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篇1
【关键词】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9-0040-02
一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不仅继承了旧制度主义，还改造了旧制度主义。同时，历史制度主义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继承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并且吸收了一些历史社会学的相关理论。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①
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有四种：制度的革命与战争生成论、路径依赖理论、断裂平衡理论和渐进转型理论。其中，制度的革命与战争生成论是指“20世纪乃至以前所爆发的国内革命和国际战争导致一个政治体制的衰落，随之新的政治体制产生”。②路径依赖理论是历史制度主义最重要的一种理论范式。它主要强调了历史进程中某个重要的制度、结构、社会力量、重大事件或其他关系对当前制度结构的形成所产生的方向、内容以及模式上的一种依赖性的影响。断裂平衡理论是指制度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断裂平衡的状态。渐进转型理论将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分为替换、层叠、转移、转变和衰竭五种。
二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制度变迁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课堂形式呈现，最初是1920年在北京大学的几个系先后讲授的《唯物史观》和《公认的国际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及讲座。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也经历了多次改革，主要原因多是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转折以及政策和制度的变迁。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发展，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贯穿了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过程。具体来看，主要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初步发展时期，时间是从1949年～1956年。此时正值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百废待兴，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如何改革的问题。自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要培养人民的新思想后，同年的12月23日～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强调了要着重于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副部长钱俊瑞也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对新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③这一时期，我国各高校积极响应会议精神，纷纷开设了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但当时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刚刚起步，并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接着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各校拟定1951年度教学计划时应注意的几项原则的指示》，当中表明：“政治课是各系科的基本课程，与其他业务课程一样，应着重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同时结合实际有重点地解决学生的主要思想问题。”之后为了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其他课程对立或者分离，各高校取消了“政治课”的名称，将“社会发展史”这门课程改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与另外两门课程一起，同其他业务课一样进行统一计划。1956年9月9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定为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具体规定了相关的课时要求以及考查方法。从历史制度主义中制度的革命与战争生成论来看，我国刚刚成立了新的政治体制，随着新的政治体制而产生了新的制度。由于受到新的教育制度的影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发展变化。
第二个时期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曲折发展时期，时间是从1956年～1978年。1957年开始，我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加之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代表社会文化的主流思想产生了波动。1957年10月12日，我国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要求各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以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教材，同时取消了原本的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1961年4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进行了调整，对于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科目进行了调节，力求更加符合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虽然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课程逐步走向正规化和合理化，但由于当时党的“左”倾思想，以至于到后来的，都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一时期，由于历史发展的不稳定性，制度的不断调整，以及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产生的断层效果，使得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处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理论中断裂平衡理论的断裂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恢复与稳定发展时期，时间是从1978年～1992年。此时正值拨乱反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全面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开始进入恢复期。1979年5月20日，自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政治理论教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置一般定为：一年级开设“中共党史”，二年级开设“政治经济学”，三年级开设“哲学”，四年级开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后，我国正式开始提出在高校开设思想品德课程，并逐步规范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科目与课时要求。不仅对本科学生，之后对于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专门下发了规定，并对于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的设定提出了具体的一系列要求。这一时期，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缓慢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基本处于断裂平衡理论的平衡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全面发展时期，时间从1922年至今。自党的十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也随之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93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于《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要加强“两课”教育，并且要进行改进，注意两者的相辅相成，共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作用。200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2005年接下来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不仅进一步强调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并且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程体系、教材以及教学方法等各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至此，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理论课程部分，真正进入了平稳良好的发展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依靠国家政策和制度来进行设定、开展工作。从渐进转型理论来看，进入了层叠的状态，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部分按照政策偏向于进行调解，差别性增长，逐渐依照政策的要求转变，符合的部分增加，不符合的部分减少，直至形成完全符合当前形式与政策的新结构。
三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建议
第一，我国社会目前处于快速发展的稳定时期，因此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应该依照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渐进转型理论，按照转移的模式来寻找对策，处理问题。由于当前制度较为稳定，因此可以对于机制不变这一特征协商性忽略，主要针对所面临的外部条件的变化而自动调试，在制度的约束下来调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细节问题，找到针对所面临问题的有效对策。
第二，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政治观等思想，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向着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而努力。因此我国的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等正确的思想以及政治观点、社会规范，对高等学校的学生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他们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
第三，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在当前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来合理定位其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适当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依靠专门的思想政治课程和思想政治活动，还可以将其融入其他课程的日常教学中，使之更好地渗透在对学生的教育中。
第四，避免反复多次地重复教学，以防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的有效影响降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到学生的学习过程特征，尽量避免学生在接受本科教育以前多次教授已学过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第五，充分开展思想政治活动。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处于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但目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的建设还不够完善，应积极建设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基地，为思想政治活动提供开展的平台，也可以通过校企合作来为高校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更直接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以求达到更佳的实际效果。
注释
①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22～134
③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6～9
参考文献
[1]胡凯.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07（3）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篇2
一、清代职官制度研究
清前期职官结构的研究是此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王文明《试论清前期官制的几个主要特征》（《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前期的官制调整幅度大，总的趋势是加强皇权，并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性质。李兴荣在《试论后金"八王共议"制度》（《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努尔哈赤本意效法汉人立皇储，无奈屡屡受挫，只得以"八王共议"来维护政权稳定。由于与中央集权的趋势相抵触，故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杜家骥《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一文则认为，八和硕贝勒是八旗旗主，但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统属关系。姚念慈《天命年间都堂初探》（《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天命六年至八年间都堂的发展脉络，作者指出它实质上是一次限制"八王共治"的不成功尝试。赵志强《论议政处与清代前期之决策》（《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一文，在详细比较了清前期议政处的职责和功能后指出，清前期决策中枢以皇帝为核心，由议政处、内阁和各部院首脑组成，三者之中，"以议政处为最重要"。杜家骥则在《清代议政处考略》（《清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另一种见解，认为议政王大臣会议有自己的衙署，即议政处。
李鸿彬《简论清初十三衙门》（《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顺治帝废除内务府，设立十三衙门，目的在于防止皇室亲贵干政以及便于重用汉官，但由于宦官弄权，满州贵族在顺治帝死后便将其撤消。祁美琴《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本质上说，十三衙门是顺治帝在清朝统治初期对原有内务府一次不成熟的改革。朱金甫《论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南书房的职责，主要是在皇帝退朝之后陪侍皇帝讲读经史、论古谈今，或从事文字翰墨和其他文娱活动方面的研讨和消遣，对康熙时期南书房的政治作用及其历史地位，不能估计过高。
围绕军机处的研究，赵志强有《军机处成立时间考订》（《历史档案》1990年第4期）、《论清代的内翻书房》（《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和《户部军需房述论》（《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三篇文章，前文从档案材料考证，军机处的设立时间是在雍正八年十二月，后两文则指出内翻书房和户部军需房与军机处既密切相关又互不统属。刘绍春《军机章京权责利的若干问题》（《史学集刊》1993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军机章京的具体工作要求和管理情况，指出它与会典记载大有出入。任清《清初奏折探析》（《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为清帝所独创的奏折制度，与清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而奏折的广泛使用，又将军机处推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省级政权中职官的研究，林乾在《近十年来明清督抚制度研究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2期）一文中，归纳了90年代以前10年中清代督抚制度的研究情况。王跃生的《清代督抚体制特征探析》（《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督抚总揽地方事权，机构精干，彼此监督，相辅相成。王雪华《督抚与清代政治》（《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分析了各朝选任督抚的情况，认为督抚是清代政治腐败的推波助澜者，而其贪墨又加速了清政权的衰落。刘凤云《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则论述了督抚在地方官选用中的作用和地位。
省级以下政权职官的研究，毕建宏《清代州县行政研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统治者对州县行政空前重视，州县衙门也较好地完成了统治者交给自己的任务。秦富平《清朝的县级政权》（《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一文则认为，知县独尊的局面直至清末才有所改变。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至保甲的演化》（《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考察了地方基层政权从里甲制到保甲制的演变状况，并指出，里甲制的失败，是雍正初年进行赋役改革的重要原因。吴吉远《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朱金甫《清化胥吏制度略论》（《清史论丛》，1994年）两文都认为，胥吏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一文，则分析了清代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幕友的职责与素养。
除此之外，近期有影响的论文还有吕美颐《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韦庆远《江南三织造与清代前期政治》（《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晏子龙《清朝世爵世职制度》（《清史论丛》，1996年）等。
1993年5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郭松义、李新达和李尚英三人合著的《清朝典制》一书，它是国内清代典制史研究的一部专著，书中较系统地介绍了清代的皇帝、礼仪、国家机关、职官管理、监察、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值得一读。
二、清代政策研究
在此专题研究中，涉及清代民族政策、清初政策、经济政策、八旗旗务政策、选官制度与政策的研究和评价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政策研究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研究广度与深度也不断得到加强。其中，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和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代民族关系与边疆政策，均属此方面有代表性的专著。
论文方面，王钟翰《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一文对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总体性概括，指出它为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王希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和苏钦《理藩院则例性质初探》（《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两文，从具体条文角度，论述了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杨选弟《清朝对蒙古地区实行法制统治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和苏钦《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两文，则从法制史的角度探讨了民族法制与法制建设的举措。穆渊《略论清代前期南疆的普尔制》（《南开学报》1990年第4期）和王熹、林永匡《叶尔羌的官方丝绸贸易》（《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两文，还分别从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的角度，剖析了清政府的边疆地区民族经济政策和策略。对于"改土归流"的研究，近期也有所加强，日本神户辉夫《清代雍正朝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民族问题》，1991年）和关汉华《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华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两文，分别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对此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和结果，进行了深入探讨。
清初政策研究。魏千志《从清初五大弊政看当时的社会矛盾》（《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8期）一文认为，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和逃人法是清初五大弊政，既是清王朝统治者执行错误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反映当时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多尔衮对明皇室由笼络改为打击镇压，这一重要政策的改变，并非个人好恶使然，而是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孟昭信《试论清初的江南政策》（《吉林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则指出，清初多尔衮在江南执行的高压政策，直到康熙时才得以全面纠正和调整。
经济政策研究。郭蕴静《谈谈清代的重商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与历代王朝相比，清政府更重视商人和商业经济的作用，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王纲《清代禁酒政策》（《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从崇德八年起，清政府长期推行的酒禁政策，在后期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俞玉储《清代前期漕粮缓改折概论》（《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一文认为，根据清初土地荒芜的情况，统治者适时调整政策，采取了"征熟免荒"的办法，并逐步加大蠲免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彭泽益《清代财政管理体制与收支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一文则指出，户部控制各省财政，是解款协拨制得以推行的基础。彭雨新《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认为，耗羡银为田赋附加制与补助金制度的结合，是地方财政体制形成的标志。
关制与八旗政策研究。日本香坂昌纪《雍正年间的关制改革及其背景》（《东洋史论集》1992年第5期）一文认为，雍正帝关差废止措施是财政因素与政治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赵秉忠、白新良《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为解决八旗生计，在赈济银两、赎买旗地之外，又有出旗为民和京旗移垦的政策。
选官制度与政策研究。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清朝科举的"分省取士"和"分民族取士"的特点。宋元强《清代的科目选举与竞争机制》（《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一文则对清代57名状元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了清政府为保证科举的公正性而采取的诸多措施及其原因。美国B·a·埃尔曼《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下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更新》（《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8期）一文认为，清代实行科举制，"掩盖了政府官职对下层社会的排斥"。此外，袁昌顺在《试论清代铨选回避制度》（《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中，分析了清代官员铨选的籍地、姻族、师生和拣选四种回避制度，郭成康、林铁钧的《清代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则考察了清代诸多重大文字狱的情况。
三、清代政治人物研究
清代政治人物研究，尤其是有关清代皇帝的研究，近年最为活跃。
在清代帝王的总体评价方面，李治亭、王桂平《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朝的灭亡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起义，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正是他与皇太极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郭长庚在《应重新评价康熙帝》（《河北学刊》1994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康熙帝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延缓了封建社会的衰亡，并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最佳时机，关于雍正帝继位之谜，史学界仍有两种观点。张羽新《康熙因宠爱乾隆而传位于雍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据《朝鲜李朝实录》景宗二年十二月条文所反映的情况看，康熙帝因宏爱乾隆帝而传位于其父雍正帝，并非荒谬。杨珍《满文档案中所见允＠①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一文则根据满文朱批奏折，认为允＠①被康熙帝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雍正帝收缴并销毁大量奏折与朱谕，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夺位行为。
在清代帝王的统治思想、统治策略的评价方面，研究文章亦不少。其中，韦庆远的《论雍乾交替与治道同异》（《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以幼冲继位，在许多方面延续了世宗政治，但在秘密建储、军机处与内阁双轨辅政制度、用人政策等方面则有较大的改革与变通。赵秉忠在《论乾隆出巡》（《北方论丛》1990年第4期）一文中则指出，乾隆帝的六次南巡，作用不可估计过高。乔治忠《论清高宗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认为，乾隆帝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一次大的清理和总结，它促进了官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近年来还出版了多部乾隆帝传记，如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研究论著，均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乾隆皇帝一生及其时代的特征。
此外，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更对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探索其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见解。
作为清史研究较为薄弱的嘉道时期的政治史研究中的若干领域，也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谢刚《清史嘉道朝研究论纲》（《南开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提出，嘉道朝处于重大历史的转折关口，应注意整体研究。李尚英《嘉庆亲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一文认为，嘉庆帝亲政一年，在政治、经济和宫廷方面进行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张玉芬《论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则指出，由于清代社会各种矛盾更趋激化，社会积弊日深，致使嘉庆帝的改革并未能解决各种社会弊端。《华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与1992年第4期相继发表《关于"和＠②shēn跌倒，嘉庆吃饱"问题的质疑》和《嘉庆嗣位考述》两文，前文认为嘉庆帝铲除和＠②shēn，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后文则指出，乾隆帝多次秘密建储失败，在无嫡子可立的情况下，＠③yóng琰才得以脱颖而出。他的《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还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研究嘉庆帝的传记。赵秉忠、白新良的《道光前期政局剖析》（《北方论丛》1991年第4期）一文认为，道光帝惩贪过宽、治军不严、改革不坚，加速了清朝国运的衰落。1992年3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则出版了冯士钵、于伯铭的《道光传》一书，书中对道光帝的一生及其治国得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其他清代政治人物的研究方面，论文亦不少。其中，周晓光《多铎简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多铎在皇太极时代与多尔衮时代的不同遭遇，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杨友庭《论郑成功的军事思想》（《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认为，总体而言，郑成功的军事思想是基本正确的。张晓虎《董鄂妃死因新探》（《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一文认为，顺治帝逼死胞弟博穆博果尔之福晋，两人的爱情危及满蒙贵族利益，导致董鄂妃被孝庄太后逼死。而杨珍《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一文则提出，董鄂妃是"一位满籍军人"的妻子。吴伯娅《傅弘烈与尚之信》（《清史论丛》1993年）一文认为，广西巡抚傅弘烈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功臣，而尚之信则既是叛乱的参与者，又是其牺牲品。王思治《索额图其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指出，索额图既以助康熙帝清除鳌拜而发迹，又因助太子"潜谋大事"而身败名裂。杨珍的《索额图研究》（《清史论丛》1996年）一文，还从多角度研究入手，分析了索额图政治心理特征的家庭因素。高翔《尹继善述论》（《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认为，尹继善是一代经世重臣，任两江总督期间政绩卓著。马大正《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指出，噶尔丹在政治、军事方面均有建树，但分裂祖国，走上覆灭道路，却"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迄至1996年为止，由何龄修、张捷夫等人主编的多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一书的上编部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至第九卷，涉及乾隆朝之前的各方面代表人物，该书体例严谨，文字流畅，其立论与评价也颇为公允，是清代人物研究中的重要成功著述。此外，清代人物传记方面的著述，尚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和周刊《清宫流放人物》（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等书，有关李光地研究的文章，也相继出版与面世。
四、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研究
清代外交政策与活动，是清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之一，因此，有关研究成果亦多，涉及面甚广，现介绍于后。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17至18世纪中西历史上就中国祭祖祭孔礼仪的大争论后，指出"礼仪之争的神学分歧是次要的，政治上的向背才是本质"。李治亭在《康乾盛世与西方文明》（《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康乾盛世时期封建统治者多次拒绝西方文明，使中国社会转轨化为泡影。冯佐哲《康熙乾隆二帝与传教士关系比评》（《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指出，康熙帝因罗马教廷掀起礼仪之争而禁教，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乾隆帝则广泛使用、严格限制西方传教士，两者有显著的不同之处。聂德宁的《明末清初澳门的海外贸易》（《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对澳门在明末清初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考察，作者指出，澳门的主权一直归中国所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何瑜在《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康熙帝晚年强化海疆闭关政策，是内外政治交相压迫的结果。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政府在禁南洋案问题的决策上受到了东南封疆大吏的直接影响，并受到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的制约，反映了旧政治体制已丧失活力。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则分析了闭关政策在乾隆朝的表现。
余定邦在《清朝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关系》（《东南亚》1992年第1期）一文中，考察了从1664年到1766年中泰两国官方交往的记录，认为它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清朝与琉球的关系研究方面，秦国经《清代中琉关系文书研究》（《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一文，对记录中琉友好往来的文书的形式、种类、格式、特点及其价值作了考察和研究。此外，杨冬荃《中国招抚琉球史实考》（《海外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指出，琉球曾在三藩之乱时，向耿精忠进贡过硫磺。
中俄关系是近年中外关系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周祚绍《康熙后期中俄关系基本态势简析》（《文史哲》1991年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以守为主，而彼得一世又无力向东扩张，"于是形成了不太短时间内的和平状态"。日本涩谷浩一的《俄清关系和罗连茨·兰格》（日本《东洋学报》第72期）一文，根据18世纪初参与中俄两国交涉事务的罗连茨·兰格的日记，探讨了俄罗斯观察清朝官员的情况。王少平在《中俄恰克图贸易》（《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俄贸易是建立在恰克图贸易条约基础上的平等互利贸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俄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但从本质上说，它维护了沙俄统治集团的利益。1995年8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王希隆的《中俄关系史略》一书，该书在充分利用近年来出版的中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有关清代中俄关系的问题。五、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
有关清代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也获得一定进展。阎崇年《论宁远战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特刊）一文指出，明朝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明与后金双方各有胜负，这是双方兴衰之势的客观反映。王思治与〔香港〕吕元骢《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认为，清军入关是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相互作用和激烈冲突的结果。朱永安《弘光政权速亡探析》（《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一文，通过对南明政权种种政治举措进行分析后指出，联清灭顺、内部纷争、政治腐败、丧失民心，是弘光政权迅速灭亡的原因所在。王戎笙在《顺治遗诏与清初权力斗争》（《清史论丛》，1994年）一文中认为，"遗诏"乃孝庄太后等人所炮制，它的目的在于抵制宗室诸王贝勒对四辅臣制度的反对。何龄修通过对许多支离破碎、隐讳晦涩史料的整理爬梳，陆续写出了多篇清初复明运动的论文，如《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兼述后明朝主）》（《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杨＠④kūn空敕案》（《清史论丛》，1993年），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并总结了这些政治军事活动的许多特点。
〔日本〕黄一龙（伊东贵之译）在《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日本《中国：社会和文化》199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杨光先与汤若望、南怀仁有关天文历算的争论并非问题的关键，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选择荣亲王的葬期。王政尧在《简论清初收复台湾》（《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一文中则指出，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康熙帝挫败郑经"将台湾分割于中国领土之外的企图"，都为完成统一台湾大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张仁善《康熙朝"明珠案"与"治河案"的关系》（《南开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提出，康熙帝因废立太子而借治河案罢黜明珠，而当太子党威胁皇权时，明珠一派便又得以复出。
王钟翰《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一文认为，作为胤＠⑤死党的年羹尧对抚远大将军允＠①用兵处处加以掣肘，为胤＠⑤夺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有关他在青海毁寺庙、杀喇嘛的问题似不应过分夸大。对大小金川战役，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指出，金川之役为统治者轻易点燃，劳师縻饷，久而无功，是得不偿失的。关文发的《清代中叶蔡牵海上武装集团性质辨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反驳了关于蔡牵集团"官逼民反"的起义说，认为"其海盗性质十分明显"。
在有关清代政治事件的研究专著方面，1992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力图从政治和民族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剖析，以此解释明清嬗变和封建统治秩序的崩溃与重建。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清初三藩之乱进行了全面、动态和系统的研究，探讨了三藩的源起、历史作用及其必然归宿。李景屏《清初十大冤案》（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还分析了清初的一些重大冤案，力求从案件的分析中整体把握清玉朝统治集团的发展脉络。
六、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
近年来，清代会党与秘密社会研究，在清代政治史研究中，是一个为诸多学者所关注的领域，因而取得了许多成绩。
在总体研究方面，秦宝琦《清前期秘密社会简论》（《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对秘密社会的研究范畴、性质与社会功能、清前期秘密社会的历史分期与发展脉络等问题，作了概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莉在《论清前期会党的性质--兼论会党的起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清前期的会党是以乡村城镇的下层群众为主体、以遇事相帮为目的、利用传统歃血为盟为形式而建立的、处于初级阶段的民间结社组织。马西沙《白莲教辨证》（《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指出，对于明清时代的民间宗教，不应统称白莲教。李尚英《八卦教的渊源、定名及其与天理教的关系》（《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一文，则对清代八卦教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此教进行了正名。
在天地会起源问题研究上，争执最为激烈的无疑要数"康熙十三年说"与"乾隆二十六年说"。秦宝琦坚持乾隆说，他的《福建云霄高溪--天地会的发祥地》（《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天地会的发祥地是福建云霄高溪，其创始人是乾隆年间的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在《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他还强调指出，清代秘密会党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完备的逐渐完善过程，洪门是乾隆年间秘密会党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的产物。主张康熙说的文章较多，1993年《清史论丛》即登载了胡珠生《洪门会书的综合研究》、赫治清《再论天地会起源》和罗＠⑥《天地会的两个源头》三篇文章，依据大量可靠的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十三年，其创始人为万云龙。
1996年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它是作者多年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系统总结，对于天地会产生的时间、背景、创始人、宗旨及其来源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成为立论有据的一家之言。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评价说："这部集中阐述’康熙说’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示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
此外，近年来还召开了十余次清史学术论会，出版了多部讨论文集，其中不少论文涉及到清代政治史研究。而近期出版的有关清史总体研究成果的著述也较多，包括王戎笙为项目负责人的《清代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至1992年出齐），共十册；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何龄修、郭松义主编的《中国史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清代部分。陈生玺、杜家骥的《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总体介绍了辛亥革命以来我国清史研究的成果，并附有论文索引。1993年6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清朝系列帝王传。而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第10卷"清时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则可称得上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概括性成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题
＠②原字王加申
＠③原字禺加页
＠④原字昆加鸟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篇3
高中学生学习政治文明史，最想搞清楚的莫过于下列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政治文明？第二，作为高中历史教科书所叙述的政治文明史其主要内容是什么？第三，我们应用什么方法或思路去学习高中历史所叙述的政治文明史才能收到最佳效果？针对这些问题，本人在此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供同学们参考。
一、政治文明与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政治文明
什么是政治文明？简而言之，政治文明是指人类改造社会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活动的进步状况和发展程度的标志，它是与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蛮相对立的范畴。具体来说，政治文明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两个层面的内容。在政治制度层面，主要表现为由于经济基础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引起的国家管理形式、结构形式的进化发展，即政体或国体、政体范围内的政治体制与机制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成果，如代议制民主的确立、选举制度的推行、司法制度的近现代化、政党制度的建立、文官制度的形成等。其中，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在政治观念层面，主要表现为政治价值观、政治信念和政治情感的更新变化，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正义、共和、法治等思想观念的形成、普及和发展，以及人们政治参与意识的普遍增强等。政治观念文明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精神文明的其他部分一起，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程标准》）认为，“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密切相关，相互作用”。《课程标准》规定了高中历史关于人类政治文明史的学习内容——“着重反映人类社会政治领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共有9个专题”，并认为“了解中外历史上重要政治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探讨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是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也就是说，当今高中历史政治文明史学习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在史实上主要掌握“中外历史上重要政治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二是在理论上要“探讨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
从史实的角度来说，高中历史学科中的政治文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与法律，如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雅典民主政治、罗马法、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等。二是重要的政治思想与活动，如近代中国维护国家的斗争、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现代中国的外交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等。三是政治格局，如二战后世界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等。
依据这些基本史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中历史学科所叙述的政治文明史实际上是围绕民主化和法制化两条基本线索展开的。具体而言，它主要包括四点：第一，中国的政治发展经历了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的曲折历程。当今，中国的民主法制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第二，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法开西方民主法制之先河；近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或改革先后建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19世纪70年代后，代议制不断发展、日益健全。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俄国、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显示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追求。第四，伴随着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和加强，反对霸权主义、打破强权政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高中历史学科中的政治文明史所阐释的作用、影响、经验教训很多，如“西周通过分封制，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形成了对周王室众星捧月般的政治格局”、“宗法制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等。关于人类政治文明活动所带来的种种作用、影响和经验教训，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说明。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学习政治文明史的时候，仅仅掌握相关史实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做法应是在感知和掌握相关史实的基础上，高度重视“探讨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学好政治文明史的基本策略
1.准确理解和掌握政治文明史中的重要政治概念。
政治文明史所涉及的政治名词、术语、概念较多，且理论性强，我们应注意运用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解读概念，分析史实或典型材料，理解某一具体制度的特点，然后对同类制度进行归纳、概括，从而理解该类制度的内涵和实质。
以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一政治概念为例，不少学生因没有准确理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内涵，而对中国古代这一政治制度持彻底否定态度。实际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由“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概念组成的复合概念。这里的“专制主义”主要是指君主专制，是指一种决策的方式，它强调君主个人权力至高无上，国家大事由君主独断。这里的“中央集权”，则指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一种政治体制，它强调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权力集中于中央，地方受命于中央，地方长官只能在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两者相结合，就构成了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其目的是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君主个人的权威。据此，结合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专制主义”作为一种决策方式，其主要作用是消极的。“中央集权”作为一种政制体制，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主要表现为：①有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②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生产活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③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下，有利于民族大融合，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使我国古代人民创造了领先于世界的古代文明。
2.在坚持历史唯物史观的前提下，注意运用多元史观评析政治文明史。
探讨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是高中政治文明史学习的重要任务之一。既然要探讨政治文明史的作用与影响，汲取其经验教训，就离不开以什么为思想为指导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课程标准》有明确的规定，那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里需要强调的主要是下列两个方面：
第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评价中外政治制度，切勿机械地从形式上进行比较，应注意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民族和文化传统、制度溯源等方面，客观地分析其呈现出不同特点的原因。要注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不同政治制度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而理解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理解政治文明发展的规律。如2012年高考全国新课标文综卷第31题，就很好地反映了运用历史唯物史观评析政治文明史的问题。
31.1920年12月，在致朋友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表明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看来 （）
a.俄国革命道路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B.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暴动是当务之急
C.暴力革命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必然选择
D.改良仍旧是改造社会行之有效的办法
命题者通过介绍1920年12月致朋友信中对改造中国的认识，揭示了在当时中国“暴力革命是进行社会改造的必然选择”，这就很好地体现了历史唯物史观。当今史学界，有些研究者认为，革命不如变法改良，近代中国选择暴力革命是一种历史失误；如果当时走变法改良、民主的道路，中国的今天就会好得多；等等，并致力于搜集种种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学术研究有其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也不想与这样的研究者辩论什么。但我想说的是，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不以我们后人的意志为转移，难道中国人天生就主张革命？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为变法改良和民主努力过？为什么一直坚持民主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后来支持辛亥革命？为什么早年主张维新改良的孙中山放弃改良而走向革命道路？为什么已经让权于袁世凯并致力经济建设的孙中山后来又举起革命的旗帜？这里有太多的“为什么”需要我们去追问。不错，暴力革命破坏性大、流血多，但我们为什么不去反思，那么多善良老实的中国人，为何不畏牺牲、前赴后继地去坚持革命？其实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们为生存环境所逼，不得不进行暴力革命。我们真诚拥护改良，不希望看到通过大量流血牺牲的革命来实现美好愿景，但历史的演进是不会以我们的美好愿景为转移的。正如今天的国际关系，我们中国选择了和平崛起，希望和平谈判解决国家之间的纷争，建立一个美好的和谐世界。问题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会尊重我们的意愿吗？甚至我们周边的小国家会配合我们吗？如果我们不做好武力斗争的准备，甚至自动放弃武力，那就只有等着被宰割的命运到来。我们无需美化革命，但也不能通过贬低革命来美化历史上的变法改良与民主道路，说到底，革命也好、改良也好都是符合某一国家某一时期国情的必然选择。实事求是地、客观地揭示中国革命的历程，是中学历史学习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在坚持历史唯物史观的前提下，注意运用多元史观评析政治文明史。当今史学研究，除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外，还涌现出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等，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新史观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不足，但确实都有其可取之处，并给人们耳目一新和豁然开朗的感觉，因此当今高考命题者常将这些新的史观融入到高考试题之中。
以文明史观考查政治文明史为例，2006年高考全国文综卷Ⅰ第37题、2007年高考全国文综卷Ⅰ第40题第（1）、（2）问考查中华民族内部的文明交流，体现“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以华夏文化为基础，融汇各民族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这一主题。2008年高考全国文综卷Ⅰ第37题通过考查中国唐代科举制和英国近代文官制度，进行文明比较，体现“文明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折射“文化上应相互借鉴、求同存异，使各种文明兼容并蓄。坚持文明发展的开放性，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若运用文明史观把握高中政治文明史，我们至少要注意四点：一是文明史观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依据，把人类文明演变划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农业文明又分为初级农业文明阶段和发达农业文明阶段，青铜器和铁器成为划分的标志；工业文明分为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展两大阶段，工业文明的生产力主要是蒸汽机和电力，18世纪下半期人类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在此前，还有一个长达数百年的酝酿阶段。我们应以此掌握文明史的基本线索、基本史实，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过程和成果。二是重视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文明成果，从现实追溯历史，从历史联系现实，说明现代文明是如何传承演变的，将历史与现实予以结合。比如要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在现实社会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历史上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形成的民主的运作方式和法律的现实意义等，从而感悟历史的时代特征，运用各种方法比较、概括主要文明的重要特征和现实意义。三是正确把握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各种文明虽有强弱之分，但绝无优劣高下之别，都有同等价值。各文明也不是封闭的、隔绝的，各文明之间多以和平往来与暴力冲突两种形式发生交往，通过这两种形式，加快了不同文明间的整合，促使世界文明由分散走向整体、从区域走向全球。四是把中华文明纳入到世界文明中考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查中国文明的演进，同时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待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在把握历史线索和划分阶段时，改变按社会形态“由低到高”划分的传统做法，以中国文明的发展演变为主导线索，并按照中国文明在某一时期最突出的时代特征进行历史分期。
3.依据政治文明史模块的编排特点理解人类政治文明。
高中政治文明史模块，是依据《课程标准》的相关精神和内容标准要求编写的。它在政治文明方面，颠覆了传统史学中突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编写思路，而是以国家机器的运行，各种机构、组织、制度的设置以及相关政治运作为研究的重点，突出了政治制度、政治事件、政治活动的分量。其中，对于制度文明更是浓笔重彩，在整个必修模块9个专题中有5个专题涉及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制度创新，《课程标准》和教科书从文明史角度客观叙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全面阐述了两种政治制度发展的历程。从英国渐进的制度创新、美国政治体制的完备、法国共和制的曲折历程、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制定等方面，阐释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发展和历史地位。《课程标准》和教科书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文明方面的成就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系也做了充分反映。
综观《课程标准》中关于政治文明史的“内容目标”和政治文明史教科书的编排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当今教材在编排上主要依照文明史观的史学价值观。如关于古代政治，教科书提供了古代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西方希腊、罗马民主法制政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形态。前者讲述了农业文明下的东方大国的政治特色，其君主制、中央与地方（包括边疆）制度、监察制度、选官制度构成教材叙述的五大制度内容，为古老的中国缔造了辉煌灿烂的时代，为世界奉献了一份政治智慧的盛宴——当然，也证明了专制文明并非完美的人类政治设计，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终会被历史抛弃；后者则是商业文明下的政治设计，教材论述的目的在于给学习者提供完整的民主政治的脉络：古代希腊、罗马是近现代民主政治文明的源头。关于近代政治，教科书也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形态，即资产阶级代议制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前者主讲英、美、法、德四种不同政体下的代议制特征，揭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内涵；后者则在于揭示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渊源。关于现代民主政治，教科书重点通过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主政治的曲折发展历程，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内在规律。我们要重点领会这几个问题：政治文明的演进脉络、每一种政治文明形态的历史贡献及局限、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努力方向。
依据政治文明史模块编排特点反映出的文明史观，我们在学习时应注意思考五个方面的问题：①在古代专制政治方面，思考政治文明与农业文明、精神文明间的关系，政治制度的构成和影响。②在古代民主政治方面，思考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起因、演进内容、评价和一些民主原则；古代罗马法制的起因与演进、法制原则和评价。③在近代民主政治方面，思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的起因、发展、国体与政体、制度运作与原则、影响与评价；中国近代建立民主政治的原因、各种探索尝试与成果；无产阶级为争取本阶级民利的斗争与设想。④在现代民主政治方面，思考新中国60年民主法制政治的发展历程、纵向或横向的互动联系。⑤在国际政治格局变动方面，思考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表象与内在规律、中国不同时期的外交。
4.依据政治文明发展的阶段特征，归纳政治制度等的发展沿革。
历史阶段特征通常是指一个历史阶段明显不同于其他历史阶段的特殊之处。把握历史阶段特征不仅可以引导我们正确理解知识、巩固记忆知识，还可以启发我们了解掌握知识的过程，弄清获取知识的方法，并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思维品质，使我们能自如地甚至创造性地运用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现以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史为例，从学习的角度作一简要说明：
第一，归纳其特征。夏、商、周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宗法制在夏朝萌芽、商朝开始、周朝成熟。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相辅相成，巩固和发展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从秦汉到明清，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秦朝开创了君主专制、地方听命于中央的政治体制及其相关机构和制度。汉朝通过王国问题的解决以及选拔和监督官吏制度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了这一体制。隋唐时期，针对中央政权机构建设的三省六部制，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北宋的地方分权措施和元朝的行政体制改革，使我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央机构的变化，使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二，分析其原因。一是政治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夏、商、周政治制度继承了原始社会中的血缘关系和部族集团的特点。秦朝以后建立起来的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延续了宗法制下有关王位继承和爵位世袭的宗族制度。二是统治的需要，即根据建立和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或变革旧的政治制度。如西周的分封制和秦朝的郡县制：周武王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相结合的政治制度，不仅巩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还拓展了疆域；秦朝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顺应了国家统一的需要，体现了古人治国的政治智慧。分封制的确立与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说明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篇4
政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方面。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多，我们只能做提纲挈领式的概述，因此难免挂一漏万。由于十六国北朝的政治史与民族史关系密切，为避免重复，本节重点叙述魏晋南朝政治史研究状况，有关十六国北朝的主要内容则放在后面民族史的部分。魏晋南朝时期比较重要的政治大事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三国政治、西晋政争与动乱、门阀政治、南朝低等士族和寒门庶族地位的上升以及侯景之乱等等。
关于三国时期的起始年代，史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传统史家多持曹丕称帝之年说(公元220年)，然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许多学者已突破王朝体系的局限，认为根据整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断代时间应该提前到汉末军阀混战阶段。至于提前到何时，众说纷纭。王仲荦是黄巾起义说(184年)、范文澜是董卓之乱说(189年)、白寿彝是曹操迎汉献帝都许说(196年)，此外还有官渡之战说(200年)、赤壁之战说(208年)等。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以曹操为中心，分别对董卓、袁绍、吕布、孙坚父子、刘备、张鲁以及白波黄巾、青州黄巾、泰山诸将等各种政治军事势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全面展示了汉末军阀混战阶段的政治史。类似的文章还有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对于曹魏政权的性质，陈寅恪认为，曹氏出身于寒族，且与阉官有关。曹操的崇尚与政策即是由他的出身决定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万绳楠认为，曹魏政权是依靠尚武的谯沛集团和崇儒的汝颍集团建立起来的，而曹丕继位后以司马懿为核心的汝颍集团实力的膨胀，则导致了两个集团势力的分化和斗争(《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周一良打破旧说，认为曹丕、曹植争位，植之失败与他反对曹操决意篡汉的态度有关。陈寅恪提出魏晋兴亡嬗替，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周一良对魏晋禅代之际分属于曹氏和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的激烈斗争以及对当时思想领域的影响做了深入研究。指出双方实力的消长和文人集团的向背，决定了魏晋两朝政权的交替(《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4—6、26—37页)。万绳楠则认为，谯沛集团内外势力被汝颍集团逐次剪灭，是司马氏代魏的关键(《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78—82页)。此外，还有大量文章是讨论曹魏用人、校事之制和封国政策内容的。
关于蜀汉政权的构成，王仲荦认为主要是属于刘备的荆州集团、刘璋的东州集团和巴蜀土著集团三种政治势力(《魏晋南北朝史》第78页);李开元在和曹魏、孙吴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刘备的蜀汉政权是一个以豪侠武人、寒门下士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浅谈蜀汉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田余庆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一文中认为，蜀汉政权中新与旧、客与主的分野主要是刘备和刘璋两个营垒，当主客合流后仍然有政治上的派别之分。诸葛亮当政把巩固新人地位、协调新旧关系作为治蜀的核心所在。魏蜀吴三国中，孙吴建国迁延时日最长。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它需要内部调整的时间，与江东诸大族关系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在《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中，田余庆又详论了孙吴政权江东化的过程，对其异常艰难的建国历程给予了合理的解答(《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高敏《试论孙吴建国过程中北方地主集团与江东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和方诗铭《读〈檄吴将校部曲文〉》(《史林》2000年第4期)等文也讨论了这一问题。西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惟一实现了全国统一的王朝。对于这个短命政权，史家历来评价不高。陈寅恪认为，西晋整个官场都已溃烂，弥漫于社会上的是贪鄙、淫僻之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西晋政权腐朽性的文章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简修炜《论西晋地主阶级贪欲和权势的两重性》(《河北学刊》1987年第4期)、王永平《论西晋上流社会的贪欲风气》(《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许辉《西晋的佞臣与后党评析》(《江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袁济喜《西晋的政失与世风》(《学习》1995年第6期)、夏保连《西晋的腐败风气与门阀制度》(《晋阳学刊》1996年第1期)等。当然也有的文章对西晋前期的历史有所肯定，如郑欣《西晋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93年第3期)、尚志迈《晋武帝与太康之治》(《张家口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等。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晃娜衔?晋武帝虽然较好地处理了发生在中枢权力圈内的党争，保持了前期社会的政治稳定，但是这种党争仍然为西晋王朝的灭亡预伏下了祸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八王之乱”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动乱产生的原因，传统的说法是由于晋初大封诸王造成的。王仲荦认为此说不全面，八王致乱，主要是司马氏任诸王以方面重镇之故(《魏晋南北朝史》第216页)。唐长孺在《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文中也持此说(《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祝总斌则认为，乱因是由于继承人和辅政大臣不得其人所致(《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何吉贤对上述几种观点皆持否定意见。他认为西晋门阀士族势力恶性发展，才是造成八王之乱的主要原因(《试论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河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杨德炳则认为，八王之乱是晋廷内部存在着宗王、太子妃党和后党三支力量互相殊死争斗的产物(《西晋的崩溃与门阀的分化》，《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杨光辉将宗王分为皇子王和宗室王两大派系，认为动乱是两大派系展开的一场争斗(《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门阀政治一直是学者们用力较多的论题。在门阀政治的产生、性质、作用和衰亡等几个方面，学者提出了很多观点。早期研究这一课题的成果除上面已提到的杨筠如、王伊同、谷霁光等人的著述外，还有其他人讨论门阀士族内容的文章。如杨廷贤《南北朝之士族》(《东方杂志》1939年第4期)、蒙思明《六朝士族形成之经过》(《文史杂志》1941年第10期)、方壮猷《中国中古时期之门阀》(《中山文化季刊》1944年第5期)等。但对门阀政治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还是在20世纪后半叶。唐长孺《门阀政治的形成及其衰落》一文认为，士族门阀特权的确立，政治上是皇权和地方豪强势力妥协的结果，经济上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贵族官僚大土地妥协的结果。因此，其发展和衰落也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息息相关(《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8期)。以后他又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与升降》等文中，进一步论述东汉以来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能否列入士族与决定士族高低序列的基本条件乃是凭借这一家族在当世的权势(《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祝总斌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典志部分中撰有《门阀制度》一章。祝文认为，门阀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先后共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汉后期是萌芽期，曹魏、西晋是初步形成期，东晋和南北朝前期是确立和鼎盛期，南北朝后期是衰落期。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战乱、统一帝国瓦解与分裂、新皇朝力求获取三结合之统一体，是门阀制度加速形成的决定因素。而门阀制度在形式上如果离开了九品中正制，便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把本论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作者综合考察了东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地理、文化等诸多方面因素，对门阀政治进行了概括和界定。作者指出，学者所习知的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其实质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几家大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的政治变态，是皇帝和士族的联合执政。黄正藩不同意“门阀专政”的提法，他把东晋政权的基本形式概括为君主制下的门阀合议体制(《东晋门阀政治散论》，《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相关的专题论文还有陈长琦《魏晋南朝世族对国家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等。论述士族地位衰落的文章有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的性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高诗敏《试论南朝门阀地主地位的变化》(《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薛军力《晋宋之际门阀政治的衰落与皇权的重振》(《汕头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陈伟强《从刘宋王朝和谢氏家族的关系看谢灵运的政治悲剧》(《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牛贵琥《南朝世家大族的衰落》(《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等。
北朝士族的情况和魏晋南朝有很大的不同。唐长孺在《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一文中指出，两晋南朝士族序列高下多是习惯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而北魏是皇帝以朝廷的权威，采取法律形式制定包括胡族在内的门阀序列和体制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刘琳《北朝士族的兴衰》一文，具体考察了北朝士族发展的过程，指出在北魏前期、孝文帝时期和北朝后期是北方门阀地位上升、极盛和衰败的三个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刘驰《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族士人地位的变化》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北魏后期汉人上升为士族并形成汉人士族统治集团的过程(《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与门阀政治衰败同步，南朝的低等士族、寒门庶人不断崛起。对这个问题，唐长孺在50年代撰写的《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有专门的探讨。他认为南朝实际权力逐步转移到寒人手中，既是由于南朝士族的腐朽，也是由于寒人队伍的增加的缘故(《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进入80年代以后，讨论继续深入。代表性的文章有郑敬高《南朝掌机要的寒人刍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南朝的将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王铿《论南朝宗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等。有的学者还把这一变化同南朝皇室的出身与宗王出镇联系起来。祝总斌《刘裕门第考》将刘宋开国皇帝刘裕门第考订为低等士族(《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祝总斌又研究了从晋末刘裕起兵至南朝宋文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认为地位日趋上升的低级士族一直没有停止向没落的高级士族进行夺权(《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万绳楠考察了南朝“拟周之分陕”的政策，认为宗王出镇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纷争，使皇室不得不以寒人充任舍人、典签制衡诸王。而舍人典选又进一步扩大、提升了寒人的势力，这是南朝寒人兴起的基本原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228页)。类似的文章还有陈勇《刘裕与晋宋之际的寒门士族》(《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薛军力《刘宋初年对强藩的分割》(《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陈长琦《南朝时期幼王出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鲁力《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等。王铿认为南朝时期的士庶交往已经非常频繁，所谓“士庶天隔”之说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到南朝后期连江南土豪也日渐兴起，张国安《论梁代湘交广诸州豪强的兴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何德章《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欧阳小桃《梁末陈初的南川酋豪》(《争鸣》1992年第2期)等，都是论述这一课题的文章。侯景之乱的发生，不但导致梁朝的覆亡，而且给南朝士族带来灭顶之灾。与此有关的文章是萧黎《浅析侯景之乱》(《湘潭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夏建新等《论侯景之乱》(《河北学刊》1988年第3期)、郑显文《侯景之乱新探》(《松辽学刊》1993年第1期)等。
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的研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收获颇丰的一个领域。举凡这一时代的官制、监察制度、选举制度、军事制度、外交制度等，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下面重点介绍的是魏晋南朝有关制度的情况，个别地方兼及北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职官体系最大变化，莫过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的逐步确立。秦汉三公九卿制虽然仍有保留，但“三公”已徒有虚名，“九卿”职务卑落而变成闲散职位。作为辅佐皇帝决策和执行政务的机构是三省及尚书省所属诸曹。对于三省机构设置、运行及变化情况，陈仲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皆有详细论列。陈琳国《魏晋南朝游移发展中的三省制》(《史学评林》1982年第3、4期)、陈满光《论三省六部制形成于两晋南朝时期》(《河北学刊》1996年第6期)也是较有代表性的论文。韩国磐《略论由汉至唐三省六部制的形成》认为，秦汉的尚书、中书、侍中等低等官吏转变成隋唐枢机大臣的原因，在于皇帝欲分相权(《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祝总斌认为此说未抓住事物本质，其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他为“宰相”的内涵做出了界定，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是尚书省(台)长官，而中书令、监和门下侍中都不是，尽管他们也在某些时候或某些方面权力极大(《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13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政权，比较规范的是州郡县三级制。涉及这一方面问题的论述，则出现得比较早，如萨师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方制度》(《东方杂志》1945年第9期)、严耕望《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6本)等。此后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以及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约论》(《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薛军力《州的地方化与曹魏时期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等，都有专门的研究。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具有军事化的特点:州刺史、郡太守多带将军号以治民又领兵。同时又出现了以军将为都督，督一郡、数郡，或一州、数州，往往又兼府所之刺史或郡太守，治军又领民的现象。研究这一方面的文章有陈琳国《魏晋南朝时期都督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姚念慈《两晋都督制演变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薛军力《魏晋时期都督制的建立与职能转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张鹤泉《孙吴军镇都督论略》(《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等。近年来，对魏晋南北朝官制的研究有不断细化的趋向。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认为，官品是表示官职所需才能的品位，资品是在官品基础上显示的官才(《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同类的文章，还有汪征鲁《魏晋南朝官职中的“言秩”与“不言秩”》(《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张旭华《萧梁官品、班品制度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阎步克在2000年发表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文章，如《魏晋的朝班、官品和位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南北朝的散官发展和清浊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和《仕途视角中的南朝西省》(《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等，全面探讨了这一时期朝班、官品、位阶和西省、东省散官的仕途状况，使魏晋南北朝官制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监察制度是君主对臣下的监督和考察。黄惠贤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度，从监察官的职位来看可分三类:一是专职监察机构(御史台)及其官吏(御史中丞、尉)。二是兼职官吏(散骑诸官、司隶校尉、尚书左职官员)。三是君主直接任命的监察官吏(校事、典签、候官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72页)。讨论这一课题的论文有陈琳国《魏晋南朝监察制度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邱永明《略论魏晋南北朝监察制度的得失》(《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徐斌《南北朝监察概论》(《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和朱朴《论三国时期的校事制度》(《福建论坛》1988年第5期)、高敏《曹魏与孙吴校事官考略》(《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章义和《孙吴校事与吕壹事件》(《许昌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周兆望《南朝典签制度剖析》(《江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徐茂明《试论南朝的典签》(《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考课属于对官吏管理的重要制度，代表性的论文有张文强《魏晋北朝考课制度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杨钰侠《论北魏地方官吏考课制度的演变》(《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杨普罗《关于魏晋考课制度研究的两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等。
1985年第6期);陈琳国承认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的基础，但是同时指出，两晋的选举又可分为吏部铨选与公府征辟、州刺史辟召和察举秀才、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三个层次，而且恰好和高、中、低三级士族的入仕相适应(《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研究九品中正制的文章还有胡宝国《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杨希珍《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方北辰《解释九品中正制度之一品虚设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举制度，特别是关于九品中正制的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取得不少成果。50年代唐长孺撰写《九品中正制试释》，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全面考察。他认为，九品中正制建立的时间在曹丕代汉前，州郡设有大小中正，负责评定人物以备政府选官之用。中正提供的资料有三项:一是家世，二是行状，三是品。二品是上品与下品的分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巩固门阀的工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胡宝国进一步指出，九品中正制保证的是当时高官显宦的世袭特权，在势族向世族转化中起重要作用(《魏西晋时代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张旭华《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认为，门第高卑决定起家官品的高下，上品与下品是分属于清流与浊流的两大任官体系(《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夸大中正在西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汪征鲁指出，中正定品只是魏晋选官制度的内容之一，乡论清议、高门达官的意志仍然在选举中起着重要作用(《略论“九品中正制”在西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陈琳国承认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的基础，但是同时指出，两晋的选举又可分为吏部铨选与公府征辟、州刺史辟召和察举秀才、郡太守辟召和察孝廉三个层次，而且恰好和高、中、低三级士族的入仕相适应(《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研究九品中正制的文章还有胡宝国《东晋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杨希珍《北魏的中正选官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方北辰《解释九品中正制度之一品虚设问题》(《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全面考察了察举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弥补了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过多注意九品中正制的不足。他认为，察举虽然比世卿世录、任子制优越，但人格化色彩浓厚，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是其终被科举制取代的原因。张兆凯研究了魏晋南北朝的门荫入仕制度，认为这种靠祖辈功绩入仕的制度的最主要内容是“计资入仕”，它对门阀制度的强化和延续起着很大作用(《汉唐门荫制度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张兴成《西晋的宗室仕进制度》是研究这一时期宗室仕进制度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军事制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军事机构和官员，二是军队的来源和性质。魏晋南朝的中央军也称“台军”。其中屯戍京师的部分称禁军或中军，屯驻外镇的称方镇兵或外军。曹魏时中军的最高长官是中领军，西晋改称中军将军或北军中侯。护军将军为中军的副长官。东晋南朝禁军的领导体制基本沿袭魏晋格局，变化很少。外军的长官是各方镇的“都督诸军事”，因此外军的存在及其变化，与都督制的存在及其变化密不可分。州郡兵是地方军。魏晋南朝时期，除了传统的征兵制、募兵制、谪兵制外，最具时代特色的当属世兵制。世兵制的主要特点是兵民分离和兵家子弟世代为兵。最早系统论述魏晋南朝兵制的学者是何兹全。他在《魏晋南朝的兵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6本)、《魏晋的中军》(《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7本)两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情况。以后学者的成果都是在何文研究基础上展开的。有关论述中军的文章，主要有陈勇《刘宋时期的皇权与禁卫军》(《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泽咸《晋朝军制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焯《汉代的北军与曹魏的中军》(《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张金龙《禁卫军权与南朝政治》(《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等。关于外军方面的研究进展，我们在有关都督的部分已引述过，这里不再重复。对于州郡兵，唐长孺有专文进行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曹魏时期的地区皆有州兵，置兵的郡不多，但也存在。晋武帝统一全国后州郡兵一度被废止。东晋南朝时期的都督设置的制度化，出现了外军地方化并与州郡兵合流的趋势(《魏晋州郡兵的设置与废罢》，《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41—150页)。相关的论文有杨光辉《晋武帝悉去州郡兵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等。讨论世兵制的文章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是赵克尧《关于曹魏士家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陈玉屏《曹魏西晋兵户身份的卑贱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高敏《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周士龙《南朝时期兵户制度衰落的原因试探》(《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等。此外，论述军事制度其他方面问题的文章有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耿敬《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童超《魏晋南北朝军事领导体制的特点》(《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军事制度的系统著作，除前述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外，还有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陈高华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7年)等。中国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7、8两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对魏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黎虎对魏晋南北朝的外交制度做了系统的研究，除有专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外，还先后发表《魏晋南北朝鸿胪寺及其外交管理职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魏晋南北朝都督的外交管理职能》(《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等文。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四）民族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大激荡的时期。内迁各族和沿边各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或在中原建立政权，或居边地进行割据，各族间的混居以及各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进步，为隋唐盛世到来准备了条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者就对这一时期民族史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精力，不断地取得进展，使之成为学术成果最为繁富的领域之一。
综合探讨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的著述，成就较大的是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和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黄著理论色彩浓厚，白著注重对史实进行全面系统的叙述。黄烈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古老的民族走完自己的历程，从历史上消失了。因此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下限。由此上溯，可以弄清中国古代一些重要少数民族的脉络。属于综合探讨的论文还有黄佩瑾《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发展》，作者系统考察了这一时期各民族关系发展的大势，指出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发展经过了三国西晋的和平发展、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武力征服中原和南北朝时期大融合的三个阶段，贯穿着少数民族和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两种矛盾，并呈现出同化中有融合的历史特点(《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观初探》(《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邱久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思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两文观点类似，都认为这一时期各族统治者在政权巩固之后，往往以华夏正统自诩，普遍存在着大一统思想。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分布、起源和迁徙的著述，主要有王伊同《五胡通考》、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国历史人口地理部分，各书都设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这方面的问题。对十六国北朝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被称作“五胡”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匈奴原居蒙古草原，后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后南迁，曹魏时期已深入到汾河流域。对此，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林干《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等书皆有专考。羯人入塞前属匈奴别部。关于其族源众说不一，白翠琴将之概括为六说。唐长孺从羯人相貌特征、葬俗、宗教信仰、姓氏等方面论证，羯人是包含西域胡较多的杂胡(《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14页)。羌原居青海草原，东汉时部分人口被强徙到关陇一带，被称为东羌。氐人原居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汉魏之际被曹魏和蜀汉分别徙至关中与巴蜀。氐人与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不同，是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研究这一时期氐、羌的权威著作是马长寿《氐与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值得注意的论著还有冉光荣《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黄烈《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等。关于鲜卑族的情况比较复杂，原居大兴安岭山脉一带，后居有匈奴故地，建立过统一的檀石槐汗国。再后分裂成三部:东部为段部、宇文部，中部为慕容部，西部为拓跋部。慕容部东进吞并段部，打散宇文部，尽有辽东之地。拓跋部是鲜卑族地处最东北的一支，故称别部鲜卑。拓跋鲜卑族早期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迁徙，最后到达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此外，属于西部鲜卑的还有后来在河西地区建立政权的秃发氏、乞伏氏。控制青海一带的吐谷浑则是慕容部西迁的一支。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是系统论述乌桓与鲜卑起源和变迁的著作。与此有关的论文是周伟洲《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与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王俊杰《魏晋南北朝的鲜卑不是一个民族》(《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陈仲安《乞伏出于高车补正》(《文史》第25辑，1986年)、林干《鲜卑拓跋、秃发、乞伏三部的早期历史及其南迁的初步探索》(《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赵向群《河西鲜卑事迹钩沉》(《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等。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阿里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北段发现拓跋鲜卑祖庙嘎仙洞石室，这使得长期令人困惑的拓跋鲜卑发祥地“大鲜卑山”之谜得以廓清。石室发现者米文平有《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鲜卑源流及族名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等考证性文章发表。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历史有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是分布在东南地区的山越、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蛮族、岭南及西南地区的僚族、赣南粤北地区的溪族、两广湖南地区的族以及一度在巴蜀地区建立过政权的巴氐。相比较而言，学者对于南方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不多。除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外，涉及这方面的论文，较早的有叶国庆《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禹贡》1934年第12期)、金宝祥《汉末至南北朝南方蛮夷的迁徙》(《禹贡》1936年第8期)、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等。时间靠后的论文，主要有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刘琳《僚人入蜀考》(《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张雄《南朝荆郢蛮的分布和族属试探》(《江汉论坛》1983年第5期)、张泽洪《魏晋南北朝蛮、僚、族的迁徙》(《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陈再勤《南北朝时期峡中蛮的分布与活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刘复生《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
此外，还有著述探讨了柔然、高车、稽胡等族分布及族源的情况，主要是冯家升《蠕蠕国名考》(《禹贡》1937年第8、9期)、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燕京学报》1950年第39期)、周伟洲《关于柔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初步研究》(《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曹永年《关于柔然人的民族成分》(《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陈发源《柔然族源探讨》(《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林干《稽胡略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以及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
全面探讨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性质和历史作用的论文是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期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文指出，晋末各族变乱源于种族和阶级的双重矛盾。各族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权，一方面有种族报复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要同汉族上层分子合作。黄烈认为，不应该仅仅根据各民族政权上层统治者的族属来确定该政权的民族性质，对这一时期的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也要做这样的辨证分析。促进各少数民族走向迅速与汉族的融合是政权的建立，其民族共同体和政权是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其政权越巩固，民族共同体越分散与衰落，从而迅速地向汉族全面转化(《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分论十六国史的著作有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齐陈俊《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论文有邱久荣《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王延武《后赵政权胡汉分治政策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蒋福亚《论慕容鲜卑的封建化》(《历史论丛》1988年第3期)、《前秦政权的民族性》(《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陆庆夫《略论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等。研究十六国时期制度史的文章是牟发松《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何兹全《十六国时期的兵制》(《燕园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高敏《十六国前秦、后秦时期的护军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张金龙《十六国“地方”护军制度补正》(《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等。
淝水之战是十六国时期一次重要的南北战争。蒋福亚《淝水之战前夕北方的形势及淝水之战的性质》一文认为，战争发起方前秦是一个以氐族为主体的、民族性十分强烈的政权，属于一个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持相似看法的还有简修炜《关于淝水之战性质的商榷》，认为前秦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学术月刊》1981年第5期)。黄烈则认为，前秦是一个继承了汉族封建政治传统的氐汉结合的政权，其民族性质不应该被看作是单一的。持此说的还有徐扬杰、赵文润等①。不过，在战争性质上，徐、赵认为前秦是正义的而东晋是非正义的。黄烈则反对简单地以正义非正义划分淝水之战的性质，认为这次战争实质上是南北封建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战争。孙祚民认为，是战争的非正义的性质决定了前秦的失败。徐扬杰、黄烈则认为，前秦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发动战争的时机不成熟。赵文润指出，前秦是败于骄傲和战略的错误，持同样看法的还有曹永年、周增义等②。田余庆则认为，在南北民族差异十分巨大、还不具备统一可能的情况下，苻坚过早地发动的以统一南北为目的的淝水之战，只能是一场民族灾难，在本质上仍然是一次民族入侵战争(《前秦民族关系和淝水之战的性质》，《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北朝史研究是从讨论拓跋鲜卑早期政权性质开始的。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认为拓跋部落早在猗卢统治时期即开始形成国家，其发展道路乃是由家长奴役制向封建制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奴隶制不占主要地位(《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93页);黄烈《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则认为从猗卢的祖父力微开始，拓跋鲜卑就已经开始国家化的进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不典型和不发达的奴隶制阶段(《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杜士铎主编的《北魏史》则认为拓跋鲜卑经过了氏族公社、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化国家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研究更趋细致(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研究拓跋鲜卑社会性质和封建化的论文，还有孙钺《拓跋鲜卑在接受汉族文化过程中新旧势力的斗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曹文柱《论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高敏《论北魏的社会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田余庆《北魏平城政权的建立与封建化》(《文献》1990年第3期)、《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华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4期)等。
关于北魏前期的政治制度。严耀中认为，它的行政中枢包括外朝与内行两个部分。内朝的行政对象主要是京畿地区的拓跋人，外朝管理的是其他地区的臣民。其特点是内重外轻，以内制外。地方官制则是分任互督的州郡县三长官制。其武力核心是内行武官中领将军统率的中央禁军和驻扎在地方的八个军府。负责维持统治的还有由城民组成的地方兵。对于归附的其他游牧民族则实行领民酋长制(《北魏前期政治制度》)。陈琳国指出，北魏前期的鲜卑八部大人制居于主导地位，三省制无足轻重，孝文帝改制后尚书省成为中央行政中枢，这是一个由繁到简、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北魏前期中央官制述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期)。论述北魏官制早期的论文有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北魏尚书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9本)、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北魏镇戍制度及续考》(《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近年来主要有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黄省非《略论北魏统治中原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两朝的世子监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张旭华《试论北魏前期的奴隶主贵族官职世袭制》(《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北魏前制地方官主要通过宗主督护制间接行使权力。李凭《再论北魏的宗主督护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以及其他人的一些文章都具体地考察了这一基层管理制度。
关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大多数学者给予高度评价。马德真《论北魏孝文帝》一文认为，孝文帝积极推进改革，促进了北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既是鲜卑族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四川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很多断代史以及萧黎和刘精诚分别著述的《魏孝文帝传》都持此说。但陈汉玉认为，孝文帝改革的积极意义远不及消极作用为多，其文治和汉化路线，加速了北魏国家和鲜卑民族的衰亡。陈汉玉还主张把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由冯太后领导的，主要进行了均田制和三长制的改革;后期由孝文帝主持，主要是确立儒家礼教的地位，以实现北魏的汉化(《也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冯君实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孝文帝在立三长制、行均田制的时候即已参政，后期的改革也是冯太后改革的原班人马。因此后期的改革只是前期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对近年来“孝文改制”研究的评议》，《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讨论类似题目的论文还有王景阳《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及其影响》(《中学历史教学》1982年第4期)、孙祚民《略论北魏太和改制的几个问题》(《山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以及蒋福亚《魏孝文帝迁都得失议》(《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孙如琦《孝文帝的改革并未完成北方的民族融合》(《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等。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篇5
如何立足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充分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治理经验，在中华民族政治伦理传统与现代西方政治伦理文化的有机互动中，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政治伦理范式，实现中国政治伦理的结构性转型，需要学者深入古今中外政治伦理思想的纵深之处，剥茧抽丝，作出深刻的学理探究和鲜活的现实解读。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靳凤林教授新作《制度伦理与官员道德――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研究》一书，在解析和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彰显出以下特点。
第一，学理性批判与现实性关怀相统一的学术视野。哲学在本质上是批判的，也就是说。批判是哲学的生命。政治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承载着理论批判的功能。该著作对古今中外各种伦理体系中的政治伦理结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学理探究、评价和批判。从欧洲历史上政治伦理类型的分析，到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类型的解剖；从我国社会革命型执政伦理模式的合法性危机的透视，到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政治伦理范式的期待，都是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进行理论批判的产物。而这种理论批判，必将使读者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并且为“道德的政治”奠定理性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作者没有仅仅局限于抽象的形上层面的理论阐述，而是将学术关怀的焦点于中西方鲜活的政治生活，深入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革命型执政伦理模式”的利弊得失，提出了“应该尽快完成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由求得生存型的社会革命伦理向实现社会发展型的现代管理伦理的结构性转换”的政治发展目标。
第二，政治文化与伦理制度相结合的理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既需要对政治结构进行合目的性的核心价值和精神文化关切，也需要对政治结构进行符合道义的伦理制度安排。于是，作者从政治文化与伦理制度两个方面对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进行了理论建构。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首先要解决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伦理文化、政治主体道德等“软实力”问题，在这里，作者主要分析了政治意识形态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它在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中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还要解决制度伦理问题。良好的制度安排是阻止政治沉沦的“防火墙”。本书在对古今中外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规律进行深入探究的基础上，从市场经济制度伦理、民主政治制度伦理、公民社会制度伦理的宏观层面以及纪检检查制度伦理、干部管理制度伦理、财产申报制度伦理、新闻舆论制度伦理的微观层面，建构了一个防止政治沉沦、促进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的制度伦理框架。
第三，多种方法有机结合的研究理路。该书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需要，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一，伦理学的前提预制。由于该书的研究主题属于应用伦理学范围，所以在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转型问题背后所遮蔽或隐藏的道德悖论或伦理冲突进行研究时，更多地运用了伦理学学科自身的各种方法，如目的论、义务论、个人主义、社群主义、契约主义的伦理学方法等。其二，政治学的知识分析。该书在对社会革命型执政伦理模式的合法性危机、政治制度伦理、意识形态伦理、国际战争与和平伦理等问题进行探讨时，很大程度上借用了政治学的知识分析方法。其三，经济学的模式探究。该书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求，对历史和现实中各类政治伦理问题的产生过程和发展趋势从经济学的角度作出说明，特别是将不同时期政治伦理的结构性转型与其赖以奠基的经济模式结合起来综合考量。其四，历史学的经验实证。该书借助和参照中外历史上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的经验与教训，在“欧洲历史上政治伦理类型的三次重大迁移”以及“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类型的三次结构性转换”的问题上，对中外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的基本规律进行了历史视阈的探讨，从而为解决和诠释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问题奠定了坚定的历史根基。这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使得该书学科架构合理、知识谱系厚重、立题论理扎实、思想充满张力。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篇6
关键词：政治文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作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层面，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和政治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和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政治成果，是与先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注：郑慧：《政治文明：涵义、特征与战略目标》，《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它集中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实现程度。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政治文明是一个有着深刻内涵和丰富外延、具有相当解释力和包容力的特定范畴，它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密切相关但又相对独立，涵盖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等概念，统合政治意识或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层面(注：一般认为，政治文明大体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部分。其中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纵括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政治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甄别社会政治生活的各种不同形态以及同一政治形态的不同发展程度。从静态上看，政治文明表现为一个多层次的复合结构；从动态上看，政治文明又处于不断的演进中；从性质上看，政治文明既有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一面，又有基于各国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不同而呈现出的多样性或民族性的一面。本文着重从政治文明的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上，探讨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
政治文明的共性和个性
作为人类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政治文明的交融与对话是一切政治文明生成与发展的共性，各文明因子的相互渗透、借鉴、融合、交流和影响构成了政治文明发生、发展的亮丽景观，这决定了人类政治文明应该也必然具有某些超越国界或地域的共性或曰世界性，如人民主权的思想和原则、法制和法治原则和成果、普选制及其产生的代议机构、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确认的民主制度、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行为规范等等。这些共性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体现了人类对政治生活规律性的深刻体认(注：这种政治规律性的认识，典型如对政治权力的认识和判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acton,Lord,essaysonFreedomandpower,theBeaconpress,1948,pp.14～15。)，对世界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开放性。它们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发展中国家当然可以借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列宁曾强调要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所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这一论断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的今天尤为重要。对此马克思早有预见：“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一定要走向“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状态。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在《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一文中也认为，专制体制虽然在过去数千年中富有生命力，但作为政府管理体制对于未来的人类文明来说是不适当的。在他看来，人类政治文明的基础是公正、正义、互利和互信准则。(注：文特森•奥斯特罗姆：《政治文明：东方与西方》，《公共论丛》第3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1～282页。)它们构成了人类不同政治文明单元深刻沟通和互动的逻辑前提和基础。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篇7
〔关键词〕内生逻辑；政治制度资源；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6-0072-0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勾勒出新形势下改革与发展的又一幅宏伟蓝图，随后的四中全会则将“依法治国”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战略路径。无论从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历史规律考察，还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逻辑考量，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系统工程，都必须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从政治资源视角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从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制度资源视角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就显得尤为紧要和迫切。
一、政治资源与政治制度资源的理论审视
“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如果理论思维成就了民族的科学巅峰，那么理论审视则是通往巅峰的必经之路。理论审视是对认识工具、路径的科学把握，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提，所以在探讨政治制度资源开发问题之前，很有必要谨慎审视相关理论范畴。
自近代被卷入现代化大潮以来，中国大地之上就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热潮，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学说、概念、理论更是大规模地涌入中国，政治资源就是其中之一。“政治资源”概念缘起于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特别重视政治过程中各种变量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其中对资源的关注就产生了政治资源的概念。戴维・伊斯顿首先将政治资源引入政治学研究之中：“政治学的总目标必须是了解政治体系所起的作用”，“为了便于实际研究，有必要把政治学描绘成探讨人们如何为一个社会进行权威性价值分配的问题。”〔2〕这里的权威性价值就指社会发展所需的政治资源。美国著名行为主义学者阿尔蒙德将政治资源定义为选票、金钱、传媒和武装力量。〔3〕罗伯特・达尔则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投票以及形形的其他东西。”〔4〕
上述对政治资源的认识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条件的认知，是基于西方国家政治系统与政治过程的考察，具有鲜明的西方国家特征。我们绝不能简单套用，更不能完全照搬这一理论范畴，必须要“辅以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来看待中国自身的事物”〔5〕。也就是要以中国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政治资源概念进行批判性的引介。在这方面起到典范作用的是学者王沪宁，他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现代政治发展逻辑，将政治资源解释为“政治体系所能调动和分配的资源”〔6〕，可分为物质性政治资源与非物质性政治资源，“物质性政治资源主要包括税收、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等，非物质性政治资源主要包括制度、体制、政策、政治心理等”〔7〕，这奠定了正确认识政治资源的理论基础。
相较而言，在众多政治资源中，政治制度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项关键资源，因为“政治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等特征。政治制度具有承载政治意识和规范政治行为的重要作用”〔8〕。“当秩序占主导地位时，人们可以预见未来，从而能更好的与他人合作，也能对自己冒险从事创新实验感到自信。”〔9〕然而，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资源格局，同一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资源需求。政治制度资源既可从他国“进口”，又可从本土开发，但无论“进口”还是“本土”，都必须植根于一定历史――文化――社会条件。也就是说，政治制度资源开发有着恒定的内生逻辑，必须要在内生逻辑指导下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中汲取精华，从发展实践中攒聚能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资源开发更该如此。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的政治逻辑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演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0〕。回顾中国现代化的艰辛历程，方知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深受内生性演化历史规律的支配，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主线和实践主线。
第一，“危机中变革”的现代化演进逻辑，决定了只有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摆脱民族危机。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必须参照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因素笼罩着中国政治的进程”〔11〕。回顾中华民族现代化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规定性，中国现代化之路承载着鲜明的历史基因，中国的近代史更深刻影响着中国国家治理的走向。19世纪上半叶，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濒临崩溃，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难以遏制的官员腐败，愈演愈烈的地方武装割据消耗着封建统治体系的最后气数。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将陈旧、破败的中国彻底暴露在西方工业文明之中，“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12〕，中国的封建统治轰然崩溃，并随即堕入摸索现代化之路的迷雾之中，中华民族也由此陷入了被人欺辱的危亡深渊。“穷则思变”，面临民族危机，面对西方工业文明与现代化成果的示范作用，中华民族开始在危机中寻找生机，在绝路中寻找出路，中国现代化之旅在危机中开启。
“危机中变革”的现代化逻辑源自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基础，即在承受着西方国家政治压迫、经济蚕食与军事封锁的同时，还面临着积贫积弱与破败不堪的国情。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东方大国，要实现现代化是一项史无前例而又无比艰辛的历史创举。中国对建构现代化国家的探索，不能说后无来者，但肯定前无古人。环顾当时的科技发达、商业繁荣的“缤纷”世界，中国一开始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慌张。从学习西方“器物”以“求富”到学习“体制”以“自强”，中国企图直接利用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满足现代化发展的资源需求。从最初的师法英美，到甲午战败后效法日本，众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源都先后被中国“进口”，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多党制等政治制度资源都曾粉墨登场。然而清末新政的流产与辛亥革命的失败等历史事实一次次证明：罔顾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特殊性而“进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资源，必定会落得“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不但不能发展中国，还可能耽误中国。再加上中国内部独特的两千多年封建余毒的影响和逐渐式微的小农经济的沉重历史包袱，中国必须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克服内在问题与摆脱外部压迫。这就决定着必须要开发出中国大地所蕴藏的各种资源以推进现代化进程，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则成为中国现代化逻辑趋势下的必然路径。
第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逻辑，决定了只有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走出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近代寻求救国之路的历程昭示着：寄希望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行不通，只有着眼国内、扎根中国，聚焦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十月革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潜入破败不堪的中国大地，犹如一股起死回生的力量，塑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领导核心和革命主体：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内生化，也实现了对中国蕴藏的政治制度资源开发，成功地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了艰辛、曲折的革命时期，为中华民族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经过1956年的“三大改造”，中国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然而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全新社会，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也在不断试错中摸索前进。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生中，其主要精力是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规律的研究，而对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始终涉笔很少，慎之又慎。”〔13〕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匮乏，苏联的治理经验就成为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对象。建国之初，中国积极“进口”苏联的政治制度资源，以至于新中国初期的政治系统有着苏联的政治基因。虽然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但超越现实的“斯大林模式”也为国家解体埋下了病根，最终导致苏联国亡政息并牵连了一批效法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幸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敏锐地意识到：“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14〕，中国必须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走自己的道路不仅是因为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国际上难觅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有效资源；还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多元、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国内有着巨大的发展压力，也蕴含着丰富的政治资源。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要着重对内部资源的开发与运用，尤其要加强对政治制度资源的开发以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框架，这既是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必然。
第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改革逻辑，决定了只有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的成就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发展的必然。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根本前提，这就对政治制度资源开发提出了常态化需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摸索道路，在试错中总结经验，经过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终于走出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彻底把握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改革逻辑，创造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契机。经济上的飞跃得益于政治上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神话的缔造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与发展。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要继续坚持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其关键则在于在党的领导下，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之需，不断开发出契合基本国情与政治结构的政治制度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及制度优势的保持提供最有力的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资源缺损需要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资源来补给。改革开放取得经济飞跃的同时，经济发展也催生了政治上层建筑变革的需求。“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代表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代表未来先进。”〔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矛盾集中涌现，制度漏洞与政治制度资源短缺浮出水面，为了保持和有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政治制度资源的开发成为发展之必需。“我们党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17〕，面临国际形势新格局和国内发展的新形势，中共产党认真总结建党九十多年和执政六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充分认识到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重要性：“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18〕。“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9〕，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落后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仅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过程，而且要完成从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社会转化的革命过程”〔20〕。这个过程不仅对政治制度资源有着量的需要，还有着极高的质的要求，既要内生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又要契合于中国政治系统运作方式，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完善，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实现路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诠释了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逻辑，同样也昭示着政治制度内生化开发的战略路径：“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21〕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就是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把握历史条件与现实基础，不断补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需要。
第一，遵循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为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根本原则。中华民族一百五十多年的现代化艰辛摸索，在摸索实践中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规律，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路走不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作为根本原则，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规律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工程质量的基础，更是要以这一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为根本遵循，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融进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全过程中，确保开发出的政治制度资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性质与功能上的高度一致性。
坚持党的领导，就坚持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时期的实践检验而做出的正确选择”。〔22〕“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23〕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有着全面而又深刻的认识，建构起了整合全国资源的组织体系，深谙中国发展之所需，熟识中国发展之所急，是办好中国事的关键所在，必然是政治制度内生化开发的核心主体。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就掌握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强大动力。“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政治文明形态跃进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新标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属性”。〔24〕人民群众是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动力所在，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政治制度内生化开发的标准与归宿，既确保了政治制度资源的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又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开发动力。坚持依法治国，也就坚持了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价值导向。政治制度内生化开发的最终价值在于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有效利用，以依法治国为实践目标，在依法治国实践中不断调适政治制度资源的有效性，为开发出科学有效的政治制度资源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第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历史传统中的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文化支撑。每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都基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正确审视之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同样也要基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科学扬弃之上。中华文明是一个具有原生性的、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文明。〔25〕她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人类文明，具有高度的内在延续性与统一性，文化传统对现实发展有着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深刻影响。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不仅镶嵌着举世瞩目的文明瑰宝，还流淌着众多具有时代气息和强大生命力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设计。然而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相形见绌的中国曾自卑地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度忽略了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基础的改变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开始重塑，我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发展“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6〕脱胎于传统文化的新事物更“接地气”，在中华文明圈内有着先天的认同优势。采撷政治文明之精髓作为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的文化支撑，既获取了先天的支持与认同，又确保了高度的有效性。
透过政治制度资源的视角，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众多具有深刻时代价值的政治制度资源载体：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着众多具有生命力和时代价值的政治意识，它们彰显在古代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之中。比如民本意识。无论是儒家《孟子》中那句传承千古的名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是道家大声疾呼的传世警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深深透射着中华文明以人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和理念；再如公平意识。“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法不阿贵”、“兴国不避大夫，赏善不易匹夫”等法家言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古人对公平的强烈诉求。另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众多对依法治国具有强烈时代价值的政治制度设计。“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监察、御史、弹劾、谏官等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有不少在历代反腐倡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们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27〕。如在“‘公法’领域中所创立的最伟大的制度”〔28〕――科举制度，成为政治系统官员选拔的主要机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文官制度的发展。又如有效抑制官员腐败的监察制度，为政权的稳固与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虽然以上挂一漏万地例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政治制度的精华部分，但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政治制度资源藏量。
第三，植根中国政治发展经验，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益经验作为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的实践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29〕这种改革方法坚持了党的领导，充分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0〕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和政治支持，“闯”出了一套治理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基础薄弱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实践经验。这些实践经验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基因，牢牢扎根于中国独特的民情土壤，萌芽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益经验的总结，蕴藏着丰富有效的政治资源储量，众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都源自其中。如在2007年，被上升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层面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31〕再如十以来出台的《八项规定》以及逐渐成型的党政干部选任检查制度与中央巡视组制度等，都是对中国政治实践经验的开发。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就是要不断地从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经验中开发出有效的政治制度资源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资源内生化开发也是一个开放的实践，既要升华本国政治实践经验，还要科学借鉴别国的有益经验。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东西交流日益频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沟通更加紧密，在实现商品互通的同时，也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他国的国家治理经验，也可以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他山之石”。“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2〕。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33〕，吸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总结和积累的“好东西”，以规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类似的问题，从而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质量与效益。在学习“他人好东西”的过程中，关键一点在于“化”。“化”的过程就是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的过程，也就是站稳中国立场，扎根中国大地，对“他人的好东西”进行“入乡随俗”的科学修整，使其与中国政治体系构架和政治发展逻辑相契合，从而将其“化”为有效的政治制度资源为我所用，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扩充资源储备。
四、结语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34〕。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资源也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开发，不能是脱离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独特条件的“闭门造车”，而应该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因地制宜”。只有实现政治制度资源的内生化开发，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科学有效的资源储备，这既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所昭示的发展真理，也是中国现代化实践所蕴藏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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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篇8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6-0005-06
“新制度主义”一词最早是美国人马克·图尔（marcR.tool）在其1953年的博士论文《新制度主义哲学：凡勃伦、杜威和康芒斯》中提出的。而新制度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理论的提出，则是自美国学者詹姆斯·马奇（JamesG.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p.olson）于1984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之后。此后二十多年，作为一个理论流派的新制度主义得以迅速发展，一些学者甚至将新制度主义的演进视为二战以后西方政治科学的第三次革命，即“范式革命”。本文拟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及其分歧以及新制度主义诸派别间相互融合趋势的角度对新制度主义理论加以评析。
一、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
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二战以前的制度主义研究过于重视政治结构、法律框架和程序规则等，过于注重描述，“常常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制度而忽视制度的动态运作过程”。[1]与传统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的“新”体现在既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吸收行为主义动态、过程和定量化的研究方法，[2]无论在研究层面还是在分析角度上都进行了研究范式的更新。
在总体上，新制度主义是一种研究理论的统称，其中包含多种派别，学者们对此有诸种不同的看法。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廉·R·克拉克（williamR.Clark）倡导两分法，将新制度主义区分为以行动为中心的和以结构为基础的两个派别。[3]盖伊·B·彼得斯（GuyB.peters）在其《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一书中提出七分法，认为新制度主义包含有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七个派别。[4]西蒙·雷奇（SimonReich）在《制度主义的四副面孔》一文中从政策领域的角度将新制度主义区分为四个流派。[5]R.a.w.罗德斯（R.a.w.Rhodes）等在《牛津政治制度手册》中则将新制度主义区分为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和网络制度主义五个流派。[6]美国学者彼得·豪尔（petera.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C.R.taylor）在1996年发表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一文中提出三分法，将新制度主义区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7]这一划分颇具影响，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和认可。以下对新制度主义中最具影响的这三大流派加以分析。
（一）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源自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政治学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代表人物有西达·斯科克波尔（thedaSkocpol）、斯文·斯坦默（SvenSteinmo）、凯瑟琳·瑟伦（Kathleenthelen）和p·埃文斯（p.evans）等。这一流派接受集团理论关于围绕稀缺资源的竞争集团间冲突构成政治问题核心的观点，同时寻求对不同国家间差异性的解释；认同将政体视为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所形成的结构的功能论观点，但更注重组织结构在构成集体行为及产生差异性结果中的作用。
历史制度主义者从历史的角度对政治现象进行因果分析，将历史视为一种过程，强调历史对于现实、过去对于现在的影响。历史主义者认为，脱离历史情境的制度研究是不全面和没有意义的。政治制度在发展变迁中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时间序列和关键时刻。与其他流派相比，历史制度主义更接近传统的制度政治学。正如保罗·皮尔森（paulpierson）在研究欧洲问题时所说：“历史制度主义是历史的，它认为政治发展必须被理解为一种随时间而展开的进程；它是制度的，它强调现时进程的许多当前含义存在于制度之中，不管这些制度是正式的规则、政策结构还是非正式规范。”[8]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对历史制度主义概括了四点：（1）倾向于在相对广泛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相互关系；（2）强调在制度产生和运作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3）强调制度建构和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4）尤其注重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加以研究。[7]（49）豪尔和泰勒的概括颇具代表性，反映了历史制度主义流派的特点。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源自美国国会研究。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单纯从偏好角度考虑问题，则新的国会多数应该能够以往对方占多数所通过的议案，从而产生一种循环现象。然而现实中国会的立法过程却表现出相当大的稳定性，由此提出“阿罗不可能定律”。①因此他们通过制度因素来说明立法者在现实立法过程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此种解释从微观角度入手，对理性选择理论加以选择性吸收，通过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行为与制度之间搭建起一种特有的分析框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马修·D·麦卡宾斯（mathewD.mcCubbins）、加里·考克斯（GrayCox）、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a.ostrom）、埃利娜·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等。基于这一流派中不同的研究视角，又可区分为模式、制度的博弈论模式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模式。诸种模式均假定：“个体是整治过程中的核心行动者，个体展开理性行动的目标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这种视角下，制度是形塑着个体行为的规则集合体，但是，个体对于这些由制度所建立起来的激励和约束能够作出理性的反应。”[7]（78）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拥有一套典型的行为假设，认为行动者有固定偏好，其行为在满足偏好的过程中具有通过算计而产生的高度策略性。（2）将政治看成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困境；个体单纯追求偏好最大化采取的行动在集体层面上带来的往往是次优选择；其他人能否做出补充性制度安排具有重要作用。（3）采用经典的算计途径来解释制度对行为的影响，强调对政治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策略的作用。（4）通过演绎方式推导出一种模式化规范的制度功能，用来解释制度的存在。[7]（56～57）制度的创建被认为是行动者为实现自身价值，在合作中获利的过程，从获利的角度解释制度的产生。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
社会学制度主义源于社会学组织理论。这一流派重视文化的作用，将制度形式与程序解释为文化实践模式传播的过程。针对理性选择分析模式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社会学制度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制度会影响行为者基本偏好或自我认同，乃至影响行动者对策略的选择。社会学制度主义中认知和规范的制度解释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基础相对立，显现为制度主义传统在社会学中的延续和发展。它超越理性，通过组织采用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使制度性实践在组织之间或国与国之间传播。社会学制度主义对于制度创建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在总体上，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特点表现为：（1）所界定的制度很难与组织明确区分，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还包括为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2）强调制度与个体行动之间的高度互动和同构性特征。对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而言，制度不仅是策略性算计，还影响个人行为偏好和自我身份认同。个体与制度之间有一种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互动，个人有时甚至根据此种实践理性进行制度模板的修订。（3）采用“文化”的独特方式解释制度的起源与变迁。文化环境中的价值取向对社会合法性的作用促使组织进行某项制度或实践模式选择，即使有时对组织目标的达成产生的是负作用。文化不再仅仅是共享的价值和态度，而是已经成为制度本身，成为可以直接为行动提供模板的规范和象征。[7]（59～61）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内在研究路径的不同，又被区分为规范制度主义、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三个变体。[9]代表人物分别为詹姆斯·马奇（JamesG.march）、保罗·J.迪马乔（paulJ.Dimaggio）和倪志伟（Victornee）等。
二、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内在分歧
新制度主义三大理论流派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都关注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制度与行为间的互动关系，每个流派也都试图阐明制度在决定社会和政治后果上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如此，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之间又存在差异。以下就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间三个方面的分歧加以分析。
（一）制度内涵的差异
新制度主义者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纳入制度研究，但不同流派在制度内涵的界定上却不尽相同。瑟伦和斯坦默在《构建政治：历史制度主义的比较分析》一书中将制度理解为构成政治行动者行为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规则与程序，选举制度、政府间关系、政党体制结构、诸如工会类的经济结构和组织形态等均属此类。[10]在很大程度上将制度界定为“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范围包括从秩序、官僚体制的操作规程到对工会行为和银行—企业关系起着管制作用的一些惯例等，[7]（48）将制度与组织所制定的规则和惯例相连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将制度定义为“对理性构成限制的规则集合体”，制度建立起某种“政治空间”，“正是在这个空间之内，相互依存的政治行动者才得以展开行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者通常从两个不同层面对制度加以研究，一种视制度为固定不变的和外生性的；另一种视制度为内生性的。[7]（96）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产生可追溯到涂尔干的结构理论和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在那里，对作为制度的组织理性以外的符号方面的关注来自组织社会学理论，所适用的基本假设是：“制度是一种意义系统，在制度内，组织和个体的行为依赖于意义的注入以及符号的运用”。[7]（250）帕森斯将制度主义综合成一种现代社会学分析框架，视制度框架为一种严密的文化信仰体系，认为规则和价值而不是行为模式或社会关系构成制度；同时认为制度具有对社会性利益加以构造的作用，因而是一套组织的激励系统。[7]（234～235）
（二）研究角度的差异
新制度主义不同派别研究角度的不同与不同流派理论假设不同相关联。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制度不再是独立的静态实体，而是嵌入到一定的运行环境中。制度运行于一定的政治环境中，制度与其政治环境间的互动是新制度主义全新的研究视角。在对豪尔和泰勒三分法的批评中，科林·海（ColinHay）和丹尼尔·温科特（Danielwincott）从社会本体论的角度提出了三个流派之间的本质差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社会本体论是‘算计途径’，社会学制度主义是‘文化途径’，……历史制度主义是两者兼而有之。”[11]在制度与行为关系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坚持“后果逻辑”，属“目标驱动型”，通过演绎方法将注意力引向行动者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对政治产出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则采用“适宜逻辑”，属“背景驱动型”，对诸种结构、规则、文化等对个体行为和偏好的影响展开研究。其中历史制度主义运用归纳方法，其研究视角下的制度不仅是行动者的背景，同时“在塑造政治输入和输出方面都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7]（64.313）社会学制度主义则更多强调制度对个体偏好和自我认同的具体影响方式。
（三）研究层面的差异
如今，宏观、整体的政治制度不再是新制度主义者的全部研究角度，不同层面的中观和微观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和重视。大多数历史制度主义研究采用中观视角，研究组织与制度之间怎样相互关联，相互关联的组织和制度又怎样反过来形塑相关过程和结果。历史制度主义有时也处理一些宏观层面的问题。与历史制度主义不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个体能动性作为理论出发点，关注个体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微观个体层面的研究，被称为“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强调文化在组织层面的作用，将“政治决策描绘成是目的感、方向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发展的过程”，认为“政治是教育公民和改进文化价值观的工具”，“是对生活的解释”。[7]（24.30）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比较，社会学制度主义属于中观层面的研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注短期的决策过程，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关注决策和制度的长期影响。
表1是美国学者马克·D·阿斯平沃（markD.aspinwall）和德国学者杰拉德·施耐德（GeraldSchneider）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差异进行的归纳和总结。
三、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融合
新制度主义学派中流派众多，理论整合一直是这一学派所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制度概念的界定不同，不同的理论假设阻碍着新制度主义理论的系统化和诸流派的融合。尽管如此，归属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体系的各流派依然具有共同特征。2002年，英国学者维维恩·朗兹（VivienLowndes）提出了新制度主义的六个共同特征，分别为：从组织到规则；从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制度；从静态到动态；从信奉价值到批判价值；从整体论到个体论；从独立性到镶嵌性。[12]承袭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提供了多元的制度研究途径，同时基于各流派单独进行政治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和解释力问题，各流派逐渐放宽其核心假设，吸收和借鉴其他流派的思路和方法，由此而呈现出三个流派融合发展的趋势。
（一）强调制度因素是三个流派融合的基点
尽管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对制度的理解有所差异，但都认同制度的重要性，将之视为政治生活中的核心要素。正如马克·阿斯平沃和杰拉德·施耐德所言：“新制度主义者们分析问题的基本前提就是，制度影响着后果。”[7]（309）盖伊·B.彼得斯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各大流派的共同点可归纳为：视制度因素为社会分析的最佳出发点，认为制度为人们的行为创造了大量调节性规则，均将制度视为人们意旨的限制因素。”[4]（155）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确定了政治参与的主体、塑造了行动者的政治策略，并影响行动者的信念和偏好。反之，个人也在塑造和改变着制度。
此外，实证层面上的相互交叠也为三个流派理论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如历史制度主义者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都认为旧有制度是新制度产生的不可忽视的现实情境，都认识到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共享了对行动者的现实假设，均认同利益的重要作用。正如凯思琳·锡伦（Kathleenthelen）所提出的：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偏好形成的外在性和内在性之间、微观基础和宏观历史之间以及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之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具有共同点。[7]（10-12）在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之间似乎很难找到共同点，但面临现实研究的困境时，这两个流派的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政治行动者非理性的一面。
（二）核心假设的放宽拓展了融合研究的角度
正如德国学者布鲁诺·塞瑞特（Brunothéret）所言，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中，三个流派都放宽了自己的核心假设。[13]历史制度主义更多强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开始注意到观念在行动过程中的作用；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将权力和利益纳入了分析框架。在研究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能够使自己的行为适应这些制度，并以一种策略性的方式来利用这些制度”。一些历史制度主义者也“不否认行动者有意识地创造出制度来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与社会学制度主义相比，历史制度主义强调的是结构和限制性特征，而社会学制度主义强调的是认知和文化特征，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文化和历史制度的演进就不可能分开了。”[7]（327～328）
（三）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的结合使不同层面的研究有所融合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由于理论假设和研究途径的不同，在研究层面上缺乏一定的融合性，而历史制度主义则被部分学者认为具有在研究中与其他流派协作的潜力。丹麦学者克劳斯·尼尔森（Klausnielsen）认为，三大流派对话、交流和核心假设的放宽，使历史制度主义发生了革新，其他两个流派所关注的变量被纳入到历史制度主义新的理论支柱和分析视野中。[13]（511）豪尔和泰勒认为，在新制度主义学派中，历史制度主义处于中轴位置，有些研究接近于理性选择模式，有些研究成果则倾向于社会学范畴。一些历史制度主义者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共同强调行动者的短期性意图活动，另一些历史制度主义者则倾向于强调制度的长期后果，即制度对偏好的长期影响，这就与社会学制度主义者一道在关注内生，在分析制度与行为间关系时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态度。[7]（311）卡罗尔·索尔坦（KarolSoltan）等发表的《新制度主义：制度与社会秩序》一文，详细探讨了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社会学制度主义融合在一起的新制度主义，称此种相互融合的新制度主义在关于合作、社会秩序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更强的解释力。[14]
总之，新制度主义在总体上表现为对行为主义的矫正和对制度的重新强调，新制度主义中的诸流派由于受到不同理论领域的影响，在制度内涵、研究层面、研究角度和对本体论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研究维度入手，揭示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各有特色。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三个流派在发展中既有所不同，又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15]在对现实政治的解释中，显现出“利益驱动下的理性、文化形态中的观念和作为历史集装器的制度”[7]（14）都具有相应位置，表明研究分析中对任何方面的忽视都无法真实地反映政治的本来面目。三个流派的融合使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宽，提高了新制度主义的可证伪性和科学性，从而推动了政治研究的发展。
注释：
①“阿罗不可能定律”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J.阿罗（KennethJ.arrow）于1951年提出的，意即根据现有投票选举规则，不可能通过个体偏好次序推导出统一的社会偏好次序和令所有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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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nielsen，Klaus.institutionalistapproachesintheSocialSciences：typology，DialogueandFutureChallenges[J].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35，issue2.June，2001.509.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篇9
一、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
在中国的历史上，宪政曾被视为西方的腐朽产物而受到敌视和排斥。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人们的线性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但却引出两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发源于西方的宪政是否能同样适用于东方的中国？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宪政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从逻辑上讲，研究社会主义宪政首先面对的就是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问题。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宪政的研究密度反映了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但这样的疑问依旧存在，不容回避。事实上，从法律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学者对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这一问题看法不一。就法律的本源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模式。一种认为法律是制定的，人们可以根据时代需要、流行的道德、政治理论和对公共政策直觉的感悟，学习法律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制定法律来引导社会发展；另一种则认为法律是发现的，只能扎根于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之中。在我们国家这两种观点表现为移植论和本土论之间的论争。移植论者认为后发达国家可以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来加速本国法律的发展。如何勤华教授最近撰文认为，“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的规律之一”，是“世界法律发展的一个基本历史现象”，“没有一百年来对外国法律的移植，也就没有近代中国法”。[1]法律本土论者向来就不少。如孟德斯鸠就曾说过，“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2]自孟氏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镜子”理论，认为法律的每一方面均是由经济和社会所铸就，深深扎根于各个特定的社会。故法律移植实属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3]在我们国家，朱苏力被视为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在《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一书中，苏力先生指出：“关于法律移植，我确实认为法律移植不大可能”。[4]
但是，当今社会的现实似乎证明了法律移植论的主张。自从近代宪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以来，各国就纷纷模仿。各国宪法在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很大，但几乎都具有如下的特征：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修改程序异于普通法律，主要规定国家的根本组织，内容划为三块，一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二是国家最重要机关的组织权限及其相互关系，三是宪法的修改。[5]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具有极强地域性的西方宪法的观念和形式覆盖了全世界。西方宪政虽具独特性，但许多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对法治和宪政的不同需求。因此，尽管现代社会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各异，但只要采取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效率导向的市场经济，非人格化的官僚管理体制，奉行利益导向的形式理性价值观念，就必将选择法治和宪政。在我们看来，宪政与社会主义有极强的内在关联，可以说没有成功的宪政建设，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建立以实质正义为价值导向的宪政。
（一）宪政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
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或者理想，还是一种制度或者运动形态，都体现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更高阶段。宪政则是人类在千百次试错和纠错之后所创造的文明中的少数几颗璀璨明珠之一。从国家权力行使入手并试图让人类在国家权力的关照之下一步步走向全面解放，正是宪政存在的现实意义。显然，这构成了以解放人类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从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现实来看，宪政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
首先，只有建设宪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宪政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下文将详细论述这一问题），社会主义同样十分关注人权的实现和保障。从人权产生的目的来看，人们对人权的推崇，实际上是对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财产权的保障等权利的渴求。历史上的一切进步运动，都致力于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人都充分享有各种权利，建立一个“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6]从人权的内容看，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者反对政治权力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恣意剥夺，追求自由、平等和财产权，也是社会主义运动者的目标。在本质上，社会主义与以往的一切进步运动一样，以实现和保障人权为价值追求，其区别只在于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入手，找到了使这一梦想成为现实的路径。
尽管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和存在的目的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但客观条件决定了在社会主义阶段全民不可能直接行使权力，必须存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的分离。从人性的角度看，如果少数权力行使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行，时刻牢记为公民服务的宗旨，那幺就不必担心他们滥用职权，对他们的限制就成为多余。但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种哲学王的幻想只有破灭的命运。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眼中，人性是邪恶的。这从诸多学者的论述中就可以见得。社会主义学者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性，认为人的属性是多方面的，在总体上表现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以及社会属性内部的冲突，构成了人性的外在冲突和内在冲突，前者表现为人的感性欲望的满足与社会关系有序化之间的矛盾，后者表现为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人性在其外在冲突和内在冲突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具体人性存在着一种与社会发展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可能，这对于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的人来说都是如此。[7] 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权力运行不符合权力所有者意志和授权目的，甚至反过来侵犯权力所有者权利的事实。宪政作为防止这一现象出现的成功政治实践，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
其次，宪政是标识社会主义特征，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政治文明这一概念，马克思在论述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时曾提到，但并未详细论述。[8]《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认为，政治文明是由国家构成的社会活动的产物，一般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和平、解放的实现程度。政治文明的内容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方面。政治、法律、民主制度三者彼此联系，互相沟通，协调发展，构成了政治文明的统一体。中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轨道，在随后的历史中，我们不断地变奏着这一主题，政治文明的转型则是其核心内容。[9]政治文明作为政治、法律和民主制度等的综合体，其核心因素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政治文明史显示，始终困扰人们难以回答和解决的难题在于，政治文明在不断推进的历程中始终表现为“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对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所以，尽管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现的是更高的政治文明层次，但政治文明的性质却没有出现由于政治文明演进中的量的积累所最终导致的质的变化”。[10]
显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超越以往任何政治文明的一次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要建设的政治文明，无论从内容还是类型上讲，都具有超越以往任何历史类型的实质区别，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她要抛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建立一种平等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当现代化被确定为我国的奋斗目标，特别是现代化建设扩展到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层面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便处于排头兵的地位。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新型的政治文明，必须使国家权力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运行，宪政正是这样一种制度选择。宪政作为防止国家权力的行使违背人民的意志，追求少数人利益的一种政治构架和实践，能够有效地控制国家权力的运行，是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的当然评价指标。社会主义宪政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核，是中国政治文明转型建设获至成功的重要一环，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志。
复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处于共同的历史阶段和时代环境，决定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建设宪政。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预测，资本主义后的共产主义分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但在落后的国家如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则必须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十五大报告的论述，这一阶段“不是泛指所有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正处于这样的阶段。“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前途是进入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顺利发展的下一站也是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11]这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是共时态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间的过渡社会形态。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处于共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共同的时代背景，肩负着发展生产力的历史重任。“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建设的区别，仅在于建设的方向、道路和领导力量方面，而不表现在建设的具体任务或内容上。”[12]
资本主义国家长达几百年的兴盛历史，充分证明宪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18世纪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则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差距产生的根源在于二者制度上的差别。当时在英法都存在资本主义，但英国在1688年以后就形成了宪政制度，法国则处于专制统治之下。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使英国的资本主义是“好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是以政治上没有垄断为基础。当时的英国建立了一种共和宪政制度，存在分权制衡，这种制度限制了当权者的机会主义。而在大革命以前，法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坏资本主义”，经济上有自由，但政治上是人治，是一种垄断政治。政治垄断使机会主义盛行，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质次价高，还与商人勾结获得大量垄断利润，产生的收入分配既无效率又不公平，限制了市场的容量，有害于经济发展。只有在宪政制度下，垄断政治和政府的机会主义才会消除，分配才会尽可能公平，进而增强民众的购买力促进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发展后来居上，也证明了这一点。[13]尽管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本质上讲能够更好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我们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扩大经济自由，会面临种种实践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吸取英美法的历史经验，积极利用宪政这一文明财富，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追赶民主、文明的时代潮流，促使社会主义顺利地迈向共产主义。
最后，在社会主义中国，宪政建设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在一个具有两千余年封建传统的地域上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中国长期的超稳定的封建统治，形成了一套封建官僚政治。“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规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于官僚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枯荣，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14]所以在封建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似成定律。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传统的种种阻力，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跳出传统的周期率问题。记得1945年在延安时，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对他说，我们找到了能够跳出这一周期率的办法，那就是民主。[15]所谓跳出周期率，是指如何防止国家权力腐化导致国家分裂动乱。为此，从建国到现在，中国共产党都在摸索如何使国家权力执掌者遵从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在毛泽东时代，整党整风、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外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监督等种种措施多管齐下；邓小平则在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强调民主法制建设。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摒弃了运动式的整党整风、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逐步走上诉求制度和法律的道路。从总体上讲，尽管我们在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将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控制在最低程度。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宪政建设在目前是相对较好的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尝试。对于有着悠久权力本位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讲，宪政不失为真正跳出“周期率”的就近良策。
（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建立实质宪政
宪政与宪法关系密切，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宪法与法治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在人类历史上，法治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原则和制度要求，但主要体现为一种价值追求。宪法作为体现和塑造一国客观价值秩序的首要文件，引导着一国法治的主要价值追求。法治与人治的区别在于坚持法的权威至上。在现代国家中，宪法统帅着一国的法律体系，如果放任宪法被践踏而得不到遵守，法的统治将沦为空谈。从这个意义上讲，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法治首先是宪治，宪政是法治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奉行什幺样的法治理念，践行什幺样的法治模式，就有什幺样的宪政实践。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法治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及制度安排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事情。现代法治是人类告别前现代社会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价值密切相关联”，是现代西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模式，并为非西方国家所效仿。[16]尽管西方各国的法治理念和模式有所区别，但现代法治产生的西方背景以及构成这一背景的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的相似性，使之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和阶段性特征，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历史演变。我国学者高鸿钧在《现代西方法治的冲突与整合》一文中的研究显示，[17]形式法治是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由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提出来，戴雪是始作俑者，而法律实证主义则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持，其后的学者如拉兹、哈耶克、富勒和芬尼斯的有关论述强化了形式法治的特征。从总体上讲，尽管思想家的观点在细节上极具智能，但总体含义基本一致。形式法治作为西方法治的第一站，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其理论上的缺陷十分明显，并受到实践的强力挑战。、[18]在20世纪初期，实质法治在学者对形式法治的一片讨伐声中登堂入室，其始点是1919年的魏玛宪法和1918年苏俄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实质法治是对形式法治造成的社会贫富不均、失序冲击秩序的挑战的回应。自此以后，现代法治的理论和实践在内容和价值上发生了根本变化，1959年的《德里宣言》是个明显的标志。这种变化随之波及民法、刑法等领域。[19]我们同样可以在马克斯·韦伯、纽曼、莫尔、沃克，特别是罗尔斯、德沃金等学者的论着中找到实质法治的思想渊源。与形式法治相比，实质法治主张以实在法之外的正义、道德来衡量和检测法律，要求法律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并从制度安排上来弥补形式法治所造成的不平等。
中国政治制度史论文篇10
内容提要
一个国家实行宪政的历史浓缩着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史和其法制建设的历史。新中国成立40余年的社会主义宪政史，既书写了她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的崭新历史篇章，也留下了发人深省的足迹。
本书以《共同纲领》和新中国四部正式宪法的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和命运为主线，紧扣它们所处的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幻的历史风云，描绘出40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发展的曲折而豪迈历程，展示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必由之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进行了大胆探索，在新的高度和视角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若干重要经验和教训。全书内容新颖、资料丰富、体例清新、文笔生动、思辩深遂，是一部研究中国宪政史的上乘之作。
丛书前言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她的名字就叫中国。
现时代的东方有一头醒来的睡狮，她的名字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打从中国两字之间多了"人民共和"几个字，一个崭新的时代--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代使开始了。
于是，便有了许多新的、曲曲折折的故事；便有了人们评说自己的创造的权利；便有了"本朝人不写一朝史"的历史惯例的结束；也便有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当代中国国是反思丛书"。
在古老的罗马神话中，门神雅努斯的脑袋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可以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面明察过去以汲取历史教训；一面展望未来予人以美好的憧憬。唯独无暇顾及最有意义的现在。结果，雅努斯未能屁护一度强大昌盛的罗马帝国，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丛书立足今天，反思既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从提示历史的真谛中探寻今天改革的道路和通向理解未来的途径。
当我们反思既往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带着沉痛的心情审视某些"荒唐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耳畔经常响起中外哲人们的"箴言"：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
"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正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纠正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恩格斯）
由此，我们不敢以轻率的态度而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我们不敢以戏谑的态度对待历史的过错。我们对一切创造历史而非戏弄历史的人们抱有深深的敬意。我们的丛书是献给一切在当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过或正在扮演正剧或悲剧的角色的人们的。
刘德福
谢春涛
1993年1月
自序
新中国宪政建设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风雨历程是不平凡的，既曲折、艰辛，又豪迈、雄浑，而且总是在不停息地追寻，即不断追寻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宪政之路，以便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创造最重要的条件。因为：宪法作为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人民的权利证书，是政府权力合法化的最高根据，所以法治国中的法律至上，首先就应表现为宪法至尊。因此，搞好宪政建设，对于搞好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具有首要和关键的意义；而人民共和国的宪政历程堪称是其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同时，宪政作为宪法和宪政精神在实际生活中的运行和体现，乃是宪法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综合反映。
所以，本书的写作动机和宗旨就是：以所展现的共和国宪政历程为聚集点，力求从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来总结和概括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及教训，以此作为纪念现行宪法颁布10周年奉献的一份礼品。
现行宪法（即"八二宪法"）的颁行表征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新时期的胜利进程，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胜利，推动着中国社会从人治向法治的转折。虽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但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当代，法治、民主和文明这股时代潮流，是世界各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可回避的。然而现行宪法的诞生实属不易；它的有效实施和进一步完善也非等闲--前者已付出代价；后者正待努力。本书就是为此而作出的一种尽可能忠实的记载和理性分析，使之既不挠开其悲壮之处，又不减淡其奇功伟绩，同时努力以探索的眼光来进行反思和审视，包括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所以，本书并不是在作结论，而是想开辟一种"国是反思"的新领域和视角，而它有待于专家和读者们来认定。愿我们对共和国宪政的反思与回顾，能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提供若干有益的鉴戒和值得深省的教益。
文正邦
1992年6月30日
引言
毛泽东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而且，严格意义的宪法是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法治同时产生；现代法治应与宪政同一涵义。因此，可以说，宪法是民主与法治的集中、概括、联结部和统一体。法治是宪政之纲，民主是宪政之魂。在近现代社会，共和国首先是实行宪政的国家，正如卢梭所说："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②"而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就是民主为本、法律至上、宪法至尊。然而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宪政和法治在阶级基础，实际内容和实现过程上都迥然不同，其民主的性质和实现程度也有差别。一个国家实行宪政的历史既浓缩着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史，又浓缩着它法制建设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的宪政史③是中华民族奋力从贫弱走向自强的历史，它蕴含了多少辛酸血泪和惨痛教训；而新中国成立以来40余年的社会主义宪政史，既书写了崭新的历史篇章，又留下了发人深省的足迹。
且不说从戊戌变法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倡言的君主立宪的破产，到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窃国大盗所撕毁；更不用说逊清末叶的"预备立宪"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门的一幕幕"立宪"骗局。令人感叹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一生追求民主，舍身缔造共和，衷心企盼宪政。他在完成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伟业后，曾预言浩浩荡荡的民主大潮；他的《建国方略》所构想的"民国三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宪政时期"。但是，后来蒋介石国民党搞出来的"五五宪章"却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而是对国民党法西斯一党专政统治的一种粉饰。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加紧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继1947年7月出台《勘乱总动员令》和《动员勘乱完成实施纲要》之后，又于1948年4月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实行所谓"非常时期的宪政体制"，这真是对民主的讽刺！而1946年出台的《中国民国宪法》及1947年召开的所谓"行宪国大"，竟成为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总崩溃的一曲挽歌。直到1991年5月1日台湾当局才宣布废除"临时条款"，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所以，台湾出版的一部宪法学著作中有这样的慨叹："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政象我国的宪政这么多灾多难。那就是，在国难重重中酝酿和准备宪政，在炮火下制定和实行宪法"④。宪政在国民党手中真是命运多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立足于世界东方，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发展和实现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展和实现为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争取人民民主的大旗，为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运动而斗争，先后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里制定和施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宪法性文件。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华北人民政府施政纲领》等。从民主政权建立时起，共产党就不懈地进行着宪政尝试。在国民党统治区，还为召开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争取民主的宪法而努力。这都足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真诚愿望，而且共产党还曾把这种新型的民主作为建设新中国的立国支柱之一。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全党干部学习的文件之一，他自己在读过此文后写到：小胜小失败，大胜大失败，何以如此？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1945年7月黄炎培造访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历代王朝几经更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事业初起之时，面对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因此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一旦功成业就，难免就惰性发作，所以"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如何摆脱这恶性周期率？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毛泽东显然已经过深思熟虑，微笑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也许毛泽东和黄炎培在熟读史书时亦仔细体味过唐朝名相魏徵的忠言："善始者实繁，克终者实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物，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看来，黄炎培与魏徵之忧患同在，毛泽东以史为鉴决心使共产党人摆脱这恶性周期律。这将是革新人类历史的创举。
正因为如此，伟大的历史新纪元的开始--新中国的诞生，就是在民主程序的基础上（1949年9月21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通过宪法性文件（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而于10月1日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政协的召开和《共同钢领》的制定与颁行成为新中国宪政建设的奠基礼。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立宪治国"的良好开端--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即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五四宪法"，正是建国之初至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各方面繁荣兴旺的重要法治保证。作为创建新中国和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法制总结的"五四宪法"，不仅其本身是中国法制史的里程碑，而且其起草和讨论过程也成为新中国最大规模和最有实效的一次全民法制教育和宪法教育运动，毛泽东关于该宪法草案的讲话，也成为他最为精辟的一次法治思想的表述。
然而，新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不能不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联。正象民主革命我们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从"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换取正确路线的胜利一样，探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也付出了高昂的学费。而由于封建主义的沉重历史枷锁和小农经济的牢固社会基础，使"左"的错误和人治思想更易通行。中国的宪政建设从50年代后期开始到70年代也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甚至悲壮的历程。"法律虚无主义"的冲击使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专制主义的肆虐使宪法的法治原则和民主精神荡然无存。那不堪回首的"文革"十年内乱，民主的异化物，法制灾星--"大民主"，把中国社会推向了疯狂的无序状态，乃至国家主席的人身和人格都得不到宪法的保护。握着精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哪怕他义正辞严欲以宪法来保护自己，也依然被造反派们"彻底打倒"，并被"踏上千万只脚"！而"文革"临近尾声之时，延迟多年后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七五宪法"，就象文革中党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一样，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忠实记录。
随着"文革"劫难的终结，特别是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宪政建设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但是，这一历史转折的实现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完成都决非易事，所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七八宪法"就是带着"文革"的痕迹来宣示和迎接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召开了开创新局面的党的十二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八二宪法"才真正成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总章程。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史上又一里程碑，其全民讨论和学者参与的程度，以及所引起的人们的参政议政热，都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表明了痛定思痛之后，中国人民对民主和法制的热切渴求以及公民的主人翁意识的觉醒。
我们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的十余年来，中国宪政建设围绕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中心，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其他各项权利，吸引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力量参政议政，加强宪法的实施以及加强国家机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书写了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绚丽篇章。但是，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加快，对制度建设的要求也愈高，不断深化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都对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提出修宪的问题乃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卷入修宪浪潮中的既有人们冷静的理性思考和正确结论；又有某种狂躁的自由化思潮和言论。新宪法面临着对其价值的诘问和再思考。另一方面，随着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之确立，就必然要求真正发挥出它的效力和功能，因此行宪问题，包括宪法的有效实施，违宪监督、宪法诉讼和救济，以及宪法原则的具体化和宪法规范的配套建设等都被提上了日程。足见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之任重而道远。
而进入90年代和面临世纪之交，时代既赋予中国宪政建设以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又使它面临一系列挑战和难题。诸如人权的宪法保障，"一国两制"的逐步实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展开，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真正转轨等，其目标指向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宪政。这是需要我们不只一两代人的坚韧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重任。
本书通过对建国40年多来曾有过的五部宪法性文件的酝酿、产生、发展过程以及其各自命运的历史考察，勾画出我们人民共和国40多年来有关宪政建设的风风雨雨的曲折艰辛而又光荣豪迈的历程，从而力求揭示和探寻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客观规律，总结其中所蕴含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期能对读者有所启迪。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0页《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②卢梭《社会契约论》第3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