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篇1
关键词：数学教学论；数学史；教学
“数学教学论”是高等师范院校数学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必修课。在“数学教学论”教学过程中，如何有效调动学生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性，使教学的内容、方式和方法贴近基础数学教学改革，历来是数学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从目前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趋势来看，重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塑造已成为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数学发展史中积淀的深厚传统文化和丰富数学思想方法是深化数学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数学教学论”课程要充分反映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现实，其有效途径之一是在教学中加强与数学史相关内容的结合，广泛吸收国际国内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结合（简称hpm）研究的最新成果，恰当运用数学史案例来充分展示数学知识思维过程和方法，提高学生有效将数学知识的科学形态转化为教育形态的能力。因此，在“数学教学论”教学中，恰当运用数学史料进行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就数学概念、数学命题和数学人文等教学与数学史结合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
一、揭示数学概念认知过程与历史发展过程的相似性，使学生把握概念教学的心理特征。
概念教学是“数学教学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获得概念的方式主要是概念形成或概念同化。由于中学生的认知结构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数学认知结构中的数学知识相对简单而具体，在学习新知识时，作为固着点的已有知识往往很少或者不具备，这时只能借助生活经验及日常概念接纳概念，采取概念形成方式来学习。我们知道，每一数学概念在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充满了直观的方法和大量辨证的思维，深刻揭示了某一类客观对象或事物的共同本质和特征，是人们从感性到理性认识事物的真实写照，给学生用概念形成方式接纳概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概念教学中运用数学史上概念发展的案例，既可以顺应人类知识的形成过程又能适应学生的认知规律。高师学生在开始接触概念教学时，由于对概念教学知之甚少，对概念的来龙去脉难以理清。因此在“数学教学论”关于概念教学研究中首先要让学生认知数学概念的历史发生原理，即通过一些概念的历史形成使学生认识到，个体对数学概念的认知发展过程与该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相似的规律。譬如说，学习代数的主要障碍在于理解和使用数学符号的意义，而数学符号缓慢的演变过程又告诉我们，数学符号的形成过程与人们的认知过程是相似的。因此，代数课程在有关数学符号的教学环节上应着重解析数学符号的历史发展过程。再如，j.m.keiser在对六年级学生对角概念的理解与角概念的历史对比研究中，得到了“学生对角概念的理解与角概念的历史是相似的”结论。从历史上看，古希腊人从两边之间的关系、质（形状和特征）和量（角的大小）三方面之一来定义角，但无论哪一种定义都未能完善地刻画这个概念。j.m.keiser通过对两个六年级班级几何（教材内容为“形状与图案”）课堂的观察，发现学生对角的理解也分成3种情形：（1）强调“质”的方面：一些学生认为，随着正多边形边数的增加，“角”越来越小；即形状越“尖”的“角”越小（2）强调“量”的方面：一些学生认为，边越长或者边所界区域越大，角越大：（3）强调“关系”方面：一些学生认为角是将一条边（终边）旋转后与始边之间的一种“关系”。又如f.cajori根据负数的历史得出结论：“在教代数的时候，给出负数的图形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用线段、温度等来说明负数，那么现在的中学生就会与早期的代数学家一样认为他们是荒谬的东西”；j.p.ponte通过对函数历史的考察获得启示：在中学阶段，将函数概念定义为数集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合适的；在中学数学中必须强调具有函数式的例子，将函数等同于解析式，不应被看作是一个大错误！在引入数学概念时以恰当的方式介绍其发展历史，有助于中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数学概念的发展脉络，认识到概念演变修正过程与个体认知过程的相似性，对数学概念形成完整、恰当的认识，领悟数学思想的本质。并在领略数学家们为概念的日臻成熟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以及所经受的困难与挫折的过程中体验人性化的数学。还有引入“对数”概念时可介绍j.napier发明“对数”的动人历史，使对数成为富有人性化的、而非枯燥无味的概念。因此，“数学教学论”关于概念教学的研究让学生从历史的角度深入认识数学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心理过程，将有助于今后在教学中针对中学生认知的心理特点设计最佳教学方案，提高概念教学的质量和效益。
二、引导学生进行基于数学史的数学命题、公式等数学结论教学案例设计，学会在教学中通过展示数学知识的
历史原创暴露数学思维过程的方法教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学理论的研究过程就是数学命题的证明（或证伪）以及以适当的方式将这些被证明的命题组织成理论体系。从数学活动角度来说，这种过程一般是需要多次反复的，要经历一个不断抽象、层层深人的过程。因此，数学教学既要教“结论”，更要教“过程”。既要重视数学内容的形式化，又要重视数学发现过程的经验性。而现行中学数学教材中许多内容都简化了概念和定理的提出过程，省略了发展、探索的过程，而这些概念、定理是如何被发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是如何构想的，对中学生来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神秘感和疑惑感．所以在数学教学论的教学中必须教育学生在未来的教学中应精心设计、模拟知识形成的原始思维，为学生创设问题情景，交给学生发现、创造的方法．
数学历史上定理的发现探索过程可以启迪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将逻辑推理还原为合情推理，将逻辑演绎追溯到归纳演绎；可以激励学生去发现规律，总结定理，从而极大地满足学生发现与发明的成就感，传统数学教材中缺少对数学定理形成过程的阐述与剖析，呈现的是一些完美的结论和严谨的推证过程，这将直接导致学生对学习数学失去主动性与创造性。因此，在数学教学论关于定理、公式、法则等内容的教学中，应适当介绍其历史上的发现探索历程及不同的证明方法，使学生学会在今后的教学中将数学家们发现数学结论的历史过程变成学生进行实验发现的过程，从而激发中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譬如；从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使用“平衡法”推导球体积公式与我国古代数学家刘徽和祖冲之父子得到球体积的过程；欧拉解决哥尼斯堡七桥问题思路；牛顿、莱布尼兹等人发明微积分的过程的介绍中，都可以将数学家创造数学真理的思维过程活生生的展现在中学生面前，改变那种从公式到公式、从定理到定理的教学程式。还有古希腊、中国、印度、欧洲数学家等中外数学家在勾股定理的发现与证明中的几百种证明方法都深刻反映了数学结论发现的火热过程，充分暴露了数学家们发现数学结论的思维过程。在“数学教学论”的教学中教给学生恰当地设计基于数学史的教学案例，将案例程式化为实验、操作、发现结论等过程不仅将现行教材中数学结论的冰冷美丽还原为火热的思考，特别将数学实验引入数学课堂，使中学生学生通过“猜想——实验——再猜想——再实验——得出正确的结论——证明”过程体验，真正完成一个完整的知识建构过程。将是数学教学论课程教学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引导学生探讨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结合的内涵，认识数学历史问题培养中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作用。
“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是高中数学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新课程标准强调“数学文化应尽可能有机地结合高中数学课程内容，选择介绍一些对数学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反映数学在人类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数学教学论”充分体现新课程的这一理念，对于高师学生在未来的教学中培养中学生用文化的视野来看数学，用数学的眼光来看文化的意识或观念有着深刻的意义。
数学是几千年来全人类孜孜探索共同取得的宝贵财富，是各国数学家相互交流、学习、共同探索的智慧结晶．不同国度与民族的思维特点、价值观念使数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数学教学论”在结合数学史进行数学人文教育中应遵循时空多元原则，突破时空局限来选择数学史内容，力求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数学历史．譬如，中国古代数学长于计算与构造，诸如“孙子定理”“百鸡问题”“盈不足术”等内容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且在国外有一定影响；古希腊数学长于演绎推理与论证，其公理化思想与方法在数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选材时应打破封闭格局，将中外数学历史纳人视野．旨在引导学生尊重、理解、分享、欣赏多元文化下的数学，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全方位的认知能力、思考的弹性与开放的心灵．
“数学教学论”与数学史结合的教学中还应使学生认识到，配合数学内容与要求所选取的数学史内容应既能被中学生理解，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深奥难懂的数学史料自然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枯燥乏味的数学史料也同样起不到教育的作用．所选史料的内容与形式应不拘一格、灵活多样、题材典型、情节生动、发展曲折、引人人胜．就内容而言，可以是数学概念。数学符号、数学思想方法、历史著名问题甚至理论体系的发展历史；也可以是数学家的创新意识、献身精神、奋斗历程与独特个性；就形式而论，除文字表述史料外，更应突出图形、图表与图象史料．如数学家（如archimedes、i．newton、l．euler、c．f．gauss、祖冲之、华罗庚、陈省身、苏步青、吴文俊等）的头像、数学图案（如勾股定理、l．eler公式、c．f．gauss复平面、黄金矩形、雪花曲线）、数学家的墓志铭（如diophantus的年龄问题）和墓碑图案（如archimedes的圆柱球、j．bernoulli的对数螺线、c．f．gauss墓前塑像座上的正十七边形）．旨在帮助中学生学习数学，激发其学习热情，展现科学与人文精神。在数学问题配置与求解中可选择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一些著名数学问题，这此问题及其求解提供了相应数学内容的现实背景，揭示了实质性的数学思想方法，蕴涵了数学家为之奋斗的曲折历程与苦乐体验，展现了广阔而生动的人文背景。譬如，可选择几何《原本》、《九章算术》等经典名著中的问题；介绍我国赵爽、印度人、阿拉伯人和f.vieta在求方程
的根这一问题上的成就；在求解幂和问题时可介绍c.f.causs的方法、源于s.pythagoras的形数方法和杨辉的“垛积术”与“补差术”方法.在问题求解中应侧重对历史上所用各种数学思想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使学生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数学思考方式，启发其数学思维，提升其数学欣赏能力，在社会历史文化与数学思维的双重熏陶下，获得数学认知活动的文化意义，在数学教育中实践多元文化关怀的理想。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篇2
【关键词】岭南;民族经济史;经济文化类型;生态环境;海洋经济
【作者】陈光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广州510665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61-005
SeveralthinkingaboutStrengtheningtheStudyon
nationaleconomicHistoryinLingnan
ChenGuangliang
abstract:LingnannationaleconomichistoryhasanimportantpositioninourcountrynationalityhistoryandthestudyonthedevelopmentofLingnanhistory.Fordecades,theareaoftheresearchonLingnannationalityeconomichistorydevelopsgradually,buttheresearchisstillnotmany,whichistrulyfromtheperspectiveofethnology,fromtheinterdependenceandtheinteractionofdifferenteconomicalculturaltypestodiscusstheeconomicrelationsbetweendifferentethnicgroups,andfromtheinterdependenceofeconomicandsocio-cultural,ecologicalenvironmenttostudytheassociationbetweenminority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constraints.Somemajorissueslackthethoroughsystemresearch.StrengthenthestudyonnationaleconomicHistoryinLingnancan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formulationofminority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ies,policiesandrelevantlawsandregulations,andpromotethedevelopmentofthesubjectonminorityeconomichistoryofChina.
Keywords:Lingnan;nationaleconomichistory;economicandculturaltypes;ecologicalenvironment;marineeconomy
一、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之我见
粤海一隅,史称岭南,泛指五岭之南。本文所界定之岭南是指广东、海南及广西与广东接壤的部分地区,不包括历史上宽义的越南部分境界。
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是最早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许多学者长期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如梁钊韬《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1955〕、岑家梧《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1957〕、詹慈《从“合亩”组织试析黎族家长制家族公社》〔1984〕、合著《龙门蓝田瑶族调查》〔1987〕,等等。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了黎族、瑶族、壮族、苗族、畲族、回族、满族等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资料,有不少学者利用民族调查资料对保留在诸多民族中的原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方式以及私有制形式等进行个案的或综合的研究,探讨这些民族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及其生产关系的演变。一些学者把研究延伸开去,关注这些民族特殊的制度与组织,并深入到民族关系、传统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如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1991〕、李默《韶州瑶人:粤北瑶族社会发展跟踪调查》〔2004〕、王献军《海南回族的历史与文化》〔2008〕,等等。
民族经济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01期)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存等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披露于世后,学术界重新评估古代南方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南方民族稻作文化、青铜文化的研究掀起热潮,社会经济成为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如1984年举行的百越史研究第四次年会,即以南方民族社会经济为中心议题。这方面的成果陆续问世,数量不少。有的学者对百越民族物质生产各领域分门别类作系列的专题研究,如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2003〕,是百越民族史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著作,在中国百越民族史乃至中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领域中填补了一项空白。作者对百越人口和土地制度的研究,对著名的水稻种植、造船业、纺织业、建筑业、制陶业、玉器和竹木漆器制造业、酿酒制盐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论述,将历史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和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增强了学术论证的力度,达到较好的论证效果。《广西民族研究》、《农业考古》等核心期刊,特别重视从考古学、民族学和文化学角度研究岭南古代农业历史的论文及调查报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岭南稻作起源和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方面的论文。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1997〕可称之为该项研究的代表作。陈文华在《论农业考古》〔1990〕等系列论著中,注重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畜禽饲养、农作物种植、农具、农耕技术等生产生活个案的考证和分析,推动我国农业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李根蟠、卢勋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的研究,学养深厚,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2004〕是第一部从区域经济史的视角研究海南经济史的专著,该书以“海南原始居民蠡测”开篇,探讨海南岛原始农业及薯粮、稻作、纺织诸业的发展,再以论述汉族移民为转折,阐述海南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及发展趋势,该书深入考察海南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特色经济,并从多角度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以黎族“合亩制”为例,剖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演变,论述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特殊性。
对岭南民族贸易、民族关系及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的研究,是学界较早关注的题材。王兴瑞《海南岛各民族间相互关系之考察》〔1946〕、岑家梧《宋代海南黎族和汉族的联系及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1965〕,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2004〕,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和黄道婆生平业绩问题的系列论文〔1984～1994〕,等等,论述了岭南地区民族贸易促进民族关系改善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概况。《广东民族关系史》广泛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心得,博采众言成一家之说,材料丰富,见解独到,观点鲜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广东人民出版社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精心编辑出版了几十种“岭南文库”丛书,选题包括岭南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如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1993〕,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1992〕,吴永章《黎族史》〔1997〕,等等,对岭南民族历史和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论述可谓面面俱到,用功至多。
综上所述,几十年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愈来愈多,但比较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讨论,许多成果依附于民族史、地方志、民族文化等相关学科,比较分散,未经整合,真正从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的视角,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去论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从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关联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过程及其制约因素的并不多,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研究,长期以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仍然存在,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二、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岭南原为诸越族及其先民聚居之地。秦统一岭南后,华夏族迁徙粤地者日众。两汉时期,部分诸越族与汉族融合。六朝后期至唐初,瑶、畲、回等族先民先后抵粤。唐末,由诸越遗裔俚人的一支经过长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而形成的黎族首见于史。至宋元,海南诸越遗裔俚人的另―支演变成为“临高人”,僻居粤西北山区的大陆诸越遗裔逐渐形成大陆壮族的主体之一“主僮”,瑶族由湘入粤后人口增加,居住区域随之扩大,加上唐宋以来一直生活于粤地的回族,岭南各族的分布格局大致形成。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明王朝将海南岛从原来隶属广西划归广东管辖,这一建置变革对岭南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有海南苗族的祖先相继由广西进入海南岛,而世居岭南的黎、瑶、壮、畲、民等族群纷纷融合于汉族。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满洲八旗官兵由京津抽调来粤驻防。至近代,包括广东、海南和广西部分地区在内的岭南各民族大致形成如下分布:汉族人口为大多数广布于城乡各地,黎族苗族定居海南,瑶族迁徙粤北,壮族聚居粤西北,畲族落户粤东,回族散居广州、肇庆和海南三亚等市,满族落籍穗城,这种分布格局是历史上长期逐渐形成的。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岭南是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和睦相处的家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史,可以丰富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内容,提高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团结。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往互动中向前发展,形成了多元交汇的体系。如果只研究汉族或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或者只把后者作为陪衬,这样的经济史是片面的。从历史上考察,岭南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注重研究岭南少数民族经济史,汉族经济史中的许多问题和诸多现象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也难以在总体上把握岭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前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失误,往往与对其历史缺乏了解有关,而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则成为正确制定民族地区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对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阐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论证各民族在社会经济中和衷共济,相互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意义重大。
岭南民族经济史在我国民族史和岭南开发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世居岭南的诸越族及其后裔(如俚人、民、临高人、壮族、黎族等),以及后来陆续迁徙分布在粤琼各地的瑶族、回族、畲族、苗族等,他们在水稻种植、农业养殖、纺织业、造船业、手工业、海洋渔业等等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为中外研究者所瞩目。岭南民族经济史的主要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指南,开展田野调查,努力发掘古代文献资料,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有关学科的成果进行论证,复原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重点考察岭南诸民族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深入探讨民族经济史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阐明诸越民族及俚人、民、瑶族、黎族、壮族、回族、畲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揭示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当前,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方略,而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对滞后是客观的现实。要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既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经验,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需要对其社会经济的历史有深切的了解。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目的是: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岭南民族经济史提供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丰富素材,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认识,其科学价值可圈可点。开展此项研究,既可以弥补岭南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研究中忽略少数民族因素的缺憾,又可以进―步论证岭南各民族交往融合、团结奋斗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本课题既要研究现代黎族、瑶族、壮族、回族、畲族、苗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方方面面,也要研究古代民族如南越族、骆越族、俚人、民等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岭南民族经济史处于多种学科的交叉点上,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理论观点,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为推动该项课题能持续、深入地开展系列研究,有必要将各相关学科中关注岭南民族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集合在一起,成立研究中心,优势互补,合作攻关,加强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发表和出版系列相关论著,推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岭南民族经济史也可以成为高等院校人类学、民族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的进修课程和研究课题,吸引海内外专家学者以此为研究基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三、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路向与方法
作为民族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华夏―汉族而言的。它不但包含现存的诸民族,而且包含历史上曾经存在后来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中的古代民族。因此,岭南民族经济史既要研究近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也要研究古代民族经济社会的演变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的特征。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岭南古代民族社会经济演变。着重论述我国古代在岭南海滨生息繁衍的诸越民族及俚人、民、临高人等社会经济的概貌;
其二,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经历的经济文化类型。分析自秦汉之后岭南少教民族地区形成的几种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变迁,主要是:原始渔猎类型、刀耕火种农业类型、锄耕山地农业类型、牛耕灌溉农业类型、热带海岛农业类型、城市商贸类型等;
其三,岭南现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分别阐明岭南主要少数民族,即:黎、瑶、壮、回、畲、苗、满等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概况,着重论述这些民族的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与此相适应的土地开发、田赋税制、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商业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及其运行机制,考察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及各民族如何在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推动民族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分析民族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辩证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等等。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重点是:科学论证岭南地区古代民族社会经济的历史概貌,阐明近代岭南主要少数民族:黎族、瑶族、壮族、畲族、回族、苗族、满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复原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揭示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岭南地区,从来都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在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或多种经济文化类型的重新组合,经过长期彼此交流、互动,逐渐地,同一民族从事着更为多样的经济活动,同一经济类型和经济类型组合也发生着程度不等的变化,构成岭南粤地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社会历史画卷。因此,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经济史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可以按民族研究,可以按地区研究,也可以按经济文化类型研究,而最难把握的是如何在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中,处理好民族、地区、类型的关系,并从三者的有机联系中进行具体的举证和综合的论述。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考察岭南地区历史上诸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如何形成的,阐明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经济和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发展变化的历史原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第二,从民族、地区、类型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开创中国少教民族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第三,将海洋经济纳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丰富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内涵。
第四,关注民族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岭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
第五,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根据岭南民族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以古代民族演变线索为经,按其社会经济形态分章,而同时并存的各种经济文化类型则为纬,每一类型各自成章,再以黎、瑶、壮、回、畲、苗、满诸民族的经济发展历史为纲目,经纬相连,纵横捭阖,力争著作体例上的推陈出新。
第六,在研究方法上,重视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
少数民族经济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经济史的分支,又是民族史的分支,同时又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边疆史、民族关系史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研究成果,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研究的指南,同时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并用。要全面查阅、搜集各种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对有关华南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类,为课题研究提供科学的论证资料和可靠的研究手段。须深入广东、广西、海南等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通过典型调查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为课题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和论证的科学依据。在研究中将本课题有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拓展理论研究和史料论证的广度和深度。
总而言之,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出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诸多“山兰园”,虽然“刀耕火种”,然而品尝收获却使人兴奋,对来年耕耘满怀期待。展望未来,但愿更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承前启后,开拓创新,让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学术园地异彩纷呈,生机勃发,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1]李粮蟠,彭世奖.加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4).
[2]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7.
[3]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7.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篇3
纪念性学术活动频繁举办
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举行了相关学术研讨活动。以此为契机，长征研究新作迭出。学术界不仅对长征胜利的意义、经验与启示有不同角度的阐发，而且对红军转进黔北、遵义会议、俄界会议等重要事件也有进一步研究，有力推动了长征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2016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11月1317日，世界视野下的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复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澳门理工学报》2016年第2期开辟孙中山研究笔谈专题，邀请学者分别就孙中山研究的资料整理及走向发表各自看法。新星出版社出版尚明轩著《孙中山图文全传》一书，以孙中山的思想和生平活动为主线，吸纳最新研究成果，生动再现了孙中山一生的活动轨迹。
2016年又是西安事变80周年。12月34日，由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陕西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西安事变与民族命运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弘扬了西安事变的抗日爱国精神，有利于开创西安事变研究的新局面。多个生长点织就学术新图景2016年，抗战史研究领域依旧活跃。4月1617日，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国共双方抗战举措、战争各方军队建设与作战，以及战时社会文化、经济、外交、日军暴行、战后处理等问题进行探讨，为抗战史领域注入新鲜血液，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抗战史研究。
为给青年学者提供对话交流的机会，鼓励青年学者敢为人先，开展有思想、有灵魂、有生命的学术研究，6月1112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在南京共同主办第三届青年史学家论坛。此届论坛以史学功能与历史书写为主题，引导青年学者关注学科基础理论问题和前沿研究，关注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青年学者提供展示才华与成果的学术平台。
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得到深化与扩展，对历史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依然受到重视，在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方面也取得进展。受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影响，地方社会的权力运作、地方仪式与政治等问题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1月1113日，第六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岳麓书院创建10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围绕近代中国的家族制度与家庭观念展开讨论。
新文化史研究广受青睐。形象研究、记忆研究、心态史、阅读史、概念史等课题，对深化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并日益成为近代史研究中新的学术生长点。经济史研究内容多元、细化，既有对银行、牙行、企业、商会等经济组织的深入研究，也有对国地税、遗产税、田赋征收机制、财政监理等经济制度的缜密分析;既有对乡村借贷、土地交易、价格管控等具体经济行为的剖析，也有对商业化、货币市场、苦力贸易等问题的客观考察。以上研究共同织就了本年度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图景。
社会史因其强烈的社会关怀成为学术研究热点。8月2728日，明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10月1516日，由中国社会史学会主办，武汉大学、三峡大学承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社会史学年会暨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宜昌举行，展现了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社会生活、社会群体、慈善组织等议题均有推进，环境史、医疗史、交通史等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
构建中国史学话语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篇4
关键词：数学史；数学教育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整合，既是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需要，也是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这种整合，能使数学史从少数人“为历史而历史”的象牙塔里走出来，走向课堂，走向大众，获得鲜活的生命力；而数学教育也会由于这种整合而更加充实丰满，富有成效.新的数学教育研究结果表明，数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与数学学习个体认识理解数学的心理过程极其相似，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整合能为数学学习个体理解数学提供历史的途径.■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整合的背景
1.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整合的国际背景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整合是一种国际现象.若干年前，美国数学协会（maa）下属的数学教育委员会在《呼吁变革：关于数学教师的数学修养》中呼吁：所有未来的中小学教师，注意培养自身对各种文化在数学思想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有一定的鉴赏力；对来自各种不同文化的个人（无论男女）在古代、近代和当代数学论题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有所研究，并对中小学数学中主要概念的历史发展有所认识.1969年，美国数学教师协会（nationalCouncilofteacherofmathmatics，简称nCtm）出版了《数学课堂中的历史话题》为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提供了具体的素材.1971年英国数学史协会成立，协会成立之初即将“促进数学史在教育中的运用”作为协会的主要目标之一.1972年，在英国爱塞特（exeter）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iCme-2）上，在美国数学史家琼斯（p.S.Jones）和英国学者Leorogers联合倡导下成立了数学史与数学教学关系国际研究小组（internationalStudyGroupontheRelationsbetweenHistoryandpedagogayofmathmatics，简称Hpm）.1976年在德国Karlsruhe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iCme-3）上，该小组正式隶属于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iCmi），这标志着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国际学术界的正式确立.
2.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整合的国内背景
我国于2005年5月1日至4日，在西北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拉开了我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关系（Historyandpedagogyofmathe-maties，也简称Hpm）研究的序幕，标志着Hpm研究进入了组织化展开阶段.随后，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而最近一次的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即第四届全国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暨第八届全国数学史学会学术年会于2011年4月30日至5月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从大会报告来看，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整合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行动层面.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整合的现状分析
长期以来，中学数学教学的现状是注重逻辑推理和演绎分析，注重具体数学问题的解决，忽视学生数学文化价值的培养，对数学科学价值的挖掘有余，应用价值、人文价值、美学价值的发掘不足.正如裴娣娜先生所说：“长期以来，我国数学教育过分关注数学作为严谨科学的演绎性，为应付竞争激烈的升学考试，教师过于注重结论和解题的方法、技巧，注重数学的逻辑性.因此，数学学习被简化为‘大量的难题操练’，这种只做‘中段练习’而丧失了源和流的数学教育，是陷入误区的数学教育，是忽视学生内动力、数学能力、数学文化素养培养的数学教育.而理想的数学教育应该为提高学生全面的数学文化素养而努力.”
江西省上犹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舒昌勇通过对首批进入新课改的山东、广东、海南、宁夏四省区16所高中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仅海南省三亚市二中开设过《数学史选讲》，仅广东省外国语学校为学生配发了《数学史选讲》教材.浙江省教研室张金良先生在2006年1月对浙江全省211所普通高中3489名数学教师的问卷调查表明，仅有61.7%的教师对数学史内容相对熟悉.《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指出，通过数学史的学习，使学生“体会数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加深对数学的理解，感受数学家的严谨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而今天数学教育的现状显然与《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的要求相距甚远.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整合的现实意义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整合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1.有助于学生理解数学概念、数学方法、数学思想，有助于学生理解整个数学的发展
数学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学生理解数学概念、数学方法、数学思想，由于数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特点，数学概念、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大都以抽象的形式呈现，这就需要数学教师从数学概念发展的历史视角逐步演进，呈现数学概念发展的历史全貌，呈现数学思想演进的历史脉络，解剖数学知识冰冷的美丽，展现数学家们火热的思考过程.陈省身先生为李文林先生的专著《数学史概论》的题词是：“了解历史的变化是了解这门科学的一个步骤.”法国伟大数学家亨利・庞加莱（JulesHenripoincaré，1854―1912）也曾说过：“如果我们想要预测数学的未来，那么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数学教材由于其简约性的要求，数学课程呈现的似乎是一些没有什么关系的数学片段，而数学史可以提供整个数学的概貌，不仅使数学内容互相联系，而且能使数学内容和数学思想、数学方法彼此联系起来.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整合，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整个数学的发展，把握数学发展的这一过程，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加深对数学本质的认识.
2.有助于学生体会活的数学创造过程，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李文林先生指出，通过展示不同时空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个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模式，鲜活地展示数学家创造数学真理的思维过程，可以使学生体会到一种活的、真正的数学思维过程，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数学概念、数学问题的现实来源和抽象背景，从而可以在这种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
公元263年，刘徽（约225―295）在《九章算术注》中提出了计算圆周长的“割圆思想”，其精辟的论述：“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觚面之外，犹有余径，以面乘余径，则幂出弧表.若夫觚之细者，与圆合体，则表无余径.表无余径，则幂不外出矣.以一面乘半径，觚而裁之，每辄自倍，故以半周乘半径而为圆幂.”至今让人倍起肃敬之心.刘徽用“割圆思想”不仅计算了π的不足近似值和过剩近似值，而且提供了研究数学的一种方法――极限法.相信这样的实例，不仅能开阔学生的视野，还能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3.有助于学生了解数学的应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明确学习数学的目的，增强学习数学的动力
“上帝数学地设计了世界”，反过来，数学应用价值的主要体现在于从数学的角度认识客观世界.数学是科学的工具，许多自然科学的推动和发展都离不开数学的支持.举例来说，海王星的发现是数学推理和计算威力令人信服的例证：1846年，英国天文学家亚当斯（JohnCouchadams，1819―1892）和法国数学家勒维烈（LeVerrier，1811―1877）在研究天王星运行轨道时发现天王星的运行轨道和理论计算的轨道不吻合，于是大胆推测，天王星运行轨道的不规则性是由于另一颗未知行星的引力而形成的.勒维烈通过计算找出了这颗未知行星的具置，随后德国天文学家加勒（Galle，1812―1910）用望远镜在与理论计算位置仅差一度的地方找到了这颗行星，它就是后来被命名的海王星.再比如，德国数学家闵可夫斯基（H.minkowski，1864―1909）提出的“闵可夫斯基空间”，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提供了合适的数学模型.意大利数学家勒维・奇维塔在黎曼几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绝对微分学，即爱因斯坦所称的张量分析，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恰当的数学模型.还有如，1864年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麦克斯韦（JamesClerkmaxwell，1831―1879）发表的麦克斯韦方程，从数学的角度预言了这个后来改变千家万户生活的电磁波的存在，而实验证实则远在24年之后.
数学文化价值的体现在于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组成部分.一方面，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培养和发展了人的思维能力，特别是为人类提供了精密的思维模式.
另一方面，“数学是促进艺术发展的文化激素”.数学与绘画艺术的结合，使得绘画作品产生了鲜明的立体感，实现了平面传递空间概念的飞跃，这就是早期透视学的功能，发展到今天，早已成了一门新的数学分支――射影几何学.再比如，中国的天坛、印度的泰姬陵等，许多的古典建筑，都是完美对称的杰作.在数学上刻画对称的工具是群，群论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分支.再看数学对音乐艺术的发展，著名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这样说：“音乐就它的基础来说，是数学的；就它的出现来说，是直觉的.”法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拉莫（J.p.Rameau，1683―1764）曾说：“音乐是一种必须掌握一定规律的科学，这些规律必须从明确的原则出发，这个原则没有数学的帮助就不可能进行研究.我必须承认，虽然在我相当长时期的实践活动中，我获得许多经验，但是只有数学能帮助发展我的思想，照亮我甚至没有发觉原来是黑暗的地方.”在数学对音乐的一系列贡献中，贡献最大的是法国数学家傅立叶（JeanBaptisteJosephFourier，1768―1830）.傅立叶指出：任何周期性声音（乐音）都可表示为形如asinωt的简单正弦的和.对乐声进行数学化地分析具有重大地实际意义，比如电影、电视中扬声器系统的设计，起决定作用的是数学.
4.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品质，培养理性的科学精神
理性的科学精神，包括奉献的精神、怀疑的精神、创新的品质、求实求美的品质和精神，还包括坚持真理、不畏权威、坚持不懈、努力追求的品质.数学家们的故事，如阿基米得（archimedes，约前287―前212年）、牛顿（isaccnewton，1643―1727）、欧拉（Leonhardeuler，1707―1783）、高斯（JohannCarlFriedrichGauss，1777―1855）、伽罗华（varisteGalois，1811―1832）、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1815―1897）、华罗庚（1910―1985）、陈景润（1933―1996）等，他们的故事对今天的学生，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榜样激励作用.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得在敌人破城而入、危及生命的紧要关头，仍然沉浸在数学研究之中，只为不给后人留下一条没有证完的定理.再如对数的发明者纳皮尔（napier，1550―1667），为了让天文学从烦琐的数学计算中解脱出来，整整花费了20年时间――7300个日日夜夜，完成了厚达200页的8位对数表，这在没有计算机的那个时代该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啊！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整合的理论意义
？摇？摇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整合，既是一种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也是课程改革推进的必然要求，对继承我国数学教育的优良传统，培养学生理性的创新思维，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和丰富的实践意义，是提升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化的必然捷径之一.
1.从人格教育层面看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整合的理论意义
从人格教育层面看，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整合是学校德育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实现三维目标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的最佳途径，对实现学生个体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学生是具有极大可塑性和充满创造力的鲜活生命体，教育的真谛在于为这些鲜活的生命体注入真善美的“灵魂”.相信数学家们追求数学真理的光辉典范，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思维的严密性和深刻性、条理性和简约性、批判性和概括性，而且能够培养出内心世界丰富、富有爱心和教养、热爱生活的优秀学生个体.
2.从认知教育层面看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整合的理论意义
从认知教育层面看，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整合，能够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为数学教学遵循历史的途径创设了最佳的平台.因为数学概念的历史变迁能够呈现历史的全貌，数学思想的历史演进能够呈现历史的脉络，因而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整合是数学教学的最佳指南.
3.从文化教育层面看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整合的理论意义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篇5
[关键词]瓦托夫斯基科学历史认识论
一、历史认识论的几个观点
首先,实证主义的理性观念把理性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而瓦托夫斯基则认为理性本身具有历史,理性按其本性是非纯粹的。他提交给第十六届世界哲学大会的论文《科学是当代的理性吗?―历史认识论和非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没有一种先天的先验论的和一开始就永远确定的基础,相反,人类的理性是一种历史成就,它植根于我们的语言的使用中,植根于我们的社会实践的形式中,这就是历史认识论观点。
其次,历史认识论认为,只是就是用模型来再现实在的那种有认识,有自我创造力的活动。它本身是历史的演变的,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知识是如何变化的。我们的表象改变着我们理解和观察世界的方法,而这种表象又相应的随着再现我们认识的理解的社会和文化实践而发展着。即是说不仅是我们的认识的东西(客观对象)是历史地变化的,而且认识模式本身也是历史地可变的。进一步可以说,我们的认识模式的变化与我们的社会和历史实践的形式密切联系着。
最后,作为获得知识实践的科学便是认识人的实践的理论模式,科学同时又是通过知识的获得来为社会的人们需要和目的服务的。要正确地描述科学的特性,就必须把科学如实地看作是认识着的人类活动和实践,必须强调科学作为获得知识的活动,作为寻求知识的实践,认识论研究必须建立在这种活动的特性上。
二、瓦托夫斯基关于在科学中理性与历史认识论关系的分析
瓦托夫斯基在《模型》一书中指出,人类在原始时期生产工具和武器,进而生产出语言、社会组织、生产技艺等等,与此同时人类也生产了表象或描述方式。这些人工产品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也代表了使用它们的活动方式,代表它们自身生产的方式。因此,长矛和大刀的制造并不只是为了捕猎和追杀的目的,同时既体现了它们的制作方式,又体现了猎取和宰杀动物的活动方式。这种基于生产和物种繁衍的外部描述,是想象、思维、有意识的反应活动等等内在描述的先决条件,而这些反应活动具有人类认识的进化特征。这就是说人类在基本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语言实践中既产生自己的描述方式,也产生出科学和艺术这些高度发展的描述方式,即科学理论和艺术作品等等。历史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说明人类认识实践是怎样发生的,知识又是怎样成长的。
瓦托夫斯基分析了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理性模型的形成和演变。以近代科学特征并在伽利略和牛顿的工作中得到最好体现的理性模型是历史的产物。17世纪的科学革命,是以这样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信念作依据的,即自然界本具有数学结构而实现的。在这种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人们构思出一系列关于世界的模型,伽利略说:“自然界这本书是使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正是表达了这种本体论信念并且也提示出一种怎样正确阅读自然界这本书的方法,即认识论的信念。
瓦托夫斯基认为,这种数学的理性形式只能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理性形式,它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发生发展的。这种理性形式开始时把天体归结为几何形象和几何关系,后来用于数学计算、分析和证明这种理解方式被用来理解地球上发生的现象,预示这种理解方式就变成了科学的理性模型。这种数学理性模型不但被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也被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把理性的几何代数学能够使跟人造的秩序和关系的模型结合起来,天体和自然界的规律被看作类似于社会生活、人类活动以及人类思想本身的规律。
这种理性形式就是一个特定的数学模式。这种理性形式在于把认识者对被认识者的关系看作一个思考着的主体和一个外部客体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并不作用于客体,也不以任何方式改变客体,而是简单的思维中反应客体本身的数学性质和关系。这是一种宏观模式,它长时间来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这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其中知识是通过被动的观察和通过对自然的与社会的客观数学结构在形式上的重建而获得的。
实际的自然科学内容并不符合这种理性形式。所以从实际的科学出发,我们必须放弃逻辑经验主义那种数学的或逻辑结构的理性模式。瓦托夫斯基强调,科学理性的变化不仅是在科学内和科学思想史内的一种变化,而且也是跟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一种变化。
三、瓦托夫斯基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阐述理性的历史性的变化
瓦托夫斯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坚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科学是历史的产物。
人类历史十分庞杂,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历史的矛盾及发展来自于两个矛盾,也可以称为两种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人类在这两大基本关系中谋生,发展,不断的对大自然、对人性进行分析利用。这种实践活动是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的动力,并在两种关系中衍生出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历史创造科学;科学理性,科技活动对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强调“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科技极大的提高了我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深刻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活动是人在自然界中谋生发展的高级形态的历史活动,是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历史活动。
综上所述,瓦托夫斯基认为科学理性的形式是历史地变化的,理性本身也非纯粹的,用历史的眼光看,三次科技革命的诞生也可以说明人类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和利用正在发生着变化,具体说来就是从不经意到经意、从零散到系统、从局部到整体、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演变。到现在,科技活动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已经广泛社会化。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变革社会、推动社会历史进程发展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美]m.w.瓦托夫斯基著,范岱年等译.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篇6
这种现状能否改变？我个人的回答比较悲观。因为在崇拜GDp和货币数量，重视感官享受与现实利益，忽视文化发展和人的精神品位的当下，过去长期被视为传统“显学”的历史学科早已风光不再，单凭历史文献学自身的努力不可能改变被边缘化的局面，而且现代学术的发展已经开拓了相当多的学术领域和门类，这一趋势并没有衰减，在学术领域不断拓展和扩张、知识分类处于漂移的状态下，传统学科的裂变、领地被蚕食、在知识结构中位置重组、甚至被边缘化也毫不足奇。即便没有发生学术研究领域的重大变化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也不意味着中国历史文献学今后不需自身的努力和改进，就可以维持现在的状态和规模。以下，对一个每天都与历史文献打交道，但基本是历史文献学门外汉的我，想借张舜徽先生曾经强调的“读无字书”为题，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从历史文献学的外侧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将来进行思考，下面的粗浅想法一部分超出了自己的学术训练，一部分是外行的隔靴搔痒，诸多不妥和错舛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有字书：“汉字帝国主义”
在讨论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论著中，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处理的对象是王朝时期的文字记录，即自有甲骨文以来的各种材料记录的文字资料。这里所说的王朝，其下限虽为清朝，但除少数文献以外，清末以来的文字资料大多通俗易懂，通常在历史文献学研究整理的视线之外。
中国在约3500年间积累起来的文字资料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数量庞大。但几千年积累的总量实际上不如20世纪的后50年，甚至不如21世纪最初的10年之多。能留下的王朝时代的文字资料主要是各个时代的精英制作、整理的。留存至今的文字资料又多是经过人为筛选与处理，以及战火、自然灾害、风雨岁月淘汰过的。在人为的筛选过程中，文字资料基本纳入了经史子集这一传统分类框架中，经典受到特别关注。这些文字资料的内容当然包罗万象，但我们可以视其为社会精英的文化成果。
迄今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主要建立在由各个时代的精英俯视社会群氓以及仰视远古圣贤姿势下制作出来的各种文字资料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与文献整理中，汉字、古代汉语资料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元朝、清朝，我们也基本忽视了处于王朝和政权中枢位置的皇帝、大臣们的蒙古和满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在地理上位居边陲、历史上与中原王朝一直有极为复杂的战和、经济交易、文化交流关系的边疆地区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研究整理似与中国历史文献学无缘，主要被归类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中。另外，汉译佛教在整个宗教史、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我们研究、整理的仍然是汉字资料，挑战梵文（Sanskrit）转换成古汉语过程的高难度研究或为仅见。在考虑过去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特征时，也许可以说，“汉字帝国主义”这一隐形的庞然大物实际上画地为牢，影响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整理的展开。
二、“六经皆史”与“日常性”结构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期这数十年，随着电讯技术、信息处理与传递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地区，普通的个人已不再受“君子德风，小民德草”这类身份与社会功能的认识局限而被忽视，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
互联网，尤其“博客”这种信息生产与传递形式的普及，一直被行政系统、法律制度以及经济成本等因素制约的文字、音声、影像等的发表，出版的大门在理论上已面向所有人敞开。无论社会、政治地位如何，无论受教育水准如何，在不超越道德伦理底线、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可以通过高速通信网络几乎零成本地发表自己创作／制作的文字、音声、影像作品。在这种被称为“总体表现”的时代，过去难以进入历史文献视野的极为个别的、普通的、具有隐秘的私人性，亦即过去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信息，如最近颇遭物议的《烟草局长日记》，自作自唱、自我表演的《私奔之歌》视频等，无论信息的主体主动还是受动，在一瞬之间通过互联网为数亿人共有，数十年默默无闻的邻家妇女苏珊也因互联网等媒体之力，一夜之间成为红遍全球的明星，这些“普通人”的相关信息无疑将成为后世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的重要文献。一个由48位核心成员组成的日本美少女音乐团队的领导，既不经老板、经纪人指定，也不由48个成员互选，而是经由互联网，通过设置在东京、首尔、香港、台北等地众多会场的几百万爱好者的互动与现场投票决定，这一形式可能意味着俯视群氓与仰视神圣的时代一去不返，注重自己、关注邻人的平民视线愈来愈重要，地球开始真正成为我们每一个小小个体所共有的地球。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不注意到这种社会变动。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篇7
历史分期，顾名思义，指的是对历史采用分阶段的手段进行研究，这是研究一段历史或者某段历史最简单易行的办法，也可以看做是研究历史的“入门”方法。由历史主义出发，着重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站在历史主义的观点之上看待问题，是研究历史学的着眼点，更是研究历史学的基本要义。古语有云：治史所以明变，前一时期历史与后一时期历史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变”。对于历史学的划分，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历史分期正是历史学划分的重要手段。众所周知，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社会阶级划分的不同，各段时期的历史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与性质。因此，我们必须仔细研究，找出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变化，基于“变”的基础之上，总结变化规律，分析变化特点，将具有统一特质或相似特征的历史时期划归一类，以便于更好地完成历史分期工作。与研究社会历史相似，对待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分析问题，采用历史分期的手段，不仅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文明史与现存记载的图书馆发展史之间的关联，分析不同时期图书馆的不同特征，进而做到从大体上掌握并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且也能够通过对于图书馆的历史划分，达到阶段性的研究图书馆学的目的。此外，合理地、有规律地对图书馆历史进行分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繁复的图书馆整理问题，图书馆的发展历史由来已久，其中包含很多纷繁复杂的图书馆发展事迹，以及很多相关的，在图书馆发展史中做出贡献或造成影响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如果不能较好地做到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分期，就很难将这些事迹与人物理清，进而得到一条清晰简明的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主线。然而，一条清晰简明的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主线，对于研究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人员而言，又是极其重要极其不可或缺的，它不仅能够体现图书馆发展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变迁，变迁的特征与联系，更能够帮助我们挖掘以及把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征及其规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做到更好地认识、评价各阶段图书馆发展事业，揭示发展背后所体现的历史本质和指导思想，进而做到利用常规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手段对于图书馆事业史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从某些角度看来，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划分与社会发展史的划分手段近似，例如对于新时期历史阶段的划分，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切入，如划分的意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概念，各个时期之间的时间跨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不同的指导思想，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与手段。两者从划分的意义来讲也是有所相似的，如果不将新历史时期与旧历史时期进行划分，就无法展现出新时期所体现的进步，总结进步经验，进而取得更好的发展。因此，无论是从前瞻性还是回顾性来讲，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的划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现有历史分期方法举例
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中国图书馆学这一概念，我国图书馆学界尚未统一。鉴于此，对于如何对中国图书馆学进行历史分期，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2.1周文骏的划分方法周文骏认为，中国图书馆学的由来已久，但是在我国古代历史时期，并没有对于该领域给予足够的重视与记载，因此对于中国图书馆学而言，萌芽期很难确定。他将现代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划分为两部分，将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之前视为建立期，1949年之后至今视为发展期。2.2谢灼华的四阶段划分法与上文不同，谢灼华认为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形成中国图书馆学，因此他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划分为汉魏六朝酝酿期、隋唐五代形成期、宋元体系建立期、明清体系完善期4个阶段，而20世纪之后，则划分为近代图书馆学时期。
2.3四时期划分法杨建东、罗德运将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划分为4个时期：一是孕育时期，封建社会时期；二是萌芽时期，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产生时期，辛亥革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展时期，1949至今。
2.4黄宗忠划分方法黄宗忠的观点认为，在图书馆学历史划分问题上，中国应与世界同步，即采用统一划分标准。孕育时期：奴隶社会时期—19世纪初；建立与发展时期：19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熟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此可见，在黄宗忠、杨建东、罗德运的图书馆学历史分期划分方法中，分期标准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这种划分方式是被“萌芽建立”“发展壮大”“成熟繁荣”这一主流思想意识形态所束缚。谢灼华的划分观点则是单纯地以历史时期不同进行划分，对于20世纪以后的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时期，统一地划分为一个时期，并没有根据各个阶段历史性质的不同，对其进行历史阶段性的划分。这种划分法并不能展现一个世纪以来学科的发展变化情况。周文骏只是对于20世纪之后图书馆学的发展经过进行了比较恰当的划分，并且在划分方法中，将1949年之后的历史时期均视作发展期。这种观点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伴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划分方式将不再能够包含并体现中国图书馆学内在所发生的变革和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发展情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并且提出正确的分期意见。除此之外，上文所述各位的观点中，多数都将古代中国图书馆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或者孕育时期。这种划分方法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与20世纪之后的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不存在学术性质上的继承，现代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并不是基于古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古代中国图书馆学不应属于中国图书馆学范畴，也不应被划入其中。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问题，各位专家所给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取其糟粕，吸收其精华部分，做到求同存异，建立一套系统的、科学性强的中国图书馆学分期理论。
3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史划分依据
一般来讲，学术历史的划分常以社会政治历史发展和学术思想史发展两种线索作为主线，在以社会政治作为历史发展主线的分期方法中，我们常常将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作为学术上历史分期的依据。笔者认为，在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简单地采用意识形态更迭作为划分的依据，而应该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讲，主要包含哲学依据、社会依据、学术发展内在依据等。
3.1哲学依据内因作为引起事物变化、发展的内部矛盾，是事物进行变化发展的首要因素，也是导致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外因是决定事物发生变化发展的外部条件，且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事物在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进行量的积累并且不断地发生细微的质的变化，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质变，即物质性质的转变。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的划分亦可以此作为哲学依据，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发生质的转变，即前文所提及的“变”。
3.2社会依据众所周知，图书馆学是依附于社会历史环境所产生发展的，因此其与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历史环境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技术与文化，都与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息息相关，特定的历史环境背景下，其图书馆学必然带着与其相关联的历史阶段特征。因此，我们在进行中国图书馆学历史分期问题的处理时，必须综合考虑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背景，要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味盲目地照搬照套，也不能对于社会环境进行绝对排斥甚至是不作参考，我们应当对于那些对图书馆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事件予以足够重视。
3.3学术发展内在依据虽然在进行图书馆学历史分期时要综合考虑社会依据与哲学依据，但在划分问题上主要还是取决于图书馆学本身的研究情况，即我们通常所讲的按照研究深度、广度与图书馆学进展速度进行划分。其中影响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图书馆内学科分支数量，学科体系构成，研究人员数量、质量，馆内各类文献数量，以及图书馆自身对于社会文化的接纳程度。
4基于以上观点所提出的图书馆学划分方法
基于上文中所介绍的内容，本文对于图书馆学历史分期的划分，给出了如下的观点及看法。
4.1形成时期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大量输入，中国兴起了近代图书馆，图书馆学的思想也开始植根于中国学者的思想中，20世纪30年代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的创办，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启立下了里程碑，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由此正式诞生。同一时期，很多的图书馆学专著、专业期刊纷纷问世，受此影响很多高等院校开始设立图书馆学专业，随之产生大量的图书馆学家。在不断地学习国外图书馆学理论，深入研究并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的历程中，中国图书馆学初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及学科体系。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抗日战争与国内革命战争影响，我国刚形成的图书馆学研究被迫中断。因此，将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作为中国图书馆学形成时期。
4.2曲折发展时期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年的战乱与动荡，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得到了恢复，随之而来的，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也得以再次展开，并走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学术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引发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学术变革。因此，考虑到社会因素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的重大影响，我们将此时期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之后，受其影响，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变得单一，受主观意识影响大，缺乏理性因素，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虽然并未中断，但也受环境因素影响，在曲折中前进，发展很缓慢。因此，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的曲折发展时期。
4.3理论变革时期“”结束之后，禁锢的学术思想得到了解放，我国图书馆学也在此时走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改曾经单一批判的局面，开始呈现生动活泼的势头。最初的体现是学者开始不满足于从前所采用的图书馆学直观描述式研究方式，纷纷开始学习吸纳国外先进思想，急切探索更高深的理论。80年代中后期，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又开始转于研究宏观现实问题，一时间图书馆学文化空前繁荣，经典图书馆学理论被，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正式确立。因此，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划分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变革时期。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篇8
关键词数学史数学教育发展历程研究展望
0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里，因此，教育行业也不断的适应着社会的发展相继进行了一些改革。积极响应新课程改革，数学教学提出了新的教学观点，也即是将数学史应用于数学教育，因为比起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和多方面多角度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过程，这更为重要。而当数学教育与数学史融为一体后，在实际教学中，就能培养学生这些能力。而这两者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模式，对它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展望是目前需要探讨的。
1数学史应用于数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数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出现过许多杰出数学家，取得了很多辉煌成就，其源远流长的以计算为中心、具有程序性和机械性的算法化数学模式与古希腊的以几何定理的演绎推理为特征的公理化数学模式相辉映，交替影响世界数学的发展。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16世纪以后中国变为数学入超国，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发展历程才渐渐汇入现代数学的潮流。因此，在数学史应用于数学教育方面的发展相对而言是落后于外国的。
而国外从18世纪欧拉和拉格朗日，到19世纪的柯西和车比雪夫，最后到20世纪初的龙格，利用计算机软件演示各个阶段多项式逼近函数的过程，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从概念的视觉解释到正式推理能力的转化的能力；而顺着历史的发展脉络来引导课堂教学，也可以带领学生体验数学家的思考过程，促进了学生对于概念的深入理解。美国数学教育家、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导师维纳也很注重在数学课堂上结合数学史，他总是将科学研究中的思想方法和要点原原本本地告诉学生。
荷兰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非常重视发挥数学史的作用，他认为学生学习数学是一种“再创造”。著名数学家与数学教育家克莱茵在课堂上告诉初学微积分的学生们：尽管牛顿和莱布尼兹是声名显赫的先辈，但是他们自己也没有透彻地理解微积分的许多概念，数学家们大约经过200年的努力，才把这些概念弄确实。这样一来，即使学生们在开始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概念，也不至于感到迷茫，相反他们将得到鼓舞而树立起继续学下去的信心，这样也体现了数学历史的一部分教育价值。
2数学史应用于数学教育的研究展望
2.1数学史对于数学教育发展的意义
数学史是研究数学科学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数学的历史。它不仅追溯数学内容、思想和方法的演变、发展过程，而且还探索影响这种过程的各种因素，以及历史上数学科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影响。数学史既属史学领域，又属数学科学领域，因此数学史研究既要遵循史学规律，又要遵循数理科学的规律。
在数学教育中融入数学史，介绍数学这门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会逐渐了解数学家门在为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付出艰辛，并会产生对该学科的学习兴趣。而在介绍数学发展史中出现的理论定理等，也让学生更加了解这些传承多年的数学知识的发生与由来，在学习时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数学史的学习也会让学生在美学方面的修养多了几分认识，数学所体现出来的美是贯穿于生活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定义的介绍说明，能培养学生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其他方面，都保持一种认真、批判以及改进的态度。这些都是数学史融入数学教育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在数学教学方面起作用，在生活当中更是给予了人们无限的智慧。
2.2对于数学史应用于数学教育的思考
我国著名数学史专家李文林在作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录音谈话中说到：我们应从五个角度去挖掘数学史的文化价值，首先，数学为人类提供精密思维的模式；其次，数学是其他科学的工具和语言；其三，数学是推动生产发展、影响人类物质生活方式的杠杆；其四，数学是人类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最后，数学是促进艺术发展的文化激素。因而，在今后，将数学史应用于数学教育中，应该将数学文化尽可能地结合数学课程的内容，选择介绍一些对数学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反映数学在人类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反映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使学生通过数学文化的学习，了解人类社会发展与数学发展的相互作用，认识数学发生、发展的必然规律；了解人类从数学的角度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发展求知、求实、勇于探索的情感和态度；体会数学的系统性、严密性、应用的广泛性，了解数学真理的相对性；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数学史应用于数学教育，使得学生对数学这一领域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对数学学习研究当中所有的思想方法以及精神会产生更深入的感悟。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逐渐知道了真理是需要不断刻苦钻研并且有时候需要换一种思维模式来考虑问题，这会更有利于数学教育的开展。
3结语
教育是一个地区和国家兴盛的起源，因此，在教育这条道路上，对它的探索、创新、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天各行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对于大众的教育就更是需要与时俱进，积极的吸收学习其它国家好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数学史应用于数学教育，不仅仅是帮助学校和教师更好的开展数学教学，更是符合当今所提倡的课程改革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育是真正为人民群众负责，是在楣家将来的发展培养人才而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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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基益.浅谈初等教育专业数学史的学习[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4（34）.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篇9
每一门科学都有其发展的历史，今日的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上科学传统的深化与发展，或者是对历史上科学难题的解决，因此我们无法割裂科学现实与科学史之间的联系。数学科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与自然科学相比，数学更是积累性科学，数学史为科学研究提供经验教训和历史借鉴，有利于明确科学研究的方向，为当今科技发展决策的制定提供依据，预见科学未来。
数学史是数学概念、方法、思想的起源历史，是学习数学、认识数学的工具，能够展现数学问题的提出、解决与发展，揭示数学知识的现实来源和应用，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体现数学在文化史和科学进步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高等数学教学中的数学史教育现状
高等数学作为高等学校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一种各学科共同使用的精确的科学语言，对学生后继课程的学习及思维素质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数学的基础性地位也决定了它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及其他学科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有着举足轻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数学史在数学课程中的教育价值，日益受到数学教育工作者的关注。随着数学教育改革的深入，人们对数学教育的本质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数学教育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其他课程的学习具有奠基性意义，对学生的整体和长远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数学的概念和理论，如果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就会对其有更深入的认识，而数学史的学习会使学生对数学的发展进程有所了解，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同时也使学生体会到数学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与价值。
然而，我国高校数学史教育发展并不乐观。虽然《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教学规范》已明确将“数学史”列入专业必修课，并明确了教学的主要内容。但我国高校数学史教学中既无规范的教学计划，也无统一的教学大纲。直接导致这些数学史课程的对象只是以数学专业的学生为主（并且也不是所有数学专业都开此课程），其他非数学专业几乎很少有学生参与其中。同时尽管目前已有大量的数学史知识可供学生进一步学习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但授课范围的选择，授课内容的划定完全因地、因人而异。正是由于现行教学大纲没有规定高等数学中数学史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缺乏相应的教学依据和系统指导，授课教师对数学史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门课程的开展水平，直接影响了数学史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教育的作用。另外，许多老师本身并没有系统学习过数学史，更谈不上对数学史有一定的研究，对如何在高等数学的教学中渗透数学史难以把握和驾驭。
二数学史的教育作用
1．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认识数学
数学是学生公认的较难科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数学的教学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数学给学生的印象是枯燥乏味、抽象难懂。其实，数学本身是多姿多彩的。它与其他很多学科都关系密切，甚至是很多学科的基础和生长点，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在日常的教学中，由于老师很少做出适当的引导，学生因为自身知识的局限性，更加难以认识到数学与各学科的联系，体会不到数学学习的乐趣。
数学史是学习数学、认识数学的工具。人们要弄清数学概念、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过程，增长对数学的通识，建立数学的整体意识，就必须运用数学史作为补充和指导。所以，在数学教学中，恰当地引入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数学史，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使学生更好地领会所学的知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在讲无穷递缩等比数列的和时，可以从“芝诺悖论”讲起，芝诺断言，古希腊的英雄阿基里斯与龟赛跑，将永远追不上乌龟。这时学生感到不可思议，然后再进一步展开驳倒这个悖论。芝诺的理由是：假定阿基里斯现在a处，乌龟现在t处，为了赶上乌龟，阿基里斯必须先跑到乌龟的出发点t处，当他到达t点时，龟已前进t1点；当他到t1点时，乌龟又已前进到t2点，就这样，乌龟会制造出无穷个起点，它总能在起点与自己之间制造出一个距离，不管这个距离有多小，但只要乌龟不停地奋力向前爬，阿基里斯就永远也追不上乌龟！这时用具体的数据进一步驳倒这个悖论。设阿基里斯的速度是乌龟的10倍，龟在前面100米，当阿基里斯跑了100米时，龟已前进了10米；当阿基里斯再追，龟又前进了1米；阿基里斯再追1米；龟又前进1/10米时……
于是阿基里斯追上乌龟所跑的路程S＝100＋10＋1＋……，事实上这是一个无穷递缩等比数列的和，形式上是1/10限制了阿基里斯的路程，一旦超过这个限制，阿基里斯就超过了乌龟。通过数学史的学习，可以更好地了解数学的起源、发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使学生有高涨的热情、活跃的思维，更好地理解、体会数学的真正内涵与价值。
2．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数学观
数学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不仅是整个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始终是推进人类文化的重要力量。但如果我们的数学教育只停留在数学理论本身的学习上，对数学理论的实质没有深入探究，那么学生就不可能理解数学的本质。因此，学习数学史是高等数学教育的内在要求，它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数学观念、数学能力、数学整体意识有着特殊的意义。
数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往往与社会的发展相伴。纵观数学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体现了发展、运动与变化、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在教学的过程中结合教材内容，通过对数学思想方法的考察，把数学的基本思想提到教与学的指导地位，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掌握数学、欣赏数学，理解各种不同的数学思想观点，探求数学的本质，形成正确的数学观。比如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概念的发展、函数概念的演变、非欧几何的创立，不仅史料丰富，而且内容精彩。通过数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曲折与艰辛，以及那些数学探索者的失败与成功，可以使学生在数学方法上获得全新的体会，对正确看待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树立学习数学的自信心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因此，学习数学史对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数学的思想和方法是数学的灵魂，每个重大成果的取得往往与思想方法的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一部数学史，既是成果史，也是思想方法史。新时代的教师不应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应是引领学生掌握科学学习方法的引路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我们在讲授有关数学知识时，联系教材适当地把这些思想方法展示给学生，领略数学家们的创造性思维过程，有助于学生深刻地理解教材，领会教材的实质，体会数学创造的历程，不失时机地掌握数学学习方法，从而可以增强学生驾驭教材的能力。比如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布尔，深刻地研究了命题的演算规律，创造了一种崭新的代数系统，这种代数系统，把逻辑思维的规律归结为代数演算的过程，从而使逻辑关系的判断与推理，复杂命题的变换与简化，找到了巧妙而有效的数值途径，使学生自然接触，进一步通过反思，得到合理的、科学的数学学习方法。
同时，数学史的学习又可以引导学生形成一种探索与研究的习惯。通过数学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一个问题从产生到解决的过程中，解决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哪些思想、方法相对于以往内容有实质性进步。使学生体会到一种活的、真正的数学思维过程，更有利于学生对一些数学问题形成更深刻的认识，并了解数学知识的现实来源和应用，从而可以在这种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思维方式。
4．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通过中外数学史料的介绍，使学生能正确对待中国古代数学的辉煌成就，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过程。在正确介绍史实与时代背景的基础上，通过方法的比较来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让学生们更能客观地对待历史，更加正确地爱国。在数学教学中融入我国古代数学家伟大成就的相关内容，如在高中课堂上介绍祖冲之的圆周率、祖??原理、刘徽的割圆术等，给学生思考、讨论，必定能激起学生强烈的责任感，认识到他们肩负的民族责任，使学生切身体会到我们的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对人类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从而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以激发学生努力学习，振兴中华民族的热情。
5．能更好地把握数学发展的趋势
数学史是研究数学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历史上的数学成果和影响数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是数学教育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于对历史的考察，看到的数学发展就只是谁在什么时候提出了什么数学知识，这些事实性的知识对于学生学习数学必需的数学理解和今后的发展来说，作用极其微小。而数学教育主要是数学思想的感悟和熏陶，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学教育就必须从数学史中汲取更丰富的营养，而数学史也能够促使数学教育更加完善，从而得到新的发展方向。数学知识的背景史料、相关的生活常识，形、体的视觉美等东西，都可以作为数学文化的构成因素而进入课堂，使得数学文化的核心在数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壮大，借以指导数学的进展，并预见数学的未来。
数学发展历史论文篇10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展
进入21世纪，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历史地理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赋予的契机，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新世纪中为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可能发挥的重大作用以及应重点开展的研究方向①，我们不揣浅陋，以与上述问题关系密切的内容为重点，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近50年来的若干进展进行简要回顾。或挂一漏万，或有失偏颇，祈望方家指正。
一历代疆域政区研究与历史地图的编制
历代疆域政区研究是沿革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领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倾注了大量心
血，收获颇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此研究领域中的鸿篇巨著②，以地图的形式集中地反映了沿革地理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乎。一些地区性历史地图集的相继出版，如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③、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④、司徒尚纪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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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篇幅所限，本文不作细述，内容参见《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
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7年。
③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
④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的《广东历史地图集》①、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②、山西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主编的《山西历史地图集》③等，也是地区性沿革地理研究日臻深入和完善的综合体现。用文字或表格形式描述朝代或地区性政区隶属关系及其变化过程的著作和论文也有不少，其中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有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④和《清代政区沿革综表》⑤以及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⑥等，这些论著基本上理清了相关时期疆域内县及以上政区的析置、易名和改隶的时间，以及政区的统属关系。王仲荦《北周地理志》⑦、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⑧、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⑨、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⑩、河北省地名办公室《河北政区沿革志》⑾等专著均属断代政区建置和地区性政区沿革通论的研究成果，它们除了讨论政区沿革这一基本现象外，还涉及到有关政区变化的原因和驱动因素。而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主要力量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也将于不久后面世；该图集由30余个图组组成，集主要自然与人文地理要素于一体，是继《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疆域政区变迁与历史地图编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历史气候与自然灾害研究
历史气候一直是历史自然地理中研究最为活跃和深入的领域。1920年蒙文通发表的《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⑿是我国近代气候变迁研究的最早文献。1925年，竺可桢发表了《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⒀两文，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推测了我国南宋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及其与现代气候的差异，并分析了太阳黑子对气候变迁的可能影响，为我国的近代气候变迁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以后至70年代初，中国的气候变迁研究在他及其他老一辈科学家如徐近之、文焕然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他们不断地收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各种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等，并对我国古代文献采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和分析，对我国的历史时期气候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特别是竺可桢集他多年研究之大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发表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⒁等文章，初步建立了我国近5000年来的温度变化序列，成功地描绘出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轮廓，尽管后来的研究对该序列重建过程中的原始证据使用问题提出了不少怀疑⒂，但此后的许多研究成果证明：该序列所勾画的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的基本框架从总体上看是基本正确的，特别是对主要冷期的识别是较为准确的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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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司徒尚纪主编《广东历史地图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年。
②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山西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主编《山西历史地图集》，太原：山西省地图出版社，2000年。
④牛平汉：《明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7年。
⑤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⑥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⑦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⑧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⑨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⑩吴镇烽：《陕西地理沿革》，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⑾河北省地名办公室：《河北政区沿革志》，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⑿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1920年第3期。
⒀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2—57、58—68页。
⒁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12—425、475—498页．
⒂牟重行：《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北京：气象出版社，1996年。
⒃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温度变化特征的新认识一一纪念竺可桢<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初步研究>发表30周年》，《地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21卷第4期，第311—317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球系统科学的诞生与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手段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对过去数百年、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气候重建及变化规律研究，也朝着高分辨率、定量化、综合集成研究的方向发展。中国学者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手段也从原来单一的文献分析迅速发展为文献资料与自然证据(如孢粉、树轮、湖泊沉积、冰芯等)并举分析与集成。如施雅风等对中国全新世大温暖期的深入探讨①，张兰生等对中国北方地区全新世气候环境变化的探讨②，满志敏、张修桂等对中国4500年以来气候冷暖变化、唐代气候及中世纪时期前后的气候特征分析③，张德二关于中世纪暖期的研究④，王绍武等利用综合对比和按面积加权方法建立的中国及东、西部过去1200年每50年温度变化序列⑤，以及一些利用中国历史文献所重建的区域干湿与降水变化⑥，等等，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⑦更是世界上时间跨度最长的历史气候图集，其中全国120个站近510年(1470—1979年)的早涝等级序列也被作为反映我国过去500年旱涝气候变化的基本代用资料而被广泛引用。特别是张丕远等对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方法⑧的探讨，重建的中国东部地区45个站点过去2100多年的旱涝等级序列和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深入分析⑨，以及近年葛全胜等对过去2000年中国温度变化的定量重建与气候变化规律的集成分析⑩等，大致代表了我国这一时期历史气候研究的基本趋势，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我国这一时期历史气候领域的研究水平。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其主要灾害有干旱、洪涝、地震和降尘等，又以旱涝的发生频率最高。20世纪70—80年代，我国各省(市、区)的气候灾害部门，不但系统整编了各省(市、区)的旱涝等自然灾害历史记载，而且还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旱涝灾害个例、旱涝灾害的时空变化规律及早涝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而由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合编的《中国历史地震图集》⑾也是我国历史自然灾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此外，张德二根据我国历史文献记载所建立的公元300年以来中国降尘频率曲线及其对降尘变化规律的研究⑿也是本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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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
②张兰生：《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③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近4500年以来气候冷暖分期》，《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研究进展(二)》，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满志敏：《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满志敏：《中世纪暖期我国华东沿海海平面上升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19卷第1期。
④张德二：《我国中世纪温暖期气候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3年第13卷第1期，第7—15页。
⑤王绍武、龚道溢：《全新世几个特征时期的中国气温》，《自然科学进展》，2000年第10卷第4期，第325—332页。
⑥郑斯中、张福春、龚高法：《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气候变化和超长期预报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67—75页；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旱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早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12卷第3期，第1—9页；张德二、刘传志：《中国东部6区域近1000年干湿序列的重建和气候跃变分析》，《第四纪研究》，1997年第17卷第1期，第1—11页。
⑦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
⑧龚高法、张丕远、吴祥定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吴祥定：《树木年轮与气候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1年。
⑨张丕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⑩葛全胜、郑景云、方修琦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的温度变化幅度研究》，《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2卷第2期，第166—173页．
⑾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⑿张德二：《我国历史时期以来降尘天气气候学初步分析》，《中国科学(B)》，1984年第3期，第278—288页。
三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
在历史地表过程研究中较为集中和深入的是历史地貌过程和历史生物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①是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总结性成果，为此后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曾昭璇等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历史地貌学浅论》②一书，为历史地貌学创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地貌过程研究以河流地貌、湖沼地貌、海岸地貌、沙漠与黄土地貌等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富有成果。在历史河流地貌方面，研究较多的有长江、黄河、珠江、海河、塔里木河等③，其中尤以黄河最为深入，论著也枚不胜举。如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④、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河水利史述要》⑤以及黄盛璋《论黄河河源问题》⑥和《再论黄河河源问题》⑦、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⑧、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和《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⑨、纽仲勋等《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⑩等，为现今黄河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在历史湖沼地貌方面，研究较为集中的有西北地区的居延海、罗布泊、青海湖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陆泽、宁晋泊、白洋淀、文安洼、七里海等，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⑾。通过数十年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在历史海岸线变迁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现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海平面迅速回升，海岸线大幅度向内陆推进，沿海地区因海面升高而广泛受到海侵的影响，全新世暖期和历史时期的中世纪暖期我国存在高海面，沿海地区受海面上升影响强烈⑿，为估计未来海平面变化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在沙漠与黄土地貌方面，侯仁之、史念海及其后的王守春、朱士光等分别在沙漠变迁与黄土地貌演变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工作⒀，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地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沙漠化和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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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②曾昭璇、曾宪珊：《历史地貌学浅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③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张修桂：《十年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④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⑤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
⑥黄盛璋：《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5年第3期。
⑦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地理学报》，1956年第1期。
⑧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⑨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⑩纽仲勋等：《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图》，北京：测绘出版社，1994年。
⑾奚国金：《罗布泊迁移过程中一个关键湖群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王会昌：《河北平原的古代湖泊》，《地理集刊(18号)》，1987年；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年第2期；陈桥驿：《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二辑)》，1982年。
⑿侯仁之：《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海岸线变迁》，《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施雅风、孔昭宸：《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北京：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1—211页；满志敏：《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灾害学》，1988年第2期，第71—78页；谢志仁：《2000年来百年尺度海面波动及其影响的征兆》，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67—83页。
⒀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史念海：《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2期；王守春：《历史时期我国沙漠变迁研究与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朱士光：《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
在历史地表过程研究中，历史生物过程也是历史地理学长期致力的一个重要领域，包括自然植被的演变和动物种群的变迁过程。在自然植被演变方面，历史地理学主要关注历史时期植被的空间分布、演变过程及驱动因素，气候变化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被认为是导致植被面积不断缩减的主要原因，如文焕然等《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①、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②、史念海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③、王守春《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地域分异及其变迁》④等。在动物种群变迁方面，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结合历史时期气候、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区域开发中人类活动的影响，论述了历史时期我国境内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在地域分布上的变化，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涉及野象、马来鳄、扬子鳄、长臂猿、犀牛、亚洲象、大熊猫等20余种野生动物⑤，研究发现这些动物不但在分布界限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在种群与数量上也发生明显变化，部分物种或已成为濒危动物，或已灭绝。
当然，由于历史时期地表过程研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而不同研究者所关注的视角也不同，因此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存在较大的争议。如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原始天然植被的问题，史念海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认为古代黄土高原上存有很多森林，同时也有很多草原⑥；而此前和此后均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者认为古代黄土高原的植被是草原植被，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森林草原植被，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疏林灌丛草原⑦．又如黄河自东汉以后为何出现长达数百年的安流局面，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也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以谭其骧为代表)：东汉以后，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被游牧民族所控制，牧业取代了先前的农业，植被得到恢复，土壤侵蚀减弱，进入黄河的泥沙减少⑧；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主要原因是王景治河的成功。由于上述这些观点的分歧，进而引发了对历史时期黄河泥沙含量是否有过较大变化的讨论，因其结论的科学与否对今后黄河治理的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
四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刚刚起步，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出土和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震惊了国际学术界。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极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对史前文明研究的进程。特别是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跨越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鸿沟，通过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以及传统与现代科技手段的集成，不但解决了夏、商、周的年代学问题，理清了当时中华文明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发展脉络，而且也为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同时还为今后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方法借鉴⑨。
在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认知方面，一直是考古学、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关注的热点。许多问题虽然尚未解决，歧见也依然存在，但随着大量考古发现与发掘工作的展开，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认识得到不断深化．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历史发展连绵不绝，源远流长，华夏文明具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这与其举世无双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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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何业恒：《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自然资源》，1979年第2期，第72—85页。
②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③史念海、朱士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王守春：《古代黄土高原植被的地域分异及其变迁》，《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三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2年。
⑤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
⑥史念海、朱士光：《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⑦王守春：《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变迁、人文要素变化与黄河水沙关系研究进展》，《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⑧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⑩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一体结构”特征紧密相连，这种“多元一体结构”特征的形成，则得益于“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①；华夏文明对东亚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唯有华夏文明从古到今，不仅保留下来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也累积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也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农作物栽培起源区，至少在距今8500年前，黄河流域粟黍的栽培农业已初具规模，在长江和淮河流域，至少在距今9000年左右就有了水稻种植，并逐渐向北扩散；新石器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少量的水稻种植，最西已可影响到甘肃东部；青铜时代，水稻的栽培区已扩展到我国东北南部②。
文明作为一种文化体现，其载体是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团体。人类在其生存空间上所创造的人文景观的演变及其地域差异，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华夏文明发展过程及其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历史地理学广泛涉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谭其骧先生的极力倡导下，得到了蓬勃发展，研究领域涵盖了包括疆域政区、人口、城镇聚落、农业、农田水利、交通、文化、民族、军事、医学等方方面面。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③。
中国历史人口近十年来研究较多，全国性、区域性、通论性及断代研究，成果颇丰。全国性通论如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④、葛剑雄等合著的《中国移民史》⑤和《中国人口史》⑥等；区域性通论如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⑦、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⑧等；断代研究如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⑨、费省《唐代人口地理》⑩等；这些成果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人口数据研究的认识，并给出了相应的校正方法和数字。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文明，因而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成果蔚然可观，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⑾和《辽金农业地理》⑿、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⒀、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⒁等一大批论著，从不同时空角度探讨了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的关系以及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等。从侯仁之先生开创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日趋成熟，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⒂以及唐晓峰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一书中有关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是近年这一研究领域的总结性成果；古都作为特殊类型的城市，既是一个历史积淀综合体，又是一个有复杂空间结构的地域综合体，历史上古都的迁移是文明中心转移的重要表现。从20世纪20年代的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到30年代的六大古都和80年代初的七大古都说(包括杭州和安阳)，在我国掀起一场古都研究热，成立了古都学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⒃。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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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严文明：《中国农业和畜养业的起源》，《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稻的研究”打印稿，2000年。
③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④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⑤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六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⑥葛剑雄等：《中国人口史(六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⑦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⑧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⑨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⑩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⑾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⑿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⒀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
⒁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⒂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⒃邹逸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年来发展迅速，成绩斐然，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①，颇具文化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作出了示范②。
五区域综合与重大事件研究
随着现代地理学区域综合集成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地理学相应也开展一些区域性或地域性的综合研究，并成为近年来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从地域上看，研究较为深入的有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西北地区、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主要成果有吴祥定等著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变化》③、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④、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⑤、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⑥、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⑦和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⑧等。与区域综合研究相对应，历史地理学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极端环境事件、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相互关系，近年来开展了不少工作，如于希贤的《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⑨、郑景云等的《气候突变：史实与意义》⑩以及满志敏、刘仁团等分别对发生在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⑾；同时，通过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理学研究也表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环境异常有着不谋而合之妙，如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均发生于气候寒冷期，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明初兀良哈三卫南迁等历史事件也发生在气候变冷变干时期⑿。
对我国古代重大建筑工程和水利工程的专题研究，在历史地理学中也蔚然成风，最为突出的如长城、运河与都江堰等。不同时期的古长城遗址在我国北方留存不少，作为一种军事防御工程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已初具规模，秦统一后，筑起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的万里长城，成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大量研究表明：长城是中国北方一条重要的文化界限，是自然和人文的混合产物，是定居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分野⒀。中国运河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即先秦鸿沟运河系统、隋唐南北大运河和元明清京杭大运河；现今依然蜿蜒于中华大地之上的京杭运河，是可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历史工程，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交流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⒁。都江堰是我国历史早期众多水利工程中最著名的一个综合性水利工程，始建于秦昭王51年(公元前256年)，都江堰的名字是宋代确定的，就其工程设计与技术水平而言，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至今还发挥作用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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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③吴祥定、纽仲勋、王守春：《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演变与水沙变化》，北京：气象出版社，1994年。
④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⑤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⑥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⑦孙进已：《东北历史地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⑧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⑨于希贤：《近四千年来中国地理环境几次突发变异及其后果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⑩郑景云、葛全胜、张丕远：《气候突变：史实与意义》，《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14卷第2期。
⑾满志敏：《光绪三年(1877)北方大旱灾气候背景研究》，《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仁团：《“丁戊奇荒”对山西人口的影响》，《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⑿张丕远：《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⒀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⒁、于德源：《中国运河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⒂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
六历史时期人地关系与适应模式研究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问题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多变性和复杂性，至今为止对这一命题的综合性与理论性研究尚不多见。绝大多数学者依然仅就具体事件的个例开展讨论，以至于1998年邹逸麟教授专门撰文呼吁应加强对人地关系的历史研究①。就当前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与自然环境演变对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前者研究更为广泛而深入，出现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②、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③、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④、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⑤以及纽仲勋等《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⑥等。后者研究工作开展得相对较迟，近年来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⑦、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讨论》⑧、满志敏等《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⑨、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⑩、方修琦等《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⑾以及葛全胜等《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⑿等。
适应模式研究近年来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部分学者也已开始关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虽然具有显示度的研究成果尚属鲜见，但这一研究领域所带来的广阔前景及其对今后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七基础资料的积累与新技术应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历经数十年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包括历史文字资料、自然记录资料、文物考古资料以及数据库等。历史文献资料如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气候变化研究组及其合作伙伴从古代文献(经、史、子、集)、明清方志、清民档案、报纸及其相关文献中收集整理的中国历史时期环境变化资料，中国气象科学院从各朝史书及方志中收集整理的中国3000年气候记录总集以及各省市区气候及其相关研究部门整理与编辑的自然灾害史料，卜凯主编的《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⒀，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亩地、田赋统计》⒁，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⒂、《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早》⒃，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资料年表》⒄，沈怡《黄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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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
②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③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④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⑤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⑥纽仲勋等：《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自然资源》，1983年第1期。
⑦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⑧张丕远：《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讨论》，《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议论文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8—263页。
⑨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19卷第2期。
⑩韩茂莉：《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地理研究》，2000年第19卷第3期，第324—331页。
⑾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自然资源学报》，1999年第14卷第3期。
⑿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14卷第4期，第32—40页。
⒀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⒂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
⒃徐近之：《黄河中游地区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早》，《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
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表》①，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②，以及各朝代人口统计资料与各种地图资料等。自然记录资料如地层剖面、地层年表、树轮数据资料、冰芯分析资料、孢粉分析资料以及各类综合考察所形成的资料汇编等。文物考古资料以1956和1981年进行的全国性大规模文物普查的资料最为详尽，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版《中国文物地图集》②这套大型的工具书。上述所积累的资料为今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数据库、GiS等新技术的普遍推广，为历史资料整理与保存提供新途径，一批以历史资料为主体的数据库如历史时期环境变化数据库④、中国历史地震数据库⑤、历史地图数据库⑥等先后建立了起来。这些数据库的建设不但减少了人工处理与保护资料的工作量，实现了资料的永久性保存，而且也为多种资料的对比分析和相互校核提供了重要基础。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信息技术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⑦。复旦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业已启动，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为我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学在定量化、信息化研究方面，与地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结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进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应用与推广，为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⑨。
除上述几个方面的进展外，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在其它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⑩，并在与相关学科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构筑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术继承人和学科带头人。其中在研究方法方面，历史地理工作者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献考据法的基础上，成功引入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地理学的野外考察法，并积极借鉴和应用在现代地理学中广泛运用的分析手段(如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14C年代测定、航片卫片判读及遥感等)和信息技术手段(如GiS等)，从而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通过几代学者的严谨开拓，形成了以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为主要构架的两大研究领域，涵盖了历史气候、历史地貌、历史植被、历史动物、历史河湖水系、历史海岸、历史沙漠与黄土以及疆域政区、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医学地理等，构建了当前这样“枝繁叶茂”的学科体系。在队伍建设方面，每一代历史地理学家都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不断发展，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队伍也不断扩大，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带领下走上学术舞台，成为各分支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基本已形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结构相对合理、门类较为齐全的研究队伍。这些进展不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未来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重要学科参与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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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怡：《黄河年表》，军事委员会资料委员会，1935年。
②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③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
④郑景云、郝志新、狄小春：《历史环境变化数据库建设与应用研究》，《地理研究》，2002年第21卷第2期，第146—154页。
⑤周成虎、裴韬、李全林等：《近500年来中国及邻区强震空间格局及迁移模式初步分析》，《地球科学一一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306—314页。
⑥满志敏：《关于CHGiS第二阶段数据模型的定义问题》，《历史地理(第十九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⑦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学信息化若干问题的探讨》，《地理科学进展》，2001年第2期，第131—136页；王均、陈向东：《历史地理数据的GiS应用处理—以清时期的陕西为例》，《地球信息科学》，2003年第1期，第58—61页。
⑧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与前景》，《东南学术》，2002年第4期。
⑨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第374—384页。
⑩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辽阔的疆域和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它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拥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历史地理学者，并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明天奋斗着。结合当今地球系统科学、地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新动向，我们认为①：新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应以探寻当今人类适应环境变化模式的历史证据为目标，以文献分析、野外调查、考古发掘等传统方法与现代实验技术、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为手段，以编制5000年来华夏故土嬗变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谱为主要平台。将学科发展融合到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难预见，只要学界同仁瞄准方向，共同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必定能在不久的将来，为国际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做出具有重大显示度的贡献。
(后记：张丕远、纽仲勋先生审阅了本文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2003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暨两浙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研讨会”上，多数与会代表为本文的修改贡献了自己的思想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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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满志敏、方修琦：《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2004年第23卷第3期，第374—384页。
progressinChinesehistoricalgeographyinthe20th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