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陈述报告篇1
高中学生自我陈述报告1高中是我走向成熟的开始,在尊师辛勤培育下.我从幼稚走向成熟,使我成为一名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有理想的合格的中学生.
寒窗苦读十几年圣贤书,我收获颇多,特别是高中三年.看见有人跌到,我回用那双还不完全成熟的手扶起他们,轻轻地把他们的眼泪擦干,告诉他们不在孤单.看见有人在街边乞讨,我回把自己的零花钱投到他们面前.我也懂得用温暖的微笑融化他人心中的寒冰,让人间充满爱.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无论前方是风还是雨,坐一次人生的帆船,去成功的彼岸,自己掌舵.
作为中国人,我拥有一颗真诚的中国心,国徽是我今生的信仰,五星红旗是我永恒的骄傲.我也关心国家大事,学习时事政治,并对它们都有我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学习上,我有明确的目标,进取心强,持之以恒,知难而进.不甘落后,我坚信,只要是我能想到的并相信的它终将成为现实.
在课余时间,我博览群书,开阔视野,丰富头脑,不断充实自己.用带有青苹果味的笔芯记下我的成长经历,用点滴色彩斑斓装扮自己的生活,我相信学习是快乐的.
学习是一个不断完善大过程,脚踏实地行走的过程,而不是虚度年华."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得到了网,那么渔也是快乐的事.
青春是一朵美丽的花,高中的我们定格在了第十八枚花瓣,人生中的这段高中故事就要结束了.然而,毕业于我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一段路途走到终点便是胜利,只需记住该记住的,带走该带走的,然后向下一个起点.在这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春光里,给自己一个承诺.用春天般绚丽的情思构建理想的阶梯;用夏阳般火热的激情升腾人生的温度;用秋叶般深沉的内涵熔铸豁达的品质;用冬雪般凛冽的锋芒刺破前进的最后屏障.
高中生活因有我而精彩,我因高中生活而充实.
高中学生自我陈述报告2人家说高中生活是辛苦而紧张的，是高考的机器，但是我认为我的高中不但多彩，而且更是改变了命运的三年。我于xxxx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xx中学。三年的校园生涯和社会实践生活我不断的挑战自我、充实自己，为实现人生的价值打下坚实的基础。一直都认为人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我对知识、对本专业一丝不苟，因而在成绩上一直都得到肯定，每学年都获得三等奖学金。在不满足于学好课本知识的同时还注重了计算机应用软件和硬件的学习。
有广泛爱好的我特别擅长于排版及网页美工和多媒体的制作，就任本班组织委员的同时也加入了校学生会宣传部。对工作热情、任劳任怨，和部内成员团结一致，一年间我由部委升为部长。在任部长期间注重配合学校、学生会其它部门，出色的完成各项宣传工作，促使学校的各种运作更顺利的同时行。
学校的各种活动都热情的参加，在xxxx年至xxxx年间获校文娱比赛及知识问答比赛等一等奖。大胆创新对校报版面进行改革,使得校报的受视率提高到一个层次。学校的各种活动都热情的参加，在xxxx年xx月获校演讲比赛一等奖。
身为学生的我在修好学业的同时也注重于对社会的实践。本着学以致用，实践结合理论发挥。xxxx年我以熟练的计算机技术应聘为学校网站的管理员，做出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得到同学及老师的一致好评。
本人具有热爱等祖国等的优良传统，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广泛的兴趣爱好，对工作责任心强、勤恳踏实，有较强的组织、宣传能力，有一定的艺术细胞和创意，注重团队合作精神和集体观念。
高中学生自我陈述报告3我，隐藏在茫茫人海中。我既没有柔美的身段，也没有亮丽的双眸，但我有进取的心，有似水的梦怀，有崇高的理想，我坚信腹有诗书气自华。
我，不愿随波逐流。在《未选择的路》中弗罗斯特曾写过：“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只融于大众的我便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平凡人。我不愿去走别人庸俗的老路，去过跟别人同样庸俗的生活。在偷觑他人的同时，也否定了自己。
我，不愿随波逐流。在《未选择的路》中弗罗斯特曾写过：“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只融于大众的我便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平凡人。我不愿去走别人庸俗的老路，去过跟别人同样庸俗的生活。在偷觑他人的同时，也否定了自己。
我，幽默宽容。我向来不喜欢看别人满面怒容的样子，我认为他人的笑才是天下最美的风景。所以每天，我都会变成一颗开心果，尽可能地给他们带去欢乐。“比大地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宽阔的是人的心灵。”宽容使狭隘的胸怀容纳百川，所以对待别人的过失，我都付笑谈中。
我，要做自己。齐白石老先生曾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走不出前人的框架，自然也就不会有自己的天地。当流行泡沫小说时，我感觉那时在浪费时间，当流行网络游戏时，我感觉那是在虚度青春。要做自己，看清真实的我，拿出十二分的信心，告诉自己：“我就是我，凭什么跟他一样?!”抛掉那些人为的浮华雕饰，亮出自己的王牌，追求自己的个性，做我自己，最好!
自我陈述报告篇2
【关键词】证券行业；虚假成熟；案例评析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057-01
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证券发行和交易过程中，对证券发行和交易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做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与事实或者法律要求不相符的表示行为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的一种证券违法行为。
根据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虚假陈述行为包括：(1)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在招募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上市报告及其他文件中作出虚假陈述；(2)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证券服务机构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报告及参与制作的其他文件中作出虚假陈述；(3)证券交易场所、证券业协会或者其他证券业自律性组织作出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的虚假陈述；(4)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业自律性组织在向证券监督部门提交的各种文件、报告和说明中作出虚假陈述；(5)在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的其他虚假陈述。
在张某诉渤海集团虚假陈述案中，最关键的是解决“第一，渤海集团是否构成虚假陈述；第二，渤海集团的行为与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构成侵权；第三，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所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如何证明因果关系，取证责任如何分配”这三个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看渤海集团是否构成虚假陈述。从整个案情来看，有两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关注：中国证监会认为一是1994年5月4日渤海集团《上市公告书》摘要中对享受“免二减三”优惠政策的披露是不完整的，遗漏了“由市有关银行抓紧向上级银行申报”的内容，属于重大遗漏；二是1996年到1988年3月的财务报告中存在虚假数据。根据我国的《证券法》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应遵循真实性原则，有重大遗漏的信息遗漏影响真实性原则并进而构成虚假陈述。而渤海集团的重大遗漏和在财务报告中存在虚假数据的行为，显然是为了故意误导投资者，避免不利信息对自己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渤海集团的行为构成虚假陈述。
自我陈述报告篇3
关键词：虚假陈述；民事赔偿
中图分类号：D9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2
一、我国股市重大违规案：红光实业事件
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红光)于1997年6月6日上市，主营业务为电子元器件和电子整机，系统工程承包、进出口贸易、旅游开发等。从上市之日到被查处之时，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震动。1998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查实的红光实业的违规行为主要有：
(一)虚假陈述
1.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
红光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称1996年度盈利5400万元。经查实，红光通过虚构产品销售和虚增产品库存等手段，虚报利润15700万元，1996年实际亏损10300万元。
2.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
红光上市后，在1997年8月公布的中期报告中，将亏损6500万元虚报为净盈利1674万元，虚构利润8174万元；在1998年4月公布的1997年年度报告中，将实际亏损22952万元(相当于募集资金的55.9%)披露为亏损19800万元，少报亏损3152万元。
3.隐瞒重大事项
红光在股票发行上市申报材料中，对其关键生产设备彩玻池炉废品率上升，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的重大事实未作披露。
(二)挪用募集资金
1997年6月，红光将募集资金14086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34.3%)投入股市。其中，红光动用9086万元，通过开立217个个人股票账户，自行买卖股票获利780万元；此外，还将5000万元委托其财务顾问中兴发企业托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托管)进行证券投资，由中兴托管利用11个个人股票账户买卖股票，截至1988年4月，造成亏损330万元。盈亏相抵，红光在股票交易中共获利450万元。
(三)未履行重大事件的披露义务
红光的招股说明书中称“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扩建彩色显象管生产线项目”。经查实，红光仅将募集资金中的6770万元投入招股说明书中所承诺的项目，其中大部分资金被改变投向，用于偿还境内外银行贷款，填补公司的亏损。红光对此却未作披露，其行为违反了《股票条例》第六十条关于“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人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报告提交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并向社会公布，说明事件的实质”的规定，构成《股票条例》第七十四条第八项所述“未按照规定履行有关文件和信息的报告、公开、公布义务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为严肃证券法纪，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依照有关规定，对红光进行了处罚：
(1)认定红光原董事长、原总经理和原财务部长为证券市场禁入者，永久性不得担任任何上市公司和从事证券业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2)对出具含有严重虚假内容的招股说明书、1997年度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负有直接责任的红光各位董事处以警告。
(3)没收红光非法所得450万元，并罚款100万元。
二、虚假陈述的目的
虚假陈述，也称虚假记载，是指上市公司在其公开的文件中将一些本身并不存在的，虚构的内容，以信息公开的格式和方式公布于众。主要表现有两种：其一，编造本身并不存在的信息，欺骗投资者做出错误的判断；其二，故意掩盖某些已发生事实的真相，或者扭曲已发生的事实，以骗取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任。进行虚假陈述的目的或者动机，从具体市场情况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
1.是为了骗取上市资格
许多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能够上市，一方面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惜代价的进行“公关”；另一方面又与承销商、评估事务所或律师事务所等互相勾结，在上报审核的材料上大做文章；或编造并不存在的连续盈利的虚假会计报表，或隐瞒亏损或其他重大事项，以骗取上市资格。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曾就因为大肆造假而被中国证监会课以重罚。
2.骗取配股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如果想要保持配股资格，必须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经营目标，比如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等。而有些上市公司，经营不尽人意，净资产收益率达不到10%的幅度，为了骗取配股资格而进行交易或利润操纵，将本身并不存在的利润通过虚构方式公布于众，如上海国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就在其97年的年度报告中编造了并不属于该年度的利润6100万元，受到了国证监会的处罚。
3.利用虚假陈述单独或伙同他人操纵股票价格，从中获利
我国《公司法》第149条明确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由于与此相关的严格监控手段和程序尚未建立，致使许多上市公司与一些有资金实力的机构互相勾结，上市公司利用信息的权利和机会，进行虚假陈述并参与炒作本公司的股票。
三、虚假陈述的构成
关于虚假陈述或虚假记载，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并未做出明确的范围界定或构成规定，而只是在相关法律，如《证券法》或其他有关文件中解释了虚假陈述的具体市场表现或责任承担主体。我们认为：虚假陈述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虚假陈述的陈述人或参与虚假陈述的其他人员，必须是故意的在公开文件中进行不真实的或隐瞒真实情况的表述。
其次，虚假陈述人有虚假陈述的行为。即有对证券的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中的事实、性质、背景、法律等事项做出不真实的表述的行为。虚假陈述的行为是否存在应以陈述人是否在法律规定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有资格披露上市公司信息的刊物上进行披露为基本界限。
再次，虚假陈述致使投资者或公司股东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决定。
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虽然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绝大多数投资者，则主要依赖于上市公司公开的各种信息、报表等进行决策，上市公司进行虚假陈述必然会导致投资者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影响其决策，上市公司及其他陈述人必须对其虚假陈述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责任的承担不以投资者或公司股东有实际的损失为前提，既使陈述人虚假陈述并未给投资者或公司股东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或其他损失，陈述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责任
做出虚假陈述的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或人员，对其虚假陈述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必然的。但责任性质是什么？是补偿性的还是惩罚性的？我们认为二者兼具。根据《民法通则》58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的规定，我们认为，虚假陈述乃民事欺诈行为的一种，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尽管将民事欺诈行为规定为无效民事行为，且在世界范围内仅中国如此，在法律做出修改之前也只能如此。因陈述主体明显有过错，所以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虚假陈述是一种严重的损害投资者和公司股东权益的行为，还应承担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
1.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
因虚假陈述而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主要有三类：
首先是股票发行人及发行人的负责人。公告信息是谁的，谁自然应承担虚假陈述的责任。因虚假陈述有时会直接或间接的产生某种经济利益，而发行人是该利益的直接受益者，因此，发行人承担责任是必然的，当发行人作为受益人时，其虚假陈述的受损人或受害人是广大的中小股东或其他证券市场投资者。
其次是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负责人。根据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和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发行人发行股票必须采取间接发行的方式进行，因此，作为中间承销的证券公司等将直接参与发行人的发行筹备和文件起草等一系列工作。
2.虚假陈述的责任形式
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归纳为三类。
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承担的责任中首先承担的责任。我国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多采取重刑轻民或先刑后民的责任追究方式，但就虚假陈述而言，我们认为应首先追究其民事责任，然后再进一步追究其他责任，或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但在处理三者的关系时，适用顺序上应有别，即应以维护投资者权益，维护其民事权利为出发点，绝不可采取一罚了之的态度解决虚假陈述中的纠纷。
注释：
①摘自《关于成都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1998年10月26日证监查字[1998]75号。
②详见《中国证券报》1998.11.20.有关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资料请参阅《财经》1998年5月号《注水的牛年》一文。
③详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11月14日。
④参见竺琳《民事诈欺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九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页。
⑤参见《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
⑥参见沈厚富：《证券交易市场操纵行为的法律分析》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七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自我陈述报告篇4
证券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场所，也是信息的聚散地。确保证券市场正常有序运转的核心基础是一套完善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可靠的信息与投资者的信心是证券市场的两大关键因素。然而，目前上市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质量不高，尤其是财务会计信息常常存在着误导、虚假和重大遗漏的情况，已成为当前证券市场的一大顽疾，也给注册会计师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诉讼，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问题又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了新的挑战。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问题一直是西方法律界和会计界的热门议题。而我国涉及注册会计师的诉讼才刚刚开始，相应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从我国目前对违规事务所的处理看，主要是行政处罚。除了验资诉讼涉及到民事赔偿外，证券市场中各违规事务所，尚很少涉及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对于投资公众来说，最为重要的其实就是如何保护其经济利益。如果不追究民事责任，不管对事务所的惩罚多严重，都不会挽回其遭受的经济损失，也很难增强其投资信心。其实，从各国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加强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已是一种主流。
二、虚假审计报告认定的法律标准
虚假报告的认定标准是明确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会计界与法律界的诉讼争议中存在分歧与困惑的焦点所在。因为各自职业特点的限制及相互的不了解，对以哪种标准来衡量审计报告的可否信赖，注册会计师和法律专家难以达成共识。
从会计界的观点来看，判定虚假审计报告主要依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以下简称《注册会计师法》)。按照《注册会计师法》第22条的规定，判断审计报告是否虚假的关键是看其是否严格遵循了执业准则、恪尽职守。从该条可以推导出：如果存在严格遵照执业准则也不能发现的错弊，则注册会计师依照本法规定已经尽到了应有的专家注意义务，不再承担法律责任，换言之，审计报告就不是虚假的。按照《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8条和第9条、《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七号——审计报告》以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八号——错误与舞弊》的规定，会计界对审计报告的真实与否的界定主要是从审计程序角度来认定的。认为由于审计测试及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固有的限制，注册会计师依照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并不能保证发现所有的错误与舞弊。由于审计技术本身的一些特点，如抽样审计、重要性判断的运用，以及通过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而确定的对其依赖程度等，使得注册会计师即使恪守执业准则，也不能保证发现公司所编制财务报告中全部的虚假或隐瞒之处，也就是说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没有错弊，但只要仍在审计重要性标准控制之下，不会影响报告使用者进行决策，就不影响审计意见的客观公正性。即使因第三方经济利益受损而发生诉讼，也只能由被审计单位承担会计责任。也即判定审计报告虚假的关键是：①执业过程没有恪守执业准则；②不符合审计重要性要求。
不过，公众常常认为，虚假报告就是内容与事实不符，没有那么多前提条件。法律界也有许多专家对此不理解，认为法律着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只要结果存在与事实的不符，就应该认定为虚假报告。因此对注册会计师一再以行业准则来解释不能接受，认为注册会计师所强调的执业过程真实合法在法律上不能构成抗辩理由。
在各国法律界的研究及司法实践中，对“虚假报告”的内涵，有这样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即构成法律客观要件的虚假陈述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内容上存在虚假陈述，二是虚假陈述具有重大性。我国在《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中首次确定性地使用了“虚假陈述”一词，其含义涵盖证券公开文件披露的各种不当行为，包括不实陈述、遗漏和误导三种。不实陈述指在信息公开文件中作了“明知不实”或对事实作出错误评价的陈述；遗漏指完全或部分地不公开法定公开事项，或者没有合理根据而不公开法定事项以外的事项；误导性陈述则指公开的事项虽为事实，但由于陈述存在缺陷而使公众产生多种理解，可能形成与事实完全不同的理解。关于重大性问题，目前在法律界依然是一个探讨中的问题，定量性的标准很难找到。但从定性上来讲，大家一般比较认可美国证券法的观点，即能够影响理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且该信息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投资者所获得信息的组合。将该问题延伸至审计报告的认定上，即认为虚假报告的判断标准应该有两个标准：一是审计报告及所附财务报告资料存在虚假陈述内容(存在虚假陈述)，二是该虚假陈述足以影响报告使用者据以进行营运决策(虚假陈述具有重大性)。笔者认为，将“存在虚假陈述内容且该内容可能导致报告使用者错误决策”列为认定报告是否虚假报告的法律要件，是符合法理的。
那么审计重要性与法律判定标准“重大性标准”之间有什么异同呢?根据《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0号—审计重要性》的规定，审计重要性指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这一程度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对特定的被审计单位，判定的审计重要性越低，需要收集的审计证据越多，而相应的审计风险就越高。对审计重要性的运用，主要取决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计划阶段根据对客户的初步评价进行的职业判断和在审计实施过程中根据收集到的客观数据进行的适当调整。审计重要性的运用合理与否一部分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职业能力，另一部分取决于是否尽到了合理的专家注意义务。如果这两者均能恪守，则不可能出现导致报告使用者作出错误决策的虚假信息，除非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中存在掩饰很好的虚假，而后者则不是注册会计师所能控制的。
从审计重要性和法律重大性的涵义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异曲同工之处。二者从概念上是一致的，均认为可能影响报告使用者进行决策的信息是重要(或重大)的，也是判断报告是否可认定为虚假报告的要件之一。不同的是，审计重要性是贯穿于审计始终的，是在财务报告到达公众之前，由注册会计师运用职业判断对客户财务报告的公允性进行鉴证，对审计重要性判断得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能力；而法律重大性标准则相对确定一些，它是在财务报告已经到达使用者且已经发生争议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指标。此时发生虚假陈述的信息是什么已很清晰，报告使用者据以进行的决策也已经明确，判断该信息的重要性是否足以影响报告使用者的决策相对要客观与简单一些，法律重大性标准更注重的是结果。但法律重要性标准依然是一个主观判断，其中依然蕴涵财会技术要求，对这种判断的作出还需要参考审计重要性。从这一意义来说，如果法律重大性与审计重要性一致，则审计报告依然是客观公允的，不构成虚假报告；如果法律重大性与审计重要性不一致，说明注册会计师或是职业能力不够、或是未能恪尽职守，报告构成虚假报告。由此，我们对虚假报告的认定标准的讨论可以下一个结论，即虚假报告的认定有两个法定要件：其一，报告涉及内容存在虚假性陈述；其二，虚假陈述存在重大性。
三、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性质分析
法律责任的性质取决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在注册会计师与客户之间，是明确的委托合同关系。如果虚假报告损害的是客户的经济利益，则注册会计师应负违约责任，在这一点上，争议不大。在注册会计师与第三方利益关系人(即财务报告使用者)之间的法律责任的性质问题上，各国学者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所采用的主流法律构成是“将确认为纯粹财产损失的违约责任的保护扩及第三人”，同时也利用良俗违反的侵权责任作为补充。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认为专家出具虚假报告对第三方是一种侵权行为，专家对第三方负有信赖义务，该义务基于第三方对专家的信赖而产生。我国《证券法》规定，专家对其所出具的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虽然未对法律责任性质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其宗旨分析，我国也认为专家对第三方所应承担的是侵权责任。
在证券市场中，注册会计师只是受托制作专家报告者，他与利益第三方之间不构成任何合同关系。如果依照合同违约来追究，会受到合同责任相对性原理的制约，操作性差且不合法理。如果直接据以追究专家的侵权责任，则不仅可以因直接追究赔偿责任而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还通过明确注册会计师承担的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性义务来迫使其更加谨慎地完成工作，充分发挥其社会鉴证职能，保证其超然独立性。
审计报告是由作为专家的注册会计师在充分调查取证、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出具的。基于对专家专业技能、职业道德、社会声誉及其执业行为准则的社会普遍接受性等因素考虑，报告使用者不可能不充分信赖专家出具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报告使用者对发行公司真实财务状况有知情权，知情权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行公司与注册会计师。由于报告使用者不能直接接触发行公司财务资料，其本身在实现知情权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法律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三方的利益，同时为了防止受信人即专家滥用其权力，就要求受信人对第三方负有信赖义务。基于这一法理，专家出具虚假报告构成对第三方的侵权责任，应承担因此而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
四、注册会计师对第三方的法律责任所适用的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
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着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责任方式和赔偿范围等诸多因素。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虚假报告可以归类于一般侵权行为，相应适用的是过错原则，即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无过错即无责任。不过，由于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专业技术性太强，对其行为的过错认定比较困难，且依照一般过错原则设置的举证责任给原告带来了难以完成的证明责任，原告几乎不可能以确凿的证据证明注册会计师有过错。因此笔者认为，此处更适用的是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引申出来的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其实是适用过错原则的一种方法，是根据损害事实的发生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只有行为人证明自己确实无过错时，才能免除责任。过错责任的特殊性就在于它转移了举证责任，一方面免除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认可了行为人举证反驳的法律效力，有利于其进行有效抗辩。
按照过错推定原则，注册会计师承担对利益第三方的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报告被认定为虚假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未尽应有的谨慎(亦即存在故意或过失的违法行为，该行为可能是未能恪尽职守违反了《注册会计师法》及相关规定)、报告使用者(在此限于原告)发生了经济损失、该损失与注册会计师所出具报告中的虚假陈述内容存在因果关系。从法律角度来说，以上四个要件，任何一个不成立就不能构成侵权，因此，在诉讼过程中，诉辩双方必须证明自己的主张。
五、关于虚假报告鉴定制度的探讨
自我陈述报告篇5
关键词：信息披露；证券欺诈：详细性；提示注意；安全港条款
中图分类号：D4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08)01-0072-06
近年来，有不少中国企业争取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市场上市，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也有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的过程中，被海外投资者以种种理由诉讼，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步伐。本文分析的案子是美国法院驳回美国证券投资者新浪公司信息披露欺诈指控。对该案的分析有助于我国企业在海外上市时注意相关的事项。
一、基本案情
原告是美国的证券投资者，他们在2004年10月26日到2005年2月7日期间(以下简称“指控时间段”)购买了新浪公司的普通股。被告是新浪公司，汪延、曹国伟、林欣禾(3人统称“自然人被告”)以及在“指控时间段”所有新浪高层。在“指控时间段”期间，被告汪延担任新浪的首席执行官，曹国伟担任首席财务官，并与林欣禾一起担任联席首席运营官。
原告主张两项诉讼理由。第一，所有的被告散布虚假的和误导性的信息，致使人为地抬高新浪普通股的价格，因而违反了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0(b)款项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10b-5。原告特别强调，被告有意通过以下手段欺骗公众投资者：隐瞒新浪公司的岁入对算命服务的依赖程度，而这种算命服务正是当时被中国政府逐渐加强审查的服务项目；没有告知投资者新浪计费系统改变的不利影响。第二，自然人被告违反《证券交易法》第20(a)条款，原因在于他们允许向公众第一项诉讼理由中的欺骗性陈述。
被告主张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2(b)(6)款项，驳回原告的。
被告新浪公司是一家服务于中国大陆及全球华人社群的领先在线媒体及增值资讯娱乐服务提供商。新浪公司通过五大业务主线提供服务：(1)新浪网；(2)新浪无线，侧重于移动增值服务，(3)新浪热线；(4)新浪企业服务；(5)新浪电子商务。算命服务是新浪移动增值服务的分支业务之一。
2004年3月15日，新浪公司了2003年度Form10-K报告。2004年10月26日，新浪公司了一份新闻稿，披露了其第三季度业绩良好。第二天，新浪公司的普通股股价升了7.10美元，以每股35.29美元收盘。2004年10月28日，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了涉及“外商投资电视电影产品公司”的新法规，严格禁止合作企业生产和经营涉及宣传和迷信内容的节目，该法规于2004年11月28日生效。
2004年11月9日，新浪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Form10－Q季度报告，反映了前述新闻稿中关于第三季度财务报告。2005年2月7日，新浪名为“新浪2004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务报告”的新闻稿，该新闻稿披露，2005年1月下旬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通知表明，有关算命服务的移动增值服务将禁止在广播台和电视台进行。2005年2月8日，新浪普通股的价格每股下降2.96美元，接近11％的跌幅。
早在“指控时间段”之前，中国移动就开始把包括新浪在内的无线服务提供商转为一种新的计费平台――移动信息服务中心(miSC)。这种平台使得运营商能更有效地监控增值服务的内容和服务提供商的计费情况。在2004年10月26日新浪公布其2004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之后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曹国伟说，“我们目前无法估算向miSC平台转变的确切影响……但是净利润的影响可能被其他积极因素而减轻。在2005年2月7日的电话会议中，林欣禾说中国移动实施的政策变化是“突然并完全不能预料的”。林欣禾还说，新的多媒体短信服务(mmS)计费程序可能给多媒体短信服务收入带来30％到50％的负面影响。新浪后来在其2005年8月9日的10-Q报告中承认，向移动信息服务中心的转变导致新用户的开拓变得困难，并且收费率降低。
二、法院分析
本案中，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按照目前美国成文法和判例法关于证券信息披露和证券欺诈的规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审理。
(一)关于证券欺诈诉讼的成立
美国众多的判例对证券欺诈诉讼的标准进行了解释。在法院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2(b)(6)款项决定驳回的时候，法院必须查明所有原告声称的重大事实都是真实的，并且所有的推断向非动议方倾斜。只有原告不能提出支持其诉讼请求并给他们以救济的证据时，法院才可以驳回。
美国的立法也对证券欺诈诉讼做出了规定。原告如果想要使诉讼在《证券交易法》第10(b)款项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10b-5下成立，必须证明，被告故意虚假陈述或遗漏重要事实，并且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赖，遭受损害。原告必须证明：(1)被告对重大事实的虚假陈述或遗漏；(2)故意；(3)信赖；(4)因果关系；(5)损害。
(二)对原告诉讼理由的具体分析
1 有关新浪的披露义务 原告诉称，新浪公司在中国政府逐渐加强实施禁止广播和电视台播放含迷信内容广告时，负有告知投资者新浪公司的利润增长对算命服务的依赖程度。原告还声称，新浪没有充分警告投资者新浪采取移动信息服务中心计费系统将造成新浪利润的重大减少。
法院认定，原告的陈述不足以构成诉因，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原告的陈述没有满足详细性说明的要求。一项证券欺诈诉讼必须符合《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9(b)款项和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规定的较高的要求。第二巡回法院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9(b)款项作出解释，一项需要：1)详细说明原告据以主张的陈述是欺骗性的；2)详细说明陈述人；3)说明该陈述做出的时间和地点；4)解释该陈述为何是欺骗性的。类似地，《证券诉讼改革法》要求详细说明陈述是误导性的，以及这些陈述是误导性的原因。
原告声称被告没有披露重大事实，但是原告没能够明确地指出被告的陈述是如何误导的，也没能够指出被告的陈述为什么是误导性的。相反，原告提出一大批来源于自然人被告所作的公开讲话以及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作为引证，原告泛泛地解释了这些公开陈述为什么会误导原告。
原告不仅必须指出新闻稿中的陈述是虚假的和误导性的，还必须明确地论证它们为什么是虚假的和误导性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虚假和误导的。例如，原告提出汪延的评论“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增长市场”、曹国伟的陈述新浪“目前无法估算向miSC平台转变的确切影响”。这两名被告的陈述被认定为误导性是非常含糊的。此外，曹国伟的陈述“由于新浪从移动增值服务中的收入比预想
中的要好，新浪对于创记录的季度很满意”也是不可诉的，原因在于原告没能够主张：新浪没有获得一个创纪录的季度或者移动增值服务对新浪利润的增长没有促进作用。同样地，并不能认定原告所引证的其他陈述是误导性的，并且原告没能阐明特定的陈述是如何误导原告的。
(2)新浪没有披露额外信息的义务。即使原告提出更加详细的诉讼理由，新浪也不需要承担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10b-5下的责任。在判断被告的未披露行为是否可诉的时候，确立了如下规则：如果没有披露义务，在规则10b-5下，沉默并不具有误导性。某项信息并不仅仅因为可能与理性投资者相关或有利益关系，而被要求必须披露。10b-5规定，只有某项信息的披露对于使公开陈述具有非误导性是必要的时候，而这项信息被遗漏掉的时候，这种重大遗漏才是可诉的。
1)新浪公司收入对算命服务的依赖程度。原告声称，被告有义务披露利润增长的真正原因，即移动增值服务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算命服务的广告，但新浪没有履行该项披露义务。
法院认定，这些未披露的行为并不能作为基于规则10b-5提讼的基础。因为，新浪无需披露算命服务对新浪收入的影响程度，这是从公开渠道可得的信息。
原告诉讼请求中声称，是新浪负有通知投资者该公司面临的由于中国政府法规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潜在风险，而新浪没有披露上述风险。事实上，新浪在其2004年8月9日的10-Q报告和2004年11月9日的10-Q报告中，均对上述风险进行了警告。因此，原告并没能够成功主张新浪未披露上述风险。
2)新浪计费系统的转变。被告所做的关于从移动增值服务获得的利润增长和向移动信息服务中心平台转变所带来的影响的陈述，是不可诉的。被告明确地指明，向新计费系统转变的非确定性，同时被告指出，他们并没有想要误导投资者。因此，原告没能够依据联邦证券贸易委员会规则10b-5，就新浪关于计费系统变化的陈述做出有效。
2 “提示注意”原则和安全港条款 根据“提示注意”原则，如果公司在披露前瞻性信息时伴以有意义的警戒性声明，表明该信息的前瞻性本质并指出可能导致预测无法实现的风险因素，那么法院将认为该项信启、中的不实陈述或遗漏不具有重大性，或者投资者对该信息的依赖是不合理的，从而免除公司的责任。《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也为伴以足够的警戒性声明的陈述提供了安全港。不适用本规则的例外情形有：1)在明知前瞻性信息披露是虚假的，而进行披露的；或者2)前瞻性信息披露没有如实陈述目前的事实。
(1)是否适用“提示注意”原则和安全港条款。原告认为被告不适用“提示注意”原则和安全港条款，他们声称被告的警戒性声明没有足够有意义，因而不能引发“提示注意”原则和安全港条款的适用。在HuntV.alliancenortham.Gov'tincometrust一案中，美国第二巡回法院认定，警戒性语言必须与误导原告的陈述有直接关系。据此，原告还声称被告的警戒性语言与误导原告的陈述没有直接关系。原告坚持认为，被告没有明确地警告投资者，面对中国政府对于电视台和广播台广告的法规，新浪公司存在的潜在风险。但是，实际上，新浪在2004年10月26日的新闻稿中明确地警告投资者中国具有潜在危险的法规具有不确定性。此外，新浪在2004年10-Q报告中警告投资者，新浪不能确定中国政府是否会阻止该公司继续经营移动增值服务，新浪也警告过投资者依靠移动运营商的潜在风险。鉴于新浪公司的以上陈述，原告的新浪没有披露其潜在风险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明显地，新浪不能够精确地预测存在的风险，因为它不知道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但是，考虑到新浪披露过程中的广泛的警戒性语言，新浪公司受到“提示注意”原则和安全港条款的保护。
(2)是否属于安全港条款的例外情形。原告主张，被告知道向移动信息服务中心计费系统的转变将使新浪的利润减少，属于不适用安全港条款的例外情形，因此新浪不应适用安全港条款。
但是，实际上，被告的行为并不属于不适用安全港的两种例外情形。因此，应当适用安全港条款。理由如下：新浪2005年2月7日的新闻稿及接着的电话会议，披露了计费系统变化的负面影响。并且，新浪在“集团诉讼期间”之前明确地警告投资者，新浪与中国移动的计费安排有可能随时发生变化，中国移动可以对计费安排做出改变。
总之，原告没能够证明被告有关中国移动的行为做出了故意的虚假陈述。因此，被告受到“提示注意”原则和安全港条款的保护。
3 主观故意的证明 即使原告可以充分地证明被告故意地做出虚假陈述或者没能够披露重大事实，原告的仍然可以因为没能充分地证明主观故意而被驳回。
《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第9(b)款项为欺诈诉讼提高了要求：在所有主张欺诈或误解的情况下，所有欺诈或误解的详情应当被详细地说明。为了减少滥诉的发生，《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对原告主张证券欺诈增加了更多严厉的要求。《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规定：本章下的任何私人诉讼，如果原告主张被告1)对重大事实做出虚假陈述；或者2)遗漏根据陈述做出的环境，使陈述不具有误导性的重大事实，原告必须详细说明被声称具有误导性的每个陈述，并且说明陈述具有误导性的原因。此外，在原告仅仅证明被告具有某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原告可能获得金钱赔偿的诉讼中，诉讼请求主张行为或遗漏违反了本章规定时，必须详细地说明被告具有必要的心理状态的事实。
在GaninoV.CitizensUtils.Co.案中，上述被描述为欺骗、假造、诈骗的心理状态可以基于下列原因被：通过主张被告具有动机和实施欺诈的机会的事实；或者通过主张能够作为被告故意的失常行为或者重大疏忽的间接证据的事实。
经过以下分析可知，原告没有提供足够证明被告动机、故意的失常行为或者重大疏忽的事实。
(1)动机。为了充分地主张动机，原告必须详细地说明通过虚假陈述或遗漏，自然人被告可以获得的具体的好处，公司所得的一般的好处是不足够的。本案中，原告宣称包括自然人被告在内的一些公司内幕人于集团期间卖掉价值34455720美元的新浪普通股，而这些卖售股票的行为表明了故意的存在。这种非正常的出卖股票行为可以推知内幕人的动机。但是，该主张被事实反驳了。法院通过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档案进行司法认知，内幕人的交易行为与自然人被告前几年的销售行为相一致。因此，与先前的行为相比，自然人被告在集团期间的交易活动是正常的。因此，法院没有依据认定自然人被告的交易行为反映他们想要从虚假陈述新浪公司的情况中获取个人利益的意图。
(2)故意的失常行为或者重大疏忽。同样地，也没有能够证明被告故意的失常行为或者重大疏忽的有利的间接证据。为了证明重大疏忽，原告必须证明被告的行为是“高度不合理的”，极度地违背了被告知道危险的存在或者危险相当明显以至于被告应当已经注意到的一般注意标准。本案中，新浪公司一直在向投资者说明，中国法律法规体系启动后即将带来的风险。因为没有
证据表明被告提前知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或中国移动的行为，所以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具有故意的市场行为或重大疏忽。
4 信赖、损害 原告诉称，新浪普通股的市场是有效的，因为新浪公司符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条件，定期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纳斯达克递交报告，并且与公众投资者保持定期的交流。原告基于对新浪的信赖，才购买了股票，最后却导致了损害。基于前述分析可知，新浪没有进行虚假陈述或对事实披露的重大遗漏，所以，原告提出自己对新浪股票市场的信赖但却发生了损害，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5 对自然人被告的诉讼 《证券交易法》第20(a)款项强调了个人的责任。由于原告没能够根据《联邦民事诉讼程序法》第l2(b)(6)款项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10b～5，对新浪公司提起有效的诉讼，因此更谈不上追究自然人的责任。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基于《证券交易法》第20(a)款项对个人提起的诉讼请求。
三、法院判决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原因是原告没能够证明有效的诉讼请求，没有满足《联邦民事诉讼规》第9(b)款项的要求，也没有满足《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的要求。
四、简要评析
近年来时有发生美国证券投资者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欺诈，以逼迫中国公司化钱调解。通过对本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遭遇此类可能的滥诉时，中国公司可以利用美国的法律和判例，进行抗辩。
在美国，证券信息披露误导和证券欺诈诉讼的主要依据是l934年《证券交易法》第lo(b)款项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1ob-5。一项证券欺诈诉讼必须符合《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9(b)款项和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规定的较高的要求。关于要求，不仅有成文法的规定，更有判例法积累的标准。每个法院在审定是否符合要求的时候，通常会在成文法的基础上行使自由裁量权，因此，法院的做法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原告如果想要根据《证券交易法》第10(b)款项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10b-5，成功提起证券信息披露误导和证券欺诈诉讼，需要证明：(1)被告对重大事实的虚假陈述或遗漏；(2)故意；(3)信赖；(4)因果关系；(5)损害。在证明被告进行虚假陈述或遗漏重大事实之后，原告还需进一步证明原告对被告的信赖、因果关系和损害。本案中，原告没能够成功证明新浪进行虚假陈述或遗漏重大事实，也没能够成功证明被告的主观故意，因此，证明信赖、因果关系、损害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在证券信息披露误导和证券欺诈诉讼中，除了上市公司作为被告之外，原告通常会同时上市公司的高层，要求自然人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自然人被告的法律依据是《证券交易法》第20节。《证券交易法》第20(a)款项规定，控制人对于由其所控制的公司或其他人违反《证券交易法》或其规则的任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除非控制人善意行事并且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诱使或导致构成违法行为的发生。本案中，原告没能证明新浪公司的证券披露责任，因此，自然人被告当然无需承担责任。要求自然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上市公司被成功证明违反了法律相关规定，需要承担责任。
自我陈述报告篇6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该款揭示的虚假陈述揭露日含有三个基本特征：（1）虚假陈述的时间性，即突出了首次揭露；（2）虚假信息的公开性，即突出了公开披露；（3）虚假信息的传播性，即突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或播放的媒体上被公开披露。
但是我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除在定量上应符合其基本特征外，在定性上还应符合其本质特征。也就是说，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原理和规则是确定虚假陈述揭露日的法理依据，根据这个原理，股票价格跌幅相对大的股价转折时间点应是虚假陈述的揭露日。
在证券市场中，信息披露是通过上市公司主动的信息披露行为传递给投资者的，虚假信息也一样通过这个渠道向投资者传递。而这些虚假信息中既有诱多的虚假陈述，也有诱空的虚假陈述。但在虚假陈述被揭露之前，投资者是无法判断这些信息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理性的投资者依据公开披露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法律也理应保护那些理性的、善意地依赖了证券市场的公开信息而进行投资决策的投资者，以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和公正。
虚假信息后，投资者善意地依赖了该虚假信息，对与虚假陈述有关联的股票进行投资或交易，往往表现为股价虚高。当然，有的虚假信息是故意诱导投资者抛售股票（指诱空的虚假陈述），也导致股价虚低。一旦虚假陈述被揭露或自我揭露后，真实的信息被市场吸收，投资者通过频繁抛售股票以释放风险，市场将重新定位股价，表现为股价迅速下跌至其实际价值水平。
当虚假陈述被披露或自我揭露后，股价将在一定期限内从虚高回落至其实际价值水平，导致那些在虚假陈述实施日至虚假陈述揭露日之间高买，并在揭露日后低卖的投资者造成交易损失。而股价回落越深，即跌幅越大，则说明市场判定该虚假陈述是风险所在的认可程度就越大。通过大量抛售股票而避免风险，这是一个理性投资者应有的判断和行为。
因此，当存在股价呈下跌趋势，并且该趋势将持续一定期间（一般为一至两周），股价下跌幅度相对较深，下跌时成交量显著放大的情形时，则股价下跌趋势的生成日（或股价出现下跌的转折时间点），即为虚假陈述揭露日。如果这种下跌趋势生成日或转折点不止一个，应当认定跌幅相对较大者为揭露日。该跌幅相对较大者即揭示了虚假陈述揭露日的本质特征。
以大庆联谊案为例，1999年4月21日是大庆联谊股份公司四次公告中首次公告、跌幅最深、股价下跌持续时间最长、下跌时成交量相对最大的股价转折时间点，我认为这一天应当是虚假陈述揭露日。
大庆联谊股份公司在虚假陈述揭露问题上共有四次公告：
第一次揭露是1999年4月21日，大庆联谊股份公司公告称：“我公司因涉嫌利润虚假、募集资金使用虚假等违法、违规行为，正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公司现任董事长目前无法履行职责……。”这是大庆联谊公司为欺诈上市，编造虚假文件、虚假利润的行为，首次在全国范围的媒体《中国证券报》，以及其他证券信息专业网上被揭露。
根据当日K线图，从被告大庆联谊公司成交量看，1999年初至4月21日，大庆联谊股票的日成交量平均在二三千手间，而4月21日公司揭露虚假信息公告的当日，该公司股票的日成交量猛窜至一万手，甚至在4月22日达到两万多手，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交易十分频繁，成交量逐步放大，股价也由4月20日收盘价11.91元跌至第13个交易日的收盘价8.45元的谷底，这也是该股票共计42个交易日中最低的收盘价。
这些现象表明，虚假陈述被揭露的信息正在被证券市场所吸收，投资者普遍认为大庆联谊公司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风险，因而纷纷抛售股票以避免或减少投资风险。投资者在虚假陈述被揭露的信息披露后的一段期间里大量抛售股票、释放投资风险，造成了股价大幅下跌，使大量在4月21日前后高买低卖该股票的投资者遭受了严重的亏损。因此，1999年4月21日既符合若干规定关于首次揭露在“定量上”的基本特征，也符合“定性上”的本质特征，应被认定为虚假陈述揭露日。
第二次揭露是1999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严肃查处证券领域的违纪违法案件》的新闻。
第三次揭露是2000年3月31日，证监会公布《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对大庆联谊欺诈上市，1997年年报虚增利润、募集资金未按上市公告书说明投向使用等违规事实进行处罚。
第四次揭露是2000年4月27日，大庆联谊公布董事会公告，公告了公司已经收到证监会《关于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证监罚字（2000）16号），并公告了处罚决定的内容。
自我陈述报告篇7
199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是新中国第一部规范证券市场运作的基本大法。《证券法》的核心应在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大投资者的利益。曾听到过这样一种基础性理念-“市场正是因为投资者的恩惠而存在”[1].这决不是夸大其词，因为只有股民的利益受到保护，证券市场才能健康和稳定的发展，投资者才能有稳定的信心。鉴于此，我国《证券法》第207条规定的民事赔偿优先。在“琼民源案”、“银广厦”中，中国证监会仅仅针对违规者给予了行政处罚，但受害的投资者却一无所获。
可喜的是，我国监管机构也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并开始在证券市场中灌输这一理念。[2]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这标志着证券虚假陈述的民事救济程序的启动。
一、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概述
（一）证券虚假陈述的概念与性质
1、证券虚假陈述的概念
证券虚假陈述是指单位或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虽然？证券法？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证券法？的虚假陈述有特定含义，并且美、日及台湾地区的法律对虚假陈述没有统一的定义。
2、关于虚假陈述性质的学说
虚假陈述是一种违法行为应无疑问。但问其究竟，是属于何种违法行为，学说上多纷争。
（1）契约行为学
此说认为证券募集过程类同于合同订立的要约与承诺过程。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20条有明文规定，对该条规定台湾地区学者有争议。主张契约说者认为由该条文义看，请求人应为“善意取得人或出卖人”，而违法行为主体即责任主体为“募集、发行或买卖者”，请求人与责任主体有契约上的请求权。[3]
（2）侵权行为说
此说认为证券法禁止虚假陈述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从法律目的解释的角度分析，只有将虚假陈述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才能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因为如果虚假陈述行为是契约行为，则请求人必须与虚假陈述者之间有契约关系存在，才得有请求权。这样会使虚假陈述主体局限于证券募集者及其人和买卖证券的人，不足以防范虚假陈述行为，保护投资者。[4]
（3）独立行为说
该说认为把虚假陈述行为定性为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和契约行为均不妥当。证券法有区别于民法的独特立法目的，其所规定的虚假陈述行为应是一种特定的违法行为，而不必纳入民法的侵权行为或契约行为类型中。[5]
笔者认为这三种学说均有一定理由。但应当分情况对待。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可以构成不同的责任，可以有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和两者的竞合，还有缔约过错责任。
如虚假陈述者与投资者间有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导致合同关系的虚假陈述通常在发行市场，但不排除流通市场的虚假陈述。在认购或购买合同已经成立后再提供虚假陈述的，可以视为违约的虚假陈述。以上的情况，都赋予受害者合同撤销权。根据？合同法？第54条，受害者可以向人民法院主张撤销合同，赔偿损失。其中被撤销的合同，要求赔偿损失，它的请求权基础是？合同法？第34条规定的缔约过错责任。
虚假陈述者与投资者间没有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如果投资者因此有损害则属于侵权的虚假陈述。侵权的请求权基础是两个方面，一是证券法赋予投资者的真情获知权，二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前者相对应的是发行人、发起人、承销人以及相关人士承担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因为？证券法？第63条、？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3、74条；？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5条规定法定范围的主体有不为虚假陈述的义务。如投资者基于真情获知权受到侵害发生的损害赔偿权，请求内容为投资者获得该含有虚假陈述信息而付出的信息够买费。这种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损失较小，不是通常状态，在本文的论述不再提及。第二种是投资者基于财产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权。因信赖该虚假陈述作出投资决定，在证券市场上受到的损失。本文第四部分论及的损害赔偿概指因财产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权。
在虚假陈述者与投资者间有事实上的合同关系时，存在着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虚假陈述者不仅违反了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侵犯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财产权。根据？合同法？第121条规定，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非违约方可以择一适用。这时赋予投资者诉讼选择权。
（二）证券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
1、证券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概述
法律规则的首要目标，是使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得到保障，使他们的精力不必因操心自身的保护而消耗殆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法律规则中必须包括和平解决纠纷的手段。[6]法律责任是违反法律的人应受的法律制裁及其法律后果。无论大陆法还是普通法上，法律责任都是法律制度得以实施的保障。[7]
证券法律制度中法律责任的确立与其他法律制度中的责任一样，是对人的自由和社会要求失衡的补救。安全、公平、公正、补偿及制裁等理念都是证券法律责任制度所追求的。信息披露的目的在于防止欺诈、增强公众对市场的信心、提高整体标准、促进公众的整体利益和促进投资分析。[8]虚假陈述是证券法制裁的欺诈行为之一。各国证券法及相关法律均对此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虚假陈述应承担行政责任是基于其违反信息公开制度，扰乱证券市场秩序，违反了证券市场管理法规；承担刑事责任是由于，有些虚假陈述的严重程度已达到了破坏社会经济关系，严重侵犯投资者的财产权；承担民事责任是因为多数虚假陈述行为致使投资者财产遭受损失。从《证券法》的总体规定来看，仍是以行政、刑事责任为主。在《证券法》第十一章中规定的法律责任涉及到行政和刑事责任的情形有三十余处。
本文主要讨论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2、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我国证券法及相关法律中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见于：《公司法》第228条、《证券法》第63条。显然，我国法有关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直接规定很粗陋，仅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损害赔偿是一种对受侵害的财产提供补救的民事责任方式，不是民事责任形态。各类民事责任，无论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可通过损害赔偿方式进行。所以，《公司法》、《证券法》中规定“损害赔偿”，仅指明了法律救济方式，但没有明确虚假陈述应承担何种形态民事责任，才以损害赔偿方式给投资者财产补救。不同的民事责任形态有不同的归责原则、责任构成、举证责任和免责事由等。因此，确定虚假陈述应承担何种形态民事责任，对确定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构成、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和免则事由等有重要意义。证券法应对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有具体规定。
二、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民事责任主体
（一）证券虚假陈述行为民事责任主体概述
虚假陈述行为民事责任主体是指违反证券法关于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的规定作出虚假陈述的单位或个人。此处所谓的单位或个人的具体意指，各国法规定有所不同。
1、立法例的规定
日本法把虚假陈述分为注册申报文件虚假陈述、公开说明书[9]虚假陈述和发行人信息持续公开报告书虚假陈述。注册申报书的责任主体：（1）提出申报书的公司：（2）提交时的公司职员（该申报书提出于公司成立之前时，为公司的发起人）；（3）在与申报书有关监察文件中签证的注册会计师或监察法人；（4）与证券发行人或出卖人订立承销契约的证券公司。[10]公开说明书与注册申报文件虚假陈述责任性质相同，但责任主体有区别，其责任主体为：（1）发行人；（2）公司的提出计划书时的高级职员（该计划书于公司成立前提出为发起人）；（3）与证券有关的销售者；[11]（4）因记载于公司说明书的是注册申报文件的副本，而印制副本的责任应归于发行公司，故排除注册会计师及承销商的法律责任。[12]发行人持续公开报告书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为发行公司主要职员、会计师及监察法人。
美国《1933年证券法》对虚假陈述责任主体的规定较为集中。该法第11条（a）项规定，注册书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对重大事实作虚假陈述，该证券的善意取得人得向下列人请求赔偿；（1）所有在注册书上签名的人。依该法第6条第1项的规定，注册书应有发行人、发行人首要或重要职员、重要主管财务人员，以及其半数以上董事签名，外国公司还要由其驻美代表签名。（2）在该部分注册书登录时发行人在注册书中指名作为或将成为发行人董事、合伙人或履行类似职务的人；（4）会计师、工程师、评估师或其他任何其职位使其所作陈述有证明力者，并经其同意列名为注册书该部分的编制者或签证者；（5）所有该证券承销人；（6）控制上述人者。[13]
2、我国法的规定
我国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主体范围的规定主要见于《证券法》第63条、第177条和第189条以及《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以处略称《办法》）第11条。虚假陈述主体范围可概括为：（1）发行人、证券经营机构及其职员；（2）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机构及其从业人员；（3）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或其他证券业自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4）其他人。[14]我国法上规定的虚假陈述范围较广，不仅包括公司信息公开文件中的虚假陈述，还包括此外的证券市场的虚假陈述。
（二）虚假陈述主体的主要范围
本文主要探讨狭义虚假陈述。综合美、日以及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我们把虚假陈述主体主要分为四大类：（1）发行人和发起人；（2）承销商；（3）公司内部人员；（4）专业证券服务人员及机构。
1、发行人和发起人
（1）发行人
《条例》规定发行人指具有股票发行资格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已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经批准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5]该规定逻辑上有矛盾之处。经批准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尚未登记领取法人执照，实为股份有限公司筹办组织或曰发起人组织，故非公司法人，不应称之为股份有限公司。把股份有限公司一词解释为包括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为不妥。
是否可以认为《条例》所言发行人包括募集有价证券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发起人？根据《公司法》和《条例》的规定，我国法上的发行人概念不包括发起人，发行人仅指募集有价证券的股份有限公司。与此相反，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5条明确规定，发行人包括募集及发行有价证券的公司或募集有价证券的发起人。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发起人指每一个发行或将发行证券的人。此处“人”指个人、股份有限公司等，范围非常广。《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发行者为发行有价证券或将要发行有价证券者。可见，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发行人的概念均包括了发起人，但我国法上认为发行人仅指已成立或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包括发起人。
（2）发起人
发起人指向公司出资或认购公司股份，并承办公司筹办事务的公司创办人。[16]《条例》要求全体发起人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陈述，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发起人的法律地位比较特殊。首先，发起人在设立公司时是公司代表机关或执行机关。设立中的公司本身是无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社团，发起人代表公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公司成立后，发起人在公司设立中的行为后果有公司承继，发起人则成为公司的股东并可能当选董事、监事等；其次，发起人设立公司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对公司应负有诚信义务，不得为欺诈、谋私利或；再次，发起人之间是一种合伙关系，设立公司时发起人订立的发起人协议应是一种合伙协议。发起人对因其过失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发起人是待成立公司的代表机关，是股票初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和招股说明书等文件的制作者和申报、刊登者。证券法是基于发起人的特殊法律地位，要求发起人承担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以防止发起人，欺诈投资者。
2、董事、经理及在文件上中签章的公司其他职员
董事是董事会的组成人员，有权出席董事会行使表决权，实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董事应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承担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
从董事的职责看，董事在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以通过或否决证券发行方案。董事有义务审阅证券发行文件并对此负真实保证义务。从公司法法理上看，大陆法认为董事因股东会之选任而与公司发生委任关系，[17]它不仅要求董事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而且还应负忠诚义务。英美法把董事视为公司的人和受托人，也有主张把董事与公司的关系视为信托关系，董事是公司的受信托人（fiduciaries），对公司负有忠诚义务（dutyofloyalty）和勤勉义务（dutyofcare）。[18]总之，大陆法和普通法殊途同归，要求董事负有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大陆法称谓）或勤勉义务（普通法称谓）。其基本含义是董事必须以合理谨慎之人在相似情形下所应有的勤勉谨慎履行其职责，如果未尽合理的谨慎勤勉造成公司损失的，则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律要求公司行为合法，具体到证券市场则不得为虚假陈述，因而，董事应勤勉谨慎地履行其制作、申报公开文件的职责，保证公开信息真实无误。
应对某项虚假陈述承担责任的董事人员范围为：（1）该信息提交监管机构或公开时发行公司的所有董事；（2）在公开文件中说明已同意被提名并确已被提名，本人已同意立即或将来成为公司董事的人。[19]
经理、财务人员等也分别依其职责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对有其签章的虚假陈述内容承担责任。
3、承销商
证券发行依其是否通过证券承销商发行可分为间接发行和直接发行。直接发行是证券发行人自己承担发行风险，办理发行事宜的发行方式，在我国仅适用于私募。间接发行又称证券承销，指发行人委托证券承销商发行证券。承销发行中，承销商与发行人或公司发起人均属发行主体。发行人或发起人把公开发行的证券，依承销协议，由承销人包销或代销，这只是发行的一个阶段，发行并未结束，承销人的承销行为是发行的重要阶段。
承销商包括主承销商和承销团其他成员。承销商的商誉和为所承销证券所作的宣传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影响重大，因而各国法对承销商的行为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我国《证券法》和《条例》均规定，证券经营机构承销股票，应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有虚假陈述的，不得进行销售活动；已经销售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日本大藏省证券局要求，证券公司从事投资劝诱时，为有助于投资者判断，应向投资者提供证券性质、上市公司情况等信息。提供的信息应具有客观性，禁止虚假陈述以劝诱投资者。证券公司未尽勤勉义务而作虚假陈述的行为视为违法。[20]
4、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专业证券业服务者及机构
专业人员亦可称专家，指会计师、评估师、律师、工程师等以其专业资料和经验使由他提出的意见报告等具有权威性的人员。专业人员及其所在事务所是证券市场服务者，有别于公司或承销商内部的会计师、审计师、法律顾问和评估人员等。他们在证券市场中介服务时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市场监督作用，对发行人及承销商的行为进行监督，所以法律要求向证券市场公开的信息中，涉及财务的应由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涉及法律问题的应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涉及资产评估的报告，涉及法律问题的应由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涉及资产评估的由专业评估人员及其所在机构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并经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21]
《条例》第18条规定，为发行人出具文件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专业评估人员及其所在的事务所，在履行职责时，应当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对其出具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检查和验证。专业人员及其所在机构出具的报告中附载了专业人员及其机构对投资公众的承诺，即其所出具的专业文书证明所公开信息是真实完备的，不具有虚假陈述。投资者依据专业人员及其机构的专业意见进行投资判断。所以专业人员及其机构承担信息公开正式保证义务的基础是其职业道德和行业规范的要求。专业人员及机构所从事的职业的特殊社会信誉和其行业所享有的特殊权利，要求其承担特定义务，即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以保障行业信誉和证券市场秩序，最终保护投资者利益。
三、证券虚假陈述形态
（一）证券虚假陈述形态
虚假陈述行为的形态指虚假陈述行为的表现方式。美国证券法规定的虚假陈述行为的形态为重大错误（包括不实陈述和遗露）和误导性陈述。我国？办法？所说的“不实、严重误导或重大遗漏”与？证券法？第59条对证券虚假陈述形态的分类是一致，即不实型虚假陈述、误导性陈述和遗漏性陈述。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也采取的是这种分类。鉴于对发行、交易或相关活动的前景的虚假陈述有特殊之处，本文将其概括为虚假预测（误测和慌测），作为一种形态加以论述。
（二）不实型虚假陈述
不实陈述是指在证券发行、交易和相关其他活动中捏造事实和误认为事实而加以公开的虚假陈述。不实陈述是一种积极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实陈述的特点是：（1）信息公开义务人就有关事实作出了公开陈述；（2）该公开信息中有不真实成分，可能是恶意虚构，也可能是过失误认；（3）该公开信息中有不真实成分，可能是恶意虚构，也可能是过失误认；（3）该不实陈述确实可能影响投资决定。
不实陈述的方式很多，尤以在财务报表中出现不实陈述为常见。财务报表虚构事实主要有下述几类：（1）虚增资产负债比例，虚构公司偿债能力；（2）虚构投资者权益，夸大公司实力；（3）虚报盈利虚构投资价值；（4）虚构成本费用率，夸大公司效益。除上述方法外，还可能有多报营业收入，虚构营业资本周转率，高估无形资产，夸大公司信用等手段进行财务报表方面的虚假陈述。[22]如台湾地区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任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经理因公司多年亏损经营，为提高公司账面盈余，以虚列资产项目及减列负债科目的方法，为不实记载；[23]又如台湾地区新玻公司案中，新玻公司董事长明知公司因营运不善、财务困难致使股份持续下跌，仍于1974年8月2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股份下跌是由于同行谣言中伤作致，公司营运正常，财务健全。法院认为该行为以“积极手段欺骗投资者”，属于不实陈述。我国证券市场由于形成时间短，企业会计、审计制度本身不健全，加之营私舞弊行为，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报表时有虚假陈述。
（三）遗漏型虚假陈述
遗漏是信息公开义务人在证券发行、交易和相关其他活动中应公开信息而未予公开的虚假陈述。根据主观状态可分为过失遗漏，又称疏漏；故意遗漏，又称隐瞒。遗漏是一种消极虚假陈述，其特点是：（1）信息公开义务人有义务公开该遗漏的信息；（2）信息公开义务人故意或过失未予公开；（3）该遗漏信息确实可能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定。
遗漏型陈述客观上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部分遗漏，法定应公开的信息未予完全公开，仅公开了其中一部分，此种情形在美国证券法上又称半真陈述（halftruths）；二是完全遗漏，法定应予公开的信息完全未予公开，使公众不知有其事。
1、完全遗漏型虚假陈述的判定
判定完全遗漏型虚假陈述较为容易，重要的是应确定该遗漏信息是否法定公开内容。如果法定应当公开该信息而没有公开，构成遗漏型虚假陈述无疑，否则不构成。
例如美国判例Greenfieldv.Heublein，inc，案中，[i]法院认为，首先被告有义务在其签订兼并协议之前公开谈判的实质内容细节；其次，被告7月14日的声明注明了专声明日期，即使该声明在14日后继续有效，也不会导致投资者对后来发生事件的重大误解，所以被告行为不构成重大遗漏型虚假陈述。[24]
2、部分遗漏型虚假陈述的判定
部分遗漏型虚假陈述较难判断。[25]对应公开信息仅作部分公开时，要确定该部分公开内容是否完整，是否在客观上会给投资者以误导。
部分遗漏型虚假陈述通常是公开信息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保留了得出结论的相关条件。例如，公开信息说明该公司有固定资产5亿元，这是可证实的真实信息，但是该信息没有具体说明5亿元固定资产中已有2亿元为贷款设定抵押。这种公开信息使投资者难以对公司资产有完整的判断，可以造成投资者的错误判断。所以此种部分遗漏陈述属于虚假陈述。
所谓部分遗漏陈述是相对的，因为某事实是否独立的事实是相对的。某事实的公开部分是真实陈述，遗漏部分是属于重大遗漏。遗漏部分也可能是属于相对独立的信息，这需要根据公开信息的上下文环境而定。如前述2亿元资产固定资产设定了抵押，这相对于固定资产总额这个独立信息而言部分信息，但就抵押权本身情况而言可视为独立信息。如果该公司公开文件中仅说明了2亿元固定资产设定了抵押权，而没有说明该抵押权已到期，抵押权即将实现，那么该公司就抵押权这个独立信息的公开也属于部分公开，存在重大的部分遗漏，构成虚假陈述。
部分遗漏可以作为重大遗漏型虚假陈述的一种，也可以作为误导型虚假陈述的一种。本文在误导型陈述中还会论及。
3、信息遗漏与信息公开时效
信息遗漏与信息公开的时效性有密切关系。信息公开的实现标准之一是信息公开及时有效性。时效性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信息初次公开应在法定时间公开；其二是公开义务人应在该项信息发生实质变化时，及时更改补充已有信息，以使投资者获取当前真实有效信息。由此可见，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人有更新更正公开信息的义务。如果原公开信息由于后继事件的发生变得不准确或公开后发现原有陈述存在错误或误导，同时该公开义务人知道或有理由知道投资公众仍继续相信原陈述的全部或一部分，此时该公开义务人有义务更正更新该陈述。[26]
公开义务人通常是发行人，发行人理应承担更新更正义务；由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人提供的信息，该信息提供者也应负更新更正义务。公开义务人因后继事件的发生而承担信息更正更新义务的时间应根据具体情形而定，原陈述与新事件的间隔和信息变化的程度都会影响原陈述的性质，即是否会构成虚假陈述。例如公司与合作者的谈判计划，若已向公众公开，此后的谈判内容一般无须向公众公开，除非谈判取得了实质进展或没能正常进行。所以，在谈判没有成功或失败时，原公开的谈判信息不属于重大遗漏，不构成虚假陈述。[27]
作为法定信息公开制度的补充，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一般要求上市公司及时公开可合理预期的严重影响市场上股票价格的新闻或信息，而且要求公司对谣言或表明未确定的公司发展计划已经泄露的不正常市场行为给予坦率明确的声明。如前述案例中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被告发表“公司没有发展声明”。如果有必要，证券交易所（如nYSe）会中止或延迟不及时就未公开的重大信息发表声明的上市公司的证券交易。[28]
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和法院已经注意到在存在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内部信息时，如果没有内部交易，公司是否可以暂时保留该重大信息不向投资者公开的问题。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texasGulfSulphur案中认为，重大信息公开的时机应当在证券交易所和证券法规定积极公开要求范围内，由公司高级经理和董事会等公司管理层决定。[29]
美国证券法上要求积极公开的情形有：（1）SeC法规或规则要求公开；（2）内幕人员（或发行人自己）正在进行内幕交易；（3）以前公开的信息由于时间经历而成为不完整、不准确或易令人误解的信息。公司可能有选择地不公开某些重大信息，或仅向少数证券公司人员或机构公开该信息。有选择地公开信息可以导致“暗示”（tip），这在美国证券法上可依据反欺诈规则10b-5。
（四）误导型虚假陈述
误导型虚假陈述是介于不实陈述和遗漏陈述之间的虚假陈述类型。误导型虚假陈述的特征是：（1）公开义务人公开了应公开的事实；（2）表述公开事实的语句在理解上模糊歧义或与事实不符；（3）已公开的陈述导致投资者语认为所公开的信息就是该事实的全部；（4）该误导性信息确实可能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定。
误导型虚假陈述的类型有：（1）语义模糊歧义型，这种陈述使公众有不同理解；（2）语义难以理解型，这种陈述的语句艰涩难懂，虽从文义上看是正确的，但对于一般投资公众而言则不知所云，不可理解；（3）半真陈述型，即部分遗漏型，这种没有表述事实全部情况，遗漏了相关条件，误导投资者。此种陈述以遗漏的方式致人误解，故亦可纳入误导型虚假陈述。半真陈述与不实陈述一样有害。
语义模糊歧义型的虚假陈述，例如某为电车生产橡皮轮胎的公司公布的招股说明书声称，该公司从一些大公司处接到了定货单，并且得到了试用定货的通知，表示今后会有大批定货。这个陈述给人的印象是该公司业务已完好地建立起来，有发展前景。但事实是，该公司的所有定单都是试用定货，尚未有客户表示任何大量的购买意向，所以该公司的业务刚刚开始，未有确定的定货。
半真陈述的案例如，英国1932年的一个经典案例。案中Kylsant先生的船舶公司于1928年其发行说明书，说明减去折旧和债券利息后的过去20年的公司平均年收益，足以支付5倍以上发行说明书所定的债券利息并可派发从1911年到1927年间遭受了贸易损失，1921年到1927年公司靠动用一战期间的累计准备金和为将来纳税使用的准备金来支付红利。
该案中发行说明书所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但是没有说明该事实的全部。该发行说明书的陈述给人的印象是公司股票红利是从公司本期营业利润中支付的，公司在过去已为将来挣得了这笔利润。“在过去20年中可用于支付其股票红利的平均收益”的陈述使债券认购人误认为这是认购人现在能够期望的。发行说明书避开直接说明事实，遗漏了1921年到1927年间的情况，用含混的语句力图给阅读者提供上述误解的意思。[30]
（五）错误预测
错误预测是指在没有合理的根据情况下，对未来事实所作的与真实情况不同的陈述。证券法的信息公开制度虽然主要是针对将来公开过去的事实，公开制度也逐步要求公开一些将来的信息。
1、美国法对错误预测的立法演进
证券市场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类：硬信息和软信息。早期美国证券立法认为，投资者的目的仅在于盈利，有关发行人的硬信息与投资回报有直接关系，而且较为具体客观便于审查其真实性，强制公开硬信息有利于投资阅读，以供作出投资决定，对软信息则不要求公开。[31]
7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公开的“有效市场”理论为人接受，SeC认识到普通投资者轻信预测的观念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普通投资者得到的信息多是二手信息，是经过了承销商的公司研究部门和投资顾问处理的信息。1975年4月eSC了一系列详细的建议书以实施1973年2月的预测公告书。1979年SeC接受“Sommer公司信息公开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公告鼓励公司自愿公开其预测信息。
与预测信息有关的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如果该预测被证明是错的，诚实信用的信息公开者应受何种保护。1979年SeC在此问题上采纳了1933年法和1934年法的“安全港”规则，规定预测性陈述不必然是虚假陈述，除非原告能证明被告的预测缺乏合理基础和有失诚实信用。据此，并不是所有预测失实都构成虚假陈述。预测失实是否构成虚假陈述，取决于该预测在预测时是否有合理基础和陈述者的主观状态。如果预测者明知其预测不可能实现，或不希望实践其预测，或根本不相信其有能力付诸实践，那么该预测为错误预测，构成虚假陈述。例如，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公司（ComputerScienceCorp.）于1970年1月23日公开了一份盈利预测报告，预测在该财务年度结束时（1970年3月27日）公司1.28万股股票每股收益1美元。事实上该年度每股收益仅41美分。预测与事实出现差距的原因是，该公司3年来投资开发一种新计算机系统，总投资将近1000万美元，此投资费用从该财务年度收入中扣除，但是该项投资开发最终失败。法院认为，判断该预测是否虚假陈述取决于计算机科学公司在作出预测时是否有合理的理由。鉴于在预测前，已有各种迹象表明该计算机系统开发将失败，法院因此认为此预测没有合理的理由和基础，所以是不真实的，构成虚假陈述。[32]
2、我国证券市场的错误预测
公司管理层所作的预测一般并不可靠且常被用来作为误导投资公众的工具，所以即使美国这样的证券市场发达国家也一直对预测的信息的公开持保守态度。从上述美国SeC对预测公开的观点的演变过程可见一斑。但是我国市场在过去几年以来形成的公开习惯使中国《条例》及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格式文件中包含预测性内容。盈利预测如今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信息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大多数投资者眼里，它要比其他信息重要。
《条例》要求招股说明书应载明所筹资金运用计划及收益、风险预测、公司近期发展规划和注册会计师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的公司下一年的盈利预测文件。证监会对招股说明书的盈利预测作出了较详细的说明，只有当发行人或者对发行人及其所发行的股票作出正确判断，且发行人确信有能力对最近的未来期间的盈利情况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预测，则发行人可以在招股说明书中提供盈利预测数据。[33]证监会要求公司中期报告中载明经营情况的回顾和展望，对下半年计划作出陈述，说明下半年项目安排等[34]证监会虽不要求在公司在年度报告中编制新年度的盈利预测，但也不禁止公司提供新一年度的盈利预测。公司如果自愿提供预测的，则须经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审阅并发表意见。《条例》把对证券发行、交易极其相关活动的前景作出的不实、严重误导或含有重大遗漏的陈述规定为虚假陈述的一种。
根据上述关于预测的规定，笔者认为，无论公开的预测信息是法定公开还是自愿公开，如果预测未基于合理基础和诚实信用，与事实有重大差距，并且确实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则足以构成错误预测型虚假陈述。
但是事实上错误预测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虚假的重要形态。公司对被投资者非常重视的预测信息报喜不报忧，对风险环境变化谈及甚少，故意提高盈利预测情况严重。
四、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认定
（一）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由于我国证券法中无具体规定，本文只能依据其他国家、地区证券法的规定和我国民法的一般规定讨论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美国联邦证券以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核心。其中有关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要有：（1）1933年《证券法》第11条规定，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虚假陈述的，任何获得该证券的人都可根据法律和衡平法，除非被告证明原告在取得该证券时已知该陈述为虚假陈述。除发行人外的其他人如果能证明其已尽注意、勤勉义务，不存在过失，则可不承担民事责任。（2）该法第12条规定，任何人利用口头或书面虚假陈述出售或发行证券的，应对不知有虚假陈述从他处买入证券的人负责，并且该人无举证义务证明其不知或不应知有虚假陈述。
日本证券交易法亦规定除发行公司以外的人如果不知有虚假陈述，尽管给予了相当注意仍不知的或能证明其无故意和过失的，不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与美国法的规定一脉相承。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归责态度有所变化，该法修订之前对所有信息公开义务人均采绝对责任主义（或结果责任主义），即凡有虚假陈述之情事，发行人与公开说明书签字之人都负有完全连带赔偿责任，任何人无免责余地。赖英照先生认为，该种立法对保护投资者而言固有优点，但对发行人以外的人，如果已尽积极调查或相当注意义务，即使无过失，仍须负连带赔偿责任，实属苛刻，殊不足以鼓励各该人员依其职责防止公开说明书的不实制作，应参照美国、日本等证券法修订增订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32条第2项免责事由，减轻其责任，促进其善尽调查及注意义务；但公开说明书为发行人所制作，其内容如有虚假陈述，发行人应负完全责任，故发行人不适用此种免责事由。1990年10月颁布的修订后的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采纳了此观点。
英国金融服务法的规定与上述立法例有所不同，它没有区分发行人和其他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人，统一规定如果该主体达到法院的要求，证明他经过适当调查（如果有）有理由确信其公开信息中无虚假陈述，则不承担该法规定的赔偿责任。
参鉴上述立法例，过错是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对发行人外的信息公开真实保证义务人无不采取过失责任原则归责，如中介组织的责任认定问题，举证上适用一般过错推定。对发行人，认为是适用于无过错原则归责。
（二）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
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包括：一是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是否因为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即是否存在交易的因果关系；二是投资者的损失是否因为虚假陈述而导致，即损失的因果关系。第一个问题着重于虚假陈述与投资决定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考虑虚假陈述是否损失的原因；第二个问题着重于虚假陈述与损失间的关系，但不考虑投资者是否因为信赖该虚假陈述而作出投资决定。
1、是否应证明交易的因果关系
美国证券法一般不要求原告证明其投资信赖的存在。
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条关于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中没有要求原告证明他是基于信赖该虚假陈述而遭受了损失，尽管第11条规定被告可以以原告在获得该证券时已知真相为由抗辩。但是第11条（a）要求如果发行公司在注册说明书生效起12个月后向股东普遍公开了其损益说明书，投资者此时得到证券的，应证明其基于信赖注册说明书的虚假陈述而获得该证券。第11条（a）同时规定投资者的信赖的建立不一定是因为他阅读了该注册说明书。可见，该信赖可以是基于投资者听说过该虚假陈述而成立。所以第11条一般不要求证明信赖，但是当如第11条（a）所规定的情形事实上表明投资者的信赖很可能不存在时，则要求投资者负举证义务，但此举证义务非常之轻，投资者只要有抗辩一般均可成立。实质上第11条是假定投资信赖的存在，减轻了投资者的举证义务，而加重了虚假陈述者的举证义务，是举证责任的倒置。[35]
美国证券法和证券司法中对“信赖”均采取务实的态度。法律推定了“信赖”的存在，除非虚假陈述者能证明投资者投资时不存在信赖。因此，交易的因果关系由于“信赖”的法律推定而存在，除非负举证责任的信息公开义务人能够证明信赖不存在，从而排除交易的因果关系。
最近，美国证券法和证券司法中又提出了欺诈市场理论，来认定交易的因果关系。信赖亦即因果关系的确立需要原告证明下述5个因素：（1）被告有虚假陈述行为；（2）该虚假陈述是重大的；（3）该证券在有效证券市场中交易；（4）该虚假陈述使合理的投资者错误判断证券价格；（5）原告在虚假陈述作出后真相披露前进行证券交易。被告除非能反驳这五个条件，或者能证明原告根本不信赖该虚假陈述，或已知有虚假陈述还进行交易，才能信赖的存在。但是在证明上这几乎不可能。这对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重大的。[36]
我国《办法》第11条在定义虚假陈述时规定：禁止虚假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本条规定不同于美国法上“确定重大性的标准”，即该陈述使理性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与如果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不同的投资决定。该规定也不同于“确定信赖或因果的标准”，即投资者因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投资决定才可要求赔偿。该条关于“致使”的规定是任何虚假陈述行为的必然结果，任何虚假陈述都会使投资者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作决定。
笔者认为对与虚假陈述有关的此种规定作有利于投资者的解释，使其不承担过重的举证责任，这也符合证券法的立法目的。在因果的确立理论上应有务实的态度，照顾到证券市场的特殊性，直接由法律推定信赖的存在，有信赖即交易因果足以表明有损害之因果，从而确定因果关系的存在。除非虚假陈述者证明投资者有恶意等，否则不排除信赖和因果的存在。
2、是否应证明损害的因果关系
1999年的状告红光案则是国内唯一一起走到庭审程序的投资人维权案。这起轰动一时的“中国股市第一案”最终以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而被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驳回诉讼请求。事实上，在红光实业虚假上市大白于天下后，多位中小股东不约而同地将相关人员告上被告席，但法院也不约而同地驳回他们的诉求。其败诉的理由惊人的相似：公司信息披露不实与股民股票投资损失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公司和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毋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上案例存在的基础是证券市场上“买者自负原则”-投资某个股票的人为自己的全部行为负责的真正落实，而该原则落实的前提就是市场在严格监管下形成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证券法》第63条则明确规定，有关人员因虚假陈述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32条的规定与《证券法》第63条有相同的立法效果，认为投资者无须证明因果关系，否则使投资者的举证责任过重。[37]如前所述，美国司法中也不认为要证明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信赖或因果。[38]
投资者无论因信赖何种内容的虚假陈述而作出投资决定，表明他将承担所购买证券的所有风险。虚假陈述的内容诱使投资者认为虚假陈述的内容能为他带来的利益足以抵销公司的其他风险。所以，各种风险的发生是投资者损害的直接原因，风险可能是由虚假陈述直接引起的，如真相披露后股票价格大跌，可称之为虚假陈述风险；也可能是其他风险，如自然灾害、经营、行业风险等直接引起的。在其他风险引起证券价格变化的情形中，该风险是投资损失的直接原因；虚假陈述则是间接原因，在虚假陈述与损失间介入了自然灾害等发行公司可能有的其他风险。作为导致损害间接原因的虚假陈述虽然只使损失发生有可能性，但不失为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所以在其他风险直接引起损害的情形中，虚假陈述与损害的间接因果关系仍足以建立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当虚假陈述是损害发生的间接原因时，如果虚假陈述者不承担赔偿责任而由投资者自己承担，这有失公平，而且有违证券法保护投资者的立法目的。在故意虚假陈述情形下，虚假陈述者为恶意，善意之投资者更应有权索赔。
综上，虚假陈述无论是引起损害的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都足以建立因果关系。只要投资者因该虚假陈述而为投资，那么在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害之间至少可以建立间接因果关系。换言之，只要存在前述的交易因果关系，并且如果投资者因此证券确有损失，即可成立损害的因果关系。投资者对证明损害与虚假陈述间是何种因果关系不负举证责任，也无须证明。所以如果虚假陈述者不能证明投资信赖不存在，那么由法律推定的投资信赖的存在足以建立虚假陈述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
（三）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认定
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条（e）对因虚假陈述而生的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最为详细。该损害赔偿额为，赔偿请求权人为了取得该有价证券所支付的价金（但不能超过公开承销的价格）与下列三种价格的差额；（1）前已在市场上出售该证券的，为该处分价格；（2）起的前诉讼中未处分该证券的，为时该证券的价格；（3）后裁决前出售该证券的价格，如果该价格差额小于投资者支付的价金与时价格的差额。但是，如果虚假陈述者能证明赔偿请求权人所受损失不是由于该虚假陈述导致的，则虚假陈述者对此部分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没有规定虚假陈述损害赔偿的范围。但台湾地区法院在有关虚假陈述赔偿案中曾使用“原告买价减前出售价”的方法确定赔偿范围。
日本证券交易法第19条规定了因计划书、申报书等公开文件的虚假陈述而产生的赔偿责任的赔偿数额。该损害赔偿额为，赔偿请求权人为取得该有价证券所支付的价金与下列价格的差额：（1）请求赔偿时的市场价格，若无市场价格则为当时处分的推定价格；（2）请求赔偿前已处分该证券的，为该处分价格。如果虚假陈述者能证明赔偿请求权人所受损失不是由于该虚假陈述导致的，则虚假陈述者对此部分损失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日本法未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后裁决前出售该证券情形的赔偿标准。
比较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日本证券交易法对损害事实的规定，可以归纳出损害赔偿中损害的特征：第一、损害的法定性，即损害事实是行为人违反有关证券法律而造成的受害人损失的。第二、损害是财产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和人格利益的损害。第三、损害有客观性和可确定性。无论如何，损害必须是已发生的或将来必定发生的，且是正常人以一般理念和现代物质技术手段可以认定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39]第四、损害的可补偿性。
五、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方式
（一）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方式概论
虚假陈述是一种欺诈或错误的意思表示行为或/和侵权行为。可能使投资者有两种权利
主张：一是撤销权；二为侵权损害赔偿权。
虚假陈述中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方式是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如果投资者因信息公开义务人的虚假陈述有财产损失，则还可以依侵权赔偿损害请求权要求赔偿。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自由选择主张权利，通常投资者会使自己获得最大赔偿为选择标准。[40]
（二）撤销合同
如果认购或购买证券的人是因为信赖虚假陈述而与出卖人签订合同，那认购或购买人
可以在发现确有虚假陈述后行使撤销权撤销合同。行使撤销权的前提：其一、有合同关系存在；其二，投资者尚持有该证券。
1、确定合同关系的存在
虚假陈述中最典型的是发行人向投资公众所作出的虚假陈述。因为按照合同法的基
本原理，招股说明书是要约邀请，认购行为是要约，发行人的认购中签通知为承诺，至此证券认购合同成立生效。可见这种虚假陈述中通常存在合同关系，投资者可主张撤销合同。如投资者与虚假陈述者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投资者不能主张撤销合同。
如发行人的招募文件中引用了专业人员的报告或意见，该报告或意见中有虚假陈述时，认购人是否可以撤销认购合同？笔者认为，如果发行人的相关文件中对专业人员的报告或意见明确说明该报告或文件仅为一种观点，不代表发行人意思，则发行人不对该报告或意见负责，认购人无权主张撤销合同。但如果发行人没有明确说明报告或文件的效力，则认为该报告或文件是发行人意思的一部分，认购人有权主张撤销合同。
证券私募发行时，发行人向特定主体发送私募文件，所以只有特定主体以发送私募文件有虚假陈述为由主张撤销合同。
2、合同撤销权的丧失
根据《合同法》第56条撤销权失效的规定，投资者撤销权丧失的原因有二种：
撤销权超过期限，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起算点是证监会或其分支机构对虚假陈述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投资者不再持有该证券。因为证券是一种不记名的有价证券，它是种类物。投资者不再持有该证券，他将丧失撤销权。
（三）赔偿损失
在虚假陈述案件中，投资者一般会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提起侵权之诉。综观各国的立法，如美国、日本、台湾地区等立法例关于虚假陈述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主要确定了两方面标准：一是衡量损失的价差选取计算标准；二是因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失份额。美国司法实践中经常采用实际损失规则和交易获利规划作为赔偿标准，其中交易获利规划得到愈来愈广泛的应用。交易获利损害赔偿规划指以被告在证券交易中所获收益而非原告损失作为损害赔偿标准。[41]
投资者处分证券的价格一般以实际售价为准。美国法的规定比日本法详尽，规定了后裁决前出售证券的如何确定价差的问题。依此规定，如果售价高于时该证券价格，表明该投资者的实际损失降低，则以其实际售价为确定价差的标准；如果售价低于时价格，表明该投资者的实际损失增加，仍旧以时价格为标准。可见，时（即请求赔偿时）该证券的价格是确定损失范围的基本标准。换言之，除非该投资者前已出售该证券，以当时售价为价差额确定标准，此外，时价格是法定的确定价差的最低价格标准。这种规定的结果是，投资者从提讼时起，虚假陈述者不再赔偿投资者的进一步损失，虚假陈述者的赔偿范围因投资者的主张权利行为而固定。[42]
根据自己责任原则，虚假陈述者如果能证明原告的损失非因虚假陈述导致，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则虚假陈述者不承担赔偿责任。虚假陈述者会提出是市场本身的原因而不是其虚假陈述的原因导致了证券价格下跌或使上升缓慢。此时，虚假陈述者应当指出其中受市场因素影响的部分。美国法院曾在Feit案中假设，该案股票价格下降的幅度中，与标准普尔股票指数下降相同的部分是由于市场原因引起的。[43]
利用相对客观的综合指数来确定市场整体因素对市场内任何证券都可能存在的价格影响，这比较客观而且可以被争讼双方认可。譬如，证券市场指数下降了5%，而该种股票的指数下降了25%，那么因虚假陈述引起的损失为20%.当指数都上升时，也可以指数法确定赔偿份额。如涉及虚假陈述的股票指数上升了5%，而市场综合指数上升25%，那么因虚假陈述而引起的损失为20%.当然这种方法只能体现一般公正，不能使每个案件的处理结果都公正。所以最后还是需要法官酌情适用。如SeC所言，为达到运用证券法与欺诈行为斗争的目的，应赋予有关损害赔偿的规定以弹性的解释，而不是技术性或僵化的解释。
总之，对于损害的确定，笔者认为以补偿原告的损失为原则。可以考虑按特定时间段的平均买入价或平均卖出价，或以平均股票指数作为计算依据，而与原告进行证券交易时所发生的差额，作为原告的实际损失。对已发行未上市的证券，原告可要求按发行价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在证券交易中合理期间内连续买卖的，赔偿数额可以扣减赢利部分。
六、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
（一）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模式概述
在诉讼模式上，许多学者建议，依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诉讼中，应当采用共同诉讼和集团诉讼的模式。[44]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的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将“人数众多”界定为一般是10人以上，这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它是为解决人数众多的群体性纠纷而设立的一种当事人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只规定了代表人制度，而没有规定集团诉讼。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规定的代表人制度是证券民事诉讼的一种模式，它最大的优势是由受害的股民推选出自己的代表人进行诉讼，从而避免大批的股民涌向法院而产生的矛盾。它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集团诉讼，主要表现在：集团诉讼强调多数人在同一问题或事实问题上的联系，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只强调了诉讼标的的同一种类；集团诉讼代表人的产生有选任和以默示认可的两种方法，而代表人诉讼产生要明示选任。[45]但是我国诉讼代表人制度也有它的缺陷，主要难点是代表人的选任和在代表人的选定后，代表诉讼中发生的重大事项要举行全体股东开会并征得其同意，这在股东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即使实现，也要付出极高的成本。所以，可以扩大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来提高诉讼的效率，即容许某些团体不是以股东的诉讼受托人身份，而是以诉讼代表人的身份代表股东在法院提出诉讼。在诉讼中，只要善意维护股东的利益，则可以就变更、放弃自己的诉讼、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和解等事宜独立地作出决定。
何种机构作为股民的诉讼代表人？一种观点认为由证监会代表股民。第二种观点认为在证监会下设立一个“保护中小股民的基金”，由基金代表股民。第三种观点认为仿照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专门成为一个“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因为证监会有大量的监管、指导任务，所能动用的人力、物力资源非常有限，如过多介入各种诉讼，会妨碍其正常监管职责的履行。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证监会代表股民提出诉讼仍不现实。证监会下设一个“保护中小股民的基金”，由基金来代表股东诉讼，但因为基金是证监会下设的部门，基金的非营利性与证监会的监管职能难以区分，所以第一、二种观点缺少可操作性。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可行。“保护中小股民的基金”属于民间性的非营利性机构，主要职责是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提供法律援助，接受投资者赋予的诉讼实施权，代表投资者提出诉讼。
（二）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主体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主体，根据《证券法》第63条的规定：责任主体包括发行人、
承销的证券公司以及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而没有包括发起人。此处讲的发起人是上市公司的发起人，它与发行人、董事等属于不同的主体，不可混淆。事实上，各国证券法一般都规定了发起人的责任，此前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所规定的表示不实民事责任中有发起人。遗漏对发起人责任的规定是不妥当。[46]
对请求权的主体没有作出规定，原告应是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尚持有股票。原告时要有一个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即证监会及其下属部门对虚假陈述者的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这也是原告的事实和诉讼理由。
（三）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的抗辩事由
证券虚假陈述的抗辩事由是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提出的，证明原告诉请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的事实。抗辩事由又称免责事由。抗辩事由又分为客观和主观方面的抗辩。
1、证券虚假陈述的主观抗辩事由
基于被告和原告的诉讼身份的不同，主观方面的抗辩事由分为基于被告主观方面的抗辩事由和原告主观方面的抗辩事由。
（1）基于被告主观方面的抗辩事由
虚假陈述主体分为：发行人和其他主体。
发行人不得以声称其已尽注意勤勉义务而免责。这是因为发行人在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中承担法定的无过错责任。证券法是基于发行人应当知道其自身全部事实的假定，认为发行人提供任何虚假陈述都表明它至少是应当知道事实情况而不知，存在主观过失；当然也可能是故意。而且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发行人亦不应因此而被免责，因为如果发行人不被免责，在其他主体免责后，投资者仍可从发行人处获得赔偿，保证使因虚假陈述而致损失的投资者最终获得赔偿。
证券法上对其他主体，如董事、承销商、专业服务人员等，规定了不同程度的主观免责事由。现对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和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发行人外的其他人员的抗辩事由作比较。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把其他虚假陈述主体分为两类加以规定，两类人的免责事由要件不同。[47]
1.第一类人包括发行人的负责人、签章的职员、承销商。其免责事由为，对于未经专业证券服务人员签证的陈述部分，如果能证明已尽相当的注意，并有正当理由确信其主要内容无虚假陈述或对签证的意见有正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的，免负赔偿责任。
2.第二类人员包括会计师、律师等专业证券服务人员，曾为公开信息文件中签证或陈述意见，以证实其所签证或陈述意见的内容部分真实完整。该类人员主张抗辩应证明已经合理调查，并有正当理由确信其签证或意见为真实的。
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发行人外的其他人员的抗辩事由为：[48]
该规定的特点是，首先它指明被告可以以他已与该虚假陈述脱离关系作为抗辩事由；其次它详尽地区分了专业人员抗辩和非专业人员抗辩，两者都应明证在合理调查后有合理理由认为并确实认为该内容生效时无虚假陈述，但合理理由范围不同，专业人员的权威、陈述可以成为非专业人员的免责事由。对于有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的陈述部分，可能由专业人员负责而非专业人员免责，如第5项所述的抗辩；可能专业人员免责而非专业人员负责，如第4项所述的抗辩。
比较台湾地区法和美国法的免责规定：笔者认为以美国法的规定更为准确恰当。因为当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经理或其他职员时，依照台湾地区法规定应适用何种标准不甚明了，易被抗辩人利用。若依据美国法的规定则一目了然，不是依其目前所处职位而是依其实际的知识技能适用抗辩举证标准。如果该抗辩人是某方面的专业人员，那么他如果要主张对该方面的虚假陈述免责，不管他是否该公司人员，都应负专业人员的举证责任。
（2）基于原告主观方面的抗辩事由
虚假陈述者（包括发行人）如果能证明投资者在取得该证券时已经知道该被虚假陈述的事实真相，则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台湾地区的规定是虚假陈述者“对于善意相对人，因而所受损害”负赔偿责任。[49]何为“善意相对人”的标准，在《日本证券法》上得到印证，该法第21条规定“但该有价证券取得者在申请取得时已知有”虚假陈述的，虚假陈述者不负损失赔偿责任。
日本法的规定承袭了美国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任何获得该证券的人都有权提讼请求赔偿。“除非被证明在获取该证券时，他已知这种不真实或漏报情况”。美国法也仅以投资者明知该虚假陈述为免责事由。
2、证券虚假陈述的客观抗辩事由
证券虚假陈述的客观抗辩事由有三种：一为抗辩所诉陈述非虚假陈述，即公开信息中无虚假陈述和虽有隐匿或伪造的情节但所涉内容不具有重大性。二为抗辩投资者无损害事实。三、抗辩投资者的损害与被告的虚假陈述间无因果关系。以上抗辩事由属事实认定。该内容在责任构成中已有详述。本章主要论述主观方面的抗辩事由。
注释
[1]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2]2001年7月，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在北京举办的“核准制下律师从事证券业务研讨会”上指出：“核准制的实施标志着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能发生了改变，过去由政府管理部门承担的一些责任，今后要由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的中介机构来承担。”这意味着中介机构的责任在逐步加强。引自《高西庆：证券律师执业水平亟待提高》[n]，载和讯网（）。
[3]参见陈春山：证券交易法论[m]，[台]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07页；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m]，[台]自版1992年8月第6次印刷，第329页。
[4]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m]，第329页；陈春山：证券交易法论[m]，第307页。
[5]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m]，第329页。赖英照先生认为应属契约行为或侵权行为；陈春山：证券交易法论[m]，第308页，陈春山博士认为将之归入侵权行为或独立行为均可。
[6]彼德·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7]《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合同·一般合同概述》[m]，第82页。转引自王利明：《合同法新论·总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页。大陆法区分义务与责任；普通法不区分义务与责任。
[8]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中）[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90页。
[9]日本法上称公开说明书为计划书。参见日本证券交易法（1984）第2章“定义”第10。
[10]日本证券交易法（1984）第21条（1）。
[11]日本证券交易法（1984）第21条（3）。
[12]参见杨志华：证券法律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
[13]]参见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页。
[14]参见证券法第63条、第177条、第189条的规定；《条例》第16条、17条18条、21条。
[15]参见《条例》第7条。证券法没有对发行人的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
[16]这是大陆法国家和我国？公司法？中的发起人概念，发起人有两项义务：一是认购公司的股份；二是负责公司筹办事务。英美法中所谓的发起人（incorporator[美]promoter[英]）无认购公司的股份义务，与公司股份认购人（subscriber）在法律上不一样。美国普通法中还有公司的筹办人（promoter），是公司业务方面的创建人，而前述的发起人（incorporator）是公司法律方面的创建人。参见徐燕？公司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143页。
[17]参见《日本商法》第254条；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92条第3款；我国《公司法》没有规定注意义务，是立法漏洞，但如果公司将此注意义务载明于章程，则有法律效力。
[18]SeeHarryG.Henn&JoneR.alexander，LawofCorporation，at611；转引自徐燕《公司法原理》[m]，第270-271页。
[19]参见《英国金融服务法》，第125条；美国1933年《证券法》11（a）（3）。
[20]参见杨志华：证券法律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21]参见《条例》第33条第8、9、10项。
[22]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m]，第546-547页。
[23]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一册）[m]，第331-337页。
[24]SeeGreenfieldv.Heublein.inc.，USaCourtofapples，thirdcircuit，1984742f.2d751。
[25]SeeFundamentalsofSecuritiesRegulation，LouisLoss，at751。
[26]证监会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第8条对信息更新更正义务有规定。
[27]美国证券司法中有相关案例，参见timerwarnerinc.SeeLiting9f.3259（2dcir.1993）。cirt.denied，114s.ct.1937。
[28]See.n.y.stockexchange，listedcompanymanual，202.05.Seeid.at202.06.id.at202.03.id.at202.07。
[29]LouisLoss，JoelSeligman，FundamentalsofSecuritiesRegulation，at790。
[30][英]Robertr.pennington，CompanyLaw，Butterworths1990，at264-266.；转引自黄仁杰：证券法律制度与实务[m]，第81页；SeealsoLouisLoss，JoelSeligman，FundamentalsofSecuritiesRegulation，at752-753。
[31]参见郑振龙：各国股票市场比较研究[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166页；高西庆：证券市场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根据[n]，载？证券市场导报？1996年10月号。
[32]puterScienceCorp.507f.2d485，489-490（9thcir，1974）。
[33]？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一号？（1993），招股说明书正文的19项。
[34]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三号（1994）。
[35]高如星王敏祥：《美国证券法》[m]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36]于莹：《美国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81页。
[37]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4册）[m]，第233条。
[38]SeealsoLouisLoss，JoelSeligman，FundamentalsofSecuritiesRegulation，at985。
[39]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40]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2）[m]，第209页。
[41]SeeRichhardw.Jennings，SecuritiesRegulation，Casesandmaterials，at1389。
[42]SeeRichhardw.Jennings，SecuritiesRegulation，Casesandmaterials，at1387。
[43]SeeRichardw.Jennings，SecuritiesRegulation，Casesandmaterials，at1386。
[44]《股东索赔法律依据何在》[n]，中国法制报2001年6月1日。
[45]参见何文燕：《民事诉讼理论问题研究》[m]，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46]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督》[m]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8页。
[47]参见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32条。
[48]参见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条第（b）（c）（d）项。
[49]参见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32条。
参考文献：
于莹：《信息披露制度法律探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11），39—42。
王利明：《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J]法学研究2001（4），55-69。
吕明瑜：《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D4131998（6），21-28。
钟付和：《证券法的公平与效率及其均衡与整合》[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D4132001（3）15-21。
赵中孚、齐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中国证券立法》[J]中德商法研究1999（10）251-269。
周苏友、罗华兰：《论证券的民事责任》[J]中国法学2000（4）57-68。
刘敏超、薛峰《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的功能分析》[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D41352-54。
梁定邦：《聚焦证券市场民事责任制度》[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D4132001（11）65-67。
郭雳、袁平海《证券私募发行中的民事责任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2001（5）114-120。
自我陈述报告篇8
关键词:信息披露制度变化;虚假陈述责任;影响
一、信息披露制度含义
信息披露制度是指证券市场上的有关当事人在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等一系列过程中,依照法律法规、证券主管部门的管理规章及证券交易场所等自律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以一定方式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公开与证券有关的信息而形成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信息披露制度是现代证券市场的核心制度之一,是证券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是实现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基础和维护证券投资者利息的基本保障。
证券市场承担着资料配置的重要功能。上市公司作为证券市场的基石,其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公司的投资者与经营者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旨在准确有效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真实状况,并成为投资者分析判断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重要依据。从监管角度看,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护保小投资者的利益。而从投资者的角度看,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使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有充分的依据。正因为此,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证券市场无不重视信息披露制度,均将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列为证券市场发展和监管的重中之重。
二、新旧证券法对信息披露规定的变化
经过多年的证券市场法制建设,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并在不断完善。从1993年颁布的《股票条例》到1999年颁布的《证券法》再至2006年《新证券法》,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性规定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开披露信息的行为规范和相应法律责任。
1999年《证券法》第六十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06年《新证券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当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动机
上市公司的信息是证券市场信息最集中和数量最大的部门,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基础信息和主要依据。为保证证券市场的真实性和公平性,使所有投资者处在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中,《新证券法》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提出了以下原则,即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原则,不得有虚假陈述。但是仍有上市公司违反法律规定,做出虚假陈述。
第一,为达到发行上市的要求而编制虚假财务报告。按规定,公司申请上市发行股票,必须满足三年连续盈利的条件。于是许多企业为了上市发行股票融资,便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会计处理粉饰财务报告。
第二,为再融资的要求。为了更多的从证券市场融资,或者增加“壳”资源的价值,一些上市公司也在财务报告上弄虚作假。
第三,为了避免被特别处理、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根据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若上市公司出现财务状况或者其他状况异常,投资者难以判定公司前景,权益可能受到损害时,将对公司股票实行特别处理,即在公司股票前冠以“St”字样,股票报价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财务状况异常主要是指“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显示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或者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结果显示其股东权益低于注册资本,即每股净资本低于股票面值”。如果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股票将被暂停上市。于是,一些上市公司为避免沦为“St”族,暂停上市乃至终止上市,就可能操纵利润、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第四,为配合二级市场股价表现的需要。一方面,证券市场已成为展现公司形象的重要舞台,股票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的盈利及其他利好消息有利于吸引投资者,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一些上市公司及经营者往往通过操纵利润以求提高股价,提升公司形象。另一方面,一些上市公司为了保持其在证券市场上“股性活跃”的形象,为了高价位配股等需要,与证券公司或其他咨询机构合谋,操纵利润、编制虚假财务报告,从而操纵股价以共同获利。
第五,其他动机需要。如为获取信贷资金或商业信用、为实现经营预算目标或展现绩效以及为提高公司高级管理者的个人政绩和社会声望等。
四、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主要形式及方法
第一,虚假确认收入。在实践中,上市公司常常利用虚假确认收入的方式来操纵利润。如虚拟收入;提前或推后确认收入;将本质上发生融资的交易作为销售加以确认;在贷款不能收回的情况下仍确认收入等等。
第二,虚假确认费用。通过费用的确认和计量操纵利润,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也比较普遍。手法主要有费用资本化(如借款费用、研究开发费用等),递延当期费用、潜亏挂账以及提前确认费用等。
第三,利用关联交易。如一些公司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关联企业购进材料,又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关联企业销售产品,以此实现利润转移;一些公司将巨额亏损转移到不需审计的关联企业,从而隐瞒其真实的财务状况;一些公司以高于市场价格的租金将资产租赁给关联企业,或以低于市场价格的租金向关联企业租赁资产从而实现转移费用、利润的目的;还有一些公司将不良资产委托关联企业经营,定额收取回报,既回避了不良资产的亏损反映,还获取一块利润等等。
第四,变更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如变更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变更存货的计价方法、利用八项计提准备操纵利润等。
第五,制造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如出售、转让与转换资产损益、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和减免及政府补贴等。
五、证券法的修改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人的影响
2006年《新证券法》相比较1999年《证券法》增加了对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新《证券法》针对虚假陈述的不同主体对其法律责任进行了分类规定。
第一,发行人及上市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根据《新证券法》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信息披露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如果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社会公众得到的信息就不真实、不完全或者会被该信息误导,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错误的判断。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将导致投资者在不适当的时候或者以不适应的价格买进或者卖出证券,从而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由于投资者的这种损失是由发行人、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造成的。发行人、上市公司无论主观上有无过错,对投资者因此遭受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第二,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董事会是发行人、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执行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监事会负责对发行人、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在信息披露中,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信息披露资料的起草、核查、公告等工作负责,监事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上述行为进行监督。如果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上述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情况,那么,作为董事会成员的董事、作为监事会成员的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就存在过错。
第三,保荐人和承销的证券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保荐人的主要职责就是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发行上市,并对申请人是否符合上市发行条件和发行上市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负有保证责任。如果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首先推定保荐人有过错,承担连带法律责任,其唯一的免责理由是能够证明自身无过错。
第四,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赔偿责任。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上市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或者其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虽然不制作、公告公司的信息披露资料,但其能够支配或者控制公司的行为,包括制作和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但是,发行人、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一般来说每个主体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义务对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发行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发行人、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时如有过错,指使、授意发行人、上市公司制作、披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信息资料,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则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由于证券不同于一般的实物商品,证券投资者只有在充分了解发行者的真实财务、经营和信用善后,才能判断有无投资价值。所以,信息是证券市场上公众做出投资决策的首要因素,而正因为如此,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有义务对自身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所有与其股票价格有关的信息进行及时、完整、准确地进行披露,这也是从源头上杜绝虚假行为,给所有投资者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维持投资者的信心,使证券市场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保证,还资本市场一份清凉。
参考文献:
1、周正庆.新证券法条文解析[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2、波涛.证券市场的风险与心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自我陈述报告篇9
“看着曾经奴役过自己的日本人乖乖地坐着等待审判，我心里想，我的地位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基隆中学那个受欺负的少年了，真是扬眉吐气！这是我人生中光荣的一笔！”7月11日，当90岁的老台胞陈弘回想起60多年前经历过的日本战犯审判，仍然对当时激动复杂的心情记忆犹新。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全国邀请曾参加过日本战犯审判工作的老台胞陈弘进行报告讲座，讲述了其当年的亲身经历。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会长汪毅夫，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副会长陈杰等领导，以及全国机关干部职工和新闻媒体记者们，共同聆听了这次报告讲座。全国副会长杨毅周主持了报告讲座。
二战后期，大量侵略东北的日本部队被苏军整建制俘虏。1950年，近千名日本战俘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与在华关押的战俘共计超过千人，一同关押于抚顺和太原。在总理的指示下，中国方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审讯、调查这批战犯的罪行。精通日语的台籍青年陈弘就在这个时候被抽调去为审讯工作做翻译，这一做就是3年。
陈弘回忆说，这些战犯里有高级将领、政府高官，也有普通的士兵。“我到达抚顺之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参加对战犯的认罪检举教育。当时东北工作团主任李甫山给战俘们作报告，我担任翻译。”在台湾日据时期长大的陈弘，曾遭受基隆中学日本同学的侮辱。“那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自觉高人一等、不可一世。”他说，这也是自己一心考取“公费生”到大陆读书的重要原因。如今，作为战胜国的翻译，看着那些曾经趾高气扬奴役同胞的日本战犯，一个个“乖乖坐在小马扎上”，“我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相关报告录音整理见p72）
报告讲座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杨毅周最后说，陈弘同志为我们作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我们非常幸运，能够请到已至耄耋之年的陈弘同志来到全国机关，为我们讲述那段他亲身经历的震惊世界的中国审判。今天，经历那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许多老同志离我们而去，陈弘同志是我们参与那次审判的7位台胞中的重要一员，他用他亲身经历的每一件事，帮助我们共同回忆了那段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么完整、那么详细。同时，还从自己的角度，一个台胞的角度，一位从殖民地过来的台胞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的角度，与我们分享了他当时那种扬眉吐气、意气风发的心境。这令我们也非常感动。
自我陈述报告篇10
一、《证券法》中信息披露制度的功能和根本原则
(一)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功能:信息披露制度,又称信息公开制度,起源于1844年的英国公司法,它是指证券市场上的有关当事人在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等一系列环节中依照法律法规、证券主管机关的管理规则及证券交易场所的有关规定,以一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布或向证券主管部门或自律机构提交申报与证券有关的信息而形成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的总称。各国设计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证券发行市场上的信息披露制度,为证券市场的规范起了重要的作用。信息披露制度在证券市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具体而言,信息披露的功能有三:执行的效力、公众反应和告知的功能。所谓执行的效力是指信息披露有助于法律的执行,尤其在对抗内幕交易上,如果内部人必须就其所持股份的变动和交易情况披露,则法律本身就可以阻止进行内幕交易的可能。公众反应则是指可以督促公司的管理阶层履行其应注意的义务。与本文最有关的则是告知功能,向公众告知有关投资决策的信息。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作用是使与公众有关的信息公开公平地传递给投资大众。
(二)信息披露制度的根本原则:证券法明确的规定了信息披露制度的原则,即实体性原则和形式性原则1、实体性原则:(1)真实性:指发行者公开的信息资料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准确无误,不得具有任何虚假成分,不得作虚假表示,也不得以模糊不清的语言使公众对披露的信息产生误解。证券法中从几个方面对公开信息的真实性予以了制度保障。首先,发行者负有保证义务;其次,中介机构负有保证义务;第三,证券监管机关负有审核义务。真实性的标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披露的信息必须是客观真实的事实,这些事实发生在公司证券的上市发行、流通过程和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第二,披露的信息必须与发生的客观事实相一致。第三,披露的信息必须完全真实。(2)完整性:指公开的信息不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存在误导性陈述,导致投资者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不合理的投资决策。(3)准确性:也称全面性,指发行者必须全面披露影响投资者判断投资价值的必备资料,不得有重大遗漏。一方面,应公开的信息在性质上必须是重大信息,证券法上的重大信息是指能够影响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的信息;另一方面应完整公开的信息,在数量上必须能使投资者有足够的投资判断依据,这能有效地解决公司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4)及时性:亦称时效性,是信息的重要特征。我国证券法对定期报告有时间要求。(5)公平性:上市公司的信息应该面向所有投资人。2、形式性原则:(1)易得性:是对信息公开方式的要求,旨在公众投资者能以最简便的方式获取公司有关的公开信息。所以证券法第64条规定公开信息的有关公告该应在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报刊上或专项出版的公报上刊登,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2)易解性:指发行公司公开的信息内容应易于一般投资者理解、掌握、和运用,尽量避免使用晦涩难解、冗长,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用语。
二、信息披露制度中虚假陈述的表现及危害性
(一)虚假陈述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根据证券发行交易程序和信息公开的阶段性,可以将虚假陈述分为:发行市场的虚假陈述与交易市场的虚假陈述。所谓证券发行市场的虚假陈述,是指证券发行过程中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的事实、性质、前景以及法律等事项做出虚假、严重误导或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陈述,此种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定。根据上述我国禁止虚假陈述行为的法律法规来看,证券发行中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虚假陈述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虚假记载,是指在信息披露的文件上做出与事实真相不符的记载,即客观上没有发生或无合理基础的事项被信息披露文件加以杜撰或未予剔除。虚假记载的方式很多,尤在财务报表中经常出现。财务报表虚构事实主要有以下几类:(1)虚增资产负债比例,虚构公司偿债能力;(2)虚构投资者权益,夸大公司实力;(3)虚报盈利虚构资产价值;(4)虚构成本费用率,夸大公司效益。除上述方法外,还可能有多报营业收入,虚构营业资本周转率,高估无形资产,夸大公司信用等手段进行[i]财务报表方面的虚假记载。我国证监会查处的一些上市公司中,出现过大量的虚假记载的情况。如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骗取上市资格,以1996年度实际亏损10,300万元记载为盈利5,400万元。这种方式属于积极行为的方式,主观上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过失。
误导性陈述,是指信息披露文件中的某事项的记载虽为真实但由于表示存在缺陷而易被误解,致使投资者无法获得清晰、正确的认识。误导性陈述的类型有:(1)语义模糊歧义型,这种陈述使公众有不同理解;(2)语义难以理解型,这种陈述的语句艰涩难懂,虽从文义上看是正确的,但对于一般投资公众而言则不知所云,不可理解;(3)半真陈述型,即部分遗漏型,这种没有表述事实全部情况,遗漏了相关条件,误导投资者。如披露某项公司资产价值5000万元,而在价值评估时采取重置价值法,并非现实的价值,这种未予明确说明资产评估的方式容易使公众误以为是资产的现实价值。误导性陈述既可表现为积极的作为的方式,也可表现为消极不作为的方式。〔1[1]〕在主观上,既可出于故意,也可出于过失。对是否构成误导之判断,不应仅注意文件或其构成部分之字面含义,而更应注重该文件之表示对公众所可能造成的印象。
重大遗漏,是指信息披露文件未记载依法应当记载的事项。为贯彻完整原则,应当避免有重大遗漏。重大遗漏是一种消极的虚假陈述,是以不作为的方式进行的。如某股份公司对其涉及的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诉讼案件在招股说明书上只字未提,使投资者难以了解资金投向的风险,这种行为就属于重大遗漏。在主观上,可以是故意和过失,故意遗漏的称为隐瞒,过失遗漏的称为疏漏。根据信息披露制度的要求,凡对投资者判断证券投资价值有影响的信息应全部公开。公开文件中应当披露的内容不以法定表格所列举的事项为限,证券发行人尤其要注意法定表格以外的信息,因为对法定表格以外的信息可能被投资者期待、信赖,并以此为根据做出投资决策,而义务人往往最容易在这方面造成遗漏。此外,有些信息如果可以不披露,当义务人披露时,就要严格进行全面的披露,否则也可能因其披露信息具有误导性而导致民事责任。
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中对虚假陈述行为予以禁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公司、证券法律法规条文中:
(1).《证券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当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进行销售活动;已经销售的,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纠正措施。”
(2).《证券法》第59条规定:“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股票条例》第17条规定:“全体发起人或者董事以及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5).《股票条例》第21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承销股票,应当对招股说明书和其他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发出要约邀请或者要约;已经发出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6).《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景、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者含有重大遗漏、任何形式的虚假陈述或者诱导、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
(二)虚假陈述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危害
虚假陈述违反了信息披露这一基本证券法律制度,是对公开理念的背离。首先,欺诈公众投资者。投资者依赖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进行判断、投资决策,一旦上市公司披露的各种信息存在虚假的情况,使公众投资者无法充分的占有准确真实、有效的信息,无法了解上市公司的实际运作状况,从而导致决策失误,遭受投资的经济损失,也会极大挫伤社会公众的投资热情。其次,在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同时,必然也会扰乱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因为,虚假陈述也是部分业绩较差的发行或上市公司借以逃避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手段,该证券公司财务行为混乱,而且证券公司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质量很低,它使证券市场无法发挥其优胜劣汰、调节资金流向、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功能,从而破坏了市场秩序,极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第三,虚假陈述本身也对其他合法的上市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建立在现代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法律体现了对经济活动参与主体平等地位的维护,它要求人人在经济利益面前都是平等主体,承担义务的同时必然享有相应的权益。由于这些披露虚假信息的短视的上市公司的存在,使得那些按照法律法规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下降,利润减少,不利于该公司的发展。
三、承担证券发行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
由于不同的主体在信息披露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则法律强加于其身上的义务也不相同,违反该种义务自然应承担不同的民事法律责任。义务得以有效履行的根基在于责任的设置,因此,在证券发行市场中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是那些对信息披露负有义务的人。我国证券法及股票条例中对承担有关文件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证券法》中不仅规定了发行人、承销商以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对公开文件的虚假陈述承担赔偿责任〔1[2]〕,而且规定了专业中介机构对其出具的报告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2〕《股票条例》中规定了全体发起人或者董事、主承销商对公开文件虚假陈述的连带责任。因此,从我国证券法规定来看,承担证券发行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发行人、发起人:发行人是指具有股票发行资格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经批准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是证券发行中的首要因素,是证券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当事人,也是证券发行后果与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权利和义务对等是法律上得以平衡和存在的基础,所以发行人通过证券发行而筹集资金,发行人享有收益的同时,也必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发起人是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其活动使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成立的人,他既是股份公司的设立条件,又是发起或设立行为的实施者。发起人是发起组建公司的人,对组建公司的所有情况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在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时,招股说明书等信息公开文件是由发起人或委托承销商制作、由发起人决议通过,并由其代表公司向证券管理部门报告、向社会公布。发起人直接参与了公开文件的制作,因此,发起人必须对公开文件的真实性和全面性负责。《股票条例》第17条要求全体发起人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没有虚假陈述,并保证对其承担连带责任。要求发行人和发起人对证券发行中虚假陈述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也是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普通投资者很难和发行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只有通过法律的特殊保护才能使其利益不受侵害。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赖于发行人披露的信息,因此,当发行人违反诚信原则,在披露的信息中有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理应承担民事责任。
(二)发行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大陆法中把董事看作公司的受托人,这种委托关系是因股东会的选任而产生。这种委任关系与一般的民事委托关系不同,它不仅要求董事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而且还应负忠诚义务。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一般都参与发行人的公开文件的制作,并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员的决策决定了公开文件的内容。而且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都应当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保证招股说明书的真实性,因此,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对虚假陈述承担民事责任。但是,由于董事会一般采取多数票的形式决议,因此,有些董事可能对造成投资者损害的决议持反对态度,如果让其和其他董事一样承担责任显然不妥。〔1[3]〕而且,并非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开文件的虚假陈述都存在过错,要求其承担责任也违背法律的宗旨。因此,只有负有责任的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经理才是承担责任人员。
(三)证券承销商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证券承销商包括主承销商和承销团其他成员。承销商的商誉和其为所承销证券所作的宣传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影响重大,因而各国都对承销商的行为有严格的法律约束。一般证券承销商是不参与公开文件的制作,只是对其进行审查,但在我国证券发行中一般是由发行人委托承销商制作公开文件,因此,证券承销商是发行过程中的主导者。承销商处于可对发行人的状况予以保证的地位,一流的承销商承销证券时,其声誉即对其所承销的证券做了保证,而给投资者以信赖。因而要求证券承销商承担赔偿责任,不外乎在于尽可能使多数的关系人负赔偿责任,而互相牵制,以达到有效防止公开文件虚假陈述的目的。法律要求证券承销商承担保证责任,其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承销商处于可对发行公司的品质给予担保认可的地位。某种程度而言,一流的证券承销商的声誉,即对其所承销的证券作了保证。因此,证券承销商的地位,实际上会大大的影响投资者。普通的投资者认为一流的证券承销商不会承销不良的证券,而且其所承销的证券必然会适合大众持有,发行证券必然符合其承销的标准。同时投资者可能认为承销商于同意承销前,必定已经将发行人过去的财务报表加以严格的审查。〔1[4]〕第二,承销商对有关发行公司事项之调查与确认,处于特别有利之地位:盖证券承销商拥有富于经验之专家,且具备从事调查之必要设备,并获取充分之报酬。第三,证券承销商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承销发行的证券,承销商希望避免承担责任,应当慎重调查发行人的有关情况。承销商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是证券发行人的主要审查者,应当就其过错对投资者造成损害承担民事责任。当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公开文件制作时,要求其就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更是理所当然。
(四)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及其负有责任的人员。现代社会,知识和技术日益专门化,分工也越来越细,人们也越来越依赖各种专家的指导和建议。与此同时,各行各业也带来了新的风险,法律上由此产生专家责任的新的法律问题。专业人员及其所在的事务所是证券市场的服务者,有别于发行人或承销商内部的会计师、审计师、法律顾问和评估人员等。他们在为证券市场提供服务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中介机构的职业要求是做到独立、客观和公正。专业中介机构一般只对公开文件中的一部分进行审查或制作,其意见也使发行人或承销商合理的信赖而减轻了注意义务。因此,专业中介机构必须为其签证或陈述部分负责,而不是对整个公开文件的虚假陈述都承担民事责任。〔1[5]〕但是,专业中介机构对公开文件的审查义务较高,必须符合“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2〕专业中介机构承担责任的同时,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也应当承担个人责任。这样才能保证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尽职尽责。
四、虚假陈述的实体法救济措施
法律规则的首要目标,是使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得到保障,使他们的精力不必因操心自身的保护而消耗殆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法律规则中必须包括和平解决纠纷的手段。〔3〕法律权利的完整结构包括基础内容和救济内容。法律责任是违反法律的人应受的制裁和法律后果。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上,法律责任都是法律制度得以实施的保障。在我国法律中,对证券发行中的法律责任进行一些规定,但基本上都是刑事和行政责任的规定〔4〕,民事责任鲜有涉及。民事权利仅有基础内容而无具体法律救济力相伴随,民事权利必将抽象化,而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因此,完善证券发行市场的民事责任,有利于调动广大投资者的积极性,推动证券市场的规范化。
(一)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的性质: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公开文件中的虚假陈述给投资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责任,并不存在争议。在民事责任性质中,最基本的是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在有些情况下,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投资者可以合同关系为由要求发行人承担合同责任。但对虚假陈述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应以承担侵权责任更为妥当,理由如下:
1.信息披露民事责任承担的基础是对法定义务的违反。证券发行有关文件内容的规定不仅体现了合同法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且反映了证券监管机构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进行的适度监管。如果对虚假陈述适用合同责任,则是证券发行人对合同约定义务的违反,但在很多情况下,如在发生信息重大遗漏的情况下,证券发行人可能并没有违反有关文件中所述义务,也勿需承担违约责任。对信息披露文件内容上真实性的保证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义务,而不是基于一种契约性的约定。无论在担保的权利主体、担保的责任范围还是担保的期限上都具有不确定性。〔1[6]〕因此决定了信息披露担保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而不是契约义务。因此,违反该义务给投资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信息披露表现了很多非契约化倾向。首先,信息披露义务人并不都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甚至也不是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人。其次,公布于公众的公司信息不仅被投资者作为购买该公司直接发行证券的投资判断的根据,而且被投资者作为购买非该公司直接发行的公众持有的该公司的证券的判断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公开的信息更不可能是证券出卖人要约的表示。再次,公司信息披露并非都直接出自证券卖出人。
3.有关人员承担侵权责任更有利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由于合同的相对性,承担合同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承担侵权责任不仅可以要求与投资者存在合同关系的发行人承担责任,而且可以要求有责任的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中介机构及其有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承担责任。此外,承担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也较之违约责任大,加大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侵权责任在保证投资者权益时的最大障碍便是法律对侵权行为主观过错举证责任的要求。因此,由法律直接规定其责任的法定民事责任便在各国立法中创造出来。当事人在遭受损害时,可以直接援引法律的规定,而免去了合同相对性的局限性和侵权举证责任的困难。当然,法定民事责任中,被告也可以举证来。如中介机构可以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尽职调查的义务来免责。因此,我国证券法在修改时,应当直接规定受害投资者的救济措施,免去投资者援引合同法和侵权法的规定要求承担责任的困难,以确实保护其合法利益。当然,即使在证券法如此规定的情况下,投资者亦可以援引合同法或侵权法来要求虚假陈述责任人员承担责任。
(二)请求权人和请求权基础
1.请求权人:股份公司在发行股票时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会给广大投资者造成损失。在电子交易化时代,股东的地位瞬息万变,在成千上万的公司股东中,就应当确定有权要求民事赔偿的股东范围。我国法律中对证券发行中虚假陈述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的资格有规定。《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我国证券法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请求权人的规定也是十分宽泛的,只要有关文件中存在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了损失,投资者就可以要求民事赔偿。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尤其在我国大多数股民缺乏理性投资理念时,更加强了对投资者的利益保障。当然,对于已经知悉股份公司公布的是不真实信息的投资者,由于其投资是没有受到欺诈的情况下做出的,有关人员不承担赔偿责任。
2.请求权基础:是指可供支持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请求特定行为之法律规范。〔1[7]〕当事人的权利遭受损害要启动诉讼程序请求保护时,必然要寻找实体法的请求权作为其诉讼请求的依据。我国《证券法》中虽然规定了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但由于相关的赔偿制度至今未建立起来,使得这种规定流于形式。我国可供投资者请求发行中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有:1.《证券法》第63条规定了发行人、承销商以及他们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的连带赔偿责任。第161条和202条规定了中介机构及其人员的赔偿责任。2.《民法通则》106条和117条是关于侵权民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134条规定的是民事责任方式。3.《合同法》第54条、58条是关于合同撤销以及撤销后损失赔偿的规定。
(三)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一般情况下,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有以下几个要件: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个:虚假陈述行为、主观过错、损害后果、虚假陈述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1.虚假陈述行为:虚假陈述行为主要包括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前已述及。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应当以人民法院或证券监管机构的认定为准。在我国,证监会公布了一些对发行人的处罚决定,投资者可以将其作为要求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
2.主观过错——归责原则和免责事由。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往往决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和承担责任的大小。
归责原则:归责原则决定着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分配等,于当事人的利益可谓举足轻重。对于归责原则,各国大都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兼采其它归责原则,包括过错推定责任、公平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是指以主观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构成要件,并且以过错作为确定责任的重要依据。过错推定责任是指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所受损害是侵权人的行为或者物件所致,即推定侵权人存在过错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平责任是指侵权人和受害人对造成的损害事实均没有过错,而根据公平的观念,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支付能力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责令侵权人或收益人对受害人所受的损失予以补偿。无过错责任,是指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侵权人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即使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责任。在证券发行市场中,由于受害人对侵权人的主观过错难以举证证明,因此各国证券法中一般规定了以过错推定和无过错责任作为虚假陈述责任人的归责原则。在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中,针对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归责原则。
(1)发行人和发起人对证券发行虚假陈述负无过错责任:我国证券法中对发行人和发起人规定了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只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发行人和发起人的免责事由。
(2)发行人之外的人负过错推定责任: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信息披露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规定他们对证券发行的虚假陈述承担责任,显然更利于他们恪守职责,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证券承销商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参与公开文件的制作,但其参与了证券的直接销售,将其置于承担责任之下,有助于在销售证券的过程中,证券承销商全面、正当的向公众披露信息。我国证券的发行却一般是发行人委托承销商制作公开文件,因此,承销商更应当对公开文件的虚假陈述承担责任。各国证券法在确定发行人之外的人员的归责原则时,基本上都采取了过错推定的原则,即他们只有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恪尽职守和进行合理调查才能免除承担责任。而我国证券法规中除对专业中介机构规定似乎是故意才承担责任外,其他人员规定了无过错责任。〔1[8]〕我国证券法上的规定不尽合理。第一,对中介机构规定故意才承担责任,不利于中介机构的勤勉工作恪尽职守。而且在投资者遭受损害时,难以举证证明中介机构在制作登记文件时主[9]观上故意的存在,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第二,对承销商规定无过错责任也不合理。首先,承销商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知道发行人的实际情况,要求其承担和发行人一样的责任,未免显得太苛刻。承销商的责任应当以其对披露文件的投入状况来考虑,比如在招股说明书中,承销商必须对虚假陈述负责。其次,对证券承销商规定如此严重的责任,不利于督促承销商对发行人的情况进行全面和细致的调查,而且影响证券发行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三,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承担无过错责任也要求过于苛刻。这些人员只要证明其尽了尽职调查的义务,就应当可以要求免责。绝对之责任,就保护投资人而言,固有其优点,但对发行人以外之人,如已尽积极调查之注意义务,即使无过失,仍须负连带赔偿责任,实属过于苛刻,不足以鼓励各该人员依其职责防止公开说明书之虚假制作。
免责事由:免责事由是被告对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而提出的抗辩,证明原告诉求不成立的事实。(1)发行人的免责事由(2)发行人之外的人的免责事由,恪尽职守和合理调查。此外,发行人的董事、合伙人或在登记文件上签字的人承担过错推定的责任,这些人员要对登记文件中存在的错误陈述以及隐瞒承担民事责任。我国证券法中对发行人之外的人可以提出的免责事由没有明文规定。发行人之外的人如果能够证明其已经恪尽职守或合理调查,应当可以免除责任。
3.损害后果:无损害即无赔偿。民事责任之产生,皆以损害为必要。但民事责任的本质在于尽可能的回复因损害所破坏之均衡。证券发行市场上出现虚假陈述行为,不一定使所有的投资者都会产生损失,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会给投资者带来好处。因此,只有存在因虚假陈述导致损害后果的投资者,才可能要求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证券发行中虚假陈述导致的损害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象,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损害的法定性。即损害事实必须是证券法明确规定或依据证券法的精神对造成损害予以制裁时,才是应当追究的事实。第二,损害具有客观性和可确定性。前者指损害是客观的、确定的事实,包括:(1)必须是已发生的或将来必定要发生的,如投资证券因上市公司的误导已造成证券市值的减少或公司被停牌,证券价值的必然减少等;(2)必须是正常人以一般理念和现有物质技术手段可以认定的;(3)必须在质和量上达到法律要求的程度。〔19〕第三,损害的可补偿性。即侵权行为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必须是通过法律手段可以补偿的。在实践中,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决定买卖股票时,必须以电话委托、电脑委托等方式向证券商发出买卖指令,证券商接受委托后,将投资者的买卖指令通过“红马甲”或者直接输入证券交易所的电脑终端机,证券交易所的电脑主机根据输入的委托信息进行竞价处理,按照“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自动配对撮合成交。此后,证券结算公司作为所有交易买方和卖方的交收对手,通过与交易所、清算银行和结算会员的电子联网,对在交易所达成的买卖,在成交日的次日以净额结算方式完成证券和资金的收付,实现交割。〔2〕投资者可以交割清单作为损害赔偿的依据。
4.依赖——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和前提。在民事责任中,因果关系是联系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重要的逻辑纽带。在证明因果关系时,首先应当证明原告对被告虚假陈述信赖的存在。如果虚假陈述和投资者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则投资者不能因此要求有关人员承担民事责任。因果关系关系到责任的承担,这就要区分到底哪些是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虚假陈述导致了投资者的损失,哪些是应当由投资者自己承担的风险。〔3〕在要求被告对虚假陈述承担民事责任时,因果关系和信赖关系成了举证责任的核心。这也是我国法院在受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时的困惑。投资者对公开文件的信赖构成因果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法院同时又采取推定信赖原则,对投资者来说举证责任较轻。我国证券法中未明文规定因果关系的证明方法,只在《证券法》第63条和第202条规定了因果关系。在我国缺少理性投资者的情况下,要投资者证明对公开文件的依赖显得不合实际,而只要证明虚假陈述的存在和投资者受到损失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这样也能更好的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四)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方式:大陆法系法律体系严谨,强调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则,但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往往将特别法和普通法同时适用。虚假陈述这种欺诈行为可能产生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因此投资者可以主张的权利救济方式有:撤销合同和损害赔偿。在欺诈的前提下订立的合同是可撤销的合同,投资者享有合同的撤销权,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合同。撤销权以保护投资者的意思自由为目的,以受欺诈或误解而为意思表示为行使权利的条件;损害赔偿请求权旨在填补投资者的损失,以财产损失为行使权利的条件。由于撤销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功能、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不同,可能会发生竞合。
1.撤销合同:证券法要求信息披露文件必须真实全面的提供给投资者与发行人有关的所有重大信息,并以此作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基础。虚假陈述使意思表示中存在瑕疵,从而动摇了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的基础与效力。在合同被撤销后,投资者可以请求被告返还因证券买卖合同而取得的价金及利息。如果还存在其他损失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但是,投资者的撤销权的有效期限是一年,〔110〕请求撤销的前提是投资者必须还持有该证券。投资者必须在该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否则不能主张该权利。
2.损害赔偿: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虽然不排除在存在合同的前提下合同责任的承担,但主要是侵权责任。投资者在请求侵权责任时,可以针对更为广泛的责任主体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投资者在请求损害赔偿时,必须依据上文所述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证明其被告的虚假陈述和自己损害的存在。证券的价格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也瞬息万变,在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中,确定投资者因虚假陈述所造成的损害成为各国立法和实践中的难题。证券法的目的在于维护证券市场发行与交易的正常秩序与安全,预防投资者权益遭受不当行为的侵害,而不可能是确保投资者获得利益,亦即投资人风险自负。〔1[11]〕因此,投资者存在实际损失后果时,是否是基于虚假陈述而导致,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虚假陈述,在受到诸如政策、法律、行业、公司经营状况等多重因素影响的证券市场中,几乎是不可能进行量化的。损害赔偿的功能在于填补损害〔2〕,损害赔偿应包括构成可预见伤害的一方当事人的所有实际损失。因此,我国应当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对投资者予以直接利益损失的赔偿,以弥补投资者的损失。我国在修改证券法时,可以在立法上直接规定赔偿数额是购买证券的价款和卖出证券价款的差额以及因购买证券所花费的其他费用,此外,还应当包括投资者用于购买证券的所有价款的利息损失。这样可以免去精确计算损害数额的麻烦,便利投资者有效行使诉权,比较全面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当然,当投资者在知道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不实陈述后,应当及时卖出证券以减少损失,如果投资者没能及时卖出而造成损失扩大,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由于是投资者自己的过错所致,不能要求责任人员赔偿。
五、证券发行中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诉讼实现机制
无论理论上对证券发行市场中的民事赔偿责任的探讨有多么深入,如果没有设计合理恰当的程序机制来实现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么一切都是不切实际、虚妄的。因此,在完善我国证券发行市场民事责任制度时,必须设计合理切实的民事诉讼程序制度以达到保护中小投资者,保障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我们也欣喜的看到,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的完善已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为杜绝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国证监会目前正在研究设计证券市场民事诉讼机制。
(一)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设计切实合理的证券市场中的民事诉讼程序必须以证券市场案件的特性为出发点。上市公司股民人数众多,一旦发生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往往会造成大量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证券市场中的案件的最显着特点就是案件当事人众多。由于当事人众多必然整体所涉金额巨大,上百万、千万甚至数亿元标的的证券案件并不少见。人数众多、诉讼标的金额巨大是证券市场案件的两大显着特征。
1.代表人诉讼:针对人数众多的特征,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的规定,所谓人数众多一般指10人以上。代表人诉讼制度正是为了解决人数众多的群体性纠纷而产生的一种当事人制度。在我国进行代表人诉讼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1)当事人人数众多,不可能共同进行诉讼。证券发行一般是针对不特定的当事人,而且购买证券的投资者人数众多,因此,一旦发生不实陈述行为,原告基本上都是人数众多难以确定的。(2)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性或同类性,即多数人之间存在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受害人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可以成立普通的共同诉讼关系。(3)诉讼请求或抗辩的方法相同或对各成员都能够成立。多数人在推举代表人进行诉讼时,除了诉讼标的同一或同类外,还应当具有相同的诉讼请求或抗辩方法。如果不同至少应当对各个成员都能成立而不相互矛盾。当多数人内部对诉讼请求或抗辩方法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0条的规定,可以由部分当事人推选自己的代表人进行诉讼。(4)符合诉讼代表人的条件。合格的代表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本人是该案的利害关系人,与所代表的全体成员有共同利益;由法定程序登记的权利人推选或由人民法院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定;具有相应的诉讼行为能力;能够正确履行代表义务,善意维护被代表的全体成员的合法权益。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解决证券市场纠纷中有以下缺陷:首先,由于权利人必须到人民法院进行登记才能参加到代表人诉讼中来,而证券发行市场中小投资者众多,让受害人到法院登记并选定代表人会增加诉讼的复杂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因此,就单个投资者而言,因虚假陈述行为遭受的损失并非很大,其本身诉讼动力已经很小。如果还给其诉讼增加麻烦,就无法有效刺激诉讼代表人的产生。其次,由于判决扩张方法上的限制,一些权利人在没有及时进行参加代表人诉讼登记之后被排除在外,无法直接获得判决的适用,为保护权利只有再次提讼。这样必然给当事人增加了诉讼成本,不利于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利,也无法发挥代表人诉讼制度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功能。第三,由于代表人产生方式的严格要求,使得我国代表人诉讼出现的可能相对要小,更多的情形是受害人息事宁人。
2.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尽管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数人之间的群体纠纷,但由于其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更有效的实现证券发行市场中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主旨,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1.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有待扩大。2.权利登记的程序应当修改。权利登记制度尽管克服了人数不确定的弊端,但是这同时也有其负面作用。因为如果有关权利人为避免麻烦不来登记,并且在诉讼时效内也不主张权利,违法者受判决确定的赔偿额大大低于其违法所得利益,不但不能起到最大限度地救济受害者的作用,反而放纵了违法行为人。所以在证券发行市场中,由于人数的不确定和单个投资者小额损害赔偿请求的存在,有必要对权利登记的程序进行修改,权利人在法定的期间内只要不明确表明其退出诉讼,代表人将代表其利益参加诉讼,判决也将对其发生法律效力。3.引进团体诉讼制度:〔1[12]〕注重团体的权利保障,并且赋予其诉权,是实现个人价值与私权的重要手段,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结合与统一。〔2〕我国证券发行市场民事诉讼机制在采用代表人诉讼外,还应当设立团体诉讼,赋予某些团体以诉权,可以直接提讼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诉讼担当制度:确立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允许受害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提起民事诉讼,常常遇到的一个诉讼程序上的难题,即证券违法行为的受害者往往人数众多,成百上千受害人的现象在各国证券纠纷诉讼中并不罕见。当然,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律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运用代表人诉讼制度。撇开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不论,由于证券诉讼人数众多,加之我国各级法院法官素质不高,因此,涉及人数众多的证券诉讼经常会给法院审判工作造成相当压力,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社会安定。因此,完全由投资者到法院看来是不现实的。如何在诉讼上方便受害投资者,真正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实现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应当引入国外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担当”制度加以解决。所谓诉讼担当,是指本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第三人,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享有管理权,以当事人的地位,就该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而行使诉讼实施权,判决的效力及于原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3〕如果这些法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对于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管理权,是基于实体法或诉讼法上的规定而产生的,就是法定的诉讼担当。而相对应的任意的诉讼担当,是权利主体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赋予他人以诉讼实施权。任意的诉讼担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群体诉讼形式,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即属此种;二是群体诉讼以外的形式。〔1[13]〕由于证券诉讼中不适合由法律规定某个机构对受害投资者的权利享有法定管理权,因此可以通过任意诉讼担当的方式,由受害投资者将诉讼实施权赋予给某个组织或机构,由该机构来代表受害投资者提讼。证监会是否能够代表受害的股民提讼,我国证券法并没有规定。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仿照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专门成立一个“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该机构属于民间性的非营利机构,其主要职责就是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以及接受受害投资者赋予的诉讼实施权,代表投资者提讼。当证券市场出现虚假陈述时,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可以接受受害投资者的委托,以当事人的名义虚假陈述责任人员。另外,可以由证监会规定,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可以优先购买发行公司的一股股票〔2〕,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顺理成章的成为该股份公司的股东,当其发现某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出现异常,便可以以股东的身份以存在不实陈述为由提讼,要求发行人及相关人员承担民事责任。其他股东也可以委托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要求相关人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样,投资者保护协会提讼后,诉讼利益可以及于其他受害投资者。成立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可以确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和缓解当前投资者、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交易所以及监管机关之间所产生的各种纠纷与矛盾,维护证券市场和社会的稳定。成立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还可以及时反馈证券市场各种信息,帮助政府监管部门监控证券市场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保障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六、信息披露民事赔偿额的计算
(一)责任的认定:信息披露侵权行为非某一个体所能完成,所以应当确定信息披露侵权行为的性质。根据我国证券法的规定,发行人、证券承销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证券承销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专业机构和人员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优点是:增加了原告的范围,从而增大了获得全部损失赔偿的可能性。但连带责任很有可能导致只有较小过错的被告承担过大的赔偿责任。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存在严重的诚信问题,让有过错的被告承担损失总比让无辜的原告承担损失显得合理,在我国实行连带责任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