚无中华文化，企图瓦解国人的价值信仰。由此可知，这些论调虽各有侧重，却都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途命运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此类问题虽错综复杂，但其症结在于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相关文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之需。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时代实践特点，科学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历史文化虚无主义，抵制复古主义[8]。这既是对复古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直接回应，也反映了大部分学界同仁的心声。如方克立先生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9]“文化思想的宗纲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3]高长武认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维度，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前提[10]。作为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与实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无数历史和实践证明：其必须与相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脉相承的实践探索中，自觉地传承、发展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吸收借鉴、批判继承、创新转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密切关系，即“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1]。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21世纪焕发新活力，就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扬弃和改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其作用。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借鉴、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指导思想与血脉根基的关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任何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有器物、制度与价值层面的分别。价值层面的内容较之器物或制度层面更深刻也更具本质意义。指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永恒的东方智慧和人文精神。譬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修齐治平”的人生观，中庸、“忠恕”的处世观等。这些人文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13]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固有泉源、固有根本。就我国而言，民族之根本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之根本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以来，党中央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项培根固本的工程。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线性发展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紧密相连，我们要更好地解决现代化难题，必须回首过去，从传统中汲取经验和智慧[14]。2017年1月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15]其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延续中华血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集中表达了党中央及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坚定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最古老的传统，是民族认同的文化基因，蕴涵国家复兴的基本价值。这些文化和价值，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根本依据，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本出发点。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诚信缺失、、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盛行、生态环境破坏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足等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这些问题越发成为中国崛起的瓶颈，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从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寻找现代化困境的解决途径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譬如欧洲国家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中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资源；现代化进程完成后，又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发现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智慧。雅斯贝尔斯这样描述传统的重要性：“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及古波斯等都出现了伟大思想家，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从那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一直依赖‘轴心时代’文化复兴所提供的精神力量。”[16]作为轴心时代的核心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希望[17]。对于新时期的执政者自身建设、治国理政、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对外交往等方面均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改革开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使其以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话语体系、价值观、经济思想、生态理念等崭新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具体表现在：一是借鉴传统政治伦理加强党的建设；二是传承传统富民思想促进经济发展；三是以传统文化为渊源培育核心价值观；四是借鉴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五是弘扬传统“和”文化助力对外交往等。这些理论与实践，见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概而言之，十以来，从共同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共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精神融入其中，给国人以禀赋、依归、自信与勇气。就像同志所说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21世纪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
三、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文化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宽泛，多年来人们一直努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作出理论概括。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张岱年先生提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以和为贵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其核心应是关于人的自觉的思想[18]。李宗桂先生认为：“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文化。”[19]综观学术界相关研究，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可大致分为列举式、内涵概括式，或二者兼而有之。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同样采用了列举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即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拥有永恒魅力的中华文化成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15]。除此之外，是否仍有其他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意见》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任务的论述覆盖了更多的传承项目，事实上已为我们勾勒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轮廓，即中华传统古籍、戏曲、书法、语言、文字、医药、烹饪、武术、园林、节日、文物、制度甚至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列举式与内涵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具体地表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何物，但也存在界定相对模糊、概括不够简洁的弊端，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挖掘、划分、总结和概括。学术界习惯上是将中华传统文化分为体、用两个层面加以概括，这主要源于理学家对体用关系的探讨。譬如程颐就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说法。这种划分方法，由学术变为常识，获得较大影响，始于近代以来国人对西方器物、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等逐步深入地学习和借鉴。学界往往以此为依据，由浅入深地对文化实体展开层次划分。这种划分，反映了文化传播的难易、快慢，且能直观体现文化的作用及影响，具有良好的表达效果和一定的科学性，因而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和接受。以此划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可大致分为体、用两个层次。但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儒家从封建正统到地位一落千丈，之所以没有断绝，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文字与典籍的完整留存，使我们有机会重新学习古人的思想、失落的国粹。所谓文以载道，语言文字和经典都是工具，是确保文化传播及文化传承赓续不断的载体。倘若其缺失，恐怕我们便只能在日用不知的梦魇中保留对中华文化的最后眷恋了。因此，中华文化之文同样不容忽视，亦不宜与其体用混为一谈。因为无论体用，其作用或影响的发挥，其延续与传承，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典籍等基本传播载体的运用和发展。概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有体、用、文三个层面。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体，主要涉及精神、价值观层面，如中华民族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等；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用，关乎器物、制度层面，如园林、文物、历史文化街区与名人故居等；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文，主要是传播载体，如语言文字及经史子籍。
四、开创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
近代以来，不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还是传承项目、传承平台、传承组织及传承环境等，都随着时代变迁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如何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通过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统一部署、协调各方、保障落实，开创了体系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径。具体表现在，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等方面。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蕴含其中的儒学，在古代社会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传承发展是有保障的。古代中国，形成了包括官府、官学及家庭、家族、私塾、同乡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多层次、宽领域的传统文化传承机构。但伴随封建统治的终结，这些机构或解体或被取缔，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失去了原来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改变，人们越发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国学、中国哲学、汉语言文学及考古学的研究者。他们不断挖掘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倡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时和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在其影响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自身及社会面临的问题，引发了强大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特别是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回应时代问题，并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发挥其价值效用，推动形成了传承主体由单一向立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具体而言，一是党是领导责任主体。《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15]二是各级政府是主导责任主体。各级政府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农村、企业、社区、机关、学校等城乡基层。各类文化单位、各级文化阵地，都要担负起守护、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三是全体教育科研工作者是教育责任主体。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要深入阐发传统文化精髓，积极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四是所有家长都是家庭教育责任主体。广大家长要恢复和确保良好的家风家教，把所有的家庭打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播阵地。五是人民是实践创造主体。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主体地位，“发挥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发挥青少年的生力军作用，发挥先进模范的表率作用，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发挥文化志愿者、文化辅导员、文艺骨干、文化经营者的重要作用，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15]。六是各类经济组织、从业人员是经济引导责任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各行各业经济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发展传统文化产业，将相关产业做大做强，充分挖掘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概而言之，就是要坚持实行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协同推进，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主体向立体化方向发展，形成政府推广、大众推广、群体推广、人际推广、国际推广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新格局。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仍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单一，传承方式僵化，缺少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因而社会效益难以显现。《意见》指出：“注重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15]因此，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坚持共建共享，注重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必须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经典、习俗、节庆、教育、节目、娱乐、美食、工艺等文化元素及现代教育传播技术，打造更具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必须通过生活化的传承项目、平台和组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人们的日常用度、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党的十以来，学界自觉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意见》以来，相关研究获得了更大进展。譬如李明泉指出：《意见》表明，以语言文字为中心、以文化经典为依托、以习俗节庆为纽带、以化育知行为关键、以文化传播为平台、以生活方式为目的、以文化活动为载体、以对外宣传为渠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路径[20]。通过研究系列重要讲话、相关文件及广大学者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以来推动传承项目、平台、组织向生活化延伸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创新。具体而言，一是项目生活化，如中华老字号保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城镇化建设、振兴中华传统节日、积极推广中医药、民族服饰及中华武术、发展民族体育项目等。二是平台生活化，除了研究院、实验基地、设计院外，还应充分发挥诸如微信、微博、主题网站等互联网、新媒体及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影院等传播平台及寺庙、道观、园林及各类文化旅游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三是组织生活化，如发挥中医药协会、中华武术协会、红学会、商会、收藏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宣传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扬弃观，而且从战略高度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视其为突出优势，并实施传承发展工程，积极继承、弘扬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通过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善各项保护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打造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使其传承发展环境的塑造更加制度化。具体表现在，其一，各级党委和政府将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对有关工作作出制度性安排。如加强宏观指导，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考核评价体系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等。其二，加强传承发展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制定和完善惠及相关工程项目的金融支持政策，建立合作共建机制，制定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完善相关奖励、补贴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捐赠或共建相关文化项目，建立健全传承发展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制度等。其三，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如完善文物保护法、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通过法制化建设增强全社会依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形成礼敬守护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法治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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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党史文化；传统文化；异同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6-0013-02
党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孕育，产生、发展及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积淀起来的一种特殊文化类型。中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考虑的中心不是个体，而是相互的关系，寻求利益与道德之间的某种结合点，强调互利双赢的关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的理性乐观精神，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包容并兼"。党史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相同性，也有不同性。
1相同性
1.1基本精神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昭示了党史文化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一致性。
我们党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重视，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文化工作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命题，对发展文化的理论和方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针，就文艺和人民、文艺和生活、作家和群众、批判和继承、文艺的内容和形式、普及和提高等关系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在1951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口号。1956年4月和1964年2月，又先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证文艺真正做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十七届六中全会就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重要决定，要求各族人民提高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建设文化强国，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
1.2都重信仰。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讲信仰的民族。信仰什么？信"天、地、君、亲、师"。天地是自然物，天覆盖万物，生生不息，地承载万物，孕育万物，天地运行创造万物，所以信"天地"；信"君、亲、师"，这三者都是人，人在天地间合天道，重地道，讲人道，创造财富，所以信仰"人"，尊重"人"。"天、地、人"叫"三才"，中国人就信这"三才"能影响他们的生活，能左右他们的生活，天人合一就吉祥。这是中华文明的主流。中国文化重视生命、生存、生活和人生的价值，实质就是"以人为本"。这与我们今天讲的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
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什么？是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这个信仰就像人的脊梁骨一样，支撑着我们脚踏实地的从事着共产主义事业和运动。
一个人没有信仰，没有远大目标，没有前进的方向，也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没有前进的动力，就消极颓废，就欲及时行乐；要想及时行乐，就要敛财索贿。敛财索贿就是犯罪，及时行乐就是腐败，腐败犯罪就要落马，这就是信仰缺失的必然逻辑。
战争年代，我们的共产党员，人民军队指战员，为什么不怕牺牲？为什么英勇善战，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有一种坚定的信仰，就是要旧社会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新制度，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献身，也在所不辞。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焦裕禄、王进喜、时传祥、雷锋、欧阳海、王杰，他们的献身精神从何而来，也是因为他们有理想有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任长霞、牛玉儒、王瑛、丁小兵、方玉刚等等共产党员，他们信仰坚定，道德高尚，爱岗敬业，心系群众，是我们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1.3都重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作为具体体现的一种精神。而其核心--爱国主义，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于自己祖国挚爱的深厚情感。它表现为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和深切的眷恋，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强烈期盼，对祖国繁荣昌盛的坚定信念，对祖国和尊严的坚决捍卫，对卖国求荣的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的无比崇敬等。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根植于延绵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千百年来，民族精神薪火相传，越燃越旺。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培养孕育的文化结晶，是在长达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由50多个民族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通过思想感情、意志信念、心理素质、道德观念等长期的相互交融凝聚而成的，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中国古代孕育、发展形成的传统民族精神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仁民爱物"、"厚德载物"的博爱精神；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自强不息精神；以和为贵的团结友善、热爱和平精神；勤劳勇敢、知难而进的奋斗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毅精神；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日新又新的革新精神等。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精神。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西柏坡精神和红岩精神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等；改革开放阶段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的"六十四字"创业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这些精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新的精神财富。
2不同性
2.1外延不同。
党史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延是不同的。党史文化的外延仅有党史理论文化、党史纪念地文化、党史人物文化、党史事件文化，还有军事文化、外交文化、统战文化、民族宗教文化、教育科技文化以及文艺、体育、卫生等文化。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延较宽。中华文化五千多年，积淀了非常厚重的优秀文化因子。如孝文化、和文化、善文化以及建立在道德主干上的仁、义、礼、智、信的忠孝观、义利观、和平观、实用性的宗教观、重视家庭与人情的伦理观等，范围非常宽泛。还包括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其视角触及到了教育、文化、社会、日常民俗等多领域多行业范围。可说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华民族的深层价值观才未发生根本转换。我们中华文明才一直延续几千年而未中断，且原生态的基本内核在世界范围内才再次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2.2时段不同。
党史文化的时段严格说可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至今90多年。这90多年里，中国发生了三大变化，一个是"站"起来，二个是"富"起来，三个是"强"起来，在这个时段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人民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史文化的的时间至今只有九十多年。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段严格说应从伏羲氏"一画开工"算起，至今已有五千多年（或六千多年）历史。这五千多年里，中国从原始社会演变为奴隶社会，再演变为封建社会直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优秀传统文化。
以伏羲炎黄哲学为源头，以易经和儒、道、墨、法等为主干的中华优秀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东方汉学文化的本体和源泉。中国国民性格为什么会出现迥异于西方民族的特征，中华民族何以能以独特的发展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受惠于这些文化元典。
2.3源头不同。
党史文化源自于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中外文化包容兼并的产物。"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从国外传入，经、陈独秀等革命先驱的传播，逐渐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从而与中国实际结合，产生了共产主义小组，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有了党史文化。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于《易经》。《易经》是中国哲学和中华文化的源头，这已被各界所接受，是不争的事实。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承认过，他所创造的辩证逻辑定律正是得到了《易经》的启发，他还感叹地说，他一生中的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
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美术院校；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G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6－0081－02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创造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深远影响整个民族共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借鉴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是创新美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之举。
一、美术院校中华传统文化的教、学现状
2008年，我们在艺术院校、普通院校中，进行了以文、史、哲、经、法、语言、审美等内容为主的《大学生人文素质修养现状》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普通高校，学生回答问卷的正确率为63.27%，而在美术院校，正确率只为54.5%，两者相差8.77%。可见美术院校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的储备有些偏低。
与此同时，在对美术院校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愿望和教师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教学的现状调查显示：美术院校的学生很希望老师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的占48.9%，近五成；不希望的占18.1%，无所谓的占33%。而美术院校教师能够经常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教学的则只占29.1%，近三成；有时这样做的占43.8%，很少这样做的占27.1%。可见，在美术院校，学生对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教学的学习期望与教师满足学生的学习期望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教师的教，不能满足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需求。事实上，在美术院校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既有学生的内在需要，又有外在的有利时机。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美术生虽具有文化基础相对偏低、个性较强、不愿接受僵化的理论说教的特点，但对中华传统文化却有着比较强烈的学习愿望。中华传统文化扎根于民族土壤，源渊流长，美术史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国画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领域中的奇葩之一，这也是美术生乐于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因。中华传统文化还是美术创新的起点和背景，是美术设计的灵感和源泉，这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认同感。另外，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恤民、爱人孝亲、重德修身、励志图强、崇节重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修身养性、为人之理方面的知识也有较大的兴趣。这些都是美术院校的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高校中也兴起了一股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这也就为美术院校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思政课的教学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美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做好“五个结合”
学校主导与组织学生结合。美术院校普遍不太重视以中华传统文化来丰富思政课教学。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学校必须要重视。学校重视，不仅是说说，更要落实到教书育人的各个具体环节，要有共识和具体措施。第一，要把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思政课教学的要求，体现到学校的育人目标、育人思路、课程设计、效果评价之中去。第二，领导要亲力亲为，如亲自在教学中带头实践和实现这一要求、亲自主持课题研究等。第三，培训师资。培训一支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与思政教学结合起来的师资队伍，抓好骨干，搞好普及。给教师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以经费支持。第四，开展活动、营造氛围，还可聘请校外专家来校进行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系列讲座等。另一方面，单靠学校主导显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组织、引导学生广泛参与，积极配合。第一，要正面引导学生，讲清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专业发展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重要意义。第二，鼓励学生组织成立“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协会”或“中华传统文化兴趣学习小组”等学生社团，委派教师，指导学生开展学习活动或竞赛活动。第三，给学生从事活动以经费支持。
课内教学与课外延伸结合。课内教学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授课模式，可在选修课甚至必修课中进行。如开展课前十分钟读经活动，如《论语》、《三字经》、《弟子规》等。同时，还可穿插视频教学，如“于丹《论语》心得”等。课外方面，要充分利用网络对课内教学进行补充。“长期以来高校教育比较侧重第一课堂教育，而对第二课堂教育重视不够。”［1］“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依托网络平台改进高校思政课教学成为了必然选择”。［2］要把教学的课件挂到网上，还可在网上开设读书栏目，指导学生有选择地精读国学经典，同时师生也可在网上互动交流，释疑解难。另外，还可充分利用学生采风写生机会较多、跟社会实践联系较多的有利条件，实地考察，充分利用社会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及思政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结合。在美术院校的教学中，存在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分离的情况，专业教师只管专业教学，似乎与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无关，个别老师甚至排斥、挤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时间。其实，美术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做事与做人息息相关，没有艺德是难以成为艺术大师的，不会做人，又怎能做好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的责任，也是美术专业教师的责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应互相结合、相互配合，教书和育人是美术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共同天职和使命。
必修课与选修课结合。首先，要运用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思政必修课的教学，如运用中国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运用儒家伦理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如此可以极大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还须借助当前中华传统文化热，开设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选修课，以作为必要的补充和延伸。如开设《中国管理哲学》、《国学精选》等。
校内资源与校外资源结合。美术院校首先应立足本校实际，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同时要借助校外资源，可聘请校外名师来校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或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学术讲座；也可与综合型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教学方面实现资源共享；还可组织学生到综合型高校听名师国学讲座等。
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创新当前美术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处理好四个关系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如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等，这些观点在现代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可取。但是，重德、修身、孝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现代依然有相当的价值。既要反对食古不化、复古主义，又要反对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要面向现代化，其道德教育要面向今天的思政教育，这样才能“古为今用”。与此同时，当前的思政教育也必须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也存在一个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育人内容和方法的问题，既要传承，又要创新。为此，无论是美术专业教师，还是思政专业教师，都必须注重和探索艺术与中华传统文化、思政教育的结合，指导学生的生活与艺术实践，实现艺术、中华传统文化、思政教育的三结合。
艺与德的关系。在有的美术生中，往往重艺轻德，认为艺最高、艺最重，有艺即行。还有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对从政的人有用；而自己又不想从政，学起来没有什么用。事实上，只有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才有利于自身成就事业。美术生如果不重视艺德的学习，其发展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要使学生明白：德和才一样重要，职业生涯是否成功不单单取决于专业素质如何，有时更取决于道德素质如何；要抛弃对思政教学的偏见和反感，提高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使自己成为德艺双馨的人。
知与行的关系。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思政课教学的成败，关键在于学生能否做到知行统一，能否把所学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和学习之中。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历来主张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的统一，尤其强调道德践行，反对说一套，做一套。美术院校的思政课教学绝不能仅停留在知和书本上的阶段，必须落实到行、落实到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传统文化；儒学
党的十以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适应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需要，开启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创新和弘扬的新航程。学界正进行热讨论争论，一个核心问题是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都是流淌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地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在我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文化的源头与基础。我们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综合创新，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这里把一些思考写下来作为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都是人类文明史的历史成果
按照苏联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人们把以儒学为标识的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分割开来，也排斥于世界文明发展史之外，否定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基础的一个基本来源。这是一种不符合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历史实际的虚无主义。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从人类文明文化多样化发展史上，搞清楚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19世纪世界进入工业化现代化时代，人类社会思想发展的伟大成果和崭新高峰。它首先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是工人阶级实现其解放全人类历史使命的强大理论武器。同时恩格斯在晚年又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层次上进行界定。他指明，他们的学说是“历史科学”，①还把他们的世界观界定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②指出“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③就是说，在他看来，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思想理论，和德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每个工人政党都是在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进程中形成发展的、不能与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割断，应当是它的继承者和弘扬者。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站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最高点上，在19世纪德国的和欧洲的社会思想文化舞台上，进行变革创新，为人类多样性文明发展贡献了伟大的社会思想体系。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它们从来相承相通的、不是对立的，遵照这一思维框架和历史逻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标识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重大成果，不是互相脱离的、对立的，而是相通相融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先锋队，从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党的思想理论的重要来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当然继承者和弘扬者。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人们生活条件、社会2关系和社会存在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和表现。同志精辟阐明：“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④这精辟阐明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体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些思想家2600年前对那时华夏大地人类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从思想观念上作出了概括与阐述，是人类文明发展在中国农耕时代必然产物和珍贵成果。显然不能够按照西方中心论，否定他们的学术成果和历史地位。陈立夫先生研究儒家思想的著述《四书道贯》，通过系统探讨和论证，把儒学称之为“人类共生共存之原理”。⑤可以说是有其道理的一家之言。在那个人类时代，思想文化学术还没有现代学科理念，没有什么哲学、法学、史学、经济学之类的划分。但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有一个共同点，儒学等也是研究与回答自己时代华夏大地上现实的人如何生存、交往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世事洞明皆学问。儒学等是反映那个时代人类生活和世界发展的学说，大体也可以看着历史科学。儒学体系和马克思恩格斯学说都是以现实的人为研究对象，是关于人的生存、交往和发展的学问。一个形成于2600年前华夏大地的农耕社会，一个形成于2400年后工业革命时代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它们在长期发展积淀中会形成了一些表述话语不尽相同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认为人类文明在19世纪取得的最先进思想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和历经几千年发展不辍的、概括了那时人类社会生活真谛、是人类五分之一人口文化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对立的、互不相干的、不可以融通的，那无异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普世价值。那些掌握传统优秀文化成果的先进中国人，能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吸收过来、运用起来，和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结合起来，建设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那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不是人类思想文化一种基本形态的观点，不懂得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肤浅的狭隘的、违反人类社会历史实际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作为人类解放和发展的科学，其形成发展有广阔丰富的思想文化来源，是奠立在宽广的深厚的多样化人类文明文化成果之上的。用这一历史观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难看出，它们必然不是狭隘的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多元的，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的。早在革命时期，就阐明，中共指导思想的文化理论基础，除了共产主义思想方法，还有中国文化遗产、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⑥还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实践中，同志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以这样一种时代精神，才能够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⑧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儒学、道家、墨家等全部传统文化都是研究对象，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行开掘、继承和弘扬使之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同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也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通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从中提炼和把握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作为利箭去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的。总的说来，这些都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思想文化来源，当然其实际作用会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在今天的世界，我们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坚持走世界文明发展大道，采取开放的包容的态度，首先对五千年中华历史文明、优秀文化成果，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和继承发展，同时也认真吸取人类文明的各种优秀成果。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无论以什么名义，忽视、排斥和拒绝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观点和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有论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中为体、西为用、马为魂。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大国，在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前文化难道是没有灵魂的吗？那它怎么能够生存发展五千多年，曾经成为人类古代历史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显然这个论点，不符合人类世界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人类社会不是由许多可以拆卸的零部件组装起来的机器，而是一个由现实的人构成的综合创新发展的社会有机体。人们吃下去的是米饭馒头，肉鱼蛋菜，经过啄嚼消化吸收，成长为人的骨肉血脉，而不是长出一个个馒头、一块块肉蛋。当代中国文化，和各种人类文化一样，也是在综合创新中成长起来的精神文化有机体。它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代一代地植根于自己的思维、生活、社会活动之中、和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之中，包括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经过不断地去芜存菁，筛选洗磨，外为中用，精心滋养，辛勤耕耘而在华夏大地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风格、气派和话语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里生长建设起来的精神家园。必须指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如猛虎添翼，但是这个精神文化有机体叫中华文化。自然“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的“根和魂”。⑨
二、中华传统文化包含着人类生活与世界发展逻辑的世界观
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观念形态的表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能不形成多种不同学术形态。我们的现代哲学教研主要是搬用苏联人教科书开展的，因而对中华传统的哲学成果是忽视与否定的。“”中更发生过对儒学的最大规模的极端主义的批判和摧残。最近有研究者按照西方学术传统，把儒学定义为伦理科学。归根到底，还是不敢认同中华传统文化、儒学是哲学的、有世界意义的思维。这不并是一种辩证的实践的世界观。人类社会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社会科学作为学术认知体系，本来就是对整个世界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的学说。历史地看，在古典农耕社会官僚君主体制，为生产方式落后、社会交往不畅，文化形态简陋所限，人们对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活动、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观察和研究都有历史的局限、不够宽广深入，也不能不形成巨大差别。所以对中国的儒学，不能套用西方学科分类的思维和现代西方哲学那种观念体系来判断与研究。我们的先贤对那时中国人的生存、思维、活动、交往方式等进行了广泛的深刻的独特的思考与概括。儒学提出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关于人生和世界发展的认知体系，阐明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个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和历史观、国家观、社会观、价值观体系，同时也不断吸收融入域外的思想文化成果不断丰富发展，并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许多方面给出相当周密的持续的研究与阐述，包涵着诸多对于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本质与规律睿智的深邃的认识成果。所以老子，孔子、墨子都是中国古代形态的思想家哲学家。在现今时代，总结与继承中华传统文化，运用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方法，开展比较研究、互鉴创新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能够把古代当成现代，把中国当成欧洲，我们既不可以现代文化学术水准去苛求前人，也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降低到2600年前古代文化学术的水平。但是以西方中心论思维，照搬现代西方学术传统，来评断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世界意义，先验地把儒学限定为伦理科学，和矮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内涵、独特创造和历史地位，是中国人不能够接受的。一些人很看重学术的名分。冠以哲学名称的就是至高无上的。其实学科的划分与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哲学在西方历史上曾经被理解成人类知识发展的最高产物，是对世界总看法的“太上科学”。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就据此肆意贬斥中国哲学。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与研究的深化拓展，关于哲学界定本身也出现重大变迁。法国现代哲学家德里达说过，世界观不是去历史的客观思维，而是一种特定时空的“个人的声音”。金岳霖先生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时说过，“哲学是概念游戏”。所以在欧美国家里，一百个哲学家就会有一百种世界观。中国人对哲学一直有自己的独到的深邃的理解。冯友兰先生1990年写成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一书，总结中国学人的认识成果，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对人类起着提高精神境界的建设性深远重大的作用。所以冯先生特别把宋代大儒张横渠的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本书的总结。⑩这是多么高尚的人生精神境界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人们从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理念和奋斗实践中不难窥见其思想基因和精神光芒。我们要从世界文明发展互动融合的维度，来总结和开掘、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哲学思想真谛。要摆脱虚无主义的态度，具体地历史地认识与评价传统文化的科学地位和思想价值，坚定学术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20世纪里，中国的许多哲人冒着巨大的阻力，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向学界提出用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成果和话语，来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学术任务。20年过去了，这个理论课题进展甚微。今天，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奋斗中，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再次强调了开掘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任务：要研究和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11我们学术界要坚定地担负起这个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时代课题。党中央和同志还带头进行继承、开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的工作。他提出首先要开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时代价值。12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他对上述概括又做出更加完备的表述：“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13这里他特别补充强调了中国人“讲辩证”的重要思想，意义重大深远。我们的先哲，几千年来通过持续不断的思考与求索积淀的丰富思想文化遗产，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和智慧源泉。今天我们应当向党中央看齐，联系历史实践和适应现实需要，努力开掘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成果和道德精髓，丰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文化力量。中国共产党人走的是一条返本开新之路，而不是某些人说的什么“儒化中国”。比如，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思想里就包含着社会主义理想的基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词，是五百年前欧洲人发明的，表达了欧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把那时劳动群众的这种向往奋斗概括为共产主义，并给出系统阐明与科学论证，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的儒学，早在2600年前的《礼记-礼运》中就提出了人类未来的美好社会应当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具体设想，一为大同世界，在那里，财产共有，人人平等，社会和谐。低一个层次的是小康社会，在那里，社会井然有序，治理有效，国泰民安，千百年来这些都是中国人民追求的目标。这些都体现了经济生产富庶、社会公平正义、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我们党吸取与创新这个思想成果，把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第一步目标定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鼓舞、激励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用新的思想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应当总结发扬这些经验，把创造创新深入下去，让社会主义历史的实际的与中华传统文化衔接起来，建设时代进程和民族特色融为一体的、实践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社会共同体。再比如，人类的辩证思维。过去跟着苏联人教科书，只讲德国人黑格尔的辩证法定律，而不研究和教学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十分发达智慧深邃、独具特色的辩证思维遗产。人们看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老子《道德经》、孙子《孙子兵法》的辩证法思想，已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这些年的研究总结又有很多新的开掘。同志特别强调了“讲辩证”和“尚和合”的时代价值，很需要结合历史和现实实践来深入研究与阐明。在发展成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时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时代，有论者还固守对立统一规律是为你死我活斗争的理解。仇必仇到底。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不是这样的。儒学一直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张横渠说过，“仇必和而解”。就是说斗来斗去，最后大家还是要宽仁包容、妥协合作，建设国家、发展社会、富裕人民。马克思阐明，“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14这表明在辩证思维方面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们看到，我们党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吸取中华优秀思想遗产以及人类文明成果，正确深刻把握运用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运动规律，创造了诸如，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各种资源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党领导的民主协商、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发展科技艺术的政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实践；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等等前无古人的新思维、新理念、新战略。我们党在新时代的这些历史性独创，让中华文化讲辩证、尚和合等卓越思想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芒，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进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和协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实践表明，我国传统哲学思想遗产，是极为丰富的，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面对大发展大变革的当代中国与世界，我们要提高认识，打开视野，解放思想，扎实工作，在运用马列与借鉴西学的基础上，通过时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去创建弘扬中国传统、体现中国精神、充满中国智慧、形成中国话语、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竭动力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缺乏充分认识乃至视而不见，至今还有论者认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为落后反动的思想文化招魂扬帆，是为复辟封建主义摇旗呐喊。这完全违背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唯物史观和历史主义，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根本否定。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深刻阐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并不是颂古非今。在新时期，我们党更充分认定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同志精辟阐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5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的部署，踏实深入的工作，让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活跃思维，丰富精神，推动学术，增进教育，滋养素质，更好地成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思想智慧。认识儒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经济社会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史过程。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其应用的作用。比如，仁义礼智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五常”，是我国农耕经济政治社会数千年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自发社会秩序。我国的古代儒学把这种自发生成的社会秩序概括为“三纲五常”，用以实现治国安邦、天下安宁。20世纪中期，现代奥地利学者哈耶克，也提出“自发社会秩序原理”，从社会政治规律的探索上看，和儒学的思想是彼此相通的、相互印证的。脱离历史条件地用现代的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秩序去评价与否定儒学思想，违背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为古代“三纲五常”社会秩序造成的种种弊病和苦难负责的，首先和主要是那时的君主官僚统治，把这些当作脏水统统泼到儒学的头上，进而全盘否定儒学的历史作用，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公正。中华传统文化这些持续的深刻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在现代，一个显著表现就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和文化滋养。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共和国，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几十年时间把中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始终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肥壤沃土、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吸取世界文明成果，以现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解放发展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法宝和精神力量。这个客观的社会历史事实，已经为愈来愈多的国际朋友所理解、所认同。1988年德国著名政治家、原社会主席、政府总理施密特先生访华会见邓小平讨论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时，他用自己的理解给出回答，就在于中共是“孔孟之道的党”。16他实际上是说，中国发展的成功，从思想文化精神道德上说，在于中共领导忠诚地继承、弘扬和践行了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实事求是，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等等这些中华文明最优秀的成果。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也持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种相当深奥的大众哲学曾经起着十分重要的聚合作用.儒家思想深深地渗透和牢牢地扎根于中国社会,植根于人们的思想.中国领导人给中国带来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把人们的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文化观融为一体。17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基辛格最近出版的《论中国》也写道，“讲起话来像孔圣人那样自然优雅，极富智慧。”中共领导人的包容心和道德使命感，使中国社会在经历重大挫折之后，仍能重回正轨，并勇于创新，及时吸收外部先进技术成果和发展经验。如果中共能够继续扩展自身的包容性，使社会更具活力，那么中国的发展模式无疑会取得更大的成就。18研究欧美高层人士的评价，也是一种从世界看中国。人们看到，这些评价是依据对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的深刻考察和分析而独立做出的。欧美不是铁板一块。总有一些人士对中国某些问题给出求实的公正的评价。既然传统文化的威力、智慧与作用，连一些外国高层人士都直言不讳的谈论和认同，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妄自菲薄、视而不见、甚至不许研究、宣传和弘扬呢，这是很不应当的。我们一定要向党中央看齐，秉持唯物史观，坚持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敢于说出真话、道出真相，这样就能够使自己更加自尊、更加自信、更加自觉，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提到新水平。比如，儒学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就是以民为本，崇尚仁爱。而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和价值取向，也是实现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打造自由人联合体。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中华传统文化这些珍贵遗产开发继承、融为一体，在革命年代创造性地提出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观点和路线。党的十阐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确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更阐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提出，“人民幸福是衡量改革发展成效的标尺。”党的十以来我们党扎实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工作，加大了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实事的步伐，日益落实让发展成果更大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要求。这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赖，焕发了人民创新创业的热情、攻坚克难的智慧、迎接挑战的勇气，充分彰显了以民为本这个思想利器的威力与活力。在这一基础上，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总结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指导原则。实践表明，重民本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这是贯串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一条红线，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根本保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时代的民族的伟大创造。同志最近在联合国讲话中阐明，“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夏。”这就是说，中华思想文化注重道德伦理、价值观建设与教育的传统与成果，对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力量和智慧。发展市场经济，既要用好“看不见的手”也要用好“看得见的手”,我们坚持辩证思维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有机统一起来，建设起富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8年的经济-金融危机证明，全球化、金融化时代的市场经济需要进行巨大变革创新。斯密写作《国富论》之前先写作《道德情操论》表明，他认为，市场成功的运行，需要人们保持道德情操。作为市场主体的人，是经济人也应当是道德人；企业家要担当社会责任，管理者要有良好操守。近年来世界许多学人都大声疾呼，新时代企业家需要提升伦理道德水平，增强社会责任心，政府和社会都要落实以民为本，推进包容性发展。就是说需要一种道德的民本的市场。人们知道，中国自秦代以来，有统一的疆土、货币、文字、交通、度量衡，商品货币经济一直比较发达。儒家针对商业经营活动实际，提出开展道德礼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育，倡导以义取利、义利相兼的精神，对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21世纪，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的伦理观与价值观成果，去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繁荣经济，发展社会，推进公正、造福人民，同时也秉持优秀文化道德，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塑造符合人性道德和社会担当的新型企业，新经济人，为建设兼顾效率公平、繁荣兴旺发达的国际经济社会大厦，做出中国人的奉献。儒学创造并坚持推行的政治哲学和行政伦理也是闻名世界的。它素来提倡，以德治国、以礼育人，以文化人。它阐明，政者正也。为政，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等等。事实表明，在儒学道德教化规制下，对皇家和官宦的道德教化、礼义培育一直在持续进行发挥其可能的作用。明代开始建立了“经筵”制度。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专门编写了“经筵”教本《帝鉴图说》，精选了117个正反面治国理政的案例，看图说话地讲解国家兴衰存亡的道理。清代继承了这个制度，同治朝确定了15个专题，以南书房张之万等编写的《治平宝鉴》为教本，还结合宋、元、明、清四代帝王的治国理政故事，教授如何弘扬道德、遵行礼义，躬亲朝政的道理。这些道德礼义教育和安排，在古典君主政治下难以贯彻始终处处尽意，但不能因此忽视它的积极意义。比如，有研究者指出，唐朝的良相，优秀还清廉，甚至清贫。据《贞观政要》，岑文本住房低矮潮湿，戴胄居室“弊陋”，文彦博、魏征死后，唐太宗才知道两家都没有正厅。据《资治通鉴》，姚崇无宅第，寓居罔极寺（后改兴唐寺）。王夫之《读通鉴论》则说，“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19有研究者还指出，清代道光年间，统治昏庸，吏治腐败，人所供认。但就是在这样的时期，还是出现了以陶澍、林则徐、张亮基、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等当朝多名高官大吏，保持清正廉洁的业绩。20原因是多方面的。坚持对官吏的道德仁义教化与考核是重要一条。以某些孔孟之徒说的仁义道德，干的男盗女娼，来完全否认儒学仁义道德思想教育的意义和作用，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些经验应当珍视。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和建设的干部学习培训制度、党校与干部学校教育制度等，和儒家倡导与秉持的吏治选拔培养考核在制度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新时期，应当殷鉴历史经验，适应今天的情况，不断加以完善创新，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把以德治党和以规治党结合起来，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历史智慧资鉴。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家，形成有丰富的促进世界和平、各国友好交往的思想资源与文化传统。比如，一贯倡导讲信修睦、协和万邦，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衷共济，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太平，反对“强国必霸”等等。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是天下并不太平，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成为显著时代特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平、发展、合作、平等、共赢、包容、绿色的地球，日益成为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一定要从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认识与开掘、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方面的思想成果、实践经验、优秀传统，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推进共同发展担负好应尽的义务，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奚广庆单位: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776.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241.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258.
④.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4-02.
⑤四书道贯[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677.
⑥文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6.191.
⑦选集:第2[m].人民出版社，708、534.
⑧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4.169.
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大学生是党的后备军，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形成怎样的价值观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变革时期，内部的转型和外部多元文化渗透所带来的巨大矛盾正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部分学生不同程度的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失和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党的十正式提出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可以引导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在大学生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我们应该积极挖掘、善于利用，使之融人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当中，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他们的勤劳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继承发展下，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并内化成了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总的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多元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内容广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形成了以华夏文明为主体，以少数民主文化为补充，博采儒、释、道、法、杂、墨、农、阴阳、名家等学说之众长，同时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内容涵盖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以一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姿态面向历史、面向世界，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体系。
（二）时代性
一种文明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延续，就表明了它本身必须始终处在一个传承与变革的过程当中。纵观世界历史，无论是最早发源的两河流域文明，还是盛极一时的古埃及文明，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走向衰落，只有古老的中华文明凭借自身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向前发展。旧的形式不断被新的形式所替代，旧的内容不断被新的内容所补充。这种补充和替代绝不是对历史的无情割断，而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创新。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是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但它本身却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紧扣历史的脉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三）德育性
与西方的“智性文化”相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德性文化”特点。西方文化往往注重个体的行为实践，惯于追求实践当中的理性，而中华传统文化则更看重个人的修为和对自身精神境界的追求。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致身心，西学应外事”。例如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身方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者爱人”的宽厚之道，“言而有信”的优良品质，“见利思义”的思想境界……无一不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对自身理想的精神气质和德行追求。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文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依据，因此它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才会有生命力，也才能够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曾经伴随着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狂热追捧，“表面上，我们迎来了文化多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多元化，但实质是主流文化的缺失导致了主流道德的缺失，在热闹异常的价值观多元化背后，实际隐藏的是主流道德失落后的混乱，人们价值选择的情感化和相对主义”。离开文化的道德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才能形成适合现代化需要的新的道德体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
一方面，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儒家“仁爱”思想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尤其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发祥地；“立君为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敬天保民”、“仁民爱民”等古训成为今天“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的渊源；“民无信不立”、“身致其诚信”、“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礼记》）从古至今都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立人之本；“天下为公”、“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都表明了“正义”学说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总之，社会主义价值观高度凝练的24字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找到发源地。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华民族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了追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前仆后继；“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主张与“德莫大于和”的观念深深扎根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中，使得中华民族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始终秉持团结合作、友好相处、求同存异、以和为贵的思想，中国也以一个维护和平的大国形象活跃于世界舞台。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勇于改革创新”，重视民为邦本、邦为民固的民本理念，坚守诚信、崇尚正义等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宝库。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和思想源泉，二者之间的这种天然联系就决定了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不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剥离开来。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帮助学生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来说，可以从尝试以下几方面开展：
（一）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在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政课教学中有机融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从传统文化中去挖掘教育资源，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深刻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从而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
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6
摘要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情况令人担忧，本文分析了导致大学生传统文化缺失的原因，并提出高校要为大学生提供学习和掌握传统文化的平台。传统文化教育要与提升校园文化气氛、文化素质教育相结合以及加强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安全观的教育三个方面加强对大学生传统文化的教育。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并以民族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尚习俗等主题形式存在着。但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面临西方价值观的严重挑战，越来越被人们忽视，尤其高校大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严重缺失，文化出现断裂的危机。这种形势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加强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因此，加强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净化必将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
1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现状
在一份《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认知状况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中显示，有60.3%的大学生根本没有传统文化这一概念，少部分学生传统文化的认识及掌握主要集中在古诗词、书法等方面，精通或掌握一些者仅占17%，基本不懂和完全不懂者占83%。而对能反映中国传统精神的四书五经等掌握比较缺乏，甚至处于无知状态，只有6%的学生喜欢看古代经史子集，94%的学生只是偶尔看看或敬而远之。对四大文学名著，有45.6%的学生只看过一、两部，有23.3%的人都看过。对于“洋节”和我国传统节日的了解和喜爱程度，有38.7%的学生更愿意了解和喜欢过“洋节”，有61.3%的学生两者都喜欢，有20.1%的学生认为应该大力挖掘传统节日的魅力。
由此可见，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了解情况令人担忧。
2导致大学生传统文化缺失的原因
2.1当前教育的弊端导致传统文化在青年学生中的严重流失
学校教育是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内容单一，对学生管的太死，过多地注重理科学习，轻视人文教育，使整个社会大环境缺乏人文气息、人文关怀，中小学期间的应试教育使学生家长只重视数理化的分数，无暇顾及传统文化的教育。到了大学，开设的负责大学生审美熏陶与道德导向的大学语文课少得可怜。反之，英语从小学到大学，重视到无以复加，在升学、就业、提职等过程中，我们很多人几乎一辈子用不到的英语居然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面临着社会生存压力的逐渐增大，学生们更关心的是抓紧时间去考五花八门的外语、计算机等技能证书，以求在未来的职业竞争中为自己增添砝码，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他们鲜有时间和精力培养自己的道德文化修养。
2.2社会重视程度不够，未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
一种文化往往是在长期的社会行为中形成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离不开几千年历史的沉淀，对文化的传承需要有严肃客观的精神，才能保证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真实准确地展现文化的内涵和魅力。但是，作为现代社会中主要的文化传播媒体，许多影视、小说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更关心票房，而不是社会效益，传播了太多的被歪曲的历史，严重影响了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社会重视力度远远不够，除了一些专业工作者以外，很少有人给予较多的热情和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学生很容易欠缺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兴趣。
2.3全球化下，西方文化的扩张影响大学生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理念
在全球化的经历、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西方文化纷纷涌入我国。从文化资本到文化产品，从语言教育到，从影视传媒到日常节日，文化的“西化”、“洋化”异常活跃，对大学生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多学生是吃着肯德基、麦当劳，看着好莱坞大片长大的，她们性情浮躁，奉行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追求时尚生活，对传统文化意识变得淡漠，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侵蚀。
3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措施
在这种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威胁的状况下，作为高校，应该从唤醒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角度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
大学为大学生提供学习和掌握传统文化的平台。高校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建设，达到“以讲辅读”。规定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在公共政治理论课中要占适量的课时。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之类的选修课程，创造让学生学习和掌握传统文化的平台。既要充分利用第一课堂，又要在第二课堂和日常的工作学习中点滴渗透。定期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做某种精神或某个传统理念的专题讲座，并在学生中举行讨论会、征文、演讲比赛等校园活动，鼓励其交流看法和感受，让学生在了解的基础上有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总之，要使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的东西融入到大学生的人格之中，成为其相对稳定的内在质量，以此来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从而保证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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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浅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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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途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14年，教育部又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对全国各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做出指导和部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现对青少年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和品格的塑造，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主题和使命之一。
但是目前，部分高校普遍重视的是科学知识的传授和相应技能的培训，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培育。尤其是一些理工科院校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分割开来，致使大学生人文素养不容乐观，国学知识严重匮乏。由于对中华文化的漠视，带来了大学生民族情感、社会意识、家国情怀、审美情趣的淡化，从而导致了大学生群体整体素质的下降，因此，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刻不容缓。作为文化教育传承的重要阵地，高校不容推卸地肩负着保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维护民族文化血脉传承的重要使命。大学教育必须体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色。笔者结合当前高校的实际，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做如下阐述：
一、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色设专业，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专业设置
在学校的专业建设中，部分院校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文艺术的特色，设立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制定传统手工技艺、民间美术工艺、民族表演艺术等民族文化相关专业教学标准，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如江西省部分院校可设立陶瓷工艺等专业，福建省部分院校可设立木雕工艺、根雕工艺等专业，宁夏省部分院校可设立回族医学、回族花儿等专业。进而培养民族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传承人，避免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承被遗失或断代。明年教育部的高校专业设置中将首次增设“国学教育本科专业”，目前东北师大、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已经在考虑招收“国学专业”学生。武汉大学也提出“申请国学班的考生将优先录取”的诱人条件。
二、在学校普遍开设传统文化教育通识课程，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程体系
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在课程建设和课程标准修订中要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鼓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开设专题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目前部分高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列入到通识教育的范畴，增加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通识类课程。一些院校也可根据情况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学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列入到培养方案，纳入到学校课程体系。从而为大学生较系统地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历史，领悟传统文化精华提供必要的课程平台。
三、编写修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课本
在传统文化教材建设方面，近年来，教育部虽然已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列入“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相关大学和出版部门已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传统文化通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等书籍，有的书籍已作为部分院校传统文化教材进入课堂。但是在教育实践中，这些教材也暴露出一些“大而空”的缺陷，泛泛而谈的内容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今后我们非常有必要集中有经验的专家教授加强对现有教材的分析研究，选择那些能够体现模块化、项目化的传统经典，同时组织相关人员尽快编写出高水平、规范化、深受师生喜爱的教材、课本。
四、努力提高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师资队伍
教育的质量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水平的高低。由于历史的原因，多年来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发展。目前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不容乐观，难以很好地承担传统文化教学的任务，因此，必须从培训教师入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派出学习、课题资助、与文化单位交流、研讨等形式，建设一支国学功底扎实，熟悉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学历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同时鼓励民间艺人、技艺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教育教学。可在学校设立技艺指导大师岗位，成立大师工作室。充分发挥大师的实践指导作用，从而真正打造一支基础理论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五、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教学
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紧密结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教学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结合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在要求；从教学目标来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根源性意义，从学生实际情况来看，有利于增进大学生对世情、国情、党情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与认同。
六、大力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学生第二课堂
笔者在对3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传播路径的调查问卷。60%的学生认为要大力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以活动为载体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做到寓教于乐。一是成立传统文化类社团、协会，广泛吸纳社员进行宣传教育。如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淑女学堂，宁夏大学的六盘山诗歌社，银川能源学院梅兰竹菊书法协会等；二是以传统文化为主线，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如汉服文化节，中华古典诗歌朗诵节，书法绘画手工艺大赛，民族音乐、舞蹈大赛等。三是邀请传统文化名人、国学大师、非遗传人开展传统文化讲座报告。举办国学大讲堂、高雅艺术进校园、非遗文化进校园等活动。四是开展以传统文化为主旨的“牢记校训，不忘初心”讨论实践活动。如清华大学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厦门大学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银川能源学院校训“胸怀祖国，修身齐家平天下”等。
七、组织开展好传统节日活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传统佳节
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紧紧围绕节日主题，精心组织开展剪窗花、吃饺子、猜灯谜、闹元宵、吃粽子、插茱萸等各种民俗活动。文化活动要充分体现民族风俗和民族心理，真正挖掘传统文化节日的文化内涵。在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活动中，学生会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八、保护文化遗址，领略名胜古迹，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历史遗迹
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一些院校可充分利用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站）、图书馆、美术馆、剧院、故居旧址、名胜古迹、文化遗产等具有历史文化风貌等故地街区，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教学。可与当地协商挂牌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文化传承基地”等，从而建立学生定期参观考察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遗址、名胜古迹等公共文化机构的长效机制，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九、以微信等新媒介为传播载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思想宣传阵地
微信，是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和网络交流工具，自面世以来，广受大众的喜爱，目前微信的“朋友圈”、“公众平台”、“摇一摇”、“扫一扫”等功能在大学生群体中被广泛使用，可以说“刷微博”成为大学生乃至社会人士的一种时尚追求，院校应积极地利用微信的这些功能，将组宣部或团委设立为特定组织机构，将微信的种种功能充分地被挖掘利用，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媒介，从而使大学生借助微信平台自觉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旨在通过多种渠道，给大学生搭建一个学习了解中华民族丰富文化遗产，初步掌握中华民族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的平台，是培养大学生民族情感、国家观念、社会意识的重要手段，是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载体，是提高大学生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的有效方式，并最终帮助他们修养身心达到较高的人格境界和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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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广大青年要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优秀传统文化助力青年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当代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探析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科学发展观教育中的作用微文化视阈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探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教育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价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抓手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学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探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经典阅读与大学生通识教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群体的断层问题研究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对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促进作用的研究综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当代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文化教育的影响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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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的生产和研究典型地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文学(从开放的文学性意义上言)的跨文化、跨地域、跨媒介、跨学科实践的新趋势，体现了当今文化生产的多地合作和协商的新特征，具有重要的比较文学的意义。一方面，作为整体的华语电影的崛起，构成全球多元文化的重要一元，是当今新媒介时代进行跨文化对话的主体力量和实现跨文化对话的基础；另一方面，作为产业的艺术，华语电影鲜明地体现了文学艺术与文化和媒介的整体和立体的深刻联系，呈现出多维文化向度中文学性生成和审美性呈现的复杂性，其以审美为中心的跨学科比较研究能够深化对华语电影主体性的认识，是实现前述跨文化对话的前提。近30年来的华语电影研究，就基本呈现了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媒介的趋势，但是对于华语电影的主体性的建构和多维文化场域中的审美性生成的探寻的不足，导致华语电影在跨文化生产、流通的实践过程中，无法建立起可以真正进行对话的文化和艺术主体，严重地削弱了其跨文化实践的意义，并威胁着本土的文化安全。因此，从构建全球多元文化的角度和比较文学的视野，来建立华语电影研究的整体观，就显得相当必要和迫切。本文提出华语电影诗学的整体建构，正是基于此一语境，来思考总体视角下的华语电影的主体性建构和以审美为中心的整体性研究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问题。
一
以“华语电影”命名的各种研究，尽管研究者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立场的差异，但是，立足跨文化、跨地域的视野，采用跨学科、跨媒介的方法，重视华语电影的审美形态、文化传统、产业发展的多层次观照，并试图打通彼此的研究疆域，获得审美、文化和产业的沟通、互动，还原电影作为一种产业的艺术的本质，则已经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呈现出“华语电影”整体研究的几种趋势：
(1)跨地视野中的“华语电影”命名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台港学者充满智慧地提出“华语电影”的概念，以语言的中立性来规避原有国语片、港片和大陆片等不同命名所蕴含的地理划分和政治歧视导致的交流障碍问题以来197，这一概念逐渐演化为对所有中文电影的指称，并为媒体、学者和业界所普遍接受，各种以“华语电影”命名的电影节、学术研讨会、电影评论集、导演访谈以及专著和文章呈升温趋势。尽管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华语电影只能指海外华文电影，而两岸三地的电影则应称为“中文电影”，但以语言为基准来界定两岸三地及海外拍摄的中文电影，则成为一种共识。关于华语电影概念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其内涵方面，有从广义上将华语电影理解为“一种以语言形态(中文)为基础的文化现象，它包括所有以中文为语言形态的电影，以及那些表现中国文化和主题的电影”，也有将其狭义化为中华文化现象和符号，更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华人生活题材。但是不管如何争论，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概念、方法和视野”，华语电影确实有着比“中国电影”更为有效的整合性，不仅能够有效地超越地理疆域和意识形态，而且更为有效地透析华语各区域电影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合作和竞争的跨地、跨文化的实践形态；既能够超越民族电影、国家电影的关注重心，有效地对华语电影进行整体上的文化传统的研究，确立华语电影在全球化时代多元语种文化中的主体性，还能够提供一个思考华语电影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多元视角；具有重写史学、产业发展和文化战略等多重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其命名及其实践，正体现全球化时代文化跨地实践过程中文化主体性确立的新的可能性。
(2)跨学科视野下的华语电影文化批评。
华语电影的意义是在国际学术的文化研究范式中得以凸显，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给予跨地华语电影的地域性、语言性、文化身份、性别政治、后殖民等问题以特别的观照，华语电影研究还能够自觉“承袭华语传统的文化批评”10，重视电影审美性的跨艺术渊源以及影响，从而在跨学科、跨艺术门类的研究中，挖掘华语电影多层面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郑树森主编的《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就立足于跨学科的整体文化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华语电影中的认同困惑、族群意识、文化寻根、移民生态、对传统和历史的追寻等进行立体的透视，试图挖掘电影影像背后深蕴的民族心理文化背景；同时，对当代华语电影与中国传统戏曲等艺术形式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并对有影响的一些电影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和文本解读，由于该书集大陆、港台地区和海外华裔知名学者如戴锦华、周蕾、廖炳惠、邱静美等以及美国理论家詹明信和毕克伟的智慧所成，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此外，像张英进、李欧梵等多位海外学者对华语电影中的城市、女性、同性恋主题的文化研究，显示跨学科视野下华语电影研究的活力。鲁晓鹏对华语电影的国语和方言的研究，更为集中地呈现出“华语”这一概念的复杂张力，揭示国语与方言中存在的权力与秩序、强权与反抗、遮蔽与显现、国家与地域、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等空间、时间、秩序、身份的复杂性、暧昧性和对抗性问题，从而使华语电影“语言”的文化意义得以显示。这些研究，都显示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对于华语电影的意义。
(3)跨文化对话与生产中华语电影文化主体性问题。
如果说受到文化研究范式影响的文化批评是从北美和港台地区向大陆辐射和影响的话，那么，由于中国加入wto所面临的电影行业的挑战、跨地合拍华语大片的生产和流通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则使中国大陆本土学者更关注华语电影的文化主体性，并随着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而成为今后电影研究界的一股新的趋势。以民族文化为根性、坚持华语电影的跨区合作、坚持民族文化作为华语电影的主体性、反思华语大片的文化消解等方面，正是这一趋势的几个重要特征。正如黄式宪所指出，中国电影已经通过大片博弈克服了入世以来的生存焦虑，进入关键的第二个阶段，其目标在于努力提升电影文化的软实力，尽快向现代化大电影产业升级，不断实践民族文化的主体创新并努力拓展在国际空间的传播实力。在其他文章中，他进一步剖析了华语电影大片所存在的民族文化主体性遭遇消解的问题，指出电影产业与文化内驱力的互动对于华语电影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惟有弘扬了民族文化主体性及其东方美学品味的华语大片，才真正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在2010年举行的“两岸四地电影产业发展论坛”中，与会代表就文化自觉性、华语电影的跨区合作以及华语电影的民族文化根性问题展开了充分的研讨，并对“中华文化仍然是华语电影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达成基本共识。但是，以古装大片为主体的华语大片，却存在违背传统文化历史和精神的“文化斜视”的问题，早在张艺谋的《英雄》横空出世的时候，人们就对其中所蕴含的以专制为英雄的思想提出警惕，而大量类型单一、追求奇观、文化形态混杂的大片同样导致民族主体形象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辩证地看待这种跨地合作的华语电影的历史虚化、文化混杂的意义，又同时能够在全球化的电影流通语境中传播民族文化主体形象和精神，就成为电影业界、学者的共同责任。
(4)跨地产业合作与中国经验的表述问题。
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当今两岸四地电影文化产业的现状是文化同根，经济文化差异大。台湾电影人对中华传统和现代文化的诠释比较深刻，但缺乏资金和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香港电影有成熟市场运作的经验，但市场本身太小。香港电影的文化受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从王家卫电影在西方社会得到的认可了解到香港的后现代文化与西方当代文化的关联。国产片如不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而只是利用肤浅的中国元素必将被国际文化市场所淘汰。两岸四地只有取长补短，共同协作，才能使华语电影走向兴盛。”事实上，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两岸三地的电影已经开展多次合作，尤其是在取消对香港合作拍片的限额之后，香港电影的生存已经基本地依靠了大陆市场；台湾近年来电影业受到好莱坞和香港电影的双重冲击，本土电影产业陷入消沉；而大陆由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的需要，泛中华文化认同的诉求，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的设想都需要密切两岸四地的电影合作。但是，在合作拍片过程中，不同的华语地域存在不同的“中国经验”，虽然它们都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和上海电影传统，但由于1949年后的分化，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电影传统和文化经验，如何在合拍片中协调种种不同的传统，在包容尊重各地差异性的同时，又能够建立一种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成为华语合拍时代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这些既是关系民族情感的问题，也是产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更关系跨文化对话中的主体性的确立，华语电影审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和民族心理的多维决定，由此可见。
二
华语电影研究的趋势，既显示出一种整体研究的共识的形成，但由于文化研究方法自身的缺陷，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清醒地意识到：以文化研究作为主导范式的研究，“以一部或者几部电影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原属电影批评的研究，却常常得出具有‘历史性’的结论”；“对于两岸三地电影作品的跨地域研究，政治差异性研究压抑了文化共性研究”；“表面上采用华语电影的总体视角，实质研究却是分散的、割裂的。”也就是说，对华语电影的整体形态的历史把握、对华语电影文化传统和审美传统的共性研究、以及从根本上确立华语电影以语言文化作为根本逻辑前提的总体性视野，在现有的华语电影研究中仍较多停留在宏观理论的倡导层面，而未能落实在具体的研究之中。
事实上这种缺失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长期以来，由于两岸四地的地理和政治阻隔，真正将华语电影作为一个整体去深入地把握而不受到政治传统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而大量史料的挖掘和钩沉也因为相关限制而难以系统开展；以“实践性品格、政治学兴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前言”3为基本特征的文化研究，也往往表现出对总体性的警惕，它借助差异性话语来批判和反思任何规范化的要求。此外，这种缺失还与现有的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批评的分际具有一定的关系。电影理论较多强调对电影本体和电影功能的理论认识，它回答的是“电影是什么”的问题，遵循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目标，而忽视具体电影史的代际变迁和地域差异。电影史关注电影的历史形态和地域差异，尤其能够关注具体的电影类型的内在的审美形态变迁，并能够从大量的史料中钩沉出电影发展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却缺乏对一种共性传统的整体把握。电影批评具有沟通理论与史学的优势，能够将具体的作品批评与一种理论设想进行整合，但其结论却由于缺乏丰富的史实的支撑而在一定程度上欠缺说服力。从知识形态上言，电影理论属于抽象研究，电影史属于经验研究，而电影批评则试图在抽象的理论形态与经验研究中寻求一种平衡。但是，由于电影批评往往以某一文化研究的“大理论”为前提，其与电影的经验形态之间往往轩轾不合。
如果从世界电影研究的整体趋势上看，我们更可以看出此种整体性视野缺失的理论语境。经历了“大理论”洗礼之后的电影研究，正试图重新建立一种从具体的历史经验出发的理论建构。“电影理论史和电影史，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范畴，现在已经开始较为认真的对话。而最新达成的共识主张是‘理论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理论化’。”电影理论的“‘再历史化’过程”，既是“针对被索绪尔以及弗洛伊德·拉康模式省略的历史所做的一种修正”，也是“为了回应多元文化主义者要将电影放在更大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历史语境中的要求”，以克服电影理论自身的各种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大规模的电影理论思潮诞生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理论语境之中，由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缺点已经受到来自哲学界的深刻批判和反省，电影理论也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批评，而开始重视社会语言学、跨语言的语言学、话语分析等，并开始关注社会和精神形态中的其他差异，从而打破原来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化以及白人中心主义。由于内外的夹击，“如今的电影理论已经不那么宏大，而且变得有点实用，比较不那么民族中心主义，不再那么男性化，不再那么异性恋；而且不再那么热衷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而是采取一种多元化的理论模式”，但是“电影理论的多元化也带来支离破碎的危险”，使得一种总体性的把握成为不可能。事实上，作为一种以语言文化为基准的电影形态，华语电影能够作为一个具有活力的学术领域，正是植根于这样一种理论多元化的理论语境。正是对西方、男性的、白人的、异性恋、普遍的理论话语的质疑，使人们能够从正面上重视华语电影作为异质话语的价值，也正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权威的颠覆和对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的重新关注，使华语电影的语言文化维度得以彰显。然而，虽然这是一个从具体经验出发进行理论建构的尝试，但是由于西方强大的理论力量，多元的理论预设仍然普遍存在于具体的经验研究之中，而这种多元的理论视角，事实上正是采纳了文化研究的种种资源。由此，文化研究视角给华语电影整体性研究所带来的破碎性影响，又正是西方理论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意识到，对华语电影传统的整体性认识又恰好是华语电影学术、产业和战略三种现实趋势的必然要求：华语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影坛的集体崛起，是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形态而出现，中西方学者对华语电影的重视，正基于其不同于其他语种电影的独立价值，不管这种价值是自我认识还是他者镜像；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美国好莱坞文化霸权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各地人们的高度重视，文化地域化和文化多元化成为对抗全球文化霸权的重要呼声，华语电影的出现代表着好莱坞之外的多元文化的声音，关涉着华语地区文化经验留存的文化安全问题，作为一种整体的华语电影的产业集合的吁求与文化主体精神的弘扬，正显示着一种基于文化安全基础之上的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意义；此外，随着中国在世界的经济政治地位的崛起与文化形象的不同步、不协调，亨廷顿对后冷战时期“文明冲突论”的描述逐渐体现出来，国家形象的问题日益突出，全世界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的建构和呈现，已成为摆在华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形象、文化、地位三位一体的关系，使电影这种拥有最多全球观众的诉诸视觉的艺术形式，成为跨文化沟通、文化间竞争的主要力量，华语电影的整体意义也由此得以凸显。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华语大片由于缺失对自身的整体理解，缺乏对共源的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上海传统)的深入研究，导致以语言为基准的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并未能得以发掘和发扬，中华文化沦为元素与景观，电影宣扬着非正面的价值和负面形象，华语电影的传统未能为当下影业所发扬和继承等等。因此，从总体性视角整体地研究华语电影的文化传统、审美传统、类型传统等，也就不仅仅具有学术的意义，对于当代华语电影的生产、文化战略的开展、文化形象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所有这些，正是实现跨文化平等对话的前提。
此外，由于文化研究关注的重心是意识形态批评，审美性、文学性的缺失已经为人们所共同诟病，而我们必须始终注意到，华语电影的审美形态是我们探询其政治内涵、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播的最终基点，电影发展的凭借就在于它是一种艺术。
三
基于比较文学对于跨文化实践中的主体性的吁求，以及坚守文学性为中心的跨学科比较的原则；鉴于以文化研究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并未能解决好总体性视野和审美性缺失的问题，西方史学与理论的结合本身，也未能摆脱文化研究的破碎性影响；而国内电影史研究虽然为各种传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学基础，但在整体性、普遍性的理论提升上又有所欠缺的情形，我们提出建构华语电影诗学的设想。
在《电影诗学》(poeticsofCinema)一书中，美国著名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DavidBordwell)对“诗学”的词源、对象和方法做了系统的梳理。他指出，“诗学”(poetics)来源于希腊语单词“poiesis”，或者说“能动地创造”(activemaking)。任何艺术媒介的诗学都研究完成作品，而完成作品是作为一个构建过程的结果的；这个过程包括一种技法的成分(例如经验原则)，更一般化的作品创作构建原则，以及它的功能、效果和用途。诗学的领域还包括对如下两方面的所有探究：任何再现媒介中的人工制品被创建起来的基本原则，以及来源于那些原则的效果。在他看来，“很大程度上，一项诗学的实践通常将众多惯例(conventions)作为它的对象”25，这些惯例包括类型惯例和风格惯例等等。“诗学可以通过重建历史语境来同时揭示规范之间的变化与连续。这部作品是如何适应一种传统的？它是怎样重复、修改或者抛弃前人传统的？”34但同时，“诗学也没有必要将自己局限在‘内在的’解释而不愿意离开电影、艺术或者再现媒体的领域。原则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诗学学者去主张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力量、内在的社会或心理倾向可以作为建构策略或效果的原因而发挥作用。”27
也就是说，“诗学”是以作品为中心，思考作品完成过程中所依据的原则、所采取的策略，以及这些原则和策略所实现的功能、效果和目的等等。“诗学”尤其关注作品与传统和规范之间的承继、变异和创新的问题。然而，“诗学”的这种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作品内部，而可以广泛地涉及外部的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力量、内在的社会或心理倾向等影响作品建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效果的因素，它通过内部和外部共同来关注某种原则和策略的建立、实现和传承。正如波德维尔所明确地揭示的：“惯例是诗学的核心问题。”38而惯例一词的英文conventions就包含着“诸种传统”的内涵，从这一意义上，“诗学”也就是关于作品的传统的理论研究。因此，诗学也就不同于类型史、风格史，而是类型惯例、传统和风格传统、惯例，它不是作品的历史性演变的序列，而是一种内在的原则、理论的生长和发展。
诗学是以作品为中心这一点，使得它坚持一种内在的审美的原则。无论是前苏联学者多宾的《电影艺术诗学》对诗的语言的电影的关注，中国大陆学者罗艺军从传统审美文化出发的“中国电影诗学”的设想，还是波德维尔从理论、叙事、风格等方面展开研究的《电影诗学》，都坚持着审美性作为电影诗学论说的基础。然而传统电影诗学研究也受到电影审美本体论认识的限制，使对电影传统的理解往往只遵循电影惯例内部的、或者审美文化传统的单一视野，虽然波德维尔意识到外部的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力量和内在的社会或心理倾向对于诗学原则的影响，但他的《电影诗学》并未能就此展开更为多元而全面的研究。事实上，早在1985年出版的罗伯特·C·艾伦(RobertC.allen)和道格拉斯·戈梅里(DouglasGomery)合著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就已经对电影观念有了一个开放的认识，该书从美学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四个方面对电影史进行研究，并指出，“把电影史看成一个开放系统的历史——这种观念在编史学上有若干后果。‘解释’一桩电影史事件就意味着具体说明电影各方面(经济的、美学的、技术的和文化的)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与其它系统(政治、国际经济、其它大众传播媒介、其它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280而这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又是相互交叉、错综复杂的，呈现出电影本身的复杂性。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技术性的产业的艺术，在今天文化产业和文化战略的宏观背景下，更显示出产业、文化与美学之间的紧密关联，任何单一的电影审美研究、或者文化批评都无法完全地透析电影的全部意义，即使是以对电影审美形态的探讨，也同样离不开产业、技术和文化的复合视角。数字技术、合作拍片、电影节等技术、资本因素已经深深地影响着电影的美学形态。因此，电影审美传统的变迁也就不仅仅是作者创造性或者电影美学内部的演变问题，而是技术变革和产业资本市场品牌所共同塑造而成。事实上，电影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业的艺术而存在，中国早期电影的古装神怪片、家庭伦理片等独特的中国电影类型，就是在与好莱坞电影争夺本土和东南亚市场的过程中，从本土观众的趣味出发所形成的。因此，对电影产业资本、政策、环境的研究，对受众和品牌的探讨，同样属于电影诗学的内在范围。目前随着文化研究所带来的关于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后殖民理论等话语的推动，以及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业态越来越成为国家文化经济竞争的重要力量，以产业的视角来审视电影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趋势。如果说华语电影在1980年代经历的是审美范式，在1990年代进入文化批评的视野，那么，21世纪这10年来明显正在进入一个以产业为核心的研究转向。这一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关于华语电影的各种探讨，无论是审美的研究还是文化的批评，都无法脱离产业视野的观照。而关于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也从原来的政治话语的内在标准向以产业竞争与电影形态变迁为基础。最为清晰的标志，就是各种华语电影的学术会议都将“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排列在“美学”和“文化”之后。因此，电影诗学对产业的关注，也就是从产业、受众和品牌等视角，来检讨它对电影诗学(或者说美学)形态的影响。而这就使它不同于电影产业史，因为后者所关注的是电影产业的变迁。
因而，如果将文化视为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的话，那么华语电影诗学应该属于一种比较文化诗学，它坚持以审美为中心，从美学、文化和产业跨学科角度对华语电影的独特类型、主题模式、文化传统、身份意识、审美传统、产业模式等进行总体的和整体的研究，借对华语电影诸传统的研究从总体的视角来观照华语电影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探寻华语电影独特的文化和美学特征等问题。因此华语电影诗学的整体建构就必须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1.探讨、思考、建构世界华语电影总体研究的方法和华语电影整合发展的思路，体现建构整体的“世界华语电影”的理论构想、整体研究、整合发展的可能及其意义。
华语电影具有独特的类型模式、(家国)主题模式、文化模式、审美模式、身份模式、产业模式等，比如，与西方分类清晰的“类型电影”相比，华语电影缺乏明确的“类型电影”形态，而呈现为各种独特的“电影类型”，如武侠神怪片，及其衍生的武侠片、功夫片、动作片等类型；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华语电影中的“家”与“国”同构的主题特征尤为突出；言志诗学的审美传统，更直接地影响着华语电影的抒情达志的含蓄性和社会性，如此等等。华语电影诗学正是要通过这些不同类型的建构，在历史的整体脉络的梳理以及内在模式的呈现中，来建立一种整体的研究方法(methods复数)，并由此探寻世界华语电影的独特传统和发展理路。而上述各种方法，又始终围绕着独特的“诗学形态”而展开，无论是文化意识、审美取向、融资合拍、品牌受众，都紧扣电影的本体文本的形式、叙事、结构、意蕴、主题。将电影这一融工业、产业、技术、政治的综合艺术落实于审美的诗学形态上来探讨，而不是单纯的文化研究、文化产业或者商业模式的探讨。从这一意义上，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华语电影诗学坚持以审美为中心的总体性视角，来建立跨文化实践中的华语电影的主体性。
2.围绕华语电影研究的产业转向，充分重视产业、受众和品牌对于华语电影诗学形态的影响，试图对华语电影的美学形态从产业、市场的角度进行跨学科比较视野下的全面观照，以实现对华语电影作为一种产业的艺术的本质的认识。
比如，世界华语电影的发展，有着一些类似的经验，无论是大陆第五代、第六代借助国际影展、利用跨国资本，还是新加坡、马华独立电影由于种族关系借助国际影展和基金，国际电影节、国外艺术院线等因素都深刻地影响到华语电影的诗学形态，人们对第五代“民俗电影”的批评，事实上正与此有关。由于合拍大片渐成趋势，多地资金、技术、文化、人员的参与和投入，遂影响到华语电影的新的“世界性”特征，这种“世界性”特征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的跨文化实践形态，体现华语电影的诗学整合趋势，构成独特的“合拍美学”。又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早期的武侠神怪和古装片，还是香港的功夫、动作片，无论是大陆的新民俗电影，还是当今活跃于国际影展的独立影片，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大片，面向大陆观众的冯小刚品牌等，其诗学景观与品牌构建、市场争夺等，都具有重要的关联。从一定意义上，正是产业、市场的压力形成了这种种独特的电影类型。如果没有从产业角度展开对华语电影诗学形态的研究，对华语电影独特传统的认识将是封闭而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