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歌篇1
关键词：中和之美怨而不怒和而不同水火济济集大成
唐代诗人中，杜甫的诗歌最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的中和精神。无论是从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看，从选择的诗体形式看，从有意使用矛盾的对立统一看，还是从继往开来的诗史意义看，都是如此。
其一，杜诗在表达感情时体现了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中庸色彩。杜甫的儒家思想非常纯正。杜甫不但“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艺概》卷二），而且发展了儒学。莫砺锋说：“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1]（p12—13）生活于离乱艰难之际，杜甫即使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把儒家的仁爱思想发挥到极致，显示了忧国忧民的博怀。王安石笔下的杜甫：“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杜甫画像》）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极端痛苦中，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看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现实，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名句，但其表现出来的思想仍然是儒家的“怨而不怒”。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2]（p453）不但如此，杜甫也说自己的诗法是从儒家而来，“法自儒家有”（《偶题》），这是最鲜明的态度。
其二，“和而不同”的诗体形式。杜诗对于当时的各种诗体，都积极参与创作，并大胆探索。根据莫砺锋的统计，杜甫有五古263首，七古141首，五绝31首，七绝107首，五律630首，七律151首，五排127首，七排7首。[3]（p236）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杜甫诗歌的诗体形式非常全面，古体诗与近体诗同样得到了发展。唐朝前期，一度出现过古、近体诗互相排斥的现象，初唐的宫廷诗人喜欢写近体诗，陈子昂则对其大加鞭挞，他本人也很少写近体诗。即使到了盛唐，大诗人李白还在高喊“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五十九首》），尽管他本人其实从中受益不少。在杜甫的创作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并存。他不仅是唐五排最多也最成功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七排的新形式。五排和七排的发展、成熟，则代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顶点。
除了在五排和七排上的创新外，杜甫的其他诗体也有一些变化。他的五古具有明显的“赋化”特点。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叙自凤翔北行至邠，再自邠北行至鄜沿途所见，纯用《北征》《东征》《西征》诸赋章法，化赋为诗，文体挹注转换，局度弘大，其风至杜始开。”[4]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作者创造性地将前人常用的“纪游”和“咏怀”题材合而为一。他的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不仅摆脱了音乐的限制，而且摆脱了古体的限制。元稹《乐府序》：“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就近体诗而言，用律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也是从杜甫开始的。为了让律诗表达更丰富和重大的内容，他还开创了组诗的写法。他的绝句也很有特色，一些作品重视对仗，甚至两联皆用对仗，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杜甫笔下，中国诗歌的诗体形式第一次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他能让这些诗体“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有意使用过这么多的诗体，他同时代的人也无人做到这一点。但在他之后，尤其是宋代以后，几乎所有有成就的诗人都做到了这点，这正可以看出杜甫的巨大影响。
其三，杜诗体现了众多矛盾的对立统一。从表现看，杜甫的诗歌充满着矛盾，不少论者都注意到了这类问题。其实不是矛盾，是杜甫在有意追求对立面之间的互相统一。杜甫把许多相反相成的矛盾放在一起，使得他的诗歌整体上更加具有“水火济济”之美。
在诗歌语言上，杜甫一方面非常注重读书的作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的诗歌不但使用典故很多，而且达到了用典不啻口出的境地，如其《兵车行》中的前两句“车辚辚，马萧萧”竟然都是使用《诗经》中的句子。这一点后来被黄庭坚夸张为“无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杜甫强调“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事实上他长于自铸伟词，创造出许多精练生动的句子。如对其《登高》一诗，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分析说：“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5]（p215）。但同时，他又主动采用民间口语，如“三吏”“三别”直接让人物自己说话，中间不乏这样的语言。元稹说他：“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各酬本意次用旧韵》其二）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中对他的这类语言评价很高：世徒见杜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6]（p450）
三者之中，不仅使用典故和自铸伟词是一组对立的矛盾，二者与家常语也构成一组对立的矛盾。
在诗歌技巧上，杜甫说自己一方面“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另一方面又“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表面看来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其实这两者又是统一的。黄庭坚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7]（p471）朱熹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当处便押一个韵。”“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8]（p3326）乍一看，这些说法差别很大，但都承认了杜诗“浑漫与”的一面，其不同在于，黄庭坚是一流的大诗人，他看到了其中“诗律细”的一面，认为其中有“大巧”，是“平淡而山高水深”；而朱却认为是老杜的诗歌水平退步了。程千帆、莫砺锋《老去诗篇浑漫与——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人的影响》认为，杜甫晚期今体诗在格律方面，有意打破平仄和谐，写入一些不尽合律的拗句；绝句多对仗；律诗对仗灵活而不拘滞。[9]（p87—90）这些特点，使得其诗歌显得似乎不那么工巧，而更有古体诗的那份灵活，但其实又都是“有意”为之，这正好揭示了杜甫晚年的诗歌是有意把“诗律细”和“浑漫与”中和统一在一起的。
即使单纯从诗歌中感情的表达方式来说，也体现了对立统一。诗人对国家人民的命运饱含非常动人的感情，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滕王亭子二首》其一）等等。在这样的诗歌中，作者以己为诗中主人公，感情直接抒发。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作者却让自己退到一边，仅冷眼旁观去记录所看到的东西。如《丽人行》只写外戚的春游时的奢华和气焰，作者未有一句可否；“三吏”“三别”干脆直接让诗中人物自己说话，作者主要是像史官那样记录而已。在上面所举的这些诗歌中，作者忧国忧民的感情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抒情的方式而已，前一种表达较显露，后一种表达较隐秘。
其四，杜诗是把“学古”与“变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集大成”。他主张广泛地学习前人的诗歌成就，“转益多师是汝师”，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中唐元稹《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已是“集大成”的意思。以上两个说法主要从杜甫博采他人之长的角度提出，而其诗歌的创造性也非常突出。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一文认为他有十项开拓。[10]（p48）
于唐代，杜甫是最善于学习的，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大诗人，他是中国诗人中能够把“学古”与“变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他本人的诗歌具有多方面的风格。据《遯斋闲览》载，王安石曾经拿他和李白比较说：“白之歌诗，……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11]（p37）
杜甫的“集大成”，特别是他的风格多样性给后人开启了许多不同的学诗法门。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云：“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叶燮《原诗·内编》曰：“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戛，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先河。”他们的说法虽不同，实质并无区别，都强调了其对后代诗歌的巨大影响。
对于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承先启后的独特作用，前人从不同的方面多所阐发，其中明人胡应麟说得最为全面：“大概杜有三难：盛极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子建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导源，为百世师，二也；开元既往，大历既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12]（p91）
杜甫的诗歌显示了多方面的中和特点，这是他高于所有的唐代其他诗人的地方。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成熟期，宋型文化最富于中和精神，宋代诗歌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富于中和之美的。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杜甫最终成了宋诗的榜样，实在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注释：
[1]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2][6]张戒：《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岁寒堂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胡小石：《杜甫小笺》，江海学刊，1962年，第4期。
[5]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7]黄庭坚著，刘琳等校点：《黄庭坚集》（第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宋]黎靖德编，王星贤校点：《朱子语类》（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9]程千帆：《被开拓的诗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0]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杜甫的诗歌篇2
【论文摘要】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忧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终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内心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和责任所致。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杜甫的诗歌篇3
【关键词】杜审言;杜甫;儒学传统;诗学传统;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家风、家学承袭
(一)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着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淅?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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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得臣.麈史·诗话部.见于《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3
杜甫的诗歌篇4
关键词：备考杜甫诗歌思想境界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6（c）-0097-01
初中阶段学生学过的杜甫诗有《望岳》《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望》《旅夜抒怀》等，小学学过的最为印象深刻、意境悠远的有《江畔独步寻花》和《春夜喜雨》。这些诗词篇目虽然不多，但我们能够从诗歌的历史背景与内容中探究到杜甫的思想境界。
1于历史背景中挖掘情感
杜甫早期为官，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他的《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写下了著名的“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后来杜甫把家安置在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春望》《哀江头》等诗。其中《春望》在中学课本中，以“感时伤怀”衬国破家亡之景，最令人深思。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此间写下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抒写到了极致。
2品内容领悟思想境界
新课标对诗词教学提出了如下建议：“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甫的作品展示了他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从诗歌的内容上剖析杜甫的生活现状，体会他处于不同境地时的心情。
2.1壮游世间的雄心壮志
三十岁以前的杜甫，在《壮游》一诗中写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他登昨泰山，《望岳》一诗中尽显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抱负。那巍峨的高山，神奇秀丽的景色，让杜甫生出不畏困难、俯视一切、勇攀绝顶的雄心和气概，那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更时时扣击着人激情澎湃的心灵。
2.2漂泊异乡的片刻轻松
《江畔独步寻花》展现诗人漫步江边，悠闲自适的心情。品读诗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我们仿佛看到诗人轻松漫步的于江边的惬意，而“时时、恰恰”这些极富韵律的字眼，使得全幅明丽纷繁的画面充满了动感，也使得诗歌有着更明快、更流利的节奏。
《春夜喜雨》是杜甫在成都草堂所作。当时杜甫与农民一起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雨来临，滋润农田，作者由春夜雨景，想到万物萌发，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来表达内心的喜悦，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抒发对春夜细雨的无私奉献精神的赞美。
于漂泊中偶过几年悠闲的日子，杜甫满足于自然风光赠予他的舒畅，得意于耕作收获的充实。自这两首典型的诗中我们可以穿透历史的风烟，与杜甫一起欢畅，一起感悟人生。
2.3政治失意的犀利笔锋
唐玄宗时，由于宰相李林甫从中作梗，杜甫几次未受重用。政治上的失意使杜甫的眼光关心个人命运而转向整个社会。他看到了国家为“开边”而给百姓带来的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以《兵车行》一诗控诉朝廷“开边”政策给百姓带来的学生灾难，以“三吏、三别”来昭示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亟需国家实施有力的措施以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他日渐犀利的笔锋里，力陈黑暗的社会现实：百姓不能安然入睡，夜深了还担心“有吏夜捉人”，被捉去的兵丁面临“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的命运，更有甚者，有的人一去不还，落得“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悲惨结局。
2.4寥落前程里仍忧国忧民
由于经历了唐代由盛到衰的过程，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的困难生活的同情。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在他面对自己赖以栖身的茅屋，看见无情的秋风“卷我屋上三重茅”，看到南村群童“公然抱茅入竹去”，自己“唇焦口燥呼不得”，只能在秋夜黯然面对床头如麻不断的细雨。尽管境遇如此凄凉，杜甫此时想到的却不是自己，仍抱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社会理想，即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忧国忧民的胸襟！这种在自己寥寂的日子里，在自己身难保的境遇中，仍心系国家，关心人民疾苦的情怀，怎不令人生出敬意？
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他的诗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诗史”因此而得名。杜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来的文学风格迥然不同。但无论怎样的诗句，我们在中考备考时，仍要以杜甫生活的背景为基础，立足杜甫诗歌的思想内涵，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杜甫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了解这位用心去抒写情怀的诗人，让他诗歌的思想境界以更开阔的意境展现在读者面前。
参考文献
[1]顾农.杜甫文艺思想的核心[J].语文教学与研究，1984.
[2]庄海志.读杜甫的《月夜》[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8）：91.
杜甫的诗歌篇5
【关键词】杜甫；诗歌；艺术特色；现实主义
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所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很少有诗人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杜甫诗歌在艺术上所达到的纯熟、精湛的程度，在我国浩浩荡荡的文学长河之中，也是很少有诗人能够企及的。杜甫是站在唐代文学辉煌颠峰的不朽的诗人[1]。他的诗歌广泛地、深刻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矛盾[2]。因之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
一、杜甫诗歌的思想性
早在唐代，杜甫就有“诗史”之称[4]。因他的诗不仅广阔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诗人满怀同情地真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们的情感，愿望和要求，诚挚动人地表现了他的至死不渝地爱国热忱，深刻地揭露和有力地鞭鞑了统治阶级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5]。
（一）反映民生疾苦，表现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杜甫广泛而深入地体验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诗歌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在赋税剥削和不合理兵役制度压迫下的痛苦遭遇。“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关怀、同情人民的博怀的真实写照。当他亲眼目击不义战争的征戎造成人民生离死别的惨象时，便写出《兵车行》那样的长歌，对人民深表同情。在安史之乱中，亲见了残酷的兵役所造成的各种悲剧，则写下“三吏”、“三别”等诗篇分别加以反映，字里行间可看出诗人的泪痕。人民的贫穷，痛苦来源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对此，诗人勇敢地加以揭露：“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鞑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人民在战乱中，在剥削，压迫下丧失了起码的生活条件，被迫出卖儿女哀哀痛苦的惨状都被诗人反映在诗里：“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枯棕》）尤其可贵的是，诗人在自身极其艰难、痛苦的境况下，也能推己及人，关怀更为不幸的人民。
（二）忧国悯时，表现深挚的爱国感情。杜甫关心国家命运，他的大部分诗篇忧国悯时，流露出真诚感人的爱国热忱，“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正体现诗人始终如一的忧国情思。杜甫对平乱期间的军事、政治、外交都曾在诗中表示过卓越的见解。他认为不宜多借用回兵来评乱：“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北征》）；更不宜让他们留在中原，招致祸患：“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留花门》），诗人切实感到要评定叛乱，必须依靠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他自己的理想虽然落空，可是还寄希望于朋友，他曾冒受死进谏，也要求朋友们“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的喜怒是以国家的盛衰存亡为转移的。他为叛乱平息，国家复归一统而喜：“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为战乱不息而忧：“万国城头吹画角，此由哀怨何时终”（《岁晏行》）。诗人到死不瞑目。
（三）揭露统治阶级荒淫腐朽，表现强烈的憎恨感情。杜甫勇于揭露弊政。抨击上层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和骄奢淫逸。“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正表现出他这种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诗人痛恨统治集团荒淫的生活。在诗歌中把统治集团的豪华奢侈和人民饿死亡加以鲜明、强烈的对比，是非爱憎，了了分明。杜甫抱着“济时敢爱死”（《岁暮》）的献身精神，“疾恶信如仇”（《除草》），对于一切危害人民、国家的人和事，都象“芒刺在我眼”（《除草》）一样，加以揭露和批判，这是以前诗人所不及的。
（四）歌咏自然景物，抒写亲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杜甫一生始终洋溢着真挚火热的激情，即使在政治上迭遭打击，在生活中屡受折磨，也从末低落和消沉。政治态度上出如此，对日常生活及自然景物也无不充满着深挚的感情。在其吟咏自然景物、怀念亲友、咏史怀古的作品中，也常表现出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关心时政的思想感情。公元763年腊月，吐蕃陷长安，大肆劫掠，诗人在蜀中见到山花早开，在其《早花》诗中流露出对京城，时局的满腹忧虑；《登楼》更是这方面的名作，对景伤时，寄恨无遥深。《月夜》和《月夜忆舍弟》是他怀念亲人的名篇。杜甫怀念李白的诗歌写得即多又好，其中有对李白的倾慕；有对李白的同情，并为之鸣不平。鉴于以上杜甫本人被誉为“诗圣”的桂冠。
杜甫的诗歌的思想性决定了他诗歌的艺术特色。
二、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
杜甫诗歌思想内容博大深厚，题材严肃，感情深沉，表现手法变化多端，故我们称杜甫最大成就和特色，是现实主义。以他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诗多取材于生活，所以他需要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就是形成他的诗的这一特色的内在原因。在此，我们分叙事诗、抒情诗及语言和体裁来谈这方面的运用。
（一）叙事诗
1、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杜甫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征夫》），杜甫这些诗所以千百年来都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也应在于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2、寓主观于客观。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审杜甫叙事诗的最大特点，也是他最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在《石壕吏》中除“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二句微微露出了他的爱憎以外，便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主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在《兵车行》里，杜甫始终没有开腔，“行人”的话说完，诗也就结束了。他的诗寓讽刺于叙事之中，更觉得哀痛真挚。
3、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为把人物写得生动，他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作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他十分重视诗歌语言的琢磨、锤炼，善于运用最少的文字，贴切而行象地表现最多的内容。“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宋代学者罗大经就曾说这十四字中含有八层的意思。“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洗兵马》），极为形象地概括了战乱时代和诗人漂泊生涯，杜诗用字的准确往往看出诗人锤炼的工夫。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中“垂”字显出夜间平野的广阔，“涌”字显出月映大江，波光荡漾的景色。“群山万壑赴荆门”（《咏怀古迹》）中“赴”字把静静的群山如龙蛇般飞舞。《新婚别》中，写一位新娘子的独白：“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与君妻，席不暖君床。幕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洛阳...”新婚竟成生死离别，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带羞涩，备极吞吐，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和精神面貌的。
4、风格多样，“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是其诗的基本风格。“沉郁顿挫”是杜甫在其《进雕赋表》中对自己的创作风格的概括。博大深后的思想内容，百转千回，反复咏叹的感情表达方式，凝重深沉。忧郁悲壮的艺术境界，谨严的格律和铿鏘的音韵，是形成这一风格的主要因素。和其他伟大诗人一样，杜诗的风格多样化的。他也有部分诗篇清峻奔放，舒缓平和，意境幽静而明朗，感情轻松而闲适，如《水槛遣心》等诗都体现了这种迥异于“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二）抒情诗
杜甫抒情诗的数量比叙事诗多，在形式上，有五七言古体，但更多的是近体。杜甫抒情诗的艺术特点，主要有：
1、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被人推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情景交融的代表作：“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是杜甫流寓夔（音kuí）州后的作品。夔州在长江边，诗中写到的风急、猿啸、鸟飞、木落、江水流逝，都是眼前之景，但是在这些景物之中，深深地溶进了作者的时局之叹、身世之感。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句，在“落木”前面冠以“无边”，在“长江”前面加上“不尽”，又用“萧萧”、“滚滚”两个象声词分别形容落叶声、流水声，这就使登高所见的秋景，十分寥廓、声色俱现，而在景物中，显然寄寓着作者对时局的忧虑、对自己一生事功的失望、对漂泊四方、寄食于人而又年迈体弱处境的无奈。
2、曲折委婉，跌宕反复。杜甫的抒情诗真切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喜悦种种复杂的感情。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是杜甫流落梓州时，突然听到叛将史朝义自缢，其部下归降唐军的消息时，惊喜欲狂，冲口而出的，情绪虽非常热烈，但起伏跌宕有致。先写自己初闻时涕泪挥洒，继而看到共患难的妻子也扫去了愁云，于是更加欣喜若狂，要高歌、要酣饮，接着马上作起了回家乡的打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四个地名，用“即”、“便”、“从”、“穿”、“下”、“向”几个副词、介词、动词连接起来，表达了作者似箭的归心。这首诗一气流注，惊喜溢于字外，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读杜心解》），但是又转宕自如，以曲取势，曲折如意。
3、抒情、议论、叙事熔于一体。在杜甫的抒情诗中，抒情还往往和叙事、议论相结合，特别是在近体诗中。如《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既高度评价了诸葛亮一生的业绩，又寄万分感慨于笔端。《诸将》中：“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讽刺了诸将的只能坐享太平，不能为国分忧。
（三）语言和体裁
1、语言锤炼。无论是叙事诗，还是抒情诗，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阴”是阴铿，“何”是何逊，这是南朝的两个诗人。杜甫写诗总是不断地在修改，改了以后还要不断地吟诵，在吟诵的过程中再继续地修改，从而形成了苍劲、凝练的主要特色。
2、众体兼长。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写得非常好。杜甫的律诗格律谨严，章法整饬，对仗工稳，技巧圆熟无比，代表了唐代律诗的最高成就。正如他在《敬赠郑谏议十韵》中所形容的“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掠。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确实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他的乐府诗不仅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于事而发”的传统，而且创造了“即事名篇”的新形式，为后人开拓了新题乐府的创作途径[6]。
总之，杜甫诗歌达到了古典诗歌艺术现实主义的发展高峰，并形成了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北宋末年的爱国宰相李纲赞叹杜甫的诗说：“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鸣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7]这四句诗的确可以概括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成就，渊源，及其在中国诗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我国在8世纪时就诞生了这样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不断深入地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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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诗歌篇6
杜甫的一生，大约经历了四个时期。读书游历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创作的准备时期；困守长安时期(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陷安史叛军中与为官时期(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诗人历尽艰险。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使杜甫写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四十八岁后)，让他从此真正走向了人民。此期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杜甫之诗自中晚唐开始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其实杜甫的诗也是自己一生遭逢战乱、流寓秦陇巴蜀湖湘的史传，只是他的喜怒哀乐无不与国事天下事相关，命运的机缘巧合又将他推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处身于战乱的旋涡之中，才使他的个人经历都变成了反映兴亡治乱的“国史”。
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像《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作品较多地停留在社会批判、政治劝谏、道德评说的层次，用孔子的兴、观、群、怨来解释，其功能主要是观、群、怨，是功利性的。这些作品其价值主要是史。把“诗史”在更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上推进的是他在漂泊西南时期夔州诗的创作。尤其为七律。在这些作品中，具体的琐细的史实、场景基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历史变迁的深刻感受和表现。这种感受和表现。依然有着厚重的政治、伦理意味，依然是在儒家“观”、“群”、“怨”框架下展开的，但“兴”被最大限度地凸现出来。儒家文学精神中艺术观照的审美潜力得以最充分地展现，这使得杜甫超越了具体物态的“史”的层面而达到了具有相当自由活跃状态和思想紧张度的诗“兴”的精神层面。
765年春夏之交，杜甫出蜀后经忠州抵云安，因病滞留到第二年(766)春天，移家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直到大历三年(768)正月出峡东下，共住了一年零九个多月。先后换过四个住处：先住在赤甲，后在西阁寄居近一年，又搬到西，买了四十亩柑园，并受夔州都督柏茂琳委托，代管一百倾公田，以解决一家生计问题，最后搬到东屯。夔州是形胜之地，但比较荒凉叉不甚开化，风俗落后，生活很苦。这时巴蜀地区也陷入了战乱之中，杜甫离开草堂后的同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土谷浑等大肆人寇，长安险些再度陷落。闰十月，剑南节度使郭英
与西山都知兵马使崔旰互相残杀，导致西川大乱。次年三月。崔旰又击败剑南东川节度使张献城，导致东川大乱。杜甫在这一时期本来就贫病交困，肺病、糖尿病等严重地影响着他的健康，加上战乱无休无止，情绪更加低沉。但他始终高扬着一种悲天悯人、关怀现世的精神。杜甫就是这样一个圣者，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又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对儒家学说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在夔州，杜甫从不忘对诗歌的创作，每一首诗都融入了他人世的精神。他写了大量诗歌，计有四百多首。这时他已进人人生的总结阶段，创作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夔州的名胜古迹很多，杜甫多次登上白帝城楼。徘徊于先人的遗迹，怀想蜀汉君臣风云际会的历史，触目生悲，留下了《八阵图》、《白帝城最高楼》、《古柏行》、《白帝》等名篇。《八阵图》五绝，“武侯之志，征吴非所急也。乃北伐未成，而先主虢亭挫败，强邻未灭，剩有阵图遗石，动悲壮之江声。故少陵低徊江浦，感遗恨于吞吴，千载下如闻叹息声也。”咽埏评论日：“洒英雄之泪，唾壶无不碎者矣。”《白帝城最高楼》中结句“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进空回白头”，多么悲壮感人的形象!与《旅夜书怀》中的“天地一沙鸥”一样，这也是一个独立在广阔时空中的艺术形象，只是背景换成了整个动乱时代的幻影。“志士幽人奠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点出了咏古柏的根本旨趣所在。“公平生极赞孔明，盖有窃比之思，孔明材大而不尽其用，公尝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终而结以‘材大难为用’，此作诗本意，而发兴于柏耳。”“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在乌云和暴雨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乱世的感受，民生凋敝，一片凄凉。这里的每一首诗篇无不渗透着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人世精神。
夔州又是屈原、昭君生长的地方，但与恶劣的风土民俗又如此不相协调，引起他对民生问题更深层的思考。从《咏怀古迹五首》、《最能行》、《负薪行》中不难见出历史与现实的这种矛盾。《咏怀古迹五首》对于古迹的描写所占的比重很小，重点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五首各一古迹。第一首古迹不曾说明。盖庾信宅也。借古以咏怀，非咏古迹也。……公于此自称‘词客’，盖将自比庾信。先用引起下句，而以己之‘哀时’比信之《哀江南》也。”“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一句，对庾信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充分肯定了他的成就，成为后人评价庾信的定论。对宋玉的怀念和追寻，也正说明了诗人在现世“去乡离家”、“悲忧穷戚”之寂寞。“玉悲‘摇落’，而公云‘深知’，则悲与之同也。故‘怅望千秋’，为之‘洒泪’；谓玉萧条于前代，公萧条于今代，但不同时耳。不同时而同悲也……知玉所存虽止文藻，而有一段灵气行乎其间，其‘风流儒雅’不曾死也，故吾愿以为师也。”写昭君的不遇象征着许多被埋没草野的士人共同的命运，有多少贤哲因为执政者不识真人而错失了用时的机会?对于这一点杜甫无疑有过最痛切的体会。“吴日：庾信、宋玉皆词人之雄，作者所以自负。至于明妃若不伦矣；而其身世流离。圃与己同也。篇末归重琵琶，尤其微旨所寄，若日：虽千载已上胡曲，苟有知音者聆之，则怨恨分明若面论也。此自喻其寂寥千载之感也。”“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这一句。是咏刘备的正意所在。“此一首是咏蜀主。而己怀之所系，则在于‘一体君臣’四字中。盖少陵生平，只是君臣义重，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际耳。”这种生死不渝的君臣之情与杜甫在现世那种主弱将骄、叛乱四起的局势相对照，杜甫的心情哪能不悲愤苦闷呢?对诸葛亮的一生高度评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他已深深感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杜甫虽然盼望在此危难之际能有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出来收拾残局，但他也似乎意识到即使有诸葛亮这样的大材和忠心，也不能恢复已经转移的国运了。这种对现实的无奈和绝望时刻涌上杜甫的心头。“此第五首，则咏武侯以自况。盖第三首之以明妃自喻，犹在遭际不幸一边，而此之以武侯自喻，则并其才具气节而一概举似之。”《负薪行》中把贫苦的劳动妇女作为题材并寄以深厚同情，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都是少见的。诗写土风。文字朴素。“《负薪行》言夔州俗，坐男而立女，有四十、五十无夫家者。末云：‘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与下《最能行》俱因夔州风俗薄恶而发……又以‘射利’忘其‘死生’，而兼‘盐井’。形容妇人之苦极矣!然以‘野花山叶’比于金钗，则当之者以为固然，不知其苦也，尤可悲也!”
在追怀历史的同时，诗人也总结了自己人生的历程和唐王朝兴衰的教训。《秋兴八首》《洞房》诸章，都是回忆长安往事。或抒发盛衰之感。或讽刺当时君臣，无不关乎国家兴亡，寄托深远。《八哀诗》围绕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赞美了在乱政和战乱中坚持气节或平乱有功的各类人物，也是给开元以来的友人和时贤所作的列传。“老杜之《八哀》，则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礼、李光弼之武功，苏渊明、李邕之文翰，汝阳、郑虔之多能，张九龄、严武之政事，皆不复见矣。盖当时盗贼未息，叹旧怀贤而作者也。”《壮游》、《遣怀》、《昔游》、《夔州书怀四十韵》、《往在》等回忆自己从少年时代一直到流露巴蜀的毕生遭际。更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留下的自传。“少陵《壮游》诗乃晚年自作小传，‘往者十四五’一段，叙少年之游；‘东下姑苏台’一段，叙吴越之游；‘中岁贡旧乡’一段，叙齐赵之游；‘西归到成阳’一段，叙长安之游：‘河朔风尘起’一段，叙奔凤翔及扈从还京事；‘老病客殊方’一段，叙贬官后久客巴蜀之故。通首悲凉慷慨，荆卿歌耶?雍门琴耶?高渐离之筑耶?”杜甫一生的特殊遭际，与“安史之乱”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戚戚相关，反映了这一段唐王朝兴亡治乱的“国史”。这是杜甫在晚年诗作中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可以算是对“诗史”的最好总结。杜甫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顽强精神不倦地讴歌着平定动乱，中兴国家的愿望，描绘出了这一苦难时代的历史画卷。他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都和他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贫病潦倒的哀叹都与对国家盛衰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
当然所有的回忆都是因现实而发，所以夔州时期对当前军政大事的关注和评议，仍是杜诗的重要题材。以《诸将五首》为代表的政论诗，指向了安史之乱平定后最严重的武将失控的问题，而对被“诛求”的百姓的深刻同情，也时时流露在观览风物、伤春悲秋乃至晴雨变化等日常生活的描写中。郝敬日：“五首慷慨蕴籍，反复唱叹，忧君爱国绸缪之意，殷勤笃至，至未及蜀事，深属意于严武，盖己尝与共事，而勋业未竞，特致惋惜，亦有感于国土之遇耳。”步瀛按：“此子美深忧国事，望武臣皆思报国，而朝廷用得其人，故借诸将以寓其意焉。”
反映时事、讽喻世情或自伤身世的咏物诗，是杜诗从秦州诗到草堂诗逐渐形成的一个大宗，到夔州诗里又发展为寓言式的咏物。且多以动物为赋咏对象，借题发挥。如《麂》五律一首，全篇代麂说话，其实是借麂以骂世。杜甫因小见大，这是整个剥削阶级吸吮人民汗血的真实写照。“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诗人代麂痛骂，充分表现了人民的愤怒。黄生说：“结语将衣冠盗贼作一处说。其骂世至矣!后半语不离咏物，意全不是咏物，此之谓大手笔!”吴乔云：“《麂》诗。为黎元也。衣冠盗贼，四字同用，笔罚严矣。其日蒙将，日无才。日不敢恨，悲愤之中饰词也。”又如《孤雁》五律一首，“以兴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沓喧竞。其形容精矣。”总之“天地之间，恢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于诗”是杜甫咏物诗的一大特点。
夔州诗这一创作高潮出现在杜甫生活比较寂寞沉阉的时期。重要诗篇以回忆、评论、怀古为主，这就引起了艺术表现上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早年已有的一些新变到夔州诗里得到了强化。这些变化与他这一时期对诗歌艺术的深刻思考也是密切有关的。从草堂诗开始，杜甫已经在有意识地探索当代诗艺的得失。《戏为六绝句》不但对当前有争议的庾信、四杰等前代诗人作出公允的评价，对屈原、宋玉和齐梁的清词丽句加以分辨，而且批评某些人一味崇尚清丽的诗风，缺乏雄浑的气魄。这些见解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他早年用新题乐府一反映时事的创作，虽然在当时没有理论的表述，但在夔州时写给元结的《同元使君春陵行》，就明白地道出了他赞同诗歌“知民疾苦”、采用“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的主张。作于夔州的《解闷十二首》中的若干篇章，一一评述苏李诗、谢灵运、阴铿、何逊、孟浩然、王维等人的成就，表述了向他们学习的苦心。《偶题》从骚人的传统追述到建安诗人，说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两句至理名言。夔州诗在艺术上的变化，也是他对诗歌内在之“理”更进一步的探索。当诗歌上升到盛唐的巅峰时期以后，如何突破传统的创作思路，继续向前发展。使诗歌自身的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特别是在缺乏早年那种重大事件的亲身体验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的情况下，诗歌怎样才能避免陈熟单调、停滞不前?这些都是杜甫在回顾总结前人成就之后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他在夔州的各类诗体里作了许多表现艺术方面的突破性尝试。对于这些尝试及其给后人带来的影响，前人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夔州诗内容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变化多样，超出了杜甫一生创作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代表着他的艺术已到晚期的成就。
夔州诗突出的新变之一是率意成章的作品和逞其才力的作品各见增多。它们一般都是抒写日常生活的闲情琐事，或与朋友酬唱赠答、谈艺论文等等。前者长短不拘，如陈贻先生所说：是当文章随便写，在特定的情境中表达他的心情，有的苦涩，有的古拙，有的粗放，也很有诗意。《又呈吴郎》诗一首，诗人以七律代书简诉求生活琐事，劝吴对贫妇要亲近，让她来打枣子，不要插篱。反映了当时战乱不息。诛求无厌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诗人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此诗实际上是诗人运用七律的形式表现了新题乐府的内容。又如《驱竖子摘苍耳》五古一首。对于摘苍耳这一件小事，杜甫也会想到广大的人民身上去，足见他那种“穷年忧黎元”的精神。《缚鸡行》七古一首“全是先生借鸡说法”，“结语更超旷，盖物自不齐，功无兼济，但所存无间，便大造同流，其得其失，本来无了””。后者以长达数百字的五古为代表，排比铺张而又对仗工整，一韵到底，难度极大。如《壮游》一诗，“押五十六韵，在五言古风中，尤多悲壮语，如云：‘往者(‘昔’一作‘者’)十四五……以我似班扬’……‘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虽荆卿之歌，雍门之琴，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跃宕豪放也。”“此篇短长夹行，起十四句，即以十二句间之。次十六句，即以二十二句问之。后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参错之中，自成部署。杜集中，叙天宝乱离事，凡十数见，而语无重复，其才思能善于变化。”“每叙一处，提笔径下。若停手细描，有浓淡相间，便令章法不匀，气概不壮。”总之，无论难易，都标志着杜甫在艺术上的老境，可见其自由运用诗歌艺术的功力。这两类诗对于中唐两大诗派的形成具有启导先路的作用。
夔州诗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运用七律表现抽象的评论和回忆中的印象。以《诸将五首》为代表的组诗，将古诗长于选择典型事例，叙述自由的特点运用在讲究对仗的七律之中。通过变化奠测的句式，使原来只适于抒情写景应酬的七律发挥出叙事议论的最大潜力。陈廷敬曰：“五首合而观之，‘汉朝陵墓’、‘韩公三城’、‘洛阳宫殿’、‘扶桑铜柱’、‘锦江春色’皆从地名叙起；分而观之，一、二章言吐蕃、回纥、其事对，其诗章，句法亦相似；三、四章言河北、广南，其事对，其诗章，句法又相似；末则收到蜀中，另为一体。杜诗无论其他，即如此类，亦可想见当日炉锤之法，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也。”“五首纯以议论为叙事，箭谟壮彩，与日月争光。”以《秋兴八首》为代表的组诗，将许多典故和故事化为一个个美丽的画面或片断的印象，在不连贯的组合中，描绘出长安昔日的繁华利今日的冷落。浮想联翩，如梦似幻。在诗中，循环往复的意绪和意象是破败的现实(夔州)、辉煌的被梦幻美化了的过去(长安)、对未来不测命运的忧患，这三种意绪相互交织，弥漫笼罩了八首诗的各个部分。叶嘉莹先生把这种意绪称为“意象化之感情”，它“已经不再被现实的一事一物所局限”。“乃是把一切事物都加以综合酝酿后的一种艺术化了的情意”。正如《秋兴》这个名字所表明的，杜甫在创作这组诗时，其动力在于情感、思想、梦想的感发、兴起，而这些诗在面对读者时，也一样是对读者情感、想象、联想、心理渴求的感发和兴起。《秋兴》一开始就写道：“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这既是写眼前之景。更是写时代大乱之景，在这种对时代灾难的描写中。已经暗含着对美好事物的回忆、对梦想的执著追求以及对未来的忧虑。在这里，露水晶莹透明如同玉质，而枫叶和的红黄之色也是热烈灿烂的，这些东西都可能唤起诗人及读者所有温馨想象和情感。但鲜艳之枫却被无情的秋“凋伤”了，而灿烂的绽开的却是如泪的花朵，这种意象出现了：“孤舟一系故园心”，但马上又淹没在现实凛冽的秋风中：“白帝城高急暮砧”。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对梦想的描摹，在第五首、第六首中达到了高潮，情绪由开始的低沉、抑郁、滞重，一度变为热烈、浪漫、高亢，色彩则由暗淡、班驳变为华丽、辉煌，在第五首中，诗人这样描写皇宫和上朝的景象：“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前四句，诗人借用神话传说，极写长安皇宫的巍峨壮丽，烘托儒家理想在现世中的模板——玄宗开元盛世的神圣、美好。“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种云开日出、普照大地的幸福感、迷醉感四处弥漫。但这种辉煌也是很短暂的，在第六首，辉煌中也出现了危机：“芙蓉小苑人边愁”，虽然“珠帘锈柱围黄鹤，锦缆牙樯起白鸥”，但已有一种人生如烟、繁华似梦的深刻的人生虚幻感在内了。因此第五、第六首诗的最后两句，几乎不约而同地从梦想的迷幻中跌落到悲惨冷清的现实：“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这样再到第七首时，已是“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红’与‘黑’是两种强烈的颜色，表示一种过分成熟的感觉而有接近腐烂的一种倾向””，露水依然晶莹可爱却已变“冷”，红莲美丽妩媚却早已坠落在萧瑟秋风中，一个无可挽回的衰败的末世到来了，这样一个时代里，精神依然属于上一个时代的诗人预感到了入骨的冷落、凄凉：“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但诗人的理想是如此的有力，严酷的现实没有能够打断他那已经蓬勃如青草似的梦想的生长。于是，在第八首诗中，诗人写出了更灿烂的梦境，更迷人的乐章：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在前六句中，所有的景物无不金碧辉煌，不含一丝阴影，气息是如此的畅快、流溢，但梦幻在“白头吟望苦低垂”的不协调和音中再次被打断。
杜甫的诗歌篇7
关键词：杜甫；后期诗歌；漂泊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005-02
杜甫历经盛唐、中唐两个时代，尝遍了战乱之苦和漂泊之痛。他的一生分别经历了早年漫游时期、长安十年求仕时期、安史之乱中的颠沛辗转时期以及晚年漂泊西南时期。本文所指的“后期”，大体就是漂泊西南时期。
一、杜甫晚年行踪概论
唐肃宗乾元二年冬，诗人杜甫开始了暮年“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流浪生活。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筑了草堂，暂时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宝应元年七月，吐蕃入侵，攻陷长安，杜甫不得不逃到梓州一带，直到叛乱平息才重回草堂。广德二年春，杜甫的好友严武重返成都，任剑南节度使，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但他难以忍受年轻同僚的嘲笑与排斥，数月后辞官重回草堂。永泰元年四月，严武突然病逝，杜甫的生活失去了依靠，于五月率家人乘舟东下，离开了成都。九月，杜甫一家抵达云安，因病在这里滞留了半年后又迁往夔州。由于诗人屡遭变故，四处辗转，漂泊意识与日俱增，写下了大量优秀诗篇。《蜀相》、《江亭》、《登高》、《登楼》、《八阵图》、《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旅夜抒怀》等都是该时期的作品。大历三年正月，诗人由于不堪贫病折磨，只得又离开夔州。在江陵住了半年后又移居公安数月，于年底到达岳阳，《岁晏行》这首沉痛的诗歌就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诗人更是于岳阳、衡州、耒阳之间疲惫地转徙漂泊。大历五年年冬，贫病交加的诗人伏在湘江之上的一叶扁舟中，写下了生平的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因此，从杜甫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我们深切感受到了诗人晚年颠沛流离的人生苦旅。战乱频繁，知交凋零，归途茫茫，贫病无依，白首无成。历经人世沧桑的老诗人，呈现给我们的，是乱世中一颗漂泊着的孤独而又痛苦的灵魂。
二、漂泊意识的语词表达
杜甫诗歌尤其是后期诗歌中经常出现一些特定的语词，这些语词在意义上往往与“漂泊”相联系，读者能从这些语词上体会到诗人的漂泊无依、孤苦无助。由于它们反复出现在诗人笔下，弥漫于诗人的漂泊生涯，因而通过这些特定的语词，诗人实际上传达了他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漂泊意识。
（一）“漂泊”
“漂泊”这个词在诗人杜甫笔下频繁出现，例如“漂泊到如今”、“漂泊犹杯酒”、“漂泊损红颜”、“此身漂泊苦西东”、“暮年漂泊恨”、“漂泊南庭老”等等。“漂泊”一词道尽了诗人长期漂泊生涯的悲辛，诉说了自己流落饥寒、终身不用的悲哀以及身不由己的惶惑与无奈。
（二）“飘”
“飘飘”：如“飘飘适东周，来往若崩波”、“飘飘愧老妻”、“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何异飘飘托此身”、“飘飘愧此生”等。诗人在感叹自己漂泊身世的同时，也隐隐传达了对亲人、对家国未尽职责的愧怍与无奈。“飘零”：如“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漂零已是沧浪客”、“飘零为客久，衰老羡君还”、“飘零任转蓬”等，流露出诗人客居他乡、归期渺茫、知交凋零的苦痛。“飘荡”：诗人用“飘荡”一词，述尽了他漂浮动荡生活的悲凄，如“漂荡随高风”、“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生理飘荡拙，有心迟暮违”等。
总之，带“飘”字的这些语词折射出了诗人飘忽不定的去向和不由自主的哀伤。因为它们时时出现、随处可见，足以证明诗人的漂泊意识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这种深刻的苦痛早已随着诗人的行迹，深深地烙印在诗人的生命和灵魂中。
（三）“自”
“自”字在其后期诗歌中的频繁出现足以证明诗人自我体验之深。而由于诗人后期都是在漂泊流离中度过的，因而“自”的反复出现，更强化了诗人的漂泊意识。
“穷荒益自卑，漂泊欲谁诉”，对于流落到穷荒之境的诗人来说，无人可依、无人可诉的感觉无不加深了他的漂泊感和凄楚感。不管是处境还是精神，自己与外界都是完全隔绝的，只能独自神伤。“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艰难”更是道出了人世之苍凉、漂泊之孤苦。“挂病送君发，自怜犹不归”，送友人归而自己却不得归，抱病、思归的痛楚与此形成的矛盾如拉锯般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诗人心头，只能在异乡孤独地自怜、自哀。“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壮志难酬、报国无门、老来无用的悲哀充斥着诗人的内心，他不仅“苦”，而且只能“自苦”，因为“人事音书漫寂寥”。“自苦”一词传达出诗人沉痛悲凉的人生况味。
（四）“客”
“客”字义与“主”相对，道出了诗人客居他乡的浪子身份。在他笔下，反映羁旅客愁的诗句比比皆是，例如“岁暮远为客”、“花近高楼伤客心”、“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等等。叶落而不能归根，只能在秋风中凄苦地飘零。诗人想念故园而不得回归，只能在异乡孤独地辗转。因而诗人用他饱蘸血泪的如椽大笔，道尽了他的家国之思、漂泊之痛。天地茫茫，乡音杳杳；生为客子，死为游魂。这位凄苦无助的老诗人，最终留给了历史一个孤独而崇高的背影。
此外，杜诗还经常用“孤”、“残生”、“羁旅”、“游子”等词语，传达出他深重浓烈的漂泊意识。
三、直面漂泊苦难的人生态度
正因为杜甫的漂泊意识是时刻存在、如影随形的，因而他的痛苦也是深广有力的。那么，诗人是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漂泊的苦难人生呢？毫无疑问，作为儒者的诗人正是以直面苦难、承担苦难的态度去正视人生、摆渡人生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儒家思想一直都是知识分子追求和恪守的精神准则和立身处世的基本规范。它以仁义为核心，推崇士的人格理想，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圭臬，强调积极入世、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境遇下，当士的理想抱负与社会现实发生碰撞而无法实现时，士人必然要遭遇精神上的痛苦与孤独。而一贯秉承“奉儒守官”信念的杜甫，在他后期的漂泊生涯中，这种痛苦尤为清醒，这种孤独更是裸的。
杜甫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注定是以行走的姿态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漂泊的步履紧贴大地，含泪的目光凝望苍生。在飘零流离的旅途上，诗人背负着对国家、对人民命运的强烈责任感，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热忱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深处无限深广的忧愤。他忍受着政治失意的落寞，“圣朝无弃物，衰病已成翁”；品尝着亲友离弃的孤苦，“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疾独存”；体会着贫病交加的悲凄，“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咀嚼着故园难归的失落，“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他以他敏锐的笔触和心灵，执着地关注苍生，清醒地审视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漂泊于诗人而言是种宿命。时代与生活环境迫使他不断辗转，但于诗人自己而言，他却能直面漂泊苦难，从心灵上对这种漂泊生活持一种默认、自适的态度，沉浸在自己对于漂泊的慨叹、感伤中。漂泊中失落的是自身的生存家园，而漂泊本身却无形中成为他的精神归宿。
杜甫，以他非凡的韧劲，勇敢地坚持内心的操守，执着而清醒地面对现实、反映现实、抨击现实，面对自我、审视自我、体验自我，在寡伴的漂泊之旅上，对抗孤独，享受孤独。诚然，杜甫没有屈原之决绝，也没有陶潜之潇洒；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与屈原的自杀与陶潜的逃避相比，杜甫的这份直面苦难的勇敢与坚忍，却更加可敬。
四、强烈的现实生存关怀
如前文所述，杜甫的痛苦是双重的。他因黎民百姓而苦而呼，更因自身境遇而悲而泣。从他直面苦难的人生态度中，我们读到的是诗人的执着、坚忍、清醒的痛苦。而笔者认为，诗人在漂泊过程中表现出的强烈的现实生存关怀正是他穿越痛苦、操守人生的根本之道。
对诗人而言，他的漂泊是被动的、无奈的。他一生的梦想便是“致君尧舜上”；他在家中更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忆幼子》、《得家书》等都真切地写出了对家人的关怀和眷恋。然而，突如其来的战乱把诗人抛向了艰辛的漂泊之旅，从此不得不四处为家。在漂泊过程中他一心想着北归，然而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却使得他的行踪越来越飘忽不定，疾病、灾荒的困扰更使得他不得不投靠友人，而中途几个友人的逝去又使得他失去了依靠，只得继续辗转，直到在漂泊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在这样的被动漂泊中，诗人却表现出了极为主动的现实生存关怀。避乱奔走也好，投靠友人也罢，都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从杜甫的多次卜居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诗人的这种生存渴望。例如，杜甫暂居成都草堂时，要么种桃，因为它“高秋总馈贫人食”；要么种桤木，“饱闻桤木三年大”。诚然，物质欲望是人的最根本需求；然而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代，在经历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有可能丧失殆尽的威胁之后，诗人能有这样的生存关怀实属难能可贵。而且他还把这种渴望化作切切实实的生存努力，投身到一次次的日常劳动中去。在成都草堂，他种药种菜，贴石筑提；在夔州东屯，他修水筒，植柑林。四处奔走的漂泊生涯不仅没有消磨他的生存希望，反而让他一次又一次积极地面对生活、享受生活，让他对现实人生渐渐有了留恋与温情。也正因为如此，看似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在杜甫的漂泊生涯里却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成为诗人化解苦痛、穿越贫困的动因。也正是凭着他这种强烈的生存关怀和对生命的热爱，他才能将不幸、贫困、痛苦转化为创作的动力，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以升华，这便是他晚年虽贫病交加却创作颇丰的主要原因。
五、结语
总之，这位历经战乱、饥寒老病的漂泊者，通过独有的语词，传达了漂泊之路上无尽的凄苦与悲辛；他直面漂泊中的苦难，以强烈的现实生存关怀，唱出了深沉而动人的精神悲歌。这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对自身命运的伟大超越。诗人晚年的漂泊不仅是他多难人生的一个侧影，更是一代士人孤独而崇高的精神写照。他们无需再找归宿，神州即归宿，历史即归宿。他们坚韧而高远的生命情怀早已穿越时空，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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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诗歌篇8
【摘要】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忧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终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内心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和责任所致。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杜甫的诗歌篇9
关键词：李白；杜甫；人物典故；对比分析
诗歌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表达，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化的发展。李白和杜甫是唐朝时期的著名诗人，对于唐代诗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两位诗人诗歌中所渗透的思想也对后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今，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仍旧广泛被人们学习和传唱，对我国现代诗歌文化发展影响较大。人物典故的运用能够丰富诗歌内涵，用典故来表达自己的志向，这是在诗歌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表达手法，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中也不例外。
一、李白与杜甫诗歌中引用人物典故的相同点
在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中，经常引用的人物典故有诸葛亮、屈原、司马相如、孔子、陶渊明、严光等，这些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在李白的《南都行》中，“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诗人以诸葛亮自比；在杜甫的《昔游》中，“商山议得失，蜀主脱嫌猜。”诗人表现出了对刘备和诸葛亮君臣的羡慕。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在其青年时期都希望能够得到朝廷重视，以自己的满腹才华报效国家。但天不遂人愿，李白与杜甫的经历也表现得极为相似。屈原，司马相如，这些诗人都是功绩卓越的文学家，但其坎坷经历与李白、杜甫的坎坷经历又不谋而合，李杜二人对于这些文人的遭遇唏嘘不已。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但也有着生不逢时的遭遇。在李白和杜甫青年时期的诗歌中，也大多引用孔子的经历来表明自己的坎坷遭遇。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后，两位诗人仍旧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无法为国家出力，这时两人的思想开始倾向于“隐”，像陶渊明、严光一样过着田园日子、快活时光。通过不同时期诗歌引用人物典故的对比可知，两位诗人一生都不得志，希望寄托于山水，隐于山林，却也无法实现愿望。
二、李白与杜甫诗歌中引用人物典故的不同点
1.侠客
研究李白诗歌的学者都知道，李白在青年时期做过一段时间的侠客。在此阶段，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蜀道难》，将高耸巍峨的蜀山描述得淋漓尽致。作为盛唐时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欣赏荆轲、鲁仲连等人物，因此，在自己的诗歌中如《侠客行》《古风五十九首》等，都流露出了李白希望自己成为侠客的思想。
在杜甫的诗歌中，对于侠客的描述是非常少的。杜甫出生时，唐朝开始由盛转衰，其幼年时期生活富裕。作为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大多数诗作都与忧国忧民有关，如“三吏”“三别”等不朽著作。杜甫的诗歌更加务实，与现实接近，而李白的诗歌则更多地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及对抱负实现的渴望。
2.神仙
在李白的诗歌中，除了大量引用侠客，同时还引用了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如王母、黄帝等。如在《对酒行》中，“松子栖金华，安期入蓬海”，赤松子和安期生都是传说中的神仙，面对坎坷的仕途，李白无处发泄自己的痛苦，只能用酒来麻痹自己，希望能够一睹这些神仙的真颜，宁愿舍弃红尘，化成神仙。但现实是残酷的，李白的诗歌充分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了对权贵的蔑视，及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但其始终无法摆脱世俗的阴影，初进长安时踌躇满志，最终被玄宗赐金还乡，最后颠沛流离，重病而逝。
在杜甫的诗歌中，几乎从未出现类似于神仙的人物典故，现实主义诗人更多的是考虑国计民生大事。面对盛唐繁华的衰败，战乱流离的苦楚，杜甫更多的是用诗歌向世人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以从中获取安慰。杜甫晚年生活凄凉，但始终以忧国忧民为己任，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国家动荡、百姓贫苦的局面，但直到最后，唐朝逐渐没落，世人的理想也未能实现。
3.名人志士
李白和杜甫都喜欢引用陶渊明、谢灵运等著名诗人，其中，李白更倾向于引用谢灵运、王徽之的典故。这些诗人不仅才华横溢，而且风流倜傥，与李白自身的浪漫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如《劳劳亭歌》中，“我乘素舸同康乐，朗咏清川飞夜霜。”而杜甫则倾向于引用阮籍、嵇康的人物典故，在这些诗人的诗歌中，主要是表达自身仕途坎坷、际遇不佳的情况，抒发了诗人陷入困境时的痛苦。杜甫在《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中提到：“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在年老困穷之际，想起阮籍逢绝路而哭泣的情境，心中不免更加戚戚。嵇康在面临困境时，选择了疏懒的作风，并力求避世，这种生活态度与杜甫贫困流离的心境非常符合。李白在诗中主要表现自己潇洒的一面，对于仕途失意则较少表现，而杜甫对于人物典故的运用，主要是为了表达自身的失意，两者的差别较大。
三、李白与杜甫诗歌中引用人物典故的评析
引用人物典故进行诗歌创作，能够使人们更清楚地感受到诗人的理想抱负，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中，对于人物典故的引用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也有一定的不同性，但两位诗人的思想情感都给后世诗歌发展带来了巨大、深厚的影响，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学习，应当客观遵守诗人的情怀，并根据人物典故的引用来判断诗人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以更深刻地掌握诗人诗歌中的文化内涵。
对于李白和杜甫诗歌的学习，不仅要把握诗人的生平及理想抱负，同时还要掌握诗歌中的人物典故引用，认真分析人物典故，就其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深刻研究，能够更准确地判断诗人在诗歌中表达的思想情感，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诗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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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诗歌篇10
关键词：杜甫诗歌，《河岳英灵集》，客观原因，主观原因，诗学理论的矛盾
《河岳英灵集》被公认为是盛唐时期最优秀的诗歌选本，作者殷璠遴选了盛唐时期二十四位代表性的诗人，几乎囊括了盛唐诗学界精英，唯独“诗圣”杜甫，虽诗名显赫，却未被录取，历代研究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河岳英灵集》为何不收杜诗，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客观原因，杜甫在《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时间内尚无名气，几乎没有佳作问世；另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短时间内杜甫诗作的传播范围有限，偏居丹阳的殷璠无法接触到杜甫的诗歌。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主观原因，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河岳英灵集》的选录标准大相径庭，选本选录诗歌风格与杜甫诗歌风格迥异。
持第一种观点的诸多学者认为杜甫的诗歌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是客观的，如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外编》中阐述了对此的看法：“《河岳英灵》不拾杜遗，《间气》、《极玄》兼遗供奉，宋人未必有意，非也。《英灵》集于天宝，杜诗或为盛行。”[①]【164】李珍华与傅璇琮的《河岳英灵集研究》是近代研究《河岳英灵集》最权威的本子,认为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才造成了杜诗未入选的遗憾：“一是由于杜甫刚入诗坛不久，二是由于当时交通条件，使僻居丹阳的殷璠，不能及时得到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创作。”[②][p31]
诗人杜甫生活在公元712年至公元770年，殷璠《河岳英灵集》所收录诗歌的时间段主观原因，一般认为是公元714年到公元753年，两个时间段有重叠。但是杜甫是大器晚成的诗人，直至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后才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诗篇，杜甫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出现在《河岳英灵集》的选录终止时间以后。从杜甫的创作年表来看，他的创作在天宝十年（751）年左右发生了深刻变化，写出《兵车行》（751）、《丽人行》（753）等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可见杜甫的优秀诗歌是从天宝十年（751）开始的，是《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终止时间的前两年，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是这一客观原因造成了《河岳英灵集》不收杜诗的遗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杜甫几乎同时期的诗人岑参（715—770），《河岳英灵集》却收录了其7首诗，其中《终南双峰草堂作》一首，写于天宝十载由安西归后隐居终南之两三年内[③][p202]，另一首《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归高冠东潭石淙秦岭微雨作遗友人》也是诗人归隐以后的作品，《观钓翁》与《戎葵花歌》创作于天宝十二载之前。[④][p207-p209]这些诗歌与杜甫的上述佳作的创作时间几乎相同。另外杜甫优秀诗篇的创作虽略早于《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的终止时间，但《河岳英灵集》的收录终止时间并非编者殷璠接触诗歌的最终时间，殷璠是在天宝十二载（753）后的若干年才编录此书的，例如《河岳英灵集》收录的高适的诗歌《见薛大臂鹰作》，作于至德二载（757）[⑤][p187]，因此殷璠编录此书的时可以推后，那时的杜甫的诗歌创作可能已经佳作频出，因而无法据此肯定地判断殷璠没有收录杜诗是由于时间上的客观原因所致。
杜诗未被收录的另一客观原因是盛唐时期诗坛尚未认同杜甫当时的创作，也是许多学者所说的殷璠在编选《河岳英灵集》时杜甫未蜚声诗坛期刊网。杜诗在当时直至晚唐都不被社会理解和提倡，这点可以解释，唐人选唐诗现存的十三个本子中除晚唐《又玄集》收录了杜甫七首诗歌之外，其他本子均未收录杜诗。《河岳英灵集》反映了盛唐时期诗歌的整体风貌，既然杜诗与唐代整体创作风貌相冲突，那么《河岳英灵集》不收录杜诗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如前所述，杜甫早年过着游历的浪漫生活，与其他著名诗人交往唱和，曾先后结识高适、李白、王维、岑参等，但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鲜有对杜甫的评价，这说明杜诗在此时没有受到推崇。杜甫在盛唐时期甚至在中唐时期都未得到应有的名誉和地位，直到死后四十年，杜诗才受到韩愈、元稹等人的大力揄扬，由此说明杜诗是在杜甫死后多年才得到认可，他在天宝十载左右写的诗篇也是在他死后才得到应有的评价和推崇的，可见胡应麟、李珍华、傅璇琮等学者的说法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至于李珍华、傅璇琮所说的交通不便，僻居丹阳的殷璠未能接触困居长安的杜甫的诗歌，这种观点似乎有些牵强。长安是唐朝最繁荣的城市，文化、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殷璠虽生平事迹不详，但也做过官，应该对长安有所关注。其次在《河岳英灵集》收录的二十四位诗人中多有仕途不顺，历经坎坷者。他们游历边关，不少为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或被贬官、隐居在僻静之地，信息闭塞主观原因，如岑参就隐居在终南山，但他们的诗作都有收录，可见李珍华和傅璇琮先生的这一说法很难成立。
综上所述，可见杜诗未被殷璠收录很可能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实际上，《河岳英灵集》编录的终止时间（757）前，杜甫具有影响力的诗作已经开始出现。杜甫的生活年段与《河岳英灵集》的收录年段有三十九年的重叠，杜甫虽大器晚成，但早有诗名，早期也有佳作问世，在当时殷璠没有接触到杜诗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此看来，《河岳英灵集》未选录杜诗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主观的。杜甫的诗歌风格与殷璠的选录标准相悖，也就是与整个盛唐时期的诗坛创作倾向相悖。通过对杜甫诗歌风格与《河岳英灵集》选录标准之间的比较，可以大致解析殷璠为何不收录杜诗。
殷璠在《集论》中说“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论宫商则太康不逮。”[⑥][p4]殷璠提倡“建安风骨”，是诗歌的一种俊爽刚健的风格；声律方面则汲取南朝诗人的研究成果。殷璠名为“文质半取”，实则重质轻文，他注重诗歌的内容表达，胡震亨道“殷璠酷以声病拘，独取风骨。”[⑦]【p322】罗根泽也同样认为“殷璠选诗虽‘文质半取’，然实鄙薄声律。谓‘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诗歌，‘虽满箧笥，将何用之’，可见，他虽然“不轻视诗之美，但尤重视诗之用；固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视诗的人生价值。”[⑧][p59]殷璠选诗首推“风骨”。
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的是律诗，其诗炼字精到、对仗工整，格律的存在限制了诗歌风骨的体现。元稹说“律切则骨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⑨]杜甫诗歌多顾声律，少风骨。杜甫创作的古体诗歌不多，这说明杜甫的诗歌整体在内容上不属于“风骨”类的诗歌，杨胜宽据此认为《河岳英灵集》不录杜诗的原因是：《河岳英灵集》收录诗歌多为古体诗歌，尤重五古[⑩]。但是杜甫这段时间的古体诗歌不少，《丽人行》、《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其次《河岳英灵集》收录的孟浩然的诗歌则以五律居多。可见简单的以此作为原因来进行分析是不充分的期刊网。
天宝十载，诗人开始了大量的写实主义诗歌的创作，这些诗歌初具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内容上贴近写实，形式上格律严谨，感情上，平实淡雅。这与盛唐蒸蒸日上的社会气象大相径庭，闻一多先生也曾说过“奇怪的是盛唐诗几种诗歌选本没有一本选过杜甫的诗，可见他的作风在当时就跟《箧中集》相近主观原因，只因那只是太平时代，这种社会描写不太被人重视。如果杜甫不长于各种诗体的话，他的诗很有可能被淹没”[11]。这才可能是杜诗未被录取的深层原因之一。
殷璠的选录标准在《序论》和集论以及具体诗评中有明确的体现：重“风骨”，同时重“兴象”，殷璠追求“新”、“奇”、“僻”的诗境。杜甫的诗歌属于现实主义诗歌，在新意上很难有所作为，其诗刻画入微，他的诗歌就像是“叙事诗”、“诗史”。他的诗歌与殷璠的喜好也颇不同道。殷璠注重诗人内在的气质，推重人品，杜甫在困居长安十年的时候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这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李白相比，可能不被殷璠所接受。
杜甫的诗歌创作走出了诗人对自己和内心的关注，开始关注社会、人生，用叙事性的语言为我们描写了一个诗人关注的世界。但是盛唐时期的繁荣发展，诗人内心的强大以及文人的秉性，使得诗歌创作的主流是关注并抒发内心，殷璠所提倡的“风骨”，也是强调诗人内在的一种骨气，所倡“兴象”是指诗歌内容的有现实的根据，并且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感受。“神来、气来、情来”也是强调诗人创作时的状态。不难得出，殷璠的诗学理论处处是围绕着诗人的内心的，这与殷璠的个人生活经历和遭遇有关，殷璠的这种理论又符合了盛唐的主流观点。由此可见，杜甫未入选《河岳英灵集》的原因更主要是因为与《河岳英灵集》诗学理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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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⑩][⑩]杨胜宽.从<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说到殷璠的选诗标准〔J〕.《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