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玄散文读后感篇1
读了这么多篇林清玄先生的散文，感觉他是以写父母的爱和人生哲理为主的。
像《打开内心的窗》中，散发着母爱光辉的母亲呵护着因第一次坐车而害怕的弱智儿子；父亲葬礼上在分财产的兄弟们，把他们唯一的母亲分给了自己，而他们自己却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在下棋的老人带着的随身听，只为了随时了解海上的情况，担心着儿子；为了不让孩子怨恨自己，而避居大陆的父亲；林清玄先生的母亲往他的行李箱中塞得满满的爱，和那句“提得起来，就是我们的”；还有林清玄先生离开故乡是的一瓶乡土……
由病母引出的快乐源自内心的道理；让恨黯然失色的则是无限的宽容；换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我们看到的假乞丐，觉得他们可怜，是因为他们演的好。那我们给他的钱就当做给他的演出费，那又有骗钱这一说了呢；有时候要庆幸我们不在最高点或中间，因为我们在最低部时，就只能进步不能退步了；学会感谢：在交通如此拥挤、发达的现在，我们应感谢我们还活着，感谢事故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所谓的誓言只是智者耳中的戏言，鱼缸打破了，为什么不去赶紧换一个鱼缸而是在原地抱怨呢；如果我们能不恐惧、不抗拒，活在眼前，身心柔软，常怀感恩之心，跌倒就不会受伤了；我们重视一些事物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他们自身吗？我们真的不是在意他们附加在身上的名利权位而重视的吗？有一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我们便算得上是智者了吧；包容他人、包容困难，我们才会孕育出属于我们的珍珠，一颗圆而亮的白珍珠；我们追求很多东西，都是要适可而止的，就像买鞋一样：同样的价钱不一定要买最大的，而是买合适的；人生就像围棋，不能着急，要慢慢地去品味人生的经历；“人生如戏”，忘了是谁说过的了，但他是否知道戏是有剧本的，nG了可以再来一遍，但人生却不可以；失败，使成功显得更珍贵；当我们用美的眼睛与心灵去看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便是美丽的；我们身边许多事物像水晶一样，清澈、无不如实、明白；有些事情我们只要在意他们的内在就好，至于名字外表我们可以不用太在意的；梦，让生活不再乏味；如果我们用收藏我们喜欢的东西去收藏我们的情感，那这是个世界会怎样呢；感谢困难，因为困难我们才能提高、进步；鲑鱼，一心想要回到出生地的归鱼；无知与野蛮，阻挡我们平等的去对待众生；有时候我们该问一下自己：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强加在无干的其他事物上去；有些人在异地寻找家乡的记忆，找不到却更加思念；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佛是什么或佛存在在哪，那我们又何必到寺庙里去拜佛呢；我们要达到的每一个超远目标，都是要从现在的每一个小目标开始的；真理，其实就是万物存在的价值吧；前世与今生，其实就是昨天与明天，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只有林清玄先生吧；时间就像鸟一样，飞走了不会再回来，也不会属于谁；佛堂，使我们对佛虔诚的内心的体现；天堂，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能放下手下的东西，也是幸福；“生命的意义就是使自己每一天都有一些心灵与智慧的增长，每一天都对世界有一些奉献与利益”；父母教育孩子，更多的是教育他们的仁慈之心；用最乐观的心灵的去对待每件事物，因为百年之后这些都没有了；在顺境之时，要使生活有风采，在逆境之时，要不散乱，保持静心；生命像酒，时间越久味道更加香醇……
林清玄散文读后感篇2
九年级学生的赏析能力和写作能力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学生的阅读视野和知识面更应该扩大。因此，引领学生阅读和欣赏当代名家作品，是重要而又必要的。
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学生个性化的阅读为主线，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和见解，通过情境的创设丰富学生的内心体验，使其思想得以升华。学生的感受首先来源于文字，因此，课堂上给学生足够的阅读文字的时间，让学生充分体验阅读的收获和快乐是最重要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通过引导读书，使课内和课外相结合，阅读和写作相结合。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作者简介、关键语段及相关资料等。
教学目标
1.了解作家林清玄，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懂得想要取得成功，就要踏踏实实走好眼前这一步的道理。
2.通过朗读、赏析，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感悟人生哲理，仿写警句。
3.启示学生保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鼓励学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取得成功。
教学重点
了解作家林清玄，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懂得想要取得成功，就要踏踏实实走好眼前这一步的道理。
教学难点
通过朗读、赏析，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感悟人生哲理，仿写警句。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我国古代有个故事叫“一字千金”，今天我们来欣赏当代作家林清玄的散文《一步千金》。
（二）朗读课文，感悟体会
1.指名朗读课文，同学感受文章的思想、语言，在你喜欢的句子下面画线。
2.思考文章的写作思路。
3.文章的重点在哪一部分？
（三）默读课文，用心思考
1.简要概括文章开篇的故事内容，并说说作者叙述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
2.作者认为这个故事有两个寓意，从全文阐述的道理来看，作者更倾向于哪一个？为什么？
3.文章有三处“例如”，这几个“例如”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其实“我们”就是那些“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我们能够感到平衡吗？作者为什么告诉我们“也不必感到悲伤”？
（四）师生讨论，研读赏析
1.文章后半部分的许多段落都是作者在劝慰那些“不平衡”、“不安稳”的人的，也是全文议论的重点所在，你欣赏作者的哪些语言，请声情并茂地朗读出来，并谈谈你的理解。
2.文章的题目为什么叫做“一步千金”？在你的生命中，“千金”具有怎样深刻的含义？
3.距离中考仅有60天，我们该如何把握眼前这一步？怎样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千金”？
（五）写作借鉴，学习语言
1.文中的确有许多精辟的语言，但同学们的智慧更是无穷的，请用你认为最精当的一句话概括你学习本文得到的收获，可以模仿本文中的语言形式。
2.将你创作的“格言警句”写到黑板上，展示给同学们。
3.以下为精选学生作品：
①财富的多少，不一定意味着金钱的多少。
②登天，先要造一架登天的梯子。
③时间是公平的，要看怎样去过才有意义。
④有钱是很好的，有知识比有钱更好；有黄金是很好的，智慧有光芒比黄金更好；有钻石是很好的，生活的本领比钻石更好。
（六）挑战名家
名家的作品对我们的写作和人生都有很多的启示，但也会有不完美之处。你认为本文在内容或写法上有哪些不足之处，请发表你独到的见解或给予修改。
（七）认识作家
介绍作家林清玄及其人生简历，介绍林清玄的散文作品，号召同学进行自主阅读。
提示资料：
林清玄的散文创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七十年代他初登文坛的七八年间，散文集有《莲花开落》、《冷月钟笛》等；第二个阶段是他从1980年结集《温一壶月光下酒》起，相继出版了《白雪少年》、《鸳鸯香炉》、《迷路的云》、《金色印象》、《玫瑰海洋》等；八十年代后期迄今，是林清玄散文写作最辛苦和最多产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以十本“菩提系列”震撼了文学界内外。
林清玄散文读后感篇3
近几日天气清明,无浮尘相扰,于是深陷竹林而不能自拔。读嵇康心生激愤,读阮籍满怀悲凉,读到向子期心境才渐渐平和下来。在竹林七贤中,向秀(字子期)是最有亲和力的一个人。向秀与嵇康、吕安交情很深,和山涛关系也不一般。嵇康爱好打铁,向秀时常过去帮忙。嵇康执钳,向秀鼓风,两人欣然锻造,旁若无人,真的是沉浸其中的。有时书读累了,向秀还跑到吕安家帮着提水浇浇菜园子。疏篱矮扉,浅绿薄红,那日子如清茗散淡而幽香。
向秀也比较低调。在后人的印象中,竹林七贤个个放浪形骸,桀骜不驯,嗜酒如命,其实亦不尽然,向秀就很文弱书生,而且不善喝酒。向秀之所以能成为名士,是因为他性高逸,好读书,被褐怀玉,深得老庄精神。《晋书》就说向秀“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有流传,但过去的旧注“莫能究其旨统”,于是向秀潜心注《庄子》,解释玄理,自有思路,时人称赞“发明奇趣,振起玄风”,对玄学的盛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后人在研究魏晋玄学乃至整个老庄的时候,也都非常重视向秀的思想。可惜向秀未注完就走了。晋惠帝时,郭象在向秀《庄子隐解》的基础上补完《秋水》《至乐》注释,又加发挥,成为今日所见的《庄子注》。
向秀是魏晋时期的重要诗人和哲学家,他的作品今多散佚,现存有《思旧赋并序》《难养生论》等。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尤其是玄学之辩,成为时尚。向秀为人平和,为文却很较真。他的《难养生论》就是针对嵇康《养生论》的质疑和就养生问题的辩论。继而,嵇康又作《答难养生论》,为自己的养生观加以辩护与引申。朋友之间的学术论争都如此激烈,魏晋清议与清谈风气可见一斑。
向秀本来隐居不出,淡漠仕途,景元四年,嵇康被害后,他迫于司马氏的威势,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遂旋反而北徂”,特意到山阳(今河南修武一带)嵇康故居凭吊,缅怀故友。时已日薄西山,寒风中,忽闻邻人悲凉凄怆的笛声,回想起昔日和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心生,含泪写下《思旧赋》。面对陋巷空庐,物是人非,向秀的心被深深刺痛了。怀古伤今,借历史上李斯之死为嵇康抱冤鸣屈,不着痕迹地表达对司马氏的愤懑。“听鸣笛之慷慨兮”,联想到嵇康临刑从容地“顾日影而弹琴”,多少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透过泪眼,向秀仿佛看见嵇康正宽袍大袖地坐在云端,弹奏那曲千古绝唱《广陵散》。《思旧赋》是一首抒情短赋,更是一曲泣血挽歌。向秀在思念故人时就注定了他将被一代又一代的人追思、怀念。
林清玄散文读后感篇4
偶尔有星星，就亮了很多，感觉到心里也有星星的光明。
如果是有月亮的时候，心里就整个沉定下来，丝毫没有了黑夜的恐惧。在南台湾，尤其是夏夜，月亮的光格外有辉煌的光明，能使整条山路都清清楚楚的延展出来。
乡下的月光很难形容的，它不像太阳的投影是从外面来，它的光明犹如从草树、从街路、从花叶，乃至从屋檐、墙垣内部微微的渗出，有时会误以为万事万物的本身有着自在的光明。假如夜深有雾，到处都弥漫着清气，当萤火虫成群飞过，仿佛是月光所掉落出来的精灵。
每一种月光下的事物都有了光明，真是好！
更好的是，在月光底下，我们也觉得自己心里有着月亮、有着光明，那光明虽不如阳光温暖，却是清凉的，从头顶的发到脚尖的趾甲都感受到月的清凉。
走一段路，抬起头来，月亮总是跟着我们，照着我们。在童年的岁月里，我们心目中的月亮有一种亲切的生命，就如同有人提灯为我们引路一样。我们在路上，月在路上；我们在山顶，月在山顶；我们在江边，月在江中；我们回到家里，月正好在家屋门前。
直到如今，童年看月的景象，以及月光下的乡村都还历历如绘。但对于月之随人却带着一些迷思，月亮永远跟随我们，到底是错觉还是真实的呢？可以说它既是错觉，也是真实。由于我们知道月亮伴随我们时，我们感觉到月是唯一的，只为我照耀，这是真实。
长大以后才知道，真正的事实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月，它是独一无二、光明湛然的，当月亮照耀我们时，它反映着月光，感觉天上的月亮也是心中的月。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心里都有月亮埋藏，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放散月的光明，那是知觉到自己就是月亮的人。
……
我们看月，如果只看到天上之月，没有见到心灵之有月，则月亮只是极短暂的偶遇，哪里谈得上什么永恒之美呢？
所以回到自己，让自己光明吧！
（选自《心美，一切皆美》，林清玄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2年，有删改）
鉴赏空间
林清玄的作品，空灵流动，充满禅思，若佛的拈花一笑，给读者以心灵的思考和洗涤。他能将如火如荼的激情转化为透明的溪流、洁白的瀑布，瀑布和溪流都没有高潮，它们的高潮即是它们整体的景观。本文写月，亦写人心。让我们走进《月到天心》，在景语和情语背后，感受林清玄笔下的唯美之月。
林清玄散文读后感篇5
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此时北方尤其如此。因而，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历来是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缪钺先生主张，治史应通古今之变，彰往而察来，探索阐释数千年兴衰治乱之迹，以资借鉴。在这方面，他善于将文化史与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结合起来。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缪钺先生在《略论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中进一步指出:“其实，不仅北朝如此，全部中国历史中都是如此”[1]，并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春秋时期，周承继夏、商文化，经济与文化都相当发达。这时的各少数族，如“戌”、“狄”、“蛮”、“夷”等，不但散居边疆，而且在中原与华夏族杂居共处，时有矛盾发生。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讲“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主张尊夏攘夷，使华夏文明不受落后文化干扰侵犯;另一方面又愿意使夷狄少数族接受华夏文化。春秋前期，齐恒公用管仲，成霸业。当时狄人灭邢、灭卫，恒公会诸侯兵以救之，迁邢，存卫;楚人屡次北上伐郑，恒公会诸侯伐楚，盟于召陵，遏其北进。据《论语·宪问》载，孔子盛赞管仲辅齐恒公称霸之功说:“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另一方面，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是称赞“夷狄”的政治秩序有时还胜于华夏。当孔子在中原不能行其道时，他甚至想居九夷。“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九夷”经过教化是可以提高的。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在民族关系上体现出这两种主张。康有为在《论语注》中说:“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之别。故《春秋》之义，晋伐鲜虞则夷之，楚人入陈则中国之，不以地别，但以德别。”康氏注解很能体会孔子意图，夷夏之分，主要看文化，不能仅看血统。
自从西晋怀帝永嘉丧乱后，中原人士大部分避难渡江，而内迁各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纷纷在中原建立割据政权。五胡之中，匈奴、氐、羌诸族久居内地，与汉人接触频繁，慕容鲜卑居辽东近寨，亦渐慕诸夏之风，各族上层分子大多是读书能文者。北方经魏、齐、周三朝，始终为鲜卑人所统治。缪钺先生在《北朝之鲜卑语》[2]一文中，详细考察鲜卑语在北朝流行运用之情形，及其对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之关系，论证了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从整个趋势看是鲜卑族逐渐接受汉化，互相渗透、融合的过程。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了禁鲜卑语、用华夏正音，禁胡服、改用汉服，改鲜卑复姓为汉人单姓、鲜卑名改为汉名，改定郊祀宗庙礼、废鲜卑旧俗、改用汉礼，改定官制律令、仿效魏晋，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鲜卑人迁洛者即为洛阳人，死后不得返葬平城[3]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文化整合促进民族融合的进程。孝文帝迁洛以后，汉化益深，声明文物，媲美魏晋，与留居塞上之鲜卑，文野相去甚远。孝明帝时六镇起兵，这是塞上鲜卑反对洛阳汉化政府的明确表示。高欢、宇文泰皆凭借六镇武力取得政权，东西分据，其后变为北齐、北周。自魏分东西以后，无论东方西方，皆鲜卑得势，于是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不可避免。宇文泰据关陇一隅之地，其财富、人力、文化、版图皆不能与高欢抗衡，而宇文泰假托周礼，创建制度，以调和汉人与鲜卑，因而力量集中，国势日益强盛，至周武帝时，遂灭北齐。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对此义阐发精详。反观高欢，虽其所凭借者胜于宇文泰，然他并无调和汉人与鲜卑之方策，因而在东魏北齐40余年(534-577年)之中，其政治上常发生鲜卑与汉人之冲突，导致力量分散。北齐最终为北周所灭，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缪钺先生在《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4]一文中对此详加阐释，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侧面论证民族关系融洽对于社会发展之重要性。陈、缪二先生对北朝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相得益彰，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研治中国中古思想史，魏晋玄学是极其重要的一页。“清谈”作为魏晋名士们谈玄论道的一种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历史上有一种“清谈误国”之说，以为魏晋清谈者“祖尚玄虚，不亲世务”，故东晋范宁“以中原倾覆归咎于王弼、何晏，谓‘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宁传》)而恒温亦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按:指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篇》)缪钺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清谈与魏晋政治》中，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结合起来，围绕“清谈与魏晋政治之关系”，详考史事，分别论之，认为“未可据王衍一二人为例而遂断为清谈误国也。”[5]缪钺先生认为，清谈家之理论并不轻视政治，且自有其政治上之新理想。魏晋清谈之演变，可分为四期:魏正始、魏晋间、西晋、东晋。他对魏晋两百年之政治，受清谈影响，实际情形如何;清谈名士，因才性不同，环境各异，其对政治之态度如何;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是否实现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
魏正始清谈名士，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傅嘏、荀粲、李丰、王广等人。清谈初兴之际，清谈名士们虽崇尚《老》、《易》，辨析名理，但同时亦热心政治，思建事功。清谈研精名理，贵乎有识，而建树事功，即识之所表见，识为本，功名为末。清谈家才智纵横，勇于建树，有识而能建功业，乃本末一贯，自然之理。
魏晋之际有竹林名士，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戌。《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竹林七贤，虽以谈玄酣饮相友好，而其对政治之态度则不同。嵇康以龙性难驯反抗司马氏而被杀，阮籍韬精酣饮而委蛇自晦，向秀逊辞屈迹以求免祸，山涛、王戌依附司马氏而坐致通显，刘伶、阮咸与政治关系较疏，从其言行推其心情，与阮籍相近。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指出，魏晋间清谈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缪钺先生则“补说一义，即竹林名士对于政治之态度，乃由正始风气变为西晋风气之枢纽也。”[6]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有一不同之点，正始名士只言玄理，而竹林名士于谈玄之外，兼崇山林隐逸之趣，故正始名士多居庙堂，而竹林名士则喜亲山水。总之，竹林名士特重《庄子》，多怀山林隐逸之思，故其对政治之态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积极。然隐逸之士，不负政治上之责任，则虽清谈而不至误国。
清谈理论发展至西晋，以郭象为代表，其所理想之政治家，并非拱默无为，乃“有用之为，率性而动”。西晋名士如王衍贪恋禄位累居显职，好为空言而不肯负实际责任，是所谓清谈误国者。然而，王衍谈玄不过为一种装饰，并无深诣独得。他善趋风气，以清谈盗虚名，为仕官捷径，既无济世之志，又无从政之才。西晋政治腐败，由于朝廷之宽纵，清谈末流适与此相应合。因此，“西晋清谈名士之祖尚浮虚，遗落世事，亦多因当时政治环境所造成，非必尽清谈理论使然也。”[7]清谈至东晋，在玄理上似已停止发展，好学深思之士多喜研讨佛义。谈玄能发新解者，亦出于名僧支道林。陈寅恪先生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一文中认为，东晋时清谈风气仍然弥漫，对当时政治社会仍多影响，故欲了解东晋政治之特殊形态，及当时政治家之特殊风度，亦不可不于清谈中求之。缪钺先生则以王导、谢安为代表，具体地论述清谈与东晋政治之关系。
东晋承西晋亡国之馀，重建新邦，颇有人主张以严厉之法治矫宽弛之积弊者。然东晋时清谈风气犹盛，其势仍可左右政治。王导在东晋初政局上甚关重要。史称王导为政，务在清静宽和。东晋初立国之基，本极微弱，当时有三种人不易应对:一为土著之吴人，二为南渡之名士，三为拥兵之方镇。王导则本其“网漏吞舟”之政策，泯除界域，团结人情，交欢南人，优容名士，姑息藩镇，以宽和处之。此种政治作风，时人颇多不满。王导亦自知之，然他自有其清谈理论之根据，晚年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世说新语·政事篇》)王导喜道嵇康《声无哀乐论》，其中所述理想之政治即为“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荡涤尘垢，群生安逸”。
东晋贤相，王导之后，即推谢安。谢安亦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任，其安内攘外之政治成绩，胜于王导。据《南齐书·王俭传》载，王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所谓“风流宰相”，即魏晋以来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家之新范型，“其有超世旷远之怀，而又能建济世经纶之业”。[8]谢安既善玄言，并能济世，有胆识，有方略，以夷旷之怀，处危难之事。魏晋以来对于政治之新理想，在于融合儒道，以道家旷远之怀，建儒家经世之业，此清谈派理想至谢安而实现。
缪钺先生综括以上得出结论:“清谈思想，虽崇老、庄，而亦兼融儒学，故并不轻视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见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怀建济世之业。”[9]“虽居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以后中国士大夫遂奉此为最高之境界。唐宋以降，贤士大夫皆以此为理想之事，此则受魏晋清谈政治思想之影响。
三
缪钺先生治学有文史兼通之特色，善于将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考察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治史应当注重理解古典文学发展情况与优秀传统，细心体味古代作家的高情卓识，尤其是古典诗词的精湛艺术和其中生生不息的感发作用，令人回味无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其中以诗、赋最为杰出。缪钺先生的《曹植与五言诗体》和《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两篇论文，纵论魏晋六朝五言诗之发展线索，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有机结合起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梳理并揭示文学发展规律，对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曹植与五言诗体》中，缪钺先生认为中国文学以抒情为主。抒情诗体变化甚多，有四言，有《楚辞》，有赋，有乐府歌辞，有五言、七言，有词，有曲。最古之诗体为四言与《楚辞》，西周初至春秋用四言体，《楚辞》兴于战国。四言至汉代，其势已尽，魏晋以降，作者不多，佳作也少。《楚辞》变为汉赋，由抒情而趋重体物，貌同心异。魏晋以来，抒情复昌，至庾信《哀江南赋》而止，唐以后赋体亦微。五、七言均出于汉代，而七言至唐始大盛，惟五言诗，从建安开始成为文学主要体裁。
五言诗是东汉时产生的一种新诗体。五言体对于抒情言志，较四言诗及辞赋均便利。中国字为单音，诗体句调，宜于整齐。周诗多四言，句调简短，变化不多，易于凝重而难于动宕，故至汉代，箴铭颂赞等典重之作，多用四言，而鲜有用于抒情者。四言既不适于抒情，于是从民谣短歌中自然产生出一种五言体。五言较四言虽仅多一字，然因其为奇数，句法轻灵而富于变化，胜于四言。东汉文人，虽不乏作五言诗者，然成绩并不佳，此体当时尚未被重视。东汉五言诗之传世者，除班固、张衡诸人之作外，皆无作者主名，后人称《古诗》，《文选》采录十九首。《古诗十九首》为文人抒情之作，其长处为清新、平易、活泼，但无高深之意境，且风格相似，不显作者个性。
从两汉至魏晋，政治、文学、学术思想皆有蜕变之势，曹植则为此转变时期的一个关键人物。东汉儒家思想盛行，魏晋以降，则谈老庄，讲佛学。汉人盛倡孝义，所谓“以孝治天下”，而曹植《仁孝论》则谓“孝者施近，仁者及远”，以为仁重于孝，此与汉人思想已不尽同，然其诗中内容多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情感。“总之，曹植思想，仍本儒家，不信方士之术，亦无玄释之思，其诗多咏人伦，喜言游仙，大抵不出《诗》、《骚》之域。故曹植虽有奠定五言诗体之功，而增扩新内容，则有待于阮籍、陶潜、谢灵运诸人矣。”[10]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中，五言诗发展成为文学主流。锺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在《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中，缪钺先生认为，魏晋以来玄学大兴，渡江以后佛理尤盛。如何融合这两种新思想于盛行之新五言诗体中，为时人之理想。西晋时，向秀、郭象精于玄义，而不工吟咏;潘岳、陆机辞采绮艳，而名理无闻。东晋孙绰、许询虽研精玄释，而苦乏诗才，所作“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1]，惟郭璞文藻秀出，其《游仙》诗能合道家之言。东晋僧人支遁、慧远，皆能以佛理入诗，不乏风韵，可惜篇什不多，未能大畅宗风。
至谢灵运出，此理想始实现。灵运敬事慧远，曾作《辨宗论》，由竺道生顿悟之旨，又注《金刚般若》;他自注《山居赋》，谓《老》、《庄》“二书最有理”，因而既深于佛学又崇尚玄义。谢灵运天才本高，又用力诗篇，他之所以名重一时，为南朝之标准诗人，在于他能兼三者，以玄理佛义发为精美之诗。在缪钺先生看来，刘勰所谓谢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亦非知言。在谢氏诗中，庄、老非但未告退，而是以庄、老入诗至方获此成功。“谢氏不空言玄理，而融化于模山范水之中”[12]。这是谢氏五言诗精深华妙之处。
江南旧有吴歌。东晋以来，其声渐盛，士大夫多好之，遂有效其体者，如王献之作《桃叶歌》，孙绰作《碧玉歌》。尤其鲍照独喜吴歌，有《吴歌》三首、《采菱歌》七首、《幽兰》五首等，皆有轻灵婉妙之韵味。至齐永明末，沈约、谢眺、王融以四声制韵，入五言诗中，世称“永明体”。梁、陈之际，五言诗之发展，有两种趋势:一则承鲍照之风，仿效吴歌，一则承谢眺之风，重声律，工对偶，篇幅简短，开唐代律诗绝句之先河。
缪钺先生得出结论说:“综观此三百年之诗，谢灵运融合玄释，模写山水，鲍照仿吴歌，谢眺用声律，均能吸收新成分，故免于陈腐，开创风气”[13]，从而揭示了创新是文学发展之路这一规律性的东西。ˆ
[1][3]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16页。
[2][4][10]见缪钺著《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3—77、78—94、126页。
[5][6][7][8][9]见缪钺著《冰茧庵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林清玄散文读后感篇6
这本书的封皮呈黄色，醒目却不刺眼，与它的图案十分相配：一阵风吹来，纯白的蒲公英种子随风飘散，飘渺、空灵，十分简洁唯美，我想也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代的孩子的梦想吧。中央用孩子的字体写着“林清玄”三个大字，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展开封皮，一行小而精练的小字映入眼帘：“期许少年们有天真的心，纯善的心，美好的心，庄严的心……能在这悲伤的人间，拥有快乐。”正是这一行字，给了我很大的兴趣让我读下去。
正式打开书时，我便被那充天真，无邪的自序吸引。和标题一样，拉近了我们与作者的距离，向我们诉说了作者不老的心。这本书分四卷，分别是天真的心、纯善的心、美好的心、庄严的心。每一卷的开头都有一首精练的小诗，读来十分有趣，我仿佛能从一首首小诗中看到作者儿时天真可爱的脸。
第一卷“天真的心”：讲述了一件件小事，都是些我们生活中很平凡的事情，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事：一只乌龟、一棵树、一些流浪狗、一个传说……而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作者用孩童般的最单纯天真的视角，把最单纯天真的事情，竟能写出如此多的细节和道理。在作者的笔下，可以从一只乌龟写到身外之物的不重要，写到人只看到名利金钱的悲哀……作者循序渐进，由浅到深，直击我们的内心——那如白纸般内心的最深处的那片净土。
而第二章“纯善的心”描绘的不是一直再清澈的人或心。而是在尘世扎根，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或心。作者用这“灰色”社会中的真善美、假丑恶的对比，引起了我们对良知的新看法。
林清玄散文读后感篇7
关键词：淡化情节；人物虚化；意识流；意境美
一、小说结构格式的新颖别致：淡化故事情节，穿插非情节因素
1.淡化故事情节
情节是在文学叙事中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它在文学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情节淡化的小说不注重表现人与人之间复杂激烈的关系变化，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多变或戏剧效果。在现代叙事学中，情节淡化的意识已经成为一种自觉地文体追求。
林徽因小说的散文化特征首先体现在淡化故事情节方面。《九十九度中》由7个部分、15个叙事并不完整的片段构成，以“截取横切面”的写法，将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生活状态一片片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品写挑夫口渴买了冰凉的酸梅汤，回去后却中暑送命。新娘阿淑在机械地举行婚礼。机关职员老卢、老孟和“摩登”少年逸九在点心铺里边吃边聊，消磨着时光……这一个个无甚关联的生活小片断相互交织，谱成一首有哀有乐、扰扰攘攘的生活交响曲。
2.穿插非情节因素
所谓非情节因素是指在文本中穿插一些诸如议论、说明、抒情及写景状物等描写，这些描写冲淡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呈现出一种文体杂交、兼容散淡的审美效果。作家用水一般流动的笔致，在小说中穿插一些非情节因素，使得小说结构疏散，开拓了叙事作品的情念、意念，加深了小说文化内涵的纵深度，制造现实与梦幻水融的意境。
例如在她的小说《钟绿》中有这样一段话：“过了一些岁月，我没有小时候那般理想，事事都有一把怀疑，沙似的挟在里面。”通过主观议论的方式将钟绿的美表现出来，为下文的开展作了铺垫，同时，对于钟绿的美到底是怎样的，激发读者去幻想和想象。这种在小说中穿插非情节描写的手法，是一种巧妙的留白艺术，也对文本的结构构成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人物形象虚化，注重意识流动与主观抒情
1.人物形象虚化，影像唯美空灵
林徽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通过转换叙事视角或者借他人之口告诉读者主人公具有怎么样的美，但是这种美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给人一种朦胧梦幻唯美的印象。《钟绿》为读者描绘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美的影像。从同系中女同学口中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当中一张桌子上面，默默地，立着那么一个钟绿――美到令人不敢相信的中世纪小尼姑。简单静穆，直像一张宗教画！”在男性视角中出现了又一幅画面：“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上劈空雷电，四周纷披狂雨，钟绿嫣然一笑消失在水雾迷漫中。”这幅画面带给读者的是一个隐约的钟绿，“水雾迷漫”恰似一个虚幻恍惚的仙境，事后回忆是那样的飘渺。
2.注重意识流动与主观抒情
小说《九十九度中》在内容上采用了意识流的现代主义写作手法，注重挖掘人物内心潜意识，写人的心理活动及人主观感受和情绪，是“五四”以后小说视野向人的内心拓展的结果。例如新娘阿淑举行婚礼的情景。“心儿一下子撞上，一下子撞下，手里抱着的鲜花随着只是打颤”。当她和丈夫举行仪式的时候，她心里想的却是心仪的九哥，幻想他能骑着马策鞭而来，直到觉得“手酸，心酸，浑身打颤”。利用人物潜意识的流动结构文章，巧妙地将一段不幸婚姻的因果连接起来，既将阿淑的心理特征和盘托出，又使得小说有一定的情节性，收到了一箭双雕之功效。
三、淡雅飘逸的性灵美与玄哲雅趣的意境美
1.淡雅飘逸的性灵美
林徽因在散文《一片阳光》中，以无限的深情赞美大自然的庞物阳光：“一泻阳光，一片不可捉摸，不可思议流动的而又恬静瑰宝，……叫人俯仰全触到一种灵性。”咀嚼全篇，仿佛能感到林徽因作品中那令人陶醉的淡雅飘逸的性灵美。在林徽因的六篇小说中，最能体现她所追求的这种虚静超脱、恬淡自然的美的小说便是《模影零篇》中的《钟绿》。首先，钟绿有一种圣洁美：“一张桌子上面，立着那么一个钟绿，美到令人不敢相信的中世纪小尼姑。简单静穆，直像一张宗教画”；其次，她有一种纯朴美，“她仰着脸微微一笑，露出一排贝壳似的牙齿”；再次，她还有着一种古典美，“衣裙让风吹得松散，红叶在我头上飞旋……”这是三幅画面美得沁人心脾，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钟绿动人心魄的美。
2.玄哲雅致的意境美
京派小说常常以清新纯朴的笔调营造具有诗意美感的艺术世界。林徽因作为京派代表作家，不仅承袭了京派小说平和淡远的韵味情调、新月派的浪漫情思以及现代派的艺术形式，而且还开辟了独树一帜的性灵小说，于叙事之中融入富有哲理性的抒情议论，使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理趣”。
林徽因小说创造的意境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她的《模影零篇》以淡雅素朴的笔致娓娓地向读者铺叙一些蕴含淡淡悲哀与愁绪的平常故事，并在淡淡的情节叙述中抒发个人的主观情感和人生感悟，开创了一种雅致、玄哲的艺术境界。这一特点所体现出来的正是林徽因对于人情世事的微妙感兴和深刻领悟，因此林徽因的小说世界有了一种别样的审美内蕴。
参考文献：
[1]张德林.论小说创作的“情节淡化”[J].文学自由谈，1988（01）.
[2]林徽因.林徽因经典全集・模影零篇[m].湖北：武汉出版社，2010.
林清玄散文读后感篇8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中心，《新青年》杂志之外就是北京大学。北大之所以能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出任校长，无疑是关键。正是由于大力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才使得北大校风为之一变，一时之间群贤毕至，钱玄同正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
出身于书香世家的钱玄同，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他的父亲曾担任过苏州、绍兴等地的书院山长。他自幼饱读经史诸书，少年时因得见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佩服刘氏之说，遂信公羊而疑《左传》。稍后，由于受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等改良主义刊物的影响，政治上曾一度赞同过保皇派的主张。1903年冬，16岁的钱玄同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以及其他一些传播革命思想的刊物，大为震动，逐渐有了反清的意识，并毅然剪掉辫子，以示“义不帝清”(《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当时他还与友人合办了《湖州白话报》，不再用光绪年号，只书“甲辰”字样。同时，他又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得知清初音韵学家刘继庄造新字的学说，兴趣甚浓，于是矢志将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发扬光大。
1906年，他的哥哥钱恂出任留日学生监督，钱玄同随同兄长东去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当时章太炎正在东京任《民报》主笔，钱玄同曾往谒就教。他还与鲁迅、周作人、黄侃、龚宝铨等人一起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治声音训诂之学”。那时钱玄同就十分活跃，经常当着先生的面，打开他的“话匣子”，在榻榻米上忽东忽西、口若悬河，因此被赠予“爬来爬去”的雅号。有时，他和太炎先生谈论文字复古的问题，在大家散了之后仍旧不走，谈得晚了便在《民报》社里住宿，接着谈论。这一段从学的经历对他以后的治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此后不久，钱玄同回到国内。辛亥革命后，他一度认为清朝的统治就是光复汉族，一切都应回复到中国古代的情形。他参照《礼记》、《尚书》、《仪礼》等古籍，写了《深衣冠服说》，并且穿戴着深衣玄冠去办公，意在提倡，但无人效法，成为一时笑谈。
1913年，钱恂出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钱玄同也来到北京，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任国文教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事实上，钱玄同是新知识分子群中较早进入北大的，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正是有赖于他和沈尹默的推荐。他与周作人、刘半农更是终生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为不同，但实质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正如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辞激烈，但“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正是由于与新文化群体的密切联系，当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文学革新时，钱玄同不但很快表示赞同，而且积极加入了这一行列。他写了不少文章、随笔和通信等，大力鼓吹白话文，主张文言一致，反对用典，提倡小说、新诗、新戏等。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他甚至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样的惊人之论。他还以《寄陈独秀》和《寄胡适之》两文参与到“文学革命”的讨论中，显示了“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的言行十分激烈，他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件是可以不改革的。他多次激烈地批驳保存国粹和宣扬灵学等言论荒诞悖谬，“五四”时盛行一时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也是由他最先提出的。他还是“打倒孔家店”的积极拥护者，虽然他的主张不无粗疏草率之处，而且还有“人过四十，皆该枪毙”的哗众之论贻笑后人；但在当时，他这些偏激的言论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对痛恨黑暗、渴盼新知的年轻人尤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钱玄同矛头所指的保守派反应却十分冷淡。1917年初，他在《新青年》撰文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建议，并对当时的文坛领袖林纾直接加以攻击，但林纾的回应很是平淡，令他顿感失望。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在对方的漠然中显得颇有些尴尬，而新文学的发难者们也在没有对手的辩论中感到了几分寂寞。为了改变这种处境，钱玄同和好友刘半农想到了一个奇特的办法，那就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双簧信”。由于对旧式文人的熟悉，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所写的那封信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足以乱真。他不但忠实地模仿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种种误解与歪曲，而且使之显得十分荒谬可笑。而刘半农的复信逐一加以批驳，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对林纾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新知识分子这种主动出击的态度显示了他们充分的自信，引发了读者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激起旧派文人的恼怒，他们加强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击。1919年2月和3月，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荆生》和《妖梦》，讽刺文学革命的领导人，以虚构的名字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语言十分刻薄。他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大骂他“伤天害理”，百般丑化。林纾这种非君子的应战方式引发了《新青年》大规模的讨伐，在论辩中新文学的声势也逐步壮大。在这一役中，钱、刘二人功不可没。
对钱玄同而言，他对新文化运动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贡献。因为在民报社共同听讲的渊源，钱玄同与周氏兄弟交情颇深。因此他经常到二人当时在北京的居所绍兴会馆，与他们同桌共食，或抵足畅谈。他通常是午后4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再回师大的宿舍去。鲁迅曾这样描写他来访的情景：“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鲁迅《呐喊・自序》)聊天的内容自然十分广泛，包括对时局的看法以及由此引发的思考。周作人说，这正是钱玄同由“复古”往“反复古”方向更坚定地前进的一个转折关口(《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自己也曾回忆，与周氏兄弟“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中槐树底下谈过许多偏激话”(1923年7月9日致周作人书)。当时周作人已是北大的教授，鲁迅还在教育部任职，但由于以往的经历，两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并不积极。尤其是鲁迅，心情十分消沉，整日埋首屋中抄古碑、看佛经、读墓志。钱玄同的不时来访为僻静的补树书屋增添了些许生气。来的次数多了，他不由得对鲁迅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产生了怀疑。在他看来，鲁迅此时摆弄这些古董是毫无意义的。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展露的文学才华是他所深知的，于是，作为《新青年》的编委之一，他开始建议鲁迅写写文章，向《新青年》投稿，加入到新文学的阵营中来。虽然鲁迅并没有立即赞同他的意见，但他的话不久还是产生了作用。到1918年，鲁迅终于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说，再是诗，接着是杂文和长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虽然爬出“待死”的深坑是鲁迅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但钱玄同的极力劝说，无疑为他垂下了一根救援的绳梯。而三人在槐树下的长谈，也为此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各自的辉煌作好了准备。对这一幕，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有过生动的描述，二人关于“铁屋子”的对话也成为了新文学史上一段不朽的经典。
文学革命为“五四”积聚了深厚的基础，钱玄同等人也正是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而为青年学生所崇敬和瞩目。因此，当爆发之后，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学生运动最热情的支持者。但的发展很快偏离了他们预期的方向。这种运动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他们所陌生的，无休止的游行与斗争也使他们厌倦。于是，和周作人一样，钱玄同很快也感到了“小河”的忧虑。“五四”后不久，他写信给周作人，以他特有的直率，表示了自己“近一年来时怀”的“杞忧”，他害怕“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他还在信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对五四时期自己激进的态度也表示了反省(1922年4月8日致周作人函)。这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林清玄散文读后感篇9
关键词：玄学衰落社会资本玄佛合流魏晋名士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178-03
一、玄学与玄学的发展
玄学①是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学问，意为“玄远之学”，由汉末魏初的清议、清谈转化而来。汤用彤先生在《郭象与魏晋文学》中将玄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时期（240-249）的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时期（255-262）的玄学，以裴Q、郭象为代表的元康时期（291年前后）的玄学，以张湛为代表的东晋时期（317年前后）的玄学。[1]
正始十年主要探讨的是贵无论，当时的正始名士代表人物包括了王弼、何晏、夏侯玄等，何晏是贵无派思想的创始人，王弼在当时影响最深。王弼所处时期为三国时期，身处曹魏。贵无论主张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崇本息末。王弼注老庄时主要由用达体，在本体论层面探讨哲学。
竹林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为竹林七贤，在本文中主要以嵇康为例。当时司马昭以孝治天下，但是其选贤行为甚为荒唐，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正始时期的玄学在政治层面的探索转为精神层面，让玄学生活化、审美化。竹林七贤率性纯真、重养、蔑视礼法。玄学思想仍为贵无派，在思想上并无太大建树。
元康时期，分为崇有和独化两派，《资治通鉴・崇有论》中说：“夫万物之有生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已分，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名教”不过是根据社会正常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它是“合理”的，裴Q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进行了批评。而郭象认为，事物之间的相互为因的功用，对于顺应事物自身自己自足的生生化化没有意义，所以只有每个事物“独化”对其他事物才有意义。郭象通过独化论说明了其对“贵无”思想的否定，同时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强调游外以弘内。
东晋时期，《高僧传》卷四《支遁鳌匪档溃骸岸莩t诎茁硭拢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此事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佛学已经开始超越玄学。从张湛也可看出玄佛合流的趋势，他为获得更多的支持者，将神学纳入其理论范畴，使理论具有某种神秘色彩。他没有突破以“现世”逍遥为生命终极意义的玄学理论底线，他被作为最后一位有理论系统创建的玄学家载入史册。在《天瑞篇注》中表明其观点为冥内游外。
玄学兴起于正始时期，竹林时期在思想上并无太大建树，元康时期玄学发展再次兴盛，东晋时期出现玄佛合流趋势，玄学走向衰败。从中也可看出各个时期代表人物其社会网络在其玄学思想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二、社会资本对玄学发展的影响分析
本文采用边燕杰教授对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2]边燕杰认为，社会资本基数主要由四个因素决定：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差、网络的构成。规模大的网络比规模小的网络拥有的关系、信息和人情桥梁较多；网顶高意味着网络内拥有权力大、地位高、财富多、声名显赫的关系人多；网差大说明网络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职位，资源和影响是互补性的；网络构成合理，则是指与资源丰富的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
表1玄学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的社会资本测度
（一）正始时期
个人社会资本的多少决定思想扩展范围的起点，玄学兴盛之初，个人社会资本基数大，且网络节点多，社会资本流动性强，所以通过个人社会资本的正确运用可以扩展到社会全体。
王弼的祖父是王粲②的弟弟王凯，母亲是刘表的女儿。王弼家世显赫。《王弼传》记载了王弼与何晏的关于圣人有情无情的争论③，记载说明王弼是有社会资本的，同时，他受何晏之邀，经常参加名士的清谈④活动，在社会资本的运用层面，何晏及其他名士对其观点的赞赏和传播，网络节点多，社会资本流动性强，使得“贵无论”从小网传播到大网之中，发展兴盛。此外，根据清谈对象看出王弼的网络规模大，网络顶端为何晏⑤，同时，由于清谈只涉及当时士人，所以网差较小，他与当时资源丰富的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社会资本构成合理，在以上社会资本的构成之中也可看到王弼的社会资本的基数大。从结果来看，王弼对社会资本的运用着实影响到了正始时期玄学的发展。
（二）竹林时期
竹林时期由于正、反两种社会资本的冲撞造成了自以为正统思想者对逆反思想者的压制和诛杀，强制统一口径造成许多人避而不谈思想，导致社会节点减少，社会资本流动中断。而此时，不管社会资本基数如何庞大，也无法在全社会造成广泛影响。
嵇康作为当时“逆反思潮”的代表，在被钟会污蔑之后，为司马昭所杀。可以看出持“正思潮”的统治者对“反思潮”镇压方式的极端，这也逼迫嵇康必须使用社会资本去防止受其牵连的人受到伤害。嵇康的网络规模较小，主要集中在竹林七贤之中，网络顶端为同是竹林七贤的山涛⑥，网差较小，网络构成不合理。社会资本基数小，加之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差，网络节点少，严重限制了名士对玄学的理论构建。
（三）元康时期
元康时期，玄学思潮再次兴起，部分权势人物针对原有思想弊病进行攻击，力证崇有，原有贵无思想的权势人物保留原有意见进行反驳，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许多人避而不谈思想的问题。在清谈中，从高官到乞丐，从学术大师到少年学子，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思想包容性增大，社会节点增加，社会资本开始流动，思想繁盛，但好景不长，崇有思想随着裴Q的死于非命而终结。随后郭象发展玄学，在贵无和崇有正反两题上提出了合题，即独化。带来新的理论方向，玄学较为兴盛。
裴Q，玄学名士裴秀之子，其母与贾后母为亲姊妹。他是贾后亲戚中少有的治国干才，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官至侍中和尚书仆射，作为外戚贾氏的代表，对当时的政治决策影响极大，是元康时期的实权人物之一。[6]
《世说新语・文学》说道：“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
以上的材料说明，裴Q以潮流的姿态活跃于思想舞台，其也并非孤军奋战，欧阳建⑦曾著《言尽意论》反对贵无派的言不尽意思想，《崇有论》的问世，在学术界引起了大辩论。裴Q的网络规模大，网顶涉及权力集团的中心人物，而且其自身就是实权人物，网差较小，网络构成合理。社会资本起点较高，加之其合理的运用，社会资本流动快，网络节点多，玄学发展兴盛。
郭象并非名门出身，但郭象凭借其清谈的实力，得到了王衍的青睐。之后进入司马越集团，官职、权力均超越王衍。
郭象通过清谈获得赏识，同时也在被赏识中不断发展自己的学问，有人说《庄子注》是郭象窃取了向秀的成果，但不可否认，郭象运用其社会资本为玄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高度。郭象的网络规模较大，网顶为当时权力的中心人物司马越，自身也为实权人物。其出身看，他网差较大，网络构成合理。社会资本基数大，网络节点多，社会资本流动快，玄学发展兴盛。
从裴Q和郭象可以看出两人对社会资本的运用，再用社会资本发展玄学的同时也用玄学提高了自身的声誉。在郭象身上尤能看出社会资本的运用和玄学发展的互进关系。
（四）东晋时期
东晋时期，战争分散了人们对理论的注意力，社会资本基数虽大，但其大致被分为保身立命和发展玄学两部分，所以用于发展玄学的基数减少。加之佛教“借力打力”，网络节点多，佛学社会资本流动快。在玄佛两方力量对比下，玄学处于弱势地位，之后玄学走向衰败。
张湛约生于370年前后，卒年不祥。是东晋人。其生存年代战争频繁，政局动荡，并于383年发生了淝水之战，399年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晋斗争，在这之后的21年里，战争不断，东晋于420年亡，取而代之的是南朝。
张湛在孝武帝太元时期官至中书侍郎、光禄勋。[7]其职位很高，但在战乱频发的时期，民众对佛学更加认同，寻求心灵的解脱，使得其社会资本失灵。根据其官职判断，其网络规模较大，网顶较高，网差较小，网络构成合理。社会资本基数较大，但动乱使得张湛的社会资本分散，也使得离他较近的网络节点的社会资本分散。在中心与节点社会资本均分散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流动速度慢，玄学走向衰败。
从以上分析来看，王弼、裴Q、张湛的社会资本测量标准类似，但玄学的兴盛程度却不同，原因在于在运用社会资本发展玄学时，张湛的社会资本未产生像王弼和裴Q的社会资本所产生的玄学的广泛传播，而未广泛传播的原因是社会动乱造成民众对玄学的认同度降低，所以在玄学传播的网络之中出现了“节点缺失”的情况，而节点缺失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资本流动速度慢，效率低，玄学走向衰落。
三、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1）思想的发展需要社会资本根基，同时也要不断“找节点”“织网络”。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知识分子的交流促进了学说的发展，在其中会促进社会资本的增加，而之后又会进一步促进学说发展，所以学说发展繁荣，社会资本在此如同一张不断扩张的网络，从“小网”不断创造新的联系而织成“大网”。每个人均属网络节点。
（2）制度建设不合理，可能会带来与现世不合时宜的逆反潮流的不断扩张。在社会拥有一批“行为解放”的人并且其行为引起社会关注时，拥有逆反潮流的思想的人会聚集、相互促进，在造成一定影响之后，就会增加和其他社会群体高层人物的相识几率，从而获得更多社会资本，保证其行为不受过分苛责，逆反思潮兴起。两种社会网络的冲撞必会导致两方不相容的成分更加明显，在这种暗示之下，网络中的人会出现折中、趋同、逆反强化的情况，竹林时期的阮籍属于折中，向秀、山涛属于趋同，而嵇康属于逆反强化。这对思想的发展并无太大好处，因为双方已并非思想领域的交战，而是从思想对外进行了延伸，如铲除异己、株连九族等。
（3）个人社会资本的运用是“利滚利”的。在某思想层面社会资本运用得好，思想发展的同时也会促进个人声望、地位的提高，而在社会地位提高之后又会获得新的社会资本，而这又会促进思想的发展，螺旋上升。当然，如果社会资本在某一环节出现了中啵就无法与其他思想相抗衡，所以必然导致思想的衰败，而这衰败可能是暂时的，如儒家，也可能是永久的，如崇有论。
（4）思想的兴盛需要流动的社会资本。张湛官居高位，其学说影响力较大，但实际情况与理想情况相悖。其接触的人群有限，虽在学说系统建立过程中有将军韩康伯等人的协作互进，但其社会资本是非流动的。与此同时，支道林、僧肇凭借自己清谈的功力以及对佛学的正确解读，使佛学逐渐取代了玄学的地位。从此可见，思想的发展需要把握时代的脉搏，思想的发展只有使人“果腹”即感到满足，才可成为主流。
而主流思想的社会资本是流动的，而并非僵化的。
思想的发展须对社会资本进行良好的利用，首先要有众多的社会节点，其次要有快速的社会资本流动，否则思想的传播范围有限，最后只会由于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而被合并、衰落。
注释：
①玄学：本文采用汤一介先生的定义，即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和“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的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
②王粲：在文学上，王粲与孔融、徐干、陈琳、阮r、应`、刘桢并称“建安七子”。王粲不仅名列七子，且是其中成就较大的一个，与曹植并称“曹王”。
③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④清谈：魏晋知识分子的学术辩论会，虽由玄学家发
起，但不局限于玄学家，亦不局限于玄学论题，各种学术身份和政治地位的人，均可参加。
⑤何晏：字平叔，仕魏，曾在曹爽集团中任吏部尚书，推行改制，正始十年被处死。
⑥山涛：字巨源，河内怀县人也，官居吏部尚书。
⑦欧阳建：当时贾谧“二十四友”的核心人物。裴Q是贾谧的表叔。
参考文献：
[1]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2-113.
[2]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学，2000（2）：87-88.
[3]张文宏.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操作化测量和经验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7（3）：143-144.
[4]曾春海.嵇康的精神世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2.
[5]刘世明.竹林玄学与山涛[n].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8）：30.
林清玄散文读后感篇10
此时的相思树，尖细的叶子像少女纤细的柳眉，柔美细腻，光滑青翠，令人想起“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的诗句。细长的叶片间，夹杂着无数细小金黄的小花球，每一朵花都像缩小版的合欢花。正是相思树开花的季节，耐不住寂寞的相思树哗然一声把柔黄的小花球在一夜之间全部释放了出来，几乎所有的树都撑不住了，索性一起开起花来，把一整年的修持都破戒了！相思树的花也细小，简直像是不敢张扬的样子，可是花开得太多太盛了，一朵朵成簇，一簇簇成团，一团团成堆，展目看去，仍然很艳很逼人。
相思树是陪伴着我成长的树。小时候，在我家乡的村庄里，常见相思树。村前的小山坡上就有几棵相思树，每天上学放学，我都从相思树下走过。那时的春天，我喜欢坐在树下，看天空的一抹湛蓝。相思树新长出嫩绿的叶子，柳叶状的小叶，像一叶叶小舟，乘着轻柔春风，在轻轻荡漾。淘气的小鸟，跳跃在柔嫩的枝叶间，偶尔，将细雨淋湿的羽毛舒展。阳光透过细碎的树影筛落浓密的斑驳，相思树下的我藉草而眠。初夏时节，黄绿扁长的叶子间，开满了金黄的毛茸茸的花，轻风吹过，一阵阵淡淡的清香，润入肺腑。秋天，相思树枝头上挂满了果实，犹如风铃，在风中沙沙作响中，把种子撒进泥土。到了冬天，它仍披着一件厚厚的暗绿外衣，给大地一片憨厚的温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相思树在家乡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发芽。而我，在相思树下，慢慢地长大，终有一天，我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相思树。经年行走，每每回首，总有一棵相思树扎根在我的心里，它叶绿叶落，花开花谢。
犹记得少女时期的我，读席慕蓉的诗歌《山路》：“我好像答应过你/要和你一起/走上那条美丽的山路/你说/那坡上种满了新茶/还有细密的相思树……”少女的心被浸淫在一股淡淡的忧伤里。
读林清玄的散文《沟坪与草花庄》，他这样写道：“我想到，将来我如果有一片地，那么我要遍植相思树，就取名为‘相思庄’或‘相思坪’，虽然无常如此迫人，我要感恩在这浑沌的人间曾有的思念，感恩这么多的人以深刻的因缘而互相关爱。无常的鸟飞过了，但地上还有一种树叫‘相思树’。”林清玄的著名散文《相思飞舞》里有：“秋天，冬天，春天那些炫人的花，都夹入了友人的相册之后，有一种美丽的小黄花安静地盛开，它的美和它的安静一样，很少很少被人看见。”读到这里，我的心被柔软地触动了。我想，如果要做一棵树，我就做一棵安安静静的相思树，不哗然，不取宠，躲在时光的背后，静静地花开花落，自己的妖艳自己知道。
张晓风笔下的相思树，是少女绮丽的梦之船。读她的散文《相思树》，她说：“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上那一片细细碎碎的浓绿。每次坐在树下望天，那些刀形的小叶忽然在微风里活跃起来，像一些熙熙攘攘的船，航在青天的大海里，不用桨也不用楫，只是那样无所谓的飘浮着。”“有一次，一位从乡间来的朋友提起相思树，他说：‘那是一种很致密的木材，烧过以后是最好的木炭呢，叫做相思炭。’”真的是“化作焦炭也相思”啊，多么美丽感人的相思！
作家林海音的散文《燕子》写的是她心中那一只小小的燕子，但令我读来难忘的是这一句：“前几年刚搬到石门乡间的时候，我还怀着凯儿，听医生的嘱咐，一个人常常在田野间散步。那个时候，山上还种满了相思树，苍苍翠翠的，走在里面，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小鸟的鸣声，田里面也总是绿意盎然，好多小鸟也会很大胆地从我身边飞掠而过。”我想，相思树里的小鸟，那是“相思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