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散文篇1
关键词：沈从文；散文；《湘行散记》；《湘西》
许多读者认识了解沈从文以及他的作品都是从《边城》开始的。翠翠纯洁、美好的形象以及湘特的地域文化，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并以此为开始，深入了解，逐渐喜欢上了沈从文以及他的作品。我也喜欢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他所描绘的神秘的湘西，深深的吸引着我。作家的创作风格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性情分不开的，而一个人的性情，或者说性格的形成与他所生长的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好事人，若从一二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一个名为‘镇m’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三五千人口。”沈从文就是生活在这个名为“镇m”的地方。
一、独特的写作题材
由于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的影响，沈从文的创作素材有异于其他作家。他的散文扎根于湘西这块偏远、落后、不为人知的神秘的地方。“他把地方风情写得很迷人，是评论家和读者一直在争辩他的乡土文学作品有多少真实性”。沈从文4岁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认字，入学之前已经认识了很多字。在私塾和小学读书时，老师所教的东西，远远不能满足他的兴趣，于是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校门外广阔无边的社会生活。而这段生活经历无疑形成了他一生的性格与感情基础，并为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沈从文对周围世界的异常敏感又天性好奇。他观察宇宙万物细致入微，他的术天才一部分来源于此。”那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叮当作响的铁匠铺，挂满各种颜色布匹的染房，屠户的肉案桌，扎冥器的铺子，还有那长满花木的青山，游鱼嬉戏的小河，果实累累的树木……都令他神往。
（一）湘西的自然风景。
在作家的笔下，故乡的山，仪态万千，清奇秀美。故乡的水，波光潋滟，清澈见底。白河是“夹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岩石黛黑。水深而清，鱼大如人。”辰河“沿河两岸连山皆深碧一色，山头常戴了点白雪，河水则清明如玉。”作家观察入微，不同的景色，描写绝不雷同。景色在作家描写下，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逼真秀美，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并对湘西充满了向往之情。在湘西的自然风景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两岸高处去水三十丈的吊脚楼了。在这里，我把吊脚楼也归入到自然风景中，因为吊脚楼在时代的长河中，早已与山、与水融为了一体，成为了湘西最具特色、最具代表的风景。沿河两岸的吊脚楼，在河水的映衬下，显现出古老、纯朴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二）湘西的民族风俗。
湘西的民族风俗，最具代表的就是端阳节的赛龙舟“那一天正是正月十五，河中人过大端阳节。箱子岩洞窟中最美丽的三只龙船，早被乡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只狭而长，船舷描绘有朱红线条，全船坐满了青年桨手，头腰各缠红布。鼓声起处，船便如一支没羽箭，在平静无波的长潭中来去如飞。河身大约一里路宽，两岸皆有人看船，大声呐喊助兴。”除了端阳节的赛龙舟，还有二八月农事结束时的木傀儡戏，冬天腊月要唱酬傩神的愿戏等等。
二、独特的文体特征
《湘行散记》和《湘西》，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湘西的地理、民俗、传说、风景、人事、史实等，错综交杂在一起，组成了一幅湘西水墨画。作者能够把如此繁多的人、事、景、物等写的有条不絮，则得力于作者对不同文体的驾驭能力。
读过沈从文散文的人，最大的感受便是：初读似小说，但仔细一辨却又是散文。这便是沈从文散文的独特性，即集小说、散文于一体的文体特征。沈从文将小说、散文合而为一，吸取了两种文学体裁的长处，形成一种新的散文样式。其中，小说更注重人物和情节描写，游记式散文结构全书，写景状物，抒情叙事。
作者两次回家乡，都是由沅水溯流而上。作者以这条绵延千里的沅水及沅水两岸的社会生活，引出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以及湘西的自然风景和民俗风情。例如《湘行散记》首篇《一个带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就写“我”由常德过桃源时，一位老朋友伴“我”过桃源，由此而引出的这位朋友的一些趣事。《湘行散记》、《湘西》字里行间无不体现作者对家乡的喜爱之情。作者对家乡的风景、风俗、生活等作了细致的描写。在作者的笔下，家乡的风景秀丽、如诗如画，家乡的人憨直、率真、豪爽、慷慨。就连这一被人唾弃的职业，在作家的笔下也没有批判，却充满了深切的悲悯之情。《湘行散记》、《湘西》全书都是作者的回乡路途上的所见、所闻、所感，从而形成了取材范围广泛、描绘自然风景、记录风俗民情、反映湘西生活面貌，并表达作者感情的游记式的散文。
三、独特的艺术风格
艺术风格是作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衡量作品在艺术上的成败、优劣的重要标准和尺度。作家风格和作品风格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由于作家的世界观、生活经历、性格气质、文化教养、艺术才能、审美情趣的不同，因而有着各不相同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形成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沈从文以其独特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艺术创造能力等，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
（一）结构。
《湘行散记》、《湘西》这两部作品是作者两次回乡，沿沅水溯流而上，对沅水两岸的风景、人物、社会生活的描写。这种结构方式，仿佛一棵大树，在长长的主干上，交错长着长短不齐、大小不一的树杈，而这些树杈又必须依附着这根主干，这种结构方式就显得条理明晰，脉络清楚。例如《湘西》，作者先从沅水下游第一个主要城市常德说起，谈常德的船，接着是写沅陵的人，接着是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再接着是泸溪、浦市、箱子岩，然后是辰溪的煤，沅水上游的几个县，最后是凤凰，各篇都有所侧重，在突出重点的同时，融进地理物产、山光水色、历史遗迹、风俗民情，又旁及各种乡村人事，这样结构全书，就使读者对湘西30年代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等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这是《湘行散记》、《湘西》的一种表层结构，而深层的结构方式，是以作者的思想感情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全书，每篇里都有一个“我”。以“我”为线索，由于写的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侃侃而谈，自由畅达，使读者觉得更加真实可信、亲切感人。
（二）语言。
散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最根本的也莫过于语言、抒情和审美三个方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抒情是散文的本分，散文是作家最深切的人生体验和真情实感的表达，而这种表达必须借助于语言。语言形式和抒情内容的结合，才谈得上审美。所以，对于散文来说，语言是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
1.语言简洁，典雅与粗俗并存。
沈从文的散文，记人叙事，勾勒山水，或表现作者内心，均简洁明快，一语中的，绝不拖沓。尤其是《湘西》中九篇作品，几乎无一笔空疏，每字每句都是贴切的描写，以最少的篇幅包含了最多的内容。“他借湘西边地风情而对中国古典诗意的卓越再造”。在遣词造句方面，沈从文是受古典文学影响很深的作家。《湘行散记》中多着意于凡人琐事，文中多次记述水手相互间的辱骂，粗语脏字脱口而出。但作者不改动，不修正，照本铺陈。因为“他们并不是吵架，不过在那里‘说话’罢了。这些人说话照例永远得使用几个粗野字眼儿，也正同我们使用标点符号一样，倘若忘了加上去，意思也就很容易模糊，不清楚了。这样粗野字眼儿的使用，即在父子兄弟间也少不了”。作品要展露的正是这种生命的本相，展露他们为人的简单和简明。爱恨都张于外，不掩藏，不伪饰，心口如一。
2.语言的幽默性。
当我提及幽默时，大多数人都表现出惊讶、不解，他们的思维定式中认为这降低了沈从文的艺术品位。对沈从文全面价值的衡量的重大缺漏便是对他的幽默性的挖掘。而沈从文散文的幽默性，体现为将情与智相结合张弛自如发散的幽默，以丰富的情感为基调，以别致的幽默为文眼，令人笑中流泪，泪未尽而又笑，有时则表现为或上升为更为强烈的讽刺性，而这一切都来源于故事之中。沈从文的幽默中比别人更多了些悲哀，愤世嫉俗的情感因素，他之所以叙写故事，之所以力求形象生动，并不是为了纯粹给人幽默，而更多的是让自己在幽默中发泄不快。总体的感觉上，表现为一种幽默、一种微笑、一种诧异和滑稽的风度。
总之，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的自然风景、民族风俗以及湘西的人民，是其他作家的笔没有触及到的。沈从文创造的这种集小说、游记、散文为一体的新的散文样式，为其他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并为文体的发展与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沈从文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他的作品散发出纯朴、优美的艺术气息。湘西的独特与神秘，加之沈从文的艺术个性，使湘西这一不为人知的地方放射出特异的光芒，也使他的作品产生了神奇而隽永的魅力。湘西塑造了沈从文，沈从文再现了湘西。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九卷.散文，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2]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沈从文散文篇2
创作理念，对乡土情怀的抒写三个方面来分析他们对待人性的态度，阐释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一脉相承性。
关键词：沈从文汪曾祺散文化叙事乡土人生
沈从文是中国著名大学讲师，虽然他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汪曾祺称他是“用一枝笔打出了一个天下”的人。[1]作为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汪曾祺曾在1939年前往西南联大学习。“从汪曾祺的众多文章中可以看出，在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当中，沈从文教授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反复提到沈从文‘要贴到人物来写’的理论，并将之引为‘小说学的精髓。’”[2]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水韵情深”的创作理念，以及对乡土情怀的抒写，尤其在人性方面沈从文对汪曾祺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即在这几方面进行论述。
沈从文和汪曾祺在文体上共同体现了小说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沈从文的小说注重结构的布局，但并不刻意安排，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按照自然的方式开展，并走向了必然的结局。由一条浅在的线索来穿引，从开始到结局的整个过程，都是自然的发展，具有一种不可抗拒性。汪曾祺承袭了其师沈从文的小说创作风格，并有所发展，汪曾祺的小说也具有散文化的特性，但他更注重写人物，重文气有画意。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有很多文章像是抒情散文，甚至有的像散文诗，综观沈从文的作品，不论是叙述方法还是结构安排，无论是细节处理还是总体布局，都足显功力，他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无可替代的。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他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创作手法，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明显地淡化故事情节、淡化人物性格的刻画、淡化结构交代，使得其乡土小说多具有散文化的倾向。《边城》和《受戒》这两篇作品均以民间凡人小事为创作素材，情感平淡内敛，故事简单干净，都没有风云激荡的时事，有的只是下层民众的平凡生活，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大起大落的人物情感，有的只是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平静、安宁。正如汪曾祺所说：“我的作品所关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3]作者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水，孕育着温情与柔美，又有着不可言喻的灵性。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沈从文以“水”为主导的创作理念，在汪曾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无疑沈从文和汪曾祺都是一位智者，他们爱水，以水为知己。沈从文的湘西水乡，汪曾祺的苏北水乡，无不反映到他们的作品当中。湘西的水，就如植物生长所必须的养料，深深地流进沈从文的血脉，滋润和培育着他的性格。他曾说：“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4]可以说，“水”也造就了他文学的创作。《边城》是浮在水上的故事，每个细节的转变都离不开水，水在《边城》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水是《边城》的灵魂。《边城》从头至尾都有水的参与，翠翠与爷爷相依为命的地方依山傍水，冷水带走了翠翠母亲，二佬与翠翠相识结缘于水，大佬离家出走溺水而亡……水像一条浅在的线索，不动声色地将《边城》的整个故事完整地串联了起来。汪曾祺也同样在多水的环境中成长，家乡的湖光云影使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绝大部分也都充溢着粼粼水波。其作品《受戒》、《大悼记事》、《看水》等都是写水的。虽然《受戒》中的水没有《边城》里那样多，份量也没有那么重，但是充满了水的感觉。
正如古人所言：“女人如水”，看到水，让人不禁联想到女子的那份柔情，“水”造就了沈从文，受水灵性的浸染，沈从文笔下的女子多柔情似水，像《边城》里的翠翠，《萧萧》中的萧萧等……在她们身上，更显出女性的柔情、令垂怜的哀愁。汪曾祺对女性的柔美也有独特地描写，像《大悼记事》中的巧云：“眉黑如鸦翅，长如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受戒》里的小英子的小脚“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可在作者笔下，就连她看似平凡无奇的小脚也充斥着女性美的因素。
汪曾祺传承了沈从文“湘西世界”中“水”的因子，并将他对水的热爱融入到自身的“苏北水乡”中，水的灵性无时无处的渗透在他们二人的文学世界里，可谓“水韵情深”。
具有师承关系的沈从文、汪曾祺，他们展示的是诗
、空灵的乡土世界，抒写着自然风俗与人性美好的纯净牧歌，他们“从赞扬故乡父老的人情美，逐渐到展示原始人性和民性，情调中更多一些世外桃源的文化景观，他们的创作彰显着诗意观照乡土的师承性。”
沈从文以一颗“执拗”、“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对乡土有着显而易见的怀恋之情，对城市似乎“天生”有一种对立感。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他家乡生活的形与色、风物和习俗。沈从文始终把对人的关注放在首要位置，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通过展示生命的人性美来塑造理想人格，展示了人所应有的本质特征，传递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沈从文在作品中所传递出来的“乡土情怀”和对人性的关注，对汪曾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在其文学创作中也传达着对这种生活境界与理想人格的向往。与沈从文一样，汪曾祺以苏北故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也凸显出别样的人生和人性。汪曾祺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赞扬人性的解放……”在《受戒》里，僧俗之间毫无界限，和尚可以住庵，和尚可以不遵守清规戒规，可以买田娶妻，过着有滋味地世俗生活……总而言之，这里无所谓清规戒律，做和尚只不过是另外一种营生而已。在这样一种充满人性的氛围中，小明子和小英子的少年情愫才能够得到完美的展现，人性光辉才能够如此耀眼。
总而言之，汪曾祺乡土小说创作的很多因素都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在乡土小说创作中都融入了关注人性，追求理想人格的审美价值。在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水韵情深”的创作理念，以及表现出乡土情怀方面，都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共同表现出对文学人性美的领悟及对“和谐”的期待与向往，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才如此广受欢迎，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2]杨丽.沈从文的童话与汪曾祺的乐园——《边城》与《受戒》比较分析[j].吕梁学院学报，2007（02）
[3]汪曾祺.汪曾祺小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沈从文散文篇3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系列散文创作文化意象
沈从文的湘西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就似以凝重为主调的中国古代文物中别具一格的楚国漆器：一片黑色的漆底上现出一组绚丽生动的图案。无疑，沈从文散文的文化意象是独特的。
在湘西系列中，《湘行散记》和《湘西》两本集子，是沈从文散文创作的姊妹篇，它们和《从文自传》一起，代表了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成就。在这里，他沉醉于对过去的诗情追忆，沉醉于过去的朦胧感觉和情绪中。正如他所说：“有人用文学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1]”表现在创作题材中，乡村的宁静代替了城市的喧嚣，开放的都市文明转向了封闭的湘西氛围。沈从文从自己熟悉的乡村文化记忆中，从那些尚保持原始经济生活方式的人情美、人性美里，构筑了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以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反衬中国的社会现实，表现对人生的思考。于是，沈从文以湘西山水人情为背景的一些散文创作，总是包含着一种悲而美的意蕴。当他以文化眼光投向湘西的“自然之子”时，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令沈从文神往；当他以历史眼光投向他们时，他们尚未觉醒的理性令沈从文神伤。
一、沈从文对湘西的“自然之子”大唱赞歌。
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有那么一大部分人：“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2]滔滔江流上的水手和沿岸的农民、矿工和士兵，在悲凉严酷的人生现实面前并不怨天尤人，既有抗拒命运的生的挣扎，又有执著于人生的爱的哀乐。沅陵农妇像男人一样辛苦劳作，从她们的衣饰上却依然“可以见出‘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那一面”；那位带头造反的煤矿工人从容赴难，生死关头显示了人格的尊严，游侠式的人物田三怒和龙云飞，蛮悍之中不乏古侠士遗风。这些生活在沅水流域的芸芸众生，尽管背负着因袭的重担，尽管处于险恶的社会环境里，却在艰难之中显示了令人惊叹的生存能力，不仅繁衍生息，生生不已，而且能够自得其乐，表现富有光彩的人性美和忠实庄严的生命意识。
其中，水手和是全部鲜活生命的演出的中心。水手是一种生命强盛力量的代表。“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船接近妇人时像一只小公猪。白天弃船，晚上玩牌，同样做得极有兴致”[3]。而吊脚楼的，照理说过着如此屈辱的人生，生命一定是焦黄干枯的。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又是这一片山水的情感代表，她们也有自己的衷情所在，显示了生命之纯、之美的一面，没有被非人性绞杀。在《鸭窠围的夜》中，作者把这片山水的夜色写得十分幽静而动人，而在这片夜色中为生存而奋斗的水手，和这吊脚楼临窗呼叫的，却给这山水增添了无比的人情温暖。
沈从文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中华民族所没有的原始人性，他们与自然和谐一致，生命形式是一种自然的袒露形态。然而，一旦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不难发现，他们也缺乏对生命的自我意识和自觉把握，一旦面临历史变革，作为生命的个体就将处于一种盲目的惶恐状态。面对现实，他们将无所适从。
二、沈从文在“大唱赞歌”的同时，也感到一种“无言的哀戚”。
首先，从近处看，沅水流域的乡民，他们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河船上的水手，那些吃水上饭的人，在恶浪咆哮、滩险流急的长河上，不分寒暑，辛苦劳作，成天吃酸菜同臭牛肉下饭。一个年富力强，多行船经验的舵手和拦头，每天工资八分到一角钱，一个小水手，除吃白饭外，一天只有两分钱收入。因预先立有字据，水手上船后，生死家长不能过问，如果上滩时稍不留神，被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淹死了，船主烧几百纸钱，手续就清楚了。在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上，这样的水手至少有十几万。至于两岸乡村，在各种名目捐税的搜刮下，更是日渐萧条。“连浦市地方的屠户，也是那样瘦小，这是谁的责任”[4]。
这诚然是小人物艰难生存中的悲剧。“这些生命，被置于怎样卑屈而痛苦的环境里！一些可怜的希望与憧憬，全是那样无望无助。他们中的大多数，正默默接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安于现状。对自己的处境，既无力改变，也从不想到改变；他们不需要别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5]
再将审视的目光投向远方，我们会发现湘西的历史悲剧仍在重演。
在作者的笔下，古朴的湘西决非世外桃源，这里“政治不良，苛捐杂税太多，特别是外来人带着一贯偏见，在各县以征服者自居的骄横霸蛮态度，在兵役制度上的种种苛扰”[6]。，边地苗民暴动时有发生，铤而走险啸聚山村者不乏其人。而统治者的血腥镇压，特别是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更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沅州城南门的斑斑血迹，保靖城西门外的累累尸骨，是“”罪行的铁证。加之抓丁拉，贪污搜刮，使沅陵等地几乎成为“女儿国”，使湘西被视作“苗蛮匪区”。
湘西的历史本已血迹斑斑，而这里的生命仍在被践踏，被草菅。在这片翠人的奇幻世界中，沈从文强烈地感受到了，湘西，在他生命达到强力状态的同时，也达到了生命最为脆弱的黯淡状态。生命在这片山水中被浪掷。湘西的历史就是淤泥与这种无时不喷涌的人血大沼泽之中，显示出他特有的悲凉和凝滞局面。古人杀，今人也杀，沈从文特别注意到这种杀人行为所具有的对历史进步力量的扼杀。《桃园与沅州》中那个北京农科大学的毕业生，“被兵士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示众三天，三天过后，便连同其他牺牲者，一齐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7]。进步力量的被绞杀，古今惊人地相似。
杀戮的悲剧在重演，而另一种生命悲剧也在默默重复着。
沈从文从湘西走出来，于大城市中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回访故乡时，他习惯于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片土壤。他发现时间在这里同闭锁的山水一样，是缓慢的，几乎没有明显的历史发展。作家在眷念故乡的情感得到安慰之时，他的理智却认识到这块山水的痛苦的一面，湘西，使作家“提起来真使我又痛苦又快乐”[8]。多少年来，湘西人如此这般一代又一代地生活着，生命的终结与延续成为一种单调的重复，几乎令人窒息。
《老伴》一文，作者用一个平淡故事的叙写，把主人公放在前后十几年的时间跨度之中，十分清晰地突出了这样的历史视点，着力透照出这种湘西生命形态的实际上停滞苍老缺乏新鲜的一面。那个十几年前追求绒线铺女儿的沈万林，忙忙碌碌十几年后，完全衰老了，与他的父辈一样暮气沉沉，而她的女儿，取代了他当年追求的妻子的位置，出现在绒线铺前，预示着又一个同样会迅速衰老的沈万林的出现。作家旧地重游，终于发现这样的生命是在毫无意义地重演过去，无疑是可怜而狭窄的。作者感慨万千：“世界虽极广大，人可是像近乎一种宿命，限制在一定范围的，经验到他过去相熟的事情。”[9]
思索着植根于这片土地，自己所属民族的命运，沈从文感到刻骨的痛苦，同时感到身上的责任。作家不止一次地提到对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重于人事方面。”对于“今古如一”的湘西生命存在方式，沈从文从文化和历史的双重视点出发，认为应该引进“明天”的概念，应该引进对未来瞩望的观念。明天应该和现在紧紧相连，现在的出发是走向明天而不是退向往日。“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到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10]
这位湘西之子，运用手中一支笔，不懈地努力着，写这片土地上的人生传奇，喊出这个民族长期被压抑的痛苦，并寄希望于未来。
参考文献：
[1]水云、沈从文选集（第一卷）.
[2]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3]湘西・常德的船.
[4]湘行散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5]湘西・白河流域几个码头.
[6]湘西・题记.
[7]湘行散记・桃源与沅州.
沈从文散文篇4
以一个“乡下人”姿态砰然闯入中国现代文坛，以一张小学学历而最后成为大学教授，这便是沈从文传奇的一生。沈从文先后在吴淞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高等学校任教。在以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里，他的大部分时间实在学校里度过的，所以大学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和生活。
【关键词】沈从文；大学；文学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G63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2-0032-02
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原名沈岳焕，生于荒僻而风光如画，富于传奇性的湘西凤凰县。他自小谙熟那块土地，谙熟那一带人民的鲜明的生活样式和淳朴的乡俗民风，因此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有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沈从文这种少年流浪，自学而得到在大学任教一席，拥有一份无可替代的乡土生活的经历，使他的文学之路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大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学往往是新观念的发源地。许多作家都曾在学校里任职过，大学这个特殊的环境不仅为作家提供了较好的经济条件，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相对宽松自由的空间。不可否认，大学的经历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在我看来，以下几个大学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是较为重要的，是他文学创作的“避风港”。
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沈从文建立了对自己创作的信心，最终选定创作之路。
1929年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对沈从文道路的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作品中的文化立场明确了，艺术上也逐渐走上了成熟，这无疑使他相信自己人生的理想部分的得到了实现。
沈从文后来谈到1929年在中国公学任教对他的影响时说“在中国公学任教一方面是使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在崩溃中的体力维持住了；另一方面借助图书馆提供的条件，自己阅读了大量的杂书，又扩大了知识领域；再有就是为了给学生做示范，自己的作品在文字处理组织和现实问题的表现，也就更严谨了些。二、??“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创作的短暂辉煌期。
在青岛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沈从文一共发表过三十多个短篇小说，以及总题为《月下小零》的八九个短篇故事，还在报刊连载中篇小说《风子》和《阿黑小史》，这在沈从文创作历史上确是少有的。
来青岛大学后，校方给予教授们十分优厚的待遇，居所幽雅舒适且有专人照顾起居饮食。沈从文可以安心教书写作过上了他一直梦想的既不是绅士也不是战士的生活。与许多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们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内心那种乡下人的自卑感也逐渐淡化，那种抒情诗人的气质充分表现出来，更添了几分自信与潇洒，甚至喜欢以“乡下人”自称。当年的“醉八仙”常常结伴出游，远至北平、南京，近至济南、崂山。
西南联大任教时学术压力致使沈从文创作开始学者化倾向。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间较长，他自身好学与求知热情相结合，不自觉地走向了学者化的倾向。西南联大当时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和学者，沈从文必须不断获取新知识才能和周围的人进行对话。旧派和洋教授对他的轻蔑使他难免有些心理失衡，同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沈从文的学生都已成了教授了而他仍只是个副教授，这对沈从文来说无疑是一种刺激，因此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创作逐渐表现为学者化的倾向，作品追求一种抽象的哲理，从一个乡土气息浓厚的作家，慢慢地成为一个全身心都在思考人生的学者。大学的文化氛围也同时影响了沈从文的思想情趣。
1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即文化小说，诗小说或抒情小说
1.1这种小说，不重情节和人物，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和情绪的作用。沈从文将其简捷的归纳为“情绪的体操”、“情绪的散步”。“情绪的体操”中讲在运用文字叙事时，“习惯于应用一切官觉”，必须懂得“五官并用”。如《八骏图》中意象丰满，用各种颜色代表女性，全凭视觉发生对人物的联想。
1.2抒情小说注重抒情主人公的确立，景物即人。
沈从文的许多小说都是从交代环境开始的。沈从文用水流动的抒情笔致，通过暗示、象征等来给我们呈现一幅现实和梦幻的意境，使得情境美不胜收，具有民族韵味。
1.3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沈从文所持的逆向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他的小说打破了各种文体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2用小说散文构建他特异的“湘西世界”
2.1青山绿水，如画风景充斥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整个“湘西世界”映照着朴素的氛围，是静谧的永恒的世界。《边城》中便勾勒出了湘特的自然风光，它富有纯真温柔之美，它富有恬静清秀之丽，描绘着那个世界的至真至善至美。
2.2沈从文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形式”呈现在这个世界。
“湘西世界”里的人物生活的时代似乎是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他们是自由的，人与人相处是那么和谐融洽，那种人性美是远离大城市、未受现代物质文明浸染的世界所特有的。
他的湘山，他的边城，他的沱河，游移于那里的水手，氤氲着美俗良风。沈从文可与许多世界级的大师相比，他的文学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永不衰朽。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曾红军.沈从文以人性关注社会〔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9
［3］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4］李扬，郭丽.大师的足迹―20世纪上半叶海大校园里的文学名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
沈从文散文篇5
[关键词]湘西小说，生命叙事；自然人性；诗化
沈从文是中国20世纪文坛上的特异现象。他艺术创作的全部归宿，就是不倦地表现各种生命形式，探讨着生命的简单与复杂、偶然与必然、生命的庄严与价值等重要命题，寄托着他“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实现民族品德重造的美好理想，在叙事形态上呈现出独特的个性。
一
沈从文自称是一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乡下人”的人生哲学和真挚情感，使他总是从湘西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体验和感悟生命，形成独特的生命价值观。他认为，生命具有一种超越性的内在本质，引导着生命向上发展，具有永生的意义和永存的价值。因此，他以独特的生命意识烛照边城，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小说叙事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理想生命形式，赋予其艺术世界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
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沈从文刻画了城里人和乡下人二类人物系列，形成彼此参照的异质世界。在他看来，那些生活在大都市的所谓“城里人”虽饱读诗书，但在市侩观念支配下，生命和情感失去了自然本性，剩下来的只是对金钱和物欲的膜拜。他们胆小怕事，虚伪做作，对人对国家毫无感情，对事业对民族毫无信心，表现出生命的萎缩与腐烂。在《有学问的人》、《八骏图》、《绅士的太太》中，作者以讥讽揶揄的笔调，描写了一幅都市群丑图，对他们聪明与虚伪共存，大度中含有自私，文明中见出肮脏，自大中透着怯懦的“阉寺性”的人生表现出深深的鄙夷和厌弃。而边城的“乡下人”则超越现代文明的道德拘囿，有着与自然相契合的人性和生命之美。在他的笔下，“自然”不是指作为山水景物的自然，而是指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然――人性。他将自然人性作为信奉的自我宗教，倡导一种自由、率真、富有活力的生命品格。因而，边城虽然偏远，却独具一种未被浸染的自然状态的古朴美。小溪、渡船、满山的绿竹、溪边的磨盘，还有空中缭绕不断的动人情歌，古朴纯美的自然与神秘幻美的湘西人生水融般地糅合在一起。柏子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感觉世界中，他的生命来自自然，因而在自然中获得了自身的满足。《边城》中祖孙二人更是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古朴民风相契合，养成了自然化的人格。在这里，无论是船夫、农人、军人还是娼妓、土匪，大多与自然相交融。他们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勤勉慷慨，乐天知命，“从容地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
这种自然生命形态还表现为两性关系的描写。借助于湘西地方巫卜文化的流风余韵，沈从文创造了一个富于浪漫情调的人性与世界。勇猛、潇洒、高贵的美男子龙朱因没有爱而感到生命的黯淡和生活的空虚，并用真实热情的歌声赢得了爱情，重又享受生命的快乐。《神巫之爱》中的神巫，为了心爱的姑娘，毅然抛弃神巫的至尊地位，甚至“即刻下地狱也死而无怨”。《雨后》则描写青年男女四狗和阿姐雨后在草棚里相悦的情景。粗俗的语言，大胆的亲昵，确有几分放纵，却更多的是天真与生命的自然之趣。显然，“乡下人”生活在真实的情感世界里，保持着未经污染的裸的、自然的灵魂，粗野愚昧但素朴傈悍，显示出一种“生活的真与的美”。
沈从文还极力张扬一种雄强勇敢，充溢着强悍热情的生命活力。在湘西，无处不流溢着生命的元气，无处不夹带着野性的狂风。一伙穿着满是油污邋遢的汉子，合着歌声的节拍，挥舞着强健有力的手在空中不停地上下翻飞。(《阿黑小史》)河里桅上一群毛手毛脚的船工，唱着粗俗的情歌，在险滩激流中飞驰而过(《柏子》)。还有那个冒着生命危险与狱中女匪苟合，私情败露后凛然从刺刀下走出牢门的军人以及敢恨敢爱，敢打敢拼的虎雏，他们身上都充满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昂扬向上的野性生命活力。正是从这些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中，沈从文发现了实现民族道德重造和振兴的基因，希冀“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二
沈从文的创作，鲜明地表现出深邃的历史视景。他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从表层上表现为文明与自然，乡村与都市，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冲突和对立，但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取向，即对传统儒家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批判。
作为一个由乡村步入都市的“乡下人”，沈从文到处发现城里人不愿、不敢、也不能发现的导因于“礼教”、“知识”、“理性”的各种病态和变态。认为：一方面以孔子及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绵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早早的就变成爬虫类中负甲极重的恐龙，僵死在自己完备的组织上。”。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在带来都市畸形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蝗虫”。这些蝗虫的“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不表示对自然之违反”，让人从中“见出社会的拙相与人的愚心”，人与人之间虚伪、矫情、自私、势利，生命的活力与率真被消解，对生命个体和民族国家造成极大危害。目睹一个古老民族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双重重压下，“民族品德的消失”，“人性”的堕落，沈从文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认为如果不能在全民族中重建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这国家还想现代化，能现代化?”因此，从拯救国家和民族出发，沈从文迫切希求“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以实现“民族精神的重造”。
基于此，沈从文坚持不懈地抨击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束缚和破坏，并将目光投向湘西。在这里，他不仅看到“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而且发现了尚存留的那些“极端土地性的人物”。他将梦与实相融合，努力从湘西的荆楚文化遗迹里发掘和表现一种自然、活泼，充满强力的生命形式，从而建构起以南方的荆楚文化为参照系统的理想社会，并与畸形、充满狡诈虚伪的都市人生相比照，试图通过历史发展中人性变异的共时性比较，讴歌完美的人性；从乡土中寻找个人和民族生命的“根”，以救治封建礼教和现代文明所造成的国民的内抑制和各种病态，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独具特色的重造民族品格的现实途径，寄寓其富有前瞻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特想象，表现出一种“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为古老的中华民族输入“健康雄强的人生观”的强烈愿望。
三
基调是作品自始至终的主旋律，是作品的精神内核。沈从文清醒地看到在偏远的纯朴乡土世界里，一切都面临着挑战和破坏，“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农村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也“几乎快要消失无余”，对此他感到一种痛楚的悲凉。但他从不大喊大叫，或者把自己的愤怒化成血泪点缀在作品之中。相反，他只是平静地叙述，不分析，只画“画”，甚至在表现一个痛苦灵魂的时候，有时还“有意作成乡村幽默”。他说，“应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表现”，然而在那朴实的文字中却隐伏着作者强烈的痛苦之情，形成一种浅笑下深远的悲哀的内在旋律。《柏子》主要描述水手柏子花净冒性命风险挣来的血汗钱，与其相好的相会场面。作者以赞赏的笔调描写了这种粗俗情爱中那充溢的生命的美和热情，歌颂他们直率而赤诚的美的人性。但是，作者也看到这种情爱在穷困和愚昧的挤压下，变得扭曲而畸形。在《柏子》结尾，作者写道：“柏子从跳板上摇摇荡荡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没有任何感叹，平白质朴地叙来，但是却令人感到那赞赏笔调的背后，流动着深沉的悲哀和怜悯之音。
另一方面，沈从文坚持从理想的高度以罕见的热情和特有的创作方法，在人事关系中寻求着梦的现实，表现一种素朴、自由、勇敢、雄强的理想人生形式，以此作为对现代文明的反拨与补偿。他的“乡下人”自然中透着豪放，野性里饱含人情，不虚伪不怯弱，使湘西世界勃兴着生命的强力，闪烁着自由人格的光辉。这给他的作品带来一种似喜似怨，微笑中蕴含着悲凉，平淡中奔涌着热力，悲悯与希望相混合的独特审美意蕴。
四
沈从文打破传统的陈法旧章，无意于精心构筑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而是有意识地导入诗和散文的因素，以清新古讷、自然隽永的笔触，将浓郁的边地风情和秀丽的山川景物融合为一体，在柔缓、纡徐的抒情中，实现意象的流动，流溢出清越和谐的田园牧歌情调。
沈从文小说具有强烈的主彩。他高度重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强调通过片断和场景的描绘、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调和等多种形式表现作者对人生的诗化感觉，使小说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气氛。《边城》、《长河》等小说，淡化小说情节，削弱叙事因素，着意描绘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历史沿革，造成一种浑然一体的湘西地域文化景观，烘托故事氛围，抒发作者对湘西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的赞颂之情。其中，很多章节甚至可以当作散文来读，章与章之间的联系也很松散，将它们连缀在一起的是一种前后呼应的湘西特有的精神氛围，小说独异的整体氛围与生命探索主题达到了和谐的统一。但是，作者极少采取郁达夫式的主观情感的强烈宣泄，而是将情感隐藏于人物命运的演变和特定环境和场面描写之中，情感表达含蓄蕴藉，委婉凝重，表现出一种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倾向。
沈从文散文篇6
关键词:沈周;翁同;吴大;《游张公洞图》作品;分析
中图分类号:J222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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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掇英》第三十四期有一幅沈周的《游张公洞图》,这幅画旧为翁同所藏,现藏于翁万戈先生处。此画描绘了沈周游览宜兴张公洞的所见,并在画后有五言古诗一首及长篇诗引,洋洋洒洒千言。无独有偶,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一张沈周《张公洞诗引》,有诗而无画。对于这两幅作品的问题,2002年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吴刚毅在其论文《沈周山水绘画的题材与风格研究》中作了分析:
比较上述两件作品的诗引书法部分,可以判断出上海博物馆本的品质较差,其书法的结体全部朝向同一方向倾斜,习气颇深,运笔亦刻意作伸手挂足状,带有很重的匠气。而翁万戈本的品质较佳,不仅每个字的结体有变化,运笔亦自然而有力。至于翁万戈本是否为沈周亲笔,可以比较沈周这段时期的几幅书法真迹,……将这些书迹互鉴之后,很明显可以得知上海博物馆本为伪作,而翁万戈本为真迹。
吴刚毅先生在这篇论文中显然没有注意到:吴大也藏有一本沈周《游张公洞图》。而翁、吴两人之间关于这幅画的交往被翁同以日记形式记录了下来。在《文物天地》2009年第三期黄小峰先生的文章《翁同的古书画收藏与晚清北京的古董商》中对此有了详细的论述,现转载如下:翁同与吴大都是当时知名的收藏家,二人也是同僚友人和老乡。他们各藏有一本沈周的《游张公洞图卷》。翁同是在1888年1月买进的,在这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见沈石田《游张公洞画卷》,题诗并序凡千余言,奇迹也,索八十金,便拟买之矣,为之破颜。”张公洞位于宜兴,是当时江南著名的景点。沈周一生主要呆在苏州,但也去宜兴游访了张公洞,之后画了《游张公洞图卷》,不想竟然流传下来,出现在自己面前,80两的价格也不算很贵,所以翁同非常高兴。不过,没成想到当他在第二年八月份请假回常熟的时候,竟然有一位叫做徐翰卿的苏州古董商拿来一卷吴大所临的《沈周张公洞图卷》请他题跋。翁同这才知道吴大也收有一本沈周《游张公洞图卷》。而吴大大概也因此知道翁同的藏本。在1892年8月16日,吴大把自己所藏的这本带到北京,请翁同题跋。虽然翁同在题跋中称吴氏藏本为“真虎”,但在当日日记中却写道:“书旧诗于沈石田《张公洞卷》,应吴清卿之属,清卿所藏,较余远胜,然犹未真。”研究沈周绘画的学者尚未完全认识到《游张公洞图》其实有两本,因此有的认为翁同这本是真迹,有的认为吴大这本是真迹。其实按照翁同自己的看法,两本可能都不真。于是这便会带来我们对沈周的绘画以及明代书画作伪与市场的再认识。
黄小峰先生之论可谓详尽,但文中并未讲吴大本与吴大临本现藏何处,也未见图版,让读者对此抱有遗憾。
一、《南画大成》本《游张公洞图》与翁万戈本《游张公洞图》的比较
《南画大成》是日本兴文社1935珂罗版精印的中国画集,笔者在《南画大成长卷二》一册中找到了一本沈周的《游张公洞图》,在《南画大成续集五》一册中找到了《游张公洞图》的沈周及以后诸家题跋。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翁同竟然题了两次,细读翁同的题跋,才发现其实一则题于吴大藏本,一则题于吴大临本。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编辑者出现这种问题,首先当然是编辑者未细读题跋。但问题似乎不那么简单,细读吴大临本上诸家的题跋,大致赞美吴大临得逼肖,无论从书法还是绘画角度都堪称杰作。因此据笔者臆断,很可能是《南画大成》的编者在搜集材料时同时收到了吴大藏本与临本的照片,吴大如此精心的临摹的结果竟骗过了编者,让编者误以为是同一幅画从而只取了其中一张《游张公洞图》与沈周题跋编入书中,而将所有题跋全部收录。显然,这是一个编辑上的失误,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南画大成》上的《游张公洞图》与沈周题跋究竟是出于吴大藏本还是吴大临本?严格说来,在没有其他资料佐证的情况下,有以下四种可能:1、《游张公洞图》与沈周题跋皆出于吴大藏本。2、《游张公洞图》与沈周题跋皆出于吴大临本。3、《游张公洞图》出于吴大藏本而沈周题跋出于吴大临本。4、《游张公洞图》出于与吴大临本而沈周题跋出于吴大藏本。所以,笔者在此只能以“《南画大成》本《游张公洞图》与沈周题跋”称呼之,将其与翁万戈本做粗浅的比较。
先说《南画大成》本《游张公洞图》与翁万戈本《游张公洞图》,两幅画有惊人的相似,但细查之下,由于是写意山水,笔墨的运用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在细节处还是有一些不同。两幅画明显的不同来自画面的最后,《南画大成》本《游张公洞图》在路边画了参差不齐的树木,形态自然错落,而翁万戈本在处理这段画面时将树木的树冠画成了一条倾斜线,细查就会发现比之《南画大成》本,翁万戈本多画了一棵树。在只能看到不大的黑白图片的情况下,仅从画面构图方面考量,《南画大成》本《游张公洞图》较翁万戈本《游张公洞图》为优。
再看两本沈周题跋,同样惊人相似。但细查之下就会发现翁万戈本的沈周题跋书法笔力稍逊《南画大成》本沈周题跋,比较两幅题跋的单字(如“步”字)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同:翁万戈本的笔画扁薄,线条缺乏韧劲;同时,翁万戈本的“来”字有明显笔误。沈周书法取法黄庭坚,凝练劲健,以广东博物馆藏的沈周《溪山高逸图》的题跋书法作为对比,显然翁万戈本的沈周题跋的作伪可能性很大,由此推及翁万戈本《游张公洞图》,亦有作伪的可能。
但是,这并不是说《南画大成》本沈周题跋就没问题。对比两幅题跋,虽然在形式上惊人相似,但翁万戈本沈周题跋与上海博物馆本沈周题跋第十九行的“楸”皆作木字旁,“楸”为一种落叶乔木,木材致密,用作器具与建筑用,在这里指张公洞石头上楸树般的纹理。而《南画大成》本沈周题跋的“楸”字木字旁写作禾字旁,查汉字字典皆没有如此写法。由此可以作如下结论:如果《南画大成》本沈周题跋为吴大临本,那么是吴大的笔误;如果《南画大成》本沈周题跋为吴大藏本,显然沈周不可能生造一个字出来,故也可认为是一件伪作。若此本为吴大藏本,那么推及吴大《游张公洞图》藏本亦有作伪的可能。
二、翁同题诗的版本问题
翁同在吴大藏本与吴大临本上的题诗相差若干年,前后有所不同,兹录于下:
吴大临本题诗
余得石田张公洞画卷,以为奇迹,不知真本乃在斋处,己丑八月乞假暂归,饮次公所,徐翰卿兄以斋临本索题句,因和石田翁韵以发一笑。
仙山不能飞,凿空妙成,寂寥善卷洞,天为诗老牖,遂从九幽底,炯若八表昼,我得石田卷,盖在丁亥后,好诗并奇画,力与山灵斗,不谓天地间,妙手真善覆,哀哉郑州水,万不及救,蛟龙杂人鬼,众浊一溜,吴公从南来,玉色为民瘦,岂如五羊城,亭馆蔚深秀,晚衙散弓刀,几出岩窦,想见落墨时,乡心笔端逗斋作画时,尚未拜河督之命,我来北墅游,偶与徐君遘,径将罨画水,侑我酎,却望古汴城,一杯为公寿。是月十有三日,翁同漫稿
吴大藏本题诗
吴山不能飞,凿空自成,连蜷善卷洞,一窍天所牖,炯从九幽底,照彻八表昼,我得石田卷,盖在丁亥后,好诗并奇画,巧与山灵斗,不谓天地间,妙手真善覆,哀哉郑州水,万不及救,蛟龙杂人鬼,混混同一溜,吴公从南来,玉色为民瘦,岂如五羊城,亭馆蔚深秀,晚衙散弓刀,几出岩窦,想见落墨时,乡心笔端逗斋作画时,尚未奉河督之命,我来北墅游,喜与徐君遘,径将罨画水,侑此酎,却望古汴城,一杯为公寿。[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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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既得启南张公洞画卷,以为奇绝,不知真本乃在斋仁兄处,己丑八月假归,饮赵次公北墅,吴县徐翰卿以我斋临本,草草题一诗于后,今年六月,斋携示真本,相与叹赏,嘱录旧诗入卷,殊愧荒率,即乞教正。
壬辰闰四月廿四日常熟弟翁同呈稿。
而民国年间邵松年编的《瓶庐诗稿》中此诗是这样写的:
题吴清卿临石田张公洞图和石田韵
余得石田张公洞画卷,以为奇迹,不知真本乃在清卿处,己丑八月暂假还,小饮次公所,徐翰卿以清卿临本见示并索题句,因和石田韵以发一笑。吴山不能飞,凿空自成,寂寥善卷洞,奇险天所牖,炯从九幽底,照彻八表昼,我得石田卷,盖在丁亥后,好诗并奇画,巧与山灵斗,不谓天地间,妙手真善覆,哀哉郑州水,万不及救,蛟龙杂人鬼,混混一溜,吴公从南来,玉色为民瘦,岂如五羊城,亭馆蔚深秀,晚衙散弓刀,书几出岩窦,想见落墨时,乡心笔端逗清卿作画时,尚未奉河督之命,我来北墅游,偶与徐君遘,径将罨画溪,侑我酎,却望古汴城,一杯为公寿。
同一首诗有多种版本是常见的,但以后所编的翁同诗词集多以邵松年《瓶庐诗稿》为原本。其实,邵松年在《瓶庐诗稿》的跋中明确说道:“(余)乃与笏公(翁斌孙)往返函筹。盖师(翁同)所作,未有定稿,搜辑两载,始得诗如干首。……”由此可见,翁同生前并未将自己诗稿结集定稿,翁斌孙提供给邵松年的翁同诗其实是他陆续搜集的零散稿本。所以,《瓶庐诗稿》中的这首《题吴清卿临石田张公洞图和石田韵》应该也是诗草而非定稿。而这首诗草究竟是翁同在给吴大藏本上题诗之前所写还是之后不满又修改,则不得而知了。
以上就是笔者对翁同与沈周《游张公洞图》的几点不成熟看法。然而,问题还是大量存在,最为紧要的就是要找到吴大藏本与吴大临本的真实所在,这样,本文中的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另外就是翁万戈藏本的问题,翁同既然认为吴大藏本也不一定为真迹,那他在自己的藏本上是如何题跋的?种种疑问,期待着日后新资料的发现来解开。
笔者按:2010年4月29日,笔者至上海翁宗庆先生寓所观所藏神州国光社珂罗版影印的沈周《张公洞卷》以及翁同《临沈周张公洞图卷》,知《南画大成》本《游张公洞图》与沈周题跋确为吴大藏本。考虑到笔者原文与翁宗庆先生跋文的连贯性,故笔者原文不作修改。翁宗庆先生藏翁同《临沈周张公洞图卷》上有翁同壬辰闰月书写的吴大临本题诗,与诸本又不同,兹录之:
河帅吴斋摹沈白石《张公洞图》为徐翰卿己丑八月
吴山不能飞,凿空自成,连蜷善卷洞,奇险天所牖,遂从九幽底,炯出八表昼,我得石田卷,盖在丁亥后,好诗并妙画,巧与山灵斗,不谓天壤间,高手真善覆,哀哉郑州水,万不及救,蛟龙杂人鬼,混混一溜,吴公从南来,玉色为民瘦,岂如五羊城,亭馆蔚深秀,晚衙散刀弓,几出岩窦,想见落墨时,乡心笔端逗斋作画时,尚在粤东,旋奉河督之命,我来北墅游,喜与徐君遘,径将罨画水,侑我酎,却望古汴城,一杯为公寿。
沈从文散文篇7
沈从文的家乡湖南凤凰和瞿秋白的家乡福建长汀被路易·艾黎并称为中国两座最美丽的县城。可是，这里自然的美丽和生命的残忍、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偶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历史悠久、多灾多难的少数民族——苗族的聚居地之一。不断地起而反抗和一再地被镇压和歼除的苗族的民族历史，给这一方神秘美丽的水土染上了特殊的悲凉色彩。沈从文从小就耳闻目睹了对于生命的随意的处置。20世纪中国被迫面对民族的灭顶灾难而苏醒过来，大时代的冲击也波及了这块古老、遥远、闭塞和悲剧性的土地。1922年，由于对于生存的偶然和盲目的反抗，沈从文离开家乡——边陲之地的湘西前往新文学的首都北京，去寻找生命的合理的形式和意义。
沈从文成长为著名作家之路具有传奇的色彩。从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那个穷困潦倒的主人公到北方文学的重镇和京派作家的领袖，从小学毕业生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投考者到北京大学教授。这是一部传奇。一个“乡下人”由于个人才华受到徐志摩、胡适、林宰平、林徽音等绅士和太太的赏识，从而为绅士太太们的纱笼增添了传奇的光彩。这正是一个能够配合纱笼里恰到好处的明暗和色调的传奇。在童话中最常见而在现实中很少发生的丑小鸭变成天鹅和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故事，这种奇迹终于在沈从文这里闪现了。
1924年，沈从文开始以休芸芸等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作品，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个职业作家”。1928年，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沈从文也随波逐流地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以几乎每月一本书的生产速度为当时新兴的小书店供稿，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由于胡适等人的引荐，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他重返北平，从学衡派吴宓手中接收了《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体现了沈从文以及“京派”的文学主张，对于北方的文艺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引导和组织作用，并且由对上海的作家发难，挑起了“京派”与“海派”的论战。正如沈从文自己在《从现实学习》中自述的那样，他的成功“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生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沿着“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以及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发展脉络，沈从文最终归纳为共同的流向。
沈从文是一部传奇，同时，他的创作也是不同于现代主流小说的传奇。与现实主义对于文学的“认识”作用的强调相反，他不是要使我们去接近现实，去“认识”现实；而是要给我们一些色彩，一些音乐，一些故事，一些使我们脱离现实苦难的美丽梦境。19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记》使沈从文达到了他创作的高峰。这是他最美丽的作品。与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桥》等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描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骚动和崩溃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以至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一九三一年》不同，沈从文具有明显的装饰风格的作品体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和创作态度。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的，“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沈从文反感现代商业文明对于乡村的侵蚀和腐败，对于乡土自然人性的赞颂和对于城市病态文明的批判形成了他作品的基本结构，同时也鲜明地规范了沈从文创作的两种风格：一种是对于乡村的牧歌式的绘画风格的抒情小说，一种是对于城市文明病态的批判揶揄的讽刺小说。这一点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里说得异常明白：“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
沈从文不相信政治，他用传统的“朝野”的概念和官场斗争来理解中国30年代的阶级的生死大搏斗。他将围绕左翼文学运动所发生的论争理解为无意义的“纠纷”。他拒绝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社会阶级结构的诊断。他对于文学和社会的理解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原则。“我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习作选集代序》）他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宣称：“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他借用王尔德的话说：“文学之美妙，即在能使不能生存的人物能生存。”沈从文反对将文学作为工具，但是他又极端迷信文学这种工具的社会作用，梦想着以小说为工具进行“经典的重造”，并且“相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长庚》）他明确提出用小说进行民族品德的重造。（《〈长河〉题记》）
鲁迅是中国最早提出“纯文学”这一概念的人之一，但是，鲁迅终其一生所从事的却不是“纯文学”。与鲁迅相反，沈从文是一个明确宣称具有自觉独立的艺术追求的文学家，并且是一个“文体作家”，一个故事应该尝试几十种不同的写法。对于沈从文那些美得令人心醉的文字，我常常产生一种深深的矛盾与困惑。与另一位被贫穷夺走了创作生命的湘籍作家叶紫相对比，两人的风格是如此地大相径庭。叶紫也许因为缺少“抽象”和“抒情”，也许因为缺少“自然美”和“人情美”，他的存在在沈从文的《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中被过滤掉了。我常常情不自禁地为沈从文作品的美妙所魅惑，同时心底里却又会发生一种无可抒发的愤怒和不舒服的感觉。在我的理解中，对于艺术没有任何崇拜和夸张的巴金，无论他的作品在艺术上有着多少缺陷，甚至也无论他自己承认不承认是“艺术家”，他都是一位“大作家”。30年代，鲁迅中断了小说创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以生命搏斗的杂文创作中去。鲁迅把他的杂文称为“投枪”和“匕首”，在正人君子们看来，鲁迅的杂文是“骂人的艺术”，是不登艺术的大雅之堂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然而，鲁迅和他的杂文，这才是“诗史”，“诗圣”！
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他的作品文与白、欧化和俚俗、理性与情感、节制与放纵、古典与浪漫、平淡与华丽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和谐。沈从文是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艺术家。沈从文以一种特殊的艺术眼光而不是道德政治的眼光来看一切，他的创作使一直受到道德、政治的范围和以“风雅”、“风骨”为极致的文学正统获得了某种解放。我以为这正是沈从文的创作具有诱人的别样风致的原因。西方文学的感性特征在他这里比在邵洵美等唯美主义的“肉体诗人”那里得到了更好的表现。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说：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30年代以来，沈从文对于左翼文学充满了冷嘲热讽，因为的御用文人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废物和恶棍，根本不堪一击，于是，沈从文在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中首当其冲。鲁迅公开宣布自己是统治阶级的“逆子贰臣”，他批评京派文学是“官的帮闲”，揶揄沈从文“忠而获咎”。1938年，沈从文创作了长篇小说《长河》第一部和散文集《湘西》。40年代，沈从文更深地卷入到了政治冲突之中，创作风格发生变化，创作数量明显地衰退。解放前夕，在香港以《大众文艺丛刊》为中心发动了对沈从文的严厉批判。他的固执、善良和怯弱使他对现实的巨变极端不适应和满怀忧惧，从而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并走向自杀。这种对当代中国巨变的无所适从，以及与时代的严重的脱节感，使他从文学创作转向了文物研究。这也说明了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同知识分子普遍的遭遇一样，沈从文在解放以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生活在异常压抑的气氛之中。他的作品在大陆基本上绝版。同时，与现代作家的命运无二，他的所有作品在台湾都是“禁书”，——一直到1987年“解严”。
物极必返。沈从文曾经被激进的文学制度所排斥，然而，随着反主流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崩溃和重新归顺于“世界主流文明”，颠倒过了的历史再一次颠倒过来。随着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沈从文成为了新的神话，同时左翼作家郭沫若、丁玲则似乎不可避免地再一次被妖魔化。反主流的郭沫若和丁玲们是历史上的偶然的瞬间，向几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的抗争终归失败，而沈从文则代表了历史的“常识”和“势力”，透过这种神圣的历史“常识”和“势力”的不可摇撼和终归胜利，我们可以感受到沈从文那种温文尔雅和极度节制的语调也难以掩盖的意识形态的傲慢，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郭沫若、丁玲们当时对此强烈的愤慨。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常识”和“势力”面前，胡也频等人的挣扎和牺牲成为了无意义的“愚妄”和“浪漫”。
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把鲁迅从公共领域降解到私人领域，把历史运动转变为内心事件，把公共政治瓦解为私人品德，把“公敌”转化为“私怨”，把政治的“大是大非”变成了私人的道德纠纷。然而不论怎样把鲁迅“私人化”，也摧毁不了鲁迅核心的“阶级意识”和“大是大非”，这正如他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所表明的那样：
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沈从文散文篇8
当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语体文写作，起初是副教授，后来校方聘他为教授时，也曾引起著名学者、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的强烈不满，他当众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大学中文系，学问家看不起作家，由来已久，刘文典贬低和歧视沈从文，乃是成见（“搞研究是拇指，搞创作是小指”）所致。沈从文的小说、散文影响面很宽，读者遍布全国，但在刘文典眼中，这些成绩不值一哂，远远抵不上他那部学术专著《庄子补正》。针对刘文典的酷评，沈从文有何辩驳？相关的文字资料显示，沈从文的性格相对温和，他在西南联大所处的地位相对弱势，他只能在私底下嘟哝两句，在公开场合，则对此话题保持沉默，以息众议。
在学问家扎堆的名校中文系任教，纯粹的作家难以立足。闻一多原本是诗人，但他为了打破大学同行对诗人的成见，硬是在清华园苦守书斋，钻进故纸堆，致力于古代典籍《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的研究，将其成果汇为《古典新义》；此外，他对唐诗的钻研也颇有创获，至于雕刻篆章，那倒是抗战期间苦日子逼出来的手艺。
经验告诉我，学问好的教授固然受到学生的尊重，以创作知名的教授更受学生的欢迎。我读北大时，佘树森先生还健在，他既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也是散文家，听他讲课，学生备感亲切。笔者曾当面向他请教过散文创作，受益匪浅，比起某些研究者的隔靴搔痒，他的启发直接到位。此外，还有谢冕先生，他既是朦胧诗派的大护法，又是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他讲新诗学，“毛毛雨”不断，平素喜欢在前排就座的女生都主动后撤，但整个教室坐得满满当当。谢冕先生的口才并非一流，但他的见解新颖独到，讲课时手舞足蹈，时时提醒我们，这才是诗人啊！他讲的新诗学不可能是无根之谈。倘若换一位只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老学究来讲新诗，就算他的课备得锦上添花，也不会引起众多弟子的仰颈共鸣。
眼下，进大学做教师的门槛很高，非博士、硕士不能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能够从事文学创作的少之又少；就算有，也要将他们死死卡在瓶颈处，长期做副教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些中文系教授践踏学术操守，论文东抄西摘，论著南剽北窃，以致频频爆出学术丑闻。
有人说，体制之痛无人能医，无药可治，作家被圈养在作协、文联和文化馆之类的地方，与大学不搭界，能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去大学开几次文学讲座就算顶好的待遇了，要想进大学当硕导和博导，其门窄狭如缝。
沈从文散文篇9
【关键词】诗性美感;乡土文学;自然美;结构美;音乐美
沈从文一生着述浩繁,文学作品的成就很高,20世纪中国产生这样一位作家,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沈从文作品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诗情画意的场景。读过其作品的话,读者都会像是在欣赏一首首优美的诗歌一样。“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那浅浅溪流中游鱼清闲的吐着水泡”⑴那画面是那样的自然而又清丽,优美而淡雅,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呈现出一种诗歌的诗性美感。在沈从文的作品里,其中《边城》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只因为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翠翠举目山水的遐思,三三溪边守渔时的怡然,萧萧委身于树林的“糊涂”。那流至人类灵魂深处的“小溪宽约廿丈,常年水皆静静的,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即或深到一蒿不能落底,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2)自然美在沈的“湘西文学”中,主要也不仅仅指旖旎多姿、秀丽诱人的青山绿水、老城古道、磨坊野渡,更本质的还是指一种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自然”风格。于是他美化地抒写理想“边城”中的“自然美”。他写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动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日里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新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之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见《边城》);写虎雏身上原始的生命力:“…。一如跳到海里,小豹子也是寓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的生命”(见《虎雏》)。人与自然两相和谐,彼此依存,可见一斑。翠翠的本质是淳朴、高洁的,犹如深山流山的一线清泉,从未受过工业文明的污染,仍然保持着透明和纯净;虎雏同样保持着自然、淳厚而野性的品质,生命力勃勃而富生气,远比精神状态上始终是阉人的都市腐朽阶层要高贵和强健。这种自然美——美好与和谐,本真与纯朴,在沈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见到。沈从文就是这样通过诗情画意的自然景物和人物的人性美巧妙结合,展现出文学作品的自然美感。
再者,在文体创造上,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特别是在结构上是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我们试以《边城》为例,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全篇就是围绕主人公翠翠的爱情故事这一中心事件逐步展开,情节非常集中、单纯;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人钟情与翠翠为经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为纬线,推动着故事有节奏地向前发展。然后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为明线,以王团总想傩送当女婿为暗线。经纬交织,明暗结合,将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结合。作者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特别是关于端午节风俗的描写,来展示边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边城》是一部小说,更像一首二十一断章组成的长诗,蕴含着诗一般的境界和韵味,着浓郁的诗意,给人一种非常纯粹的阅读体验。无论是对人物形象入微的描写、独具匠心的结构特色,还是其浓郁的悲剧性与象征着纯洁爱情的意象,令人无奈的结局,都无不显示着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写作功底与他心中无限的矛盾——深处在现代都市中的他,却一心想着一种清雅、安静、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在这里,没有了人与人间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美和善。
还有,沈从文清新质朴的语言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沈从文是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的,他的小说,无处不显示着他高超的语言技巧:惜墨如金,但字字珠玑。沈从文对于人物形象,经常不做客观的描写,而是主观叙述,着墨不多却非常传神。比如《来客》中“在楼梯口觌面时,原来是个还不识荆的白脸少年绅士,服装潇洒,仪表不俗”,对“来客”的形象不做过多的描写,只是用“白脸”、“潇洒”、“不俗”这样的词语对其外貌、穿着等进行简单的勾勒。简洁却足矣。沈从文无论写景写人极少用形容词,而是较多地使用实词,如此一来提高了表达的准确性。用最平实的词描述却十分贴切而富于诗情画意的美感。在《边城》的第二自然段的描写自然背景的段落只出现了“静静的”、“清澈透明”、“慢慢的”三个普通的形容词,在写景状物中极少运用形容词是不很常见的。然而沈从文先生却真真切切的展示了湘西的风情画卷。
总之,读沈从文的作品,就像是在读一首首诗歌,不仅能够让我们眼睛享受视觉上的美感,还能够让我们在内心里欣赏他作品艺术和语言上体现得诗性的美感,他的作品到了今天,仍然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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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资料:
沈从文散文篇10
《四库全书》成书后共誊缮7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另3部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即江浙三阁，又称“南三阁”，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
中国近代，由于战乱不断，7部《四库全书》中完整保存下来的仅存3部。文汇阁、文宗阁藏本毁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文源阁藏本被英法联军焚毁；文澜阁所藏亦多散失，后经补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书。1948年，政府撤离大陆，将故宫博物院文渊阁藏本《四库全书》带到台湾，“老大”藏于博物院内。文津阁《四库全书》是7部中最后成书的“老七”，现藏国家图书馆。另一部就是盛京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即“老二”，这—套《四库全书》命运多舛。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统治，1911年12月25日宣统皇帝溥仪虽然宣布退位，但仍然盘踞在紫禁城后半部，这里成了大搞复辟活动的国中之国，故宫大量国宝流失的状况，直到冯玉祥发动北京，1924年11月5日小皇帝被驱除出宫闱后，方告一段落。嗣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并在《政府公报》公布了委员会组织条例，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通过了有关的3个文件，推定了21名董事和9名理事。还议定了“故宫博物院”的名称。此后，由沈兼士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们”积极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文献的研究和发掘工作。
沈兼士之所以在保护和整理清王朝文物中得以重任，还要追溯到两年前的一次重大的保护国宝的行动。1922年溥仪等人以清室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大洋。文溯阁《四库全书》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抄成的正本。1782年11月至翌年初，文溯阁《四库全书》分4批由“四库”总校官、大学士陆锡熊从北京护送至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共6144函、36318册，均为清内府写本，盛于特制的楠木书匣内。书册为软面包装。其封面，经部用绿绢、史部用红绢、子部用青绢、集部用灰绢，《总目》、《考证》用黄绢。工楷墨书，字体娟秀，每册的首尾二页钤有“文溯阁宝”和“乾隆御览之宝”玺印。
文溯阁藏书所用的115个书架是楠木所制，馨香浓郁，持久不散，细腻、柔软、不易折毁。采用可久藏的开化纸、竹纸为书页，用香楠木二片上下夹之，并束以绸带，装在香楠木匣内。
1914年，袁世凯以“防备兵变”为由，要求“奉天的典籍”“必须转移”。奉天督军段芝贵于是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往北京。但书运抵北京后并未受到妥善保管，由于卷帙浩繁，找不到合适场所，只好置于故宫保和殿内。清室即将出售此套《四库全书》的消息被沈兼士获悉，于是他立即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最后成功地阻止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外流，使得这件国宝免遭日本政府劫掠，沈兼士功不可没。后来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于1927年初重新入藏文溯阁，从而结束了13年书阁分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