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解读篇1
“十三五”脱贫规划“时间表”出炉
“十三五”期间，380余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1501个贫困村和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是四川定下的目标。四川如何打赢“脱贫攻坚”这一仗？近日，《四川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出台，对四川如何啃下脱贫攻坚的“硬骨头”给出了明确计划。
“380.3万”“11501”“88”……这些数字都是四川定下的“十三五”脱贫大目标，五年时间，四川将如何和时间赛跑，“跑”完这些目标？《规划》为这些数字背后明确了时间推进表，将其细化成每年的“小目标”！
根据《规划》，到2020年：
――确保380.3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何让如此庞大的数字化有为无？根据《规划》，从380.3万走到“0”，就需要在2016年帮助105.7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2017年105万人口脱贫；2018年100万人口脱贫；2019年，剩下的69.6万人口也全部脱贫。
――确保11501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规划》把这上万个贫困村退出的任务分配在了4年里，其中，2016年需退出2350个、2017年3700个、2018年3500个、2019年1951个。
――确保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016年的5个贫困县已顺利完成摘帽，今年则需要完成16个贫困县摘帽的任务，2018年37个，2019年30个，目标明确。
此外，《规划》还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高原藏区、大小凉山彝区这“四大片区”明确了详细的时间推进表。以秦巴山区为例，在贫困人口脱贫方面，到2020年，秦巴山区的目标为167.5万贫困人口脱贫，分摊到4年时间则为：2016年46.2万人、2017年44.4万人、2018年42.5万人、2019年34.4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年均目标的划定，《规划》也根据地区情况“因地制宜”，例如，由于大小凉山彝区的特殊情况，贫困县摘帽目标为13个，但在时间表上可见，“摘帽”任务主要分配在了2018年4个、2019年9个，而2016年、2017年则作为了“铺垫期”。
目标表12个百分之百显示“四川决心”
大目标“时间表”出来了，细化目标又是怎样的？《规划》明确了“目标表”：到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人数达到116万人；建设乡村旅游扶贫示范区30个，力争建设特色旅游村1000个；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低于20494元……
在“目标表”中，有12个目标覆盖率/达标率均需达到百分之百，由此可见四川脱贫“决心”！其中，村卫生室覆盖率，村文化室覆盖率，安全饮水覆盖率，通电率，市（州）高速公路覆盖率，乡镇油路、硬化路覆盖率，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达标率定下硬性目标（约束型），到2020年都需达到百分之百。而大病医疗保险参保率，农村电网改造覆盖面，广播视覆盖率，县文化馆、图书馆覆盖率，行政村互联网覆盖率等5个目标则是“预期型”，力争在2020年全部完成。
“五个一批”让科学扶贫“落地”
为了落实科学扶贫、精准扶贫，《规划》提出了“五个一批”：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易地搬迁安置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医疗救助扶持一批、重建帮扶一批。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省开展如火如荼，在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上，推进乡村旅游扶贫就再度被划为重点，根据《规划》，到2020年，四川将指导和推动贫困地区创建100个国家a级旅游景区和四川特色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示范区。着力培育一批旅游商品品牌，结合农村电商，推动建立乡村旅游特色商品电商平台和线下销售网络。
易地搬迁安置一批方面，在21个市（州）144个县（市、区），对116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计划修建安置住房约2789.89万平方米，建设安置地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在低保政策兜底一批中提出，在供养对象自愿的前提下，对农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扶养人的特困人员实行集中供养，到2020年集中供养满足率达到100%。
在医疗救助扶持一批上，到2020年，遴选培养200名基层学术技术带头人、200名中青年骨干，建设100个左右重点团队（学科）。
重建帮扶一批里要求，全面完成“4・20”芦山地震、康定“11・22”地震灾区恢复重建任务，确保7.9万灾区受灾贫困群众精准脱贫。
针对突出问题，四川出了这些招
针对贫困地区的突出问题，《规划》给出了化解“招式”，逐一击破。
着力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规划》从交通、水利、电力、通信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项目上破题来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建设通畅工程2.4万公里；改造水质净化设施1953处；贫困地区户通电率达到100%；所有已通电行政村互联网覆盖率达到100%……
加快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以11501个贫困村为重点，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改善贫困户住房条件，提升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产业，整治环境，切实改善贫困村、贫困户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全面小康步伐。
持续推进生态扶贫工程。到2020年底，生态功能保护区供电和用水得到彻底解决，生态旅游和林下经济产值达到300亿元。到2020年底，贫困地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90%以上。
全面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对符合条件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作业本，并对贫困家庭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每年培养“四川省免费师范生”3000名。按照每生每天4元的标准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促进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完成88个贫困县中未达标的205个乡镇卫生院和2530个村卫生室。县级医院医疗服务项目覆盖率达到75%。
十四五解读篇2
张家山《算数书》是近年来公布的中国早期的一部重要数学著作，在中国数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自其面世以来，对它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多，如彭浩、郭书春、郭世荣、洪万生、苏意雯等，他们的研究解决了许多相关的重要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但是，在整部著作的整理中，有个别的地方仍未得到圆满的解释，尚可做进一步的讨论，如“乘”简即属此类。这里，我们在各家讨论的基础之上，试就该组简文作进一步分析，以求对简本《算数书》原始面貌的考察有所裨益。
一、诸家整理之分析
“乘”简由8、9、10、11、12等五支简组成，释文如下：[2]
少半乘少半，九分一也；半步乘半步，四分一；半步乘少半步，六分一也；少半乘大半，九分二也；五分乘五分，廿8五分一；四分乘四分，十六分一；四乘五分，廿分一；五分乘六分，卅分一也；七分乘七分，卌九分一也；六分乘六分，卅六分一也；六9分乘七，卌二分一也；七分乘八分，五十六分一也。10一乘十，十也；十乘万，十万也；千乘万，千万。一乘十万，十万也；十乘十万，百万。半乘千，五百。一乘百11万，百万；十乘百万，千万。半乘万，五千；十乘千，万也；百乘万，百万；半乘百，五十。12
本组简所记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分数相乘，为第8、9、10号简，后一部分主要是整数相乘，为第11、12号简。观察发现，这两部分都不是一般情形的乘法，前者乘数与被乘数所涉及的分数包括半（1／2）、少半（1／3）、四分（1／4）、五分（1／5）、六分（1／6）、七分（1／7）、八分（1／8），这些分数可以说很可能是人们最早认识的基本分数。整数部分的情况也相似，涉及一、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这些数字都应是当时人所掌握的用于记数的基本数字单位。
简文的记载比较混乱，彭浩、郭世荣、郭书春、洪万生、苏意雯等先生均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对部分简文试作了调整，但因为没有理清简文抄写出错的原因，所以无法得到完满的结论。
各家整理后的释文分别作：
（1）、郭世荣先生：[3]
半（步）乘半（步），四分一[也]；[4]半（步）乘少半（步），六分一也；少半乘少半，九分一也；少半乘大半，九分二也；四分乘四分[也]，十六分一；四[分]乘五分，廿分一[也]；五分乘五分，廿五分一；五分乘六分，卅分一也；六分乘六分，卅六分一也；六分乘七，卌二分一也；七分乘七分，卌九分一也；七分乘八分，五十六分一也。一乘十，十也；一乘十万，十万也；一乘百万，百万[也]。十乘千，万也；十乘万，十万也；十乘十万，百万[也]；十乘百万，千万[也]；百乘万，百万[也]；千乘万，千万[也]。半乘百，五十[也]；半乘千，五百[也]；半乘万，五千[也]。
（2）、郭书春先生：[5]
一乘十，十也；十乘万，十万也；千乘万，千万。一乘十万，十万也；十乘十万，百万；半乘千，五百；一乘百万，百万。十乘百万，千万；半乘万，五千。十乘千，万也；百乘万，百万；半乘百，五十；少半乘少半，九分一也；半步乘半步，四分一也；半步乘少半步，六分一也；少半乘大半，九分二也；四分乘四分，十六分一也；四分乘五分，廿分一也；五分乘五分，廿五分一也；五分乘六分，卅分一也；六分乘六分，卅六分一也；六分乘七分，卌二分一也；七分乘七分，卌九分一也；七分乘八分，五十六分一也。
其中，简11、12郭书春先生以为应校正作：
一乘十，十也；一乘十万，十万也；一乘百万，百万。十乘千，万也；十乘万，十万也；十乘十万，百万；十乘百万，千万；百乘万，百万；千乘万，千万。半乘百，五十；半乘千，五百；半乘万，五千。
（3）、彭浩先生主要对简11、12作校正：[6]
一乘十，十也；11十乘千，万也；12十乘万，十万也；11百乘万，百万；12千乘万，千万。一乘十万，十万也；十乘十万，百万。一乘百万11，百万；十乘百万，千万。半乘百，五十；半乘千，五百。半乘万，五千。12
（4）、苏意雯、洪万生等仅就细微处作了校注，未对简文的顺序作调整，盖其认为“此题就算不重排，亦不影响对题意的了解”。[7]
综观上述诸种校正，可知诸位先生的处理有以下不同：
1、“乘”简，除苏意雯、洪万生等认为可以无须调整简文顺序照录外，其他先生认为应该作相应的调整。
2、在简8、9、10与简11、12这两部分简文的顺序上，郭书春先生认为应该将简文11、12置于8、9、10之前，以为“盖先民认识‘数’时，当先认识整数，后才认识分数。”[8]而郭世荣、彭浩则仍保持简8、9、10在简11、12之前的顺序。
3、对简8、9、10与简11、12两个部分而言，简8、9、10彭浩未作简文顺序调整，而二郭作了调整，结果却不同；简11、12，彭浩及二位郭先生均作了调整，二郭所作的调整相同，但与彭浩的调整不同。
所以，总的来说，对于“乘”简，诸位先生所作的校正没有完全相同的。对于上述区别，我们认为：
“乘”简所存在的问题应该如彭、二郭一样给予整理，而非如苏意雯、洪万生等原样照录，以解决简文顺序混乱的问题；简8、9、10与简11、12的位置无须如郭书春先生所说给予调整，因为竹简出土时这五支简的相对位置保存的十分完好，是前后一一相连的，此种现象当非偶然，说明它们在书中的顺序确实如此，故整理时应尽可能尊重原貌；各位先生的调整有得有失，但未给出一个完全正确、通畅可读的简文顺序。
二、从简文分栏书写的角度对“乘”简的重新分析
如前述所说，各位先生的调整各有得失，例如彭浩先生调整以后，“十乘千，万也；十乘万，十万也；百乘万，百万；千乘万，千万”及“半乘百，五十；半乘千，五百。半乘万，五千”部分要比未整理时更为合理些，然而其他部分简文却仍然比较零乱，显然未能达到整理的最终目的。其他的校正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那么，这组简文究竟应作如何调整呢？
对于简11、12，我们不妨先可以看一看下面分栏写的简文，这部分简文作四支简、分三栏书写，而所记的内容则与简11、12完全相同，具体情形如下：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一乘十，十也
十乘万，十万也
千乘万，千万
第一支简
一乘十万，十万也十乘十万，百万也半乘千，五百[9]
第二支简
一乘百万，百万
十乘百万，千万
半乘万，五千
第三支简
十乘千，万也
百乘万，百万
半乘百，五十
第四支简
上述四支简文，依据分栏格式的正确读法，显然应该首先读第一支简的第一栏“一乘十，十也；”次读第二简的第一栏“一乘十万，十万也；”再读第三简的第一栏“一乘百万，百万；”接着读第四支简的第一栏“十乘千，万也；”然后读第一支简的第二栏“十乘万，十万也；”依次类推，读至第四简的第三栏“半乘百，五十”。那么，这四支简的简文读作：
一乘十，十也；一乘十万，十万也；一乘百万，百万；十乘千，万也；十乘万，十万也；十乘十万，百万也；十乘十万，百万也；十乘百万，千万；百乘万，百万；千乘万，千万；半乘千，五百；半乘万，五千；半乘百，五十。
但是，当没有采取这种与分栏书写格式相应的读法，而错误地采用一支简读完再读另一支简的方式读时，即自第一支简的第一栏开始，续读第二栏，再读第三栏，接着读第二简的第一栏，依次类推，以至第四简的第三栏，则这四支简的简文应该读作：
一乘十，十也；十乘万，十万也；千乘万，千万；一乘十万，十万也；十乘十万，百万；半乘千，五百；一乘百万，百万；十乘百万，千万；半乘万，五千；十乘千，万也；百乘万，百万；半乘百，五十。
这正好与简11、12所记一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即《算数书》作为一个抄本，其辗转传抄并非仅仅一次，而应经过两次以上，大概最初所照抄的《算数书》的本子中这一部分简文系分栏书写，其格式如上述所示，分三栏，共四支竹简。并且，由于抄写时大意，抄写者在抄写此段简文时不慎将第二、第三支简第三栏的相邻文字抄反了。后来再次传抄时，由于抄写者没有弄清这段简文是分栏书写的，而抄写格式由分栏变为不分栏，故对简文自右而左的读取方向未作相应的考虑，而是从第一支简的第一至第三栏纵向抄起，次及第二、三、四简，以致使原本十分通畅的简文读起来十分混乱。[10]
所以，简文11、12在《算数书》祖本中书写格式的原貌应该如上面四支简所示，进而，张家山《算数书》中这段简文调整后的释文顺序应该如前述采取第一种读法时所示。
同样的情形在简8、9、10中也存在，但这一部分简文在抄写时没有犯上述错误，当我们将它恢复为分栏的状况时，简文的规律性更为明显：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少半乘少半，九分一也五分乘五分，廿五分一七分乘七分，卌九分一也第一简
半步乘半步，四分一
四分乘四分，十六分一六分乘六分，卅六分一也第二简
半步乘少半步，六分一也四乘五分，廿分一
六分乘七，卌二分一也
第三简
少半乘大半，九分二也五分乘六分，卅分一也七分乘八分，五十六分一也第四简
上述三栏，每一栏的四个式子可相对的表示为：1／n×1／n、1／(n－1)×1／(n－1)、1／(n－1)×1／n、1／n×1／(n＋1)。[11]可知，简文8、9、10在《算数书》祖本中也应是如上所示分三栏、四支简书写，抄写者在抄写时因为未如原书那样分栏，对此作了相应的调整，形成了我们所见到的竹简行文情况，所用竹简也由四支变为三支。
简言之，“乘”简在祖本《算数书》中的书写格式应作如下：
少半乘少半，九分一也五分乘五分，廿五分一七分乘七分，卌九分一也第一简
半步乘半步，四分一
四分乘四分，十六分一六分乘六分，卅六分一也第二简
半步乘少半步，六分一也四乘五分，廿分一
六分乘七，卌二分一也
第三简
少半乘大半，九分二也五分乘六分，卅分一也七分乘八分，五十六分一也第四简
一乘十，十也
十乘万，十万也
千乘万，千万
第五简
一乘十万，十万也
十乘十万，百万也半乘千，五百[12]
第六简
一乘百万，百万
十乘百万，千万
半乘万，五千
第七简
十乘千，万也
百乘万，百万
半乘百，五十
第八简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将“乘”简简文的顺序调整如下：
少半乘少半，九分一也；半步乘半步，四分一也；半步乘少半步，六分一也；少半乘大半，九分二也；四分乘四分，十六分一也；四分乘五分，廿分一也；五分乘五分，廿五分一也；五分乘六分，卅分一也；六分乘六分，卅六分一也；六分乘七分，卌二分一也；七分乘七分，卌九分一也；七分乘八分，五十六分一也。一乘十，十也；一乘十万，十万也；一乘百万，百万。十乘千，万也；十乘万，十万也；十乘十万，百万；十乘百万，千万；百乘万，百万；千乘万，千万。半乘百，五十；半乘千，五百；半乘万，五千。
转贴于[1]彭浩著：《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郭书春：《〈算数书〉校勘》，《中国科技史料》，22卷，第3期（2001年）；郭世荣：《〈算数书〉勘误》，《内蒙古师大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第30卷第3期，2001年；洪万生、林仓亿：《〈算数书〉部分题名的再校勘》，Hpm通讯，第五卷第二、三期合刊；苏意雯、苏俊鸿、苏惠玉等：《〈算数书〉校勘》，Hpm通讯，第三卷第十一期，2000年。
[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页250。
[3]郭世荣：《〈算数书〉勘误》，《内蒙古师大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第30卷第3期，2001年，页277。
[4]方括号中的字系郭氏所补，圆括号中的字则是其认为应该删除的。
[5]郭书春：《〈算数书〉校勘》，《中国科技史料》，22卷，第3期（2001年），页204。
[6]彭浩著：《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注释》，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40—42。
[7]洪万生、林仓亿：《〈算数书〉部分题名的再校勘》，Hpm通讯，第五卷第二、三期合刊第七版；苏意雯、苏俊鸿、苏惠玉等：《〈算数书〉校勘》，Hpm通讯，第三卷第十一期第十三版，2000年。
[8]郭书春：《〈算数书〉校勘》，《中国科技史料》，22卷，第3期（2001年），页204。
[9]此句原本应该与下一句“半乘万，五千”位置交换，为便以后面的论述，作如此处理。
[10]关于《算数书》抄本对原本行文格式的变化还有一处明显的例证，即“合分”简23云：“其术如右方”，从此可知这句简文与其前面的简文原是分开写的，.这与简文自右而左阅读的方式相合，经过抄写，这句简文也同前面简文的结尾合作一支简。
十四五解读篇3
江苏英语四级的各项分值分别是写作部分一百零六点五分、听力部分二百四十八点五分、阅读理解二百四十八点五分、翻译部分一百零六点五分。
写作部分占整套试卷的百分之十五，考试时间为三十分钟；听力部分占整套试卷的百分之三十五，考试时间为三十分钟；阅读理解占整套试卷的百分之三十五，考试时间为四十分钟；翻译部分占整套试卷的百分之十五，考试时间为三十分钟。
（来源：文章屋网）
十四五解读篇4
摘要：本文介绍了“注释朗读法”对于文言文、古代诗歌以及现代文三种体裁的具体使用方法以及“注释朗读法”能有效提高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功用。
关键词：注释朗读法文言文诗歌现代文
大多数的教师和学生在语文课程的学习中都忽略了课文小字注释的功用。其实，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注释朗诵法”是一种快捷、方便、行之有效地提高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绝好方法。
“注释朗读法”指的是同学是大声地、集体地将注释朗读出来的一种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法有两大优势：第一，全班集体大声朗读，语速适中，且注释里的每个字必读，自然全部注释就了解于心。第二，集体朗读的声音较大且有气场，能帮助部分容易思维分散的同学集中精力。
大体来说，课文注解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言文和诗歌的注释，一类是现代文的注释。
文言文和诗歌的注释篇幅较长，一般情况下，如果同学能够掌握注释，那么对课文的理解也就相当到位了。
那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如何使用“注释朗读法”呢？
学习文言文时，我们可以以课文的自然段为单位进行划分。可先读一段自然段的注释，而后读一段课文原文，然后再用教师提问的方式进行巩固。如此施行的原因是文言文的注释通常较长，注释部分往往要超过原文很多篇幅。例如人教版必修五课文《滕王阁序》的注解便有三个页码。如果不分段朗读，学生一次朗读内容过多，容易产生倦怠感且不便于记忆。
诗歌的注释一般较短。故而我们可通篇朗读注解，而后朗读原文进行理解。例如人教版必修二课文《涉江采芙蓉》共有七条注解，篇幅共三行。老师便可让学生朗读全部注解以及朗诵全文，而后提问学生对于诗句的理解。
朗读文言文与诗歌注解有什么功用呢？
首先，朗读文言文与诗歌注释可以扩展同学的文化底蕴。例如人教版必修二第二单元收录了《诗经》两首、《离骚》、《孔雀东南飞》、《诗三首》四篇文章，而这四篇文章文后的第一个注解分别详细介绍了《诗经》、《楚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古诗十九首》等四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作品。能对中国传统典籍有所接触并产生兴趣对于同学来说肯定是有着莫大好处的。
其次，朗读文言文与诗歌注释可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通过人教版必修一《烛之武退秦师》这篇文章的课后第二条注释学生可以了解到春秋时期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通过人教版必修一《荆轲刺秦王》这篇文章的第二十一条注解，同学可了解到古代音乐分为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通过人教版必修二《兰亭集序》这篇文章的第二条注解，同学对“天干”、“地支”纪年法有了个初步的认知；通过人教版必修五《陈情表》这篇文章的第十五条注解，学生可以了解期为穿一周年孝服的人，指的是关系比较近的亲属。语文学科承担着一个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任务，而读注释恰恰能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再次，朗读文言文与诗歌注释可以提高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对学生来说，阅读王粲所著的《登楼赋》确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对于平时朗诵注释的同学来说，这不是一件难事。例如《登楼赋》有个句子——“临皋隰之沃流”。乍一看，无从理解。但如果同学曾经朗读过人教版必修五《归去来兮辞》中“登东皋以舒啸”这句诗的注释，便可得知“皋”是水边高地的意思。纵然我们不知道“隰”的意思是低湿的地方。但我们仍就可以推测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楼的某个方位临水。再比如《登楼赋》有个句子——“漫逾纪以迄今”，如果同学朗读了人教版必修三《马嵬》中“如何四纪为天子”这句诗的注释，就知道“纪”的意思是十二年。那么自然知道了“漫逾纪以迄今”这句话的意思是这种流亡生活至今已超过了十二年。老师教授文言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同学能自己熟练地毫不费力地阅读文言文。而朗读注释这一方法确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现代文的注释相对来说简短些，但这些注释与高考题的基础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2012年江西高考语文试卷的第一题B选项考查了“锱铢必较”中锱字的读音。而“锱（zī）铢必较”这个词是在人教版必修五《咬文嚼字》这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的。而江西卷2011年的高考语文试卷的第二题a选项考查了“不落言筌”这个词的字形。而这个词在人教版必修五《说“木叶”》这篇文章里以“不落于言筌”的形式出现在注释中的。
故而，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可让同学对全篇课本的注解进行集体朗读，然后给出三到五分钟让学生当堂默记，而后以抽查和听写的方式帮助学生巩固。不仅每篇文章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去做，而且应该以月为时间单位，把当月学习的现代文注释进行温习。
十四五解读篇5
16岁时，徐特立辍学在家。一天，他乘船去衡山，见到了十余名同舟共渡的人一路上对船工态度横蛮。对此他极感不平，乃自诫日后若能科举及第，只任教官，不作欺压百姓之官员，并取“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之意，改名“徐特立”。从此，“特立独行，高洁自守”成为他的人生座右铭，激励着他奋斗不懈，救国救民。
徐特立18岁时，迫于生活，在乡村教蒙馆，一直教了十年书。他一边教书，一边刻苦读书，却苦于家中无甚藏书，需要读的书也不易借到。买书又很困难，因为书价昂贵，一部《十三经注疏》要十五串钱，一部《庄子》也要三百文。而他教蒙馆的第一年所得俸金只不过三串钱，尽管后来逐渐加到二十串钱，仍是难以购置书籍。他经过反复思考，终于下定决心，在他20岁那年作出了一个“十年破产读书”的计划。即是将每年教书所得的二十串钱（可买二十五石谷），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祖母留给他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期以十年，把书读通，这样也就势必破产。从此，他不用再为花钱买书而犹豫，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等，也都一一买回来了。
他读书非常刻苦。在当时文化教育落后的乡村里，很难找到可以相互切磋的朋友，更难找到释疑解惑的先生，要真正把书读懂，颇不容易，还得靠自己去反复钻研；况且，迫于生计，仍须坚持半教半学。对于当年的自学生活，徐特立曾在同别人谈自学经验时，讲到自己自学的努力：
“教蒙馆时，日间总是替学生做事；自己读书，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每日只读两三点钟的书。平日走路，同晚上睡醒了天没有明的时候，就读书。口袋常带一本表解，我的代数、几何、三角，都是走路时看表解学的；心理学、伦理学，都是选出中间的术语，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中熟读的。我读中国的旧书，总是常在要紧的地方画线，以便记忆和复习，有时选出要紧的句子用本子抄。我学《说文》，不晓得写篆字，晚上睡不着及走路时用手指在手掌中写来写去。我读《说文》部首五百四十字，一年读完，每日只读二字。我从半教半学，读了许多古书，还读了旧的地理、历史和数学。”
十四五解读篇6
史料的出新既包括新材料的发掘利用，又包括对已有材料的新的解读。对于新材料的发掘利用，本为一般学者所理解并重视；同样作为史料出新的对已有材料的新的解读，则往往为不少学者所忽视。这里所谓“新的解读”，并非无所依准的一味骛新，而是指相对于已有认识，更为符合史实及其本质的、能够促进史学发展的新的正确解读。
新材料的出现可以有力地促进人们的认识、推动史学创新，这是显而易见的。1978年曾侯乙墓发掘出土了我国先秦时期大量的乐器，特别是前所未有的成套编钟及其珍贵铭文，真实地反映了先秦音乐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水平，使我们对先秦音乐“一钟双音”设计、颟曾三度生律，十二律体系下的七声音阶、旋宫转调等，有了一个具体深入的了解，全面刷新了我们对于先秦音乐以至其后中国音乐发展的认识，有力地促进了80年代以后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但是，曾侯乙编钟这样的新材料毕竟是有限的，对其发掘利用也是有条件的，我们的史学创新不可能总是依赖于新材料的出现。相对于新材料的运用，对于已有材料(包括新出现的材料)是否达到和如何予以正确解读，对我们史学发展则是更为根本性的。
对于曾侯乙编钟的铭文，已有学者做过系统研究，所取得的显著成果为我们深入认识先秦乐律学成就及其规律提供了教益。但是对曾钟铭文的解读并非一切大功告成了，相反，铭文中尚有不少需要探究的问题，已有解读中也还存在一些有待重新思考、甚至是明显错误的地方。
譬如曾侯乙编钟下层二组10个钟，其正鼓所标音名由右至左(即由低到高)顺序为商、角、徵、羽、变宫、宫、商、角、变徵、徵。有学者从其中第三个音的徵算起，认为这里是一个含有纯四级的新音阶，接着又认为“曾侯乙钟铭的乐学体系……它的音阶形式是新音阶的体系，不是旧音阶的体系”，进而又推论说曾侯乙钟证实了“新音阶在先秦的音乐实践中早有巩固的地位”。从所作认定的八个音的音程关系看，的确是新音阶形式，但从曾钟实际所标音名看，却又分明是含有增四级的音阶，只不过从徵音开始，以徵音为最低音罢了。从曾侯乙钟整个标音体系看，其音阶基础不是新音阶，而是古人所认定的古音阶。所谓新音阶的认定，是将原本以徵音为首的音列经过阶名改换(把徵音当作宫音)后所做的判断。这种做法似乎是要否定原来的古音阶，认为古音阶音列实质上体现的是新音阶。从根本上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钟铭所能规定的范围，也远非是表面的阶名改换所能说明问题的。如果真的以为曾钟用的是新音阶，那就必须先回答曾钟铭文何以为古音阶音列，古音阶何以不能成立等复杂的问题。无论如何，仅仅由一个符合新音阶音级关系的古音阶音列来做判断，进而又做出曾钟整个音阶基础以至先秦音乐所用音阶的结论，都显然是来得太简单、太轻松，也太不可能了。
再如曾钟铭文“宿于索商之颟”、“宿于索宫之颉”等释文。有学者将其中的“索商”释为182音分的低商，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式的纯律”，说是“国外的纯律理论一般不承认182音分的商音。中国纯律理论既承认204的，也承认182的……一个普通的商，一个素商”。从曾钟铭文实际看，如下二4钟，其正鼓标音“商”，右鼓标音“羽曾”，释文中将右鼓“羽曾”与某些宫系相当的音做出了对应解释，其中即出现了“宿于索商之颟”一语。显然，释文中的“索商”(“索”通“素”)指的就是正鼓所标的“商”，而不是比正鼓“商”低的另一个182音分的商。“宿于索商之颟”的意思是说：“这里不同宫系中的音，它们的音高都符合本钟商音之颊颟部位的那个羽曾”的高度。由于错误解读“索商”一语，故而由错误解读所支撑的所谓“中国式的纯律”、“中国纯律……一个普通的商，一个素商”等论断，也就顿然冰释、化为乌有了。
对于曾钟铭文有着继续解读或重新予以解读的必要，而对于其他大量文献史料、文物资料来说，就更是存在着是否达到和如何予以正确解读的问题。努力寻求史料的正确解读，这正是史料出新的本质要求。以下分别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对如何正确解读做出阐述。
一、努力探求史料原义，了解古人本意，准确把握史料内容的具体真实
这里所谓“具体真实”，是对史料本身所传达的具体内容而言，强调的是史料的原义、本意。对于史料本身所传达的内容能否予以准确地领会、把握，这正是正确解读的一个最基本的方面。但由于史料本身、特别是主观理解上诸多因素影响，我们往往不能很好领会史料内容，甚至得出一些违背史料原义、古人本意的错误解释来。下面从史料的不同情况出发，针对一些具体实例做出分析。
我们对史料的解读，可能是具体字句含义的解释，也可能是数旬、整段以至数段文意的理解。具体字句的解释相对于段落文意的理解，一般较为单纯简单，但也不尽然。如《隋书・音乐志》在涉及清商三调时隋文帝所言“善其节奏”一语，其含义是“以其节奏为善”。对其正确解释，只要具备一定的古汉语语法知识即可，不需要高深的理论。而对另外一些史料字句的解释，可能就不是如此这般简单。有些字句的解释常常直接关系到整个文意的理解，而对于字句本身的解释也大都需要与其他内容或相关材料加以联系。《淮南子・天文训》在叙述十二律及其律数后有“极不生”一语，对此一语，一般按照三分损益法作仲吕不能返还黄钟解。从史料所提供的律数看，由仲吕继续相生的确不能回归黄钟律数，似乎以往解读无误。可是从上下文看，此处十二律是与十二月每律配一个月相对应的存在，明言“十二律应二十四时之变”，还有“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所述都是在讲律、历相应，同为循环而用的。如果依照仲吕不能返还黄钟的解释，即是说十二律不能往返进行，那么将它与终而复始的十二月、二十四时以及三百六十日对应而论，也就显得多余了。实际上，十二律之所以与十二月相配，也正表明十二律同样是终而复始的。可见，以往对于“极不生”的解释并非史料原义。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极不生”实际是说“十二律生完了，到头了，不需要再生了”，不是所谓仲吕不能返还黄钟的意思。此处对“极不生”的解释就比“善其节奏”复杂得多，不仅远远超出语义解释的范畴，而且需要将前后内容贯通起来考虑。
正确解读史料需要顾及史料自身的上下文，也需要联系其他有关的材料或认识，但这种联系一定要合理、恰当，不能丢掉史料自身的根本去做无根据的联想或猜想。《隋书・音乐志》在谈到南北朝龟兹乐在中原地区的流变时，有“其声后多变易”、“新声奇变”等语。有学者从后来阿拉伯音乐和现今维吾尔族音乐的特点出发，认为这些语句是在讲龟兹音律多变、含有四分之三音的，甚至将“其声后多变易”径直解为“七声后多变异”。阿拉伯音乐的四分之三音“其实是很晚的事了”，如今的维吾尔族音乐也已是在经历了千百年的民族巨变、宗教改观等西域历史上重大事件之后的结果，其与古代龟兹乐本不能直接等同视之。从史料本身平实看去，所谓“其声后多变易”、“新声奇变”并不是说什么特殊音律变化的，其中的“声”字系指音乐、乐曲，意思是说龟兹乐在流行中原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变化，它的曲调在当时演奏中经常是花样翻新、富于变化的。至于这种变化中是否含有特殊音律四分之三音，由史料本身无法看出。我们不能抛开史料随意发挥，得出一些史料本身所没有的东西来。
有文章批评隋文帝“好符瑞”而采用“黄钟一宫”，说是“有皇帝的喜好，便有百官的附和”。“当隋文帝下令牛弘作黄钟一宫后，牛弘这位隋朝大儒便也很乖巧地掉过头来，顺应隋文帝的意图改变了说法。不仅推说梁、陈雅乐是用宫声，又引用一些儒家经典及阴阳五行说，来解释黄钟一宫。”随即文章列出了“牛弘共详参议”一大段史料，似乎由此即可证明“牛弘替隋文帝黄钟一宫寻找历史根据，可谓费尽心机矣”。而当我们读了史料原文，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牛弘等并未因隋文帝下令作黄钟一宫便“很乖巧地掉过头来，顺应隋文帝的意图改变了说法”，他们所“共详议”的始终是围绕“还相为宫”进行，说的是“雅乐悉在宫调”，“雅乐……须以宫为本，历十二均而作”等内容。也就是说，牛弘等人所议的是十二均每均只用宫调，而不是十二均中只用黄钟一宫。那么文章作者何以做出与史料内容截然不同的结论来?根本原因是由于某种思潮影响而有了成见，总以为隋文帝“内心虚弱”、“不懂装懂”，而当他采用黄钟一宫后，百官们也必然是随声附和，于是对史料内容究为何指，便也不做仔细分辨，只管将其当成只用黄钟一宫来批评了。
当然，有时影响解读的原因可能并不在解读者，而在史料自身存在的某些记载不实、表述不清、文字错讹等。这时就需要对史料做出必要的校勘、辨析，以免由于史料的问题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即如《辽史・乐志》记录的燕乐二十八调，同类七调之前都冠以一个龟兹声名，以表明每组七调的性质所属。七宫、七商、七角所冠龟兹声名分别为娑陀力、鸡识、沙识，彼此显然一致，而唯有七羽前的“沙侯加滥”明显不符。“沙侯加滥”是增四级的变徵，而不是羽。这里显然是一处错误，理应予以勘正。除此明显的错误，《辽史》中还有“四旦二十八调”表述与其他史籍记载不合的问题，是否为另一处错误?有学者以此“四旦二十八调”为据，将“四旦”当作“四宫”，认为燕乐二十八调结构有可能是“四宫二十八调”，而不是七宫二十八调。《辽史》的“四旦二十八调”是否为“四宫二十八调”，关键是“旦”作何指，“四旦”是否为“四宫”。对此，《辽史》实际上已有所交待，以下三处可予辨析：
(1)“郑泽得西域苏祗婆七旦之声”：《隋书》中没有“七旦”只有“五旦”，虽无“七旦”但有“七声”，《辽史》“七旦”是否《隋书》的“七声”?
(2)“雅乐有七音，大乐亦有七声，谓之七旦”：很明显，“七旦”即是“七声”。准此“旦”者“声”也，显然与《隋书》“旦者均也”概念不同。
(3)所载二十八调四组七调前所标“娑陀力旦”、“鸡识旦”即为他书所载“宫调”、“商调”，准此“旦”即为“调”也。
仅依《辽史》，“四旦二十八调”也不是“四宫二十八调”，而仍为七宫、四调的二十八调。只不过《辽史》表述不以“七宫”而用“四调”，并且以“声”为“旦”，“四声”“四调”称作“四旦”，故与其他史籍不同。
对于某些史料的解读，其中个别字句的解释显得异常关键，直接关系到整个史料内容性质的判断，影响到某些重大结论的得出。这种个别字句很可能又是多义的，非轻易可以把握和确定的。这时就需要针对具体史料认真加以分析，并联系其他相关内容和材料做出准确的选择。《旧唐书・音乐志》在谈到坐、立部伎时有如下一段：
(立部伎)自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唯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坐部伎)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舞人皆着靴。唯龙池乐备用雅乐，而无钟磬，舞人蹑履。
其中“破阵乐”、“大定乐”、“庆善乐”、“长寿乐”、“龙池乐”中的“乐”是指“乐舞”无疑，可是“杂以龟兹之乐”、“独用西凉乐”、“皆用龟兹乐”、“备用雅乐”中的“乐”字又指何义?这四处“乐”字不再指“乐舞”是肯定的了，那么是否指的“音乐”、“乐曲”?有学者即作如此论，并由此得出坐、立部伎的音乐除了龙池乐、庆善乐，“其余的均已龟兹化”的结论。仔细分析史料，“音乐”、“乐曲”的解释存在不少问题：(1)“唯龙池乐备用雅乐，而无钟磬”一句，将雅乐解作“雅乐乐曲”而与作为乐器的钟磬相提并论，文意上显然不通。(2)“大定乐加金钲，唯庆善乐独用西凉乐”一句，对大定乐论的是乐器，对庆善乐又说的是乐曲，如此前后比较而论，逻辑上显然不妥。(3)“自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乐”一句，孤立看，将“乐”字释为音乐、乐曲似无不可。但《旧唐书》另有一段话：“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之曲。及即位，使吕才谐音律。”也就是说，先有民间流传的歌曲，后由吕才编配而成。若说这样一个作品混杂着龟兹乐曲声，说它龟兹化了，显然有违史料原意。那么，此处“乐”字又是否指的“乐器”?实际上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就是如此解释的。以“乐器”解“乐”，然后再看上面史料，我们便会明白：“原来古人是就坐、立部伎各个作品具体表演时的乐器配备、舞蹈装束情况而言的。在当时，不同乐器的结合使用，形成了雅乐、西凉乐、龟兹乐为代表的三种不同的乐队风格类型。所谓‘乐’，正是指在此基础上的具体乐器的调配运用，而不是指音乐、乐曲。”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坐、立部伎的音乐性质，也就不再会简单地做出那种“全龟兹化”的结论了。
有的史料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解读起来会有相当难度。对于这类史料，一要联系相关史料，二要对本史料多方面的内容做出综合分析。《宋史・乐志》摘录有蔡元定《燕乐》书的内容，王光祈根据其中“七声高下之略”一段提出了燕乐音阶的解释。有学者依据王光祈解释进而认为：“在我国古代音乐理论文献中，蔡元定是第一个指出燕乐音阶特点的学者。”如果说蔡元定论的是燕乐音阶，而他又是“第一个”指出这种音阶特点的，这就意味着只有蔡元定的音阶认识是对的，其他凡涉及燕乐的古代文献统统都是错误的。如此肯定蔡元定而否定其他古代学者及其文献，这在做法上是否妥当，立论上又能否站得住脚?蔡元定论的是燕乐二十八调的音阶，有关燕乐二十八调在蔡元定前后有不少学者涉及到，即如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南宋张炎的《词源》、宋末元初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等。这些文献所记二十八调的音阶，均为明确的古音阶，难道这些记载就都错了?这些文献暂可不论，我们还是回头看看有关蔡元定《燕乐》的全部论述，看其是否就表明了燕乐音阶。
《宋史》所录《燕乐》内容共有四段，另有一段脱脱评述的话。有关音阶问题，除了“七声高下之略”一段直接论及之外，另有两处也涉及到了：
(1)在“四声二十八调之略”一段，所列黄钟一均宫、商、羽、角四调，其中角调(闰角调)清楚指明是建立在“应钟”亦即音阶的大七级上，若是燕乐音阶第七级则应为“无射”而不是“应钟”。
(2)在脱脱评述一段，“所收二十八调……俗又于七角调各加一声”中的“各加一声”，亦即沈括《梦溪笔谈》每谈到一个闰角调都要在原有音列上增加的那个音，此音非他，也就是闰角调作为上五度正角调所属音阶第四级的增四度音。
这两处所显示的，分明不是什么燕乐音阶，而仍为古音阶。可见，蔡元定所论与沈括等人没有什么两样，他并未在此提出什么新的不同的音阶来。至于“七声高下之略”一段中的一些文字到底该做如何理解，蔡元定为何做此表述，其表述与其他段落内容是何关系等，我们还可继续探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联系有关文献、根据蔡元定的明确表述做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来。
《隋书・音乐志》有关开皇乐议的文字特别是其中郑译所说的话，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既重要又有诸多分歧的史料，其中既有费解难懂的字句，又有纵横复杂的内容。以往学者大都拘泥于其中个别字句做文章，如对“七声之内，三声乖应”和“一宫之内，三声并戾”具体如何形成做出推断。对此大段落的史料来说，个别的字句是整个史料内容的一个局部，其具体的本质亦为整体的性质所规定，因而就必须先从整体内容着眼方能予以辨明。为了正确解读这类史料，也为了准确理解其中个别的字句，即应对其复杂的内容，从大的层次结构、逻辑关系上予以梳理，以抓住其中最为本质的、具有规定性的东西。
就郑译所言分析，实际上含有以下内容层次：
(1)从“考寻乐府钟石律吕”到“每恒求访，终莫能通”，是说郑译发现了乐府乐调应用中存在的无法解释的问题；
(2)从“先是周武帝时”到“已外七律，更无调声”，是说郑译从苏祗婆处所了解到的龟兹乐五旦七调情况；
(3)从“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到“旋转相交，尽皆和合”，是说郑译在龟兹琵琶上将五旦七调推演补充而实现十二律八十四调系统的；
(4)从“仍以其声考校太乐所奏”到“例皆乖越，莫有通者”，是说郑译用他的八十四调衡量乐府乐调，仍然无法予以解释；
(5)从“又以编悬有八”到“谓之应声”，是说郑译根据他的八十四调和乐府乐调情况创立了“八音之乐”理论；
(6)从“译因作书”到“并立议正之”，是说郑译建议用他的八十四调及八音之乐理论来规范乐府乐调。
将以上各层内容综合起来，其主旨是在讲郑译针对乐府乐调问题提出他的解决办法的。首先是明确要解决的问题，这在(1)中已经指明，又在(4)中进一步指出以强调解决的必要。接着是如何加以解决，郑译要用他的八十四调和八音之乐来解决。郑译的八十四调是在龟兹琵琶上形成的，所以(2)、(3)先后介绍苏祗婆五旦七调和郑译如何将五旦七调推演补充的。(2)与(3)再加上论述八音之乐的(5)，郑译用来解决问题的一套理论办法就全交待完了。最后是在(6)中提出用他的理论来“正乐”的“立议”要求。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判明：(1)郑译所指“三声乖应”是对乐府乐调说的，不是指龟兹乐，也不是指其他。(2)郑译八十四调是在龟兹五旦七调基础上推演而成，二者之间是一致的。(3)龟兹音阶按所述音列为古音阶，或是将龟兹音阶纳入到古音阶中作解。(4)郑译乐调所用音阶以其所言“还用蕤宾为变徵”和苏夔所说“不闻更加变宫、变徵”仍为古音阶。(5)郑译总的是在表述当时乐府乐调与已有宫调理论(具体体现为郑译八十四调和龟兹乐调)之间的“乖应”“并戾”矛盾的。在经过认真梳理、搞明白了以上内容关系、问题性质之后，我们对于这段史料可能在对“三声乖应”、“三声并戾”的具体理解上还会产生分歧，但却绝不会出现那种根本性质模糊、混淆以至颠倒的认识来。
二、在具体真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把握符合历史发展本质的历史真实
这里所谓“历史真实”，是在对史料史实具体把握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其反映了什么、表现了什么，如何去认识说的、强调的是史料内容内在的真实和发展的本质。当我们通过史料弄清了一些具体的情况，就使我们对于历史所做认识判断有了一个史实依据。但是，“并非是史实的东西都能保证我们得出正确的认识，因为史实本身的存在就常常是纷繁复杂的，纷繁的史实中就有表面的与本质的、枝节的与主流的、暂时的与长久的等等复杂情况存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透过纷繁的史实表象，把握住那真正反映历史发展本质、主流的，也即是在更高的历史基点上着眼的历史的真实。而为了把握这种历史的真实，我们就要努力全面地掌握和透彻地分析研究史料、史实，不局限于个别的事实下结论，不被一时一事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特别是要努力用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自隋代以来，我国古代乐调中经常使用一些龟兹调名。郑译在其乐议中首先介绍了苏祗婆五旦七调理论，详细记述了龟兹音阶的七个音级及其名称，其后唐代著名的二十八调中某些调就固定使用了龟兹名称(如大石调、般涉调等)。《辽史・乐志》说二十八调“盖出九部乐龟兹部云”，是说二十八调形成与龟兹乐有关。使用有龟兹调名的二十八调不仅在唐代流行，而且成为宋代以后我国古代音乐广泛应用的实践乐调，直到清代成书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碎金词谱》等乐谱中，仍可见到龟兹调名的踪迹。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古代乐调中使用龟兹调名?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它是一种本质的表现呢，还是一种表面现象?当我们仔细研究有关史料后，即不难看出：
(1)郑译介绍龟兹音阶是与中原音阶相对应表述的，实际上是将其纳入到中原音阶来认识，具体的龟兹阶名都被赋予了相应的中原声名含义。郑译以苏祗婆五旦七调推演而成的八十四调，并非还是龟兹乐调，他只是借助于龟兹琵琶这件乐器在已经能够演奏中原五均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从而实现了中原完整的十二律旋宫体系。
(2)隋代既有郑译、万宝常的八十四调，又有祖孝孙未能应用的“推五音十二律为六十音……旋相为宫”之法。虽然隋代雅乐“但用黄钟一宫”，但十二律体系仍存在、仍在起作用。唐代音乐发展既有传统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如《乐书要录》中详尽的总结和阐发)，又有对传统理论的有力实践，八十四调、十二律旋宫体系经祖孝孙、张文收之手得到了充分实现。隋唐音乐(包括雅乐、燕乐)仍然是建立在传统五音、七声、十二律的根基之上。
(3)宋王溥《唐会要》载唐天宝十二年(754)太乐署公布宫廷所用调名及改变的调名，是按照所用调依二十八调予以分类的，其中既有十二律调名，又有包含龟兹调名在内的俗调名。龟兹调名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只是依附在相应的十二律调名之后作为“时号”列出，显然是以十二律为本，此亦即沈括《梦溪笔谈》所言“十二律配燕乐调”之谓。
(4)《乐府杂录》在分组列出二十八调之后，有“右二十八调，琵琶八十四调方得是”一语。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宋史》所载《景佑乐髓新经》、南宋张炎《词源》及陈元靓《事林广记》等，均将二十八调纳入八十四调体系中，其中龟兹调名也都在所对应的十二律调名之下。二十八调仍属八十四调体系，它只是八十四调中为实践所应用的一部分，而其中的龟兹调名早已失去原有的龟兹含义，具有了十二律调名的实质。
龟兹乐是隋唐时在中原影响最大的外族音乐。从郑译对五旦七调的介绍到龟兹调名在二十八调实践中的应用，似乎一切都表明龟兹乐对中原音乐产生了根本影响，真的是“龟兹化”了。但是透过龟兹调名应用的表象，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传统七声十二律的本质存在。龟兹调名作为一种“时号”的外来调名，其实从郑译推演八十四调时起，就已经纳入到十二律体系规范之中了。龟兹调名在中原的应用固然有它一定的原因，对此也理应予以深究，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失去对那背后隐藏的历史真实的把握。
从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有关汉魏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关中地区民族杂居、外族外域音乐盛行的史料记载，这些记载也大都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
《后汉书・五行志》：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一记载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被作为中原“胡化”风盛、中原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明证。可是我们稍微深入想想，汉灵帝的行为是经常如此还是出于一时的好奇?其后的皇帝有哪几位效仿他?隋唐时还有哪位皇帝如此做过?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于明白，原来汉灵帝的行为只是一种暂时的、个人的行为，它并不代表整个政权的意志，更左右不了整个传统体系的力量。打个比方，假如真的让汉灵帝彻底“胡化”而到西域民族中去生活，这恐怕连汉灵帝自己也不会同意的。
《晋书・江统传》：西晋时“关中人口百余万口……戎氐居半”。据说当时定居中原的少数民族有匈奴、羯、羌、氐、鲜卑等所谓“五胡”，正是他们在其后的动乱与战争中纷纷自立为王、建立政权，形成了北方长期的十六国的分裂局面，但也正是这些入主中原的“五胡”，却又都是“冠汉姓，尊汉制，自禁胡语、胡俗”的内附之民。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国有匈奴杂胡万余家”的拓拔鲜卑族的当政者，却深好“黄老之学”，仿汉人古制“谐音律，定律令”。北魏孝文帝还为此推行了一套中原化的改革，而被史界所称颂。实际上，“关中人口百余万口……戎氐居半”的记载即使完全属实，那这种“惊人”的民族杂居情况对于整个中原民族来说，也不过是一种局部现象。我们不能一见到这种民族杂居现象，就以为它“必然产生文化上的混融”，而看不到这些少数民族从语言、风俗、政治制度到礼乐文化等方面都在逐步地向中原靠拢，并最终走上了一条可说是自觉的中原化的道路。
对于上述汉灵帝的“胡化”行为和西晋时关中人口“戎氐居半”一类的记载，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关键在于能否避免那种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方法。汉灵帝(再加上那些“京都贵戚”)的“胡化”行为，充其量不过是面对胡物胡器一时的某些个人的行为，当然不能把它当作一种长久的、普遍的对于整个中原文化的“胡化”影响。西晋时“关中人口百余万口……戎氐居半”的现象，孤立起来看，的确是一种必然引起文化混融的“惊人”事象，但是就整个中原民族来说，此种“戎氐居半”又处于何等比重，能否从根本上影响中原民族及其文化?再说这种“惊人”的状况在关中地区是否就一直如此，其后不再发生变化了?对此，我们当然不能以片面代全面、将事物完全凝固起来，从而得出整个中原文化必然“胡化”，以至其后中国文化发展也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些不恰当、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论断来。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西域一带的佛教音乐、民族音乐便开始传人中原，隋唐史籍中都记录了此类大量的曲目。《晋书・乐志》载：“张博望入西域……得《摩诃兜勒》之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军乐。”此类佛教音乐的传人和使用是否也意味着当时中原音乐“胡化”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是否由此而改变了方向?对此，我们不能仅从汉唐这一时期来看，还需要与其后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以至现存的传统音乐联系起来。福建南音中有一首名为《兜勒声》的曲牌，此曲牌还广泛应用于闽南佛曲、梨园戏、傀儡戏、潮安祥和腔与潮剧中。从应用此曲牌的南音乐曲《南海音》来看，其演唱内容与所用场合都与佛教有关，唱词中多次出现“摩诃萨”之语。据此，有学者认为南音《兜勒声》可能就与汉代传人的《摩诃兜勒》佛曲有关。但从《南海音》的音乐曲谱来看，却看不到一丝一毫外来的痕迹，除了为适应佛教内容需要所具有的特殊情绪特征外，音乐上仍为与其他南音乐曲同样的风格特点。如果说《兜勒声》真的与历史上的《摩诃兜勒》有关，那么千百年后的南音现实又告诉了我们什么?现实的状况是，不仅南音的《兜勒声》，而且全国各地现存的佛教音乐都是属于中国传统五声性体系。那么这是否表明了，历史上佛教音乐的传人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原音乐，可能某些佛教的曲名、用语还在，但其音乐却已被同样适应佛教内容而又为中原民族喜闻乐见的五声性音乐所代替了。
我国古代音乐以乐谱形式流传下来的有不少，比较典型的如南宋音乐家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等。这些遗存的乐谱对于认识中国古代音乐弥足珍贵，但同时这些曲谱都需经过一个译解过程，而对于所译出的乐谱，就必然存在一个译解是否准确和如何正确认识利用的问题。译谱的质量与所译乐谱的价值作用直接相关，而对译谱的准确性及其价值作用同样不能孤立、静止来看，而要与后世乐曲的流传应用联系起来认识。譬如姜白石自度曲《醉吟商小品》和《惜红衣》，除了《白石道人歌曲》中的谱子外，《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也有同名的两首乐谱。一般认为后者“不是他的自度曲，而是南曲的唱法”，那么它们之间有联系吗?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样的联系?对于《白石道人歌曲》中的自度曲，我们大都认同杨荫浏的译谱，《九宫大成》中的则有钱仁康的译谱。将两处译谱加以比较，《醉吟商小品》在《白石道人歌曲》中为古音阶商调式，在《九宫大成》中为五声商调式。二者同为商调式显然是有联系的，说明后者再“南曲”化，如果原本是从前者而来，那就必然保持了某种联系性。再看《惜红衣》，其在《白石道人歌曲》中调名无射宫，曲子依谱面为七声宫调；在《九宫大成》中调名仲吕商，曲子为五声商调。二者之间差异很大，无法看出它们除了曲名之外在音乐上有何联系。那么二者就真的没有关系吗?如果后者真的是前者“南曲的唱法”，即使变化很大，也应有着某种音乐上的联系，特别是保持大的音体系风格上的一致。可是我们看到，前者比起后者来风格明显不同，其中某些片段就是现代西方大小调体系的音调特点。如果前者的译谱是准确的，既反映了原谱原貌又反映了当时的音乐风格，那么如此由前者到后者，期间发生了那些变化，这些变化又说明了什么?如果前者译谱的准确性是相对的，那就有可能存在某种失实或失误之处。这种失实、失误又可能是关键性的，从而造成原有音调的某种扭曲。这样的话，后者就有可能是真实的或接近真实的了。
十四五解读篇7
在木木的提醒下，米多多来到Z博士医疗站，博士热情地接待了她。
米多多拿出自己的“错题册”，Z博士戴上眼镜仔细看着。
17080020读作：七千零八十万零二十
“米多多同学，你这道题错在没能正确分出这个数的数级。我们从个位起数出四位，这四位是个级，剩下的三位是万级。”Z博士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着：
“读数时，我们先读万级，再读个级，读万级数也是按照个级数的读法来读，在后面加上一个‘万’字就可以了，另外每级末尾的0都不读，其他数位有一个0或连续有几个0都只读一个‘零’。”
“我明白了，这个数读作：七百零八万零二十，对不对？”
“对！就是这样读。读数前，一定要看清这个数有几级，分好数级，再按刚刚说的方法读。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2把下面各数四舍五入到亿位：
5479200002983000000
547920000≈6亿2983000000≈29亿
“这里的两题错在没有掌握四舍五入的方法。根据题意，要我们把这两个数四舍五入到亿位，只要看亿位后面的一位―千万位上是几，就可判断是略去尾数还是向前一位进一。上方的左边一题千万位上是‘4’，应舍去，却进了一，右边一题千万位上是‘8’应进一，反而舍去了，因此造成错误。”
“嗯，我知道了，547920000≈5亿，2983000000≈30亿。”
“是这样，求近似数的时候，找准尾数的最高位后，要明确‘四舍’和‘五入’的意义。该进的进，该舍的舍。”
3（1）量角的度数时，只要让量角器的中心和角的顶点重合就行了。（√）
（2）读角的度数时，对照量角器外圈或内圈的刻度读都可以。（√）
“这两个问题你都理解错了。（1）题错在没有全面掌握量角的方法。量角的度数时，首先让量角器的中心和角的顶点重合，其次还要使0刻度线和角的一条边重合。（2）题错在没有准确地掌握看量角器读数的方法。读角的度数时，使零刻度线和角的一边重合，当0°在外圈时，就对照外圈的刻度读出角的度数；当0°在内圈时，对照内圈的刻度读出角的度数。”
“博士，我明白了，用量角器量角的时候，把量角器放在角的上面，使量角器的中心和角的顶点重合，0刻度线和角的一条边重合，角的另一条边所对的量角器上的刻度，就是这个角的度数。”
“总结得很好！注意量角器上有两圈刻度，外圈是按顺时针的方向从0°到180°；内圈是按逆时针的方向从0°到180°。”
“谢谢博士，再见！”
“不客气，再见！”
米多多回到家中，翻开了今天的作业本：
（1）89000200、9603070、204500900分别读作什么？
（2）把6565000、9404000、5046400分别四舍五入到百万位。
十四五解读篇8
每天下午，我都要去图书馆，看三四个小时的书，图书馆内的书种类齐全：有可以提高作文水平的作文书；有可以丰富想象力的童话故事；有教孩子们做手工的手工书；还有可以增长历史知识的历史书……多的简直数不过来！
我最喜欢到图书馆的第五层看书，五楼有新一学期的教材全解、适用于各年级的作文书、阅读书、练习题……我可以提前掌握六年级的一些知识，等开学老师再讲课时，我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见解也会比其他同学更多，每天我都预习、理解一课，一些古诗，我会读上许多遍直到会背，古诗大意，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要了解，记住。数学则是记住公式，会运用公式做习题，知道题的正确做法。有时也可以找一些习题看一看自己会不会做，这样会使自己对它们的印象更加深刻。英语是记语法，学习新的单词、句子。
有一次，妈妈和我一起去图书馆读书，见我学的很认真的样子，便决定考考我，我欣然答应了。妈妈拿着书，翻了翻问道：“你会背《乐游园》这首古诗吗？”这可难不倒我，我很流利的将《乐游园》背了下来，妈妈又问我古诗大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我也都答对了，妈妈又考我数学题，“你算一算，二十八分之三乘以九等于多少？”“等于二十八分之二十七。”“怎么算的呢？”“分数与整数相乘，分母不变，只用把分子和整数相乘，所以二十八分之三乘以九等于二十八分之二十七。”“好，那四分之三乘以五分之二等于多少？”妈妈问。“等于十分之三。”“怎么算？”“分数与分数相乘，分母乘以分母，分子乘以分子，得数是二十分之六，因为有一条公式说分数能化简的要化简，所以约分后得到了十分之三。”妈妈还考了我一些英语的用法、句型转换等等，我都答出来了。
“不错嘛！你学的很认真，全答对了，提出表扬！！”妈妈笑眯眯地说。
我听了，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甜。有时我看累了，可以看几则小笑话，放松身心，没事还可以看看手工制作书，学一学做手工。也是很好的。
一个暑假，我看了不少书，使我的学习又进步了许多，就说英语作文吧！暑假前，我的英语作文只能写三四十个单词，而在暑假中，我不断的学习，记住了许多语法和许多新的单词，又加以练习，50个词、60个词、70个词……慢慢的增加，现在，我已经能写一百四十多个词的英语作文了呢！
十四五解读篇9
[关键词]宋代；皇室；殿阁；藏书
宋代宫廷藏书(皇室藏书)，即专门为皇帝与皇室成员建造藏书机构和处所，是宋代官方藏书的重要方面。宋代的皇室藏书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分布于禁中的专门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二是继位的君主为收藏已故的前一朝皇帝的御制御书及所撰诗文、书画手迹而专门建造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档案馆性质的殿阁。在北宋建造的殿阁中，同时藏有数量可观的其他各类图书。对于宋代皇室前一方面的藏书机构、处所与藏书情况，笔者已有专文介绍。本文是对宋代宫廷中后一方面的藏书的考述，以对宋代皇室藏书有一个较全面了解。
一、龙图阁
龙图阁是真宗为存放太宗御书、御集而下令建造的殿阁，开创了宋代为前朝君主专门建阁收藏其御书、御制的制度。
关于龙图阁的建造时间，《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五及《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八》、《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均称大中祥符中，误。《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999)闰三月庚寅’’条纪事：“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来上，一置禁中之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以备观览。”李焘注云：“此据本《志》，《实录》但云写一本置禁中，不及龙图阁也。《东京记》云大中祥符初建龙图阁。据此则咸平初，阁已建矣。”《玉海》卷一六三“咸平龙图阁”：“祥符初建龙图阁，以藏太宗御书。”但注云：“阁初建无岁月，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始御是阁，见于《国史》。”后又谓：“按《会要》大中祥符所造，以奉太宗御书，然自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已尝御是阁。”反驳甚是。《长编》亦明确记载真宗于咸平四年十一月“丁亥，幸龙图阁，召近臣观太宗御书及古今名画”。《玉海》卷二七“御书目录”所载同。事实上，《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五、《文献通考·职官考八》、《宋史．职官志二》所载与此三书其他章节所记，多自相矛盾。如《文献通考·职官考八》“龙图阁学士·直学士·待制”条既谓“宋朝大中祥符中建龙图阁”，又称“(龙图阁)直学士景德四年置”，“待制，景德元年置”。如龙图阁建于太中祥符初，何有先数年真宗召辅臣于龙图阁观书之事?又何有未建阁而先置龙图阁直学士、待制?故据《玉海》所引《国史》及《长编》所载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真宗御龙图阁事，龙图阁当建成于咸平四年十一月前。
据《玉海》、《长编》所载，龙图阁建成后即藏以太宗御制御书。另《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十月己卯”条纪事亦载：“先是，上(真宗)于龙图阁藏太宗御书。己卯，召近臣观之。上手执目录以示近臣，谓曰：‘先帝圣文神笔，朕集缀既久，至于题记时事，片幅半纸及书在屏扇或微损者，悉加装褙，已三千七百五十卷矣。’”此亦进而说明龙图阁早在咸平间已建成，并在建成不久即收藏太宗御书、御制3750卷，还编有藏书目录。
尔后，龙图阁的藏书数量有了大幅增加。《长编》“景德二年(1005)四月戊戌”条纪事：“阁上藏太宗御书五千一百十五卷、轴，下设六阁：经典阁三千七百六十二卷，史传阁八百二十一卷，子书阁一万三百六十二卷，文集阁八千三十一卷，天文阁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图画阁一千四百二十一轴、卷、册。上(真宗)曰：‘朕退朝之暇，无所用心，聚此图书以自娱耳。’”
宋太宗赵匡义和其兄赵匡胤一样，原是军伍出身，是后周禁军的一名中级军官，也是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他比赵匡胤更重文教，更重视读书学习。他曾对近臣说：“他无所爱，但喜读书。”“辰巳间(午前八时)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四时)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宋初他命大臣们所编的三部大书之一《太平总类》，足足有一千卷，太宗命令史馆每天进呈三卷，在一年中把它通读了一遍，是书因此改名为《太平御览》。太宗喜读书，也喜欢吟诗撰文，勤于著述。朝廷每有庆典及与臣下宴游欢娱，经常作诗赐予大臣，并命大臣们一起唱和。《宋史·艺文志》著录太宗著作有：《文明政化》10卷(子部儒家类)、《棋图》1卷(子部杂艺术类)、《太宗御集》120卷(集部)。又据《长编》卷二四载，太平兴国八年，太宗“撰《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十部二百五十卷，《回文图》十轴，示近臣”。另据《杨文公谈苑》记载：“太宗善飞白，其字大者方数尺，善书者皆伏其妙。又小草特工。”又说：“太宗善草、隶、行、八分、篆、飞白六体，皆极其妙，而草书尤奇绝。今上(真宗)悉赂求编次，凡三十余卷。”
龙图阁除了收藏上述太宗的御制、御书、诗文著作、书法墨迹外，还藏有其他各类图书与书画、瑞物等。景德二年龙图阁建立不久，所藏图书、书画总数达到29511卷(轴)。到了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一月，“三馆秘阁所藏(图书)外，又于后苑及龙图阁并留正本各及三万余卷”。
龙图阁有藏书目录，见上引《长编》等所载。《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著录有《龙图阁瑞物宝目·六阁书籍图画目》一卷，当时有印本颁降各地。龙图阁还有藏书印记，大中祥符二年三月铸，曰“龙图阁御书记”。龙图阁所藏图书不但数量多，校勘亦精。真宗曾不无夸耀地说：“龙图阁书屡经雠校，最为精详。”“朕求书备至，故奇书秘籍无隐焉。”
从以上有关典籍所载龙图阁的规模、藏书数量、质量来看，龙图阁在北宋皇室藏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太清楼同为皇宫中规模最大的藏书处所。太清楼位于后苑，龙图阁位于禁中君主日常处理朝政处，是真宗退朝之暇读书、休息、“自娱”之处。而且，自真宗朝起，龙图阁也成为君臣观书、宴饮、举行文化集会之地。
景德元年(1004)十月，置龙图阁待制；四年，置龙图阁直学士；后又于大中祥符三年置龙图阁学士。皆为侍从官等荣誉性带职名(元丰改制后为贴职名)，不参与阁事，实际工作由内侍三人掌之。
二、天章阁
“天章阁在会庆殿西，龙图阁之北”，以收藏真宗御书、御制为主，真宗在世日就已建成。其建造过程《长编》卷九六有较详细的记载：
(天禧四年十一月戊午)上(真宗)御龙图阁，召近臣观圣制文论、歌诗。上曰：“朕听览之暇，以翰墨自娱，虽不足垂范，亦平生游心于此。”丁谓等言：“圣制广大，宜有宣布，请镂板以传不朽。”许之，遂宴于资政殿。庚申，内出圣制七百二十二卷示辅臣。壬戌，宰臣等言：“圣制已约分部帙，望令雕板摹印，颁赐馆阁，及道释经藏名山胜境。仍命内臣规度禁中严净之所，别创殿阁缄藏。”诏可。寻于龙图阁后修筑，命入内都知张景宗、副都知邓守恩管勾，是为天章阁。
透过《长编》这段委婉记述中君臣心照不宣的对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章阁的建造完全是宋真宗直接授意，而宰执大臣们心领神会，投其所好。所以，天章阁也是宋代唯一由皇帝生前建造、命名，收藏本朝君主御制、御书的殿阁。在天章阁的筹建、建造过程中，真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关心。就在天禧四年(1020)十一月决定建造天章阁以后数日，真宗“出御制文草及赐中宫诗手书等示宰相。命宰相都大管勾新修天章阁，张景言、邓守恩等提点之”。接着，又以“天章阁兴功”，分别于当年十二月乙巳与次年正月乙亥，宴辅臣、近臣于龙图阁、承明殿。天禧五年二月“癸酉，幸天章阁，观上梁，宴从臣，赐物有差”。由于真宗的亲自过问，天章阁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于天禧五年三月戊戌即竣工建成。真宗又迫不及待地于两天后“令两街僧道具威仪，教坊作乐，奉真宗御集、御书白玉清昭应宫安于阁”，并赐宴阁下。
真宗生前就授意臣下建造天章阁收藏自己的御制、御书与其他图书，固然与其好大喜功、标榜自己有关，但综观真宗一生，在政治上虽无建树，并为了使其父太宗篡夺帝位与自己的继承皇位合法化，符合天意，还亲自导演了天书下降的闹剧。不过其在位期间，进一步推行太祖、太宗开创的重文政策，重视图书业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于三馆之外，首创在禁中建造龙图阁，收藏太宗御制、制书、诗文墨迹和经史子集等其他各种图书，并扩大了太清楼的藏书，使龙图阁和太清楼成为与三馆有同等地位的皇室最大的藏书机构及处所。真宗本人亦重文好学，喜欢读书。他尝谓近臣日：“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对此，不少宋代史籍都有关于真宗读书、讲经读史的记述。如宋人江少虞所编《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引述有关真宗读书著述的记载就有整整一卷，达三十余条。甚至在他外出巡行途中，也撰述不辍。据《湘山野录》记载：“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后苑，宣示御制《太清楼聚书记》、《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皆新制也。笑谓近臣曰：‘虽不至精优，却尽是朕亲撰，不假手于人。’”而《青箱杂记》卷三记载说：
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复有御制《读史记》三首，《读前汉书》三首，《读后汉书》三首，《读三国志》三首，《读晋书》三首，《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魏书》三首，《读北齐书》一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三首，《读五代后唐史》三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
另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一一记载，天禧五年(1021)二月，修天章阁功毕，四月时，阁中真宗著作计有：
辅臣集《御制》三百卷，凡《颂铭碑文》十八卷、《赞》八卷、《诗》三十七卷，赐中宫《歌诗手书》七卷，赐皇太子《歌诗箴述》五卷、《龙图阁歌诗》四卷、《西凉殿歌诗》一卷、《清景书事诗》二卷、《宜圣殿四园歌诗》三卷、《读经史诗》四卷、《维城集》三卷、《奉道诗》十卷、《岁时新咏》五卷、《歌》十五卷、《词》四卷、《乐章》一卷、《乐府集》三卷、《乐府新词》二卷、《论述》十卷、《序》八卷、《箴》七条各一卷、《记文》三卷、《祭文挽歌词》一卷、《书》十卷、《正说》十卷、《承华要略》二十卷、《静居集》三卷、《法音集》七卷、《玉宸集》五卷、《春秋要言》五卷、《试进士题目》一卷、《密表》、《密词》六十九卷；又有《玉京集》三十卷、《授时要录》二十四卷；又取至道元年四月讫大中祥符岁，中书、枢密院时政记、史馆日历、起居注善美之事，录为《圣政记》，凡一百五十卷。并命工镂板人以御书石本为九十编。
《宋史·艺文志》著录真宗著作有：《奉神述》1卷(史部传记类)，《正说》10卷、《承华要略》20卷(子部儒家类)，《汴水发愿文》1卷(子部道家类)，《授时要录》12卷(子部农家类)，《真宗御集2300卷、《目》10卷、《御集》150卷(集部)。
以上所引多种记载，说明真宗确实勤于著述，且都为本人亲撰。故《青箱杂记》称真宗“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确不为过。
另外，真宗尤喜收藏图书，自谓“在东宫时，唯以聚书为急，其间亡逸者多方搜求，颇有所得”。而作为听政后偃息之处的玉宸殿，景德四年(1007)时，真宗收藏的图书，不包括小说他书，唯正经正史屡校定者就达八千余卷，“其后，群书增及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书又七百五十三卷”。故天章阁是宋代各阁中仅次于龙图阁的另一重要的专藏皇帝御书、御制与其他图书的宫廷藏书处所。尤其是天章阁还藏有皇家的符瑞宝玩、太祖与太宗的御容画像，更使其具有特殊地位。
天禧五年，天章阁建成之次年二月，真宗就去世了。后仁宗与大臣们多次去天章阁观书，谒太祖、太宗御容，观瑞物。而在天章阁接见大臣，向大臣问御边大略、军政要事，成为对大臣们最高规格的待遇。如庆历三年(1043)九月，仁宗为支持范仲淹、富弼等推行新政，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对此，南宋人岳珂(1183－1234)有一段鲜为人注意的叙述：
及考典故，庆历三年九月三日召辅臣，天章阁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瑞物。熙宁五年九月辛亥，编排三司帐案所言太宗尹开封日，移牒三司，有御笔见存，诏送天章阁。元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书言录事孟述古编排诸房文字，得英宗藩邸转官六件文字，诏送天章阁。元丰八年六月十三日，诏延安郡王閤旌节择日移置天章阁。崇宁元年三月丁巳，自天章阁迁哲宗神御于景灵西宫宝庆殿，又更其殿曰重光。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诏天章阁崇奉祖宗神御，诸色人并不许抽差。夫西清列阁均以奉祖宗，而天章正居其次，太宗御笔当藏龙图，英皇告敕当附宝文，凡皆置之。于是阁神御之在禁中，自有钦先孝思殿，纵复为原庙，亦当在首阁。瑞物已藏龙图，而今天章亦有之。哲宗初嗣位，藏奉藩邸旌节，当是时已有三阁，而摘取其中一阁而特藏焉……前乎此对群臣率在龙图，自庆历而后多开天章。仁宗之问边事，神宗之议官制，皆在焉。
天章阁初未建官，仁宗天圣八年(1030)十月，始置待制；景祐四年(1037)三月，增置侍讲；庆历七年(1047)又置学士、直学士。
三、宝文阁
宝文阁在天章阁的西序，群玉殿、芯珠殿之北，旧日寿昌阁，仁宗庆历元年(1041)改为宝文阁。仁宗在位时，宝文阁已是禁中一重要的藏书处所。嘉祐间，曾因欧阳修奏，补写秘阁太宗御览书籍，“遂诏龙图、天章、宝文阁、太清楼管勾内臣，检所阙书录上，于门下省补写”。其地位已并列于龙图阁、天章阁、太清楼之间。仁宗听政之余，常在宝文阁挥毫泼墨并与皇室成员、近侍大臣诗文酬唱。如嘉祐七年(1062)十二月丙申，召辅臣、近侍、皇子、驸马等在龙图阁、天章阁观祖宗御书后，“又幸宝文阁，为飞白书，分赐从臣，下逮馆阁。作《观书诗》，韩琦等属和。遂宴群玉殿，传诏学士王珪撰诗序，刊石于阁”。而仅过了三天，“庚子，再会于天章阁观瑞物”。所以，宝文阁在仁宗生前就已有，但它不是为藏仁宗御制、御书而特地建造的，而是由旧寿昌阁改名而成。
史载，仁宗也是一位重文好学的皇帝。在听政、读书之余，仁宗作诗、撰文，著述颇丰。宋代自太宗朝起，“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赐之，累朝因以为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赐诗尤多”。当然，这些赐诗不都是仁宗所作，但大部分赐诗当是仁宗亲作。
《宋史·艺文志》著录仁宗著作有：《明堂新曲谱》1卷、《景祐乐髓新经》1卷、《审乐要记》2卷(经部乐类)，《宝元天人祥异书》10卷(子部天文类)，《洪范政鉴》12卷(子部五行类)，《攻守图术》3卷、《神武秘略》10卷、《行军环珠》1部(卷亡)、《四路兽守约束》1部(卷亡)(子部兵书类)，《仁宗御集》100卷、《目录》3卷(集部)。
仁宗亦好书法。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记载：“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翫好，唯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渑水燕谈》卷九亦谓：“仁宗天纵多能，尤精书学，凡宫殿门观，多帝飞白题榜，勋贤神道，率赐篆螭首。”
嘉祐八年(1063)四月，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即“以仁宗御书藏宝文阁，命翰林学士王珪撰记立石”。于是，宝文阁就正式成为专藏仁宗御制、御书、书法墨迹的皇室藏书机构。
英宗在位前后不到五年，在此期间，宝文阁未设官职。治平四年(1067)一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是年始置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并将英宗御制、御书附藏于宝文阁。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直到元符元年(1098)，十余年后，才确定建造收藏其御制、御书的殿阁，即显谟阁。在这之前，神宗御制、御书亦收藏在宝文阁。
四、显谟阁
显谟阁，专藏神宗御制、御书。宋神宗死后多年，一直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据《长编》卷四三四记载，元祐四年(1089)十月戊申，在神宗去世五年半以后，受命编次神宗御集的翰林学士苏辙上奏称，神宗御制文集凡著录935篇，为90卷，目录5卷，请求建阁收藏。苏辙在奏疏中说：“臣窃见祖宗御集皆于西清建重屋，号龙图、天章阁、宝文阁，以藏其书，为不朽之训。又别刻板模印，遍赐贵近，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时由旧党太皇太后高氏听政的朝廷，对苏辙的奏请未予采纳，仅下诏将神宗“御集于宝文阁收藏”，“更不别建阁”。距苏辙奏请后九年，元符元年(1098)二月丙申，大臣邓洵仁再次奏请为神宗建阁，时已亲政的哲宗立即采纳了邓洵仁的意见，“诏令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每员各撰阁名五名以闻”。两个月后的四月丙申，正式“诏建阁藏神宗皇帝御集，以显谟为名”。
综上所述，由于神宗在位期间，支持王安石等新党推行新政，在旧党支持者太皇太后高氏听政期间，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对神宗在位时的政策、政绩的评价，联系《神宗实录》几经反复重修，对已形成制度、为前朝君主建造专藏御制、御书的殿阁，在其去世十几年后才建成，证明在建造殿阁时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宋史·神宗本纪一》称神宗“天性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这虽然是封建社会史家对君主常用的一般性赞誉，但《宋史·神宗本纪》结尾《赞》中，对其用王安石为相，推行变法大不以为然，而对其读书论经史却大加称颂，可见神宗继承了前朝各帝好学重文的传统。就如神宗在政治上虽然不采纳司马光的意见，但对其编修《资治通鉴》却十分支持，允许他借阅三馆所藏图书，还特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中皇室的藏书。并“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引者按：神宗当太子时居处)旧书二千四百卷”。这同时说明，神宗当太子时就喜欢收藏图书。《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神宗御笔手诏》21卷、《(神宗)御集》160卷。
显谟阁建立后，久未设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显谟阁改名为“熙明阁”，置学士、直学士、待制，其序位在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下。崇宁元年(1102)，恢复原名。
五、徽猷阁
哲宗去世两年多后，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十六日，诏实录院编修哲宗御书。崇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书成，共100册，凡2057篇。大观元年(1107)二月、四月，又两次下诏重加编纂删定，成693篇，30册。赵士炜辑《中兴馆阁书目》著录有《哲宗御书》前后集27卷，《前集》政事18卷、文辞1卷，《后集》文辞1卷、政事7卷。《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哲宗御制》前后集共27卷。
在哲宗御集编定之次年，大观二年(1108)二月十三日，徽宗下诏建阁以藏哲宗御制、御集，以“在《诗》有之‘君子有徽猷’，是为论德之美，而观道之成，于是乎在。其哲宗皇帝御集，建阁以徽猷为名”。如前龙图阁等例，置学士、直学士、待制。政和六年(1116)九月，增置直徽猷阁。
六、敷文阁
宋徽宗赵估是宋代最为昏庸的君主之一，但多才多艺，在诗词、书画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徽宗一生留下了数量十分可观的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黄钟征角调》二卷(经部乐类)，《宣和殿记》一卷、《嵩山崇福记》一卷、《太清楼特宴记》一卷、《筠庄纵鹤宣和阁记》一卷、《宴延福宫承平殿记》一卷、《明堂记》一卷、《艮岳记》一卷(史部传记类)，《老子解》二卷、《天真示现记》三卷(子部道家类)，《徽宗御制崇观宸奎集》一卷、《(徽宗)宫词》一卷(集部)。
绍兴八年(1138)南宋定都临安后，加快了原作为行宫的皇宫建设，恢复北宋在禁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制、御书的制度。在此之前，多次下诏号召朝野臣民踊跃进献图书，收集到不少前朝的《实录》、《会要》、《国史》及其他图书，包括徽宗的御书笔札。如绍兴三年(1133)正月，访知“湖州管下故执政林摅家有道君皇帝(徽宗)御书”，“令本州守臣劝诱献纳”；当年五月一日，承奉郎林俨又上徽宗御书、御画、御笔札答共七轴。绍兴十年(1140)，徽宗的御制、御集编集完成。于是，是年五月十一日，“诏特建阁，以敷文为名，置学士以下官”。此后，对徽宗御书、御札又广加收集。绍兴二十四年(1154)，实录院重新编类徽宗御集，“凡百卷，上(高宗)自序之”。先“权奉安于天章阁”，后藏于敷文阁和秘阁。集中“凡诗百五十有五、词二百、赋一、序十有二、记十、碑四、策问九、文七、乐章三、挽词二十有七、杂文十有五、《诗解》九、《论语解》二、《道德经解》八、《南华真经解》八、《冲虚至德真经解》十有二、《广济经》十、《经录科仪》二、政事手札千五百五十、边机手札二百四十有四”，比前绍兴十年所编御集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了增加。
七、绍兴重建天章等阁
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几经流离颠沛，绍兴八年终定都临安。在此前后，着手建造皇宫及各司机构。为恢复在宫中建阁收藏前朝君主御书、御制的制度。绍兴六年(1136)三月丁酉，高宗“诏于皇城内修盖天章阁，以奉祖宗神御。后以亲征，未及行”。此后，恢复建造北宋诸阁之事也就搁置下来。原天章阁所藏各帝御容、瑞物由大臣专门护卫，凡高宗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如绍兴元年(1130)十一月，“诏天章阁祖宗神御二十四位，权于临安府院奉安，朔望节序酌献供飨一分而已”。又如绍兴十年三月“壬寅，奉安徽宗皇帝、显恭皇后、显肃皇后神御于天章阁西之神御殿”。这里的天章阁都是指当时恭奉原北宋天章阁祖宗神御的临时殿阁。正式恢复建造天章诸阁是在绍兴二十四年。《要录》卷一六七载，绍兴二十四年九月“乙亥，诏建天章等六阁”。记载十分简单，也未列六阁具体阁名。而《咸淳临安志》卷二《行在所录二·宫阙二》祖宗诸阁所记较为具体：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龙图阁、真宗皇帝天章阁、仁宗皇帝宝文阁、神宗皇帝显谟阁、哲宗皇帝徽猷阁、徽宗皇帝敷文阁……祖宗诸阁皆以藏御制御书图籍宝瑞等，惟天章阁自东京时以奉列圣御容。中兴以来，驾所幸处必择地安奉，恭称日天章阁神御。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始讨论制度，重建天章一阁，而诸阁所藏皆在其中，自龙图至(显)[敷]文之阁凡二十四字合为一扁。
据此，绍兴二十四年所建太宗龙图阁至徽宗(显)[敷]文阁在内北宋六阁，实为一阁，故阁之匾额“二十四字合为一扁”。由于天章阁恭奉祖宗神御的特殊地位，遂总称为天章阁。需要指出的是，六阁中虽然包括敷文阁，但敷文阁是徽宗死后高宗遵祖宗遗制，于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专门“诏特建阁，以敷文为名，置学土以下官”。而北宋建造过的另五阁，由于阁中的御书御制与原藏的大量图书多已不存，故五阁只是名义上的恢复重建。另，以上诸阁各帝与徽宗都是北宋东都时的“祖宗”，把敷文阁与天章等五阁建于一处，合为一匾，也就在情理之中。
南宋时，为徽宗建敷文阁后，自高宗以下至理宗所建各阁有：高宗焕章阁、孝宗华文阁、光宗宝谟阁、理宗显文阁、宁宗宝章阁，都建在天章阁内，然虽有阁名，实际却无专门的殿阁。“天章、龙图、宝文、显猷、徽猷、敷文、焕章、华文、宝谟九阁，实天章一阁”。且南宋五帝之阁，与北宋在东京所建诸帝之阁不同，仅收藏各帝御制、御书，很少收藏其他图书。限于篇幅，兹省略不述。
度宗去世(1274)后不到五年，元灭宋，故度宗及以后几个短命皇帝都未建阁收藏其御制御书。
综上所述，自宋太宗去世，真宗建造龙图阁收藏太宗的御制御书、诗文墨迹起，建造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作为一项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高度重视图书典籍与档案材料的收藏。联系宋代官方、私家、书院、寺观等其他方面的藏书，充分证明宋代在中国古代藏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十四五解读篇10
日语高考非听力试卷结构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单词，十五小题，共十五分。第二部分：语法知识的运用部分，四十五小题，共四十五分。第三部分：阅读部分，三十小题，共六十分。第四部分：写作部分，共三十分。日语高考听力试卷结构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听力，十五小题，共三十分。第二部分：语法知识的运用部分，四十小题，共四十分。第三部分：阅读部分，二十小题，共五十分。第四部分：写作部分，共三十分。
二、试卷内容分析
从试卷内容来看，第一部分相对简单，并不能拉开考生之间的分数差距；第二部分主要考查学生对语法知识的掌握及再输出情况；第三部分主要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五篇阅读文，共2200字左右，阅读量对考生来说比较适中，因此，这一部分对中等以上的考生来说，分数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差距；第四部分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从这一部分的得分情况来看，大部分考生都在十四、五分左右，即处于第三档作文之列（写出写作要点，语言欠通顺）。从以上分析来看，考生要想在高考中考出理想的成绩，就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加强语法知识运用的练习；（二）提高写作能力；（三）进一步提高阅读能力。
（一）关于语法知识运用部分的分析
语法知识运用部分基本分为四部分：①助词考查；②文化考查；③敬语考查；④其他知识考查（惯用型、助动词、补助动词、副词、助数词、接续词、用言活用、自他动词、外来语、代词、形式体言，等等）。
2005-2011年高考日语试卷语法知识运用构成表
从上表来看，助词考查和其他部分是考查重点。其他部分以助动词、补助动词、惯用型考查为重点，副词、形式体言考查为难点（见附表）。
（二）关于写作部分的分析
作文材料：材料形式有图、表、与作文相关的一段表述、短文，等等。文体多以观点作文、叙事性为主。
1.日语观点作文就是对某一种观点阐述一下自己的意见。例如：2005年是谈对“高三学生看电视”的看法，2007年是谈对“学历、做自己喜欢的事”的看法，2008年是谈“自己的朋友观”，2009年是谈对“天生才能和后天努力”的看法，等等。观点作文基本结构分为：“起·承·転·結”。①“起”就是写出自己的观点。主要使用的表达方式：“私は……という意見に賛成（反対）である。私は～方が……と考える。私は……が最も……と考える”，等等；②“承”就是写出理由。主要表达方式：“なぜなら……からだ。また、……からだ。理由は二つ（三つ）ある，一つは……からであり，二つは……”等等；③“転”就是写出具体事例或反论。具体事例主要表达方式：“例えば……，また、……。例えば……も……し（ば）、……も……”，等等，反论主要表达方式：“確かに……，しかし、……。確かに……が，……ではないだろうか。確かに……，しかし、もし……としたら、……ではないだろうか。確かに、……だろう，しかし、だからといって、……といえるだろうか”，等等；④“結”写出结论。主要表达方式：“従って、私は……と考える。以上の理由で、私は……と考える”，等等。观点性作文可以借助“思维导图”来完成。以下是关于校服“思维导图”的实例：
2.叙事作文就是对某件事情的叙述。例如：2007年听力试卷是李平看望住院的铃木，要求学生根据李平和铃木的会话写一份班级通信。叙事作文一般比较贴近社会生活，此类作文要求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关注社会生活，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培养自己的正确价值观。同时还要注意认真完成试卷中的写作任务。叙事作文在写作时，要注意写清楚5w1H，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如何做。
（三）关于阅读部分的分析（2011年高考日语试卷）
1.准确理解文中句子具体信息：非听力卷56、57、61、60、65、74。听力卷66、69、72、73、74。
特点：一般考查具体句子的主语、意思、与文章内容相符合的内容。
2.理解文章基本结构：非听力卷58、64。听力卷56、59、67。
特点：主要考查段落之间、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围绕接续词设题。
3.指示代词的考查：非听力卷59、62。听力卷58、61、65。
特点：指示代词所代指的内容。
4.对文章大意的把握：非听力卷66、67、73。听力卷70。
特点：考查理解句子中的某一具体信息，需要把握相关段落的大致意思。
5.根据上下文对文章内容、词义的推断：非听力卷63、72。听力卷57、63、64、68、75。
特点：考查根据文章所给的信息对陌生的词语、未给出的内容或未明确说明的部分加以准确推断。
6.对作者的意图或文章的主旨的考查：非听力卷70、75。听力卷60。
特点：一般是在询问作者最想说的是什么。作者意图有时给出比较明了，有时需要对整篇文章大意加以总结。
（7）对原因、理由的把握：非听力卷68、69、71。听力卷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