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篇1
[关键词]宽窄哲学；科学实践哲学；类比联想；哲学论证；辩证法
党的报告作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论断。一方面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科学性、完备性研究不断深入开展；另一方面，推动“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研究蓬勃发展。2017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组建宽窄哲学研究院，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当前，需要对宽窄哲学的研究进行总结，以为深入研究创设条件、开辟发展道路。
一、宽窄哲学的兴起与前期成果
成都作为中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①，有着深厚的“宽窄文化”底蕴；老城中的宽窄巷子②，武侯祠中的宽严对联③，为世人所称颂。
进入21世纪，“宽窄哲学”受到重视。2017年3月20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揭牌宽窄哲学研究院，拉开了宽窄哲学研究的帷幕。2018年9月，中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与李明泉、汤柱国共同主编的《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一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李后强的“宽窄相对论与模糊论（代序）”一章，李明泉、李昊原撰写的“前言”——“宽窄：衡量和把握万物的尺度”，以及正文九章共同组成。书中还有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彭传新的“跋”——“宽窄哲学的应用”。
“宽窄相对论与模糊论（代序）”，阐述了七个问题：宽窄的几何流变；宽窄的复杂几何；宽窄狭义相对论；宽窄广义相对论；宽窄量子论；宽窄数码论；宽窄模糊论。
前言“宽窄：衡量和把握万物的尺度”，内容包括八部分：宽窄与感知尺度；宽窄与空间转换；宽窄与量质互变；宽窄与场域生成；宽窄与巴蜀智慧；宽窄与中庸之道；宽窄与价值尺度；宽窄与生命智慧。
正文九章，依次讲述了“西方哲学中的宽窄”①，“中华文化中的宽窄”②，“巴蜀文化中的宽窄”③，“宽窄与生命智慧”④，“宽窄与生存智慧”⑤，“宽窄与生活智慧”⑥，“宽窄与生态智慧”⑦，“宽窄与商业智慧”⑧，“宽窄启示录”⑨。
2018年10月，首届“宽窄哲学高峰论坛”在成都京川宾馆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在蓉高校、社科研究单位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会长董振华作了题为“宽窄辩证法与生活哲学”的主题演讲；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学习与研究》原总编辑薛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研究》主编崔唯航，分别以“宽窄思维和中庸宽容的价值”“宽窄哲学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意义”为题，进行了主题演讲[1]⑩。
在首届“宽窄哲学高峰论坛”上，笔者认为《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一书书名大气，用语机巧，虚实得当；“序”和“前言”气势恢宏，哲思深刻，文笔清新，相得益彰，堪称科学与艺术融合的结晶。正文九章，从古往今来、东方西方、知识与实践等方面诠释宽窄哲学现象，探讨宽窄哲学体系，言说宽窄哲学在应用和实践层面的意义；每一章的“一级标题”下都设有“宽窄说”，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显得十分精当，既令人感受到书的内容都紧扣“宽窄”，又令“宽窄”引人入胜（圣）。
二、宽窄哲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宽窄哲学的提法，最初源于成都的企业文化建设，而不是来自哲学的殿堂，因此遭到一些人的轻谩和诟病。宽窄文化与成都相关联，是一种地域文化；而宽窄哲学又源于宽窄文化，因此也就是一种地方性哲学。然而，凡哲学都强调普遍性，因而具有普适性，这就形成一种矛盾。
下面论及的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占先”现象，爱因斯坦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论断及其“概念创造方法论”，折射了宽窄哲学研究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从广义上讲，就是指合规律性，有存在的根据和合理性，以及方法论根据；从狭义上讲，指有权威的科学方法论支撑。而在明确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理论后，也就不应该有“宽窄哲学出自地域文化，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样的轻谩和诟病。
第一，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占先”现象。这里的“他者”，是沿用西方后殖民理论中一个常见的术语。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的世界视为“他者”，按其语义，“自我”与“他者”相互对立。
近代自然科学的源头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与希腊时期乃至古罗马时期的科学，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到了近代，科学认识活动发展得比较系统、比较成熟，具有了下列特点：（1）有一批专门从事科学认识活动的科学家，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2）组成一定的群体，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3）采用一套专门的认识方法、研究方法和认识工具；（4）采用一套专门术语、专门符号，并以此建构一定的理论体系；（5）不仅能成功地解释已出现的自然现象，对尚未出现的自然现象作出预言，也可以通过观察、实验来试验[2]。随着科学对于世界各个方面分门别类地深入研究，形成了许多学科领域，于是学科领域内部是“同行”，学科领域之外就是“他者”。随着科学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即科学研究的经验材料来源于科学实验而不是生产实践，于是生产实践部门成为科学研究部门的“他者”。知识的创造主要来自于专事研究的科研单位，本学科的知识创新主要来自于本学科的知识生产者，这已成为学术界的“无意识”的观念。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观念，实际上潜含着“知识的创造，以专门的（专业的）科学研究部门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然而，科学史上却存在着数不胜数的“他者占先”现象。最典型的莫过于作为自然科学基本原理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原理的发现，因为对其进行开创性研究与论述的两个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啤酒生产商，前者是德国人迈尔，后者是英国人焦耳。又如，著名的大陆漂移说是魏格纳作为气象学家提出来的，而不是当时的地质学家或地球物理学家提出的①。
第二，爱因斯坦“概念创造方法论”与宽窄哲学的“合法性”。爱因斯坦的概念创造方法论对现代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有深刻的影响。爱因斯坦讲道：“科学力求理解感性知觉材料的关系，也就是用概念来建立一种逻辑结构，使这些关系作为逻辑结果而纳入这样的逻辑结构。对构造全部结构的概念和规则的选择是自由的。只有结果才是选择的根据。那就是说，选择应当造成感性经验材料之间的正确关系。”[3]他认为，科学研究必须要有经验基础，要与经验相呼应，但科学认识不是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来的。从经验到理论不存在必然的逻辑通道。1952年，他还为这种方法论作出了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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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爱因斯坦概念创造方法论示意图
图1中，∑表示的是“已知的直接经验”，a表示的是“公理或一般性的假设”，由它们推出一定的结论来。这样，公理的演绎推导使我们由a通过逻辑道路得出个别结论S。然后S可以同∑相联，这也就是所谓的用实验来验证。爱因斯坦强调，a和S中出现的概念同直接经验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但他认为概念与直接经验之间最终必须要有可靠无误的现实“对应”[5]。
既然“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也就很容易理解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占先”现象了。因为概念不能从直接经验通过逻辑过程（“归纳”“推理”等）产生，而只有通过非逻辑过程（“直觉”“假说”“猜测”“想像”等）创造出来，那么在科学的发展中被证明为有用的、正确的概念，最初就不一定是本学科的资深专家提出来的，而可能就是“他者”所为。明确这些，在宽窄哲学的发展问题上，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过分看重“宽窄哲学”概念的来源，即是说，“宽窄哲学”概念是谁提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宽窄哲学”能否引起专业的哲学家的重视，并对其继续进行论证而推进其发展。换言之，历史上“大陆漂移”的概念是由气象学家魏格纳提出，还是由地球物理学界的资深专家提出，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概念能否得到科学界的认同与发展。并且，正如大陆漂移学说最后的理解与魏格纳最初的理解大相径庭②，宽窄哲学最后的理解，也可能会与初创者的意蕴有很大的区别。
第三，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与宽窄哲学的“合理性”。这里的“合理性”，狭义上讲，是有某个理论在进行支撑；广义上讲，也就是具有合规律性与合法性等。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是建立在揭示某种规律基础上的，而揭示规律必须采用正确的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Geertz）将其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系列演讲集结命名为《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出版了一部阐释人类学的论文集。从其标题中可以看出，“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指各民族在自己的生活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的认知和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神话、宗教、艺术、民俗等文化。地方性知识概念一经提出，受到学术界广泛的重视，成为各种后现代主义对抗“全球化”“科学化”“统一化”“西方化”的有力工具[6]。
劳斯（JosephRorse）是美国新生代科学哲学家，20世纪90年代创立了“科学实践哲学”。通常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就是要确立以下基本观点：一切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在本性上是地方性的，因为“一切科学家的实践活动都是局部的、情境化的，是在特定的实验室内或者特定的探究场合的，从任何特定场合和具体情境中获得的知识都是局部的、地方性的，走向所谓的普遍性是科学家转译的结果”[7]①。
论及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理论，对认识与理解宽窄哲学研究有以下启示：第一，正如我们在明确知识创造领域中的“他者占先”现象、爱因斯坦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论断及其“概念创造方法论”之后，就不应该对“宽窄哲学的提法最初源于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而不是出自于哲学的殿堂”有所轻谩和诟病；在明确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理论后，也就不应该再对“宽窄哲学出自地域文化，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有所轻谩和诟病。第二，按照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理论，科学理论的传播并不是靠着知识的标准化就能够实现，必须要与社会的需要有效地结合起来。建立理论，获取真理是一回事；把理论扩散开来，使之在更广宽的社会中成为有效的知识，进而使理论揭示的真理确立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换言之，真理的确立与传播，不是简单地靠真理自身与掌握真理的人就可以确立与传播开来，尽管好酒不怕巷子深，但是成为好酒还要会吆喝。理论传播与扩散，与社会的需要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当代科学技术源自西方，这是人们普遍承认的一个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当代的科学技术是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这种“地方性知识”扩散的结果②。
三、宽窄诗意与类比联想
宽窄是人对事物空间现象的直接描述，也是人对具体空间的一种直接感受，它与平面空间的“尺度”相联系。当我们提及“尺度”，立即就会想到数字，并且将尺度和数字相统一；借助于已知的东西（即标尺和尺码），一个被检测物体的“宽窄”（尺度）就被量化，成为可知的。而当我们说“不论世上的路有多窄，唯有心宽的人能通过”[8]，这里的“宽窄”就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看到和触摸的物体的外部形状和范围的物理空间，而是精神意识中的空间，即认知空间、心理空间、审美空间和文化空间。但是，宽窄真实的“空间性的再现”只能是物质的广延本身，即建筑、设施、道路本身作为表象、符号（符号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摆脱直觉当下给予的感性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他的表象都不具有这种空间性的再现能力。宽窄缘何由物理学进入形而上学，闪耀起辩证哲学的光辉，这是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重要问题。
2019年7月13日《华西都市报》发表了西南大学曹廷华教授的文章《宽窄的诗意与诗意的宽窄》。笔者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宽窄哲学前期研究使“宽窄”由物理学进入形而上学的奥秘。“宽窄的诗意与诗意的宽窄”一语，可以成为对宽窄哲学前期研究成果的最好概括。所谓诗意，是诗人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对于现实或想象的描述与自我感受的表达①。一如曹廷华所言，宽窄形式美感要能生发诗意，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那就是宽窄的空间中必须有活动的人和人的活动。由此，宽窄会激发人们对类比器物或状态的关联性联想，并随关联性联想而衍生体验性人生感悟[9]——宽窄哲学前期研究成果正是这样的“诗意联想”“类比联想”的产物。宽窄狭义相对论、宽窄广义相对论、宽窄量子论、宽窄数码论、宽窄模糊论等“宽窄诸论”，是把宽窄概念与现代科学的若干重大理论成果相联系，运用的是“类比器物或状态的关联性联想”。而《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的前言与正文，除了“类比器物或状态的关联性联想”的运用外，更多的是“随关联性联想而衍生体验性人生感悟”，这从前言与各章的标题就清楚可见。在这些章节的字里行间，“随关联性联想而衍生的体验性人生感悟，极大地丰富了宽窄及其关联性状态所可能展现的诗意，让诗意的宽窄远远地超越了宽窄的诗意。因为在这样的层面上，宽窄的诗意已经转化为人生的诗意，诗意的宽窄也升华为诗意的人生”[10]。
类比联想，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形象思维方法。形象思维方法是以思维中的形象及其活动为依托的，涉及对表象的分解、选择、组合等加工制作活动，在诗歌、绘画等艺术创作中有广泛运用。类比联想是从一类特殊对象的知识过渡到另一类特殊对象的知识的形象思维方法。例如，人们用暴风雨比喻革命，用毒蛇比喻恶人，就是运用了类比联想的方法。类比联想反映的是事物的相似性。相似有质似与形似。所以，有些类比联想在事物之间性质关系上展开的，有些在事物之间形态关系上展开的。所谓质似，指的事物在性质上的相似。例如，由恶人而想到毒蛇，这种类比联想就是取其质同。尽管形态极不相似，但其恶毒的本质是相似的。从恶人到毒蛇的联想，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恶人的凶残、歹毒的本质，在思维中形成了一幅非常深刻的关于恶人的形象。所谓形似，指的是事物在形态上的相似。例如，由万山红遍的杜鹃花而联想到燎原的烈火，由绚丽的朝阳联想到殷红的鲜血，都是形态上的类比联想。
类比联想不是逻辑推理的方法，而是一种猜测的方法。宽窄哲学的论述不能停留于类比联想阶段，因为哲学论证首先要遵从充足理由原则，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而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②。充足理由原则包含两个基本逻辑要求：一是理由必须真实，论证者必须断定所提出的理由即论据是真实的；二是理由与推断之间有必然联系。哲学论证的结论必须是通过一定的逻辑程序从它的前提中必然地引伸出来的，因而“燕山雪花大如席”是类比联想的产物，而不是哲学论证的产物。
四、宽窄哲学与辩证法
宽窄哲学研究的前期成果明确了“宽窄”是关系范畴，“宽窄说”是辩证矛盾学说。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辩证矛盾是关系范畴的黑格尔曾写道：“上与下、左与右、父与子等等以至无穷最琐屑的例子，全都在一个事物里包含着对立。上是那个不是下的东西；上之被规定为只是这个而不是下，并且只是在有了一个下的情况下才有的，反过来也是如此；在每一个规定中就包含着它的对立面。”[11]他还说：“在对比规定中……矛盾就会直接暴露出来。”[1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这种思想，认为辩证法的矛盾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所具有的那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然而，波普尔在《辩证法是什么》（1938年）一文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激烈的批判③。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哲学的非辩证法运动在现代哲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吉林大学贺来教授写道：“我们应该克服一种简单化的态度，即认为分析哲学对辩证法的诘难和批判纯属无中生有，甚至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哲学家对辩证法毫无根据的诬蔑和谩骂……分析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理论背景的，它是与辩证法理论的历史状态内在相关的……那就是：由于在历史上，辩证法长期处于‘无根’状态，人们长期以知性化和实体化的方式理解辩证法，致使辩证法呈现出一幅扭曲的形象。”[13]孙正聿教授也曾写道：“当我们毫无例外地把一些问题简化为‘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时候，当我们论证一些问题空洞地强调‘作用’与‘反作用’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联想到恩格斯所批评的‘官方的黑格尔派’？我们是否警惕自己把‘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14]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不少学者致力于辩证法的重建工作，力图构筑辩证法的坚实根基。在此背景下，我们述说宽窄哲学与辩证法的关系时，也就必须说明宽窄哲学属于什么性质的辩证法。
五、构建宽窄哲学的“三步走”
在首届“宽窄哲学高峰论坛”上，笔者提出，构建“宽窄哲学”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收集材料，表达思想，抒发理论愿景；第二步是整理材料，论述思想，批判理论愿景；第三步才是脚踏实地地构建理论。《宽窄九章——写给大众的哲学》的出版，标志着第一步已经完成。在以收集材料为主体的第一阶段，通过普遍联系的辩证眼光，认识和阐述“宽窄无所不包”，“宽窄渗透在万事万物之中”，是其目标和任务；思辨性构想与发散性思维、“畅想—联系”的文化研究是必需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阶段及其特点，可以与古希腊阶段的朴素辩证法相比拟。
以整理材料为主体的第二阶段，需要厘清宽窄哲学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关系，厘清其与西方哲学范畴尤其是近现代、现当代西方哲学理论的关系，厘清其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关系；并且要给宽窄哲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划界，揭示宽窄哲学的本质；要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为第三步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第二阶段上，哲学的规范化研究及其批判性思维是必需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从一般性的联想进步到规范的学理性论述。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篇2
【关键词】历史教学；综合能力；培养策略
随着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高中历史教学方式的优化应该着眼于学生能够充分参与到学习过程来，体验历史、解读历史，从对史实的分析中提炼出理论，做到史论结合，最终综合得出正确的认识。因此，通过多种途径优化历史教学，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是深化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重要载体之一。
一、加强双基教学，培养综合意识
综合能力的培养必须依托于扎实的学科基础，因此实行综合教学，非但不能削弱各学科的基础地位，反而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近几年的浙江省文综高考试题分析可知，学科内大综合的前提是对主干知识进行梳理，务必夯实基础。由此可见，双基是综合的基础，基础越厚实，综合就越容易。历史学科是一门更多地体现具体性、综合性的学科，但历史知识浩如烟海，如何才能准确地掌握并能灵活运用呢？这就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历史知识结构，包括历史概念、基本线索和阶段特征等。可以进行纵向联系，即按时间顺序的先后联系。也可以实行横向联系，即按一个时期国与国、人与人、事与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这正如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指导学生进行梳理，以点、线、面的网络结构来简约化纵横交错的知识点，从而理清思路，抓住重点，以纲带目。因此要把知识点纳入到历史阶段中去重组，形成阶段特征，再以历史的阶段特征构建整体历史观，进而从全局，即从全球的角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从“文综”高考历史题目的内容来看，属纯知识性和纯记忆性的知识正在逐渐淡化。从时间上来说，只须明了大致的年代就可以了，如某世纪几十年代、早期、初期、中期、晚期、末期等大致性的时间，而不是涉及到年月日。再如事件不重过程而注重理性的分析，重视背景和影响的记忆和理解。所以在教学中，很多不重要的时间就不必刻意要求去记忆，史实也是如此，一些不重要的史实可以忽略或只留下一些印象就可以了。而对一些理解性的东西，尤其是重点知识，分析必须要到位，理解一定要透彻，它往往是历史教学的重点难点，也往往是题目的出发点，也是学生的薄弱点。比如2009年浙江文综历史卷关于工业革命的原因、影响等知识点的考查就来源于教材，又需要充分的理解。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应该适当地减轻学生的记忆负担，加强理解和理性分析能力的培养，从而为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打好知识基础。
二、注重学科融合，提升综合意识
加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融汇其它学科的知识、做到触类旁通。指导学生能从历史知识点联系到其他学科知识，或从其它学科知识回归到历史知识点。再通过引导学生沟通学科之间的联系，从繁杂的历史知识中梳理出门类，以开拓多元思维的能力。实践证明，知识的融合程度越高，迁移程度就越强，思维的展开空间就越广。
历史与语文问题的答题方法有相似之处，因此可发挥语文阅读、写作和材料解析的功能。比如历史的材料解析题就可采用语文阅读理解的方法进行理解，这要求历史课堂教学中必须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多用论证或讨论法来增强学生对材料解析题的理解，用史论结合的表述法来提高学生答题过程的表达能力。
历史教学还可运用哲学的思辨方法，可把哲学的分析、概括、思维、论证的原理运用到历史的综合分析中来。政、史两科同属于社会学科，研究的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特征，都旨在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价值观和人文素养，因此对理论有一定的要求。反应在考试题目上主要为运用政治学常识、经济学常识、法学常识、哲学常识来辨识历史，评价历史。反过来，要求用历史基础知识去加深理解政治理论，去分析事物现象的规律与本质，使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得到解决。
历史与地理学科的有机结合主要体现在历史发生的地域性、环境变化等问题上。历史与地理息息相关，历史学科中的时空概念、人与自然地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文化传承等内容与地理学科有着广泛的渗透和联系。史地综合主要体现在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相互交叉上，从地理学角度可考查一个地区自然的、经济的发展特点。而从历史的角度则可以考查该地区在历史时期曾出现过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其影响和意义。
在历史的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常规性的，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学科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众多史实，无论其是戏剧性的，抑或是悲情式的。如选修四《中外历史人物评说》就很好地提供了内容丰富、具体而生动并有很强感染力的英雄，这决定了其在发挥德育功能方面起到了独特地好处。我们应该通过历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理想、前途、世界观、人生观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教育学生做一个勇敢、正直具有高尚情操和远大抱负的人。
三、发展多元思维，提高综合能力
综合教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学习思维的多元化。多元思维是一种综合性的思维，要求从思维的各个层次出发，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它包括：思维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逻辑起点，不同的思维程序来考察世界，而不拘泥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互相连接，通过各种思维形式多层次地解释事物的联系，思维过程依据一定的条件而相互转化。多维思维的培养，需要教师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方法，长期训练加以落实。
1.比较研讨，深究问题
比较研究就是一种能从宏观上把握事物特征，进行思维联系与拓展的好方法。对于具体的知识学习，例如探究必修二专题三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中的“和化运动”，教师可以使用材料研习和问题讨论进行比较研究，培养学生的多维思维。
出示材料：第一组：党中央对工业化指标的多次修改、画作《林荒鸟无踪》。设置问题：（1）“左”的错误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讨论后综述：“左”的泛滥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的质量下降，国民经济的结构畸形化，生产与消费的严重失衡，生态严重破坏，资源的极度浪费等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2）分析错误的深刻原因，讨论后归纳出结论，和化运动，违背了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首先体现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上。整体由局部组合而成，局部的变化相应会引起整体的变化。就国民经济而言，只有遵循工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合理布局，才能保证国民经济良性健康发展。而和化运动，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其他，只能招致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其次直接违背了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盲目强调经济的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论，大片林木被毁，酿成恶劣的环境灾难。另外，它还违背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认识，实践证明最终只能遭受自然规律的惩罚。第二组：的《故乡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教师引导讲解：《故乡行》正是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图景。诗歌反映历史，以历史解读诗歌。反映了作者在众口一词中独到的理性思维和饱含的忧国忧民情怀。
在材料的阅读中教师应注意对材料要做到精选，即材料的选取应具有明确的针对性，难度适中，篇幅适当。同时出示材料时要依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做到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当然教师的指导应该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的始终。
2.组织辩论，活化思维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教师可以针对一些复杂性的问题，组织学生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活动，加深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有效拓展思维，发展思辨能力，从而培养创新精神，有效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例如学习了必修一专题三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中的“辛亥革命”，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开展辩论活动。例如设计辩题：⑴辛亥革命成功了；⑵辛亥革命失败了；⑶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结果实之花。你同意哪种说法？学生分组充分合作准备后，在辩论中不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有学生说：“辛亥革命成功了，它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有学生则说：“辛亥革命失败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社会性质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学生久久地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从而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究，从注重学习结果转变为注重学习过程，从课内学习延伸到课外探究，从教材内容学习拓展到书外知识补充……这样就有效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3.内化特征，拓展思维
历史学习应该加强学生的知识内化，思考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惟有具备良好的认知机构，先有意识地实现学科内部的综合，方能为建立跨学科的联系打下基础。这正是当今素质教育要求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特质。因此，历史学习要加强学科内综合的训练，尤其是纵向的联系，要重视一些小专题的理解，一些小专题往往也是一个重点，能比较系统地反映一个问题的全貌。适当加强与政治、地理知识之间的横向联系。历史知识落实到地图与地理知识相联系，并用政治观点加以解释、理解和运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政史地的有机结合。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写作历史小论文，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知识、提高思想认识和培养综合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助于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学风；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
⑴明确要求，注意区别。叙述类的历史小论文要求概括叙述出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结果、意义或历史人物活动的各个方面。论述类的历史小论文要求以史实为主，加以适量的评论。论证类的历史小论文要求以论证为主，穿插史实以证明材料中作者观点或题目所给观点的正误。联系比较类的历史小论文要求通过横向或纵向联系比较来考查历史事物的异同。学生容易把论述和论证两类题目搞混，两者相同的地方是史论结合，不同的是前者以史为主，论从史出，后者以论带史。对此，教师应该加强指导，注意区分，从而使学生明确写作要求。
⑵规范步骤，注重示范。学生初写历史小论文需要教师加强示范，让学生“依葫芦画瓢”，掌握步骤，学会规范。例如论述类的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步骤是：史实、分论点+史实、分论点（与上一步是并列或递进关系）+……+总论点（即结论）。比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有哪些变化？其原因和目的各是什么？”对此就要分层论述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华政策的史实和分论点，最后进行概括评论。又如通过十年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学习，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联系现实写作小论文，谈谈如何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许多学生在小论文中写道：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虽然总体说来成绩大于失误，然而个中蕴涵的“左”的错误却不可忽视，并由此将建国后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单一集中模式的弊端进一步推进，从而导致机制上的僵化集权，终至酿成“”的十年悲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正是从这一历史中汲取教训，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行生产关系的全而调整，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后三十余年的成就表明，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只有将生产力的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⑶循序渐进，逐步提高。依据学生年龄和心理特征以及学习进展，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要由浅入深地进行训练。高一学生宜写叙述类小论文，学会叙述史实，初步接触尝试论述类小论文；高二阶段侧重训练论证类和论述类小论文；高三阶段可以侧重主题研究类、联系比较类等小论文。这样逐步深入，让学生从再认再现历史、对事实的分析归纳逐渐转向对观点的理解把握上来，培养学生史由证来、证史一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思维能力和筛选、分析、提炼材料的能力。
⑷定期评改，深化提高。教师应该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师生评改活动，让学生的历史小论文中规中矩：1）体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的历史思维；2）尊重史实，在史料的运用上能够通过史料了解过去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3）符合写作标准，要求观点要鲜明，论据要充分，论证要有力，逻辑清楚，层次条理分明，文字简明准确，首尾呼应，分层叙述；4）张扬个性，能够有自己独特的探究发现或自圆其说。
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今天仍然保留着生命力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要想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其关键是应该研究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最先进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视为灵魂。只有以这种史观和方法为指导，才能使我们观察历史和社会问题沿着一条正确的路线，才能使我们解决历史问题的过程变得更加自如，逐步地接近客观实际，逐步地揭示真理。
【参考文献】
[1]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篇3
联合培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有关专业课程的安排，在课程的类别和具体的课程选择上，我们和美国的学校基本是相似的，就是具体的学分和教学方式方法还有一定的差异，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变。1.开设英语授课的专业课程，注重案例教学。（1）开设英语授课的专业课程，提高教师英语授课水平。国内高校必须开设英语授课的专业基础课程，必须开设三门以上的英语教学专业课程，这就对我们专业课老师的综合素质，尤其是英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国内虽然加大了对双语课的投入力度，但整体的教学质量不容乐观，学生的反应并不好。以我校本科双语教学为例，双语课老师的授课总体评分低于普通专业课的总体评分。这个一方面与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有关，另外一方面和专业课老师的英语能力也相关，需要继续加大师资的投入。（2）增加与时俱进的国际和本土案例教学。目前国内硕士培养的专业课程讲授要么专注于理论，忽略实践；要么案例陈旧，不符合时代潮流，不能与时俱进。既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不能增加学生的上课积极性，更不能满足联合培养模式下美国学生和学校的要求。因此要一方面督促老师实时更新案例；另一方面要鼓励老师主动编写案例；第三要建立专业课课题小组，建立案例教学数据库。2.合理化学分分配。关于学分认定，大多数美国高校对国内研究生的学分认可程度低于对本科生学分的认可程度，因此国内的学分转换比例比较低，大约占整个学位要求学分的1/3，基于此，我校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学分分配比例如下表1。随着联合培养的不断展开，美国学校对国内高校认可度的提高，国内的学校需要争取更多学分的认定，这样有利于扩大我们学生参加的规模，降低学习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老师英语授课能力的提高；第三，也可以延长美国学生在我校的学习时间，有利于扩大我校的国际影响力。3.毕业论文方向的革新。美国的mBa学生一般来说没有毕业论文的要求，但是有相当多的课程论文和调研报告，这点可以和国内学校结合来重新设计。对于联合培养的学生，我们可以要求毕业论文的侧重点从理论研究转向实际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国内外学生合作调研的方式，即同时在双方所在的国家针对同类型的企业进行调研，根据指导老师的研究方向，结合企业的实际问题，提出相应的调研报告和企业问题解决方案。
二、联合培养的学生导师问题
1.双导师培养的界定及必要性。由于联合培养涉及到中美双方的学生，因此我们会给每个进合培养模式的研究生配备两位指导老师，一方是中国的老师，另一方是美国的老师。中国的老师和美国的老师在研究方向上具有一致性或者相似性。两个国家的导师都不仅有责任帮助学生确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也有责任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对方国家的文化、经济等环境，融入到对方学校的学习中去。2.导师的选择指标。（1）中方导师选择的标准。国内导师不仅需要和中国、美国学生经常交流沟通，还需要和美国导师间进行合作交流，这就要求国内导师要有良好的英语能力；导师的科研能力对学生的研究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导师对该培养机制的认可程度和加入的意愿决定了导师对学生的投入。（2）美方导师选择的标准。相对于国内导师英语能力已经不能作为国外导师的选择标准，所以我们主要从导师科研能力、导师沟通能力、导师教学经验、导师对联合培养机制的态度四个方面来评选。
三、联合培养质量评价指标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篇4
关键词：多元化教学；土木工程施工；教学；
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是一个比较基础性的课程，但是其涉及到的知识面却又比较广，单从专业学科的考量范围来讲，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涉及到地理知识、数学的运用知识、以及物理力w等知识都比较多。随着新时代对土木工程人才能力的需求的逐步提升，教学体系和环境都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教学难点也逐步增多，就需要我们不断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教学思维更新，进行课程相应的改革措施。结合当前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本文对土木工程施工教学的新思路做了一些探讨。
一、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方法
所谓“互联网+”就是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把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不少教育专家认为，将“互联网+”理念与教育教学相结合，将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目前，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存在几个问题：（1）理论教学环节与工程实践脱节，学生对工地现场生产活动缺乏直观认识；（2）实践教学环节流于形式，教师难以对学生实习情况进行追踪和评价；（3）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沟通困难，成果难以共享。
将“互联网+”理念运用于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能够很好地解决以上几个问题，比如：扬州大学等高校共同开发了“赞学网”土木工程专业生产实习实时共享平台，通过个人app手机终端，将每个人的实习情况实时传输到互联网络，通过大数据平台的整合，学生可以实现线上共享、交流和学习，教师也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实时指导、评价和评分。该平台将每个学生的实习内容量化评分，引入竞争排名机制，激发学生参与实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该平台的应用把施工现场搬进网络，让学生通过实习去认识工程、体验施工、获取经验、开阔视野、提高专业素养，解决了土木工程专业传统实习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但遗憾的是该平台只运用于解决生产实习资源共享和成绩评价问题，而理论教学环节问题并没有解决。部分高校教师也在尝试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不定期一些工程实际案例等资料供学生学习和讨论，但由于资源过于碎片化、优质资源匮乏及缺乏教师评价环节而难以为继。
因此，将“互联网+”理念运用于土木工程施工教学，开发一个教学app，这个系统将整合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教学评价、教学论坛四个环节，这在技术上应该不是难题，难题在于教师、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获取、制作、整理优质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慕课、微课，也可以是现场直播等形式。比如在讲解施工进度计划时如果通过软件在线直播工地现场生产例会，学生就会对该知识点获得比较直观的认识。建立和完善这个平台，对解决土木工程施工教学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应该是比较有效的。
二、互动式教学法
互动式教学以互动为主，通常配备课堂提问、答疑、讨论、学生讲教师提问等灵活的方式，这种交互也可以借助慕课、微课及翻转课堂等方式来实现，主要目的是使教学活动变得生动、高效，师生双方互相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开放式教学是通过将单一课堂教学活动扩展到学生的自学活动，自学活动可以进一步扩大到科学研究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如带领学生参观建筑工地、参加工地建设、参加应用性的结构设计、举行课外作品竞赛活动等。
例如，教师为全班学生准备不同的施工课题，让学生自由组合形成4～6人的兴趣小组，小组内推选小组长进行组织协调，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小组成员通过分工协作，对本次课程所学的施工技术或者施工工艺内容，进行交流互动和全面的总结，并提出本小组对该技术或工艺的学习心得或者今后的应用前景和发展趋势所持有的观点看法，成果以小论文的形式提交。之后，每组学生利用5分钟左右的时间，推选1名组员以论文报告的形式介绍本小组的讨论结果。学生讨论的成果和课堂具体表现应计入学生的平时成绩，从而实现同组学生分工协作，不同小组之间良性竞争。
三、结语
土木工程专业涵盖工程结构、土工、工程测量、土木工程材料等实验室，强调培养理论知识扎实、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均具备的复合型技术性人才。在土木工程施工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合理安排教学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杨璐，张文学.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改革思考与探索[J].高等建筑教育.2015（01）.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篇5
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趋势，主要看文学艺术对象是否提供可能性，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是否提供必要性，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否提供可行性。
(一)文艺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与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
研究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始终受制于研究对象，它是对象的“类似物”，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观方面与客体保持相互联系”[①]。因此，依据研究对象及其特征，才能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文学。
文学是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的附庸，是一个独立实体，还是一个系统，这在人类认识的不同历史阶段，认识是不同的。在古希腊美学和文学思想的萌芽时期，把文学和美当作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黑格尔，始终把文学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环节；中世纪神学则把文学作为维护宗教统治的工具；当今，文学被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按照现代系统观，宇宙万事万物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文学也不例外。与自然系统相比，它是由人“根据一定的原理”创造的“所谓立体性地统一起来的一个整体”[②]。当属人工系统。作为人工系统，它既是人与自然结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又是与社会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双向联系的开放系统、动态系统，它所具有的要素、结构层次、功能远比自然系统丰富和复杂。系统原则揭示，文学内部的各个要素(作家、作品、读者；生活、创作、欣赏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统，又与其他各子系统发生联系，构成一个综合化的大系统。不仅如此，它还置于艺术文化背景之中，与其他门类的艺术构成艺术文化系统。文学要存在、发展，又必须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关系，不断互相传递信息，进行系统的反馈运动，来实现自身的反馈调节运动。因此，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网络复合系统。
实际上，文学系统的内部要素、结构、功能远比这丰富复杂。即便如此，也可略见一斑。文学对象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为建构多样、综合、一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文艺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以文学的“某个部分、方面、侧面、层次、因素、阶段”[③]。为研究对象，就创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为对象的文艺社会学方法；以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语义学、结构主义方法；以作家、读者为对象的文艺心理学方法；以文学活动流程为对象的信息论方法；以文学功能为对象的价值学方法等等，不胜枚举。前苏联学者布什明在探讨文学研究方法时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学则承认用与对象的本质相适应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从文学的各个方面来研究文学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苏联著名学者卡冈对这一问题更是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认为，艺术是一个由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统，而它又置于整个艺术文化的大系统之中，依据它们各自的结构层次及相互关系，形成了许多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新学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图[⑤]。文学艺术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说：“对于今天的艺术——所有的艺术来说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这里没有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流派，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一分析虽有所偏颇，但却预示着文学艺术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历史趋势的来临。在当今，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综合展开研究的趋势，正是当代科学日趋分化和整体化的一种表现，是“寓于多”时代的要求。企图以“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将一去不复返。有望建树的学者，总是不遗余力去寻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知识旧体系的更替，新体系的建立”[⑥]。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现状的回顾和反思
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形成多样化的态势，既是对文学艺术本体观念变革的产物，又是对文艺学研究方法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有必要从历时和共时、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考察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和现状，在新的审视点上进行必要的反思。为此，我们将从4个坐标系上进行粗略考察。
1、中西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扬弃
在西欧，从古希腊时期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又称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和培根创立的形而下学的逻辑归纳法。其次还有历史归纳法、社会学方法、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学方法。这些方法虽有消长、斗争，但总是能够延续下来，至今仍被运用，故称为传统方法。
在中国，由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和经验，并同伦理道德挂钩”[⑦]。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经验主义的现象描述法、伦理道德的社会学方法。
上述传统方法的长处是：
第一，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强调从哲学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重视哲学对文学的指导作用。加之它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律，论证严密，思辨性强，有助于建立文学的知识体系。
第二，注重文学艺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哲学、社会、历史、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传统方法经过无数文艺理论家的继承和发扬，不仅为后人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逻辑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绎法与归纳法的论证程序、原则、方法等，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从上述三方面看，传统方法开辟了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的道路，为今后从宏观上，从整体上认识文学做了充分的必要准备。但是随着一个个“多元时代”(普里戈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是一个既有决定论现象，又有随机性现象；既有可逆现象，又有不可逆现象的多元时代。)的到来[⑧]。上述传统方法并不能涵盖如此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暴露出明显的不足。
第一，传统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测性、假设性，缺乏科学性。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的致命弱点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哲学的附庸，用某种先验的哲学观点和体系解释文学艺术，一旦两者不符，便将文艺削足适履。同时它所遵循的逻辑论证原则是从一般推出个别，一旦大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这种方法有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印度学者n·K·简恩说：“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方法已过时，运用这种方法，人们推测出一般陈述(假说)，并据此演绎出许多陈述。倘若每个演绎出来的陈述都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它就支持了假说。倘若情况并不是如此，则暴露出这个假说的局限性。”[⑨]
事实也是如此。从科学认识史上看，中世纪基本研究方法是演绎法，一切以圣经、教父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出发点和归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运用观测实验的科学方法，了托勒密地心说，而建立了日心说；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塞尔维和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了传统观念[⑩]。从文艺学研究史看，培根以科学实践观和归纳法把“美学由玄学思辨的领域转到科学领域”，“对审美现象进行心理分析”[11]。而黑格尔运用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导出了文学“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的错误结论。所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存在着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而中国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法，虽能从感性经验入手，以“极精炼而又隽永的语言点出关键”，其中也不乏“极明亮的思想火花”，但是它是一种猜测的、笼统的、直观的方法，缺乏思辨色彩，因此猜测性、假设性更大。归纳法较之演绎法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但归纳法的产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一，甚至抹杀二者的差异”[12]。因此不免流于经验，缺乏理性、科学性。
第二，归纳分析和综合分离。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互相提供前提的思维方法。归纳是演绎的基础，为演绎提供根据，而演绎又为归纳指明方向，提供前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哲学观点的分歧，历史上产生的演绎法和归纳法，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各执一端。文艺学研究领域中形而上学方法与形而下学方法的论争，就是认识史上这两种方法争论的反映。黑格尔在《美学》绪论中对此有过总结。他说：“谈到科学研究的方式，我们就走到两个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个方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只围绕着实际的艺术作品的外表进行活动，把它们造成目录，摆在艺术史里，或是对现存作品提出一些见解或理论，为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提供一些普泛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单就美进行思考，只谈些一般原则而不涉及艺术作品的特质，这样就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美的哲学”[13]。黑格尔从主观到实践上，都力图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哲学观上的唯心主义，未能科学地解决二者的真实关系，自己的研究不免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学思辨上来。
第三，以部分研究代替系统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单打一的方法，基本上就文学的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某一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且还误以为穷尽了对文学规律的认识，这样就以单项、线性、平面式的研究代替了多项、立体、网络式的研究，比如哲学思辨法以本体论研究代替美学研究；社会学方法以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以心理分析取代社会批评。这样，传统研究方法就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文学的自然质、功能质和系统质，无助于全面认识文学。
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利与弊的分析，是以系统方法为参照物，以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为目的去透视的结果，其中该扬之处，继承发扬光大；该弃之处，舍弃弥补改造。
2、西欧当代文艺学研究多元方法林立
到19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心理学、文化学长足的进步，西方文艺学研究方法学派林立、纷繁复杂。其名目之多、时间推移之快、重点转移之频，都是前所未有的。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精神分析、科学美学、语义分析、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原型批评、接受美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上述方法，无论其存在时间的长短，都有其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从某种角度看，还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但同时也应看到，它们有自己适宜的国情、范围，必然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对此也应科学地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多元方法的合理因素是：
第一，开展多角度的研究。传统研究方法把文学艺术作为一个静态的封闭实体进行研究，确认它的不可分性，因此至多研究它与社会、与哲学的联系，与科学的差异。而多元方法则分解文学实体，从社会、作家、作品、读者各个不同层次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即便像作品这样一个层面，也要继续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出现了语义、符号、结构、形式、阐释等研究方法。这不能不承认多元方法打破了传统方法拘泥一格的模式，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扩展了新的观察视点，树立了新的阐述目标，为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地研究文学和开辟新的天地做了必要的准备。
第二，各学科相互渗透，各种方法互相借鉴。西方研究者虽然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研究方法的正确性、有效性，但是为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又不能不自觉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各学科之间是互有借鉴和渗透的。比如心理分析导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发端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三论”是外来学科的方法的移植。由此可见，多元方法在各学科相互渗透，借鉴方面是有成效的。
第三，从某一角度的深入研究。从总体上看，多元方法林立、并存；从局部上看，各派对立、排斥，都想以自己的优势取代别的方法，因此迫使各派在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深入开拓。比如结构主义历经俄国的形式主义、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从雅各布森的“音素、语素、词、句等组合关系入手”[14]。研究文学，到罗兰·巴特建立的“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的研究模式，再到热奈特的4种主要叙述类型的研究[15]。步步进展，层层深入，开拓了从语言方法研究文学的空间。应该承认，在某角度的深入研究上，多元方法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以往的文学研究。
尽管多元方法有其历史的功绩，但由于它们大多以西方不同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因而有其不可弥补的缺陷。卡冈在评价不同的科学对艺术的研究时说：“迄今仍然是非系统的、杂乱无章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嫉妒的竞争中，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漠不关心的‘和平共处’中。”[16]这就是说，多元方法往往是各自独立、各走极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现今科学知识发展的水准上依靠系统研究的原则”对文学“展开综合研究”。这项任务，西方研究者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历史地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者的身上。
3、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改造创新
前苏联从19世纪的俄国开始，传统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历史方法。到20世纪初，由“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诗歌语言研究会”兴起的形式主义方法曾一度相当活跃。但不久，由于它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出现了将形式绝对化的倾向，而遭到了过分严厉的批判。之后，前苏联研究方法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是出于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原理，从而导致文学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17]。因而从50年代中期起，前苏联开始着手纠正这方面的问题。50年代被称为回顾和反思(或“解冻”)时期，主要是清算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从60年代开始，前苏联把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在组织上设立专门机构，出版专门刊物；在实践上大量介绍各种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尤·鲍列夫、卡冈、赫拉普钦柯、斯托洛维奇、叶果罗夫、马尔科夫、彼得罗夫等人，致力于新方法的研究，并著有专著。至此，在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庸俗社会学得到彻底清算，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并存，并把研究方法推向新的阶段。
前苏联在文学研究方法上历经的曲折、反复以至于最后达到繁荣，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强调对各种方法的兼收并蓄。前苏联政治生活的变迁、文学本身的变化、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自然科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在文学艺术和研究方法上的“大一统”和单打一局面，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的开放的时期”，对传统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兼收并蓄。这种做法反映了前苏联学术界研究学风的宽容、研究思维方式的辩证。一般而言，在研究中某种方法兴起确立之后，易排斥其他方法，一种思潮流行时，又容易否定过去，割断历史。鉴于历史教训，前苏联在进行方法论研究时，这种片面、对立、极端的倾向较少发生。因此在清算庸俗社会学时，并没有抛弃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强调内部研究时，也不否定外部研究；在吸收外来研究方法时，又不妄自菲薄；在坚持传统时，又不盲目自尊；在运用美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不放弃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这就保证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次，注意对各种研究方法的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各种方法都有它适应的国情、对象和范围，当它被移植或吸收时，必须根据自己民族的情况加以改造。前苏联学术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各种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比如风靡整个欧洲的接受美学到了前苏联，则被改造为“历史功能”研究。历史功能研究强调“分析一部作品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它在作者生前的时代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到它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在未来的时代所起的作用”。“用巴赫金的术语表示，历史功能阐释就是‘对应关系’的研究”，包括“作者同前辈的对话、作者同当代读者的对话、作者同未来时代读者的对话”。[18]从历史功能研究所强调的研究重点和三种对应关系类型看，它注重作品对读者的作用，这就把文学研究的重点从文本转移到读者身上，这与接受美学极其相似。但是它又克服了接受美学的某些片面性，把作家、作品、读者联系起来，更强调作品在当时、当下、未来三维空间中历史地、辩证地发挥作用。与接受美学相比，它们之间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更具历史性、辩证性。
此外，像结构主义这样的研究方法，前苏联学术界既充分肯定它是“深入研究艺术篇章的手段之一”，能起到“为研究工作者开辟广阔天地”的重要作用[19]。同时又严格地将结构分析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并给予新的解释。所有这一切表明，前苏联在引进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一方面兼收并蓄，一方面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再次，敢于创新，勇于开辟一条新路。
前苏联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新的应用领域的铺开；二是综合研究的兴起。从前者看，主要是表现在类型研究，历史功能研究、阐释和评价的方法产生及各种方法的应用上；从后者看，主要是从“综合角度，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来全面评定一部作品或一个文艺现象的外在作用和内在价值”[20]。
前苏联文学研究在挣脱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羁绊，开创了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之后，及时认识到开展综合研究的必要性。20世纪60年代末，前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艺术创作综合研究专门委员会，70年代初提出“综合考察和系统研究方法相符合”的思想，许多著名学者转向综合研究，并致力于应用。像鲍列夫和斯塔菲茨卡亚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指明了归纳综合的趋势。卡冈的《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系统方法》、《作为系统的艺术文化》等文章，则是综合研究的结晶。在综合研究中，他们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坚持历史的逻辑方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多种方法的运用、补充、渗透。只有这样，才“不会变为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和折衷主义，而只会成为对作品实行全面分析的因素”[21]。
前苏联对文艺学综合研究的主张、做法及成果，无疑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4、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变革的趋势。
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趋于单一。“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方法涌入，但迫于战争、动荡，未能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独断论、机械论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领域狭窄，思维方式保守，方法单一。具体表现为：就研究的内容看，注重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忽略文学的艺术美学特性的研究；就思维方式看，是单向、平面、线性定性的机械论、还原论；就思维角度看，是单一、静止和封闭的；就思维空间看，只有当下，而无历史的、时代的、当代的，只有中国，而无外国；就思维模式看，“一内容二形式，鉴定式的结论，调查式的评述”。文学研究上述问题，一直到1983、1984年开展“方法论”的讨论，才有所认识、有所纠正。
1984年，我国兴起的方法论讨论热潮，已经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表现为：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多元、批评方法的多元、批评实践总体结构的多元”[22]。随着各种各样方法的介绍和应用的尝试，目前“综合态势，已显露端倪”。但是这种综合仍然处于不自觉的交织糅合，而不是自觉的、融会贯通的、整体化的综合，还没有出现有影响、有见地的专著。与前苏联70年代相比，我们的方法论研究还需告别“告知、尝试”阶段，走向综合、整体化的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抹煞1984年的方法论讨论的历史功绩。应该看到它是对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机械论、独断论影响的产物；是我们民族方法论自觉意识的觉醒，它必将促进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
总之，从历时和纵的方面看，中外传统方法的扬和弃；从共时和横的角度看，西方多元方法的利与弊，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经验，我国当代研究方法发展趋势，都说明必须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的体系。
(三)文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可以理解为“人们按一定的方式、规则、程序输入和输出信息的思维活动形式”[23]。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4]
从人类认识史看，主要经历了原始、农业、分析和综合4个时代；人的认识对象中心由模糊的表象世界——实物中心——系统中心——元系统中心；人的思维方式由原始思维——以实物为中心思维——系统思维——元系统思维。
在人类的幼年时代，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根本无法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相信一切出于“神之手”。在认识对象上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都是以混沌模糊的表象呈现于世。因此原始思维是一种“以‘集体表象’为基础”“无逻辑特征”的形象思维，古代神话就体现了这种思维特征。
从奴隶社会到整个中世纪的农业时代，人类主要思维方式是“以实物为中心”[25]。在农业时代，由于“人们与自然界之间的交换活动仍然停留在实体交换水平”[26]。许多门类的科学知识尚未形成，科学认识的方法停留在直接观察上，认识论的模式是“以实物为中心”，即只局限于相互孤立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实物和现象上，去探求它们的质。前苏联学者库兹明在分析这一时代的思维特征时指出：“在这个阶段，认识是从现象上，即还是从外表上来看待对象的，认识还没有揭示出对象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没有揭示对象受它所属的那个系统的制约性和对象的质的过程”。这就是说，“以实物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具有直观、笼统、猜测、感性、孤立的特点。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表现为把文学作为一个实体，只从外部(自然现象或哲学)探讨文学的某些特征，因而文学一直是自然哲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庸。
从农业时代到分析时代，其中有一个过渡，即前分析时代(14～16世纪)；分析时代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交换活动中心已由实物转向能量，科学长足进步，科学研究则分门别类，研究方法由观察改为科学实验，思维对象自然仍以实物为主，但已不作为实体，而能够进行解剖分析；思维方式则主要是形而上学。这种思维的优点是“对事物研究细致、具体、严密，在科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缺点是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点，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与机械决定论。
所谓“还原”原意为简化、简缩、缩小。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张把复杂的对象分解为简单部分，从简单部分特性的已知来把握对象整体，主张以低级运动形式解释和说明高级运动形式，进而说明世界的图景。这是一种解剖式和分解法，排除一切偶然性和变量，抓住一条线索追踪来源，探寻因果联系的单项、平面、线性思维。
机械决定论又称拉普拉斯决定论。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已经决定的，无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只要找到一个宇宙方程，了解宇宙的起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就可以用力学的方程给予明确的描述，给予绝对的正确预言。[27]这种思维是一种直线因果的思维定势。
分析时代的形而上学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是：从研究对象看，它把文学当成一个独立实体并加以分解，孤立地进行某方面的考察；从研究内容看，已涉猎了较多方面，如文学与社会、文学特性、心理因素、形式因素等等，但分门别类地进行孤立研究，尚不能联系起来；从思维特征看，是单项、平面、线性因果的。应指出，我国文学研究中所流行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如果从思维根源上看，则与形而上学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还比它走得更远。
由于分析时代科学知识的积累，人们不仅发现了各门科学的具体规律，而且还发现了各门学科间相互联系以及相互联系所产生的一般规律，这就扩大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大多数科学都经历了一个把关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观念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比如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学说对于深入系统研究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遗传学对于深入研究生物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物理学，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对于化学……这些理论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确立了彻底唯物主义的系统性思想……科学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以“系统中心”代替“实物中心”。[28]
“系统中心”以“构成现象系统的‘种类’为中心，而个别现象和对象这时则表现为总体的构成部分，表现为它的因素、成分”。对象的系统性则要求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地观察事物，系统思维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要求把文学作为一个系统，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多元方法便是系统思维的必然产物。
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人们“所研究的现实被看成是多中心的、超系统的统一体，一种复杂现象的综合”。人们认识的内容不再是实物或系统，而是“复杂的对象——综合的多系统的现象及其全部各种层次的和多侧度的关系”[29]。即元系统。元系统要求人的思维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特征。实际上，目前“综合考察、综合研究、综合创造、综合发展、综合规划和综合管理等等，已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方式”。[30]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就是元系统思维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发展水平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必然趋势。可是与这种必然要求和趋势相比，我国当今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农业和分析时代，呈现出“封闭、求同、单向、直观、超稳定、亚节奏”的特点。[31]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则是公式化、程式化、概念化。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立足现在，我们再不能固守传统格局、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奋起直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来一个彻底革命，以迎接文学综合时代的到来。
[①]黑格尔语。转引自〔苏〕鲍列夫《美学》，第1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②][日]增成隆士：《美学应该追求体系吗？》，转引自《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册，第14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③][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④][苏]布什明：《文艺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⑤]此图载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8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⑥][苏]鲍列夫：《美学》，第1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⑦]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⑧]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⑨][印度]简恩：《科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基础现代模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⑩]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12～1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第202～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2]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6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3]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79
[14]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5]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7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17][苏]柯静采夫：《文艺学中的庸俗社会学》，《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18]吴远迈：《苏联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向》，《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19][苏]鲍列夫：《美学》，第532～53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0]高利敏：《当代苏联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新观念的发展》，《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1][苏]鲍列夫：《美学》，第52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2]滕云：《批评的主体意识、多元态势与综合态势》，《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3]陈晓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新华文摘》，1985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
[25][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2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6]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5
[27]《大科学的群体论》，《望》，1986年第3期
[28][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9][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篇6
一、文言文字词教学中的难点分析
文言文的字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类。实词有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四种用法。虚词不具有实在意思，只是起到勾连句意的作用。初中学生掌握不好文言字词的意义和用法，主要由于以下一些原因：
（一）一些古代汉语的字词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按现代人的常规思维来加以理解，给学生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比如“贼”“盗”二字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刚好互换；又如“河”在古代特指黄河，现代则指所有河流；“子”在古代指子女，现代特指儿子，如此等等。
（二）古代汉语在现代缺乏植根的土壤。语言只有使用才能体现其价值，才能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古代汉语难以找到“用武之地”，人们对其并不重视。学生也只是因为要考试才学习文言文，所以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并不高，学习的热情和决心也不大。
（三）文言字词的教学活动比较枯燥乏味。一般老师在开展文言字词教学时，主要采用串讲法，直接讲出文言字词的意义或用法，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这样的方法虽然最省时省事，但枯燥无味，难以引起学生兴趣。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学生掌握不好文言字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文言文与学生缺少关联，既与现今学生的日常生活缺乏关联，也与学生的认知能力缺少关联。因此，研究如何把文言文字词教学与学生加以关联这个课题，探究文言文字词教学中的关联策略，对于促使初中生掌握好文言字词，进而学好文言文有着关键意义。
这里所说的关联策略，指促使学生的感官、思维与文言文字词知识紧密联系的方法策略。法国学者DanSperber和英国学者Deirdre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中提出了“最佳关联”的概念。“最佳关联”指“受话者在理解话语时用尽可能小的处理努力来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①。这一概念刚好可以用来解释我们所用的关联策略的意义：教师通过关联策略的运用，使学生能够通过最小的努力来获得对文言字词意义和用法的理解，进而理解文言段篇的意义。
二、文言文词义教学关联策略举隅
（一）对字词意义的探究与字词的本源相关联
在文言文字词教学中，有些字词的解释不容易理解，或者容易搞混淆。究其原因，可能是时间过于久远，该字词的本义已经与现在我们常用的意义距离很远，甚至好像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去探究该字词的本源，通过本源理解和牢记该字词的意思。
比如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一箪食，一豆羹”容易解释成“一篮子食物，一锅豆煮的汤”。这是因为学生想当然地把“豆”理解成了现在生活中的“大豆”“黄豆”等植物果实了。这时老师可以跟学生讲讲甲骨文的“豆”字写法——，学生就很容易地理解了“豆”其实是古代一种盛食物的器具，也就自然明白了这句话中的“豆”和前句的“箪”一样都是作量词的。
又比如文言词“即”解释为“靠近，接近”，“既”解释为“已经”。这两个词的意思就很让人费解了，而且学生还搞不清两个字的写法和用法。怎么区别呢？还是来看这两字的本源——、。“即”与“既”的左半边是相同的，在甲骨文中都是“豆”，表示一个盛满了食物的器具。而“即”的右半边是一个跪向食物的人，表示人靠近食物，即将就食，所以该字表意为“靠近”。而“既”的右半边也是一个跪着的人，但他是反向而跪的，说明他已经吃饱了，所以该字表意为“已经”。这样，不必死记硬背，学生就能掌握两字的不同含义和用法。
（二）对字词意义用法的探究与成语相关联
有很多实词或虚词的意义和用法的影子仍出现在我们至今还常用的一些成语中。所以，我们可以把两者联系起来，实现互相映照、深入理解的目的。
比如《唐雎不辱使命》中“以头抢地”的“抢”字解释为“撞”，不好理解。我们把这个字与成语“呼天抢地”联系起来，就很容易理解了。再比如《陈涉世家》中“楚人怜之”中的“怜”解释为“爱戴”，如果与成语“惹人怜爱”相映照，就自然理解了“怜”字的含义。又如《伤仲永》中“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一句，“奇”“宾客”分别解释为“认为……奇怪”“把……当作宾客对待”，都是意动用法，学生一直理解不了。我们可以搬出具有同样特点的一些成语，如“不耻下问”“不远千里”“厚古薄今”等，让学生明白其中的“耻”“远”“厚”“薄”都是同样的用法。这样对照着理解，学生就会形成“意动用法”这样的用法概念，也就能够举一反三了。
这样的办法在文言文教学中可以广泛适用。下面的例子中，老师在《陈太丘与友期》的教学中用表格的形式，把文言字词的教学与常用成语进行了很好的关联，使学生能够比较牢固地记住这些字词的意义和用法。
（三）对字词意义的探究与学生的身体或肢体语言相关联
在文言课文中，有一些是描写人物言行的字词语句。本来这样的字词意义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因为文言文已经经过了几千年，有些字词的意义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已经消失了，所以学生在读到这些字词句时还是感到一头雾水。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以尝试把这些字词与学生的身体或肢体语言相关联，以帮助学生理解其含义。
比如在《核舟记》一文中：“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其中的“比”该如何理解呢？老师就可以在课堂上让两位学生扮演黄庭坚和苏轼，让他们来模拟这两个人坐在船上的情状。通过模拟，学生就会发现，这个“比”与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比较”之意无论如何也搭不上边，只能解释为“靠近”。再如此文中另一句“矫首昂视”，“矫”字在现代汉语中一般解释为“矫正”，在这句话中，只要让学生学着做一下“昂视”的动作，那么学生必然就会把“矫”解释为“抬起”。
这种关联可小可大。说“小”是指在课堂中让学生针对某个或某些字词句的理解来进行模拟，从而理解字词句的意思；说“大”则可以开展课本剧的改编和表演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不仅能准确深入地理解文言字词句的意思，而且还能通过表演感受到文中人物的性情，把握住文章的主旨。笔者就曾指导学生对一些叙事性的诗文（如《石壕吏》《曹刿论战》《愚公移山》等）进行改编和表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四）对字词意义的探究与生活相关联
学生之所以觉得文言文不好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文言文与他们的生活距离太远，觉得文言字词的意义有很多与他们的生活中的常用意义没什么关系，所以有人戏称文言文为“第二外语”。如果我们注意把文言文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关联起来，把文言字词的意义与我们的日常用语关联起来，那么就能使学生比较容易地掌握一些文言字词的意义。
比如《夸父逐日》中“欲得饮，北饮大泽”一句。第二个“饮”做动词，解释为“喝”，这个大家都懂。但是第一个“饮”解释为名词“喝的水”，有些学生就不理解。我们就可以把学生熟知的“冷饮”“冰饮”引入课堂，学生自然把这两个词解释为“冷的饮料”“冰镇的饮料”，也就自然明白这里的“饮”字是个名词。依此类推，就能理解“欲得饮”的“饮”是作名词理解的。再如《曹刿论战》中“故克之”的“克”，我们可以联系感冒药“快克”，那么学生就自然理解了“克”字的意思是“战胜”。
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下面一些例子：
（五）对字词意义用法的探究与已学字词知识相关联
有些实词是一词多义的，而许多虚词的用法也是变化多端的。要想靠死记硬背来记住这些字词的意义和用法，肯定是费神劳力却又效果不佳的。所以我们应该注重在学习过程中的横向联系，通过比较来了解字词意义和用法的多样性和关联性。
比如文言实词“许”，其意义是多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初中文言文课文中所有包含这个字的句子都找出来比较一下：①高可二黍许（《核舟记》）；②曳屋许许声（《口技》）；③不知何许人也（《五柳先生传》）；④潭中鱼可百许头（《小石潭记》）；⑤时人莫之许（《隆中对》）；⑥遂许先帝以驱驰（《出师表》）；⑦杂然相许（《愚公移山》）。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把“许”的用法归为四类：一是表示估计数目，可解释为“上下、左右”，如例①和④；二是拟声词，为例②；三是解释为“处所、地方”，如例③；四是作动词，解释为“同意、答应、赞同”等，如例⑤和⑥⑦。这样的比较联系在学习文言虚词时也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学习文言字词知识，采用新旧知识的联系和比较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手段。尤其到了初三的中考复习时，教师就会把三年学到的重要实词和虚词的意义和用法进行梳理、比较、归类，形成知识系统，最终列出“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和常用虚词用法表，来帮助学生搞清楚这些字词的意义和用法。
（六）对字词意义用法的探究与课文人物形象或作者相关联
有些文言字词的意义可以有多个说法，所以有些学生就会认为只要随便选择其中一个作为义项即可。但是，如果我们在教学时注意引导学生把字词的意义与人物形象的特征或者作者的感情倾向等相关联，那么我们就可以选出更为切合文意的义项，这样的选择也就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文章，感受主旨。
比如文言词语“鄙”，其义项有二：目光短浅；见识短浅。这两个解释乍看之下好像区别不大，但如果进入到语境之中，那就可能区别很大了。在《出师表》和《曹刿论战》分别有两个含“鄙”的句子：先帝不以臣卑鄙；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我们联系两句所论述的对象——臣（即作者诸葛亮）、肉食者（文中指鲁庄公）。联系前句是诸葛亮在自述出山经历，为的是突出先帝刘备礼贤下士的特点，显然是自谦之词；后句是指责当权者的缺点，即后文中鲁庄公把打仗胜利的希望寄托于近臣和神灵。这样联系之后，我们就比较能肯定，前句中“鄙”字解释为“见识短浅”比较恰当，而后句中的“鄙”则应该解释为“目光短浅”。
（七）对字词意义的探究与其他文本相关联
有些字词表面看来意义比较简单，很容易翻译。但是如果只是简单直白地翻译一下，学生或许能够明白其意义，但对于整篇文章的解读可能帮助不大。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故事和意义，那么不仅能使学生明白这字词的意思，还能够进一步理解文章的内涵，对于理解文章主旨也会有所助益。
比如《孙权劝学》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这句中的“论议”二字，解释一下很简单，就是“议论、谈论”。但是如果就这样解释一下，学生难免会有这样的疑惑：他们究竟“论议”了些什么，让鲁肃如此“大惊”呢？这时老师可将《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中所记的“论议”之事交代给学生，学生就自然理解了鲁肃态度变化如此之大的原因，而且也对孙权善劝的特点有了更深的认识。
（八）对字词意义的探究与其他艺术形式相关联
在解释文言字词的意义时，有些字词的意义与现代汉语的意义出现了偏离，学生一下子难以准确解释其意义。在这时老师可以找与之相关的艺术形式来进行关联，比如音乐、美术等，以帮助学生正确解释字词含义，正确深入理解文意。
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把对文意的理解与绘画这种艺术形式相关联的做法。有两位老师，分别教学《童趣》和《狼》这两篇课文，都用到了绘画，但用法各不相同。在教学《童趣》时，老师先是要求学生研究课文插图，要求学生找到与插图相应的课文语句，然后要求学生自由选择课文中的语句，学习插图画法口头构思画面内容，用这样的办法来促使学生正确解释文言字词，深入理解课文语句。在教学《狼》时，老师绘制了两幅“杀狼图”，让学生根据课文语句来给这两幅图挑错，通过挑错的活动使学生理解了文中的重要字词。这两种方法异曲同工，都是把相对抽象的文字与直观的画面关联起来，从而起到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正确理解字词意义，深入理解文章主旨的作用。
三、文言文字词教学中关联策略运用的要点
（一）激发好奇心
之所以运用关联策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生对文言文兴趣不大，甚至有些许鄙弃。要想改变学生这种不正确的态度，那么就要想一些办法让学生转变对文言文的固有看法。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初中学生的好奇心理，使他们对学习文言文产生兴趣。所以，教师在运用关联策略时，要注意想办法让学生在学习文言字词时产生并保持兴趣，以使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注意力保持得更持久，学习的效率变得更高。
上文中提到的几种关联策略都是很有实效的，比如在解字释词时展示该字词的源起和变化，学生看到汉字由甲骨文的图形特征慢慢转变成现在的符号特征，趣味盎然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理解了字词的含义；又如教师把字词意思与绘画相关联，或要求按句意画图，或要求给配图挑错，学生既学习了字词知识，又发挥了观察、想象能力，可以很好地激发其兴趣。
（二）选用适当策略
这里所说的选用，就是选用不同的关联策略学习不同的字词知识。大致来说，对实词的解释比较适合使用那些与肢体、生活、相关艺术等联系密切的关联策略，而对虚词的解释则比较适合用与已学知识相关联的策略。
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关联策略应该是各有针对的字词的。比如一些字词要通过汉字本源——象形字才能够理解其意思，那么这些字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该字的古义与今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此古义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不见了。比如上文中的“豆”字，现在已经不再表示“盛食物的器具”这一含义了。因此，语文老师应该细细研究文言字词的类别及特征，以选用适用的关联策略来帮助学生理解其意义。
（三）解决学习难点
学习文言文时，教师应该把主动权交给学生，放手让他们去自己想办法解释文中的字词意义，只有在学生确实遇到了困难时，教师才运用一定的关联策略帮助学生解决困难，渡过难关，以便顺利地进入到下一个活动环节。
因此，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预见性和灵活性。在备课时应表现出预见性，预先了解学生在文言文学习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比较难解决的困难，而针对这些困难，可以运用哪些关联策略加以解决。有了这样的考虑，教师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准备，这样就不至于在授课环节中出现措手不及、手忙脚乱的情况，或者一遇到困难教师就“一言堂”加以解决，而使得学生得不到锻炼。在有了充分的准备以后，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还要表现出灵活性的特点。因为备课的内容毕竟只是预设，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有时教师以为是一个难点，而在课堂中学生却靠自己的学习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教师就只好舍弃之前的预设；而有时也会出现教师认为并不困难的知识，学生却面面相觑、束手无策，那么此时教师就要急中生智，运用合适的关联策略引导学生解决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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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篇7
[关键词]物联网技术；课堂教学；教学创新；专业基础
[Doi]1013939/jcnkizgsc201615126
2011年起，高职院校开始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的招生，经过三届学生的培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由于物联网技术是近几年快速发展的技术，无论是技术本身还是高校相关专业建设与教学经验都处在探索与实践之中，特别是高职院校，由于师资与实训资源的短缺，对相关物联网专业的建设有更多的困惑。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从2012年开始招收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学生，已毕业一届另有一届学生进入顶岗实习阶段，从这些学生的反应来看，普遍认为《物联网技术概论》这门课十分重要，是这门课让学生认识和了解到了物联网技术相关知识和应用前景，特别是增强了学生对未来就业的信心，提升了对专业学习的兴趣，同时也提出了创新改革的建议，这些都是做好《物联网技术概论》课程教学的动力。《物联网技术概论》是一门物联网技术从业人员的知识普及课程，知识涉及面广而杂，对学生学习的背景知识要求高，而高职学生素质相对较差，在这现实情况下，如何开展好此课程的教学将直接影响后面专业课程学习，因此《物联网技术概论》课程的教学创新研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学情与课程
11学情分析
高等职业院校目前在中国高校中已占据半边江山，高校大规模的扩招带来最明显的特点是生源质量激剧下降，特别是民办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更加突出，绍兴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民办院校深有感受，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不少学生进学校抱的是来玩的心态，家长只是让孩子在学校度过这三年时光罢了。二是高考成绩明显下降，高中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三是为了达到招生数量，招收大量文科生来读工科专业。四是招生中出现大量调剂生，进校后学生读的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导致学生对所读专业无兴趣。五是受到社会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学生没有学习的动力。绍职院物联网专业每届招生二个班的规模，学生素质不高，特别是文科性占据近半，另外，由于物联网技术是较新的技术和专业，社会对其认知相对少和肤浅，早期招生调剂生比较多，对专业不了解更谈不上以后的就业对象在何处，学生比较迷茫。
12课程背景
高职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培养的是产业链上生产一线的具有一定物联网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物联网技术应用技能的专业人才。以就业为导向职业能力培养为目标是高职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人才培养目标从分析职业就业岗位能力需要出发，依据物联网专业人才多类就业岗位的能力要求来确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物联网技术是综合性技术，它涉及计算机、通信、控制、电子和软件等技术，涉及的知识面广而深，专业课的开设一般会重点放在某一方向，不可能涉及物联网技术的方方面面，更何况高职院校本来学制就短，有效课程学时更少，因此完全有必要开设一门课，较全面介绍物联网所涉及的主要技术和应用，《物联网技术概论》就是这一思想的结果，由这门课来开启学生对物联网的学门，通过此课程来认知和了解物联网的主要技术和行业应用，启发和引导学生对学习物联网的兴趣，展示给学生未来就业的前景与希望。
2课程定位与教学内容
21课程定位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随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而构建。以“岗位―能力―课程”的思路来搭建课程体系体现职业能力培养的特点。整个课程体系由四大模块组成：一是通识课程；二是专业基础课；三是专业核心课程；四是专业拓展课程，以知识渐进的方式组合而成。课程背景论述中已说明《物联网技术概论》主要是为了解决学生对众多物联网技术知识的普及和了解，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认识与兴趣，是一专业知识的入门课，所以该课程是专业基础课，处在通识课程之上专业课程之下，起到专业学习承下启上的重要作用。此课程虽定位为专业基础课，但与一般的专业基础课如《电子技术基础》之类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是后面众多专业课的浓缩简介以及未能开设相关课程的介绍，信息量相当大，需要一定的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等相关的背景知识为前提，由此一般放在第二学期开课比较合适，但也有的学校如无锡职院已从第二学期调整到了第一学期。
22教学内容
物联网技术目前还处在快速发展与变化之中，很多技术也不是十分成熟，无论是其内涵与外延也不是十分清晰。但是从目前大家所熟悉而常见的来说一般从物联网三层体系结构的角度来考虑。每一层都涉及大量相关技术，如以感知层来举例，感知层主要是解决物体识别与信息采集并转发，核心技术有传感技术、射频识别技术、条码识别技术、memS系统、目标定位和近距离无线传输等多类型技术。三层体系所涉及的技术都比较复杂，那么如何选择课程教学内容将是很关键的问题，作为专业基础知识普及入门性质的《物联网技术概论》，主要以学生易掌握、提兴趣、开阔眼界为目标出发，宜采用知识范围涉及较广的教材作为学生的课程教材，当前此类教材已相当丰富，但内容千差万别各有侧重，经过多方调研和认真对比，绍职院选用了由清华大学刘云浩教授编著的《物联网工程导论》，此教材是国内同类中较早推出的教材，教材内容较全面地覆盖了物联网所涉及的相关技术并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应用案例。当然对于高职学生是不能完全参照讲解的，具体讲课务必按学生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取舍。
3教学手段与方法
《物联网技术概论》属于理实一体的课程，从教学内容上看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传统的课堂教学以老师主讲学生在课堂被动听的方式进行，应当说这种形式对于理论课的教学有着较好的效果。但是在高职民办院校，学生的生源素质相对较差，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讲授不同程度上有些抵触心理，从经验来看，学生一次二学时的上课，老师讲解不超过一学时为好，因此，在教学上采用了多种手段来调节和缓解学生的课堂状态。一是在讲解理论知识时，多用日常学生生活中案例来说明，如讲到RFiD时用学生证和身份证来说明，这样就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二是多用视频和图片等多媒体的形式来讲解，如讲到移动通信技术时采用动画和视频来说明基本工作原理，这样贴近学生的爱好又容易理解移动通信的基本原理。三是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在讲解完理论知识后，布置课堂作业，安排学生上网查找相关资料补充学习。四是针对课程部分内容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教师适度参与。五是适当安排学生现场参观与交流，然后结合参观交流时所见所闻来讲述相关物联网技术。多种课堂教学手段的应用，大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把相对枯燥的理论教学扭转为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受到学生一致好评，教学效果良好。
教学计划中的三分之一课时用于实训教学。实训分两块，一是校内实训室进行，二是校外协作企业展开。本课程以传授知识为主的课程，实训教学是作为知识引领的补充手段。校内实训室主要让学生了解如RFiD，无线传感器网络、传感器和网络传输方面的一些实训设备，以感性认识为主。校外实训主要到校企合作的企业参观体验，如到绍兴科创中心参观物联网产业应用，到诸几智慧农业示范区参观智能农业应用等。通过这种开放式课内外结合的实训形式，有效地推动了学生的好奇性和兴趣，大大增加了学生对未来专业课学习的动力和就业前景的向往。
4考核与分析
课程考核是检验课堂教学质量的最终环节，本课程的教学考核采用过程性与终结性两种考核的结合。二类考核如何划分比例可视情处理，但从课程教学的手段和方式来看，应更加重视过程性考核，本课程过程性考核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校内实训评价、校外实训评价、课内（外）作业评价、学习态度等几个主要方面。终结性考核是期未完成教学要求后的知识检查，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在最近三届学生的终结性考核中，采用了大作业与卷面考试二种方式进行摸索，从学生反馈的情况来看，比较喜欢大作业作为期终考试，但这种方式容易给学生造成易过好学的懒汉心理。卷面考试可以有开卷和闭卷两种形式，分别在二届学生中进行了尝试，由于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试卷的难易程度要控制好。
《物联网技术概论》课程在绍职院历经了三届学生的课堂教学，应当说是在前进中的探索与实践。第一届有近一半的文科生，期终考试采用了大作业的形式，从上交的作业来看总的来说表现良好，但深入后发现大多原封不动地抄袭于网上资源。后二届采用了卷面考试方式，相对难一些，出现部分学生的不及格。从课程教学整体分析，学生通过一学期的物联网相关知识普及性学习，对物联网技术有了一个较全新的认识和了解，大大缩短了学生与物联网专业的心理距离，关键是提高了对专业学习的兴趣，为后面进一步的专业学习课打下了良好基础。
5结论
《物联网技术概述》这门课在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中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经过几届学生的教学摸索与实践，探索出了本课程理实一体化的教学设计与思路，针对民办高职学生生源素质不高，结合绍职院专业建设现实，选好合适教学内容，通过五种课堂教学形式，激活了学生对本课程的学生兴趣，也提升了对专业的认可度，从毕业和顶岗实习的学生反馈情况看，收到了较好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新物联网应用技术实训教学探索与实践[J].中国市场，2016（2）：113-115
[2]曹建峰物联网导论课程的构建与实施[J].物联网技术，2014（5）：86-87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台湾地区；比较政治；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2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以本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地区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方法的运用为基本特征。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先后成立了若干个研究机构①，出版了专门的研究性集刊②，也陆续召开了多次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研讨会③。对此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前景，曾有学者乐观地用“蓄势待发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做过总结[1]。不过，相比于大陆，海峡对岸的同仁们要更早地投身于比较政治研究，也已经有了很多的学术贡献。这里，笔者将从概况介绍、基本领域、重要问题和特点评述几个方面对他们的研究作简略的阐述。
一、概况介绍
1949年政府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随行的有数十万大军和党政要员，还有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这些人抵台后仍继续着原先未竞的研究工作，他们辛勤地培养下一代学术接班人，并运用自己的学术智慧撰写和修订各种填补空白的著作。例如与比较政治相关的就有萨孟武、刘庆瑞合著的《各国宪法及其政府》（台大法学院事务组1958年）、邹文海和杨幼炯的同名著作《各国政治与政府》（正中书局1961年和1963年）、张金鉴的《欧洲各国政府》（正中书局1968年），以及罗志渊（字孟浩）编著的《法国政府及政治》、《各国地方政府》、《英国政府及政治》、《美国政府及政治》、《日本国会制度》（正中书局1956年、1959年、1964年、1965年和1967年）等。这些著作都曾多次再版或印刷，它们对台湾新一代政治学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启蒙作用。
不过总体上看，台湾的政治学者是从大约20年前才开始系统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在此之前只有一些零散的、以国别政治描述为主的研究。这种学术兴趣的转向固然是该地区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结果，且得益于这样一个因素：众多接受国外政治学专业训练的人陆续回台从事本学科的教学研究，但更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亦即它与特定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适应解严后政治生活的新变化和克服“宪法”实际存在的矛盾和破绽，台湾进行了多次“改革”④。面对着日渐陌生的“架构”，政治家们迫切希望加强对国外相关政治制度的了解，以明确“总统”直选、双首长制、小选区两票制等应当如何操作，这就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开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台湾各高校的政治学教师是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具有国外访学的经历，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这当中的佼佼者包括台湾大学的朱云汉、王业立、吴玉山、张佑宗；政治大学的吴东野、蔡增家、张台麟、洪茂雄、黄纪、游清鑫；东吴大学的黄秀端、吴文程；世新大学的彭怀恩；中山大学的顾长永、徐正戎；成功大学的宋镇照；淡江大学的陈鸿瑜；中兴大学的蔡东杰；东海大学的胡祖庆、沈有忠、张峻豪；文化大学的苏子乔等等。除此外，在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大学、台北大学等校的政治学系或公共行政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和欧美研究所，中山大学的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淡江大学的欧洲、美洲和亚洲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学系，成功大学的东亚发展暨治理研究中心，也都有比较政治的研究者。
得益于众多研究者的集体努力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又伴随着政治家的期许和支持，台湾地区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最近20至30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以专著、译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它们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台湾比较政治研究的雄厚实力。说到专著，要数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的“各国政府与政治系列”（后改名“比较政府与政治系列”）最具代表性。该系列经营多年，影响非常大，里面收录的很多著作都由权威学者撰写，且被台湾讲授比较政治、比较政府的教师广泛采用为教材和参考书。译著方面，韦伯文化出版公司推出的“比较政府与政治丛书”、“民主化丛书”、“制度理论丛书”、“政党与选举丛书”都包含有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像利普哈特的《新兴民主国家的选择》（1999年）、威亚尔达的《比较政治的新趋势》（2000年）、盖伊・彼得斯的《比较政治的理论与方法》（2003年）、彭宁斯的《比较政党制度变迁》（2006年）、兰德曼的《最新比较政治的议题与途径》（2007年），等等。其它一些学术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桂冠图书公司、幼狮出版社、三民书局，也曾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和译著。至于论文，就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大多发表在下列期刊上：《问题与研究》、《东吴政治学报》、《政治科学论丛》、《台湾政治学刊》、《政治学报》、《台湾民主季刊》、《选举研究》……这些期刊都属于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特别是由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辑的《问题与研究》，它所刊载的比较政治研究论文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由于台湾有很多学术研讨会把参会论文集结成册出版，因此不少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以这种所谓“专书论文”形式发表。此类文集如姚志刚等著的《法国第五共和的运作》（业强出版社1994年）、苏永钦主编的《政党重组：台湾民主的再出发？》（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版）、宋镇照和周志杰主编的《变迁中的东南亚政治：制度、菁英与政策的磨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台湾的学术规范确立较早，为满足各种形式要求，学术论文的篇幅常长达两三万字，加之长期又形成了重期刊论文轻著作的浓厚倾向，故此对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整个学术共同体来说，这些论文往往比著作的分量更重，也可能更多地被引用。
（二）选举与公民投票
台湾举行选举的历史很长，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其各县市的政府、议会已逐步实现直接选举。进入90年代后，李登辉推行“”改革，又陆续实现了“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随着选举对政治生活变得日益重要，学者们也适时地从不同角度加强了对它的研究。首先是对各国总统选举方式的介绍和评论，如王业立的专论《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该文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比较了“相对多数决”与“绝对多数决”的不同，又以国外总统选举的经验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对不同选举制度的采纳是否可能改变选举结果，以及不同选举制度对于政党政治的发展会造成何种不同的影响B15。其次是对议员选举方式特别是单一选区两票制的研究，具代表性的包括吴东野的《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方法之探讨：德国、日本、俄罗斯选举之实例比较》以及苏子乔和王业立的《为何废弃混合式选举制度？――意大利、俄罗斯与泰国选制改革之研究》。前者从比较的角度剖析了在国会选举中同样采纳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德国、日本、俄罗斯三国如何因为计票方法的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选举结果[8]。后者则发现“意大利、俄罗斯、泰国三个国家取消混合制的主要行为者和动力各有不同：俄罗斯是基于普亭垄断权力的制度布局；泰国是基于军方力量的复辟；意大利则是基于小党的要胁”[9]。再次是就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而进行的分析，如苏子乔和王业立的论文《总统与国会选制对政党体系的综合影响：跨国分析》和林继文的论文《选举制度、选民偏好与政党体系的分化：东亚三国（和地区）的比较》。前者发现，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其国会有效政党数在整体上明显多于国会选举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而不论是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或是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有总统直选制度之国家的国会有效政党数，明显少于无总统直选制度的国家[10]。后者则指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下的有效政党数取决于选区应选名额m与选民的偏好结构，当选民重视政策理念时，此一选举制度将使有效政党数趋近m+1，然后文章通过假设理念型选民的比重和都市化程度成正比，并以农业人口比例和选区应选名额为自变量，解释了台湾、日本与韩国在过去数十年间有效政党数目的变化[11]。最后是对公民投票和复决B16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谢复生等的《公民投票制度比较研究》、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谢复生教授等的研究报告对民主先进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举行过的公民投票的时间、议题类型、投票结果、特征进行了全面考察，得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如“以目前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实施经验来看，公民复决的议题仍以与国际条约和组织有关者为最多”，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体制类’公民投票所占比例非常高”且“独裁政权往往喜欢用公民投票方式以显示人民强烈的支持”[11]。曹金增博士的著作既阐述了公民投票的含义和功能，更通过考察各国实施的公民投票经验而提出了公民投票的三阶段发展论，即为寻求独立之公民投票时期、为寻求代议民主之公民复决时期及为追求人民直接立法之公民创制时期B17。李昌麟教授的专著则通过对全球公民投票制度的探讨，概括总结了全世界的三种主要投票模式，即集权式、权力下放式和政党式的投票模式；以及六大投票系统，即丹麦系统、法国系统、意大利系统、瑞士系统、混合系统、拉丁美洲系统B18。除此外，林水波、林佳龙、曲兆祥、张台麟、汤绍成、黄伟峰、李俊达等学者也对公民投票和复决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
（三）分立政府与联合内阁
“分立政府”本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术语，指当总统属于一个党而国会两院中至少有一个议院为另一个党控制时所出现的局面，后来也被用以泛指行政部门所属政党无法有效掌控议会时所出现的局面。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行“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由此就在理论上出现了“总统”职位与“立法院”多数分属不同政党的可能性，于是学者们也相应加强了对分立政府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重礼先生发表的多篇关于美国分立政府的论文。在《美国“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体制运作之比较与评析》中，吴先生指出，美国的“分立性政府并不必然导致行政与立法部门的较劲冲突。首先，美国设计重视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分立，可以保障双方独立的地位，而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制衡，又可以防止任何一方垄断权力……其次……在组织松懈的美国政党架构之下，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的差异甚少，因为总统为推行其政务，减少议会的阻挠，必须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与同党及反对党议员保持接触，减缓对抗的可能。”[12]而在《设计、政党政治与权力分立：美国分立政府的运作经验及其启示》中，吴先生不仅概要探讨了美国分立政府的肇因、运作及其影响，还介绍了美国体制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改革分立政府的建议，即强化政党功能与政治责任及改善府会的互动机会，并以此为参考而提出了完善台湾“体制”的七项建议[13]。
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在1987年就已开放“”，允许自由组党，而多党竞争之下的“立委”直选有可能造成“立法院”中任一政党都无法控制绝对多数的复杂局面，并为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结盟留下政治空间，因此学术界也从很早起就未雨绸缪地开始了对联合政府（内阁）的研究B19。这方面最具影响的论著有原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和韦伯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陈坤森著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前者是新野论坛举办的多次讨论会、座谈会的成果汇编，内中包含了王业立和陈坤森对各种联合政府类型和成因的梳理，叶阳明等多位学者对德、法、日三国联合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以及杨日青、隋杜卿、陈淑芳对支撑联合政府运作的各种制度条件如政府体制、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国会制度等的论述B20。后者是陈坤森的博士论文，它收集了18个内阁制国家563次内阁的组成数据，然后运用动态的统计数据和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如“总体层次的宪项对联合内阁的影响，既深远且根本……它的影响力高过于个体层次联合内阁的竞争行为”，“联合内阁发生频率大致与议题面向呈现正相关”，“有效政党数目与不成比例性两者呈反向关系，比例代表制对小党较为有利，但易于产生联合内阁的局面”，等等B21。
B11具体内容参见沈有忠的《威玛宪奏曲――半总统制宪法的生命史》，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
B12具体内容参见吕炳宽和徐正戎的《半总统制的理论与实际》，鼎茂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
B13参见吴玉山的《半总统制下内阁组成与政治稳定：比较俄罗斯、波兰与中华民国》（载《俄罗斯学报》2002年第2期）；沈有忠的《半总统制下的权力集散与政府稳定：台湾与威玛共和的比较》（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半总统制的崩溃、延续与转型：威玛共和与芬兰的比较》（载《问题与研究》2010年第49卷第2期）和《半总统制不同政府类型下的二元行政关系――台湾与罗马尼亚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4年第11卷第9期）；陈宏铭和梁元栋的《半总统制的形成与演化――台湾、法国、波兰与芬兰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07年第4卷第4期）；许恒祯的《台湾与蒙古半总统制下政府形态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12年第30卷第2期）；王维芳的《半总统制新兴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与政治稳定：蒙古及波兰的比较分析》（国立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林继文的《共治可能成为半总统制的惯例吗？法国与台湾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27卷第1期）；廖达琪等的《半总统制下的国会监督――从法制面比较台湾与法国国会的监督能量》（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2期）。
B14参见沈有忠的《半总统制“权力总统化”之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2年第9卷第4期）和《半总统制下行政体系二元化之内涵》（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李宜芳和石鹏祥的《半总统制的总统任命权与免除权对于总理任期的影响》（载《东吴政治学报》2014年第32卷第4期）；陈宏铭和蔡荣祥的《选举时程对政府组成型态的牵引力：半总统制经验之探讨》（载《东吴政治学报》2008年第26卷第2期）；郝培芝的《半总统制的演化：总统制与内阁不稳定》（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1期）；张峻豪的《左右共治的类型研究》（载《东吴政治学报》2011年第29卷第4期）；黄宗昊的《左右共治vs.蓝绿共治――法国与台湾共治与否的赛局分析》（载《问题与研究》2012年第51卷第3期）；吴玉山的《半总统制：全球发展与研究议程》（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等等。
B15王业立的《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载《选举研究》1996年第3卷第1期，第4967页；在选举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王业立有非常突出的贡献，他所撰写的《比较选举制度》至今已出到第六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B16严格来说在选举与公民投票之间应作区分，前者着眼于挑选专司制定国家政策之责的政治家，而后者以让选民直接对特定议题发表意见为目的，但两者都采用选民投票方式来作决定，故此在这里也一并论述。
B17具体内容参见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
B18具体内容参见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
B19例如，早在1995年政治大学就曾举办过“联合政府学术研讨会”，当时参会并提交论文的有谢复生、韦洪武、黄德北、杨日青、陈坤森、邹笃麟等人。
B20参见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初版。
B21参见陈坤森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后在2010年由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B222004年，由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的《台湾民主季刊》创刊，而其所刊载论文的主题之一就包括“民主政治经验比较”。
B23参见刘德海的《南韩民主化与国家安全》，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金荣勇的《印尼的民主化运动》，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3卷第12期，谢尚伯的《民主转型国家的选举课责实践――印度尼西亚的个案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5年第12卷第3期；廖淑馨的《“民主联盟”主政的蒙古政府――民主化的考验》载《中国大陆研究》1999年第42卷第3期；洪茂雄的《论波兰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89年第29卷第3期；向骏的《墨西哥民主化运动之发展近况》，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2期；邓中坚的《墨西哥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5卷第7期；蔡东杰的《巴西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转机与危机》，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1期。
B24具体内容参见倪炎元的《东亚威权政权之转型：比较台湾与南韩的民主化历程》，月旦出版社1995年。
B25具体内容参见蔡东杰的《台湾与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较》，风云论坛出版社2002年，特别请参见第六章结论部分和第279280页的表6.1。
B26转引自李酉潭的《文武关系与民主巩固初探》，载《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1998年第1卷第6期，第134页。
B27具体内容参见陈佩修的《军人与政治：泰国的军事与政治变迁》，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9年。
B28具体内容参见汤世铸的《拉丁美洲军人政权之研究》，知书房1996年版。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篇9
一、多种途径培养学生的图片认知与文字概括能力
近年历史高考中图片类题目在材料论述题中占了不小的分量，这类题目主要是以文字为主干图片为树枝的形式出现。学生在作答时往往存在这些问题：找不出题目与课本内容的联系，概括不出文字的中心内容，回答严重偏离题目的要求。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教师在平时教学中要有意识培养学生对课本、地图册中的图片的辨别分析能力，引导学生将图片与课本相关内容有机联系起来，并以往年历史高考典型的图片题为例，正确引导学生掌握如何寻找解答的切入点、思考与课本内容的联系和组织文字的解题技巧，不断提高学生解答这种题型的能力。在历史教学中，教师通过多媒体展示图片，引导学生掌握观察图片，从图片中获取有效信息的基本方法，是提高学生解答图片类材料论述题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二、重视培养学生对文字资料性题目的解读能力
近年历史高考中，文字资料性题目在材料论述题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种题目符合学生的总体阅读水平，所提供的资料包含了一定的历史信息，它要求学生具有懂得解读文字资料并从中寻找到相关历史信息的能力，有时还要求学生从所获取的历史信息去分析概括历史问题，以考查学生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而学生在考试中的表现往往与上述要求相差甚远：或者因文字功底比较差而读不懂材料；或者基本了解材料的意思，但因为历史基础知识掌握不好，无法有效地将材料与课本的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或者不会组织答案内容，答不到要点；或者不会利用题目所提供的资料为自己的作答服务。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教师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加以重视，多提供锻炼机会，让学生学会思考学会有效组织答案。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近年历史高考论述题中出现了“不定论”的新题型，这种题型的特点是所提供的资料与教材内容不相吻合，很难从教材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主要是考查学生的历史观和思考历史问题的综合能力。教师在日常历史教学中应尽可能结合教学内容介绍史学新动态，以活跃学生的思维，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让学生感觉到看待历史问题是个动态的过程，提高关注历史的兴趣。比如在介绍火烧圆明园这段历史时，应注意将最近史学界对圆明园问题的研究动态融入到历史教学当中，同时对圆明园的修复问题作系统的讲解。这样可以增强历史问题的现代感，对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也有帮助。
四、通过开展研究性历史教学逐步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生是否具有自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成为历史高考论述题考查的一个趋势，考生在解答此类问题时需要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来组织答案，这种题型的主观性很强，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考生的得分率往往不高。因此，教师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提供一些适合开展自主探究活动的题目给学生试着自己去思考、探究，然后对学生的探究成果作客观的评价，并针对学生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类，引导学生逐渐摸索出自主探究历史问题的有效办法，不断提高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这种学习能力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是终身学习能力中的重要内容。
五、注重加强学生联系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
近年历史高考对考生联系比较历史问题的综合能力的考查有所侧重，因此我们的历史教学也要与时俱进，注重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有意识给学生提供更多练习解答这类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在面对这种题型的时候不至于发怵。比如可由17至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英、法、美等国的爆发，结合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思想启蒙运动等问题一起考虑，锻炼学生联系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
大学生联合对比论文篇10
【关键词】词汇联想测试；刺激词；二语心理词库
一、引言
心理词库源于心理语言学，指词汇知识存储于大脑的心理表征。二语心理词库是大脑中对二语词汇知识的长期永久记忆。心理词库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大脑中所有关于词形、词义及其用法的一个巨大仓库（Singleton，1999；Richards& Schmidt，2002；navracsics，2007）。词汇联想反应是指被试对刺激词的立即联想反应。依据研究目的，词汇联想测试分为一对一的单次自由联想、一对多的连续自由联想、限制性联想、间断性联想等联想模式；根据被试的语言水平，词汇联想测试分为听—说、听—写、写—说、写—写等实验方式。Schmitt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基于的假设是自动产出的联想反应词包含了心理词库中与刺激词联系最紧密的词。[1]由于联想词是一种很不稳定的心理过程，它与被试的经历、喜好、情绪、实验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词汇联想实验对个人心理词库的提取有所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由14名被试参与的实验结果的分析，挖掘二语心理词库的联想模式。
二、研究背景
近年来，借助词汇联想进行的二语研究方向主要从社会文化、语言熟练程度、词汇深度和心理词汇的组织四个方面对母语者和外语者进行比较。在国内，词汇联想也开始广泛服务于第二语言教学与研究。例如，白人立根据词汇联想测量结果讨论被动词汇的问题；张淑静、孙蓝和张珊珊等用它来比较双语者二语心理词汇和对应母语者的不同，并来诊断英语学习者词汇学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谢家成使用词汇联想测试探讨英语词汇学习中与文化有关的问题。[2]
三、实验设计
（一）被试
本实验的被试是10名英语专业研究生和4名非英语专业本科生。他们都是接受国内正式的课堂教育，通过高考正规录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有英语研究生都有至少十年以上的英语学习经历，他们在实验中被定义为高级英语学习者；4名非英语专业本科生有7—9年英语学习经历，在实验中被定义为一般英语学习者。
（二）工具
本实验使用的测试工具为看—写式自由词汇联想测试，即在样卷中给出刺激词，要求被试在规定时间内写出10个以上的与刺激词相关的反应词。这些反应词被分为聚合型、组合型、语音—其他型来进行统计分析。聚合型反应是指反应词与刺激词词性相同，并能在句子中执行相同语法功能的词，如assisthelp。组合型反应是指反应词与刺激词构成某种修饰关系，两者有序列或搭配上的关系，如cherishfriendship。语音及其他反应包括一些语音反应以及一些无法归类的反应。语音反应中反应词与刺激词读音相似，但没有语义联系，如beneficialartificial。[3]前两类属语义反应，后者为形式反应。
（三）刺激词
两组被试使用相同的刺激词。笔者参考了《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最后选出40个刺激词，其中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各10个。
四、实验结果和讨论
（一）实验结果
从图1看出，不论是高级英语学习者还是一般英语学习者，产出的反应词多为语义反应（聚合反应+组合反应）。但高级英语学习者产出的语义反应高达69.7%；而一般英语学习者的语义反应和语音及其它反应比例几乎各占一半。另外，高级英语学习者的聚合型反应高于其它两种反应，其组合型反应与语音及其它反应比例相近；一般英语学习者的语音及其它反应远高于聚合型反应和组合型反应，组合型反应比例最低。由此可知：一般英语学习者二语心理词汇本质上是语音的， 而高级英语学习者是语义的。即：学习者二语心理词汇的发展模式是由形式反应逐渐发展为语义反应。
对学习者的二语心理词汇性质及发展模式有所了解后，可继续分析高级英语学习者的二语心理词库四类词性的性质。
从图2可知，刺激词的语义反应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名动形副。名动形的形式反应相近，均在20%到30%之间，而副词的形式反应却接近40%。可得：高级英语学习者的二语心理词库中，四类词性词汇知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词汇间的联系也是不平衡的。对副词的记忆很多是没有意义的，即使记住了副词的词汇解释，也很难将其用于实处。
（二）发现与讨论
①整体而言，英语学习者给出的反应类型主要是语义反应；②一般英语学习者的心理词汇存在大量语音反应，说明语义联系并不十分紧密；。高级英语学习者的二语心理词库中，四类词性词汇间的联系是不平衡的③词汇知识深度与心理词汇的联系方式相关。心理词库的发展模式是从语音联结到语义联结的变化，从横组合反应到纵聚合反应的增加。④语音及其它反应词的产出可能是因为被试对这些词不熟悉；但也有可能是被试熟悉这些测试词，却还没建立起有意义的、较强的二语联系。如果一个词汇网络未形成或很脆弱，对该词的词汇联想反应则会出现以下情况：a.语音起支配地位，如cabletable.b.无语义语音联系，如footdeep.c.不符合英美人的语义联系或搭配，如faintdark。[4]⑤二语学习者不仅要能孤立地听出或读懂单词词义，还要注意和接触词义的其他方面，比如内涵、社会、感情，否则，可能造成二语词汇的聚合甚至组合能力差。其结果可能是被动词汇量不小，但在使用时感到吃力。
（三）不足
1.检索抑制
被试在多词联想中容易出现连锁反应和检索抑制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二语心理词汇性质测试的准确性。连锁反应是指被试给出的反应词并非对刺激词的直接反应而是对他前面给出的某反应词的反应。这也是导致语音及其他反应比例较高的原因之一。检索抑制是指当被要求为同一个刺激词连续提供多个反应词时，后来提供的反应词会被检索通道抑制，发生松散联想。
2.刺激词的选择
研究表明，人们对不熟悉的词往往会产生语音联想，对有点熟悉的词会产生组合反应，对非常熟悉的词会引起聚合反应。[2]笔者未预先注意到低频反应词与高频反应词的差异，选用的测试词多为高频词，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验结果。
五、结语
本次词汇联想测试，通过比较高级英语学习者与一般英语学习者的反应词类型探讨了二语心理词汇的性质和模式。另外，二语学习者语义联系不紧密，主要是跟二语学习中语言输入不足，一语的中介作用及词汇教学方法等因素有关。语言交际的实质是运用语言词汇交流思想。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根据相关的语境，基于特定的文化内涵和认知结构把词汇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所以词汇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建立二语词汇语义网络。
【参考文献】
[1]张萍.词汇联想与心理词库：词汇深度知识研究现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3）.
[2]袁登伟，李德高.词汇联想及其可操纵性[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0）.